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现状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1

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我国社会学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已进行了十几年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借助于这些成果，特别是中国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时期这一事实判断，来探讨我国的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特别是关于执政党的政治理论问题。

依照我国学者的研究，“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一次现代化，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变的过程是第二次现代化”（注：中国现代化课题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6页。）。本文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概念，如果取其表层含义，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更具体地说，是指社会由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向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变迁过程。因此，这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对这种变迁过程，社会学研究者或者将其分解为比较具体的结构变化，如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及产业结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等等的变化来分别加以描述，或者从理论上，按照不同的专题诸如社会冲突、社区发展、社会流动、单位制、城市化、价值观与文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等等，来分析这种变迁过程。前者有助于确认事实，具有明确的公共政策取向；后者对于深化人们的认识，把握社会结构转型的进程、趋势与特征具有重要理论与实际意义。但社会结构转型，其深层含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换。对我国而言，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从原来的国家与政治社会关系模式向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转换。这样的结构转型已经突破了表层含义的限制，将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也包括其中。无论如何，社会结构转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的过程，既是广泛的，也是深刻的。

本文的研究基于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如下事实的确认：

1.社会结构转型的实际过程来源于国家的现代化动员和组织，特别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社会制度与政策。在70年代末以前，我国农业社会的基础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二大基本完成现代化建设动员的任务。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基本的规则，促进了诸如高考升学制度、市场经济体制、人力资源制度等等的恢复、建立、变革与完善。这些政策与制度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先决性的条件，而它们随着社会发展变化不断创新，又为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保证机制。这个过程的启动和发展在微观与宏观上带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逐渐转型。

2.从微观上说，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人的社会行动结构，实质是以个体的普遍意义的社会行动所表现的社会的价值、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特征，它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状态的描述。人的社会行动的结构由以下几大基本要素构成：行动的动机与目的、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社会制度的制约以及人的社会行动的影响。前两个要素具有主观性，后两个要素具有客观性，但它们不是相互割裂、毫无关联的。一般说，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状态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是模式化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总体假定，T·帕森斯描述了社会系统中人的社会行动结构模型。就我国而言，给定的制度已经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信号灯”，也引导着人们的价值观念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例证是，在70年代末以后，参加高考上大学成为中学生及其家长们的基本期盼，也是青年人成长的首要路径选择。应当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在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们行动的模式被迅速打破。人们的社会行动的选择具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逐渐提上日程。从8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之初，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中，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活动具有标志性。无论是城乡经济组织，还是社区组织，无论是中间组织的涌现，还是企业的公司化改造，都是这种创新的重要表现。它们一方面反映着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人的社会行动结构转型中的新型整合机制。

3.从宏观上说，整个社会的技术与知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例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经过20年的发展，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注：这十大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见李春玲等《中国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载汝信等主编的《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32页。）。应当说，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能够更有力地证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在农业社会中，社会分层比较简单，不同层次之间的等级比较严格和分明，社会成员一般难以跨越自己所在的社会层次。社会阶层秩序以强化这种分明的等级为取向。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层复杂化，相对化，社会分层的秩序以合理化为取向，因而具有调整性与可变性。我国社会转型中已形成的阶层结构在形式上已具有工业社会阶层结构的特点。

4.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着必须发生重要变革的压力。我国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变化，并正在形成自己的惯性，从而，一种新的经济社会体系正在形成，它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不断增强，其自主性要求也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来自政治社会的强有力的牵制，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关系并未形成。政治社会成功地动员和领导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对社会结构转型所造成的结构状态及其功能性要求并不适应。在改革开放之前业已形成的国家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状态面临着变革的压力（注：参见拙著《政府基础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223页。）。因此，社会结构转型中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提出并需要着力解决。

上述诸方面是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基本事实的归纳。确认这些基本事实是我们研究中国政治系统问题的前提性工作。

二、政治系统模型

依据政治系统论的一般原理，社会构成了一定政治系统的环境。这个环境与政治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社会结构转型意味着社会环境的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影响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方式，也自然要影响政治系统自身的结构、运行及其功能。

在这里，我们从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出发，首先对我国政治系统作以下初步描述。

1.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边界。“边界”对于政治系统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政治系统与社会联系的环节，也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边界概念使得政治系统理论具备了可应用性、可操作性，在社会结构中，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般可归于某一阶层，而与某一阶层相联系的组织体就处于边界之中，所有的此类组织体构成政治系统与社会的边界。在通常情况下，阶层并不具有政治属性，而只是人们依据社会群体某种构成特点而进行的归类。客观地说，不同阶层，其获得资源的属性、方式与数量有区别。阶层通常是结构松散的规模庞大的抽象群体。在社会行动的实际意义上，每个阶层中都分布着数量众多的与阶层成员的职业组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组织体，这些组织体具有社会整合及其输入的功能，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它们在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例如，没有经过该种组织加以整合的任何社会成员的行动，均不具有政治性质，而只能作出“合法”与“违法”，“合理”与“不合理”等法律与道德的评价。非政府公共部门、自治的社区组织、社团组织等均属于这样的组织体，它们存在于社会和政治系统之间，既是社会的“边界”，也是政治系统的“边界”。

2.关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这个被一般政治系统论所淡化的概念，在我国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在结构转型中，其政治系统的形成仍有赖于政治体制，它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框架，是生成各种政治功能的基础。一定的政治体制由以下基本要素构成：政治价值和法理基础；政治权力；权力形成与运行的程序；政治组织与政治角色；将上述各种要素联系起来的制度。政治系统的变革首先是体制的变革，相伴而行的是整个系统功能的改变。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更能适应转型社会对政治系统的要求？从总体说，政治体制能够使政治系统有效消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以下三大基本机能：一是吸纳，即通过正式与非正式渠道接收信息、人力以及物质与文化的各种资源；二是沟通与协调，特别是谈判机能，即通过协商的机制使多种冲突的目标得到整合；三是生产，即通过体制的运作而生产出公共物品。

3.关于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结构转型社会政治系统生存的基本条件。首先，互动是政治系统运转的体现。这就是说，政治系统运转的动力产生于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政治系统既非“自转”，也不是通过控制社会而使其围着政治系统转。政治系统运转的根据和理由全在于它必须给予来自社会的支持以回报，以及必须对来自社会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其次，互动是政治系统发挥功能的体现。产出公共物品以提供公共服务是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其社会目标指向是维持社会平衡。这个基本功能的实现依赖社会的支持与要求等资源的输入，也依赖公共物品输出后的反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因此，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不是通过政治系统自我界定过程形成的，而是从政治系统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中生成的。

4.关于社会冲突与社会平衡。在社会结构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的特征。社会冲突的概念通常被作为社会对抗与斗争的形式来解释（注：包括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如马克斯·韦伯、基奥格·齐美尔、拉尔夫·达伦多夫等，均具有该种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被看作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但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冲突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状态，这种状态是阶层化社会的常态：社会阶层多元长期并存，它们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种利益关系中长期保持着一致中的不一致、平衡中的不平衡的状态。现代化在其发展进程中造就了社会的一致性：大体相同的价值取向，行动理性化，规则的普遍化，国家权力的非垄断性（注：亦可称之为国家权力的共享性，即国家权力具有真正的公共性，不再为某一阶层所独占。）等等。但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掌握与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各阶层之间所获得的利益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构成了不一致的结构。当政治系统能够为社会提供充足的有序参与的渠道，并能够迅速反映来自社会的要求时，阶层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呈现平衡状态，这同时也就是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平衡状态。但任何政治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都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部要求，因此，在总体上的平衡状态下，会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关系，即不平衡关系。社会冲突通常就是这种不一致与不平衡的关系。

导致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从政治方面说，主要是政策根源与政治体制根源。政策作为分配资源的有强制力保障的规则，其中大部分具有阶层的面向，例如税收、产业、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不同阶层而言，具有不同的影响力，不同阶层从政策执行中形成的“损益”也会存在差别。政治体制是政治系统的结构性要素，它是政治系统存在的形态，也是生成政治系统功能的保证。政治体制在四大环节上直接影响政治系统与社会的关系：一是输入的环节，二是决策过程，三是输出环节，四是反馈环节。这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政治系统的能力。在社会结构转型中，政治体制将出现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改革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引发社会冲突的过程，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各阶层对政治资源的争夺。但如果政治体制不变，或者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则引发的社会冲突可能会更大，并且冲突的性质可能会具有异质性。

无论如何，社会冲突具有集团性，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基本问题。从现象上看，社会冲突经常是个别地、分散地、微观地出现，但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些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是与社会不同阶层相联系的。这样的社会冲突，我们将其视为集团性冲突。从理论上说，集团性冲突是以社会阶层分化和以阶层利益为单元而发生的冲突，在现代社会，这种冲突一般是经过初级整合后表现出来的，即经过阶层的组织体的梳理，因而具有“意见”性、集中性和明确性等特点。这时，社会冲突首先表现为“意见”冲突，而不是社会的对抗行动。应该说，我国目前阶层的组织化程度比较低，阶层成员表达利益的要求尚不能完全按照组织化渠道来实现，由此带来了政治系统与社会互动的无序性。与此同时，政治系统的功能尚未进行有效的调适，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也缺乏“边界”的缓冲环节，由此造成了政治系统与社会的隔离，甚至造成了社会对政治系统的疏远。在上述情况下，政治系统的运行将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如何将社会冲突维持在低度范围之内，即整个社会处于总体平衡状态，这是政治系统调适的基本问题指向。

根据以上描述，我们可以对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政治系统作出模型化的抽象（见下图），以便于进一步研究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

附图

从模型中可以看到，“边界”的存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具有多种功能：缓解社会冲突形成的对政治系统的压力；将在冲突中形成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进行整合输入政治系统；调节社会与政治系统互动的强度；接受政治系统的政策咨询并及时反馈等等。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是政治系统的条件，而这种互动的结果是形成一定的资源分配的格局，其理想状态是社会平衡关系的形成。这种平衡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关系。当新的因素产生或原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以后，如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变化、国际社会重大变化等等，这些因素会在社会中发生影响作用，有可能形成社会与政治系统的新的互动，从而社会与政治系统将为新的资源分配格局的形成，即新的社会平衡状态而展开博弈。

