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与思考范文
时间：2023-08-03 17:30:36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与思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为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既涉及到地方政府管理，又涉及到居民自治，是多元参与的动态复杂过程。实现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治有效衔接，有利于促进基层自治组织成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一、基层社会管理理论分析及阶段模型
就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而言，扩大社会化管理和民主政治、减少政府行政控制是必然趋势，但是要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根据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和发育状况，相应调整和转变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适时地缩小干预领域、调整干预力度、变换干预方式，扮演好政府不同阶段的角色。
在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管理基层社会的过程中，政府充当着“监护人”角色，尊重社会力量的独立性并适时地培养扶持和监督指导，与其互补共治。如图1所示，政府作用的发挥会经历“抚养培育-辅助成长-指导监督”三个时期，在完全实现社会自治之前，政府不仅要承担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责任，而且应积极培育和强力促进社会力量的成熟。社会自治力量在成长的不同阶段经历与政府相对应的“索取依赖-学习进步-成熟独立”三个时期。图1中显示了二者相互对应的不同时期以及各自在社会基层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图1）
我国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功能尚不完备，存在官方色彩浓重、自主独立性差、影响力不强、经费来源难以稳定以及内部治理体系不完善等诸多问题。这种自立能力尚弱的“幼小”主体急需“监护人”（政府）营造良好的环境，给予必要的帮助，以适度的干预形式组织、协调和推动其迅速健全成熟。当前阶段，地方政府不仅不应放手，而且应发挥主导作用，将关注的重点从事无巨细、亲力亲为转到重点培养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上来，主动承担相应责任，积极辅助和培育社会自治能力，视社会力量的发展状况及时调整干预的程度和领域。当基层自治组织发育成熟、功能完备、有能力实现社区“自治”时，政府必须放眼于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宏观指导，放权于基层自治组织，将现行“强政府”性质的政府主导管理结构转变为社区自治为主、政府仅做必要引导和严格监督的治理模式，实现社区管理服务与政府监督指导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直至完成“政府主导-二元治理-社会自治”的过渡和交接。
二、基层社会管理实践探索及评价
在我国，曾先后出现过行政主导的“上海模式”、社区自治的“沈阳模式”、半行政半自治的“江汉模式”以及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杭州模式”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它们或将社区建设的重心放在街道办事处，以行政支持、加强地方政府作用为导向，或界定责任和功能边界，“多中心”组织保证，或以政府下放权力、注重社区自治为特色，或注重社区结构性体制创新，构建“选聘分离”的管理体制。这些模式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在不同程度上理顺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展示并推动了我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在我国社区管理和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各类治理和相应成效之间的关联看，基层社会管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探索和尝试。
（一）政府组织与社区组织的分权。1998年民政部在全国选定26个国家级社区建设实验区，开展社区建设实验和社区体制改革，并于1999年至2000年先后出现了“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沈阳的“自治型治理模式”提出了政府与社区分权的课题，但是没有破题。当时，全国社区体制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居委会没有自治性，仅仅是区街政府的“一条腿”。与“沈阳模式”相比，“江汉模式”注意从初始制度的创设上着力消除“沈阳模式”未触及的“体制瓶颈”，是探索有中国特色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一次有益尝试。“江汉模式”体现了不少科学理念和价值取向，但由于没有触动城市行政体制，随着政府职能社区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
（二）逐步让权社区的探索。2000年以来，有的城市开始了社区体制改革的新探索，试图弥补江汉区社区体制改革的不足。理论界把这一新的探索成果称之为“社区工作站模式”。从学术角度来看，社区工作站模式是政府职能社区化模式，是为实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在社区设置承接社区行政事务和社区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许多城市纷纷掀起了创建社区工作站的浪潮。与“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相比较，社区工作站新模式表现出极大的创新勇气，不同程度地理顺了政府与社区关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走出社区行政化困境需要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
这些基层社会管理的实践，也充分表明相对成熟、成功的社区建设都以资金投入为健全基础设施和宜居环境的重要保障，以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为重要基础，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居民自治组织为重要力量，以人文关怀为重要感情维系。而这些条件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支持和引导投入。这些实践也充分验证了在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采取政府主导基层管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三、地方政府现阶段的主导作用
政府应弱化具体细致的管理，加强监督，鼓励并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根据社会自治力量在当前阶段呈现出的特点，调整对其干预的程度、形式和领域，特别应注重对社会力量的培育，扮演好政府现阶段在社会治理中的“监护”角色。
（一）出台政策规章，保障社区法制化管理。面对社区管理的新形势和基层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使社区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以制度的力量依法治理社区。一是制定和不断完善发挥市场机制、共建机制、志愿机制作用的政策，特别是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的政策、扶持企业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政策以及鼓励志愿服务深入持久开展的政策，使政府从“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做更加需要政府关注和下工夫的事；二是制定和完善向新建社区、人口密集社区、困难群体聚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社区倾斜的政策，促进平衡发展。
（二）抓好组织整合，凝聚社区建设力量。长期以来，存在于社区的单位和其他组织，由于对社区事务不够了解，又往往得不到有效的社区服务，不愿也难以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政府应发动各类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和建设。首先，整合地方政府力量，组建由政府负责人挂帅、民政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社区管理办公室，统筹规划社区建设，形成合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次，在地方政府主导下，鼓励社区所有成员参加的社区建设联席会议，整合区域所有成员和资源，协调区域内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并服务于各群体，使辖区内的社区管理有秩序进行，和谐统一。可以整合基层政府的工作机构，在街道层面设置“一站式服务”，改进提供基础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养老等福利项目。
（三）创新管理体制，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在制度层面，地方政府担负着加快社区配套制度建设、切实保证社区组织自治性质的使命，应通过完善各项制度，解决社区居委会的职能界定、权利义务以及与各个方面的关系，用制度保障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自治作用，地方政府要着重做好几个转变：一是把与社区群众关系密切的事项交给社区，提升社区组织管理地位，实现由微观具体向宏观统筹的转变；二是主动帮助社区排忧解难，搞好服务，做好协调，实现由行政命令向协调、指导、服务转变；三是对社区建设成效考评中，居民满意度指标要占合理权重，促使社区组织对民负责、为民办事，实现由上而下垂直考核向兼顾上级认可和群众满意的综合考评转变。
（四）培养扶持NGO，提高社区自治能力。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和角色的重新定位，从政府转移出来的大量公共服务职能需要更多微观主体来承接和具体实施。与此同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因为参与主体不够多元而受到制约。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政府之外的NGO存在并有效发挥作用，承担从政府集权式管理向社区治理过渡的中介角色，促使政府职能转换，完成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衔接。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鼓励、促进、推动基层社区领域NGO建设，在其建立、发展过程中进行适度培育和合理引导，使其与社区自治组织一起进行社区管理和建设。可以通过建立机制营造环境来培植NGO，促进NGO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发挥作用。
（五）搭建沟通平台，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建立高效便捷的沟通渠道，打造信息交流平台，对社区居民的情绪宣泄、意见表达、问题反馈进行快速收集和及时回应。对矛盾进行化解，对或愤怒或悲伤的情绪给予抚慰，对群众意见、建议充分考虑和负责任地处理，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更好地完善政府自身建设的同时，推动基层社会健康发展。
无论是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还是社区建设管理的实践，都明确和验证了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应坚持政府主导的模式。地方政府不仅应在当前阶段介入和干预社会基层管理，而且应该将培育社会自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力争在法制建设、规划设计、组织整合、体制创新、培育NGO以及搭建沟通平台等方面有所突破和成效，为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修好路”、“加满油”。
（作者单位：1.河北行政学院；2.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2]邓名奋.论社区自治进程中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思路.学习论坛，2007.1.
[3]石庆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中国集体经济，2007.7.
[4]陈伯涛.构建和谐社区的主体及途径.领导干部网，2007.8.10.
[5]袁方成.实现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有效衔接的社区治理机制创新研究.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08.10.
