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1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布局的展开，河北省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新常态下的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1 河北省基层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缺失

1．1．1政治价值观

政治价值观是指影响个人政治取向的政治信念，即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总体看法，是一个多维度的整体。现实社会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取向。通过问卷调查，以“您的信仰是什么？您对信仰是如何认识的？您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等内容测试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取向。结果表明，把马克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的人占大多数，但也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认同感，政治价值观有待加强。

1．1．2社会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作为一个社会时代精神的内核,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近年来，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时期，价值观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正由传统的单一转为多样化态势，但社会价值观的主导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价值观已逐步演变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为大多数人所信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然而，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了解不是很充分，需要进一步学习。

1．1．3国家价值观

国家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主要涉及“爱国主义、和平统一、民族振兴”等民族精神类的价值取向，表现出高度的认同感。在国家价值观的“和平统一、热爱祖国”维度上有显著性差异。在国家、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时，多数人选择“只要国家和人民利益需要，随时奉献一切”,但也出现强调个人自由、追求个人利益等许多原来受批判和排斥的价值观念。

1．1．4荣辱观

荣辱观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体现。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道德价值认同，让人们明德知耻,遵守社会公德。“八荣八耻”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社会风尚，扶正除恶，扬荣贬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

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查显示，人们对于团结互助没有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认知，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人行为较差，诚信缺失现象突出。这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相关，大形势的复杂多变对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如市场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等。而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不能把握正确航向，则取决于个人是否把自己的愿望与国家人民的共同理想紧密结合起来。

1．2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问题

1．2．1立法不一致

立法存在着相互抵触的现象，由于不同部门之间对法律文件有不同理解，导致出现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甚至相互冲突。例如，未及时更新过时的法律条款，法律规定过于粗糙、不具体，操作起来难度大。

1．2．2法治观念淡薄

一些基层的领导干部由于法治意识淡漠，没有形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导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层出不穷，甚至由于缺乏法律知识，思想陈旧，做基层工作时凭关系、靠人情，存在严重的人治思想；加之某些群众的法律知识、法治意识、维权意识差，不懂得用法律意识来保护自己。因此，提高基层法治意识迫在眉睫。

1．2．3基层法治队伍薄弱

我国基层法治队伍相对来说力量不足。基层司法队伍的人员复杂、素质不高，法制机构不健全，缺乏专门立法人才，由于基层司法人员有限，缺少办案人员，导致一人身兼数职，工作效率低下。

1．2．4执法不力

执法部门缺乏主动服务意识，发现违法、违规现象不及时制止，存在着重处罚、轻教育、“以罚代管”现象，导致群体事件频发，产生严重后果。因此，要依法行政、警示他人。

2 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路径

2．1基层治理的文化路径

河北基层治理首先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建立健全人们的价值观冲突的调控与引导机制。“文化”是治理的精神内核，采取情感共鸣、价值引领等举措来改进基层治理，加强人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2．1．1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首先，从人们自身出发，建立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加强理论修养，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的认知。让人们理解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爱国情怀和高尚情操，真正拥护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从情感层面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需要社会积极帮助人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难题，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于心。而不仅仅是理论的灌输、讲授，还需要让人们在情感上真正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最后，重视实践教育，加强隐性价值观的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关键是实现知行统一，这要求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国情、社会的认知和了解，磨炼思想意志，增强社会的责任感，通过多种多样的隐性价值观教育，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潜移默化地进行隐性教育，可以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坚定信念，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这样，不仅内化为他们的个人品质，并且外化为行为习惯,做到知行统一。

2．1．2弘扬河北文化精神

河北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崇信、重义、尚和、争先”的河北精神是对河北历史文化积淀的高度概括。荆轲刺秦、刘关张三结义、蔺相如廉颇将相和等故事深入人心。狼牙山五勇士、雁翎队、冉庄地道战等反映了河北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大力宣传河北故事，着力弘扬河北文化精神，引领群众建构高尚的人格和灵魂。

2．2基层治理的法治路径

针对河北基层治理法治化薄弱的状况，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包括以下几方面。

2．2．1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基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要具有责任意识；其次要增强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化解各种矛盾。为此，在进行干部政绩考核时，把基层法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衡量基层领导干部工作。

2．2．2强调基层政府的法治化

基层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要做到有法可依、程序完善，坚决杜绝在普法过程中走过场，执法行动中有弹性及公信力差等现象。为此，要完善监督机制、纠错问责机制及立执法过程记录制度。

2．2．3建立完善的法治工作机制

通过建立法治网络，来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利用人民调节站、乡村司法所等基层法治力量，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的法律体系；同时，把法治机制、法治人员、法治网络延伸到基层；法治干部下到基层，为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调处社会关系、解决实际问题。

2．2．4树立民众法治意识

民众的法治意识，反映了民众的独立性、自觉性，体现了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建设也需要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因此，要树立民众法治意识。民众只有具有维权意识、广泛参与法治建设与公共决策，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将外在的规则内化于心，达到法律与人的内在需求统一。

2．2．5加强行政人员法治观念

在社会生活中，权力的滥用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公民的权利、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行政人员依法行权、对公权力的控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随着现代社会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型，需要行政人员转变思维方式，要依法办事，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强化行政人员法治观念，做到以法律为准绳，规范执法程序，保证执法的准确性和合法性。

2．2．6加大执法人员考核力度

执法人员是法律形象的代表，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严格执法，做到公平、公正，消除执法不公，杜绝执法违法。将严格执法纳入执法人员考核体系，加大执法人员考核力度，将严格执法与其政绩挂钩。对严格执法者予以奖励、升职；对违法乱纪者，予以惩处。

2．2．7增进法治文化建设

法治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基层大力培育法治文化，奠定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础，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积极进行法治宣传，使人们具有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这样，让法律作为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自觉遵守。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体现。首先要深化认识，推动全公民民主参与；其次要依法行政，提高基层干部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最后，还要进行机制创新，积极推进法治干部、执法人员下基层活动。这样，树立民众法治意识、增进法治文化建设、改变基层治理格局，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

总之，河北省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以文化为引导，从而推进河北省基层治理法治化。一方面，建立健全人们的价值观冲突的调控与引导机制，培育民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以法律为准绳，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这样，知行合一，并有外在机制保障，从而更好地推进河北省基层治理工作，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汪习根．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J］.中国法学，2014（2）．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2

