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债务危机十篇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1

"国家破产"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新思路

"国家破产"，实际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尼・克鲁格在2001年11月的讲演中提出的"国家债务重组机制"，它是解决当前国际债务危机的一种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的特别之处在于，所有遭遇外债或债务危机的政府，在获得国际资助或进行债务重组之前首先进入一种"破产"状态；这种正式的"破产"的程序启动后，危机中的政府的海内外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其解冻情况根据债务重组的进程而确定。克鲁格认为，这种新方式有助于推动债务危机的快速解决，避免危机恶化，促使像阿根廷一类的国家免受为世人瞩目的社会动荡和政局风波，避免传统解决办法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促使新兴市场国和国际投资界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债务问题的可持续性。

创建这么一种正式机制的基本目的，是促使债务人和债权人产生自愿达成协议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实践中真正启用这个机制的时候并不多。这个机制类似与诸如美国破产法庭那样的"国内"破产体制。

债务重组机制产生的国际背景

建立国家债务重组机制，主要是为了给动荡风险不断上升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一种稳定器，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国际背景。

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日趋严重。其债务1980年为5257亿美元，1990年为13245亿美元，2000年为22040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GDP的35.5%。在高外债的背景下，一旦出现外国债权人从本国撤回资金，本国政府或公司机构不能如期还债，社会公众对本国货币和金融体系的信心发生动摇，金融危机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国际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各种证券投资的增加，各种类型的证券投资者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外债的重要债权人，这使得80年代形成的外债解决方式遇到新挑战。

债务违约进入新的高发期。据标准普尔公司统计，在过去十年间，债务违约率高达19%，为1824年以来的第四个高峰期。2002年三季度，该公司确认的债务违约行为国有28个，违约金额为1326亿美元，是1994年以来的最高额，而本世纪头十年可能更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实际的最后贷款人可能不得不面对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私人债权人的介入，使得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20世纪80年代，债重组是一个进展缓慢而有序的过程，那时重要的债权人是商业银行，它们通常想与债务人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很少有获得额外利益的企图。随着大量债券持有人的介入，他们与债务人的合作难度也在上升，这些债券持有人参与债务重组的目的也是多样化的：一些债券持有人想要迅速而有序的重组，以维护债权的价值；另一些从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务的人士宁愿重组过程出现紊乱，希望能够在诉讼中获利，比如像埃略特合伙人案例。

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外债解决方式的新挑战

埃略特合伙人是一家对冲基金，1996年以1100万美元从二级市场上买进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秘鲁政府发行的布雷迪债券。按原来的布雷迪债券解决方案，只能获得一点毛利。但该公司并不参与债务重组谈判，而是向法院提出债权追溯的申请。1999年，联帮上诉法院同意了其债权追溯的要求，秘鲁政府被迫接受了埃略特合伙人的全部偿债要求--2000万美元加上利滚利息3800万，埃略特合伙人从中获毛利4700万美元。

埃略特案例暴露出目前国际社会在债务重组的方法上存在缺陷。如果单个债权人可以依据国民法院及其判决对国外债务人的财产采取指控行为，这便等于同意"全体债权人一致同意"原则，此时，只要任何一个不同意重组计划的单个债权人都可以采取行动并获得优先偿付，其他所有债权人都会效法，以此增加自己债权的价值而减少损失。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债务重组无法进行。这种情形显然是一个两难悖论：如果债务国有能力全额偿还外债，就不会出现债务危机；一旦出现债务危机，就表明债务国无力偿还外债，外债就需要重组，而任何外债重组必然以非全额偿还为前提。如果埃略特合伙人案例流行开来，债务危机中的债务国在理论上不再可能有解决危机的希望。

国际货币组织建议债务重组的用意正在于避免出现埃略特合伙人事例，试图为债务重组建立起一个规范的程序。由于多数债权国是发达国家，其法律都有完备的债权追溯条款，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核心内容就是要限定债权追溯范围。克鲁格认为，要有一个正式的启动程序，即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债务国政府，在一定条件下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债务重组申请，并得到审议和批准，一旦启动正式程序，该债务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官方资产便处于冻结状态，任何单个债权人不可对资产或其任何部分采取法律行动。这使得埃略特合伙人案例将失去法律依据，债务重组的国际安排得到法律保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试图发挥类似世贸组织的作用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思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的法律政策、法律关系必须进行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调整，而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未涉及的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突破了其仅仅对短期国际收支和宏观经济运行等传统领域进行关注的框架，反映出了当今国际经济关系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变化。在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公私部门都大量卷入国际经济活动的背景下，各国的债权债务法律也应该适时地加以变化或积极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出作用，这同世界贸易组织所出现的变化与调整应该有类似之处。随着国际贸易的广泛开展，世贸组织更加突出了对各国贸易政策与体制的关注，从某种意义讲，各国贸易政策和体制已成为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可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债务重组的新建议也是为顺应时势发展做出的调整与变化。

改革债务重组的目标在于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

美国负责国际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泰勒于今年4月2日在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讲话，表明了美国政府对此问题的立场以及采取行动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感："研究与讨论的时代正在过去，采取行动的时刻到来了。"他特别建议由国际货币基金出面，把债权国和债务国聚合在一起，达成一揽子国际条款，以求妥善解决这类问题。目前对债务重组过程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当某国债务不再可持续时，债务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何时采取？同债权人的谈判如何进行？私人部门如何做出反映？如果一种重组方案被选定，它将费时多久？重组是否发展成某种可持续的局面？债权人是否会受到公平与公正的对待？

上述不确定性使人们（私人部门、官方部门或政府）的决策变得复杂化了。对那些步入债务不可持续状态的国家而言，一个更加可预测的债务重组程式将有助于减弱这种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爆发危机的概率和缓解危机。改革债务重组程式的目标不是要减弱国家全部并按时偿还债务的激励，而是要降低围绕重组的不确定性。鉴于利益和观点不同，可操作性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新程式将如何运转以及为什么比旧有的要好。最现实和最可接受的改革是让债务国和债权国签订新的、详尽的、分散或市场导向的一揽子条款。条款的细节由借贷双方在发行新债券时加以确定。此时法律方面的基本原则为：

首先，要有一个多数行动条款，如75%债权人同意的条款。目前许多债券条款要求的是债券持有人100%同意（英国法律）原则，该条款应该改变，这不利于可预测性和效率。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2

这一举动,再次引发市场对“债务危机蔓延至欧元区周边国家”的恐慌情绪。受此影响,欧元下跌至1.3112,创2009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他非美货币也是承压下跌,而美元指数则是上冲至2009年6月以来的新高82.71。

虽然目前穆迪和惠誉评级对希腊国债的评级仍属投资级,但随着此次标准普尔对其评级调降,未来这两家评级机构也可能有相应调降级别的可能。这也意味着,目前信用评级被下调,令希腊处于失去参加欧洲央行流动性操作资格的边缘,希腊银行从欧洲央行流动性操作中获得融资的渠道或将被切断。随之而来的便是导致市场对其国债的购买力变弱,收益率的进一步攀升也将是必然的,持续走高的融资成本将严重影响其未来的偿债能力。

目前来看,希腊债务危机问题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平复市场情绪和避免市场风险恶化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欧盟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够采取紧急行动,使援助计划得以实施,并加以资金扩大,否则希腊在5月19日85亿欧元国债到期时,将面临严重的违约风险。一旦希腊触发违约风险,市场的避险情绪将会再次跳升。

同时,希腊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升级当中,现在已经不是单单一个国家或者是几个高负债欧洲国家的事情,在更高的层面上,希腊危机的溢出效应逐渐显现。希腊乃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问题不能够得到及时解决的话,将直接影响到大量持有相关头寸的投资人、机构甚至政府,这样的糟糕状况,必然会加速资金从欧元区流出,流向避险的美元资产,以及收益率更具吸引力的新兴国家市场。

脱离单一的债务危机风险,我们再回归到经济基本面。由于欧元区自身的结构特点是其经济复苏的动力弱于美国,经济数据也一直是这样的,而债务危机所带来的便是欧洲多国大幅财政赤字的削减,以及欧洲央行不断延长流动性措施。财政政策的过早收缩,以及货币政策迟迟不能收紧,就会进一步打击本来就相对较为疲弱的欧元区经济的复苏,使其丧失了吸引流动性投机资本的优势。

这也意味着,无论最后希腊债务危机何时解决以及如何解决,都改变不了欧元在中期内保持弱势的主基调,其经济的和货币政策的滞后性都将给欧元带来负面影响。但是短期而言,希腊债务危机何时解决以及如何解决,将成为左右欧元短期涨跌的关键因素。迅速的实施救助计划,市场的避险情绪才能得到缓解,欧元的下跌幅度才能得到遏制。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3

履新“充满自信”

随便问问欧盟的任何一位决策者，谁是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救世主”，他们的回答都一样：欧洲央行。在特里谢即将卸任退休之际，整个欧元区都在等待一位白马骑士的救助。马里奥•德拉吉，这位来自南欧的新任欧洲央行掌门人，凭借深厚的学术背景，丰富的实战经验以及严谨的处事风格，在业界享有“超级马里奥”的美誉。

然而，新上任的行长德拉吉都多少有点势力单薄的感觉。因为摆在德拉吉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欧洲目前经历的债务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从2009年底市场刚开始担忧希腊债务问题以来已逾两年。在这两年间，债务危机非但未得到有效控制，而且还在迅速蔓延，甚至威胁到欧洲银行体系。在针对希腊的救助中，欧洲央行虽极不情愿，但还是不顾德国的反对启动了资产购买计划（SMP），并多次在二级市场买入南欧诸国的债券，缓解欧元区债务国的市场紧张情绪。即便如此，希腊依旧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至今CDS（信用违约互换）水平超过了5000个基点。这还仅仅是在救助希腊一国的问题上。放眼整个债务危机救助进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扩容、银行业资本重组、希腊债务减记等众多事宜都需要欧洲央行的积极参与。如何权衡与欧盟委员会、IMF以及欧元区成员国的利益分割，弥合至今存在的技术性分歧，都绝非易事。

