学校法律服务方案十篇

时间:2023-10-02 16:55:05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1

对于高校档案管理而言,主要有档案信息需求者和档案信息管理者两个主体,其中档案信息管理者拥有充足的档案信息资源,档案信息需求者主要是校内师生和校外用人单位等,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博弈过程,形成我国高校当前档案管理中的“倒金字塔”现象。

1.国家对于档案信息开放和利用缺少相关规定

对于档案信息需求者和档案信息管理者而言,如果档案信息管理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为档案信息需求者提供所需的档案信息,档案信息需求者对于档案信息管理者给予正向评价,则两者就处于一种双赢状态。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档案信息管理者和档案信息需求者之间的双赢受到多种因素制约,从结果来看,高校档案馆可能都不是“零和博弈”的最终赢家。当前,学术界对于高校档案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认识和观点不完全统一,即使是在档案管理较为先进的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十分注重对个人档案信息的保护,一旦泄露秘密信息将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最高法院也对于行政机关赋予其文件机密保护的权利。我国档案法律法规规定,如果泄露档案信息,将会受到法律严厉惩罚。所以,对于我国高校档案馆而言,在对档案信息开放过程中,很难把握开放的界限,权衡利弊后,选择档案信息不开放政策,因为档案信息的不开放不会造成不可预期的后果,就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且,虽然不开放档案信息可能会在舆论上引起学校师生和部分用人单位的不满,但是至少不会引起任何法律和制度上的后果。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高校档案馆选择对学生不开放。因此,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当前相关档案和保密法律法规,对于学生档案信息开放没有明确规定,也缺少对档案馆信息开放的实质性约束和要求。

2.高校档案利用范围不明确

从档案馆角度来看,提供档案利用服务经常使档案需求者产生不满情绪,档案信息资料查找工作量较大、查找效率不高、满意度较低等,使档案馆认识到提供档案信息服务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且高校档案信息资料开放和利用受到各种关系的约束和学校各种规定的限制。因为档案馆只是高校系统的一个部分,还有教务部门、学工部门和教学院系,不仅要受到档案保密相关法律约束,而且还要受到学校规定的限制。为了确保档案馆提供档案信息服务不会产生不满意结果,各个档案馆基本上都采取制度性措施来限制档案信息的利用,无形中增加了档案信息利用的烦琐程度和难度。例如,以提供毕业生成绩单为例,为了档案信息资料的安全,学校一般都将档案馆放在较为隐蔽的地方,在校师生和社会档案需求者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档案馆。而且,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要求档案信息需求者必须要携带个人有效证件到馆办理查询手续,不支持电子邮件查询和电话查询服务,这对于档案资料利用者而言,手续十分复杂,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效率十分低下的过程,本身呈现出“倒金字塔”特征。档案信息需求者和档案信息管理者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而且结果也不一定十分理想。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档案馆提供档案服务,经济效益较低,甚至完全为零。从性质来看,档案信息服务是一个纯公益性过程,将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收取相应费用也不符合我国当前高校档案管理的目标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倒金字塔”解决措施

要有效减少高校档案管理中的“倒金字塔”现象的发生,不断降低不良后果,就要从档案馆自身角度,进一步明确档案信息开放界限,减少档案利用程序,减少档案资料利用的制度。

1.明确高校档案馆档案信息服务职能

我国200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高校中个人或有关单位,如果不按照规定及时归档,将档案据为己有,或者拒绝规定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而且校方要及时对直接负责人员和主管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已经构成犯罪行为的,由司法机关依法给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我国高校档案相关法律法规对于档案利用方面没有给予明确要求,从而降低了高校档案管理部门的“风险责任预期”,形成高校档案管理“倒金字塔”现象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高校档案信息开放范围,明确高校档案信息服务职能,在确保档案信息在法律规定的保密范围内,也要向在校师生和社会加大档案信息开放范围。

2.明确高校档案信息服务范围

如前文所述,出于保密需要,一些高校将档案馆设在学校较为偏僻的地方,而且不公开其电话和不建立网站,这些都无形之中扩大了档案信息的保密范围。为进一步减少“倒金字塔”现象,提高档案馆信息服务效率,高校档案馆不仅要为在校师生提供详细的档案馆地理位置信息,而且还要在网站上公布其档案信息咨询服务电话,建立档案馆网站,并依托网站,主动公开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的一些档案信息。

3.提高高校档案信息服务方式信息化

为提高高校档案信息服务效率,要不断建立完善服务方式信息化。第一,要按照档案管理法律法规要求,主动对照案卷目录,对其内容数字化,公开信息开放内容,减少档案信息需求者的盲目性需求,为其减少档案查询等待时间,减轻高校档案馆信息服务工作量。第二,对高校档案信息内容数字化以后,要建立检索内容关键词,实现档案信息搜索功能的便捷化,可以有效减少档案馆无意义的重复劳动,减轻高校档案馆在档案信息服务方面重复的人力劳动。

4.提高高校档案管理人员素质能力

高校档案信息利用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也就是说档案信息需求者往往对于高校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档案信息查询范围、自身享有的权限等都比较模糊。因此,高校档案馆要对自身的职能范围、工作权限有清晰认识,这些都需要高校档案管理人员加强自身职业培训。同时,要在高校档案馆实施信息化以后,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熟练使用各种检索工具进行档案信息内容检索,缩减无意义内容检索耗费时间,不断减少档案信息管理“倒金字塔”现象消极影响。

5.延长高校档案信息服务办公时间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2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律;诊所教育;社区

姜大源教授在研究了世界职业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趋势之后认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职业教育的课程应该从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出发;第二、职业教育要强调能力本位;第三、职业教育要求企业与学校合作;第四,职业教育中的工作过程很可能是一条路径、一个手段、一个结构。…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来讲,我们培养的人才应定位在:面向基层、面向法律服务一线。培养合格的应用性人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其中,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设置和突出岗位技能的教学内容改革成为教学改革的重点。本文结合我校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经验,提出了从诊所教育到社区服务实践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一、高职法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刻不容缓

进人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实用性人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呈现良好态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专业的毕业生转向改行,主要是由于课程设置与就业岗位群不太对口,过于强调理论教学,重视理论知识的讲授和灌输,忽视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提高,法律专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使得实践教学改革变得十分迫切。

1.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不适应高职教育特点

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重视法学理论的讲授和诠释,其具体方式是:教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诠释律令,讲案说例,然后学生自己读书看法,读的主要是律令和注释等。这种教育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单向灌输,或称“灌输式”教育,即教师在讲台上对所要讲授的知识逐一宣讲,引经据典,说文解字,并且根据其他部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对知识进行深化和扩展,使学生在教师的理论“轰炸”下记住所学的内容和知识点,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师生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考试只是侧重于对记忆力的考查而不是对知识的真正融会贯通。另一种则是通过案例进行教学,但所选案例大多是任课教师根据自身的偏好从教科书或网络上选取,且基本上已有结论,对于这样的案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相关知识,但学生不能从案例中学到实务操作的技巧,因而效果有时也会打折扣。

2.客观条件也制约了高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是承担高职法律课程教学的教师自身的条件的制约。一是这些老师基本上都是传统法律教育的产品,他们本身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理论知识丰富,专业功底深厚,但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教育模式也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沿习了导师的做法,再一次成为传统教育模式的传播者;二是高职法律教师还有一些尚未取得律师资格,繁重的教学任务也使得那些取得律师资格教师放弃了一些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会,自身条件的局限影响了教师进行实践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其次是一些高职院校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课程改革的硬件投入不足,有的院校没有建立模拟法庭、法律实训室、法律服务工作室等,有的虽然建立了模拟法庭或法律实训室,但设置不够规范,或者是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者是随意性强,使用效率不高。第三,高职法律课程设置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与国外先进的法学教育理论相比,我们的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等方面差距明显。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学教育对于从业者基本技能有十项基本要求,规定的非常具体而细致,这使其法学教育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可以大大减少法学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的盲目性。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盲目性较大,特别是高职法律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论证不够充分,相关部门强调理论教学以“必需”、“够用”为标准来设置课程,但“必需”、“够用”的标准却很含糊,有限的学时也影响了实践环节教学改革的进行。

