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创新运作机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作 者】邓崇专，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6）06-0018-007

广西民族乡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并形成了绚烂的优秀传统文化，①探寻并厘定它们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多元价值以及二者间的勾连机制，在“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②的时代背景下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本文以融水苗族自治县滚贝侗族乡和上林县镇圩瑶族乡民族文化建设为例，通过其民族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所取得的实效的展示，证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当代法治建设的契合，并依“个案”到“全貌”的归纳推理，就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及如何探索出一条有效之道发表一方拙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两个民族乡民族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成效

滚贝侗族乡位于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西北部，成立于1984年10月15日，是广西唯一的侗族乡，居住着侗、苗、壮、瑶、水、汉6个民族，其中侗族人口约占全乡总人口的47%；镇圩瑶族乡位于广西南宁市上林县西北部，成立于1984年10月14日，是南宁市三个民族乡和革命老区之一，主要居住着壮、瑶、汉等民族，其中瑶族7600多人，约占全乡总人口的31%。

生活在滚贝侗族乡、镇圩瑶族乡的各个民族，孕育了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近年来，二民族乡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当地民族文化建设，确立了“以文化促和谐”的社会治理新思路，在整合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巧妙地注入现代文化的因子，通过“传统”与“现代”文化的捏合以及全力推进各民族人员间的互动，达至塑造民族精神、培育民族信仰、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和谐的总体目标。其基本做法是：

（一）官方搭台，民间唱戏

过去民族乡各族群众只是习惯性地、自发地开展各自民族的节庆活动，这种零散、不成规模的无序安排，不仅无法造就民族凝聚力，而且会人为或不自觉地阻隔其他民族的积极参与，致使无法形成民族和谐。为改变各民族自赏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局面，民族乡党委政府把各民族传统坡会或节庆的活动开展从民间自发转为官方组织。例如，目前滚贝侗族乡党委政府挖掘并厘定了诸如侗族的“热伴节”、水族的“南瓜节”、苗族的“新禾节”、汉族的“甜粑节”等为官方组织的活动，按照不同民族的节日，分别确定不同的承办地点和活动内容（详见下表），有意识地为各族群众搭建集中、有序、联动的活动平台。

镇圩瑶族乡党委政府也利用当地的瑶族“达努节”，经过精心的打造，使瑶族“达努节”成为当地各民族开展“三交”的经典名片。“达努节”是该乡瑶族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举行），又称祝著节、祖娘节、瑶年、二九节。瑶族人民十分重视这个节日，节日前，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要打扫卫生，收拾得干干净净。“达努节”这天，几乎家家户户都杀猪宰羊，杀鸡染蛋，聚餐痛饮。该节日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民族乡政府官方组织的集文艺表演、山歌对唱、特色体育比赛、特色农产品展销等于一身的大型综合性活动。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九日，南宁市民委和县民族宗教局也都拨出一定的资金，以支持各民族乡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活动。如镇圩瑶族乡在2015年“达努节”这天开展了以“达努欢歌・魅力瑶乡”为主题的活动，乡党委和政府还特地为此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根据该方案，活动地点分主会场（乡政府所在地镇马街）和分会场（排红村排岜庄），活动人员除民族乡和周边县、乡镇群众以及广西乃至全国各地游客外，还特别邀请市民委领导、县“四大班子”领导、县民族局领导、其他兄弟乡镇“三大班子”主要领导、企业及社会知名人士、新闻媒体记者等一同参加，活动内容为文艺演出及舞狮表演、瑶族特色体育比赛、民间绝活表演、瑶寨迎亲民俗体验、山歌对唱、瑶寨百家宴、瑶乡民俗旅游产品评比大赛、瑶家特色农产品及工艺品展销等。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还特别成立了总协调组、环境综合整治及现场布置组、宣传报道组、会务接待后勤保障组、安全保卫及食品卫生保障组和达努节活动项目组，同时还详细规定了各组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及工作职责。从方案看出，乡政府全体干部职工可以说是倾巢出动，鼎力支持瑶族欢庆达努节。同时，从参与活动人员看，达努节已不再是瑶族的“独唱”，而是各民族共度佳节的“大合唱”。

两个民族乡的上述举措，就是要打破文化交流中的“窄视”和“短视”，营造各民族的“同乐”场景，在大联欢中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这一创新不仅给各族群众带来了文化“大餐”，也发展了旅游经济，增加了民众的收入，而且还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赢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传承、保护了民族传统文化。

（二）大力推进民族文化工程建设

自2009年始，滚贝侗族乡党委、政府主要以侗族文化为基点，拟定了“七个一”民族文化工程建设，即每村修建一座风雨桥、一个寨门、一座鼓楼、一个篮球场以及组建一支芦笙队、一支业余文艺队、一支篮球队。该民族文化系统工程既沿袭了当地的主流传统文化，又吸纳了活跃的新文化元素，它们相互交织并相得益彰。目前，该系统工程已全部完成。通过这些载体，该乡各族群众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如，该乡在每年的“五一”“七一”“八一”及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都会举办各式规模不同的篮球比赛（有的村屯还不时自发组织篮球友谊赛）；在乡里开展的各种群众性文艺活动中，村村都有队伍参加，而且近年来乡里组织参加的各类文体比赛荣获县级30多个奖项，还蝉联县“美丽达配”冠军。另外，芦笙不再只在节庆期间吹响，村与村间借芦笙进行的交流活动，随时随地可见，芦笙成为各族群众和睦相处的“友好使者”。现在，无论节日与否，村村响芦笙，寨寨闻歌声，已是滚贝侗族乡各族群众生活的常态。

两个民族乡通过上述“以文化促和谐”战略的精心布局与良好运作，极大地促进了村屯人们之间的交流，迅速增进了村民间的友谊，并在加深彼此的感情中逐步消除、化解了各族群众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戒备心理。同时，各族群众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性因之有了改变，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也随之得到了提高，一个团结向上、和谐稳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民族乡，已然成为了事实。近几年，两个民族乡的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案率逐年减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一直处于较高状态。

以滚贝侗族乡为例，该乡近几年的刑事案件发生率均为零，2012年发生的治安案件为31件，2013年为10件，2014年为8件，2015年为3件（截至10月）。2012年至2014年综治平安建设工作年度绩效考评均为优秀，2011年被评为县级综治平安建设先进单位、维稳先进单位，2012年被评为县级综治平安建设先进乡镇，2013年被评为柳州市综治平安建设工作先进单位。以下两个典型实例，是滚贝侗族乡民族文化建设成效的具体佐证：

例证一：JY屯与DY屯从老死不相往来到唇齿相依

该乡JY村的JY屯（苗族）与DY屯（侗族）过去很长时间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不和睦状态，“路遇低头、开会偏头”是两屯村民日常生活中“礼遇”的真实写照，可说是老死不相往来，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没有通婚。不仅如此，两屯村民有意或无意发生争吵、打斗是常有之事，甚至多次出现群体性冲突并有过用自制鸟枪对峙、火拼一触即发的惊心场面，成为影响当地社会治安的一大困扰。如今，在政府主导的民族文化建设引领下，在全乡传统文化如火如荼的大交流中，两屯村民的隔阂开始破冰、融冰。从最初的被动相见到今天的主动相约，从偶遇的问候到农闲的拉家常、谈发展，从相邀小酌到节庆的大联动，总之，相互间的交流从逐渐增多，直至常来常往并通起了婚，形成了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和谐局面。

例证二：“诚信菜篮子”的诞生

民族文化建设，培育并造就了滚贝侗族乡各族群众的诚实守信行为，“诚信菜篮子”的诞生即是这一成果的见证。“诚信菜篮子”亦称“无人售货蔬菜摊”，即村民把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清洗干净并扎成小捆装在篮子里，放到农贸市场的“诚信菜篮子摆放点”，①不需要主人看守，顾客只要按习惯或市场行情自觉地把适量的钱放入到摊主事先准备好的小网兜里，即可拿走相应分量的蔬菜，双方的交易就在这种无声的诚信氛围中自觉完成，没有人只拿菜不给钱，也不会有人偷拿这些菜钱。滚贝“诚信菜篮子”曾得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等媒体的报道。①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定位

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曾说过：“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1 ]14有学者从整体上对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和作用总结出三个宏观层面的内容：一、文化是人进行创造性活动的结果，同时又是创造性活动的来源；二、文化关系到个人自由与发展；三、文化关系到国家实力。[2 ]4-6具体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治理的功能，评估上述广西两个民族乡“以文化促和谐”战略实施的社会效果，无疑印证了这样的显见结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各少数民族“安身立命”的生存和发展基础，还通过挖掘、改良、整合等手段成为了当代的道德资源及旅游资源，而且因其与我国当代法治表现出的天然契合，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

