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风险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1

关键词：社保基金；风险识别；内部风险；外部风险；风险规避

社保基金作为老百姓的保命钱，其如何使用才能“保值增值”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为此，近年来有关研究社保基金投资管理、运营、监管，保证基金安全、完整的学术论文较多，而涉及社保基金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相对偏少。随着社保大案的频频事发以及投资范围的不断扩大，在保证社保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时，也日益凸显出社保基金的风险在扩大。基于社保基金是一种特殊的基金，其直接维系着百姓退休之后的生存问题，因而尽可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以防范在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保基金投资风险的识别

一种资产的总风险就是这种资产的回报变化总量。引致资产回报发生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由此而导致的风险也就被分成了多种。总体来说，可归纳为性质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可以分散的非系统性风险，另一类是不可分散的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只是就个别资产而言，即由于某一种资产个别因素的变动而带来的风险，与整个资本市场不相关。这就是说，一种资产的非系统性风险并不会连带地给其他资产也带来风险，所以，它就可以通过资产组合的多样化加以消除。相反，系统性风险则是由于一般经济环境或整个资本市场的变动而产生的风险，因此，它就不可能通过多样化的资产组合而消除，因而是不可分散的风险。但是由于很多种风险在某种情形下是可分散的非系统性风险，而在另一种情形下又是无法消除的系统性风险，为了便于区分和理解，本文将各种风险简单地划分为两类：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

（一）社保基金投资的外部风险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供求不平衡引起市场价格变化造成社保基金投资收益变化的风险。一般来说，市场风险是由于商业周期造成的。在商业循环中，大多数证券的价格共同变化，当然单个证券价格也会因为其自身的原因而发生变动。

2.利率风险

利率风险是由于市场利率的波动给经济主体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从长期来看，所有市场利率都趋于一起上升或下降，这些利率变化对所有国债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影响的方式是一致的。因为利率是用以计算国债现值的折现率的一个度量，所有国债价格趋于与利率水平变化反向运动。市场利率的变动会影响投资资本的市场成本与价格，从而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损失。如果利率上升，会使证券的虚拟价格上升，实际利润减少。利率风险对不同期限的证券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期证券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大于短期证券。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要对投资进行长短期组合的原因。此外，利率的变动可能影响资产的市场价格，还会影响到汇率，进而给金融活动的当事人造成不利影响。

3.货币政策的风险

当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时，必然会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就业的增加，投资机会的增多，也就会带来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的增长；同时也会引起通货膨胀，削弱购买力，引起社保基金的支付困难。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时，就会减少社会货币的供应量，可以提高货币的购买力和流通速度，但是社保基金的支付不可以相对减少，所以支付困难会加大。同时汇率的变化对投资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外汇汇率由于受到各国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汇供求的影响而频繁波动。一种由外币支付的证券给投资者带来的将不仅仅是证券价格本身变动所导致的风险，还包括支付货币的汇率变动所产生的风险。因此，当社保基金投资于以外币表示的资产时，他们除了要承担资本市场上的其他风险，还要承担货币兑换的风险。

4.通货膨胀风险，也叫购买力风险

通货膨胀风险指由于通货膨胀，使得社会保障基金经过长期积累后其实际购买力下降。通货膨胀风险对社保基金的支付是一个最大的威胁，会造成支付困难，而这正是社保基金进行投资的直接目的。一项资产的市场价格即使没有发生变动，由于通货膨胀也可能产生购买力下降（典型的例子就是货币资产），而不动产和实物资产则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大。通货膨胀是现代经济中的客观现象，往往随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呈现周期性变化的特点。通货膨胀造成单位货币购买力下降，即通常所讲的“货币贬值”，还会导致实际收益率下降，因为实际利率近似于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当名义利率一定时，通货膨胀率越高，实际利率就越低；当通货膨胀超过名义利率时，实际利率将变为负值，即意味着投资者不仅没有收益，而且其本金还会受到损失。

5.政治风险

一般来说国家风险、政治风险、风险指的是同一类型的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主从政治上考虑问题，采取措施限制外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从而给在该国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造成损失，或东道国突发的政治事变给跨国经营企业造成不利影响等。政治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没收、征用、国有化、外汇管制、进口限制、市场控制、税收控制、价格管理、劳动控制等干预措施以及突发战争、动乱、政府更迭等事件。政治风险有四方面内容，即政治不稳定、政治事件引起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变动、政治事件变化之不可预测性和政治事件对某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现金流量或其他目标的潜在影响。从风险的角度看，政治风险可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宏观政治风险是指影响到在东道国的一切企业（包括国内和国外企业）的政治风险，微观政治风险则是仅影响到某一行业、企业或项目的风险。由于政治风险主要是在进行跨国、跨地区的金融活动时产生，这就决定了随着经济全球化与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对政治风险的研究也必然加强。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2

【关键词】社会保险；风险管理；财务治理

1.社保机构风险的特点

社保机构面临的风险取决于社保计划的设计和管理模式，以及覆盖面的宽窄。不同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常聚焦于控制信用、市场、流动性和经营四类风险，与社保机构最相关的是经营风险。社保机构主要考虑的风险包括经营风险、流动性风险、负债风险、经济风险、投资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

经营风险对所有社保机构都关键。它以不同形式出现，且难以减小。例如簿记错误、电脑故障、分支机构间的费用分摊不均、罢工、欺诈交易、管理能力低下、公司总部遭遇自然灾害的侵袭、授信风险控制失败等，不一而足。面对此类风险，社保机构都有各自的弱项，其管理难点在于风险通常不会重复出现。当经历了一次风险事故后，管理层已建立相应的保护措施，可是再出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基于现收现付制经营的社保机构需要特别重视的。因为没有累积资产做储备，又必须保持充足的营运资本。缴费收入和养老金领取会因暂时性因素、经济周期等原因发生波动，而对缴款和领取额相应调整又需要时间，因此必须保留一小部分风险准备金来对冲短期变动的影响。准备金最好投资于存款或短期金融工具，便于及时变现。

负债风险包括与社保计划负债相关的所有风险。对承诺养老金领取的社保计划来说，这一风险可能包括长寿风险、通胀风险、丧失劳动能力或病退的风险、年金风险（从保险公司购买年金产品的费用过高）、管理费用风险、监管风险等。对医保计划而言，这一风险还包括人口老龄风险、医疗支出风险、传染病风险、道德风险等。

经济风险主要指账户收入方的风险，例如经济周期对收入、用工以及通胀的影响。经济状况也会对负债方产生显著影响，经济下行时，工伤、医保申请会有明显增长趋势。

投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例如对手方交易失败或债券发行人违约，也包括集中投资的风险，指地理区域、行业、投融资工具等的集中，即没有做到充分多样化投资，还会因资产和负债的错配引起。更深入的投资风险来自政治干预，导致被投资资产没有经济回报或承担过度的风险。

2.社保机构风险管理的流程

社保基金的风险管理是指在相关系统中达成风险识别、风险度量、风险控制和最小化的一系列程序，直至达到与组织的“风险偏好”或管理风险能力相称的风险水平。

风险管理首先从识别风险领域和个别风险起步，每个特定项目都要启动这一流程。一旦广义风险被识别后，更细化的工作是度量风险。一个完善的度量程序是通过建立风险矩阵，把不同的风险归入一系列的关键领域（通常这些领域与组织的功能相对应，或与管理层高管的职责相对应），并测度其可能性（发生概率）、强度和严重程度（即假设风险事件发生，对财务和营运的影响度）。然后用简单分析来区分风险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再进一步用一套权重体系将不同风险因素结合起来考虑，更精准地度量特定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其次是制定风险管理计划，针对不同的风险领域制定管理策略。

社保机构管理层应定期监控风险管理的效果，具体工作可交由审计委员会或另一特别承担风险管理职能的机构去做。社保机构内应任命一位高管专门负责风险管理（由首席执行官直接分管或任命一位首席风险官，这一做法在金融服务业已越来越普遍）。由首席风险官对管理层直接负责，确保管理层对机构的风险管理事务了如指掌。不同种类的风险应由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他与首席风险官之间应建立明确的问责制。社保机构还可以不定期地聘请外部独立专家来评估机构风险及内部风险控制流程的有效性。

3.社保机构财务治理的结构

健全的治理结构是社保基金高效投资的基础。治理结构应能保证运营职责和监管职责的适度分开，从而各司其职，有利于问责。社保基金管理层的职责应与社保计划的目标一致，即承担支付养老金并提供承诺的服务。管理层应通过管控与计划相关的所有风险来维持社保计划的财务可持续性，重视监管人口、财务和更宽泛的经济风险。在既有财务体系下，管理层应确保缴款水平和投资收益能充分抵消养老金和相关服务的支出，并把对计划长期可持续性的评估纳入风险管理的范畴。

社保机构财务管理的其他关键要素还包括发放养老金和提供服务的责任与问责。这就需要社保机构保证计划的长期财务可行性和短期资金流动性，使收集缴款与给付养老金的工作顺畅进行。在应对各种利益相关方的问责时，其治理结构应确保运营机制和问责机制均充分透明。问责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投融资交易和投资过程的独立审计和对社保计划财务可行性的精算评估。审计报告和精算报告都应公之于众，既增强利益相关方对计划管理有效性的信心，又能很好践行计划运作公开透明的承诺。管理层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审计委员会来监督投融资管理程序是否完善。审计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代表管理层评估内部审计程序的有效性。确保有效的内审程序是为了保障内控系统的足够强大。审计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不应由社保机构的管理人员兼任，他们需要具备极强的投融资管理和风险管理经验。

设立审计委员会是为了有效提升内审质量，通过审阅内部稽核报告以确保内部审计活动中的经验教训已被有效吸取，并已采取了恰当措施规避风险。审计委员会还审阅来自外部的稽核报告意见，并针对外部稽核员的任何特殊评价作出充分响应，改进社保机构的内部管理。社保机构的精算师的职责是对社保计划每一阶段的执行效果发表精算报告，且报告应公之于众。为了确保精算的独立性和透明性，通常精算师来自社保机构外部。一旦精算师受雇于社保管理机构，或政府社保监管部门后，其工作还应得到外部独立同行的认可或精算审计。

治理问题已越来越成为许多机构、特别是公共机构关注的焦点。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强化治理结构。社保机构虽通常不属于这一立法覆盖的范围，但其财务影响力不论用现金流来衡量，还是用投资组合的规模来衡量都是巨大的。一些国家的社会保障事务由政府部门管理，受国家审计署监督，并由议会控制。另一些国家的社保机构设立了州长委员会，还有一些则拥有独立的治理结构。无论社保机构采用怎样的治理结构，它的各项职能在运作中都应适当分工，以确保充分的问责制和运作透明度。社保计划的财务应始终置于有效的审计程序监督下，起码应进行年审，每隔两三年还应做一次精算评估，根据计划资产的运营情况来估算并分析将来预期收入的充足性。

4.结论

社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社保机构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是风险管理程序，需要建立相应机制并恰如其分地嵌入管理层的日常工作。社保机构应定期公告风险评估小结和相应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便于各利益相关方及时了解机构的风险暴露状况，借助外部问责的手段保障社保机构的长期稳健运行。 [科]

【参考文献】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3

关键词 邻避冲突 社会判断理论 冲突化解 定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邻避设施的修建也成为必然趋势。然而由于风险不确定性、沟通不良和民众参与不足等因素，邻避冲突开始呈现高发态势。邻避设施由于其负外部性，成本效益分布不均衡，相应成本仅由设施附近特定的少数人群承担，使得设施周边居民容易产生心理上的抗拒感，即所谓“邻避情结”。若这种心理特征进一步激化，就可能会激发群体抗拒行动，也就是“邻避冲突”。邻避情结或邻避冲突的发生与不同主体间的风险认知偏差有很大关系。个体对客观情境中的各类风险有着主观上的直觉、判断和体验。当民众面对特定设施或不确定的风险时，高度未知性和扩散性恐慌大大削弱了个体理性选择和认知信息的能力，产生所谓的“社会放大”效应。同时，从个体到群体的极度恐慌造成了风险放大，因而会使越来越多的居民被“卷入”到邻避运动中。美国认知心理学家斯洛维奇（Slovic）则认为，虽然危险是客观的，但风险却是以人们的感知――而非事实――为基础，所以风险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心理概念。他通过等级评估和多因素分析法等方式量化展现人们风险认知的主观性特征及决定因素，创建了风险认知研究的心理测量范式。这实质上揭示了公众和专家在风险认知上的不同，进而从风险认知差异的角度揭示了邻避事件发生的根源。