篇2
【摘 要】近年来我国社区媒体的兴起，不仅仅是传统纸媒应对危机，寻求自我转型发展的探索创新，从本质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的必然产物，社区媒介的中国特色之路，产生了独特的第三方组织，在政府与社区之间起到沟通和桥梁作用。
关键词 社区报 媒介社区化 社会管理 创新
一
自2014年以来，笔者先后北上南下，对我国京津冀、晋粤沪等地区的传统纸媒单位做了一系列的调研，综合业界与学界的研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至少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纸媒的改变之路似乎只有两条，一条是政府买断的党报公益化，另外一条是以提供购买服务为主的媒介社区化。前者对于已经产业化了的传统媒介而言，是一种被动的危机，而后者却是一条可以主动尝试的机遇。相比较而言，前者对于传统媒体本身而言无异于扼腕断臂，而且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后者的意义或许更大于前者。
根据相关资料与调研，目前在我国能够成功运营的媒介社区化模式，主要为传统媒体与基层政府合作共同创办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我们不禁会担心社区媒介在运营中能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与主体性？一些研究者也曾就作为舶来品概念的社区报在我国10年的发展实际，质疑社区报可能遭遇到了“水土不服”,但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很多社区媒介的“操盘手”对这一问题却一直持有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在全球化政府改革与科学政府新型管理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政府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改变以往单一社会管理主体的模式，转为寻求多元化社会管理主体的模式，将以往自身的很多职能分化到更多的社会组织身上，在政府的领导下协同解决社会问题，这才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未来媒体的工作就是把政府职能与百姓需要连接起来，以市场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非党报媒体产业的未来出路必然是转型为社会服务业，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和社区之间最强有力的平台与桥梁。只有走出藩篱、凤凰涅槃，才能在市场与营销竞争中，占领最好和最后的终端——社区家庭。所以，基于我国的媒介环境与以往社区报的实践经验，采取与政府部门合作的模式，而且一定要保证社区报的最终话语权和管理权在基层政府手中，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回归公共服务，在他们看来，这将是中国媒介社区化最安全的模式，至少在现阶段是如此。于是，正如同数十年前一样，在一片纸媒将要消亡的哀叹声中，以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主的社区媒介不断出现，媒介社区化竞争浪潮，实际上已悄然到来。
本文结合笔者对我国京津冀、晋粤沪等地区的传统媒体的调研，综合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合肥地区的社区报为案例进行分析，试图解答社区媒介是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又是如何提供公共服务的，以此来思考社区媒介未来可能的发展机制。
二
社区报，是指服务于城市中的社区读者，强调其归属感的报纸。①自2004年以来，这种早已在欧美地区存在的媒介形态，不断被国内媒体尝试创办。在当下中国的媒介管理体系下，社区报成为了媒介社区化的主要代表。
2013年5月22日，合肥晚报报业集团旗下合肥晚报推出了安徽省第一张社区报《滨湖新闻》，开始在传媒大变革以及合肥“大建设”背景下试水社区报的探索。截至2014年7月1日，共创办了10张社区报，并且争取在年内完成15张的布局任务。通过对这10份社区报进行文本分析以及对相关人的访谈，我们发现，合肥地区社区报在实践媒介社区化的进程中，运营团队除了在新闻业务方面“创新”和“苦干”外，还积极的探索社区媒体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与机制。
1、深耕社区大小事，建设新型关系纸
在新媒体时代，围绕着单纯的新闻传递问题，社区报并没有时效性优势，像合肥地区已经创办的10份社区报全部是周报。而且如同前文所述，社区报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将政府与社区更好的连接到一起，做好平台与桥梁。所以，很多社区报经营者干脆把社区报定义为“关系纸”，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纸”。
（1）做家门口的新闻。好的社区新闻正是“当地的新闻、原创新闻、社区报记者自采新闻”②。2013年《滨湖新闻》发行之后，以“报道家门口的事”为宗旨，还开设了“邻里事”、“菜篮子”等版面，提供一些类似辖区大妈带你逛菜市场推荐当季菜谱，家庭主妇带你逛超市选择优惠产品，辖区银行的理财经理向你推荐最新的理财产品等内容。这些来自特定辖区的生活信息，虽然“小”，但对于生活在该城市社区的居民而言，却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而这种面向小区域的新闻信息是很容易被追求高发行量的传统都市报所忽视的。社区居民想关注的事情，才是社区报要重视的事情。社区报借助可以贴近生活、贴近社区的优势，拉近社区居民与社区报的距离，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关注，获得社区居民的信任。
媒介社区化与传统新闻理论并不矛盾，只是强化和彰显了媒介社会功能中传播、协调和娱乐功能，弱化了社会监督的功能，更加追求社会效益，而不是商业效益。
（2）做政府与社区的连心桥。社区报借助信息传递将基层政府与社区联系在一起，将社区居民联系在一起，把社区居民的心情、感情、生活与需要的服务联系在一起。社区报创办的“公民议事厅”、“市民会客厅”等，吸引社区居民来唠唠开心事、烦心事，聊聊家常事、社区事。这种互动、交流的过程，为社区报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社区新闻素材，将社区居民的所思所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呈现给基层政府。与此同时，社区报将基层政府为社区建设所做的工作反馈给社区居民，帮助社区居民及时的了解相应的法规政策。社区报的这项工作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开放性的社区空间，为社区和社区居民与政府之间就社区建设问题的协调与协商提供“连心桥”，实现各方之间的信息沟通，用民主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避免以往因为缺少交流而造成的矛盾。
（3）做社区形象建构的帮手。社区报对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的探索还体现在对基层社区建设的形象建构与呈现上。社区建设的水平需要通过社区形象的建构来呈现，社区形象的建构又要通过媒体的传播来实现，然而基层社区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具有新闻价值的。社区报背后拥有传统媒体资源、专业的人力资源以及可以带来的社会资本，一方面它本身就可以参与到所在社区的形象建构与呈现之中，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北城新闻》从2013年12月5日开始，以美好乡村的生态宜居、兴业富民、文明和谐，以及美好乡村建设前后图片对比做了4个专题，集中展现了长丰县农村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正是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社区报在这些版面的建构之中，让硬性的政策宣传、主题塑造，软性的走入读者心中。这种润物细无声般的形象建构，对希望能够及时宣传自己辖区内取得的成绩的基层政府而言无疑是多了一个帮手。对基层政府部门来说，和这个“帮手”合作，不同于以往在涉及宣传的时候，有被动的感觉，而是相互依存的信赖。社区报作为社区的一部分，主动参与社区建设，与政府部门互动，这也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应有之义。
2、培育社区参与感，建构社区共同体
社会转型期间，由血缘、宗族等组成的“熟人社会”被由社区形成的“生人社会”所代替，社会人口流动大，人际交往少，人际关系淡漠，这种状况尤其出现在一些新建设的社区之内。当下中国的社区发育程度对于社区居民而言，仅仅是一个生活区域，对社区中还要上班工作的青壮年群体尤其如此。他们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内，活动范围是同工作区域相关的，而下班之后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与社区活动关联不大，多属于个人生活圈内的活动。“在个人至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一群陌生人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社区？”③自滕尼斯以来，这个困扰西方社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在困扰着当下中国的社区建设。
在分析合肥晚报社区报的文本，以及对社区报负责人的访谈之后，认为合肥晚报社区报对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还体现在利用文化的力量，打造“纸上空间”，搭建“户外舞台”，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感，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建设之中，以此来建构社区的生活方式与社区的共同体意识，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
（1）“纸上空间”与社区建构。合肥晚报社区报现已发行9份社区报，每份社区报根据社区发育程度与文化构成，制定不同的报纸定位，以此来实现社区报的办报风格的差异化。这种差异化的背后，一方面体现着社区报为了适应社区文化的差异而做出的调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区报为了培育不同社区文化所做的努力。
“中国目前所办社区报还是‘中国特色’，行业印记明显，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过少。”④合肥晚报社区报在差异化定位的同时，招聘市民记者，吸引社区的居民参与到社区报的内容生产之中，让社区居民既是社区报的读者，也是社区报的作者。开放、参与、分享、互动，这是互联网时代对媒介转型提出的新要求，也是与社会管理创新理念所重合的部分。社区报定期设定相关的议题，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吸引社区居民参与到报纸的新闻生产之中，利用社区报形成的“纸上空间”，参与、分享、互动。
社区报打造 “纸上空间”，进行舆论引导，让社区居民在潜移默化之中将社区报看成是“自己的报纸”，在这个空间之中进行着关于社区建设的交流，进而实现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完成社区共同体在社区居民想象中的建构，形成“我们的社区报，我们的社区”的观念。
（2）“户外舞台”与社区建构。打造尽可能多的户外舞台，这是基层政府部门在推进基层文化建设的时候，可能想做却力不从心的地方。社区报参与到户外舞台的搭建中，可以利用市场的力量，通过吸引赞助或者投放广告等方式，获得财力支持；通过动员社区居民参与进来，解决人力问题；通过与基层政府合作，获得基础设施的支持。比如，《滨湖新闻》组织的“滨湖狂欢节”系列活动、《北城新闻》同长丰县合作举办“美好乡村请您回家看看”活动、《高新新闻》组织“高新区植树节植树活动”；《老城新闻》组织老城区桃花节相亲活动等等。
由社区报与基层政府合作共同举办或者单独承办这种社区活动，让多元化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文化建设中，这本身就符合文化体制改革的理念。这种开放的户外的文化活动越多，社区居民就越来越主动的走到户外，走到社区的公共空间之中，由陌生变得熟悉，逐渐形成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现实中面对面的交际互动，对社区居民形成社区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3、回归公共服务事业，探索公共服务模式
“公共服务社会化，不仅有政府‘放权’的过程，更有政府‘还权’的过程，把本应由社会承担的那部分公共管理职能真正交由社会来行使。”⑤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推动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在政府职能转型期间，很多原本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社会工作，慢慢将会转移给一些有能力的社会力量。
“如果能够将一个新闻机构从这种商业化模式中解脱出来，就像美国的大学一样，成为一种社会组织而不是盈利组织，新闻还会有美好的未来。”⑥美国学界和业界掀起的关于“报纸公共服务模式”思潮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呼吁媒体向公共服务转变，而不是依旧一味的追求经济效益。这股思潮对正处于媒介转型期间的中国媒体而言同样具有可借鉴之处。
在具体操作上，社区报深扎在社区，通过举办市民议事厅（珠江时报社区报）、市民会客厅（合肥晚报社区报）等类似的项目，致力于帮助政府解决社区居民的日常所需。而这些大事小情，往往又是基层百姓投诉无门、政府恰恰又无暇顾及的小问题，有些做法甚至写进了当地区街部门的年度工作报告里。
一些地区社区报的负责人想把社区报与政府的更多职能部门紧密对接，建立联动机制，比如组建基于社区和媒体联合基础上的“市民服务中心”，集中精力解决政府为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社区媒体作为拥有公信力、号召力、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有能力参与到社会公共服务的整合与提供之中。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是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主要途径之一。社区志愿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社区志愿者队伍的招募，社区志愿者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服务的展开，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来协调组织，而基层政府委托的社居委由于还要处理行政性事务，分身乏术，回归公共服务的社区报正好弥补这个欠缺。合肥晚报与合作街区如庐阳区、滨湖区启动了合肥晚报社区义工合晚“帮客”的志愿者组织，建立和运营着一支专业化、细分化、常态化服务的社区义工队伍，细致科学服务辖区有需要的家庭和人群，并以此为引领，将相关经验和组织架构推广到市内的其他社区，最终形成系统和规模化的合肥晚报社区义工组织，深耕社区，服务百姓。
三
媒介社区化是传统媒体面对媒介变革带来的碎片化、分众化现象，所采取的产业转型之路，同时也是传统媒体应对城市化布局的新举措。从本质上看更是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大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寻求沟通之道的必然产物，社区媒介的中国特色之路，产生了社区报这种独特的第三方组织，在政府与社区之间起到了沟通和桥梁作用。尽管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区媒体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机遇，但我们还要看到以往实践中未曾解决的一些危机，社区媒体在完成作为媒介本身的职能的同时，更要提供社区与政府之间沟通、协商、协调的民主平台，在潜移默化之中培育社区居民的公民意识，重构社区的共同体意识，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自觉性，在政府部门的领导下，协调社会力量回归社会公共服务，共同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或许，这正是中国媒介社区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①陈凯：《走进美国社区报》[M].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14
②④宁田甜，《目前在中国，没有一份真正意义的社区报》[N].《大河报》，2013-05-20
③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4）
⑤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3）
⑥王学锋，《迎接新闻业的“小时代”》[J].《中国记者》，2014（5）
篇3
关键词 社工 志愿者 联动 青少年 服务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5.10.088
Consider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
Involved in Community Youth Services
――Take Guangzhou Tianhe District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Youth Affairs as an example
CHEN Qi[1]， LI Sheng[2]
