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新模式十篇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1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治理力图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图式之外，寻求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简言之，治理是对传统政府统治和管理机制的超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

 

治理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涵义：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技术、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1]对治理理论的此种理解和认识是其公共行政维度的体现，也表明了政治学的管理主义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学意义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因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便是对新的人类集体行动的政府组织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

 

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宪政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来源于同样的词根。统治指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它的主体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种过程，但与统治相比，这一过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治理是指“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9]从治理实践上看，“‘治理7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环境背景，是用来更有效地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的”。[1°]概言之，“治理”和“统治”虽然都是指公共管理过程，但“治理”更强调技术性的权力或权威的运作绩效。有学者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已逐渐获得了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

 

治理是一个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嬗变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规则等。治理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有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变化，治理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及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

 

海登也将治理定义为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运用权力的规则制定和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1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关系。而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参与到治理之中，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携手创造治理机制，有时甚至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3]林恩认为，治理是指“法律、规则、司法裁决和行政实践的机制，这些机制约束、规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治理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包括组织的、财政的和项目的结构;惯例和法律;政策许可;可获得的资源;机制规则和规范。这个定义也意味着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4安妮麦蒂K考察了各个学科中的治理涵义，认为治理是比政府统治更宽泛的概念，治理过程包括结合在一个多元网络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治理理论有一个深厚的制度主义背景。治理是规则设定、规则应用和规则强化的统称，是一种改变了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责任。

 

在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合作网络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网络中，各行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网络管理。”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的关联与区别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回答的是这样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要实现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说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NPM代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深层次转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能够推动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个人相互合作、共同实施对公共领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与此相关的操作技术。

 

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或者说，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理和NPM都意味着权力从官员和民选代表向政策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的转移，这两种模式都降低了选举官员的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不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治理和NPM都主张运用竞争手段去弥补传统官僚制内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公民更具有回应性。这二者也都是结果导向的。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他们注重的是输出而不是输入，强调的是效率和满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划桨”指具体采取行动实现目标。但同时，治理和NPM的区别也是本质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探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而NPM着眼于这一关系的具体建构。NPM试图将企业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它认为公私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区别只在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相反，治理理论承认公共部门对于民主政治维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独特作用，认可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同，认为两者的合作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实质性的关注焦点不同。治理强调的是过程，NPM关注的是结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管理过程连在一起，其目的是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及其角色，说明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费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它阐述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共产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来。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NPM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学说，建立在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其解释角度和结论聚焦在组织结构。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其最终目的，力图解释为什么政府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最后，治理没有如NPM—样的意识形态标签。NPM的理论渊源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治理不一样，它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单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治理希望给与公共部门更多权力，迫使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创造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

 

四、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的汇合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在问题意识、聚焦点和哲学基础上差别很大，两者核心的分歧体现在：治理是政治学意义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而公共管理运动则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组织的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的改变。然而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或模式创新，可以吸纳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传统科层制政府的改造功能，同时借鉴治理理论的多元协作理念，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以实现“善政”和“善治”。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2

一、整合部门职能，创新机构设置，建立数字信息管理服务新模式

设立数字信息管理服务中心（挂东营区民生热线综合服务中心牌子），将全区各部门已建立的信息系统、监控系统、智能系统、指挥系统、管理系统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建立三级（区、街道、社区）平台管理，五级（区、街道、社区、网格、楼院）网格服务的层级联动管理模式，建成覆盖全区的数字化基层服务管理新体系。

数字信息管理服务中心对进驻中心的各政府部门事项的办理进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负责政务信息公开，推进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信息化建设。通过电话、网络等技术按要求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整合全区服务热线，受理群众对政府及其部门单位政务咨询、意见、建议和对工作人员的投诉；受理群众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应由政府及其部门单位解决的问题或办理的事项；为群众提供生活类咨询服务。为辖区内应急突发事件提供信息数据支撑，协助区政府处置突发公共事件。开展以电子监察为主的科技预防腐败工作；线上受理机关效能建设方面和外来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投诉；对行政审批、许可、执法、服务、收费和罚没等行政权力事项进行网络监督；负责工作作风、纪律、态度、效能等方面的网络监察监督。依托全区社会养老服务信息平台，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便民、精神慰籍等服务；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加强党员的组织与管理。

二、向管理要编制，推行街道社区网格化管理，开创以基层党建为统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的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

按照“方便群众、便于管理、规模适度、全面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根据城乡居民居住区域方位和辖区人、户、房、组织分布情况，以镇街为主体，将每个社区划分为若干基础服务管理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一格三员（网格长、网格管理员、网格联络员），所有网格实行全区统一编码管理。网格员配置移动终端设备，负责基础信息的更新录入和逐级上传，并执行系统传输到终端的命令。通过合理设置网格，确保系统服务在中心城区全覆盖、无缝隙。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街道、社区推行大党委运行机制，深入推进辖区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成立社区党委，建立以街道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组织为依托、驻区单位和党员共同参与的社区党建工作格局，实现“力量下沉到网格，矛盾化解在网格，服务落实在网格”，提高了基层部门服务人民群众的水平。

三、向信息技术要编制，建立数字信息数据库和管理服务应用平台，实现社会治理数字化

东营区建立了数字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包括人口信息数据、法人信息数据库和地理信息三大数据库。其中人口和法人信息数据库是对辖区常驻人口、流动人口、辖区企业的基本信息、分类信息进行采集统计、有效整合和归纳整理，并进行动态管理；地理信息数据库是建设三维仿真地图，实现分级查看不同精度的地图，实现对区级、街道、社区、楼宇的划定、查看、标注。三大库的数据通过融合，辖区房屋可视化管理，做到区域设施清，隐患矛盾清，家庭情况清，人员类别清。在数字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建立三维虚拟仿真地理信息平台。建设包含区域企事业单位、经济组织，各类建筑物、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物业小区、家庭及农村院落及区域地貌的三维仿真虚拟城区，涵盖东营区行政区划范围，将城区立体、直观地搬上管理平台，形成一个完全与实景对应的虚拟城区，实现街区的虚拟信息化管理。

整合视频监控平台。整合街道社区、公安、城管、环保、交通等部门监控视频信号资源，与三维地理数据库对接，建立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市容卫生、文化管理“四位一体”同步快速监控管理，快速比对研判预警，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建立了统一的视频监控系统调度管理系统，在处理紧急突发公共事件中视频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利用。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3

    关键词: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服务型政府;和谐陕西

    基层是指各级政权组织中最低的一层。这里讲的基层政府是指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政府。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公共权力机关为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由于直接面对人民群众是基层政府最突出的特点,因此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和谐社会建设极为重要。近年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加快改革,转变职能,对推动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了积极努力。但总体来讲,陕西各地基层政府服务意识不强,创新意识淡薄,体制僵化,制约了经济发展。影响了社会和谐。陕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陕西、建设西部强省的奋斗目标,这是3720万三秦儿女的期待,更是省委省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完成这样宏伟而艰巨的任务,构建和谐奋进新陕西,基层政府居于基础性地位,起着关键作用,积极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对于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意义重大。

    一、制约陕西社会和谐的基层政府因素分析

    近年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加快改革,提升服务水平,对为推动陕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了大量工作,但也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重视经济指标轻视发展质量,在发展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影响和谐

    改革开放尤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各地基层政府为发展本地经济,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在发展问题上却产生了很大的认识误区,许多基层干部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率是硬道理”,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由于以经济数据、经济指标论英雄的片面政绩观的引导驱使,为追求一时的增长速度,盲目上项目、办企业、引投资,大搞“形象工程”、“亮丽工程”、“夜景工程”,看起来经济增长了,但老百姓却没有得到实惠。2007年陕西榆林市GDP达到635亿元,财政收入突破50亿。但该市仍有贫困人口50.2万人,其中仍有13.8万人未能解决温饱问题。榆林很富,但老百姓却没钱。而陕西一线职工收入也并未能随着经济发展有较大增长。据陕西省总工会的调查资料显示,2006年陕西省一线职工人均年收入为13135元,比社会平均工资16918元低3783元。在调查的50户企事业单位中,职工人均年收入低于当地在岗职工年平均收入的企业有41户,占调查职工总数的80.7%。大部分企业一线职工的月收入在800~1000元,有的不足800元。一线职工收入不仅偏低,而且增长缓慢,与企业效益增长不同步。

