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教育十篇

时间:2023-09-20 17:54:16

道德与教育

道德与教育篇1

一、道德教育与 道德的教育的分疏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似乎很少注意 道德教育与 道德的教育之间的区别,也不会对二者加以严格区分,而是理所当然地认为, 道德教育就必然是 道德的教育,即使是那些专门从事道德教育的工作者和研究者也不例外。虽然从本质要求上,道德教育确实应该是 道德的教育,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道德教育不等于 道德的教育,更不必然是 道德的教育。道德教育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道德教育,泛指一切能够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教育意义或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像家庭、学校和社会所开展的各种道德教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等等,由于都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产生道德上的影响,所以都可以被纳入到道德教育的范围中来。如赫尔巴特说过: 我们可以将教育唯一的任务和全部的任务概括为这样一个概念:道德 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标,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标。谁否认了这一点,谁肯定并不真正知道何为道德,至少他在这里没有发言权。在这里,赫尔巴特实际上就强调了所有的学校教育活动都必须对受教育者发挥道德方面的影响,都必须为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水平服务,从而将所有的教育活动都看作一种广义的道德教育活动。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是在狭义上来使用道德教育概念。道德教育通常是被看作学校所开展的,以提升学生道德水平为目标的一种系统的教育活动。这种学校教育活动具有强烈的道德相关性,其所期待的目标、其所传授的内容都与道德直接相关。

按照学者们的解释, 道德教育是指依据一定的目的,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对人们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地施加系统道德影响的道德活动。由此可见, 道德教育之所以成其为道德教育,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 依据一定的目的。这个 目的是一种道德的目的,它包含了培养道德人格、塑造内在道德品质、形成外在道德风尚等诸多方面,而其核心则在于道德人格的养成,所以罗国杰说,道德教育过程,应当与人们道德人格的形成和完善过程相一致。第二,施加系统道德影响的道德活动。影响主要包括知、情、意、行等各个方面,这些影响的产生都需要依赖于系统的教育活动。因此,学校通过课堂讲授、课外实践等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活动,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提高他们的道德认识、陶冶他们的道德情操、锤炼他们的道德意志、帮助他们确立道德信念、促使他们付诸道德行动、最终帮助他们养成道德习惯。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施加道德影响的道德活动是服务于道德人格培养这样一个特殊的 目的的,也就是说,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手段,前者受后者支配,而后者依赖于前者来实现。简言之,道德教育就是一种以塑造道德人格为目标、以道德作为教育内容的教育活动。本文中的 道德教育主要在狭义上使用。道德的教育与 道德教育从构词上看,就在于有 的与无 的的区别,因此,为了弄清 道德的教育与 道德教育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有必要先弄清这个 的的含义。按照《汉语大字典》的解释,的具有多重含义,而与这里比较接近的应该有以下两种解释:第一,用在定语后,表示修饰关系。如:铁的纪律;新的生活第二, 表示领属关系。如我的母亲;无产阶级的政党。在第一种含义中,的之前的字词用来形容 的之后的字词所指代事物的属性或特点,在这个结构中,其重心在的之后的词上。如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样式,既有新的生活,也有旧的生活;既有好的生活,也有坏的生活,但不管如何,它们都属于生活的范围,只不过他们在性质上有所差异而已。在第二种含义中,词语结构的重心在 的之前的字词上,后者构成了前者所有关系结构中的一种关系,如我拥有各种各样的关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老师、学生等等,但这些关系都是属于 我的,都围绕我而展开。如果从领属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 道德的教育,那么与它相应的就有数学的教育、物理的教育、化学的教育等等,因此, 道德的教育实际上就是 道德教育。从语言简洁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用词方式就显得过于啰嗦,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表示此含义的时候都会用 道德教育而不用 道德的教育。既然 道德的教育中的 的不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的,那么它只能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的。也就是说,在道德的教育一词中, 道德是被用来修饰、形容 教育的,道德表示 教育的一种特点或属性,也就是这个 教育是 道德的教育,而不是 不道德的教育,因此,与道德的教育相对的不再是数学的教育、物理的教育等,而是 不道德的教育。道德教育与 道德的教育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教育的目的和内容;后者强调的是教育的特征和属性。目的、内容与特征属性之间当然会存在着一致性,但是这种一致性是就应然性而言的,目的和内容的高尚性、道德性决定了道德教育活动本身也应该是高尚的、道德的,然而,应然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实性,实现从应然到现实的跨越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行走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偏离目标,从而使得特征和属性发生变化。然而在现实中,人们似乎不愿意做此分析,而是简单化地认为,道德教育就必然是道德的教育,忽视了道德教育变成不道德的教育的可能性,对于道德教育中不道德现象的发生疏于防范,从而不能有效地防止 道德教育变成 不道德的教育。

二、道德教育与 道德的教育的混同

人们之所以把 道德教育混同于 道德的教育,或者说,人们之所以认为 道德教育就必然是 道德的教育,虽然二者之间字面上的相近性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还是与人们心目中所崇奉的伦理道德观念有关。

在人类历史上,对于行为的道德评价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机论,认为衡量一个行为的道德性质及其价值主要依据行为的动机;一是效果论,认为应当从效果而非动机出发来衡量行为的道德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动机论与效果论都只抓住了行为的某一极,因而都是片面的,为了正确地衡量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就必须坚持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 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这里的 辩证统一不仅是指我们既要考察行为动机,又要考察行为的实际效果,而是指我们要把行为作为一个包含动机与效果的整体,我们要从动机到效果的完整过程出发对行为作出道德评价。虽然中国哲学比较推崇中庸,希望凡事不要走极端,能够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合适的中点,从而实现两极之间的有效融合,然而在现实中,中国人往往会偏离中庸之道,无所不用其极。

譬如在中国历史上,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典伦理主要是推崇动机论,而这在社会精英阶层当中被遵循;以 《增广贤文》等通俗读物为代表的世俗伦理则推崇效果论,这为普通民众所广泛遵循。虽然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指导思想也由儒学变成了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人的道德心理并未从深厚的历史传统中摆脱出来,中国人仍然习惯于用动机论或效果论来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正如前文所言,行为展开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动机与效果不过是一个完整行为过程的两个端点而已,而这两个端点之间还包含着行为的手段、行为的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正是这些内容才将动机与效果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动机不至于成为纯粹的思想观念,而是展现为现实,产生出实际的社会效果。然而执著于动机论或效果论,都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动机论并不讲究行为手段和行为方式,认为它们是服务于效果的,而实际效果对于动机论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坚持 只有出于责任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一个出于责任的行为,其道德价值不取决于它所要实现的意图,而取决于它所被规定的准则。从而,它不依赖于行为对象的实现。效果论则重视目的的实现,为了实现目的就会不择手段,因此只要能够实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效果论过分强调了善的后果的重要性,因此隐含着这样的可能,即任何行为,不论怎样不道德,只要能带来最好的后果,就可证明其合理性。正是因为中国人长期游走于动机论和效果论的两极,忽视了从行为的整体出发来对行为进行道德评价,从而导致中国人对行为手段和行为方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时为了实现动机和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因为在中国人看来,行为手段和行为方式本身是中性的,不具有道德性,其道德性依赖于动机或效果。中国人这样一种伦理道德观念,不仅体现在日常行为的道德评价上,同样也在道德教育当中得到了反映,那就是把 道德教育直接等同于道德的教育。对于所有教师来说,教书育人既是一项职业,也是一项事业,因此每个人都抱着善意的目的来从事教育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成才成人,因此,从动机上来说, 道德教育就是 道德的教育。成人这个目标由于其模糊性,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中并不为人所重视,人们更多地是把成人等同于成才,认为一个学生成才就是成人了,而成才的标志就是学好课本知识,考上理想的大学,找到理想的工作。在这样一种成才观念的指引下,教师们拼命追求成才的效果,道德教育就变成了知识教育,教师们要想法设法、不择手段地去提高学生应付考试、获取高分的能力,只要学生成才了, 道德教育自然就是 道德的教育。实际上,在这两种道德观念指导下,道德教育实际上都存在着沦为不道德教育的危险。在这两种观念指导下,教师们只关注了道德教育的起点和终点,没有充分考虑教育手段和教育方式的道德性,从而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为了追求所谓的良好目的,采取了一些非道德甚至是反道德的教育手段和方式。

