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1

【关键词】基层 社会治理 困境 路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前提和保障。当前，随着我国已经逐渐步入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易发多发，各种利益诉求不断涌现，各种不稳定因素交织叠加，这些都使得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复杂，日益呈现出碎片化、分散化、矛盾化的特点。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而迫切的课题和任务。

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矛盾纠纷不易化解。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新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不断产生，随之各种新的利益诉求不断涌现，解决这些问题不仅缺乏一些制度规范，也缺乏有效的实践经验，导致一些矛盾问题久拖不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加快，涉法涉诉、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增多，这些矛盾和纠纷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轻易化解，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难题，也给社会安全稳定埋下了隐患。

安全防控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进一步转变，农村的治安形势不容乐观，压力不断增大。尤其随着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数量的不断增多，很多针对目标人群的刑事犯罪居高不下。一些从事活动等不法分子把农村作为进行违法活动的重点，加之老人和儿童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有限，极易产生各种群体性问题。

提供服务能力相对不足。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权利意识的增强，需要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多样化、优质化、科学化和人性化的社会服务。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资金、人员、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制约，很多基层社会治理机构无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提供给人民群众的社会服务还存在数量不足、方式落后等诸多问题，亟需加以解决。

人员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就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情况看，主要存在干部队伍的整体水平不高、缺乏年轻干部、工作积极性和能力素质不足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提高，也损害了基层干部队伍的形象。当前，虽然通过“大学生村官”等活动，解决了一部分人才缺乏的问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需要出台更加完善的制度来解决。

基层社会治理方式创新不足，治理机制尚不健全

思维理念相对落后。当前，个别地区将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放在了经济建设上，而对于社会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缺乏足够重视，甚至盲目地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一切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同时，在社会治理的实际过程中，没有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很多地区还存在较强的“官本位”思想，很大程度上把治理当管理，缺乏服务意识和理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严重虚化。

治理方式创新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方式方法缺乏有效创新，运用行政干预手段过多，硬性的规定办法过多，服务机制没有完全跟上，没有做到“疏堵结合”，缺乏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载体和机制。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缺乏足够的服务意识，服务水平较低，制定政策和制度的时候，并没有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反倒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上，导致很多治理制度形同虚设，无法落实。

治理机制尚不健全。阻碍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了明确意见，给新时期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遵循。但是，在个别基层社会治理的区域中，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导致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突出问题责任主体不清，职责权限划分模糊，很容易造成个别部门之间推诿扯皮，导致一些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

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一要突出以人为本理念。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不能将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利益至上，要杜绝官本位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和思想观念。二要突出系统治理理念。在突出党委领导作用的同时，大力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确保基层社会治理能够凝聚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三是突出依法治理理念。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要强化依法治理理念，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办事，树立法治思维，创新法治方式，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和治理机制。一是以党组织为引领。要切实把基层社会治理纳入到党建计划之中，努力健全基层党组织，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组织，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二要以自治组织为重点。基层社会治理要突出自治特点，要让村委会、社区等自治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引领人民群众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监督、教育和服务，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开放性。三要以服务能力为保障。要创新服务方式，通过社会化方式，引导市场力量参与提供社会服务，努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和力量，努力培育多种社会服务平台，大力创新各种社会服务载体，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矛盾化解机制。一要注重预防。要注重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应急处置和日常管理并重，最大限度地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同时，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法规过程中，要避免制度设置上存在死角，引发新的矛盾。二要科学化解。对于一些偶发性问题，要及时化解，特事特办。而对于一些周期性问题，要制定制度和办法，通过制度来化解。对于一些长期性矛盾，要突出制度的延续性，通过持续工作，解决矛盾。三是严格追责。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奖惩制度，不能干好干坏一个样，要突出属地管理和一把手负责机制，并细化责任追究机制，倒逼矛盾化解，推动基层社会矛盾的科学、高效解决。

不断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机制。一要创新服务模式。要革新传统服务方式，在一定范围内推行网格化服务模式，努力在服务模式中体现人性化、高效化和规范化特点，不断推动社会服务进基层、基层事务进网格、工作责任进网格。二要突出高效服务。在完善传统服务方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吸收借鉴网络信息技术，努力构建社会服务网站、微信群、QQ群等，突出社会服务的科技化和高效化特点，并努力构建10分钟服务圈等高效服务网络。三是突出服务反馈。要设立完善的服务反馈机制，及时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交流，及r掌握群众的服务需求，完善服务方式和载体，推动社会服务再上新水平。

不断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和活力。突破基层社会治理困境，必须要注重发挥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一要激发主体意识。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形式，逐渐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社会治理，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二要拓宽参与渠道。要通过村务公开和集体表决等方式，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决权。三要科学确定公共事务。在引导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重从群众利益出发，将一些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事务纳入到基层治理的内容和计划中，使人民群众能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真正得到实惠，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作者单位：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参考文献】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2

一、法治与社会治理创新相互关系解读

由于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与利益表达诉求日益多元，以单向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运行模式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命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作重点在基层”，提出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

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本身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它们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亦不尽相同，但两者联系密切。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需要法治。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实现社会治理创新不仅需要党政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共同参与，更需要法治的保障。从法律的角度看来，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在形式法治上彰显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在程序法治上规范社会治理各项事务，在实质法治上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在民生法治上尊重民众根本权益。法治作为一种理性的手段和原则，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必要的优势资源。从本质上来说，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法治化，就是要在法治的框架下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并使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进而实现社会治理与法治二者的均衡，并最终构建起一个科学理性的社会治理体制。另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推动法治发展。法治方略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深入推进与切实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共参与”，在实践中并无既定的模式，尚需进一步探讨。丰富生动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会对法治提出紧迫的新要求，进而推动整个国家和地方的法治发展，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社会治理与法治二者新的均衡。

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必要性和存在问题分析

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在县级以下（县级、乡级、村、社区等）行政区域的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各地紧紧围绕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持续推进依法治市，基层治理逐步迈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但是，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相比，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基层社会治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基层治理立法滞后

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还存在不适应、不完善、不明确等方面的问题。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很多法律制度盲区，很多行为缺少法律规范，这是基层社会治理难度较大的重要原因。其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基层治理体制、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以及社会治理主体定位等方面。尤其是缺乏针对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宏观性规范和原则性规定，各地一系列政策文件虽然明确规定了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举措，但是这种“顶层设计”仍然遵循原有的行政逻辑，忽视受众群众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各地创新举措往往不一，也没有上升到国家或地方立法的层面。

（二）基层干部群众法治意识不强

从法律意识角度来看，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类主体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法治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基层社会治理处于手动挡而非自动挡水平。部分领导干部对法治建设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没有把依法治理工作摆上应有位置。一些基层干部人治思维依然很严重，用法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基层群众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还比较淡薄，甚至一些群众不信法。

（三）基层依法自治落实不到位

由于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下沉到村（居）委会，而村（居）委会本身不具有行政职能却不得不承担这些行政职能，导致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履行主要的服务职能。乡规民约、自治章程等民主法治制度不够完善、落实不到位，有的制度甚至在制定出台后就一直停留在纸面上，没有付诸实施。

（四）基层法治力量依然薄弱

基层事务多，人手少是常态，每个部门都需要承担许多事务。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各地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相对不足，一些乡镇（街道）综治维稳机构工作人员往往身兼多职，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够健全。

（五）基层法治机制不够健全

基层管理体制不科学。街镇政府和上级政府部门条块关系不顺，职权不够匹配，是导致当前基层社会治理薄弱的根本原因。街镇超负荷运转使得引导社区共治和自治精力明显不足，街镇作为牵头部门协调条线部门职能交叉和分工模糊问题往往力不从心。基层矛盾纠纷依法调处机制有待完善。基层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和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依法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基层法治监督机制尚未形成。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监督机制不够健全，社会监督机制没有很好发挥作用；基层考核机制不健全，考核导向重经济发展业绩轻社会治理成效。多元共治机制有待进一步推进。政府和社会的职能边界不清晰，政府让渡给社会组织的空间比较有限，基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法治视域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要点分析

（一）法治化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总体目标

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治理创新必然走向法治化。

首先，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制建设。遵循服务逻辑，把握社会民生动态，重视科学立法，加快社会治理立法。同时，明确乡规民约等“民间法”的地位，保证其制定合乎法定程序、内容合乎法律规定，加强基层政府及司法部门对乡规民约等“民间法”的指导、审查和监督职责。

