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十篇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1

关键词:熊彼特;经济长波;金融危机;创新

一、引言

2007年4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迅速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的边缘,一些发达经济体已经或接近陷于衰退,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已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少经济学家从次贷风波寻找危机的直接原因,如美元国际本位制和美国长期实行的“双赤字”政策,美国经济过度的虚拟化、经济思想过度自由化、政府职能存在错位缺位、金融创新异化和委托关系失衡等。但都未触及金融危机的真正本质。

马克思指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是事物发展的基本法则”。所有国家的经济运行都不可能表现为持久的单边上扬,周期性波动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经济情况很少静止不变,在繁荣过后,可以有恐慌与暴跌,经济扩展让位于衰退。当最终达到最低点以后,复苏开始出现,这就是所谓经济周期。它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成为世界工业国家的特征。离开了经济周期的特定波段去讨论经济,是不会找到真正答案的。虽然也有文章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去分析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但是鲜有文章从技术创新角度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本文尝试运用以创新为特点的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来分析美国此次金融危机,并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未来走向做出预测。

二、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概述

经济发展的周期现象引起了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长波理论因其普适性和规律性,而日益被接受。五十年左右的经济长波本质上是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周期。

(一)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是以创新为基础研究经济周期运动的理论。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由创新所引起的旧均衡的破坏和向新均衡的过渡。经济发展就是通过一个均衡向另一个更高的均衡不断跃升来实现的。熊彼特首先运用经济周期的“纯模式”来解释经济周期中的繁荣和衰退两个主要阶段的产生。他又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实际上包括“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纯模式”只是创新引起的第一次浪潮,必须再引入第二次浪潮才能解释四个阶段的经济周期波动。

(二)熊彼特开创的技术创新的长波理论

对于熊彼特的经济周期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长波理论。长波理论由康德拉耶夫在1925年发表的《经济生活中的长期波动》一文中首次提出并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的长期波动。”但康德拉季耶夫却并没有就长波做出理论上的解释。

熊彼特首先对长波的运行机制提出了独具特色的解释。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无论是“纯模式”,还是周期的四个阶段循环的形成,关键在于创新活动。他又进一步认为,创新是大小不同的,有的创新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引入经济生活中,有的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就能实现,这样势必会出现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于是出现了熊彼特所谓的长周期、中周期、短周期之说。熊彼特认为,长波周期源于那些影响巨大,实现时间长的创新,即以产业革命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活动,如铁路的兴建、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以及电气化和化学工业的兴起等。他把产业革命看成是大的技术革新活动的浪潮。

在一种静态均衡状态中,企业家的重大技术发明会给其带来利润,促使其他企业家纷纷进行模仿,扩大整个社会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引起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经济高涨,此即“第一次浪潮”。这时在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的投资和投机,以致形成虚胀或过度繁荣,此即“第二次浪潮”。当新技术的普及应用达到一定程度后,超额利润消失,很多企业亏损或破产。与此相伴随,过度投资和投机活动也就停止,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也开始紧缩,当经济中出现收缩而引起“衰退”时,不能直接导致新的均衡阶段,而进入一个病态的失衡阶段。这使经济进入“萧条”状态,这个阶段不仅投资活动趋于消失,而且许多正常的活动受到破坏。“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进入恢复调整阶段――“复苏”。从“复苏”进入“繁荣”又需有一次“创新”浪潮。

(三)熊彼特经济长波的划分

按照熊彼特的划分,截至1939年,资本义历史上业已出现了三次长波,第三次长波只进行到一半。范杜因在20世纪70年代考察了截至1973年的经济长波,总结了前三波的各个阶段,前三轮长波已基本得到现实的证实。一般认为,第四次经济长波开始于20世纪中期,在持续20多年的高经济增长后,自1973年发生石油危机后进入下降期。关于第四轮经济长波何时结束,第五轮经济长波何时开始,理论界争论较多。本文比较赞同陈漓高,齐俊妍的第四次长波结束于1991年,第五次长波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时间为1991年的说法,大约在2009年达到波峰。五轮经济长波的划分如表1所示。

三、熊彼特经济长波视角下的美国金融危机分析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不断深化,成为世界经济第五轮长波繁荣期结束的直接诱因。但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根据熊彼特经济长波理论,是信息技术创新及信息产业发展的停滞或衰竭,第五轮长波开始从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于此同时,美国为了改变经济周期变化规律,推行相关政策刺激经济金融化,但当金融泡沫破灭,次贷危机产生,经济还是势必进入衰退阶段。

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经济发展表明,新经济长波的胚胎已经在高技术创新活动中孕育成熟了。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出现,新摩尔定律的出现,信息技术产品每18个月更新一次。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一轮的经济腾飞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后来居上,并强烈地冲击着世界经济格局,传统制造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据统计,在1994-199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中高科技的贡献率27%、传统产业仅为14%、汽车产业仅为4%。美国连续9年保持4%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接近于零。传统产业中4000万人失业,但是新产业创造了7000万人的就业机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美国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在这2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引发新的生产力革命,导致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延续。一个由信息技术主导世界经济的“信息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在进入21世纪后,推动第五轮经济长波上升和繁荣的、以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也已经开始进入饱和期。“在2001-2007年期间,美国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几何年均增长率仅为2.9%,大大低于此前的20年。”以IT产业为主导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及其长波周期,经过20多年不断的技术创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出现更高级别的技术创新,原有的创新企业就失去技术优势,因而无法利用技术创新优势获取超额利润,于是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投资和生产必然由高潮转向低潮,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第五轮经济长波进入了繁荣期的末端。