加之近期多项经济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已步入严冬，通胀似有抬头之势，欧洲整体经济运行状况愈发疲弱，德拉吉此时履新显得尤为引人注目。10月27日，欧洲各国领导人在解决欧债危机的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各方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同意对持有的希腊债务进行50%的减记，但由于细节性内容尚未敲定，且救助款项的筹集仍面临诸多变数，外界普遍认为，欧债问题远未得到真正的解决，欧元区仍处在应对债务危机的关键阶段。

不过，德拉吉本人似乎已做好了接任新角色的准备，在上任前先后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举行了会面，并充满信心地对外宣称，决不会让市场对自己失望。

面临一堆难题

当前正值欧债危机演进的关键时期，对于德拉吉来说，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欧洲央行如果能在债务危机救助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最终实现货币与财政体系的统一，这无疑是最完美的结局。但也必须意识到，受制于职能权限，欧洲央行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伴随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入以及经济复苏乏力，其素来的“鹰派”作风也将面临更多考验。就货币政策走向而言，可供德拉吉施展拳脚的空间并不大，总体上会继续保持谨慎的宽松。

除了欧债危机，德拉吉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通胀。长期以来，欧洲央行盯住通胀，将维持物价稳定置于重中之重的地位。从特里谢近期的言论中可以看出，欧洲央行对抗通胀的立场不会马上改变。从经济基本面上讲，最近公布的欧元区10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PMI延续前几个月的下降趋势，欧洲经济信心指数跌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9月份欧洲失业数据也仅有德国一国出现好转，其他国家都传递出经济依然疲软的信号。然而，欧元区通胀压力在经历前4个月的回落之后，9月份意外反弹，从8月的2.5%上涨至3%。与此同时，英国9月份CPI较8月上涨0.6%，同比上涨5.2%。很明显，欧洲央行也陷入了进退两难。所以，在众多因素的博弈之中，货币政策的选择并不多，距离上次加息仅仅4个月，衰退的风险让德拉吉不得不考虑是否要降息。但维稳的因素依然重要，除非欧洲经济出现什么“非动不可”的理由。

特里谢在欧央行行长的位子上磨练了4年，才遇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德拉吉上任第一天就要奔赴前线，带领欧元区17个成员国继续与债务危机作斗争。

当然，就德拉吉本人而言，目前仍有不少舆论对其“欧猪五国”的身份标签颇有微词，怀疑其会格外“优待”意大利等南欧国家，让长期以来相对趋紧的货币政策转向。还有评论称，在这个多事之秋，只有激进且富有想象力的领导者才能拯救摇摇欲坠的欧元区，而外界对德拉吉的印象是“聪明、稳重、严谨、专注、正统”，如此的行事风格，加之南欧的血统都注定让他即将踏上的这段由罗马到法兰克福的旅途不会太顺利。

改革目标受期待

“这可是要脱一层皮的。”荷兰银行宏观研究部主管尼克•库尼斯说，“欧央行的掌门从来都不好当，何况是现在。”一些债务国家正指望德拉吉继续购买他们的“烂国债”来渡过难关，德拉吉只能在当好“老娘舅”的同时，积极维护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和稳定价格的宗旨不变。

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只要欧洲央行愿意大规模“印欧元”，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债务风险会降低，市场信心也会重新建立，将有不少人愿意购买成员国债券。多数人预测说，德拉吉会延续特里谢的政策。欧央行在稳定市场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德拉吉应当大刀阔斧地买进像意大利这样有偿还能力的欧洲国家的国债，吸引投资者回到市场中来。欧央行自今年8月起开始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国债，截至目前总价值超过1695亿欧元。尽管如此，10年期意大利国债收益率依旧高于德国国债380个基点，接近欧洲历史最高记录。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4

［关键词］财务危机早期预警  财务危机的预防  财务危机的化解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加剧和市场环境的风云变幻，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均充满变数。一方面促使企业全面走向市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广大的资金和产品销售市场，另一方面市场中的企业，时刻面临着各种风险。财务危机是企业全局性、根本性的危机，既有其危险的一面，也存在着机会的一面。面对财务危机，企业如何进行预测、防范、控制和处理，采取何种有效措施减少危机损失，并化危机为机会，以保证企业财务安全运行，维护企业持续经营，是财务工作者当前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财务危机的早期预警

        1、 销售收入持续下跌。

        在一般情况下，当企业产品销售量下滑时，管理当局会用调整价格、产品品种或加强推销等方法来挽救销售业绩。如果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策略，抑制下滑趋势，必将带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尤其是非预期的下降。在赊销业务中，现金流入滞后于销售收入确认时间，在制定企业后期资金计划时，如果拿不出现金来填补缺口，或减少企业现金流出量，就会使潜在问题变成现实问题。

        2、非正常的存货积压

        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管理人员应根据企业具体情况，掌握关于存货与销售比率的一般标准，当存货库存量超出正常标准，都可能是企业财务问题的早期信号，不少情况还与非预期的销售下跌有关，必须通过增加销售或削减采购等办法来及早解决这一问题。以加快流动资产周转，减少资金占用。

        3、应收帐款大量增加

        应收帐款的大量增加不但会对企业自身的资金运转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还可能引发企业之间的相互拖欠，从而形成严重的三角债问题；倘若企业的应收账款一旦形成呆账，就会使这部分资金滞死，使企业蒙受严重的财务损失，甚至会危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对于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是十分必须和重要的。

        4、经营性现金流量不足以抵偿其到期流动性债务

        经营性现金流量是企业的主要现金流量，当企业主营业务出现下滑导致经营性现金流量减少，而完全依靠筹资活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抵偿现有到期债务，这种现金流量的情况如若处于长期的持续状态，企业履行的偿债义务将受到阻碍，最终筹资能力丧失(或者无筹资能力)，企业现金又不足以维持企业持续经营，从而导致财务危机。

        二、财务危机的预防

        1、 强化企业内部控制

        健全的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是保证企业资产安全、资金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当企业内部控制薄弱、管理混乱，就为违法违纪事件找到突破口，从而出现会计反映不实、费用支出失控、经济效益低下、财产物资严重损失等经济现象。这种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和企业的彻底失败。

        2、加强财务管理、建立财务指标分析系统

        企业财务指标分析系统，作为一种成本低廉的诊断工具，可以预知财务危机的征兆。就短期而言，由于企业理财的对象是现金及其流动资金，企业能否维持下去，并不完全取决于是否盈利，而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现金用于各种支出。因此企业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是财务管理工作中特别重要一个环节。企业可以通过将各项具体经营目标加以汇总，并将预期未来收益、现金流量、筹资及投资计划等，以数量化形式加以表达，建立企业全面预算体系，预测未来现金收支的状况，根据企业自身经营周期，建立滚动式现金流量预算。

        就长期而言，可以通过获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潜力等指标来衡量企业综合经济实力，结合外部环境变化，确定适度的发展规模，准确把握企业的发展方向。

        获利是企业经营最终目标，也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题。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净资产、该指标是综合反映企业获利能力的指标，也是杜邦财务分析系统的核心，通过指标层层分解，刨析企业资本结构，盈利能力、营运能力，从而综合反映企业经济运营情况。

        反映偿债能力主要指标有：现金债务总额比=现金净流量/债务总额、。

        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

        当以上主要财务指标长期处在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且呈不断下降趋势，就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防止财务危机的发生。                                                         

        3、合理运用财务杠杆、优化资本结构

        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固定性财务费用的存在，企业息税前利润(ebit)的微量变化所引起的每股收益(eps)大幅度变动的现象。也就是说由于借款利息的固定，企业盈利水平越高，扣除固定利息之后，投资者（股东）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相反，企业盈利水平低，固定利息扣除之后，剩余给股东的回报也就少了。财务杠杆是一把双刃剑，它给股东带来额外的财富，同时运用不当也会引起财务危机的发生。通常企业发生风险是由于举债导致的，一个全部用自有资本从事经营的企业只有经营风险而没有财务风险。因此，要权衡举债经营的财务风险来确定债务比率，只有当息税前利润(ebit)大于负债经营成本时，才能保证本息到期归还，实现财务杠杆收益；同时在举债经营时还要通过长期负债与营运资金比，留存收益率以及债权、股权比率情况来考虑债务清偿能力。

        三、财务危机化解

        当财务危机发生时，企业应尽快查清现状，明确企业所处的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短期内可通过以下方法化解：

        ①处理不良债权，进行财务重组，加速应收账款周转；

        ②可以用削价处理库存商品；出租或出售闲置的固定资产：收回对外投资等方式回笼资金。

        ③寻找融资渠道，减轻危机时期所承受的财务压力，如将资产以售后回租的方式融资等。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5

[关键词]欧债危机；衰退；实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1-00-02

2012年2月，欧洲央行启动第二轮三年期长期再融资操作，共有八百多家银行及金融机构获得总额五千多亿欧元的资金。加上2011年12月第一轮三年期再融资操作提供的四千多亿欧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欧央行共计向欧元区银行提供了1万多亿欧元的“低息贷款”。这样不同寻常的货币工具的实施尽管对经济发展长期存在很大的潜在危害，但还是有效缓解了银行融资难题，成功地把货币流动性注入深陷危机的欧洲债务市场中，使全球投资者看到了希望，希望此举成为整个欧债危机的转折点。但事实证明，欧债危机还远没有结束，欧债危机的长期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值得我们警觉及研究。