三、执政党与政治系统调适

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因而处于政治系统的核心地位。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治系统调适的核心问题在于执政党执政理念与方式问题。所谓政治系统调适，即通过创新执政理念，创新政治系统内的组织，完善政治体制，使政治系统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状态相适应，从而促进国家与经济社会关系模式的形成并得到确认。

在政治体制中，主要的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组织、行政组织、政党组织和政治协商组织。主要的政治权力关系有执政党与国家、执政党与行政、执政党与其他政党以及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政治系统功能取决于政治体制的结构，反过来说，若实现政治系统有效达成社会平衡的功能目标，必须具有合理的政治体制结构，即各种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具有合理性。由于政治系统的维持与运转的条件是社会与政治系统的互动，因而从社会结构转型及其对政治系统的要求出发来探讨这种合理性是唯一的选择。

在这里，我们将从“三个代表”的思想谈起。我们将“三个代表”思想视为来自社会对党的要求，或者说，这三大基本要求是对来自社会的对党的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可以说，这一概括与总结反映了社会结构转型对政治系统的根本要求和期盼。“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理念是关于执政的根本意义的认识。长期以来党的执政理念停留在“打江山坐江山”、为稳固执政地位而执政的水平上。“三个代表”的思想将执政理念提升到执政在民、执政为民的高水平上。第二，为执政党功能作出明确定位。在“三个代表”命题中，关键是“代表”这个概念。本文认为，代表的含义不是等同、代替或取代之意，而是整合、凝聚的意思。通过整合与凝聚的过程，使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实现与体现。在政治体制内，这就是执政党的基本功能的定位。党的全部活动及党的自身建设都出自于这样的功能定位。第三，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功能的实现结果上。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新。以往阐述党的先进性的阶级基础说、思想基础说和群众基础说都具有应然的静态的特点，而从结果的意义上论述党的性质，则具有实然性、动态性。

现在，我们将上述理解与政治系统调适问题联系起来，可以找到实践“三个代表”的具体路径，也能够发现政治系统调适的具体问题。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2

关键词：精准扶贫 贫困县 乡村治理

一、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高度重视解决贫困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央采取了多种扶贫方式，每年向贫困地区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也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目前，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区，这些特殊地区大多基础设施差、发展能力弱，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也因此进入更加“难啃”的攻坚阶段。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对以往“大水漫灌”的扶贫开发模式进行了深化和拓展，制定精准扶贫战略。2013年11月，在湘西调研考察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扶贫理念，后又经过进一步补充论述，成为现阶段中国扶贫开发的新模式，精准化也成为当下扶贫工作的核心内容。

精准扶贫的一大亮点是项目到村和措施到户，它是以村级扶贫规划为核心的，也就是说村庄和农户是精准扶贫最主要的瞄准对象。这就意味着扶贫工作与乡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治理状况直接影响着精准扶贫成效。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下，农村基层干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处于权力末端的“最后一公里”。由于村干部掌握着扶贫信息，把持村庄内扶贫资源的分配权力，许多问题往往出在“最后一公里”之中。实际上，进入村庄的扶贫项目几乎都要经过村组织，没有村干部的配合，进村项目很难有效实施。由于自利性的需求，村干部一方面会积极配合扶贫项目的实施，另一方面可能也会有意识地利用自身的职权优势，产生、、等行为，对扶贫范围和扶贫效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2016年8月，中央纪委公开曝光了第一批重点督办的九起扶贫领域典型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主要违纪群体就是乡村基层干部。由此可见，乡村治理状况对扶贫工作会产生直接影响，可能会造成一些扶贫项目失败，甚至使扶贫工作陷入困境。因此，我们必须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纳入精准扶贫研究的视野，以精准扶贫为契机。完善乡村治理路径。

二、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

精准扶贫的理念自2013年提出以来，经过三年多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从中央到各市县，顶层设计基本形成。它不仅是对以往扶贫工作方式与方法的调整，也是政府治理念与治理路径的创新。面对这种变化，贫困县的乡村基层组织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在承接精准扶贫政策和项目的过程中，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不少困境。

（一）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主体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现精准扶贫要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中的各种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机衔接，这体现了精准扶贫的运作机制，即“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也就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吸纳最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国家权力依托驻村干部、驻村工作队。与村民面对面，直接参与乡村扶贫治理，在迅速拉近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乡村治理格局提出了挑战。精准扶贫要求贫困治理的主体包括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农村社会组织等之间实现资源协作，形成合作互补的“多中心治理”关系，这就意味着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格局。但是，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主要是“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其他治理主体相对比较薄弱，对目前的乡村治理格局无法产生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以农民为主的乡村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地位模糊、处境尴尬。即使是现有的治理主体，相互之间在权力界定、职责划分、相互关系界定等方面的分歧与矛盾。也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治理的效果。如何实现包括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农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制度设计体系，提高乡村治理效率，是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大困境。

（二）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目标

精准扶贫不仅要增加贫困村和贫困户的收入，而且还要满足群众对包括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等在内的公共服务的需求。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我国贫困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包括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人等。各个外来主体给贫困地区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等资源。在目前的乡村治理模式下。由于农民一家一户经营的分散性，这些资源要充分发挥作用，离不开农村基层组织。尤其是村干部的配合。但是，目前乡村基层政权公共服务能力弱化，不足以承接各种资源、办理公共服务。一方面是基层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债务负担重。农业税取消后，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大减，再加上“村财乡管、乡财县管”的模式。弱化了基层政权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一些乡村干部缺乏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意识。当前，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趋于多元化，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包括医疗教育、环境整治、社会治安、食品安全、丰富文化等等，但是，不少基层党政组织在众多公共服务需求面前却处于“缺位”的状态。导致农民群众对乡村基层组织的认同率降低，这种状况对贫困县乡村治理是一大挑战。

（三）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方式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无论是资金还是项目，要达到预期的效果，都离不开目标群体对相关信息的准确和全面的了解，所以信息公开透明非常重要。扶贫政策、扶贫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畅通，农民利益诉求自下而上表达畅通，以此实现政府与群众的良好互动。目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等不同的主体之间无法进行平等的沟通与协调，不能进行有效的协商与合作。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一方面易使掌握权力的基层组织不能有效执行上级政策，从而出现一些不公正和乡村干部的现象；另一方面也易导致村民不能获得准确而充分的政策信息，其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加深各主体之间的不信任，很容易激化矛盾，使乡村治理陷入困境。

（四）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环境

要打赢扶贫攻坚战，到2020年实现全部脱贫，最关键的要素就是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精英人才。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农村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流动，造成乡村人力资源严重不足，乡村精英流失严重，村庄缺乏发展与凝聚的核心，也弱化了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贫困地区尤其严重。各类扶贫资金和项目的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贫困地区资源短缺的问题，却很难在乡村内部培养带动乡村发展的人才。人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在乡村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人，尤其是能人，村庄很难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贫困――人才流失――发展缓慢――贫困”的恶性循环，对贫困地区的乡村治理是非常不利的。表现在：一是在贫困村，年轻人不愿意当村干部或者找不到年轻人当村干部，现有的村干部年龄普遍偏高，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很难在农村治理中发挥“领头羊”的作用；二是以老人、妇女、儿童为主的留守人口成为村庄的主力，他们在村庄政治结构中往往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识。

三、精准扶贫语境下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精准扶贫给贫困地区带来生机与活力，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好机制好做法，有效地提高了贫困治理的效率，对贫困县乡村社会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精准扶贫工作是阶段性的，但贫困县的乡村社会治理是长期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以精准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贫困县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

（一）构建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

现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体现的是广大村民广泛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乡村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但是，就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来看，乡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广大农民在乡村治理结构中长期处于一种“缺席”的状态，这种格局并不符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要求。

精史銎洞蚱屏艘酝扶贫观念的束缚，引入包括企业、各种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等多个非政府力量，构成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扶贫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激发社会扶贫活力，提高整个社会对于贫困治理的参与程度。通过精准扶贫中这种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作，既可以提高精准扶贫的效果，又可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社会良好的治理局面。尤其是在政府引导下，大力培养和发展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既有利于农民抵抗市场风险，又有助于他们获取话语权与治理权，成为乡村治理不可缺少的主体。提升乡村治理的效率。

（二）提供完善的乡村公共服务

随着农业税费的取消，基层政府的角色发生了重大转变，从乡村社会资源的汲取者转变为乡村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也就是从“汲取”转变为“服务”；乡村治理的思维逻辑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为乡村社会和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种变化既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国情，也符合乡村治理的发展需要。

但是，农业税费改革，使乡村治理价值理念转变的同时，也是使乡村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债务负担沉重，特别是贫困村，村级负债较高，使得贫困地区基层政府乡村治理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贫困地区一般处于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存环境恶劣等。受多方条件的制约，基层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难以满足贫困地区群众在教育、医疗、经济、文化等领域发展权利的诉求。而精准扶贫具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属性，精准扶贫的过程也是向贫困地区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通过精准扶贫，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作。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贫困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以弥补贫困地区财政资金投资的不足，增加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交通、水利、电力、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以及其他民生工程领域的条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三）确立多样化的乡村社会治理方式

社会治理不同于管治，社会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个人、社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这就决定了社会治理的方式是多样的，既有协商、合作，也有妥协、退让，也就是说，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各个社会主体通过多种方式互动，从而实现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秩序和谐。作为社会治理组成部分的乡村治理，其治理方式也不例外。但是，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是“乡政村治”，在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情况下，乡村治理主体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由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存在信息的不对称，这就决定了在治理方式上往往是独断、对立、模糊的。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就是精准化，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参与主体的合作协商以及信息透明。乡村社会治理应该抓住精准扶贫这一契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增加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话语权。特别是利用互联网开放性、共享性的特点，将“互联网+”与乡村社会治理有机结合，建立政府与民众直接交流沟通的网络协商平台，实现信息传递的畅通和透明，减少猜疑和矛盾，为乡村治理构建一个良序运行的环境。

（四）深入挖掘乡村社会自身价值

对贫困地区来说，大多时候是崇尚外来资源，却忽视了村落的固有资源，看不到乡村固有的价值，特别是乡村的文化价值，这既导致了长期的贫困，也使乡村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乡村的文化价值不仅表现在特色的院落、建筑等有形之物，更主要地表现在乡村所独具的道德舆论、民俗礼仪、家风民风、村规民约、生活方式等无形传统。这些约定俗成的传统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系着乡土社会的良序运行。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人口的流动、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乡村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逐渐退化，而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及时形成。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被打破，不稳定因素增加，给乡村社会治理带来了很大挑战。精准扶贫不仅仅是物质帮扶，还要文化帮扶。借助精准扶贫，通过新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深挖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构建新时期乡村文化，充分发挥文化治理作用，增强农民对村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高效化。