美国政府也早已深知高科技产业不可能无止境地促使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下去,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高科技本身的特点和经济中的其他制约因素,高科技产业也有可能出现停滞甚至滑坡。于是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政府为了防止美国经济可能面临的下滑趋势,也为弥补“9・11”事件对美国国民心理所造成的重创,开始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监管。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机构将信用等级较差的人也拖入借贷者行列,并将这种次级债通过衍生品市场发往全世界,让全球为其刺激经济的政策分担风险。美国实施这种政策的结果直接刺激了经济的金融化。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21世纪初一度达到45%。美国希望能由此改变经济规律的运行方式,使经济长期繁荣下去。但这种政策只是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表面上的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金融衍生品制造了巨大的泡沫,当泡沫破灭后次贷危机爆发。

而此次次贷危机恰好发生在第五轮长波下降期临近的关口,一方面使得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加速了长波下降期的到来;另一方面,长波下降期的临近也使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如果不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优势也已渐消失,长波繁荣期的临近结束,次贷危机仍有可能发生,但未必会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然而,即使没有次贷危机,由于信息技术创新衰竭所造成的长波下降期也必然会到来,只是可能会以其他危机的形式发生。次贷危机只是科学技术危机的表象;只是人类发展历史面临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出现停滞;只是现代社会在旧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积累起的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崩塌的表象。

四、美国金融危机未来发展预测

经济周期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被人为刺激起来的经济没有延长繁荣期或跳过衰退期达到下一个均衡的能力,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被人为改变而积聚了严重失衡的经济周期的一次回归。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和周期的先导和前提。如果要迎来经济的复苏,使经济增长进入下一个长周期,必须占领科技革命的制高点,必须有对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造成重大变革的技术创新的出现。虽然科学家一直努力致力于科技创新,但可惜,时至今日,在生物、材料及能源领域等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上尚未有大的突破。如果把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置于这个视角中加以考察,将很难得出乐观的结论,我们预测美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下滑的阶段。而可能成为下一周期主导产业的,将是与延长人类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的生物、生命和基因产业。这是因为工业化社会已先后解决了人类吃穿住用、交通、城市化和信息化等问题之后,今后要引起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更大质的变化的主要技术革命,是如何延缓人类生命周期这一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因此,除非生物、生命和基因等关键领域的技术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美国经济很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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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2

一、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特点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与弊端，同时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和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尤其是国际货币体系已势在必行。危机过后，是像欧盟主张的那样将现有国际金融体系推倒重来，还是像新兴经济体倡导的那样实施全面改革，最终结果取决于各方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博弈。尽管G20峰会在危机的压力之下启动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但是，后危机时代，改革的步伐是否仍能迈开值得关注。

尽管短期内世界经济格局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动，但毫无疑问，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强劲增长态势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会产生一定的冲击。首先，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经济与贸易重心正在“由西向东”发生转移，尤其是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将愈加明显。其次，新兴经济体对欧美经济依赖度下降，内需活力渐趋形成，而中国更是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扮演着向全球输出总需求的重要角色。伴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加快世界经济多极化的进程，彻底改变全球经济版图。

金融危机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强烈要求体系重塑，并获得与自己实力和发展前景相匹配的地位。尽管2009年9月G20美国匹兹堡峰会的《领导人声明》宣布，G20取代G7和后来的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主要论坛”，意味着G20将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和有效平台，突破了发达国家完全主导的局面，但同时还应看到，发达国家依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拥有主导权，并且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它们对国际经济秩序进行深度调整的动力将有所下降。后危机时代，构建更加包容、公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蓬勃发展，以及国家间禀赋优势的不同，逐渐形成“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相互依赖的“共生模式”。以欧佩克、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核心国开采原材料，出口给制造国和消费国，资源价格是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中国、印度、韩国、日本等制造核心国加工制造后，再转卖给消费国，外需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美国、欧盟等消费核心国占据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行使“规则”的制定权，币值的变动是其调节经济的关键。其中，消费国的稳定增长是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平稳运行的关键。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循环。由于发达经济体的私人消费者将进入一个消费的收缩期，这势必将威胁到“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因此，对于以中国为首的制造核心国而言，调整原有的增长模式，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依靠内需尤其是净消费的增加来保证经济增长，将是更为有效合理的选择。

二、抓住机遇，在世界经济多极博弈格局中有所作为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短期政策和远期战略该如何选择？这些问题至关重要。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的高速成长得益于全球分工背景下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那么未来中国必须依靠本土战略性产业或资源性产业的内生经济成长，这才是实现强国崛起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轮动和产业轮动可能是启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两条路径。从区域轮动来看，东、中、西、东北各区域整合和轮动的过程中，资源配置、产业分工、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范围都将越来越大，从而形成一系列需求扩大、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循环，从区域“发展红利”中获取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就产业轮动而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一般制造业到高科技先进制造业，将是未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的两大方向。