    据问卷调查统计,西安市、渭南市的财贸、建筑行业的10家企业,2001—2006年企业利润年均增长20%,而职工收入增长13.9%。5年来未增加过工资的职工占22,2%。工人工资中扣除交纳社会保险金等外,实际没有增加多少,再扣除物价、房价、子女学费上涨等因素,相当一部分职工感受不到收入的增加。基层政府如何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让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受益,得到更多的实惠,急需创新治理模式,调整发展思路,走出发展的误区。

    (二)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困扰和谐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视,但却对环境污染问题视而不见,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注重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一些干部甚至抱着先把经济搞上去,再去解决环境问题的想法。政府环保部门每年都说关停了多少污染企业,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但许多地方环境污染依然呈加剧趋势。据媒体报道,位于陕西子长县城内的子长供热公司,高大的烟囱每天排放出大量浓浓黑烟,让整个县城笼罩在“黑云”之下。附近村民种的蔬菜,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供热公司附近居民不能在外晒衣物,白色小尾寒羊在黑烟的熏染下变成褐色。类似这些问题许多地方也存在,严重威胁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如不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将引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同时也影响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三)看重发展速度,宏观调控乏力。地区行业收入差距拉大妨碍和谐

    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十五”期间,陕西生产总值以年均11.5%的速度增长,高于全国8.8%的速度;“十一五”开局之年更以12.7%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10.7%的速度。但陕西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一是与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陕西人口占全国近3%,但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仅占2%左右,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6%左右,人均财政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2%左右。2007年陕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763元,居全国26位。二是收入差距拉大,从最低和最高收入户的资料看,2006年陕西省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140元,最高收入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479元,相差14339元。三是区域间、行业间差异较大。2007年陕西省十市一区中,最高的杨凌示范区13200元与最低的安康市8051元差距达5149元。陕西省19个行业门类从业人员收入最高的行业报酬为最低行业的3.7倍。在一些地方,西部大开发以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折射出政府宏观调控的乏力,也反映出政府管理能力有待提高,缩小地区行业收入差距,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提高管理能力,加大经济调控力度。

    (四)一些干部作风官僚甚至腐败。干群关系受损干扰和谐

    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衙门习气严重,对群众反映的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漠不关心,对属于自己份内的工作不作为,行政效率低下。一些政府言而无信,对社会和群众公开承诺的事项,大打折扣,甚至不去兑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失信于民,极大地破坏了干群关系,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陕西泾阳县卖1200亩地竟然没有合法手续,明显是基层政府的失职。宝鸡市陈仓区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岐星水泥厂县功水泥建设项目”,在征用当地农民土地时,给村民土地补偿太低引发农民抵制。2007年12月21 日、22日,县功镇政府和水泥厂人员两次到地里勘界划线,均遭到村民的阻拦。如何转变干部作风,强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及时妥善处理这些矛盾和问题,营造和谐社会环境,亟须创新政府治理模式。

    (五)政府职能转换滞后。为民服务意识淡薄制约和谐

    首先是政府定位没有摆正,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服务意识淡薄。一些掌握审批权的部门管得太多,卡得太死,特别是非行政审批许可事项过多过滥

    。一些部门对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积极有为,导致政出多门,相互矛盾,效率低下,而对无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能推就推,想方设法不为,导致许多与群众密切相关的事情长期难办。其次政府部门职责不清,管理混乱。在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自主治理关系上,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往往既掌舵又划桨,扮演着裁判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角色,该管的没有管好,不该管的管了许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对企业的检查多、摊派多、收费罚款多,但对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过问少、解决少或久拖不办,影响了经济快速发展。一些乡镇政府对新农村建设不能科学规划引导,对农村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不能及时有效处理,导致一些村镇社会矛盾增多甚至激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对陕西各级基层政府既迫切也极为必要。

    二、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构建和谐陕西的思路与对策

    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融洽的状态。和谐陕西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应该是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得到充分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人们能够各尽其能的社会;是民众凝聚力不断增强,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困,人际关系和谐的社会;是生态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法制健全、管理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治理是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时代适应社会发展首先在发达国家推行的治国理念和方式。它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和政治活动。以增进公共利益、积聚社会财富、提升社会和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与基层政府治理具有目标的同一性。基层政府处在直接面对人民群众的最基础地位,因此在构建和谐陕西中其地位和作用至关重要。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实现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基本目标。如何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与陕西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笔者认为有以下对策: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4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以“红帆引航・三力党建”为核心理念，以加强全镇基层党组织建设为重点，依托成熟的网格管理体系，将区域化党建融合于网格单元中，通过网格党建推动社区共治共建共享，逐步形成了网格党建工作的“五个一”模式。

[关键词]区域化；网格党建；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3-0054-02

面对人口管理和城市管理中外来人口多、贫困人口多、老年人口多，违章搭建多、安全隐患多、市容难题多的问题，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党委坚持把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从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的理念入手，初步探索形成了网格党建的做法，为以党建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拓宽了思路、积累了经验。

（一）一种理念：明确网格党建的价值引领。围绕新北蔡建设的奋斗目标，突出深化党建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功能，明确“三力”这个核心理念，即：不断深化区域化大党建，提升基层党建实力；不断深化党内民主建设，增强党建工作活力；不断深化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增添党建惠民魅力。

（二）一个组织体系：畅通网格党建的组织依托。即构建“三个网格、五级网络”的区域化党建体系。“三个网格”是指现有的城市网格化管理三个网格平台。“五级网络”分别指：第一级是镇党委、政府总指挥、总引领；第二级是镇网格办管理平台、三个网格；第三级是各村居、企事业、驻区单位；第四级是村居组团式服务团队、商圈、工地；第五级是村民小组、居民楼组、科室、车间，是网络中的最小单位。

（三）一套机制：构建网格党建的制度支撑。制度设计方面，制定出台《北蔡镇关于开展红帆引航・网格党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品牌创建方面，坚持项目化配置、品牌化培育，围绕邻里和睦、互帮互助、环境卫生、公共安全、文化氛围等内容，加大组织扶持。考核激励机制方面，把网格党建纳入党组织和领导班子考核内容体系，作为分类定级、晋位升级考核和评选表彰、居民区党组织书记进享编的重要依据。工作机制方面，形成了村居民主管理“六民六步法”与践行群众路线的“三四五”工作方法。社会资源整合方面，形成“互联网+”思维的整合机制，将社会资源搬到线上，与线下的群众需求对接，打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开放式群众服务模式。

（四）一批载体：拓展网格党建的工作抓手。结合不同层面网络平台的职责和功能，分层分类搭建载体平台，发挥各方优势，推动网格党建有机运转。依托责任网格，召开“网格党建联席会”，发挥党组织的统领支撑作用。实行“党代表进网格”，发挥党代表及其工作室的旗帜表率作用。整合网格内各种资源，为居民提供“三特”服务，即与网格内社区服务机构“牵手”合作，为居民提供“特约”服务；与网格内社区单位“握手”共建，为居民提供“特殊”服务；与网格内党员“执手”联建，为居民提供“特效”服务。

（五）一支队伍：强化网格党建的力量保障。以党员网格责任人为主要架构的网格党员管理服务队伍，以健全完善的机制规范、推进、管理网格党建。通过“网格党建联席会”、党代表进网格、北蔡市民热线等基本制度规范网格党建责任人的基本工作，立足网格楼组（队组）特色和资源优势，积极推进网格党员管理服务队伍的建设。

（一）网格参与最迅速地实现了社会活力的多维度激发。一是网格内驻镇区单位通过“红帆”引领，主动参与网格内社区共建活动，帮助社区解决困y问题，参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资源共享、共同开展组织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给社区“注入新活力”。同时，驻区单位党建工作得到加强，社会形象得以提升，实现了共赢。二是改变“政府包打天下”的局面，通过“网格化管理+自治共治”共同构成综合管理服务主体。一方面，促进“一般问题村居自治处理、难点重点问题网格协调处理、违法违章问题执法部门联动整治”。另一方面，借助群众参与的力量，导入村规民约的软约束力量，有效解决“法律法规之外、道德情理之中”的难题。三是充分发挥楼组（队组）党组织的作用，积极推广民主管理“六民六步法”，构建和完善汇聚民意、集中民智、发扬民主、改善民生、群众满意的“四民一满意”基层群众自治运作机制。