（[1]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ocial work and volunteer service to make up for government functions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gaps，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an important new force.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 linkage model among youth services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future grass-roots community service youth and the whole grass-roots community service， this article will be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Integrated Family Service Centre youth affairs， for example， on the joint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workers and volunteers Reflections make community youth services and how to serve the grassroots community youth gives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 social workers; volunteers; cooperation; youth; service
0 引言
社会工作是以专业社会工作者和专业机构为主体，以需求者、求助者及社区为案主对象，以利他主义和助人自助为基本理念，以科学的知识为基础，以专门的方法和技巧为手段，以调动和运用社会资源、帮助解决案主的困难、提供及增进其福利为追求，以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及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的助人活动。①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工作具有亲缘关系，社会工作是社会志愿服务的专业化发展阶段，志愿服务是社会工作的萌芽阶段。②社会工作要突破自身的发展瓶颈，必须选择其它社会力量进行合作，而作为服务理念相近的志愿者资源，有着先天合作的基础和条件，是社会工作选择联动合作对象的首选。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家综”）是围绕社区居民多样化、灵活性的需求，通过“3+X”即青少年服务、老年人服务、低收入家庭服务加自选服务项目的方式，为本地居民、外来人口提供专业帮助，实现社区和谐、生活幸福。青少年服务是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必选项目，包括关心和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也包括引导青少年参与社会服务。
通过发放100份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运作问卷和1400份青少年服务需求问卷，对于社工与志愿者联动参与社区青少年服务的现状及发展方向，问题及解决对策有了较为清晰的把握。
1 天河区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青少年现状分析
城市社区家庭综合服务的兴起，是近年来的新趋势。广州借鉴学习外国、港澳地区经验，集中探索和推行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成为社区服务的主要模式。这对将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模式引入青少年服务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因为“家综”的出现解决了模式推行缺乏合适平台的问题，但在现实调查中，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模式的推行仍面临许多困难、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家综”平台与基层团组织联系不够紧密。从100多份家综工作人员调查问卷的数据看，将近90%认为家综服务与团工作应该结合，相互促进。从1400多份青少年调查问卷的数据看，大多数青少年希望家综提供的服务类型，都与团组织传统活动有关联，需要团组织介入。共青团组织内有着丰厚的资源，也有心落实有关政策和尝试推广各类服务，但苦于与分布在社区的基层青年组织尤其家综平台，无直接隶属和管理关系，合作仅能是沟通和期望，没过多的展示平台，资源无法做到最大化利用。在调研中，家综社工在资源方面也表示希望得到资金、专业技能、宣传、志愿者、个案转介系统等方面的支持。在工作建议上则提出的更多是合作期望，大部分人认为团组织与家综的青少年服务联系不深，未能很好地切合如何加强联系。
（2）社工与志愿者缺乏足够交流。从调查数据看（图1），志愿者参与服务活动的原因，主要是“提升能力”、“奉献和回报社会”、“体验生活”;但是如何实现这些愿望，如何发挥自身能量，却面临种种难题。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工与志愿者缺乏足够的交流，导致了志愿者因为服务水平缺乏专业性而丧失服务热情。从家综服务发展的初期看，“两张皮”、“两条腿”分离的状况较为严重。专业社工人数少、经验缺，深入居民家庭、外来人口群体的服务遇到许多难题;志愿者人数散、专业性不强，面向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服务缺乏效益。就试点情况而言，大部分社工与志愿者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合作与交流。大多社工刚走出大学校门，虽具有一定的社会工作理论基础，但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职业定位不清。而志愿者在从事公益服务中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由于其流动性大、专业性不强等因素，难于同社工进行有效合作。一些资深志愿者在接受社工引导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抵触心理。
图1 志愿者参与活动的原因
图2 青少年希望提供的类型活动
（3）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内容不够丰富，途径较为单一。通过调查发现（图2），青少年对于希望得到的服务类型众多，依次有娱乐（23%）、提升类（16%）、学习类（15%）、培训类（15%）、比赛类（11%）、歌舞类（8%）、婚恋交友（7%）等等，在占比最大的娱乐中又分运动（20.20%）、看电影（17.30%）、阅读（13.50%）、朋友逛街聊天（12.50%）等等。相较于青少年多远丰富的服务需求，社工与志愿者为社区青少年举办的活动内容则显得缺乏创新，对于青少年缺乏吸引力，这直接影响了联动模式的实行效果。此外，青少年活动在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迅速发展，让传统社区服务、志愿服务方法面临极大挑战，当前“家综”青少年服务仍几乎完全依赖实体空间，线上服务较为滞后，这极大限制了联动服务的服务范围，从而无法让更多青少年享受到基层团组织和社区的相关服务。
2 天河区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青少年模式的对策
作为一种新兴治理模式，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青少年模式在运作之初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基层社区青少年服务的方式方法提供了更多的思考。针对上述问题，为进一步改善天河区社工与志愿者联动服务青少年模式，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制度建设――区社工委、团委、民政局制定街道团组织与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合作的制度措施。在区社工委的统筹协调下，团区委、区民政局联合制定街道团组织与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合作，共同开展青少年事务与青少年服务的各项制度。共青团要动员志愿者力量、青少年力量、热心人士力量，为家综的青少年事务发展提供社会化支持;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要发挥专业社工人员、心理人员、法律人员的优势，为青少年事务发展提供专业支持。团委与家综合作建立青少年健康成长、快乐生活的社会环境。
（2）社志联动――推动社工与志愿者合作，针对青少年群体的需求开展丰富多样的服务。积极探索社工与志愿者合作服务的经验，吸引青少年参加家综的志愿服务，创造富有新意、富有魅力的志愿服务品牌。鼓励家综的专业社工担任各类志愿组织的专业讲师、专业协调，运用助人自助的价值观，提升志愿服务活动的品质。利用家综的场地和设施，开展社区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员工志愿者、公务员志愿者的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的专业服务水平，更好地帮助社会人群。
（3）项目创新――通过青少年公益项目的创投活动，发掘形式新颖、富有实效的服务项目。区团委联合慈善总会、福利基金等，设立“天河区青少年公益项目大赛”，吸引辖区内的各类青少年社团、公益机构、社工机构参加大赛，开发丰富多样、新颖活泼的服务项目，扩大青少年服务的内涵与外延，满足新生代日益变化发展的需求。通过一届届公益项目的创投和实施，逐渐形成天河区持续发展的公益品牌。
注释
① 周沛，葛忠民，马良.社会工作概念[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② 李素菊.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J].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4）.
参考文献
[1] 谭建光.做好的志愿者[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篇4
在雅安市芦山县，学习考察组对“平安禾茂•和谐家园”法治工作站等地进行了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差异化法治工作站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情况。芦山县探索建立了三室合一、三频共振、三化同步“三个三”基层依法治理模式，创新开展依法行政“账图模式”数据化工作，完善权责同构全新模式,强化权从法来、岗必依法、事由法定、人必依法，切实解决业务与法治结合不紧的问题，取得良好成效。
在成都市成华区，学习考察组对法治街区、万年场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长天路社区法律之家、禁毒预防教育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深入学习成华区创新推进示范试点“九大难题”加快破解，创新推行公共法律服务融合发展“432”工作模式，创新实施人民调解“五化联动”改革试点，不断擦亮“法治街区”“智慧普法”“红色律所”法治工作品牌，创新推进“社区法律服务之家”建设等工作经验。
在成都市温江区，学习考察组参观了温江区人民法院、温江法治公园、万春司法所等地，在座谈会上深入学习交流了温江区法治文化建设主动统筹、主动融入、主动申报“三个主动”，提前介入、巧妙植入、统筹纳入“三个技巧”，线下变线上、独唱变合唱、宣传变实践“三个转变”的“三个三”经验做法。
在德阳市，学习考察组参观了德阳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德阳所、德阳市绵竹市年画馆、孝德镇司法所、九龙镇棚花村等地，深入学习成都农交所德阳所重点打造的闲置农房使用权流转“三书模式”，九龙镇棚花村创新推行“有事来协商·院坝协商”协事议商会，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政协主导、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谱写基层社会治理新篇章的好经验好做法。
篇5
一、派驻检察室基本模式及职能定位
近年来，浙江、海南、江苏等地相继探索设立了一批派驻检察室，这一做法是检察机关在新形势下围绕“三项重点工作”，更好地向乡镇、社区延伸检察职能，开展服务大局、服务基层工作，实现“重心下移、检力下沉，把法律监督触角延伸到广大农村”的重要改革举措，对解决矛盾纠纷、调控社会秩序、参与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创新工作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加强监督调研、预警社会风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纵观各地派驻检察室的基本模式、职能定位和工作侧重点，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一）服务基层发展型
这一类型的派驻检察室立足于检察职权的合理延伸，开展与检察职权有关的活动。一是密切关注所驻镇、区社会治安状况，及时发现、研判潜在的治安隐患和突出性问题，有效预警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矛盾，协助社区开展社会治安工作，及时解决问题，就地化解矛盾；二是依托检调对接、公调对接机制，大力开展涉检和涉法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工作，推进检务公开，做好法律服务工作；三是对涉及农村交通、水利工程、农电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资金使用和其他涉农职务犯罪的举报线索进行整合、梳理，为打击坑农、害农、损农犯罪开辟案源渠道；四是配合所驻镇、区政法、综治部门开展平安法治创建活动，协助所驻镇、区党委、政府做好维稳各项工作；五是做好检察环节司法救助、青少年维权、预防违法犯罪、法制宣传教育等工作。
（二）执法监督办案型
这一类型的派驻检察室主要突出查办职务犯罪职能，树立检察室法律监督权威。一是受理各类控告、举报、申述等来信来访，对有价值的线索开展初查；二是独立或配合自侦部门开展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和侦查工作；三是配合侦查监督部门对辖区内公安派出机构有案不立、错误立案及侦查违法、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进行监督纠正；四是配合监所部门对辖区内社区矫正对象（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五是与所驻镇、区行政执法部门和法庭、派出所相衔接，依法对行政执法、司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
（三）综合型
这一类型的派驻检察室一般规模较大，所在辖区范围较广，检察工作人员较多，能够独立承担各项检察职能，在一定意义上可定位为“小检察院”。
二、派驻检察室在参与社会管理中面临的困境
虽然各个地区派驻检察室在工作职责中进行了全面的要求，但实际上由于职能定位不明确、保障机制不健全、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使得派驻检察室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全面有效履行相应的职责，更多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有所侧重。
（一）思想认识上不统一
对要不要开展派驻检察室工作，如何推进延伸法律触角工作，在一些地方领导层面还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识不清、信心不足，因而徘徊观望、停滞不前；有的急于求成，片面追求全覆盖，粗放式设置各类派出机构，工作效益不明显。
（二）派驻检察室定位不准，职能不明
实践中，大部门派驻检察室只是作为基层检察院职能的延伸或辅助，主要开展法制宣传、犯罪预防、民行检察进社区，所起的作用似乎只是一般的普法预防，这与成立派驻检察室的宗旨不符。有些地方的派驻检察室甚至脱离检察职能，介入一些非检察职能的事务，导致工作偏离中心，不仅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牵扯了检察机关人员的精力，荒于本职。
（三）派驻检察室保障机制不健全
派驻检察室的设置与否完全取决于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检察院的认同和支持程度，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无法保证检察机关的独立地位，不仅容易使派驻检察室工作流于形式，有形象工程之嫌疑，而且影响广大人民群众对检察室的信赖和支持。此外，办公用房、办公经费、人员编制等问题也制约了派驻检察室的发展。
（四）派驻检察室的自身基础工作不扎实
就各地派驻检察室的管理情况来看，部分地方管理松散，制度不健全，对辖区内基层执法、司法单位工作情况、执法信息了解、掌握不够深入，没有统一协调管理的部门，除本单位的检察干警外，还聘请了乡镇政府、村（居）委会等社会人员，即使是本单位人员，也大多以兼职为主，大部门时间在本单位工作，无法顾及派驻检察室的工作。加之派驻检察室工作正处于探索阶段，上级检察院未将检察室工作列入考核范围，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检察室工作考核细则，造成部分地区的派驻检察室工作难以深入推进。
三、完善派驻检察室参与社会管理的几点设想
在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改革攻坚、各类社会矛盾凸显期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契合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需要，更好地契合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更好地契合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的需要，更好地契合基层检察院建设的需要，是检察室建设所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探索实践期，派驻检察室的工作侧重点应从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基层发展，参与社会管理出发，逐步向执法办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转变。
（一）设立派驻检察室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