3.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学改革潮流对法律

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能照搬普通高校法律本科的课程,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学改革潮流要求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要“贴”在一起,实践教学改革也应以就业为导向,学究式的理论研究方法、砖头般的学术专著、理论法学的比较研究等只能通过学术讲座的方式介绍给学生,法律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具体体现在对一个一个具体法律纠纷的解决上,而这种能力的提升仅靠课堂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探索新的实践教学改革思路已迫在眉睫。

4.诊所教育理念对培养实用性法律人才起到了积极影响

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种教育模式起源于美国,现已在中国的一些名牌学法律院系展开,如中山大学法学院即成立了法诊所、武汉大学的“诊所法学教育”,是在“武汉大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性的法律诊所,这种诊所教育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律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法律专业学生和社会的欢迎。但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目前仅限于条件较好的普通高校,在高职院校,至今尚未开展诊所教育。从诊所教育培养法律人才的效果来看,这种模式值得在高职院校推广。

5.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为开展社区法律服务提供了契机

与上个世纪中后期相比,新时期的公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在发生纠纷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首要选择。公民的维权领域涉及到婚姻继承、房屋地产、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侵权赔偿甚至环境污染等公益诉讼,但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许多公民在纠纷发生后往往会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为法律专业学生开展社区法律服务提供了良好契机。

二、社区服务实施背景及方案

教育部16号文件和广东省教育厅102号文件是开展社区服务的理论基础,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实践是开展社区服务的现实依据。

1.现行的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存在固有的缺陷

法学教育经历了案例教学、模拟法庭、诊所教育的阶段,案例教学是将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真实案例通过教师宣讲、学生讨论、观看视频等方式进行;模拟法庭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教师或学生选择根据教学需要选择案例,由学生扮演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等角色,在相对固定的场所(有的学校也是在教室)进行;诊所法律教育以提问、讨论式教学为主,以面向社会的法律诊所为依托,在理论学习过程中通过虚拟的案例进行仿真训练,同时,适度地开展法律实践活动。这三种方式有共同的缺陷,即理论色彩浓厚,虚拟案例多,实战性不高,学生处理真实案例的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2.我校开展的法律教学实践改革深度不够

法律教研室主要承担了法律文秘专业课程及其他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师工作量大,繁重的教学任务影响了课程教学改革的进行,案例教学是教师实施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式,模拟法庭虽然正常使用,但仍未达到满意的效果。至于诊所教育,则尚未开展,社区服务理念尚未形成。客观条件的限制制约了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从模拟法庭到社区服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三级跳”:模拟法庭一诊所教育一社区服务,任务确实非常艰巨,按照作者的思路开展法律教学实践向深度改革,尚需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3.跨校区教学影响了教学改革深度方案的实施

目前,我校法律专业一年级学生在东校区,主要学习公共课,专业课只安排了《法理学》和《民法》,东校区没有模拟法庭,教学改革多停留在案例教学层面,到法院旁听成本较高。虽然二、三年级学生全部在校本部,但在校学习时问只有三个学期,且开展社区服务需要在先学习《民法》、《刑法》、《经济法》、《商法》等实体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司法文书写作》、《演讲与口才》等基础上才能进行,跨校区教学影响了教学改革方案的连贯性。其实,法律服务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活动,单靠学习几门课、背一些法律条文远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满意的法律服务。学生在专业学习方面不仅要精、深、准,而且还需要社会知识,有些内容是学生在课堂中无法获知的。

任何改革都是向困难挑战,法律实践教学改革也不例外。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目标、明确的实施方案和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本文认为,开展社区服务可采取如下步骤:

第一,选拔学生。法律艰深难学,条文枯燥,需要学生静心钻研,从事社区服务不仅需要有热情,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上报名,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

第二,组建辅导教师团队,明确责任制。选拔思想正、身体好、法律服务经验丰富、有奉献精神的教师形成专门的辅导团队,制订辅导计划,明确分工,确定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同时根据辅导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三,实行分组辅导。将选拔的学生在个人志愿的基础上分成“房地产法组”、“公司法组”、“刑法组”、“行政法组”、“知识产权法组”、“婚姻家庭法组”、“民事侵权组”和其他组,为确保辅导效果,各小组人数应严格限定在10人以内。明确各小组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法律知识,实行自学与辅导相结合,各小组另需学习法学基本理论和律师办案技巧,对教师可以按照研究兴趣和特长分别担任相关小组的指导老师,不定期地对学生进行辅导释疑。

第四,科学设置课时。社区法律服务专业课程一般安排54学时,由课堂教学和实务操作两部分组成。课堂教学方式灵活,对于实务操作可安排在法律诊所或社区法律服务中心进行。其基本方法是:教师筛选案件,分配给每一个小组的学生;学生接受案件后,独立与当事人洽谈,调查案情,分析法律,制作处理方案后交老师审查、修订;学生以自己的名义出庭调解或诉讼,教师协助学生出庭;办完案件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反馈。

第五,分阶段考查。考查是检测学生学习法律效果的重要手段,组织者要在活动初期将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以及考查的时问、方式明确告知学生,考查要讲究效果,应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检测性,对考查结果要公布并及时进行总结。

第六,结合其他教学改革方式巩固学习效果。“诊所”法律教育中,指导教师在教学上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多样,如课堂内角色模拟、互动式、分组式、提问式和讨论式等。在课堂外把学生置于“律师”的角色,办理真实的案件。结合我校实际,在活动进行阶段,可适当辅以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们在实际办案、模拟法庭等教学内容中,对法学理论、社会状况、司法运用等有生动而具体的理解,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在本阶段,教师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开展讨论。对于学生接待当事人所提出的意见或所承办案件的意见,教师不轻易否定,要给予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空间,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七,落实服务基地,建立稳固的社区服务网络。在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的基础上,将实践范围延伸到学校以外的司法机构、律师事务所、社区街道、基层司法所、民间纠纷调解中心等,还可以通过送法下乡的方式对农村村民开展普法教育和法律服务工作。在本阶段,法科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可以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知识优势,为那些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又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社会弱者提供了法律服务,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实施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改革的难点及对策

目前,在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开展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主要有:

1.师资力量不够。教师是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的总导演,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需要有教师对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有时一个具体的案件可能需要花费一、二个月甚至半年或一年才能了结,因而开展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首先必须有充足、合格的教师,而这已成为许多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2.服务模式尚未定型。诊所教育作为泊来品,目前尚未成熟,许多工作尚在摸索探讨之中,服务方式、流程、技术规范、服务标准、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尚缺乏权威的、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一些高校开展诊所教育也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3.实习实训基地不规范。社区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一些基层单位(街道办、居委会、司法所)等开展活动时需要专业法律服务人员提供免费服务,但在平时,由于基层工作繁忙、人员少、场地有限等原因,使双方的合作呈现不确定状态,即使建立了基地也没有确定专人负责,服务效果有时会受影响。

4.社区服务难以形成制度。社区服务繁琐,工作量大,且基本上是无偿服务,加上社会上对学生法律服务的信任度低,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时间一长,学生的受到冷遇,服务热情会明显降低。

根据我们对法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考,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建立适应高职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特点的长效机制。

第一,落实专人负责,实行专任教师负责制。开展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不仅需要教师有能力、有热情,而且需要教师有奉献精神。对于承担该项工作的教师,应在教学工作量、酬金等方面适当倾斜。

第二,吸纳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组成专业法律服务团队。依靠教师从事法律服务的经验和技巧,制订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大纲,编写相关教案,在每学期开学初,共同商定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计划,使学生早做准备。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3

在应对校园突发事件过程中,大学生这一群体很特殊,在校园突发事件爆发时呈现出两面性,他们既是可成为突发事件时的防控对象,也可作为防控突发事件的主要依靠力量,应对校园突发事件时思想政治工作固然重要,但把大学生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更为重要。在多数高校的实际管理中,强调对学生的控制,把大学生当作为防控的对象来严防死守,导致作为校园主体的大学生应对突发事件的意识薄弱。在涉及到大学生群体的突发事件时,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参与相互合作的整体能力没能发挥出来。高等院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预防能力、干预能力、应急能力、处理能力以及恢复能力通常是由学生工作管理门、保卫消防部门、后勤卫生部门、心理咨询部门等各自承担组织,多数是依靠保卫部门或后勤卫生等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承担应急任务,而没有充分发动大学生参与,忽视大学生这一高校的主体人群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重要作用[2]。面对这种情况,在大学生群体中组织建立起一支校园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伍并将其纳入校园法治的框架内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在实际操作中,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进行有效的自救互救。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树立“事件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观念,在分别针对突发事件危机的预防阶段、准备阶段、处置阶段及恢复阶段,进行模拟演练,编写一些突发事件应急手册,编制应对程序,让全体成员熟悉校园突发事件的警讯,加强辨别校园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强迅速反映能力,懂得应对突发事件时的基本常识,避免盲目处理和心理恐慌。当发生突发状况时,使现有组织结构体系能及时预警与快速反应,在社会专业救援机构介入前帮助学生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自救和互救。这样,通过发挥应急援助志愿者的作用,从宣传教育、应急演练、应急救援及恢复救治等方面缓解学校及政府部门人员不足、资金不足等困难,以及时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