（二）网格整合最有力地促进了基层社会治理出实效。按照镇区地域划分的“网格”，融进了区域化党建的元素和做法，扩大了组织覆盖面，每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尤其是党代表入驻网格，使解决社会治理难点、难题更为顺畅，民心气顺。2015年网格指挥中心共接收案卷36895件，其中立案36664件，立案率99.37%，结案36586件，结案率99.79%，总体满意率98.27%。171名镇党代表围绕党的建设、中心工作和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组织开展“四员、四进、四访、四步”活动（即党代表作为政策知识的宣传员、党群关系的联络员、作风建设监督员、重大事项的议事员；进村宅、进社区、进企业、进重点项目；定期接访、主动约访、深入走访、落实回访；收集意见、分析梳理、研究解决、信息反馈，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并与三个网格相对划分，成立了三个党代表接待室，将每周三定为党代表接待工作日。

（三）网格服务最全面地确保了群众获得感的不断提升。网格党建的最终落脚点是各参与主体都有综合性的获得感，群众真正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在党建网格化管理下，实行以点带面、辐射提升，使党员干部在基层服务、在基层发挥先锋作用、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在基层体现科学发展，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确保了群众获得感的不断提升。一是精准化服务形成了贴近群众办实事的机制。比如，“法律服务进社区”“阿福根谈心会”等专业服务队，通过开展“党员微公益”，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满足了居民服务需求，夯实了社会和谐的稳定基础。二是精细化服务提升了居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建立了“北蔡易生活”平台，开发了家政服务、价格、健康咨询、社区资源等功能模块，向居民提供物业、快递、缴费等12项服务，将线上服务落地到社区，真正实现社区O2O。

（一）网格党建是凝聚社会价值最大公约数的新载体。抓党建促发展，必须实现与党的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关键是要把党建责任制承担好、落实好。北蔡镇网格党建的探索与实践，实现了优势互补，增强了边际效应，找到了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5

关键词：多元主体；和谐社会；治理；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125―08

社区建设，被学者描述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方法和手段。在区域上，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到全世界，从城市社区到农村社区再到城乡社区，成为一项世界性运动；在内容上，拓展至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卫生、环境、服务、管理等各个方面，综合性与全面性成为社区建设的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区建设运动，实际上也是联合国所倡导的社区发展实践。我国的社区建设在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加强社区管理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消解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突出社会问题。同志指出：“要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从建设和谐社区人手，使社区在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在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发挥桥梁作用，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上发挥促进作用。”…这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明了加强社区建设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也对如何搞好社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居民群众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只有社区日趋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坚实基础。探索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发展新模式，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加强和改善社会民生的现实路径。

一、社区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突破点和重要途径

“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地思考问题的方式，要求我们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如何把这个思路推向实践，需要寻找具有操作性的单位，而这个可操作的具体单位就是社区。社区具有一定限度的区域范围，是政府服务、经济组织运行、不同阶层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织的区域性共同体。在现实生活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的落实、社会管理和规范的构建等都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的。

1，加强社区稳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社区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建立起来的居民之间具有认同意识的地缘组织，是城市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和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传统社会，社区的自治和稳定就是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同样，在现代社会，有了千千万万个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目标才可能实现。上为政府分忧，下为群众解难，社区被赋予社会稳定的“减压器”和基层民主的“推进器”的功能，更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向基层群众心日中渗透的具体通道。通过营造和谐社区，建立起自下而上的、草根的社会生活体系，对于保证包括经济、政治生活在内的宏观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一方面通过各类社区服务组织的工作，帮助一些特殊人群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平息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社区可以通过协调各类群体之间的关系，减少矛盾和冲突；与此同时社区通过完善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建立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网络，设立社区警务室，实行群防群治，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组织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的法制教育、法律咨询、民事调解，加强对“两劳”人员的安置帮教和流动人口的管理。消除各种不安定因素，使社区居民安居乐业。目前，我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人民内部矛盾大量存在且经常发生，一些时有发生，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就会影响团结，以至妨碍正常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因此，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应该充分利用社区的这一稳定功能，以社区为依托，建立健全社情民意汇集和分析机制，及时准确地掌握各种社会群体的思想动态，协助党和政府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及时妥善处理各类，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社区、化解在萌芽状态。

2，推进社区自治是发展和谐社会民主政治的基石。

中央指出要“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_4。社区民主是基层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社区民主建设是新形势下巩固城市基层政权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实践证明，实现社区自治是推动社区民主建设的最佳途径。加强社区自治就是要组织居民，利用社区中的一切组织和资源，通过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控制和影响社区的一切程序、计划与决策，实现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的过程，它是通过居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来实现的。社区自治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执行，实现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实践证明，充分发挥社区自治功能、以落实四项民主制度为重点，坚持事秀公开让民知、社情事务让民管、社区工作让民审、重大事务让民议，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践的载体、制度保障、运行机制等措施，使社区群众的各项民丰权利得到真正落实，从而为建设起和谐社区奠定良好民主氛围。

3，社区文化的建设融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繁荣的进程之中。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单位社会”，人们生活在单位之中，建立在业缘关系之上的地缘关系具有极高的社会认同度。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 区类型与居民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居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在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方面的差异明显扩大，使得居民对居住地域的认同以及居民之间的相互认同发生问题，邻里关系趋向淡漠化。社区建设的实质就是要重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使其获得稳定的精神生活家园。它使人们在激烈竞争的市场领域之外，能够回归维护和补充日常生活的相互扶助的社会领域，使在市场中拼杀的人们得到精神的慰藉，并使经济上处于弱势的群体找到能够表达自我意志的属于自己的公共生活领域。社区的这些功能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结构要素来替代的。

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组织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建设活动以及健康向上的群众性科普活动，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又增进了社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社区文化较之专业文化生活更具有群众性、娱乐性、思想性和知识性集于一身的特色。社区居民通过自我创作、自我表演、自我娱乐和自我教育，不仅可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巩固和发展社区新型的和睦的人际关系，而且通过共同的社区活动参与增加了社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增进了社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利于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社区的文化建设还是传授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丰富居民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同志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当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尤为重要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而社区可以通过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社区生活质量，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维护和促进社区的安定团结，而且对提高社区居民科学文化素质，培育居民良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树立积极向上的伦理价值观，增强法制观念和现代意识，有利于培育良好的社会风尚，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繁荣意义深远。

4，完善社区保障与服务是改善和谐社会民生的现实路径。

社区的保障功能一方面体现在落实政府保障的具体事务上，如低保金的审查和发放，部分优抚对象的定期抚恤，定期定量补助和优待金的发放，养老、失业、医疗保险落实等；另一方面体现为挖掘和有效组织民间资源为社区弱势群体提供直接帮助；同时，社区还可以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方式，为社区居民就业提供间接帮助，从而发挥其保障作用。通过社区的保障功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居民自治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畅通民意反映渠道，使群众的意见及时得到反映，提出的问题及时得到处理和解决，利益关切及时得到回应，这样就使得社区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区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迫切需要发展社区服务，承接原来由企业或单位承担的部分服务功能，形成“企业抓生产、社区抓生活”的格局，同时，由于我国家庭结构向小型化发展，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出现，妇女职业化的发展以及家务劳动外移社会等原因，也需要社区扩大和强化服务功能；而和谐社区的标志之一是具有完善并成熟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把服务群众作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点，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关心的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直至看病和养老等诸多问题人手，进一步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满足社区居民多方面的服务需求。面向老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面向社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面向社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开展社会化服务，以“为民、便民、利民”为宗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资源，完善社区服务设施，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服务，逐步做到“老有所养、残有所助、孤有所托、病有所医、难有所帮”，使社区居民真正享受到社区服务的方便、快捷，感受到社区生活的和谐惬意，从而增强社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和谐社会的“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二、由街居制向社区制的回归：社区建设模式的基本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高度一元化的社会体制逐渐解体，“单位制”走向瓦解，一方面，“单位制”原来承担的许多功能逐渐外溢，从而转向原本具有一定管理功能但处于边缘地位的“街居体制”，另一方面，城市基层管理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新问题的任务也落到了街居这两级组织的身上，“街居体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街居制在运转过程中面临的诸如职能超载、职权有限和角色尴尬等诸多现实难题和种种困境，也使得人们开始思考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新思路。90年代中期开始的社区建设的探索，从理论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倾向。