延伸触角、检力下沉，根本目的是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更加有力地服务大局，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必须“量需而行、量力而行、量效而行”。要在基层执法单位较集中、社会治安形式较复杂、司法诉求较多、预防职务犯罪任务较重、辐射功能强的重点乡镇、社区，设立固定办公地点、核定人员编制的派驻检察室。一个基层院可以集中力量设置几个重点检察室，不能平均用力，不搞一哄而上，不搞大而全，要充分考虑检察机关现有人力物力、基层执法环境、不同地区经济法制现状、群众认可支持程度等方面因素，因地制益、区别情况、积极稳妥地延伸法律监督触角。
（二）派驻检察室工作必须立足法律监督职能，紧紧围绕当前社会管理创新这一主题。
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必须立足法律监督的本职工作，既不超越职权范围，又要达到强化职权、促进服务的效果。要严格认真执行高检院对延伸职能的七项重点任务，积极拓宽控告申诉、接待渠道，方便广大基层群众及时反映合法诉求，深入基层开展社会矛盾风险排查研判，第一时间发现苗条，第一时间掌握情况，第一时间化解就封，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督促基层组织落实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各项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管理创新意见；围绕人们群众关注的执法、司法问题，认真开展释法说理工作，为群众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监督，配合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参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三）派驻检察室要大力加强自身基础工作。
抓好基础工作室延伸触角的保障，要将加强基础工作作为重要方面来抓。一是细化工作制度。检察室人员的职责是什么，设哪些岗位，要执行什么样的制度，达到什么样的工作要求，都要明确规范，像检察业务工作岗位一样细化目标、责任和工作要求；要制定尽可能细致的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履职方式、工作程序。二是完善工作台帐。对开展的每项工作都要建立基础台帐，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能够根据台帐及时了解总体工作情况，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改进工作。三是建立与基层单位的信息交流平台。逐步建立与基层党政组织、执法单位的联系制度，建立交流信息的平台，并通过联席会议等形式交换看法，研讨问题，尽可能广泛地了解社情民意，了解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共同关注民生问题，形成服务大局的合力。四是要加强对情况的研判分析。派驻人员要切实加强对掌握的信息材料的分析研究，从中梳理群众的需求，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及时报告情况，及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充分发挥派出机构的作用。
篇6
大会认真总结了全省民政工作。2009年全省民政工作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积极应对金融危机，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成果显著。保民生实现新跨越。社会救助水平持续提高，城市低保实现了动态管理下的应保尽保，月保障146万人，比上年增加7万多人，月人均补差140元，比上年提高10元。农村低保初步实现了对因病、因残、因年老体弱等重点特困家庭的应保尽保，月保障262万人，比上年增加52.5万人，月人均补差49元，比上年提高7元。五保供养标准大幅提高，新建和改扩建乡镇敬老院240所、村级“五保之家”300所、新增集中供养五保对象1万人，集中供养率达20%。医疗救助开展顺利，全省已有60%的县市区建立资助救助、门诊救助、住院救助、临时医疗救助和慈善医疗援助“五位一体”的城乡医疗救助发展模式，全年共发放救助金5亿多元，救助340万人次。临时救助制度全面建制，全省全年救助19万多人次。救灾应急能力逐步提高，全年紧急转移安置灾民55万人次，下拨救灾资金5.34亿元，帮助3.98万户倒房灾民恢复重建了住房，并启动了全省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作，帮助2.3万户农村贫困居民新建和维修了住房。优抚安置政策落实到位，社会福利事业扎实开展，全年共实施“明天计划”手术110例、“重生行动”手术153例，手术康复有效率100%；为334名肢残困难群众无偿安装假肢矫形器。积极开展以居家养老为主要内容的养老服务社会化工作，全省已建成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1156个，开展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20多项养老服务，全省各级拨款近3000万元为贫困老人居家养老购买服务。全面开展农村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示范工程建设，省市县三级安排专款在600多个乡镇、村启动试点，全省百岁老人长寿保健补助费按时足额发放，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保稳定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和社区建设不断深入，全面完成第七次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任务，推动全省98%以上的村开展了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工作。开展“难点村”治理，我省被评为全国“难点村”治理先进单位。认真开展城市和谐社区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全省有9个城区、10个街道、30个社区被民政部命名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进展顺利。社会组织建设健康发展，全年培育发展社会组织1500个，并积极指导社会组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全国首创社会组织党建“登记申报、年检年报”制度，得到民政部肯定。加强执法工作，依法查处了67个违法违规社会组织。成立社会组织评估工作委员会，加强社会组织监督管理，促进了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保发展发挥新作用。加强民政设施建设，全年完成了240所敬老院、300所村级五保之家、25所福利院、33个殡仪馆、7所救助管理站、156个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建设。加强行业经济管理，认真履行政策引导、行业监管、市场培育等职责，促进了社区服务业、养老服务业、社会组织中介服务业、殡葬业、福彩业的健康发展。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民政行业经济实现收入40多亿元，缴纳税收3亿余元，其中福彩纳税达5000多万元。加强行政区划界线管理，开展湘渝线和省内5条市级、43条县级界线的联检工作，维护了边界稳定。
强基层呈现新面貌。全省有11个市州先后召开党委常委会议、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党政主要领导听取工作汇报，专题研究民政工作，有13个市以政府名义出台了加强民政工作的决定。绝大多数县市区党委或政府召开了研究民政工作的专题会议，并有40%左右的县市区出台了加强民政工作的文件。基层工作力量得到加强。全省乡镇民政干部增加一倍以上，社区（村）专（兼）职人员42776人。基层民政经费、办公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同时，抓廉政取得新成绩。在省纪委五次全会、全省作风建设特色工作推介会和省纪委派驻机构工作座谈会上，省厅均作了典型发言,并再获2009年度全省反腐倡廉先进单位称号。
会议安排部署了2010年全省民政工作。2010年我省民政工作着力做好五个方面的工作。
惠民生，着力提升“三个群体”保障水平。适当提高城乡低保困难群众生活补助水平。城市低保巩固应保尽保，全省月人均补差标准达到150元以上（含物价补贴）；农村低保根据困难家庭收入测算情况，加大救助力度，原则上不再扩面，主要在规范管理、提高标准上下功夫，力争全省月人均补差标准达到50元以上。提高优抚安置对象待遇，落实和完善优抚安置政策，积极推行优抚对象医疗费“一站式”结算服务。提高救灾应急水平。进一步健全重大自然灾害紧急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弱势群体福利水平，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努力改善城市“三无”老人、孤残人员的生活。提高五保供养水平，力争全省分散供养五保户年人均供养标准不低于1200元。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各县市区要全面建立“资助救助、门诊救助、住院救助、临时救助、慈善医疗救助”五位一体的新型城乡医疗救助模式，实现“一站式”结算服务；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推行五保户在乡镇、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住院医疗“零支付”的做法。提高临时救助水平。
促改革，着力提升社会管理效能。进一步深化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实践。筹备第八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抓好821个“难点村”治理，扩大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建设运行模式和体制机制。深入开展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创建活动，探索建立特色的“社会管理社区化、社区管理社会化”社区管理模式。进一步健全社会组织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解决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突出问题，发挥社会组织改革创新观察点作用，探索试行行业协会、基层社会组织、公益慈善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新办法。进一步推进民政管理机制创新。
强服务，着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和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居家养老服务业。在农村要依托乡镇敬老院继续开展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示范点建设，使符合条件的乡镇敬老院逐步发展成为集院舍助养和社区照料、居家养老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深化和拓展城乡社区服务。着力发展城中村、新建小区、困难群众相对集中小区、流动人口聚集小区等社区服务，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尽快融入城镇生活提供必要的服务。加强和改进婚姻登记服务。推广结婚登记免费颁证制度，坚决杜绝借婚姻登记强行开展有偿婚姻服务等问题的发生。大力推进殡葬等公共服务。
夯基础，着力提升民政发展后劲。加强基层平台建设。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切实解决基层民政工作力量薄弱和经费短缺问题，切实做到有人干事，有钱办事，促进基层民政工作全面提档升级。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省本级继续集中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150所乡镇敬老院、20所县（市）福利院（福利中心）、20所救助管理站、15所殡仪馆和50个农村综合性老年福利服务中心示范化建设，提高为民政对象服务的能力。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
抓规划，着力提升科学发展实力。做好执行“十一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的收尾工作。研究编制“十二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为完成2010年民政工作，会议要求全省各级民政干部，一要服务大局，争取支持。要多向党委、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汇报工作，促进他们对民政工作更加了解、更加支持，力争每年党委、政府听取1-2次民政工作专题汇报，争取每年出台1-2个加强民政工作的政策文件，逐步帮助民政部门解决制约事业发展、影响工作开展的资金、设施、编制、体制等问题。要善于争取优惠政策支持。要抓住长株潭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机遇，搞好调研，深入思考，拓宽视野，创新思路，谋划出一些好的点子、好的项目、好的载体，争取和吸引上级在民政领域进行投资、进行试验，从而获得民政部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要继续争取多方配合支持。
篇7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建设；检察职能发挥；具体设想
一、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必要选择
回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在感受物质生活的巨大进步的同时，许多人也越来越感到我们这个社会已不那么安全了。一再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忧心忡忡；各地屡发的医患纠纷事件让医患关系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人们的就医环境失去了安宁；各地频现的暴力强拆事件又让公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保护面临着灭顶之灾；不时发生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在提醒人们，我们随时可能被这些身边的公共安全事故剥夺生命和健康；而高昂的教育、就业、医疗成本又让贫困家庭失去了改变命运的信心和希望；执法机关执法标准不一，社会各阶层分配不公，腐败的丛生等等问题似乎让人们对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失去了信心，等等。我们的社会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越发展矛盾和问题越多？说到底，这其实是我们的整个社会管理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已到了不得不进行社会管理纠偏的时候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涉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我国的社会管理依旧停留在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这种以行政管制为主的管理模式上，已经明显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种社会管理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一是封闭性；二是粗放性、低效性；三是随意性；四缺乏科学性，等等。以这样的缺乏公开、公正、透明性、科学性的社会管理模式，去应对今天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或曰社会矛盾凸现期所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问题，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能是无端浪费社会资源，增加管理成本，却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管理中的根本问题，反而会使矛盾越聚越多，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
中央适时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部署，为我们解决各类社会矛盾问题指明了方向。可以说，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了当前和今后解决中国社会各类矛盾问题的不二选择。
二、社会管理创新应该是法治主导下的创新
从当今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必然是社会管理发达的国家，而社会管理发达的国家又必然是法治国家。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共识的背景，我们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就只能实行法治的主导，就是要在社会管理中突出法律法规的指引、规制、保障和制裁作用，讲究以公开、公正和公平的机制治理社会，杜绝信息封锁、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等等。对于传统的封闭性社会管理模式来说，法治主导下的社会管理模式就是创新。法律作为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最高规范，理应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主导性作用。通过持续的法律治理，我国的社会管理和建设就会逐渐行走在理性、健康、正确的轨道上。在法治的语境下探讨社会管理创新，才能使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努力探索不再是一场纯粹的、不确定的、粗放式的政治运动，亦即法律规范的指引必须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常态，一切的探索才有意义。