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2011年发生的“乌坎事件”可以说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的一个典型事例。“乌坎事件”的发生，除了其特定的直接原因外，还有着普遍性的根源，即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乌坎，村民自治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过场，取而代之的是村民被治。普通村民没有实现当家做主，而所谓的村支书或者存在却成了实际权力的拥有者。这种权力“霸占”暴露的是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而非权力结构的制衡。权力一旦被某些人或者集团把持，往往诱发腐败现象，侵犯群众利益，严重者将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农村基层管理方式有待改进。农村基层管理方式与村民自治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成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又一重大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党政不分的历史惯性思维下，发展基层民主仍然面临着重重困难和阻力，总是不由自主地混淆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导致农村基层管理方式过于粗放，不够科学。想通过党的领导直接或间接替代村民自治，这就必然造成人为干预选举、操控选举、破坏选举等损害村民自治的不良现象。这样一来，村干部的权利就脱离了村民的监督和制约，从而诱发村级腐败现象的发生。

村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不强，基层民主建设的整体水平较低。这一现状就造成了村民对基层民主重要性的认识不强，对村民自治的信任弱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乌坎村民潜意识里形成了对村干部的“依赖”，这种“依赖”也是对村干部所拥有权力的“依赖”。这种“依赖”行为就纵容了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说到底，这种依赖根源于村民没有形成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

二、公民素质培养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根据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考量“公民”内涵时，就必须从个体所处的各种现实社会关系入手，把其当作一个关系范畴，统筹考虑。那么什么是“公民素质”呢？公民素质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侠义两个方面来界定。从广义上讲，公民作为一个自然和社会人所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如德智体美劳等。从侠义上讲，在民主社会，公民作为民主社会的成员之一，在各项公共事务中能够正确履行和承担权利与义务，并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与他人、社会、国家的各种关系，使其成为一个与自己身份和地位相适应的一个具有品性、态度和德行的个人。如前所述，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存在村民自治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农村基层管理方式有待改进、村民的民主素质不高等不足。公民素质培养作为人生观教育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村民当家作主的保证，是发展基层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是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需要。

公民素质培养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民主制度，它是基层群众的自治性组织，村民有依法行使民主选举、民众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本组织内的各项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最终推动农村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和农村的社会进步。而村民是否具备公民素质则极大影响着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村民公民素质的培养，首先就要保证其地位和身份的独立性，使其更够最大限度的有序的进行政治参与。而当今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对村民进行公民素质教育，提高其对自身主体性地位的认同，增强其对村务参与、决策、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意识，使其在村务管理中真正发挥主体性地位，正确履行权利和承担义务，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健康发展。

公民素质培养是村民当家作主的保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而民主的实现不仅仅靠政治制度的支撑，同时还需要合格的民主政治主体―――公民素质培养作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要对村民进行公民素质培养，使村民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真正实现其当家作主的地位，真正实现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众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真正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本组织内的各项事务，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公民素质的内涵决定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的责任和义务所在，那就是在村务事物管理中能够正确履行和承担权利与义务，并能够独立自主的处理与他人、集体的关系。如此才能保证村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才能推进农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公民素质培养是发展基层民主，实施民主监督的基本途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价值诉求就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真正实现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最终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就需要对村民进行公民素质培养，着重培养其主体精神，对其主体精神和主体地位所需的相关素质和能力进行培养，也就是需要其公民意识教育和民主实践的共同体现。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要想真正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除了法规制度的健全之外，更需要广大公民具有监督意识和法治精神，而监督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正是公民素质培养的内在要求。

三、公民素质培养的路径选择

广义上的公民素质是指公民作为一个自然和社会人所应该具备的各种素质，如主体意识、科学文化素质、政治参与素质等。这些素质的培养对于建设具有高水准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同时能够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亿万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那么，公民素质如何培养呢？本文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加强主体意识教育，提高村民公民意识。主体意识就是一个主体对自身的定位和对自我的认识。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主体如何看待自身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在村民自治中自身作用的发挥，能否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集体利益的关系，能否正确看待自己在村务管理中的权力与责任等。这种主体意识的培养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要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各种社会关系中对村民进行主体意识教育，增强其对权利、权力、责任、义务的区分和认识，使其在基层事务管理中增强主体的规范意识和实践意识，继而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遏制“一言堂”，才能推动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村民主体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利于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同时有利于促进村民养成正确的参与村务事务管理的价值观念。明确了村民的主体意识，也就把握住了村民自治的核心和关键。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村民主体意识教育，除了主体自身的自识和反思之外，更需要形成能够使主体在个人与集体、理论与实践、制度与思想层面的一种外在机制――农村政治社会化。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3

［关键词］ 农村基层民主 社会主义新农村 村民自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基本要求。管理民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特征和政治保障。要真正实现管理民主，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作主，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就是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

1、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组成部分。以村民自治为基本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行使民利的生动实践。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1］P30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阶段，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对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属于经济建设，管理民主属于政治建设，乡风文明属于文化建设。各部分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都无法实现。

3、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许多条件的保障，如经济保障、文化保障、人才保障、法制保障和民主保障等［2］P136。只有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让广大农民在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中增强民主观念，行使民利，落实农民对村级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证。

二、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村民自治为基本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推进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严重阻碍了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的发展水平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村总体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经济仍然不发达，城市与农村发展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农民生活贫困，作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主体的农民，往往更为关心生计问题，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活动。显然，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制约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

2、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在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最早来自农民的创造，是农民政治诉求的产物。但这个原本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新型民主范式却并未在实践中得到所有农民的认同，突出表现在：农民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热情并不高，投票率低；农民对村委会工作存在的问题保持沉默或者背后发牢骚的多，理直气壮地实施民主监督和向上级反映的少。导致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一是农民群众民主意识淡薄。由于长期受小农生产方式的局限，农民平均、保守的思想较严重，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少数选民不珍惜自己的民利，既不愿意参与竞选，也不关心谁当选。二是农民知识文化水平制约着农民有序政治参与。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要求农民具有相应的知识文化水平。在行使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权利时，村民要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发表意见；要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与建议；要审查账目、讨论问题。由于我国农民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即使在制度上为农民创造了政治参与的条件和机会，有的农民也不能很好地进行利益表达，无法正确履行自己的民利，从而影响政治参与质量和参与态度。三是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影响了政治参与。农村经济文化落后，每年都有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打工挣钱是农民生存和子女求学的主要经济来源，一两年甚至几年不回家的大有人在，所以他们对本村公共事务知之甚少，使得他们难以行使民利；有的因回家参与选举的成本高，放弃了行使选举权。

