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制度化十篇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1

【关键词】政治制度 社会文化 心理学 诉求 措施

政治制度与社会文化心理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好地分析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的心理诉求，应该以政治制度为依托，更好地分析社会文化的心理问题。本文阐释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概念，提出了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的政治制度心理诉求，总结了政治制度下优化社会文化心理学的措施。

社会文化心理的概念及其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社会文化是与基层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由基层群众创造，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并对社会群体施加广泛影响的各种文化。社会文化由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构成，它们反映社会的发展现状。例如，在阶级社会里，观念形态的文化有着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又具有民族性，形成传统的民族文化。社会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内容。

社会文化心理指的是在各种现存社会实践中得到自觉遵守的文化系统和明确表达的部分，是显在的、自觉的、高度分化的，一般是用专业性很强的概念或术语或有意识地对这种概念或术语的实践来呈现的。一切社会现象，都一定有着某种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撑并反映着这种社会文化心理。因此，研究社会文化心理有利于通过当前的社会文化现象揭示群众的心理反映和心理诉求，保证社会发展能够更快地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向着主流文化方向发展，并尽可能地保护社会文化的群众心理诉求。社会文化的心理特征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自觉性。社会文化不是超历史的现象，而是人类活动和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文化心理的产生是自动自觉的，这种自觉性的特征主要来源于社会文化心理特征能够反映出心理诉求的自觉要求。二是广泛性。任何社会的片面性心理需求都不构成社会文化的主体内容，广泛性的社会文化情况才能形成心理学的研究课题。

政治制度对社会文化心理能够起到整合与调控的支撑作用。政治制度的规范和准则要求对社会文化的心理需求能够起到一定的整合支撑。所谓整合支撑，就是要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情感心理和思想态度进行整合，形成社会发展的共同心理诉求。另外，政治制度对社会文化的心理有着足够的冲突调控作用，在政治规范的要求下，社会文化的心理能够调和各个阶层的矛盾，形成共同的心理需求。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维持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而处于共同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必然会使得政治制度在社会文化心理调控方面的作用更为明确。例如，和谐的社会文化心理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的，而在各种不平衡的心理需求下社会心理的调控需要政治制度作为调整支撑。

当前我国社会文化的政治制度心理诉求

政治认同的心理诉求。当前，社会文化的心理反映了群众对政治认同的心理诉求，更多的群众希望能够在心理层面对当前的政治制度有更为强烈的信任感和认同感，并在心理层面渴求整体社会成员的团结、和谐的文化感受①。例如，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多数群众的心理层面想要有更为和谐、团结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强烈的政治认同感诉求。

政治公平的心理诉求。所谓政治公平，是指人们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与其经济能力以及包括智力、知识和愿望等因素在内的参政能力之间的相适应状态以及对这种状态的评价。如果享有政治权利的主体范围与具有参政能力的国民范围相适应，并且主体实际所享有的政治权利与其参政能力相适应，就标志着政治公平的实现。当前，我国的政治制度采取了民主政治制度，全面推行了政治民主的基本政策，但是群众仍然需要有更为贴近自身的政治文化心理，以保证政治公平的心理实现。而政治公平的心理诉求在社会文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发展下也会向着更为强烈的诉求发展，这种诉求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制度不断完善②。

政治领导的心理诉求。政治领导是社会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政治权力作为后盾和保障，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我国这种权威性是较为明确的，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社会文化心理更多地表现出群众的政治领导的心理诉求。例如，当前多数群众都希望能够参与企业、组织的领导工作，发挥自己的政治领导权利，而这种心理诉求有着更多的领导认可的心理因素在其中，保证政治领导心理诉求的达成能够实现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全面调控。

政治制度下优化社会文化心理学的措施

坚持主流政治文化的心理认同转变。为了实现主流的文化心理认同，从意向层面来看，心理引导必须要保证群众能够随时了解主流文化的相关思想，在不断地文化熏染和教育下自觉地按照政治统治体系的要求确立自己的政治目标，并根据目标去调适自己的政治行为，克服困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心理过程，诸如在政治心理教育和指导方面要充分肯定党和政府取得的工作成绩，关注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和社会热点，对我国保持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景充满信心。同时要注意培养爱国主义热情，关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和尊严的国内外大事，保持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积极向上。需要注意的是要在宣传和教育的过程中要确保对社会文化的政治认同心理结构的调节和控制，保证教育措施对政治认同主体的政治行为的支配、调节、控制是自觉的、能动的，但又不违背客观规律。

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主要是确保社会文化下的政治心理诉求能够得到了解和认可，也能够避免出现民意不畅的心理影响。正确的心理疏导机制可以按照以下途径进行调整：第一，加强制度。工作是健全心理疏导的关键，其能够保证政府部门更好地了解群众的心理诉求，也就是说制度是维护和实现群众民利的重要手段。做好工作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稳固党的执政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应该做到：一是着力推进首办工作责任制，把解决问题的责任落实到各单位职能部门，把好工作的第一道关口，防止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因为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问题，绝大部分发生在基层，绝大部分在基层应当也能够解决。也就是说，基层既是群众上访的源头，又是解决问题、减少群众上访的基础。二是提高初信初访一次性办结率，努力减少重复、由信转访情况。三是落实事项受理的告知、答复制度。四是确保机构、人员到位。第二，提供心理疏导途径。应该完善社区、村委会的作用，保证群众的思想有疏导的渠道，能够找到倾诉内心想法的地方，保障和谐社会文化的建立。而对企业而言则要建立健全工会的心理疏导作用，保证群众的不平衡心理态度和政治诉求能够得到疏导。另外，对于当前我国的各级各类宗教组织，应该秉承支持发展的基本政治观点，确保心理疏导有更多的途径和渠道。

全面弘扬民族先进文化。民族心理是民族文化的积淀，民族心理的形成过程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化过程。撇开民族文化来谈民族心理，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民族文化的根基，必然产生盲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导致文化道德的滑坡，一些病态的心理就会随之产生。因此，弘扬民族先进文化至关重要。为更好地弘扬先进的民族文化，我们应该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要创新探索多种途径，例如，在全国各地经常举办“民族文化讲座”，让教育界、企业界、政府公务人员等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工作者，参加讲座及研习营活动，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坚持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了更为和谐发展的政治道路，这个政治环境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形成了主流的社会环境认同，形成了现代社会发展下的文化自信背景。在这个背景下，文化自信的政治制度建设成为发挥群众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关键。文化自信的培养要与社会和谐发展联系起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流文化心理指引下，满足群众文化心理诉求，建立起更为全面的群众文化体系。要组织更为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群众文化活动之中，让积极向上的文化思想带来更为和谐的社会环境，打造主流文化自信。群众文化的发展能够促进其为思想政治教育办事，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企业经营管理和发展。③

综上所述，政治制度是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撑，要更好地发挥政治制度对社会心理文化诉求的支持作用，应该坚持主流政治文化的心理认同转变，建立健全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全面弘扬民族先进文化，坚持文化自信，促进社会和谐。

（作者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院长、教授）

注释

①张道军：“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11年第8期。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2

关键词：社会治理；制度变迁；新形势；创新途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067-03

一、社会治理制度化相关概念

（一）社会治理的含义

社会治理在指在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政治制度框架下，政府的一部分职能和基本公共服务输出市场化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新模式打破了社会公共管理的垄断地位，它强调政府不再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方，多元化的提供有利于公共服务多样化，创新化。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指政府、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等现在的社会事务的合作治理。

（二）制度化的含义

给“制度”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研究视角不同，制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文献中，“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这个用法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采用[1]。如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的“制度”的经典含义：“制度指的是社会博弈的规则，简而言之，制度是一部分人为设计、塑造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约束。”[2]制度学派的其他学者也基本上是从这一定义进行延伸的。舒尔茨在他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文章中将制度定义成管束人们行为的规则要求[3]。柯武刚、史漫飞进一步指出，“这一套行为规则又可以理解为制度安排[4]。”林毅夫则明确指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要遵守的一套行为规则。持续存在的家庭的、企业及企业间交易的、政府的组织方式等，均为“制度”[5]。本文所讨论的社会管理制度，是指一个特定社会中，那些得到普遍遵循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模式。

二、社会治理制度发展历程

社会治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我国社会管理早期服务于经济建设，而改革攻击时期的社会治理则蕴含多元主体协同参加治理的意思。回顾我国改期开放以后社会治理变迁过程，将对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提供一些理论指导[6]。

（一）80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管理体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发展，在80年代时期没有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等方面的论述，这个时期的社会管理是低水平的探索阶段。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以政府为主导，更准确的是个人的大部分行为，如衣、食、住、行等方面基本以其所在的工作单位负责，这时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较强的单位属性。