法治主导下社会管理的特点：一是公开、公平、公正性。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法治倡导管理规则（即法律法规等）的透明，而透明规则的治理能更好地获得公民社会的认同，能更好地平衡社会中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管理中的对抗和抵触最大程度地减少，从而真正地实现社会公平。二是有效性。在明确的法律规则指引下，各利益主体均能有效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故该种模式的社会管理能代表最大程度的民意，会得到较好的执行。三是科学性、先进性。法治主导下的社会管理会最大程度地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国民发展、创新的热情，提升全体国民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准，以致提振整个国家的软实力。
在步入市场经济社会的今天，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早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已经成为大多数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主要追求，因此“绝大多数社会矛盾是利益性矛盾”[1]，解决这些矛盾用行政强制的手段已经是行不通了，必须引入法律治理的方式去进行精细化的调处。
三、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应然设想
在当前至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发展阶段，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将会大量出现，许多社会矛盾将通过利益诉求或激进或平和的方式进入到司法领域，因而司法机关将面临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只能更加繁重。面对新的形势，作为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司法力量，检察机关只有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动力，推动各项检察职能充分地实现，才能最大程度地推进法治国家建设，才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作出历史性贡献。
“在庞大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司法处在社会管理体系中的特殊的环节，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体系中同样处于特殊的地位。检察机关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中应当立足职能、积极作为。”[2]明乎此，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就应主动创新理念，及时摒弃就案办案、关门执法的陈旧思维，依托法律监督职能，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充分发挥打击、预防、保护和保障的职能作用，为整个社会各层面的管理创新提供法治的保障。
一是要贯彻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执法实践中，要真正坚守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认真办理好每一件案件，最大程度地通过办案化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通过办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消除相应社会管理环节所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在继续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一些轻罪案件、过失犯罪案件、邻居之间因民事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案件以及未成年犯要适当从轻处理，该不捕的不捕，该不诉的不诉，对初犯和偶犯也要较累犯予以从轻。
二是要加大职务犯罪的查处力度。检察机关必须加强能力建设，认真研究一些行业和领域职务犯罪多发、频发的规律，不断强化职务犯罪案件的突破能力，提高查处职务犯罪案件的力度和效率，不断净化社会管理所必需的政务环境。
三是要加强诉讼监督力度。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的执法情况，检察机关要及时有力的予以监督，发现问题，应迅速处理，该纠正的纠正，该查处的坚决查处；对民生领域的案件要高度关注，对重大环境浸染事件要积极发声，要强力介入，要支持民间维权，必要时可代表公共利益提起民事或行政公益诉讼，维护广大民生利益，制裁侵权的经济组织。针对被监督方不愿接受监督意见的情况，要改进检察建议的方式，以向人大或被监督者的上级机关报送等更加有力的方式督促被监督方采纳监督意见。
四是要打造高素质的检察官队伍。要加强对检察队伍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建设，注重专家型、学者型检察官的培养，探索和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从而造就一大批忠于职守、法律素养高、办案能力强的检察官队伍。
五是要加强检察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改革当前不合理的检察人事、经费等管理制度，消除检察执法时常遭遇地方阻碍所存在的制度上的制约因素；要改进目前不合理的检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优化检察权配置，从而不断提高执法办案效率。应逐步提升检察官工资待遇，让他们不再为面包和牛奶而发愁。
六是要加强检务公开力度。要积极打造各种传播平台，努力宣传检察机关的法律职能，宣传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实践；要探索“检察开放日”、“检察执法听证”等与群众对等交流的沟通机制；主动建立检务网站，受理群众有关职务犯罪的举报，倾听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积极回应网上的涉检民意，正确引导网上舆情等等。
七是要延伸检察监督工作触角。要继续深化检察工作机制改革，通过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形式将检察监督工作的触角向乡镇、社区等基层地区延伸，强化对基层法庭、派出所、司法所等底导执法单位的法律监督，及时纠正违法现象，促进执法人员公正廉洁；对弱势群众，要以法律援助、教育援助、司法救助等形式关注其民生问题，持久推进基层社会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注释：
[1]郭彦：《在化解矛盾中推进社会管理法治化》，《人民检察》2010年第22期，第31页。
篇8
南开大学城市管理专业2011年酝酿设立伊始，就确定了高起点、国际化的办学理念。2012年6月即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签订城市管理专业“3+1”合作办学备忘录。2013年获得教育部城市管理新专业审核后，两校签署了城市管理专业“3+1+1”合作办学协议。由此，南开大学每年30名左右的城市管理本科生雅思考试达标后，第3学年整建制到英国城市学官方排名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第4年回国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可获得南开大学管理学学士和格拉斯哥大学颁发的留学一年课程学习证明。在自愿的前提下，学生第5年可返回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迄今已顺利招生4届，项目运行良好。
与城市管理本科国际项目相配套，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南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为平台创办了城市学方向的“1+1”硕士项目，即考生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和南开的复试，符合格拉斯哥大学录取条件的通过其教师来南开组织的面试进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1+1”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学习全部在南开大学完成，英方派教师来校授课，实行2-4年弹性学制。
经过几年的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我们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有几点体会。
一、目标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规研究部门、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城市社会团队综合部门、市政市容管理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具体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在探索国际化办学过程中，获知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后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快于中国，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开设“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专业，而是开设与“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城市学（urban studies）”专业。
例如，美国大学理事会（US College Board）对城市学的界定是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务，主要学习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城市地区如何回应复杂问题和事件。简言之，城市学是让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为方式及如何应对问题的专业。2014年，城市学科在英国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官网是这样描述城市学：它让你从学界认可的相关领域的领导者那里学会和获取至关重要的形塑地区、强化社区和改进政策制定的实践知识。城市学涵盖都市发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包括城市的社区、治理、卫生、住房、不平等、规划、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着通过政策或财税补贴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强，而房地产real estate一般指商业化、市场化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此，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转型期特点，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历史进程高度叠加给我国大中城市治理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挑战。
二、人才培养
城市管理专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专业学识。目前，城市管理本科毕业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各校的培养方向也各有千秋。为此，国内各高校在城市管理专业建设中，应当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来打造其专业特色和品牌，通过服务于城市转型和城市发展提升专业的综合影响力。至于所培养的人才在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当中更侧重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可以集思广益，精心论证。我们在论证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时，考虑到南开在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结合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等方向的雄厚师资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准，将南开城市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功底，掌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擅长城市和区域规划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区发展、城市公共事务应对、城市政策分析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办学优势，瞄准部分国际机构和在华国际组织，为其推荐我们的毕业生。
三、师资队伍
打造一流的城市管理专业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近4年来，我们根据课程体系需要有步骤施行优化师资的学缘结构、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方式，在已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政治学和经济学师资基础上，陆续招聘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从事人居环境治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社会政策等专业方向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引进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科研、教学上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联合申请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重点项目和中英联合资助超千万元的“城市转型”国际合作项目，通过科研合作加快提升年轻教师的研究能力。同时，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新设的学术团队项目和南开大学一流专业建设专项资助等渠道，计划利用3-4年时间把大部分教师派到格拉斯哥大学等城市学排名居前的英、美大学研修，采用与对方教师共同备课、授课和联合指导硕士生的模式让南开城市管理师资队伍与国际高水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接轨。
篇9
关键词：地方公共事务； 政府垄断； 治理危机；新思维
一、公共事务及其治理的传统方式
（一）公共事务及其“公共属性”的传统认识
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与公民权利的确立，社会出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社会事务被划分为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私人事务即私人领域的事务，它与个人或周围少数人的私人利益相关，其收益由私人所得、成本由个人承担，因而应由市场交易和个人自主处理。政府不得随意规定、干预或替代私人领域的事务，更不得以追求“公意”为借口强迫社会“化私为公”。确保私人事务的自主性，既是调动个人积极性、维护公民自由、市场秩序的基础，也是实现社会繁荣的基础。
公共事务是指与一定地域共同体成员公共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公共事务是公共利益的外在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主要体现为一定共同体成员普遍需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具体内容包括：公共问题的确立、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项目的选择、公共资源的组织、协调和控制、公共物品的合理利用与监管，以及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等等 。[1]公共事务追求的是公共利益，其成本由一定共同体成员共同承担、收益也归一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应采取集体行动加以解决。
公共事务的根本属性是其“公共性”，即公共事务产生于社会公共需求，对其治理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一定的公共利益。传统观点认为，相对于私人事务而言，公共事务具有如下“公共属性”：（1）效用的不可分割性；（2）消费的非排他性；（3）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4）提供目的的非营利性；（5）生产的规模性；（6）绩效衡量的困难性。其中的核心特征是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分别体现了公共事务在产权方面的社会“共有”性质和消费方面的社会“共享”性质。