1，资源配置视角。

基于政治学视角将社区建设看成是基层政权建设，强调政府权力下放和社区对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持这种取向的研究者认为基层社会弱化的根源在于街道一居委会体系的行政能力不足，主要原因是：(1)权责失衡，街道办事处事实上已成担一级政府的责任，却没有被赋予相应的权力；(2)条块利益冲突，街道办事处作为地方的行政机构无权管理“条”上的事务，政府的职能部门又没有综合协调能力解决街区的问题，而街道的整体行政能力则难以增强；(3)行政资源配置不足，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编制、财政能力和干部素质都难以与所承担的职能匹配，而居委会干部的年龄老化和学历、能力、效率问题更为突出。因此提出，要将管理权力下放、扩大基层政府的权能，“进一步强化街、居组织的地位，乃至把街道办事处变革为基层政府。”使其主要承担民政职能转化为承担整个街区的社会综合管理的职能。

2，社区自治视角。

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关注社区共同体的形成，强调社区动员、居民参与和社区自治。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注意到：在我国的社区发展中，政府对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似乎高于社区中的居民。在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大力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同时，许多地方的社区成员，对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却往往抱着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甚至并不觉得社区建设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或者干脆将社区建设看作是一项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政府行为。他们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忽视对社区居民的动员，而政府方面又因包揽公共事务过多而影响了行政效率，并进一步滞缓了社区发育。因而提出：(1)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趋向，主张政府权力应向社会转移；(2)通过社区工作促进居民互动，并实现社区动员；(3)将社区服务由政府对居民的单向服务转向 居民之间的双向服务；(4)培育社区中介组织和市场组织，让社会管理自己。

3，由“街居制”到“社区制”：社区建设的基本取向。

为了适应改革发展的需要，开创社区建设的新局面，确实需要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建设社区利益共同体，这一方面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即要巩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又要实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是从是社会发育层面看，经济体制改革与多元利益主体的存在，要求加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横向联系，促进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因此，实现“街居制”向“社区制”的转变，是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之一。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文件后，社区建设开始在全国展开，这一过程也就是街居体制逐步向社区体制转变的过程。一定意义上说，社区制是对单位制、街居制的一种超越和重整，从管理理念上来说，社区制面向全体居民，以居民为主，以人为本，变管理为服务；从管理形式上来说，社区制从强调行政控制转向强调居民参与；从管理目标来说，社区制改变政府管理的唯一主体地位，加强政府与社区的合作，达至善治(即良好的治理)。

民政部曾于1999年开始在全国选择了26个部级实验区进行探索，通过几年的实践总结和经验概括，形成了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等为主要特征的几种代表性的社区治理模式。“上海模式”重新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试图使政府运用其控制的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整合，形成“新政府社会”。具体而言，它主要是指上海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率先冲破条块分割，实行重心下移，将居委会正式归入“四级网络”(市一区一街道一居委会)体系。“沈阳模式”、“江汉模式”则是强调基层社区的功能，通过政府下放权力，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在这一模式之下，通过强化基层社区的功能，下放政府的权力，建立起各种社区自治组织(主要是各种形式的业主委员会、业主代表大会，物业公司)，并通过这些组织动员社会参与进行社会整合，并形成“社区制”社会。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居住在一定地域内以社会互动为纽带的生活共同体；具有共同利益；共同遵从一定的制度和规范。如果以此作为判断一个社区是否真实存在的标准，那么，可以说，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还鲜见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或者说，出于组织和管理需要而建构的社区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相去甚远。因此，在法定社区主导中国大部分城市基层社会的现实情况下，在我国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传统意义的社区向现代意义的社区转型，由“单位制”、“街居制”向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制”的转变，仍然任重道远。但与所有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社区建设和发展也遵循“路径依赖”的原理，和谐社会构建情境下的社区的未来必然取决于社区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区建设的现实条件。因此，在中国情境下，社区建设和发展必然源于两种结构性力量，一种是政府的行政力量，另一种则是基层社会自治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相互补充和博弈构成了不同模式的社区治理实践。从社区制这一基本目标出发，当前的社区建设仍然一方面要推进政府对社区职能的转变，由行政管理型向管理、服务与指导型转变；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完善社区自治机制，以加强社区管理与服务，实现社区整合；同时培育和发展居民社区意识和自治管理能力，形成公民社会，通过参与社区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从而推进社会进步。

三、走向多元主体互动治理：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建设新模式

社区建设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社区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目标除了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外，更看重社区基本要素的培育，其中包括社区组织体系的发育完善、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积极性和能力的增长、社区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的形成、社区中不同行为主体交往互动方式和机制的磨合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化和非公有制经济日益繁荣，大量“单位人”流入社区。国家于1991年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正是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强调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公民自助、互助和他助，依托社会资源解决社会问题，逐步实现社区自治。这与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的社区发展观是一致的。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推行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后，社区治理效果并不理想，政府仍然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自组织较少。因此，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治理的社区建设新模式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议题。

要构建和谐社区，关键是协调和均衡社区的各种利益关系，而实现社区利益整合的实质即是在异中求同，调整和协调社区内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与纠葛，谋求建立利益共同体，谋求制度、道德和情感的整合，也就是构建社区多元主体共同利益共同体，进行社区建设。笔者认为，当前社区建设的总体路径要基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互动治理的全新模式，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以居民自治为方向，以维护稳定为基础(可持续发展)，以文化活动为载体(精神动力)，以党的领导为关键(政治保证)，努力把城市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1，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区建设，为社区建设提供强大政治保证。

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领导核心。因此，要坚持党在社区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把党的建设作为社区的根本性建设。高度重视社区党组织建设，适时在社区设立党总支、党支部，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和组建党组织，加强对辖区内退休党员、在职党员和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理顺社区党组织与其他各类组织的关系，明确工作定位，创新工作方式。社区党组织应加强对社区建设重大事项的组织协调，保证社区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使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自觉维护党的领导、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和动员辖区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参与社区建设，积极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职责。完善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党建工作的机制。坚持完善由社区、街道、党组织牵头、驻区有关单位党组织参加的党建工作协调机制。社区、街道党组织要增强为各类驻区单位服务的意识，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共同目标为纽带，调动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驻区单位要自觉接受社区、街道党组织的指导和协调，在发展党员、选拔任用干部时应注意听取居住地党组织的意见。积极研究并把握新 形势下社区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切实提高社区党组织有效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建立快速有效的社区舆情收集“分析”“处置”反馈机制，倾听群众呼声，掌握思想动向，化解各种矛盾深化文明家庭、文明小区、文明社区、文明城区、文明单位、文明行业等群众性创建活动。

2，坚持可持续发展，为社区建设营造优良的外部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直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社会理想。天人合一，就是充分尊重自然，平等地对待人与自然，使人与自然达到高度和谐，协调发展。社区和谐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概念，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和谐：一是社区居民之间的和谐；二是社区组织资源之间的和谐；三是社区主体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和谐。所谓社区主体与社区环境之间的和谐，即在维护社区居民利益的同时，维护自然界的平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确保社区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营造优良的生态社区环境，真正做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社区需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恢复被占土地的部分生产和生态功能，改善小区的水文循环和局地气候；减少小区的物耗、能耗和水耗，废弃物在小区内最大限度地资源化，减小对城市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市政压力；维持城市的生物多样性、景观多样性、建筑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强化小区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安全，减小生态风险，诱导小区生态文明，加强社区人文生态交流，提高居民的生态意识和参与能力；充分尊重和利用小区的景观资源和生态资产，方方面面表现出一种浓浓的“和谐氛围”，做到“步移景移，人文气息与美感美景空间共享”，从而达到自然、人文、功能、建筑、园林的高度融合。

3，繁荣社区文化，为社区建设提供充足精神动力，促进社会进步。

要充分利用社区文化站(室)、社区课堂、社区广场等文化活动设施，积极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科普、教育、娱乐等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要加强对社区成员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科学文化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从表层意义上，“和谐社区”一方面开展文体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助，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抓好环境整治，维护社区秩序，优化社区居住环境，实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与此同时，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完善社区功能，做到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统一，最终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但是社区文化在现阶段的中国，绝不仅是退休老人自娱自乐的问题，而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基问题。社区文化的深层意义是建立一种社区内部的生活秩序，培育居民的公共道德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境界。但是，要把这种美好目标变成现实，还需要做出长期艰苦的努力。为此，就要不断升华社区建设理念和创新社区治理模式，通过倡导“以人为本”，实现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的协同合作，依靠多方面的合力来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4，政府和社会良性互动，构建参与社区建设的伙伴关系。