一、希腊政治和经济面临危机，但短期内不会退出欧元区

希腊要想得到欧盟对其债务危机的救助，就必须满足德国等欧元区核心成员国提出的紧缩财政的严格要求，为此希腊已经动用了所有经济和政治资源，以得到欧盟救助，渡过危机。当前围绕财政紧缩问题希腊国内争议巨大，其与欧盟核心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也在斗争中逐步妥协，这将导致希腊社会分裂和迫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加大，但是这场危机短期内难有最终结果，危机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希腊等债务危机国将在煎熬中转型。

回顾希腊加入欧盟的历程，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欧债危机发生的启示。2001年希腊通过财务造假加入欧元区，搭上了欧洲统一货币联盟创造的低成本融资便车，获得了与德国几乎相同的外部融资条件（希腊5年期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差距从1998—2000年平均3个百分点降至2001—2007年平均0.16个百分点）。从短期来看，希腊利用这个机会获得了巨大的好处，但加入欧盟并没有促进希腊推进结构性调整，相反在国内选举政治作用下，以过度融资、透支财政为手段维持高福利水平，讨好选民，获取选票成为政客的惯用手段。与此同时，希腊的经济发展在欧盟大的分工体系下去工业化现象逐步显现，出口以低端产品和服务为主，旅游业渐渐成为本国经济的支柱，整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2009年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希腊政府为争取欧盟的外部救援，不得不进行痛苦的财政紧缩，这进一步导致国民经济衰退和失业率上升，从而引发国内政治动荡。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欧债危机发生有其深刻的体制原因和经济原因。

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不完全取决于希腊，这是整个欧盟政治与经济博弈的结果。退出欧元区对希腊来讲是个艰难的抉择。理论上，退出欧元区将使希腊重新掌握国家货币政策的主导权，本国货币快速贬值，改善加入欧元区后的货币币值被动高估，可以使本国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重现价格吸引力，从而增加出口，获取外汇，以解燃眉之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希腊退出欧元区不仅无助于治愈本国经济缺乏实际竞争力的痼疾，而且贬值导致的对外债务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上升，将使希腊经济和社会面临更大的负面冲击。希腊社会各界深知此害，反对财政紧缩，否定降低中低阶层保障水平，但不等于支持退出欧元区，更多的是社会各界对政府不满的宣泄。支持财政紧缩的中间右翼上台要求与欧盟重谈援助条件，最终是经济社会的现实情况决定希腊不可能退出欧元区，欧盟也不会让这样的先例发生，从而葬送半个世纪以来欧盟所取得的发展成果。

二、欧债危机将逐步缓解，但欧洲经济将陷入长期衰退

欧元经济区是欧洲各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成果，也是欧洲各国在当今世界经济新秩序演进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结果，有其存在的原因，所以欧盟各国不会轻易放弃欧元。单就财政状况整体而言，欧元区要好于美国和日本，2011年，欧元区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分别为4.1%和87.2%，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赤字率分别为9.6%和10.1%，债务率分别为102.9%和229.8%，因此，如果单纯只是希腊的经济和债务危机，欧盟是完全有能力解决的，但目前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等先后卷入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债务规模太大，也有资本流动性和社会对未来的信心问题。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希望欧元区解体，因此一定会全力阻止危机的蔓延，从2010年第一次援助希腊到今天欧元区各种金融防火墙的产生可以看出，欧盟一直在积极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只是欧元区的核心成员国从本国利益最优化的角度一直在讨价还价，但欧债危机终将逐步缓解。

改善债务危机国的经济状况，降低社会保障对财政的严重依赖，打破财政紧缩的恶性循环是解决危机的关键，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整个欧元区长期的努力。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在法、德两国的左右下出台了一系列救助危机的措施，其主要是基于德国主张的债务危机国必须首先解决财政赤字问题，主张紧缩财政，但紧缩必定造成经济增长乏力、银行坏账、政府支出、财政恶化的恶性循环，无法通过改善经济来解决危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保持政策灵活，促进财政紧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在增长中解决问题。近来欧洲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仿佛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财政紧缩的立场有所松动，甚至提出欧洲版的“马歇尔计划”。这是一种积极现象，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洲稳定机制（ESM）、欧洲央行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等各类金融防火墙也在不断夯实，但欧债危机源于欧元区的南北结构性差异，暴露了缺乏财政联盟有效约束和保障的货币联盟的内在不稳定性，在当前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期的大背景下，欧洲经济正在陷入衰退之中，何时能走出困境，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欧洲正处在解决危机的正确道路上，但是任何认为这场危机可以在一两年内解决的人是错误的，这场危机至少会持续五年以上。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欧洲可能将陷入经济的长期衰退。

三、我国应对欧债危机持续恶化的策略

1.对欧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不轻视、不恐慌

欧债危机的发生，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不能因此恐慌，更不能轻视欧债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在实体经济层面，我国已高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市场的波动无法再向30年前那样不受干扰地保持自我发展，外部冲击使我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欧盟作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11年双边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37.2%）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2011年来自欧盟的FDI占比为5.5%），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对我国经济具有较大的负面溢出效应，所以当前情况下国家一定要出台政策，大力推动外向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快速转型，以内需替代出口，缓解出口额快速下滑的压力。在金融层面，我国银行业对欧洲的直接融资总量较小，且主要集中在英、德、法三国，即使欧元区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蔓延到法、德这样的欧元区核心国，潜在损失也有限且可以承受。但是涉及实体经济的贸易融资、跨境贷款等对欧洲的间接敞口，由于分布面广、差异性大，在欧洲银行业加速去杠杆化进程中容易受到冲击，因此我国要借世界经济调整之机加快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2.积极扩大内需，加快发展实体经济

当前欧债危机在经过一系列的救助之后，欧债危机正逐步缓解，在本次亚欧首脑会议上，各方都充分肯定了欧洲在债务危机中所做出的努力，使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步减少，相信欧洲有能力和意志解决危机。坚持冷静观察、认真分析，避免过于悲观而过早、过度实施经济刺激措施，加重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为经济将来高质量的发展埋下隐患。俗话说危中有机，没有必要过度恐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历了各种外部冲击。实践表明，做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危机、实现发展的根本出路。当前正是我国借助欧债危机时期，深入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我国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秩序调整的大背景下逐步稳固。

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是我国应对欧债危机冲击的根本所在。改革不能靠等待时机，应着眼长远抢抓机遇，不因一时的风险而停滞。应继续坚持调结构、扩内需，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加快形成自主、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格局，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在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前提下，灵活实施必要、有限的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缓解经济大幅下行压力。

3.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步伐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进入到瓶颈阶段，降低资源的集中度，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一些行业领域，是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加速经济转型的重要策略。同时改革资本市场，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避免民间资本去实业化，大量涌向房地产、金融等领域，尽快减少资本、不动产领域的资产泡沫，降低过度投资而积聚的风险。尽快出台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推进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这些都是增强我国经济自身免疫力的重要途径。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国家参与救助的金融机构最终都收回了成本并实现盈利，救助没有“打水漂”。因此，应审慎把握当前欧债危机中的机遇，既不能盲目援助、抄底和接盘，也不能固步不前。应抓住当前欧洲和国际社会对我有利的时机，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中积极申明、维护和实现符合我国长远发展的国家利益，做好谋篇布局。

[参考文献]

[1]张晓晶，李成欧债危机的成因、演进路径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J]开放导报，2010（4）：26-31.

[2]张锐希腊债务危机的再救助与欧债危机的走向判识[J]武汉金融，2011（7）：37-39.

[3]李本松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反思[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0（4）：1.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6

关键词：乡村债务公共危机社会

引言

乡村债务问题的严重性早已为政界和学界所共知，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和省、市、县在数年内多次下发了各种文件，而债务危机却日益深重。2005年的法国巴黎骚乱震惊世界，导火索看起来微不足道，而存在的问题早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是执政者熟视无睹才造成了后来的悲剧。不但是对法国的一个警告，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启示。特别是农村在乡村债务的危机还没有爆发以前，更要引以为鉴，防患于未然。

一、乡村债务越滚越大

目前湖南农村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据省农办、财政厅1999年对乡镇负债的普查表明，全省2000多乡镇，负债面88.2%（注1）。笔者进行的涉及全省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负债面为89%（注2）。如衡阳县、衡南县、常宁市、桃源县、澧县、汉寿县等地方的乡镇负债面达100%，衡阳县和澧县、桃源县等地方的村级负债面达99%以上。

到2005年底全省的乡村两级债务的状况如何，很难准确把握。如果推断全省乡村债务总额采取中间值法则的话，根据笔者调查的六县31个乡镇的乡村债务平均值1498万元计算（同注2），按2000个乡镇，全省乡村债务总额估计不会低于299.6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核算审定，2004年湖南省GDP为5641.9亿元（注3），那么乡村两级债务就占2004年湖南GDP的比重的5.3%；2004年湖南省财政总收入608亿元（注4），那么乡村两级债务就占省财政总收入的49.3%。所到之处，绝大多数的乡村债务都是本级财政收入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很多都成了“五十年债务”、“百年债务”，比例之高，触目惊心。

在桃源县，所调查的泥窝潭乡有1.8万多人，18个村，乡级负债是925万元。在桃源县调查时，另一个乡一个不愿公开地名和姓名的副乡长对笔者说：在桃源县，负债1亿元的乡镇有5个，最高的一个乡负债达1.7亿元。衡阳县26个乡镇负债2.9亿元，893个村负债的总额是1.33亿元（注5），对于一个在2004年国税只有4268万元、地税只有2727万元收入的衡阳县财政而言（注6），4个多亿元的乡村债务是几年的财政收入。