（二）90年代伊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强调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体制

97年，党的十五提出要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改善人民生活等要素纳入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另外，这时的社会管理开始吸收社会力量，同时引入市场机制，打破了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

（三）20世纪以来的社会管理体制逐步完善

进入20世纪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成绩令人振奋，但同时东西部，城市农村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发展不协调现象越来越大。党中央为了解决经济社会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发展问题，于党的十六三中全会提出将“社会建设和管理”列入现如今社会发展的“五个统筹”之中，这样的举措也是当时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会议上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十中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从这一次次的会议提法中，从格局到体制的变化，体现了我们社会管理体制正在逐步的完善当中。

（四）2013年提倡以社会多元主体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就要提高社会发展的生命力，要提高现在的社会治理的水平，改进现如今的治理方式，走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的模式。现在所强调的社会治理与以前提出的社会管理有本质的区别，现在的社会治理更加突出了以多元的主体协作治理的意思，这样理念的变化有着其深刻的时代烙印。传统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传统的经济结构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让社会矛盾更加的凸显。所以政府提出了社会治理的理念，重新定位政府与社会的角色，扩大基层民众、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参与度[7]。

三、新时期多维度制度化社会治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看，社会管理已由统治走向了治理。但是传统的社会治理已经跟不上全面深化改革下的社会发展。那怎么样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呢？我认为应该从实际社会发出，从以下五个维度制度化来进行社会治理才是符合当下社会治理的实情[8]。

（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

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要打破传统社会管理政府的垄断地位，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与民众等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管理的垄断地位是有其历史原因，在建国后的无序的社会秩序中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力。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在处理公共问题当中会优先想到用“公权”解决问题，这样其他的治理机制就会处于劣势当中，没有竞争优势。而现在市场竞争机制正在完善中、公民社会也在发展中，如果还依靠单一政府治理方式，政府将会存在缺位与越位的风险，政府职能转变不适应社会时代的进步，那治理的成效将不会让大部分民众满意。所以政府要创新社会治理的机制，其中最关键的是，打破传统政府治理的垄断地位，建立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9]：首先，适度权力下放。这样的瘦身运动不仅是政府改革的长期目标，还应该将简政放机通过法律保护的方式实践下来。再次，培养多元主体协作治理。传统的以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存在诸多的问题，社会管理单一、僵硬、缺乏活力，这样的管理与现在公民社会所提倡的公民参与管理国家有一定的矛盾，如果引入多方的治理机制有利于解决现在的治理矛盾，社会也会更加的和谐。最后，引入市场机制。党的十确定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其实现在许多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可以吸收市场机制的合理做法，通过公共服务的创投购买，不仅让政府可以集中精力做更重要的决断，招投标的方式也可以使服务效益的最大化[10]。

（二）社会治理的方式由平面化向网络立体化转变

由社会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彰显了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现在强调的社会治理是在强调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基础中，提倡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动，利用系统、依法、综合、源头治理，实现治理效益的最优化[11]。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公民参加社会治理的路径，通过健全参与机制，形成人人参加社会治理的好局面。而多元中心的治理提供，使治理主体彼此之间相互依存，这样我国的社会治理由平面走向立体的网络化模式。D・凯特指出：“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合作组成的网络管理系统。”由定义我们可知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建立起网络化合作，虽然行动部门可能不同，但能够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通过调整相互的目标，共同解决好矛盾冲突，实现利益最大化。如现在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这样工作可以通过从家庭、社区、政府、社会组织等多方的共同协作工作，通过确定各自的角色确定职责形成无缝对接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12]。

（三）社会治理的形式由经验化向法制化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是以人为本，达到善治。而好的治理必须有规则，因此善治离不开法律规范。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法治的意识、没有合法的程序，就会没有社会治理的底线，社会将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虽然其社会治理讲究多元、自由，对于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管理相对宽松。但是，不得不提西方发达国家会集中资源、力量打击与处理违法犯罪，僭越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对于没有违反法律、没有严重触犯社会伦理道德底线的行为，政府一般不会干预[13]。因此，现阶段提高我国社会治理的水平，就要解决社会矛盾与现行的法治机制的冲突。以前我国社会治理更多强调人治，现在我认为法治是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依靠常态的制度化手段。所以，创新现行的社会治理，就必须依靠法治意识与治理机制来处理社会事务。“我国正进入法制建设的关键时期，各项法律在逐渐完善，以努力实现法制化，实现依法治国。”[14]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取得了一部分的成绩。但是随着现在社会治理工作相连的领域多、工作量大、问题性质复杂，新的问题层出不穷，而现在有部分落后的法律不足以适应现在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部分社会治理领域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如现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度很高，但在管理社会组织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法律，有的社会治理问题虽然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但缺乏位阶高法律规范。这一些问题，都需进一步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加强立法工作，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推动相关领域的立法工作[15]。

（四）社会治理的模式由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提出“社会治理”这一概念。和“社会管理”概念相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表明了我国社会治理的方式变化。确实，和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概涵盖的内容更加的丰富，社会治理讲究治理方式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换，因此要正确明确政府在治理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要发挥的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不仅需要社会本身的成长和成熟外，更要求政府能够践行自己的改革诺言，实现政府自己的的角色与功能转型。可是，在新时代的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什么样的治理制度化道路可以帮助我们国家理清国家与政府的权力边线、怎么样正确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可以真正做到让社会问题回到社会自身当中来解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通过全面建立有效的权力清单制度，划好政府权力运作的制度框架，确定在社会治理过程当中政府与社会的分工问题。在《决定》中，明确相关的权力清单的制度要求，提出要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要依法公开权力运行的流程，通过“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现有的治理活动决策、管理、服务、结果公开”。这样的要求则让政府从政府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提供了可能[16]。

（五）社会治理的目的由工具化向价值转变

社会治理的最终目标不仅是为效率，更重要的在效率中体现社会公正，以人的全面实现为最终目的。我们知道当前治理的重点是民生问题，关键环节是发展社会事业，做好现有的公共服务。依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努力实现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解决好最联系人民群众的根本问题，重点方面是在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推进社会的事业改革与创新，以此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社会治理方面，各级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不仅要GDP的增长，也要确保社会公共服务优质化。

因此，各部门要增进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形成一整套完备的治理制度体系，克服在社会事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的体制、机制弊端，在制度上从根源解决政府在现阶段发展社会事业的动力问题与持续力问题[17]。

四、结语

社会治理制度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命题提出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想要实现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就要形成系统完善、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少不了理论的支持，但在实践中防止治理的失效，关键还是要从制度人手，进行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我们应该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不断加强源头治理的制度化保障，努力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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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制度化篇3

关键词 国家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法治

中图分类号：D034 文献标识码：A

1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涵

1.1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需要积极动员社会中的各种治理资源和主体力量。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和责任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并且在资源和权力方面存在明显的相互依赖，各种参与者最终形成一个自主化、多元化的社会网络。

1.2治理结构的分权化

无论是向市场的放权，还是向社会的让权，抑或是中央向地方的分权，核心问题都是在现代治理理念的指引下实现政治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现代国家治理日渐从等级科层制走向平面型的协调网络，由重视正式关系和体制转而强调以团结、利他主义、互惠和信任为核心特征的非正式网络关系，治理结构的分权化与网络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1.3治理制度的理性化和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制度是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载体，国家治理制度的变迁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发展的速度、方向和质量。制度理性化是民族国家成长的动力与关键，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本前提。民主就成为现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治理方式的民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民主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人民民主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2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战略

2.1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塑造改革共识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价值和文化的力量对国家发展均具有不容小觑的深刻影响，构建现代价值体系和塑造现代治理理念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托克维尔就认为：“政治社会的建立并非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情感、信念、思想以及组成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和思想的习性。”传统价值体系向现代价值体系的转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起点，构建现代政治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抉择和基础性工程。国家自身所积累起来的文化品性将直接影响国家的能力建设，文化资本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途径，是有效建构国家核心价值的重要力量。创新国家治理理念，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原则指导下，在现代价值体系、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三者之间进行反思性平衡和科学合理的均衡配置。因此，塑造新的改革共识，实现人民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营造富有正义感和安全感的生活环境，是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根本理念。

2.2大力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依靠制度推动，制度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载体。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现代制度体系成长与成熟的过程。构建符合中国国情、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相衔接的现代制度体系，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明确指出： 我们要坚持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从实际出发，及时制定一些新的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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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制度化篇4