公共事务的“公共属性”，使得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存在“搭便车”、不合作等机会主义行为，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自主实现，这既是“市场失灵”的关键所在，也是“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2]的原因。因此，传统的观点认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应当由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政府来垄断性地生产和经营。而且，政府是一定地域合法垄断着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在课税、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动用资源能力和许可、禁止等普遍性强制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对公共事务作出安排，克服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生产与消费中的上述问题，并实现规模经济。
（二）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方式：政府垄断
公共事务的传统治理方式是政府垄断的。这种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是把政府看作是私人利益冲突的必要协调者或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二是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如果采取私人生产方式，难以解决消费中的“搭便车”行为以及供给不足等问题，客观上需要求助于政府。迈克尔·泰勒的一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两种理由：“如果没有国家，人们就不能卓有成效地相互协作，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不能为自己的提供某些特定的公共物品。”[3]
在这种“公私”二元分离的思维下，尽管自由主义者和政府主义者对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范围与程度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但他们都默认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因而形成了两种典型意义的政府垄断公共事务模式。
自由主义者站在“经济人”假设与个人理性计算的立场上认为：个人利益的绝对优先性、与私人事务的自主性，既是市场机制的基本逻辑，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和人类繁荣的基础；为了防止私人对自我利益的追逐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冲突，才需要政府“这个必要的邪恶”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为了防止同样是自利性质的政府可能会滥用强权，危害市场自由与公民自由，有必要对政府权限与功能作出限制，“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无论自由主义的具体形态随着时代如何变化，这些主张基本上没有改变。如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将政府的义务规定为三项：保护社会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保护社会上各个人免受其他的侵害或压迫；出于公益目的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4]当代自由主义者基本上秉承了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依据个人自由至上原则和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尽可能减少政府主持公共事务的范围与数量。在整个20世纪，虽然自由主义的呼声一直不断，但现实中随着公共生活的日新月异，尤其是二战后公民权利要求的逐步扩大，公共事务日趋丰富膨胀，人类社会回到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时代显然是不可能的，政府广泛承揽公共事务是西方世界的普遍事实。
政府中心论者站在对政府与社会不一致的人性观和集体理性假设的基础上，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社会是由无数无知、盲动、自私的个体组成的，他们不会也不能够自动地追求公共利益，甚至可能利用各种机会主义去损害公共利益，因而需要作为“公益”化身的政府来代表全社会和最长久的利益；政府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地为社会谋求“公益”，而且政府的理性与“无私精神”使其有能力实现上述责任与任务；为维护和不断增进公共利益，政府应尽量扩大政府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与程度。政府中心论的观点是从反驳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的。从19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加重，经济危机越来越频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一些学者如托马斯·H·格林、J·A·霍布森、哈罗德·拉斯基、R·M·麦基弗等人认为，政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无所作为了，而应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促进社会福利。在政府干预的历史进程中， “和凯恩斯主义对这一进程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们促成了政府干预的合法化”[5]。社会主义国家根据的思想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和计划体制，政府不仅自上而下、一统到底地包揽了一切公共事务，而且还以单位制为核心来配置一切权力、资源和社会福利。“没有单位，一个城里人就无法生存，他不仅没有稳固的经济来源，也没有保障他合法权益的组织，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之外”[6]。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理论在二战后普遍确立了政府干预体制，建立了完善的福利经济体系，个体生活从“摇篮到坟墓”，“无不受到政府活动的影响”[7]。
可见，近代以来，除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公共生活较为简单，政府承揽的公共事务较少外，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在事实上广泛承揽和垄断了大量公共事务，尽管它们的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范围有所差异。
二、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治理危机
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做法，在工业时代还有一定可行性与可能性，但在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社会在西方国家危机的加重以及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破产，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垄断公共事务所产生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在于政府自身理性与结构的内在缺陷：（1）政府及其官员虽然具有追求公共目的的一面，但客观上也存在自利性。政府的自利性往往导致政府权力的滥用与腐败，不仅使公共利益扭曲和异化，而且还损害了经济自由的根基，使社会资源造成浪费。（2）政府也并非“全知全能”，如同“市场失败”一样也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共需求得不到有效显示或有效认定，常常出现与社会需求不一致的供给，要么过剩要么不足，要么有些人得到满足有些人得不到满足。此外，政府对公共事务采取的是强制性、标准化的供给，公民又缺乏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机会，无论“公意”还是“公害”产品与服务，只能被动“接受”。（3）由于缺乏相应的竞争和外部压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与产出的分离性质以及产出结果的模糊性与难以度量性、官员个人工作努力与合理收入难以建立有机的联系、代议制及社会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监督方面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政府部门及其官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足。
从社会现实上分析，当代世界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共同的难题：一方面是公民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和需求形式的多样化，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也不断催生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问题；另一方面是政府的疲于应付，财政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日益困绕着政府。这两方面的危机具体表现为：（1）政府规模日趋膨胀。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国家在规模和任务方面都已经梦幻般地膨胀起来”。[8]政府职能扩张、公共财政开支的不断增加、政府机构与公职人员的迅速增加，不仅严重限制了市场功能的发挥，而且也制造了大量浪费问题，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此外，政府垄断性的服务，既造成人们对政府的懒惰心理和依赖性，也打击了私人部门、志愿性组织和非政府组织（NGOs）的积极性，导致整个社会对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普遍性愤怒与冷漠。正如克老斯·奥费所言：“福利国家使人为难的奥秘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影响很可能变成破坏性的……，然而它的废除却可能是彻底毁灭性的”[9]，无论减少福利还是增加税收，都将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抗。（2）传统官僚制的管理危机。在信息时代，注重规则理性与分工的官僚制公共行政组织模式，其部门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信息失真、协调困难、关注过程而忽视结果、关注局部效率而忽视整体效率、组织专横、缺乏人文关怀精神、行动迟缓与僵化、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回应性等负面效应日渐凸显，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重塑政府”与“打破官僚制”[10]，成为时代对政府不满意的最响亮口号。（3）政府的信任危机。面对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社会一致性的解体和后现代文化的分裂、各种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与恶化以及政府的无能为力，公众对政府的效能与未来越来越不抱幻想与希望，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这种对政府的信任危机，直接导致了20世纪晚期“反国家主义”[11]狂朝的出现，并加剧了社会公共生活的整体性危机[12]。
可见，在政府直接垄断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和生产的情形下，由于政府自身的内在理性与结构缺陷，在现实中也存在着“政府失效”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球性、持续性的行政改革浪潮。这场改革运动不仅仅是政府内部官僚制技术的完善、政府对企业治理工具与市场机制的简单引入、政府内部的分权与权力下放，也不是政府与市场“非此即彼”的政策摇摆，而是对公共事务的“公共属性”及其治理方式进行的反思和探索。
三、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方式的反思与探索
（一）对地方公共事务“公共属性”的再认识
1、 地方公共事务的层次性与区域性
公共事务具有纵向的层次性。按照区域属性，公共事务可分为国际性公共事务、全国性公
共事务、不同层级地方行政区的公共事务、社区性公共事务。公共选择的代表人物布坎南认为：人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个人往往与大于他们自己和直系家庭较大的社会发生关系和表示一致”，而这些社会成员“在地理上和人数上都是次国家规模”的；中央政府号召的所谓“国家利益”或“国家目标”，在全体国民心目中则相对较少，只有“在面对经证实的和明显的外部威胁”时才能发挥作用；更主要的是，那些本身充当“统治者”的人，与不居官位的“被统治者”一样，也没有多少“国家利益”思想，他们认同的只是各种不同的“次国家团体”的利益。[13]这表明，公共事务总是与一定社会共同体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如果仅从抽象意义上谈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就可能处于虚置状态或被“掌权者”任意扭曲和侵蚀的状态。因此，对与不同层级和区域共同体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公共事务，必须采取由不同共同体低到高的方式逐次解决，即应保证社区、基层政府解决其公共事务的优先性。这样安排的目的在于，这些共同体成员对该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关注程度最高，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需求显示的信息将更加客观，从而既有利于在现实中更好地聚合和实现公共利益，也有利于增加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力量。
2、 地方公共事务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与全国性公共事务的整体性不同，地方公共事务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不同行政
区和民族地区，由于生活方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一个行政区和民族地区确定的公共事务范围与内容，对另一个行政区和民族地区来说，则可能不适用；不同社区，由于社群之间的差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恰恰是地方公共事务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检验了政府垄断公共事务权力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以益公惠民、服务大众为宗旨，以非营利性基本原则的民间社团组织与政府分担公共事务责任提供了实践依据，并创造了极大的机会和生长空间。”[14]这表明：只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安排是分权化的，政府才能实现对不同共同体公共利益实际需求的回应性；社区组织、民间社团以及公民的志愿性与自发性行动，利用其自身机制的自主性、灵活机动性，可以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发挥着拾遗补缺的作用，从而增加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社会资本。
3、地方公共事务的相对性
公共事务的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是与私人事务相比较而言的，现实中各类公共产品与公
共服务之间往往有着不同的公共性“纯度”；而地方公共事务与全国性公共事务相比，其公共性也有着不同的“纯度”：（1） 从空间上看，地方公共事务的范围具有相对性，如某个城市或社区的绿化对该城市或小区内部来说是公益物品，但对于该城市或社区以外的人来说其公共性却在降低。（2）从时间上看，有些地方公共事务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动态性，往往会随着时展而发生变化。随着收费技术的提高，以前共同使用却无法实行分割或付费消费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进行分割或排他性收费，如有线电视、收费公路；以前一些无法展开竞争性生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也可以引进竞争机制，如私人也可以参与基础设施的融资、修建和管理；即使政府提供的某些传统服务，随着政府服务内容的多元化以及人们需求的个性化与多样化也具有了私人性质，如关于气象信息的特殊服务。（3）从具体情况来看，物品的属性与其当时所处的具体情况是相关联的，“例如人人所熟知的公路，其属性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变化。在不拥挤，也不收费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纯粹的公益物品；在拥挤且收费的情况下，它则具有纯粹私益物品的性质；不拥挤但要收费的公路，就象是有空位的电影院一样，是一种俱乐部资源；拥挤但不收费的公路，其性质则与公共池塘资源相似。”[15]地方公共事务“公共属性”的相对性表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既可以采取政府供给与垄断生产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规划和供给，而具体生产或经营管理则利用市场力量、社会民间力量或政府与它们合作的方式；同时，这也为作为消费者的公民的自主选择提供了可能性。