（二）研究主题

本研究以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ement Theory，SJT）为理论基础，用于解决多元政策参与者由于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不同的知识水平以及经历，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邻避冲突的根源是风险认知偏差，也就是所说的没有达成共识。风险认知偏差源自于专家与民众在风险定义上的分歧。在探讨风险问题时，两方没有确立一个标准前提，对风险概念的理解也没有统一，造成风险沟通的无效。斯洛维奇的研究证明，专家进行风险判断的基础是客观性统计数据，而普通民众则基于风险的质性特征，如风险的未知性、恐惧性、可控性等。大部分邻避设施都不是周边民众自愿择的，自然就表现出非自愿接受性、非公正性、不可逆性、不确定性等主观质性特征，更加加剧了个体对邻避设施的抗拒和恐慌心理。其次，人们对相应风险设施的知识积累构成了判断的基础，在风险认知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旨在为不论居民抗争多激烈，政府最后解决方式还是只有发放抚恤金来抚平民众们的不满，最后设施虽然兴建，政府却不知道人们为了什么而抗争这个问题提供线索，找出民众在接受或者拒绝邻避设施时，所在意的线索究竟是什么；政府部门面对类似争议邻避设施事务时，拟定相关政策做参考。

在社会判断理论的框架下，借用棱镜模型分析工具，将决策者的主观认知系统与客观存在的环境系统借用棱镜模型对不同主体的认知过程进行建构而成，将两系统的共有部分作为决策参考变数视为中介面，透过此界面，决策者的判断与真实环境相对应的概念形成似棱镜反射的形状。根据棱镜模型的解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参数不同，从而导致了对同一个设施的风险认知偏差。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棱镜模型公式，使得模型中的三个关键要素有了对应的数学表达，进而可以科学量化解释认知偏差。其中的“认知反馈”机制，可以有助于打开邻避风险认知偏差的黑箱，进而弥补风险沟通方面的治理缺口，使得各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风险认知倾向于科学化和理性化。

二、研究方法的选取

本研究采用Hammond提出的SJT问卷调查法，首先通过文献搜集，确定决策参考变数，之后建立多元回归方程，用砹私馊宋判断与决策参考变数之间的关系，为打开邻避冲突的黑箱提供数据支撑。

决策参考变数的确定：

第一，环境卫生层面。根据文献收集以及访谈，本研究总结了居民的一些提议，噪音、刺激性腐蚀性气体、河流中的废水、飞灰（大气中的浮游粒子）、是否污染地下水、是否发生爆炸案、“三废”处理方式吃否合理、离住家距离是否合适等均为在鲁西化工周围居住的村民所关注的，故本研究将其总结为环境卫生层面，将环境卫生作为一个较大的线索

第二，经济效益层面。相似地，在于村民沟通的过程中，当时建设鲁西化工时，直接经济补偿，非直接经济回馈（诸如安排住房等）、增加就业机会、该区域产业规划是否趋好等也同样是当时讨论的热点，本研究将其总结为经济效益层面，将经济效益作为一个较大的线索。

第三，社会政治层面。邻避设施建址问题中，政府与企业是否提早进行信息公开也是访谈中人们讨论的焦点，是否举办听证会、运营鲁西化工技术能力如何、既定政策是否合理、运营风险是否进行评估、相关法规是否遵循同样在与村民的交谈中获得了确认。故我们将其总结为社会政治层面，将社会政治作为一个较大的线索。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取棱镜模型中的n重系统设计作为研究分析的主轴架构是十分适合的，且综合所界定出的重要决策参考变数后，即可构建出本研究的棱镜模型分析架构。如图1所示：

由于客观真实环境面无法取得，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讨主观人为判断面，以了解各政策利害关系人的一致性及预测与线索之间的关系。而多元回归方程式可用来了解人为判断与决策参考变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多元回归方程式即如下所示：Yij=ci+bi1Xj1+bi2Xj2+bi3Xj3+Eij。Yij为决策者i在决策个案 j 上所作的判断值。ci为决策者i的常数；bi1为决策者i对决策参考变数「环境卫生层面的权重；bi2为Q策者i对决策参考变数 「经济效益层面的权重； bi3为Q策者 i对决策参考变数「社会政治层面的权重；Eij为决策者i在决策个案j上的误差（残差）

三、研究结果

（一）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权重比率以环境卫生53.08%最高，社会政治层面与经济效益层面分别为23.16%与23.76%次之。可见政府官员还是相当注重环境卫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效益相差不大。

（二）鲁西集团员工

鲁西化工的设施员工，其权重比率以环境卫生52.40%所占百分比最高，经济利益25.90次之，社会政治21.70最少。可见针对鲁西化工内部的员工而言，环境卫生层面的因素仍为最优先考量，这也与鲁西集团设施员工家庭不少居住在其附近有关，与政府官员不同，鲁西化工第二个更考量的乃是经济效益层面，这也与访谈中，他们表示没有经济效益，邻避设施还有何存在意义等表达一致。

（三）当地村民

当地村民的权重比率虽仍然是环境卫生层面最高占比，为37.07%，社会政治36.78%，经济层面26.15%。虽环境卫生层面仍为居民最关心的线索，但我们需注意到社会政治层面占比达到了36.78%，相当接近环境卫生层面，这与我们之前的访谈中了解到有的村民说“党说的就是对的”，“希望在遵守上边的命令的时候，也能反映一下自己的想法”等情况对应。可见现今，长期生活在鲁西化工周围，在环境卫生层面，村民关注已经不像其他群体如此之高，反而想多些与党、政府机关沟通的渠道。

（四）专家学者

综上所述，专家学者的权重比率仍然是以环境卫生最大，为最受关注的线索，达到50.64%，然而社会政治以30.18%的比率紧随其后，经济利益19.18%排在最后。报告前面，我们提到社会政治包含举办听证会、信息公开、运营技术能力、运营风险把控等等，可见，专家与村民认知较为一致，除了最为关注的环境卫生层面，社会政治也占了较大比重，在沟通渠道与方式上，两个群体均较为看重。这也反映出了在社会政治层面，不同群体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

（五）「环境卫生各组之权重分析

从表1可以观察出，对于总体而言，无论任何一组对于「环境卫生均为考量之重点，其权重均高达37.07%以上，又以代表民众权益的政府官员对于「环境卫生所得权重达53.08%，企业员工、当地民众以1%和3%微弱的差距次之，可见无论政府、引进项目的企业、当地民众均以环境卫生为邻避设施建设中的优先考虑对象。而专家学者呈37.07%并不是认为其不重要，环境卫生线索仍然是专家学者中所占权重最高的，只是每一位专家学者考虑的侧重点及所赋分值不同所导致。

（六）「经济效益各组之权重分析

从表2可观察出，总体而言，各个群体对于经济效益线索的差别不大，但值得关注的一项是，最为关心经济效益的群体是当地民众，针对此，我们单独做了访谈，因为建成鲁西化工后，带动了当地的就业，很多青壮年不必每天坐班车到市区干活，而是可以在离家很近的鲁西化工新址工作，因此鲁西化工经济效益越好，需要的岗位越多，相应的福利也就越高，并且经济效益中还涵盖拆迁、补助等经济措施，所以我们推测这是当地民众比其他三类群体在经济效益层面都高的原因。

（七）「社会政治各组之权重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与政府官员和企业员工差异性较为明显，专家学者与当地民众显然更关注于社会政治，在我们与专家学者沟通交流中，他们致力于构建双方相互理解，缓解矛盾冲突，使公共政策得以改善并加以施行，因此社会政治层面中，举办听证会、信息公开、建立反馈机制等等均为他们关注的要点。但是当地民众却比专家学者还要高出6%，不禁让我们惊讶，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企业之前答应的补贴、分房等等是一拖再拖，而且一小部分群体才会有，被污染受损失的钱更是无从谈起，村民渴望能以合法的方式与政府、企业协商这些问题。而权重也表明政府在社会政治层面并不高，因此有了一些矛盾、邻避冲突的产生。另外我们所调查的村有的村民十分相信党，认为党说的就是对的，所以社会政治层面才会如此之高。

四、结论与建议

官员、专家与邻避设施的周边公众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于设施接受程度差异是很大的。对邻避设施风险认知偏差会导致邻避冲突的发生。根据社会判断理论的分析，可以从风险认知偏差方面为邻避冲突的治理提供一些思考。

（一）平等互动的风险沟通

判断结果的相似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沟通时避免形式化，将单方面的“宣传教育”变成平等互动的“沟通”。按照奥斯丁（Arnstein）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当前政府所主要采取的操纵、治疗、告知、咨询、安抚等手段是无参与或象征性参与的表现。 这种在邻避设施建设之前采取的公民参与手段基本都属于无效参与，并不能达成认知反馈与人际学习的目的。相反，说教式与强迫性的沟通行为反而可能导致公众的低外部效能感和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进而强化民众对邻避设施的抗拒心理。

（二）客观公正的风险解释

由于邻避设施风险的不确定性，政府与民众应当科学平等地互动交流。在邻避设施选址建设过程中，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属于强势方。虽然拥有信息的优势地位，但片面选取有利的信息进行单方面宣鹘逃难以使公众信服。想要彻底避免冲突，就需要平等互动的对话与交流。将邻避设施的风险客观科学地做出解释后，双方再进行判断，才能避免冲突的发生。在无法准确获知风险的状况下，单方面掩盖邻避设施的风险而片面强调利益，只会加剧周边公众的恐惧与猜疑，从而加大邻避事件爆发的可能性。

（三）主观合理的风险预期

除了建设项目的技术手段之外，邻避冲突的化解关键需要关注政府、专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风险认知差异。社会判断理论所强调的认知反馈过程，可以深入探讨各决策主体之间的判断原则，进而有助于彼此间化解风险认知偏差，形成共识。作为推动项目的主体，政府和专家有时也会在自己的判断标准不甚明确的情况下，单方面要求民众的宽容与理解。了解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判断标准以及不同标准之间的差距，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将有助于在主观合理的风险预期方面形成共识。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洪达（1996―），男，本科，主要研究方向：危机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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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lovic P.，Fischhoff B.，Lichtenstein S. Facts and Fears：Understanding Perceived Risk[J]. Policy and Practice in Health and Safety，19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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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罗・斯洛维奇，等.核风险与公众：法国与美国风险感知的比较研究[M].赵延东，张虎彪，译. 2007.