（五）夯实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

乡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开展全部工作的基础，是贯彻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战斗堡垒，也是加强党同农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乡村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直接关系着农村的发展。2006年农业税完全取消后，乡村基层党组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导致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日益弱化，服务群众的积极性不断降低。但是，基层党组织所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和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群众对基层党组织的不满越来越多。精准扶贫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权力下放、资源下沉的过程，通过精准考核机制，让基层党组织权责匹配。通过精准扶贫，可以重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尤其是借助驻村第一书记，以增加农村基层领导力资源供给为突破口，解决乡村基层党组织存在的“软、散、乱、穷”等突出问题，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通过精准脱贫还可以加强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联系，重塑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的乡村治理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3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信仰；分层教育

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在《文化与人生》中，对政治信仰的重要性曾这样描述：“假如一个国家内，大多数人民，特别大多数有知识的青年人，皆毫无政治信仰，或皆对政治漠不关心，则该国必灭亡无疑，因为这实是社会生活上的严重病态”。大学生是我们未来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信仰如何，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目前，对于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现状，有些人比较悲观，认为存在较严重的政治信仰危机。对于这个观点我并不赞同，本文在对政治信念概念解析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现状，研究大学生政治信仰教育。

1 政治信仰的概念解析

1.1 政治信仰概念的界定

关于政治信仰的概念，学界观点并不一致，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政治信仰是“政治认同”。这种观点在对“政治信仰”这一概念的理解上比较侧重于“政治”，从词义表面上说，是“政治中”的“信仰”。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是现实的，而信仰则是超现实的。以超现实的理论来解释现实，往往难以把握客观现实。如果我们只是把政治信仰作为一种信仰研究的派生类型，则不容易把握政治的本质”。

我国著名学者王惠岩教授也认为，政治信仰是关于政治系统、政治观念、政治原则的深度认同。目前，这种观点在学界认可者比较多。二是从信仰研究的角度来关注政治信仰问题，认为政治信仰是人对政治的一种终极追求。从词义来看，是把“政治”作为一个形容词修饰“信仰”，即“政治性的”信仰，把政治信仰理解为诸多信仰形态中的一种。比如，孟迎辉在《政治信仰与苏联剧变》指出，政治信仰就是人们对其所确认的体现终极政治价值对象的极度信奉和遵循。郑敬高在《政治信仰的变革与信仰危机》中认为，以信仰方式存在的政治意识就是政治信仰，有时也指人们接受某种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的特定形式。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信仰概念的这两种内涵其实都是有体现的，所以我们不能只顾其一，而应把两种内涵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在借鉴以上两种观点的基础上，本文中，笔者将政治信仰界定为：政治信仰是对某种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高度认同和尊崇，并自觉追求的态度。

1.2 政治信仰概念的层次性

这个概念内在的包含了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两个方面：政治信仰内容和政治信仰的心态。政治信仰的内容就是信仰什么，是构成政治信仰的基本要素，是信仰的实体部分。信仰的内容不同，政治信仰也就不同。政治信仰的心态是指对信仰内容所持有的坚定不移的态度，是“知、情、意”的统一。政治信仰的心态也是政治信仰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没有信仰者对信仰内容的主观态度，也就不可能是信仰。

在内容上，政治信仰有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政治理论是某社会阶段的民族或国家政治治理和追求的精神基础和最高的价值目标，往往由某种政治哲学所承载。社会制度是指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的社会需要，在各个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稳定性的社会规范体系。它决定一个国家的性质，是社会经济深层次的东西，与政治关系较为紧密。主要包括国体（或者说国家性质，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政体、政党制度、及基本经济制度等。

政治理论既然由某种政治哲学来承载，首先，可以为该政治信仰的合理性进行说明；其次，它是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再次，每种政治理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做为最终的归宿和核心，这个价值目标就成为这种政治信仰的终极追求，展现了政治信仰之所以成为信仰的超越性。所以，理论信仰在政治信仰中非常重要。

但政治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跟人们的具体生活关系不大，所以和社会制度相比，较难为人们所了解、认同和信仰；而社会制度通过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体现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较易了解和认识，所以和政治理论相比，更容易被信仰。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能够对某种政治理论确信的，必然能够对建立于其之上的社会制度比较认同和确信；而对某种社会制度认同的，却不一定了解和认同这种政治理论。在这里，信仰的内容上，人们的政治信仰就表现出一定的层次的差别。

政治信仰的心态包括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三部分内容。政治认知是对政治信仰内容的知识性了解和认识；政治信仰情感是对政治信仰内容所持有的热爱及自觉追求等情感倾向性；政治意志是政治情感的支撑和强化。在政治信仰当中，存在心态的差别，既对政治信仰内容的“知、情、意”的差别。存在对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的了解程度的差别；存在对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的情感的差别；存在对政治理论和社会制度信仰的坚定性的差别。

所以，我们根据政治信仰的内容和心态的不同，将政治信仰分为两个层次：基础层次和高级层次。处于基础层次的，表现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能为这一社会力所能及的做出贡献；处于高级层次的，除了对社会制度的认同之外，还表现为对政治理论――构建这一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的尊崇，并能把这一理论的最高价值目标作为毕生的追求并能为此奋斗终生。简单来说，政治信仰的基础层次就是制度认同，高级层次是理论信仰。政治信仰的这个层次划分，除了内容上的差别外，还表现为信仰程度的差别。处于基础层次的确信程度，比处于高层次的确信程度要差。

在我国现阶段，政治信仰的内容包括：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努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基本社会制度，自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等。其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努力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属于政治信仰的高级层次――理论信仰层次；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基本社会制度，自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则处在政治信仰的基础层次――制度认同层次。

2 大学生政治信仰现状解析

为了准确了解大学生政治信仰的现状，课题组对江西省6所不同层次的高校大学生的政治信仰现状做了问卷调查，调查分散在法学、英语、汉语言、计算机、艺术等 10个不同专业，和大一、大二、大三等不同年级。本次调查随机抽样，匿名答卷，当场回收，共发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7份。问卷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政治信仰有以下特点：

2.1 理论信仰比例偏低

调查显示，真正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并不多。在“你信仰马克思主义吗？”的回答中，仅有11.3%的人选择明确回答“信仰”，其他选项，“不信仰”的占16.4%，“不确定，无所谓”的占72.3%。在“您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是怎样的”回答中，仅有10.2%的同学选择“是一定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其他“理论上可以，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占41%，选择“理论上可以，可能会实现”占22.6%，“纯粹是空想”占13.6%，“不知道”占12.3%。可见，大部分同学认为共产主义有其合理性，但对于能不能实现处于不确定的态度。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您的观点是”的选项中，仅有14.4%的同学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更好 ”，其中选择“各有各的优势 ”的占77.8%，其他选项“不知道”占4.5%“资本主义制度更好”占3%。可见，真正对社会主义形成信仰的人也不多。

2.2 社会制度认同度高

大学生中虽然真正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信仰的人并不多，但不信仰并不代表反对，调查证明，大学生对当前我国的社会制度认同度比较高。对于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看法，73.2%的同学选择“中国特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果，适合中国国情”；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创新对中国的发展起到的作用的认识，79.9%的同学选择“非常大、比较大”；在“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和斗争当中确立起来的，符合广大人们的意愿”“中国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三个问题的回答中，选择“很赞同”和“基本赞同”的有88.4%、84.3%、82.6%。

2.3 部分同学存在政治信仰危机

调查中的数据显示，有一定比例的同学在政治信仰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仰危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51.3%的同学表示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不大，6.7%的同学表示完全没有兴趣；13.6%的同学认为共产主义完全是空想；在中国特色社会制度方面，5.2%的同学认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错误，16.2%的同学感觉我国特色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在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方面，8.6%的同学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明确表示不赞同，9.1%的同学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大国崛起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观点不赞同。

由调查数据可以看到，虽然绝大多数大学生，没有处于政治信仰高级层次的理论信仰，却有处于政治信仰基础层次的制度认同。由此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政治信仰状况在总体上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是好的，当然也不否认小部分同学存在政治信仰危机。我们应该在正确认识这一现状的基础上去科学的引导和教育，进一步提升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仰水平。

3 大学生政治信仰分层教育

实践中，政治信仰教育效果不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从教育客体的实际出发，给予正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根据上文中对政治信仰概念的层次性和政治信仰现状的分析，提出政治信仰分层教育的原则。简单来说，政治信仰分层教育是指在政治信仰教育中针对不同的群体的具体政治信仰状况，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给予不同的教育内容，实施不同的教育方略，以促进政治信仰水平的不断提升与发展。目前，我们提倡的政治信仰分层教育主要分两个层次：对普通大学生的制度认同教育和对大学生党员的理论信仰教育。

3.1 对普通大学生的制度认同教育

对大多数的普通大学生，我们只要求能达到基础层次――制度认同的层次，即能支持、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并能力所能及的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制度认同是人们基于对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肯定而产生的一种政治感情上的归属感，是社会民众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制度的高度信任和肯定。它是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重要凝聚力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基础。目前，我们国家政治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以及社会事业的实现，也要首先有全国人们，尤其是大学生对我们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认同和支持。

由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制度认同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也是由人们的社会生活状态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各方面发展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我国社会的制度认同度也逐步升高。但是社会中的消极现象，比如腐败问题、社会不公问题，严重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制度认同感，大学生群体也不例外。

加强政治信仰教育，首先要引导大学生正确的认识这些问题。引导的途径有以下几种：第一，发挥思想政治课主渠道的作用。思想政治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要注意的是思想政治课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尤其对政治信仰教育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不回避，讲深讲透。要敢于和学生讨论，不要害怕学生有异样的声音，“理不辨不明，话不讲不清”，正是要在讨论和辩论中真正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引导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第二，通过社团活动、社会实践和专题调研等形式，让大学生更多的了解国家的制度政策，体验社会和民生，在了解的基础上才能有正确的认知，从而产生认同感。第三，注重帮助解决学生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关心学生，拉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距离，为我们的教育和引导奠定较好的情感基础。这一点对存在政治信仰危机的同学更是重要。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在与学生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对于有信仰危机的同学，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对于这部分同学，我们应该从关心生活开始，不能急于求成，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到青年学生可塑性强的特点，分阶段教育，帮助他们不断取得进步，实现全面发展。最后，要逐步和社会不公等社会消极现象。既然社会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不消除产生消极意识的社会存在，如果社会的阴暗面太多，单纯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还会造成普遍的反感，产生负面作用。腐败问题和社会不公归根结底都是制度缺陷，所以，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如何推进制度完善和制度创新，切实保证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应该是我们努力的重点。

