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税率总结十篇

税法税率总结篇1

《福布斯》中文版在2005年7月刊关于“2005税负痛苦指数”特别报道中指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名第二，绝对值为160（其中法国税负痛苦指数174.8，为全球最高）。

税负痛苦指数的得分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被选用的各税种最高边际税率加总的结果就是税负痛苦指数。如《福布斯》推出的税负痛苦指数即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最高法定税率直接加总，最高边际税率直接加总得出税负指数为160。

税负痛苦指数算法有缺陷

税负痛苦指数仅是关于一国税负的一种算法，且是科学性较差的一种算法，在反映名义税负高低问题上有几个重大缺陷：

一是没有区别平均税负与边际税负的差异。平均税负反映的是每单位的税基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边际税负是最后一单位税基所承担的税收数量，是经济学边际分析在研究税负问题上的应用。从这种计算结果看GDP增量中税收参与分配的程度，实际意义会大打折扣。如《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计算使用的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实际上纳税人的月薪超过10万元才适用。

二是不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不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将不同税种的法定税率做简单加总，忽视了主体税种比重差异和各税在总体税负形成中的分量。总体税负应是各主体税种税负的加权平均水平，不考虑税基结构而直接简单加总法定税率，在一国经济结构变动较大时，将影响计算结果的可靠性。

三是税种选择标准不确定。税种主要选择主体税种，但税种入选并无确切的标准，如查增加或减少一个税种，排序将发生重大变化，这也降低了衡量的科学性。

税负痛苦指数不能说明实际税负的高低

税负痛苦指数不能说明实际税负高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不考虑减免政策和征管因素。我国税法中减免税政策规定条款多，范围宽，数额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宏观税负的理论水平。粗略地匡算，减免税政策规定会使宏观税负的理论水平降低10%左右。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差异较大，法定税率与实际税负之间征管因素有很大的作用空间，二者不能等而视之。税负指数对发达国家或者税收征收管理水平再不能上升的国家来说，用于自身的比较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适于进行国际比较。

第二，《福布斯》计算的各国税负痛苦指数与其实际宏观税负相关度甚低。在2004年―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最高的前10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在实际税负排序中居于前10位。这种税负痛苦指数与实际税负排序间的重大差异反映出税负痛苦指数排序方法有重大缺陷。就我国实际情况看，我国宏观税负既低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平均税负水平，也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连《福布斯》本身也说到，最高边际税率与实际税负相去甚远，两者之间差距太大。我国2005年宏观税负只有19%左右（《福布斯》数据：最低的墨西哥为19.5%）。

既然税负痛苦指数与实际税负距离遥远，用这个指标就不能说明痛苦程度。

税法税率总结篇2

【关键词】 会计―税收差异;所得税避税;实证研究

一、引言

纳税筹划是指纳税人为达到减轻税收负担和实现税收零风险的目的,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通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事先统筹安排并在事后核算中合理选择会计核算方法等手段,减少或延缓企业税收支出的行为。纳税筹划具体内容又包括避税筹划、节税筹划、转嫁筹划等。其中避税筹划是指纳税人采用非违法手段,利用税法中的漏洞或者空白来获取税收利益的筹划。避税筹划并不违法,与纳税人不尊重法律的偷税逃税有着本质区别,国家只能采取反避税措施加以控制,即通过不断地完善税法,填补税收制度空白和漏洞,更明确详尽地规定纳税处理的有关规定来防止企业避税。由于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是减轻税收负担,企业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主体,纳税筹划是其的理性选择行为。

与其他税种相比,所得税税率较高,且其应纳税额与会计核算密切相关,计算较为复杂,因此所得税往往成为各企业避税筹划的重点。研究表明,企业普遍存在以避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这种盈余管理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避税筹划行为。这种避税筹划行为可以在不影响税前会计收益的前提下减少应税收益,或者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在不增加或少增加应税收益的前提下,提高会计收益水平,从而巧妙达到规避所得税负担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会计收益―应税收益差异(简称会税差异)的扩大。为检验我国企业所得税避税程度,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公开的年报数据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从会税差异与所得税避税程度的相关性视角,对所得税避税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述评与假设的提出

我国实行的是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相分离的税务会计模式,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一致,造成会计核算原则与税收原则的弹性不同。会计核算原则相对于税收原则更具弹性、更为灵活,而税收原则相对于会计原则更具刚性,因此,会计收益数据要比应税收益数据更易人为操纵。在应税收益因税法刚性难以被人为操纵的情况下,会税差异越大,则可以合理推测是会计收益纵的程度越大,企业所得税避税程度也越大。

国内学者从会税差异的视角研究企业所得税避税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以避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的实证研究文献并不多,主要有以下两篇。

戴德明、姚淑瑜(2007)以安然Tanya结构易为例,分析了安然公司利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和美国税法对于递延薪酬和退休后福利的处理规定存在差异,构造Tanya交易,通过出售优先股加速实现递延薪酬退休后福利义务的税收抵扣,并通过转让这一负债重复同一税收抵扣,既减少了应税收益,又不影响税前会计收益,巧妙进行了所得税避税。

叶康涛(2006)通过考察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和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幅度越大,则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差异(定义为非应税项目损益)也越高,即上市公司通过操纵非应税项目损益,以规避盈余管理的税负成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盈余管理税负成本的行为主要发生在高税率组别,高税率公司存在强烈的通过非应税损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而享受所得税优惠的公司则没有呈现出该特征,且上市公司主要通过操纵长期应计项目规避所得税负。研究也表明,上市公司通过非应税项目损益规避的盈余管理税负成本较为有限,平均每1元操纵利润中,只有1.8分的操纵利润可以规避所得税成本,这或许表明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为了避免引起资本市场或税务当局的怀疑,而为其大部分利润操纵支付了所得税成本。

虽然戴德明、姚淑瑜(2007)研究的不是我国企业的所得税避税行为,叶康涛(2006)研究的只是盈余管理与会税差异的关系,但受这两篇文献的启发,笔者认为,我国国内的企业也有出于避税的目的进行盈余管理或者纳税筹划的动机,我国上市公司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所得税避税行为。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不断发展变化和企业所得税法的不断改革与完善,我国会计制度和企业所得税法规对收益界定的制度差异越来越大,会税差异也越来越大(戴德明,姚淑瑜,2006)。这种会税差异的扩大,除了制度层面的原因,与企业通过避税筹划等行为规避所得税负担也不无关系。

由于税法的刚性,无论会计上如何通过盈余管理或者避税筹划进行会计收益的人为调节,原则上会计处理与税法不一致的地方,在计算所得税时均需进行纳税调整,因此,对应税收益均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特别是,很多盈余管理行为可以仅仅影响会计利润总额而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使得这些盈余管理行为并不会导致所得税费用的变化。例如,我国税法规定,企业若变更固定资产折旧政策,须经过税务部门批准方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必进行纳税调整,若企业折旧政策变更未经税务管理部门同意,则必须进行纳税调整,此时,企业变更折旧政策将只影响到会计利润总额,但由于需要进行纳税调整而不会影响应税收益。如果企业通过调节这种只影响会计利润不影响应税收益的项目损益来进行盈余管理,那么其盈余管理活动就不会导致所得税税负的上升,但其会税差异会相应增大。因此,若企业存在类似的以所得税避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则在避税可以降低所得税税负的同时,必然造成会税差异的扩大,即所得税避税程度越大,会税差异也将越大。据此,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1:企业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正相关,即会税差异越大,企业的所得税避税程度越大。

2008年1月1日实施新所得税法之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有有三档,分别为一般税率33%、微利企业的低税率18%、27%,加上各种税收优惠,实际享受的税率要比名义税率低。理论上,虽然每个企业都有盈余管理及避税动机,但是高税率的公司显然比低税率的公司的动机更为强烈。叶康涛(2006)的研究结果也表明,高税率公司比低税率公司存在更强烈的通过非应税损益项目规避所得税的动机,果真如此的话,高税率公司的会税差异也一定会显著大于低税率公司。为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高税率公司的所得税避税程度高于低税率公司,即高税率公司更有可能通过加大会税差异来规避所得税税负。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由于2007年1月1日起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为了保持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仅选取我国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母公司在新会计准则实施前的2001年至2006年的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并作了如下剔除:

1.剔除母公司报表未公布年末所得税税率等数据缺失的公司。

2.剔除所得税费用≤0的公司,因为这部分公司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税负水平即实际税率与正常公司的实际税率含义不同,不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

3.剔除利润总额≤0的公司,因为这部分公司通过公式计算得到的实际税负水平也是负数,不能反映企业经营业绩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的关系。

4.剔除公司所得税税负大于即实际税率≥100%的公司。因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在研究期内最高才是33%,实际税率≥100%已经超出最高法定税率3倍以上,应作为异常值予以剔除。

经过上述剔除,最后得到的各年样本公司数量依次为619、656、745、821、834和979家,共计4 654个样本。

(二)模型与变量设计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从会税差异的视角检验所得税避税程度,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所提假设,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正相关,因此,可以构建一个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的关系模型如下:

TR=β0+β1BTD+ε

其中,TR为因变量,表示所得税避税程度,BTD为自变量,表示会税差异(Book-Tax Differences),ε为残差。

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利用上市公司公开的财务报告数据,以利润表报告的当期所得税费用和所得税税率为依据来估计应税收益,进而计算会税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探讨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的关系。为此,需要设计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两个主要变量。

1.所得税避税程度的确定。由于所得税避税程度难以量化观察,但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会在所得税税负水平中得以体现,因此本文以所得税税负水平为所得税避税程度的观察变量。

理论上要衡量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水平,应先了解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但由于企业的纳税申报表不对外公开披露,应纳税所得额也不要求在年报中公布,因此,要利用公开年报数据准确衡量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不能采用直接计算的方法,一般采用代替性的间接计算方法,即利用年报公开的所得税费用数据和利润总额数据为依据,以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作为衡量企业综合税负水平的替代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期间为2006年实施新所得税会计准则前,当时我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会计核实方法绝大部分采用的是应付税款法,所得税费用与实际的应纳税所得额差别不大,以实际税率作为所得税税负水平的替代变量,对研究结果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所得税税负变量的计算公式为:

所得税税负=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100%

其中,所得税费用与利润总额均取自母公司年报。

2.会税差异变量的确定。要计算会税差异,首先需要明确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的计算。但是,由于纳税申报表不对外公开披露,只能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数据推导应税收益。国外已有的研究文献表明,税法的复杂性、纳税申报表的保密性、税率的多样性以及母子公司的合并纳税,使得研究人员很难准确测定会税差异。我国也是如此,特别是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各种优惠政策繁多,各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税率受所在行业、地区、规模以及母子公司是否采用合并纳税等因素的影响,编制合并报表时使用的实际税率往往不止一个。为减少母子公司合并纳税影响变量计算的准确性,本文统一以母公司数据为依据进行实证分析,无论所得税税负指标还是会税差异指标均以母公司数据进行计算。

根据数据来源,会税差异的计量有三种方法: 基于纳税申报数据的计量方法、 基于财务报告数据的计量方法、 兼用财务报告和纳税申报数据的计量方法。由于纳税申报表不属于会计报表,无需公开披露,在会计实证研究上难以采用基于纳税申报数据的方法,通常采用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在以财务报告数据为基础的估计方法中,以当期所得税费用为基础估计应税收益,进而计算会计税收差异或计算税收比率是当前研究会税差异的主流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估计的会税差异没有考虑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的影响。由于我国会计实务中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会计核算的企业所占比重很小,大部分企业不存在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所以,采用这种方法计量会税差异影响不大。因此,本文直接以当期所得税费用为基础估计当期应税收益,并以此为基础计算会税差异。

由于上述的所得税税负采用的是相对数指标(以实际税率指标替代),为了方便比较,会税差异也以相对数指标表示。参考戴德明,姚淑瑜(2006)一文的做法,本文会税差异的相对数指标以会税差异占期末资产的百分比来表示,其计算公式为:

会税差异占资产百分比=会税差异÷期末资产总额×100%

其中:会税差异=利润总额-应税收益=利润总额-当期所得税费用/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应税收益=当期所得税费用/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本文的研究数据均以母公司年报数据为准,其中会计收益是指母公司的利润总额,当期所得税费用是指年度报告母公司会计报表的所得税费用。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利用SPSS软件分别计算所得税税负、会税差异两个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指标,结果汇总如表1。

由表1可见,会税差异占期末资产的百分比均值为1.5824%,并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并不明显。实际所得税税负水平(即实际税率)的均值为17.7678%,与上市公司名义税率33%和相当部分公司享受的优惠税率15%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此外,所得税税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但也并不明显,除了2001年税负较低外,其余年份税负水平波动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2002年1月1日开始停止执行“先征后返”优惠政策,严格按法定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因此2001年以前的实际税负水平要低于2002年以后的实际税负水平。

(二)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假设1提出的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正相关的假设,根据前述设计的模型,以会税差异变量作为自变量,以所得税税负为因变量,对会税差异与所得税税负水平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由于所得税税负水平是所得税避税程度的替代变量,所得税避税程度与所得税税负水平是负相关关系,所得税税负水平越低,说明所得税避税程度越大,效果越显著。因此,若回归结果显示BTD的系数β1显著为负,说明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正相关,支持假设1,否则假设1不成立。

利用上述回归方程,分别按逐年样本和总样本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可见,无论总样本还是分年样本,线性回归结果均显示会税差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数,说明所得税税负确实与会税差异显著负相关,即会税差异越大,所得税税负越低。支持假设1。表明上市公司有可能通过人为调节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但影响会计利润的盈余调节手段进行盈余管理,达到不增加纳税负担但能提高经营业绩的目的,同时也可以相对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

如果上市公司确实出于相对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水平、在不增加纳税负担的情况下提高经营业绩的目的,通过盈余调节手段提高会计利润水平,但不增加或者尽可能少增加应纳税所得额,则其会税差异必然会扩大。由于相对于低税率公司而言,高税率公司的避税动机会更为强烈,更有可能通过这种手段进行纳税筹划,果真如此的话,高税率公司的会税差异将会显著大于低税率公司。实际上是否如此,可以通过假设2的检验进行验证。

(三)独立样本t检验

为了检验假设2提出的高税率公司的会税差异是否显著大于低税率公司的假设,采用独立样本均值t检验的方法进行检验。由于我国各地上市公司所得税优惠政策繁多,虽然税法规定的名义所得税税率为33%,但超过一半以上的上市公司享受优惠后的名义税率都低于33%,最低的还不到10%,但适用最广泛、适用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两档税率分别是15%和33%。为使样本更具代表性,以15%税率的公司作为低税率公司,以33%税率的公司作为高税率公司并组成样本,对其会税差异占资产百分比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见,从2001～2006年的总样本来看,高税率组的会税差异占资产百分比的均值为1.7523%,高于低税率组的1.4752%,且通过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1%),说明高税率公司的会税差异确实显著高于低税率公司,表明高税率公司确实存在更强的纳税筹划动机。从各年的分组样本来看,除了2005、2006年高税率公司的会税差异均值略低于低税率公司外,其余年份均为高税率公司高于低税率公司,且2001年、2002年的差异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虽然2005、2006年两年的会税差异均值略低于低税率公司,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高税率公司的会税差异水平确实较显著大于低税率公司,基本上支持假设2。

五、结论与探讨

上述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所得税避税程度与会税差异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会税差异越大,所得税避税程度越大(表现为所得税税负水平越低);会税差异越小,所得税避税程度越小(表现为所得税税负水平越高),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所得税避税筹划,通过扩大会税差异的方式来降低企业实际的所得税税负水平。

对高低税率组的会税差异水平均值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高税率组的会税差异水平均值明显高于低税率组,说明高税率上市公司具有更强烈的纳税筹划动机,其纳税筹划引起的会税差异更大,也进一步佐证了上市公司可以通过调节不影响应税收益却影响会计收益的盈余管理手段进行纳税筹划,可以在不增加所得税税负的情况下增加会计盈余,从而相对降低所得税税负水平。

本文从会税差异与所得税避税之间关系的视角,实证分析说明了上市公司会税差异越大,所得税避税程度也越大,企业实际负担的所得税税负也越低,避税筹划的可能性也越大。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通过会税差异与所得税税负的关系,可以分析判断企业是否存在纳税筹划或以避税为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即会税差异越大,存在的所得税避税的可能性就越大,税务部门对于会税差异过大的企业应作为纳税评估的重点加强监控和稽查。另外,为防止企业通过调节不影响应税收益却影响会计收益的盈余管理手段进行避税筹划,从而在不增加所得税税负的情况下增加会计盈余,国家财税主管部门应加强税法与会计的协调,通过会计准则及税法的不断完善和协调来压缩会税差异的空间,从而压缩企业的避税空间。

【参考文献】

[1] 戴德明,姚淑瑜.会计―税收差异与所得税避税行为――安然Tanya结构易的启示[J].财务与会计(综合版),2007(3).

税法税率总结篇3

【关键词】税收法治 税率调整 程序

一、主要发达国家的税制模式及特点

（一）各国税制模式分类

1.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模式。这种税制模式是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收入来源；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流转税收入一般不超过税收总收入的20%。发达国家大多选择直接税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

2.以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模式。这种税制模式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和税收收入来源；流转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所得税收入一般不超过税收总收入的20%。发展中国家大多选择间接税模式，如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我国目前的税制模式也是间接税模式。

3.中间型税制模式。这种模式一般选择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税制，所得税收入与流转税收入同时作为主要税收来源，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比重大体相当，一般两者相差不超过10个百分点。选择这种税制模式的既有发达国家，也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如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

（二）各类税制模式的比较

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模式，体现了税收的社会公平性，可以对社会收入分配进行有效调节，并校正经济扭曲的效果；以间接税为中心的税制模式，有利于体现收入原则，能够适应经济管理水平较低的情况，但是对经济运行的纠正能力比较差，不能很好地体现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和社会公平性；中间型税制模式，采用所得税和流转税“双主体”的模式，因而能够兼顾收入和调节功能，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政府收入目标的共同实现。

总之，税制结构的科学性必须同时考虑到社会公平和国库收入的双重职能，从而实现收入功能与调节功能的有机结合。一个国家设计和实行的税制结构，必须符合该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收入功能与调节功能的设计力度也要适应并满足经济运行实践的客观要求。

二、发达国家的主要税种、税率调整的程序

（一）英国

英国的税收分为国税和地方税，国税由中央政府管理，国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的90%左右，是中央财政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地方税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地方税收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0%左右。英国现行的税种主要有增值税、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石油收入税、国民保险税、遗产和赠与税等。

英国的增值税实行三种税率：标准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或免税。国内使用的燃料和电力适用低税率。食品、书籍与出版物、客运及出口品等适用零税率。某些银行、保险和金融服务、财产交易、教育与健康服务及某些非营利活动等则实行免税。在英国，为了避免双重课税，允许抵扣用于应纳税的商品和劳务所缴纳的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英国对居民来源于国内外的一切所得都征税；对非居民则就其来源于英国的所得征税。近10年来，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已持续地稳定在低税率10%、标准税率20%、高税率40%的3级超额累进格局之上；直到2010年，英国个人所得税税级变为4级，新增加了50%的高税率。

英国的税收管理部门包括国内收入局和关税与消费税署。直接税的管理由国内收入局负责，间接税的管理由关税与消费税署负责。国内收入局下设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如津贴计划、原油税收等专项事务；而大多日常税务工作则是由像咨询中心、服务办公室和地区办公室这些地方税务办公网络来实施。

为了避免和减少通货膨胀对税率的影响，英国政府几乎每年都会依据政府公布的零售物价指数，对税率和扣除项目进行调整，一定程度上，这种税收指数化能够消除累进课税与长期通货膨胀之间的基本矛盾。