3、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需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障，但目前的法律法规有一些规定过于原则，一些具体制度有待完善，导致乡镇政权机关和村委会关系难以理顺、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难以协调；村民选举中存在弄虚作假现象；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干部，并没有像群众期待的那样奉公守法和对选民负责；民主监督中的村务、财务公开难等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最主要是因为缺乏健全的民主机制。

三、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对策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作好农民政治参与的向导。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农民最直接的桥梁和纽带，是落实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基层组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引导村民进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一是将农村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使农村经济有新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新提高；二是把致富能力强、有本事、靠得住、能干事的优秀村民纳入视野，建立和培养好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和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使农村干部后继有人；三是开展“党员责任区”、“党员联系户”、“党员科技示范户”等活动，通过基层党组织宣传教育及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作好农民政治参与的向导。

2、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创造物质条件。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尽快得使农民致富，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根本途径。各级政府、全社会要更加重视农村工作，加大对农业的投人，寻求多种途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要构建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真正在支农、利农政策中得到实惠，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3、提高农民素质，重塑政治主体。农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就必须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政府要进一步提高教育支出的比重，保证基础教育的普及。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职业技术教育，构建结构合理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提高农民素质，消除因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低而导致的影响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种种因素，促使农民积极而高质量地进行政治参与。二是要增强农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技能。从根本上说，农村民主建设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农民才是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要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向农民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规和政策，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要在政治参与实践中增强农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

4、健全民主制度，为发展基层民主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有明确的民主制度来规范。一是要通过明确的制度框架理顺乡镇机关、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之间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要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领导”和“指导”的具体范围、要求及相关法律责任，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的“领导”和“指导”关系更加具体化。既要保证“指导”不偏离方向，防止把“指导”变成“领导”和行政命令，又要让乡镇政权机关对村民自治和其他工作真正承担起必要的责任，以保证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在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这一原则下，从制度上合理划分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职权范围，尤其要明确村党组织对村民自治所承担的“支持和保障”的责任及履行责任的方式，在制度化和操作性上保证二者关系的规范运作。二是要在法律上明确村民自治的各项工作程序和制度。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重点健全三项制度：一是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制度。二是村民议事制度。凡是与村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都要实行民主决策，不能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要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建立健全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确保村民代表真正代表民意。同时，要规范村级民主决策的程序，建立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三是村务公开制度。凡是群众关注的问题，都要定期向村民公开，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接受群众监督。

参考文献：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4

论文关键词 新社会阶层 法治文明 协商性政治参与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如何实现社会团结、关注不同分层之间的流动关系以及层级间合作问题是构建新社会阶层和谐政治参与的基础。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从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社会分工领域逐步向多元社会迈进,从政治与法律角度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进行反思,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与法治文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本题主试图对新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参与加以考量。

一、新社会阶层的特征

新社会阶层在社会科学意义上一般作为一个中性词,它并非仅仅意味着这一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完全有益的,但不同阶层的现实存在势必影响社会进程的形态。在此,不论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分层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与法治规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于任何阶层,都存在着利益考量与阶层意识的固化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阶层的分析离不开阶层意识,人总是潜意识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自己归纳适应于其中,形成自我地位知觉和阶层意识。阶层意识是个人对社会不平等及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认识。” 在此,新社会阶层的现实考察可以通过以社会资源为基础来考察,通过阶层意识来提炼。

(一)新社会阶层的分类考察

作为社会资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诸如以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经济、政治与社会资源等进行分类。 在阶层分化中,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在于分类标准的建立是否得当。按照韦伯式的分类,人们既可以以职业取向对新社会阶层加以分类,也可以市场资源水平进行分类。在工业社会中,职业分类在人们的社会性分割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如果按照市场资源的占有水平来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对新社会阶层的分类。在大多数的社会分层中,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理解我国新兴社会阶层的现状。

一般而言,我国学者对新兴社会阶层可分为五类,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分类。它既考虑到了职业因素,同时又考虑到社会资源分享的程度。他的分析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民工阶层、下岗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家阶层。 但是,按照更为基本的分类,可以把上述五类通过社会资源占有的水平,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把其分为最基本的二大类。即,以私营企业主与企业家为代表的优势阶层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劣势阶层。这种分类是根据新兴社会阶层的不同特征而进行的分类。它们相对于传统的既有阶层而言,在制度需求、意愿强度以及参与能力上相对而言,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新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源控制能力并不一定比传统阶层差,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还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新社会阶层的存在本身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是,当制度需求没有有效地满足他们的真正需要时,他们在制度供给方面仍然处于不平等地位。也因此需要政府决策机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这五类社会阶层分类的基础上,把他们进一步划分为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相对优势阶层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相对劣势阶层更为可取。原因在于,他们在政治参与的目标、方式上、对国家政府决策与参与制度的建立倾向上存在差异。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低层,正处于不仅是政治参与能力上的需要,同时在资源与利益的获取方面也存在需求的层次。而对于相对优势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它们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基础之上的政治需求。他们自身的能力、意愿、目标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调控目标之间存在着差异。

(二)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与参政意愿分析

新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意味着社会个体对自身阶层属性的认同程度。只有阶层认同形成,社会个体才会有一种阶层的归属感,同时也意味着集体认同的产生。社会阶层的成员才能有效地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能力以及制度需求产生强烈的意愿。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在参与政治的方式、途径、水平上有客观的自我判断。当原有制度设计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自身的需要、或者通过现有的制度加以利用或者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达到目的。

新的社会阶层在寻求社会主体本身的利益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渴求政治上的认同与身份归属。传统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一套模式正在发生转变,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成为必要。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教育背景的差异性,他们在政治参与的力度上也差别巨大。不同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政治对策上也大不相同。新社会阶层对传统的政治参与资源的利用是其发挥其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作为社会成员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合法要求一旦受制于制度模式的限制,就会以各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模式表达出来,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呼唤政治参与制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也要求政府行政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提高。