3.2 对大学生共产党员的理论信仰教育

对于大学生党员，则要求达到高级层次――理论信仰层次，即不仅要支持和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支持和拥护党的领导，而且还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并能自觉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他们的信仰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曾经所过“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也搞不成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党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支撑。所以，我们评价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真正的是共产党员，不是因为他履行了入党手续，而是因为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具有共产主义信仰。所以我们在政治信仰教育方面，对共产党员的要求就应该是不仅要支持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支持和拥护党的领导，而且还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并能自觉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大学生党员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入党的比例比较少，大多动机都带有功利性。在“如果您准备申请加入，或者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您的动机是什么”的回答中，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更好的为国家、社会和人民服务”仅占24.7%，选择“入党关荣，能更好的展现和证明自己”的占23.9%，选择“有利于就业和自我发展”占42.4%，其他选项占8.7%。如何培养这些的年轻的党员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信仰，使这些未来的建设者能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在社会上能经受住越来越多的诱惑和考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大学生党员的政治信仰教育一是实践教育，二是理论学习。

实践教育主要是通过开展一些主题鲜明的实践教育活动，如瞻仰烈士陵园，参观各种有教育意义的图片展，观看优秀影片，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等，使学生党员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断提高理论修养和思想认识，从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 关于理论学习，早在1985年，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共产党员一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

大学生党员文化知识水平高，又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他们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应该贯彻求真务实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能为了学习而学习。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切实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平。学习的形式要多样化活泼化，可以以讲座、研讨会、读书心得交流、疑难问题交流等形式进行。

参考文献

1 王宏强.政治信仰：概念、结构和过程[J].学术探索，2006（3）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4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治理；秩序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5-0066-04

一、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场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与市场化转型的逐步深入，城镇化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流趋势。在这一进程中，物质资料、人力资源等迅速向城市积聚，带来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结构方式的多元化变迁，社会复杂程度迅速提高。在政府主导的城镇化模式下，中国的城镇化呈现出现代化压缩与多层次并存的样态，不同城镇的现代化程度高低不同，不同地区的城镇化速度快慢不一。农村被城镇化强大的向心力所吸引，农村人口向城市单向度流动，城市文化与生活方式在农村社会迅速传播，农村社会结构发生多元变迁。农村呈现出空心化与农村精英外流的趋势，农村原有的生活方式与乡规习俗被抛弃，城市现念成为农村居民学习的范式。在城镇化的汹涌浪潮中，农村现代化与农民城镇化成为方向话语与发展目标。受城镇化的大潮挟裹，作为中国社会的基层场域，农村的基层秩序呈现出多元与分化的状态，农村的稳定与和谐面临着巨大挑战，带来了动荡与矛盾并存、问题与事件频出的秩序样态。

农村治理秩序作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本环节，既受到国家权力生长方式的制约，也与农村社会的基层脉动必然相关，更直接受社会发展趋向的影响。受城镇化潮流的影响，农村的基层实践场域正在发生着多元变革，汹涌的城镇化浪潮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多重影响。首先，在城镇化的影响下，城市现代文明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农村原有的乡土性文化与村规民约被质疑与否定，农民在追崇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从原有的乡土制约中被解放出来，原有的秩序结构面临离散、解构的境地，而新的适应农村社会变化的秩序结构并未在农村真正建立。其次，在大规模城镇化浪潮的推进下，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成为主流趋势，通过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或户籍人口的城镇化，不断冲击农村现存的人口结构。大量农村人口外出务工，通过迁移与流动，不仅打破了农村人口目前的封闭状态，而且改变了千百年来传统的生存方式，农村的经济来源不再以农业为主，给原有的农村秩序格局带来了弹力与动荡。在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过程中，农村人口不再局限于农村的农业生产，而与城市地域的现代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流动性特征使得农村治理秩序已经与城镇的秩序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在城镇化与现代化的潮流驱使下，现代化与城市化的秩序体系建构成为国家话语。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村庄秩序结构需要在国家的强力推动下，进行制度变革，以适应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变迁。

二、城镇化背景下农村治理的秩序冲突

（一）农村治理秩序中制度话语与实践逻辑的冲突

农村现代治理体系的建构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核心内容。作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安排，“乡政村治”的制度包含了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民主期待。作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凸显的是按照理性、民主的制度理念生成的“秩序图景”。制度的主旨是发挥农村的自治功能，通过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等形式，以民主的运作体系为基础，以现念为引领形成以村集体为核心的村民自治。在民主制度框架下，村民自治的核心内容是乡村秩序的自我维护，农村公共事务的民主解决。在这一制度体系中，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具体运行起一种指导与监督作用。

农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础，在多年的发展中很多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还处于传统半传统的状态，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农村离现代化程度还相差甚远。大部分农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左右，谋生方式虽然脱离了传统农业，但是大部分农村都处于欠发达的状态，由于学历、职业技能以及农村现代化程度的制约，大部分农民的劳动形式仍停留在依靠体力的状态，与科层制的现代工业劳动模式差距很大。“半工半耕”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维持生计的主要形式，年轻人在外务工，年长者在家务农，家庭收入既依靠打工收入，也依靠农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现念的接受与民主制度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在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作用下，农民的行为逻辑呈传统礼俗引导与理性思考牵引并存的状态。多年传统生活路径的惯习与乡村文化的内化使得村民自治的运行更多按照传统的逻辑。在这种背景下，以现代治理理念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在运行过程中，体现出制度建构的初衷与实际运行状态相背离。在实际的治理秩序中，农民缺乏积极参与民主治理的内在意识，更多的是“被动式参与”和“表面式参与”。而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大多屈于上级的行政权威，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忙于乡镇政府交办的一些具体事务。村干部作为乡村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更多的是遵从个体经济收入提高的意愿，对于村公共事务缺乏全局性思考。在这种背景下，基于现代化理念的“乡政村治”体系并未同基层运行实际实现完美的契合。制度的设计理念与制度框架体系是现代话语，而基层实际仍处于传统人情逻辑盛行、居民规则意识淡漠的状态。最终导致乡政村治的模式在乡村秩序的运行中，更多的处于运行表面化、执行形式化、治理表层化的状态，并没有有效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行。

（二）城市中心主义对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时代，农村社会的秩序主要靠传统习俗与乡土文化形成的内生性秩序来维持。传统农民的同质性非常强，依靠强大的集体意识与乡土认同，农村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城市化的推进与现代化的强势话语在给农村带来自由与发展的同时，也以强大的力量解构农村居民的共同体认同，冲击着农民淳朴的价值观念。外出务工、乡城流动、城镇文化、现代生活，处于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居民的生活轨迹与价值观念处于激荡变革与迅速跃迁的时期，农民的生活方式、谋生方式、行为逻辑与传统乡村生活全面背离，呈现出城市化元素与现代化交织的新特征。在这场以现代化变革为主导、城镇化进程日益推进的发展路径中，城市生活中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物质第一等等逐渐在农村社会蔓延开来，消解着农村传统朴素的生活观念与价值体系。受城市中心主义的影响，传统的乡土文化、道德观念以及简朴的生活作风被人们视为“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与之相反，现代城市文化所代表的行为规范与生活方式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典范。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居民呈现出价值多元化的样态，一部分居民渐渐失去了对乡土习俗、道德、礼仪等乡土文化的认同与遵从。[1]汹涌推进的城镇化浪潮不仅把农村人口不断地从农村地域中抽离出来，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寻找就业与生存机会，而且城市的向心力不断消解农村的乡土文化与原有的乡土秩序。

（三）农村基层秩序运行逻辑的多元化

当前，农村社会呈现出政策变革与社会变迁双重叠加的特点。市场因素、城市文化、国家权力等在农村社会场域呈现出力量交集、交互影响等特征，这给农村社会基层的运作逻辑带来了诸多影响。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青年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与此同时，农村经济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规则等多种规范快速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乡村社会的秩序；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权力介入，把法治与政府意志直接带入乡村，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秩序；还有，传统社会文化的生命力使其成为影响乡村秩序的另外一股力量。过去的一个世纪，农村社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变革、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文化的冲击，当下的农村社会秩序已经与费孝通描写的“乡土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礼俗日渐式微，年长者的权威也被新生代的新知识引领。但是由于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乡同的生活经验，乡村“情理”仍然在乡村规则中起着一定的作用。[2]与此同时，在城镇化引领的现代化话语影响下，科学、理性等观念在国家的制度推动下不断进驻农村社会。随着农村居民进入非农产业，规则意识、契约观念也逐渐影响农民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尤其在现代治理话语与制度的宣传下，正式规则也逐渐被部分农民所接受。日渐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现代的规则意识和行为逻辑，而且使得农民的理性思维开始发展，在行为逻辑上，一些农民不再盲从于乡规民约，而是从特定的需求出发，开始理性的考虑行动的后果，对多种行为路径进行选择。

从总体来看，当下农村社会的基层秩序运行呈多元规则并行的状态。城镇化与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建构了农村的现代民主治理制度，在乡城流动的过程中，现代规则意识在农村具有了生长的空间，同时现代文化中的理性成为了部分农民的行为逻辑与农村的秩序基础之一。与此同时，与乡土生活相对应的传统行为逻辑日渐式微，但是由于农村共有的生活空间和生活经验在农民的行为中仍呈现出一定的印记。“乡村情理”在农村的秩序空间中仍发挥部分作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农民的交换逻辑也日渐增长。旧秩序与新逻辑、新制度与旧传统、乡村文化与城市文明的激荡辉映下，最终导致了在农村社会既存在现代的制度逻辑也存在被支离破碎的传统印记，农民既部分认同乡村情理也认可现代规则制度，“人情”与“正式规则”并存、“现念”与“传统逻辑”都起一定作用。