[关键词] 治安管理； 社会化； 路径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6. 057

[中图分类号] D6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3）16- 0093- 02

所谓治安管理社会化是指在公安机关的有效组织和指导下，发动社会力量，使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治安管理的基础工作，这种参与治安管理的工作者能够获得一定的报酬的治安管理行为。治安管理社会化作为市场化、产业化的治安管理体系，在发达国家有成功经验，它通过社会公民或社会企业单位等与服务对象中的社区、居委会、企事业单位、村庄、个人在公安机关的组织和引导下，签订治安服务合同，并为服务对象从事治安管理服务。被服务对象依法给社会组织或个人支付劳动报酬，而从事社会治安管理服务的个人或社会组织必须经过专门培训，并依法从事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不能违法行驶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外的职权。

1 治安管理社会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思想认识严重滞后

治安管理社会化的发展在我国还不成熟，尚未形成有效的制度和规模。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较好，社会经济活跃、发展迅速，然而治安管理社会化的进程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步伐，其主要原因是对治安管理思想认识的落后。目前，我国大部分的相关政府机构和公安机关的领导都未认识到治安管理社会化的意义，未认识到治安管理社会化的积极作用。甚至一些公安机关的管理人员认为治安管理是公安机关的事，与社会无关，还有一些干部抱着官本位思想，不想权力下放，因此对治安管理社会化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投入力量不够、深入研究不够，政策和相应的规章制度不完善。

1.2 警力资源配置严重失衡

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在警力配备上严重失衡，公安机关的内部部门繁多、组织机构冗赘，而基层警力缺乏。这种警力资源配置失衡的现象导致治安管理工作开展效率低，治安管理工作难度大，甚至会带来严重隐患。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主要工作都在基层表现，而由于基层警力的缺乏，民警难以应对繁杂的社会治安问题，民警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机会和渠道也较少，长此以往，民众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下降，公安机关的公信力也不断缩水，威胁着社会治安管理的和谐性[1]。

1.3 法律法规建设滞后

由于治安管理社会化认识的滞后和建设的落后，我国各地社会治安管理还没有落到实处，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控制和运作治安管理社会化的目标远远没有达到。要发展治安管理社会化，就必须推进治安管理社会化市场运作机制，只有通过市场运作才能使治安管理社会化作为一项治安管理的有效制度长期存在下去。市场运作必须由公安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引导，其中最重要的监督和引导手段就是根据治安管理社会化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通过制度和法律约束从事社会化治安管理的双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社会治安管理，避免社会治安管理变质，避免社会治安管理给公众带来不稳定因素或危害。

1.4 权责不分明制约了治安管理社会化的进程

权责不明的现象在各个参与社会治安的部门中都存在，这种不良现象使治安管理者权力膨胀，责任不明，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一些参与治安管理的部门尽管制定了相应的责任书，出台了权责分明的管理办法，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考察考核制度不明确，即使出了问题也没有相应的追责措施，使权责制度制约了治安管理社会化的推进。

2 新时期治安管理社会化的路径

2.1 树立以公治公的思想观念

正确的意识是行动的先导，要在新时期下推进治安管理社会化的进程就必须切实提高公安机关的思想观念，公安机关的警察应当摒弃官本位的封建思想，将管人的思想作风转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同时应当意识到人民在治安管理中的重要性，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使人民和公众自觉参与到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中去，让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不良因素在人民战争中消失。因此，各人民警察要积极发动群众，集民智、顺民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树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意识，使公众自觉参与到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来，最终形成“公众安全公众治、社会安全社会抓”的良好局面[2]。

2.2 优化公安机关的警力资源配置

社会治安的主体在目前和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公安机关，公安机关的警力资源配置关乎社会和谐稳定。针对我国目前警力配置不均衡的问题，应当改革公安机关的配置，精简机关人员，增加基层警力资源，加大对基层警力的培养和基层警力设施的配备，保证有足够的基层警力资源应对社会繁杂的治安问题。针对基层警力资源应当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基层警察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养，保证基层警察能够有效与民众交流、沟通，及时发现治安隐患，同时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自觉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战斗中来[3]。

2.3 加强治安管理社会化的法律制度保障

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保障是治安管理社会化的根本基础，公安机关要在新时期贯彻治安管理社会化的进程，就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章、制度，通过制度约束和引导社会团体、个人参与治安管理，并制约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个人和团体，保证治安管理的实际效果，避免社会化治安管理成为不法分子组织黑社会的新形式。

3 结 论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和繁重的治安管理任务，我们应当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和多元化的治安管理策略，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引导社会团体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保证治安管理社会化的有效开展。

主要参考文献

[1] 解希红. 论新形势下我国治安工作的社会化[J]. 现代商贸工业，2010（12）：250-251.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5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在漫长的革命和改革过程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回顾历史，实行依法治国既是对新中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展望社会主义建设前景而选择的关键方向。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的一项基本方略在我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法治建设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尚存留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残余，缺乏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因此，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在稳定国家新局势、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利益以及保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法治建设遭遇寒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治建设回归正轨，民主和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提出党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从而将我国的法治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党法关系、党政关系得以厘清规范。

1997 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此，依法治国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宪法修正案中的重要条款。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并且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14年10月28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党的全会主题，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到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集中论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至此，全面依法治国大幕正式拉开。

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

回顾历史，我国的国家治理史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统治”，简言之就是指所行何政和如何行政，强调服从与被服从的阶级和阶层关系。“管理”则运用“疏”与“堵”的思维进行自上而下的统筹，主体基本为政府及社会组织，较为单一。而“治理”则在“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政府约束，体现了上下的双向互动，国家与社会相结合，其合法权利来源即治理主体，较为多元。因此，可以看出，这三个概念之间既有含义上的重叠，又有内涵上的递进，“统治”是后两者的基础，而“治理”则是对“管理”的创新。看似一字之差，但含义却去之甚远：传统意义上的“管理”，默认的有施与方和接受方，施与方即为掌握着公权力的政府，接受方为一般公众，这是一种二元关系。而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打破了这种二元关系，治理的施与者由多元主体构成，即政府、社会组织（含营利性社会组织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一般公众，而治理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治理就是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力下推动各方面制度不断完善，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让生活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中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生活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的是营造和谐稳定的大环境，制定好服务于各类社会组织和民众的良法和合理的制度，从而保障各类社会组织都能有序运转，保障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不断提高。决策的主体逐步从人、政府、社会到权利共同体，而用以进行价值是非考量的尺度也由以个人意志为主过渡到依法依规来衡量。因此，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二者之间有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也存在相辅相成关系，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的目标和任务。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党领导人民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建设道路。依法治国，在不断健全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中，逐步完善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基因。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境遇

从理论上比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新目标新任务，没有可直接沿用的理论成果，更没有现成的范本可以套用。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又一重大考验，具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紧迫感。

一定历史时期，由于国内生产力低下，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制，社会制度不完善导致的革命逻辑在社会革命和建设中作祟，促使党和政府通过打破旧的法律框架来争取发展的有效性。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更多地偏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与之相配套的法治体系没有及时跟进，继而多次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局面。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提出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56年，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被列入。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其调整为建设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符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适应了当时的国情。一段时期以来，“四个现代化”为中国硬实力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然而，随着经济基础的日益稳固和发展，既有的“四个现代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上层建筑的需要。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它的提出适时地对以往以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四个现代化为主，偏重国家硬实力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修正，更加重视国家软实力的现代化建设是依法治国发展到新阶段为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的必然要求。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可行路径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了时代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如何有效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学界不断讨论的重要命题。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明确国家治理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依托的基础。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当然是多元主体，通俗地说，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国家治理的主体，无论是以个体人的形态参与还是以社会人的形态参与，对象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目的是让国家更加富强、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幸福。作用模式从两个层次着手，一是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二是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其中，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就是要立规矩建秩序，即通过党纪、法律法规、行规、各项规章制度，乃至个人的道德自律、职业自律等等，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外在保障。而治理能力则更多是针对治理主体而言，包括国家公务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者、社会组织成员以及普通的自由人，这个能力从大的方面讲可以说是参与国家机器运转和社会生活并在其中发挥正向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胜任各自岗位和工作的能力。一个良性运转的国家和社会，应该是每个社会人和自由人都能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或工作岗位上有效地开展工作、愉快地生活，从工作和生活中获得安全感、成就感、满足感和幸福感，即所提出的“要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

基于这一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构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而调动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而构建合理有效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国家治理体系需从诸多方面着力。

一是重构治理主体。从统治到管制、管理到治理，治理现代化比以往的国家统治、国家管理更显科学、文明与进步，这关键在于治理主体构成的升级优化。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旨在于以现代治理理念重构治理主体。