譬如,在传统道德教育中,由于道德教育被混同于知识教育,因而教师们普遍采用的都是灌输式或独白式的道德教育方式。在传统独白式的道德教育中,教师们不仅采取了苛责、鞭打、罚站等不道德的体罚手段,而且独白式道德教育本身就是对于学生的一种压迫与奴役,它本身就是建立在师生严重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此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是绝对的主客体对立关系, 教师在学生面前是以必要的对立面出现的。教师认为学生的无知是绝对的。教师以此来证实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类似于黑格尔辩证法中被异化了的奴隶那样的学生,他们接受自己是无知的说法,以证明教师存在的合理性。但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那位奴隶不同,他们绝不会发现他们同时也在教育教师。也正是缘此之故,保罗弗莱雷把独白式教育模式称为 压迫者教育学,可见这种教育模式与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背道而驰。由于道德教育工作者对于这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这种危险在现实中真实地上演。在现实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全然不顾学生和社会的实际情况,只管以纯洁高远的道德理想来教育学生,从而使道德教育沦为虚伪的说教,让学生感到道德教育与现实背道而驰,道德教育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有些教师却为了所谓的教育效果高分与升学率,在教学过程中采用高压政策,甚至动用罚抄作业、罚站等变相体罚等不道德的方式和手段,逼迫学生死记硬背道德知识,从而让学生感受不到道德教育的道德性。因而,道德教育与 道德的教育混同的结果,并不是 道德教育变成了 道德的教育,而是道德的教育被 道德教育所取代,而 道德教育又恰恰变成了 不道德的教育。

三、道德教育走向 道德的教育

道德教育是一种教育活动,而 道德的教育是对教育活动的定性。如果从本性上说,所有的学校教育活动都应该具有道德的性质,而这对于道德教育尤其重要,最理想的 道德教育就应该是一种 道德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应该是 道德教育的本性要求。因为道德教育不是一种知识的教育,在知识教育过程中,教师是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姿态来讲授客观知识。也就是说,学生不会将教师所讲授的知识和教师本人联系起来,不会用教师所讲授的知识来对教师本人提出要求,因为在此过程中,教师与学生都是以理性的态度来共同面对科学上的 是而非道德上的 应该,他们都不会对对方提出道德上的要求。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不同,道德教育不仅教会学生是什么、为什么,更要教会学生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因此道德教育不仅是讲理的,而且它所讲之理最终要用来指导行动,要在行动中得到落实。这也就是说,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实际上,教师不仅是在讲授客观的知识,而且也是在为学生颁布行为的法则,教师所传授的道德知识就是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应该遵循的道德法则。既然道德教育不仅是一种知识传授,同时也是对学生提出一种行为要求,那么教师的所作所为就必然会对学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如果教师仅仅对学生提出种种道德要求,而自己又在教学中公然违背这些道德要求,那么只会增强学生对于道德虚伪性的感受,认为道德是强者对于弱者的要求,而强者是不用遵守道德的,由于每个人都趋向成为强者,所以道德可以被弃之不顾。相反,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自己所传授的道德内容,按照道德法则的要求来开展道德教育,真正把 道德教育变成 道德的教育,那么,这个教师就有亲和性,这个道德教育就有感召力,学生才真正会 亲其师而 信其道。像孔子作为教育家,之所以追随者甚众,而且培养出了大量志行高洁之士,就是因为他在开展仁义教育过程中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了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从而为学生树立了一个学习效仿的榜样。既然 道德教育的道德性对于提升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对于把学生培养为道德之人具有高度的重要性,那么,道德教育就应该走向 道德的教育。为了加速 道德教育走向 道德的教育,就必须对道德教育进行调整。第一,纠正 道德教育天然就是 道德的教育的错误看法,主动寻找二者产生偏离的根源。道德教育从本性上说,确实应该是 道德的教育,这也就是说,道德的教育不过是道德教育的应然状态。然而问题在于,应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一种追求的目标,但它并不是 道德教育的实然状态。

在现实中,道德教育既有合于应然要求而成为 道德的教育的情况,但是也不排除存在 道德教育偏离应然要求而成为 不道德的教育的状况。像在日常道德教育过程中,就不仅大量存在教师不尊重学生的情况,就连责骂、罚站、罚抄等变相体罚学生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可见,在实然状态之中,道德教育与 道德的教育还存在巨大的鸿沟,没有达到真正的统一。只有所有从事道德教育的工作者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差别,我们才能有意识地去寻找二者之间产生偏离的根源,才能杜绝这种偏离的滋生蔓延,促进二者走向统一。

道德与教育篇2

其实,性教育应从广义来理解,它不只是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问题,还包括正确对待男女的生理特点,男女之间的交往友谊、爱情、婚姻、家庭,以及应遵守的社会道德准则。所以,性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孩子头脑中一定会出现不少问题:“为什么人有男有女?”“爸爸妈妈怎么会生下孩子?”“为什么男女要结婚?”等孩子在生活中经常看到结婚的场面,在电影电视中看到一些男女亲昵关系,他们并不理解,如果父母也不教育,其结果是孩子头脑中装满了问题。对两性问题有神秘感,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如果孩子在家里得不到必要的解释,有时会产生错误的认识,甚至会走上歧途。

做父母的要引导孩子正确对待两性问题,要使孩子懂得:在男女之间,除了一般的同志和朋友关系外,还存在着恋爱关系、夫妻关系。这是个人的私生活,也是第三者不应介入的领域。

有的父母不仅对孩子回避两性问题,而且还跟孩子逗趣说谎,什么“你是在大白菜地里拣来的”“你是在商店里买来的”等。父母的这种做法只能引起孩子的好奇心,当孩子知道是爹妈生的之后,反而会认为父母在说谎。

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来考虑性教育的方式和内容。特别是当孩子已经产生这方面问题时就不要回避,而应该因势利导。当男孩子性开始成熟时出现冲动、遗精等现象,女孩子在青春期来到时出现月经、隆起等现象,这时,父母要利用机会给孩子讲些必要的性知识及生理卫生知识。父母在回答孩子提出的问题时,一要耐心,不就事论事,二要将话题引到人与人关系的道德伦理准则上来,要讲清什么叫爱情和友谊,怎样对待爱情和友谊;还要教给孩子懂得男女之间的礼貌,哪些话不该讲,哪些事不该做;既要反对封建观念,又要注意男女有别。一般情况下,男孩子的性教育由父亲及祖父承担,而女孩子的性教育,母亲及祖母应主动去做。

父母要尽量排除一切使孩子过早发生冲动的事。要教育孩子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养成卫生习惯,适当从事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要指导孩子阅读课外书刊,选择适合年龄特征的读物,特别要防止阅读黄色书刊。

孩子穿的衣服不要太紧;不要过多地吃巧克力、喝咖啡;晚饭不易过饱,少吃油腻及辛辣食物。否则,会促使血液流向小骨盆及生殖器官,导致冲动。

父母,特别是母亲,愿意和孩子睡在一起,百般抚爱。这当然是可以的,孩子不但需要生活护理,还需要母爱,但要掌握分寸。孩子大了,就不要跟父母睡在一起。对孩子的过分抚爱和拥抱亲吻会刺激性机能区和过早发展。