中国资本要在全球失衡中寻求破局，变“危”为“机”，积极展开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的全球化配置，不仅是破除中国在全球贸易分工体系与金融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的关键抉择，更是提高资本投入产出效率，推进经济增长向集约化转型的必由之路。

中国资本“走出去”需要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步。而且，中国要想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区域货币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道必须迈过去的门槛。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一是认真搞好区域货币合作，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二是联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争取在国际金融事务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三是加强与主要国家的协调，建立储备货币发行调控机制，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合理调整汇率体制和管理方法，减少国际货币体系变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四是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对各类金融机构主体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以及对主要货币发行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监督，等等。

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国际经济关系，很可能由国家之间的较量转向区域经济组织之间的角逐。尽管我国已经逐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在世界舞台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单个经济，很难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极”。为摆脱全球化下的不利地位，我国也需要通过借助区域经济组织的平台，借助区域金融力量和区域金融市场，在国际社会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首先，要认识到主导权是实力的体现，不是通过谈判可以获得的。而中国要在亚洲国家中发挥主导作用，就要通过转变增长方式、扩大进口，带动亚洲别国经济增长来实现。其次，积极主导亚洲区域合作，在已经参加的区域组织中，如东盟“10+1”、“10+3”、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亚洲区域合作的机构框架，争取主导地位。第三，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扩大人民币在亚洲贸易结算比例，使其成为亚洲区域核心货币。

“实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影响”，这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基本特征。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受住了冲击，在全球的影响力随之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有关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容中，出现了“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提法。这不仅是基于从自身发展看中国客观上需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利，也是基于从外部因素分析，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声音在很多国际事务中日渐不可或缺。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涨。中国如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是要充分利用G20的协调机制和平台，更深入地参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二是增加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作为金融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在这些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3

[关键词]经济增速发达经济体债务货币政策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1-0048-04

从2012年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走势看，复苏之路布满了阴霾，增速下行风险大于复苏动力，以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为主要特征的危机层出不穷，导致全球经济前景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一、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呈下行态势 2012年全球经济的风险和负面因素主要有：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乏力，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停滞日渐明显，从而使全球经济增速下行风险扩大；发达经济体债务与财政危机继续深化和蔓延，不仅欧债危机依然困扰着欧洲和影响着全球经济的稳定，而且美国“财政悬崖”的浮出水面使全球经济平添了一层风险；全球经济又一次面临着衰退的可能性，充满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风险因素，有关国际金融机构一方面纷纷下调对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一方面不断发出全球经济增速下行的预警。依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的早期预测，2012年全球经济将有2.6%的增长率，但事与愿违，经历一年的坎坷后，受欧债危机加剧和各经济体增速减缓影响，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为此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不断下调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2012年6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2012年中期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将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2.5%，尔后9月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又下调至2_3%，既低于2010年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4%，也低于2011年的2.8%。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最新的《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从美国经济基本面分析，虽然预计201 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1.3%，但与其期望值相差甚远，如果一旦坠入“财政悬崖”，恐怕2013年的经济增速还不及2012年，甚至如果经济形势出现进一步恶化， “滞胀”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从欧元区经济和债务危机的现实状况看，深陷债务危机的欧元区依旧徘徊在衰退的边缘，估计2012年的经济将萎缩1.6%，欧元区仍是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未来一段时期一旦欧元债务危机进一步深化或出现新的变故，极有可能引发新一轮以债务与财政为形式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将在所难免。由于日本经济复苏重现疲软态势，估计2012年日本经济增速也只有2.2%，与前期期望值的2.4%有一定的距离。另外，虽然看似在灾后重建和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下目前日本经济有所修复，但受发达经济体经济普遍低迷的影响，日本经济则难以独善其身，甚至今后也有可能随着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一同陷入经济“滞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受内外因素的拖累和影响，2012年经济增速也相应减缓，并出现了下滑惯性的迹象。在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和内部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2012年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速将放缓至3。6%，远远低于201 1年的6.1%。因此，各经济体增速的集体下滑，自然导致了2012年全球经济整体增速下行态势的形成，使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当然，目前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对2012年全球经济的预测还不算是最终的结论。最终数据有可能会被不断修正和改写，但无论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往上调还是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行态势已经形成。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风险

到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已攀升至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不仅阻碍着发达经济体经济的复苏，成为危及全球经济的头等风险要素，也是2012年世界各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

IMF近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目前欧元区的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债务水平均已超过GDP的100%。因此，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危机已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首当其冲的风险，随时有可能成为引爆全球性新一轮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导火索，尤其是欧、美、日债务与财政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导致2012年市场恐慌情绪持续升温。

2012年以来，欧债危机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反而继续深度恶化，依然是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的障碍和困惑欧盟的难点问题。在欧债危机不断蔓延和深化的情况下，虽然IMF多次表示要“随时准备为欧元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并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欧盟也为挽救欧债危机达成了意向上的共识。但是，由于目前IMF和欧盟拥有的资源和潜在的资金并不充足，一旦前期援助资金消耗殆尽，恐怕再难以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进行后续的救助。在欧债危机不利因素的渲染和恐慌氛围的烘托下，2012年不仅欧元区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岌岌可危，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此外，欧债危机发生后欧元区之外英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也是风险有加。近年来为应对经济衰退，英国政府不断大量发行国债，在财政上入不敷出，随着债务的日积月累和财政赤字的不断增加，英国债务与财政危机随时有可能浮出。据智库――英国政策研究中心（CPS）2012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2月底英国国家实际债务总额达到3.6万亿英镑（约合5.93万亿美元）。另据有关机构预测，到2013年英国公共债务总额与GDP比率将上升到56%，英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与欧元区的希腊等国相比虽无近忧但有远虑，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也曾对英国的债券评级敲响了警钟。