4、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内容是公共服务
从横向意义上，地方公共事务可分为管制型（如国家法律、国家安全、社会治安、公共秩
序、消费安全等）与服务型（如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疾病防治）两大类。对社会公众来说，不同社会群体对这两类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需求的种类、数量、质量、层次、强度和方式等各有偏好，因而可以采取不同的治理制度与方式：管制型的公共事务可以更多依赖政府，而服务型的公共事务可以采取利用民间力量的社会化机制和企业力量的市场机制以及可供社会公众自主选择的多元化方式。随着民主观念的发展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不断提高，即使政府的管制行为也应当纳入服务体系和服务视角中来。因此，如何提供高效、高品质、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课题。
（二）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思维
对地方公共事务“公共属性”的反思，显示了近代社会以来所确立的“公私”二元分离格局在当今时代的局限性，以及破除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垄断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这为公共行政改革中引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与市场、公民社会组织合作的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结构与复合型、多样性的地方公共事务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思维。从宏观视角加以分析，这种新思维主要包括如下九个方面：
（1）确立市场自主与公民自由的优先价值，减少政府对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不当介入或干预。现实中的公共行政改革表现为收缩政府职能的范围，政府从一些“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社会领域中退出，确保私人事务的自主治理。具体方向包括通过私有化或民营化减少政府主导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范围，增加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空；放松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和管制，提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自由度；确保公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鼓励公民自主处理私人事务并自主承担相应责任。对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中国来说，实现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就尤为重要。
（2）推进社区自治，发挥社区自主解决社会基层公共事务的功能。社区在社会基层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方面具有广泛的功能。社区公共事务的民主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及其协商与和谐精神，既是原始的民主传统风尚，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起源和基础；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我管理，既是公民社会存在的最基本形式，也是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还是公众连接政府的桥梁，更是社会公众凝聚力量对政府进行制约的依托；社区广泛的公共服务（包括社区保健、社区就业、社区教育与培训、社区福利事业、社区互助、管理公共财产、开展文化活动、开展体育活动、进行社区公共建设、保障社区公共安全、社区志愿者行动等），既是最贴近社会公众需求的服务，也能充分调动大家参与的积极性和公共关怀精神。我国的社区自治组织主要是城市中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中的村民委员会，它们是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的社会组织。在城市，随着我国单位体制改革的深入，居民由“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社区配置资源的作用日益突出，居民与所居社区的关系将越来越密切；在农村，随着村民自治组织的健全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发挥在公民参与与公共服务方面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既是中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充分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基层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的自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
（3）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与供给质量。随着市场力量的崛起，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将更多引入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对于服务性的地方公共事务，政府主要承担规划、组织和监督的功能；具体公共服务产品的生产与经营，采取政府授权、委托、特许经营、合同制、签约外包、服务购买、政府补助等形式，由其他公共部门、政府与私人部门合作、私人部门以市场化竞争的方式具体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消费也采取凭单制、服务代用券等政府规定的消费者自主选择或用者付费消费等不同方式。这种政府供给、市场化生产、消费者自主选择的公共服务机制，更好地显示和满足了公共需求的多样化，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与供给能力。
（4）推进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发挥民间社会力量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功能。民间社会力量，是一个组成要素非常宽泛的概念，除了社区自治组织外，还包括各种非政府的公共部门（如国有企业、国有事业单位）、各种利益团体、社会中介组织、民间志愿者组织、民间慈善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等，有人称之为“第三部门”。民间社会力量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只外的“第三只手”，对私人事务的处理和政府的某些职能，都起着重要的替代或辅作用。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虽具有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却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职能目标服务；各种政党和利益团体，可以直接处理一定阶层和社会集团或群体内部的事务，也是一定群体的社会成员与政府联系的纽带；社会中介组织为市场活动中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供各种服务，也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提供桥梁和媒介；民间志愿者组织、民间慈善组织、民间非营利组织等民间公益组织，以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互助互惠性、公意性或利他性、资金来源的多元性等特性，直接服务于社会弱势群体和特定群体，满足其基本需要（如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法律咨询等方面的社会救助、扶贫帮困和慈善行动），社会救助服务，或直接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从事环境保护、动物保护、大型社会活动，兴办民间教育和福利院、敬老院、孤儿院以及救质的基金会等公益事业），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中国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方向应当是：积极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确保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的相对自主权与公益性；积极推进现有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非行政化和自主化，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同时加强政府对它们的引导和依法活动的监管。只有具有健全而发达的民间社会力量，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才能实现。
（5）建立多层级、分权化的政府权力与责任体系，增加对社会公共利益需求的回应性。根据公共利益与特定共同体成员的关联性，地方公共事务具有不同层级的行政区属性，其中基层政府处理的公共事务与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最密切。建立多层级、分权化的政府权力与责任体系，确保基层政府处理区域内地方公共事务的优先权与自主性，不仅有利于发挥基层政府地方知识与地方信息的优势，而且可以使“政府更接近人民”。世界银行1999的年度报告认为，“全球化与地方化”将是21世纪世界发展的潮流。地方化的好处是有助于提升基层民众的参与，增加其对行政区内公共需求回应的行动能力，建立更有效、更具回应性和对民众负责的地方政府[16]；同时，也有助于同一层级行政区之间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从而提升地方公共利益实现的水平。为此，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应建立基层政府自治优先、多层级政府复合治理的公共权力格局与公共利益实现机制。现实中的公共行政改革除了要实现政府向社区、公民、社会组织转移权力外，政府体系内部也要确立合理的分权与责任结构，增强基层政府自主处理基层公共事务的自治权限，同时鼓励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合作。对中国而言，政府内部权责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关系，而且还要处理好省级政府与县级政府、县级政府与乡镇政府及其上下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要向下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转移更多的权力与责任，尤其是扩大乡镇和县级政府的处理本行政区公共事务的自主权利。只有在下级政府无力处理，或涉及更大行政区范围的公共事务，才由上一级行政区政府处理。这种政府内部的多中心，充分考虑了公共利益与特定共同体的关联性，既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最终实现，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合法性。
（6）在地方公共事务多元主体的治理结构中，要求正确处理政府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改变政府过去对公民、厂商、社会组织的管理与被管理、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形成一种更强调服务、相互依赖、互动合作的新关系。为此，公共行政改革中要弱化政府对公民、公民、厂商、社会组织的控制功能，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与服务措施（如开放式服务、一条龙式服务、单一窗口式服务、明确作出各种服务标准与服务质量的承诺、简化办事环节与程序、改变工作作风等），提高政府服务的满意度；政府与公民、厂商、公民组织之间，要构建相互依赖与互动合作的伙伴关系，形成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优势互补的新局面；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对地方公共事务进行规划、引导和协调，以及对市场和社会无力解决的公共事务扮演着“最后一着”的补救角色，同时对市场与社会自治理力量进行必要的依法监管。但这种政府职责与角色，并不是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政府。相反，政府承担的是设计机构制度，提出远景设想，不仅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而且还能够使各式各样的自组织安排的不同目标、空间和时间尺度、行动及后果等实现协调。[17]
（7）维持公共领域的开放性，确保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民主性。在政府垄断公共事务的传统治理结构下，即使根据代议制原则存在着社会民主参与机制，但这种参与也是间接性、从属性和工具性的。公共管理视角下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更强调社会的主导性、直接性民主参与。除了间接民主的代议制及公民的自组织民主机制外，公共行政改革中要不断增进政府活动的公开性与透明性，使社会公众和厂商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公共事务治理的实践过程；各种公开讨论的公共论坛、听证制度、公众参与制度，使各级政府更加关注民意诉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对公共决策有着更大的影响。社会自组织机制的民主性、政府行政的公开性，有助于对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进行充分的显示、协商、聚合，从而提升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与公正性。对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要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政务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公众参与机制。
（8）根据政府自身理性与结构的局限性，健全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确保地方行政的高效、廉洁与公正。在这方面，除了不断改进传统代议制以加大委托压力与强度、提高政府公开性以强化社会监督、通过司法审查及政府内部监督以约束和控制腐败与权力滥用外，最主要的是在政府部门之间和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以提高行政效率与公共服务质量。
（9）通过引入企业管理机制和运用网络信息技术，不断改革地方政府的官僚制组织体制。在控制方式上，要强化以目标、产出结果的行为导向，建立以服务对象为主体的外部绩效评估体系，来代替传统的注重投入与内部程序的控制体系；在预算方式上，以零基预算和绩效预算替代传统的预算方式；在组织运作方式上，引进企业的战略管理、质量管理、结果管理、标杆管理、目标管理、灵活用工、绩效工资制等机制和管理技术；在组织结构方面，设计政策制定与提供服务相分离的模式，决策相对集中化、执行机构自主化、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契约化；在组织文化方面，引进和培育政府人员的顾客导向、回应性、不断创新、组织学习、责任共同分担等新型组织文化；在组织分工与流程方面，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再造政府的部门、层级分工与工作流程，建立整合性、快捷性的“电子政府”等。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under the dualistic theory on society affairs of mankind， we hold the hypothesis that private affairs belongs in autonomy of firms and citizens while public affairs is governed by government monopoly in view of its public property， The local public affairs has been governed by government monopoly. But at present age around the world， the pattern of government monopolizing public affairs is besetting with unprecedented crises in governance. We must introspect the public property and the governance pattern of public affairs and explore the new thought about handling local public affairs.
Key Words local public affairs; government monopoly; governance pattern ; new thought
注释:
[1] 参见汪玉凯.公共管理基础问题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北京），2001.（11）.19-23.