对于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阶层而言,学者刘绵勇以2005年江西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江西受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实证分析。在阶层认同方面,在对142们调查者中,其中有26.8%的完全同意,48.6%的人基本同意。在政治参与方面,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92位受访企业主中,77.2%的人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受访企业主主要参与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调查中,受访企业主参加最多的是作为他们自己的组织——工商联和个私协会,参与率分别是34.5%和45.1%。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这一阶层的自我认同与参政意愿相当强烈。

对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阶层而言,他们在政治参与能力上与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大不相同。由于他们的社会资源控制能力较弱,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双重标准,一方面,农民身份本身是一种认同。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环境并非纯粹的农民身份。在阶层认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又有很大限度。上述原因决定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在集体归属上重新定位。他们既远离了传统的政治参 与方式,又没有充分地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他们的参与意愿。

综合以上分析,新兴社会阶层虽然有些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差很大,但他们经常寻找政治参与的各种途径。就相对优势的以私营企业者为代表的阶层而言,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有效的各种资源来实现参与目标。但仍旧存在不足。对于农民工阶层而言,他们依赖于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参与目标,或者通过传统的基层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这二方面在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农民工阶层的参与方式、参与能力以及参与热情有许多不足。因此,推进新兴社会阶层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建设势在必行。

二、新社会阶层的协商性政治参与分析

可以看出,依据新兴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能力与水平的不同,他们的参政水平与方式与其阶层性质有很大关系。但是基于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参与路径,新社会阶层虽然在身份认同及参与能力上表现出不同特色,但对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参与行为应当是一种高效、科学、民主、公平的参与模式。为此,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的特色,建立一种关于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商性解决方案,以资推进民主政治参与的不断发展。协商性政治参与对于我国而言有重要意义。

首先,协商性政治是我的政治特色。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含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协商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不断更新。政治性协商与我国的政党制度也天然契合的一起,因此,它的发展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可以进一步吸收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理念的提出正是在保证各个新社会阶层的基本权利基础上的政治协商,它体现出社会多元发展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再次,协商性政治是和谐社会发展观的要求。和谐社会理念构成了政治协商的又一价值特色。从价值取向上讲,协商性政治参与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阶层问题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和谐社会理念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融合起来。和谐理念可以说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中华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各而不同,共生参与,世隔绝是政治协商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资源。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5

论文关键词 新社会阶层 法治文明 协商性政治参与

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如何实现社会团结、关注不同分层之间的流动关系以及层级间合作问题是构建新社会阶层和谐政治参与的基础。当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从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社会分工领域逐步向多元社会迈进,从政治与法律角度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理论进行反思,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与法治文明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本题主试图对新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参与加以考量。

一、新社会阶层的特征

新社会阶层在社会科学意义上一般作为一个中性词,它并非仅仅意味着这一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完全有益的,但不同阶层的现实存在势必影响社会进程的形态。在此,不论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社会分层及其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与法治规制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对于任何阶层,都存在着利益考量与阶层意识的固化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社会阶层的分析离不开阶层意识,人总是潜意识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自己归纳适应于其中,形成自我地位知觉和阶层意识。阶层意识是个人对社会不平等及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主观认识。” 在此,新社会阶层的现实考察可以通过以社会资源为基础来考察,通过阶层意识来提炼。

(一)新社会阶层的分类考察

作为社会资源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诸如以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经济、政治与社会资源等进行分类。 在阶层分化中,一种重要的研究取向在于分类标准的建立是否得当。按照韦伯式的分类,人们既可以以职业取向对新社会阶层加以分类,也可以市场资源水平进行分类。在工业社会中,职业分类在人们的社会性分割中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如果按照市场资源的占有水平来分析,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对新社会阶层的分类。在大多数的社会分层中,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加有效地理解我国新兴社会阶层的现状。

一般而言,我国学者对新兴社会阶层可分为五类,可以说是一种综合的分类。它既考虑到了职业因素,同时又考虑到社会资源分享的程度。他的分析包括私营企业主阶层、农民工阶层、下岗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和企业家阶层。 但是,按照更为基本的分类,可以把上述五类通过社会资源占有的水平,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进一步把其分为最基本的二大类。即,以私营企业主与企业家为代表的优势阶层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劣势阶层。这种分类是根据新兴社会阶层的不同特征而进行的分类。它们相对于传统的既有阶层而言,在制度需求、意愿强度以及参与能力上相对而言,依然处于弱势地位。

需要强调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新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源控制能力并不一定比传统阶层差,而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还不能有效建立起来。新社会阶层的存在本身也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是,当制度需求没有有效地满足他们的真正需要时,他们在制度供给方面仍然处于不平等地位。也因此需要政府决策机构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这五类社会阶层分类的基础上,把他们进一步划分为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相对优势阶层及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相对劣势阶层更为可取。原因在于,他们在政治参与的目标、方式上、对国家政府决策与参与制度的建立倾向上存在差异。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低层,正处于不仅是政治参与能力上的需要,同时在资源与利益的获取方面也存在需求的层次。而对于相对优势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言,它们是在满足最基本的需要基础之上的政治需求。他们自身的能力、意愿、目标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府调控目标之间存在着差异。

(二)新社会阶层的阶层意识与参政意愿分析

新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意味着社会个体对自身阶层属性的认同程度。只有阶层认同形成,社会个体才会有一种阶层的归属感,同时也意味着集体认同的产生。社会阶层的成员才能有效地对自身的社会地位、社会能力以及制度需求产生强烈的意愿。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在参与政治的方式、途径、水平上有客观的自我判断。当原有制度设计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弥补自身的需要、或者通过现有的制度加以利用或者以非制度化的方式达到目的。

新的社会阶层在寻求社会主体本身的利益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渴求政治上的认同与身份归属。传统的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一套模式正在发生转变,新的政治参与方式成为必要。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所处的政治地位、经济环境、文化传统以及教育背景的差异性,他们在政治参与的力度上也差别巨大。不同的政治参与能力在政治对策上也大不相同。新社会阶层对传统的政治参与资源的利用是其发挥其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作为社会成员的各个阶层的人们的合法要求一旦受制于制度模式的限制,就会以各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行为模式表达出来,随着社会问题的增多,呼唤政治参与制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也要求政府行政能力与治理能力的提高。