第二,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公共事件教育的重要途径。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作为校园应对突发事件的学生工作常设机构,在日常工作中对大学生进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教育,并将其纳入学校日常教育体系中。通常的教育内容有针对学生的人身安全、防止害、交通安全、实验室安全、生命教育、法律责任等的教育与培训。这也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规定的学校的职权与义务。由于大学生活跃在校园内的各个角落,往往是能够直接接触突发事件的源头。如果受过专门训练的援助志愿者,从更加专业的角度来分析事态的进展,就能及时地给学校相关部门或社会的应急预警系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第三,通过突发事件应急援助队在校园的演练与组织,为社会培养应对突发事件的人才队伍。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有更多自由成长空间,在大学生中建立应对突发事件援助队,能够发挥学生的自治自理能力,发挥他们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能动作用,以便加强学校抵御突发事件的社会基础结构。同时,大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基于他们在校期间受过应对突发事件的教育与训练,无疑是为社会上应对突发事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二、在大学生中建立应急援助组织的法律依据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参照国家的分类标准,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划分,在高校校园内部有可能发生的突发公共事件大概都可以归入这四大类中。近年来发生的大学校园环境中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对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处置,在大学生群体中建立起一个志愿者救援组织,来发挥事前预防、事中的干预、及事后适度介入处置是符合国家相关法律的[3]。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要求:“国务院制定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组织制定国家突发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和国务院相关应急预案,制定国家突发事件部门应急预案。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应急预案,以及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对于学校的突发事件处置,则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应急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与互救能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应急知识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总体上规定了各级政府、政府部门、学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职权和义务。这一规定相当明确地指出了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中的义务,即“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应急知识的教育与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并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30条:各级各类学校应当把应急知识教育纳入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应急知识教育,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与互救能力。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应急知识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在大学生中建立起突发事件应急援助组织正是体现《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发挥学生组织的自我教育与自我管理的功能,把应急教育融入学校教育的途径方法之一。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2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应急资源,建立或者确定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建立由成年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单位应当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与非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合作,联合培训、联合演练,提高合成应急、协同应急的能力。”作为学校单位而言,“应当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这名话往往被理解为由学校的保卫、后勤等到部门的职工组成的应急队伍,大学生作为“非本单位职工”而被排除在外,即使参与,也仅是承担提供信息的任务,没有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应急援助中的作用。而根据第26条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建立由成年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高校恰恰是志愿者云集的地方,且在校大学生绝大多数已经成年,且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组织纪律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政府的“有关部门”是“可以”且有责任建立由在校成年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救援队伍。

第三,在相关的志愿者服务条例或志愿者服务管理办法也将应急救援作为志愿者服务的内容之一,将学校开展和组织大学生开展志愿活动作为学校的“应当”的责任。如《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2010年9月1日起实施)。第19条规定:“志愿服务的范围主要包括扶贫济困、帮孤助残、支教助学、科技推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区服务、大型社会活动、应急救援等社会公益事业。”就明确将应急救援列为志愿者服务的内容。第32条规定:“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应当将志愿服务教育纳入青少年思想品德教育内容,组织青少年开展力所能及的志愿服务活动,培养青少年树立志愿服务意识。”则明确了学校在开展和组织培养青少年志愿服务方面的义务。又如更早之前颁布的《广州市志愿服务条例》(2008年9月25日广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08年11月28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批准)第19条规定:“志愿服务的范围包括扶贫济困、帮残助老、抢险救灾、支教助学、环境保护、文体服务、科技推广、法制宣传、法律援助、治安防范、青少年服务、社区服务、大型社会活动等社会公益事业。”第34条规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对青少年学生志愿服务意识的培养,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4]

三、突发事件应急援助的法律适用分析

在校园发生突发性事件的过程中,大学生参与应急援助,不能超过法律的界限,“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样,作为组织者,大学或大学的二级院系也不能使之超越其自身的功能而越俎代庖地去承担一些由专业机构才能承担的任务。在学校中组织学生参与应急救援活动,学校法律上的定位应该是作为志愿者组织,大学生应急援助队员则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的。那么,在这个关系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学校与学生志愿援助队员之间是行政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为在志愿者服务的法律关系中,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也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它是公民在社会道德、社会责任驱使下,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提供的一种帮助产生的法律关系,具有无偿性、社会公益性。在参与应急援助过程中各方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如何界定呢?在应急援助法律关系中,主体是应急援助的组织者(大学或大学的二级院系机构),参与援助的大学生志愿者,被援助者。作为应急援助组织,及作为参与援助的大学生志愿者,基于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身份地位,其法律权利义务与责任相应地体现如下:

第一,应急援助组织的权利、义务主要有组织开展援助服务活动,招募、培训、考核、表彰应急援助者,告知服务事项的完整信息和潜在风险,保障援助者的合法权益,为援助者提供人身保险等。

第二,参与应急援助服务的志愿者权利主要包括参加各种援助活动的权利,获得援助服务信息的权利,接受必要的进行援助前教育培训的权利,在参加援助服务中遇到问题时有请求援助组织解决问题的权利,对援助者组织有监督的权利、退出的权利,有得到表彰奖励的权利,本人需要得到他人援助服务时具有优先得到援助服务权等权利。参与援助服务的志愿者的义务主要有遵守志愿者组织的规定,遵守国家及地方关于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法规,参加相应的教育培训任务,完成援助服务内容,维护援助服务志愿者组织及志愿者的形象,不得收取受援助者的报酬或借助援助服务从事营利活动,尊重援助服务对象、维护其合法权益,保守必要的隐私和秘密等。

第三,关于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的法律责任问题,目前我国关于应对突发事件救援的志愿者立法方面不是很完善,使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的合法性和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国务院的《总体预案》中,它所涉及的主体主要是针对国务院及其各个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所属的企事业单位等,而对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如何参与发挥作用及其所应承担的权利义务责任并不太明确。另一方面,校园的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活动中权益受到损害时不管是依据《总体预案》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均无法获得足够的法律保障,必须寻求各地《志愿者服务条例》或其他的法律法规的保障。在志愿者进行应急援助服务的实际过程中,避免不了会产生援助者与援助对象、援助者与援助者组织、援助者组织与援助对象之间的各种法律关系和法律纠纷。国内多数地方的志愿者立法中相关的法律条文内容简单,没有区分援助志愿者与援助服务对象之间、援助志愿者与援助者组织之间、援助志愿者组织与援助服务对象之间以及援助志愿者、援助者组织与援助服务对象之间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不同性质,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其责任及相对应的法律救济制度。综观国内各地的志愿者立法,基本上是采取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主,辅以“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公平原则”。如《广东省志愿服务条例》的第35条规定:“志愿者在参加经志愿者组织安排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因志愿者过错造成志愿服务对象人身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志愿者组织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如果损失或者损害是因志愿者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志愿者组织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向其追偿。”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4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基本特征

法律诊所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法学院开始使用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它是借鉴医学院的学生在诊所实习的教育模式而兴起的一种法学教育方法。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诊所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并培养应有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法学院亦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职业思维为目标,这与医学院的教育目标有诸多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法学院模仿医学院不断改革自身教育模式的探索。这种仿效医学教育模式的法学教育模式称为“诊所法律教育”,即法学院设立某种形式和内容的法律诊所,在教师的指导下,让学生处理真实的法律援助案件,在亲自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学习、运用法律的教学模式。[1]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法学教育相比,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独特的教育方法,即课堂内的“模拟训练”和课堂外的“真实”。