[2]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48.
[3] Taylor Michael .1987.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
[4] 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2-253.
[5] (德)韦德.西方发展过程中的思想，制度和政治文化[M].转引自吴惕安，俞可平.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40.
[6] 杨晓民，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
[7] (美)约塞夫˙E˙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M].曾强等译.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2.
[8] (美)侨尔˙阿伯巴奇等.两种人:官僚与政客[M].陶远华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2.
[9] 转引自(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M].马音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85.
[10] 参见(美)戴维 ˙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周敦仁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Osborne David & Plastrik Peter. 1997.Banishing Bureaucracy: the Five Strategies fo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 Reading， MA. : Addison - Wesley.; Barzelay，1992.Breaking through Bureaucrac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Stiuman Richard J.1995.The Refounding Movement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From "Rabid" Anti-Statism to " Mere" Anti-Statism in the 1990s. Joural of 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Vol.17， No.1
[12] 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请参阅：(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7-119；(美)卡尔˙博格斯.政治的终结[M].陈家刚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3] 参见(美)詹姆斯iMi布坎南.自由、市场、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M]，吴良健等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118.
[14] 王敏，王乐夫.公共事务的责任分担与利益共享——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改革与开放的思考[J].学术研究.2001.11.73-78.
[15] 毛寿龙.IAPP理论及其现实意义[DB/OL].见IAPP网站.俱乐部资源是指具有共用性却具有通过收费而排他性使用的资源；公共池塘资源是指具有非排他性、可分别使用与可减少性的资源，两者都属于公私混合性质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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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益性社会组织；社区服务；运作机制
公益性社会组织，根据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民政局的界定是："承担面向社会，为社会公众和社会发展提供民生保障的公益服务，具有社会性、保障性、民生性和非营利性特点的社会组织，包括公益性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公益性社会团体。具体是指：（一）为孤、残、老、幼等提供生活照料、精神关怀等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二）从事救助、救灾或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组织；（三）为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 2006 年 4 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要 "积极培育发展社区民间服务组织，重点培育发展为社区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残疾人服务的组织和公益慈善、群众性文体活动组织。"近年来，各地政府在社区建设的实践中，也积极推进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使公益性社会组织成为现代公共服务的新型载体。
一、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社区服务的定位
（一）提供服务：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需求回应
从发达国家的定位来看，公益性社会组织应是社区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而不仅仅是给政府起拾遗补缺的作用。公益性组织扎根基层，比政府更能体察民情，对社区居民公共需求具有相当敏感性，因而能以灵活的方式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因此，我国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亦应立足于居民认同率和需求程度最高的社区公共服务和以弱势群体需求为目标的社区福利服务，突出福利性和公益性的基本定位和发展取向。
（二）价值倡导：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
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指出，一些具有社区意识和公共精神的社区拥有大量积极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推崇团结、公民参与以及整合。[1]公益性社会组织的产生本身就是一种公共精神的象征，公益性社会组织通过内部的交流与协作以及与社区内其他组织的平等互动形成了一定的价值和规范如平等互惠、博爱、互助、参与、宽容、奉献等，以此来引导和调适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紧紧围绕自身使命，通过发挥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社区认同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并运用其沟通力量将松散的居民凝结成共同体。
（三）资源整合：资源存量和资源增量
建立在组织化之上的公共精神和公益追求使社会组织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资源整合和资源利用的能力。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资源整合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资源存量开发和寻求增量资源[2]。一方面，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利用其独特的资源配置机制，调动闲散的社区资源存量投入社区公共服务，使社区内的存量资源获得最大化开发和利用。另一方面，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身的社会网络整合社区外的社会资源投入社区，形成社区的资源增量。
二、公益性社会组织服务于社区运作机制
西方国家立足于市民自治，对社会组织有比较完善的引导和扶持体系，不少发达国家以非营利组织为主提供社区服务，因而具有较为丰富的运作经验。如新加坡政府作为无所不管的强势政府，其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最主要的两个方面，一是严格的法制，二是简便的登记。严格的法制保证了民间组织在规定的法律框架内运作，而设立手续简便又使得符合法规的民间组织有较自由的空间，从而在维持和谐稳定及公众期望之间找到了平衡点，推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其治理理念可以归纳如下：（1）简便性原则：设立手续简便，易于操作；（2）客观性原则：对公益性判断标准客观、明确；（3）自律性原则：尊重民间自主，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干预；（4）透明性原则：采取便于公众理解和运用的方法；（5）灵活性原则：顺应时代变迁，灵活改变[3]。
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亦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了公益孵化、项目化运作、政府购买服务等制度，努力形成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长效机制。
1、创设公益组织孵化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投身于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却往往苦于公益组织的初创时期得不到有效的支持和帮助。2006年1月，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NPI）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2007年4月，该中心在全国设立首个"公益孵化器"，应用"政府支持，民间力量兴办、专业团队管理、政府和公众监督、社会公益组织受益"的孵化器模式，向被孵化机构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公益组织创业期最亟需的资源，扶助公益组织逐渐成长。2008年7月31日，培育产生第一批孵化机构，如神经肌肉疾病协会、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等。
2、实行项目化运作
紧密结合社区居民需求，在供需匹配的基础上，以项目化运作推动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形成一整套从排摸需求开始到项目最终完成的标准化流程。尤其注意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公益性项目实施全过程评估，确保项目实施不偏离目标，"政府承担、定项委托、评估兑现"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自 2007 年开始，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街道对社区内宣传栏管理、老年人助餐、社区居民医疗服务等 20 多项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事务，通过项目招标的形式，委托给社区内老年协会、退休医护工作者协会、社区事务工作总站、常青义工协会等机构承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以购买公共服务形式与公益性社会组织进行合作在我国大城市已相当活跃，上海、北京、深圳等地均做了有益尝试。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也逐渐拓展，包括各类养老为老服务、就业服务、培训服务、心理矫正服务、法律服务等。上海市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大致可以分为三种[4]：一是"费随事转"形式。如上海普陀区在民政领域全面开展政府购买服务，将全区 300 多家民间组织的日常管理纳入购买服务范围；二是项目发包形式。如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根据市委宣传部的委托，面向社会开展公益文化项目资助，变"以钱养人"为"以钱买项目"；三是公开招标形式。即通过公开招标向公益性社会组织购买服务。
三、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成效
公益性社会组织将服务、协调、管理等功能融为一体，在养老、助老、助残、社会救助、儿童早教、青少年事务、计生服务、健康咨询、社会矫治、邻里互助等方面积极服务社区，成为文明社区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以上海市各区县公益性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情况为例，其主要发挥了以下几大方面作用：
（一）满足社区多元化需求
由于政府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保障与最普遍的服务，无法满足群众多元化的需求，公益性社会组织以需求为导向，种类繁多、功能各异，能为群众提供多样化、专业化的服务。如上海市静安区青凤老年生活护理服务社接受政府委托，为本区困难老人提供包括助餐、助浴、助洁、助乐等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浦东新区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致力于促进社区边缘人群的健康，开展了建筑工地农民工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对60岁以上老人的"社区老年健康与慢性病防治"项目，有效弥补了公共卫生机构在推进社区健康工作中的不足[5]。
（二）降低社区管理成本
政府科层式结构和运作方式，导致了行政命令在传递过程中的衰减，公益性社会组织根植社会、贴近群众，运作灵活，能及时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有效回应社会需求。如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社区事务工作站为居委会减少了近一半的工作量，每年为街道节省工作经费30多万。虹口区居家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将原来分散到各街道的服务员的招聘、合同签订、工资奖金发放、社保基金缴纳等事务集中到指导中心管理，缓解了政府人手紧张、事务繁多的压力，为各街道节约人力30多人。
（三）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的帮助与服务传递着爱心，易使受助者形成感恩心理，激发其回报社会的行为，促进社区和谐稳定。上海市闸北区挑浦社区扶贫济困互助中心，通过财政投入、机关干部"一日捐"和村办企业捐赠等形式，三年来共筹集资金449万元，及时救助了群众达130人次。以前由政府直接开展救助工作时，个别人会为救助数额有多有少而吵闹，而中心成立以来桃浦镇上访群众下降了80%。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在新区38所学校设立社工站，在协调学生、老师、家长及学校管理方的矛盾与冲突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四）完善基层社区治理结构
公益性社会组织为居民管理社区事务和服务社区提供了组织载体，对推进基层民主与自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居委会、业委会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织，两者如何作用发挥及其相互关系对促进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上海市闸北区临汾路街道成立了业委会工作研究会和居委会工作研究会，开展政策宣传、理论研究与研讨活动，对于优化社区组织网络、提升工作效能起到了积极作用。浦东新区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是国内第一个对非营利组织进行孵化的机构，自筹资金为社会服务领域的非营利组织和公益领域的创业组织，提供包括场地设备、能力建设、注册协助和小额补贴等支持，为公益性组织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五）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一方面能够缓解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减轻政府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承接政府转移或委托的部分工作，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组织载体。卢湾区计划生育协会在协助政府开展优生优育的宣传教育、咨询服务和生育关怀行动中，充分发挥协会理事、专家、青年网络、基层综合服务4支志愿者队伍的作用，通过福利彩票、"幸福工程"专项扶助资金以及募集社会资金，不仅节约了计生工作的行政成本，而且提高了居民满意率。
四、结语
诚然，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培育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实践领域，现阶段难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公益性社会组织目前数量偏少、规模偏小，服务水平不高、资源动员能力不强，长效工作机制也尚未建立等，远不能满足公民表达利益诉求、加强自律管理、谋求自我发展等多方面的社会需求。又如，在我国大城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具有行政化倾向，是在政府直接引导下发展起来的，这使得我国绝大多数社区服务公益性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较低，名义上是民间组织，实质上却是准政府组织[6]。公益性社会组织体现了公民权利，同时也让公民意识到自身的国家责任。现代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运作，其复杂性和专业性比之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何使其为社会现代化充分发挥作用，是现实提出的重大挑战。
参考文献：
[1]杨道波， 王旭芳. 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法律定位思考[J].理论探索， 2009， 3： 037.
[2]张宝娟. 公益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 社团管理研究， 2012 （3）： 18-22.
[3]周芸婧. 公益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研究[J]. 湘潮（下半月），2012，06：52-53.
[4]刘烨. 中国大城市社区公益性组织运作机制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2.
[5]沪社团. 上海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民生服务情况的调查与思考[J]. 社团管理研究， 2009， 9：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