根据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化“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观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也因其具有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的特点而体现出直接性和间接性两个层面的作用机理。

前者是指具有规范性意义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按照高其才教授的观点，这些为本民族成员所信守的习惯法，曾“为维护民族共同利益、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传递民族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 ]200。从当今的法治视角审视，它们中的某些规则或精神因其“合法性”而理所当然地赋予其当代法治的意义，从而体现出了直接的法治功能。②其实，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习惯法在内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的价值，很多学者对此已作了正面的肯定。如周世中等学者认为：“今天，民间法是仍在起作用的‘活的法’、‘行动中的法’。无论是传统的民间习惯法还是新的民间法，它们至今仍在民间有一定的特殊影响，调整着特定范围的社会关系。”[4 ]171苏力教授甚至较早就断定：“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5 ]

后者是指不具有规范性意义的道德层面的，同时还包括诸如民间文学艺术、体育节庆、科技工艺、衣食住行等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这些由各少数民族自发的纯“自由”活动，虽然表象上没有直接体现出当今法治的意义，但在对法治底蕴的滋养中却有着强大的力量，从而具有了间接的法治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质，历久而弥新，能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育、熏陶、引导、规范、凝聚、激励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6 ]1正是基于文化的滋养功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概括起来，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今法治建设给予正面支持的机理，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家法律在民族地区实施中显现出的延伸短缺及空间扩展减弱而予以及时有效“补足”和“补强”，使国家法治的制度供给渠道变得丰富且便捷；另一方面是对法治起了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主要源于传统文化的教化功能以及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文化营养的渠道；再一方面体现在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促进与提高，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自治性底蕴，不仅凸显了多元共治的民主氛围，而且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今基层社会治理中运作路径的再创新

社会学家钱穆曾经说过：“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7 ]3当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用以解决现实问题作用的充分发挥不可能自而为之，必须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才能使其功能的释放更充分。由此，在当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运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法治功能以提高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创新课题。滚贝侗族乡、镇圩瑶族乡党委和政府敏锐洞察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法治功能，并依着这种功能实际运作的辅佐，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方面获得了成功。在笔者看来两个民族乡民族文化建设取得实效，其经验绝不仅仅体现为地方性的个案价值，而因其普适性具有了推广意义。依据“国家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的必由之路”[8 ]及“在社会治理的论域内，实现治理有效必须依赖法治的积极建设及其功能的充分释放”[9 ]的历史总结，除两个民族乡民族文化建设的经验之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今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作机制，大致还有以下一些路径可供选择：

（一）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有效导入乡规民约中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当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潮中，长期作为基层社会有效治理手段的乡规民约，陷入了变异以致在夹缝中生存的困局。一是一些地方政府不顾乡村实际而把法律直接、单纯地植入到乡规民约中，甚至为达到整齐划一、“事半功倍”之目的而事先创设出所谓符合法律的乡规民约的模板给各基层组织（包括村委会、居委会等）“填空”，从而使乡规民约失去了各自应有的特点，并因缺乏可靠的根基支撑而影响了乡规民约自治作用的有效发挥；二是我国乡规民约中的“处罚”或“惩罚性”条款，一直被学界冠以“与法律冲突”或者“违法”而成为饱受诟病的内容，他们纷纷主张这些“处罚”或“惩罚性”条款应退出乡规民约，从而使传统乡规民约的去留问题陷入了困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乡规民约的优点是约定俗成、为人们喜闻乐见、长期普遍使用、城乡妇孺皆知。”[10 ]36在笔者看来，乡规民约之所以为乡民所熟悉和自觉遵守，是因为乡规民约首先基于一定人群和地缘，融合了当地民族诸多传统习俗以及迎合了当地特有的自然条件，从而使其拥有极强的先天亲和力。同时，乡规民约完全是由乡民自己当家做主的“签约”，它体现了乡民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作为“合同”的签约方，乡民忠诚并诚实地履行乡规民约也就成为自然和正当之事。另外，从历史及现实看，乡规民约克服了国家法在乡村因可能“水土不服”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力不从心”，是对国家法在乡村推进中的“短板”与“乏力”的有效补齐和补强。由此，乡规民约实为一种非常理想的用于乡村社会治理的资源，各地方政府理应积极加强引导，把具有规范性和非规范性（道德层面）的与当今法治要义相吻合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改良、整合，悉数吸收成为乡规民约的核心内容，并通过正当的程序制定与颁行而获得有效实施，①从而成为突出反映各乡村特有传统文化以及生活环境、自然条件等因素并为一定地域人群遵守的规范，为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构建起另一种治理制度。

（二）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习俗中的善良成份并使之成为司法资源和人民调解资源

少数民族一些传统民间习俗能与现代共生共存，其善良的内在价值必为其延续的动因。同时，因其拥有的极优的规范和评价功能，也成为我们留存并发挥其功用的坚强理由。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存在大量且至今尚为浓厚的民间习俗的背景，通过挖掘、改良与整合，创造性地把它们转换为司法资源和人民调解资源，作为司法审判和人民调解的直接依据，以提高和增强司法和人民调解的工作效率与公信力。其实，我国江苏省较早就有了将善良风俗引入审判化解民间纠纷的司法实践，而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应当说是对包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很好的印证。①另外，我国《人民调解法》虽然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应当遵循“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原则，但该法也并没有做出调解依据的特别限定。事实上，该法的诸多规定已经为民间习俗引入人民调解预留了空间。如该法第20条规定：“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而这些被邀请参与调解的人员并不都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政策知识，他们可能运用的就是包括民间习俗在内的各种“地方性知识”。也就是说，人民调解只要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民间习俗就可以成为人民调解的依据。由此，鉴于某些民族地区的人民调解因过于强调把法律法规作为调解依据导致纠纷调处不理想而出现较多积案的实情，允许人民调解员把民间习俗适时并有效运用于纠纷调解中，让当事人在既熟悉又自愿接受的“规矩”中快速化解矛盾纠纷，实为理想之选择。

（三）增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法治宣传教育的交融，以提升法治宣传教育的实效

虽然我国历经了如火如荼的六个五年普法教育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从严格意义上审视，在一些较为偏远或落后的民族地域，尚存在令人不满意之处。其主要原因与采取大量单一或传统的普法方式，并以自上而下且伴随蛮不讲理的强行灌输有关，致使民众在长期受内生性知识熏陶之下，对国家法这一外生性制度产生了本能的排外或抵触。鉴于此，要实现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的目标，就应创新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增强普法的实效性。创新举措之一，便是巧妙地把那些符合法治要义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普法行动进行高度的捏合，推动由单纯注重宣传法律条文向注重培育法治理念的转变，让民族地区广大群众更易理解、掌握法律，让法律真切地走进他们的心灵，②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内化为自律行为，并形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正如有学者所言：“法治化不能是法律条文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要在往返于习惯和法律之间孕育法治精神的行程中实现。习惯升华为法律，法律回归习惯是法治化的一体两面。”[11 ]

（四）促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向法律制度“转正”

苏力教授指出：“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惯和惯例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需要各种习惯惯例才能起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许多法律往往只是对社会生活中通行的习惯惯例的确认、总结、概括或升华。”[5 ]法毕竟是以“国家意志”为表征的，与其他社会规范不同，其表现出“肯定性、普遍性、完整性、国家强制性等特点”[12 ]384，为此，要使那些符合法治规范或精神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真正发挥功能，就必须实现其从非正式到正式的身份置换，从“在法治主义语境中贡献了边缘人的视角” [13 ]70-71 的“边缘人”角色转化为法治建设的生力军。而达至其华丽“转正”的目标，则是在相关的立法中（特别是地方性立法）悉数吸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法治精髓，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因在制度上的“嵌入”而让法律得到普遍认同和遵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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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2

[关键词]基层政府；社会治理；创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6.126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6-0-0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政府对加强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方针，并为实现社会治理改革作了详细部署，深化改革需要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成效保驾护航；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党中央又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为加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法律和保障。笔者认为，实现“五位一体”目标的关键在于基层政府，即加强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1 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相关概述

基层社会治理，即县级以下的政府和派出机构主持工作，由社会广泛参与，旨在使社会进入依法治理的轨道上来，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所谓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也就是改变传统大包大揽的干预型政府，通过服务型政府的打造，引导社会全员参与，形成社会与政府的双向互动模式。

“治理”一词，本身就是音译过来的，源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融合，它的含义可以引申为管理、操控以及制约等词汇，治理的过程和目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背景下，运用公众权力去管理和控制公众的活动和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宗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治理是管理水平上的提升，治理一词体现了政府引导型职能的发挥和履行。在20世纪末期，学者张康之首次提出了引导型政府职能，这些是出于社会制度不同的需要，把西方资本主义提出的保护型职能和源自于凯恩斯理念的干预型政府区别开来，而提出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新型政府职能。进入21世纪后，对政府治理的理论研究归于平静，根据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的实践经验，又提出了主导型政府职能，它是继引导型职能提出后，又兴起的政府职能创新模式，体现了政府与社会之间具体的关系。