有些父母,对自己儿子跟别人的姑娘交往表示不满,对自己女儿跟别人的男孩子交往加以指责。如果父母没有发现孩子受到不良影响,就要正确对待,加以引导,不要责备。其实,男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对形成健康的心理能起到良好的影响,还能帮助孩子们获得各方面的生活经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男女孩子的性教育内容与方法是完全一样的。在教育男孩时,要考虑到这是未来的丈夫和父亲;教育女孩时要考虑到这是未来的妻子和母亲。因此,应该逐步地从各方面培养他们应有的品质和良好的习惯。

道德与教育篇3

关键词:道德教育 道德语言 主体

道德教育涉及心灵的教育。道德教育究竟该如何发挥道德语言的功用呢?现实的巨大冲击力确实使传统道德语言常常苍白无力,一些简约的道德语言在理解上也越来越有分歧,生活教育、实践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语言作为一种快捷便利的道德教育工具,如何能让声闻者豁然开朗,听声辨行呢?如何将一种道德精神注入心灵,而不为道德语言的局限所羁绊?显然是一门科学的技艺。

一、道德语言应偏重喻示

道德语言本身存在着逻辑性和非逻辑性并存的矛盾。逻辑实证主义者发现了道德上的逻辑混乱。继之其后的维持根斯坦经过详尽的分析,认为伦理学所使用的语言和质的证词和语言才能描绘我们的伦理经验和宗教经验。也就是说,道德语言作为道德教育的媒介之一,需要在不同道德体验的主体之间建构桥梁,甚至要传播一些个人的超越性的道德智慧,不借助于喻示难以交流各种主体道德体验。故而喻示切合道德本身的需要。

喻示大量地被宗教、文学使用,因而宗教在形成和发展中有效地传播了某种宗教道德,文学也能借助于形象化做到“文以载道”,这者在一定时期形成交叉。在宗教文化教育中,喻示起着联接精神的彼岸和此岸的作用。中国德育传统中,一直善于运用喻示进行道德教化,冯友兰先生把这种表达方式称为“名言隽语、比喻例证”。各种艺术形式均用来表达道、法等抽象本体的现实原则,希望经由各种通俗易懂的例证达到道德上的直观领悟及对抽象的道德本体的认识。因此,从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及道德语言的特殊性来看,道德语言应偏重于喻示。

运用喻示须注意:一是喻示不可流于粗俗。粗俗的比拟虽然吸引人,但却是一种道德污染。二是喻示不可不精炼恰当。长篇大论讲故事打比方,降低了德育效益,同时也本末倒置。喻示不恰当则完全违背了德育的初衷。三是喻示可明可暗。浅显的比方和寓含深意的暗示同时并举,收效卓著。

二、道德语言应加强逻辑推导

现代伦理学家黑尔曾详细研究了道德语言,指出;命令、判断和道德语言虽然同属于规定性语言,但后者不是一种诉诸于情感的命令,更不是直接的说服和劝告,而是有自身表达的逻辑规则。学生的内在道德需要是很强烈的,他需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在成长的初期,他会不由自主地接受来自成人世界的命令。但自我的觉醒会试图摆脱这种不自主的状态。直接的命令固然会带来畏惧和服从,可惟有出自内心的理解才能导致真正的自律,使之顺从于自我内心的神圣的道德的法则。因此,当我们试图帮助学生建立一种价值观时,无疑要善于作有说服力的理性推理。

在道德教育中,当一个老师未能树立起值得敬畏的自身形象时,犹其忌讳简单的直接命令,它极易激起学生的逆反和对立,或者造成表面尊奉背后置之不理乃至对抗的两同现象。即使一个教师有很高的道德威信,仍然要十分注意命令式语言的运用。简单化很少能对付复杂的道德问题。虽然,思辨方式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表达风俗,并不定优于中国式的介于说理和说教之间的表达方式,但它亦有所长。逻辑的理性的语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理性能力和批判思维,从而达到理解。

三、恰当运用语言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

语言的事实判断重在描述,而价值判断带有鲜明的倾向性、情感性和经验性。道德教育时,应把握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当我们面对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例如学生的违规行为,不要急于作价值判断,教师过于武断的个人的评断往往会伤害学生的自尊,造成出语伤人。个人情绪色彩过浓的道德评价有时会失之偏颇。在此时,耐心地理清事实的来龙去脉是较为理性的做法。教学中,恰当使用两种判断会相得益彰。冷静、客观地描述一件事实很有说服力。无论是讲课还是与学生交往,理智的事实分析容易博得学生的尊敬,知识的科学性会导致真正的遵从。但价值判断的影响力更直接,强度大,印象深,富有情感的价值判断容易激起共鸣。

现实中,无论是教师和学生,都容易以某种价值判断来取代事实判断,这种主观性、私人性使得道德很难贯彻其普遍规则,乃至人类的普世伦理都难以维系。比如有教师任意地评论人事,随意给学生下结论甚至使用一些侮辱性的语言,简单地政治化地歌颂一种理想,这样在势必不能培养学生主体性判断力。道德教育,只有将价值判断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才更有力量。但是,只注重事实判断,让学生记住一些知识,同样会将学生抛离情感的道德生活世界,造成学生说的和想的相分离。

四、注重道德语言的主体交互性

道德教育应弘扬主体性,即主体自身应具备的开放性、自主性、创造性。道德教育是一种交往的活动。这其中语言通常具有特别强的沟通功能。教师借助学生之口由学生自己推导、表达某种道德原理,抒发道德情感,这样进行道德教育,可谓事半功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教师自己的语言要有引导性和启发性,不能居高临下或呆板生涩或拖遢罗嗦;其次,应该具有自己的个性,即富有个人的人格魅力。学生道德教育活动中,能被激发、鼓励,愿意表达自己的个人独立见解、自己的情感、欲望。在一种参与式的道德沟通中,教育自然获得了本身意义,达到了目的。因此,道德教育中,语言的自由可以促进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交往,“丧失了自由,那么在不自由者当中甚至不可能有平等。”语言恰当、得体可以营造一种平等的交流氛围。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活动中、具体学校生活中,营造这种道德语言环境对学生道德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首先,语言只能围绕特定的道德主题。尽管表面上是杂乱无意的,众说纷纭的,但主题应该是突出的,教师一直在倾听和参与中。其次,语言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感情层面,即流于泛泛而谈,而是要将语言的交流引向深入,互有启发。教师对问题的深入理解会起到重要作用。第三,避免语言的人身攻击。互相指责,互相攻击创造不出平等的语言交流氛围。在彼此尊重中互相教育,自我教育,才能起到德育实效。

道德语言只有反映出一个时代崇尚的道德精神,才能成为约定俗成的语言。当一个时代尚未完全确立起自己的时代精神时,其信仰的虚空,价值的多元也首先表现在道德语言的歧义上。比如,时下对“大公无私”“集体主义”“孔融让梨”等传统价值观的质疑,对利益追求的伦理思考或多或少反映出特有历史阶段下,社会对建立一种新型伦理的需要和尝试。道德教育在运用道德概念、原则、语言时,都面临着新型伦理观的挑战,面临着人们心灵对新的时代道德精神的呼唤,道德教育可谓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钟启泉,黄志诚.西方德育原则.1998.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道德与教育篇4