（四）基层诉求与上级的协商机制缺失

良好社会秩序的达成既需要与社会结构形态相一致的秩序整合模式，也需要公民将权利诉求上传的通达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文化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熏陶下，农民的权利意识日趋增强，迫切需要向公共决策部门传达诉求。但是由于组织方式抑或社会联结方式的变革，农民日益呈现出原子化与游离化的状态，难以通过正规组织方式表达个体或群体的诉求。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下，基于长期以来的行政惯性与治理逻辑，村委会只是被动的执行上级的行政命令，在与上级政府互动的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力与沟通的主导性。虽然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但是却没有真实成为整合村民意愿的组织机构。在目前的治理体制内，缺乏农民与上级政府的协商机制，农民的意愿表达和权利诉求不能与公共服务部门或上级政府有效沟通。对于乡村组织的行为和公共服务不满意时，农民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3]由于缺乏表达个体愿意与群体诉求的通达机制，在面临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农民的利益诉求被拦截屏蔽。村干部作为政府权力和民间意愿的中间人，处于信息枢纽的中心，但是由于缺乏公共监督，村干部一方面对国家的政策进行自由解读，另一方面作为村公共事务的人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导致了部分农村上访事件多、复杂等局面，导致农村的基层秩序陷入困境。

三、城镇化背景下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路径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面对城镇化进程，农村治理秩序的建立既需要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又要从现代治理体制的未来需求入手更新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模式，同时要跨越城乡对立的二维视野，将城镇化推进与共享共建的治理格局相结合，具体而言：

（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

文化是一种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形成的历史血脉，有着超强的生命力，通过无形的、稳定的形式熔铸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通过潜移默化的力量与内化的精神影响着社会个体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信仰。[4]要重建秩序，必须要深入发掘农村社会治理机理背后所深埋的内在文化逻辑，从文化的根基出发，重构农村社会的乡土认同。多年以来，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乡规民约为内容的乡土文化构成了农村秩序的内核基因。当前时期，面对城市文化的推进，农村社会要以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为基础，构建乡村秩序的内在文化基因。要重新认识到传统乡土文化的价值内涵、重塑乡土文化的秩序基础。以媒体宣传为路径，重塑农村居民的互助精神、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强化乡土文化话语、重建农民精神家园，以乡土文化为依托，消解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行为无序化、交往功利化、关系疏离化的趋势。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要注意挖掘传统的文化形式，通过多种方式使得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相对接，整合乡土文化资源，培育乡土文化保留、传承的土壤。运用各种途径、多种方式使优秀的乡土文化代代相传，在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中，建设农村的公共性，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建立乡村“公共精神”。在当前的城镇化背景下，个体凸显、集体隐去的农民缺乏公共意识，缺乏社会治理的参与动力。重建乡土归属，不仅可以使得乡土文化作为行为有序的基础，而且可以有效激发农民的公共责任意识。在农村发展中，发挥农民的参与性，使得农民成为自觉维护乡村秩序的治理主体。

（二）更新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

基于多年行政运作的逻辑，政府对基层的秩序达成一直是制度强势推进、群众被动接受的运作过程。但是农民个体作为有着自由意志的行动者，他们会运用自己的行动策略，与政府的政策进行迂回博弈，难免会有一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导致在某种程度上的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不一致，正式的制度与运作的逻辑不一致，“秩序图景”与“秩序现实”不一致，制度“虚空化”状态明显。因此基于农村社会治理的现实，迫切需要转变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模式，从“管控模式”走向“协商模式”。政府要尊重农民个体的权益诉求与价值需要，在互动中，要强调“尊重、合作”，让农民个体感觉到政府是农民权益的支持者、服务的提供者。政府要以促进农村的“公平、正义”为理念，关注农民诉求，对农村发展的要务与农民进行平等协商，以相互沟通、共同合作为渠道达成农村治理的秩序格局。在基层治理中，政府要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与意愿表达，在平等互动的基础上，要倾听农民个体的声音，关注农民的价值表达，视农村村民的生存、发展、权利为服务型治理的第一要务，实现治理的观念创新、服务理念创新。[5]在互动机制中，不仅要运用传统的互动方式，而且要运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让农民个体与政府机构之间平等互动、频繁互动。让治理制度深入农民内心、内化为行为准则，同时通过互动，达成政府要求与民众诉求之间通达的沟通机制。

（三）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城镇化对农村的基层场域的影响不仅呈现出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与聚集，而且表现为城市现代文化对乡村的全面影响、农村经济方式的全面变革以及农民组织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在持续推进的城镇化过程中，要以建立共享共建的治理格局为方向，将城镇化进程与农村治理相结合。具体而言，在农村治理体系的制度设计中，要对农村的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思考，从农村发展的未来出发，用契约精神、法治理念、规则意识统领治理体系与治理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要跳出城乡二维对立的思维框架，从农民的基本需求出发，在满足农民诉求的基础上，在农村建立以依法治理为框架的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提升农民的法治思维。在农村共享共建的治理格局中，以公平、正义为制度的基石，以农民作为农村治理的主体，维护他们的权益、提升他们的参与动力。以农民与政府的共同协商、平等参与为基础，激发农民的公共精神与参与意识，赋予农民个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更多权能。在参与中增强农民对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强化农民个体对集体的归属与认同。在农村共享共建的治理格局建设中，注重农民个体之间、村庄组织之间的合作与协商，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使村庄成为农民的生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通过形式多样的公共活动以及公共服务，把分散的农民个体整合以来，共建村庄和谐秩序。

参考文献：

[1]张红霞.论农村现代化变迁中社会治理的秩序整合[J].大连干部学刊，2014，（3）：15

[2]邱泽奇，邵敬.乡村社会秩序的新格局：三秩并行―――以某地“乡土人才职称评定”为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5）：66.

[3]熊烨凌宁.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J].重庆社会科学，2014，（6）：26.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5

一、制度堕距——村民自治的现状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存在三种状态。制度的当然状态指称制度的文本或要义，制度的实然状态标示制度的执行状况，制度的应然状态暗示制度改进的目标。一般来说，这三种状态是分离的，如果按照增进社会福利的标准，往往是应然状态优于当然状态，而当然状态优于实然状态。理想的情况下三者统一于实然，但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制度的三种状态之间必然存在差距，即制度堕距。制度堕距又可分为两类，上向堕距是制度的应然状态和当然状态之间的差距，下向堕距是制度的当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之间的差距。 我们用制度堕距来形容村民自治的现状，是说明通过研究分析我们发现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既未得到一体的执行，同时其本身也存在改进的空间。村民自治的实质是在村民中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因此下文我们将按此顺序逐一对村民自治的现状分析。 （一）民主选举。村民选举是基层民主的政治基础，它不仅决定着基层民主的深度，还决定着基层民主的广度，而选举的普遍性和公正性的程度则是关系到民主精神和原则能否得到落实的重要方面。 当然，我们也必须注意另外一个细节。往往在村民选举的时候，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出外打工，因此也就造成了参加选举的选民人数降低。因此，我们建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村民选举时间的安排做出灵活性调动。 （二）民主监督。如果说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那幺民主监督则是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保障，它是为了保证村委会实际工作的透明度而开展起来。在现行的制度框架，基层民主监督的措施非常有限。而在这有限的措施中，村务公开应该是亮点，可以说村务公开是村民监督的唯一平台，有价值的信息都应该在此披露。对村务公开了解深度和广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村民民主监督程度的高低。 （2）村民对村务公开了解的深度，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经常去看村务公开栏的村民有362人，占27.9%；有450人根本不去看或根本没听说过村务公开栏，占34.7%。有431人经常谈论村务公开，占33.2%，65.6%的村民对村务公开感兴趣，而这其中70.3%的村民仅对“村务帐目”感兴趣。由此不难看出村务公开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关注度不是很高，他们较感兴趣的往往是“村务帐目”栏目，可见他们对村务公开的关心更多的是存于维护基本利益方面，而没有真正上升到政治参与的高度。实际上很多村民对村务公开的内涵并没有了解，甚至很多乡村干部对此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 村民的监督意识不高，制度包含的监督理念不到位，这是制度的下向堕距。但我们不仅仅要怀疑制度的实然状态，我们也必须考虑制度的当然状态是否是最优的，村务公开的操作者是村委会，因此到头来还是自己监督自己，所以说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并不是最合理的。任何一种制度，如果能让制度外力量钻空子，它就必须得到改进。 （三）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归根到底还是如何代表村民利益的问题，这都需要村民以不同的形式参与其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因此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决策管理上的失误，保证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正当性。村务决策和管理事关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那幺村民自治实施十多年来村务管理和村务决策的现状又如何呢？ 2、决策者和管理者漠视民意。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当村民的意见和乡（镇）政府的指示发生矛盾，有33.5%的村民和57.4%的村干部认为应该按照乡（镇）政府的指示去做。而当这种情况实际发生时，74.9%的村民和78.4%的村干部都认为一般是以乡（镇）政府的指示优先，而认为村民意见优先的村民和干部分别占21.6%和17.6%。另外有98.3%的村干部把“完成乡政府布置的任务”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而认为加农业服务非常重要的仅占30.4%，认为向乡（镇）政府反映村民意见非常重要的也只有30.4%。于是我们不难发现，当村民意见与乡（镇）政府指示发生矛盾时，村民委员会往往依赖上级意见。这种做法违反了政治领域的一个基本原则：谁授权，就对谁负责。既然村民委员会是由村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他们就应该能够反映民意，对村民负责，可传统思维以及私人利益往往促使他们宁愿违背民意也要讨好上级。 3、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的干预严重，使得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无法展开。许多乡镇组织无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撤换村委会干部，肆意破坏村民自治的行为大量存在，民主决策和管理成为空谈。 总的说来，村民自治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水平仍很低，一方面是农村没有形成一种民主文化，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很弱，另一方面制度也没有解决如何协调乡镇与村的关系问题，没有排除制度外的干预。