2 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

首先，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并为我国全面社会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指明了道路。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民生为工作的立足点。

其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还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治理方式和方略，是统筹各个方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法，其中，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最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法制保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加强社会治理，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必须充分发挥法治和德治的共同作用，加强多层次、多领域的立法，重点加强民生领域社会治理的立法工作。同时，政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主导作用时，要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型政府，推进各级政府事权的规范化、法律化，增强全民的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高社会法治化水平。

3 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社会整体结构转型造成阻碍

改革开放已深入到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造成了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市场经济制度的变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变更，人们的意识形态也受到社会整体结构转型的影响。如果不能创新思维，丰富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将无法适应于这种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城乡社会结构不断趋于复杂化，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民工潮造成的流动人口融入城市，使很多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农村人口的大量输出，造成农村土地和设施闲置，留守儿童和老人的教育和生活问题需要切实解决。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迫使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完善，而这些都关系到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其次，家庭结构的老龄化严重，小家庭逐渐代替了家族式的家庭。人口学专家预测，到21世纪中期，我国的老g人口数将达到60%以上，人口老龄化问题增加了养老医疗等问题的负担。

3.2 基层民生建设质量影响社会治理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要紧紧围绕民生这个中心，服务于人民大众。民生建设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民生建设出现问题或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基层政府社会治理便是无效治理。首先是基层地区的民生建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公共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为社会治理增加了阻碍因素；其次是政府提供的民生物品和服务存在地区不平衡的现象，城乡之间提供的民生服务或基础设施建设差别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差别较大，种种不公平现象直接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过程和成效。

3.3 基层政府社会治理机制变革具有明显的滞后性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的关键时期，因此社会治理的机制需要改革，并尽快适应于社会转型的变化，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基层的社会治理机制明显滞后于快速变化的社会现状，为社会治理带来了重重阻碍。首先，基层社会治理的网络不健全。随着各地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成为了基层治理工作的常规任务，但这些基层管理太依赖于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民委员会，由于其不属于政府机构，没有足够的授权，因此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不到位，这就要求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需要更多的权力和政策支持。其次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存在问题。基层政府上下级之间权责不明，相互推诿，造成社会治理的效率低下，村委会和居委会这两个自治组织得不到乡镇级政府足够的授权而不能主动创新治理手段。

4 基层政府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4.1 重点关注民生，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

民生事业和公共服务建设是基层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基层政府要把为基层群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作为工作重心，急群众之所急，夯实服务空白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如在养老和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除此之外，基层政府还要善于审时度势，加强对外来人口和农村老人留守儿童的服务，提高对本辖区社会治理的能力。

4.2 加强基层组织网络建设，提高服务基层能力

基层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委会，它们是加强和创新基层政府社会治理的主要机构，要以当地辖区内的社会治安实际状况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配合基层自治组织的良性管理和引导，争取基层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帮助，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化结构，拓宽基层社会治理的范围。

4.3 引导企业参与，构建社企合作理念

基层政府要意识到企业的带头作用，通过理念上的引导，使企业融入到社会治理的建设当中，企业可通过文化建设与宣传，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如在员工食堂设置宣传视频，播放社会治理方面的宣传片。基层政府的干部和办事员可定期走访辖区内的企业，通过政策的讲解和资金的支持，提高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构建社企合作的理念，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4.4 完善创新机制，确保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效性

基层政府的社会治理创新能否保持较长的生命力，关键在于相关创新机制的完善，使社会治理创新常态化，防止流于形式。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要着力建立多方参与的机制、体制，如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社会团体与组织、辖区群众共同参与的良好格局，通过机制、体制的建立形成社会治理的良性循环。同时还要构建科学、全面的服务机制，彰显社会化和人文主义，共同缔造创新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的共享。与此同时，有条件的基层政府还要构建必要的激励机制，通过奖励性的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与团体参与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中，提高社会治理方案的可选择性，创设积分机制或创新评优项目，鼓钊褐诤蜕缁嵬盘寤极参与到活动中来。

5 结 语

基层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是理念上的创新，相关人员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基层政府的职能，更应是包括企业和基层群众全员参与的过程。创新社会治理最关键的是要完善创新机制，以民生为创新路径的主线，实现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戴鸿.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8）.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3

当前，我市基层社会治理总体情况较好，但是与面临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群众更加个性化、更加差异化的需求相比，在思想认识、治理能力、治理方式及干部队伍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对基层社会治理的认识陈旧。虽然我们在化解矛盾、强化防控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基层治理仍然存在“社会治理就是社会管理，治理就是管控”的陈旧观念，法治思维和创新意识不强。基层工作的中心和重心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建设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够，没有准确把握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的规律性，没有认真思考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

（二）基层基础薄弱。县级职能部门习惯性的将工作任务直接安排和转嫁给基层组织，村（居）疲于应付上级安排的各项工作，自治功能难以发挥，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到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渠道、平台单一，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对基层治理满意度、认可度不高。平安建设满意度长期不高与日常政策宣传不及时不到位、群众参与度不高密切相关。

（三）基层社会治理制度设计不够系统化。随着此次机构改革完成，县级综治部门被撤销，综治的联动机制没有有效衔接，社会治理仍侧重政府主导，社会治理系统化不够，制度设计整体性、全局性联动不足。例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服务工作涉及公安、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相关部门对患者评定标准、统计口径不统一，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及时，影响工作实效。在精准区分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管理与服务方面还较为欠缺，网格化管理的精准度不高，精细化水平较低，信息分析研判、大数据应用不够深入。在流动人口、吸毒人员、刑释解教人员等特殊群体，我们虽然对此类特殊人群建立了信息系统，并及时采集录入人员信息，但在信息分析研判、运用信息数据指导服务管理实战方面没有形成良好机制，各类信息化系统还停留在信息收集的低端层面，深度开发应用不够。基层治理长期处于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模式，事后处置多、事前预防化解少，对一些基层矛盾、信访问题，不少干部信奉“摆平就是水平”，甚至采取“花钱买平安”方式解决，从源头破解社会矛盾难题做得不够好。

（四）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基层从事政法综治等社会治理的专职人员较少，甚至基层派出所人员都严重不足，接处警大部分由警辅人员完成，接处警质量不高，群众满意度较低。基层网格员队伍不稳定，专职网格员较少，专职人员待遇不明确，兼职人员往往一人任多职，年龄普遍偏大、知识结构明显较低，仅能应付部分工作，对于创造性、精准性、差异化的服务难以提供。

二、关于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结合我市工作实际，我们认真总结治理实践经验，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目标，在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体系、模式、保障等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一）提高政治站位。一是突出以人为本理念，推进基层治理平台转型升级。要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基层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全面提档升级乡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治中心）、“幸福驿站”、村（社区）警务室等基层服务阵地，将政法、信访、行政执法等社会治理力量相对整合，打造“政法小院”，打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坚强堡垒。二加快提升“四位一体”建设的协同化水平。以“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四位一体”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研究制定推进我市县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举措，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鼓励各镇（区、街道）探索形成各具特色、贴合实际的基层治理模式，打响基层善治的邳州经验、邳州品牌。

（二）不断夯实基层基础。一是不断完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在党建引领的总原则下，聚焦重点解决发展瓶颈问题，构建党委统领、政府负责、部门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推动社会治理向村、社区等基层“细胞”延伸。二是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划拨专项资金、筹集社会公益资金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承接政府事务性工作和服务职能，积极参与和服务社会基层治理，优化治安政务服务。三是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依托“雪亮”工程，逐步将城管、交通、住建等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公共视频监控接入110指挥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深度融合网格化服务管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阳光信访三大信息平台，深化平安视联网建设，建立起“互联网+社会治理”的“一网通管”格局，做到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全面提升驾驭全局治安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4

“四种能力”论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地方治理的微观基础。基层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石。从政府“管理”到“治理”，从“控制”到“服务”，“中国之治”旨在通过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党的四中全会指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迈向新时代良法善治、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提高“四种能力”。

提升基层治理的党建引领能力。新时代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对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首先，基层党组织需要以《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为遵循，全面提升党支部组织力，强化党支部政治功能，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其次，要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党建工作，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基层治理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主体引领，有效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化、虚化、边缘化等问题，补齐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动方式有待创新、共治合力仍需发掘、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内在动力尚待提升等明显短板。

提高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强调，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松绑减负，让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在被称为“基层减负年”的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2020年4月又印发了《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基层干部与群众接触最直接，打交道最多，应该多花心思、多用精力，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增强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办难事，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群众真正感受到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以及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的实效和福祉。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5

