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范文10篇

新一轮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升农村公路等级，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结构”为总要求，从人民群众要求最迫切、受益最直接的农村公路改造入手，全力加快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步伐，全面提升农村公路建设水平。

根据全市农村公路现状，从2009年起用2至3年时间完成新一轮600公里农村公路改造任务，其中2009年度要确保完成200公里以上农村公路改造任务。

二、工作原则

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先急后缓、质量第一，属地负责、以奖代补”的工作原则，有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全市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工作。

三、改造范围、重点和标准

1、改造范围: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着重解决列入农村公路规划网中上一轮行政村到行政村未改造的道路、行政村通往自然村（住户20户以上）以及干线公路（国、省、市道）通向自然村和集中居住点未改造的道路。自然村、集中居住点及开发区内部的道路不属于本次改造范围。

2、改造重点：今年重点要完成国、省、市道通向自然村和集中居住点之间以及已列入省农村公路规划网中的道路改造。

3、改造标准：行政村到行政村道路路面宽度不小于3.5米，行政村、干线公路到自然村和集中居住点道路路面宽度不小于2.5米。面宽在3.5米以上的混凝土路面厚度不小于18厘米，面宽在3.5米以下的混凝土路面厚度不小于16厘米。路肩、绿化、会车区、交通标志、安全设施等同步实施到位，与国、省、市道的连接要平缓顺畅。

四、奖补政策

为提高农村公路改造积极性，推进农村公路改造进程，市对列入改造计划的农村公路实行以奖代补政策。

1、对达到改造技术标准、经验收合格的农村公路每公里市奖励5万元。

2、为确保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的顺利实施，除市奖励资金外，根据分级负担的原则，各镇、园区、街道也要制定农村公路改造奖补办法，落实配套资金，同时要加大对经济薄弱村的扶持力度。

3、农村公路竣工和资料齐全后，由各镇、园区、街道向市农村公路改造办公室提出验收申请，由市农村公路改造办公室组织相关单位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全额拨付奖励资金，不符合要求的，将视情扣减直至取消奖励资金。

4、农村公路改造奖励资金实行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市有关部门将对奖励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审计。

五、组织领导

1、为切实加强新一轮农村公路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农村公路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局，具体负责全市农村公路改造计划的审核、编制和下达，道路施工图的审查，农村公路改造工作的组织指导、督促考核、质量监管、竣工验收以及市奖励资金核拨等相关工作。

新一轮范文篇2

我镇党委高度重视，组织召开镇干部会议，传达学习走基层会议精神，制定我镇新一轮走基层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调整充实“走基层”活动领导小组，并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把制度的落实与“走基层”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基层，切实做好访民情、解民忧、集民智、促发展的各项工作，在基层一线磨砺党性、务实作风、树立形象、创造业绩。

二、精心谋划，进一步强化措施

我镇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进一步加强党性、党风建设，在“走基层”过程中，要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不谋求个人的形象；要厉行节约，进一步完善“三本台帐”，严格执行销号制度；各联村干部要主动加强与联系领导、村组干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工作动态。领导班子成员要坚持率先垂范、深入一线，准确把握实情，加强督促指导，积极引导和帮助联系村学习先进经验，强化工作措施，推动工作落实。

三、落到实处，进一步践行活动

新一轮范文篇3

自新阶段扶贫开发实施以来，我县按照省、市的统一要求，集中资金、集中力量实施了93个贫困村整村推进，从整体上改变了贫困村面貌，加快了扶贫开发工作进程，其作用和效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但是，由于贫困村数量较多，整村推进战线过长，致使部分村整村推进资金投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村推进效果，群众急需解决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一轮整村推进，我们务必认真总结前阶段整村推进的经验和教训，按照国家、省扶贫办的要求，进一步收缩战线，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十二五”期间，县政府重新确定了45个贫困村，比原来的93个减少了48个，每年安排集中连片的6个乡镇9个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在资金投入上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资源整合，提高推进实效，每个贫困村按照捆绑投入不低于300万元，其中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不低于100万元的要求，科学谋划，选准项目，认真做好新一轮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确保规划符合实际，合乎民意，具有可操作性。