[8] 时振刚，张作义，薛澜，Keith Florig .核电的公众接受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0（8）.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4

摘要：近年来由于群体性突发事件、各种公共卫生事件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的频频发生。本文通过构建社会风险防范预警模型，对其治理预案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预防和化解社会风险的防范体系，为社会和谐发展，从刚性稳定走向韧性稳定的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社会风险防范预警模型治理预案

“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先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贝克称其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贝克认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违规和不安全感的方式。与传统危险相对，风险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2]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城市功能也大大提升；但是，伴随城市化的是政府管理能力不足、城市吸纳能力滞后、公民文化素质不高等现状。近十年来， SARS、甲型 H1N1 流感等公共卫生疫情事件；温州7・23事件；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风险接连不断，为我国社会风险敲响了警钟。显然，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状态。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城市社会风险防范预警模型，并对其治理预案进行分析，形成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为城市社会和谐发展，从刚性稳定走向韧性稳定的提供路径选择。

一、社会风险预警模型

社会风险预警模型，就是把社会风险警源、警情、警兆体系[3]；警报体系；预案体系等构建成一个网络。在社会风险预警模型中，重点在于根据社会风险警源体系来识别社会风险；而最为关键的是对社会风险警兆的监测。

预警模型图中，存在着五大系统――警兆监测系统、警情预测系统、警源追溯系统、风险识别系统和预案治理系统。其中，警兆监测、警情预测和预案治理系统尤为重要。首先是警兆监测系统。警兆是警源演化为警情的外部表现，对警兆的监测，有利于制定早期预警机制，包括监测机制与警报机制。其次是警情预测系统，警情预测系统包括社会风险的警情预测与风险评估两大子系统。风险警情预测系统指的是在风险发生之前，根据对警兆监测的数据和结果而做出的预测，它属于事前控制与预警的范畴；而风险评估系统指正在或已经发生，根据社会风险各方面的显示，对社会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和确定，从而为社会风险的治理提供相应的方案。

二、城市社会风险治理预案

城市社会风险预警模型的建立最终是为了防范社会风险。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预案系统，则为风险治理提供了依据。通过监测系统对警兆显示的监测，及时准确地把握警情的走向与发展速度，并判断警情的等级。如图所示，警情共分为五级：Ⅰ级巨警、Ⅱ级重警、Ⅲ级中警、Ⅳ级轻警、Ⅴ级无警，分为以红、橙、黄、蓝、绿代表。社会风险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城市社会风险以单项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二，社会风险以总警的形式表现出来，此时，我们就警情分级处理。

①无警：绿色代表无警，社会处于安全状态，继续保持。②轻警：城市社会整体状况良好，只是出现了部分不合理因素，应该在保持整体状况良好的基础上对出现的不合理因素给予关注，并进行跟踪观测，预测其发展态势，必要的时候采取措施。③中警：目前，我国城市社会状况部分已呈现出相对不和谐的状态，如上访、闹事等事件。针对此种社会风险，要在整体改善的基础上，对单向出现重警的分级指标进行重点整治，对出现重警、巨警的分级指标进行应急处理。④重警：社会秩序混乱，安全状况很差，要对整个社会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整顿和治理。同时，对单向的重警分级指标进行综合整治，使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缓解，并恢复到正常状态。⑤巨警：社会出现临时的重大突发事件或社会治安极度混乱。对此类事件，要及时采取行动、实行紧急预案，通力协作，权力控制事态发展，将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之后用追寻逆推法，逐个排查原因，找出警源，进行单向的整治，与此同时要对整个社会稳定所涵盖的范围进行全面彻底的整治。

三、城市社会风险的防范体系

第一，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和外来人口管理创新应改固定户籍为城乡一体的流动户籍制，把户口管理重点转为以人管理为重点，建立合理的流动渠道，实行柔性户籍制度，加强外来人员管理。同时，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而以居住地为主要标准，并按常住人口、暂住户口、寄住人口进行户口登记管理，建立城乡居民自由迁徙和政策调控相结合的户口迁徙制度。

第二，加强城市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的建设，完善民主参与制度。实践证明，“基层社会的自治发展中需要一个主导性的、有效的政治力量的支撑，这种力量在中国只能是中国共产党。”[4]另外，充分保障城市农民的政治权益，提高和加强政治参与度和话语权。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那些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社区事务和社区组织中的公民”[5]。

第三，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加强对社会风险及其防范的公开程度。政府应该政府应当适时的公开有关食品安全、公共交通、自然灾害、失业率等相关方面的信息。同时，周期性的通过远程教育、网络宣传、专题讲座等形式，广泛开展应急知识普及教育。除此之外，还应该举办各种现场演习，培养公众应对风险的能力。

第四，成立直线管理型应急管理体制――城市综合风险防范部。综合风险防范部由信息统管部门和实际行动指令部门组成。信息统管部门主要负责信息收集、信息分析、战略判断。实际行动指令部门主要负责风险发生时的指挥调整。综合风险防范部主要实现三大功能：(l)强化信息统管功能；(2)提高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3)加强城市之间的区域合作。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J].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3

[2]楚德江.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与政府选择[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0(4)

[3]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J].社会学研究,1995,(6)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5

一、乡镇政权面临的风险

农村新旧体制的冲突和矛盾的激发，导致乡镇政权陷入困境，面临多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就笔者这几年对农村的调查情况看，乡镇政权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经济风险。当前乡镇政权普遍存在“收入难增、支出难控、资金难筹、负债难消”的现象，有的乡镇财政负债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风险。乡镇经济风险一方面表现为乡镇债务风险。以湖南某县为例，剔除财政转移支付，该县乡镇财政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可用财力空壳乡镇有18个，占乡镇总数的76％，2005年底该县乡镇负债达到1.3亿元，平均负债260万元。另一方面乡镇财政赤字风险是乡镇经济风险的又一表现形式。虽然乡镇财政坚持了账面预算平衡，但是乡镇财政累积赤字和新增赤字仍然存在，乡镇疲于应付各种指标任务的检查验收、项目升级达标以及完成高成本的税收任务，行政运作的高成本加剧了乡镇财政赤字风险。造成乡镇政权经济风险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乡镇经济基础薄弱，财源结构单一。随着农业税的取消，乡镇财政抵御风险的财力更加不足。其次是乡镇机构臃肿，行政管理支出增长幅度过大，乡镇财政越来越成为“吃饭财政”。再次是财政体制不合理、不完善，财权与事权相背离。

（二）信用风险。乡镇政权的债务问题日益严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极为低下，带来了严重的信用危机。据抽样调查，湘南某乡2003年公民支持率为71.3％，2004年为63.4％，2005年为49.7％，呈下降趋势。乡镇政权的公信力持续下降，一方面表现为乡镇领导的承诺无人相信，各项基础实施等公用事业的建设无法有效组织实施。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因安全无法保障而对乡镇政权日益不满。在生产安全方面，乡镇政权对地质灾害、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给农民生产带来的危害难以独立消除；在生活安全方面，乡镇政府对地方性疾病、流行病以及禽流感、非典等大规模流行性传染性疾病必须依赖上级部门才能有效控制；在人身安全方面，乡镇政权无权执法，面对农村宗派势力、黑恶势力等社会不稳定势力难以掌控，群众安全感的缺乏加剧了对乡镇政权的不信任。乡镇政权出现信用风险的主要原因，一是不受监督和控制的乡镇债务导致信用危机。地方政府长期欠债不还，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二是乡镇政府的短期行为加剧了乡镇政权的信用危机。为了应对财政赤字和维持运转，乡镇政府把凡是能卖的企业都卖了，能借的债都借了，能预收的款都收了。乡镇政府为维持运转所采取的各种办法基本上是以出卖政府信用为代价的，透支信用的直接后果是群众对政府合法性的置疑，造成了政府信用的缺失。三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低下导致信用危机。公共财政资源严重短缺的直接后果是由乡镇政权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极为低下，直接影响了群众对乡镇政府的信任。

（三）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乡镇政权面临的又一风险。当前乡村社会宗派势力日益抬头，出现了农村宗族势力公然对抗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违背计划生育法、组织非法选举等情况。同时部分农村黑恶势力猖狂。因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公权力的缺失，造成一些地方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上的失控，使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宗族、房头，甚至黑恶势力渗透到村民自治的组织中，把持着农村政治、经济资源，甚至影响到基层政权的健康肌体，危害社会稳定。随着乡村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诱发公共安全事故的因素逐渐增多，地下、非法开采矿产资源、山水资源纠纷、禽流感等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上访事件不断增多，给乡镇政权带来了巨大压力。乡镇政权政治风险形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政府职能单一，条块分割严重。上级政府的变味政策是造成乡镇政权政治风险另一重要原因。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上级压下来的名目繁多的各项任务和维持自身运转，不得不向企业和农民摊派转嫁财政危机，加重了农民负担。加上乡镇干部在与民争利时出现了各种非法的失范行为，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直接造成了群众与政府的对立。

二、规避乡镇政权风险的对策

乡镇政权受观念、体制、职能、权责等多因素制约，面临着经济、信用和政治风险。现阶段，规避乡镇政权风险必须从改革基层政权体制、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入手，强化和巩固乡镇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

（一）强村固乡（镇）策略。乡镇政权是我国最基本、最基层的政权单位，乡镇政权在维护基层社会治安、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地方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职能和作用不可替代，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新任务，乡镇政权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村级组织是党和国家的政权基础，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落实，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发展与稳定，村级政权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加强和巩固乡村两级政权，必须完善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相结合的基层管理体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增强村级组织凝聚人心、服务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功能，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的基础。要实行乡镇还权给村，努力构建和形成“村为主”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模式，正确引导与巩固村民自治制度，实现村民广泛自治。要进一步深化乡镇体制改革，着力建设服务型、法制型、诚信型的乡镇政权。

（二）撤乡并镇策略。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官民比例严重失调，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加剧了乡镇政权的经济风险。随着农业税的全部取消，计划生育工作难度逐渐减弱，基层政府职能除了必要的秩序控制和一些服务以外还在总体弱化，富余人员将会逐步增加，乡镇政府机构更为臃肿。我国在深化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堵住增加农民负担源头的同时，还应通过撤乡并镇来减轻农民负担。“撤乡并镇”是为了“集中管理，转换政府职能，增强服务功能，优化机关效能”，改变过去小而散的乡镇建设。它有利于集中有限财力用于中心镇的建设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和降低运行成本，有利于减少乡镇行政机构及干部数量，从而可以减轻财政和农民负担等等。当前实行撤乡并镇应以人口数量、地域面积、经济发展水平为主要指标，同时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地理概貌、城镇（集市）建设、交通通讯、村镇规划等因素，尽量达到经济的同类性或互补性、交通的便利性、历史的延续性、城镇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共享性的要求。对规模较小、经济基础较薄弱的乡镇，应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按规定程序报批后予以撤并。要对撤并后的乡镇的进行合理划分，对乡镇机关内部机构进行合理的设置，使之与新农村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三）提升素质策略。做好新形势下乡镇工作的前提是要不断地提升乡村干部素质。要通过深入开展农村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素质培训工程，着力增强广大农村党员、乡村干部的素质，切实提高服务能力。当前提高干部素质应着重突出两个方面，一要提高领导素质。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要求，着力提高政治素质、法律素质、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不断提高领导能力，掌握领导艺术，尤其要掌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农民的领导艺术和方法。二是要提高服务素质。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用政策来指导各项工作，提高政策服务水平；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培训，使乡镇干部自觉用法律为群众排忧解难，提高法律服务水平；要加强科技、市场经济知识和农、林、牧产业专业培训，使每个乡镇干部掌握1－2门农村实用技术，提高乡镇干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服务水平；要积极为群众寻找致富的门路，为产品提供准确的市场信息，扎实提高信息服务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6

后改革时期农信社的治理框架，要对上述三个目标和相关利益方的权责进行合理区分。无论是管理层、外部监管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都必须明确各自相对独立的治理目标，并围绕其设置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而言，要充分利用有限的行政和财政资源，积极发挥市场作用，实现各利益方和治理目标真正的权责分明，从而使农信社向国家对其定位的最终目标方向进一步靠拢。

农信社管理层与长期价值目标的实现

对长期价值目标的追求是贯穿整个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基础，健康持续经营的县级法人是其所有者、经营者、监管者以及地方政府的共同目标，也是其吸引真正投资者、实现资本充足的前提条件。但在目前的治理架构下，县级法人的管理者很难自发地服务于信用社的长期价值。事实上，作为改革试点方案中的核心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代表，省级联社在财政扶持资金统一分配、整体调度改革进程等方面作用很大。但在后改革时期，其对县域法人人事和财务方面的过多干预，可能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也与改革目标中真正股份制、市场化的理念相悖。从理论上来说，上级联社通过人事任免和资源配置等手段，实现了对县级法人实际经营控制和利润索取的权利，成为一个没有资本投入，不用承担风险损失，但拥有法人实际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大股东。这种外部人控制导致县域法人包括改制后的农商行的股份制虚化和权责不明。另一方面，名义上的股东并没有管理权，他们的投资目标是获得稳定的类债权利息收入，并在开展信贷业务时能获得更多的便利条件。这种“民营资本官营化”的现象，使得所有者和管理者都客观上缺乏为农村信用社长期价值而努力的内在动力。同时，由于无法真正吸收损失，虚假的资本充足水平也是其持续的业务拓展的一个重大隐患。后改革时期农信社治理目标框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明确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的职能边界。无论如何调整，必须统一县域法人的所有权和决策权，明晰股本的权利与责任，将理事会成员和管理层的职能更清晰地分离，以真正发挥早已构建完成的“三会一层”的治理作用。