一、道德教育中民族特性突出

1.将德育放在首位是德国、日本教育的民族特性之一。德国、日本两国教育历来重视德育,将德育放在首位。日本早在1879年,天皇便颁布《修订教育令》,确定以修身为“本”,知识为“末”的原则,使独立的德育课程——修身科的口授学时占总授课学时比重由1.5%上升至10%,在各科中跃居第一[1](P293)。虽然二战后一度实行主智主义教育路线,但在1971年,日本颁布教育改革令,强调把德育放在首位,重点抓[2](P295)。此后,日本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都重申这一思想,使德育主导的思想在社会上形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贯彻这一思想,一方面,日本政府对学校德育实行全面干预,有一整套管理体制:从教育部、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辅导组到班主任。1963年起文部省相继在全国各都、道、府、县指定一批中小学为德育实践学校,按地区联合组成道德教育共同推进学校,直接受文部省及所在政府教育委员会具体指导。这些学校中又一般由几所联合成立德育委员会,其下,各校又设有德育研究会,研究具体的学校德育教材、方法、各种活动安排、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时期的德育重点等[3](P138)。日本国立研究所以及都、道、府、县等教育行政机构及教科所或教研会中也都设有专门的德育领导和研究机构。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日本中小学每周开设一节道德课,称“道德时间”,正规教材由文部省制定,除正规教材外,文部省还编有一套收有几百篇文章的德育乡土教材。

德国学校是从教会教育机构中演化而来,学校德育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德育首位的思想也由来已久。1870年德国统一后,宪法就规定宗教教育为核心课程,学校德育主要由宗教教育承担,教会管理宗教课事宜。1889年威廉二世教令,要求德国学校把“畏神”和“热爱祖国”的教育放在首位[1](P166)。后来由于希特勒上台后强化反动政治教育,一度使德育与军国主义宣传划等号,法西斯德育路线对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唯智育主义二战后一度在西德盛行。但、暴力等问题促使人们不断反省德育问题,许多州(如巴伐利亚州)纷纷对德育做出决定,州宪法明文规定德育的重要性,指出学校不仅传授知识,更重要的应塑造人的个性和心灵,教育学生尊重宗教,爱国爱民。

德国对德育的重视方式与日本的政府主导型截然不同,德育实行教育分权制,两德统一后仍然如此。学校德育以宗教教育为根本,在各方面都突出和教会的作用,宗教课是中小学的必修科目,全权由教会包办,校长都不得干涉过问,至上性可见一斑。此外,德国人认为,思想行为教育是一个综合工程,强调将德育贯穿于一切教学工作之中,除宗教课、伦理课、社会课等德育科目外,要求其他课程也应担负德育任务(从操作层面看,大众学校实行的教师包班制,一个教师上十门课左右,对教师把德育与其他教学相联系也十分有利)。

2.重视本民族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是德国、日本德育的特征之一。日本德育重视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教育。明治维新以前,各种教育(如家庭、私塾、平民乡学、大学寮等)都以灌输伦理道德为核心,对百姓进行严格而广泛的封建神道、儒道和武士道的三重道德熏陶,推崇天皇崇拜、仁义忠孝、跷勇、坚忍、重名轻死、崇拜军刀、舍身正果等价值观;明治维新时,在吸收西方科技和文明的同时,仍以封建道德作为学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培养掌握现代技术的封建臣民武夫;此后,实际执行的军国主义教育路线使西方技术与皇道国粹更牢地合壁一体,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知识技能传授的同时,以培养天皇忠顺的臣民为目标,最终,“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德育成为战犯的帮凶。1947年,日本修正了教育基本法,抛弃了推崇了50年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德育路线,以培养国民热爱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富有自主精神,身心健康,爱好和平为宗旨。此后,经过若干次改革,德育目标明确规定要使日本人“具有自主性”,推崇尊重个人、尊重个性、自由、纪律、自我责任等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与此同时,尤其注重传统道德价值观,如忠孝、家族和皇道等观念巧妙在与“建设家乡”,“为大和民族利益”等口号结合起来,再配以其它的感性材料(包括英雄史),教育效果很强。需要指出的是,日本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对天皇敬爱和日本国崇拜的情调以及美化侵略战争和战犯的态度,已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

德国自19世纪70年代统一后,虽然形成了全国普通国民教育体系,但德育中的宗教特色仍然很浓厚,价值以一般教义为基础,遵循宗教价值观,敬神、畏神、服从、纪律、忠诚、责任、仁爱等道义型价值取向是其体现,而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是功利型的,信奉的是竞争、利益、尊严、责任、效率、自由等,经过冲突与磨合,战后,德国德育目标强调要培养人的尊严、克己、乐于助人、理解他人,强调对公民进行诸如诚实、坦率、互助、给予、仁爱、不自私、责任感、相互谅解协调等健全人格的质素教育,现代社会所需的完善人格教育与其传统文化特质有机结合起来了。当然,两次大战期间德国实行法西斯德育,所鼓吹的以对暴力的崇拜和对权威的盲从为特征的“特种日耳曼民族”观在今天西方极右势力有所抬头的背景下有死灰复燃之象,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二、民族特性通过德育进一步被强化

1.德国、日本德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民族精神,两国人民民族认同感强烈。日本学校德育内容主要是文部省制定的道德条目为主,每一德目都有详尽说明,特别强调德育与各科及课外活动配合,除正规教材外,还鼓励教师依据这些德目自编教材,因此,德育实际是由德育课以及历史、地理、公民、政治经济、家庭技术等等社会科和社会实践课程、生活指导课、劳动课等共同承担。日本德育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德育的核心目标却十分明确,旨在培养民族精神,这是日本学校德育最突出的特色。1990年后,日本将德育目标表述为:“将尊重人的精神和对生命的敬畏观念贯彻于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具体生活中,为创造有个性的文化及发展民主社会及国家而努力,进而培养对和平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具有自主性的日本人,以培养作为基石的道德情操为目的”[1](P298)。其核心有二:一是培养人的尊严,一是培养日本人,其根本实质是培养懂得廉耻、服从国家意识、拥有民族优越感的“高大”日本人,使全体日本人树立起民族意识。日本民族精神之精髓——勇于进取、百折不挠、忠精团结、舍身奉献等德性教育浓浓地渗透于各门德育课程及活动之中。由于日本德育是全民德育,家庭、学校、社区各自承担切实可行的教育任务,因此,“高大”日本人教育很有成效,日本人民民族认同感极强,以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德国德育除宗教课、伦理课外,道德观念教育也渗入所开设的大量社会科之中,如,地理、历史、教育、社会、劳动、家政、经济等。此外,从宗教仪式到各种庆典仪式,甚至到课堂装饰(悬挂耶稣蒙难的大十字架),无处不体现出道德的教化。虽然德国学校德育因各州具体的德育要求不同而目标有别,没有统一的文字表述。但二战后,德国德育的基本目的是以宗教为根本,陶冶“精神与人格”[1](P171),除培植学生的外,注重培养人的尊严、克己、责任感、乐于助人,对真善美的感受性,民主精神和爱国爱民以及德意志精神,其中培养学生具有“德意志”精神是德国德育的核心目标。德意志民族以气质高贵、尊严、责任感、思维严谨周密著称于世。德育根本目的是要培植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灌输爱国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尤其重视德国史、德国地理等教学,在各种德育教材中强调介绍德国民族英雄和民族著名科学家在国际上的贡献,而在培养人的尊严、责任感上,德国德育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与日本的形成鲜明地对比。某种意义上说,德国德育是相当成功的,人们在与德国或德国人的交往中,总会感觉到他们对工作、对祖国表现出的由衷的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民族认同感表现十分突出。

2.德国、日本德育的功效之一是民族特性突出。德国、日本德育的成效人们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两国民族特性鲜明,甚至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都表现出本民族的特色。