(一)模拟训练模拟训练主要应用于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的课堂教学。

在此课程中,学生和老师共同营造特定的模拟场景,场景中有一切必要的人物角色,如当事人、律师、法官、证人、官员等等。通过在模拟场景中的人物角色扮演、角色冲突,以及一系列实务操作来训练学生会见当事人、谈判、收集和整理证据、法律咨询、非诉讼法律事务的运作等法律职业技术,与此同时,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修养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思维和精神。在课程设计时,教师一般会有目的地设置一些在法律业务运作过程中经常遇到的技术难题、道德困境或其他社会障碍等,使学生在综合性的模拟社会法律环境中得到综合的训练。[2]在传统的法学教育中也常设有模拟训练课程,但其主要应用于程序法的教学中,目的仅仅是使学生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仲裁、行政诉讼等基本程序有较为直观的了解,以加深他们对相关法律程序知识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模拟训练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诊所法律教育中的模拟训练通过完全的场景模拟,可以使这种教育方法适用于所有的法学课程,在效果和功能上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和扩展,不仅使学生更加有效地掌握相关法律理论知识,而且可以让他们在会见、谈判、证据收集与使用,及其他一切相关法律实务能力得到类似于实战的训练。这是诊所法律教育模式中的模拟训练与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中的模拟训练的最大区别所在。

(二)真实真实,即真实的案件,这是诊所法律教育的核心方法,是其与其他法律教育模式的本质区别所在。

诊所法律教育之所以冠以“诊所”,主要源于其与医学院的培养模式在培养目标和手段上有着诸多极为相似的地方。医学院培养学生的过程就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进驻医疗诊所并在教师的指导下接触和亲身处理实际病例,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职业伦理、职业思维、社会责任以及创新精神等。因此,诊所法律教育模式的施行,必然要求为学生接触和亲身处理实际案例提供足够的机会。依照当前的司法制度,学生接触或处理实际案例的形式唯有真实的案例。通过真实,使学生学会如何对具体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分析;如何了解案件所具有的特定社会背景;如何从委托人的角度去寻找最有利于委托人的解决方法或途径,实现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学生在真实案件的过程中,他们的应变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心理素质等可以在实战中得到切实地锻炼和提高。[3]可以说,他们学到的不仅是法律知识,而且是作为律师应有的工作技能、思维方式、道德准则。

二、民族院校诊所法律教育的难点

以上所述的诊所法律教育的两大基本教育方法是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所在,是施行诊所法律教育必须切实实施的两大方法。我国在推行该模式时,可以在形式上有所变通,但对上述两大教育方法,则必须予以实质性的落实,否则,将丧失诊所法律教育的本质,也无法实现预期的教育目标。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实施以及本土化过程中,各高校在开展上述两大基本教育方法时,确实遇到了诸多困难。民族院校基于自身的定位和特殊的教育宗旨,其所遭遇的障碍更为独特和难以克服。

(一)教育对象的特殊性问题

民族院校以“培养民族人才,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为办学目的,在民族地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加之国家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倾斜的招生政策,使其学生构成与一般院校相比一直保持着特殊性,即少数民族学生占据大多数。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部分学生长期生活在老、少、边、山、穷地区,这些地区往往经济文化落后、各种信息匮乏、教育水平低下,这些生源地的学生的视野、文化背景、个性心理、接受资讯的能力、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汉族学生相比差异较大。而在诊所法律教育的模拟训练中,采用的案例或模拟的场景一般为现代生活中较为典型的事例,其中的人物关系往往较为复杂,这些学生对模拟场景中人物角色有时难以把握,对当中的利益关系或冲突一时难以理解,这就导致他们在扮演角色或处理模拟事务时无所适从,影响了课程的顺利展开,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族院校的教育、服务、管理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有其独到之处。

(二)案例或模拟情景的特色化问题

作为自身的特色,民族院校历来重视对学生民族素质的培养,这也是提高民族院校学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也不例外,民族院校更是将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确定为培养集理论知识、实践操作能力、伦理道德、民族素养等于一身的复合型高素质法律人才。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较为成功的法学教育模式,其在民族院校的实施也应当服务于民族院校的上述目标。为了有效提高法律诊所学生的民族知识素养,势必要求教师能够搜集、挑选具有民族特性的案例,并以此来组织模拟训练,以增强和提高学生在处理与民族相关法律事务时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政策理论水平,这就对民族院校诊所教师的教学水平及思想意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真实的案件来源问题

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的伊始即以指导学生真实案件为生命。彼时,美国的民权运动高涨,诉讼案件的数量成倍增长,在为缺乏法律知识的人们提供法律咨询方面,正规的法律服务往往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正是认识到司法制度中存在的缺陷以及在提供法律服务上的不力,美国法律界和法律院校开始更多地思考法律教育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上应起的作用,认识到法律院校不仅应提供法律服务,而且应培养学生有意识地为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委托人提供帮助。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法学院设立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学生在院校教师、同样也是持证律师的监督下,为处于不利境地的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并将其工作成绩计入学分。[4]可见,法律诊所的设立,本身是法学院回应社会需求的产物,也是法学院教师、学生主动向社会履行法律义务的一种方式,正因如此,法律诊所教育也就与法律援助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同样,诊所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开展,为学生提供了足够真实案件的机会,是应当坚持的路线,否则将导致该教育模式的形式化。依照我国当前的司法制度,本专科阶段的在校生是无法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他们不能以律师身份诉讼案件和操作非诉讼法律事务,只能以公民人或协助人员的身份来参与真实案件的及运作。因而,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中的真实也是以法律援助为主要形式。目前,制约我国各院校诊所法律教育中真实课程开展的是法律援助案件来源的短缺。民族院校在此方面的问题比起一般院校显得更为突出,主要原因在于民族院校在宣传定位上的偏差,导致社会公众对民族院校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差,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法律诊所学生在专业水准上的认可度和信任度。细言之,民族院校在定位和形象表达上普遍过于强调自身的政治意义以及少数民族的外在形式,如:在进行媒体宣传或公开活动时,往往侧重于表现自身的政治色彩以及一些具有民族显著特征的服饰、风俗、艺术、特产等等。这种过度的自我渲染,导致民族院校品牌个性本身偏离了“高校属性”的本质方向,出现了以表象取代本质的尴尬局面,使得社会公众在获得“少数民族”信息的同时,很难把民族院校与高等学府联系起来,导致社会公众对民族院校品牌形象的理解出现较大的偏差。[5]这种形象展示倾向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普遍认为民族院校的定位仅为展示国家民族政策的成果,以及我国少数民族发展状况的基地。在这种思维惯性之下,人们在发生相关法律纠纷后,请求民族院校法律诊所给予帮助的意识自然不强,这就导致了民族院校在法律援助案源的开发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另外,民族院校的法律诊所也普遍缺乏自我宣传、主动吸引法律援助案源的有效行动,以至于法律诊所学生真实案件的机会一直得不到满足。

三、民族院校诊所法律教育的应对措施

(一)师资的培养

民族院校的诊所法律教育从本质上与其他一般院校一样,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职业能力培训与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但除此之外,为保持传统和突出自身特色和优势,民族院校还应在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中有目的地增加有关民族知识的内容(如:具有民族性特殊案例的模拟训练)。欲实现此教学目的,应以法律诊所教师具备更高的素质为前提条件。

首先,民族院校法律诊所教师应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深谙诊所法律教育的精髓,熟练掌握真实案例分析、课堂提问与讨论以及模拟训练等教学方法,具备较高的驾驭课堂内外活动的能力。

其次,法律诊所教师还应具有深厚的民族理论知识,能够通过法律诊所教育手段将民族知识融入法律诊所教育课堂中;能够游刃有余地搜集、挑选与民族相关的实际案例,并能以此类案例为素材组织相关模拟训练,实现用诊所法律教育的方法提升学生的民族素养。

另外,民族院校有大量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法律诊所学生,这就要求法律诊所的教师要善于观察和把握这部分学生的民族心理、学习动向,以及一些特殊的学习要求,并能采用针对性的方法进行施教。

因而,民族院校需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加强法律诊所教师的培养。

1.在法律诊所教师中强调民族理论和政策、民族工作经验的学习和积累,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鼓励、督促诊所教师提高自身的民族素养。同时,积极谋求和保持诊所教师在民族、地区等方面的多元化结构,注重少数民族师资的培养以及作用的发挥。比较而言,少数民族教师了解民族地区实际,认同本民族文化,富有民族感情,熟悉民族学生特点,懂得民族学生心理,与少数民族学生有天然的民族情感,这些都有利于对民族学生的管理和教育。