外部监管与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

风险管理在银行治理体制中的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广泛关注和讨论，虽然长期价值目标中也包括了部分风险控制的需求，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天然矛盾。如果银行董事会的内部架构建设是基于冲突的多治理架构，那么不仅会使其业务发展效率降低、决策困难，而且会使得机构的长期经营过多地受制于管理者的个人主观判断，诱发道德风险。

根据国际经验，大多数国家涉农信贷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外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即通过动态高效且权责分明的监管体系，而非机构内部董事会的自发行为，来实现有效率的风险控制。如英国的FSA和德国BaFin等都被赋予了相应的权责。当前我国县域农信社的治理框架中，也应该将内部治理机制主要目标设立为服务企业的长期价值，而风险控制目标则主要由外部监管部门的动态制度设定来实现。具体来看，这种外部冲击影响农信社风险管理的效率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监管部门本身的独立性和权责分明。对监管部门本身的考核评价，应该以其辖区内农信社的风险管理效果为基础，这应该是风险治理框架的基础。二是监管部门对于风险目标的管理，从结果导向转换为完备的业务流程导向，相关的奖惩机制要从不良贷款率等简单数据指标，转向与整个风险控制相关的机制建设和规范信贷上，这也是外部监管部门能够相对独立地实现管理职能的主要工作。三是需要赋予外部监管部门能够一定程度上动态调整其风险管理政策、规则的权利，这也是应对现代金融业务高速发展、复杂金融工具层出不穷的需要。

地方政府与服务“三农”目标的实现

与普通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有所差异，县级农信社的设立还有很强的政策目的，即扶持“三农”。客观地说，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消费方式的特殊性，涉农贷款天然地具有高风险、低收益的特征，与长期价值和风险控制目标相冲突。实践表明，过多的非市场行为，例如强制的信贷配置或者强制的利率下浮等，会造成信贷决策人员严重的道德风险，并损害农信社内在的发展动力。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7

政治稳定风险主要指的是有关政治统治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其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政治冲突。

1、政治安全从本质上而言，人类政治学研究就是一个追逐政治安全的历程。政治权力作为一种必要的恶，对被统治阶层而言，它存在必然意味着风险，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政治权力具有原罪。古今中外政治学家的研究其实大都耗费在探究如何去减少这种原罪上，经过他们的探究，逐渐发现政治权力之所以“恶”的根本原因是统治阶层统治权力的不受约束，所以政治学家们希望以民主的手段去代替专制主义统治，这在西方政治史上表现为民主与专制的长期斗争过程。在人类政治生活的早期，在王权政治或者宗教政治形态下，“朕即国家”，“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王们拥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这种任意杀戮的权力就将风险带给其治下的所有臣民。为了保证民众的安全，政治学者思考出对君王的权力的制约的方法，从而发展出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对王权进行制约，保证王权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发展出议会制度，以另外一个权力中心制约王权;发展出选举制度，以定期选举取代世袭制，使得权力的专断可能被减到最小;形成理性的官僚体制，从而保证政策的稳定和理性;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以强大公民自治组织的进行自我管理，以此划清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从而也达到了对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的目的。在民主制度逐渐建立起来之后，出于对担心民主的过度强大也可能会造成政治的不安全的顾虑，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埃德蒙•伯克，约翰•密尔和托克维尔等政治学家都对“多数人暴政”保持着强烈的警惕，他们害怕当民主制的政体中出现分歧时，公民中的多数往往会对少数施加最残酷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甚至比我们之前所能畏惧的单一的王权统治更加残暴得多，在这样一种群众的迫害之下，每个受害者处在比其他任何迫害都更为悲惨的境地。而苏格拉底被民主所诛杀，中国的运动式政治民主等事实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整个人类的政治发展史来看，完善的民主制度相对地更有利于安全的实现，当然，当然究竟哪一种更为安全的政治模式会出现，我们都在期待。

2、政治稳定政治稳定主要是针对统治政权而言，主要探讨的是政治统治权威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如果大量出现民众对既有政权机构的不认同甚至反抗行为，则意味着政权面临被瓦解和倾覆的风险。对此讨论最早的讨论是马克斯•韦伯关于政治统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关系的论证，当代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对合法性的基础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他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于意识形态、结构和个人品质三方面，基于系统分析理论，他提出了特定性支持和散布性支持的丧失，即意味着政治成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认同的丧失，从而产生政治不稳定。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进而他提出了“合法化危机”是影响政治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萨缪尔•亨廷顿提出了关于政治稳定的三个著名的公式:社会不满=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度=社会不满/流动机会，政治动乱=政治参与度/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即意味着政权统治的不安全。这些为我们探讨政治稳定提供了比较好的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中国学者在借鉴西方政治学家有关政治稳定论述的基础上，将其应用与中国政治实际，发展出了中国政治稳定的相关理论。他们将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和伊斯顿等人关于政权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的讨论应用于中国政治实际认为，中国之所以能保证长期的政治稳定，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红利的共享使得政权获得了长期的合法性认同，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基于亨廷顿观点的基础上对政治稳定的讨论，认为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在政治改革和政治稳定的关系处理上，首先保证了政治秩序的稳定，而不是盲目的进行政治改革，因此没有走上类似苏联解体的道路，从而实现了政权的长期稳定。对“中国模式”与中国政局长期稳定之间关系的讨论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分析认为中国模式的魅力就在其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及对外开放等。正是在这样的“中国经验”支持下，保证了中国的长久稳定，而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乱。当然这一判断是否准确，相关讨论还仍在继续。

3、政治冲突当代政治冲突的研究是从对西方政治学者及其学说的引介开始的，早期主要涉及科塞、达伦道夫、李普塞特等相关学者的论说，近年来的引介主要涉及爱德华•A．杰简哈根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政治稳定上的应用、柯尼欧曼尼斯•S．考特索基斯的社会融合与政治稳定的研究、特德•罗伯特•盖尔的政治镇压模式视角对政治稳定的研究、歇尔•狄龙的政治受挫模式下对政治稳定的探讨、克雷斯汀•亚历山大•达文波特基于冲突边界控制模式对政治稳定的研究等。这些理论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的政治现实，认为虽然政治冲突对政治安全有不好的影响，但是只要冲突是在可控的限度内，就可以将人们积压的不满情绪有序的释放掉，进而会有益于政治安全;有的政治学家甚至认为，适当的政治冲突可以起到对政治系统的新陈代谢作用，从而有效的保证正字系统的良性运转，所以对待这样的政治冲突行为应该少用和慎用政治镇压等极端性惩罚措施。这些理论就为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西方各国近些年的政治事实也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效用，其有效的化解了西方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冲突，如受中东民主化浪潮的影响，美国也出现了“占领华尔街”等示威游行活动，它并没有造成巨大的社会动荡，在被迫停止后，美国的政治生活依然正常运转。中国关于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在诸子百家时候就开始了，主要集中在治与乱的讨论上，如孔子在《论语•季氏》中提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自诸侯出”，认为不管是君王、大臣还是民众，只有大家能各安天命，特别是臣子和民众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可以化解政治冲突，保持政治安全;韩非子在《韩非子•扬权》中提出，如果在政治生活中“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持政”，则必然导致政治冲突的产生;老子在《道德经•三十六章》中指出，要做到减少政治冲突就要做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不要轻易的使用武力，以无为之法治民，无为方能大为，从而实现政治的长治久安。周代开始的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被认为是化解王权继承中的冲突与斗争的一种优选方式。但是古代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更多的是一些意见，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真正系统化的政治冲突的讨论最早见于当代学者王浦劬教授提出的“心理对立说、价值对立说、资源争夺说、环境互动说等理论中。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阶层差距的拉大，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就为政治冲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从这些冲突的事实出发，政治社会学者更多的活跃其中，于建嵘在对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理论、斯科特的“生存伦理”理论、查尔斯•蒂利的竞争性抗议、反应性抗议和主动性抗议理论以及李连江等人的“依法抗争”理论进行批判性吸纳的基础上，提出了“抗争性政治”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面临的政治冲突的类型。他认为上访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化解政治冲突风险的有力途径，但由于维稳是国家的“刚性需求”，它不停的挤压着民众的上访空间，从而使得上访的功效在不断递减，由此，他呼吁一种“韧性维稳”机制的建立来化解政治冲突。当然这一类政治冲突正如于建嵘等人所言的那样往往只是涉及个人利益，因而其政治效用是有限的。而最近几年的一些政治冲突如乌坎事件、新疆7•15事件，3•1等冲突事件则已经开始触及到政治选举、民族分裂和宗教斗争等政治命题，所以相应的政治冲突理论研究的需求已经产生。

个人命运主要是对政治生活中个体生存层面所面临的政治风险的探讨，这些研究最早主要散见于历史学、野史轶事、文学作品中。中国古人很早就有了中很早就有“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智慧，认为从政是一个高风险的活动，尤其是开国功臣，往往会因为功高盖主而被杀戮，“功成而身退”才是他们规避风险的良策。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曾经记载:范蠡离开越国之前，曾给文种写过一封信言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嘴，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即认为文种继续待在越王身边必然面临被杀害的风险，文种没有听从其建议，而范蠡的预言在不久之后就被应验。所以中国古代文人面对政治的诡秘和凶险，总结出了“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生存逻辑，可谓良苦用心。作为君王或者领导人，他们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仅就大家所熟知的一些领导人而言，如以色列总理拉宾被枪杀，美国总统林肯和约翰•肯尼迪被谋杀，印度两任总理英迪拉•普里雅达希尼•甘地和拉吉夫•甘地也都遭到暗杀，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被刺身亡，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执行绞刑死亡，利比亚前总统卡扎菲被乱枪打死，除此之外，其他受到监禁和判刑的领导人还有许多。这些领导人在位时都曾经权力巅峰的弄潮儿，而最终却一个个落得不可善终，足见政治之凶险于政治精英而言可能更甚。对于普通公民而言，个人命运与政治的关系则表现的更为明显，处于治世，则可以养家糊口，享受天伦之乐，处于乱世，则命如草芥，而这种可能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真正的政治事实却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了近现代社会，因为民族国家对整个社会规划能力和反思性监控能力的增强，如果国家政策失当，民众面临的政策性风险境则更为明显。正是基于此，徐友渔在谈到精英外流时认为“精英们移民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得安全感，他们凭经验和遭遇认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太多，未来是不确定的，自己的前途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行动和决断做出合理预期的”，与其说精英们不爱国了，不如说精英们非常务实，只要他们在国内能感觉到安全，他们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去国外发展，他们之所以移民是因为他们想过上“守法的、有道德的公民不必担心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被权力机关剥夺;在从事经营活动和其他任何正常活动时，不必对政府工作人员进行贿赂就可以顺利进行;在遇到麻烦时，可以指望廉洁奉公的警察或是独立审判的法院”的生活而已。基于以上判断，学者们得出了个人政治安全感的获得必须依靠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和法制化进程需要再进一步积极推进论断。

二、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

与上文提到的对政治生活中风险的研究不同的是，也存在一种以政治学化视角切入而对风险展开的研究，笔者之所以认定其为政治学化的研究，是因为其只是把风险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对某种类型风险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做了些相关性的探究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对风险的政治学讨论，但是其毕竟使用了一定的政治学分析工具对风险进行过研究，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风险的政治学化研究，以区别于本文所要主张的风险政治学的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主要涉及两种类型，一种是对环境或者生态风险对政治生活的影响的探讨，形成了绿色政治的相关理论，另一种是探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风险社会阶段，各种频发的风险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与挑战，形成了风险社会理论中有关研究的部分。