其次，深入推进基层政府依法行政。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广泛吸纳社会精英有序参与决策和监督协助执行重大决策事项审查；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在公布市、县两级政府权力清单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乡镇级政府权力清单公布。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行政执法重心下移，加大基层政府依法行政考核力度。

第三，保证公平公正司法。加强基层法庭建设，强化基层司法队伍建设，将更多地人力、财力投入到基层司法机构，改善办公条件，解决“案多人少”现状。

（二）培育法治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社会基础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和动力源泉，决定法治建设的方向。基层法治建设必须抛弃“权大于法”、“情重于法”、“利先于法”的错误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实用主义”错误倾向，培育法治文化，坚守公平正义。

提高基层党员干部依法办事能力。切实注重培育基层党员干部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积极引导他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优先提拔重用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的基层干部，积极选派优秀法治人才服务基层，扎根基层。

培育基层群众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全民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切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制定普法责任清单，对普法工作实行量化考核。突出法治宣传重点，紧密结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部门实际，紧紧围绕基层工作实际，充实和完善法治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法治宣传形式，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律送到群众手中。

（三）协商共治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和趋势

公众民主参与和协商共治是社会治理区别于以往“管理”或“统治”模式的外在表征。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注重公众民主参与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参与建构社会秩序以及基层社会自治制度的完善，促进社会治理朝向协商共治的状态迈进。

1、 引导基层依法自治。抓好基层现有民主法治制度的执行和落实，鼓励群众依法参与村级事务管理，通过抓好制度执行落实促进村级事务管理法治化、规范化。进一步制定、细化村（居）委会具体承担的行政性事务的职责清单，推广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对准入清单内的委托项目，应按照政府向村（居）自治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实行权随责走、费随事转。

2、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党的领导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的最根本保证。推进基层治理创新，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把握方向、模范带头、协调各方的战斗堡垒作用，引领基层工作依法开展、基层事务依法办理、基层关系依法理顺、基层问题依法解决。

3、注重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建设，推行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环境，确定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主体资格以及监督管理制度，强化对基层社会组织的监督和管理，提高其服务社会的能力。创新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健全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机制，促进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良性互动。

4、扩大和深化公民参与。一是增进政民间的信任程度。核心环节在于将公共决策的制度和实施公开化、透明化，实现公共决策程序化。二是拓宽公民的参与渠道。采用座谈讨论、网络商议、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使不同利益群体充分表达意见、集思广益，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并举的方式寻求最佳制度设计。三是扩展公民的监督权利。把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作为评判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的根本标准，进一步量化评价指标。

（四）法治队伍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保障

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基层干部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为民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提升基层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基层矛盾、解决基层问题的能力水平。选拔法治观念强的党员担任支部书记，注重从有法学教育背景的高校毕业生中录用大学生村官和选调生，探索退休法治干部到基层组织任职模式。

完善基层法治机构人员配备和工作队伍建设。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基层法治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健全经费保障和物质装备。加强基层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全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构建村（社区）一级法律服务网络平台，尽快形成法律服务中心、站、室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五）信息化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手段

信息化建设成为目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主要手段。要大力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进程，推进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和“网格化管理”两网融合，建立源头信息一次性采集机制和“三级流转处理”机制，形成快速、灵敏、及时的反馈和协同处理的双向系统，构建统一的基层社会治理网。

基层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艰巨繁杂的任务。我们相信，坚持创新和法治并举，基层社会将实现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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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蒋传光 法治思维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 东方法学 2012（5）.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3

【关键词】外来人员;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路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同时随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深入，农村生产率得到很大提高，出现农村生产劳动力的剩余，还有城市经济的增长又不断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这致使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外来人员管理仍然是城市管理中的难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和谐发展。因此在城市外来人员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各大城市必须要重点加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积极创新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法，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城市外来人员管理水平，进而促进城市社会的和谐进步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

随着城市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口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和谐发展。首先，违反工商、市容、卫生、税务、计生等政策法规现象突出，那些从事个体饮食经营、贩运蔬菜水果等活动的外来人员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随意挤占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沿街吆喝叫卖，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和交通秩序。其次，许多外来流动人口无任何劳动技能，找不到任何正当职业，走上了歪门斜道，盗窃、诈骗、抢劫等侵犯财产型犯罪较为突出，作完案就离开，严重影响了城市治安。

二、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

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但是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外来人员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

（一）能够有效保障外来人员的基本权益

城市外来人员是城市人口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城市人口，他们处于一定的弱势地位，很多人都觉得外来人口来自农村，没有多少见识，到了城市里面敢的又是重、脏，累、苦的活，因此便把外来人视为低本地人一等，城市外来人员的工作权、受教育权等常常受到侵害。而外来人员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外来人员的地位，使其更好的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同时还能够真实了解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自身权益。

（二）有助于城市社会和谐发展

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大问题，再加上外来人员的弱势地位，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冲突越来越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有助于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的和谐相处，例如城市外来人员通过参与社区居委建设，一方面能够使社区居委了解外来人员的真实状态，并且根据外来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管理措施，这样能够有效提高外来人员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外来人员通过参与社区居委管理能够积极参与居委会举办的各类活动，这样有助于外来人员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沟通，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助于城市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有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

外来人员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市外来人员管理的不完善，外来人员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外来人员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管理能够有效提高外来人员的主人翁意识，同时还能够有效解决外来人员在城市生活中的难题，使其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这样能够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利益，有效推动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城市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管理效果，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一）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是城市外来人员管理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影响外来人员管理效果的重要问题。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一些城市外来人员认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与自身关系不大，那是城市居民的事情，进而参与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不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基层管理的效果。还有一些城市外来人员对社会基层管理认识不足，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基层管理对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参与社会基层管理是外来人员的责任，认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的对象是城市居民，对于他们这种外地人没有多少作用，从而不会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管理。

（二）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不完善

完善的制度是一切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但是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例如到目前为止，很多城市并没有建立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约束机制，从而无法充分约束外来人员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管理工作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基层管理的效果。还有很多城市的社会基层管理权力机制不完善，社会基层管理的权力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居民手里，并没有放权给城市外来人员，这样就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

（三）沟通机制不完善

完善的沟通渠道是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途径，但是实际调查中发现，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沟通机制还不是很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与社会基层管理部门的沟通。例如社会基层管理中的沟通反馈机制比较单一，外来人员只能通过一种沟通渠道来反映自己的真实想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沟通效果，不利于社会基层管理水平的提升。还有很多城市的沟通反馈机制不是完善，很多外来人员在参与社会基层管理过程中通过沟通渠道反馈自己的意见时，但是经常得不到应有的反馈，这样就直接影响了外来人员向社会基层管理管理部门反馈想法的意愿，不利于社会基层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

随着城市外来人员的不断增多，外来人员在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有关城市部门应该要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研究，积极完善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外来人员与城市的和谐共处，进而推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外来人员的合法权益

作为保障我国所有劳动者劳动权益的法律的《劳动法》存在着可操作性不强、对劳动者保护力度不够等缺点，因此我国政府部门应该要单独出台《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重点明确外来务工人员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严禁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平等就业权、同工同酬和休息休假等福利待遇。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将外来务工人员依法纳入城镇的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方面的社会保障范畴之中，使外来务工人员享有社会保障权益。比如，制定统一的《外来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条例》《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条例》等法律法规，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范围;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城镇的医疗、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依法享有医疗、失业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权利。除此之外，我国政府还应该加强修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进一步明确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在城镇工作地、居住地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府应为外来务工人员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提供相应的物质保障，以确保其真正享有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

（二）加强宣传，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

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的基础，因此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应该要加强宣传，提高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积极性。首先，社会基层管理部门应该要组织专门的人员深入到各个社区基层宣传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管理的重要性，使其认识到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对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其次，社会基层治理部门还应该加强与宣传部门的合作，印刷一些包含社会基层管理知识、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重要性等知识的海报以及宣传册，并且组织人员去各大外来人员集中社区发放给城市外来人员，这样能够有效增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识。

（三）建立与健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重要保证，因此城市有关部门要根据城市外来人员的实际情况建立与健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制度体系。首先，城市有关部门要建立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责任制度，严格明确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是外来人员的责任，这样才能提高其认识，主动参与到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中，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城市有关部门还应该要建立严格的监督制度，严格监督社会基层治理工作，严防城市居民排外现象的出现，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城市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四）积极完善沟通反馈机制