二、制度绩效——村民自治产生的影响 制度堕距的存在，并不排斥制度绩效，村民自治虽然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它对我国农村依然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农民的经济水平显着提高。“随着各个国家经济上不断增长，并进入经济发展的中间地带（转型带），在这些国家内部开始形成压力，要求开放政治体制，并加以民主化。”（亨廷顿，1998）于是此时制度层面上实行村民自治也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了。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的一种主要形式，它是实行基层民主的制度保证和技术保证，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项伟大创举。十多年的村民自治实践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面貌。 亨廷顿在其名著《第三波》中提到“在现代世界中民主的体制比不民主的体制更容易避免社会暴力”（亨廷顿，1998）。在基层社会实行村民自治，同样也可以避免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为村民委员会可以起到缓冲和桥梁的作用，合法化的机构在化解矛盾和取得信任方面往往优于不合法机构。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上述观点。比如，村民中赞成通过选举干群关系有了改善的有897名村民和176名干部，分别占69.1%和86.3%。赞成上访有所减少的村民是433人，干部是151人，分别占41.0%和74.0%。 第三，村民自治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的水平、形式和基础与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以更高的价值。”（亨廷顿，琼·纳尔逊，1988）的确，经济与政治是始终相互交织的变量，本身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作用力。基层政治的发展通过协调利益关系，规范制度，改进技术保证经济的进步。此次问卷调查中，分别有778位村民和178位村干部承认通过民主选举村经济有了发展，各占其总体的59.9%和87.3%。 总之，我们认为村民自治的制度绩效是明显的，对于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制度堕距也是存在的，因此制度绩效只是制度能力的未充分展现。我们渴望的是制度的完全功能，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制度改进。 三、制度改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制度改进的目的，在于缩短制度堕距。好的制度改进能在缩短上向堕距的同时，缩短下向堕距。对于村民自治的发展和改进，一方面要使制度逐渐完善合理，制度文本或要义真正能够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切合中国农村的特点和实际情况，保证其实践操作能达到制度的本义。 首先，制度改进要确保一个关键，即制度能被一体的执行。所以说，制度改进的成功与否往往得益于环境或关联制度的改进。农村村民自治的改革的关联面很大，传统文化历时性积淀而形成的贫困文化中蕴含的反民主意识必须被首先清理，宣传力度、教育力度地加大，相关联的经济制度改革等等也都牵涉其中。制度改进必将是一个系统工程，单轨的制度完善必将是软弱无力的。 其次，改革选举制度，真正实现村官的“民选制”。虽然，我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没有规定具体的选举程序和技术操作，但在若干年的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选举制度，如辽宁的“海选”制、安徽的“组合竞选”制、山西的“两票”制，王力雄先生在其杂文集《自由人心路》中更是提出了“逐层递选制”（王力雄，1999）。暂且不论这些选举制度的本身功效，好的选举制度必须保证自由意志表达、低干预、高参与以及更重要的一点，使选举行为与人们的利益建立联系。对照这几点，我们发现“组合竞选”是一种比较优秀的选举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制度外干扰使人民表达自由意志，从而建立起利益表达机制。我们也希望，组合竞选制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趋于更加合理。 第三，完善村民委员会的监督机制。政治交换论者认为，就像在商场上包退包换包修是消费者的权利一样，在作为交换的政治中，选民也有这样的权利，选民对用选票换来的东西，有权要求包退（罢免）、包换（选举必须是定期的）、包修（选民有权要求政治家收回、修正错误地决策和行为）。作为交换的政治为选民保留了出差错的特权，这样万一选民判断发生偏差，或是受了蒙蔽，仍然可以通过定期的选举监督和罢免来得到补偿。（布坎南、塔洛克，2000）有效的监督机制是村民自治的一部分，但长久以来以村务公开为核心的监督并未达到应有效果。真正的监督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因此必须完善村民代表会议等监督机构。设计更富合力的监督平台。 村民自治，事关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发展，事关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而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就是基层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但是，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社会的完全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村民自治实施过程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障碍，这都需要去解决，去克服。笔者相信，只要坚持改革的思路，我国的乡村民主建设必将得到快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2、【美】塞缪尔·亨廷顿，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3、【美】 塞缪尔·亨廷顿，刘军宁译：《第三波——二十世纪厉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

4、【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汪晓涛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6

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价值取向和政治态度呈现的特点

1.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特点。在回答“工作目的”的问题上，有的人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占36.4%)，有的人是“为社会做贡献”(占24.4%)，有的人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占25%)，有的是“为子女创造幸福”(占7.8%)，也有的人是为了“个人享受”(占3.7%)。在他们身上，既有传统性的价值观，如工作是为子女创造幸福；也有鲜明的现代性的价值观，如强调实现自我价值；少数人还具有一些“后现代”价值观念，如强调个性体验。

2.主导价值取向是以个体为中心。调查显示，以“实现自我价值”、“提高生活质量”、“为子女创造幸福”、“个人享受”为工作目的共占72.7%，远高于“为社会做贡献”(占24.4%)。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导价值取向是以个体为中心的。但另一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赞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一观点的人达61.7%，而赞同“人人为我”观点的只有6%。说明，这种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又不是极端利己主义，具有很大的互利性内涵。

3.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在问及“权益受侵时，你如何处理”的问题时，有近50%的人选择“诉诸法律”，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0.5%，试图通过非正式渠道(“找机关朋友帮忙”、“找社会朋友帮忙”和“用钱摆平”)维护权益的很少，仅占12.5%。这说明，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法律意识、平等意识、合作意识和契约意识等现代观念已经明显占优势，而这些意识正是发展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心理(文化)基础。

4.普遍拥护改革开放政策。问卷调查显示，表示“非常拥护”和“比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分别占27%和47.1%，两项相加为74.1%，表明这一阶层的政策认同度非常高。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他们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5.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具有批判性和保守性。在“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适应”的问题上，有26.7%的被调查者认为“不太适应”，有16.7%的人认为“不适应”，两项相加为43.4%。其中民营企业创业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这些文化素质和学历相对较高的群体认为“不适应”或“不太适应”的比例更高，分别是58.9%、49.7%、54.9%。由此可以看出，这一阶层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是社会政治变革的推动者。另一方面，他们属于社会既得利益阶层，他们从自己的切身利害关系出发，希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因此，他们对社会政治问题注重理性判断，对矛盾的处理比较理智，这一特点使得他们既是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之一，又是支持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力量。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情况

1.参与政治活动的水平比较低。关于政治参与的现状，在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参加的政治活动“非常丰富”的只有6.6%，认为“一般”和“比较少”的分别是31.2%和33.1%，表示“根本没有”的达27.9%。但从主观上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水平低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在关于“是否关注政治现象”的问题上，被调查者有50%表示“非常关注”，表示“一般”的占35.5%，表示“不关注”的只有11.9%。在关于“是否对自己的政治地位满意”问题上，表示“一般”、“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分别是48.7%、14.7%和10%。在“是否愿意参与政治”的问题上，表示“不愿意”的只有14.8%，表示“非常愿意”、“一般”和““让我参与就参与”的分别为22.2%、33.1%和28.1%，三者相加，有政治参与意愿的高达83.4%。这些数字说明，新的社会阶层是一支潜在的政治参与力量。

2.对政治参与渠道的满意度比较低。调查发现，只有19%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参政渠道“畅通”，而有37.7%和35.5%的人认为自己参政议政的渠道“一般”和“不畅通”，其中接受调查的民营企业科技人员和技术人员认为自己参政渠道“不畅通”的高达55.6%。在座谈访问中，新阶层人士也普遍抱怨不能够经常参加由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举办的座谈会，以反映他们的呼声，没有有效途径将其愿望和要求纳入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他们参与政治的途径一般是“参加社团和和业组织”(比例为51.9%)，但他们普遍认为，个体协会、私营企业主协会、律师协会等中介组织作为反映他们要求和愿望的“娘家”，“权力太小”，说话不被重视。

3.政治参与动机的功利性较强。在我们的座谈访问中也发现，绝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但尚不稳定。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政治领域，而不得不首先专心于自己企业本身的发展，在客观上对政治参与尚力不从心，而且与之相适应，其政治需求都是具体的，如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问题，如户口政策、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正之风、政府部门效率不高等等，很少有人上升到制度层面，这也决定了新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参与主要是功利性参与，而不是理念性参与。

4.政治参与形式呈现出个体性、分散性。虽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个别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参加了个协等社团组织，但在政治参与的形式上，这些参与总体上都是个体性而非群体(组织)性，即便是通过律师协会等社团组织来影响政府决策，也都是个人行为，基本上没有联合起来的“共同行动”。但值得注意的是，群体协同性的政治参与方式已经有了萌芽。在一个座谈会上，深圳市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某某就谈到，他和有关企业的老板经常有聚会，有活动，有时候他们会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同影响他们利益的大企业竞争。当我们问“如果地方政府出台的某一政策与他们利益相冲突时，会不会也采取类似的对策”时，他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比如，让这些企业同时停业，或通过让所属数千员工的“饭碗”危机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执政党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分析

1.普遍拥护执政党的领导。从调查的情况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绝大多数来自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或其子弟，受党教育多年，对党有着朴素的感情。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实践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深圳市的绝大多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认为坚持党的领导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的分别占33.7%和35.3%，两项相加达69%。在访谈中很多人都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2.对执政党的党风现状满意度偏低，但对其执政地位很有信心。在回答“你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时，只有30.7%持非常肯定的态度。关于党风现状，被调查者中认为党风“一般”和“很差”的分别是39.1%和13.2%，两项相加为53.3%，而认为“很好”和“较好”的分别为10.2%和25.2%，两项相加为35.4%。在“你认为党员是否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的问题上，只有18.8%的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看不出来”和“很差”的占42.6%。这几组数据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党风建设的现状满意度比较低，影响了党对他们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另一方面，在问及对党执政的看法时，表示“很有信心”、“较有信心”和“有些信心”的分别是24.3%、32.3%和21.5%，表示“没有信心”的只有11.5%。这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对党风的现状满意度比较低，但对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期待。

3.对执政党的情感随知识背景、年龄的不同而不同。在对坚持党的领导的看法上，被调查者的中介组织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士中分别有21.2%和17.1%的人认为(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关系”，有16.8%和20%的人认为“说不清楚”。从年龄的角度看，一般是年纪越小对坚持党的领导的认同感就越低。在调查中，74.2%的60岁以上被调查者认为坚持党的领导“非常重要”；51—60岁年龄段的人是543%，41—50岁年龄段的人是41.6%，30—40岁年龄段的人是32.3%，30岁以下年龄段的是24.7%，呈明显下降趋势。