(一)绿色政治

随着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对自然造成了大量的破坏，空气污染、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锐减和气候变暖等环境灾难日益严重。基于此，有别于环境工程、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从政治学视角切入，对环境和生态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环境恶化对政治系统造成的挑战以及政治系统所应该做出的反应和调整。与生态学和环境工程等学科注重对自然生态的研究不同的是，绿色政治着重考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和政治原因。如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探讨了人口与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政策的调整是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罗马俱乐部给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增长方式是人类环境破坏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一种零增长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科尔曼的《生态政治》一书中则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指出在集权主义的权力集中模式下，参与型民主方式对生态的改善必然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他提倡以社区治理的社群主义模式来对抗集权主义，从而实现生态政治的目标;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提出了有关气候政治的四点建议:第一，把气候变化与日常生活勾连起来;第二，坚持气候政治上的第三条道路;第三，实现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合，集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第四，把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结合起来。之后很多学者都进入了这一领域，形成了大量的著作和成果，其中比较优秀的有安德森的《政治与环境:关于生态危机的读本》、卡普拉的《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托卡尔的《绿色的选择》等等。这些学术成果的研究与绿色政治运动是同步的，随着这些理论研究的进展，绿色政党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也纷纷崭露头角，有的进入议会，有的甚至成为政治官员。绿色政治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郇庆治主持翻译了丛克里斯托弗•卢茨的《西方环境运动:地方、国家和全球向度》、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穆勒—罗密尔《欧洲执政绿党》、默里•布克金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塔基斯•福托鲍洛斯的《当代多重危机与包容性民主》、约翰•德赖泽克的《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等，从而引导了中国大陆绿色政治研究的风潮。而国内其他有关绿色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智慧的挖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态理念的阐释等方面。而在政治生活层面，面对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政府在2006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并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政府执政的基本理念之一。

(二)风险社会视角的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主要由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是以反思性现代化作为其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他们认为“风险这个词好像是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人传入英语中的，……后来这个词就用来指代各种各样的不确定的情况”，即他们认为风险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其“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所以现代风险，即人造风险，往往是因现代化而发，官僚制、民族国家、跨国公司、民主政治、现代科技等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风险产生的根源。这些理论中从政治学角度对风险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贝克对现代风险分配的阐释上，他认为风险“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事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他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在这个风险定义的基础上，他认为风险社会一个是以风险的暴增和累加为特征的崭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对政治系统提出了挑战和要求，而风险对政治系统的影响要体现在风险的分配不均所产生的后果上，“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向重叠”，从而提出了有关风险分配的命题。如果说政治就是有关分配的问题，那么贝克认为财富分配的利益政治和坏处分配的风险政治在分配逻辑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风险也依照阶级模式进行分配，但是其分配逻辑是刚好倒过来的，财富在上层集聚，风险在下层集聚，财富的贫困与风险的累积实现了重叠，从而加剧了阶级的分化结构。进而他认为，这种风险分配的不平等结构是以风险感知、处理和转嫁能力的不平等为根源的，所以“那些发现自己作为风险制造者而处于公众声讨中心的人，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从而可以逃避对风险的责任承担，就产生了风险责任规避逻辑。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风险分配逻辑:风险分配也遵守一种“飞去来器效应”，即因为风险作用方式的无序性和超时空性，那些早先在风险中获利者，最终可能也必须承担风险的后果。从而形成了风险分配的两种逻辑，而正是这两种逻辑的作用，使得在政治生活中，存在一种“集体的不负责任”机制，当民众在政治议题中要对风险责任进行明确化时，却遭到现有政治系统的歪曲与打压，于是，在民意无法在现有政治框架下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民众就在在现有的正式结构之外发展起来一些专门针对风险议题的社会运动，人们通过示威、游行、静坐和拒购等政治活动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政治议程或因此而改变。吉登斯从社会构成理论出发，认为现代化的动力主要是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反思性知识三者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从传统过度到现代。社会在去传统化的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变迁，从而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失控的世界”，敏对这个失控的世界，可以采取政府与民间合作的方式走一条风险治理的“第三条道路”来控制和化解风险，其思路和贝克的观点大同小异。贝克和吉登斯被认为是风险研究中的制度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活动方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这种调整过程更多的是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的职能转变。至于新的制度安排，则往往是在现有制度无法承担的新的职能的地方出现，未来时代原有的性质的机构可能会被更多的被直接参与决策的自主性制度安排所替代。很多的溢出现有制度框架的社会运动、游行示威，新的政治团体，论坛，甚至暴力行动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三、批判与讨论

上文笔者分析了与风险相关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此处笔者将对这些成果进行必要的讨批判性讨论:

(一)政治风险理论批判

政治安全理论探讨的是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做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政治稳定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探讨国家政治权力可能遭受到的不安全影响，政治冲突理论则主要是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一定的政治框架内各种政治团体之间的斗争与妥协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承认政治风险理论的研究，对于人们在面对捉摸不定的政治权力格局调整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人们规避政治风险，维护自身安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从上面的理论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政治风险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目前研究仍然不是很深入，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政治安全的现实需要，所以进一步的研究正在被期待。虽然政治风险学重要，但是其自身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其一，研究对象局限于机构或者个体在政治生活中面临到的风险，没有讨论人们面临的其他风险;其二，在研究视角上，把政治生活中的风险看作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缺乏对风险作为内生变量视角的考察。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风险不仅仅限于政治风险，除去此之外，还有自然风险、科学技术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文化风险等等，而面对如此多的风险，如何保证人类生存的安全。故探讨一种更为宏观的能统一各种风险理论的理论研究势在必行。

(二)对风险政治学化理论的批判

1、绿色政治理论批判绿色政治学坚持的是以环境为中心，区别于传统政治的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它有利于人们在政治活动中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从而达到保护环境安全的目标，这对于解决因为现代化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而言，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管是深绿政治还是浅绿政治的提出都主要是针对人类行为的任意性和盲目性而提出的，其只是把目光放在环境问题上来进行思考问题，所以难免具有一下缺陷:其一，其具有明显的道德呼吁和宗教“启示录”色彩，在面对受强大利益驱动的环境破坏行为时，强有力的制约作用往往难以实现，在而今道德和宗教衰微的情势下，更是如此;其二，自然中心主义的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往往与人们的基本理性常识相背离，从而在根本上很难被人们接受，从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不得势来看，就可见一斑;其三，过于注重环境要素的考量，较少考虑到影响人类安全的其他要素，因而总是被批判为“片面的真理”。

2、风险社会理论批判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当代社会研究风险的重要理论之一，表现了比较强大的生命力，自其产生开始，就广受关注。有甚者因为其中涉及到了风险的分配问题、风险社会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变革等政治命题，就按照政治是对社会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的概念来比对，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开辟了风险政治学研究的先河，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其研究的明显不足体现在:其一，在横向层面上，只是将风险看作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他们将社会风险与工程风险、自然风险割裂开来，只进行社会风险的研究，而忽视自然风险和工程风险的研究;其二，在纵向历时性层面，把目光放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研究上，即认为在后工业化时代有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风险社会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从而忽视了对以往社会形态中风险现象的研究;其三，风险社会理论中涉及到的政治学的部分内容，只是论及到了风险社会阶段所面临的各种类型的风险所引起的相应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并没有对其它社会形态下的风险和对其它类型的风险进行过相应的分析。可见，其研究更多的是一种风险的社会学研究。

3、风险政治学化研究的分析绿色政治注重探讨人类行为对环境所造成的风险的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则从不仅探讨人类行为对于自然环境造成的风险、也探讨了人类对自身造成的风险，从而使得人类对风险的研究更为全面，尽管如此，两种理论的缺陷依然明显:第一，两者都预设了自然环境风险的终结，认为人类已经战胜了自然，并且人类已经反客为主，具备了危害自然的能力，而这一点显然是欠妥当的。即使是在这些理论的发源地的达到国家，地震、飓风以及其它自然灾害的发生依然是不可测的，所以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地认为我们已经战胜了自然风险。退一步再说，就算是我们认为人类现在已经具备了足以和自然抗衡的能力，甚至有了破坏自然的能力，但是这仅仅是在地球范围，如果将跳出地球范围，将视野延伸至整个宇宙范围，那么一个我们无法预料的陨石随时都可能让整个地球毁于一旦，我们又何所谓战胜了自然呢?所以这一假定最多只在地球上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少数领域中存在，超出这个范围，就面临着错误的同化。第二，绿色政治和风险社会理论在研究对象的范围上都具有局限性，只把某一种类型的风险或者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风险作为研究对象，使得其理论的适用范围受限而效用大打折扣。绿色政治只研究环境领域，风险社会制把后工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而整个人类所经受的风险又岂止如此呢?所以，一种对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风险的统一理论的研究变得非常必要。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初步探讨，我们发现了两种与政治学相关的风险研究成果，它们在风险治理的实践中也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体现了一定的解释力和优越性，但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的不足与缺陷，以便为新的理论的产生提供基础。政治风险理论探讨的是政治权力或者政治体系所造成的风险，是把政治看作风险产生的外生性变量来看待;风险政治学化理论考察的是由一些类型的风险所引发的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系统的回应，把风险看作是政治结构变革的外生性变量。所以两者都具有共同的欠缺:对风险与政治的研究都互把对方看作外生变量来展开研究，而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即对风险的内部政治结构的讨论。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逻辑起点。

四、风险政治学的建构

在对现有的政治学视野中的风险研究成果进行探讨和批判之后，笔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尝试———风险政治学研究。下面主要对这一范式的问题意识、研究逻辑，和分析框架做概括性的论述。

(一)问题意识

理论建构之所以必要往往体现为现实的焦虑与不满，否则再完美的理论也可能会沦为无病，所以好的理论的产生必然基于明确的现实问题。风险与人类相生相伴。在古代社会中，自然中的毒蛇猛兽、地震火山、疾病瘴气随时可能取人性命，部落与国家间的战争与仇杀让导致生灵涂炭，君王与当权者的暴政会民不聊生。这些风险不仅在现代社会依旧存在，而且现代科学技术又带来了新型的风险，诸如染色馒头、地沟油油条、瘦肉精猪肉，避孕药的黄瓜、硫磺熏姜、塑料奶茶等等;人在旅途，可能面临车祸、动车事故、桥梁垮塌、船舶沉撞等威胁;住在家中，所住的房子可能是质量不过关的豆腐渣工程，也可能在睡觉时房子被强拆;我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呼吸到有毒气体;更有甚至，一次核泄漏事件则会让我们的家园寸草不生。总之，风险与人类如影相随。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既然风险对人类而言的是“坏”东西，只要是思维正常的理性个体，必然以趋利避害为取向，当他们面对上述风险时，正常反应是避之惟恐不及，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却另外一番场景:在正常的生活状态下，人们并不会因为车祸的可能而不出门，不会因为存在有毒食物就不吃饭，因为空气污浊而停止呼吸，因为手机、电脑的辐射而停止使用它们。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人们却会因为饥饿而去抢劫和犯罪，他们似乎并不害怕被逮捕和判刑;没有学历和权势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不惜出卖自己的身体，好像她们并不在意性病和艾滋病的感染;士兵们清楚地知道战场上的冲锋可能会中弹而亡，但是他们仍然选择战斗，似乎并不害怕死亡。于是，种种违背常识的现象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是人们对风险的容忍和不在乎，而不是极力的规避和逃离。当然，对此每一个学科都会形成自己的解释和判断，而政治学对此当作如何解释呢?如果说政治学就是对分配问题进行研究，而风险政治学就是对风险的分配问题进行探究的话，那么从政治学角度出发，对人们面对风险之时的所作所为进行阐释的话，这就涉及到风险分配的问题，由此，可以提出一个理论预设:一定存在某种原因使得一些人群承受和容忍了那些本该无需容忍的风险。就将一个实际生活中的现实难题转化为一个政治学的理论命题:风险的不公平分配格局为什么会被人们容忍和接受的?换句话说，就是风险的不公平分配格局是如何被合理化的?当然，由上面提到的悖论现象可以引发出的问题会有很多，但是为了保证本项研究主题的单一性和明确性，本文只选择这一命题展开讨论。

(二)回应与展开

在对上文提及的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之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风险本身的特性进行认识，继而尝试性的提出一个势科学视角的分析框架:

1、风险界定对上面提到的问题要尝试进行回答，首先有必要对风险本身的特性进行认知:(1)就风险是的时空关系而言，它不但存在于自然界，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就时间范畴而言，它不仅仅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在新的人类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消失，反而似乎越来越多。(2)就风险的存在形式而言，风险不仅仅是一种是实体性存在，也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所谓实体性，即其作为一种危害的趋势的实在性，所谓关系性存在主要体现为与人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人来孤立的探讨风险，是无法给其定性的。(3)就风险的行为逻辑而言，风险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趋势，。说其是一种趋势，是因为危害并没有发生，即它只是一种危害的可能性状态，而不是一种危害的事实和结果，如果把风险看作是一种危害的事实的话，那么风险也就不能称之为风险，而是灾难或灾害了;他也是一种事实，即一种趋势的事实，这种事实是确实存在着的。(4)就风险的存在状态而言，风险是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是对风险施加者和风险承受者之间的一种方向性关系状态的概括，风险的这种特性是风险区别于其他现象的重要特征。风险是复杂的，它不仅是长时段、跨空间、方向性存在，而且能将贯通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我们该如何对其展开研究和分析呢?理论研究之所以不同于就事论事的经验对比和街头巷议的泛泛而谈，就在于其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和系统性。人类社会至今所进行的理论抽象无非以两种方式展开，一种是哲学抽象，一种是数学抽象。对于人文社会学科而言，面对人类社会的各种研究对象，我们的“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学承诺为基础。［23］”所以，往往更多采用的是哲学抽象的方式展开研究。但是哲学抽象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过程中所使用的最小分析单位———概念，往往是一个在操作层面无法再继续细分而展开讨论的“空壳”，从而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往往沦为“概念的旅行”，作家创作成了作家自己在不断编造新概念和去解释和代替旧概念的过程，而学术对话则成为作家之间互说黑话的“概念战争”或是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争夺活动。到了近代，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学术研究变为纯粹的“语言的游戏”，这种现象就使得人文社会学科缺乏切实可操作的分析工具，很难搭建起共同探讨的对话平台和行业评价机制，因而很难实现学科的自主和自强。而自然科学在面对各种自然现象时，则采取数学方式进行理论抽象，数学工具的引入和使用，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了极强的可操作性，得以搭建起良好的分析平台，从而实现了自身学科的繁荣和对话的可能。可见，面对不同的分析对象，人们所所采取的分析手段也有所不同。而就风险研究而言，风险既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物”的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的“事”的存在，针对风险的这一特性，这里我们可以尝试综合采用哲学抽象和数学抽象两种方式来对其展开研究，一方面满足这一分析对象的特性，另一方面取两种学科之所长。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8

关键词：养老保险；保险基金；公司治理；形式；资本市场

前言

通常养老保险基金包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各统筹地区的统筹帐户资金和个人帐户资金、企业年金。截止到2006年底，全国企业年金基金累计节余达910亿元，已有11个省市逐步做实个人帐户，基金积累规模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是一种储蓄性资金，承担着对受益人的长期支付责任，这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策略必须具有长期性和稳健性。

由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规模巨大，难以继续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买卖股票，必须采用积极投资、参与管理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活动，形成以参与公司治理为导向的投资战略。本文拟对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途径及障碍因素作简要分析，以促进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一、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形式

养老保险基金规模大、安全性要求高的特点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属长线投资者，只有参与公司治理才能更好地分享资本市场的发展成果。通常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措施主要有：

1、沟通磋商。养老保险基金就其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可以以信函、电话、私人访谈等非公开形式与目标公司管理层碰面，沟通思想，提出建议，尽量避免在年度股东会议上通过提交议案等公开形式发表批评性意见和建议。

2、提出公开批评。养老保险基金往往对公司的不良行为，如冒进扩张计划、管理层不合理的薪酬、不合理的收购行为等予以公开批评，舆论上制造声势，号召社会公众监督，向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压力，迫使公司改善经营。

3、提出议案。股东议案是股东提出的要求管理层采取某些特定行动的简明报告。议案一般只有建议性质，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议案是否公开取决于股东与管理层的沟通情况，通常机构投资者会私下将议案提交管理层，然后视议案采纳等情况决定是否公开，公开议案会相应暴光机构投资者与管理层之间的裂隙，往往会引起股价波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4、争取其他股东投票权，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目前证券市场允许股东签署投票权授权文件，授权人代替该股东在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上替其投票。委托投票程序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等股东有机会通过争取其他股东投票权，大大增加养老保险基金对投票结果的影响力。无论何种方式，既要积极主动，又要合乎现行公司运行规范，既要有一定程度的介入，又要遵循一定边界。

二、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障碍因素分析

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其面临的障碍因素有：

（1）优化养老基金本身的治理。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以及个人帐户基金采用的是信托投资方式，信托投资能有效保障资产的独立性，且能有效的保障投资收益。但是信托投资产生了多层次的委托——关系，而相关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够成熟，委托方与方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易产生过度的机会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市场的不够完善。当前受托管理养老基金有部分是证券投资管理基金，但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不完善，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相对较差。可鼓励企业年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投资于资本市场并参与公司治理，它应以开放式的证券投资基金方式直接进入股市，养老保险基金和资本市场的作用是相互的.

（3）养老基金过于分散。目前，养老保险除少数省市实行的是省级统筹，多数实行市县级统筹，统筹帐户的基金积累额由于现收现付，基金的积累额有限，基金的保值增值压力相对较小。但个人帐户基金在做实后，保值增值的压力较大，而过于分散的现状导致各统筹地区的基金规模不太。因此应逐步提高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在省级成立养老金投资机构，负责基金的投资运营。

此外，养老保险基金更注重投资的流动性和短期收益；基金管理公司缺乏足够的监督力量；监督企业的收益不确定而成本较大，以及存在利益冲突等等因素是也是妨碍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的因素。

总的来看，养老保险基金是我国现有机构投资者中最有可能参与公司治理的，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但目前发展仍有许多障碍，因此这一过程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养老保险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离不开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提高和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并需要相应的制度及法律环境相配合。

参考文献：

[1]刘子兰.社会保障基金和企业年金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2]李淑娟.社保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选择[j].改革与战略，2007，（04）：113-115.

[3]王信.养老基金在公

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9

【关键词】证券公司；法人治理；对策

始于2007年春季、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历时三年后进入了后危机时代，由希腊债务危机所引发的欧洲信贷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内部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欧元区正面对成立11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引发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入剖析。如何汲取本次金融危机的教训，通过证券公司法人治理机构的完善，增强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是目前国内券商需要深入研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公司治理理论概述

公司治理结构通常又称为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或督导机制，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公司治理主要由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功能与手段构成。其中治理主体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治理目标是指对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与分配，这既是治理结构存在的内因，也是治理的终极目标；治理方式是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基本对应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对分离；治理功能则是治理结构实现治理目标的能力和功效，需要通过企业组织设定、权力配置及应用、人员聘任与奖惩等具体治理手段来实现。

可见，公司治理本质上是在动态平衡中的一系列合约安排，而委托――合约是其核心，通过合约关系确立了公司控制权的归属和公司目标，即公司为谁的利益服务。从发达国家投资银行的实践中，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具备以下共同的要素：

第一，问责机制和责任（AccountabilityResponsibility），内容包括明确董事会的职责，强化董事的诚实与勤勉义务，确保董事会对经理层的有效监督，以及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第二，公平性原则（Fairness）得到良好贯彻：主要是指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如果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应有机会得到有效补偿。

第三，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cy）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典型特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股东具有行使表决权能力的关键，是影响公司行为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有力工具。

二、“美国式”公司治理的特征及其衍生问题。

在美国的公司治理中，机构的权力决策机制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管理层（CEO）中心主义的演变过称。其演变无疑提高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决策效率和有效性，但同时也导致管理层等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由于公司的股权过于分散,一般股东不可能联合起来对公司实施有效的影响，使股东对于管理层的监控力度大为降低；同时，管理层势力对董事会的渗透和独立董事缺乏对公司经营的持续监控，使得董事会的控制权实际落入管理层（CEO）的控制之中。美国公司的治理机构基本上是CEO及高级管理人员主导的，所以其公司治理呈明显的“CEO控制”特征，这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表现尤为突出。

（一）美国股权分散度远较其他国家高，“弱股东、强管理层”的问题使得管理层道德风险凸显。以美国银行为例，2005年底其股东总数达到20.7万，且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仅为3.7%，前十大股东总持股比例仅20.1%且呈逐年下降态势。这就使得美国的银行大股东对银行的控制力较其他国家弱，从而导致了CEO事实上控制了银行的重大决策活动。在利益驱动下，高管人员大规模涉足高风险的投资领域，使得金融机构得分风险敞口急剧攀高，为危机中的巨额损失埋下了隐患。

（二）在美国式的公司治理中，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现象非常普遍。这种做法固然可以提高效率，却容易导致独断专行，不能充分发挥董事会的集体力量和智慧。如雷曼兄弟公司董事长兼CEO富德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四十多年，权高位重，拥有极高的威望。而在公司内部，人们对他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精英崇拜。这种精英的崇拜，不仅存在于雷曼兄弟公司，而且风行于整个华尔街。精英崇拜夸大了精英的作用，弱化了公司治理机制对风险管理的基础保障作用。

（三）美国金融机构的薪酬制度极为不合理。CEO的薪酬极高，有的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如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被美国政府勒令离职的房利美执行官丹尼尔和房地美首席执行官查德分别拿到930万美元和1410万美元的离职金。在严重亏损的情况下竟能拿到如此高额的回报,所得薪酬与其承担风险极端不对称，表明其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存在重大缺陷。

综上，公司治理缺失导致了道德风险和对风险管理的忽视，公司高管的年度高额分红和股票期权激励机制导致了金融企业的管理层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其潜在和长期的风险，从而过度使用杠杆并承担过大的风险。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中的诸多危害，可以看出“CEO控制”的风险所在：

（一）公司管理层和CEO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的道德风险。我们在分析本次金融危机的起源时，焦点往往集中在由次级贷款等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上，对上市公司大规模回购本公司的股票因而导致现金流的枯竭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正是由公司CEO所主导的管理层进行的大规模股票回购导致了金融机构的现金流枯竭。而股票回购的动因在于管理层的股权激励计划。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的公司为其管理层发放股票期权就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基于自身利益驱动的作用，公司的高管们积极回购股票的意图十分强烈，各公司通过大规模的股票回购推动了公司股票价格上涨，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而在美国金融危机中，以放大管理层财富效应为目的的公司股票回购行为，成了置公司于流动性枯竭境地的罪因。

（二）漠视股东利益的机会主义。作为由CEO主导的管理层应该忠实地代表股东的利益，但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由公司“内部人”主导执行的业务操作与股东的最佳利益并不相符。这类行为包括：进行与公司的发展战略并不相符的大规模扩张，借此扩大自己的势力；专注于自己地位的提升而损害股东的利益；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拒绝其他金融机构对自身的兼并收购，即使这种收购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和解困。以雷曼兄弟的CEO富德为例，在危机早期该撇账的时候为了年度财报的业绩却没有及时处理，而待风险全面暴露时，又顾及自己的形象地位而不肯将公司廉价出售。由于错过了两次机会，最终导致了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

（三）激励机制设计中的逆向选择。作为金融机构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是非执行董事，由于非执行董事无法持续地参与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难以对公司管理层和CEO付出的努力及其应得的报酬作出准确评估，因而公司CEO和非执行董事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信息不对称。因此，公司的高管往往会诱使非执行董事在自己设计的薪酬计划上签字，以批准他们超高的薪酬待遇，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我国证券公司法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我国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并有着时代的烙印，有其独特性。从模式特征上看，国内证券公司在制度设计上融合了世界上多种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建立了最“完备”的治理模式：最初受德日模式影响，建立了“两会制”结构，即执行决策职能的董事会和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其后又受到日本商法影响，监事会规模不大且处于从属地位。在发展过程中又进一步借鉴美国经验，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至此，我国证券公司形成了从形式是“最完备”的内部治理结构。

（二）内部控制的“真空化”，导致企业运营的潜在风险加大

从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制度设计上看，权力制衡的治理机制形成内部风险控制的基础，如果制衡机制无效的话，公司的内部控制肯定会流于形式。而我国证券公司则由于风险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关心内控不够，但同时利益承担主体明确，这样就会造成“内部人控制”问题。

所谓的“内部人控制”指的是公司的经营者，主要是指公司的CEO或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内部经营者，掌握了公司控制权而同时又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而带来的各种治理问题。在企业中，公司股东主要是通过董事会来行使对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无法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但是由于公司自身在治理机制所存在的问题，董事会治理机制虚置、独立董事制度和监事会治理机制的作用也不能得到良好的发挥，因此我国证券公司 “内部人控制”问题较为普遍。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格局下，股东难以了解公司的情况、更无法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CEO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但风险最终却还是由公司股东来承担。这一格局也导致公司经营层（即“内部人”）在经营管理中往往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企业长期发展，使得经营行为短期化，出现类似于美国的“CEO控制”的现象，而不利于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