社区治理视社区为各种组织实现其组织目标的行动场域。在这个行动场域中，政府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将不再是单纯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而是通过建立合作的关系来实现社区的公共目标。这要求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基层组织改变其一贯垂直型的科层制工作模式，以适应社区以横向联系为主的网络化结构。也就是说，不是以简单的刚性的行政手，段来处理各种多样化的复杂的社区公共事务，而是通过和与此公共事务利益相关的各方面组织――包括私域组织和第三域组织――沟通、协商、合作来实现社区管理的目标。许多经验表明，单靠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解决社区公共事务往往既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也常常因为无法对社区的各种复杂情况做出灵活和及时的反应而导致政府在实际管理上的低效甚至无效。所以，社区治理的理念意味着政府如果要实现其社区管理的目标，必须和当地社区的各种组织特别是强调自主自理的第三域组织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合作。

通过明确的职能分工，形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相互依赖、协作共进的平等的伙伴关系。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提出与管理模式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背景，从根本上讲，它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中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调整的具体体现。在此意义上，我国社会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调整传统的“国家主义”价值之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国的政策就其已经实施的内容来说，实际上是将国家的部分权责交给社会，也就是说，建构一个有一定自主意义的社会”。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增强，同时意味着社会将承担大部分自我协调的责任，使政府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提升综合协调与管理的层级。因此，这包括社区自组织体系的培育和独立、街道办事处职能的重新界定以及相关政府机构效能的提升等任务。

5，引入市场机制，政府购买服务，社区筹资渠道多元化。

社区建设投资渠道单一、资金匮乏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社区建设是一项非营利性质的社会公益事业，必须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建立由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及有关服务收费为主要来源的多元化社区发展筹资渠道。一方面建立政府对社区服务机构(包括其他非营利机构在内)的资助制度，并将这种资助制度纳入政府经常性的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建立类似“社区发展基金”的筹资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广泛调动社区内外的民间资源，吸收机构赠款和民间捐款，并根据社区发展的需要将各种资源统一分配到社区服务机构中去；与此同时，组建社区服务发展公司，负责组织辖区内的经济建设活动，并通过其工作，赢得政府和企业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样做不仅可以获得更多的社区发展资金，而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实施再就业工程作出贡献。

当前，社区公众需求的多元化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切实加强政府对社区服务的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和政策监管，推动城区和街道建立和完善“一站式”、“一门式”服务，公共信息化服务，不断提高社区服务的质量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鼓励大型服务企业兼并、控股属于集体所有的社区服务单位，鼓励个体经济参股或兴办社区服务企业，引导赢利性社区服务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要充分发挥资源共享机制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引导社区内企业事业单位开放服务设施，面向社会联合经营，提高服务资源的社会化程度。同时，加强对社区公共资源的整合，充分发挥区街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的中介、组织作用，实现社区服务资源的综合有效利用。一定意义上说，市场力量介入后，街道则根据有限政府的理念 充当社区建设的引导者与运行规则的裁判者(而且一定要做公正的裁判者)，在三元力量格局中走向“小政府”，符合西方社区发展的实然过程，能够从根本上转变职能，降低运行成本。

6，大力培育社区非政府组织，提升社区自治与公民参与水平。

社区建设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府行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民间活动，而是各类社区主体、各种社区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在整个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居民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社区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志愿性、自治性组织的发展，为扩大居民参与、推进社区管理中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现实途径。大力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建立在社会主体权利基础上的社会自我管理机制，将成为中国政府管理模式演变的重要实践取向。非政府组织进社区与公民社会的结合将有力推动中国的社会改革，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只能从社会底层开始，农村中的村委会和城市中的社区居委会的民主建设，是中国特色的“草根民主”和“草根政治”，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公民广泛的社会参与，既是公民社会和和谐社区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其终极目标之一。社区建设，将极大地调动广大群众的参与热情，通过公民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自治，反过来又将促进社区建设，并逐渐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进而对中国的社会改革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需要大力培育社区民间自治组织，以激发社区潜在活力。一方面，结合网络化管理，提高社会化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主要是组织扶持社区缺口服务的民间组织，一类是党和政府认为交给社会办更有利的事务，如某些社会调查和方案制订、某些政府服务事项和审查评估工作等；二类是社区企事业单位急需的服务，如企事业办公人员生活文化服务、企业公关服务、公共综合服务等；三类是特殊人群，如老人、儿童、青少年的特殊护理、心理疏导、纠偏等服务；四类是特殊维护修理和应急抢修服务；五类是社会少有的微利、平利便民服务。另一方面，实行行业化管理，形成自律、自主的运行机制。基层社区应主要依靠民间组织的力量，关键是各类民间组织发展充分，形成群落，实行分行管理，要积极促成四类民间组织发挥作用。一是民间社区，包括各类协会、促进会、联谊会等；二是基金会，如慈善基金会、教育发展基金会、老年基金会等；三是民办公利性企业，如民办学校、医院、养老机构等；四是服务类中介组织，如社区服务中心、家政服务所等。要本着“存者整合、缺者扶持、汇源成流”的方针，培育社区民间组织。让公民、公民性的社区组织以主体姿态、以自助、自治的方式组织起来，参与社区管理，参与社区矛盾的解决。

四、结语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6

关键词　法治　社会管理　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从法治发展的视野来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法治国家的发展从学术探讨到宪法实施、从确立治国基本方略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基于此，作者认为法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已逐渐深入人心。

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内涵及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法治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以法治来达到“善治”，完成社会管理模式变革，是全世界发展的趋势。

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以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和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善治”。所谓“善治”，即多种管理方式共同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社会管理模式。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援助组织的研究认为，实现“善治”将最终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时期要达到“善治”有不同的方法。在封建时代，要达到“善治”就必须依靠君主的贤明；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就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型“善治”是社会管理模式的理想状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共同治理。如何通过“法治”达到“善治”？一方面，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赋予权力的过程其实也是限制权力的过程，只有明确一定的权力，才能限制越权，并且通过对国家机关权力的限制达到保障公民基本权力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公民规定相应的义务，从而驱使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因此，“法治”和“善治”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最终形成“善治”，而“善治”自身也需要“法治”。

法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都能得到有序的发展。当然，法治并不是社会管理唯一的方式，但是，通过社会实践，经过全世界人民的选择，法治是最能维护公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方式。

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内在要素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法治的权威性、确定性来代替人治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是维护公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法治不仅是达到“善治”、实现社会管理的最佳方式，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促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保障。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之所以是最佳的社会管理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有机结合。首先，通过法治对国家、政府和权力的限制，社会、公民和权利得到保障和发展，同时这也是对国家、政府和权力的保护。其次，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下公共服务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府依法管理和公民积极参与治理的有机结合。首先，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在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次都必须依法进行，不得超越既定的法律框架。其次，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公民不仅仅是社会管理的客体，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社会管理主体的职责。

第三，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正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时期转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时期，并重点构建以民为本的民生法治，这必然对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以适应民生法治的需求。同时，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不仅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而且还需要公众参与。只有让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

第四，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利益诉求渠道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必须处理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使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有机结合。同时，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要求不断完善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使社会矛盾得以化解。

第五，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社会维稳和公民维权的有机结合。所谓法治，其核心就在于对权利和义务的严格规定和限制，通过宪法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对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进行规定，包括公民参与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流程、方式、方法，最终促使公民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通过法治化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才能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促使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7

1.1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需要社会管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刚性管理，一类是柔性管理。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是做群众工作。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仅靠刚性管理难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管理的目的，在特殊时期甚至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科学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则能够更准确地把握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发展趋势，是柔性管理方式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作为一种最重要的社会管理形式，以准确把握国家路线、方针、政策、社会道德规范和舆论导向为前提，能够保证社会管理措施的施行始终符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总体目标。