（二）德国

德国的税种主要包括增值税、所得税和营业税及其他税种等，这些税种的平均税率不到30%，远远低于美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目前，德国企业承担的实际营业税税率约为20%。增值税的税率一般是19%，高于中国17%的税率。

在德国，增值税的征收主要涉及商品生产、货物流通、进口和服务等领域。德国的增值税并不完全是企业的税务负担，增值税主要由最终消费者实际承担。

德国税制改革的趋势：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的税率，扩大了公司所得税的税基；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减轻了税负，取消了某些扣减和优惠；地方营业税采用收入型增值税取代。

德国税收体制的特点：一是税收的立法权和决策权比较集中。二是实行收入平均化的税收制度。为了兼顾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德国进行平衡税收，包括横向税收平衡和纵向税收平衡。三是税收征管方式采用“一套机构，两班人马”。具体表现为：各州的财政总局内设立联邦管理局和州管理局，负责税收的征收管理。财政总局局长的任命由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协商决定，所以局长既是联邦政府的官员，又是州政府的官员。地方税务局只征收地方税，并向地方政府负责。

（三）美国

美国是联邦、州与地方分权型的国家，所以其实行的是彻底的分税制。美国的税收收入中，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占据主置，占到了政府全部收入（包括社会保险税收入）的42%，在联邦总收入中也占55%。现行税种主要有：社会保险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和其他营业税、销售和消费税、公司所得税等。

财产税的征税对象是在美国境内拥有不动产或动产，尤其是房地产等财产的自然人和法人，由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征收。财产税在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中的比例达到80%以上。财产税的税率，是地方政府根据各项支出的预算需求，针对不同类型的财产，来确定系列的财产税税率，再得出总的财产税税率。

美国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级征税，分别拥有各自的税收立法权、征收权和管理权，并且拥有各自独立的征税机构，各机构在自已的职权范围内进行征税，彼此间没有上下级管理关系。联邦政府征的税占66%，州和地方占34%（1996年）。联邦征税以所得税为主，州和地方征税以销售税和消费税、财产税和其他营业税为主。

联邦政府基于保障财政收入和公务开支进行征税。联邦政府开征的税种和税率由宪法决定。各州均有相对独立的税收立法权，州在地方税的征收管理上也拥有一定的权力，即州有权对地方税的开征作出一些原则规定。除了按照州的规定进行征税外，地方政府也有权制定地方税方面的法律。

在联邦、州及地方的税收关系中，联邦对州及地方在税收方面的控制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根据美国宪法规定，州的立法不得与联邦税法相抵触，且不得影响州际间正常的贸易往来；二是三级政府均可开征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税基是同一个，都按联邦税法的规定来确定；三是联邦政府对州和地方的优惠和让渡，即在征收联邦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时，允许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抵扣州和地方政府征收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

从1985年开始，美国实行税收的指数化，即每年根据CPI指数变化调整税率，如个人所得税中的个人宽免额、标准扣除、税基档次和个人劳动所得税收抵免等都实现了指数化，从而减少通货膨胀对税收的扭曲性影响，使税负更趋向合理水平。

三、发达国家税率调整程序的经验借鉴

（一）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

税收立法始终遵循宪法原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不得随意征收，因此，即使政府急需资金也不能随意无偿征集私人财产。二是在税收立法程序上，完全按照宪法确定的原则办理，程序严格，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二）税收立法权较分散

如美国的税收立法权比较散，这体现在：一是从纵向看，立法权分为联邦、州、地方三级。特别是在联邦和各个州的关系上，基本上是互不干涉。二是从横向看，即在同一级政权中，国会有提案权、通过权、否决权和再否决权；政府虽然没有提案权，但可以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出有关税收政策方面的意见；政府有否决权。

（三）强调制衡原则

强调制衡是发达国家税率调整的一大特点，这种制衡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衡。如在美国，制衡体现在联邦对州的制衡，联邦的税法可在各州实施，并且联邦的税法起到主干作用。州对联邦也有制衡，主要体现在联邦的议员都是来自各个州，他要代表本选区内选民的利益，要考虑本选区的利益。州对地方也有制衡，在税收立法上许多权力集中在州，地方只有既定范围内选择税率的权力。二是立法、行政、司法间的制衡。如在美国，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表现在税法上，一方面，突出税收立法权在国会，政府可根据需要提出议案，总统也可对国会通过的议案行使否决权，但无权再提新的税制方案。议会对总统的否决还可行使再否决权（须经三分之二的人通过），最高法院对法律有解释权。三是地区间的平衡。如在德国，为了均衡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德国出台平衡税收政策，包括地区间的横向税收平衡，以及中央和地方的纵向税收平衡。

（四）整体税负水平合理

税法税率总结篇4

【关键词】税负；痛苦指数；税制改革

前段时间，“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成为媒体热议、百姓关注的话题。这起因于在美国福布斯杂志新近出炉的2006“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中国排名全球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第一是法国，税负痛苦指数166.8。

中国的税负真有那么重吗？对此，官方和民间的态度是不同的。

2007年国税总局计统司公布我国2006年宏观税负是18.2%。国家税务总局的算法，是按照税收占gdp比重得出的宏观税负，如2006年我国的gdp是20万亿左右，财政收入近四万亿，得出当年18.2%税负的结论。国税总局在其网站上指出：“不论是以不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口径，还是以包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口径来进行衡量，我国与国际水平相比，都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作为纳税人，企业和个人都认为目前承担的税负偏重。部分私企主甚至认为自己交的税超过了60％。我们先来看企业要交什么税：有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也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所得税种，还有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烟叶税印花税车船税等使用式税种，共计21种。

除了预算内的税负，企业还承担着预算外税负。我国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内收入的70%～80%，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2005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经达到31%至32%。”企业还要承担一些如污水处理费之类的隐性税收，过去我国税和费的比例高达1：1。经过多年治理，我国的收费已经下降了不少，税和费比例减为1：0.6，但不管政府是将之归于税还是归于费，对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构成其负担。

在税负问题上的认识存在会如此大的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

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税负水平。实际税负，则是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

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是根据公司税率、个人所得税率、富人税率、销售税率／增值税率，以及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障贡献等计算而得，以最高税率相加，得出总税率。但所采取的税率都是名义税率，而不是实际税率。这种算法没有考虑税基比重和税制结构，在很大的问题，如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福布斯》就直接取45加总，在实际生活中，达到最高税率的，只是极少部分人；又如将只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7%左右的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与占税收收入近半的增值税的法定税率直接加总，再如我国的消费税是特种消费税，欧美是普遍的消费税，我国没有财富税，西方国家没有增值税，所以这个指数的排名是不够客观真实的。同时由于各种优惠及政策减免，中国的实际税率远远低于名义税率。随着税务部门加强征管和税收实际征收率的稳步提升，不仅税收收入持续高速增长，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差距已经在一步步拉近。

纳税人以名义税负来判定税负水平的高，政府部门则以宏观税负来说明税负水平的低。目前世界上像中国这样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距离甚远、以至于在税负水平问题判断上出现如此之大反差的情形也很少见。公众对税负高低的热议，反映出纳税人意识的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对“中国的税负”这个问题，既要全面考虑中国国情，也要结合实际情况，才能得出较真实的结论。

实际上无论是税率还是税负指数都不能直接反映真实税负水平，如同其他经济指数一样，税率、税负指数在相对比例变动的时候，真实的绝对水平往往被忽略。

影响税负水平的既有包括征收管理水平、纳税人的守法程度等在内的税制因素，也有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与企业和居民的分配体制，财政政策的收支状况等经济因素。经济发展，企业效益提高，收入增加，税收水平自然也会上升。

事实上，中国税务收入增速已是连续10数年高于gdp增速。1994年以来中国税收的年增长率在12%左右，高于gdp年9.7%的增长率。以最近几年的数据为例：2003年我国gdp增长8.5%，税收收入增长了20.3%；2004年全国税收收入增长又创新高，达到25.7%，而gdp增幅为9.5%，税收增幅相当于gdp增幅的2.5倍。2006年全国未扣减出口退税的税收收入高达37636亿元，较上年增长21.9%，而gdp增长率是9.9%，虽然看起来税收收入只占gdp18.2%的比重，不是太高，但如果算上预算外收入，整个税费之和实际已经占到gdp的30%～35%。这一数字反映了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明显偏重。

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直跟踪研究23个工业国家和14个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问题，其研究方法也是使用税收收入与gdp的比重。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整体税负在2000年之前处于上升态势，2000年之后出现了由上升转为稳定的趋势。从这一指标看，目前中国的税负水平发展中国家相比已属偏高，但略低于发达国家。但从趋势上看，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持续上升，美日等发达国家宏观税负持续下降，如果中国税收继续以高于gdp增速的速度增长的话，也许再过几年，中国的税负水平将会达到美国德国的水平。

结论与国税总局的数据是基本符合相符的，有必要适当控制税收的增长速度，否则中国的税负水平很快将高于发达国家。

造成目前税负水平偏重的原因和现行税制有相当大的关系。

现行税制1994年确立时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税制体系。我国现阶段的税制结构就是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制定的，主要体现在：（1）流转税占主导地位；（2）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并存；（3）资源税、财产税、行为税、农牧业税为流转税及所得税的必要辅助税种；（4）税务征管实行分级财政管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几大税种都发现一些跟不上形势的问题。

增值税：中国多年来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使得外购原材料较少的基础产业的税负重于外购材料较多、扣除率高的一般加工性工业和商业。这既加重了企业负担，又不利于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也抑制了投资增长，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内产品竞争力的提高，进而不利于贯彻国家的产业结构政策；不少商业企业甚至出现了零申报或负申报。

营业税：增值税、营业税并行以及对应税行为按收入全额征税导致税制复杂，重复征税，既不利于征管也不利于国家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的政策，同时，新的符合营业税调节范围的服务和行为却没有列入征收对象。有关政策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变化，例如对娱乐服务业中的高消费应提高税率，而金融保险业的税率则应适当调整，因为随着国外金融机构大举进入我国金融市场，过高的税率对国际间资本流动产生了消极影响。