对于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阶层而言,学者刘绵勇以2005年江西私营企业调查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江西受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初步而系统的实证分析。在阶层认同方面,在对142们调查者中,其中有26.8%的完全同意,48.6%的人基本同意。在政治参与方面,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92位受访企业主中,77.2%的人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受访企业主主要参与的各种社会组织的调查中,受访企业主参加最多的是作为他们自己的组织——工商联和个私协会,参与率分别是34.5%和45.1%。 从以上调查可以看出,这一阶层的自我认同与参政意愿相当强烈。

对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阶层而言,他们在政治参与能力上与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大不相同。由于他们的社会资源控制能力较弱,他们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双重标准,一方面,农民身份本身是一种认同。另一方面,他们所处的环境并非纯粹的农民身份。在阶层认同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他们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又有很大限度。上述原因决定他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在集体归属上重新定位。他们既远离了传统的政治参与 方式,又没有充分地政治参与渠道来满足他们的参与意愿。

综合以上分析,新兴社会阶层虽然有些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差很大,但他们经常寻找政治参与的各种途径。就相对优势的以私营企业者为代表的阶层而言,他们能够充分利用当前有效的各种资源来实现参与目标。但仍旧存在不足。对于农民工阶层而言,他们依赖于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身的参与目标,或者通过传统的基层民主的方式来实现其目标。但是这二方面在我国当前法制建设与政策制定过程中,农民工阶层的参与方式、参与能力以及参与热情有许多不足。因此,推进新兴社会阶层民主政治参与的制度性建设势在必行。

二、新社会阶层的协商性政治参与分析

可以看出,依据新兴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能力与水平的不同,他们的参政水平与方式与其阶层性质有很大关系。但是基于政治文明与法治文明的参与路径,新社会阶层虽然在身份认同及参与能力上表现出不同特色,但对于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参与行为应当是一种高效、科学、民主、公平的参与模式。为此,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协商的特色,建立一种关于新社会阶层有序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协商性解决方案,以资推进民主政治参与的不断发展。协商性政治参与对于我国而言有重要意义。

首先,协商性政治是我的政治特色。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从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含也发生了变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政治协商的内涵也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而不断更新。政治性协商与我国的政党制度也天然契合的一起,因此,它的发展是政治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可以预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可以进一步吸收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协商性政治理念的提出正是在保证各个新社会阶层的基本权利基础上的政治协商,它体现出社会多元发展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与博弈。

再次,协商性政治是和谐社会发展观的要求。和谐社会理念构成了政治协商的又一价值特色。从价值取向上讲,协商性政治参与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阶层问题上有着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和谐社会理念把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融合起来。和谐理念可以说与中国当代社会的政治文化相契合。中华文化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各而不同,共生参与,世隔绝是政治协商形成的文化背景和精神资源。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6

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看法。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力，同时在基层实行群众自治等形式的直接民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造，是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有利于坚持和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反映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有利于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依法保证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权机关、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中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要从办得到的事情做起，从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事情入手。要加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重点围绕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各项公开办事制度，改进工作机制，依靠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利。要丰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参与愿望增强的要求，从基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参与，引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提高自我管理水平。

强调，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实践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的关心、支持、参与决定着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成效。要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密围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尤其是难点热点问题开展工作，通过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共同管理，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积极化解各种矛盾，使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促进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重要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7

一、基层概念的阐释

从表面上看，基层是为人们所熟悉且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然而在内涵的把握上，却普遍存在着偏差。从纵向来说，有相当多的人把“基层”等同于乡镇；从横向而言，不少人把“基层组织”等同于“基层政权”。这就是颇有代表性的片面的基层现。这种基层现大大缩小了有广阔天地的

“基层”的范围与内容，妨碍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因此，有必要让我们的论述从探讨基层概念入手。

总的来说，基层的概念是指最低的层次。实行直接性管理，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即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直接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一切管理活动都具有直接性而没有什么中间环节。从纵向上看，基层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乡镇。因为除了乡镇而外，还有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居民

委员会；也还有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6月12日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所说：“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说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很明显，在这里小平同志将县、城市的区和不设区的市明确界定为基层。从横向上看，基层并不简单地等于政权。因为除政权组织外，还有基层的党组织、其他国家机构、社会团体以及伦事业单位等①。总的来说，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的党组织、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都具有管理活动的直接性。因而，理所当然均应属于基层的范畴。

根据这些基层单位在我国政治运行机制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为三个不同的层面：政党、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基层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的基层组织和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五章“党的基层组织”的规定，“党的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由此不难看出，党的基层组织，包括除众所周知的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外，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的党的基层组织，还包括以上基层涵义范围内的国家机构中党的组织。

关于国家机构的基层，根据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乡、民族乡、镇是处于我国行政区划层级体系最底层次的行政区划单位，这个层次的国家机构是我国的基层国家机构。不仅包括乡镇的国家机构，还包括县、城市的区和不设区的市的国家机构。

关于我国基层组织的社会团体，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它们既要通过各自的组织活动，直接带领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努力奋斗，同时，它们又是各方面群众利益的代表，应当维护和反映自己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众的正当要求和权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团体也属于我国基层组织的范畴。如我国的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等就属于这类基层组织。

企业、事业单位都是以本单位的组织及其成员为直接管理对象。企业以直接从事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和商品流通等为主要活动内容；事业单位以从事非物质生产、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和劳务服务为主要内容。企业以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和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为自己活动的基本依据；事业单位主要以自己所特有的科技、教育、文化、艺术、新闻、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运行规律为其活动的基本依据。企业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物质财富和赢利，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强调经济效益；事业单位不以赢利为存在的基本条件，目的在于向社会有偿提供精神财富，以社会效益为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企业逐步摆脱政府附属物的地位而成为自我管理、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实体。国家事业单位也实行所有权、经营权与管理权相分离，走政事分开的新路，有更多自主权。总之，企业、事业单位无疑地也应属于我国基层组织的范畴。

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我国城市就是居民委员会，在农村则是村民委员会。群众性自治组织既是基层政权的基础，又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群众性自治组织直接地、经常地接触城乡社会，是党和国家联系城乡社会最直接、最广泛、最经常的基层组织，亦是国家在城乡的落脚点。可以通过群众性自治组织贯彻执行国家的政策、法律，群众也可以通过自治组织向国家机关反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群众性自治组织本身又有自己的固有事务，其中有直接与当地人民福利有关的社会事务和按法律规定的自治团体应有的事务，如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因此，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理所当然也属于我国的基层组织。