四、后危机时期完善证券公司法人治理方面的对策

证券公司独特的经营环境和市场环境决定了其风险是与生俱来的，只要证券公司发生经营就会有风险，因此完善证券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成为当务之急。

（一）健全公司内部权力机构，强化董事会的功能，建立“治理型”的董事会模式

公司董事会处于公司治理链中的枢纽地位，是法人治理的核心和灵魂。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是董事会建设和改革必须面临的战略性选择，对证券公司来说尤其是如此。结合我国证券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适应当前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汲取国内外投资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教训，借鉴国际大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经验，改革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治理型”董事会模式是完善公司治理方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约翰•庞德（John Pound）提出这一治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不是权力，而是保证有效地作出决策。因此公司要重新定位董事会，把股东和董事会成员和公司决策过程联系在一起，不以权利转移为核心，而是以角色和行为为核心，不在于监督经理而在于改善决策。其目标是降低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和加速错误纠正的速度，确立纠错机制。董事会要围绕董事会目标建立对CEO的业绩考核和价值导向机制。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经公司董事会聘任的CEO及高级经理能保证按照公司既定的战略，有效地管理日常经营活动，这种有效性的机制是建立在董事会对CEO及公司高级经理的有效考核之上。董事会也能够定期正确地选择、考核和激励CEO并在必要时更换CEO以保证战略目的的达成。治理性公司把股东、董事会和CEO相结合的整体作为公司决策和管理团队。公司的决策和战略管理成为公司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组织架构上，为了保证董事会运行质量，使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公司竞争的要求，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站在全球竞争的角度提高董事会的公司治理水平，建立外部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和发挥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已成为公司治理中必须重视的重要课题。加强风险控制、审计、薪酬等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以提高董事决策的质量和战略管理水平，提高董事会的战略风险控制能力和对错误决策的纠正速度，促进董事会和CEO等高级管理人员的沟通和交流，形成目标一致的公司治理团队。

（二）建立以风险控制委员会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执行体系

现代风险管理的执行体系一般由公司董事会直接领导，风险控制委员会发挥核心作用，风险管理部门具体实施，业务部门紧密配合。董事会对风险管理负最终的责任，但董事会将风险管理的责任和管理资格授予风险控制委员会。作为风险管理的最高执行机构，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制定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监督公司所面临的所有风险的管理并定期向董事会报告。而风险控制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职能部门行使日常的可量化风险的管理职责，包括风险的识别、计量、监督和评价等，从而保证公司的风险管理政策得到贯彻落实，及时、全面地报告公司的风险状况。这一体系从源头上实现有效风险管理所必需的独立性、权威性和透明性。

在现代的金融风险管理中，完善的内控体制是金融机构得以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重要内部制度保障。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1998年提出的《银行机构内控指引》，完善的现代金融机构内控体制应当以运作合法、有效和信息畅通为目标，涵盖金融机构的管理和控制文化、风险的有效识别和评估、控制活动和责任分离、信息和交流以及监控和缺陷修正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三）强化环节管理，形成以“三会一层”和管理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完善管理体系

对于证券经营机构而言，首先要进一步完善以“三会一层”的授权管理办法。从制度上、程序上、操作上保证公司治理的合法、合规、高效运行，充分发挥董事会及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强化专门委员会及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强化专门委员会和独立董事的专业决策咨询功能和董事会对重大决议的审议、决策及经营成果的检查和考核功能，防止“内部人控制”，以确保股东权益的实现。公司经营层次则应牢记“风险经营”的理念，根据业务的特点、风险度全面梳理各项业务。针对各个环节做出合理的组织体系安排和明确的职能划分。

1.董事会

（1）决策环节是经营活动的开始，也是“风险经营”的开始，必须进行决策事项风险评估，不仅要明确规模大小，还要有量化风险容忍度指标，在决策后必须有明确授权，而这就是董事会层面事前环节的风险控制，也是整个业务经营活动风险的事前控制。

（2）监督和控制。在决策事项进入执行阶段后，公司的董事会必须通过企业信息流保持对经营活动的高度关注，不仅对容忍度指标进行了解，而且要看是否有超过授权范围的经营存在，一旦超过容忍度就要进行重新授权或收回授权。

2.经营层

在具体执行董事会决策事项时，公司经营层要通过风险预案对执行过程可能遇到的风险进行详尽的研判，并制定出详细的控制措施，在执行中要实施严格的实时监控，一旦有超过容忍度和授权事项发生要立即上报和按照风险处置措施执行。

3.管理部门

对于证券公司而言，管理部门的职能是为了达到经营目标，对业务活动进行具体的组织实施和监督，在这一环节中，不同的部门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按照风险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环节对其赋予不同的职能。

4.业务评估小组

对各类业务进行风险评估，其中是对新产品、新业务进行事前的评估，

提出风险点并要求相关部门将风险控制要素嵌入拟制定业务流程中，对于已开展的业务，也要定期对开展后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对尚不完善的流程进行完善，堵住可能存在的漏洞，对风险较大的业务提出暂停的建议。

公司治理与合规建设并重，对于证券公司而言，合规风险管理是否有效，需要以健全的公司治理为支撑，而合规管理体系的建立，又是完善公司治理的保证。对于公司治理机制，应当把建设重点放在创造和保持有效率的决策过程，防止公司战略出现重大错误和保证所发生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

（四）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力量，完善券商的社会制衡与约束机制

一是，充分发挥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服务创新和一线监管作用，使上述自律组织完善有关证券公司不同层面、不同业务领域的自律规则，强化对会员有关行为的监察、检查、调查和处分的权，建立会员之间或会员与客户之间纠纷的仲裁和调解机制。同时，加强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证券业协会等各监管主体之间的协调配合，搭建统一的监管信息平台，实现监管信息的共享，从而形成监管的合力。二是，加强与政府、其他金融机构的协调配合，构建分工明确、协调顺畅的综合监管体系。三是，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既要为新闻媒体创造良好舆论监督环境，也要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强化对恶意新闻炒作和变相投资咨询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从而建立起对证券公司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监督制衡体系。四是，完善相关刑事法律制度，加大对侵害客户资产、股东权益、公司财产和扰乱证券市场秩序行为的司法打击力度，试行建立金融证券专门法院和专门法庭，强化司法机制对证券公司的外部制衡作用。

（五）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的外部环境

完善外部制度环境、健全证券监管体系和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完善证券监管体系的核心――证券法规。从我国的实际来看。无论是法律的完备，还是法律执行方面，都存在较多的缺陷。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又是影响证券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由此，必须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来为证券公司治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在进一步修订完善现有的《公司法》、《证券法》以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尽快推出《证券公司法人治理准则》或《证券公司内控准则》，从而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得各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引进累计投票制度，以切实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进一步明确公司内部各组织机构的权利和义务，并在相应的法律法规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有：（1）股东应享有质询权，即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询问与公司业务有关的问题，而董事会必须做答。（2）合理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的职能，同时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使其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发挥其相应作用。（3）明确董事、经理、监事等管理人员因过错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法律责任。同时，要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增大违规成本，使得公司和经理层在违规收益和违规成本的博弈选择中更加理智。

(六)积极推进证券公司发行上市的步伐,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

目前，全国共有106家证券公司，上市的证券公司（如中信证券、东北证券公司、西南证券、长江证券）仍是少数。在上市证券公司的董事会决策程序上，强调了在决策的前端要充分发挥各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公司在重大事项的决策前，要由专业委员会进行前期审查论证。专业人士进入董事会下设的专业委员会，发表专业意见，提供专项报告，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为董事会决策提前做好准备，可以有效地解决科学决策的问题。如中信证券建立了经营决策会、办公会、部门联席会议为核心的经营决策体系，在投资业务线，公司成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在融资业务线，建立了以项目内核为核心的风险控制体系；在经纪业务线，建立了以风险控制、法律检察、审计稽核为主体的日常风险控制体系；在制度建设方面，中信证券公司建立了包括法人治理结构、授权控制系统、防火墙制度和部门与岗位之间相互制约的内部控制机制、具体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健全了股东大会议事程序及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董事的回避制度、独立董事对关联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制度，以及经营活动中的授权控制等制度。这些制度的实施，对减少和避免损害股东权益的事件发生，保持公司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完善证券公司的法人治理机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目前的市场机制下，一个体制不健全、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和合规意识不强的证券公司是难以在市场立足乃至发展的。证券公司股份制改革、发行与上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其自身经营行为的过程，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才能使其步入规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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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风险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治理累积；风险管理失败；经常性事故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12-0047-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12.10

目前，国内已有个别学者对危机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归纳总结。史明坤与邱兆祥（2011）基于国内文献总结了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缺失、货币政策失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资本主义制度原罪六种主要原因，基本反映了国内文献的代表性观点[1]。然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进一步梳理表明，还存在另外一种重要的研究视角，其将世界经济看作一个复杂的系统组织，分别从系统微观层面的公司治理体系和整个系统的内在属性探究危机爆发的根源，产生了治理风险累积与风险管理失败论以及“经常性事故”论三种观点。

这三种观点对理解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补充意义：其一，从企业组织行为探究危机发生的根源并提出相应的行为建议，其意义在于将防范和缓解危机的努力聚焦于理解和改变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管理层行为。其通过改进组织风险文化来改变组织行为的建议比通过加强外部监管来限制组织行为的建议更具主动性，更涉及经济活动的中心。其二，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世界经济逐渐成为一个高度耦合、深度关联的复杂系统。如何管理这一系统成为维系全球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内容。“经常性事故”论正是从经济系统的质性入手，分析了此次危机的系统性风险属性，为全球经济协作和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此，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这两种视角及其观点进行总结和介绍，并结合其他观点进行简要评介，以期呈现一个较为全面的危机成因图谱和更为系统的危机防范行为框架。

一、企业微观视角：治理风险累积与风险管理失败

（一）公司治理风险累积

公司治理风险累积主要指由于有限理性广泛存在，政府和相关机构所构建的公司外部治理机制以及公司管理层所设计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均存在缺陷，从而给企业运营带了风险。这些风险具有自然的延续性和自发的累积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放大扩散为社会层面的经济危机。从企业层面的治理风险到社会层面的经济危机，其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公司治理风险累积治理风险放大治理风险爆发。

公司治理风险包括外部治理风险和内部治理风险。外部治理风险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与金融监管的缺位；信用评级技术缺陷导致评级机构的预警能力滞后和风险认知偏差，评级机构的市场地位及证券发行人承担评级费用的盈利模式导致评级行为独立性和客观性丧失[2]；金融创新领域的法律机制不健全，SOX法案和巴塞尔协议Ⅱ存在缺陷。内部治理风险主要包括董事会治理不健全、高管层次治理机制扭曲、股权结构不合理、信息披露不完全以及风险管理机制存在问题。这些弊端使公司在运营过程中面临着包括流动性风险、对手违约风险和市场风险在内的多种风险。

由于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尤其是风险管理机制）均存在缺陷，并且这些缺陷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实质性改进，外部社会和公司管理层均未意识到金融机构运营行为所产生的风险，从而导致前一时期的公司行为未能在当期通过内部自控行为或外部监管行为得到纠正。因此，公司治理风险具有自然的延续性和自发的累积性，公司治理风险由此逐渐放大，主要表现在借贷链条进一步延伸，借贷关系更加复杂，市场交易信息不确定性增加，对手违约风险上升。随着市场表现疲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借款人违约大面积出现，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与此同时，由于美国证券市场具有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特征，世界各国的许多政府和投资者都在美国证劵市场有着巨额投资，美国次贷危机开始向全球扩散，最终引发国际金融危机。

（二）风险管理失败

同治理风险累积相比，风险管理更加强调风险管理失败是危机爆发的根本性原因。作为公司治理的具体内容之一，风险管理的功能不仅仅是识别外部市场风险，而且也需要识别公司治理机制同外部市场的交互行为所形成的风险，即企业在市场中的运营风险。应该说，低效的风险管理机制无法识别由于自身缺陷和其它公司治理机制缺陷所形成的公司治理风险。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理论上能够识别包括公司治理风险在内的大多数风险，因而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缺陷的内生识别机制。所以，风险管理失败是公司治理风险能够自发累积和进一步放大的重要原因。