湖南省委、省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县乡村“五年还债”的目标，时间过去了五年，不仅旧债无减，反而新债激增。据省农办、财政厅1999年对乡镇负债的普查，全省乡镇共负债85.4亿元（同注1）。根据笔者的调查（同注2），乡、村债务两者基本接近，有的地方村级债务还远远高于乡镇债务。按照乡级债务的数据来推算村级债务的数额，全省在1999年乡村两级总负债数额最低就在170亿元以上。到2005年底全省的乡村两级债务总额就达到了笔者调查估算的299.6亿元。从1999年到2005年乡村两级债务就可能增加了129.6亿元，平均每年以近26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桃源县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调查的2002年到笔者调查的2005年，不到三年的时间，负债亿元的乡镇就从1个增加到5个；在中国社科院调查时的2002年，乡镇负债最高的只有1.09亿元，到笔者调查时的2005年底，负债最高的就已经突破1.7个亿。特别是有不少乡镇，如在桃源县乡镇债务数额处于中等偏下的泥窝潭乡，仅债务利息一项就每年要增加100万元以上，其他债务严重的乡镇就可想而知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危机象火一样正在逐渐往上蔓延。

二、乡村债务形成机制

债务形成机制的根源是农村的行政体制出现了重大问题，赵树凯指出，这个体制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乡镇完全是围绕上边各种指令转，为完成超出正常的资源范围的指令，乡镇领导人要么造假，搞形式主义，要么只有“硬来”，“借钱”办事，拆东墙补西墙，造成债务的雪球越滚越大。

一是完成上级下达的财税任务而形成的债务。财税任务是实行各级政府负责制，到乡镇以后就必须由乡村两级最后确保任务完成,因此而债台高筑。从全省的情况来看，乡镇基本上年年保证完成了县政府下达的财税任务，而实际征收的缺口只能由乡村两级垫付。如衡阳县尾欠税费总额为16781.4万元；全县村级债务总额1.33亿元中有9631.8万元是因垫付税费而形成的，村级垫付税费占村级债务总额的72%（同注5）。

二是完成上级下达的发展任务而形成的债务。主要是乡村举办公益事业如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包干义务教育及发展教育的建校和危房改造，以及当时发展乡镇企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所遗留债务。前些年从上到下都大张旗鼓地倡导“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有个县委书记就有一句这样的名言：有钱能够办成事是好干部，没有钱能够办成事是更好的干部！他补充说，有钱会办事不是真本事，只有没有钱能够办事才是真正有本事！由于是基于“三提五统”的收入预期而借债或垫资大上项目，没有到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而所摊派的款项又收不起来，新的政策又使还债计划全面落空，造成大量的举债无法偿还。衡阳县三湖镇（注7），教育一项镇财政就下欠了292.51万元：仅建校和危房改造就投入了500多万元，向农民集资实际收上来的只有78.89万元，加上向上面争取的资金和向社会募捐共计不到200万元。国家公路“乡乡通”工程却要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乡镇支出配套资金，三湖镇境内公路需要配套资金120多万元，在不能向农民摊钱的情况下通过向社会募捐还是负债30多万元。

三是乡村财务管理普遍混乱而形成的债务。乡村级财务管理不规范，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能有效控制乡村级财务的收支，致使合理开支逐年增加，吃喝招待费、超标准租车、公款旅游屡禁不止，开支随意性很大，黑洞很多，直接导致了债务的形成。有些乡镇的干部工资一年只能发足半年，而主要负责人的公款吃喝和公款旅游却放任自流，毫无节制。一些乡镇还违规修建宿舍楼，不顾财力地购买小车，超额报销差旅费等。有不少的乡镇因公款吃喝欠下债务而造成办公大楼被法院拍卖还债，特别是有的乡镇吃喝招待居然形成了十年、甚至百年才能还清的“百年债务”。最典型的莫过于闫集镇，三届镇政府打下130张共计17万余元的欠条，105岁老人在讨债数年后竟得到了暂定每年还1000元需要170年才能还清的还款计划（注8）。

四是乡村组织维持自身生存而形成的债务。由于乡村的事权大于财权，造成收不抵支。首先是拖欠乡村干部的工资，如果上级不出台有效的政策，很多乡村干部的工资只能无限期地拖欠下去；其次是拖欠办公经费和电费等。湘南的一个镇，历年欠发工资总额200多万元，历年下欠电费9.3万元，村干部欠发工资191万元。该镇每年仅镇政府的租车费和一台小车的维修费用、油料费用就在10万元以上。上面来人需要招待费，争取项目需要经费，再加上政府办公楼的取暖费、打印费、电话费、水电费等各种行政管理费用；如果和人员工资支出两项支出相加，每年没有80多万元是维持不了镇政府的正常运转。无奈之下只得左手“拆东墙”，右手打欠条。

乡村的债务问题本来已经岌岌可危了，现在不仅不去减轻乡村负担，以让乡村从沉重的税费压力下解脱出来之后，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却反而在不断地增加负担。根据笔者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问卷调查，有75%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是上级及其部门用权力转移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责任（同注2）。非常危险的是，我们地方领导人对此熟视无睹，坐视问题的严重性而无动于衷。如果产生新债务的根源没有消除，不仅使化解旧的债务越来越艰难，而且每增加一笔债务，就为我们在新农村建设的前进道路上埋下一个地雷。

三、乡村组织岌岌可危

由于巨额债务长期悬而不还，使乡村组织信用和权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对于目前绝大多数乡村的主要负责人，一年中最发愁的时候是农历年关，躲债赖债非常普遍，普遍感到困惑无助：“欠账那么多，上级不管，集体没有，又不敢向群众伸手，就是神仙也没办法。”有的债主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只得将乡政府和村委会告上法庭，不少的乡镇每年要接到法院10多份甚至几十份的强制执行通知书。一些乡镇的政府办公大楼就法院被强行拍卖了，一些乡镇的财政帐户被法院冻结，造成退伍军人的优抚款甚至五保户的供养款都被法院抵押还债。且不说绝大多数的乡政府即使把办公楼卖了，相对于天文数字的债务也是杯水车薪；问题还在于，乡政府无法和企业一样破产，除了办公楼就一无所有，可一旦把乡政府办公楼查封了，作为政权的基层代表沦落到这种地步，是不是对政权信誉的一种威胁呢？对于村委会而言，绝大多数都没有办公楼，没有任何集体资产，而土地是农民的，除了债务就一无所有，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基层组织，如果法院作出判决又如何执行？乡村债务冲击着农村政治和法律制度，现存的秩序体系已经全面动摇。

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制订的，政府和基层组织不仅没有超越于法律的权力，而恰恰应该是遵守和履行法律的榜样，否则法律就会失去它的神圣尊严而成为一纸空文。借贷行为是一种契约行为，乡村组织作为合同的一方，必须无条件信守承诺履行合同。一个无力承担法律责任的乡村组织怎么会得到民众的信任？一个言而无信，不履行诺言的乡村组织自然没有权威可言。更严重的是，乡村组织无力还债，失信于民，也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从长远来看，乡村债务造成的乡村组织公信力和权威的降低，将使得农村的政治生态更加恶化，造成农民对任何干部和任何组织都不相信。李昌平的“政府组织群众怕，群众组织政府怕”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危机所在：我们究竟还能够相信谁？我们究竟还能够依靠谁？谁还会相信我们？谁还敢相信我们？

对于绝大多数的乡村而言，不仅背负着沉重的债务，甚至自身生存都难以维系，有谁会相信他们能够对农民提供最基本的服务？很多乡村为了缓解沉重的债务压力，尽可能减少正常的公务活动，尽可能压缩经费开支，少数地处偏远的村干部为了减少车费开支尽可能不到乡政府开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乡镇面对农民的需要已经无法满足了，其所承担的社会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根本无法实现，部分乡村组织基本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按照现在这样运转下去，他不需要被人去取消就会自我取消了！所以有些人提出取消乡政府，包括设立办事处，就顺理成章了。

根据笔者对全省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有74%的乡镇对生活困难的群众很少进行过救助，有15%的乡镇因乡镇财政无力没有进行任何救助。对乡村公路、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有68%的乡镇财政很少有投入，有9%的乡镇财政没有任何投入（同注2）。桃源县泥窝潭乡的五马寨村支部书记和花轿坪村支部书记认为：乡村两级特别是乡政府，现在要权没权，要钱没钱，尽管有很多公益事业建设已经迫在眉睫，但群众想都没有想过要去找乡政府。如果目前的状况不得到改变，只要不发生洪涝灾害，不发生非典和禽流感，乡村两级就基本上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样一来，曾几何时在沉重的税费压力下的乡村组织，还未来得及品味取消农业税后的喜悦，转眼就面临着合法性挑战：日益增长的乡村公共品和服务的需求与不断萎缩的乡村财政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决定着如果不能满足农民基本的公共需求，乡村组织的存在就失去价值。这种合法性危机将会冲击整个乡村组织的政治权威，从而使乡村组织走向崩溃。

四、债务危及社会安全

对于包括乡村债务在内的这样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只要加快发展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然而，面对巨额的乡村债务，谁能够对乡村组织的偿还“时间”作出预期或估计呢？债权人有不少就是处境艰难的农民，对于乡村组织的偿还能力已经彻底绝望的他们，会不会手攥着“白条”有这个耐心继续等待下去？而问题更严重的是，很多债权人已经感到，即使把乡村干部杀光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让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下去，他们会不会把矛盾直指高层？这是目前农村危机的关键所在！