二、基层民主制度

对基层概念的纵横向所作的全面阐释，是我们合理理解和建设基层民主制度的出发点和前提。基层概念的纵横向范围和内容，已经向人们昭示基层民主制度亦具有丰富、广泛而复杂的内容。基层民主制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乡镇基层政权制度或村（市）民自治制度。

笔者认为，也像“基层”有广泛而丰富的含义一样，E“基层民主制度”也有广泛而丰富的内容。基层民主制度就；是表现为基层的政党、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等直接行使管理权力的制度。它对于政党来说就是党建制度和党政关系制度；对于国家机构来说就是中央国家机构、地方国家机构与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以及乡镇之间的权力分配制度，也是对宏观事务管理的集权制度和对一般事务管理的分权制度；对于社会团体来说，就是社会团体在法制范围内的自主管理制度；对于企事业单位来说就是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农民来讲，就是群众性自治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就是要有效地保证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社会基层有关领域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制度。

为了便于对基层民主制度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在此，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基层的党组织与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制度；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与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以及乡镇的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制度；政府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制度；党和政府同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制度。这几种关系构成了基层民主制度的最基本的内容，建立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主要是围绕这几种关系而展开，主要表现为处理这几种关系的措施、办法与规定。

从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来看，由于各个基层单位情况的不同，相应地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与作用也就不同。具体表现为如下的差别：街道、乡镇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其职责是领导本地区的工作，支持和保证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民主权力；企业和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其职责是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围绕企业生产经营和有关事业单位的业务开展工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支持领导依法行使职权，积极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领导工会、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等社会团体，领导所在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其职责是：对所属组织实行宏观领导，对重大问题按法定程序作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法定职权；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党的基层组织，协助行政负责人完成承担的各项任务，努力做好工作，对包括行政负责人在内的每个党员进行监督，不领导本单位的业务工作。

从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与县、城市的区、不设区的市以及乡镇人民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来看，建设和发展基层民主制度必须研究社会的需要和一个国家的国家结构形式这两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从权力现象的角度去观察，就会看到，民主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活动。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统中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②“把权力下放给基层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③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特别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一方面要求中央政府具有国民经济宏观调控和维护市场秩序的职能，要求凡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事务，都应划归中央政府及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负责，地方政府不得染指；另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在中央统一法制规范下，领导与管理本地区的各种经济社会公共事物，主要负责与本地公民生活直接有关的公共事务，为本地公民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构筑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必然会存在着既有对一般事务的管理，从集权型走向分权型的趋势，又有对宏观事务的管理，从分权型走向集权型的趋势。

从政府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群众自治组织的关系来看，构筑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必须转变和调整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拥有而又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职能；把本来属于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群众自治组织的权力，毫无保留地、实实在在地归还给这些基层组织；将过去一些属于政府的权力转移给社会中介组织去行使；政府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逐步将事业单位的微观管理权还权于社会，扩大和加强各类事业单位的自主权；建立和强化政府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力，管理与监督国有资产的权力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权力，而且必须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广大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机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也就是企、事业单位职工通过民主选举，组成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事业单位内部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一种制度。对此邓小平同志有明确的论述，他这样指出，“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评议，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④

就党和政府同群众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应体现为群众参与的民主管理。在人类历史上，作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首次尝试的巴黎公社的政治运行是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公社“表明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的发展方向。”⑤作为我国基层民主制度中重要内容的群众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自治理论与我国城乡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基层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体现，其组织形式就是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这种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建立，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当代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就是要通过这种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改变政府包办群众性事务的传统做法，真正让人民群众享有自治自理、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有效地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三、基层民主制度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

基层民主制度所包涵的丰富内容，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双重的意义。如果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来建立、发展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就会有效地促进中国政治的发展；如果基层民主制度违背社会需要和我国的具体国情，就会阻碍中国政治的发展，甚至把中国政治的发展引入歧途。

首先，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完全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基层民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基层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获得有效的发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实行高度集权化的管理。在党政体制的关系上，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关系上，权力过分集中，基层和下级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在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上，企、事业单位成为了政府的附属物，政府对企、事业单位微观活动管得很细很死；在党和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上，采用党政工团一揽子式的大而统的领导方式，使社会团体逐渐朝着行政化的方向发展，社会团体实际上成为了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广大群众再也不成其为相应的社会团体的主体，而变成了相应的社会团体的工作对象。凡此种种表明，在高度集权化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基层民主制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育，更谈不上正常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打破了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奠定了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逐步形成了独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关系。除此而外，市场经济还造就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从而创造了一种竞争、开放、多变和充满个体创新活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随着基层民主制度的发展，使基层单位首先从高度集权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的发展。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以及基层单位的蓬勃发展，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此，我们说，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不可能发展中国的民主政治。

其次，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涉及到行政权力主体与其它行为主体发生的关系，即行政权力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其行政权力行使的职责范围和使用方式。因此，政府职能与行政权力状况密切相关，即必须以一定的行政权力状况为基础。政府职能的转变意味着行政权力结构的改变，主要是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垄断、权力混淆等问题。而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质就是要使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管理权力，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际上也就是要调整权力结构，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执政党的职能关系、政府与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关系、政府与社会团体组织的职能关系、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关系、政府与社会事业单位的职能关系等，是建设基层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因此，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也是为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垄断、权力混淆而进行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

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能否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转变政府的职能，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能否建立、完善与发展。没有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的机构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而以上这些转变，也都离不开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再次，没有基层民主制度，就没有中国的法治政治。就民主与法治的关系而言，民主与法治紧密相联。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保障，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又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法治。就基层民主制度与中国法治政治的关系而言，只有开展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才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证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使党经过法定程序将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实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使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依法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而不是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治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民主的产物，法治的本质在于它是崇尚体现广大人民群众意志的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民主政治与法治政治的互动关系也表明，没有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法治政治。

注释：

①施九胃、倪家泰著：《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8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一、社会治理理论概述

“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和公共管理领域中普遍使用的概念，社会治理是21世纪国际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社会治理理论”强调通过社会治理来实现社会建设的目标，其代表人物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科学教授詹姆斯?N.罗西瑙（J.N.Rosenau），代表作有《21世纪的治理》和《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等。罗西瑙指出，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P5） 罗茨（RRhodes）是治理理论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2]（P154）在学术界，全球治理委员会关于治理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发表的研究报告《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做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3]（P1）