完善的沟通反馈机制是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工作积极性的基础，以此城市部门应该要在现有的沟通反馈机制的基础之上完善沟通反馈机制。首先，城市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拓展沟通反馈方式，例如机制、电话沟通、网上沟通等多种形式的沟通反馈机制，这样能够给外来人员提供一个科学合理的沟通平台，外来人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其次，城市政府部门还应该要进一步加强反馈响应机制的完善，有关部门在接到外来人员反映以后必须要第一时间就要给予响应，必须要根据反映的问题及时制定处理措施，这样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外来人员的难题，从而促使其更加主动的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促进城市的发展。

（五）创新体制机制，为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基础

传统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城市政府部门应该要进一步创新社区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为外来人员提供更多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机会。首先，城市政府部门应该鼓励各大社区应该要成立专门的外来人员管理部门，并且要严格明确外来人员管理部门的职责，聘请有代表性的外来人员担任外来人员工作部门工作，这样能够有效调动广大外来人员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城市社区管理水平，为城市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政府还应该要积极转变社区居委会职责，一方面要继续做好城市居民的服务工作，另一方面，各大社区居委会还要进一步做好外来人员的服务工作，这样能够让外来人员感受到来自于城市的关怀，使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去，从而能够有效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加强社区管理与企业单位的协调发展

在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不断加大的今天，社会小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互不认识、互不往来，他们彼此隔离，并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的社会联系淡漠，社会资源难以转化为社会资本，不利于个人生活服务和精神家园的建设，也不利于和谐社区的建设。因此各大社区居委会要注重单位的社会管理，强化单位的社会管理责任，一方面要促使单位很好地维护外来职工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另一方面，各大社区居委会还要进一步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沟通，鼓励和支持单位参与社区建设，为社区服务管理贡献力量。

五、结语

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外来人员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时由外来人员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在新时期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部门应该要积极转变传统的思想，积极引导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制定科学合理的外来人员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完善沟通反馈机制，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外来人员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促进城市的和谐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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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4

关键词：转型社会；现代化；基层社会；综合治理

基于现阶段国内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计划经济色彩浓烈化，以及长期以身份制为运作基础等实况，提出了社会转型的建议。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探索性是极为显著的，加剧了多样化社会问题与矛盾形成的概率。治安模式的建设与实施，是降低与防治犯罪出现的有效对策。本文以转型社会与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为论点，展开相关论述。

一、基层社会治安特征

一是流动人口逐年增多的问题，加大了治安管理的难度；二是失地人口数目增加，失业率逐日攀升，使治安管理存在诸多隐患；三是犯罪主体年轻化特征显著，基层社会法制教育工作的开展迫在眉睫；四是犯罪方式多样性问题，此时基层治安工作应该践行科技化发展路线；五是群众民主、自主理念不断加强，、调和工作质量被削弱。

二、影响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因素

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现出系统化特征，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影影响其运行效率的原因是多样化的，归根到底是做好个体教育与引导的工作[1]。只有在个体道德素质提升的情况下，其才会知法懂法，此时犯罪率才会被压缩。现阶段，影响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因素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法制观念不健全；二是防治体系缺乏完善性；三是素质教育工作力度不足。

三、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

（一）市场化

综合性始终被视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征与优势所在。在社会转型不断提速的进程中，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取代，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综合性”目标的实现绝非是计划经济手段作用的结果，而是主动践行市场化路线，将社会治安工作的市场吸引力彰显出来，借助不断运行的市场机制，去达到建设现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的目标，这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的有效措施。

通常情况下综合治理工作的市场化可以做出以下的诠释：一是资金来源途径务必体现出明确性，无论是企业还是纳税人均应该拥有支配治安服务的权利，政府机关应将自体职责发挥出来，将辅社会资金供应给治安项目，宗旨在于减缓社会群体的经济负担。若有群众需要私人保镖这类特殊治安服务，其应该承担一定的费用[2]。二是政府可以借助招投标的形式，将资质深厚的保安公司择选出来，使其具备对某区域管理的责任，政府机关只负责投入资金采购某保安公司服务。欧美等发达国家推行的私人保安公司、监狱机制所取得的治理效果是极为可观的；三是政府机关借用扶植、栽培、引导等方式，以市场运转为为媒介，达到对额外治安服务管理的目标，此时基层大众不仅仅获得最基础的治安服务，也能够以市场为媒介获取到高质量治安服务内容。

（二）法制化

从很大程度上讲，法制化程度可以被视为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转型发展的标识。总结长期的工作经验，可以发现综合治理工作法制化线路的开通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内容，其也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过程中的难点问题。

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转型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党中央实施的政策体制所取得的成果是差强人意的，但是各基层机构积极学习由全国人大编制与发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是不可忽视的工作环节。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法制化目标的实现初期，各省市应先率先落实地方综合治理土作法规体系的工作任务。只有在立法机制优化的情况下，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才能够被整合进法制轨道中，践行依法管治的路线。与此同时，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应该体现出严格、紧凑特征，其主要是受治安管理工作性质所影响。此外，在对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应该重视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性，以亲近的方式方法达到强化群众自律性的目标，使其主动的进行自我思想道德教育，为“十大平安”建设目标的实现注入活力。

（三）社会化

社会化是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转型的一类可行途径之一。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程中政府机关的职责给予高度重视，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权利赋予给政府，政府机关权职目标的实现对社会化方式表示出强烈的依赖性[3]。可以被笼统的理解为政府机关将自体基础型治安服务的一些权责移交给某些社会组织，以此途径构建出由国家政府组织引导、社会防治、个体预防以及有偿治安服务体系的多元性防控机制。本文所提及的社会组织，可以是政治国家，也可以是由市民社会构建出的多样化组织，但通常为企业与社团，常见的有社工组织、保安公司、私家侦探社等。

应该重点做出强调的是，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社会化与分解、平摊政府社会治安工作责任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性。比如过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每一时段均构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谁主管，谁负责”规则等，可以片面的认为其将治安责任平摊，寻常企业与个体好像被强制性的施加一定的责。所以上述管理方式的应用是值得推敲的，但是绝非不是怀疑“谁主管，谁负责”规则实施的可行性，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其均可以被看作是“目标管理”模式，发挥的作用还是正向的。伴随着社会转型速率的不断提升，原属于“计划经济”模式的成果应该转型到社会化、市场化进程，这是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追随。

四、结束语

总之，国内社会转型阶段，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面临的问题是多样化的，将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转型为法度体制，以及构建长效型管理运转体制，这均是值得研讨的问题。务必要以建设和谐社会需求为基点，从实践与理论层面出发，践行市场化、法制化、社会化管理路线，从根本上处理上述问题。

参考文献：

[1]尹寒娇.依法治国提高地方社会治安综合防控能力[J].学理论，2015（07）：19-21.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5