从美国的债务与财政状况看，2012年“财政悬崖”（fiscal cliff）不仅再次把美国逼到了债务违约的边缘上，而且即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的又一突出风险因素，其负面影响甚至不会亚于欧债危机。“财政悬崖”问题的解除不等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解除，美国真正需要小心的是脚下陡峭的“债务悬崖”，一旦坠入其深渊，对美国和全球都将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危机，或许比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和当前的欧债危机影响更为广泛，冲击力更大。虽然，2012年年底，美国最终避免了坠入“财政悬崖”，但美国国会两党围绕财政和债务问题的博弈远远没有结束。从“财政悬崖”与债务违约的相互关系看，到2013年初，美国国债将再次突破2011年国会批准的16.39万亿美元法定上限，届时如果国会不能再度提高国债上限，债务违约将取代“财政悬崖”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因此，目前美国离债务违约已为时不多，解决其问题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已然逼近。

另外，在发达经济体中，日本潜在的债务与财政危机也不可小视。近年来，在税收大降及老龄化所致福利成本激增等背景下，政府试图通过大量举债摆脱经济萧条，从而债务规模与日俱增。据2012年10月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日本的公共债务总额将升至日本GDP的237%的水平，成为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最高的国家。对此，IMF对日本不断增多的债务和财政问题提出警告，称其债务和财政恶化程度和脆弱性“相当高”。同时，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和标普也发出警告，称日本信用评级将因政府债务激增而受到威胁，可能进一步下调日本政府债券评级。

欧洲以至美国、日本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加剧，预示着全球面临着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进一步加剧和扩散，有可能蔓延至抵御风险脆弱的地区和国家，导致国际金融形势再度恶化。

三、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应减弱

为应对经济增长下行和刺激经济增长，2012年上半年世界各国纷纷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到了下半年，世界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力度加大的趋势明显，导致全球范围货币政策集体全面放宽。然而，2012年全球宽松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效应，却远不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宽松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对刺激经济增长和活跃国家金融市场带来明显作用，而且导致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博弈愈演愈烈。

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效应的明显减弱或失灵，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并非是刺激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另一方面，反映出宽松货币政策过度的使用也会渐渐失去它的作用，甚至是适得其反，加大国际货币市场汇率的频繁大幅波动和货币贬值的竞相比拼，增大新一轮全球通胀的风险。

2012年下半年在失去利率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并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启动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Q3）。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频繁使用，说明美国目前经济增长和金融运行已找不到更有效的牵引力。QE3给市场带来的刺激作用并未像市场预期的那样强烈，与前两轮量化宽松的刺激作用形成了鲜明的比对，由此表明美联储量化宽松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在渐渐减弱。

美联储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元在市场流动性的增强，对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将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亚洲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货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压力骤然增大，从而导致亚洲地区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对外出口严重受阻，并进一步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二是在经济增速减弱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开始向宽松货币政策倾斜，新兴经济体国内自身通胀和输入性通胀双重压力自然上升，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平衡宏观调节的难度进而增大。另外，2012年以来发达经济体央行的集体量化宽松政策，既加剧了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的动荡，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全球主要经济体既有陷入所谓“汇率战”的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战”的威胁。

因此，在经济增速下行回天乏术的情形下，发达经济体恐怕只能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奈地继续选择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姑且不论发达经济体量化宽松政策的刺激作用是否有效，但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催生新的资产泡沫，使未来全球经济复苏与通胀矛盾进一步加剧，甚至有可能在2013年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或全球性通胀。

四、2013年全球经济形势展望

全球经济在发达经济体债务和财政危机以及普遍增长下滑的阴霾下，欧元区能否从债务泥潭中拔出？发达经济体经济颓势是否能扭转？全球经济走势又将如何？这些难题2012年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悬念留给了2013年。

依据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前景的预判和评估，无论是对发达经济体来说还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2013年仍将是黯淡的一年，全球经济下行惯性已显现端倪。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2013年极有可能走上一条经济“滞胀”和债务危机继续恶化的不归之路；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尽管经济下滑惯性还未形成，但同样存在着经济增速减缓的迹象。由此，2012年12月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前景》下调了2013年和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由2.7%和3.9%下调至2.4%和3.2%，虽然略高于2012年，但仍远远低于2010年全球开始复苏的水平，也不及2011年的水平，这或许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下行惯性已经形成。

从基本面看，全球经济能否从增速下行的阴影中摆脱出来，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可以确定的是。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和风险依然，主要体现在：由于目前全球经济并未全面走出危机，也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仍旧面临着下行风险。特别是美、欧、日不仅经济经济增速下行难以逆转，而且均处在高额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台高筑的状态，这种财政不断恶化和高负债的复苏，必然导致发达经济体向外不断释放风险，从而使全球经济风险大增。事实也是如此，至今不仅欧盟和IMF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办法使欧元区摆脱债务危机，而且危机仍在深度深化，发达经济体也没能拿出更有效措施来保证其经济会有一个良好的表现，而且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2013年发达国家恐怕只能无奈地继续选择实行刺激经济的量化宽松政策，这无疑会在全球范围将催生新的资产泡沫，带来新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风险，使2013年全球经济的复苏大打折扣，甚至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或金融危机。