二、突出整村推进工作重点

首先，突出抓好产业扶贫开发。产业开发是贫困地区群众的迫切需要。应根据区位特点和市场需求，依托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着力推进贫困村特色产业发展。按照全县产业规划布局，坚持集中连片、规模发展，每年集中连片扶持9个贫困村，以促成产业带的规模优势和一村一品的专业化特色产业，努力提高特色产业的规模效应。围绕柑橘、茶叶、核桃、烤烟、生猪等主导产业，每个村选择1个主导产业做大做强。切忌每样发展一点，样样都不能变成钱。加大新技术、新品种引进推广力度，大力发展无公害、生态、绿色农业，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名优农产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和发展力度，提高主导产业的发展层次和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加大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力度，提高农民科技致富能力。要大力发展主导产业，产业项目一旦确定，必须持之以恒，一抓到底。要加大产业开发投入力度，整村推进项目资金不能撒胡椒面，财政扶贫专项资金70%要直接用于产业发展。

其次，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围绕产业开发，对贫困村内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电力、能源、通信等各类基础设施进行配套建设。加强道路交通建设。交通建设牵动整个发展大局，只有交通条件的大改善，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大突破。要充分发挥整村推进整合资金、合力攻坚的优势，集中各方面的扶持资金，用于贫困村交通建设。以实施农村通达通畅工程为契机，全面硬化农村主干线公路，打通至中心自然村或院落的公路，对产业连片的区域修建田间生产路，有效提升公路等级和公路入户率，切实改善贫困村发展环境，解决农用物资、农副产品运输难题。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目标，加快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产业优势比较突出、条件具备的贫困村，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着力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进程。

第三，着力抓好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继续对贫困村内生存环境恶劣、生产资料严重缺乏地区的贫困群众实施扶贫搬迁，对贫困群众居住的危房进行改造，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必须结合村庄建设进行。整村推进贫困村面貌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产业开发和村庄建设上，当前正是农户建房高峰期，必须高度重视村庄建设。紧紧围绕整村推进和新农村建设，按照“政府引导、农户自愿、统一规划、综合配套”的原则，在条件具备的贫困村，以相对集中的方式新建一批扶贫搬迁居民点，逐步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公共服务社会化和农村建设村庄化的目标。居民点建设要有规模、有特色，对全县村庄建设和农户建房真正起到典型示范作用。今后，对集中新建扶贫搬迁居民点的贫困村，县扶贫部门将在扶贫搬迁指标上给予倾斜，同时视具体情况对基础设施配套给予支持。

第四，加大扶贫到户工作力度。坚持“整村推进推到哪里，两项制度衔接到哪里，扶贫到户扶到哪里”的工作理念，正确处理扶贫“点”与“面”的关系，根据整村推进资金总量，科学统筹公共项目和到户项目。既要让大多数人享受扶贫政策的阳光，更要让贫困户都能得到扶贫的实惠，使广大群众共享扶贫开发成果，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的工作宗旨。

三、强化整村推进工作措施

第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整村推进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农村工作方方面面，涉及诸多项目建设，涉及众多县直部门，统筹协调难度很大，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扶贫开发“一把手”负责制，建立和完善扶贫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一级促一级。为了确保新一轮每年9个贫困村整村推进顺利推进并取得明显实效，我们建议实施“1119”帮扶工程，每年轮换一次。即1名县委常委或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联系1个贫困村，1家规模企业与贫困村开展“村企共建”，1名队长单位牵头、9个县直单位结对帮扶1个贫困村。县级领导的主要职责是：加强对整村推进的组织领导，负责协调落实项目资金，督促队长单位工作落实；规模企业的主要职责是：按照“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联动、互利共赢”的思路，发挥企业自身优势，积极参与贫困村特色产业、优势资源的开发建设，帮助引进技术、培养专业人才；队长单位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县直单位帮扶贫困村的牵头工作，帮助贫困村制定发展规划，指导整村推进项目实施，搞好协调沟通，督促成员单位结对帮扶工作落实到位，收集并及时向联系村的县领导反馈情况；县直帮扶单位的主要职责是：结合部门职能，制定帮扶计划，确定帮扶项目，明确扶持政策，采取得力措施，每年为贫困村办几件实事、好事。各乡镇“一把手”作为整村推进的第一责任人，应切实负起责任，亲自安排部署、检查指导、协调解决整村推进工作。