而雪上加霜的是，除了乡镇的主要负责人以外，绝大多数的乡村干部本身就是债主，在债权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不少的乡村干部又是从亲朋好友这样一些农民的手中转借来的。在衡阳县三湖镇的村级债务中，民间债务占村级债务总额的53.2%,而下欠村干部的债务占村级债务总额的26.8%（同注7）。因此，乡村债务已经把乡村干部和很多的农民的利益捆绑在一起，这种利益捆绑为农村的引发提供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动力机制和社会基础。

在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最沉重的时期，尽管农村的社会矛盾也非常尖锐，也发生了不少的，但只是小范围小规模的局部性问题，并没有造成全国性的甚至一省一市的大规模，对整个社会的破坏力不是很大。主要是因为农民缺乏组织基础和领导力量，而强大的乡村组织广泛地吸纳了农村社会精英，构成了一条保卫社会安全的“防火墙”。时至今日，在沉重债务重压之下的乡村组织，还会不会继续承担这样的责任？岁月轮回，形势却在不断逆转。乡村组织今天已经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组织，除了拥有大量的债务以外一无所有，被称为之“破产政府”，处于崩溃的边缘，乡村干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三“穷”困境：一是在政治上命运前途暗淡：“路穷”。乡村干部与农民共同处于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为今天现代化的前期积累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也与农民一样并没有分享到多少现代化成果，除了身负重债一无所有。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元气立即就处于当前乡村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对目前农村改革的走向感到困惑，对自己的前途命运何去何从感到无奈，他们对自己的艰难处境感到非常不满。二是在经济上生存难以为继：“家穷”。乡村干部的待遇就本来低，在湖南非城郊的农村，村支书年工资在1500-3500元之间，乡镇干部工资人平在1万元左右，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然而，不仅本来不多的工资被长期拖欠，而且还要借钱垫付上缴税费。根据笔者的129个乡镇的问卷调查，其中有68%的乡镇历年拖部职工工资，衡阳市所调查的34个乡镇中拖欠面在91%以上，拖欠工资少者一年有余，多的长达几年。在当前巨额的乡村债务压力之下，许多乡村干部在经济上越来越感到绝望。岳阳市有一个乡镇干部问上面来的领导：“现在保稳定，你们怕群众闹事，怕不怕乡村干部闹事？”（注9）三是在社会上遭到普遍否定：“名穷”。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一边倒地把乡村干部当作农村“恶”的标志，贴上“丑”的标签。几乎所有的三农问题仿佛都是乡村干部造成的，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乡村干部一旦产生了与债权人一样的绝望，就犹如火上加油，为农村的大规模引发提供了天然的组织基础和领导力量。因为这是乡村干部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作为乡村干部，对于群众而言，代表组织或政府，他们是干部身份；而对于县以上的各级而言，他们又是群众身份，他们的利益实质上也是群众的利益。村干部本身就是农民，而且乡镇干部的80%以上也来自农民，没有谁能够比他们更了解农民，也就比任何人更善于组织农民和领导农民。如果他们能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稳定中起到“防火墙”的作用，那么，他们就更知道该在绝望的时候怎么“放火”。乡村干部的影响力和组织能力，远非那些“减负代表”、“维权代表”所能比拟的。

目前农村很多债主已经索债无望，很多乡村已经拖债无招，很多基层干部积压的怨气已经由来已久。尤其是钱是集体借的或前一任领导借的，而集体的债务却由个人承担责任，一旦讨债的压力超过承受能力，转移矛盾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根据笔者在129个乡镇负责人中的问卷调查，有42%的人认为化解乡、村债务最好的办法应是由中央转移支付解决；有21%的人认为由上级财政接管债务；包括要中央转移支付解决和上级接管债务的就有高达63%的人（同注1）。何况乡村干部在乡村债务中本身就有重大的债权利益，在绝望的情况下就可能铤而走险。

同时，我们的社会处于改革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淘汰机已经成为了社会公共安全危机的根源。例如衡阳市的一个分管城管的副区长被残疾人点燃汽油同归于尽，1998年情人节武汉长江大桥的爆炸事件，2001年的“石家庄爆炸案”，2003年北大、清华爆炸案，以及2004年的长沙公交车爆炸等。悲剧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公平问题，无疑会形成一个利益的挫折人群，这些人的情绪将会演变成巴黎骚乱那样的社会性暴力事件，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共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历史告诉我们：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矛盾的激化，总会通过处于底层的群体用最为极端、最有破坏力的形式来表现对社会的绝望和愤怒。在乡村债务中，如果他们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无法无法实现，很可能就会通过不正常的方式来表达。特别是在基层的干部队伍中，人心思“乱”而不是思“安”，因为在现在的秩序下看不到希望和前途，所以，对改变现行秩序的愿望非常强烈。无论从上到下，从公务员到老百姓，不平衡的心态是我们这个社会埋藏在地下的炸药，只需导火索就会爆炸！农村不少，恰恰正是我们的干部和党员在起点火作用。如果不迅速采取对策化解危机，继续等待观望而犹豫不决，“革命和改革在赛跑”，也许时间就不在“改革”这一边，从而坐失良机。希望全社会能够对此引起高度警惕，使我们艰难前行的民族尽可能少一点波折和苦难！

结束语

2006年是新农村建设的开局之年，而乡村债务无疑是绕不过去的坎。乡村债务的问题不解决，乡村组织就难以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没有乡村组织的组织领导，新农村建设就无从谈起。更为严重和可怕的是：一方面，如果乡村债务得不到化解，一旦推进乡镇体制改革，债务难题就会成为一道难以跨越的坎，不仅会使所有的矛盾集中爆发，而且还会影响乡村组织自身的变革和新生。而另一方面，我们社会进入了矛盾多发期，特别是下岗分流、学生就业、农民工这三个问题解决路径的不确定性，这些问题与乡村社会问题交积在一起，随时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危及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

后注及引用文献:

（1）：《半月谈内部版》2000年第9期

（2）：根据笔者对全省129个乡镇的百题问卷调查。

（3）：湖南统计信息网：《经济普查新闻会稿》

/tjyw/200512230021.htm

（4）：中国地方概览网：湖南

（5）：根据衡阳县财政部门统计表

（6）：根据衡阳县财政局2005年3月3日在县十四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的预决算报告

（7）：根据在笔者任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期间镇财务内部报表及相关调查资料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7

如何解决高校财务危机，最终考验的不是高校，而是在考验政府智慧

与学子们匆忙身影相映成趣的是

热火朝天的工地，以及建筑工

人们时断时续的吆喝声，还有川流不息的运输车队。原本翠绿的校园林荫路已很难听到读书声，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撞击和搅拌。高校成了工地。这一切繁忙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高校的财务危机。

在2007年的“两会”上，高校贷款问题及由此引发的高校财务危机引起多方关注，成为“两会”焦点问题之一。巨额债务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重要因素，个别学校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将很有可能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危机。

高校受困巨额债务

众多负债高校中，敢于挺身而出将“财务丑闻”公诸于众的，吉林大学算是第一家。

2007年3月19日，吉大内网上贴出了该校财务处“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通知详细介绍了吉大的债务状况：财务困境从2005年开始逐步显现，每年需支付银行利息高达1.5亿～1.7亿元，资金入不敷出。在贷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吉林大学还大量调剂使用校内沉淀资金，相互拆借形成巨额内债，内忧外患更加大了吉林大学的财务危机。

与吉大面临同样财务窘境的是黑龙江某大学，其惊人的建设速度背后，同样是巨额的银行贷款。数据显示，该学校建设项目决算总额是10.55亿元，需付息16893万元。如果加上2007年准备贷款的1.5亿元，学校整个基建项目贷款率达到了80%以上。学校的收入只够还银行贷款利息，还本根本不可能。

山东高校今年将迎来还贷高峰。根据调查，山东目前28所省属高校，总额超过百亿元的贷款有46%须在年底前归还，面临巨大还款压力。

上海复旦大学经管学院教授丁栋虹认为：“高等教育资源国家垄断，高校采取国家行政机构的运作模式。高校的破产或潜在巨额亏空是明摆着的事实，而结合产出（教育人才、科研成果）衡量，则中国国立高校早已破产。”

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郭梓林表示：“让一批一辈子做教育的人，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进入房地产业，从规划到报建以及施工的复杂过程中，他们所付的学费，应该不是一笔小数。想一想就知道，能挤到校领导岗位的教授们，有多少是懂经济管理、规划、项目报建、建筑施工的？这些人得从头学起，这样的学习都是要花成本的。当然，还不包括有人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

由于教育部直属高校所得国家教育经费较多且多有保障，而省属高校经费不足，导致贷款情况更加普遍。其很多压力来自于高校扩招，高校扩招与贷款正在形成恶性循环。

沉重的财务负担压得高校抬不起头，原因究竟是什么？高校为所欲为的资金使用方式难辞其咎，而一些地方政府及相关银行同样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

曾几何时，各地大力兴建开发区为地方政府热宠。如今，高校开发建设大学城比兴建开发区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关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建和在建的大学城已有50多个，并且个个都想做大规模。实际上，目前的高校财务危机就是高校、地方政府、银行三方合力的结果。

解困计划难以奏效

在“两会”期间，曾有代表建议对部分负债严重、无力偿还贷款的学校，可以采取“债（贷）转股”的形式，用优惠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建立新型股份制高校。也有专家认为，对于部分高校可考虑采取“政府还本、学校还息”的埋单模式。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谢太峰认为，“高校财务危机的解决，主要途径还要靠政府支持，如果政府不施援手，仅靠高校自身力量难以解决。”