一、基层社会管理中的法治化需求城乡社区是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基本依托，基层社会管理主要体现在对社区社会事务的管理。为使管理有序、有效，应以社区建设为平台，实现依法管理、制度管理，充分发挥其基础作用。 （一）社区管理体制建设的法治化需求 社区管理体制是指社区的组织结构及其制度体系。 我国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 不管什么形式的社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都面临人口复杂化、利益多样化、服务专业化等诸多新问题，因此，社区管理体制的协调运行更需要法治规则和秩序。首先，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建设。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社区的组织结构、管理主体、管理权限、管理责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在城市，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打破了以“单位”为载体的行政组织化管理，公众的参与和自治成为社区组织管理的发展趋势，有待健全法制，形成行政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相结合、政府行政功能与社会自治功能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在农村，随人口流动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面临新建社区、社区功能转变、社区服务提升等新挑战，社区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都有待依法创新。其次，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运行。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总体要求，社区管理体制应实现政府引导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的结合，政府的规划指导、社区的议事决策、民主选举以及社区事务的管理、监督等活动都需要依法进行。再有，社区管理体制应依法保障。社区管理体系应适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创新社区管理体制方面，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对政府行政过程的监督，都应该以法保障。 （二）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法治化需求 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工作的直接承担者，肩负着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等责任。社区工作的依法开展，是推进社区法治化建设的关键。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尚不完善，从事社区工作的人员构成复杂，没有形成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的社区专职工作队伍，不能适应新型社区建设的需要。为此，在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上，一方面，需要从法律上明确社区工作者的职业身份，对其职责、权益加以规范，另一方面，需要对社区工作者队伍加强法治教育，促使社区工作能依法而为，推进社区建设的法治化。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既需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学法制度，不断提高社区依法决策、依法建设的水平，还需要大力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切实加强对全体公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同时，法制教育是社区法治化建设的基本保障，只有通过宣传教育，才能使广大基层群众真正懂得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懂得依法律己、依法维权，从而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三）社区矛盾纠纷解决的法治化需求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而这些矛盾大多是群众日常性的矛盾，更多地集中在基层，社区也成了矛盾的集中地。当前，社区内出现的矛盾将呈现内容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原因复杂化的新特点，社区矛盾既涉及婚姻、家庭、邻里、财产权益等民间纠纷，也涉及劳动保障、下岗就业、拆迁征地等社会纠纷。这些矛盾纠纷涉及居民、相关经济组织、政府等多方利益，调解难度大，容易激化，从而导致基层社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重。同时，在社区还存在大量弱势群体，如老龄人口养老问题、下岗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妇女儿童特殊保护问题，这些群体更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也需要社区具备相应的功能。要化解社区矛盾只有依靠法制，只有把社区各项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以民主化、法治化促进社区建设和管理，才能维护社区社会稳定，保障社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顺利发展。 二、法学教育与基层社区法治需求的有效结合 （一）地方高校法学教育的发展设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法学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经历从职业教育———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演变过程。就法学教育整体而言，学校类型、办学条件、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标准都存在很大差异。法学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虽然这种现象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法律的现实需求，但另一方面也给各法学教育单位带来了适应市场竞争的挑战。当前，法学教育越是普及，规模越是扩张，特色办学价值就越是凸显出来。作为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尤其是本科层次教育，怎样在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上，结合地方法治需求，办出地方特色，是引人深思的。从时展背景来看，法学教育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我国法学教育承担了三大历史任务，一是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需要，围绕司法改革，为立法、司法、执法环节提供高素质的法律人才；二是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通过普及法制教育，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三是发挥法学教育社会服务的功能，结合社会的法治需求，为社会提供法治研究、决策咨询、司法实践和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在定位选择上，应充分与地方法治建设的需要相结合，更注重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从社会发展需求来看，法学教育应根据各自学校的类型、层次、办学传统与条件等实际情况，确定各自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地方高校作为地方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应与当地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基于基层社会管理中存在的多种法治需求，法学教育可以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协同作用，在发展教育型法律的同时，让老师、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走进基层，通过参与基层社会法律服务，实现真正适应社会法治需求的人才培养。从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来看，法学是实务性科学，在进行知识性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学生的亲身体验与实践培训，而且这样的体验和培训应贯穿学习的始终，不是靠随意的毕业实习等环节就能完成的，需要长期性与稳定性。如果法学教育能以基层社会管理为平台，通过与基层社区建立长期稳定的协同关系，那么在服务基层社会管理的同时，法学教育既能发挥专业教育优势，又能将专业教育融入社会实际，适应法律职业的现实需要。#p#分页标题#e# （二）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需求的有效结合 为实现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需求的有效结合，有必要进行各项资源的整合，包括知识的整合、人员的整合和服务平台的整合。 1.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需求应进行知识的整合。所谓知识的整合，是将专业知识与社会知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课堂知识与社区知识有机融合，使之更具条理性和系统性，从而实现教育的知行合一。法学教育除了强调法律知识和基础理论学习外，更重要的在于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要的特有思维方式和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是离不开社会的。如美国法学教育界认为法律是一种渊博的社会之学，学生学习法律之前必须有较成熟的思想，才可能对法律有深入的理解。当前，我国法学教育是建立在一种“大司法”观的教育理念之上，即法学教育是广泛地为全社会各领域培养法律人才，为此，法学专业知识与社会知识是密不可分的。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接触的是社会基层，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里有形形的人、形形的现象，存在很大的社会学习空间。 2.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需求应进行人员的整合。基层社会管理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明确领导主体、管理主体、协同主体、衔接机制和考核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同时，基层社会管理涉及政策、法律、政治、经济、心理等多方面知识，要求工作人员在专业知识、协调能力、组织技巧和心理应对等方面具备较高的素质。而当前，我国基层社区的管理普遍存在任务繁重、人员紧张、队伍不稳定的问题，很多基层工作人员结构单一、素质偏低，有些临时聘用人员，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同时基层工作人员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其身份、权责、工作形式都有待明确。基层社会管理进行人员的整合就是一方面应以基层社会管理为平台，整合包括政府、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合作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应重视基层法治需求，重点发挥高校法学人才的专业优势，以协同主体的身份融入基层社会管理，为基层社会管理提供相关知识和业务帮助。高校学生有理想、有知识、有热情，参与基层社会管理，既充实了基层社会工作队伍，又能充分学习与锻炼，为日后成长奠定社会基础。 3.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需求应进行服务平台的整合。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政府主要负责的是服务，通过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确保职能部门形成运转协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合力。法律服务属于社会服务之一，在基层，法律服务提供主体具有多元化趋势，既有社区律师事务所、基层司法所等正式主体，也存在大量的基层法律服务所等非正式主体。在这些众多的法律服务主体中，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有的主体具有专业化、职业化优势，如律师事务所、司法所，但有时与基层实际需求不相协调，尤其在我国农村社区，因为诉求成本因素的考虑，在选择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时候，更倾向于借助民间习惯和风俗取代抽象的法律条文；有的主体具有符合公共利益、满足群众切身需要的优势，如基层法律服务所，但其没有存在的法律依据。很多基层法律工作者在普通民众“获得司法救济”的道路上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不具有专业的法学教育背景。尤其是在广大的基层农村，很多法律工作者是当地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德高望重的人组成，不能满足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高素质要求。培养法律实用型专业人才是法学教育的目的之一，由法学学生在基层社会管理中提供法律服务，一方面可以弥补律师等专业人才高价位服务标准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弥补基层法律工作者缺乏专业背景的不足。要实现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需求的结合，有必要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服务平台，明确学校教育与基层社会工作的衔接方式。为此，需要将基层社会中多种法律服务主体进行整合，根据不同层次的法治需求来明确各服务主体的服务范围，如涉讼纠纷由律师事务所、司法所等职业主体负责，民间调解、法制宣传等法律服务由基层法律工作者、法学学生承担。 三、法学教育服务社区法治建设的实现途径 社区法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既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的法律素质，也为社区的健康发展、有序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直接以地方社区建设实际为依托，可以在基层社区的法治规划、法治宣传和法律援助等方面发挥作用，促进社区法治建设的完善。 （一）基层社区的法治规划 当前，我国已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两部基本法律，在推动城乡村（居）民自治、村（居）民民主、村（居）务公开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两法”中涉及的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决策机制和村（居）务管理工作的开展等问题需要结合社区发展实际，就实施方式、实施过程等进行具体规划。为此，基层社区进行法治建设，首先应进行法治规划，应依据基层社区的地域特点、文化特点和村（居）民特点等，明确依法治区的目标、方式及步骤。在基层法治规划中，地方高校可以社会协同主体的身份，参与基层调查、制度建设和民主监督等工作。以民主选举制度为例，就候选人的情况宣传、基层群众的需求调查、选举人的培训等问题，都可以由法学学生承担。同时，在民主决策机制中，涉及议事规则、听证制度等规范化问题的法学师生也可以参与进来，负责制度建设的咨询、建议和起草工作等。如村（居）务听证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保证了村（居）民行使当家作主、直接参加民主管理的权利，但这项制度在实践中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听证参与人没有真正发挥听证的作用，如果由法学学生参与听证过程，负责听证宣传、监督等工作，有助于听证制度的实效发挥。 （二）基层社区的法治宣传 基层社区进行法治建设，需要有效的法治宣传，并且这种宣传需要长期性和稳定性。如果由地方高校的法学学生承担基层社区的法治宣传工作，既有助于国家基本法律在基层的落实，又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在宣传的形式上，可以采取日常性宣传、阶段性宣传和重点宣传相结合的方法。日常性选传是广泛地普法式宣传，主要通过布置法制宣传栏、印发宣传手册、宣传单的方式进行，以便广大基层群众了解我国的宪法和基本法律。阶段性宣传主要是结合我国某阶段的立法动态，就新法律的颁布与实施进行重点宣传，可以与报纸、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相结合，采用表演、布置展台等方式开展。重点宣传是与基层群众的现实法治需求挂钩，通过走村入户的方式进行宣传。如在基层进行换届选举时，广泛深入地宣传村（居）民自治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程序步骤，有针对性地解决村（居）民在自治过程中碰到的疑难问题。还有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就城市房屋拆迁补偿、基层群众社保医疗、劳动保障、失业救济和公共服务等热点问题进行宣讲，让广大群众了解我国的法律，从而增强法律意识，更好地规范行为。#p#分页标题#e# （三）基层社区的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在基层社区，存在一些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处于弱势地位群体，主要是由孤、寡、残疾、下岗、失业、农村失地、失保等人员构成，他们在维权、经济收入、个人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 法律援助通过向这些缺乏能力、经济困难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使他们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护。地方高校法学教育可以以社区为基本单位，通过直接在社区建立法律援助站，开展法律服务。地方高校可以与当地司法局合作，以小分队形式，在周边基层社区设立法律援助点。 通过这种免费的法律服务的实践性教学模式的开展，既可以使更多的群众获得免费的法律服务，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又可以解决法学实践性教学的案件来源问题，使学生接触更多的，不同类型的案件，从而多方面锻炼学生法律职业能力。综上所述，基层社会管理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微观基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需要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形式。 基层社会管理通过调动一切社会协同力量，有助于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 地方高校作为重要的协同力量，有必要通过专业优势、人才优势的发挥，尝试“校区合作”管理，促进社区法治化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6