消费税：消费税的有些条款已经过时，不能体现原来的立法意图和调节功能，如部分化妆品和护肤护发品已经成为生活必需品和日用消费品，不应再征消费税，而如进口洋酒、夜总会、保龄球场、高尔夫球场、高级皮毛、高档古玩等等应纳入征收范围。同时为了体现谁使用谁负担的原则，应当调整纳税环节，改价内税为价外税。

所得税：我国的“税负痛苦指数”虽高居全球第三，对外资的吸引力却丝毫不减少。因为在我国，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待遇上特别是在企业所得税上是有差别的，内资法人企业适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率为15%和24%.而且对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项目，可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减征地方所得税。外资企业税率因此优惠泛滥，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有相应的优惠税率，内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不同，优惠内容与目标不同，减免期限不同。这种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的税制虽然对吸引外资起到很大作用，却严重伤害了内资企业，造成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平，抑制国内投资。

在地区间、行业间的税负也不平衡。有关统计显示，地区间税负差距在扩大，东部地区GDP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而税收负担却相对较低。在我国三大产业之间，第一产业税负上升；第二产业税负略有下降；第三产业税负下降明显。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税负上升，而商品流通行业和加工工业税负是下降的。

税收征管不力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税法随意性大，人情税、关系税广泛存在。法律漏洞问题严重，立法程序难以保证，影响了税负的公正性。1994年，我国税收的实际征收率只有50％多一点。2003年提高到70％以上。10年间的实际征收率提升了20%。这么大的增长空间说明了税款大量流失于征管环节。

因此说，目前我国现行的税收调控的广度与力度都还不够。民众的“税负感”非常沉重。税收没能充分发挥作为宏观调控杠杆之一的调控指导资金流向的作用。

税收是公民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也即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获得的报酬，本质上是政府的一种收入。税收最重要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提供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教育、医疗等等)，以改进全社会的整体福利，二是防止全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亚当斯密指出公平是税收的首要原则，税负应该与收入成正比。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二者之间应当是均衡和等价的，讲究的是责权利对等，公众不能只要求福利而不纳税，政府也不能只收税而不管公共福利。

我国税负过重，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但问题的重点并不在于税收了多少，更为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税收是干什么的？应该怎么用？

税收作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其使用应用于“公共目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反观世界上的高税负国家同时也是高福利国家，而我国则多半用于行政经费和项目投资。所谓的“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称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高达37960亿的国家实际支出中，只有21.33%用于公民最需要的社会保障、抚恤救济、教育、医疗卫生四类项目。

福布斯曾为税负痛苦指数作出说明：“虽然税负痛苦指数及总体税负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只有同时观察这两项指标，才能发现一个重要的矛盾——虽然决定痛苦指数的边际税率总体走向趋低，然而自1980年以来，只有8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降低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这说明税收转移正在出现，令起初光明的前景变得黯淡。总体税负表明，政府支出预计将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还包括国家部门采用各种非税手段消耗掉的资源。”

福布斯的各项指数虽然不够真实，但总有它作为参照系的理由，它所编制的税负指数更大的警示意义在于督促政府加快税制改革，降低税负水平。大家都认为目前承担的税负偏重的理由主要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并不完善，纳税人并未享受到高福利；中国税收增长速度连续10多年高于gdp增长速度；中国还存在大量非税收费。

目前来看，实行以减税为核心的税制改革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有关专家也呼吁了多时，但政府担心减税会影响财政安排，特别在当前经济过热时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刺激作用，税改时机一再推迟。

1994年税制改革是对部分税种进行的改革调整，当时税法尚未完全统一，税制不够规范和完善,还存在诸多不足，在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是当前世界税制改革的总趋势，建立一套与国际税制相符合的税收制度，充分发挥税收宏观调控作用。近年来我国企业盈利能力加强，税收持续增长，全面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经变得极其紧迫，每次大调整都让我们距离法制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税制更近一步。

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预算管理制度，制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方案和措施，建立规范的政府非税收入体系。”

税制改革的主要一点是调低税率标准。2006年12月19日，全国人大通过法令，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两法合并”草案将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在25％，体现了几个统一：对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税率，统一并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这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税收法制环境，实施新税法后，内资企业的税负将减轻，外资企业由于过渡期措施的安排和继续保留的优惠政策存在，税负不会明显增加。

据测算，“两税合并”后，内资企业每年将少缴税1400多亿元。企业所得税的名义税率从33％降到25％甚至20％，那么企业的实际税负将有望降到20％甚至更低。

税制改革的另一重点是完善税收结构。例如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此项改革2004年在东北行业开始试行，但未在全国加以推广。

税法税率总结篇5

自从1992年我国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朝着更加自由化和市场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1992～1997年，短短的五年中，我国关税总水平从43.2％降至17％。关税所降幅度，无论是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角度，还是从我国目前国内市场的承受能力的角度来看，都是很大的。关税下降的结果是进口贸易量的扩大，从上海市近两年商品进口的情况看，关税税率大幅度下调，降低了企业进口成本，刺激了进口商品贸易量的增加。从上海海关的统计数字反映，1996年上海口岸进口货物总值达256.6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31.3亿美元，增长了13.9％。同时上海口岸进口货物总值在全国进口货物总值中所占比重也在逐年增加，1994年为15％，1995年为17％，1996年为18.5％。在进口商品结构中，不仅低税率商品的进口贸易量在扩大，而且高税率商品也在陆续增加，但低税率商品进口贸易量比高税率商品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大。像化工类产品，由于关税税率下降的幅度比其他商品大，近几年的进口贸易量呈强势增长，这表明税率的高低仍然是决定进口商品成本大小的主要因素，它对商品的进口贸易量产生直接影响。

从另一方面看，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也影响着商品进口的贸易量。如果国内市场疲软，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尽管关税税率下调，商品进口的量也是相对有限的。相反，对于那些国内市场需求量大的商品，一旦税率降低，商品进口的贸易量就会急剧增长。如葡萄酒的进口情况就是如此，据从上海海关的统计反映，由于国内市场葡萄酒的需求旺盛，1997年第1季度葡萄酒的进口总量与1996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8倍。

关税税率下降对国内经营进口的企业和对国内的生产企业产生着不同影响。对于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关税税率下调，降低了公司的进口成本，公司的进口利润增加；对于那些使用进口原料或零部件来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关税税率下调，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但是，对于其他国内生产企业，降低关税税率则增加了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尤其是对那些生产家用电器、精细化工产品和一些轻工产品的生产企业，市场竞争压力更为明显。从上海市的调查结果反映出，随着我国关税税率的大幅度降低，进口贸易量扩大，已开始冲击部分国内市场，对上海市地区的生产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市场竞争压力。在被调查的多数企业都认为，我国新的梯形结构关税税率对国内产业虽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相对减缓了进口商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抑制了进口规模无限制地扩张，但是这种相对保护只是暂时的。从长远来看，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提高企业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二、在新关税制度下进口贸易结构呈现出新的变化

我国新关税制度的宗旨是：降低关税水平，理顺税率结构；扩大征税税基，稳定进口税收；削减税率峰值，实行适度保护。经过几年来的关税税率的不断调整和减免税的清理，使上海口岸的进口贸易格局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大的贸易格局看，随着减免税政策的调整，减免税进口商品的贸易量日渐下降。尤其是1996年起，国家对贷款、捐赠、易货贸易等项目的进口货物减免税的取消，并开始对1996年起新批准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口物资一律征税后，上海口岸进口贸易结构同1995年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上海海关统计，1995年以前，在上海地区的进口货物中减免税货物在进口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分别大于加工贸易货物和一般应税货物在进口货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而到了1996年随着国家对于一些进口货物减免税的取消后，减免税进口货物在进口货物总量中的比例开始下降，而加工贸易和一般应税货物的进口量相应增加，形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格局。这一新的贸易格局在1997年仍然保持不变，即加工贸易货物领头，应税货物随后，减免税货物进一步下降。

从进口商品结构看，机电产品、化工产品、运输工具、金属制成品及纸制品这五大类商品占进口税收总额的绝大部分。机电产品虽然在进口税源中仍居首位，但其原有的优势地位在逐渐下跌。随着税率的降低，化工类商品在税源结构中的比例逐渐呈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化工类产品的平均关税降幅大于总体关税的平均降幅。另外，在进口商品贸易量中，低税率商品进口波动较大。这说明新的关税税制结构和关税税率的调整，进口商品的贸易结构也相应发生变化。

三、名义关税税率下降，关税收入逐年增加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关税税制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我国的实际关税税率大大低于名义关税税率。据有关专家估计，我国的实际关税税率接近于有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税水平。其二，实行高名义关税税率的结果，是大量应税商品的走私进口，使得大量税收流失。其三，大量过滥的减免税的存在，使得税基、税源过窄。1993年以来，我国多次调整关税税率和关税结构，使名义关税税率逐步接近于实际关税税率，同时清理过多、过滥的减免税。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清理，在名义税率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关税税基和税源在不断地扩大。海关税收并未因我国名义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调而减少，相反关税收入逐年增加。从上海海关的统计， 1995 年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比1993年增长了50％，而1996年又比1993年增长了1倍以上。 据上海海关估计，由于原定取消的减免税期限又延长到1997年，1997年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同1996年相比，不会有大的增长。但随着1998年减免税政策取消，及浦东新区减免税收比例的逐年递减，上海海关的关税收入还将会进一步增加。

四、新关税制度下税源结构趋于合理

1992年以来我国关税税率逐年下调，1996年、1997年，国家又连续大幅度调低名义关税税率，使我国的关税算术平均水平从35.3％降至17％，涉及税目总数接近80％。名义关税税率下调的幅度虽然比较大，但从上海海关的统计结果来看，上海口岸的进口应税商品的实际关税水平基本保持平稳，而且应税商品也在不断增加。