“‘政府还本、学校还息’这种模式对不同高校也要区别对待。如果一个高校债务过于巨大，每年的利息都还不起，那么，这种模式就不可行。具体到债转股，因为公立高校不是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这意味着高校不具备债转股的基本前提。另外，如果以银行为主体进行债转股，尚缺乏法律依据。如果将高校贷款剥离给政府或机构，然后由其进行债转股，实际上还是由政府为高校贷款埋单，与政府直接替高校还款并无本质区别。”

对于高校能否实行股份制的问题，专家认为，关键是要区分公立和私立，只有私立高校可以搞股份制。从我国目前教育体制来看，公立高校是不可能实行股份制的。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公立高校很难甚至不可能实现盈利，股东没有利益保障。

谢太峰告诉《新财经》记者：“高等教育属于半公共产品，在一个国家，既应该有公立高校，也应该有私立高校。公立高校不应企业化运营。而私立高校进行企业化运营是必然的，可以营利为目标。”

有观点认为，解决高校财务危机，可以用老校区的土地出让金偿还贷款。但此举却遭到多方指责。“一般而言，老校区是高校文化的发源地，传承着高校历史。如果将老校区卖出去，等于变卖高校积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人文积淀。而且，所得资金也仅够短期内缓解高校财务状况。”

曾有媒体报道，吉林大学校长为游说一些富商在资金上支持吉林大学，会在每年春节前专程去香港拜访一些商界名流。但鼓励社会捐赠对于庞大的高校欠账却是杯水车薪，而且中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健全的为高校捐赠的氛围。

债转股、出让老校区土地、依靠社会捐赠等办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校的财务压力，无法从根本上真正解决高校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且，如果仍旧让中国高校无忧无虑地拿到资金和使用资金，会继续助长其欠账惯性。那么，中国巨额的高校欠账将难有解决之日。

单纯政府埋单不如制度问责

中国有个俗语，叫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然而，在公有产权的计划体制下，往往成为“前人负债，后人偿还”。所谓“通过用银行的钱办学校的事，用今天的钱办明天的事”，可能既是给银行留下一个窟窿，也是给后任留下一笔负债。

常识告诉我们，不是自己的钱，且又来得容易的时候，让管钱的人珍惜，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样运行体制下，高校会出现一批呆坏账、资不抵债是在所难免的。

高校不用担心还不起钱，因为政府最终会埋单。银行也不用担心高校还不了账，因为有政府在。地方政府同样不会担心，因为有中央政府在。在这样一种没有约束机制的恶性循环中，局势只会越来越坏。

想象一下，如果一所公立高校破产了。学校用固定资产折价清偿债务，那这所高校的学生将何去何从？他们是否会“流离失所”？中国的公立高校会真正走进破产境地吗？

这似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公立高校不可能破产，中国政府也不会答应。如果真有高校因为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政府却见死不救，那等于直接否定了高校扩招计划。

谢太峰认为：“如果仅仅从经济意义上说，当一个单位资不抵债时就应当破产。但中国高校高负债局面的形成也有政府的责任。比如，在政府主导下，高校盲目合并。政府一方面要求高校扩招，另一方面，财政上又投入不足。而中国公立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还是靠财政拨款。当然，校办企业也可以作为一个资金来源，但不能作为主要来源。”

不可否认，一些大学开办校办企业，有些高校利用学校名誉搞收费培训，其盈利能力不容小看。据悉，国内某著名高校旗下的继续教育学院，一年的总裁班、高管班的培训收入高达近2亿，而当年国内一家上市啤酒企业的净利润才3亿元。

可以说，公立高校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利益集团，一种特别的垄断资源，他们身上同样滋生着一种国企病：吃国家财政，吃银行，吃学生及家长。尽管目前来看，中国公立高校不可能破产。但政府可以救济一次、两次，能否救济永远？

西方国家的高校资金一般由社会资助，学校形成了严格的管理责任制，教育经费的使用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有利地减少不合理开支。西方高校管理不善，或找不到教育经费资助，将面临破产。相比较而言，中国公立高校太过寝食无忧了。

高校危机考验上层智慧

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是高校命运的一次转折。不进行扩招，将会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流亡”到社会上。而当时正值国企职工下岗潮末期，下岗所引发的社会阵痛才刚刚有所稳定。扩招不仅有利于增加大学受教育人数，更可将达到就业年龄的年轻人圈在校园内。从这一点来看，高校扩招不仅仅是教育问题，还是一个深层次的社会问题。

当时情况下，扩招似乎是无奈之举，但最终导致扩招失衡，在于没有把握好“度”。“欲速则不达”是千古名言，中国的高校扩招正中此语。

以吉林大学为例，目前，吉林大学的在校全日制学生超过6万人，在全国综合性大学中排名第一。其在合并时，将原来五所高校的附属车队、后勤、学校、幼儿园等附属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的各级人员，几乎原封不动地纳入“囊”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六个校区内，职能重复，资源严重浪费。这也是吉林大学财务危机的根源之一。

教育应该是多元的，办教育也应该是多元的，而中国目前几乎是一元垄断。中国民办高校的学历不受社会承认，民营资本办学受到排挤，民办高校很难打出自己的品牌。

丁栋虹呼吁：“建设中国教育的市场化体制，政府应该大力扩展、培养民办教育，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的专业教育与人本教育模式。”

一定程度上，高校财务危机就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危机，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责任并不全在于高校自身。如何解决高校财务危机，最终考验的不是高校，而是在考验政府智慧。

政府救济只能疗一时之伤，无法根治固有顽疾。

地方政府出手相救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8

银行利用政府债券作为担保品，借此在回购市场上获取现金，这一过程中LCH.Clearnet SA这样的清算机构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向金融机构提供资金，但亦可能承担风险。

这一举动预示市场对意大利国债的担忧加剧，也事实上加深了意大利的危机。当天，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随即飙升过7％，并迅速冲高到7.48％，为欧元区建立以来新高。

7％为国债收益率警戒线，很多市场人士认为，一旦收益率超过7％，意大利将无法保持国债的现有水平。历史数据显示，希腊国债收益率在突破7％之后18天接受援助，爱尔兰仅为15天，葡萄牙也不过55天。

8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称，将在意大利议会批准下一年财政预算法案后辞职。这显示意大利将会迎来新政府，但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以及可能拖延经济改革的时间。

意大利目前背负高达1.9万亿欧元的债务，占欧元区债务总量的23％，而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总量之和也仅有欧元区的8％。同时，意大利也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相比于此前的希腊危机而言，意大利对于欧洲经济才是不能失手的最后堡垒，一旦意大利陷入债务危机，将可能拖垮整个欧洲经济。

目前，法国与德国国债收益率息差已升至欧元时代的新高，表明市场已经担心危机会蔓延至欧洲经济的这两个火车头。

“意大利不仅是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而且是大而不能救(too big to bailout)!”美银美林高级信贷策略师Hans Mikkelsen在纽约对《财经》记者表示。

工银瑞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对《财经》记者表示，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和市场的博弈，危机面前互相推诿，只有在危机不断升级和加剧时，才会迫使政府更大力度的救助和整合。

最后的堡垒

11月3日上午10点半，在二十国集团(G20)戛纳峰会上，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欧盟主要领导人就解决危机召开会议，原定一个小时的会议，一拖再拖，到下午1点钟亦未结束。

欧洲已经预见到意大利的困难处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Jose Manuel Barroso)在第二天举行的新闻会上称，意大利主动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和欧盟执行委员会按季度监管其改革进程，并组成评估小组近期抵达罗马。

在过去两月间，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简称ECB)一直在公开市场中大量购买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债券，总计约1000亿欧元，相当于两国九月的财政赤字之和。环境进一步恶化，迫使新上任的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Mario Draghi）只能加速国债购买计划(SMP)，以稳定动荡中的意大利国债市场。

10月27日，欧盟峰会达成之救援计划，不仅意指救援希腊债务，更旨在构筑防火墙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然而，希腊政府的一再反复，令全球金融市场经历戏剧化的一周，也打乱了11月3日和4日在法国戛纳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节奏。

当时，时任希腊总理的帕潘德里欧呼吁,就欧盟在10月27日达成对希腊的救援计划举行全民公投。声明发出后，希腊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1.4个百分点，至24.6％的高位。

虽然公投因德法等国的压力而最后取消，但自希腊公投引发市场震荡而始，波及体量更大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危机已接近失控边缘。在市场信心一再被拉低的情况之下，金融市场不断的自我实现的功能，令传染风险成为最令人担忧的因素。

欧洲可支配资源与债务量相比严重不足，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即EFSF）扩容后也仅1万亿欧元，而意大利拥有高达1.9万亿欧元债务，若得不到有效隔离，将使欧债危机升级至新的量级。

高盛策略分析师Francesco Garzarelli指出，意大利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 北方联盟和执政党自民党组成的中间偏右政府将推选出另外一位总理候选人，新政府亦需要拉拢中间党派。然而新的内阁需要在长久的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下证明自己，在这种结果之下，意大利国债与德国、法国等同期国债息差在400个－450个基点左右。

据外媒报道，在罗马，替代贝卢斯科尼的最热门人选是曾担任欧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的经济学家蒙堤(Mario Monti)，蒙堤将可能组建一个技术官僚型的紧急政府来执行一直以来拖延的养老金改革，重振就业市场和商业秩序。

Francesco Garzarelli认为，市场对意大利是否有能力实施财政和机构改革的怀疑，会导致破坏性的结果。当收益率飙升，信心低潮时，意大利可能将进入深度衰退。