当然，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还会不断调整和修定，目前只是初步的预测，可信度并不高。从近年联合国以及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长预测的规律来看，初期的预测总要高于后期的调整和修定，似乎初期的预测带有一定的“水分”，尔后便是不断下调增长预测，这几乎已成为预测全球经济前景的定式。因此2013年全球经济能否实现高于2012年的增长，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4

关键词： 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次贷危机，美元贬值，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

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断。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断，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特殊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如果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特别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如果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断，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 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 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特别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 允许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央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 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如果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特别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特别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 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 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特别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断， 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断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断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一轮美国房地产的上涨，不论从涨幅还是时间，都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所以其出现调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美国房地产的调整从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一轮上涨的顶峰后就已经开始。如果这一轮调整像上一轮房地产市场50%的调整幅度一样，如果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调整的速度为基准， 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房地产可能调整到位。当然美国政府联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规定三管齐下，可能有助于现在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曙光。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5

新兴经济体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有毒资产”的规模很小,因此受到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但来自信心层面的冲击十分明显,这次危机的传导并非同过去一样是通过资金、资本或者实体经济传导,而是直接通过信心传导至金融市场。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要想办法减少这方面的影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新兴经济体的作用能够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把自己的事办好:其次,新兴经济体应当从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危机过后,能克服掉过去的问题,实现新一轮增长。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华尔街,是从发达国家开始,不仅新兴经济体需要吸取教训,发达国家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外,由于工业化国家出现衰退所导致的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减弱,金融危机也通过出口环节对新兴市场的很多国家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轮经济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对出口的依赖度大大提高,这些国家由于外需下降而受冲击较大。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跨国金融机构把资金撤回母公司,并减少投资活动,可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造成贸易融资短缺。建议通过国际合作,支持贸易融资,反对保护主义,来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近期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明确提出支持贸易融资,中国参加了支持IFC(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的活动,目前已对下一步支持贸易融资做了安排。

发达国家从危机走出来需要一定时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真正帮上的忙不是太多,但其对新兴市场国家克服困难方面则能发挥更多的作用。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应当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国际金融秩序,使全球经济走上更健康的轨道。

除去国际金融机构的作用以外,也应注重区域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因为区域性开发银行获得区域内的信息更丰富,各国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更高,也更容易达成共识,比如亚洲开发银行通过增资、开展区域内活动,能够减少危机造成的负面冲击。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6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航运企业 联盟 规模经济

1. 金融危机对国际航运市场的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动荡给美国、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蒙上了阴影。毫无疑问这种危机已经从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传导，并给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造成了深度的负面影响。作为世界经济和贸易所派生的航运市场与全球经济和贸易的运行状况关系密切，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经通过贸易扩散至航运市场。由于市场忧虑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2008年9月干散货船现货价和期货价同时急挫，同时波及挪威奥斯陆海运衍生产品交易所（Imarex）第四季油轮远期运费协议（FFA）出现恐慌性抛售。不仅期货市场，更为直接的影响体现在航运股的股价下跌上。随着金融危机的全面升级，全球金融历史上这场重大“火灾”不断向实体经济蔓延，2008年以来集装箱班轮市场持续低迷，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欧亚航线尤为严重。法国海运咨询机构Alphaliner最新公布的欧亚航线调查报告指出，货运需求下降和过多新运力投入市场，使得船公司明年年底前，欧亚市场可能会有60至70艘货柜船无货可运，一向被看好的油轮市场因需求下滑提早进入低迷期并一直在低谷中徘徊，与航运业紧密联系的造船业也受到拖累。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放缓，加之银行无力或不愿为船舶订单提供融资，船东取消或推迟了订单，使造船企业因需求骤减而可能导致部分船厂破产，这些都使航运业雪上加霜，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航运联盟使航运企业摆脱困境，是众多航运企业可以选择的有效手段之一。

2. 联盟的定义和航运联盟的优势

2.1联盟的定义

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通过一定方式所建立的一种企业合作关系。联盟带有明确的战略性、定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参加联盟的企业，汇集、交换或统一某些特定的资源已谋求利益，同时合作的公司亦保持各自的独立性。

联盟的形式可根据行业特点等情况设定，在航运领域中，集装箱班轮公司的联盟可以采用舱位互租、联营集团、合并等三种形式，也可采用舱位互租在内的联盟集团形式；油轮运输公司的联盟多采用将一条或几条同类型船舶交由POOL（联合体）来共同经营的形式，经营的净收入按由各船舶不同的营运参数（包括船龄、航速、耗油、载货量、石油公司检查通过个数等）而确定的在POOL内的点数由所有同期在POOL内经营的船按约定的规则共同分摊。