据上海海关的统计，在名义关税水平逐渐接近实际关税水平的情况下，上海口岸应税货物实际关税水平1994～1996年这三年中基本保持平稳。这表明通过降低关税理顺关税结构，即形成按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税率逐步上升的梯形结构，改变了税源结构，达到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有效保护与促进民族工业的目的，新关税制度的这一目标初见成效。

在上海海关的税源结构中，除机电大类商品进口量比较稳定，平均负税水平同上海海关总体税收水平接近外，在低税率应税进口商品中，如化工产品、金属材料、运输工具、机电产品、矿产品、纸制品等商品的进口贸易量的波动比较大，而这些低税率进口商品的关税收入在上海海关关税总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种低税率进口商品贸易量的波动就成了影响上海海关关税收入波动的主要因素，也为上海海关准确预测上海口岸关税税源带来了一定难度。

五、关税税收的严格征管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

从1993年开始实行计划征收任务起，关税税收的严格征管制度也相应逐步地建立起来。其一，是审价补税。主要是针对一些企业，尤其是减免税政策调整后三资企业在进口商品中的低价高报或高价低报偷逃国家税款的不法行为，以保护守法经营者，维持良好的外贸经营秩序，以及保证国家应征税款。目前我国海关系统已基本建立起以三级参考价格为依据的海关审价补税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进口商品的审价补税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上海海关反映，在国家海关审价补税制度的基础上，上海海关还建立起同三级参考价格相配套的审价补税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对进口机器设备的审价分析；引进风险评估机制，加强对进口企业的分类审价管理；加强对专项商品的价格调研等。从新的审价补税制度和审价补税措施的实行结果看，这一制度有效地堵住了进口中的逃税、漏税的不正当行为。其二，是严格缉查走私，组织辑查人员严格辑查各种走私违法案件，对于走私违法案件给与了严厉打击。从调查中反映，上海口岸的伪瞒价格逃税案件和走私案件低于全国海关统计的平均水平，表明上海海关已建立起高效运转的关税征管制度，使伪瞒价格逃税案件和走私案件大大减少。其三，是推出新的通关制度，即以改进作业流程，简化海关手续，改变报关方式，运用edi技术，方便企业报关，加快通关速度为主要内容的通关制度改革新方案1998年开始实施。新的通关制度正式运作后，海关的征管制度将进一步完善，征管效率也将进一步提高。

六、新关税制度运行所遇到的问题

1.关于关税征收的理论依据及其科学的计划征收指标体系问题。在上海地区调研中，其中反映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海关关税的税源比较难确定的问题。从海关方面可以把握的相对稳定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国家的进口需求的刚性，决定了只要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不发生大的变化，就会有一定规模的进口。另一个是出口对关税收入影响不大。相对而言关税税源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国家大的宏观政策的调整。比如，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规模、结构的调整，减免税政策的延长或取消，国家产业政策的变化，汇率的变动等，都会引起进口的贸易结构、税源结构和进口价格的变化，从而影响关税收入。（2）国家每年的出口贸易形势，决定了每年的进口贸易规模的大小和相对的税源规模。近两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形势不好，外贸出口后劲不足，对于地方海关来说很难准确预测第二年的出口规模，因而税源规模也就相对难以预测准确。（3 ）贸易方式和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是税收难以测定的一个因素。应税商品或应税高税率商品进口量大，关税收入自然增加；反之则减少。如近两年上海口岸低税率商品进口比例大，而且进口贸易量也不稳定，相应的税收收入也就波动较大。（4 ）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内市场需求状况。国内经济形势好，国内市场需求旺盛，则关税税源有可能增加；相反就会减少。（5 ）外省区通过上海口岸进口的税源也是税源难以测定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海关征收关税主要是国家海关总署依据前一年各海关的税收统计数据作基数，分块下达各地区海关关税征收任务，缺少一个更为科学的关税征收预测指标体系。在存在诸多税源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仅以前一年历史数据作为依据制定来年的税收征收任务，很难确定当年税收、税源的实际情况。因而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关税征收预测指标体系模型，对于不稳定税源因素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量的测定，这样海关总署下达的关税计划征收任务可能会更接近各地区海关每年的关税税源和税收实际。

2.关于加工贸易中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中的公平税负问题。在调查中一些企业反映，经过几年的关税税率的调整和减免税的清理，就总体而言关税税收的税负问题日趋合理。但是，在加工贸易中仍存在着税负不公平问题。比如，同属于加工贸易，但来料加工可以免征关税，而进料加工却征进口关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一做法，主要是为了防范进料加工中的飞料走私问题。从多年的实践证明，进料加工中的飞料走私问题可以通过各种措施堵住漏洞，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在加工贸易中对于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实行不同的关税税收政策，这种做法对于进料加工比例大的地区的企业明显存在着不公平税负问题。税负公平与否，关系到企业间是否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公平竞争。这对于建立统一、规范、公平的进口税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建议今后在调整关税税收政策时，对来料加工和加工实行统一的关税税收政策。

3.关于关税征收计划任务与地区之间争税源问题。 我国从1993 年开始实行关税计划征收任务制度。通过四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对于加强海关关税的严格征管和保障国家关税收入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导致有些地区采用包税制来代替海关关税征收制度，同时还出现了地区之间为完成关税征收任务而相互争抢税源的现象。另外，这一制度还造成海关监管人员在执行进口货物监管时，监管尺度宽严不一。当年度关税征收计划任务提前完成时，海关监管人员的监管尺度则相对松一些。但当年度关税征收任务重时，海关监管人员的监管尺度则又过于严格。这种监管尺度宽严不一，也给企业把握国家关税政策的标准增加了难度。

4.关于技术改造项目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税率高问题。上海宝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和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都反映了关于进口关税税率与启动民族工业的问题。宝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总公司主要反映了企业为进行技术改造以生产高技术附加值产品而引进先技术设备的进口，进口增值税太高，对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进行企业技术设备的革新改造不利。上海贝尔电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自1984年和1985年起，就开始着手抓国产化，到目前为止国产化理论值已接近70％，硬件50—60％左右已实现国产化。公司还准备搞本地高科技科研开发项目，但这类设备成套进口关税高，企业进口成本大，影响加快国产化进程。他们希望能对那些有利于促进国产化进程的国外先技术设备的进口给以更多的优惠政策。

5.关于选择品种保护问题。自1992年起，我国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关税结构开始逐渐形成按资源类产品—原材料—零部件—半制成品—制成品由低至高的梯形税率结构。1997年10月1 日起再次在梯形关税结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税率结构。新的税率结构对国内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梯形结构保护。但从对上海地区企业的调查中反映，目前这种梯形税率结构保护只是一种粗的框架。对于一些具体需要保护的品种，有必要实行选择品种保护税率。比如象通讯设备行业，对于较为通用性的进口商品，税率可高一些。而对于专用性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可以低一些。对于那些国内已能够生产的而且具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商品，进口关税税率可低一些。这就需要对行业和企业以及国内市场的产品进行跟踪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选择品种保护关税税率，这样会更有利于民族产业的成长。

6.我国海关税则归类有待进一步完善。1992年1月1日起，我国以《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度》为基础重新编排并实施了新的《海关进出口税则》，基本上实现了我国税则的现代化。但由于对hs（国际商品分类及编码协调制度）的追踪研究没有跟上，税目设置不能适应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同时还由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税则归类中心，缺乏对各口岸归类工作进行监督指导的技术和手段，因归类引起的纳税争议和因归类错误而使国家税收流失的现象仍然存在。在上海调研中时，有的企业反映比如榨菜罐头应该被编在罐头产品类，但却被编排在榨菜类产品中。由于这两类产品的纳税标准不一样，引起企业同海关工作人员在纳税标准问题上的争议。这表明目前我国海关税则在有些产品的税则归类上还有待完善。海关需要进一步加强同贸易界、产业界的合作，加强对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追踪研究，建立起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则分类制度。

七、几点结论

1.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并与国际结合接轨的新关税制度已初步建立起来，而且运行平稳。1992～1997年，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低税率、宽税基、硬税制、严征管的关税制度。从几年来的实践结果看，新的关税制度运行基本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偏差，国民经济运转中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实践证明新的关税制度是成功的。

2.我国决定推出新关税制度的时机适时。进入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1992年中央决定建立并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进程。其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致力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幅度下调关税税率，表明中国正在以积极的态度走向世界贸易组织；其二，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一些民族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其三，国内市场近几年一方面供大于求，出现买方市场局面，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者的购买力增幅趋缓。因而尽管关税总水平下调的幅度很大，给国内市场带来一定的冲击，但只是使名义关税水平更接近实际关税水平，因而对国内市场冲击的力度比预计的要小得多。

3.我国关税的梯形税率结构已基本形成，而税率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将会更有利于加强对民族工业的有效保护。今后应当在已有的梯形关税结构税制基础上，进一步针对具体的商品品种制定税率，可以先制定试行暂定税率，试行一段后，如果可行再转换成法定税率。因为如果只按梯形税率结构，原材料、半成品、制成品，不能实现相对有效保护，有些该保护的品种不能得到保护。对有些国内能生产并且已经可以代替国外同类产品的商品，关税税率就应当定得相对高些，对于这类产品如果关税税率定得过低，则国内产品就有可能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

4.随着我国关税税率的大幅度下调，市场更加开放，国内的产业和企业都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挑战，必须加快调整和改革的步伐。在上海市的调研中，企业普遍反映关税下降后，企业的市场竞争压力增大。如果没有关税的适度保护，如果不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企业改革的步伐，未来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是生存竞争的挑战。从另一方面讲，关税下调也降低了国内企业的进口成本，从而有利于国内企业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促进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税法税率总结篇6

摘 要 美国财经双周刊《福布斯》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香港是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球第二个税负最轻的地方；中国内地则是全球税负第二重的国家，居于法国之后，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地区。我国于2011年6月宣布再次上调工资薪金所得扣除标准，9月1日起开始实行。扣除标准由原来的2000元上调至3500元，仍然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由9档累进税率下调为7档，最低税率由5%调整为3%，最高税率为45%不变。但工薪阶层仍然是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力军，富人逃税漏税的问题仍十分严重，对于工资薪金所得的起征点定为3500是否合理、个税的征收能否起到平衡收入的作用等，还有待考验。反观香港的个人所得税，税制简单，税赋从轻，征税项目只有3个，高度信息化的征收管理方式保证了税收的公平，这些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税率 征收管理 平衡收入