2.注重提高法律诊所教师的课堂驾驭能力和指导实践的能力。首先,要求诊所教师应符合“实践技能、社会责任心、工作热情、律师资格”等条件。其次,探讨完善“专职诊所教师与兼职诊所教师有机结合”的教师培养和配备模式,尽快提高法律诊所教师的整体课堂驾驭能力和实践指导能力。一方面,鼓励和支持诊所教师到法律实务机构担任职务、从事实务工作,充分地参与司法实践与关注法律实务中的新问题,积累实践经验,提高指导实践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一部分在知识讲解、活动组织、学习指导上有爱好或专长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务实践工作者到法律诊所担任各种形式的兼职教师,并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之掌握诊所教育的一般规律。

(二)民族院校形象的重塑

一直以来,民族院校在进行信息传播和形象展示时,用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形象来表现少数民族学生的面貌,并予以扩大化,导致社会公众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学生、民族院校形成偏颇的认识。民族院校的长期自我特异化,还使其陷入了封闭和半封闭的自我运行系统之中,影响了自身与主流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5]外界更多的是用一种猎奇的心态来了解或欣赏民族院校所展示出来的各种独特文化,并无与之交流的愿望和动力。而长期缺乏与主流经济文化交流又反过来加剧民族院校自我封闭的程度,如此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与汉族和其他地区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他们的许多具有特色的传统器物和行为方式仅在礼仪性活动或节日中才有所展示,而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少有顾及。相应的,与其他一般院校相比,民族院校仅在招生主体的倾向、学科优势以及校园文化上保持自身的差异性,其本质上仍属不折不扣的高等院校。因而,民族院校在宣传时将自身的政治意义放于突出位置,同时,将少数民族仅在传统节日、文艺演出、特殊活动中才出现的特色形象方式作为自身唯一的对外象征符号,这本身就有以偏概全、有违事实真相之虞。因此,我们有必要恢复民族院校的本来面目,使之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与其他一般院校并无二致、已融入主流经济文化的高校,其次才是具有民族特色的高校。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院校的法律诊所被人们所普遍认可,为其进行法律援助等相关活动开辟出足够的空间。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5

一、强化规范统一,深入做好基层基础工作

(一)、基层司法所建设在规范化上入手。司法所由街道办事处所属事业单位调整为区司法局的正科级派出机构,实行区司法局和街道办事处双重管理,以区司法局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一是改善基层司法所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协调各街道办事处,落实了司法所的办公用房;筹集资金,为全区司法所配备了办公桌椅、电话、电脑、档案柜等办公设施。二是加强司法所队伍建设。加强业务培训,组织新录取的27名司法所工作人员参加全市司法所长培训班,通过开展“全市十大人民调解能手”、“法律援助进社区、进基层”等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司法所队伍的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建设。加强业务学习和交流,组织各街办分管领导、司法所长、副所长外出考察、学习交流。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交流,使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上着力。一是积极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今年重点加强对上访老户、情绪有问题人员、经常寻衅滋事者的防范和控制;重点加强对诸如企业改制、土地承包、干群关系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重点排查涉及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劳动用工、物业管理、医患纠纷等领域容易激化升级的矛盾纠纷,做到纠纷早发现、原因早查明、情况早控制,防止事态扩大;加强对学校、幼儿园入学矛盾的排查,强化校园安全教育,对存在的可能构成安全隐患的矛盾纠纷进行全面排查,坚决杜绝因矛盾纠纷引起的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对下岗、闲散、无业、生活困难的人员进行调查摸排。同时,对重点人、重点事、重点区域的有关情况,做到早预测、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超前防范,及时解决。二是完善人民调解组织体系。积极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衔接的“大调解”机制,积极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行业协会、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发展,探索建立医患纠纷、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矛盾纠纷多发领域的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强化人民调解组织“专业化”建设。目前,我区共有人民调委会190个,人民调解员586人,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能力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三是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以基层党组织、行业管理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为支撑体系,以遍布基层、区域、行业的190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工作基础,以涉法涉诉案件、法律援助案件、民间纠纷案件为分析对象,进一步完善上下贯通、左右联动、内外衔接的矛盾纠纷信息网络。引导群众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与律师、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工作相结合,提高矛盾纠纷化解率。

今年我们圆满完成了人民调解各项工作任务。截至目前,全区三级调解组织共接受各类矛盾纠纷349起,成功解决348起,调处成功率99.5%,其中:重点矛盾纠纷39起,调处成功39起。通过调处,防止和集体上访5起,防止民转刑案件2起,防止自杀案件3起。充分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三)、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工作在帮教上用力。根据上级要求,为了把帮教安置工作和社区矫正工作更好结合起来,更系统的做好这项工作,局党总支决定把这项工作交接到社区矫正工作科。为了做好交接工作,基层科由专人负责,对各司法所两劳帮教人员进行核实,对无档案以及人户分离等有特殊情况的人员进行档案的整理,做到无一漏网。同时对新接收的帮教安置人员的资料实行微机录入。

(四)、社区矫正工作在试点上规范。一是为各司法所重新制作了统一的工作制度展牌,实行制度上墙。二是对各司法所的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档案、人员管控和报表情况进行逐所检查,完善工作制度,统一规范档案管理。对一批符合接收条件的监外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了建档登记。三是认真做好对社区矫正和帮教对象的帮扶解困工作。今年为5名家庭困难的社区矫正对象和安置帮教人员帮扶解困。

截止目前,我区矫正对象累计接收310名,累计解除矫正141名。今年新接收矫正对象121名,新解除矫正对象33名。目前正在监管矫正对象167名,目前共有刑释解教人员413名,帮教安置率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五)、法律援助工作在扩展上谋划。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加强了与区妇联、残联、老龄委及民政局等部门的工作联系。同时,与区法院加强协调联系,做到优先承办法院指定辩护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努力维护好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积极引导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着力加强“法律服务工作站”建设,为广大群众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目前,全区法律援助组织网络进一步健全,救助的覆盖面不断扩大,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充分发挥职能优势,建设平安和谐

(一)、充分发挥普法依法治理职能,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1、加强组织领导,保障工作开展。一是调整领导小组。结合我区实际,拟定了我区普法教育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待相关领导到任后报送区委、区政府批准。二是制定工作计划。根据上级要求和我区实际,制定下发了全区今年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点和全年学法计划,明确了年度工作任务和目标要求,做到了组织、计划、时间、活动“四落实”。三是普法经费到位。区财政将普法经费标准提高到了全区人口每人1元,专款专用。四是保障领导小组会议的召开和表彰工作。根据工作需要,筹备召开了全区普法领导小组会议,设计议程、准备汇报材料和领导讲话,保障会议顺利召开。积极配合上级普法部门开展好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各项准备工作。

2、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普法宣传。一是组织学法活动。制订了在全区公民中开展学法活动的通知,列举了年度需要学习的重点法律法规,指出了学法方式方法,明确了每月的学法重点和学法重点对象,规定了年度学法时间表,对学法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二是组织法制宣传。通过组织现场法律咨询、赶农村法制大集、更新宣传街、法制报告会、发放普法材料等方式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建设普法主题公园。经过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在舜玉公园设立了10处永久性法治文化宣传栏,通过标语、漫画、横幅等宣传载体,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弘扬法治文化。同时,在公园内设置法律服务咨询点,由各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定期组织现场法律服务咨询,方便社区居民解决法律疑难,调解纠纷,努力将舜玉公园建设成为我区名副其实的普法主题公园,推动全区“法治文化建设年”活动的深入开展。