社会治理理论在20世纪末被引入中国，而真正受到理论界重视是近十几年的事。1995年，刘军宁以“治道”的概念将西方治理的基本思想引介到中国。俞可平教授在治理理论的引进和研究方面做出较大贡献。俞可平认为：“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3]（P1）

目前，学术界对社会治理的界定还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包括法治、德治、自治、共治，是在一个既定的空间范围内由政府、社会、公民等，通过平等的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规范、协调和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演进

尽管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现在才提出，但是有关社会治理的思想早已有之，有关社会治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早已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肩负起社会治理的历史重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社会治理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闪耀着光芒的思想观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著作中，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把国内外所有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作中，分析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提出要学会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后来，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4]（P887）由于历史的原因，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执行，但对今天我们进行社会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征程。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利益格局不断调整的过程，必然会引起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关于如何治理社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邓小平强调，制度建设更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既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又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稳定压倒一切，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环境，什么事也干不成，已有的成果也会丧失掉。这些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宏伟目标，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些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先后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三位一体”发展成包括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管理理念；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增强它们服务社会的功能；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重要论述把我们党关于社会治理的理论进一步推向前进。

在党的历史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并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做出部署，标志着我们党执政理念发生重大转变，治国理政思路更加清晰。由“管理”到“治理”，昭示着我国的治理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反映了我们党的治理理念的高度提升。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治理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三、当前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面临的挑战

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社会治理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过严重曲折，但在社会治理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社会治理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但是，相比国内形势任务的变化，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社会治理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

（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适应

[JP+1]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了“政府―单位―个人”的一元主体社会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掌握所有社会资源，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采用行政命令、经济处罚等手段对所有社会领域的事务进行管制或强制干预，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这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行之有效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开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社会向现代开放动态的社会转变，整个社会出现了经济成分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形式多样化，给当今社会管理带来种种挑战，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滞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理念思路上，重管理、轻服务；在管理主体上，重政府一元作用、轻多元参与；在管理方式上，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在管理环节上，重事后处置、轻源头预防与治理；在管理手段上，重行政手段、轻科技、道德和法治手段。

（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多样多发

[JP+1]社会基本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以，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使中国从贫困到小康，从短缺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创造了世界发展奇迹。但我国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日益凸显，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加剧，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生产与消费有所失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矛盾主要集中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征用、涉法涉诉、医患纠纷、劳资纠纷、环境污染、城市公共管理服务、非法集资、股市房市投资受损等领域。矛盾涉及各行业各阶层，触点增多、燃点降低，关联性增强，“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增多，行为方式日趋激烈，暴力对抗程度加剧，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利益格局调整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深入分析这些社会矛盾，说到底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和治理滞后引起的。

（三）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

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不断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实现了由封闭向开放的历史转变，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等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格局有了很大改变，城乡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较为简短，只有两个阶级一个阶层。改革开放后，由于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一是原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不断分化，二是新的利益阶层不断涌现，如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个体户、自由职业者、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等。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人口大国，农业就业人员一直占整个就业人口的大多数。改革开放以后，第二、三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产业结构变动，导致中国就业结构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前，政府单一承担了组织社会生产、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社会组织几乎没有自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与环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利益差距不断扩大，这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相继出现，在我国活动的境外组织越来越多，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总之，在改革开放推动下，我国社会的流动性、开放性大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全国统一大市场、大流通格局正在加速形成，社会治理任务日益繁重。

（四）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治理难度加大

[JP+1]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形势下，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传统思想观念与现代思想观念相互激荡，社会思想意识呈现出多元多变的特点。随着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流、交锋，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明显增强，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加大，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明显增多，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人们的公平意识、参政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尊严意识、监督意识不断增强，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日益强烈，自信、包容、多元观念逐步树立，科学、民主、文明、公平、创新等理念日益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发生了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思想道德建设明显滞后，原有的一些道德规范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从而导致我国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良问题，诸如一些人理想信念模糊，一些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一些人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由于对群众的思想教育、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工作跟不上，致使一些人心理失衡、道德失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使社会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如何更有针对性地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弘扬社会正气，引领社会思潮，打牢创新社会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的新课题。

四、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

针对中国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实践创新需要从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等方面着手。

（一）切实转变社会治理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念的更新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社会治理强调服务为先，所以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贯彻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站稳群众立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社会治理强调多元共治，所以必须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发挥好社会组织在治理中的自治、协同、自律、他律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强大合力。社会治理强调通过平等的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进行规范和协调，所以必须树立统筹兼顾、协商协调的理念，正确反映各种利益诉求，兼顾各方面的关切，通过平等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进行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强调法治、德治，多种治理手段并用，所以必须树立综合施策的理念，坚持依法治理、依法行政，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进行社会治理。

（二）构建科学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就业、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领域，又关系到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利益，政府包打天下管不了也管不好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公共事务。解决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改变社会协同能力差、公众参与程度低的状况，需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在社会治理中，党委领导是根本。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发挥党总揽全局、把握方向、整合力量的领导核心作用，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投身社会治理和服务活动，直接服务群众。在社会治理中，政府负责是前提。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强化公共服务职能，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对于该由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凡是公民、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干涉。在社会治理中，社会协同是依托。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助手和伙伴，在社会治理中具有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大力发展和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发挥他们反映诉求、提供服务、规范行为的作用，调动他们参与社会服务，把该市场做的事还给市场，把该社会做的事交给社会，逐步形成社会组织与政府互补互动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网络。在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是基础。要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培养公民意识，实现自我服务、自我发展。

（三）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体系

基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只有把基层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把情况掌握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感情融洽在基层，从而为实现社会长期和谐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力量在基层，基础在群众。因此，要把更多的人、财、物投放基层，壮大基层力量，为社会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执政的根基。所以，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其社会治理能力，充分发挥引领服务群众、反映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的作用。城乡基层自治组织不仅是城乡居民生活的家园，同时也是联系党委政府与群众的桥梁，是政府做好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工作不可缺少的好帮手，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所以，要发展和完善城市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建设，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它们协调利益、调解民间纠纷、为政府排忧解难的作用。

（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社会和谐是社会治理的目标诉求。全体社会成员没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社会和谐是无法实现的。“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5]（P58）实现社会和谐需要建设和谐文化为其提供精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主心骨，肩负着提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打牢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的重任，发挥着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打地基、立支柱的重要作用，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在新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使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使之成为全社会的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使之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为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夯牢社会治理的思想道德基础。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9