一、内地个税与香港个税的比较及其不足之处

1.内地个人所得税存在的不足

我国基尼系数目前已经超过0.5，贫富差距悬殊。到2011年，工薪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到了个税总额的50%以上。而在新加坡，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贡献了93%的个人所得税，个税基本由富人承担。这充分说明，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微小，甚至起到反作用。

2.香港个人所得税和内陆个人所得税的差异

（1）税率设计方面的差异

香港个人所得税采用2%～17%的超额四级累进税率和15%的比例税率。其中利得税和物业税都采用比例税率，薪俸税采用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的计征方法。纳税人可以采用超额累进税率计算薪俸税，但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的薪俸税，不得超过已扣除费用前的收入总额乘以15%的标准税率计算出来的税额。

从税率设计上，一是香港税率较大陆相对要低，“个人所得税”有封顶，即不能超过应税所得的15%，大陆工资薪金所得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最高税率为45%，且无封顶。二是香港“个人所得税”简单明了，只有四级，且级距都是40000港币，计算起来显得相对容易。大陆级数多有7级且级距也不等，且级间距太小，税率上升过陡。

从税率制定方面来看，香港每年至少一次审核税率及级距，从而做出是否更改的决定。与香港税率相比，国内的税负过重。假如都是一家三口，丈夫在外工作，妻子是全职太太，不考虑其他税收减免。以香港和内陆最低保障月收入的5倍来作为比较基数，2011无锡最低保障收入为1120元，应纳税额=﹙1120×5-3500﹚×10%-105=155元，占月收入的2.77%。2011年香港最低保障收入约为9000港币，应纳税额=﹙9000×5-22167﹚×2%=456.66港币，其中22167=（216000+50000）/12（见下面免税额表），占收入的1.01%。

（2）费用扣除标准方面的差异

香港政府的薪俸税政策全面考虑了每个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对同样收入的纳税人来说，供养的家庭人口越多，免税额就越高，缴纳的税就越少，使税收真正起到了调节社会财富的作用，防止了贫富差距增大。按照香港薪俸税规定：薪俸税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即所得总额扣除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后的余额。必要费用是指不属于私人或家庭消费，而纯粹用于增加收入的必需费用。

相对于单身人士108000港币的基本免税额，已婚人士免税额是单身人士的两倍，这216000的免税额是夫妻合并报税的情况下，夫妻二人的免税额之和。这对于有全职太太的家庭比较划算。

香港这种扣除既考虑了纳税人为取得应税收入所支付的成本费用及相关的教育、住房等因素，又考虑了纳税人本身的状况、子女的数量、家庭人口的情况。内地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规定过于简单，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所有人的费用扣除标准都是3500，并没有考虑到个人的生活成本和家庭负担，也没有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

3.个税税制方面的差异

在所得税制模式上，香港采用分类综合的模式，坚持税制简单、税负从轻、稽征简便的原则。

内地则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扣除费用，采用不同税率计税。这种税制模式不能全面地反映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有时负担重的家庭甚至需要缴纳更多的税，造成应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或不缴税，而应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缴税的现象。同时也为纳税人分解收入，化整为零达到避税、逃税之目的提供了可乘之机。

4.个税征收管理方面的差异

香港各个税种基本采用自行申报纳税，并且有两套较为完备的监控体系。首先，在特区政府的税务局里每个纳税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档案号。政府采取个人报税和雇主为每个雇员报税这双重的报税体系来核对纳税人在该课税年度中的总收入。这样，如果雇主和雇员双方报税收入不一致，就说明有一方出现了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税务局对于出现错误的一方，做出的惩罚是非常严厉，如果雇主和雇员相互勾结，那么这个报税体系就失效了，这时就产生了第二个监控体系：收入单一账户体系。香港政府规定，雇主支付雇员的薪水，无论多少，都通过支票结算。一个公民在银行总行只有一个收入账户。公民只要是通过支票结算的收入，银行会自动将数据而不是真实的款项汇总到公民这个收入账户中。这样就保证在每个财政年度中无论纳税人在香港有多少种不同的收入渠道，他所有的收入都会被汇总到这个账户中，然后由香港税务局人员进行核对。同时，税务机关根据税源大小，确定税务稽征的重点，把重点放在占税源80%的纳税大户上。目前香港年收入50万港币以上的有28万人，承担了薪俸税总额的87.4%，所以说香港的薪俸税很好的达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内陆采用源泉扣缴为主，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为辅的纳税体系。在实践过程中，个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采用的是源泉扣缴，可以保证税款及时、足额的缴纳，但是像经营类的所得，由于其所得相对比较分散，来源比较隐秘，使得税务机关在征收时显得十分被动，征管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弊病，主要包括：代扣代缴制度未能得到严格的执行；国民自行申报制度意识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国民没有统一的纳税编号，税收监管方面除了工资薪金所得外，其他应税项目几乎处于空白。

二、香港个人所得税对我国的启示

1.对提高纳税意识改革设想

政府财政预算公开是政府公开信息的一项重要内容。总理在2011年5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明确指出，要求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公开财政预算、财政决算及三公支出，并接受人民监督，接受中央监督。这只是一个好的开始，还应该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用法律的强制约束力，来保证财政收支的及时、有效的公开，对于明显不合理的收支，应该对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让人民群众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所缴纳的税款是否都物尽其用。

税收体系的改进的重点是让人民群众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纳了多少税。工资单的内容必须详细，至少应该包含基本工资、三金或者五金、各项扣除及应缴纳的个税数额等基本内容。超市的价目表可以参照美国，将价格和税款分别列示。

2.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税制的改革设想

分类征收制只是一种过渡模式，我国已经初步确定把个人所得税税制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改革方向，即混合征收制。

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分类征收制。应税所得项目过多，无法对每个应税项目进行有效的监控，工资、薪金所得仍应该单独列为一项应税所得，并应该对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实施重点监控。对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和稿酬所得四者予以合并，四者有其相似性，费用扣除标准等可以通用。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特许权使用费三者合并，最后将其他所得和偶然所得合并，并加以严格监控，因为这两种应税所得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甚至一度成为税收的盲区。股息、红利所得归为免税所得，因为这些所得在之前已经缴纳了企业所得税。这样原本11项应税所得项目就合并为4项应税所得。合并应税所得的首要好处是分类管理，科学监督，简化征收，降低税收成本。

其次，要逐步建立起类似香港的分类综合制，分类综合征收制的关键是税收监督。提高税收信息化程度，建立信息化管理模式，知道哪些人应该交税，应该交多少税。在每年年终，以家庭为单位，结算家庭总收入，并以此作为纳税依据。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不允许像香港那样用支票支付工资，但可以将此作为长期的发展目标，并建立起单一的收入账户体系，严格监控收入总额。

3.对税率及扣除费用标准的改革设想

我国个税改革，应该逐步降低税率，而不是简单的提高起征点。在税收负担对经济影响方面， Koester和Komendi对税率和经济增长采用实证法研究，结果显示两者呈负相关。关于税率的研究，詹姆斯莫里斯是这一领域的先驱，他的结论是：最适所得税率应当呈倒“U”型。适当提高中等收入的边际税率，降低低收入和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并且，中国个税最高边际税率45%，在世界也属高税率，可能造成富人恶意偷逃税款，反向操作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让富人接受并愿意合法纳税，提高税法执行效率。

在经济形势如此多变的环境下，税务总局至少每年需要调整一次起征点，并且考虑调整后的起征点对财政收入的影响，纳税人数比例的变化以及对社会生产效率的影响。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香港没有固定的起征点，根据个人的负担不同，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经济负担，有无家庭，有没有孩子需要抚养，有没有老人需要赡养，从而确定一个合理的免税额。

4.对个税征收管理的改革设想

应当建立科学的，高度信息化的税收体系。首先，应该给每一位纳税人建立能单独识别的纳税档案号，这是对纳税人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基础。在税制比较完备的国家都已经根据每个纳税人建立了纳税人档案。在档案里每年录入纳税人往年的纳税信息、纳税人的收入状况和收入性质，并对纳税人拥有的大额资产进行登记，这样对纳税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想要对纳税人的收入有个详细的了解，还需要建立起类似香港单一收入账户的监督体系。这样可以对高收入家庭和恶意拖欠税款的纳税人进行重点监督。最终达到高收入者多纳税，中低收入者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参考文献

[1]李迅雷.中国贫富差距至少40倍，2015年才可能缩小[N].第一财经日报.2010-5-12

[2]张杜霞，秦菲菲.个税改革可能动大手术，不单一提高起征点[N].上海证券报.2010-12-08

[3]祝锦怡.我国个人所得税流失问题[J].商业研究.2006（1）

税法税率总结篇7

[关键词]年终奖 个人所得税 税务筹划

一、从个人所得税税法说起

年终奖2.4万元税后实际收入为21625元,而年终奖2.5万元税后实际收入为21375元,出现这种情况,还得从现行个人所得税税法说起。

现行个人所得税计税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办法,根据应税所得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其中,应税所得=薪金收入-免税收入-费用扣除数。对照表如下:

序号 应税所得 适用税率 速算扣除数 节点 年终奖应规避区域 年终奖最佳金额 备注

附表: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规避区域对照表 单位:元

年终奖金个人所得税计征方法,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国税发〔2005〕9号文件规定,即先将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如果在发放年终奖的当月,雇员工资薪金所得高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雇员当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为便于分析,本文仅以此类为分析对象。

二、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应规避区域

具体的案例:如果年终奖6000元,那么6000÷12=500元,根据税法,此时适用税率为5%,速算扣除数为0,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6000×5%=300元,实发奖金为6000-300=5700元。