2.2航运联盟的优势

航运联盟能够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其明显的优势：

2.2.1降低经营成本：船舶的单位运力成本遵循规模递减的原则，即单船载运能力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因此船舶大型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如果一个经营人如果独立经营一条大型船舶组成的航线，很难确保达到理想的舱位利用率，而通过与其它经营人进行共同派船或舱位互租等形式的联盟，可以减少单一经营人经营一条航线的成本投入，又可以提高航线的舱位利用率。

2.2.2开拓新的市场：通过参与和组建联盟，联盟成员可以进入彼此所熟悉的传统领域。扩展自己的经营领域，能够增加市场份额。满足更多元化的运输需求。

2.2.3降低经营风险：联盟可以减少单个经营人的投入，降低进入和退出的壁垒；联盟还可以扩展单个经营人航线经营的范围、避免航线过窄带来的经营风险。通过航运联盟能够以巨大的规模和实力抵御外界的冲击，能够较好地面对全球经济的波动、而单个经营者是很难承受这些风险的。

2.2.4避免过度竞争：如果联盟成员在经营上相互协调，实现优势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避免单个人单干存在的盲目性，大大避免过度竞争。

2.2.5提高运输服务质量：组成的航运联盟可以在短时间内整合各个联盟成员的资源，优势互补，尽可能地提高运输质量。

2.2.6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联盟可以增加船舶的实载率。大大提高船舶的利用率，降低营运成本，同时还能够共享多种资源、比如码头、场地等。

3. 航运联盟的经济理论基础分析

航运联盟能够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于：一是通过航运联盟实现规模经济使航运企业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二是航运企业通过航运联盟实现范围经济效应，利用联盟所拥有的互补优势，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拓展经营范围，分摊单个企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

3.1规模经济分析

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技术水平条件下，随生产能力的扩大，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企业生产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小。规模经济主要来自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能源和各种原材料的消耗费用，从而引起产品成本的下降和收益的增加。规模经济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实现产品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能够通过大量的采购使单位购入成本下降。有利于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化和精简，有利于新产品开发。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然而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企业规模无节制的扩张，会造成各种摩擦和矛盾的产生，企业组织的成本增加，经营效率会降低。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对于提高企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效益都有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航运业固定成本投入很大，相比之下边际成本较小，因此产量越高，固定成本越低。航运企业要使自己以最低的生产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使自己的生产能力达到规模经济水平。这也是众多航运企业选择联盟的主要动机。航运企业通过战略联盟能够获得两种规模经济，一种是技术上的规模经济，通常是指通过利用舱位互租互换，共同派船等形式而获得的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市场上的规模经济，是指通过组建联盟能够在市场上具有更强的控制实力。

3.2范围经济

范围经济是相对于规模经济而言的，是指一个企业同时进行多元化经营，拥有若干个市场，可以相互关联和协调，从而使生产每种产品的成本降低。带来费用的节约和风险的降低。范围经济效用是由于相关联的企业相互协作而带来的成本下降，收益上升。企业通过结盟可以不扩大企业规模就实现范围经济效应。航运企业可以利用联盟所拥有的互补优势，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专业化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节约交易费用，拓展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边界。同时也可以分摊单个企业经营所面临的风险。

4. 航运联盟对航运市场的影响

以集装箱运输市场为例，班轮公司组建联盟后、可以增加航线覆盖面、提高发船频率、开展多式联运和物流运作，改善联盟成员的服务水平，拉大联盟成员与联盟外部班轮公司服务产品的差异性，从而推动班轮运输市场慢慢向寡头垄断市场结构发展。另外，航运联盟的形成与发展，抬高了新的航运企业进退的壁垒，进一步增强了联盟企业的市场势力，有力地巩固了班轮运输市场相对稳定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然而，虽然联盟赋予联盟成员一定的市场势力，但是联盟成员并不可能像班轮公会垄断时期一样控制班轮运输航线的经营、因为不同的联盟之间、联盟与非联盟经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甚至联盟伙伴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且各国的反垄断政策也不允许。因此，通过联盟有利于班轮公司优势互补，在外部环境受挫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渡过难关并积聚能量以发展壮大。

5. 金融危机下航运企业联盟的现实意义及对策

世界航运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高度相关、世界航运市场处于资本市场的末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经济衰退，连带全球经济贸易受到影响，航运业的整体前景受到一定程度冲击。金融危机导致金融机构在信贷上保持审慎，依靠金融机构贷款的船舶融资也受到冲击。金融危机既给航运企业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也给航运企业带来难得的机遇。在全球航运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各航运企业选择抱团取暖，共度难关是明智的选择。

航运企业应该重视航运联盟的战略意义。将航运联盟关系视作一种成熟的、长期的、双赢的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仅要与核心的盟友展开合作、也要不断地敞开合作之门，选择合适的时间进一步扩大联盟规模。目前的金融危机是各航运企业加强彼此深化合作的一个很好时机。各航运公司应该灵活多变，随时随地调整联盟的规模和形式，积极拓展联盟合作渠道，力争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张小兰，彭真善，企业联盟实现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的分析[J].经济问题，2009（3）：44-45.

[2] 陈祥燕，次贷危机再掀冲击波一航运业厄运难逃[J].海运纵览，2011（9）.