大和民族强调集体主义价值观,倾向于从集体道德观看人生、订行为准则,突出群体意识,国民的同舟共济的意识浓厚,这是德育的成效。日本德育强调合作的集体主义原则,重点培养、炼塑群体共存共荣的精神,集体主义价值观教育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中小学德育大纲中有“关于集体与社会”的道德条目(从低年级到高年级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制订具体的教学要点)[2](P201),通过讲解、讨论、辩论等各种方式在“道德时间”进行教育,还渗透到其它社会学科的教学和特别活动(类似我国的第二课堂)、学生会活动、俱乐部活动、全校性活动(如国庆、校庆、文化祭、音乐会、校运会等)等活动之中,甚至在学生守则中都能体现出集体主义的德育理念,如,日本兵库县立神户高冢高中学生守则中对着装(细致到鞋袜颜色、校服的换装时间、毛衣颜色及式样……)、礼貌用语等都有细致、详尽规定[1](P309),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

日本人讲求群体协作的民族特性如此鲜明,以至于在当今社会表现出独特的市场经济模式:协作型市场经济,它体现在企业间的相互协作及企业内部的团结合作,员工以工厂企业为家,而且,公司企业名气越大,越注重公司精神教育,像松下公司从厂家到管理机构、培训中心以及技工学校和研究机构,都非常注重“产业报国、光明正大、奋斗向上、礼貌谦让、适应形势、感恩报德”的“松下精神”教育[1](P461)。重视集体的企业文化建设被不少人认为是日本成为经济巨人的秘密武器。

日尔曼民族国家意识强烈,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体主义观念普遍被接受,这与道德的教化是分不开的。德国德育在运作中表现出人性型特点,专注于对上帝的虔诚和对人性的磨练,体现了克己、互助、严谨、责任感、关爱、不自私、给予、发展相互谅解协调关系等特征,这些德性普遍被推崇,重视社会公平就会成为必然。

德国人重视社会公平,从而在市场经济运行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性的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造成了毁灭性灾难,而联邦德国的迅速崛起,被视为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奇迹,其主要原因,就是实行了由德国经济学家L·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倡导的“适应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简称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的主要特点就是要把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的统一,讲求效率、强化竞争的同时,又讲求公正、减少两极分化,提倡社会公平,注重社会保障,体现出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原则。不难看出,德国人克己、互助、服务社会和人群等良好品行,对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和推行起了基础作用,而德国人的诚实、坦率、尊严、不自私、责任感、理解他人等品行也体现在方方面面,譬如说对二战中法西斯行径的反思与忏悔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赏,为其经济的发展减少了不少外部阻力。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3.

道德与教育篇5

从词源上看,古今中外对“闲暇”有不同的解释。《辞海》中是指空闲、时、悠闲自得貌。在西方,“学校”一词源于希腊语Skholk,其意即闲暇和教育活动。英语中“闲暇”一词leisure,源于古法语leisir,是指人们摆脱劳动后的自由时间和活动,该法语又源于拉丁语licere,意指“被允许”或“自由”。

古希腊的柏拉图把闲暇分为四层含义:空闲;从活动中获得自由;一种自我控制的自由状态;休闲的状态。一般说来,闲暇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时间空闲、活动自由、精神悠闲的存在方式。通常,社会学家把闲暇作为时间概念,个人时间分为个人必需时间、工作时间和闲暇三部分。个人必需时间通常包括:睡眠、用餐、卫生、健康等时间。闲暇是除了工作时间和个人必需时间之外的个人自由的可支配的时间。

本文中闲暇有三个含义:一是时间层面的,指闲暇的自由的时间;二是活动层面的,指闲暇的实践活动;三是精神层面的,指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的心理状态。闲暇有三个特征:第一,闲暇是一种精神态度,是人所保持的平和与宁静的心理状态;第二,闲暇是一种为了使自己沉浸在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的机会和能力;第三,闲暇是一种自由自在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是在社会规范内的自由。从时间上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本身就是财富;从活动上说,闲暇活动具有相对性或结构性,也就是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性;从精神层面说,闲暇是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体现。

不管是从时间层面、活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来看闲暇,闲暇之所以为闲暇的根据就是自由。从时间层面看,闲暇是除了满足生理需求和工作以外,个人可以支配的自由的时间,自由的时间才使得个体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发展。从活动层面说,闲暇是在自由时间内,由个人自主选择从事的活动,自由是闲暇活动的必需条件。从精神层面说,闲暇是一种自由的心理状态,是一种自由的存在方式。所以,闲暇的本质是自由。

但是,自由是有限度的,个体生活在社会中,个体是社会中的个体,个体在不断追求自己福祉的过程中,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为此,社会建立起一套制度体系,来保护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不受侵害。任何个体侵害了他人的利益,社会都有权利制裁。这并不是说要限制个体自由,而是说在不对他人造成有害的影响的前提下,个体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如果个体的发展对他人的发展造成了潜在的危害或者现实的危害,但没有触犯法律,那么冒犯者应该被正当的惩罚和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因此,闲暇的本质是有限度的自由。

二、闲暇自生命诞生之日

就与道德教育相识

劳动创造了人,但是并不完整。史前人类在满足生存需要的时候,同时也在游戏、玩耍。托马斯•古德尔认为,游戏是文化的基础,并必然先于文化而存在。事实上,游戏先于人类而存在。这说明,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游戏比文明更古老。如果说劳动满足了人类生存需要的话,那游戏就是群体内部建立亲密关系的粘合剂。游戏与劳动一样,对古人类同样不可缺少,因此,与其说劳动创造了人类,还不如说游戏闲暇与劳动共同创造了人类。

游戏还孕育了人类文化。这不是说文化从游戏中产生,而是说在文化的最早阶段里蕴含着游戏的特质。道德同样蕴含着游戏闲暇的特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一般有两个解释维度,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谓“道者,认知所共由;德者,人之所自得也”。前者体现的是道德的外部规定性,是指个人在社会中生存所遵守的各种规约;后者体现的是道德的内部规定性,是指个体道德内化的内在规定性。

闲暇是为了生命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要站在生命的高度理解闲暇。生命生长的过程是艰难的,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为了生命的延续,就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坚硬的保护壳,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生命的真实掩藏起来了。而闲暇是生命在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压力下释放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是在内心自由的驱动下的行动方式,它使个体能够本能地选择自己喜欢的生命存在方式。

闲暇使得生命的真实不再遮掩,真正彰显了生命的本色。首先,在闲暇状态下,开放的生命卸妆了,不再戴着面具生存,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生命的本真。我们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倾听内心深处的呼唤,感受自己真实的存在。其次,闲暇的生命是与自己协调一致的生命。只有在闲暇时,生命中真实的自己才真正展现,生命才返璞归真。但是,闲暇不同于懒惰与工作狂。懒惰是不想做自己,放纵自己,放弃自己的尊严与责任。而工作狂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懒惰:不愿意反思自己,以工作为由来逃避自己真实的想法,逃避现实。最后,生命的有限性阻碍了生命的无限发展,而闲暇则是摆脱了人自身的目的性,超越了人的内在限度。因此,“闲暇的能力和沉浸在存在之中默想的天赋以及在庆典中提升自己的精神能力一样,能够超越工作世界的束缚,进而触及超人的、赋予生命的力量”[1]。

道德自人类诞生之日起,就以一种隐性的、尚未规范化、制度化的形式存在。闲暇是生命的内在需要,而道德是生命得以升华的催化剂。道德提升了人内在的修养与情操,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与动物的内在差别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的提升需要道德,而生命的进化发展同样需要闲暇来捍卫生命的真实。因此,闲暇与道德在生命的内在需要上真正相识。

三、闲暇教育在生态意义上

与道德教育相逢

21世纪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态问题日益严重,需要人类改善自己的行为,提升生态道德。“生态道德不仅是指个人在自然界中生存所应遵守的生态规律及由此制定的生态规范的总和,更指个人根据自然的承受能力,以最优的方式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生态情感和生态自觉性。”[2]而生态道德教育就是要通过传授生态知识、生态规律和相应的生态规范,提高受教育者的生态道德觉悟和生态水平,培养出既能协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能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性生态人。