风险管理失败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公司组织系统内，包括市场竞争、监管压力、群体动力、组织文化、风险认知、个人愿景与激励等在内的各种组织行为因子具有复杂的互生关系，它们的叠加效用导致了公司风险管理失败。其中，人和组织文化因素、组织设计和结构缺陷以及市场竞争和战略刚性三大因素的作用尤为突出。

首先，金融结构的扭曲激励机制及其形成的公司组织文化助长了金融业高管层的道德风险，行为短期化趋向严重，很多金融机构形成了贪婪、自大、侵略性强、市场份额导向的组织文化，风险规避意识淡薄。基于在险价值（Value At Risk）模式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方式事实上使财务杠杆内生化，从而放大了周期性外部冲击的影响[3]。其次，风险管理的发展滞后于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机构过分依赖数据模型对产品风险进行量化和定价，轻视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业务素质培养和经验累积，以模型推导代替专家经验和判断。同时，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采用基本类似的风险管理战略和风险评估模型，它们在同一时点所得出的风险估值基本一样，导致整个行业出现风险评估系统性失灵。最后，由于公司组织设计和结构缺陷，很多企业不仅缺乏准确的风险识别能力，亦缺少顺畅的风险报告机制，风险管理人员无法同高层管理人员进行有效的风险信息沟通，因而无法为后者的战略决策提供充分的风险信息支撑[4]。

（三）风险管理视角的行为建议

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来防范经济危机，学界给出了三个层次的建议。

第一，构建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或者设立风险总监（CRO），并构建顺畅的风险报告机制。风险管理机制对防范公司治理风险累积具有关键性作用，在高管层设有风险总监职位、具有顺畅高效的风险报告机制对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的运营绩效具有积极影响，往往具有较小比率的不良贷款、较少的负面风险和较高的夏普比率[5-6]。

第二，在构建风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包括改进公司风险管理系统，增加最新数据在风险模型中的比重，加强压力测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情景分析，并通过完善数据库和风险库来提高风险测度系统的测量精度；从源头上改善组织的风险文化，构建基于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经验和主观能动判断的风险管理机制，决不能以格式化的风险管理模型来取代风险管理专业人员的主观经验和能动判断。

第三，在构建高效风险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全面优化公司的治理体系。内部治理优化包括完善董事会制度建设、完善高管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股权结构多元化、强化风险意识和确立“实质主义”信息披露规则。外部治理优化包括加强监管、增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完善法律制度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等[7]。

（四）简要评介与展望

无论是公司治理风险累积，还是风险管理失败，它们都将分析视野转移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微观行为主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企业的组织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内容和风险分布。企业通过完善风险管理文化，构建风险管理机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和公司治理能力本身就是确保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同其他途径相比，这一途径更具主动性，更涉及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治理风险的分析视角还将外部监管等因素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一并纳入公司治理体系，强调外部治理机制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同步改进，从而在同一视角内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危机防范行为集合。

同金融产品创新和外部监管缺失等观点相比，治理风险分析视角超越了简单的现象学分析，即不仅仅是立足于经济理论的固有逻辑结构，识别经济现象间的因果关联，进而挖掘表层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然而，现有文献所体现出的研究努力和理论进展仍停留在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单样本分析，并未从单样本的逻辑演化推广到大样本的理论归纳，因而还没有形成像马克思危机理论一样成熟的理论框架。要构建概念明确、逻辑清晰的理论框架，治理风险的分析视角还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首先，尽管此次危机爆发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公司治理风险累积，但并不是任何企业的治理风险累积都会扩散和放大为经济危机。事实上，单个企业的治理风险累积甚或破产倒闭往往无力影响整个社会层面的经济发展。而且，从能力累积的过程来看，企业在任何给定的时点，只不过具有一定的能力和决策规则，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能力和规则由于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突破和解决问题的努力而改变。所以，任何公司的治理体系在任何离散时点都存在优化发展的空间，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的问题始终存在，公司治理风险治理累积的问题亦始终存在。为此，进一步的研究应该对哪些公司治理风险在什么条件下会扩散为经济危机做出解释。

其次，同治理风险累积相比，风险管理失败这一概念似乎更为具体，然而也因此略显偏颇。所以，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二者其实都指向了外部治理失灵和内部治理失效两方面的内容。事实上，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一部分，风险管理机制的完善程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由于均受制于人类既有知识存量而具有必然的关联性。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应对这两种观点进行整合，将它们共同纳入企业微观视角的分析范畴，形成具有内部逻辑关联的单一理论框架。

二、经济系统宏观视角：“经常性事故”

（一）经常性事故理论

经常性事故理论（Normal Accident Theory）认为，具有复杂（complex）及紧密耦合关系（tightly coupled）组成的系统容易发生经常性事故[8]。因此，复杂和紧密耦合成为识别和分析经常性事故系统的两个基本维度。复杂主要表现在系统内相互关系的数量和维度以及这些相互关系及其未来走势能够被理解和预测的程度。一个复杂的系统往往包括众多子系统以及更多更小单元构成，这些单元在横截面和纵截面同其他单元产生关联，使整个系统充斥着错综复杂的多维关联。同简单线性关联不同，多维关联不可能一一识别和准确把握，其潜在的发展趋势亦难以预测。紧密耦合主要指关联单元间的联系高度紧密，彼此严重依赖，缺乏必要的缓冲空间和相应的冲击衰减机制，容易形成链式反应。根据复杂程度以及耦合关系的紧密程度，组织结构具有四种类型（见表1）。

由表1可知，高度复杂、耦合关系紧密的系统发生经常性事故的可能性最大，因而也最难以管理，集权式和分权式的管理管理方式皆不适用。唯一的协调方式是，每一个单元对系统的整体运转，自身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对其他系统单元活动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能够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美国次贷危机的经常性事故理论解读

美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紧密耦合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形成[9]。此后，随着证券化和金融产品创新、全球化和金融机构发展以及自由化和监管体系演化的进一步发展，美国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和耦合关系不断强化。

美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抵押贷款资产汇聚而成的资产池被切分成CDOs产品多次出售，借贷产业链条在全球范围内越拉越长，传统简单的二维借贷关系被多层级借贷关系和多维借贷主体关联所取代。二是随着借贷产业链条延展，最终投资者和初始借款人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断恶化，市场提供完美交易信息的能力亦越来越弱，市场的复杂性及交易风险越来越大，交易双方仅能根据数学模型估算的资产评定等级进行交易[10]。三是为了规避越来越大的交易风险，金融系统推出了信用违约掉期（CDS）等信用衍生品对风险抵押资产进行保险[11]。这种加法式的系统修补增加了系统的组成部分，在系统内产生新的多维度关联，使系统结构更加复杂。

造成美国金融系统形成紧密耦合关系有如下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缺乏能够对金融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控的外部监管机构，系统运行具有绝对独立性，完全排斥任何外部行为。因而当抵押担保证券（MBS）的价格大幅度自由下跌时，不存在任何调整机制通过暂停MBS交易来缓冲和局部消化冲击。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投资杠杆效应，金融机构往往过分挤压自身的资金储备，从而一旦遭遇投资损失，其自我调整和吸收风险冲击的资本空间非常有限，缓冲机制大幅降低，系统刚性大大增加。三是技术进步大幅缩减了金融事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时间以及基于这些事件做出交易决策的时间，金融系统的内部传导机制更为迅速。在缺乏有效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利好的金融事件很容易形成市场的虚假繁荣，产生泡沫，负面的金融事件将快速形成链式效应，造成市场坍塌。

（三）全球经济危机的经常性事故理论解读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由于全球经济系统的紧密关联而迅速传导到其他经济体。虽然在危机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采取“去耦合关系”（decoupling）的措施来避免或化解外部经济冲击。然而，由于全球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逐渐发展成一个复杂且紧密耦合的系统，这些国家显然无法摆脱当前高度紧密的世界经济联系而成为独善其身的经济孤岛[12]。

全球经济系统的复杂化主要变现如下：一是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越来越大，其主导形成的全球经济联系不仅远远超出了传统贸易关系，而且也使国际贸易在层次和结构上更为复杂。同时，跨国公司内部以及不同跨国公司间的网络化多维关联及其各种频繁业务联系使全球经济联系更为细小，更加宽泛，因而也更加复杂。二是世界经济格局复杂化，全球经济不平衡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迅速发展，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和相应的巨额贸易顺差使全球生产、贸易、债务越来越不平衡，并对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形成冲击。

全球经济系统的复杂化其实也伴随着经济联系的紧密化。基于各国优势资源的国际分工合作和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逐步形成了全球市场，全球产业链条、全球生产体系和全球投融资体系，企业间的商业联系和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随着国际分工合作的程度越来越高，国别经济的独立性越来越弱，世界经济系统的依赖刚性越来越强。

（四）基于经常性事故理论的建议

经常性事故理论对如何管理具有高度复杂关系和耦合紧密关系的组织提供了两方面的建议：一是任何复杂组织结构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优化空间，优化途径要么降低系统的复杂程度，要么降低系统的耦合紧密程度，或者兼二有之。二是选择恰当的组织管理方法，集权式和分权式管理均不是管理复杂、耦合紧密系统的有效管理模式，唯一的协调方式是，每一个单元对系统的整体运转，自身在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对其他系统单元活动所应承担的责任应该具有清晰的认识，并因此能够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美国金融系统而言，金融创新和外部监管是市场结构的核心，自然也是系统简化和去耦合关系必须平衡的基本内容。一方面，应鼓励不同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并通过外部监管迫使他们提高资本储备、降低杠杆效应和增加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从而在金融系统内形成必要的缓冲机制，一定程度降低了耦合关系的紧密程度。另一方面，在保证基本监管能力和基本缓冲能力的前提下，通过增强评级机构的独立性与减少监管机构的层级来优化外部监管机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度降低整个系统的复杂程度。

对世界经济系统而言，国际分工合作提高了经济效率，同时也将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行为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时，就需要对整个系统组织以制度供给的方式来给定秩序。由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全球治理本质上属于“无政府治理”，制度供给和制度遵守均受制于国家基于本国国家实力的利益博弈。这就需要不同国家认识到自身经济战略对他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从而能够在全球经济系统平稳运行的目标下达成整体协调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高效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运行实施监管和协调[13]。

（五）简要评介与展望

从组织质性入手分析经济系统，其意义在于将防范国别经济危机和稳定世界经济运营的行为努力聚焦于国家如何优化本国经济系统的组织结构以及如何共同管理世界经济系统的复杂耦合关系。对国别经济而言，企业行为所形成的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所形成的监管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系统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对世界经济而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问题日益紧迫。如何为全球治理提供最小成本下的最优制度供给，并提升这些制度的遵守情况成为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的现实需求。尽管经常性事故理论并没有提出构建全球治理框架的具体措施，但其为构建全球治理框架的制度设计和机构安排提供了降低世界系统复杂与耦合程度以及强调国别经济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协调责任的方向性建议。

三、结论

任何整体只有在其基本元素的层面上才能得到解释，因此对经济危机的解释需要将社会经济现象还原到其包含的基本元素个体及这些个体的相互关系中。所以，无论是金融产品创新与金融监管缺失、货币政策失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资本主义制度原罪、公司治理风险累积与风险管理失败，还是经常性事故，实质上都是从一个特定视角，基于相应的互生关系来分析危机在这一视角下的演化路径。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分析视角，都必须回到具体的经济现象，因而不同视角的分析内容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应该说，这些观点不存在正误之分，只存在分析视角的差异以及片面与相对全面的区别。它们能够以相互补充的方式共同拼接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危机成因图谱。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公司治理风险累积论，资本主义制度原罪论，还是经常性事故理论，它们都认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无法彻底避免。三者共同性的“悲观”论调指向了人类在企业治理机制设计、社会制度设计和全球治理制度设计上由于认知能力的渐进性累积而在任意一个离散时点所表现出的认知局限和有限理性。当然，正如强调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并不排斥和否定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努力和实际成效，指出危机在更深远层面不可规避的本质并不排斥和否定当前基于现有知识存量的制度修补和完善，因为渐进性的认知累积过程决定了并来源于制度供给的逐渐优化和具体问题的不断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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