一、新时期以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定条件下的公仆“虚位”转变为公仆“实位”，树立和强化公仆意识具有了现实性、明晰性、紧迫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伴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权力格局变迁。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自主性逐步增强，国家权力向社会转移和让渡，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化局面逐渐形成。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公仆意识是通过为人民服务体现的，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每个人又都是被服务的对象。因此，实际上公仆概念是个被泛化了的概念，人们不仅把公仆意识简单化、表层化地等同于“服务”意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混同于“主人”意识。因此，在人们的认识领域实际上存在着公仆“虚位”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在体制内分权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各自获得了相对独立的领域和空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即“主仆”关系问题逐渐明晰起来。近年来一些媒体关于“下跪”事件的热议(参见苑彬：《不要给“公仆”下跪，热议所聚焦的正是社会公仆与社会主人的关系定位问题。作为一种社会诉求，这反映了新时期以来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社会观念的变化，即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已开始由传统的、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对国家无限忠诚、无限崇拜观念转向自觉地以主人自居，并向国家诉诸要求。说明人们对公仆的认知已经由抽象转变为具体，具有了客观的对象和实际的内容，从而也使强化公仆意识问题具有了现实性、明晰性、紧迫性。

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明显增强，树立和强化公仆意识成为客观的经济要求

新时期以来，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市场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经历了一个深刻的、不断加剧的经济化进程。经济的因素、经济的价值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成为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和决定因素。与此同时，树立和强化公仆意识问题由政治伦理层面进入到经济伦理层面，获得了经济伦理的内在驱动和有力支撑。

在这方面，现实中有很多明证。比如，在原初意义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是税务机关作为自身建设的一项具体要求而提出的。但是，这个口号后来引发的反响说明，其也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发现，“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确立的以社会公众为本的社会文化形态相适应的，实质上表达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的一种新型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年第6期)由于受中国几千年来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较深，加之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于权力中心，缺乏服务意识的问题一直是政权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小政府、大社会”。提倡“为纳税人服务”，有利于促使政府职能由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政府治理的观念由政府为中心，转变到以公民为中心，这是时展的必然结果。提倡为纳税人服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而权利意识的增强将加大公民对公务人员的监督力度，这对克服，，提高效率，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实际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已经成为影响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一个思想因子。

可以肯定，提倡“为纳税人服务”绝对不是要以此取代甚至否定“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和国家工作总的指导原则，“为纳税人服务”与其是内在统一的，并且具体反映了其内涵和要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纳税人服务”不同于其他同类口号，诸如：为顾客服务、为消费者服务等，这个口号所内含的不仅是不同市场主体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内涵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经济领域明显界分的一个具体表征是，公民的纳税人角色和意识的强化。税收是国家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重要保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增强的宏观背景下，新时期以来的各种社会矛盾更为直接地反映到经济利益层面，并且为经济伦理所制约。在一定层面上，“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是一种基于经济伦理的思考，受到公平竞争、等价交换等经济伦理的内在驱动。

三、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与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尤其是权利意识的增长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强化公仆意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基层社会治理重要意义篇10

（一）基层民主

基层民主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指基层群众依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按照平等、选举、公开、监督、多数人决定、法治等原则，按照一定的程序，民主选举基层组织领导人，对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规范和实践活动。

基层民主的核心是“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十八届三中全会注重发展基层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要健全基层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机制。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2.基层民主建设

基层民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在基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等领域行使当家作主民利，共同管理基层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的统称。

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我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扩大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使农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利，真正实现当家作主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任务。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以村民自治为重要特征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体系。

村民自治，是在党的领导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村民群众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对村庄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通俗一点说，就是村民自己的事自己管。

第二，以社区自治为核心的城市社区基层民主建设

社区自治指的是社区居民在我们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一定的参与方式和组织形式，依法享有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管理的权利，是社区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

第三，以职工代表大会为核心的企事业基层民主建设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是职工通过民主选举，组成职工代表大会，在企业内部行使民主管理权力的一种制度。

二、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基层民主建设的现状

（一）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的成就

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大对基层民主建设提出了指导方针：“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党中央的思想指导和工作部署下，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基层民主建设实践活动。随着我国城市、农村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正在积极健康地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第一，增强了基层群众的民主意识。基层民主建设广泛发动了群众，在基层大众之间传播了民主政治的思想，扩大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他们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民主自治能力，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完善了基层民主制度体系。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经历了从落后到比较完善的过程。在这段过程中，党和国家根据社会发展规律，结合群众的基层民主实践活动，建立并逐步完善了我国的基层民主法律制度体系。比如，村委会、居民委员会实行的“村务公开”、“居务公开”制度，遏制了基层干部行为，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企事业单位实行的“工会直选”、“厂务公开”制度，使企事业管理更加规范化、合理化。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工作逐步朝着公开化、公正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前进。

第三，促进了党内外民主和谐。三十年来，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民主建设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不断创新制度形式，既有效地发展了基层民主，又有力地促进了党内外民主和谐。比如巩义市竹林镇坚持“三评”三十年，评出了好党风、带出了好民风、走出了小康路。

（二）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存在的问题

第一，基层民主选举不够规范，民主选举在基层民主建设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第二，基层群众民主意识薄弱，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者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种较低的知识文化水平是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第三，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基层民主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主的发展水平是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第四，基层民主制度不够完善，发展民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基层民主是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必须有明确的制度进行规范。

三、切实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人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和谐社会首先是是政治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石和重要保障。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的重点在基层，各种社会现象都通过基层反映出来，各种社会问题都在基层最先表现出来，各种社会冲突也可能最先在这里酝酿、爆发。人民群众在基层民主实践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和谐。反过来说，如果在基层民主问题上，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与发展，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会失去有力的支撑和政治保障。

1.健全基层民主制度，依法规范“四个民主”

基层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方式，是人民行使民利、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的迫切要求。

2.加快经济文化建设，培育基层群众民主意识

在当前农村政治文明程度不高的现状下，要增强基层群众民主意识，提高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就必须加快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现在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主要是受农村经济条件的制约，在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偏僻地区，光靠种地难以维持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基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高度重视当地农村的经济建设，改变当地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找适合当地情况的经济发展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4.加强基层民主监督，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民主监督是基层群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直接体现，也是激励群众政治参与、支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