第二，切实加强资金整合。实施整村推进，资金投入是保障。省人民政府2003年就下发文件明确规定，要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各负其责，各记其功”的原则，整合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以及各项涉农资金，对贫困村整村推进从项目规划、项目实施、扶持投入予以优先扶持。要保证80%以上的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足额用于贫困村的项目建设，确保每个贫困村整合项目资金投入达到300万元以上。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应适时召开整村推进项目申报协调会，对各涉农部门申报的项目统一把关，真正实现事前捆绑。各部门应服从和服务于全县扶贫开发大局，齐心协力，形成合力，不能各自为阵，各行其是。

新一轮范文篇4

十年布局：整合资源做强名优学校

天妃宫小学是南京市首批”老八所”省级实验学校，也是下关区小学教育的龙头,是南京办学实力较强的百年老校之一。近年来，配合城市建设，天妃宫小学易地重建，政府总投资一亿元，2007年投入使用，同时区教育局扩大了天妃宫小学的办学规模，将原永宁街、商埠街小学并入，使得天妃宫小学的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但解决了小学教育高位发展瓶颈的问题，也使得更多的居民能够享受到优质教育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区的学校较为密集，其中既有办学质量优异的品牌学校，也有一批教育水平较为薄弱的‘麻雀学校’。”潘局长如是说，“企业学校的加入，使得下关区学校资源总量得到了扩大，但数量上升的同时也对继续提高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应对新形势，区政府和教育局以“放大名优学校、改造薄弱学校”为宗旨，以既有的一批办学实力较强的学校为基础，开始有计划地推进辖区内学校布局调整工作。从98年全区第一轮教育布局调整，直到2007年的学校再整合，十年的周期，三轮的布局调整，全区减少了17所“麻雀小学”，新建城市建设配套小学3所，小学高优质资源占小学总数的75%,全区就读省市实验小学的学生占全区小学学生数的76.1%。有效地解决了老百姓子女上学和上好学的问题。体现了较高的群众认可度、满意度。区域教育资源的有效的整合，使得小学布局、规模设置更加合理、科学，整体办学实力明显增强，为下关区小学教育进一步在高位上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细管理：创造常态优质教学环境

“布局调整仅仅是改善了教育的外部因素，而要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实在在抓住课堂这个课程实施的主阵地才是关键。”分管小学教育的王启伦副局长坦率地说。

多年来，下关区坚持课堂是教育主阵地，是教育教学中心的中心。下关区教育局每月定期召开校长会，每次会议都必谈课堂管理、必谈课堂评价、必谈课堂质量，营造课堂核心理念。近年来，全区涌现出滨江小学、小市中心小学、砺志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等教学管理精细化的典范学校。

滨江小学将目标细化，集中致力于实现看得见、摸得着的管理目标。小市中心小学以“做好细节”为要求，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形成了“我的事情我负责”的工作作风。砺志实验小学在管理工作中，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有检查有反馈。学校行政班子每人分管一至两门学科，每人联系一个年级组，通过质量调研、随机听课、连续跟班听课等多种形式，坚持沉下课堂并参加教研活动，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学常规落实情况，并与教师共同探讨教学中的热点和难题。第二实验小学通过一系列分年段的学科竞赛来考查常态下的课堂教学效益，以竞赛活动促进家常课质量的提高。

为了更好的抓住日常教学质量，创造一个常态优质教学的环境，下关区教育局还坚持开展“局领导校园一日行”活动和教育教学常态专题视导工作，由教育局局长、副局长亲自带队负责，教育局初教科、教研室、学校名优师代表和政府督导室“四位一体”组成视导组。“视导组100%听课到每一个班级，100%听课到每一个学科，100%听课到每一位教师。不打招呼、不定时间，随时走进学校、课堂，为的就是获得最真实的常态教学反馈信息。”坚持不懈的全面精细化管理，大大提高了下关区学校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同伴互助：加快资源整合品牌出新

教师的个体素质是维持学校常态教育质量的基础，而教师所在的教学团队才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如何整体提升教学团队的教学水平，发挥其在追求常态优质教学的中的优势作用，下关区各个学校都有着深入的思考，并相应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工作。

“我校青年教师占全校教师总数的64％，因此，我们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突出抓好青年教师队伍上面，以青年教师群体和个人发展为宗旨，充分利用学校人、财、物、信息等校内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分层次地开展培养青年教师的工作。比如，我们将‘整合优质师源,发挥师资优势’作为教师群体培养目标，在以语、数两学科为单位来打造优秀教师团队的基础上打造外语、音、体、美等学科团队，通过发挥团队中品牌教师的优势来起到示范、引领和辐射的作用，从而提高全体教师的整体素质，提升全体教师的教学能力。”天妃宫小学许校长说道。