3、创建法治,深化依法治理。一是创建治校学校,构建和谐校园。按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创建标准》,在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依法治校达标学校”创建活动,促进各中小学在工作机制、管理制度、依法办学、依法维权、民主监督、解决机制、法制宣传等各方面工作的落实,努力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积极编纂了《依法治校工作手册》,用于指导各校法制副校长和校外法制辅导员开展工作。在今年的第十四次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上我区教育局和第六十八中学被评为先进集体获得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目前我区已有34所中小学被评为区级依法治校示范学校,11月即将展开第三批申报区级依法治校示范校的验收。二是创建法治乡村,维护农村稳定。继续在全区农村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加强协调指导,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委会“四民主两公开”等各项规章制度,增强村务公开透明度,提高村民自治水平,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开展,提高农村各项事务法治化管理水平。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工作,继续发挥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作用,定期开展法律咨询,积极推动赶法制大集活动,为农村的和谐稳定,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目前为止,我区有4个村被评为省“民主法治示范村”,50个村获全市“民主法治示范村”称号。三是创建法治社区,服务辖区居民。继续开展“民主法治社区”创建活动,推动律师进社区,由居委会聘请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定期开展法律宣传活动,丰富社区群众获取法律服务、满足法律需求的渠道和方式,不断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配合社区换届工作,加强对换届选举期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指导,广泛开展针对性宣传,结合“法律进社区”活动,综合运用宣传栏、板报、墙报等各种载体重点宣传《社区居委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提升了广大辖区居民依法选举、民主选举的意识,营造出关心选举、支持选举、积极依法参与选举的良好氛围。四是大力推行实物普法。我区创新普法工作思路,注重实物普法,推动“法律六进”活动开展。制作法制宣传购物袋9万个、普法年历24000份,在全区范围内免费发放。发放宣传挂图近2000余份,法制宣传资料3000余册,宣传材料2万余份,“五五”普法教材25000余册。

4、总结表彰先进,积极筹备“六五”普法启动工作。一是在今年第十三次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上我区被表彰为全省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县(市、区);在第十四次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上我局被表彰为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先进集体;普法办主任毛中义同志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二是在今年召开的第十四次全市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方面,我区普法办积极配合市司法局完成表彰先进单位、个人等相关文件资料的准备工作。同时积极筹备全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总结“五五”普法成绩和经验,表彰先进,全面启动“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和“五五”依法治区工作。三是按照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认真制定了“六五”普法规划和“五五”依法治区规划,协助人大做好两个决定、决议的相关工作。目前区委已经印发了“五五”依法治区规划,区委、区政府批转了区委宣传部、区司法局制定的“六五”普法规划,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决定。根据市普法办关于征订《法治宣传材料》的通知精神完成了普法教材征订的前期准备工作。为全区顺利召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二)、充分发挥法律援助职能,依法维护企业困难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利益。一是我局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奉献日”活动,坚持把调解优先原则贯穿于法律服务执业活动全过程,引导广大律师、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充分运用诉讼和非诉讼手段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各司法所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运用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各种手段,有效调处化解各类重大矛盾纠纷。二是积极组织法律服务所开展“三服务”活动。4月23日上午,我局与经济广播电台、大学法学系联合,在英雄山北广场开展了“2011年法律援助100件活动启动暨五一国际劳动节维权法律咨询”活动。14家法律服务所80余名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了该次活动。活动中,向人民群众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理性表达自己诉求,共为群众解答法律咨询1100余人次。今年我们的法律援助办案数量继续保持20%的增长幅度。我们全年受理援助案件392件(其中民事378件,行政2件,刑事12件),结案295件,超额完成了今年中心下达的287件的办案任务。

(三)、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职能,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一是组织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接访活动,解答法律咨询,引导上访群众以理性形式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规范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二是“148”协调指挥中心坚持“满足群众需求,发挥法律服务职能,服务高效优质”的宗旨,推动法律服务向社区、乡村延伸。针对农民工、零就业家庭、残疾人、老年人、刑释解教人员、农村留守儿童等特殊人群的特点,提供个性化、专业化服务。今年共接待群众来电来访共计2850人次,完成任务率100%,当事人满意率达100%,未有投诉现象的发生;涉及征地拆迁、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债权债务、赡养纠纷各个领域,帮助群众依法解决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三是局法律咨询室利用每周二、四上午的时间,积极协助区局参与处理涉法涉诉事项。一年来,共接待群众来电来访法律咨询468人次,内容多涉及婚姻家庭、房屋租赁、继承纠纷、劳动合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方面,较好发挥了法律咨询室的窗口服务作用。四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民调解工作效果明显。截至目前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工作室依法调解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共387起,涉及金额为11486272元。其中人身损害纠纷298起,涉及金额为11059478元;车辆损失纠纷89起,涉及金额为42679元。在这387起赔偿纠纷案件中数额1万元以上156起,共计7482412元,1万元以下231起,共计40038260元,数额最小的为80元,数额最大的为500621元,其中法院撤诉8起。人民调解室工作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6

“国无法不立”,法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就像铁轨对于火车一样,脱离了这条轨,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存亡。法律对于国家是如此之重要。我国的法制建设虽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我国公民在法律知识方面仍然很欠缺。特别是位于西部边陲的人们。因此,加强法制建设,大力宣传法律知识,不仅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每个法学专业者的责任。同时,法学专业的学生大力普法宣传,还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本着“学法用法,服务社会”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一、法律援助的产生

据相关材料调查显示,我国最早出现的从事法律援助方面的组织是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它是一家民间的法律援助组织。由此可见,法律援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几年才产生的,还是个新生儿。7月16日国务院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9月1日颁布施行《法律援助条例》后,我国法律援助事业进入了崭新的阶段,进入了法律化的阶段。那么怎样来给法律援助定义呢?

广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为经济困难的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减收或者完全免费的法律帮助的一种制度。服务的形式可以是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提供刑事、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法律事务和公正。狭义上的法律援助是指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在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中提供代表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服务,目的是确保任何具备充分理由提出诉讼或答辩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济能力或出于弱势群体地为而无法打官司,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第一款规定,法律援助市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第八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61546;由此可见,社会各界法律援助组织的成立是有法律依据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就是依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依靠法学专业的法律知识资源优势,经院团委同意,报校团委批准成立的。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长历程

(一)、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及内部组织结构

“大学生法律援助组织,是一个以大学生为主体,面向社会,无偿为公众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它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对于培养法律后备人才和解决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61547;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正是本着“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而成立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前身为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于11月,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

该中心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工作原则,以义务法律咨询、宣传法律法规为其基本的工作内容;以论坛、讲座等方式学习法律法规,总结实践经验;组织其成员深入社会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服务活动,并且积极开展同国内各法律院校同类社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成立之初,中心下设团支部,主任,秘书处,事务部一部,事务部二部,事务部三部。秘书处(下设网络组、刊物组、外联组)的主要工作是办公室日常事务,值班、负责接待来访等。事务一部的主要工作为行政复议,劳动纠纷,妇女,儿童权益来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二部的主要工作为一部以外的民

事类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事务三部的主要工作为刑事案件的咨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有其自己完整的章程,法律援助服务范围,法律援助审核程序,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制度和值班守则,以确保法律援助中心的一切工作能顺利开展。

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中壮大,作为石河子大学学生面向社会开展的法律援助的专业性公益性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师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石河子大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发展到今天的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由于工作的需要,精简了一些部门,其内部组织结构为委员会,团支部,主任,副主任,事务部,档案部,外联部和宣传部部门。

(二)、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活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以接待咨询为日常工作。同时举办自成立以来的每年的重大法制宣传日活动。例如,举办每年的“3&61590;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五&61590;一”、“六&61590;一”、“十&61590;一”校园法制宣传活动;举办每年的“12&61590;4宪法宣传日”普法宣传活 动;并成功举办了首届“十&61590;一物权法宣传”活动,承办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送法下乡活动,以及协办每年的“西域法学高峰论坛”。

在活动中,我们组织学生参加,邀请指导老师带队,接受相关的新闻媒的采访报道。我们发放各种法制宣传单,接待来访咨询,现场为他们解决疑难问答,提供解决办法,若遇有重大案件,则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并给予满意答复。在三下乡中,我们送出了法律咨询,普法宣传,法律援助,不仅发放法律法规传单,接待咨询,还进行了问卷调查,深入群众,知群众之所难,给群众之所需,真正地做到了学以致用,服务群众,并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以来,共接待来访咨询上万次,接待案例上千个,并案件近十余起,真正地帮助了经济困难的公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9月2日,我校成功举办了“第三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我国著名法学家,刑法学泰斗,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资深法学教授马克昌来我校作专题讲座,并高兴地给法律援助中心题词:“维护弱者权利,保护公平正义”。马克昌教授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享誉学界,与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合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北高南马”。马老对法律援助中心给予厚望,他希望我们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为弱势群体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加大普法宣传工作,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真正做到保护弱者权益,维护公平正义,我们将继续努力,不辜负马老厚望。

