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成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高校行政人员 职业成功

随着高校的大众化发展，高校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与外界环境的联系日益广泛，高校管理系统越来越规模庞大并且功能完善。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运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走向专业化、职业化道路是必然趋势，这就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基层行政人员，作为高校管理系统高效运行的重要主体和保障，在现实中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群体，在社会地位、收入水平、职务晋升上都处于弱势。如何有效地调动基层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提升高校管理水平，是高校行政管理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对高校行政人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是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一、高校基层行政人员职业生涯现状

1.职业成功

知识经济时代，组织与其所处环境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组织结构日趋扁平化，组织对员工的技能和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为员工提供的晋升机会却越来越少，这些变化自然会影响到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

传统职业生涯衡量职业成功的主要标准是职位提升的速度级别、薪资水平和外在的社会评价等因素，组织通过职业生涯管理帮助员工在组织内部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组织利益最大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职业生涯下，职业生涯的不稳定性增强，组织和个人追求的目标发生变化，直接影响了职业成功的标准和难度。组织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稳定而是个人对组织的价值，要求个人具有在多种岗位都能发挥作用的技能，学习能力、适应能力成为影响职业生涯的驱动力。职业生涯管理的重心由组织向员工过度，员工必须开展主动自我管理的职业生涯，提升自身能力应对各种风险，增强在组织内部及外部市场竞争力。与此同时，研究者认为职业成功不仅应该考虑客观的衡量标准，同样不能忽视主观的标准，应该注重个人在工作中获得的内在心理感受以及与工作相关的成就，主要通过职业满意度指标来衡量。近年来关于职业生涯成功的研究普遍采用这种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

2.高校基层行政人员职业生涯现状

高等学校工作人员，按组织内结构层级又可分为高层行政人员（校级领导）、中层行政人员（院级领导、各部、处级干部）以及基层行政人员（科级及其以下的科员）三个层次。基层行政人员工作在高校管理工作的第一线，主要从事日常具体工作，充当着调查研究者、参谋者、信息传递者、被咨询者、沟通协调员、日常事务处理者、服务者等角色。这三个等级的行政人员在高校管理体系中的身份地位不同，导致他们在权利收入声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同时由下向上的晋升通道狭窄，使得不同等级行政人员在心态上也有很大差别。

（1）工作内容刻板，工作积极性不高。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涉及到学校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基层行政人员大多数从事着程序化、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工作流程化且操作方法刻板，极容易产生对工作的懈怠情绪。

（2）薪酬待遇偏低，职业认同度低。在高校从事辅助教学、服务师生工作的基层行政人员所得到的的社会评价不高，在本部门缺乏话语权，工资待遇与高层行政人员差距较大。在这样的环境下，基层行政人员很难找到清晰的职业锚，也找不到自我实现的价值，对自己职业认同度越来越低。

（3）职业发展空间受阻，对未来感到焦虑。职业前途是高校行政人员工作的主要动力，但一方面高校行政人员职务上升通道竞争激烈、难度大；另一方面高校经费支出倾斜于教学和科研人员，对行政人员没有足够的进修和培训资金和时间保障，行政人员业务水平、技能和职业素养都难以提高，缺乏竞争优势。这势必导致一部分行政人员职业发展停滞，不能安心在本职工作，人员流动频繁。

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高校基层行政人员职业成功的影响

1.人力资本与职业成功

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质量因素之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Schultz和Becker创立了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他们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方式。

职业成功的早期研究主要研究职业成功与社会经济因素（譬如社会阶层和收入状态）、人口统计变量（包括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个人在教育投资和经验方面影响下的人力资本因素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如教育情况、工作年限、在多个组织中的经验等）对薪水、晋升和职业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

刘芳对人力资本与职业生涯成功的相关分析结果也表明，显性人力资本、隐性人力资本与职业成功的各个维度（薪水、升迁、职业满意度）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其中隐性人力资源作用更显著。显性人力资本是构成人力资本价值的外在的，通过一般方法可以观察其价值或者其价值可以确定的部分，容易通过教育模仿。更高层次的教育，反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个体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近些年高校进入门槛越来越高，行政人员也要求研究生学历，但基层行政人员相对专职教师和高层管理者而言，学历水平仍相对低，加之进修培训机会少，导致其显性人力资本相对缺乏。