假如年终奖提高到6012元,那么6012÷12=501,根据税法,此时适用税率为10%,速算扣除数为25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为6012×10%-25=576.2元,实发奖金为6012-576.2=5435.8元。

年终奖适用工资薪金所得税率时,每个累进点都是一个 “节点”,年终奖在每个“节点”附近都会出现一个多发不如少发的区域,本文称之为应规避区域。应规避区域计算如下:

第一个节点500元,即年终奖为500×12=6000元时,适用税率5%和速算扣除数0,年终奖超过6000元(附近),适用税率10%和速算扣除数25。保证员工税后收入与节点一致,设此时的年终奖为t,因此有:6000-6000×5%=t-(t×10%-25],解得t=6305.56。因此第一个应规避区域为(60006305.56],同理可依次核算其他应规避区域,结果见上表。

三、12万以上年薪的税务筹划

新《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在此,对年薪12万以上个税筹划进行分析。

年薪制薪金结构应如何合理分配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年终奖)的比例。假设基本薪酬总额为X1+2000×12,绩效薪酬为X2,其中,X1为月度应税所得总额(下同),则年薪为X1+ X2+24000。

方案一:如果月度适用税率和年终奖适用税率均为20%,则意味着X1∈(5000×1220000×12],即X1∈(6万 24万],同理X2∈(6万 24万],此时,年薪总额在6+6+2.4=14.4万以上(扣除社保个人应缴纳部分之后,下同),年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T1,则:T1=( ×20%-375)×12+ X2×20%-375=(X1+X2)×20%-375×13。

此计算公式意味着当员工年薪在14.4万以上,在月度工资薪金和年终奖适用税率一样的前提下,虽然他们之间的比例不同,但并不会影响年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

方案二:如果减少月度应税总额X1,使月度工资薪金适用税率为15%,增加绩效奖金X2(此时适用税率仍然为20%,否则年薪将超过24万),年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为T2,则:T2=( ×15%-125)×12+ X2×20%-375= X1×15%+ X2×20%-1875,令T236000元,即每月应税所得为3000元以上。

上述分析表明,对年薪在14.4万以上24万以下(收入在此范围的群体较大),每月工资薪金发放5000元(3000+2000,即基本薪酬总额3.6万+2.4万=6万)以上7000元以下,年度缴纳个人所得税更少。方案二比方案一优化。

方案三:如果增加月度应税总额X1,使月度工资薪金适用税率为20%,减少绩效奖金X2,使绩效奖金适用税率为15%,年度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总额为T3,则:T3=(×20%-375)×12+ X2×15%-125= X1×20%+ X2×15%-4625,令T3

上述分析表明,当年终奖在6万以下,基本薪酬在8.4万以上 21.4万(19000+24000元)以下时,方案三比方案二优化。

税法税率总结篇8

一、关于个人所得税法的功能

个人所得税是以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纯所得（净收入）为征税对象的一个税种。所谓纯所得是指自然人在一定期间的收入总额扣除为取得收入所需费用后的余额。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为国家提供可靠的财政收入；二是调控功能，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实践中，不同国家出于不同需要，对个人所得税进行不同结构设计和安排，或偏重强调它的财政功能，或偏重强调它的调控功能。[①]

个人所得税法是有关个人所得税结构内容的法律规定。作为法律，它的功能主要是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对个税的功能进行侧重选择并使其有效、迅速和充分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对个税的结构内容改革，实际上就是修正个税法的功能。只是，我们希望《个人所得税法》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是侧重增加财政收入，还是侧重调节收入、维护社会公平？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目前，在个税改革纷纷扬扬的大讨论中，似乎没有人主张通过修改个税法增加财政收入。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期，我国个税收入一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2001年收入995.99亿元，2002年至2004年收入分别为1211亿元、1417亿元和1737亿元，年均增长幅度为19.8％；2004年个人所得税收入比1994年增长23倍，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从1.4％增长到6.8％，是同一时期收入增长较快的税种之一，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特别是政府的社会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有待提高的情形，似乎不宜再提高个税收入，而应当提倡藏富于民，让民众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这也许正是几乎没有人主张通过修改个税法增加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个税法应该发挥调控功能，而现行个税法在这方面却是缺失的，或者发挥得不够，笔者深有同感。在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被称为“良税”，个人所得税法担负着调节社会财富分配、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任务。在美国，高收入者是个人所得税纳税的主体，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而我国的形势截然相反，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1737亿元，其中65%来自工薪阶层；而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尽管这次提高了起征点，工薪阶层的税负会降低，但高收入者的税负并没有太大变化。个人所得税法的调控功能实在是有点尴尬了。

二、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税制

目前，国际上个人所得税税制的基本模式是分类所得税制和综合所得税制。其中，分类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各种所得区分不同来源、性质，并根据不同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进行课税。该模式具有方便源泉扣缴、计征简便、征管成本低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一是不利于实行累进税率，不能按纳税人的能力课税，从而不能较好的体现税收公平；二是容易造成合理避税。纳税人利用分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的办法就可以达到避税目的，导致税源严重流失。综合所得税制是将纳税人各种不同来源的所得综合起来，减去法定减免额或扣除额后，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算征税。该模式税基宽，能够反映纳税人的综合负税能力，减少避税行为，并考虑到个人经济状况和家庭负担等给与减免照顾，可以较好的达到调节税负的目的，并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纵向再分配。但该模式课税手续较繁琐，征收费用较多，不仅要求纳税人具有较高的纳税意识、较健全的财务会计信息，而且要求有较先进的税收征管制度。[②]

我国现行个税法实行的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即将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划分为11类，并对不同的应税项目实行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实行按年、按月或按次计征。由于它的明显弊端，特别是现实中反映出来的不公平现象已远远背离它的调控功能，在这次个税改革讨论时，有人主张摒弃分类所得税制，实行综合所得税制。但笔者认为，对那些收入总额较高且来源分散的人来说，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固然可以实现量能纳税，达到调节社会收入、公平税负的目的，但对那些大多数收入比较均衡且来源比较单一的人来说，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并不见得有多大优势，相反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却简单明确，征收简便，税源易控，不仅可有效防止逃避税行为，也更有利于实现税收公平。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即对工资薪金所得、生产经营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等具有较强连续性或经常性的收入，列入综合所得的征收项目，制定统一适用的累进税率；对财产转让、特许权使用费等其它所得，仍按比例税率实行分项征收。如此，既可以发挥综合所得税制的优势，又可以避免分类所得税制可能产生的不公平。

不过，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只是现阶段的选择。从公平税负、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出发，完全的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应该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只有逐步向综合税制迈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税收公平的问题，加大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③]

三、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起征点是“人民基本生活费用不得征税”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其实质是税收国家在就纳税人的所得征税时，以纳税人的生活费用为标准所确定的免税额度。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根据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的消费情况会确定不同的起征点标准。

在我国，现行起征点标准的确定方法是采用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数额。不管是800元，还是新修订的1600元，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姑不论其数额本身是否适当，单是其采用的方法就是值得商榷的。一方面，经济是一个渐进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人们的基本生活费用也会呈现出渐进性的动态特征，有时还会受通货膨胀的影响，采用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数额作为起征点，即使在现阶段是适当的，在未来阶段也可能背离现实，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公正性和公平性。如我国25年前确定的800元扣除标准在今天已使大部分税赋落到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身上，形成了“劫贫济富”的后果，与法律出台时的目的明显相悖，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巨大的地区差异，人们的收入和消费支出在地区间差异巨大，采用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数额作为起征点，过高可能导致国家税收收入显著减少，过低则会造成对较发达地区纳税人生活费用征税的后果，前者有违个税法的财政功能，后者有违法律的本意。如果赋予地方自主调整权，不仅损害法律的统一性，还会造成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税负不公，进而可能影响发达地区的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削弱中西部地区的竞争力。这次税改时，人们基于不同利益考虑，在起征点的具体数额上争论不休，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即使现在已经决定的1600元标准，也仍然存在颇多异议。推根究底，盖因起征点确定方法本身缺陷所致。

那么，起征点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方法确定？笔者认为，起征点不应该是一个统一的数值，而应该是一套能够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动态指标体系。在该指标体系内，各指标分别对应某一领域，以该领域某一阶段的相应情况为基准，随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起征点与指标挂钩，根据指标确定具体数额。为避免指标大起大落可能造成起征点过高或过低，可以设定一个弹性幅度，如果指标在该幅度内，则予以适用；如果超出该幅度，则作为特殊情况。至于地区差异，可以考虑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解决。如此，不仅可以弥补现行起征点方法在贯彻税收公平公正方面的不足，最主要的是可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避免法律频繁调整、加大立法成本。

四、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

目前，世界比较通行的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形式主要是累进税率或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相结合，也有少数国家采取单一的比例税率。撇开个税的财政功能不谈，不论是累进税率还是比例税率，都涉及税收的公平问题，只是累进税率更多的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而比例税率更多的体现税收的横向公平。

税法税率总结篇9

例：A公司主要从事货物的批发和零售业务，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适用的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率为3%。该公司现需采购一批增值税税率为17%的货物，在同样质量和服务的前提下，有三家单位提供了货物报价：（1）甲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货物价款10000元，增值税1700元；（2）乙公司为小规模纳税人，可以提供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专用发票，货物价款10000元，增值税300元；（3）丙为个体工商户，只能提供普通发票，发票列示金额9500元。A公司预计所购货物全部售出可以取得价款20000元，增值税3400元。请为A公司选择最佳购货对象。

1第一阶段启发学生建立纳税筹划思路

这一阶段通过层层设疑的方法，帮助学生建立纳税筹划思路。

1.1启发学生指出需要运用的税法知识首先向学生提出：“该业务需要缴纳哪些税？”这一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展开讨论，得出需要缴纳增值税和以增值税应纳税额为计税依据计提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2启发学生确定纳税筹划目标提出：“以应纳增值税最少还是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纳税筹划目标？”学生分析认为增值税不影响损益，应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纳税筹划目标。