【关键词】　社会管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矛盾调处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日益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基层自治组织努力积极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作用，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在进行社会管理中，社会基层组织对于调处社会矛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下，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关键在于完善和实现社会基层管理，从源头杜绝和防范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矛盾，达到社会稳定与和谐的目标。

二、农村社会基层组织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

我国的社会基层组织是指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政党、国家、社会团体的基层组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等[1]。社会基层组织既是公民个人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最主要渠道和载体，又是组织和调动公民积极性，进行社会矛盾调处的重要主体。因此社会基层组织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对社会矛盾调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基层组织是我国社会管理最基础的成分：主席指出：“不能把人民的权力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等权利。人民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管理各项社会事业的权利”[2]。受国际化的影响，我国实现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但这几十年体制的延续同时形成了我国社会基层组织成为了公民个体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因此，社会基层组织既可以保护和代表公民个体利益，又在必要时充当成员间或者是成员和组织外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矛盾的调处员，从而达到了社会管理有序，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二）农村基层组织是国家民主法治建设最基层的单元：我国的民主法治是一项工程，在社会管理中是否进行法制化的管理，这关系到社会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是否得以真正的实现。第一、社会基层组织是公民参与和体验国家社会管理的直接单位。第二、社会基层组织大多数是公民自愿组成的，这是对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宣传。第三、公共权力配置机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公共权力运作的变动，社会对政府的要求更高，需要政府提高效率，增加透明度等。实行基层群众自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根本性的基本建设和基础工作，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要积极性和创新性，促进社会主义和谐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功能：在《村民委员会自治条例》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村民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可以看出，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基本功能中都包含了协调利益、调处矛盾，为群众提供社会福利。这些职能基本上可以统称为社么矛盾调处职能。也就是说在社会矛盾调处体系中，政府的司法部门、行政部门作为矛盾的调处机制发挥作用是有终极性的，而处于矛盾调处前线的首先是连接政府与基层的各种组织：如机制争取的司法调处人员、村委会的安保委员、村委会的治安巡逻队等。除此以外，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还具有利益代表、意见传达、民意整合等功能，这些对于社会稳定的维护，推进和谐社会进程的建设有基础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由于社会基层组织在矛盾调处中的作用，在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中，必须以社会基层组织作为重点和要点，建立以社会基层组织为基础的，并且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三、完善我国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优化社会矛盾调处机制

面对基层组织在社会矛盾调处中的困境，必须明确思路，要把社会矛盾调处放在基层，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基层组织的管理体制，重点在于完善我国基层自治组织的形式、功能、作用。

（一）加强和完善基层组织组织的立法，确定其地位和权力：即使我国已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现行法律还不够完善，法律关系还没有理顺，这就需要通过修改相关法律或出台与原来法律配套的法律体系，如社区组织自治法等，理顺基层组织和相关组织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对于基层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自治权力是很重要的。通过法律规定杜绝对基层自治组织人、财、事的不法干涉，保证自治的有效性和真实性。

（二）创新农村基层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制，完善基层事务的民主决策和公共服务：创新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的组织和管理机制，在自治组织产生、运行等环节充分发挥村民的监督作用，保证在组织产生和组织运作的各个环节的公开、公证、透明，实现真正的民主。对于在进农村建设的进程中，新农村自治组织，由于其人口密集，厉害矛盾也比较尖锐，更需要加强民主参与的程度和民主决策集中建设，才能做到防范社会矛盾的产生及时调处社会矛盾的目的。

四、总结

社会矛盾的繁多、复杂性，对社会基层管理体制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针对社会矛盾的防范和化解需要入手，对社会基层管理体制进行创新，首先要加强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是基层社会具备社会矛盾的自我调处能力。这就像人有了一个抗体一样，加强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功能，就给予社会具备对社会矛盾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第二，要通过合理创基层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以公民和社会为本的公共服务。这就从经济和物质根源方面解决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恶化问题。只有从以上各个方面共同入手，多管旗下，才能真正建立起有效的防范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机制，才能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和扩展。

参考文献

[1]施九青 《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517页

[2]《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6

[关键词]社会治理；基层党建；创新；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6）10-0047-03

新时期的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发挥传统政治优势的同时，要根据新的社会治理需要，加大与基层社会的广泛联系，拓展其社会服务性与社会公共性范围，才能推进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最终实现基层党建的战略推进和党的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

一、社会治理创新要求

基层党组织功能做出适应性调整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传统的人际关系裂变带来的新社会形态以及由此导致的阶层结构变化和复杂的社会问题等，使党领导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客观上要求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将民主、平等、法治、透明、参与等现代治理理念嵌入到基层社会管理体系中，以整合多元、复杂的社会。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方治理理论与改革开放后的复杂社会治理需求相契合，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因此，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开始从理论认知层面走向具体实践中的多元参与、协商沟通、民主平等、合作共治。这一现象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原理。因为，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地开始关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生活。譬如，不同利益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在增强，渴望通过协商和讨论的办法去平衡各方利益，在处理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希望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在必要情况下各社会主体愿意通过合作的形式来应对公共危机问题等。主体意识的多元化既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归根到底还是由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所引起的。这种由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新社会变革必然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功能做出适应性调整，才能适应变革社会的发展。

二、基层党组织功能调整的具体表现

基层社会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推动了基层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的发展。但这一切终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引导和推动。因为，在当代中国，“集领导党与执政党于一体的政治制度具有优势，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作为党的力量在基层的延伸，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也如此。

（一）基层党组织是领导者。在当前的社会治理研究中，尤其关注政府的作用，大多疏忽了执政党作为最重要行动主体的现实，以致无法真正解释中国语境下的现实基层治理。在中国政治体制下，政党在政府公共治理背后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即“中国共产党仍旧是中国政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2]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中国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而且也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3]“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制定实施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时，的确有扩大执政基础、巩固执政地位的考量，但其执政的目的亦绝非只是‘为了执政而执政’。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和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其重要的目标追求，也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4]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不但在宏观上领导并规制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而且在微观上整合着多元社会力量以形成有效的治理结构。

（二）基层党组织是服务者。邓小平早就说过，领导就是服务。[5]这一观点适用于各个领域和各级领导。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党的领导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作为生产关系的内容，党的领导又是为劳动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所以，领导者只有坚持这个根本原则，才符合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要求，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基层的领导地位主要是通过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来发挥和巩固的。在基层社会，基层党组织既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也是社会治理的服务者。因为，单位制的解体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进入社会，出现了层次性、流动性、多样性、开放性的社会形态。在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影响因素是多样性的，性质是不平衡性的，既造成利益分化，又造成社会认识的分化，以及利益格局的多样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很多，给基层党组织的传统功能发挥造成重要影响。这就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以服务社会为根本旨向，把代表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诉求、服务社会大众、引领社会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政党对社会的科学领导。具体来说，一方面要运用政策、法律、技术、经济等多种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节、动员等多种方法，建立像民意咨询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平等协商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诉求和表达制度，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和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在发挥基层组织的社会性作用中凸显服务功能。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但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用列宁的话说，它是社会组织中最高级、最规整的政治组织。作为最高级的政治组织，它担负着强大的政治使命。为了实现政治使命，政党对其基层组织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规制――是社会矛盾的化解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社会活力的激发者、诚实守信文化的塑造者、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协调者。如基层党组织既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批判作用，又要颂扬和提倡真的、善的、美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别力、说服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基层党组织既要帮助松散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建立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支持社会组织及成员依法活动，又要在组织化中培养社会自治力；既要提供资源供给和公共服务，又要在吸纳、综合民意，代表、保障民利中，实现党的基层组织和组织的功能转型和功能提升；还可以通过自身建设推动基层政权建设，逐步克服基层政权机关或准政权机构的行政性工作方式，以党内治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这一切服务行为来自于党组织的社会性作用。正如林尚立教授所说的：“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的联系，拓展其社会公共性和公益服务性，就要让基层组织的活动与党员的道德实践联系起来，从而使基层组织成为党员服务社会、实践道德、净化自身的组织。”[6]