传统的“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主要基于执政党对市场、社会以及其他公共主体的统治和领导，而国家治理视域下，不再是单一的治理， 而是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同治理的结构转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相互协作、共同发力。

二是治理结构网络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标志着由层级节制的科层制管理向多主体协作的关系网络治理转变。在信息化背景下，这种关系网络转接到互联网，形成了新的治理范式。互联网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权力结构调整和各方利益协调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发展和公共权力的提升，敦促国家管理者改变与民众的沟通方式，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是夯实制度供给基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起点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同时需要在制度思维、形态和机制等方方面面加以着力，以实现国家行政制度、决策制度、监督制度、预算制度和司法制度等的现代化，而理性化制度体系，有赖于法治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现实秩序，促使以法理型权威为基础的国家政治生活日益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与支柱，这是我们的制度自信，不可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制度体制和机制必须一成不变，原有的制度中也隐含着与具体国情不相适应的约束性，这就需要不断结合实践提升理论认识，适时进行制度和机制的调整与修正，从而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供给。

四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随着国家治理主体的日益丰富、多元和立体，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再是一个静态的建设框架，而成为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与之同步的政府、市场、社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和关系也需要不断地加以权衡和调整。尤其是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的职能边界变得更为重要和敏感。政府行政体系需要适应时代需求不断进行自我再造。随着“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服务”的范式转变，政府职能也由“管控”向“服务”理念转变，进而逐步打造民主、法治、高效的现代行政体系。

五是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来说，具有民主化、 法治化、 文明化、科学化的特点。其中，法治化是本质要求。所谓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就是要在国家治理的整个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充分调动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坚持法治原则，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在2014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深刻阐释，强调不能离开“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谈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见，法治对国家治理能力构建起着基础性的框架作用，而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则是评价和衡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价值尺度。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6

关键词：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困境；社会资本；现状检视；构建进路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74-06

农村社区治理是农村公共权威通过管理农村社区以增进社区公共利益的过程。以往人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更多关注于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过多局限于改变或维持农村面貌的维度上，对于社会资本关注不多，然而，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可以促进社会组织内部形成良好的共生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农村社会发展离不开两种社会资本：一种是由风俗习惯、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形成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另一种是外部导入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农村社区善治的实现需要两种社会资本的有效融合，不仅要注重制度社会资本的构建，关注治理的全局性与长远性；还要重视关系性社会资本，注重治理的实效性与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政府治理与基层自治的有机链接，缓和农村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形成农村社会的良好秩序。

一、社会资本及其属性和分类

社会资本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皮埃尔・布迪厄是首个提出社会资本理论的学者，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无形的，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罗伯特・帕特南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2]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指出社会资本是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3]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看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所揭示的社会资本的内涵是相似的，都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社区乃至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它构成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基础，社会资本对于个人、组织之间的生产和合作乃至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学者安妮鲁德・克里希娜在《创造与利用社会资本》中将社会资本分为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前者与促进互利集体行动开展的结构要素有关，包括规则、程序等；而后者则涉及与他人合作中影响个人行动的价值观、态度、理念等。[4]

制度性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如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契约等等。制度性社会资本通常是成文的并由权力机构来保证实施，具有强制力与约束力，对于违反规范者会给予明确的惩罚。制度意味着人们相对稳定的行为，会促进人们严格遵守社会规范，相较于自发性、随意性较强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它与人们的利害关系相关，并以惩戒形式避免社会失范造成的危害。

关系性社会资本则是指群体内的成员经过长期的交流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常常被称为非正式制度，其中影响最深的是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是重要的，要更好的解答这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衍生自文化的行为规范，以及行为规范和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方式，对于制度的严谨研究，我们才刚刚开始。”[5]相较于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出于习惯而累积形成的，具有一定的自发性与非强制性，直接成本较低，不需要明文规定却能够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主要依靠个体的自觉与良心来维持，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在现代社会，人类大部分生活依然是依靠关系性社会资本所维系，它内化于个体心中，常常被称为“无字规则”或“准法”，[6]关系性社会资本不可能被制度性社会资本完全、彻底取代，它始终发挥着不言自明的规范作用。

二、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和农村社区治理都是由一定社会范围及物质生产条件下所形成的人与人关系中衍生而成，两者存在着天然的密切关系。[7]社会资本是形成农村社区有效治理的必要条件：一方面，社会资本所倡导的互惠、合作理念，有利于培育普遍的公共责任意识，对于乡风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农民的合作与互动；另一方面，社会资本可以促使制度环境的公正，形成良好的治理环境，实现农民的自主治理。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的粘合剂，也是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在农村，关系性社会资本常被理解为自发的秩序，它往往是通过民间自发形成的，大多是基于血缘、地缘、亲缘而非利益关系，包括传统风俗、惯例以及等。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村社会协作的人情基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常态性，它在乡村社会具有较强的认同性，能够给予农民一定的心理满足与安全感，它对农民的行为控制与影响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致性与长远预期提供了依据和前提，特别是在制度不确定或者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关系性社会资本弥合了政府控制不足引起的“制度洞”。[8]关系性社会资本是乡土社会运作的基础，农民更容易接受并更愿意按照它的指引行事，它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制度性社会资本，成为正式制度合情合理实施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现代社会管理体系在农村社会的重要体现，主要是指村民自治制度以及农村其他法律规范。基于契约与理性的制度性社会资本更多是政府通过正式、规范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体系，需要农民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农村社会秩序的软约束，制度性社会资本则是发挥强制作用的硬约束。制度性资本本身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导向性等特性，不仅可以以公正、规范的制度来减少农民行动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民交往与行动的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制度的法理性与强制性弥补传统道德规范的软弱性，减少社会失范形成的各种伤害与不平等，更可以依托制度精神强化农民之间的认同感、共识性与契约性，促进新的行为习惯与伦理观念的形成。但必须认识到的是，制度代表着国家的力量，但这种力量只有真正融入民间才能被更多农民所认可、遵守，成为共同的准则与规范。

2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的应然关系。关系性社会资本是制度性社会资本嵌入的前提。单纯的制度性社会资本往往只能针对常规性、程序性问题，面对例外、非程序性问题，则往往显示出无力性。朱苏力认为，乡村法治秩序的构建不能忽视乡村现实生活中的“无言之知”，应该关注地方性知识，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法治秩序的合理建构，尊重已有的风俗与礼俗。[9]制度性社会资本无法完全消灭并取代关系性社会资本，任何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运行都需要结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如诺斯所说，“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0]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应仅仅着眼于严格的法律制度，更应以传统情理等非正式制度为基础，乡村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秩序，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良好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等为基础，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传统等进行合作，整合并嵌入到关系性社会资本之中才能真正接地气，去形式化与虚化，实现在农村社区的“生根发芽”并顺畅运行，轻视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作用，是不可能圆满的解决农村问题的。

制度性社会资本是关系性社会资本维持的保障。关系性社会资本在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缺乏制度供给的支持与约束，关系性社会资本常常会变得软弱无力，很难为农村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关系性社会资本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更多是一种熟人治理，秩序的维护更多是基于差序格局下亲缘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习惯与权威，宗族观念浓厚，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当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入侵农村社会后，原有的秩序缺乏稳定性与强制力，容易出现混乱，进而抑制社区治理的规模与效率，而制度的介入可以对传统规范与习惯的稳定与改进提供保障，通过制度设计，以威慑与示范效应控制或消弭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消极面，促进稳定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转化为现代制度规范，为社会活动与交易提供更为稳定的参照系，给予关系性社会资本正义与公平的保证，从而巩固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

制度性社会资本只有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效果；而离开制度性社会资本，关系性社会资本也会软弱无力。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不仅仅是互补性关系，更是一种互嵌关系，制度与法规依托传统道德规范与习惯渗入农村社会，从而获得农民的认可与信任，而传统习惯、观念则依靠制度与法规进一步升级与进化，进而为农村社区治理带来强劲的势头。

三、我国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现状检视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情况是：“由国家主导的和官方授权的下乡并没有解决基层政权利用国家权力、权威形成组织化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状况，官方授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成功地进入乡村社会，这些努力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从目前农村社会的社会资本状况来看，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一方面政府力量有限，制度性社会资本难以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制度性社会资本的许多内容既无法很好地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也无法将分散的个人意志协调起来，农村正式制度弱化，农民组织化偏低，只能走上农民“被”组织的道路；另一方面，关系性社会资本具有两面性，它不总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且关系性社会资本有逐渐有被侵蚀的危险，甚至会削弱正式制度的基础与作用，特别是伴随着家庭原子化的情况下，各取所需的资源分配模式使得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保障与支持功能日益弱化。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不和谐状态使得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脆弱与缺失的特点，这会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5]