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入党意愿与动机分析

1.入党意愿不够强烈。被调查者中“入党愿望强烈”的28.7%，有人动员就加入的为13.2%，“无所谓的”占32%，明确表示“没有愿望”的为19.8%。可以看出，对入党持消极态度的超过一半(51.8%)，意愿水平偏低。在座谈访问中我们发现，有些人对入党后可能面临的诸如财产问题、纪律约束问题以及开会多、文件多等现实问题有顾虑，目前仍处于观望状态。总体而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重经济利益，入党热情偏低，入党愿望不强烈。在座谈访问中，有许多人还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问题。

2.入党动机和目的呈多样化。在问卷调查者中，表示入党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为16%，是觉得“光荣”的有19%，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有37%，其他的为28%。这说明入党动机比较复杂。在座谈访问中，我们也发现了这种复杂性：有的人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入党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一部分；有的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和企业的信誉，方便自己做生意；有的人是为了加强与社会高层的接触，获得更多的信息；有的人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的人则只是为了“图脸面好看”；也有个别人是为了寻求政治上的保持伞，或钻进党内谋求政治资本，等等。

3.入党后的行为趋向比较复杂。绝大多数人(63.2%)的人表示“愿意接受党的教育”，有也近三成人(29.9%)回答“无所谓”和“不愿意”。在“是否愿意担任党内领导职务”的问题上，表示非常愿意的有33.3%，表示服从组织安排的32.5%。在“个人意愿如果与党组织的意愿发生冲突如何处理”的问题上，绝大多数人表示个人意愿服从组织意愿，也有近一成(9.8%)的人表示要“退党”，有8.7%的人要“通过各种手段让组织意愿符合自己意愿”。这几组数据说明，需要正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后的教育管理问题。

五、新的社会阶层兴起背景下的执政党

1.执政党能否不断提高新的社会阶层成员对自己的认同性?在调查中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将自己今天的成功归因于党改革开放政策，因而从内心拥护党的领导，但也有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特别是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社会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在将自己的成功进行归因时，首先强调的是自己的“本事”(能力、专业、技术等)，党的方针、政策因素已经居于次要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对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在巩固执政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如何使我们的党也能表达和协调新的社会阶层的利益，使其从“感恩性”的认同转变为利益性认同，真正将我们党看成是代表和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自己的党”，以免他们在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渠道，这是新世纪党面临的一个全新挑战。

2.执政党能否占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在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这块日益重要并不断拓展的阵地?新的社会阶层主要分布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而这些组织、这些行业是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沿阵地之一。要巩固和扩展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必须保持对新的行业的政治领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但调查中发现，新的社会阶层所在的组织和行业种类多，数量大，发展快，但建立党组织的比例普遍较低，党建空白点多，有的地方党组织虽然建立了，活动却不正常，存在不少薄弱环节：组织覆盖率低，活动不正常，功能没有充分发挥。总的情况是，党组织建设的速度明显跟不上行业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对党的建设而言，无疑是另一个挑战。

3.执政党能否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吸纳到自己的组织内部?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新社会阶层人士，除早期发家致富的个体户、部分私营企业主外，一般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尤其是在外企中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中的律师等，都属于高学历、高科技、高层次等“三高”人员，是社会的知识精英、技术精英，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果执政党不能够把这些在其行业中有影响力的社会精英吸纳进其队伍，他们就有可能在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执政党也就很难把这些新兴领域的群众团结和组织在自己周围，就不利于扩大执政的群众基础。但在调查中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入党的动机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如何在这些阶层中加强党的吸引力、渗透力、影响力，提高新社会阶层中优秀分子的入党意愿，把他们吸纳整合进我们的队伍，是我们过去党的发展和建设中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挑战。

4.执政党如何使新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真正从思想上加入自己组织?允许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其目的不仅在于发展多少人入党，而在于通过这样一项政策和实践，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从调查情况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入党动机比较复杂，因此，如何从制度上、机制上和程序上确定入党标准，加强对他们进行培养教育、如何进行政治审查和财产状况调查等等，真正把那些拥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为党的纲领和章程而奋斗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保证在新社会阶层中发展党员的质量，是对我们党组织工作的新挑战。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7

[关键词]法治；基层维稳；基层维稳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5-0033-07

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社会结构与利益关系的不断分化，中国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利益冲突显性化的发展态势。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对立对既有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造成基层社会局部领域的失序状态，而且也使基层维稳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近年来中国基层社会发生的（上访）潮和充分表明，非法治化的基层维稳运行实践①，不仅未能有效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相反，还造成基层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严重对立甚至冲突[1]。本文以构建法治化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为突破，实现政府维稳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关系分析为视角，论述法治在实现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有序运行中的重要作用。

一、当前基层维稳运行机制的缺陷分析

基层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就是要实现基层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的良性互动，即维稳与维权的理性博弈。从中国当前基层维稳的发展态势来看，对基层政府维稳的行为约束必将越来越严格，可自由发挥的空间将趋向压缩，而民众的诉求表达意愿将越来越强烈，这意味着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围绕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将展开一场艰难的博弈。由此可见，“基层维稳运行机制必须受到经济、政治、宪法、法律的多重支持与调控，才能确保政府维稳与公民维权的动态均衡。”[2]但在我国实际的基层维稳运行实践中,由于基层政府与民众一般都没有依据法律规则采取维稳与维权行动，在“基层政府——公众”二元维稳主体架构中，基层政府采取的是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组织与资源优势进行非制度化的维稳行动，从而导致与民众的维权行动产生非理性的博弈状态。其实，基层政府在维稳中所具有的主导作用与强势地位本身并不是阻碍维稳机制有序运行的核心要素，关键在于有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则来有效约束基层政府的非理性维稳行为。如果有这样的法律规则来约束，基层政府所具有的主导作用与强势地位并不会对维稳机制的有序运行产生不良影响。但是我们现在尚缺乏这种通过法治有效约束基层维稳主体行为的规则体系，基层政府对法律规则体系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规避，使得基层政府在维稳过程中缺乏与民众进行理性沟通和平等对话的行动逻辑。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对基层政府维稳行动进行有效的行为规范，还对基层政府－公众非理性博弈的协调、有效营造化解社会冲突的制度空间造成了不良影响。

（一）缺乏有效确立维稳行动逻辑的行为规范

造成基层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处于对立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确立有效的维稳主体行为规范，从而导致基层政府在应对各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突破民众能够容忍的心理底线，采取非理性的维稳行动，使维稳与维权的对立更加激烈化。从现有的基层维稳机制运行的社会环境看，以国家为主体的、自上而下的“决定性”的维稳运行机制已经遭遇重重危机，法律规则已逐渐成为有效确立基层政府与民众行动逻辑的重要行为规范。

三个原因使得现有的基层维稳机制缺乏有效确立维稳主体行动逻辑的行为规范，应当为法治化的维稳运行机制所替代。第一，政府主导型的维稳机制难以确立有效的司法制约与阻隔机制。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之间如果缺乏司法的有效阻隔，不仅造成双方的直接对抗，也导致基层政府和民众只能依赖于非理性的博弈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必须用法治化的维稳机制替代传统型的维稳机制，才能防止基层社会治理走向失控。第二，通过自上而下的维稳考评机制不仅有利于增强基层政府的维稳责任，也有利于中央政府不断规范基层政府维稳行为的边界、强化中央与地方纽带的重要方式。借此，中央政府能够克服或缓解维稳过程中存在的双方信息不对称现象，有助于对基层政府是否能够有效贯彻中央的维稳意图实施有力监督。但在公民社会及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中，依据行政化的维稳考评已经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必须依据法律规则才能对基层政府进行有效约束和控制。第三，非法治化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无法为百姓的维权提供可确定的预期，反而强化民众的这样一种错误认知:自己所表达的诉求之所以难以得到基层政府的有效回应，原因在于基层政府不依法办事，只有诉诸更高层，才能使基层政府在高层压力下予以积极回应或及时解决。就此而言，非法治化的基层维稳运行机制虽然有助于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但基层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却因此遭遇危机，维持这样的局面所产生的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因此，基层维稳的行动主体如果缺乏有效的行为规范，则意味着政府维稳与民众维权难以实现良性互动的关系，走向对抗将意味着维稳运行机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功效，使维稳运行主体对非理性的维稳模式产生了路径依赖，丧失了主动依据法律规则约束自己行为的自觉性，从而使整个基层维稳运行机制陷入困境。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8

主持人语：农村研究有两个目标，一是认识中国农村，进而认识整个中国，二是建立具有本土契合性和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理论，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照搬既有的成熟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 解释具有相当独特性和变动性的中国经验，就谈不上对农村对中国的正确认识。因此，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和敏锐的经验感知力深入到热火朝天的中国实践中去，有主体性地吸收成熟理论，在经验与理论的反复穿梭中逐步提升理论抽象程度，在此过程中要容许和忍受理论的粗放和不成熟，通过不断的学术积累与接力，逐步建立具有真正意义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这是“华中乡土派”从事农村研究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形成了一些积累，准备以学术笔谈的形式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和展示，主要包括乡村社会性质、农民心理与行为逻辑、农民生活与意义世界、乡村治理机制、国家与农民关系、农村土地制度与农业经济、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经验研究方法等10多组笔谈。我们期待着与学界同仁就此展开热烈的、开放性的讨论，协力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

本次主题是“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研究”专题，包括7篇从不同方面阐述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状况和关系的笔谈，涉及该主题的多个方面。“分化与阶层”是社会学传统且主流的研究命题，其研究成果在中西学界业已汗牛充栋。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的相关方面，国内外学者亦有诸多论述。华中村治研究素追求扎实理论基础之上的“田野的灵感”与“野性的思维”，其研究主题多来自农村田野调查，自成一体，与社会学主流的研究主题较少交集。而对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的观察和研究，恰是华中村治研究集中切入社会学主流话题的开端。自2010年农村调查发现“中坚农民”起，华中村治研究对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的关注已有四年许，在承接学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自己的解释模型和理论框架，现以专题形式推出。

华中村治研究认为，中国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状况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形成既受制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职业分化、人口流动和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又受制于微观的村庄形态、社会结构、代际分工和血缘地缘关系。不同因素的排列组合在不同区域有所不同，从而带来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状况具有较大的区域差异性，对农村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有差异。该研究发现，农村的中坚农民和中等收入阶层在农村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农村不仅有阶层分化的机制，它促成了农村的分化和阶层的形成，同时也有去阶层分化的机制，它使得农民有分化却未形成阶层的区隔。去阶层分化机制包括农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富人阶层走出村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收入模式和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和作用。这组专题从中坚农民、农村中等收入阶层、先富阶层的权力确认、半工半耕、阶层分化与妇女地位、农民上访的关系、阶层关系状况等多方面切入对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状况的讨论。通过这些讨论，我们期望可以丰富学界对农民分化和农村阶层状况的理解，并深化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和状况的理解。