美银美林高级信贷策略师Hans Mikkelsen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可能像救助希腊那样救助意大利，希腊减记措施不可复制，除非欧洲央行大幅度干预，尚无机制可真正降低意大利债券利率。

Hans Mikkelsen认为，欧洲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购买意大利债券以稳定其利率，但不会购买足够的债券，通过这种方式与意大利政府进行博弈，敦促其进行结构化改革。

美银美林分析认为，整体来讲，欧元区不太可能给意大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有两点可以帮助一个国家建立市场信心：要么是国际机构的介入和支持，要么是有力有效的改革。

目前IMF已经介入，计划给予运行良好的国家一个短期信用支持，以支持解决流动性问题，不过，意大利政府正处于动荡之际，能否建立有效的改革还是未知数。

“意大利和西班牙需要被保护起来，一旦市场失去了信心，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高额利息，将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标准普尔欧洲首席经济学家 Jean-Michel Six在北京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对欧洲首脑是非常紧急的时刻了，一定要作出一些长期的决定，而不仅仅是解决下个月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永远别期待太多。

若意大利和西班牙未成功隔离风险，下一个将是法国。11月9日收盘，法德息差攀升至148个基点。维持法国国债收益率稳定，将是这场危机最后的堡垒，否则可能最终敲响欧元区的丧钟。

法国国债的发行量相当于欧猪五国的债务总量，并且持有欧猪五国债券的数量占其GDP的16%，风险敞口排名第一。法国的3A级别信用评级是EFSF基金的重要背书之一，11月7日，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菲永(Francois Fillon)宣布，该国政府将推出预算削减和增税措施，意在2012年节约70亿至80亿欧元，以保持其摇摇欲坠的AAA信用评级。

救援计划

欧盟峰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各种救助机制，给债务危机的重组提供了喘息时间，然而筹资问题被视为本次计划的最大困难。

10月27日，欧元区主要领导人经过彻夜的艰难谈判，终于达成了一揽子救援计划，包括三部分：第一，为希腊提供1300亿欧元的救援资金，以及在私人部门“自愿”减记希腊债务高达50％；第二，补充欧洲银行资本金缺口达1060亿欧元；第三，通过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杠杆化，自4400亿欧元扩容至1万亿欧元，建立防火墙，防止危机蔓延到意大利等其他高债务国家。

11月7日，欧元区财长会议更加明确了EFSF基金杠杆化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将EFSF基金作为担保工具，与成员国债券同时发行，按照一定比例为债券价值提供保证；第二个方案是吸引财富基金、私人投资和新兴国家，通过特别投资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直接从一级或二级市场购买债券。

此外，在G20戛纳峰会上，一直在讨论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救援基金，但增资方式却未达成一致。

在德国对于欧洲央行(ECB)独立性的坚持下，EFSF基金失去向欧洲央行直接融资的可能性，只能寻求外部支持，例如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金砖国家。

标准普尔欧洲首席经济学家 Jean-Michel Six对《财经》记者表示， 欧洲人都觉得这场危机永远不会结束了，迫切需要外界的帮助。欧洲现在致力的是说服市场的信心，如果中国承诺购买SPV的10％，哪怕不需要真正去买，都会扭转事情的格局。

戛纳峰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表示，无论是以担保形式还是SPV方式扩容EFSF基金，目前都没有清晰的方案，言“投资”为时尚早。11月4日，巴西总统罗塞夫（Dilma Rousseff）称暂无购买EFSF债券的计划，但是愿意为IMF救援基金的增加做出贡献。

市场波动之下，11月2日， EFSF一度推迟发行用以援助爱尔兰的30亿欧元十年期债券。11月7日，该债券再次发行时，收益率升至3.44％，而9月仅为2.7％。

目前，有测算认为，意大利一年内到期的债务为4500亿美元，而EFSF 现有的资金规模尚不足以覆盖意大利一年内到期的债务。

EFSF救援协议被认为实施有难度，因为债券投资者需要获得额外的保险、外部投资者也可能被不稳定的欧元区危机解决方案而吓退。G20峰会也没有达成任何财务支持欧洲的切实协议。

“如果EFSF的信誉还不足以让投资者放心购买其债券，那投资者如何相信EFSF可以为新发债券损失提供担保呢？”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在报告中称，EFSF只是由欧元区政府担保的私人公司，并无真实资金，如果市场信心继续恶化，EFSF以低价筹资的能力将受到严重质疑，更别提以担保机制杠杆EFSF。

目前，各国更倾向于增加在IMF中的份额，间接救助欧债。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财政紧缩一直未奏效，新一轮救助只能解燃眉之急，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他认为，从中期来看，偿债能力始终是困扰欧洲的主要问题。在救助中通过EFSF或者SPV对可能出现的国别风险的违约问题进行相对隔离，并不能完全隔离掉整个系统性风险。

除了EFSF之外，欧盟的其他几项救援机制，亦环环相扣，最后指引到融资问题:私人银行减记希腊债高达50％，为了避免私人银行倒闭，将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由5％提高至9％，4％的资金缺口也是焦点；欧洲银行首先要在市场中获得私人股东投资，如果私人股东募资不足，就需要寻求政府注资；如果政府注资不足，最后仍是诉诸欧洲救援机制扩大化。

欧洲银行业拥有众多中小银行，融资能力不齐，风险敞口难以测算，风险监管显得尤为脆弱，哪怕不具备系统重要性的银行，都可能导致连锁反应。中金公司称，一两家银行的可能引发整个欧洲银行系统的恐慌，进而将欧洲经济拖入衰退的深渊。

Jean-Michel Six对《财经》记者表示，单解决希腊债务，银行业早有准备，不存在风险，更大的问题在于防火墙外的或有债务。

如果危机未得到及时遏制，很可能从债务危机演变成银行危机，进而循着金融危机、直到经济危机的路径继续下去。曹远征称，救助机制环环相扣，任何一环都可能出现风险。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和欧债危机的恶化相互角力，这是一场长期的马拉松式的竞赛。

欧盟困境

迄今为止，欧债危机从未提出过一揽子的最终解决方案。欧共体内部的均衡始终是不稳定的，欧盟机制的内在冲突使得欧债危机必然常态化和长期化。

工银瑞信基金首席经济学家陈超对《财经》记者表示，欧洲各国实行民主体制、在松散联盟下保持独立的国家和实现经济一体化，是难以同时实现的“三难困境”。由于经济一体化，国别间分工不同造成了南北欧经济的差距；作为一个松散的联盟，强势国家需要救助边缘国家；然而在民主制度下，无论是强势国家提供救助，还是弱势国家紧缩财政，都会在国内引起广泛的政治麻烦。

陈超认为，欧盟金融领域同样存在“三难困境”，金融一体化、独立监管权和金融稳定，同样是难以共同实现的目标。欧洲金融市场国债互持，已达到高度一体化，但是尽管有欧洲央行的存在，但是央行既无法达到“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也无法在整个欧洲层面监管各国的金融机构，危机救助的内部成本很高。

尽管如此，欧元区解体可能性仍极小。最理想的状况是走向财政一体化，进行更大程度的整合，通过国别间的转移支付、危机救助、建立公共基金等维持内在的平衡。

财政一体化意味着政治在一定程度上的一体化，谈何容易。Jean-Michel Six对《财经》记者表示，财政政策包含税收、支出、人口变化等多种因素，改变将是极为痛苦的。财政政策一体化不可避免，但是下一个50年的事情了。

大部分观点认为，欧元区会以目前的形式缓慢演变，度过危机，不过过程会很坎坷。随着市场危机的加剧，迫使政府一步步让步，首先是把希腊问题在一两年内渐渐消化，然后是避免危机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国家，最后只能是EFSF和欧洲央行扮演起“最后贷款人”的角色，释放出流动性，从而最终解决危机。

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表示，德国的底线是“不开动印钞机”，但是从10月27日的欧盟峰会上看，EFSF的杠杆化操作实质上是货币宽松方向已成定局，如果SPV无法完全融资，最后只能由欧洲央行（ECB）来埋单。

法国最初提出将EFSF转化成银行，当EFSF作为银行进行融资时，最终可能掉向欧洲央行要求放款。正是因为有将债务危机变成印钞行动的嫌疑，而遭到德国的强烈反对。如果无法通过大幅贬值来解决危机，仅通过实体部门来承担经济变动，危机解决将旷日持久。

11月3日，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刚上任，即宣布降息0.25个百分点至1.25％，然而，通过利率手段调控的哪怕最宽松的货币政策，恐怕都难以挽救日渐低迷的欧洲经济。

债务危机不过是眼前困境，更大的问题在于不断下行中的欧洲经济。无论是欧洲银行业的融资难题，还是各国的财政紧缩的必要性，都会直接导致政府面临进一步的财政压力。财政压力之下，各国偿债能力更堪忧虑，形成恶性循环。欧盟内部经济结构的差异化，希腊、意大利等高债务国家不具备要素禀赋的优势，没有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使得危机化解更具困难。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9

[关键词] 财务危机 财务风险 财务预警

市场经济的运行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规律，在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不断有企业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导致最终消亡。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不断出现的企业破产现象再次引起人们对财务危机的关注，洞悉财务危机发生的原因并针对危机采取相应的策略规避危机的发生成为了企业良性持续运作的重要保证。

一、财务危机

1.财务危机的内涵

财务危机是指企业丧失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也可将其定义为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无力支付到期债务的一系列状态，其发生达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宣告破产的方式。它的发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连续的过程，并非跳跃式完成的。但是在实证研究中往往将财务危机等价为破产，因为企业是否发生了财务危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生危机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加以度量。国外预警模型在实证研究中主要以破产公司作为样本，国内目前对财务危机与财务预警系统的实证研究主要以主要将上市公司里的ST(Special Treatment)企业为对象。