关键词：基层治理；接班人；利益激励

解决“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体现我国“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途径和重要目标，而且，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也是“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大力推行民主建设，发展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发展基层直接民主，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民主素养，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创造条件。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这就是实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村民进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村民自治已成为当今中国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着大量问题阻碍了农村基层治理的发展。所以如何在农村整体化改革进程中，提高基层治理的水平和力度，是问题的关键。

一、存在的问题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自身存在很大问题。乡村治理功能弱化甚至瘫痪.在短时间内农村很难自觉和自发的完成基层治理的法治化。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基层社会管理、基层公共服务以及村民参与问题上，归根结底仍是基层治理能力不够。为了改善这一局面，需要我们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重新认识农村的公共服务、提高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带来的村民候选干部危机

现代化工业技术的发展，大量外资在城乡进行投资建厂，在促进农村生产力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农村的很多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村民收入得到很大程度的增多，大量的农村人口搬到居住环境相对较好的城市生活。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土地变成水泥地、高楼大厦，农民的土地收入相对于在企业和工厂的收入较少，造成了我国这一人口大国无人种地、有地没人种的农业危机。大量成年人在外学习并留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年轻人处于“离农状态”，农村“老龄化”和“少龄化”问题严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更多的选择在城市买楼房、工作。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逐步减少，是造成了候选村干部危机的直接根源。而且，在科学技术带动经济发展的今天，村民干部自身素质教低，很难带动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在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宏观进程下，村民候选干部的匮乏会是一个长期性存在的问题且具有不可逾越性。

（二）村干部对村民定位带来的农村基层治理危机

首先，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在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离乡潮”的出现，大多数年纪较大的留在农村，很难将自己定义为历史主体，主人翁的地位，再次，农民自身政治素养比较低，基层治理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很少表达自己的意愿，虽然大多数农村都有政务公开栏，但村民不懂甚至不关心，不过问的局面。农村干部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只注重完成自己任期内的成绩，只认识到农民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性，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占全国大多数的农民对政治变迁的意义。没有带动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村民的权利被弱化，形成一种单向式的压力型政府。村民很少提出意愿和意见，甚至村干部很少接受村民的意见。被治理对象的意愿构不成决定性要素甚至无足轻重。所以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村干部并没有根据市场化来进行乡村建设，只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被动式接受，很难有创新性发展。而且村干部存在“天高皇帝远”的心态，干好干不好一个样。

（三）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旧的农村治理体制使问题复杂化

戴维・奥斯本认为：政府决定社区、州和国家的发展前途；它们进行更多的决策在于使更多的社会和经济机构行动起来，保证其服务能满足社区的需要。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正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民不再是均质的社会群体，农村也不再是单一的同构性社会；农村多元利益主体的格局逐步形成，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农村不同社会阶层间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化；农村中社会公共生活危机显性化，一些问题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矛盾的焦点。由于人力、财力与物力的局限性，农村基层政府应对危机力不从心。

（四）村民直接选举带来的领头人自身问题

以前的村干部是由乡镇政府指派村干部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务，村领导对政府指定的工作都能执行。在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从而使村委会和乡镇政府之间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村民自治使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约束力大大降低。所以乡镇政府有时候会根据现任村长对乡镇的态度来决定是否推迟选举。其次，在农村选举过程中，由于地域的限制，在选举过程中形成了受家族或宗教影响，村民更愿意选择自己本家同姓的人当选；在选举前，候选人可能会对选民进行拉拢，改变其选举意向；或是选大姓来做村领导，不强调村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治理能力等一些实质性的要求。在一些偏远地区，这种问题更加突出。

（五）经济待遇和政治升迁：利益激励带来的领导人危机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村干部收入相对于东部地区村干部等公务员的工资待遇较低，工资待遇存在地域性和阶层性差距，在农村工作的人对现状不满意，这也是造成很多基层干部通过各种考试去发展比较好的城市或者晋升职位的原因；其次，现行的《公务员法》规定：“工资与职级挂钩”，最近出现的公务员”晒工资单”现象，近几年来物价几番上升，但是工资没有根据形势变化而相应地变化，很多公务员对工资不满，不能满足自身需求。这一问题也造成很多人不愿意到基层工作也不愿意到西部偏远地区工作。

第二，不仅基层工作人员经济待遇相对较低，从政治前途上来看，基层工作人员缺少晋升机会，晋升岗位有限，竞争力非常大，有些地区的村长一直在村里任职，一方面因为在基层压力小和家庭原因；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晋升机会小，多年一直在基层就职。所以，现在很多年轻公务员很少选择到基层工作，导致基层干部接班人缺少年轻力量。

二、改进策略

基层治理接班人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就目前情况来看，改革是推进解决基层治理“接班人”问题的关键，在城镇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如何满足基层接班人的利益需求继而保证基层有接班人是问题的重中之重。虽然农业人口仍占很大比例，但是他们外出打工，不从事农业生产，具有非农性，所以提高农民经济收入，改进基层工作人员的待遇，完善基层选举制度，进一步深入理解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进程，进一步转变基层政府职能促进新型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完善新型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与运行效率。四是，进一步培育与提高村民治理意识与能力。更多还原基层治理的本质，不断提高利益激励机制，才能更好的解决农村基层治理接班人问题。（作者单位：聊城大学）

参考文献：

[1] 赵守飞，汪雷.农村基层治理：问题、原因及对策[J].兰州学刊，2010，（3）；94-98.

[2] 邓大才.小农政治：社会化小农与乡村治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7

关键词：农村；社会转型；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2-0009-02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基层治理的学术研究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就研究内容而言，多集中在乡村治理的外部条件、内在机制和改革探索这三个方面。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角度，特别是从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的角度开展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的研究成果不多。就研究层次而言或开展宏观研究，从以上层制度、政策演变为中心开展宏大叙事式的铺陈论述；或以典型乡村为个案，开展于乡、村微观实证的研究。在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中，综合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分合、互动研究不多。

一、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的重要特征就是“变革”。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是巨大而影响深远的。以农村土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推动了农村的社会转型。可以说，中国农村正处于经济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发展是这种转型的最显著、最深刻、最普遍的特征。农村的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等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的现代性转型改变了乡村社会的乡土文化、传统观念和社会治理体系。社会转型使农村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怎样构建与农村多元、分化、流动和开放相适应的基层管理与组织方式，怎样建构一种制度化、秩序化、不断开放的农民参与基层治理的机制，推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据此，社会建设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关键问题

要开展社会建设视域中的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应该深度分析社会转型和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社会转型与社会建设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推动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重点分析三个问题。一是农村社会正在经历怎样的社会转型？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到底呈现出何种新的特征？以农村阶层分化为例，在农村中除农业劳动者外，还有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社会管理者等不同阶层。这些阶层在社会转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有怎样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诉求？

二是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流动的趋向、社会组织的构成、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化等对基层治理带来了哪些挑战？和传统的农村社会治理比有什么样的异同点？比如随着农村社会流动的加剧，社会分化、就业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异质性也逐步增加，农村社区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村庄的半熟人化程度加剧。面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传统的治理方式是否适用？社会治安如何保证？村民自治如何有效开展？这对当前农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任务。再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一些传统的农村社区逐步兼具城市社区的特点而成为过渡性社区。对于过渡性社区如何治理？