10月13日,我校再次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西域法学高峰论坛”。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主任姜明安,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室副主任兼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磊,刑法学研究室主任陈兴良一行四人来到我校,分别作了专题讲座,并分别高兴地给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题词,对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予了厚望。

三、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重要意义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下面笔者结合以上论述来具体分析大学生法律援助存在的意义。

(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存在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以在校法律系本科生为主要成员,并聘请校内外教师,律师为指导老师和顾问,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该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

根据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成立的宗旨,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日常事务及开展的活动,(这些已在上文中论述过了,这里不在赘述)组织学生开展案例分析讨论,论坛及模拟法庭等内部活动,提高了学生的基础理论水平,使学生的专业技能更加坚实,还为对外援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此可见,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首先为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平台,有利于自身理论的提高,真正体现了“法律援助可以全面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61548;

其次,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给学生提供了解社会法律需求的窗口,促进学生良好法律职业道德素质的形成。法援通过对外开展普法宣传,法律咨询与援助活动,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无偿的法律咨询,案件等,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真正地做到了边学习边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能够为贫困者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创造一种很好的法律援助模式。“法援所承办的每一件案件都是贫困者的案件,这有助于学生了解社会最普通民众的法律需求,使学生在承办具体的案件中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司法公正。在这样的案件中进行律师职业道德教育所达到的效果是学生在课堂上不可能达到的。这有利于培养承办案件的学生对于全社会特别是当事人的责任心,培养学生对于实现司法公正目标的奋斗、献身精神。学生在办案中能够培养社会正义感和职业道德,从而使法律援助案件有质量上的保证。”&61549;

总之,大学生法律援助的存在不仅可以使法援的成员学到法律方面的知识,更能学到社会实践的本领。我们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服务于社会,不仅把我们所学的理论得到了应用,还锻炼的我们的沟通交际等综合能力。

(二)、大学法律援助对社会的重要意义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是一个面向社会经济困难的公民依法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的志愿者社团。学生法律援助中心自它成立起的第一天就谨奉“学以致用,服务社会”的宗旨,围绕“学法、用法、普法、援助”这一核心大胆尝试,尽其所学积极为在校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服务。从该中心的性质就能看出它的成立对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石河子大学法律援助中心每年利用节假日和法制宣传日开展的法律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法律法规,一方面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受益。另一放方面也为国家普法,进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年来,法援通过定期的普法宣传,法律知识讲座和举办法律咨询等多种活动方式,使法援在学校师生和观大市民及周边团场连队里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近两年来,该中心立足于团场,扎根团场,在团场司法办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实践基地,为团场职工全心全意服务。另外,法援以节假日为契机,广泛开展市内街头的法律咨询活动,接触到诸如劳动纠纷,债权债务纠纷,离婚财产等各种常见的法律问题,为不少的人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法律援助中心安排由人员值班,接受来访、来电咨询。一旦遇到无法一次性给予答复的疑难纠纷,我们会向我们强大的依靠力量——法律系精通各部门法的老师请教,集体协商争取找到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案,以解决当事人的困难。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7

【关键词】高校资产公司;档案管理;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科技企业取得了飞跃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高校科技产业,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组建高校资产公司,这是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按照教育部关于高校尽快建立以资本为纽带,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校企分开、管理规范的新型高校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任务。作为高校科技产业档案工作者,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新的契机,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开创高校科技产业档案建设的新局面。仅此本文拟对高校资产公司档案管理作如下探讨。

一、契机

2005年7月,全国高校科技产业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按照《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第六条规定“高校要依法组建国有独资性质的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或从现有校办企业中选择一个产权清晰、管理规范的独资企业(以下统称高校资产公司),将学校所有经营性资产划转到高校资产公司,由其代表学校持有对企业投资所形成的股权。高校以投入到高校资产公司的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即明确指出学校(国家)是高校资产公司的唯一出资人,股东仅学校(国家)一人的国有独资性质。目标是规范高校产业管理与经营工作。在高校与校办企业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避免因校办企业经营问题冲击高校正常的教学与科研秩序,规避高校的风险。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高校必须建立新兴高校科技产业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大学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需要为切入点,以适应、服务和推动社会发展目标为导向,以尊重大学教育外部关系规律为前提,以实现高校产业功能任务为价值取向。因此,高校校办企业必须适应社会发展,一方面,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高校校办企业由是学校教学的一个环节,有很强的教学性与计划性的非独立法人的学校附属单位,转变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依法自主经营、独立核算、依法纳税、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通过向客户提品和服务获取利润。即校办企业使理论研究转向了生产力的再现,对推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升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增加国家税收、促进社会就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还要为高校教学,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服务。即对提高高校科研实力、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培养创新型人才、弥补高校办学经费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随着高校资产公司的组建,使高校科技产业体制个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规范了高校投资和经营活动。高校所有投资和经营活动统一由高校资产公司代表学校,以出资人身份进行。高校资产公司普遍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校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依法行使高校企业股东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加强对所投资企业的监管,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现国有经营性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任务。

由此可见,上述两个根本性转变,将高校资产公司全面推向市场。这对高校科技产业档案工作而言,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档案服务质量及现代化企业档案管理水平,充分满足高校资产公司各方面需求,真正实现档案开发、开放与利用价值的关键的发展契机。

二、创新

(一)机构创新——档案管理由不完全独立性转向独立性

众所周知,档案工作既是高校资产公司经营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高校资产公司经营与管理水平、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的必要条件。

高校资产公司组建前,科技产业系统是作为学校的一级机构或部门,则科技产业档案管理必然受制于学校档案馆(室)。这不仅体现在组织架构上,更体现在业务职能上。学校档案馆(室)通过下发文件、指导培训、检查评比、经验推广等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的活动,强有力地推动着高校科技产业档案工作的开展。这就必然导致高校科技产业档案的管理观念、管理体制、管理模式以及资源建设诸方面,难以实现与现代企业相适应的、个性化的的档案工作运行机制的变革与创新。当然,高校科技科技产业档案也就很难达到的完整性、系统性,更不用说全方位性了。由于高校科技产业档案管理的不完全独立性,必然决定了在其工作发展过程中没有应有的自。

高校资产公司的组建,是建立在以资本为纽带,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校企分开(学校出资人与高校资产公司经营者之间相互制衡关系),以法人治理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作为企业法人,高校资产公司“应当具备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自己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以及场所四个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P4)依法独立享有决定企业组织机构的权利。高校科技产业体制的创新,使高校资产公司拥有档案终极所有权。档案管理同其他管理一样,档案权属决定了档案的管理思想与管理方式。即谁拥有档案的所有权,则谁就拥有档案管理的控制权与自。因此,高校资产公司的组建,可以促进高校科技产业档案管理深层次的变革,改变原有高校科技产业档案所固有不相适应的行政管性理模式,转向适应市场经济、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经营性管理模式。所以,高校资产公司在组建过程中应当充分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开展其档案管理机构调整与创新,将新制订的高校科技产业档案规章制度及时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纳入公司章程中,以适应高校资产公司在激烈的竞争市场条件下,在高校科技产业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在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的过程中对信息的需求,确保高校科技产业档案工作协调持续发展。

(二)管理创新——档案管理由行政管理性转向市场经营

利用价值是档案工作出发点与根本目的。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资产公司作为市场的主体,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其档案工作亦必须围绕公司的经济目的创造一个良好的管理与经营环境,为其科技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保驾护航,为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

高校资产公司组建前,在管理体制上,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仍是学校的一级机构或部门,或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且以行政管理为主,经营与管理权基本在学校,或是学校直接干预。一方面,高校科技产业部门或机构因为没有属于自己的资产,自然而然也就缺少承担经营风险和资产增殖的责任。另一方面,学校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等同于其他资产主体,以追逐利润为唯一的纯粹市场主体。即学校在追求经济目标外,更关心其政治目标与教育目标。所以,学校的政治性身份必然决定在其经营与管理中具有政治性目标,追求经济效益并非首要价值目标。毫无疑问,高校科技产业有着三重目标:一个是政治目标;一个是经济目标,还有一个是学校自身的教育目标。