1.2构建和谐校园的必然要求和谐校园要靠和谐的教育来建设，和谐的教育理应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思想政治工作应把教育者置于客观环境中，在受教育者所依赖的学校、社会和家庭3大外部环境上形成合力，为师生创造一个公平公正、互信互爱、谅解与宽容的和谐校园，激发师生追求正义，探索真知。在这个深刻变化的时代，高校师生承受的工作、学习、生活、心理、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不断增加，极易出现不和谐的情况，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进改革发展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化解各种矛盾，确保高校乃至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明确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情况下，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的构建纳入其视野，建设和谐校园，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1.3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需要用和谐的方法培养人、培养和谐的人，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的观念创新。应当看到，我们既往的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和谐”的品质。在观念上，缺乏民主，忽视个性。在方法上，以灌输为主，训诫为主，批评为主。多年来，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误区就在于把学生当成被动的接受者，以说教式的课堂教学作为智育教育的支撑点，难免带来了思想、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不和谐。缺乏“和谐”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也能有效，当然，其效也难以牢固、长久。但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面对已经“觉醒”的人们，既往的缺乏“和谐”品质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就难以为继了。因此，积极构建以“和谐”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新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已迫在眉睫。

2创新社会管理对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

社会管理创新与思想政治工作在多方面具有内在联系性。一方面，现实的人是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管理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归宿。社会管理的主体与对象都是人，社会管理的有效运行需要通过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才能起作用，社会管理创新对“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培养人和塑造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职能，因此也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柔性社会管理方式，能够通过非强制性的沟通和引导，“润物细无声”地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很好地弥补了以法律、制度为主的刚性管理方式的不足。社会管理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这种内在联系性，为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适用社会管理理论提供了现实可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管理方法等对于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理当为之呐喊，为之导向，为之保驾护航。因此，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都必须认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如何为创新社会管理和实现社会和谐服务问题。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作为社会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样具有创新和完善工作模式的要求和任务。按照中央关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来推动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创新，对积极回应师生员工诉求、满足师生员工需求、更好地促进校园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1创新社会管理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创建与之适应的目标体系

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力量的源泉，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现阶段的教育目标应与和谐社会管理的目标配套。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高校应当把服务和谐社会、和谐管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目标，将其纳入思想政治工作的总体规划，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和和谐社会管理教育，引导师生树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思想观念，促进师生全面和谐发展，从而成为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和谐社会管理的新力量。

2.2创新社会管理要求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以人为本就是以师生为根本，尊重、了解、理解师生，从师生的思想品德状况、性格、特点出发，努力激发、调动师生接受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体现出师生的主体地位并发挥出其主体作用，既让师生接受、掌握社会规范，又保护、培养其个性，让师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和心理都得到良好的培养与发展，让师生亲身感受、体验以人为本，增强师生的以人为本意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观念，以在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中更好地践行以人为本原则。

2.3创新社会管理要求必须坚持解决师生的思想问题与自身实际问题解决相结合

师生的思想政治问题往往因实际问题产生，因此解决师生的实际问题实际就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要抓住结合点，找准切入点，从师生关心的事情入手，将教育内容渗透到为师生办好事、办实事之中，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寓教育于各项主题活动之中。要深入基层，深入班级、宿舍调查研究，切实解决师生的实际问题，凡是涉及师生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都要尽心尽力地办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3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中医药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师生的思想问题，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问题的综合反映，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因素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具有无法估量的不可全部控制的广泛性和社会性，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打总体战，各方面相互配合，各守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必须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手段，调动和组织一切教育力量，建立健全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和谐模式，形成共同关心支持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强大合力。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需和谐的理念、意识，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必需和谐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处在一个孕育着的时代，它不仅带来前所未有的问题和挑战，而且也是诞生一种新认知图像的熔炉。”在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我们必须建立整体论的新认知图景。而这个新的认知图景需要人类自觉地努力，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构建也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思想政治工作认知图景。

3.1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的内涵

所谓模式，就是依据一定的理论基础表征活动和过程的一种模型或形式。一种模式蕴含着一定的理论倾向，代表某种活动结构或活动的范型。而和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是一种日久弥新的思想。我们所构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就是在和谐理念下，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进师生思想政治工作，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师生成长规律，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思想，为达成一定的教育目标而构建的较稳定的工作结构或程序，具有权威性、实践应用性的稳定范式。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是以“和谐”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新的形态的思想政治工作，它与既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有重大的区别。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古老的社会现象，是自阶级产生以后各个社会所重视的社会活动。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或面对不同的战略任务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形态是不同的。概括既往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把它们分为这么3种形态：强制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性化的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强制的思想政治工作。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前的思想政治工作统称为强制的思想政治工作。说它为强制的思想政治工作即指它是在强力控制下的、贯彻权力意志；没有对受教育者的理解、关怀和人格尊重，把受教育者完全当作被动的客体，强迫其接受教育。人性化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性化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性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指突出和强调人的本性与尊严，依照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特点而实施的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化的思想政治工作。简单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对我们党既往的和我国现实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概括。简单化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突出特点是：以社会为本位，不考虑或很少考虑个人的需要与发展；以政治或人为的政治教育为基本内容，不进行或很少进行品德教育；以教育者为中心，受教育者处于被支配的被动地位。我们党现在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促使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有重大的变化———展现出新的形态。我们所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态，就是适应了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与优秀的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目标实现的新的形态的思想政治工作。它坚持“和谐”理念、民主意识、主体性观念；以“和谐”为主题、为原则；在教育的机制、模式、方法、艺术、载体、评价上，都贯穿、体现、渗透着和谐的思想、意念、情感。即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以和谐为主旨、为统领、为主导。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所展现的是：和谐的思想；融洽的关系；和蔼的气氛；真挚的情感；自然的流露；坦诚的交流；自觉的内化；积极的行动。所以，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是“斗争”、简单、生硬、粗暴、训诫、压抑、强制思想政治工作的否定，它注重和谐思想的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注重激发、调动受教育者的积极性、主动性；注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思想、情感的碰撞与交流；注重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方法、教育环境等的协调一致。正因为这样，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是教育对象易于、乐于接受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会是具有良好的教育实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3.2思想政治工作和谐模式的构建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8

关键词：多元谐治;农民志愿者;乡贤动员;新型乡土公共性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5.01.025

1对现阶段农村治理模式的反思

农村社会治理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在党和政府既定的体制、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农村公共权力对农村地区进行领导、调控、管理和共治以实现农村社会有序发展所形成的一种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政府对基层全权统治模式被“村民自治”的治理模式所取代。“村政”是指依靠国家制度的强制力，以依法民选为基础组织自治机构，通过民主集中制而形成内生的行政效力。“民治”是指村民依据意愿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力，强调村民自己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享有高度的自治。但随着城镇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等多重挑战，其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一方面，村民自治日益行政化，扮演了国家行政体系“末梢”的角色。当村委会运行由自愿动员转变为行政命令，有些地方甚至是行政摊派，极大损害村民的自身利益，村委会遭遇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单一，难以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在乡村社会利益格局多元化、问题复杂化的背景下，基层村委以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为主，缺乏对话与协商。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急需满足农民多元化需求的多元化治理新模式。

2扶余市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案例剖析

在传统“村政民治”模式出现问题之时，扶余市的农民志愿者参与乡村治理的新模式值得借鉴。受传播文化和乡贤文化影响，该市活跃着一支以村容建设和农村德育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自发建立的“精神文明志愿者”组织，由张利和刘佩文发起，并通过道德宣讲、发展志愿服务带头人等手段不断发展壮大。经过近30年的发展，2011年5月，扶余市委宣传部牵头成立“扶余市精神文明志愿者协会”，至今已形成了分布60多个村屯，规模达到3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逐渐成为除了村委会、合作社之外的农村社会治理新主体。据不完全统计，从2010年1月到2014年7月末，志愿者们共植松树16435棵，安路灯2639盏，制作宣传牌1727块，立迎宾门78个，用红砖硬化路面10200延长米，农村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概言之，此类农民志愿者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内生性。与外在于受助者的志愿者提供服务不同，农民志愿者都是本村村民，自愿为本村建设出钱出力，体现出强烈的内生性。本土志愿者模式为基层农村的公共服务提供坚实的人力基础，同时保证志愿服务的延续性与持久性。

二是基层文化性。不仅参与村容建设，该志愿者组织强调将精神文明传播作为志愿服务的重要内容。志愿者们利用村里人结婚或老人过生日等人多的机会，以“三句半”、“道德讲演”、“道德小品”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主动开展传统美德等道德宣讲，以激活传统文化道德资源的形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农民自身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内化和认可，解决了乡村思想教育分散较难组织的“沙滩流水不到头”的难题，最终实现农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