此外，天妃宫小学还善于整合学校的特色文化，从多侧面多角度整合学校资源，丰富办学内涵，彰显办学特色。天妃宫小学提出了校园文化无字化，办学理念形象化，办学特色个性化的实践思路。围绕“天天向上”的校训，学校创造了卡通人物“天娃”陪伴孩子成长，将“求实创新”的校风形象化，把老校文化物化于学校雕塑，从而形成天小独特的理念文化，对1800多名学生起到了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构建品牌：探求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为了将学生教育成为一个具有全面素质的人，下关区的学校还积极从建设特色校园入手，力图通过营造适宜的教育氛围使孩子健康成长。

下关区第二实验小学追求并探索“博求”教育的特色发展之路，让校园博客成为校本教研的主阵地，不仅成为教师互相学习、共同研究的平台，也是学校校长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家长之间交流互动、共享展示的舞台，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求学难”的热点校之一。

小市中心小学以教育科研、以课程改革为契机，以优良的师资队伍为基础，专注于“活力校园”的建设，多年坚持开展“活力课堂”研究，打造一支“活力教师”队伍，使小市中心小学已成为城东一所充满活力的省级实验学校。

砺志实验小学在经历四所较薄弱学校的合并、整合后，提出了以“练武砺志”为突破口的特色学校建设之路，“砺志”教育已由面上的特色活动走上了全方位的学校文化建设中。2007年“砺志”现象成为全市教育的亮点，市教育局在该校召开了教育管理专场的现场会。

滨江小学的“数字化”校园建设被收入“南京素质教育案例30条”一书，成为下关教育一张新的名片。

此外，小班化教育在七年的实践中展现出独有的优势：五所村小学面向每一个孩子开展“阅读伴我成长”的大课堂教育；建宁小学的“善小”教育，郑和小学的“郑和”精神教育，阅江楼小学的“感恩”教育等等，让更多的孩子在下关的校园里享受了更好的更适合的优质教育。

“让每一个师生在教育的过程中得到充实与升华，让每一个师生都成为幸福生活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小市中心小学蔡明校长的话可能是下关区近三千名校长、教师的心声。

新一轮范文篇5

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始终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改革发展先行区、科学发展的示范区。广西这几年迅速崛起，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增长极。他们促发展求发展的最主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解放是“两广”经验的精髓。在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广东能够抓住每一次历史机遇促进社会经济大发展，连续26年经济总量排在全国第一，靠的就是各级干部解放思想，先行先试，勇于实践；广西能够在落后中奋起直追，以较快速度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靠的也是各级干部没有框框，敢想敢干，不甘人后。无论是“增城模式”、“桂林精神”，还是“钦州速度”，都体现了“两广”人不拘一格追求发展的创新思维。“绿灯跑、黄灯闯、红灯绕”的大白话，正是“两广”人思想解放、巧妙做事的鲜活写照；而“先干不争论，时间作结论”、“多做事、少争论”等理念，则是他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追求发展的具体总结。总之，解放思想始终是“两广”扫除发展障碍进而引领发展的最大“法宝”。

当前海南发展面临的状况，决定了我们需要从“两广”取得思想解放的真经。近几年来，海南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综合实力、经济结构、发展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国际旅游岛战略提出和实施后，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海南的经济总量还很小，产业的支撑能力较弱，发展的基础还很不牢，抗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跳出海南看海南，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海南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虽然海南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但是别的地方发展更快，我们与他们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虽然海南的投资有了强劲增长，但经济发展的动力依然不足；虽然海南的城乡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但与大部分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虽然海南培育起了一些工业支柱产业的雏形，但是产业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综合竞争力不强，等等。如果不正视这些差距，认清发展形势，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快建设发展速度，那我们就会被发展的浪潮甩得越来越远。