三、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有益于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要求执政党寻求新的路径来维系党在基层的政治影响力。具体来说，就是要围绕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这条主线，加强以服务为导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影响、带动多元治理主体的服务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互动的治理格局，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一）扩大组织覆盖面，提升服务效率。多元化社会扩大了党的社会基础，但给党的执政生态带来变化，给党的有效领导带来挑战。基层党组织有效领导社会依靠的是其结构和功能。就结构来说，强调的是党员干部的优化，既包括内部优化，也包括外部优秀分子的融入。就功能来说，强调的是具体的工作形态，或者说是党的群众工作。社会变迁中党的群众工作环境、工作对象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而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组织架构还未适应基层社会的发展变化，出现脱节和空转现象。面对这种情况，党的组织架构只有从理念上更新，树立区域大党建思路，才能应对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加剧、社会阶层重组等现实。如一些地区在基层党组织设置上探索采取的“打破区域联合建、突出产业整合建、拓展覆盖延伸建、加强管理流动建”[7]组织设置方式等。这些做法扩大了组织覆盖面，为基层党组织整合各类组织，服务各类组织和团体、个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建立基层党组织服务社会制度机制，提高服务水平。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不仅仅是为群众做几件好事，就能冠以服务实名，而是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要一以贯之。这就需要制度做保障，才能克服服务“一阵风”现象，实现服务的常态化、长期化。在具体工作中，首先要建立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包括联系群众制度、服务规范制度、民主协商议事会议制度、矛盾纠纷化解制度、利益诉求制度、权利保障制度等。其次要建立服务群众考核评价机制。包括解决问题和回应群众意见制度、跟踪式督办制度、参与式考核制度、量化式评价制度、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激励表彰制度以及评价结果的运用等。在制度机制的规约下，避免“以党代政”或“以政代党”等情况的出现，既履职到位又不越权行事，而是“以服务的方式参与社会问题解决和良好社会秩序建构，从而实践着服务型治理”。[8]

（三）构建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新平台，提高服务能力。服务平台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支撑，通过一定的平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将服务落到实处。对于服务平台的建设，学者有不同见解。杨蕾认为，通过建立便捷高效的党员服务站点、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活动、创建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等方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主动、实效、便捷的服务[9]。钟龙彪认为，服务平台建设要“便民”，要积极构建乡（镇）、街道、村（居）服务阵地网络。既要改善服务中心（站、点）的硬件条件，也要重视软件建设（服务态度），以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10]。范盈茹认为，要“加大服务中心、便民服务站建设力度、推广区域化党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等有效做法，整合服务资源、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做到哪里有党员群众哪里就有党组织的贴心服务，党组织建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11]。秦剑锋总结北京叶氏企业集团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经验时提出了四个平台，即人才服务平台、政策服务平台、文化服务平台、合作共赢服务平台[12]。总的来说，学者对服务平台的探索很多，既有城乡服务平台、企业服务平台，还有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的的确确为各阶层群众提供了便民、主动、实效、便捷的服务。但是，随着公共事务的日益多样和复杂，探索建立政策咨询类、技术培训类、养老服务类、为民解忧类、信息致富类等平台，将更加符合未来基层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开展多样性的服务群众活动，丰富服务内容。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看，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对象趋于多元化，不同的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诉求差异很大，想法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为此，提供针对。面向不同的对象，提供“适销对路”的服务；提供业务。考虑服务对象的需要，提供技术、人力、培训、政策、信息等服务；提供引导。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批判和创新作用，把各个阶级、各种团体和力量聚合起来，实现中国梦；提供应急。面对突发性事件，准确判断并采取果断措施，解决社会力量自身发展中面对的风险，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志愿者服务。激活社会资源，为群众提供形式多样的如法律、医疗、家政等专业化服务；等等。随着经济增长和民生条件的改善，在输入的基础上，还要组织群众自我服务。因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极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基层党组织要适时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解决自己生产生活中的问题，将是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新思路。譬如在城乡的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通过协商、讨论的方式理顺社会关系，不但促进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服务，而是解决了民众靠政府和党组织不能解决的许多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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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思斌.做好服务就是参与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5-02-27.

[9]杨蕾，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J].中州学刊，2013（3）.

[10]钟龙彪.试述服务型基层党组织的内涵及建设要求[J].福建党史月刊，2014（8）.

[11]范盈茹.新形势下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路径探析[J].党史文苑，2014（10）.

[12]秦剑锋.构建服务型党组织科学发展模式[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4（5）.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7

[关键词]基层民主制度空间群众自治

一、导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报告还指出，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些论述不仅提升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内涵，而且从战略上给新时期的基层民主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方向。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认同。同时，我们把基层群众自治作为基层民主发展的切入点加以推进，甚至把基层自治等同于基层民主，几乎形成了一种既定的关于基层民主的认知。实际上，不管是何种层面、何种类型的民主政治，都受到一定的制度条件的支撑和约定。因此，要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和基层民主政治，就必须对基层民主的制度空间展开分析。这种分析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民主政治过程本身的制度化程度，二是民主政治所赖以发展的外在制度环境。以此来观照和评估我国的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基层群众自治的自身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对于其所依赖的外部制度环境亟需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认识。这个方面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基层民主政治越来越需要超越传统的“非国家政权”的社会空间领域，跃升到在基层政权的制度平台上来加以发展。这种嵌入于政权领域的基层民主发展观，不仅有助于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内涵，而且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发展来说都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二、基层民主的发展与拓展

构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前提是要把握基层民主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基层民主与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系。毋庸置疑，基层民主政治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基层民主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发韧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村民委员会选举，给村委会这一基层自治团体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合法性，也大大改善了基层治理，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此外，以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居民委员会组织为载体，基层民主自治的基本制度体系逐步得到健全，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化程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多年来，学者们普遍关注到村民、居民的参选率和参选热情、竞选的激烈程度、选举技术的完善与创新及候选人和当选干部素质的变化，这些方面的推进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含义。正如有的研究所指出的，在体制坍塌中形成的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日渐显示出其核心价值，作为大众参与的民主化试验，基层民主的实践建立起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这为中国的民主化提供了示范性作用。在更深层次上，规范的选举提升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提高了“公民权”的地位。在基层民主选举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关系上，基层民主的发展改变了权力的分配，改进了基层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基层民主的实施也为党在基层社会的存在方式提供了新的制度平台，为调整党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更高层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需要看到的是，这种主要以群众自治组织等“非国家政权组织”为载体所推动的民主发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除了民主和自治制度自身不完善所致的问题外，这种形态的基层民主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相矛盾乃至冲突时还会陷入制度上的困境。正是因为基层民主发展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困境，人们开始反思基层民主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局限性。有的学者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出发，认为在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权力会对社会进行渗透、介入并提取资源，不会也不可能允许乡村社会出现更多的自和独立性，因此基层自治与民主的可能性也就难以高估。有的学者则指出了村民自治所带来的负面效果，认为基层选举政治不仅造成了国家管理的困境，而且使乡村社会的沉渣泛起，出现“富人政治”和“恶人治村”的局面。从这些方面来看，基层民主的局限性就更为明显，似乎不足以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战略性的支撑。

对基层民主自治的研究特别是对上述局限性的认识，引发了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的新的学术研究，主张拓展基层民主制度空间的探索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方面主要有三大论点：党内民主理论、人大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理论。党内民主的倡导者认为，鉴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开发党内的民主资源，不仅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现实切入点，而且对于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民主可以产生更为广阔的辐射效应。鉴于中共在中国长期执政的领导地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需要党的推动；而在党内实行民主将带动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民主化走体制内道路比体制外道路有利得多。由于整个社会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应先在政治精英层面实行民主，而首先推进党内民主就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党内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党委合议制、集体领导原则以及国家体制中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党内民主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为党内民主提供了符号上的合法性。与此相关，决定中国民主发展方向和进程的只能是国家民主，优先发展基层民主而缓行国家民主，不仅会使基层民主的发展陷于孤军深入，也可能延误发展国家民主的宝贵时机。与时俱进地调整中国民主发展的方略，把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放到中国民主建设的首要地位，确立发展民主的基本方向和步骤，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战略的问题上，“人大民主论”和“协商政治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人大民主论认为，在转型与发展中的当今中国，各种利益诉求--政治参与所反映的民意，需要经过整合上升为公共政策；大量复杂异常的新问题、新难题，需要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予以应对。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唯一经过选举获得人民权力委托的民意机关，同时也是法定的立法机关和国家权力机关，因此，人大在反映民意、整合民意方面发挥着特有的功能和优势。人大所发挥的“最后产出”的“程序”，在致力于发展民主政治的当今中国显然至关重要。有鉴于此，要以人大民主为切入点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协商民主”原本是西方学术界为了应付多元社会的挑战和自由民主的不足而出来的。近年

来，国内一些学者将西方的协商民主引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范畴，视之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界定协商民主的涵义，讨论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发展进程、要素、特征与原则以及作用与价值，总结了中国协商民主在实际运行中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研究认为，协商民主或协商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新范式，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前提下，在保持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对政治协商制度进行完善、创新，以实现政治协商向协商政治的转变，形成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发展的新模式。目前，学者们对于协商民主的制度和组织形式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功能开发，同时也将其运用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经验研究中，学者们还总结了一系列有关协商民主的具体形式，包括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政会等。