隐形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个体头脑或者组织关系中的知识、工作诀窍、经验、创造力、价值体系、学习能力等，是嵌入其中的无形的隐含优势，不易模仿。基层行政人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从工作和培训中学习、体会并积累经验，更好的了解本职工作岗位，以此提升个体知识能力和职业素养，增加发展机会。

2.社会资本与职业成功

人们一般认为成功是“个人的事”，是个人努力、能力，甚至基于和运气的结果，但Baker认为个人职业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人际和组织关系网络决定的，甚至决定职业成功的诸多因素，比如智力、教育、个人努力、运气等也是借助于和他人之间的联系而发展、形成和体现的。在网络社会中，建立和应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个人和组织成功的基础。

从个体角度，有三种社会资本理论最具有代表性。Granovetter的弱关系理论将社会关系根据其强度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度表示个体间关系的互动频率、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的综合因素。他认为弱关系对人行动的作用更大，个体通过弱关系这个“信息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流动到地位较高收入丰厚的职位。Burt认为个人或组织只有保持广泛的社会关系并占据关系网络的中间位置以获取并控制信息，才能在竞争中获得、保持并发展优势。林楠则认为嵌入到社会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源――权利、财富和声望，才真正有意义，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影响着个体行动成功与否。

Seibert等人整合上述理论，提出社会资本作用于职业成功的中介模型，证实了社会资本对职业成功的积极影响和作用。王忠军在中国社会文化和组织背景下，对Seibert的中介模型进行修正，认为个体通过接触（拥有）社会资本而具备潜在的优势和竞争力，并在动员（使用）社会资本从中获得直接或间接的职业支持，最终促进个体的职业成功；简言之，社会资本的接触和动员对职业成功有联合效应。

社会资本的价值会随着网络关系的性质和地位变化，高校基层行政人员处于层级管理机构的底层，这种结构特征决定了他们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领导所安排的工作，在工作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简单，所能占有的社会资源数量和质量处于劣势，明显表现出社会资本的缺失。

此外，个体依靠先赋性和自致性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动员即从各种社会关系中获得直接和间接的职业支持，才能对其工具产生作用。一般在组织内建立高水平的关系比跨越职能部门的关系能提供更多的职业支持，如果个体能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从中获取职业支持的可能性也更大，但基层行政人员在组织中处于被控制、被支配、被影响的地位，社会资源数量质量缺乏，很难和高层领导建立亲密信任关系，从中获得职业支持的可能性也小。

三、讨论

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作为个体就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个体职业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行政人员作为高校管理的中坚力量，必须明确自身在高校组织中的角色和定位，提高自我职业意识，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协作能力的发展，丰富工作经验，从而提升人力资本，为个体的职业生涯成功提供基本的保障和促进。此外基层行政人员应该主动加强各种校内校外沟通联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聚社会资本。

同时高校也应该明确自身的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帮助基层行政人员管理职业生涯。提供职业发展通道，开展培训活动等以提高行政人员就业能力，最大程度开发蕴含在行政人员身上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高校内每个个体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论对其个体还是组织来说，都是一种重要的、独特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Hall， D. T. Careers in organizations [M]. Glenview， IL： Scott， Foresman，1976

[2]Seibert，S E， Crant， J M， Kraimer， M L Proactive personality and career succes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9，84（3）：416-4271

[3]刘芳，吴欢伟.个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职业成功的作用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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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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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警务 必要性 可行性 方法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三左右,农村的稳定关系国家的稳定,国家治安状况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国农村的治安状况的改善。近年来,我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乡村的大多是防范意识薄弱的老人和妇女儿童,而在农村发生的违法犯罪不再是简单的偷盗案件,更为严重的杀人、抢劫、诈骗等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从事的职业呈现多样化,人口结构由单一向复杂发展,对于公安民警来说,农村人口管理成为一大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区警务战略能否在广大农村得以顺利实施推行,显得意义十分重大。