1.3启发学生找出分析问题的思路提出：“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纳税筹划目标，在选择供货对象时应考虑哪些因素？”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提出既要考虑不同购货对象提供的进项税额对增值税应纳税额的影响，以及由此对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影响；又要考虑不同购货对象提供货物的成本不同，对获利能力产生的影响。

1.4启发学生将分析思路运用到具体方案中提出：“针对需要考虑的因素，列出税前利润的表达公式。”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下列出：税前利润=不含税销售额购货成本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要求学生将公式运用到每一具体方案中。（1）从甲公司购货：应纳增值税=34001700=1700（元）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1700Χ（7%+3%）=170（元）税前利润=2000010000170=9830（元）（2）从乙公司购货：应纳增值税=3400300=3100（元）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3100Χ（7%+3%）=310（元）税前利润=2000010000310=9690（元）（3）从丙个体工商户购货：应纳增值税=3400（元）应纳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3400Χ（7%+3%）=340（元）税前利润=200009500340=10160（元）通过计算得出丙个体工商户是最佳购货对象。在这一阶段的“启发式”教学中，引导学生自己找出最佳购货对象，使学生在学习中有成就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后续的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第二阶段启发学生总结出纳税筹划方法

这一阶段通过由具体到一般，引导学生总结出纳税筹划方法。通过围绕：“能否用一个简明的换算公式，迅速判断合适的购货对象。”这一问题展开教学。

2.1启发学生建立各种购货对象对应的税前利润表达公式（1）从甲公司购货：税前利润=不含税销售额购货成本1（不含税销售额-购货成本1）Χ增值税税率Χ（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率）（2）从乙公司购货：税前利润=不含税销售额购货成本2（不含税销售额Χ增值税税率购货成本2Χ征收率）Χ（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率）（3）从丙个体工商户购货：税前利润=不含税销售额购货成本3（不含税销售额Χ增值税税率）Χ（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教育费附加率）

2.2启发学生找出不同购货对象税前利润相同时购货成本的关系假设从甲、乙公司购货在税前利润相同时，将相关税率代入公式，通过计算得出等式：9.83购货成本1=9.97购货成本2。即：购货成本1：购货成本2=1.0142，此时两方案的税前利润相同。上述分析过程也可由老师进行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分别计算出甲公司与丙个体工商户利润相同时的比率和乙公司与丙个体工商户利润相同时的比率。

2.3启发学生绘制出表格反映各种情况下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增值税税率包括17%、13%、11%、和6%，假设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率为3%，如果将利润相同的点称之为利润无差别点，启发学生分别将三种购货对象和不同增值税税率指标代入公式，计算出各种情况下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计算过程略），并绘制出表格如比表1所示。由于从小规模纳税人处购买货物，只存在可以取得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两种情况，二者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为1.0030。

2.4启发学生运用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选择购货对象通过各方案的实际购货成本比率，与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进行比较，选择最佳购货对象，具体计算分析过程如下：甲公司购货成本与乙公司购货成本的比率=10000χ10000=1＜1.0142因此，从甲公司购货利润高于乙公司。甲公司购货成本与丙个体工商户购货成本的比率=10000χ9500=1.0526＞1.0173，因此，从甲公司购货利润低于丙个体工商户。从甲公司购货优于乙公司，而从丙个体工商户购货又优于甲公司，因此，从丙个体工商户购货最优，与计算税前利润得出的结果一致，但比较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可以迅速做出购货决策。运用利润无差别点的购货成本比率进行分析，其关键点是无差别点的确定，最后通过总结将上述分析方法称之为无差别点分析法，通过这一阶段的“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对无差别点分析法有了比较深刻的把握。

3第三阶段启发学生将无差别点分析法运用于纳税筹划中

3.1启发学生总结出无差别点分析法的特点提出：“无差别点分析法的特点有哪些？”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总结出以下特点：一是存在两个以上备选方案，二是每两个备选方案存在无差别点，三是需要计算出无差别点指标作为决策依据，四是用实际指标与无差别点指标进行比较做出纳税筹划决策。

3.2启发学生根据无差别点分析法的特点灵活运用该方法要求学生在后续的课程中始终带着：“还有哪些情况可以运用无差别点分析法进行纳税筹划？”这一问题。可以说，几乎每个税种的纳税筹划都可以运用无差别点分析法。例如，在消费税的纳税筹划中，学生在啤酒、卷烟和高档手表定价中灵活运用了无差别点分析法确定了定价；在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筹划中，对小型微利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也运用了无差别点分析法。

税法税率总结篇10

关键词：新企业所得税法；税法；纳税筹划

一、引言

2007年3月16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企业所得税法》，同年12月6日由国务院公布了《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并于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促进了统一、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建立。与此同时，新企业所得税法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纳税人类型划分，适度降低了税率，扩大了税前费用扣除，将税收优惠政策从“以区域优惠为主”调整为“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以降低税收负担、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巨大变化必然对税收筹划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原利用内外资企业差异、地区税率差异等进行税收筹划的方式已不再适用。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主体，必须尽快地寻找新的筹划方式，有效降低税负。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

新《企业所得税法》取代《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在纳税人、税率、税前扣除、税收优惠等方面都有许多变化。

（一）纳税人类型的变化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与施行标志着在我国并行了二十多年的内外资两套所得税法的合并，同时，也宣告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终结。新法规定，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新法将纳税人划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了“登记注册地标准”和“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居民企业承担全面纳税义务, 就其境内外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部分纳税。

（二）税率的变化

新税法规定的税率为25%，同时，明确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应税所得适用20%的税率。除此之外，还规定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征收15%企业所得税，对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变化对于绝大多数内资企业来说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税负，而对非居民企业中，原采用预提所得税的税率10%的外资企业来说，则有一定的增加。

（三）税前扣除项目的变化

新税法对于税前扣除项目的变化体现在：（1）扣除项目规定更加全面。新税法规定，可在所得税税前扣除的项目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2）准予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更加明确。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工资薪金，准予税前扣除；以工资薪金总额为标准，计提职工福利费14%、工会经费2%和职工教育经费2.5%；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在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0.5%的范围内，按发生额的60%税前扣除；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收入15%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提取的用于环境保护、生态恢复等方面的专项资金，准予税前扣除。

（四）税收优惠的变化

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国家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第一产业、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设施项目投资经营所得、从事环保节能节水所得、技术转让所得、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工资、创业投资、综合利用资源生产企业、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等诸多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规定。

（1）保留对农林牧渔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2）对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和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免税的；（3）对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所得给予1—3年免税，4—6 年减半征收，同时对其购置的专业设备，按投资额的10%可以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4）加大对技术转让的税收优惠，一个纳税年度内，500 万元以内的免征，超过部分减半征收；（5）扩大对创业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投资于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 年以上的，可以按照其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 年的当年抵扣该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6）对劳服企业、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采取替代性优惠政策，劳服企业和福利企业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加计100%扣除，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按有关规定生产的产品收入减按90%计入；（7）对于开发新技术等发生的研发费用，除据实扣除外，加计50%扣除，该研发费用形成了无形资产的，按成本的150%摊销。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纳税筹划

企业所得税的应纳税额等于应纳税所得额乘以税率，要降低应纳税额，应先从降低税率和应纳税所得额入手，并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一）纳税人身份的筹划

根据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居民企业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就其境内外全部所得纳税；非居民企业承担有限纳税义务，仅就其来源于境内的所得纳税。并且采用了注册地和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相结合的双重标准来判断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注册地标准较易确定，因此，筹划的关键是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实际管理机构一般以股东大会的场所、董事会的场所及行使指挥监督权力的场所等来综合判断。《实施条例》将其定义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外国企业要想避免成为中国的居民企业，就要注意不仅要在国外注册，而且还要把实际管理机构设在国外，如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在外国举行，在国外设立重大决策机构等。

（二）税率适用的筹划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税率有四档：基准税率25% 和三档的优惠税率分别为10%、15% 和20%（除直接减免税额外），企业应尽可能创造条件以满足优惠税率的标准。

（1）高新技术企业的筹划。《实施条例》对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具体指标有：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等，体现了新税法税收优惠向自主创新性企业倾斜。据此规定，企业所得税筹划的侧重点应从筹划高新企业的纳税地点转移到自主创新、培养核心竞争能力上来，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组建稳定的研发队伍，自主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制定中长期研发计划。这既符合企业的发展需求，又符合新税法的立法精神。

（2）小型微利企业的筹划。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按照便于征管的原则，《实施条例》界定了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小型微利企业分为小型微利工业企业和小型微利其他企业。前者同时满足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 000 万元三个条件；后者同时满足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 000万元三个条件。因此，小型企业在设立时首先需认真规划企业的规模和人数，规模较大时，可考虑分立为两个独立的纳税企业；其次要关注年应税所得额，当应税所得额处于临界点时，需采用推迟收入实现、加大扣除等方法，降低适用税率。

（三）扣除项目的筹划

企业所发生的支出，是否准予在税前扣除以及扣除范围和标准的大小，直接决定着企业应纳税额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业所得税税负的高低。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成本费用的扣除标准和范围，新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从而扩大了税收筹划的空间，成为新税筹划的重点。

（1）工资薪金筹划。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计税工资制度，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合理的职工工资薪金，准予在税前扣除，即工资从限额扣除转变为全额扣除。当然，相应的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的扣除限额也提高了。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2.5% 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这意味着职工教育经费可全额扣除。尽可能多地列支工资薪金支出、扩大税前扣除应是税收筹划的基本思想，可采用的措施有：1）提高职工工资, 超支福利以工资形式发放；2）企业股东、董事等兼任管理人员或职工，将报酬计入工资；3）增加职工教育、培训机会；建立工会组织，改善职工福利。

（2）广告费、业务宣传费筹划。《实施条例》没有区分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广告费扣除限额较以前的基本扣除限额2% 和8% 有所提高；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较以前的5‰明显提高，且可向以后年度结转。因此，企业的部分宣传完全可以不再通过广告公司策划，而是将自行生产或经过委托加工的印有企业标志的礼品、纪念品当作礼品赠送给客户，以达到广告的目的，同时又可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