现在，我们一些干部的精神状态、工作作风令人担忧。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看到，一些干部精神不振，作风不实，做事流于形式；一些干部循规蹈矩、瞻前顾后、怕担风险，不想干事不爱干事；一些干部能力不高，视野不阔，办法不多，不会做事做不成事，等等。这些干部与“两广”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敢做敢当的干部队伍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这些工作作风不转变，我们的工作就会难以落实，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也会被拖延。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全省人民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的全面实践，海南正步入一个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在这个关键时刻，各级干部的作用尤其重要。说一千道一万，是非成败完全在人。能不能抓住这一次难得机遇，真正实现海南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关键在于全省的干部队伍，决定于各级干部能不能做到思想真解放、理念真创新、作风真务实，真干事、用心干事、干成事。正如广东同志所总结的：“不怕起步晚，就怕起点低；不怕干不好，就怕没想好；不怕经济落后，就怕观念落后。”要让全省各级干部在观念上完成更新，在理念上有所创新，提振精神状态，转变工作作风，显然不是一场会议、一次培训、一次学习、一次教育或一次问责所能完成的，需要来一场解放思想运动才能加以解决。

“两广”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思想解放是破除旧框框、扫除发展障碍的不二“法宝”。海南要担当起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要破除旧的体制、机制，要构建具有特色的经济结构，要加快建设国际旅游岛，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需要好好向两广的干部群众学习，学习他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学习他们敢为人先、敢担风险、敢闯敢试的胆魄和勇气，学习他们始终紧扣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发展为大的强烈发展意识，学习他们宽广的发展视野和推进发展的大思路、大手笔、大气魄，学习他们不争论、多做事、用心做事的工作作风，学习他们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办法。

新一轮范文篇6

为此，2004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三农问题的重大方针政策，具体包括：减免农业税；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实行征地制度改革，保护失地农民；保护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加大农村贫困、特困人口扶贫力度；加快农业金融、保险和财政扶持体系建设；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等等。

上述大政方针，应该说是立足于新的农村经济社会形势下作出的思考结论，对于稳定农村形势、推动农村改革、寻找农业经济以至整体国民经济提速的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上述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设计中存在的缺陷：

一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思路没有脱离“授农以鱼”的思想框架。

无论是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农村扶贫、通过财政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加快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还是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失地农民，总体上都属于一种侧重于在经济利益上给予农民合适补偿的思路，没有从建立农业经济的良性自我发展机制、增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实力的重点出发。

2004年，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多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补助总额达到120亿元。国家还补贴化肥企业12亿元以上。

2004年中央财政支农各方面资金达到1500亿元以上，比2003年增加300亿元，增幅为近年之最。

同时中央决定，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并在5年内全部取消农业税。截止2005年1月底，除山东、云南、河北、新疆、甘肃几个省区之外，其他25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4年通过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给农民减轻负担达294亿元。

在这样的工作和改革思路下，政府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综合政策杠杆，侧重于把资源和政策简单注入农村经济，虽然确实在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民收入的积极效果，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样的思路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所在。

只有按照“授农以渔”的大智慧，通过一系列突破性的农村改革措施，全面调动农村、城市、政府乃至全社会的积极性，培养农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转换农村经营机制，才可以从制度上寻求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康庄大道。

二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整体呈现出一种保守型的消极应对的思路，没有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下新的历史规律出发，在三农问题上贯彻一种进攻型和创新型的政策思路。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执行一种高积累的、以农补工的经济发展战略，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和巨大奉献为前提的。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实现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多年的今天，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在以其超低的成本支撑着城市经济的全球核心竞争力。

目前中央政府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全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思路，也属于对于历史形成的工农、城乡关系的一种调整和平衡。这样的政策，本身正反映出工业之对于农业、社会之对于农村、城市之对于乡村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不公平和利益的不对称。

综观目前中央在三农业问题采取的种种政策，因为农村基层政府“白条”、“三乱”等行为增加农民负担的问题日益尖锐，所以有了后来的“减轻农民负担”、“减免或取消农业税”；因为农村普遍出现看病难、农民没钱看病等严重的人道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因为城市大量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因为城市房产开发大量占用耕地以及征用土地补偿中出现对农民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待遇，所以有了后来的“保护失地农民”。

种种事实表明，正是因为农村社会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的下降、话语权利的减弱和经济份额的削减，面对城市经济、体制、政府、资本等强势力量，农村逐步演变成为极度的弱者，其合法权益在生产、消费、劳动、财产权利等各个领域受到全面的侵占。

所以，目前政府的政策措施虽然有必要围绕上述三农利益受到侵占的各领域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从源头上寻找产生上述现象的社会根源和制度根源，从而以一种进攻型的政策姿态有针对性的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产生三农问题的种种病根。