一、我国建设农村警务的必要性分析

农村社区警务是以农村社区(或以村庄形式)为范围,以警民联手协作的方式,通过立足社区,服务社区,与社区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动员和鼓励社区群众以多种形式参加农村治安防控工作,形成以社会为主体的防控网络,并辅以多种具有农村警务特色的矫正和疏导措施,有效维护农村社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一种具有农村特色的警务模式[1]。

(一)构建农村社区警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稳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没有稳定就没有和谐。转变农村现行的警务模式,构建农村社区警务,是使农村社区真正实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社会环境的必然要求。

(二)构建农村社区警务是农村派出所改革的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安工作面临着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现有的警务体制已不适应日益巨变的社会治安形势,改革势在必行,而农村警务改革更是严重滞后。在农村地区开展社区警务,带动解决农村派出所存在的现有问题,真正地将警力充分发挥,维护农村社会治安的稳定。

(三)构建农村社区警务是做好农村治安防控的需要。

传统的警务模式使很多民警忽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他们脱离群众,不愿意主动深入到群众中,更不愿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群防群治的警务思想没有落到实处,农村社区有利的治安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治安联防队、治保会等治安防范组织,也由于经费的短缺而解散或形同虚设。因此,农村派出所要转变传统的被动警务观念,充分地融入到农村社区中,走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道路,而实施社区警务就是最佳举措。

二.我国建设农村警务的可行性分析

西方许多国家的农村社区警务都已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成效,实践也证明社区警务是有效预防犯罪、打击犯罪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在我国实施社区警务正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另外,我国农村具有构建农村社区警务的独特优势。

(一)在农村地区实施社区警务有很深厚的思想观念基础。

早在明清时期,中国就实行“保甲制度”,带有很强的治安目的性,在人员流动频繁、基层社会盗贼问题突出、原有的教化体系难以奏效的情形下发挥了很好的维护秩序的作用。清朝嘉庆年间《宁乡县志》中载:“夜闻盗警,本牌内不即往救护者,准甲长指禀,同结连坐。”这些都体现出当时农村居民的互保作用。这种朴素的社区互助意识和社区管理理念深埋在人们的头脑中。

(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为社区警务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

农村经济尤其是乡镇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给农村社区警务的推行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社区警务是一种以防为主的警务模式,需要一定的防范人员和设施,即人防、物防和技防,这就需要足够的经费来满足必要的支出。所以,农村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社区警务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三)在农村地区实施社区警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农村地区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基层结构和经济生产模式,对预防和控制犯罪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农村家庭内部、亲属之间存有一种相互监督和相互约束的微妙关系,这正是构建农村社区警务可以依靠和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基本上解决了温饱的问题,正朝着全民小康的目标迈进,人民群众需要安全的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这种积极性也正是我们构建农村社区警务所需要的。

三、建设农村警务的基本方法探索

(一)强化“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社区警务理念。

1.要树立以社区为依托、以社区民众为本、综合治理农村治安的理念。

这就要求农村社区民警充分挖掘社区治安资源,以人为本、组织和整合辖区群众及辖区内的企业单位等其他社会力量,构建农村治安防控网络。要针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人口和治安动态信息网络和气建立民调网络,如可以建立驻村社区民警为主、村委会为主要力量的矛盾调解中心,积极解决民间矛盾,争取将事件解决在基层,减少民转刑案件;对农村地区的吸毒、刑满释放等重点人口进行帮教,可建立安置帮教网络,降低犯罪率;还可组织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等建立巡防网络,加强巡逻工作特别是夜间的巡逻,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2.要树立职能转变的理念。

农村社区民警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减少和控制违法犯罪,为侦查破案服务。农村社区民警要牢固树立这个理念,在开展日常勤务中,应转变传统的“重打击,轻防范”的观念,变被动为主动,把好“预防”这一关,真正实现执法为民。