三是这些变化给基层政权改革以及农村社区建设带来了哪些新的机遇？社会转型的加速，必然将乡村社会进入更加开放的社会体系中。农民接受了更多的信息资源，视野更加开阔，公民素质得以提升，价值观念更加开放、行为模式更加民主，主体意识更为强烈。社会转型提升了农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更加要求分享权利，参与治理。“农民对个人利益的认同、维护和追求是乡村社区民主得以内生和发展的基础。毕竟在乡村社区中，所有的群体和社区利益都直接或间接与村民个人利益相联系，最终都可能转化为个人利益，并促成农民采取一定的行动。”[1]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组织也在大量涌现。这些都为多元参与新形势下基层治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2.社会转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内在机制、存在问题与原因

重点要考察社会转型中“乡政村治”模式的内在机制及其局限性。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空间。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乡镇政权的运行机制、乡镇政权与县级政权、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乡村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持机制、乡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工作任务的执行机制、乡村政权面临的困难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压力型体制下农村基层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乡村关系紧张化、基层政府的公共管理缺失、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作用有限、个别村庄过度自治化等问题的原因。

以乡村关系为例，目前乡村关系多为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乡镇党委统筹乡镇工作，工作机制多为任务分解制。一般由乡镇党委布置中心工作，然后任务和指标进行细化，分解到各村，并与各村签订目标责任书，保证任务的完成。在压力型政权模式下，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村民委员会在事实上承担了行政和自治双重职能。在发生矛盾时，村级组织的自治职能多让位于行政职能。这样实际上抑制了村级自治组织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不利于农民更好地参与基层治理。

3.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与发展趋势

重点要分析在社会转型中如何从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角度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和发展趋势。在新形势下，农村基层治理不应仅仅依靠政府进行高度集中的单向行政管理的行动，它应该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互动的治理过程，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这种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这样才更加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我们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分析和总结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改革创新的实践和经验。比如很多地方创新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开展试点撤销建制村，建立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成立农村社区党委与社区居委会负责社区日常工作，同时鼓励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满足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成为农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凝聚力和认同感不断增强。对于此类农村社区多元参与建设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进一步对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加以分析。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村基层治理应该以农村基层政权职能改革为核心，以农村社区建设为重点，以农村社会建设为抓手，重塑基层治理框架，推动“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的模式转换，构建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新体制。这需要重点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乡村共治的模式下国家权力体系在基层如何有效延伸，乡镇政权的主导作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有效运行的机制和路径有哪些？如何在实际的治理中以解决好乡镇政权的有限主导性与职能的合理性问题？二是探讨基层自治空间与自治能力，即构建乡村治理的横向网络结构。社会转型背景下，治理主体更为多元，村民委员会、村级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农村社会组织、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织乃至农民个人都可以参与乡村治理。如何把多元主体的作用更好地发挥出来？农民、社会组织、农村社区之间平等协商、互相合作、良性互动的治理机制、规则和方式是什么？三是探索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即如何有效发挥基层政府与社会组织及农民个人的积极作用，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构建与农村社会转型相适应不断开放的、制度化、秩序化的农民参与基层政治的机制，形成民主合作的善治结构。

三、社会转型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创新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一，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在研究中要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思路与建设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采取将宏观研究、中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根据实证和典型案例的调研，结合理论的反思和分析，提出具有说服力的新结论。第三，运用“国家―社会”分析理论展开分析，深入揭示国家政权与乡村民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农民与国家、社会、村庄之间的协商合作，探讨包括农民、民间组织与国家政权在内的所有国家和社会力量对中国农村的共同治理的新模式。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8

一、我旗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情况

我旗目前的基层综治组织由综治办、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调委会、治保会、联防队等基层组织构成。全旗有公安派出所26个，司法所25个，调委会282个，治保会282个，专职治安员150人，联防队员4万人。

多年来，我旗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常抓不懈，使我旗的基层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在人民调解、信息上报、治安防范、平安创建、流动人口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我旗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社区）综治室、警务室、调解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沿阵地，是政法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的关键。基层政权组织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基础。党和国家所有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所有先进理论的贯彻和宣传都离不开基层组织，否则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的政权建设，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

三、我旗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开展工作情况

我旗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紧紧围绕旗委历次全委会(扩大)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和“平安前旗”建设为载体，以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和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创新思路，抓实各级基层综治维稳组织、治保会、调解会和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突破了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瓶颈，建立了多层面、覆盖全社会的治安防控网络和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格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信访案件、安全生产事故等保持平稳态势，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安全感普遍增强。各阶层、各行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激发，团结一致干事业、齐心协力谋发展的氛围基本形成。XX年1月，被自治区命名为“平安旗县”。

四、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总体情况

目前，全旗基本建立了综治工作专业队伍，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治保、调解、巡逻联防具体抓，党政、警民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但调解机构的调解场所、人员选任、规章制度、物质保障等条件也还不够完善，造成综治人员流动性大。调委会、治保会实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调委会、治保会都是由村委会成员兼任，没有报酬，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由于乡村两级财政困难，缺乏综治经费，联防队员工资相对较低，造成队伍稳定性较差。第三，影响社会稳定因素仍在增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待加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冲突表现越加激烈，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各种犯罪活动仍呈多发态势，特别是侵财类案件多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第四，成立机构较多，一些工作措施的落实还缺乏组织、机制、物质等方面的有效保障。如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成立后，要求综治办、司法所、计生办、林业、土地、武装部各抽调一人合署办公，由于各单位都有上级下达的各项达标工作任务，因此，难以形成集中办公的长效管理模式，工作机制很难协调。目前成立流动人口管理中心，由于人员经费问题，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派出所、综治办具体承担。

2、嘎查（村）委会综治维稳组织

嘎查（村）委会都成立了由党总支(支部)书记兼任主任、嘎查（村）委会主任兼任副主任，治保、调解、民兵、村民小组、共青团、妇女等负责人为成员的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职责、制度、纪律，建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信访接待、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治保和禁毒、调解工作等多个规范性工作台帐或档案。排查调解了大量的水事、赡养、合同、山林、土地等民商事纠纷，疏导了许多矛盾，理顺了多数村民的情绪，为广大村民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部分嘎查（村）综治维稳办，特别是村级组织换届时总支(支部)书记更换的嘎查（村），有些综治维稳工作衔接不到位，该调整的班子成员没有调整，该规范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规范，维护社会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搞清，重经济发展，轻治安防范、矛盾纠纷调处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仍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政法部门，治保、调解主任的工作。综治维稳工作经费偏紧，组织群防群治工作的办法、方式不够，“等、靠、要”的思想明显。

3、治保会、调解会的组织建设状况。

各嘎查（村）成立了嘎查（村 ）“两委”班子成员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或治保、调解主任“一肩挑”，各村民小组长为成员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调解会）。治保会、调解会在嘎查（村）党政组织领导下，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己任，在政法各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努力开展社会治安防范、法制宣传、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帮教吸毒人员和安置帮教劳改、劳教回籍人员，带领组织嘎查（村）干部群众开展义务巡防和邻里守护工作，适时协助政法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确保一方平安，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尽职尽责。

部分治保、调解主任维护基层政权意识淡薄，政治敏锐感不够，对一些危及政权建设的隐患和带苗头性的问题不敏感，如对非法宗教活动、宗族势力、宗派势力和“小”等社会丑恶现象，不闻不问，熟视无睹，不敢理直气壮与之斗争和大胆管理，丧失了原则性；部分治保、调解主任进取心不强，爱岗不敬业，拿钱时气正，理事时气短，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关心不够，“善于”推上了事，滑下完事；部分治保、调解主任工作能力弱，他们主动加强学习滞后，认知的法律法规少，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多，工作效果捉襟见肘；还有部分治保、调解主任有法不依和依法办事的意识淡化，过分强调灵活性、老经验，依法、依规考虑问题、办事少；少数治保、调解主任兼任职务过多，精力难以集中，工作质量不高;此外，治保、调解主任的工作条件与所面临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补贴偏少，事务偏多，工作任务、要求较高，工作经费微乎其微。

4、义务巡防组织建设状况。

建立健全了嘎查村 “两委”班子成员或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团支书和村民代表、部分村民参加负责的，不少于7人的嘎查（村）义务巡防队，在重大节日活动、农忙时节或根据特殊情况、实际任务需要，随时按岗位调动义务巡防队员参与巡逻防范，处置“急、难、险”重大事件，积极维护本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切实保障集体、村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害。