这种理性生态人是生态道德的践行者,范围涵盖了个人、企业、政府和各种社团组织。这种理性生态人既是理性的也是生态的。理性是指生态理性――不仅要实现对有限的生态事实和问题的正确认识,而且能够把握生态事实和问题背后的规律,以此来摆脱表层的生态现象的迷惑。生态是指理性生态――符合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能挖掘生态现象背后的本质,而不是任凭表面的生态现象摆布。

生态道德教育培养目标――理性生态人要秉持“敬畏生命”的思想信念。面对大自然中的一切生命,理性生态人不仅仅要怀有尊重生命的情感,还要怀有几分敬意,培养一种对生命负责的理念和关爱一切生命的精神。敬畏生命承诺的是一种无限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理性生态人的内在同情心,对生命保持高度敏感的感受性,敬畏所有的生命,避免随意地、粗心大意地、麻木不仁地直接或间接伤害和毁灭其他生命。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为一种有教养的精神关系,赋予自己内在的道德约束,过上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道德生活。

闲暇教育同样需要生态化。生态闲暇教育是指通过传授闲暇知识、相关闲暇技能,培养受教育者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合理支配自由时间,达到自由自在的存在方式的精神境界。只有这样,闲暇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闲暇,不损害他人的自由的闲暇。闲暇与道德教育在生态理念上达到了和谐统一。

四、闲暇教育在本质上与道德教育契合

从共性论的角度来看,现代德育实践的本质是一种以追求人生的价值、意义为内容的精神性实践活动。现代社会提倡民主、释放个性,德育为弘扬人生价值,探究人生意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阵地。而闲暇道德也是为了探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进行的实践活动。

从属性论的角度来看,现代德育的本质体现在它对学生价值观的建构上。道德教育可以帮助学生提升道德情操,形成有意义、有价值的道德生活,形成处理道德问题的基本标准,从而超越现实平庸的生活的制约,实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也正是如此,德育的手段不是思维改造、情感感化、行为规范,而是重塑价值观。现代德育的本质是引导学生价值观的建构和道德理想的形成。

从特殊矛盾论的角度来看,教师与学生的矛盾、学生的现实道德生活与理想道德生活的矛盾是德育过程的特殊矛盾。前一矛盾决定了学生道德生活的建构与价值观的形成不能离开德育工作者的价值引导,而后一矛盾决定了德育工作者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要立足于学生自主建构价值观的主观能动性上。道德是个体选择的结果。道德教育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动性、主体性,让学生自己选择。现代道德教育的本质是德育活动的教育性与学生道德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同时考虑学生道德的最近发展区。闲暇道德教育的矛盾依然是教师的教育性和学生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

总之,现代德育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建构人生意义的精神实践活动,是一项教师与学生共同建构学生价值观的活动,是以教师的教育性与学生的发展性为主要矛盾的。而闲暇的本质是自由,有限度的自由,是学生在可自由选择的活动中学会有意义地利用时间,达到人生的自由自在的一种精神境界。闲暇教育的本质就是让学生在自由的实践中探求人生的价值,是以教师的教育性和学生的发展性为特殊矛盾,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重塑学生的道德价值观的活动。闲暇教育在本质上与道德教育达到了契合。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皮玻.闲暇文化的基础[M]. 刘森尧,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4.

道德与教育篇6

    我们要鼓励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对那些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和个性的话的学生,我们应该给予肯定与赞赏。教师应该懂得珍惜和呵护学生那种纯真的感情,因为那是学生道德情感的萌芽。在苏霍姆林斯基眼中,不论自己的学生日后是成为将军、教授、市长,还是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只要具有美的心灵,那么这个学生就是值得我们欣赏与尊敬的,教师付出的道德教育操劳所得到的价值也是等价的。

    苏霍姆林斯基的德育思想是真正面向全体的学生并且瞄准“人”这一目标的,因此他特别注重学生的特性。他说:“我们不仅要把每个儿童培养成心灵手巧的劳动者,而且要给予他有个人特性的、互不雷同的创造的幸福,世上有多少人,就存在多少条通往共产主义幸福的道路,因为每一条道路必定要通过每个人独特的天赋、才能和才华”。因此他提议,教师们不要只是将学生培养成只知服从社会道德准则、循规蹈矩的公民,更要注重培养丰富多彩的“人”,要懂得欣赏学生各种不同的个性,抓住学生个性行为下的优良品质和美好心灵。一位平时比较调皮、爱迟到的学生,可能他的正义感非常强,乐于助人。只有善于抓住学生好的一面,给予及时的赞赏,才能更好地促使学生美好的道德萌芽真正地成长、成熟。

    在德育中对“美”的关注与推崇是苏霍姆林斯基德育思想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更加丰富地体现了他的赏识教育的思想。他说:“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满、体魄健全的强大源泉”。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不只是他制作了第一件劳动工具,而且还因为他能感受美、理解美、创造美,而这种美涉及的可谓是人生活的全部,因而“审美教育涉及正在成长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一切领域”。即然美同人思想面貌的形成、道德标准的形成密不可分,那么,让学生充分感受美是德育的良好途径。来自理性的、感性的、现实的、理想的、科学的、艺术的、大自然的、人类社会的、劳动的、休闲的、智育的、体育的……等领域的美都能对学生的道德起到陶冶和充实的作用,达到实实在在的德育效果。因此,苏霍姆林斯基并不赞同精英教育,特别在道德教育中,他认为每一位学生都是美的,在他们精神世界中都有美好的愿望与追求。只要通过教师的发掘与赏识,使学生能感受到自身和身边的美——首先是人性的、心灵的,还有科学的、自然的、人群的、自身的、家庭的、社会的……学生就会更加理解美、珍爱美,最终能创造美,从而构建美满人生,创造美好的道德世界。

    充满爱心的成功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的成功教育是最能深刻体现其赏识教育思想的。赏识教育的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成功教育思想之中,教师的赏识是实现成功教育的核心所在。它可以集中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首先,教师的爱心是成功教育的原动力。苏霍姆林斯基把老师热爱学生视为“教育的奥秘”,他的座右铭是“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们”。他认为师爱是教师发自内心的对学生关心、爱护、尊重、信任、期望、赏识以及尽责的美好情感,当学生感悟到这种师爱后,便会激发出积极向上的热情,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他提出:“如果每个儿童的喜悦和苦恼都敲打着你的心,引起你的思考、关怀和担心,那你就勇敢地选择崇高的教师工作作为自己的职业吧,你在其中能找到创造的喜悦。”正因为爱,所以会有创造的喜悦,正因为有创造的喜悦,所以对教育、对学生更加充满爱的情感。真正的教育,正是这种爱与创造永无止境的良性循环。教师有了爱,才会用伯乐的眼光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对自己的教育对象充满信心和爱心,才会有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如果教师发自内心地向学生倾注真情,用真心、善意和语言去打动他们、感化他们、启发他们、诱导他们,让他们增强信心和勇气,让他们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奋起直追,痛改前非,最终他们也会成为生活和学习的强者。

道德与教育篇7

一.影响分析

1、班主任思想素质影响

班主任是全面负责一个班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教师,班主任除了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者外,还是一位管理者、引导者和监督者。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教师的世界观,他的生活,他的品行,他对每一现象的态度都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全体学生。”班主任更是如此,有的班主任穿着打扮过于时髦,学生穿着也是花枝招展;有的班主任不注重礼节,讲文明,学生也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学生的不良道德影响与班主任错误思想、行为约束有极大关系。

2、班主任重视分数,轻视德育。

分数就是学校的生命线,也是班主任、老师、学的生命根子。班主任往往以成绩评判学生,困难学生补助费发放也离不开分数,甚至选班干也要以分数为依据。为了分数,每周只有一次的德育班会课,也变成教学课。班主任灵魂被分数的鞭子抽得最感到苦不堪言,哪里还考虑到德育。

3、班主任重形式,轻德育。

学校为了应付上级,班主任为了应付学校,三月学雷锋,只要带几个学生拿扫帚到校外一条街清扫清扫,照几张像,留下痕迹,活动就算圆满完成,至于学生是否能从活动中感受到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快乐也就无从考察了。倒是有学生私下议论:“我最喜欢学雷锋活动了,因为这样可以不上课,还可以上街逛逛。”也有学生编笑话:“学雷锋,一阵雷,一阵风,扛扫帚过大街的临时工。”

班主任主持学生参加清明扫烈士墓,五四办墙报等等活动越来越多,表面上看到德育形式一片大好,但实际上真正能深入到学生心灵的、能影响学生精神世界的活动又有多少?大家心知肚明:扫扫地不等于心灵就受到无私奉献情操的陶冶,因此也只是活动活动而己!