关系性社会资本衰落。我国传统农村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正式制度、规则等很难有效地延伸至乡村社会，传统的道德规范、习俗以及宗族力量是农村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内生力量，这导致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往往是情感重于理性、血缘重于规则。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逐步转向半熟人社会，市场经济与现代文化冲击着农村社会，农村传统观念以及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理性化快速地侵蚀着农村，传统人际交往方式、社会价值体系和规范内容等都发生了转变，之前约束农村个体行为的传统力量越发无力，传统关系性社会资本呈现碎片化、边缘化趋势，已经成为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建构的主要障碍。

第一，个体理性下的集体行动困境。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农村的异质性不断增强，农民的共同生活被侵蚀，集体意识淡薄，农民与村庄的利益关系疏远，农民日益边缘化，人际关系逐渐工具化与资本化，“善分不善合”。农民所依托的传统经验无法解决新问题，更无章可循，农民失去了认同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因此不得不进行理性算计，采取短期行为；特别是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组织化程度大为弱化，传统农村的自身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农村居民的行为方式，集体意识责任感淡化，自私自利现象严重，对社区公益事业漠不关心，顾“小家”忘“大家”，“大私小公”，只愿考虑个人的好处，不再顾忌整体的利益，个体理性化造成农村社区治理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在集体行动困境下农村公共社会空间越来越小，与计划经济时代浓厚的集体情怀相比，如今农民的集体感和“亲切度”急剧下降，农村社会进入互不相干的“马铃薯”时代。

第二，道德标准混乱。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传统的价值标准与规范在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出现冲突与矛盾，导致农民行为选择失衡，难以做出两全其美的选择，如果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导致老实人吃亏；如果不选择善的伦理原则，就会被称作“小人”。传统道德权威在农村逐渐衰弱，对于人与事的评价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喜好，越来越倾向于有用原则而非人伦原则，农民陷入了多元道德观念冲突的两难境地，传统道德规范正在被开放、个人主义的行事规则代替，人际交往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增强，心理距离越拉越大，乡村传统道德约束力开始逐渐瓦解。

第三，农民公共参与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但农民的公共参与却往往被忽视，农民公共参与的内容与范围受到诸多限制，来自于政府部门的干涉常常使得农民的公共参与被动化、形式化。特别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小农经济得到加强，农民更加强调自我，传统政治文化与文化素质的限制使得农民对政策的认同感低，缺乏平等、自由、民主的公共精神，充满竞争的公共参与不符合农民的习惯，导致农民参与意识低下，大多是逆来顺受，缺乏积极主动的参与，漠视公共事务，更注重自身利益，希望不加努力而享受好处，可以说目前农民的公共参与处于一种低效率的被动状态，影响着农村社区治理的绩效。

2制度性社会资本不足。在我国农村，制度性社会资本是长期缺乏的，供给水平十分有限。虽然伴随着改革开放与人口流动，农村社会已经逐渐转化为开放的半熟人社会，但农村社会对制度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正式的制度、法律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习惯意识、传统观念远胜于国家意识，民间规范、社区情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旧发挥特殊的影响作用。很多纠纷与矛盾更多是依托法律以外的传统习俗与民间情理来解决，[2]国家试图改造农民传统理念却无法安排好农民的一切政治经济生活。[3]各种传统情理、民间规范等不愿意自动将自己的管理秩序拱手相让，各种政策与制度并未完全转化为农民大众所能接受认可的“活法”，无法很好的体现农民的价值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政策与制度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效力。

首先，国家权力的有限性。目前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制度大多地域色彩不强，与乡村传统社会习惯融合不够，这导致一些制度被扭曲而偏离原有的本义；国家管理色彩强烈，虽然囊括了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大多只规定了农村的义务，权利常常被忽视，这往往造成制度规范对象的无所适从，实际效果则并不理想；[4]面对农村社会的多变性与冲突性，人力、物力以及财力的匮乏造成制度实施成本较高，难以实现统一的政策行为，制度与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常出现缺位与失位。[5]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衔接不畅，没有接上地气，常常水土不服，强制性的制度整合能力大大弱化，面对大量的失范行为，根本无法有效干预与监督。

其次，缺乏法律意识的传统，农民现代法律意识淡薄。特别在家族制度体制下，传统伦理纲常支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可谓根深蒂固；面临农村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与纠纷，农民更愿意选择依赖传统习惯、伦理纲常而不是法律来化解，制度成本过高也促使农民更愿意选择内生秩序来解决、处理问题与矛盾，农民求助于国家法律大多是“逼不得已”。自给自足的社区情理依然主导着农村的社会秩序，不少农民的精神上、行动上视宗族制度规范、传统权威为不可抗拒的共同意识，甚至高于法律，对国家法律缺乏认同、甚至漠不关心，并未养成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法律缺乏综合症”明显，法律与制度规范在农村社会关系调整中无法占据主导地位。

再次，村民自治制度乏力。村民自治制度是围绕农村自治而设计的制度规范，但乡政村治下的自治制度作用有限，制度设计、运行与农村社会秩序存在一定的偏离，并未达到应有的自治程度。[9]制度运行的种种“貌合神离”使得农村村民自治的治理效果差强人意：部分自治条款在现实操作中缺乏可行性，在制度的推行中只能依靠变通与弹性操作来暂时解决；对于村民自治组织怎么做、如何做等缺乏关注，对于农民的地位、权利、义务等重要内容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行贿、越级上访、打击报复农村干部等事件频频出现，对农村整体秩序造成损害；自治权异化，自治成为少数人的自治，追求短期效益，甚至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对立起来。[6]可以说，目前农村自治制度的运作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国家权力与农村自治权力之间缺乏良好的衔接，自治制度并未与农村社会实现完全的无缝链接，村民自治难以转化为农村的实际行动，如何真正嵌入农村社会依然是农村自治制度面临的现实问题。

最后，能人治理走向没落。乡村能人由于自身在知识、能力以及经济上的优势，能够为村庄做出贡献，并得到农民的尊重与信任。在传统农村社会这类能人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当前农村社会的能人格局已经发生变化，乡村能人已经不能被称为真正的能人，只能算是先富分子，对于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但各级政府给予了这些能人优厚的待遇，希望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受人格缺陷与制度局限等影响，能人治理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露：能人治理农村社会经济事务的能力和智慧衰减，个人专断、家长作风、决策失误等现象相继出现，甚至出现家族主义与宗派主义倾向。由于缺乏相应的道德声望、公益价值和社会责任，依靠个人、能力和经验发展起来的能人在管理农村社会公共事务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与财富对农村进行反哺，标杆性的乡村能人正在逐渐没落，越来越难以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

四、规范与秩序：提高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社会资本构建进路

对于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关系，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代表不同的文化形态，消除二者矛盾的最佳方式是关系性社会资本通过不断的明确化与系统化慢慢纳入到制度体系中来，成为制度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实现一体化；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存在矛盾，传统的关系性社会资本与制度性社会资本之间由于结构、系统等方面的原因，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是以制度性社会资本代替关系性社会资本；第三种观点则是建立在前两种观点基础之上，认为二者只是分工不同，而不是“分庭抗礼”，制度性社会资本和关系性社会资本交织在一起，以各自的不同性质、从不同层面上影响并制约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二者存在良性的互动与配合。第三种观点无疑是较为合理的。[7]

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生产发展、村容村貌等“硬件”的完善固然重要，但必须重视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是与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不相同的”，[8]48它们的不同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不同”。[8]53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的成熟与发展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基础，关系性社会资本所蕴含的传统习俗、权威以及宗族观念是农村社区治理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制度性社会资本则为个人选择提供稳定的预期，为农村社会活动提供合法、公平、守约的社会空间，是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可靠保障。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是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单靠制度性社会资本或者关系性社会资本都难以奏效，必须以乡村社会结构为基础，全面分析不同类型和维度的社会资本组合，将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结合，将制度供给与传统习惯、文化融合，将国家意志融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培养农民在传统习惯基础上对国家意志的遵守，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转变，最终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