这些讨论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党内民主理论的讨论，已经成为当前民主政治建设的热点问题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都在积极探索拓展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空间的领域和路径。实际上，中国政治发展虽然有其独特的切入点，但从来都不是单边突进的，而是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不断演进的。以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主要载体的基层民主、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层面的民主，应当是相辅相成、互相联动的。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需要从各个方面多角度地加以推进，其中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发展是整个政治体系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总结上述各种观点和主张的基础上，作为一种拓展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空间的战略构想，基层政权的民主更应该持续地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战略选择。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已经将其确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构成。

基层政权民主之所以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具有深远的战略价值，首先是由我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目标决定的。和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指向并非基于多党制度的领导权转移，而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实现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基层政权民主是在国家政权和基层社会的交界面对这一本质问题的实践，是通过民主程序来治理地方社会的制度性探索。

其次，基层政权民主的重要性也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尤其是我国作为超大规模社会、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在这一现实结构背景下，基层政权民主是渐进地累积民主的经验、技术和制度的基本途径。这是因为，如果基层政权能够通过民主机制及时反映和吸纳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基层社会的结构变化，积极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那不仅能够为整个民主发展积累宝贵的政治资源，而且也能有效地缓解超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给政治体系带来的过度压力，以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最后，从基层政权民主来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也是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的体现。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来看，不同类型的现代政体，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方式鼓励、至少是容纳地方政权民主的发展，以此来稳定和巩固更大规模的政治体系。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基层政权民主提供了公民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民主意识，提高民主能力。

三、建构一种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要充分开发和体现基层民主对于我国政治发展的战略价值，就不能仅仅在既有的基层自治的发展框架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而是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内涵与外延，以基层政权为生长点和制度依托来建构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

如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通常把基层民主政治视为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事务管理的制度和实践，其最为典型的载体正是体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利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群众性自治团体。既有的这种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即是其“非国家政权”的组织载体。与“非国家政权组织”的民主运作模式不同，我们认为应该把基层民主和基层政权有机统一起来，从理论上倡导和构建新的基层民主发展模式。这种主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背景下，在城市化持续深入扩展的条件下，基层民主应该有更为丰富的发展内涵与功能定位：它不仅仅是村(居)委会的民主制度和过程，而且涉及基层政权与社会的利益关联及其政治表达。换言之，我们需要把基层政权和社会的政治联系作为研究对象来建设民主政治，而这种政治联系不仅仅指涉程序意义上的以村(居)委会和职工代表大会为平台所推行的民主实践，而且也包括以乡镇、区县等基层政权组织为核心所形成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政治沟通和社会治理的实践。具体来说，这种民主政治发展观包括如下三大维度或取向：(1)基层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即建立和发展居民和各社会群体合法、有序、有效地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各种制度设施和保障。(2)基层政权组织自身运作的合理化，即推进执政党、权力机关和行政组织之间职能的科学划分、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的合理改进。(3)基层政治关系的民主化，即发展基层政权和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关系的民主化运作机制，推动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立。

从一种制度结构以及可行性步骤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所指出的基层政权民主，是指现行宪法体制下以直接选举人民代表为基本特征的政权层面的民主。即县(包括县级市)、乡(镇)、城市的区以及与前述具有同等地位的政权组织。一方面，在过去多年的政治发展中，一些地方已经在上述政权层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民主化实践，应该说已经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当下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特别是人的发展对政治发展提出的要求，迫切需要从这些政权层面拓展政治民主的建设。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发展战略，通过基层政权层面的民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生活需要，有效地维持基层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通过民主的方法和原则，实现国家政权对基层各类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有效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发展观，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一系列客观的内在规定性。首先，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规范要求。和谐社会和基层民主的规范关系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创设和机制再造的理论基础所在。基层民主与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目标同构和互动共生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基层民主在新时期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作为价值目标的民主与和谐是相辅相成的。这正如同志所指出的，和谐社会具有六大特征，并以民主法治为首要内容。在民主这个价值取向上，和谐社会建构和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了逻辑上的高度统一。另一方面，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事业中，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基层民主的工具理性将不断地被凸显出来，成为协调利益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因此，在和谐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有必要推进基层民主在发展内涵和制度形式上的创新，把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提升到政权运作的层面上，使之具有更为广阔的政治效能和治理能力。

其次，构建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发展观，也是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所提出的现实要求。我国当前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涵义最深刻的城市化进程，这一进程不仅仅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向城市基层政权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导致了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现象的形态转变，带来了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社会利益构造，所有这些指向于基层政权并向其提出了新的政策和制度诉求。在这种新形势下，基层民主需要增强其与国家基层政权的联系，强化其利益表达和聚合的功能，使得我国的政治体系具有顺畅有效的输入渠道和反馈机制，适应城市化和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新挑战。

与此相联系，这样一种基层民主发展观也是基层政权体系自身得以优化和再造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变迁，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裂和“权力真空”。在这种权力真空中，出现了诸多自组织的政治空间。在权力主体多样化的背景下，如何强化和重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基层政权和政治社会的有机的制度联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权利诉求，这些都成为新时期基层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的基层民主发展观无疑有助于增强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升基层政权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能力，优化基层政权的制度体系。

四、结论

不管是在何种政体类型下，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巩固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这是当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基本共识。这里所谓的制度条件，不能只理解为规制民主政治运行的一套稳定的规则体系，而更要考虑到民主政治所依赖的组织环境和制度生态。制度化对于民主稳定运作的重要性毋庸讳言，但是组织环境和制度生态的改变对于激活民主的内涵和价值而言，具有根本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关注其独特的组织和制度塑造力，使得基层民主获得崭新的发展内涵。

有鉴于此，我们根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层次变迁所提出的挑战，把基层民主的发展轨道导入基层政权的这一制度空间，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政治发展的高度探讨基层民主的新内涵、新发展模式及其战略意义，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那种基于群众自治的基层民主发展观。这种发展趋向将使基层民主获得新的制度环境，具有更强的辐射力和开发空间，并且更能契合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回应社会结构变迁所提出来的现实挑战。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8

“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在西方思想史上，不同学派的公民社会论者对其内涵有着不同的阐释。公民社会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雅典时期的“城邦政治”。近代契约论者则认为，公民社会是“摆脱自然状态，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后所进入的政治社会状态”。17-19世纪则提出了以国家和社会分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概念，并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形成了洛克的“社会先于国家”和黑格尔的“国家高于社会”的政治主张。此后，公民社会概念曾经历了从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二分法”向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三分法”的历史演变，其内涵至今仍无定论。 

在公民社会论者的视界里，一般都主张公民社会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非官方性。以民间的形式出现，不代表政府和国家的立场。二是非营利性。将提供公益和服务作为主要目标，不把获取利润作为目的。三是相对独立性。拥有自己的组织管理机制。四是自愿性。参与成员自我选择。其中，公民社会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是公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与之相适应，公民社会论者还提出了“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参与性和法治”等一系列价值原则。 

“公民社会”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有着深刻的资本主义历史文化传统和制度背景。近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是在市场经济兴起和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下形成，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逐渐成熟起来的。 

客观地讲，在国家、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需要各式各样的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来承担协调职能。一方面，国家和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办一切；另一方面，公民个人的利益和行为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如不加以组织化引导必将失控。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的民主也必然意味着为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服务。它实质上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权利，只是少数富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平等权利。因此，必须看到西方“公民社会”思潮背后的实质，西方国家正是借助“公民社会”这一理论，利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服务与公民需求之间的不对称，来夸大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弱化执政党权力的合法性，进而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架构，把政治理论包装成政治工具。 

总之，“公民社会”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是“西方民主观”的一个变种，说到底，就是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照搬西方民主的模式，从根本上混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人民群众有权管理国家事务，有权对党和各级党员干部实行监督。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各族人民都平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并享有法律的、物质的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有必要的分工，但都是在黨的领导下相互协调地进行工作，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显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西方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础。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道路 

中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建设道路。 

（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的治理模式 

与西方的历史传统不同，历史上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处于同构状态，国家覆盖了社会，社会淹没于国家当中，传统中国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领域”。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基层民主的治理模式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一，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大多数人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和维护人民当家作主。基层群众自治不仅是“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原则。多年来，在推进基层民主发展的进程中，党和政府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民主建设的许多环节都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来开展的，以保障广大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 

第二，坚持政府的主导性。一方面，基层自治的主体是广大基层人民。实行直接民主，由基层群众自己依法管理自己的事务，这是基层自治和现代基层治理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在推进基层自治活动中，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过立法手段规范和支持村民自治活动，保证村民自治工作的顺利实施。 

第三，坚持“依法治国”方略。依法治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是发展基层民主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只有通过法律保障基层群众的民主活动，推进权力授予由政府行为转化为群众自己的行为，才能使基层群众自治从“形式民主”最终走向“实质民主”。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和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居民）民主自治制度、社会团体的民主管理制度等，在加强选举、检举、罢免等民主机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基层民主监督制约功能，加强保障基层民主的法规建设，建立健全与基层群众自治相适应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构建形成针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中保障基层群众权利的法律救助体系。 