主持人：贺雪峰

〔中图分类号〕C912.82；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102-24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9

【关键词】基层；政工干部；管理能力

执行基层单位的党政工作建设是我国自从建国初期就一直延续至今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严格的党政工作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党政建设的工作中，我党明确指出要紧抓基层政工干部的思想建设，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党政思想建设要求，进一步有效提高包括基层组织在内各部门各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团结力。一直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极其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与落实，这不仅仅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影响着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脚步，还关系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前进的方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逐步融向于世界，如此而产生的是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此时基层单位党政工作的建设与落实就为解决单位内部因经济环境、文化条件等变化而产生的压力、矛盾、困惑等问题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党政工作不可谓不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与责任。

一、深入分析我国基层单位党政工作的现状与发展

目前阶段，综合我国各个单位基层的政工干部情况来看，他们长期在单位生产一线奋斗，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对单位的基层环境状况、基层员工状况是比较全面了解的，他们对于单位所组织进行的一系列活动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基层政工干部对于深入基层职工生活、了解职工们生活的难处与心理上的压力这些方面还存在着不足，而恰恰是这些细节会严重影响基层职工工作的积极性；其次我国目前基层的政工干部普遍都是中年人士，虽然他们的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但是当遇到较为年轻的基层职工的问题时，如若处理得不当，加上二者之间或多或少的代沟，就会严重加深基层职工与基层政工干部之间的矛盾，分裂涣散内部职工，影响单位的业绩；除了以上的情况之外，还会出现政治工作的建设与落实并未依据所处的环境，进而政治工作的效果显而易见，必然不会取得应有的效果，甚至会导致单位的发展路线偏离既定的、正确的方向。

二、深入分析我国基层单位政工干部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一）基层政工干部缺乏对于人性的深入了解与理解

基层政工干部普遍缺乏人性的深入了解与理解，说的是目前基层的政治工作干部在进行政治工作之前缺乏对于员工的深入了解，不甚清晰不同职工不同的性格、家庭、生活等情况及其遭遇困惑困境的来源，未能区分对待不同年龄阶段的职工。现阶段我国各个单位的基层员工囊括了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的员工，员工之间的年龄跨越甚至高达半个多世纪，而且文化程度、心理接受能力、外部事物的接受能力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然而在这个脉络极其庞大与复杂的团体内，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干部在进行政治工作时，往往是采取过于笼统、过于单调、过于死板的方式向员工进行整体式、一起式政治思想工作，明显缺乏对于人性的了解，如此就会出现严重拖沓高龄职工与青年职工之间的矛盾与问题，使职工生成对于政治工作的抵触情绪。

（二）基层政工干部缺乏对于管理方面理论知识的储备

基层政工干部缺乏对于管理方面理论知识的储备，指出了目前阶段我国基层单位政治工作干部在管理方面的不足，同时这也说明基层政治思想工作仅仅依靠政工干部的肯干、实干是行不通的。虽然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对于管理方面的经验都是极其丰富与实用的，但是其理论知识储备的不足对于他们在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是有严重障碍的。作为一名基层的政治管理干部需要不断学习，逐步参加管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充实自身的知识储备，而后通过进一步研究与制定政治工作管理措施，不断突破管理的局限性，不断创新管理模式，以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为单位、为基层员工更好地服务。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如若出现对于学习的惰性，一味沿用过去的经验与方法，这就是经验主义错误，这样的政治工作干部与政治工作势必被人民与社会所淘汰。

（三）基层政工干部管理思想老套，缺乏管理创新的激情

在基层单位开展政治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基层单位包括思想工作在内的党政工作建设，进而有效解决基层员工在生活、心理上遇到的困惑困难，与此同时基层单位开展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为了能使单位的文化发展、文化建设得到长足的进步，使我国社会加速前进，面向世界。目前我国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存在着开展方式不适应时代社会发展需要，偏离问题本质，无法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等情况。因此这一方面，基层单位政工干部管理思想的老套、落后，对单位员工的生活和心理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危害，同时也会严重影响单位的发展。老套落后的政治工作管理思想势必要被淘汰，只有进行政治工作管理的改革创新，我国的政治工作才会迎来崭新的明天，单位也才会有更宽、更广、更好的发展道路。

三、提高基层政工干部管理能力的有效举措

（一）基层政工干部深入职工内部，加强了解职工的工作、生活

在我国，几乎所有基层单位的政工干部都是本着实干、肯干的态度为单位、为职工服务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基层政治工作干部所必须具有的品质。在实干、肯干的同时，基层政治工作干部要找对路子，深入职工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充分了解基层每个员工包括家庭状况、生活情况、工作满意状况、心理状况等各项内容，同时还要加强本身的学习培训，能够熟练地掌握帮助职工走出心理阴霾的方法，学会针对不同的状况分析每一位员工的心理情况，为工作目标不清的职工找准工作的方向，通过有效的政治工作建设能够逐步提高单位的凝聚力、员工团体之间的团结度，升华单位的职业文化。

（二）提高基层政工干部的管理理论知识储备

目前阶段我国基层单位政治工作干部对于管理方面的经验都是极其丰富与实用的，但是理论知识储备的不足对于他们在管理方面进一步提高是一道严重的障碍，这是由于我国政治工作生成与发展的环境决定的，其发展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没有重视政工干部的理论知识学习，因此我们务必立即采取行动，消除这一弱项。基层单位在逐步加强和完善党政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强政工干部的管理与学识培训，制定合理有效的学习培训计划，有效逐步提高基层单位政工干部的理论知识，改善基层单位政工干部目前的学习能力、判断能力、传播能力以及人格魅力，培养基层单位政工干部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摆脱老套落后的管理思想，激发管理创新的激情

时代在发展，基层单位为了发展势必会适应时展的脚步而调节自身的发展模式，同样基层单位的政治工作也应做出相应的调整。政治工作干部则要提高自身时代的警觉性与敏感性，抛弃老套落后的管理思想，不断学习培训，加强和完善自身政治工作的管理模式，进行突破式的创新改革，帮助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困难的员工。此外基层职工干部还可以将时展的产物引用到自己开展的政治工作之中，比如通过开展视频教学、网络宣传等形式，以吸引职工的眼球，使职工全身心地进入政治工作之中，进而提高职工的思想高度。

基层社会治理现状篇10

义翔铝业公司下设基层单位9个，职工600余人，厂区占地面积300多亩。一年来，在公司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综治委的关怀支持下，我们以“维护稳定为目的，强基固本为基础，法制教育为手段，创安活动为载体”为工作思路，通过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提高职工的道德素质和法律意识，从而取得了全年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责任性灾害事故，无聚众闹事和群体性上访的好成绩。保证了公司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维护企业的政治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从2004年6月8日投料试车，全年共生产氢氧化铝21353.3吨，完成计划的100.3%；产值4723.32万元，完成计划的107.3%；实际利润260万元。一期扩建完成资金12473万元，全年实现了安全生产无事故。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领导重视，齐抓共管，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

    义翔铝业有限公司党委自2004年2月份成立以来，就把综合治理工作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实现“创建文明安全单位，做好稳定工作，推动综治创安工作的各项措施落实”这一重要目标，公司领导把综合治理工作列入本单位总体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党委书记和总经理为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制定了帮教、防火、矛盾纠纷排查、安全保卫等各项规章制度80余条，制作了五块喷绘牌板上墙，形成了层层推进的工作格局。并明确提出“高度重视综合治理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制度，切实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

二、健全规章制度，完善管理网络，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有效措施

我公司厂区占地面积达300余亩，周边区域村庄达16个，给我们的日常治安管理带来了较多不便。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我们先后制定了《综治例会制度》《安全检查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中心任务就是为了实现“守好自己的门，看好自己的物，管好自己的人，矛盾自己化解，问题自己解决”的目标，为实现企业稳定创造良好的条件。为落实综治工作目标，我们在分析厂区系统的治安现状后，制定了2004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安排，公司领导和基层科室和各车间负责人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了责任范围和工作目标，责任书的签订率达成100%。强调综治工作必须单位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系统抓。基层单位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运用上，明确“条、块”关系及各自的责任、义务，消除“条、块”分割、脱节现象，充分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使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及时消除不稳定因素，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实现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通过签订责任书，基层单位建立健全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网络，把综治工作做到细化、量化、规范化、经常化，确保了年度综治目标的实现。在责任书签订以后，我们重点工作放在措施的落实上，使各项综治工作目标得以实现，通过每月召开综治小组例会和基层单位互检，找出存在问题和不足，督促有关单位限期整改，推动了公司综治工作的顺利开展，为企业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以及单位内部两个文明建设做出了贡献。

    三、加强法制教育，做好民事调解，真抓实管，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关键环节

    作为新建单位，公司青年职工占到了职工总数的95%，平均年龄只有22岁，他们的整体素质是占绝对优势的，但由于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比较淡薄，责任感和自制力较差。针对这种状况，我们邀请了三门峡市监狱三名服刑人员到公司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现身说法，大大增强了教育的警示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深入广泛多层次的全面普法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法制观念不断提高，为全面推进依法治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普法宣传方面，我们主要抓组织、协调。一年来，共张贴宣传横幅六条、宣传标语十六块，利用黑板报每季度出专栏一期，上法制课6场次，受教育达300余人次，基本形成了普法宣传网络化、阵地化、经常化格局。同时，我们还利用每周政治学习的机会，对员工开展经常性和针对性的“四五”普法教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优势，把干部群众思想统一到讲稳定、讲大局、讲奉献上来。   

矛盾纠纷排查调解是综治办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们除健全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机制外，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把工作重心放在最基层，抓早抓小抓苗头。注意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协助做好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工作。目前，我们共调解和制止各类矛盾纠纷、违规违纪事件63宗，这不仅使许多矛盾和纠纷得以化解，而且还防止一些矛盾的激化和升级，避免了一些案件的发生，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中，为确保我公司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群策群力抓好安全防范工作，是搞好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