关注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第一，进一步完善农村自治制度建设，提高农民的自治性。制度是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的定型化，它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预期的不确定性，保障组织秩序的正常化与有序化。村民自治制度不仅是农村利益整合的重要载体，更是提高公民意识、促进参与、培养信任的基本途径，有助于发挥村民民主协商在农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首先，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与完善农村社区的各项规章制度，如自治章程、民主议事制度、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制度等，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制度规范，保障农村社区秩序的健康有序；其次，以保障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完善农村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和听证制度，进一步规范村“两委”职责和村务决策管理程序，确保干部权力依法、公开、规范、高效运行；再次，逐步完善农村社区监督机制。依托制度、立足公开，健全村民监督村务的有效机制，加强对村干部行使权力的监督制约，形成上下结合、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良好局面；最后，进一步完善民意表达机制。通过建立民情信箱、民情恳谈会、民情热线等方式，引导农村居民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畅通参与渠道。总之，依靠农民和基层的智慧，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锻炼农民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能力，使得民主、法治、公平的现代秩序理念深入人心，为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区善治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发挥村规民约作用，培养农民的合作意识和集体行动能力。村规民约是传统民风、民俗与法律、法规、政策相结合的产物，是融合了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制度规范。村规民约更加强调农民的共识性与公正性，是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服务的行为准则，它不仅能够弥补传统风俗习惯与道德规范的不足，更可将国家的法规融入到农民生活中去，成为农民的自觉行为意识。为了消弭传统社会习俗与现代法治的冲突，在制定与完善村规民约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与程序的民主性，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实现全民参与，疏通农民表达不满与偏好的渠道，提升村规民约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另一方面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与规范性，将国家法律与乡村生活相结合，通过延伸与扩充使农村生产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形成科学文明的村规民约，增强农民对于现代法治的信任。

第三，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法治是制度性社会资本构建的根本，法治秩序是农村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更是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序列化、规则化的保证。首先，要重视农村传统习惯与道德信仰，积极借助法律力量对民间信仰进行正确的引导，充分地考虑农村与农民的特点，通过制定法的形式将其条理化、系统化，这将有助于法律规范的实施；其次，培养普通农民与基层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将法治理念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信念与信仰，使得人们从心理、行为上自觉接受法律，遵从法律。[3]在开展“法律进农村”的过程中，必须认真研究农村的习惯与偏好，将法治建设与传统风俗、习惯相结合，借鉴农村传统知识的积极方面，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律变为活生生的实践，培养农民掌握与生活、生产相关的法律，引导和支持农民群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将法律制度与法治理念真正转化为农民心中的信念与“活法”；[3]再次，立法要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立法条件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对于不适应现实需求的，要及时修订或废止，从而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与农村的良好秩序；最后，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强化基层执法队伍，改善基层公职人员作风，避免侵犯农民权利的行为发生，真正使法律成为农村社会公平正义的权威依据。

2引导关系性社会资本培育。第一，积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要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不能忽视农村社会的文化力量，国家制度必须与农村文化相结合，只有在尊重农村传统习惯、文化的基础上的制度变革，才是农村走向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要加强社会规范与现代价值观念的供给，一方面要维护对于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创新；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农村公共文化事业，依托电视、报纸、广播等媒介，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通过开展贴近民意、体现民情和民生的文化活动，向农民传递适合乡村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与精神追求，营造信任、平等、合作的文化氛围，帮助农民了解先进思想与行为方式，逐渐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到农民的文化习惯中去。兼具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型农村文化将能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的程度，进而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培养良好的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农村社区治理秩序的构建不仅仅是制度与规范的完善，更需要伴以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资本的心理基础，体现于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以及对公共规范的无条件遵守，它是实现农村社区善治的精神支持。要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与习惯，引导教育农村社区居民了解政府的规章制度、法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特别要加强对农村居民政治知识和参与技能的传授，逐步培养农村居民主动的参与意识与集体观念，使他们的公共参与由懵懂走向自觉，真正成为具有政治热情和法治意识的治理主体，能够积极主动、理性、有序地参与各种公共事务，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非一朝一夕，需要长期的培育与训练，才能真正使得农民成为具备公民意识的新型农民。

第三，重视教育，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农民自身素质不仅是个体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农村良好治理的基础。通过改善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可以帮助他们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和参与能力，促进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迈进。教育是促进公共精神发展的载体，是政治社会化的最主要途径。詹姆斯・布鲁斯在关于南美的著作中写道：“教育如不能使人成为好公民，至少能使他们更易于成为好公民。”[9]要重视农村地区文化知识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各级政府要将农村教育发展纳入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中，将其作为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通过教育基础设施与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提高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出一大批有知识、明法律、观念新的新型农民，接受先进思想、文化和新的行为方式，促进传统与现代观念的融合，更好地适应农村社区治理的发展。

第四，关注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重塑农村社会的内生力量。伴随着农村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单靠某个人或部门很难实现农村事务的管理，每一个农民都应该成为农村社会管理的主体，而民间组织则是将分散的利益个体组织起来的可行载体。民间组织是农村发展重要的社会资本，它可以通过组织化行动与多元方式来实现参与的广泛性，突破个体偏见与家族意识，增强农村居民间的互动，使农民从家庭中走出来融入社会，创造情感沟通与利益表达的空间和社会结构网络，提升农民的公共意识，促进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转变，为农村社区治理积累更多积极的社会资本。[20]政府必须引导合法的农村民间组织成长，尊重这种独立力量的存在，将各种民间组织都纳入到农村公共治理的范畴内，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乡村治理格局。首先，从根本上讲政府与民间组织是伙伴关系，政府要相信农民，应为民间组织发展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与政策保障，变直接控制为间接管理，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为其创造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制度化途径，完善农村民间组织的资源保障机制，使其能参与公平配置农村的经济、社会资源，协助政府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目标；其次，以村委会为自治中心，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农村专业协会类、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等社会组织，赋予其一定的公共服务职能，对于村委会不肯、不愿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可以积极动员民间力量有所作为；最后，民间组织应明确自身定位，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增强自主意识与责任意识，服务于农村社会，注重自身发展的规范化与制度化，积极调动农民与农村精英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逐步建立起组织的社会基础，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发展模式。总之，农村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有助于将民主的规章演绎为治村的良方，培育信任、互惠以及合作等公共精神，重塑民风民俗，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的层次与绩效。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7

【关键词】全球化 国家治理 中国治理特征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突出了治理的重要作用与核心价值。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体制机制以及法律法规，是一种密切配合相互关联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这一系列的制度体系管理社会各个方面事物的能力，包括了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发展的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是动态发展过程，在全球化这一国际大背景下，受历史和现实合力推动而形成中国特色的治理制度，在实施一系列制度的过程中，对制度执行中反馈的经验进行总结，使其上升为理论来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发展理论，既要吸收治理的规律和特点，又要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诉求。

全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外部环境

国家治理是全球化时代新的整治发展趋势。“不断地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新的政治发展趋势，中国要走向社会现代化，必然要走向国家治理的现代化。”①马克思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将被各民族的各个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②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历史也终将转向世界历史。虽然这与现今的“全球化”概念不完全一致，但也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趋势。

虽然对全球化的定义尚未有一致性标准，但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逻辑中可得出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其逻辑起点为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其发展形式是以经济一体化为起始，发散至各个领域，如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等。全球化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在不同阶段也显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趋势呈现出：南北贸易占主导地位、西方金融占主导地位、安全机制由美国主导、地区经济增长不平等并且剥削现象明显等。而发展至21世纪全球化趋势则显现出新的特点：南南贸易不断增长、新兴经济体发挥重要作用、安全机制出现新的轴心、北方国家与新兴的工业化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也在逐渐减小等。这也表明全球化并未导致国家的消亡和政府的消失，而是从另一个方面显现了国家在解决公共问题和全球交往中的作用，凸显了各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带来机遇。

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且相互制约，具有跨国特征的主体也在不断增多，难以避免地会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国家、政府体制带来挑战。由此可见，全球化虽然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各个国家却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接受它的考验。它客观地推动了人类政治的发展，传统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权威受到削弱，传统的管理方式不得不发展为治理，治理理念实则是在全球化背景推动下，对国家统治的思考和对市场失灵的反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的同时，应保持自身的制度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吸收国际治理经验中的优秀成果，将治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不断完善社会发展中的具体体制机制，依据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形成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促进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一般特点。自1989年世界银行在讨论非洲发展时，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治理这一概念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的关注与使用。联合国曾对治理概念进行过较权威定义，“治理是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利益者和冲突者的矛盾得以调和并能够联合起来共同行动。它也是一种制度安排，既包括各种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非正式的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必须获得人们的同意或符合人们的利益）。”③

詹姆斯・N・罗西瑙指出：“治理与政府统治不是同义语，它们之间有重大区别。它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换句话说，与政府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政府的机制。”④让・皮埃尔・戈丹认为“治理是一种集体产物，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治理的最初（或再次）出现也是多极的（或多领域的），这一点和它的研究对象―决策过程―是一样的。”⑤俞可平将治理的特征进行了五个方面的归纳：治理主体应是多元的；治理更多侧重于协商性而不是强制性；权威来源除了法律外也包括社会契约；权力的运行向度可以是平行的；范围边界也以公共领域为界范围更广。