[3] 王欢，张玉梅，国际集装箱班轮联盟发展透视及我国航运企业应对策略[J].中国水运，2009（5）：24.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7

关键词:经济危机 中国 角色

2007年10月发端于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在2008年夏天终于演变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本轮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不仅击倒了世界五大投资银行，也使中国经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爱德华罗伦兹 Edward Lorenz 196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本轮经济危机中，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中国也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彰显了自己的实力，在拯救世界经济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一、历次经济危机回顾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平均7-8年发生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各国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延缓了经济危机发生的步伐和范围，但本轮经济危机还是来势汹汹。研究本轮经济危机，就需要对历次主要经济危机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1929年大萧条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一周之内，美国人在证券交易所内失去的财富达100亿美元。上个世纪20年代的繁荣虽然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美国工业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极端不均衡。工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而采矿、造船等老工业部门都开工不足，纺织、皮革等行业还出现了减产危机，大批工人因此而失业。与此同时，美国农业也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农村购买力不足。最终多年积累的危机终在一朝爆发，酿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萧条。

(二)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

1973年10月，中东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停止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的石油输出。这次禁运造成了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大幅上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国家通货膨胀保持率超过了10%，失业记录也出现了历史最高，经济进入了长期的“滞涨”时期。

(三)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

从东南亚开始并波及到东北亚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在九十年代以来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金融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由于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同时受国际投机资本的外部持续冲击而产生的。因此我们认为，这次亚洲金融风暴既有九十年代后全球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共同原因，同时又有自身经济问题的特殊原因。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步伐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不断扩大，一体化趋势日益发展，同时出现资金活动日趋国际化、自由化，由此导致巨额国际游资、国际清算资金和国际储备资金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调动，从而间接为国际金融动荡提供了可能。

(四)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

2007年的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是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发生的导火索，长期以来华尔街的过度投机和对金融监管的放松使资本市场出现了大量的泡沫，投机气氛浓厚，杠杆率过高。过度的金融投机和泡沫一朝爆发，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下滑的时候，过高的杠杆率再也应对不了还贷的压力，金融机构纷纷倒闭，金融市场上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

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外汇衍生品风险上升。2008年第三季度德国及英国都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法国仅有0.3%的增长率。世界经济一片萧条，遍地哀号。

二、此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危机造成了投资的萎缩，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消费需求的下降。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中国、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出口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相对于西方国家琳琅满目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杠杆率还不是很高，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相反，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等甚至有可能使中国成为国际热钱避险的避风港。

一方面，2007年，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疲软，我国月度出口增长率已从2007年2月的51.6%下降至12月的21.7%。美国次贷危机造成我国出口增长下降，2008年珠三角等地有不少中小企业倒闭，一方面将引起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劳动力的供给，将使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增加。 其次，我国将面临经济增长趋缓和严峻就业形势的双重压力。而且经济危机将加大我国的汇率风险和资本市场风险。为应对经济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将会存在的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有较大比重，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从超过1.9万亿美元减少到1.89万亿美元，美元贬值10%—20%的存量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另一方面，危机当中也孕育着机遇。凭借着雄厚的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完全有信心度过本轮危机;经济危机也使中国国内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中小企业为市场所淘汰。在此形势下，金融危机成了中国经济苦练内功的大好时机，为中国在未来的世界金融体系中确立更佳位置打下基础。

三、中国在此次经济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中国凭借强劲的国力，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持续增长的宏观经济，在促使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一方面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四万亿拉动经济的政策和主要行业的振兴规划，与世界各国一道制定了量化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对产业结构进行了实时而有效的调整，广东等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政策，鼓励高科技、高附加值、有一定规模效应企业的发展。

西方国家也相继出台最优惠和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这些政策在今年夏天都相继带来了一定的市场的复苏效应。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二季度率先回稳，为带领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让世界经济看到了曙光。

经济危机过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BRIC四国和VISTA五国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中国GDP总量在2008年已上升为世界第三位，并预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在此次经济危机中所彰显出的强大实力，增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为今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在本轮经济危机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发挥的作用。中国经济以其强大的活力有效的应对了经济危机的挑战并且率先走出危机。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各国的力量对比，增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使中国人民更加自信的参与国际事务。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该从本轮经济危机中吸取教训，把握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关系。一国金融的发展与繁荣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金融开放的步伐需要循序渐进，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需要谨慎小心，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与此同时，行业垄断应该被取消和逐步打破，鼓励和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护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使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并与国际逐渐接轨。国内还需进一步规范资本市场，鼓励实体经济的创新，走资源节约化和高科技振兴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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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杭斌，中国农户预防性储蓄行为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5(3).

[4]阳立高、廖进中、柒江艺，城市化拉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研究 —— 基于湖南省部分地区的数据分析[J ] . 湖南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8 ，(6) .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8

股票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在全球经济周期和通胀周期的作用下，通过分析GDP、CPI和股市三者的关系，来发现新一轮牛市到来的时间。

股市先于经济调整做出反应

过去30多年以来，美国一直主导着全球的经济周期，本次金融危机也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并向全球蔓延。考察全球范围内从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90年代初、2001年的4次世界经济调整中，美国股市与CPI、GDP之间的规律性关系，进行经验性总结，在后3次全球调整、美国调整经济周期中，股市基本上做出显著调整。同时发现：