高校资产公司的组建,其作为市场的主体,以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因此,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幸运的是,高校资产公司的组建者从一开始便牢牢地抓住了那只神秘的被经济学家称为看不见的手——市场规律,运筹帷幄。本着“资产管住、经营放开、促进发展、加大回报”的原则,建立的是以资本为纽带,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校企分开、管理规范的新型的高校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市场环境中求生存、求发展,推动公司的经营由学校事业计划型向市场经济自给型,将公司的一切活动都以“利益最大化”原则发展壮大进行。这不仅是市场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的要求,也是今后高校资产公司的发展方向。

(三)档案管理由兼职性转向专业化

档案工作的任务既是是一项艰巨的光荣的复杂细致的平凡清苦的事务性与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还是一项技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具有自身严格的操作规范和流程,对人员的业务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从法律的视角看,契约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品交换的法律表现形式。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契约关系是市场经济社会里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契约管理的具体内容及合同关系自始至终是一种法律关系。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资产公司档案管理必须从过去重点为政治服务、领导服务、人事服务转向为生产、经营、管理、法律等活动服务。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8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2007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定位为政府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承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职责,不仅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援助服务,同时也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其它服务。基于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与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具有契合性,可以承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任务,以突出法律援助服务特点,扩大法律援助队伍。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9

高校法律援助通过展板、海报、广播、宣传单等形式无偿为高校师生提供法律宣传、咨询和诉讼等法律服务,全力解决师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认真贯彻了“服务第一”的宗旨,体现了“从师生中来,到师生中去”。部分高校为了方便师生,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和24小时办公电话,以便为师生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为高校的稳定和社会和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高校法律援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机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基本是学生自我组建的社团组织,学校对其重视不够,并很少得到司法机构和学校的指导。特别事在业务工作引导、专门管理及监督等方面十分欠缺,不能有效管理法律援助工作。缺乏学校和社会的支持,有的校内法律援助机构形同虚设,没达到预期的效果。

2.2具有不稳定性

高校的教师和学生流动大,缺乏完整性、连贯性和稳定性,且组成人员有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学生,专业素养不一致,导致了在解决问题中出现了参差不齐的状况。同时指导老师的教学工作任务繁重,学生学习压力大,无法完全专注于法律援助,使法律援助仅是业余生活的一部分。

2.3缺乏科学指导

有的高校是专门从事法律教学或法律事业的老师对法律援助机构进行指导,但也有一些高校的指导老师是非法律专业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为提高学生的法律知识仅靠几次专家专题讲座,因此在业务指导上不全面、不连贯,导致工作开展存在不专业的现象。

2.4缺乏相关法律保障

2003年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其中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但是民间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身份、权利等均无法律规定,在开展实际工作如查阅案卷、调查取证等的过程中造成不便。

2.5经费不足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主要靠学校拨款,金额有限,有的学校设置了专项,但也有学校没有划拨经费,全靠自筹。这些状况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开展工作困难重重,且无法邀请专家进行最新法律讲座,无法负担案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的规模和方向。

3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发展的思考

3.1尽快促进专门立法

我国应充分考虑民间法律援助机构的特殊性,加快法律援助专门立法,对法律援助机构的建立、援助主体、对象、范围、程序及资金的来源、管理和使用等作出规定,促进高校法律援助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3.2加大经费投入

高校应针对法律援助机构设立专项资金,确保法律援助的正常行,同时,积极拓展法律援助经费的社会捐资渠道,吸收企事业单位、基金和慈善组织的援助,尽可能地为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3加强高校间的合作

随着法治进程的加快和各高校法律援助的设立,开展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合作成为必然之举,可以通过经验交流会交流法律援助经验、互通有无、实现资源共享。而且援助过程中,可以通过高校间的合作,委托办理异地法律相关事宜,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3.4建立齐抓共管管理机制

学校法律服务方案篇10

关键词 高校 档案 管理 方法

教育部与国家档案局于2008年8月20日联合了《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希望以此全面加强高校档案机构建设、制度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及档案信息化建设,促进全国高校档案事业科学发展,提高高校档案事业服务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水平,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更好地服务学校和社会。那么如何贯彻落实《高等学校管理办法》,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将高校档案工作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加大“依法治档”力度。

“依法治档是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①因此要增加《办法》的宣传学习力度,切实树立依法治档、管档的意识,把档案管理纳入依法治校的轨道,对高校档案归档部门加大日常执法检查与规范管理,可以做到如下几方面:

一是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高校档案工作的行政执法工作,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工作,检点,细化检查标准,建立档案行政执法工作责任制;要加大对档案违法行为的监控力度,严肃查处档案违法案件,及时处罚违法行为,推进档案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

二是档案工作部门根据可该校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法律文件,加强制度建设。为了保证《办法》更为全面地为高校档案管理各个环节活动服务,全面指导档案工作,各个高校可以从本单位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调研,制定配备《办法》实施的规章制度,为高校档案工作顺利开展奠定法律基础。

三是档案工作人员加强依法治档的理念,普及法律意识。此外,还应当在师生中广泛宣传,加强档案素质教育,提高高校师生的档案意识。高校是社会中文化水平最高、知识分子最集中的社会组织,提高高校成员的档案意识,进而促进社会档案意识水平的整体提高,也是高校档案机构的重要工作。

(二)优化档案管理模式,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

档案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档案工作组织领导体系的构建和条件保障的落实。为深入理解《办法》的实质和内涵,贯彻落实办法精神,必须优化档案管理模式,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规划和制定档案管理模式改革实施方案,改革档案管理模式,把分散性的档案集中统一进行管理,把过去封闭式的管理模式变为开放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档案的管理,有利于发挥档案资源的最大效益。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档案基础业务建设的重心也开始向信息化、现代化转移,档案现代化管理和信息化建设,是高校档案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②目前我国高校档案信息化进程相对滞后,致使高校档案管理工作难以获得较大进步,因此,高校需要亟待加强的管理工作是进一步加快高校档案馆数字化、网络化和检索自动化建设,通过要加强领导、提高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认识,同时争取资金投入,配备相应的计算机网络平台和基础设备,引进计算机技术专业人才,抓住《办法》颁布实施的契机,逐步构建起各个高校档案信息交流平台,促进高校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大信息化建设步伐。

(三)创新服务理念,更新服务手段

要努力采用现代化手段,不断改善服务质量,把档案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是转变服务理念、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形式来提升档案工作服务层次和服务水平。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和延伸。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增强档案意识,努力盘活档案资源,实现档案资源共享,加强文档一体化建设,拓宽档案利用渠道,使利用者可以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信息服务。 二是提高档案利用和档案服务能力。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全校各个部门档案人员要努力钻研业务,提高工作能力。二是要注重工作实践经验的积累。三是积极开拓创新,在发扬优良传统的同时,紧跟社会的发展需求,不断变革档案工作职能和方法,积极探索新的切入点、结合点,充分发挥自身功能。

三是进一步完善档案业务制度,规范服务行为和切实制定档案室的档案服务办法;同时也要对管理制度引起重视,加强管理,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严格监督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行为,日常工作中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增强其服务意识,保证服务质量。

(四)提升服务学校和社会的能力和水平

要提升高校档案服务学校的能力,一是重视高校档案在学校中的地位,意识到高校档案是促进学校发展p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重视高校档案对领导决策p职能建设具有指导意义。二是可以办出特色,以云南大学档案馆为例,该校保存有较为丰富的名人档案,可以以名人档案作为宣传口号,加深社会影响力,发挥育人功能,并以此为契机,增强社会各界档案意识。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需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增强高校档案的社会服务功能,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愿望,作为档案文化产业建设的主体,高校档案机构可以并依托一定的高效优质的智力和劳动力成果来提供服务和信息产品来增强服务社会的功能,一是高校档案馆以可公开的馆藏档案信息资源为基础,积极开发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档案文化产品,如“编史修志”,出版档案出版物,以及依据丰富的档案材料创作影视剧本,加工制作具有档案文化社会意义的纪念品和珍藏品等;二是发挥高校档案馆的技术优势,发展档案专业技术服务业来满足社会需求,包括日常用品生产业如传统档案装具和包装材料加工,同时也有各类档案保护技术设备制造,档案软件开发,档案信息网络建设等方面,在实际工作中灵活地运用《办法》的指示和政策,为高校各项职能活动服务。

各个高校在档案工作中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办法》的实质和精神,在制度建设和提升队伍素质方面要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增强服务学校和社会的能力与水平,促进高校各项工作科学发展和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服务学校和社会的能力及水平。

注释:

①任宁.浅谈依法治档与高校档案管理现代化[J].2002,03:148-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