从治理的内涵和涉及的领域可以归纳出治理如下特点：治理制度既可以是正式也可以是约定俗成的；治理的各个主体目标明确；治理主体的管理方式科学及多元；治理过程更注重汲取人民的建议。治理改变了原本传统的两分法，即过去单纯的以市场为中心或以政府为中心，不再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立，整合二者关系并使其既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共同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作为后发治理的中国，中国语境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首创，绝非对西方治理理念的照搬照抄，因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念产生的背景、社会制度、发展进程都存在差异，但对于西方治理理念中优秀成分的借鉴并将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确实必不可少。

符合历史与现状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部需求

中国的国家治理需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是治理理论输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价值目标来源。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奠定基础，中国的政治制度必然要自根自生。

首先，历史制度基础。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制度，这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所决定的。纵观自秦以来的历朝历代，虽然经历着政府职权分配的演进，但却始终以高度中央集权为发展主线，因为其符合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多民族发展特征，使这种制度具有历史上的传承性与合理性。

其次，中国近现代的发展历史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发展必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并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相结合。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也试图腐朽和落后的封建制度，并模仿西方之制改变中国，但照搬西方模式的改良行动及其君主立宪制的理想很快就化为泡影。其后资产阶级革命也曾通过努力，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却如昙花一现。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发展战略，获得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并在之后的建设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领人民走向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圆梦之路。

最后，中国传统治理文化的精华是当代国家治理的思想来源。古代传统优秀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的重要价值保障，也是现代国家在发展中所遵循的价值基础。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认为制度则为一切，制度先进社会就会单纯随着制度改变而进步，试图照搬模仿西方的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却未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由此可见制度的设计必然要符合一个国家的传统。在中国传统的治国文化中，“为政以德”是治理思想的重要体现，儒家强调性善论，主张以德治国，与民本思想共同成为中华治理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种治理思想不仅是对君主的良性思想约束，也为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价值动力。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则认为德治并未完全解决国家治理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人的本性是追逐利益的，要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制，用法律约束人们的行为，十分注重法在治国中的关键地位，这种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法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任何制度都有其利弊，古代文化之于现代必然存在其历史局限性，但中国历史之所以绵延不断，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对古代传统治理文化加以合理扬弃并不断开拓创新，以适应现代化发展新要求。

中国的治理制度要符合根本制度和国家现实。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

首先，我国的基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个性与共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也体现了中国发展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在保持中国发展优势下，不断向前推进的。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要以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为基础，勇于改革，并以“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作为改革标准，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必将显现出其灵活性与优越性、先进性与科学性。

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并未改变，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应始终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保护生产力为前提，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标。党领导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中经济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在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也将在经济的驱动下获得新的发展，这决定了国家治理必然是全方位渗透到各个领域的，更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果是惠及全体人民的。

再次，改革开放即中国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三十几年的时间里，新的社会问题也随之而出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历史周期律的困惑都是在中国未来发展中将面对及思考的问题，这要求突破传统的管理模式，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局部性危机，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性输入需求。在不断遭遇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在制度的破与立中，中国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此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与理论经验，如注重改革与开放并举，渐进性与时序性并存，注重发展环境的稳定，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这些实践经验将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治理特征分析

治理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中国国家治理的目标是推进制度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即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应“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中国语境下表述为以人为本。在推进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以人的属性和要求作为其制度设计的参照，人具有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

首先注重人的主观需求，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之一，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和目标设定要符合人民利益的需求，使治理现代化观念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共识，并鼓励人民积极主动参与治理过程，反馈治理效果及治理经验。

其次，注重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稳定的发展环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关键，但这种稳定已不再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稳定，而是动态的平衡过程，主动汲取民意，疏通问题、解决问题，使改革的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实行增量的改革，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增加新的利益获得总量。“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⑧

最后，发展的关键是改善民生，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注重公平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潮流的推动者，民众的认可更关系到国家治理的成败，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注重个人发展。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家，农民占人口总数比重大，城乡差距依然明显，因此也要重视城乡居民的共同发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和完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动员社会各个方面力量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治理价值基础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化建设也是国家治理重要方面。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治理制度与治理能力的媒介与纽带，更是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成败与方向的重要因素。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席卷下，社会价值体系也日益显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但也会为国家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要识别与借鉴优秀文化，但是在谋求发展中保持自身特色则显得更为关键。因此具有凝聚力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培育，关系个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和谐稳定以及国家的长远发展。

社会主义价值观作为价值基础，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定向导航之功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从国家层面提出的治理现代化的最根本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层面提供了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方式，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从公民个人层面为实现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道德约束和行为准则。

治理结构为党主导下的多元治理模式。中国的治理主体已经发展为多元化，但是治理主体中最重要部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组织。

首先，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性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学说与中国实际和实践经验的结合与创新，也是中国政党制度确立的保证。中国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党领导各级政府的治理特征，党是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

其次，各级党组织也为多元治理负担责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员数量庞大，能形成良好的示范作用，他们形成各级党组织，分散于社会的各个领域，也是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其中既有党内民主也包含了人民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构成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但由于人是理性的人，在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其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因此在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运行中，要同时运用民主、法律和道德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这项制度是我国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得到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有利于建立合理的诉求渠道，调节各方利益，显现了治理的协商性，促进治理向度多元化和全面化。

治理格局为一个主轴与多个维度相结合。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结构奠定基础。为了适应历史发展趋势和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承接中国统一性的历史渊源，新中国选定单一制的国家制度结构，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的制度结构。垂直格局是指中央和省级政府纵向管理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有着明确的领导关系，这种垂直结构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提高治理效率。平行格局是指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横向管理的错综复杂的治理结构，主要体现着各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和人大的关系和结构，以及各个党政机关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样平行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增加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治理合力，但也易导致权力分配科学性的欠缺，权力过度的集中于主要领导干部手中，部分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权力边界不明晰，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治理的成本及腐败的滋生。

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明确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力边界，尊重市场规律行使权力，利用社会的权利来制约国家权力，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监督和调节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转，将从严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结合，促进国家治理的格局更加科学与全面。

治理阶段为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全面深化改革作为主题，而法治则是改革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这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心，更体现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适应，也是对我国建设经验的总结。在中国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制度因素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的素质同样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只有人才可以让制度充满生命力，尤其是在中国这样有着数千年漫长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人治的传统漫长且影响深刻。

虽然中国正在从人治不断走向法治的道路上，但是一定程度上，人治现象依然存在，要克服这一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用法治制约人治中显现的弊病和问题，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在治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将良法善治与德治相结合，以德治作为法治的补充，既有传统文化基础，又能服务于现实。法治可以制约权力，但是对于为官不作为的行为则需要德治的监督，将道德内化为心中之律，增强道德的约束力，有利于促进法治的发展。

因此，中国的国家治理，要将法治作为其实现方式，切实完善法律的制定，发挥其在改革中的引领作用，建设法治政府，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使权力的运行与监督制约在法治的笼子中进行。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使之融入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促进法治与德治的共同发展。将民主与法治相结合，做到法律以民意为基础，增强群众法律意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已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并带领着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科社部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②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页，第422页，第139页。

③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④[美]詹姆斯・N・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页。

⑤[法]让―皮埃尔・戈丹：《何谓治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8

关键词：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

中图分类号：D 6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081-02

研究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必须遵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紧密结合河南省的具体实际，在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下进行。我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是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之后的“第五个现代化”，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

一、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事业的内涵及其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组织、部门和公共企业，其有着特定的内涵和特征。

（一）社会事业的内涵

社会事业是指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是与行政部门和企业（包括金融机构）行为相并列的活动。具体而言，社会事业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或其他组织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

社会事业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涉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社会结构、人民生活、社会秩序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我国各级政府的相关文件中，社会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医疗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科技事业、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社区建设、旅游事业、人口与计划生育等10个方面，并把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多种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目标。

（二）社会事业的特征

社会事业作为政府领导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服务事业，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

第一，整体性特征。社会事业是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事业组织活动和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以管理、经济、法律为基础，以公共事业的管理要求为框架形成完整体系。

第二，非营利性特征。公共生产、公共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事业产品生产，并无偿地向社会提供。社会事业兼具公益、准公益和盈利的性质。

第三，公益性特征。社会事业运行过程体现着公益性，如公共生产、混合提供，即由政府组织公共产品生产，并通过收费方式向市场提供。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化、定型化提升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这是我们党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在这种有利的大氛围下，河南省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必须适应国家大环境的要求，积极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项工作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新变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成熟，河南省原有的全能政府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状况。针对这种状况，河南省必须逐渐转变治理方式，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构建政府与社会的共同治理模式。政府与社会在对公共事物的管理中达到权力制衡、互相合作、协调互补的稳定状态，必须坚定积极地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