班主任是学校中主要进行道德教育的教师,是承担国家德育任务的主要教师,是学生生命发展的指导者。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班主任责无旁贷。

二.中学生思想道德教育途径。

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时讲过一句话,“第一流人物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更大”。凡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没有一个不是把人格、道德和精神放在第一位的。因此,班主任与学生接触较多,更该如此。具体作法浅谈如下:

l、班主任自身要练好“内功”。

班主任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班主任的“言教”要做到动情、晓理、言美,也要讲究适时、适量、适体,要让学生听到最温暖、最善良、最激情、最善解人意、最富有激励价值的语言,做到字字入耳,字字入心,水滴石穿,融雪销冰。也要学会行不言之教,获取“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理想效果。班主任的“身教”应遵循“其身正,不令而行”的原则,遵循示范性、榜样性的原则。班主任的人格魅力是最具教育影响力的因素,班主任必须注重不断地规范自己,完善自己,提升自己,达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的理想的教育影响境界。

2、班主任要热爱自己学生。

热爱学生是人民教师的天职和美德,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感情基础。

(1)美国著名的教育家保罗?韦第博士问卷调查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尊重与爱心是教师最重要的品质。

对一颗受伤的心灵、迷途的羔羊应该有极度的宽容。并给他们改过的机会,给学生一个机会,实际上就是呵护学生们自尊,让孩子们感到你的宽容和善良。不要以惩罚为目的。孩子独自一个人犯的错误,应该单独教育,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学生犯的错误公之于众。否则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导致许多学生走向了反面,越走越远的。去年,科任老师反映某学生上课常捣乱或顶撞老师,周一班会课时我严厉的点名批评他。第二天上课要么迟到,要么睡觉、更别提看书了,我不断反省自己,才发现自己不应该当众批评他,让他在同学前面抬不起头。况且他比以前有了进步,上学期经常旷课,这学期没有这种现象了。后来当着同学的面我向他道歉了并肯定他的进步。现在这个学生上课不再那么捣乱了。而且做错什么,都会很有礼貌地向我道歉。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我后来道歉的作用,但从他平时对我的礼貌及上课的认真态度中,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2)班主任要一视同仁。

关心热爱每一个学生,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学生最讨厌待人不公平的班主任。班主任的关心和热爱必须是面向每一个学生的,不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是干部子女还是农民女子,班主任一定要公正对待。班主任应重视那些存在各种缺点的后进生,多关心有生理缺陷的残疾生,不能嫌弃妓视他们,而要用高度的责任心多关心他们,爱他们,对他们施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持之以恒。我校有位班主任,她所带的班,多调皮捣蛋的学生到她的班里都会变个样,究其秘决,就是公平对待每位学生,对于后进生,善于发现并挖掘他们的“闪光点”。欣赏他们、激励他们进步,多关心他们,给他们表现的机会,引导他们积极奋发向上,改掉坏毛病,结果这些“捣蛋鬼”个个都成了班里各类活动的积极分子,常给班里争光添彩,每年都获得优秀班集体。

3、班主任要多与学生交流。

有一次,我问学生:“你们比较喜欢听哪个老师的课?”他们一致认为比较喜欢英语课,原因是英语老师上课时经常抽些时间来与他们聊天,真心与他们交流思想感情,让他们懂得许多做人的道理,上课也觉得很轻松。我想,如果老师都肯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多与学生交流,你将会发现我们学生的可爱之处,他们有的缺点将因为你的思想改变而改变。

4、班主任要学会解放学生的空间。

普通中学的学生升学指望不大,学习的动力不强、兴趣不浓。在他们身上只想提高分数等于拉牛上树。许多学校挥动补课的鞭子,变相地把学生、老师赶来教室集中补课。成绩补上来了吗?无从考察,只听到老师、学生声声埋怨,埋怨他们没有自由的时间。带着如此心情来教书能教得好书吗?学生带着如此心情来上课又怎能上得好课?陶行知先生曾多次大声疾呼对学生要实行“六大解放”。其中之一的“解放”就是“解放他们的空间,使他们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去取更丰富的学问”。利用星期六、星期天让学生到阅览室,图书馆,在书的海洋中接受心灵的洗礼;组织学生郊外活动,增强他们集体观念,让他们在“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环境里接受美的熏陶,培养他们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5、班主任要学会让德育渗透在课堂教学中。

德育应该是一种经常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行为,不是几次形式活动和每周一节课所能承担起的大任务。它的主阵地应该是在我们的学科课堂上。

上一堂《七根火柴》、《荷花淀》等,在学习中,学生们深深地沉浸在文章所描述的情景里,真切地体验到英雄们刚毅、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和在危难面前英勇不屈的革命斗志,热爱家乡、祖国的精神,深深感受到:通向胜利的道路是烈士的躯体铺就,红旗是英雄们的鲜血染成。

教苏轼的《明月几时有》、司马迁《鸿门宴》,要让学生们在深深陶醉于文字所描绘的场景的同时,不禁为祖国语言文字的精美、准确、凝练和古人谋略所折服。反复吟诵,细细品味,审美情趣和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之情也油然而生,还有什么方式能比把德育和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实效性更大呢?

语文课堂是如此,其他的课堂也不例外。如地理学科,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偏低。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草原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为三分之一,林地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为四分之一。这些知识可让学生更清醒地了解国情,从而产生保护自然责任感。认识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

6、班主任与家长不断地互相沟通配合。

中学生教育设单靠班主任是不够的,必须众手合力,共同来营造一个尊重、关心、爱护青少年思想道德成长的大环境。

班主任要与家长密切联系,请求家长配合老师的工作,学生在家庭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家长也要督促学生的行为,比如注意平时孩子都跟什么人玩在一起,有没有夜不归宿的现象,有没有迷恋上网络游戏等等,时刻提醒学生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要经常进行家访或电话询问,及时了解学生在家的学习行为,及时得到家长反馈的信息,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作出及时的纠正。班主任与家长不断地沟通,互相配合,让学生养成不良习惯的机会减到最少。在此基础上再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收到的效果更佳。

道德与教育篇8

道德是反映和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由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构成的规范体系。道德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形成一定的道德。

按照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人类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目前正向信息社会迈进。在渔猎时代,由于自然力异常强大,人们对自然非常崇拜。据人类学研究,图腾、风俗、礼仪、禁忌等说明了原始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自然、归属自然、畏惧自然。当时入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剧增,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大增,开发和破坏相伴前进,主要表现在破坏地表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在前工业社会及工业社会早期,资源对于人类来说还不是那样稀缺,当时的道德并未危害人类对自然的规范,或者说并未将破坏环境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如果说已出现了保护环境观点,也只能算是一种朴素的、建立在感性认识上的观点,其影响范围也是小规模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工业革命以后,人口膨胀,工业化步伐加快,生产力突飞猛进,极力追求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导致了资源严重浪费,环境严重破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极端行为终于到了危及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地步。这些事实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于是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由此可见,环境道德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是道德进化的结果。