第四，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同的实际条件决定了推行民主的时机和速度，以及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推动，农民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其政治参与热情趋高，党和政府及时引导，村民自治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建设始终尊重我国的历史与现实，坚持与社会发展步伐相适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基层民主发展意识相适应，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办法，取得了巨大成就。

    综上所述，我国的基层民主自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在治理内容上是自治的，在治理方式上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基层民主自治既满足了基层群众的民主需求，也满足了国家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和治理的需要，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认同和普遍欢迎，从而上升为国家的一项正式制度安排。这与西方“公民社会”的治理模式完全不同。 

（二）建设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 

西方“公民社会论者”反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压制和干预，反对国家职能的过分扩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和西方民主最大的区别，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脱离、取消或者代替党的領导。指出：“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符合我国国情，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所在”。只有加强党的领导，基层民主才有正确的方向，才有规范的秩序，才有可靠的政治保障。我国基层自治制度的演变历程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才不断地走向完善，不断地适应日益变化的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第二，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战斗堡垒”。我们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在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中介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尽管这些基层单位的工作性质、领导体制有所不同，党的基层组织的具体职能、工作方法也不完全一样，但都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都要担负起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职责，都要团结与组织党内外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自治成长与壮大的实践表明，党的基层组织的这种“堡垒”作用，是党的领导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具体体现，是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无法替代的。 

第三，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民主建设的“桥梁纽带”。我国基层党组织广泛分布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基层党员既有自己的具体利益和诉求，又对群众的利益要求和愿望有着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了解，是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利益的调查员、信息员和协调员。基层自治的产生，就是因为基层党组织及时观察到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新的组织形式，经过各级党和政府总结经验，加以推广提高，才逐步演变成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长期以来在群众中形成的亲和力、凝聚力和桥梁纽带作用，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与力量，引导和支持人民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参与民主建设。 

第四，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民主政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一方面，加强党在基层的组织建设，可以有效地强化党对基层事务的领导和参与，在保障基层群众自治功能健康发展的同时，保障国家对社会的有效协调。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自治的发展需要党的基层组织有效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三）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类社会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作用，有利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发展成为“五位一体”。社会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主体之一。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有利于不同群体实现自己意愿、维护自身权益，为人民群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合理维护自身权益、有序扩大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组织渠道，推动着基层民主的发展。 

第二，努力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条件保障。培育和扶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修订、完善现行的行政法规，制定颁布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的专项法规，形成分类发展和监管的行政法规体系，加大相关领域已出台的法规政策的落实和执行力度，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提供制度空间。其次要围绕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研究制定政府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出台政府委托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以扶持发展为前提，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税收等相关法规政策。第三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舆论引导，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有效扩大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全面提高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9

一、加强基层的社会服务工作，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基层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整个和谐稳定社会大环境一样，也应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它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依法治理、依法行政，为全社会服务，是建设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政府在城市街道派出的行政管理机构要加强社会管理职能，承担起对基层社会自身无法处理和难以解决好的社会事务加以有效管理的职责，承担起为基层社会服务的职责，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它对社会的行政管理，既是一种管理职能，也是一种服务职能，它对此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职责。因此，基层行政管理工作既要加强社会管理功能，更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社会服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

（一）加强基层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上，基层的社会环境已得到很大改善，但在社会关系处理上仍然遇到许多矛盾和问题。对这些矛盾和问题，只有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依靠完备的法律体系，维护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妥善加以处理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得到合理调整、社会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社会成员就可能和睦相处，社会关系就可能和谐畅顺。反之，如果矛盾和纠纷调处不当，社会成员则必然冲突频发，社会关系必然扭曲动荡。实践证明，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绝不会自发地生成，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构建基层的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必须推进依法治理，加强基层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的调处工作。

首先，要建设好基层调解机构。建立法律法规确定的调解机构，它应扎根于基层，为解决基层的矛盾纠纷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情况下，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必然增多，发生在基层的这些关系和矛盾也必然增多。而当前有多种调解处理的形式和处理的部门，如仲裁调解、邻里调解、司法调解等，属于专门专业的或自发性质的调解处理。如果在城市的街道或农村的乡镇，设立法定的、有权威有效力的调解机构，负责调处当地发生的矛盾和纠纷，就可以在基层统一调处发生在基层的问题，成为我们各类调处的基础。我以为，以街道司法所作为基层的法定调解机构，把调解发生在基层的邻里纠纷、民事纠纷、群众的一般性矛盾等作为其一项基本工作任务。

其次，要明确基层调解机构的职责。制定相应法律法规，授予基层调解机构工作职能和工作责任。对发生的纠纷和矛盾及时有效进行化解，防止矛盾激化和转化；对存在的纠纷和矛盾苗头采取措施，积极预防。通过预防和解决发生在基层的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是基层调解机构的法定基本职责。要从程序上加以规范，建立调处的原则、方法、法律责任，制订工作细则，为调解工作确定具体的操作法则。

再次，要赋予基层调解机构工作的手段和措施。保障调解的效力，须以法律加以确认，确保达成的调解须遵守和执行。对调解的执行和实施，要有相应的强制或救济，以保障调解的效果。要给予一定的调解工作手段，必要的调解保障措施，以发挥调解的作用。

（二）加强基层的社会治安防范工作。基层的治安稳定、安宁有序，牵涉千家万户，有了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才能有和谐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的秩序，最重要的是依照法律法规，推进基层治安防范工作，保障基层的稳定。在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形下，在城市的街道、社区、里巷、住宅小区，还有诸多影响稳定的治安问题，如入屋盗窃，街头抢夺、抢劫和盗窃等常见多发性犯罪，以及打架斗殴、伤害和欺诈、诈骗行为等。虽经多年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仍难以遏制，严重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构建基层和谐稳定社会环境，不能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不能不建设基层治安防范经常性机制。

一是要建立基层治安防范法律规范。以“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指导思想，制定基层治安防范法规，明确治安防范的机制，治安防范的措施和办法，治安防范的责任。做到基层治安防范有法可依，有法须执行，形成基层治安防范网络，造就治安防范经常性机制，确实地保证维护基层稳定法律措施的落实，确保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建设法定的治安防范群众组织。打击和防范违法犯罪行为，离不开公安政法力量的建设，加大打防力度；但更重要的是建设好群防群治组织，形成基层群众参与的治安综合治理力量，有效地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首先，在城市应着重抓好街道的综治组织建设，包括社区的综治组织建设。街道基层要设有综合治理机构，还要组建经常性、常设的综治管理队伍，赋予明确的分工、职责，承担基层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其次，要通过法律规范，授予街道等基层综合治理组织以明确的职权、职能。在街道等基层组织，要承担综合治理责任时，也应赋予它一定的综合治理管理职权。在城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治安、流动人口、消防、出租屋、违法经营等管理问题突出，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难以经常覆盖到整个区域，必须依靠基层综合治理组织行使管理权。因此，划分职能部门和街道基层组织的管理权限，有分工有配合地开展工作，使街道基层综合治理组织有权有责，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行使治安综合管理职能，因而有效地管理好所辖地区。

三是探索构建和谐稳定基层社区的工作新思路。要建立经常性的治安防控机制，社区治安防范新体系，可试行在城区分片小区式的物业管理制度，把分散失管的住宅楼宇，组织起来，变为小区物业式的管理，把小区内的治安、消防、人口、物业等进行综合管理，保障基层治安稳定。当前，要理顺街道基层组织与物业公司的关系，在城乡结合部，还要理顺与原村办经济联社等组织的关系，确实地把基层社会的稳定工作做好。

二、加强基层的民主法治建设，构建民主平等的社会氛围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是依法治理，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不断努力加强基层组织的建设，改进基层的各项管理工作，更要在基层建立公平、公开的民主制度，完善基层人大工作制度和群众选举制度，倾听群众意见，改善干群之间沟通的渠道，构建基层民主平等的政治氛围。

（一）积极完善社区居委会的民主自治制度。在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主要的基层自治组织制度。它具有基层性、群众性、自治性的特点，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种组织形式。通过人民群众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直接参与民主管理，实现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按照宪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城市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当前，居委会普遍存在职能混淆，自治功能薄弱，负担过重，实际上成了在基层替政府办事、完成行政工作的机构。为完善基层的民主制度，应逐步进行“议行分设”的改革，把政府的行政职能从居委会中完全剥离出来，居委会只成为基层的议事机构，对基层的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居民权益，进行商议、监督和跟进，而社会治安、环境卫生、计划生育等社区行政事务须由基层行政机构去办理。理顺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和社区居委会的关系，使他们二者摆脱历史上存在过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形成一种双向依靠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社区居民会议是社区的议事机构，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涉及基层社区的重要事项；社区居委会经商议和决定的具体事项由基层行政部门去实施，并对实施情况予以监督。