三是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除了村委会、合作社等农村社会管理的载体之外，村民志愿者组织成为农村和谐治理的新型主体，发挥村民自身的积极性，不仅投身于合作社的互助劳动与村务管理之中，还对积极推动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张利的带领下，王家村的志愿者们自愿捐款，耗资近70万元，兴建了近300平米的文化大院，为村民提供文体活动以及学习文化的场所。

四是乡贤动员性。村民志愿者组织充分发挥了以乡村医生、乡村教师、乡村技人等为代表的德才兼备的乡贤在动员村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首先是在乡贤张利和刘佩文两人大力宣传传统文化和倡导村民德育的基础上发展而起，志愿者们也都对其高度赞誉，认为正是由于乡村贤人的教化，才促使当地农民践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积极参与到乡村志愿服务中来。

五是长期性。当地的村民志愿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志愿服务活动，已经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这种新型志愿者形式克服了当下一些志愿服务时间短、盲目性、流于形式、服务与需求难以对接等弊端。

3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新构想

基于对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的经验的借鉴，政府应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推动建立多元谐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所谓“多元谐治”是指“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也对应着农村社会中四个治理主体，即政治―村委会、经济―合作社、德育―乡贤、善为―志愿者组织。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政府转变农村社会治理思路，重视农民内生力量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过程中出现了过度行政化的问题。政府应在顶层制度设计的高度上转变过去单一式的行政化控制的治理思路，应给予乡贤、农民志愿者等农民内生力量以充分的肯定与支持，利用农村自身资源实现自我发展，着重开发农民自身潜力，激活农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长效稳定发展，这是多元谐治模式得以实现的政治前提。

3.2充分发挥“村政”的作用

村委会在部分地区存在国家行政体系的“末梢”发展的趋势，不妨换个角度来看，重视村级自治机构现有的作用，充分利用农村社会资源，发挥村委会在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机构。村委会作为村民经过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有责任和义务将村民的建议和意见向上进行反馈，以保护村民利益。同时，村委会可以利用自身村民代表的地位为村级建设争取到更多的行政资源，例如政策支持和财政拨款等。

3.3“乡贤”和“志愿者”成为农村治理的新主体之一

在村委会进行行政管理，合作社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乡贤和志愿者作为新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不可小觑。乡贤是指在本地有一定声望并在某一方面有突出贡献和才能的地方性人才，而从未离乡离土的乡村能人的作用更是应该激活的乡村治理资源。与强调乡贤返乡建设家乡的浙江上虞模式不同的是，扶余市更为重视挖掘守土守乡的本土乡贤资源，使其发挥社会声望高的优势，开展道德教育，建立村民志愿者组织，参与村貌建设和村级公共事务管理，培育新型农村公共性。

3.4“德育”与“善为”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

公共性是指在维护私人权益的基础上，公共权力机构公正分配公共资源，同时激活私人的公共意识，共同参与到资源的合理分配中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性曾出现危机，村委会的公共服务功能一度衰退，农民的公共意识难以被激发。扶余模式中的“德育”和“善为”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成为建构新型乡土公共性的重要手段。农民志愿者在农民认知方面重视“德育”的重要性。乡贤开展传统美德宣讲，通过道德讲堂、文化论坛等多种形式，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并将其逐渐内化于每个村民心中。在农民的行为方面重视“善为”的重要性。乡贤通过身体力行、互助帮扶等方式，利用自己在当地的社会声望，动员村民通过义务劳动、捐款捐物等方式开展志愿服务，不仅积极参与农村风貌建设，还引导村民摒弃等不良恶习，转变社会风气。

3.5“谐治”成为农村新型治理模式的核心框架

所谓谐治，就是治理主体各方形成一种目标明确、权责合理、交叉互动、互为依托的关系，成为一种完整和谐的治理架构。目标明确。不论农村社会中存在多少治理主体，但是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即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美好的农村社会环境。目标明确能促进各方合力，力量集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权责合理。村委会、合作社、乡贤、农民志愿者等村级治理的四大主体都有各自的分工职责。村委会负责政策与资源的上传下达，位于村民自治层面，合作社为农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乡贤在开展德育教育、动员村民方面作用突出，农民志愿者则是其中最活跃的力量，是道德教育的践行者和村屯各项事业建设的重要力量;交叉互动、互为依托。“谐治”并非分治，而是一种互动式的和谐治理。以乡贤开展的德育教育为整合核心，村委会负责村中行政事务，同时给予农民志愿者大力支持;农民志愿者带动普通村民开展道德文化建设，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使村委会的管理更加方便;合作社在受到农民志愿者的帮助和支持的同时，村委会可以为合作社争取资源。各方在相互支持中得以发展，形成一个和谐良性的农村治理系统。

4结论与进一步构想

“政治、经济、德育、善为”和谐治理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扶余市农民志愿者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提炼与总结而提出的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构想。实践证明，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农村社会是制度创新与新模式探析的广阔土壤，只有立足农村社会，充分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才能打破农村社会治理的困境，才能促进农村社会进步。当然，依靠内部力量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借助外部资源助推发展。例如建立高校资源与农村志愿服务对接机制。高校可以组织志愿者或社会工作的专业团队以暑期活动或专业实习的形式进驻村屯，在其中扮演协调联络与鼓励支持的角色。利用大学生的活力与创新意识辅助乡贤进行道德宣传。社会工作专业团队可以利用个案心理辅导、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知识帮助农民志愿者队伍朝专业化、高效化、体系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方面的建设需要在未来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其可行性，农村社会未来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建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0.

[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3]王一.农村社区建设与基层秩序重建――关于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J].山东社会科学，2013，（11）.

[4]田毅鹏.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 [J].社会科学战线，2014，（6）.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9

从法治发展的视野来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法治国家的发展从学术探讨到宪法实施、从确立治国基本方略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基于此，作者认为法治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已逐渐深入人心。http://

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内涵及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管理模式创新”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出发点。法治是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以法治来达到“善治”，完成社会管理模式变革，是全世界发展的趋势。

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是以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和为基础的社会管理模式，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管理的“善治”。所谓“善治”，即多种管理方式共同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社会管理模式。世界银行等国际开发援助组织的研究认为，实现“善治”将最终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时期要达到“善治”有不同的方法。在封建时代，要达到“善治”就必须依靠君主的贤明；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就必须依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法治型“善治”是社会管理模式的理想状态，主要表现为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共同治理。如何通过“法治”达到“善治”？一方面，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赋予权力的过程其实也是限制权力的过程，只有明确一定的权力，才能限制越权，并且通过对国家机关权力的限制达到保障公民基本权力的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对公民规定相应的义务，从而驱使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因此，“法治”和“善治”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法治”最终形成“善治”，而“善治”自身也需要“法治”。

法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都能得到有序的发展。当然，法治并不是社会管理唯一的方式，但是，通过社会实践，经过全世界人民的选择，法治是最能维护公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方式。

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内在要素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法治的权威性、确定性来代替人治的随意性、不确定性，是维护公民利益、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法治不仅是达到“善治”、实现社会管理的最佳方式，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促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保障。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之所以是最佳的社会管理方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有机结合。首先，通过法治对国家、政府和权力的限制，社会、公民和权利得到保障和发展，同时这也是对国

转贴于

家、政府和权力的保护。其次，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下公共服务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才能达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第二，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府依法管理和公民积极参与治理的有机结合。首先，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在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次都必须依法进行，不得超越既定的法律框架。其次，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公民不仅仅是社会管理的客体，同时也承担着一定社会管理主体的职责。

第三，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民生法治导向性与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正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时期转向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时期，并重点构建以民为本的民生法治，这必然对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以适应民生法治的需求。同时，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管理不仅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而且还需要公众参与。只有让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

第四，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利益诉求渠道与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必须处理好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使我国公民的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有机结合。同时，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要求不断完善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使社会矛盾得以化解。

第五，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社会维稳和公民维权的有机结合。所谓法治，其核心就在于对权利和义务的严格规定和限制，通过宪法和相应的法律法规等对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权利进行规定，包括公民参与社会各项事务管理的流程、方式、方法，最终促使公民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通过法治化的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才能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公共利益最大化，促使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