“环境道德”的内涵

环境道德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环境道德规范的核心主要是人类应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环境道德的建立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善恶、良心、正义、义务等道德观念应用到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中去,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出发,倡导人们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它是新形势下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系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由于大自然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因而,在空间和地域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应公平地享有地球,平等地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代社会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总是利用不平等手段和方式,廉价地过多地利用地球资源,掠夺不发达地区资源,因此,富裕地区的人们应对自己的发展行为实行自律,并且履行扶持贫困的责任和义务,已成为人类真正平等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责任。

2.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系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地享有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直接影响到资源的持续性。工业时代那种浪费式、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强调既要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能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不可以因当代人的自私和无限度地消耗自然资源而使人类发展的链条中断,而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个健全的生态环境。

3.人地公平

人地公平系指人与自然界保持一种公正的关系。这一全新的观念要求尊重、实现和维护自然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尊重自然,摈弃对自然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把人类与环境、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融合在一起,要求人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地控制利用、改造自然界的程度,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环境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环境道德作为人类道德整体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着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态度,实际效果却是对人类的保护。现代社会需要培育环境道德,这不仅是道德自身的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要将环境道德观付诸实践,环境道德教育是一个首要和必要的有效途径。

1.更新道德价值观念

道德对象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自然,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传统价值观的内涵。首先要向人们揭示自然的内在价值,使人们能够将自然视为人类的伙伴,并产生一种尊重自然的态度,产生对自然的亲近感情和关怀。其次引导当代人要自觉维护下一代的发展权利,学会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在平等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2.树立合理的利益理念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与利益是统一的。正确对待利益问题也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环境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其基本原则就是生态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在利用和改进自然引导各种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要注重自然界各个要素的互利共生、协调发展。环境道德将我们置于一种挑战性的困境中,因为“它们可能会要求我们抛弃一些物质理想,即我们的生活应达到一定的水准以及为了维持这种水准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尽管如此,培育环境道德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精神游戏。人类应重新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利益分配,以生态优先的原则重新定位一些产业。

3.加强生态保护意识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支持。人们应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了解自然,与自然为友;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才有可能正确利用规律,满足人类自身需求,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4.建立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念

道德与教育篇9

关键词:政治 道德 教育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038-02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古以来,中国就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周礼・师氏》中记载,当时的国学教国子以“三德”和“三行”。“三德”,即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即“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尤其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早就把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融为一体。虽然社会与人在发展中都需要思想政治与道德教育,但两种教育在对象、过程、内容、体系上都存在差异,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可互相替代是作为社会必须的互补性存在。

已有研究指出,当前在我国学校德育实践中的误区之一是有些学校或教师把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视为独立的教育的活动,从而把政治教育看成单纯的教育过程。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内化分离,这种误区至今仍然存在。后果之一是导致教育建构中重政治教育而轻道德教育,否定道德教育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从而使社会道德建构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我们认为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都要重视,实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转变,必须先确立新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政治教育与道德的关系。

一、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互不影响的两种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教育是指有目的地形成人们一定的政治观点、信念和信仰的社会活动过程。道德教育是指形成人们一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这两种教育的内容、目标和目的各不相同。从它们的逻辑关系上看,并非有着绝对的、必然的联系。从教育对象上看,都是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以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主。思想道德教育的更高层次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更高层次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也不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两种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教育的性质。思想道德教育是人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而言,属于国民的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政治信念教育,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但却不是两种同一的教育。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不会是趋同,而是各有侧重。

政治与道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虽然作为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政治与道德在其内容、形式、地位、作用和历史发展过程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别,它们之间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来源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对同一社会生活整体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极其密切的。尤其是政治中有别于政治实体的政治思想与道德同属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二、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进行的相对独立、不可替代的两种教育

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一致与依存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相对独立和不可替代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相对独立,是由于政治与道德是相对独立的这一性质决定的。政治与道德虽然同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在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但是它们在其内容、存在方式、与社会经济基础联系的密切程度、对社会存在的作用、历史发展过程和前途等方面是不完全相同的。

诚然,政治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人类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特殊规定性和不同的特点与功能,两者不能互相混淆与替代。但是,在政治与道德并不由此而成为互相排斥的两极,正相反,政治与道德在一定的规定范围内也是可以互通的。

政治和道德在内容上是不同的,政治由于其反映社会经济利益更直接,它的存在方式大多是显性的和成文的,例如国家的宪法和各种法律中提出的国家性质、制度等都是被明文规定的;而道德的存在方式既有显性的、成文的,也有隐性的、不成文的,例如各种社会准则、义务、责任往往是显性的、成文的,而图腾、禁忌、风俗等则常常是隐性的、不成文的。

政治与道德的不同也必然造成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差别,必然使两者在过程、阶段、条件和结果上都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教育界是公认的。例如,由于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更加直接,所以政治教育内容的不稳定性和变动性必然高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中既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理论教育,也有频繁变动的时事政治教育。而不管是政治理论教育、时事政治教育,还是道德教育,由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同的,因而其途径和手段也是会有很大差别的。在我国以往的做法中,将政治教育包容道德教育,抹煞道德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使道德教育完全附属于政治教育,从而使道德教育甚至整个教育随着政治和时事政策的变动而变动。这种做法损害了道德教育的相对稳定性,也动摇了道德以及道德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社会现有发展水平的一种科学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现代社会的初级阶段,也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逐步摆脱经济和社会的不发达状态,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这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判断和发展目标的确立和认识与以前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同的,在教育决策的定位上也必然带来差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教育凌驾于一切教育之上,用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政治标准代替道德标准、政治判断代替道德判断也就在不言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就逐渐地凸现出来。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在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任何社会的动乱和不安定都会妨碍现代化的实现,而社会稳定的条件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秩序、道德与法制。因此,为了建立稳定的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基础,道德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就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在人才的标准上也引发了变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人才首先是具有高竞争意识和高规范意识的人才,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高规范意识人才的产生依赖于我们的教育,依赖于我们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学生的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应摆在首位。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教育所实现的目标也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和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立峰.政治与道德[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 《周礼・师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 《思想政治》系列教材[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道德与教育篇10

态度的不重视源于观念的不重视。因此要改变教育观念,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法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对大学生行为规范的完整的教育,是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二者结合可以优势互补,实现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目标。当然,二者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正如二者的关系一样,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即将道德教育法律化和法律教育道德化,这样才能符合育人目标,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简单来说,这种结合的是德与法并重的教育,是促使大学生精神道德和法律意识平衡发展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要体现国家、社会对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要求;另一方面,要把握学生的兴奋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来选择教育的内容,寻找学生关心的问题,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因此,在课程安排上,除了专门的课程外,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应该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可以通过校园文化潜移默化的对大学生进行影响,在实践活动中实现道德与法律教育的目标。

二、高校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分离与有机结合

对大学生进行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出现了分离的现象,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倾向。一方面,由于受到我国一些传统思想,例如儒家重德轻法思想的影响,致使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法律作为调控社会主要手段。反映到高校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上,就出现了主张道德教育而轻视法律教育的倾向。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片面主张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致使法律教育的育人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受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影响,过分注重法律教育,而忽视道德教育。例如某些学校为方便管理,制定严苛的规章制度。虽然这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但如果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单纯依靠这种管理的惩罚效力,极易激化矛盾,造成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学生之间的隔阂与对立。任何一种方式都不是万能的,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亦是如此,只依靠其中一方面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教育都不能达到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的的课程,它在阐述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同时,将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提高社会主义道德觉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因此,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不仅仅局限于有限的课堂之上,可以扩大范围,将此门课程加以实践,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去,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

三、对高校道德和法律教育的社会冲击与正确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