1、全球经济大约每10年一个完整周期，过去最近3次都由美国周期主导。

2、在显著的、全球共振的经济周期中，股市会对经济做出显著反应，并且具有一定的共同规律。股市更倾向于提前反应未来经济周期的调整。

3、股市迎来新一轮持续上扬(而非中间反弹)的实体信号在于，GDP完成下跌并完成底部盘整，即将或已经开始新一轮加速；通胀明显回落，甚至完成回落和底部盘整并蓄积新一轮上升。

4、股市一般提前对经济调整做出下跌反应，而几乎与新一轮经济加速同时才开始新一轮持续升势。

债券市场更受青睐

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是，通货膨胀、经济下滑、股市走弱，在这样的形势下，战胜通货膨胀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在央行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之后，进一步放宽的货币政策是可期的。

宏观层面来看，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加重了我国经济滑落的危险性。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跌落将有助于我国物价指数的稳定，进一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更倾向于“保增长”，在能够预期的未来半年时间里，货币政策适度放松的概率增加。

微观层面，居民存款回流以及定期化的趋势持续，再加上近期准备金率下调，银行体系流动性更加充裕，在经济下行周期中信贷资产配置速度趋缓的情况下，第四季度银行体系的债券投资需求将会逐步有所显现。因此，债市走出中期强势行情的可能性增加。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 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新一轮的经济危机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美元贬值；通货膨胀；汇率

一、引　言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金融危机，如果以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作为危机爆发的标志，到目前为止已经三个多年头了。在各国政府的强力干预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实施，包括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救助方案、促进就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新能源建设投资以及其他经济大国也纷纷通过政府干预积极拯救面临破产倒闭的银行金融公司，金融危机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市场信心也开始逐渐回稳。虽然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但世界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真的已经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恢复强劲快速地增长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二、中国目前经济形势

不可否认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之前召开的4次G20国峰会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同样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峻挑战时，中国及时出台并全面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等一系列举措促进经济发展，有效扭转了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并且在2009年仍然实现了GDP8.7％的较高增长率。

我们国家的居民消费才去年开始就大幅上扬，而今年在近段时间消费更是一路飙升，其中涨幅最为明显的就是食品。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4.4％，在居民消费上涨的近一个月，仅食品涨幅就超过76％，大大出乎市场预料，人们普遍感受到物价上涨的迅猛。

价格上涨也很难用国内食品市场供需来解释，中国今年仍是一个丰收年，秋粮达到历史最高产量，国内大宗商品供求关系较为稳定。因此目前中国的通胀主要还是由国际粮价大幅上涨引起的输入性通胀。”

三、汇率大战和美国阴谋

随着以美国为首呼吁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声音越来越大，中国政府也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人民币第三季度以来对美元有升有降。但是中国一旦屈服于外界压力、放手让人民币升值，就有可能重蹈日本20世纪90年代日元强劲升值、造成资产的泡沫化和经济衰退的覆辙。国务院总理******也再三强调，若人民币汇率升值20％-40％，中国的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因此，人民币的汇率挺住了。

眼看逼迫人民币升值的企图无法实现，美联储又出新招，接连启动了两轮“定量宽松”计划(QE1＆QE2)，美联储第一轮用9000亿美元3个月就让美元贬值了12.5％，第二轮又购买6000亿美元国债使美元进一步贬值。事实上，在美联储公布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后，中国的股票市场以及全球商品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物价如上所述的食品价格也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上涨，铜、黄金等价格更是已经创出历史新高。此外美元的大幅贬值也让中国的外汇储备(其中美元资产占65％，截至2009年9月已达22700亿美元)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四、出路选择

(一)打破单一的货币体系，形成新的货币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4年在美国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全球货币制度史上第一次通过协调，达成国际储备货币的共识：会议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国并承诺将以等量的黄金兑换成员国所持有的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正式形成。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在巨额逆差压力下，美元与黄金也进行了脱钩。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主要靠发行国债和印制钞票来解决。这是由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决定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国际金融秩序的调整，有人开始提出“第三期布雷顿”的主张。货币多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很多经济家、银行家建议实施一揽子储备货币计划，应以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以及资本项下开放的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新方案。这么做必将对阻止美元肆意滥发、形成和平稳定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有利作用。

(二)加快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

由于在实际的外汇管理中，人民币只是实行了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而对资本和金融项目仍然实行相对比较严格的监督和管理。中国的这种包含了行政管理的外汇管理体制，使得所有的内涵经济风险都将通过银行不良贷款以及物价不断高攀，而最终转嫁到社会下层的百姓身上。因此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择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人民币由盯住美元汇率为主导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不仅可以减少人们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热钱流入，而且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三)合理引导游资流动方向

针对我国国内现在高流动性和高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如何才能缓解?由于国际货币供应量增加，国际上的投资资本和投机资本都看好中国经济，并且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所以很多国际热钱已经蠢蠢欲动，有大量资金囤积香港，准备进入内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公开表示，中国将采取“总量对冲”的措施应对热线。他说，短期投机资金入境后，它们将被引入一个“池子”，而不是进入中国的经济。当投机资金撤退时，中国再将其从池子里放出，从而在宏观上减少资本跨境流动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不管这个池子是股市也好，金融产品也好，应该综合利用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工具给予正确的引导。

参考文献

王梦奎，后危机时期的世界和中国经济[J]，管理世界，2010(1)

窦祥胜，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探析[J]，太平洋学报，2010(7)

郎成平，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M]，东方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