嘎查（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受自身条件和精力、补贴等限制不能长期组织嘎查（村）开展义务巡防工作。义务巡防队和村民小组护村受经费、人员制约不能经常开展巡逻防范工作，造成一些治安防范间隙、漏洞。部分巡防人员怕误事、得罪人，不愿长期参与巡逻防范工作。

五、加强村级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是综治各项工作措施落实的关键，同时对提升“平安前旗”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继续把加强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常抓不懈，确保基层综治维稳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落实、有人负责督促。

（一）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对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在强化基层综治领导责任制上取得新突破。

始终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注重抓好 “一把手”领导责任、综治目标管理考核奖惩、综治工作机构和人员保障、督查督办、责任追究制等“六个落实”。将党委、政府及综治成员单位主要领导的综治维稳工作情况纳入组织、人事部门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作为选拔任用、晋职晋级、管理监督和奖励惩处的重要依据。旗到乡镇党委书记再到嘎查（村）党支部书记层层签订综治维稳目标管理责任状，明确一把手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

（二）进一步明确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总体思路，在创新综治基层工作模式上取得新突破。

以属地管理为依据，理顺基层综合治理工作体制，按照“抓新址、保乡镇、稳牧区”的总体工作思路，突出新址，抓实乡镇，稳固牧区，健全“两级三层多样化”的基层平安建设机制；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量化考核标准，层层分解，落实基层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狠抓确定目标、落实措施、考核奖惩三个环节，实施以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为基础载体的全过程管理。

（三）进一步规范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在提升综治基础建设水平上取得新突破。

要以创建无本地人在当地和外地犯罪；无刑事案件；无吸毒人员；无参加、组织、传播xx活动；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无重大火灾事故；无其它重大安全事故；无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无人参与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活动九项工作为标准。结合实际，制定、完善综治维稳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和治安形势分析、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来访接待、承办督办、领导包办、联席、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工作制度，切实规范好基层基础工作台帐。

要以苏木乡镇（街道）、嘎查（村）和基层企事业单位为基本阵地，以“排查调处、打击整治、防范控制、教育服务、安全管理、平安创建”为主要任务，进一步明确责任、调整举措、狠抓落实。坚持集中排查与滚动排查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基层治安信息收集网络，形成“四位一体、三调联动”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综合采取区域行动、专项打击、分级整治等方法，提高打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摸索建立基层经常性严打长效机制。

（四）进一步整合加强基层政法综治及信访组织，在充分发挥综治平台作用上取得新突破。

在全旗25个苏木乡镇（办事处）统一设立综治维稳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建立“三合一”、“一站式”群众诉求服务平台——综治维稳工作中心，282个嘎查（村）统一规范设立综治维稳工作站。各乡镇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央综治委、中央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上级相关贯彻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综治维稳领导和工作力量建设，明确村级综治维稳组织的职责任务，解决好综治专干不到位、缺位或专干不专职、不干事，精力集中不够的问题，解决好综治专干加强学习，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工作能力、执法水平和领导、指导监督嘎查（村）落实综治维稳责任的问题。

法院、公安、司法、综治维稳办要进一步加大对治保、调解组织和嘎查（村）综治办的指导、管理和培训工作力度，进一步强化法制宣传、治安防范、禁毒防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等涉及民生利益的基层基础工作，尤其要创新法制宣传形式、方法，从多个视点落实制定制法宣传措施，努力理顺广大人民群众情绪，预防矛盾纠纷发生，减少刑事、民商、治安发案，最大限度地增加平安和谐氛围。

各级综治维稳成员单位和旗直各单位，要按照综治维稳工作责任要求，每季度至少深入基层一次，指导、联系、督促好治安责任单位和村的综治维稳工作，努力把基层综治维稳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出实效。

（五）进一步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有效途径，在构建群防群治新格局上取得新突破。

广大人民群众是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基层综治维稳和治保、调解工作源于群众，寓于群众。要认真分析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其创造性。旗、乡镇综治办和派出所、司法所要注意总结群防群治工作的模式、成效，探索“我为人人保平安，人人为我保安全”的邻里互助、守望、巡视或承包治安防范责任的动态防范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自防、自治、自卫能力，纺织起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防控网络。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9

一、我**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情况

我**目前的基层综治组织由综治办、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调委会、治保会、联防队等基层组织构成。全**有公安派出所26个，司法所25个，调委会282个，治保会282个，专职治安员150人，联防队员4万人。

多年来，我**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基础建设，积极探索，常抓不懈，使我**的基层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在人民调解、信息上报、治安防范、平安创建、流动人口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方面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维护了社会稳定。

二、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乡镇综治中心、村委会（社区）综治室、警务室、调解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沿阵地，是政法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并取得实效的关键。基层政权组织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基础。党和国家所有方针政策和工作措施，所有先进理论的贯彻和宣传都离不开基层组织，否则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的政权建设，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利于理顺群众情绪，化解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有利于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

三、我**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开展工作情况

我**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工作紧紧围绕**委历次全委会(扩大)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和“平安前**”建设为载体，以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群众安全感和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创新思路，抓实各级基层综治维稳组织、治保会、调解会和群防群治队伍建设，突破了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瓶颈，建立了多层面、覆盖全社会的治安防控网络和排查调处矛盾纠纷工作格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案件、安全生产事故等保持平稳态势，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不断提高，安全感普遍增强。各阶层、各行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激发，团结一致干事业、齐心协力谋发展的氛围基本形成。2007年1月，被自治区命名为“平安**县”。

四、综治基层基础建设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总体情况

目前，全**基本建立了综治工作专业队伍，形成了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治保、调解、巡逻联防具体抓，党政、警民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但调解机构的调解场所、人员选任、规章制度、物质保障等条件也还不够完善，造成综治人员流动性大。调委会、治保会实行的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调委会、治保会都是由村委会成员兼任，没有报酬，工作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由于乡村两级财政困难，缺乏综治经费，联防队员工资相对较低，造成队伍稳定性较差。第三，影响社会稳定因素仍在增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待加强。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各种利益冲突表现越加激烈，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各种犯罪活动仍呈多发态势，特别是侵财类案件多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第四，成立机构较多，一些工作措施的落实还缺乏组织、机制、物质等方面的有效保障。如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成立后，要求综治办、司法所、计生办、林业、土地、武装部各抽调一人合署办公，由于各单位都有上级下达的各项达标工作任务，因此，难以形成集中办公的长效管理模式，工作机制很难协调。目前成立流动人口管理中心，由于人员经费问题，流动人口管理的主要工作仍然由派出所、综治办具体承担。

2、**（村）委会综治维稳组织

**（村）委会都成立了由党总支(支部)书记兼任主任、**（村）委会主任兼任副主任，治保、调解、民兵、村民小组、共青团、妇女等负责人为成员的村、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职责、制度、纪律，建立了流动人口管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接待、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治保和禁毒、调解工作等多个规范性工作台帐或档案。排查调解了大量的水事、赡养、合同、山林、土地等民商事纠纷，疏导了许多矛盾，理顺了多数村民的情绪，为广大村民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部分**（村）综治维稳办，特别是村级组织换届时总支(支部)书记更换的**（村），有些综治维稳工作衔接不到位，该调整的班子成员没有调整，该规范的工作还没有完全规范，维护社会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意识还没有完全搞清，重经济发展，轻治安防范、矛盾纠纷调处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清除，仍认为维护社会稳定是政法部门，治保、调解主任的工作。综治维稳工作经费偏紧，组织群防群治工作的办法、方式不够，“等、靠、要”的思想明显。

3、治保会、调解会的组织建设状况。

各**（村）成立了**（村）“两委”班子成员任治保主任、调解主任或治保、调解主任“一肩挑”，各村民小组长为成员的治安保卫委员会（简称治保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调解会）。治保会、调解会在**（村）党政组织领导下，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为己任，在政法各部门的指导、支持下，努力开展社会治安防范、法制宣传、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帮教吸毒人员和安置帮教劳改、劳教回籍人员，带领组织**（村）干部群众开展义务巡防和邻里守护工作，适时协助政法机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为确保一方平安，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尽职尽责。