（二）增设城区人大常委会的街道工作机构。城市的街道是一个较完整的小社会，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街道承担着多种行政职能，城市管理、社区建设、社会治安、优抚救济、计划生育、文化卫生、公共服务等等，都属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日程。城市管理专业化的发展和职能部门工作重心下移，政府职能部门和法院、检察院都在街道设立了基层派出机构，如工商所、城管中队、司法所、派出所、刑侦中队、法庭、检察室等。随着基层工作的发展，职能部门派驻基层的工作机构也将更完备和完善。面对城市发展的新情况，城区人大常委会面临如何更好地行使对基层行政执法和法院检察院派出机构执法情况进行监督的新问题。鉴于“一府两院”的基层派驻机构更广泛地行使权力、实施管理和执行法律法规，城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和支持职责理应行使到基层，要将监督工作的视野向基层延伸，促进“一府两院”驻基层的机构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廉洁奉公，高效工作。

一要适应形势适时设置人大常委会的基层工作机构。基层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更直接面对群众，更直接涉及群众的权益。对基层行政管理和执法工作的情况，人大常委会有权有责进行监督。既监督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法院检察院的工作和执法情况，也要监督其设在基层的机构的工作和执法情况。城区人大常委会在街道设立了工作机构，便有了基层直接议事、监督的专门机构，它的工作体现了基层群众的意见和意愿。人民群众可以把意见和建议直接向基层的人大代表及其工作机构表达，城区人大常委会的各项职责和工作也可以通过其基层工作机构直接去履行，基层行政管理和执法活动得到直接监督，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可望得到切实的保障。

二要制定法规和工作制度。城区人大常委会在基层设置工作机构，必须要有法规确定，规范城市街道工作机构的名称、职责、工作任务，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保障工作机构的法律地位。因此，地方人大应就基层人大工作机构制定条例，从法规上明确其地位和任务。另外，基层人大工作机构要制定自身的工作规则和制度，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制定相应的《工作规则》、《联系代表的办法》、《内部规章制度》等制度，认真组织实施。

基层人大工作机构的设立可以为人大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充分行使代表职务搭建了平台，能够随时对街道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开展支持与监督的工作，能够利用代表的权利，具体地指导社区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宣传人大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和有关的政策法规，同时能够收集基层群众中反映的意见和问题，形成代表的建议、批评、意见或议案，切实发挥对街道政务的推动作用和监督作用。

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篇10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自由身01”为你整理了这篇政协关于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政协关于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

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建设富裕、和谐、美丽新临渭的重要举措。近期，区政协动员全体委员，采取分散调研、集中视察、座谈讨论等形式，对我区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在充分了解我区基层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我区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调研报告》。现将具体内容报告如下：

一、我区基层治理工作现状

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四中全会关于基层治理相关要求，持续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工作，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新途径，加强基层治理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基层治理基础不断加强。在区委、区政府的重视和相关部门、街镇的共同努力下，先后投资5000余万元，新建、改扩建城市社区17个，日间照料中心9个，智慧社区30个；完成部分社区“四社联动”示范点和信息化平台指挥中心；建成农村社区服务中心25个，幸福苑99个。对城区 “三无”小区，采取物业服务企业进驻、小区居民自治和小区党支部兜底三种模式进行管理，实现了事有人管、物业服务能改善、长期服务有保障的目标，清除了基层治理的盲点。

基层治理体系逐步健全。党建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在村级组织中实行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强化了村级组织党的领导。建立“街镇吹哨部门报到”等制度，落实了区级各部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责任，基层治理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基层组织运行规范化。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理清了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小组和村组干部的职责职权，形成了权责清晰、程序规范、执行到位、监督从严的运行机制。印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异地搬迁社区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等，落实了异地搬迁社区内弱势群体的服务管理等。基层治理民主彰显。印发《关于开展城乡社区协商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城乡社区协商议事工作的通知》等，明确了基层民主协商议事的总体要求、内容范围、形式程序等，建立专题协商议事、重大事项工作监督等制度，基层群众民主参与意识逐步形成，以社区、驻社区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四方民主协商文明城市创建机制初步形成，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

基层治理手段不断创新。基层法治不断健全。深入开展法律进农村和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等活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实现全覆盖，法制宣传教育、法律咨询服务、参与纠纷化解等常态化开展，各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群众有事找“法”的意识不断提升，依法治区成效明显。基层德治能力有所提升。近年来，全区上下积极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开展了家风家训进万家， “文明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 等以评弘德活动，在社会上树立了一大批正能量的先进典型，起到了良好的宣传引导作用。科技在基层治理中得到普遍应用。建成归属明确，拥有各级管理人员7000余名的四级网格化管理体系，配合智慧社区建设，初步实现了“人、地、事、组织”等基层治理全要素信息常态化管理，做到了对辖区基本情况底子清、情况明、反应快，有效提升了公共管理水平。建成公安大数据平台等，对渭南城区所有街道、广场等人群聚集场所实现了360度无死角监控，有效提成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等，为基层治理奠定了技术基础。

二、基层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基础保障不充分。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现有设施设备还不能满足现实需要。部分村（社区）办公住房紧张，设备短缺，村级运行经费困难等现象依然存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全区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塬区各镇、村，在渭北的投入相对较少，导致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组织体系不健全。基层治理党建引领作用有待持续加强，基层村（居）委会等群众组织有行政化趋势。社会组织、群团组织体系不健全，公益服务类、群众权益维护类社团组织较少。据统计，目前全区有各类社会组织436家，大部分为兴趣爱好类自发组织，每万人拥有登记、备案社会组织4.5个，其中社区社会组织仅有16家，其资源利用能力、自我管控能力、服务能力等参差不齐，对群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有限，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基层治理责权不对等。基层街镇自身没有法律法规正式授予的执法权，导致他们在履行监管、督办等工作职责时没有底气。如在安全生产、环保执法等工作过程中就面临没有执法证、执法权与处罚权，监管执法，只能通过个人私下关系劝导整改，工作开展难度大，常常处于被动状态。

中心城市管理水平有待持续加强。我区地处渭南中心城市，各类城市问题突出。由于缺少统一的协调机构和牵头部门，各部门、单位在基础建设和管理各自为政。如城市道路建设、天然气、自来水、通讯网络铺设等过程中，朝建夕改，既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也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严重浪费，群众意见较大。城市物业管理，流动人口、弱势群体管理等公共事业缺少统一的服务平台，群众在反映供暖、供水等问题时渠道不多，由此造成的上访及群体事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困难。

三、对基层治理工作的意见建议

以党建为引领，实现基层治理有魂。一是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党组织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强力整顿软弱涣散农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二是选优配强村（社区）干部队伍，建立村（社区）人才库，加强村（居）委会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队伍培训力度，增强基层治理的人才储备。建立健全优秀农民工定向回引培养制度，注重把思想素质高的产业大户、致富能人、返乡农民工创业带头人发展成党员，吸收进村（居）两委班子，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带富能力。三是实施党建整合资源力量下沉工作，继续深入推进“街镇吹哨，部门报到”等工作，统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党员志愿者等下沉服务社区，增强工作活力；推动市场监管、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等职能部门职权下沉基层，改善基层有“责”无“权”的现状；加大对渭北相关村级组织的扶持力度，尽快解决办公用房及设施设备短缺等问题。

以自治为基础，实现基层治理有力。一是保障群众基本权利。加大党务、村务、财务公开力度、扩展公开范围，使知情明政得到最大普及，保障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和发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二是建立健全自治体系。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等预防和化解矛盾机制，有效防范矛盾风险，加强矛盾源头排查调处。三是深入开展自治服务。更多的依靠和发动群众，让群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推动“社会能做的交给社会做，村（居）民能做的交给村（居）民做”，最大可能实现社区村（居）民权益和意愿的最大化。

以法制为保障，实现基层治理有序。一是以宣传“七五普法”“民法典”等为契机，持续开展法律知识“六进六送”活动，充分利用文化活动室、图书阅览室、健身小广场等设施，发挥村（居）民主体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活动。二是全面落实“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将律师参与重大决策、重大事项法律风险评估和防控纳入基层治理考核。三是加大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的惩处力度，用生动的事例警示、引导和教育广大群众树立法制观念。

以德治为调节，实现基层治理有根。一是坚持依规立德。完善、推广乡规民约、城乡社区管理规章制度和社区居民行为准则，强化规范约束，发挥“明导向、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二是坚持以文养德。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倡导全社会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倡导良好的家风、家训，推动德治教育从基础抓起。三是坚持以评弘德。大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评选活动，以群众参与、喜闻乐见的形式，抓实乡风文明载体，发挥先进典型的模范作用，带动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