否则，如果继续坐视造成三农问题的种种体制和社会根源存在、滋长，那么即使可以把目前暴露出来各方面问题予以遏止，但是仅仅靠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将无法应对弊病百出、挑战频仍的城乡经济格局、三农体制缺陷和产权多元经济在未来给予三农领域的压力。

三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侧重于从外部推动，而没有认真研究采取从农村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入手，开展农村经济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创新。

目前，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投入不足、基础脆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没有建立，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这样一种局面很容易让我们把眼光集中于从外部不断给农村、农业输血，于是一种类似工业经济改革初期“减税让利”、“简政放权”的“松绑型”的农村“新政”应运而生，但无形中忽视了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

历史证明，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可以根本发挥作用，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到目前历史阶段的一种特定的系统命题，需要同时从外部和内部思考根本解决之道。比方一个病人，如果身上的刀口还在流血，那么即使输入再多的血液最终对他的健康还是无济于事，最佳的方法是在输血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寻找伤口、寻求根本止血之道。而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建设就是这样的止血之道和造血之道。

四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仍然偏重于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府主导的领域以行政手段为主要手段，推动资源、资金、政策、技术向农村、农业的倾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资源在效率和公平的原则下实现最优化配置，需要高效廉洁的政府公共服务环境，需要完善的外部法制环境，也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

目前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农村改革，其实质是新时期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下，对于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农村和全社会之间进行重新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因此解决三农业问题必须同时采取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综合手段，积极调动国家集体个人各方面积极性，调动城乡双方面积极性，调动国有、集体、民营、“三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引导全社会资源自发、有序的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

五是解决三农问题、改变农村状况的政策研究出发点还不能够很好的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没有真正挖掘涉及新的历史时期下农村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新的生产关系创新实践。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并率先取得突破，而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举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便肇始于七十年代末期在农业大省安徽率先发起的大包干和农村税费改革。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安徽省委根据面对的困难，作出了“借地种麦”的决定。在这项政策鼓励下，安徽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的农民秘密达成了包产到户的协定。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这种分散经营和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要求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到15年以上，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经济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目前国家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种种政策、对策，真正从根本上涉及农村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的，所占比重并不大，其中大量属于资源转移型的政策措施，而不是体制转型性质的制度变革。真正农村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还是深层次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而这一切的源泉，还是来自广大农民的创造力和基本实践。只有从我们身边的农村、农业中的新生事物中，从农民兄弟在农业生产中的创新中，我们才可以寻找解决三农问题的制度变革之路。

思考三农问题解决之道，我们首先必须认识解决三农业问题的本质任务和历史目标：

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目标：促进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社会与农村之间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以市场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推动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可持续的农村生产力发展格局，以农村经济的新跨越为国民经济加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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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一书在关注社会公正理论的同时，对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予以了极大关注，试图从社会公正的视角观察并分析中国现实社会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社会公正具有重大意义

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由基本权利的保证（保证规则）、机会平等（事前规则）、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事后规则）和社会调剂（调剂规则）共同构成。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取向包括让全体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对于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来说，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各有各的特有重要功能，一是“保底”，二是“不封顶”，两者缺一不可。社会公正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应当站在社会整体利益的立场上，以维护每一个社会群体和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与合理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帮助遇到不公平对待的一方解决问题。而且，在解决某一社会群体所面临的不公正对待问题时，不能损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合理利益。

社会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涵义是，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绝大多数人为本的发展，发展应当是以无数个具有平等权利的个体人为本的发展。正确把握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涵义，对于解除以往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困惑，推动中国社会现代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推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有效、健康的发展，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理念和准则在中国开始初步形成，但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

1978年以来的30年的时间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理念和准则，尤其是同市场经济密切相连的社会公正理念和准则在中国社会开始初步生成。如从看重结果均等逐渐转向看重起点平等，社会成员的行为取向已经明显地从先赋性转向自致性，社会流动由半停滞的状态逐渐转向正常、有效、畅通的状态，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方式也逐渐由“人均一份”转向按照贡献进行分配。就改革以来的发展趋势看，中国社会正在逐步“走向公正”。但总体而言，社会公正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作者主要分析了两个方面的社会公正现状。第一，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其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第二，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性别方面的权利等方面的总体状况偏弱。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大力调整，才能遏制这些问题不断加重、持续恶化的趋势。