河南省委省政府紧跟党中央和国家的部署，紧密结合河南省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具体实际，研究和做出了许多有关政策和部署，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治理理念的创新和变革。

（二）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是实现河南省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理想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可以使党和政府及时更新治理理念，通过创新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领域各项制度机制和法律法规，最大限度地减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三）加强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及对策研究关乎河南的未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对教育、就业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的重要领域和重点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部署，重点更加突出，措施更加具体。

推进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省委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起点，从省内外形势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河南省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的确定

科学确定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总体设计的根本要求和目标，是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和对策研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种根本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定位为实现社会事业开放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相适应。

（一）目前世界上国家治理体系的三种模式

世界上形形的国家的治理体系模式，可以分为以下3种。第一种为“霸道”模式。强调基于强力、命令、行政手段和军事霸权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法家韩非子的主张就是典型表述。第二种为“王道”模式。强调基于权威、说服和道义合法性来构建统治秩序，中国儒家孔子的学说就是典型代表。第三种为“民道”模式。强调基于公民同意、合法性、宪法制度来构建统治秩序，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就是典型体现。

（二）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目标相适应

一个善治的国家，需要亿万文明的公民。第一，治理应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考虑个别，特别是要保障宪法确认的个人自由，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第二，治理应有助于扩大人民民主。党中央突出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广泛发动各类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政府的治理工作或者进行自治。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居委会、村委会应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承担更多责任；应培育壮大社会中介机构，强化其在维护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治理应有助于实现社会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促进正义社会制度的形成。

（三）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要求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民主化，即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都必须保障在民或人民当家作主，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三是法治，即宪法和法律成为公共治理的最高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行使行政权力，管理行政事务，服务社会公众。

（四）河南省社会事业开放的总体设计要与社会事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率标准相适应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否现代化，既要看效率，即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经济效益，又要看协调，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

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在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方面，正面临诸多新的严峻挑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们现存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还相对落后，还跟不上社会现代化的步伐，还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需求。为此，必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推进河南省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EB/OL].人民网，2011-02-19.

[2] 王甘武.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要抓突出问题[N].北京青年报，2011-03-01.

[3] 黄锡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意义重大[N].广西日报，2011-03-04.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9

关键词：社会治理;精细化;重庆;实践

一、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概念

（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2004 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 年十七大强调要构建“社会管理的新格局”，2012 年十提出要确立 “社会管理的新体制”，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并明确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管理色彩很浓，呈长期高压的维稳态势，但这种思维和做法无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无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矛盾挤压，增强了社会的风险，这种风险集中表现在曾经一度攀升的数量。这种态势也要求必然要进行改革，借鉴国际的经验，社会治理呼之欲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变革。

（二）社会治理的概念

1.社会治理的涵义。从词源来看，英语的“治理”一词有操控的意思。治理一词开始广泛传播于1989年世界银行提出非洲发展问题的根源在于“治理危机”后。美国学者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种在共同目标和规则支持下的行为，但主体可能不是政府。库依曼和范・弗利埃特则强调治理中多种行为主体的互动。比较权威的治理涵义是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的界定，它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调和冲突和利益的联系行为。同时，报告认为治理有以下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和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在国内，毛寿龙的研究强调治理与统治和管理的区别，他认为治理介于统治和管理之间。俞可平认为治理是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并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主导，调动社会组织等诸多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其目的是“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2.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在治理主体、治理目标和治理方法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从主体来看，社会管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且以政府为权力中心，缺乏灵活性和互动性。社会治理的主体较多，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等。从目标来看，社会管理是通过多种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社会治理突出不同利益主体的有效互动，实现多种价值和利益追求。从方法来看，在社会管理常用到政府的权威，而社会治理等多的是突出有序的协商。

（三）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涵义和特征

1.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涵义。“精细化”最早来自于由日本的企业管理理念，后广泛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逐步深入到社会治理领域。目前，对于社会治理精细化没有统一的概念，刘军汉认为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在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引入精细化理念与原则，利用专业的治理方式、标准化的手段、更科学的监测评估方法、更低的成本，实现更优质、更关注细节和更加人性化的治理效果。

2.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特征。除了主体多元、成本精算和效果精益求精外，社会治理精细化有以下特征：从资源集中程度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打破部门的条块分割，实现社会治理资源的集约化配置、系统化整合。从治理流程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重视优化治理过程，强调各环节顺利有效运行。从方式来看，社会治理精细化出现了更多的专业化队伍及专业化技术手段。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的重庆探索与实践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2015年提出的，但此前很多地方的社会治理创新在朝着精细化的方向发展，重庆渝北和云阳在社会治理精细化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探索。

社会治理制度化篇10

【关键词】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政策选择

十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指示言明了社会治理与公民参与的内生关联。随着我国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日益扩大，参与的热情不断攀升，如何引导公民有序、有效的参与社会治理，做出合理的政策选择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

一、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概述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全球治理委员会将“治理”定义为“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治理亦是化解矛盾、调和利益冲突，使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社会治理的内涵符合“治理”的一般要求，体现为由政府和多个社会组织组成的社会网络运用多种方式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治理主体间表现为相互依赖、更为普遍的以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谈判、协商和以互相监督为基础的合作。

（二）社会治理与公民参与的关系。在社会治理的框架体系下， 公民参与则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主体，社会治理则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制度平台，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了公共管理模式，打破了政府对公共管理与服务的垄断，使公共服务的主体走向多元化，为公民参与和实现基层民主提供了直接的制度空间和平台。另一方面，公众和、政府和多元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服务供给，形成了网状式的社会治理结构。这有利于政府自上而下“还权于民”， 疏通公民利益诉求与政府制度对话的渠道，缓和社会转型期的重重矛盾，提高政府合法性， 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挑战

（一）精英决策主导的社会治理。目前，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方式仍占社会治理的主流，精英群体主导着社会决策过程，社会治理注重决策效率而忽视了决策的民主程序。如何在公众参与、精英决策与专家治理间获取平衡，找到联接点连接点，是保证公民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

（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心理障碍。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孕育了“权威崇拜”、“清官思想”和“与世无争”的主流意识，而文化在传承中改变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一方面，精英政治滋生了民众的依赖意识，不免导致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倾向较低。另一方面，受与世无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民众的政治责任与政治敏感度不高，阻碍了由臣民向公民转变的主体意识生成。

（三）制度失效与程序缺失。一方面， 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频发、社会问题集中的高风险时代，公民对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的诉求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制度建设进程缓慢，制度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不够，还不足以承载公民开展更为广泛政治参与。显然，“制度失效”和“程序缺失”导致了无序的公民参与，这既不利于公民参与技能的提高；也不利于公民参与习惯的养成，更甚至引发“暴民政治”行为。

（四）社会治理结构有待优化。从我国社会治理现状来看， 现有的社会治理机构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未能切实转移到第三部门，社会团体等NGO组织的发展尚未成熟，其作用也未得充分发挥。这主要归结为治理结构单一导致参与载体不足，以致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社会的自主性及自我组织能力不高，社会资本开发利用不足。

三、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政策选择

（一）以协商民主推动社会治理社会化。发展协商民主的首要切入点是社会政策的协商，在制定关键的社会政策时，应不断健全以利益调节为核心的利益协调机制与协商对话机制，通过对话、走访、谈判等协商形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和民众等各个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衔接与互动；通过社会协商，听取社情民意，推动决策与治理的社会化、科学化，化解矛盾、消弭冲突于基层，最终实现社会公正。

（二）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公民社会的兴起，必然要求打破政府传统的治理模式，纳入多元的公共服务主体，培育、规范、扶持社会组织，建立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合作、互动、互补的良性关系，使各主体能各尽其职、相辅相成。

（三）推动公众参与程序化、制度化。公正、公开、公平的程序是规范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 要制定社公正的社会政策，须注重程序正义；要发挥公众参与的有效性，须推动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合理的决策程序方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政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而推动公众参与制度化，则要逐步完善代议制制度设计建设，将宏观制度落实于微观管理中。同时，不断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对重大社会决策的公示、听证以及评议等制度规范，以制度保障公民参与的应有权利。

（四）推动信息公开，构建公开透明的治理环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为其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持，解决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实现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活动的基础条件。因此，政府应加强构建公开透明的社会治理环境的制度供给， 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对称的信息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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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孙晓莉.多元社会治理模式探析[J].理论导刊，2005（5）.

[5] 马西恒.转型中的社会治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