部分治保、调解主任维护基层政权意识淡薄，政治敏锐感不够，对一些危及政权建设的隐患和带苗头性的问题不敏感，如对非法宗教活动、宗族势力、宗派势力和“小”等社会丑恶现象，不闻不问，熟视无睹，不敢理直气壮与之斗争和大胆管理，丧失了原则性；部分治保、调解主任进取心不强，爱岗不敬业，拿钱时气正，理事时气短，对村民反映的问题关心不够，“善于”推上了事，滑下完事；部分治保、调解主任工作能力弱，他们主动加强学习滞后，认知的法律法规少，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多，工作效果捉襟见肘；还有部分治保、调解主任有法不依和依法办事的意识淡化，过分强调灵活性、老经验，依法、依规考虑问题、办事少；少数治保、调解主任兼任职务过多，精力难以集中，工作质量不高;此外，治保、调解主任的工作条件与所面临形势、要求不相适应，尤其是补贴偏少，事务偏多，工作任务、要求较高，工作经费微乎其微。

4、义务巡防组织建设状况。

建立健全了**村“两委”班子成员或村民小组长、党小组长、团支书和村民代表、部分村民参加负责的，不少于7人的**（村）义务巡防队，在重大节日活动、农忙时节或根据特殊情况、实际任务需要，随时按岗位调动义务巡防队员参与巡逻防范，处置“急、难、险”重大事件，积极维护本辖区社会治安秩序，切实保障集体、村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害。

**（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受自身条件和精力、补贴等限制不能长期组织**（村）开展义务巡防工作。义务巡防队和村民小组护村受经费、人员制约不能经常开展巡逻防范工作，造成一些治安防范间隙、漏洞。部分巡防人员怕误事、得罪人，不愿长期参与巡逻防范工作。

五、加强村级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进一步加强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是综治各项工作措施落实的关键，同时对提升“平安前**”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继续把加强综治维稳基层基础建设作为战略性、根本性的任务常抓不懈，确保基层综治维稳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负责落实、有人负责督促。

（一）进一步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对综治维稳工作的领导，在强化基层综治领导责任制上取得新突破。

始终坚持党政主要领导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注重抓好“一把手”领导责任、综治目标管理考核奖惩、综治工作机构和人员保障、督查督办、责任追究制等“六个落实”。将党委、政府及综治成员单位主要领导的综治维稳工作情况纳入组织、人事部门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作为选拔任用、晋职晋级、管理监督和奖励惩处的重要依据。**到乡镇党委书记再到**（村）党支部书记层层签订综治维稳目标管理责任状，明确一把手作为综治维稳工作的第一责任。

（二）进一步明确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建设的总体思路，在创新综治基层工作模式上取得新突破。

以属地管理为依据，理顺基层综合治理工作体制，按照“抓新址、保乡镇、稳牧区”的总体工作思路，突出新址，抓实乡镇，稳固牧区，健全“两级三层多样化”的基层平安建设机制；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量化考核标准，层层分解，落实基层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为载体，狠抓确定目标、落实措施、考核奖惩三个环节，实施以城乡社区、企事业单位为基础载体的全过程管理。

（三）进一步规范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在提升综治基础建设水平上取得新突破。

要以创建无本地人在当地和外地犯罪；无刑事案件；无吸毒人员；无参加、组织、传播活动；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无重大火灾事故；无其它重大安全事故；无群体性上访事件发生；无人参与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活动九项工作为标准。结合实际，制定、完善综治维稳组织内部管理制度和治安形势分析、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来访接待、承办督办、领导包办、联席、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工作制度，切实规范好基层基础工作台帐。

要以苏木乡镇（街道）、**（村）和基层企事业单位为基本阵地，以“排查调处、打击整治、防范控制、教育服务、安全管理、平安创建”为主要任务，进一步明确责任、调整举措、狠抓落实。坚持集中排查与滚动排查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基层治安信息收集网络，形成“四位一体、三调联动”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综合采取区域行动、专项打击、分级整治等方法，提高打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摸索建立基层经常性严打长效机制。

（四）进一步整合加强基层政法综治及组织，在充分发挥综治平台作用上取得新突破。

在全**25个苏木乡镇（办事处）统一设立综治维稳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并建立“三合一”、“一站式”群众诉求服务平台——综治维稳工作中心，282个**（村）统一规范设立综治维稳工作站。各乡镇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央综治委、中央编办《关于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和上级相关贯彻实施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综治维稳领导和工作力量建设，明确村级综治维稳组织的职责任务，解决好综治专干不到位、缺位或专干不专职、不干事，精力集中不够的问题，解决好综治专干加强学习，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工作能力、执法水平和领导、指导监督**（村）落实综治维稳责任的问题。

法院、公安、司法、综治维稳办要进一步加大对治保、调解组织和**（村）综治办的指导、管理和培训工作力度，进一步强化法制宣传、治安防范、禁毒防艾、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青少年犯罪等涉及民生利益的基层基础工作，尤其要创新法制宣传形式、方法，从多个视点落实制定制法宣传措施，努力理顺广大人民群众情绪，预防矛盾纠纷发生，减少刑事、民商、治安发案，最大限度地增加平安和谐氛围。

各级综治维稳成员单位和**直各单位，要按照综治维稳工作责任要求，每季度至少深入基层一次，指导、联系、督促好治安责任单位和村的综治维稳工作，努力把基层综治维稳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出实效。

（五）进一步探索新时期群众工作的有效途径，在构建群防群治新格局上取得新突破。

广大人民群众是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保障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基层综治维稳和治保、调解工作源于群众，寓于群众。要认真分析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组织，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好其创造性。**、乡镇综治办和派出所、司法所要注意总结群防群治工作的模式、成效，探索“我为人人保平安，人人为我保安全”的邻里互助、守望、巡视或承包治安防范责任的动态防范工作机制，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自防、自治、自卫能力，纺织起维护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防控网络。

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篇10

基层治理的动力从哪里来？我认为还是来自基层。但如上级把所有问题裁量权都收在手中，形成不合理的政策框框，既限制了基层的治理能动性，又因基层缺乏政策制订权，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在实际工作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受影响。

基层治理包含两大问题，一是治理主体的问题，即“镇治”和“村治”问题，二是对治理主体的治理问题，即“治镇”和“治村”问题。这两个问题缠夹在一起，相互影响，只要一个发生了变化，立刻就会对另一个产生影响。

从后一个问题来看，中央以及省、市、区县对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着重要而复杂的作用。

把基层问题解决难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干部“不作为”、“乱作为”，而没有去理解基层“难作为”，没办法去作为，这种认识与实际是有偏差的。

基层治理最难解决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这类问题太多了，环境污染、土地开发、山林保护等都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但由于任期限制，下一届干部很少主动积极处理上一届的遗留问题，导致积重难返。

诚然，基层治理问题，有村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依法作为的问题，而大部分是上面政策和基层实际脱节的问题。如土地乱占、乱用、乱租的“三乱”问题，有些上级部门光顾着堵，没有疏;基层干部是了解实际情况的，他们想去疏却没有政策和权力的支撑，只能按照上面的要求来落实。

只要村民眼前利益和政府长期规划冲突、政府征地价格和市场价格存在着巨大落差，村民就会与上级、干部产生矛盾。村民只在乎实惠。而且村民找干部来解决土地矛盾，干部既不能推开，也不能解决，只能说一些圆场的好话。

农村的村干部三年选举一次，一上任必须马上办事。他如何为百姓办事？如何为上级办事？如何注意政策法律？都是村干部的难题。

村里的日常矛盾与法律纠纷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很多时候，法律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做心理疏导。村民信任你的话，就可以很好沟通。

解决农村矛盾，以往多靠村干部的威望、村规民约等“人治”方式解决，或靠政府“灭火”，用的是行政手段和思维。强势一方凭借势力、话语权平息矛盾的做法，表面上平息了一时纷争，却容易埋下深层的矛盾。

有时，基层干部解决社会矛盾，如采用非正常化手段，可以很快把这些小问题给解决掉，但出了乱子谁来承担？上级领导不管，让你自己承担。因此，有人任职时就默默祈祷：我在任的时候不要出大事！没有过就是功。

村委会出了问题，民政部门没有能力处理，只能依靠县委组织部门，但组织部门又不是执行法律的机构，没法对村主任进行绩效考核，按照罢免程序又几乎不可能罢免他，而乡镇党委、政府对村干部更是只有指导权，而无管理权。出了问题，上边压，下面顶，乡镇一级夹在中间，十分难受。

在基层工作，培养感情很重要，群众理解很重要，也就是说的“接地气”，这是支持你工作的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