2.财务危机的界定

财务危机的发生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度量，企业规模的不同造成同一现象的出现对不同的企业而言导致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不相同，但是下列现象的出现应该引起管理者对财务危机发生的高度注意：

(1)资不抵债。资不抵债指的是企业的资产总额小于负债总额，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为负值，它仅从数量方面考虑企业的资产和负债关系而并没有考虑企业清偿债务时的信用和能力等因素的作用。资不抵债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会发生财务危机，发生资不抵债的企业仍有可能通过自身的信用和能力清偿债务。然而，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大多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现象，资不抵债也成了评判危机发生的一项重要指标。

(2)现金流量持续低于安全水平。现金流量是企业清偿债务的主要来源，持续性的现金流量低于安全水平将给企业清偿债务带来困难,同时债权人有权以申请破产的方式请求债权的实现。

(3)企业发生亏损。一般而言，亏损不意味着发生财务危机，盈利也不表示没有危机。财务危机的发生与否主要取于企业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亏损企业可能有比较好的现金流量也就有清偿到期债务的能力，相反有的企业虽然账面利润较多但大多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难以在短期变现或者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无形中也就加剧了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的风险，引致财务危机的发生。但是亏损本身已经说明企业在经营运作的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而经营中任何问题都有可能造成财务危机的发生，也就应该引起管理者的警惕。

二、由财务风险引致的财务危机的因素分析

企业生产经营过程所处的市场环境以及企业自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危机因素的多样性。从企业自身与所处的环境的角度分类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是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所处的环境，内部因素指由企业自身运作过程中产生的导致危机发生的因素，主要指企业的财务风险。内部因素在危机的发生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内部因素中财务风险又是造成财务危机发生的最主要因素。概括起来，由财务风险导致的财务危机发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资产负债率过高

资产负债率是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的百分比，是衡量负债水平的重要指标，其比值越大反映了企业的负债水平越高，特别的，当其比值大于100%时表示企业已经资不抵债，此时所有者权益为负值。通过举债经营虽然可以起到“借鸡生蛋”的作用，但同时也加大了企业不能偿还的风险。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举债越多债务利息也就越高，造成财务杠杆系数变大。财务杠杆本身是一个“双头鹰”，在带来高额效益的同时又带来了加大了风险，随着财务杠杆系数的变大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也相应变大。

2.应收账款回收率过低

目前很多企业的收入以应收账款的形式存在，这种情况造成在财务账面企业虽然赢利甚至是高额赢利，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现金流量支持从而缺乏清偿债务的能力，企业的账款能否回收取决于债务企业的经营情况。当众多企业的之间相互欠款形成了一条债务链的时候，链上一个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时将波及整条链上的所有企业，尤其当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降低的时候企业账款不能回收的风险就更大，进而为财务危机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资本成本过高

资本成本是企业使用借入资本需要付出的代价，又称为最低可接受的收益率，主要包括债务成本和留存收益成本。资本成本在数量上等于各项资本来源的成本按其在公司资本结构中的重要性加权计算的平均数。资本成本是比较投资项目可行性的首要指标，当投资项目的内涵报酬率低于资本成本时该项目应该被放弃。目前我国很多企业盲目扩张，进行多元化战略，在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对项目的评价不足，造成实际收益率低于资本成本，给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财务负担，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三、预防财务危机发生的对策

财务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对财务危机的预防也应该采取全程监控的策略。

1.牢固树立财务危机意识

企业生存的环境异常复杂，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又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市场需求的变化等因素都会给企业带来影响，因此企业必须牢固树立财务危机意识，善于利用财务数据，具备发现危机的能力。

2.建立财务预警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财务危机陷入困境进而宣告破产，通过财务分析的方法建立一套能够对财务危机进行预警的方法也就成了一种必需。财务预警系统指的是通过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和其他相关资料的分析，评价企业发生财务风险的大小，以事先通知利益各方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

国外对财务预警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早，技术也相对成熟，很多企业已经将财务预警系统投入实际运用。最早的财务预警系统是由Fitzpatrick于1932年建立的单变量预测模型，其后相继出现了多变量判定模型和神经网络分析模型，尤其是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由于其分布式信息存储和良好的容错能力以及自学习能力，具有根据不同的企业环境进行自发调节的能力而备受人们的关注，也成为了近年来进行财务预警的主流技术，国内众多学者将神经网络技术应用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警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国内对财务预警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也鲜有企业将财务预警系统投入实际运用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有的企业并没有树立危机意识，没有对财务危机引起足够的重视；二是有的企业虽然意识到了建立财务预警系统的重要性但是受自身技术水平所限难以开发出适合企业自身的预警系统。另外尽管我国目前大多数企业的会计核算已经实现了电算化，财务软件和ERP系统的应用已经普及，但是财务预警系统并没有作为一个子系统集成到财务系统中，用户的财务系统中没有包含财务预警的功能，因此很有必要将财务预警系统以子系统的形式集成到企业的财务系统中，它通过对财务系统中数据的访问利用自身的预测模型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将预测的结果反馈给用户，以此达到预警的目的。

3.加强对现金流量表的分析

现金流量表是以现金为基础编制的财务状况变动表，它的编制原则是收付实现制而不是权责发生制，主要反映企业在一定期间内现金的流入和流出，表明企业获得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能力。这里的现金是广义上的现金，包括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具体包括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和现金等价物。企业的经营活动、筹资活动和投资活动均会引起企业现金流量的变化。

编制现金流量表的目的在于向企业提供一定会计期间内的现金的流出和流入情况。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现金流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原料的采购到债务的清偿都需要足够的现金流量的支持。企业应该及时编制现金流量表，对现金流量的变动进行分析。当现金流量低于安全需求量时应采取措施增加现金流量，尤其当企业接近清偿期限的债务时更应该密切关注现金流量的情况，保证在债务到期时有足够的现金清偿债务。

4.利用债务重组缓解清偿压力

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清偿债务的压力。据统计，上市公司中发生财务危机（ST公司）公司的资产负债率约为上市公司平均资产负债率的2倍，如何成功的解决清偿债务的问题成了企业能否安渡财务危机的关键。当清偿到期债务发生困难的时候，企业应积极通过债务重组的方式缓解清偿压力。债务重组是指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法院的裁决同意债务人修改债务条件的事项[3]。债务重组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债务的清偿，另外债务重组的显著特征是清偿方式、清偿金额以及清偿时间的修改。对债务企业而言，债务重组往往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收益，无疑也对清偿压力的缓解起了极大的缓冲作用。因此，当清偿到期债务发生困难的时候，债务企业应积极与债权企业协商进行债务重组。

四、结语

目前，财务危机已经成为造成我国大多数企业破产的主要原因，财务风险又是导致财务危机发生的主要内部因素。通过分析财务风险导致财务危机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防止危机的发生是当前函待解决的问题。当前在财务危机的预测技术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企业难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财务预警。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企业自身需要加强对财务危机发生的监控力度，另一方面迫切需要研制出移植性更强的财务预警算法，将财务预警系统作为一个子系统集成到企业的ERP系统中，为用户提供预警的功能，这也是本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比尔・维特:风险管理与危机解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5～37

[2]吴世农 卢贤义: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模型研究[J].经济研究．2001(6)

如何解决债务危机篇10

综上总体上看，欧债危机已经告一段落。未来虽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但欧元区重债国的债务形势已经开始稳定。欧洲债务形势好转有以下几种迹象：一是市场对危机国的信心开始恢复，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近期大幅下滑就说明这一点；二是希腊出局已不可能，欧盟与希腊都有信心让希腊留在欧元区；三是欧元区国家已经就建立银行联盟达成一致，具体步骤都在落实当中，欧洲金融市场开始稳定。

舆论界经常谈论，借贷发展、超前消费是欧债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的确在欧元开始使用的前几年，后来的债务危机国都经历了一段经济蓬勃发展的阶段，因为这些国家利用欧元的信誉，大大降低了它们借债的成本。借债成本下来了，但宽松的贷款也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金融泡沫，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国际金融市场上产生了巨大的恐慌，原来流入欧元区边缘国家的大量资金突然中断，于是爱尔兰、西班牙这些国家的房地产泡沫也跟着破裂，造成银行系统的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好动用公共财政去求助银行，结果财政赤字猛增，债务危机就跟着爆发了。

除了这些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被舆论忽略了。那就是使用欧元后，欧元区的内部贸易收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跟德国有很大关系。西班牙、意大利这些国家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在对德国贸易中是有顺差的。但是在统一货币之后，德国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没有增长，而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支出则明显增加。德国的生产效率原本就比较高，再加上成本没有增长，所以其产品竞争力就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欧元区内部贸易收支结构发生逆转，德国出现了大幅顺差。其他国家因为使用欧元，不能再靠货币贬值来提高竞争力，所以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则持续恶化。从这个角度上讲，德国既是欧债危机的原因所在，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力量。如果德国不调整自己，不出手援助其他欧元区国家，最终也难逃危机的命运，因为德国也受到了一种经济全球化的挤压。

欧洲国家已基本达成共识，就是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才能最终走出危机。这种共识的出现是有教训在里面的。西班牙经济学家解释，西班牙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其财政赤字水平和债务比例都比较高，许多欧洲国家都怀疑西班牙能否达到欧元区的标准。但是西班牙政府用了将近四年的努力，把债务水平和公共财政的赤字水平都降下来，达到了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此次债务危机爆发之后，西班牙又想采取先前的做法，以期降低债务比例。但是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却没有出现任何效果。这充分说明，当金融市场怀疑欧元的稳定性时，某个国家单方采取措施是解决不了当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