3.要树立扎根社区的理念。

要实现农村整个地区治安形式的稳定,不能仅靠公安机关的力量,要把公安警务工作植根于社区,以农村社区为施展平台,社区民警要走入社区、融入社区群众之中,发动群众,联系群众,为群众利益着想,取得群众支持,密切警民关系,为公安工作争取到深厚的群众基础。

(二)因地制宜划分农村警务区,科学合理配置警力。

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经济发展、社会治安状况不尽相同,因此农村警务室的建设应不唯上、不唯书,必须针对不同地区的地理、经济、人文、治安状况等差异,积极探索建立各具特色、灵活、高效的警务室工作模式,坚持走有地方特色的警务室建设之路。[2]

因地制宜地合理划分农村警务区是推进农村社区警务首当其冲的问题,也是科学合理配置警力的重要依据。我国农村社区的地域色彩和传统的人文色彩很浓,对基层警务的影响也很大。因此,根据农村地域的实际情况合理地划分社区是搞好农村社区警务的先决条件。划分农村警务区的基本依据除了社区面积、人口工作、经济承受能力以外,还应考虑到社区服务、管理、安全等方面的需求。可以把一个或多个行政村划分为一个警务区,对于有条件的地方,特别是城镇化水平较高、治安复杂的地区,可实行“一区两警”或“一区多警”。在具体的警力配置上,还应充分考虑基层基础工作的延续性,不仅要保持社区民警的相对稳定,而且要注意新老、强弱的合理搭配。

(三)建立与农村治安形势相适应的农村警务保障机制。

针对此现状,我们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建立农村警务保障机制。

1.农村派出所的经费保障。

农村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城市比较滞后,单纯依赖地方财政解决警务保障的问题在对农村地区还无法实现。我们应根据我国农村的现状,建立地方和中央共同承担警务保障的体制,中央根据各地农村的经济状况,以中央财政直接加以调补,实现警务保障的持续运行。这样不仅能吸引地方政府对当地治安的关注和支持,而且农村社区民警的工作热情也会因此提高,责任心会增强,农村派出所的日常勤务就可以正常展开。

2.农村社区民警的素质保障。

公安机关要在加强社区警务建设的同时,加强农村社区民警的教育培训,以提高农村社区民警队伍的整体素质,适应社区警务建设的要求。针对农村社区民警工作在社区、服务在社区的特点,一要抓思想教育提高农村民警的政治素质。二要抓基本功提高农村民警的业务素质。三要抓岗位练兵提高实战素质。同时建立民警体能、技能考评机制,定期组织考核,通过反复演练切实提高队伍的整体实战素质,树立良好形象,密切警民关系。

(四)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和考核机制。

推行社区警务后,民警脱离了领导的视线,有可能部分社区民警会成为“散兵游勇”,长此以往,基层工作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瘫痪”。因此,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加强基层工作的监督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构筑以群众满意度、安全感、对警察措施的认同度、对农村社区警务的参与度及辖区秩序有序度为主的评估体系为目标,以提升社区民警的正直、公正、专业化水平为手段,在具体考核中实现两个方面的转变。[3]

1.考核内容上的转变。

针对农村社区民警存在的习惯于事后侦查办案,忽视事前防范的实际,将防范指标纳入考核范畴;针对社区民警的社区警务理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执法水平不高的现状,将社区群众的满意纳入考核范畴,使业务指标与精神指标并重;针对农村社区民警不善于调动群众感情、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基层综治合力不够强的实际,将群防群治组织等社区资源利用情况纳入考核范畴,变为业务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并重。

2.考核方式的改变。

在考核主体上,变一级考核制为二级考核制,将原来分局考核办直接考核社区民警个人的方式改为分局考核所领导、所集体,派出所再考核农村社区警务室或社区民警个人,争取考核结果的真实性;在考核时间上,变年考为年考、季考、月考相结合,绩效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增强社区民警的实干性;在考核方法上,变以往的档案考核为随机测评,变集中考核为分散考核,杜绝应付现象。

参考文献:

[1]黄晨.浅论社区警务的几个结合[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4,(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