社会治理新模式篇10

横琴开发已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横琴开发的意义更无须多言，但横琴开发的具体模式却仍然有待再思考。 “横琴是澳门经济新的增长极”、“横琴开发是澳门经济走向适度多元的希望所在”、“横琴是泛珠三角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等等，诸如此类的论调全力打造横琴新区的战略地位，也极力凸显横琴开发於粤澳合作、粤港澳合作，乃至於在泛珠三角地区合作中的枢纽作用，进而力图勾勒出横琴饱含期待的未来。然而，此类论调最大的问题就在於，他们对横琴开发所依托的社会管理模式，或社会治理模式缺乏一个基本的定位。申言之，社会治理模式是一个社会结构进行有效治理的基础，缺乏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定位，就不能对横琴开发中的各个部分和各个领域作统筹规划，也不能对粤澳合作、粤港澳合作，以及泛珠三角合作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的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更莫奢谈横琴在跨域合作中的枢纽作用。试想，如果欧共体于发展之初缺乏以经济一体化带动政治一体化之共识，缺乏以让渡促进西欧社会统一之勇气，即缺乏一个明确的社会治理模式，又怎会取得欧盟今日之巨大成就？欧盟又怎会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实现跨域合作、区域一体化方面竞相参照的不二范式？

基於此，本文以“一国两制三体”为切入点，提出所谓的“横琴模式”，探索横琴开发在粤港澳合作中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而对横琴的未来作建构性思考。

一、“一国两制三体”、“横琴模式”及其制度基础

要发挥横琴的枢纽地位，真正实现珠澳合作、粤澳合作，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粤港澳合作，必须以“一国两制”为出发点，解读现行有关横琴开发之法律规范，以确认横琴在跨域合作中之“第三体”地位。

事实上，“一国两制三体”，即所谓“横琴模式”的确认并不缺少相应的法律基础和制度配备。2009年6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横琴开发进行部级定位，以合作、创新和服务为主题，充分发挥横琴地处粤港澳结合部的优势，在推进与港澳紧密合作、融合发展等方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的‘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规划》规定，横琴开发将根据自身发展定位，以创新求变为口号，建立与香港、澳门自由港政策相适应的粤港澳创新合作机制，促进三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资讯流的高度聚合与高效流动。打破粤港澳之边境限制，促进四大流通，《规划》下的横琴定位颇有欧盟共同市场的影子。

因此，《规划》对横琴开发的定位是对“一国两制”的深度解读。现行体制下，中国内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港澳推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介於内地和港澳之间的横琴新区无论是采取纯粹的内地模式，还是纯粹的港澳模式，都不能将横琴独特的区域作用彰显到极致。相反，横琴开发若采用一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该模式既不违背现行总体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治理模式，又能极大促进粤港澳的合作开发，是对横琴开发的最佳定位。将这种独特的、但又涵摄於“一国两制”之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称之为“一国两制”下的“第三体”，应当是《规划》对横琴开发模式的法律定位。可见，《规划》之本意就是在“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下，大胆探索、创新求变，将横琴打造成粤港澳合作的“新模式示范区”――即所谓的“第三体”。对此，2011年3月6日在京签订的《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定》）亦进一步规定，集聚国内外优质资源，强化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动力，打造粤澳产业升级发展新平台。为此，“一国两制三体”、“横琴模式”就是《规划》和《框架协议》对创新粤澳合作，推进横琴开发，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示范区最准确的诠释。

应当说，《规划》、《框架协议》就横琴的定位和开发已超出一般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概念，为横琴的持续开发和长远发展提供了法律上、制度上的保障，“横琴模式”在“一国两制三体”的架构下有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尽管珠海人大於2011年11月推出的《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条例》中存在若干值得商榷的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制度层面，《规划》、《框架协议》已经在“一国两制”的政治口号之下，创新“三体”以求变，就“横琴模式”的开发和粤港澳合作提供了相对全面的法律规范和制度保障。

二、横琴模式的“新”要求

按照《规划》、《框架协议》的相关规定，确立了横琴开发的国家战略定位，也理应赋予横琴开发所必须的、相对独立的行政决策权。然则，如果按照现有法律规范下的行政层级，未来横琴政府的管理模式无法堪此重任，更何况横琴管理模式之建构在政治制度、政府体制、经济体制等方面涉及许多港澳因素、境外因素，因此，横琴开发的治理模式必然涉及到制度的创新和改革，也必然涉及到行政级别的重新界定和管辖权的重新划分。中国是典型的单一制国家，横琴新区政府面对粤港澳三个省部级政府，地理位置和行政上隶属于广东省珠海市，而横琴开发却属於粤澳合作开发的部级专案，其间还委托珠海代为管理开发，众多的行政层级和行政管辖错综复杂、架屋迭床，必然会影响到横琴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独立决策能力，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无疑会遇到更多的行政体制障碍和事实障碍。《横琴新区条例》将横琴开发至於珠海主导之下固然有因，但这样的治理模式是否有完善的空间值得思考。

当然，横琴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必然是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径中前进，只要一国两制的政治口号不变，只要粤澳合作依旧存在前景，横琴的治理模式就有突破的可能。鉴於现行的法律架构和事实因素，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寻求横琴开发的“第三体”是横琴创新模式必须遵循的唯一路径。《框架协定》第二章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建立粤澳合作开发横琴协调机制，对横琴开发重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支持横琴新区就具体合作专案与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直接沟通，强调横琴新区和澳门政府的直接沟通，其主旨也就是强调横琴新区在粤港澳合作中的独立性。

可以这麽说，横琴模式不涉及存在与否的问题，仅存在如何探究横琴模式的内在要求问题。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在於，如何於“一国两制”背景下，就横琴治理结构的组成、运作、法制等方面推陈出新，於港澳之外开创社会治理模式之第三体，以开启粤澳融合发展新思维。一方面，横琴模式的内在要求既体现当代立宪主义之精神，坚持之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之原则；另一方面，横琴开发设计又要彰显横琴发开发之地方特色，体现横琴在粤港澳合作开发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如果继续往下思考，横琴模式在治理结构方面当如何协调立法、司法、行政和监管之间的权力划分和组织运作？是采用以横琴人民代表大会制，还是类似港澳地区的议会制？是采用粤港澳三地等额参与制，还是差额参与制？在法系创建方面是适用内地法、香港法，还是澳门法？还是创建全新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横琴法系？ 在行政方面，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横琴行政长官，还是采用港澳式的直接选举制度？在司法方面，是否设立横琴特别法庭，负责横琴案件终审？是否有必要并着手培养一支既精通港澳法制，又熟悉大陆法制之法官、检察官、律师队伍？

无疑，探讨横琴模式的内要要求，一方面就如何充实横琴模式，如何设计横琴未来的政治架构提出新课题；另一方面，这种新的治理模式的探讨是建立在跨域合作政策指引之下，亦提供了广泛的创新空间和自由空间，横琴的蓝图也因此更值得期待。

三、横琴模式和澳门经济多元化

不可规避的是，横琴治理模式的创新必须紧扣澳门产业的适度多元为主轴。实施《规划》，建构全新的横琴社会管理模式固然要求大胆创新，但更应发扬务实精神，不能无视澳门长远利益，甚至以牺牲澳门经济多元化和澳门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为代价，进行所谓的“纯开放式”开发。当横琴开发面向全球招商时，在产业选择和开发定位上一定要兼顾到澳门的实际状况，尤其要通盘考虑市场竞争和产业布局，积极拓展澳门在横琴的开发空间。反之，那些无视澳门产业现状，一味追求高发展却无视澳门适度多元的发展战略必然导致澳门的边缘化。从法律层面来看，这种做法也必然违反“一国两制”之精神。

总之，横琴治理模式的选择与澳门社会的长远发展关系密切，借助於横琴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其根本的目的就在於促使澳门社会实现、旅游、工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金融等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布局，健全社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既然港澳资本主义制度、大陆社会主义制度，那麽位於两种制度交汇处的横琴开发必须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绝非简单的“两制”走向“一制”，而必须在“两制”之内寻找一条走向共同繁荣之路径。长期以来，港澳一直靠填海扩充发展空间，而距澳门百米之遥之横琴岛，与珠海市区有天然水道分开，以大桥相连，自然成为港澳空间拓展之首选之地。依据《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可供开发土地面积约53平方公里之横琴岛被设想成为“带动珠三角、服务港澳、率先发展”，是“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因此，横琴模式，抑或“一国两制三体”架构的创制和发展其实就是一国两制的政治意涵的衍生和创新，是一国两制的固有的内在要求。

四、横琴未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