作者在书中对中国社会结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从国家层面上谈到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明显颠倒问题。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当是，通过公共投入维护社会公正，保证和促进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就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本需求为基本着眼点，以民生问题为优先。但事实上，中国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一方面，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很小；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的公共投入比重过大，如行政成本、城市建设、豪华建筑物的建设三个方面吞噬了大量的公共投入资金。

中国社会正处在急速转型期，众多的不确定因素意味着要面临程度更高、范围更广的社会风险，当社会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为社会危机。作者将未来大约20年的时间，即从现在到2030年前后的这样一个时期，称为“中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高风险时期。作者一一分析了中期社会危机的主要诱发变量，中期社会危机发生的三种可能趋势，以及应对思路和对策。在对策中，作者主要强调了三点：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建立起公正合理而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形成一个“两头大、中间小”的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进行一系列重要转变，新一轮改革的价值标准是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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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年的质疑之声和欧洲宪法与里斯本条约在欧盟内连续遭遇的困境并没有泯灭相当数量的法学家的欧洲民法典之梦，自2003年以来在欧洲私法尤其是合同法领域内，一些学术团体跳出目前欧盟法框架前瞻性地独创出一系列的法律标准参数（CFR），如2008年初《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基本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些学术成果已在欧洲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的欧洲民法典之争。

本文从历史上几次有名的欧洲民法典之争谈起，着重对自2003年以来的欧洲私法学术界在法律标准参数上取得的成果进行初步的价值衡量，以求为欧洲私法乃至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的未来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一、理智还是敌意？

欧盟以及前身欧洲共同体的超国家性无疑是欧洲民法典之争的根源所在，当大批欧洲法学家对一部可能的欧洲民法典欢呼雀跃并急不可待地开始对民法典的性质、结构乃至内容进行论证的时候，来自欧洲内部与外部的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从未休止过，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加拿大法学家皮埃尔罗格郎。在皮埃尔于1997年发表在《现代法评论》的一篇文章里[1]，他指出欧洲各国法律并未真正走上相互融合之路，而所谓的欧洲民法典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于对法律移植说本身的全盘否定。这不仅使人联想起二三十年前恰恰就是以皮埃尔为主角的围绕着法律移植轰动一时的那场辩论，以法律史学家艾伦沃森为首的支持派认为历史上多如繁星般的实例已经证明了法律移植的无处不在，而皮埃尔则依托并发展了法国孟德斯鸠的相关学说并指出法律移植的不可能性，一部法律或一项法律制度在转移至另一法律文化后必然丧失本意。

尽管皮埃尔的理论被之后的法学家们认为有极端之嫌，他本身也被冠之为“不友好的”“反欧洲”学者，但他的理论也无疑为对欧洲法律一体化盲目趋从的学者们上了一课。为了实现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既定目标，欧洲共同体和之后的欧盟机关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比如在欧洲合同法领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欧洲委员会针对诸多特定的合同形式颁布了许多指令，这些指令在“直接效力”原则下被贯彻执行到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框架内，大大加速了欧洲合同法领域的融合过程，但这样的努力并非总是受到欢迎的。比如，大陆法系中常见的合同诚信原则在被欧盟采用后，常被欧盟内的英美法系国家斥为一种法律的殖民主义，如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巩特尔塔博纳就曾将该原则在英国的大行其道形容为一种刺激性的法律侵入，而此种法律侵入严重影响了成员国国内私法系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2]。如果说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是需要时间来衡量各方的妥协的话，那如何在架构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同时营建统一的欧洲法律文化则是需要耗费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成就的事业。因此，与其将皮埃尔对欧洲民法典的质疑之词认定为是一种局外人的敌意，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旁观式的理智更为恰当。

二、欧洲私法发展现状

虽然对于欧洲私法这一新兴学科的广度目前仍然存在争议，但多数欧洲法学家认为欧洲私法应包括欧洲合同法、欧洲侵权法、欧洲财产法，并涵盖欧洲家庭法、欧洲环境法和信息技术法律等法律部门[3]。

无论欧盟民法典究竟是以1990德国民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还是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民法典1992年荷兰民法典为典型，一部民法典所应具备的两个特征是外部的全面性和内部的连贯性，而目前的欧盟私法显然与此二基本特征相去甚远。就一系列的欧盟条约来说，虽然它们在各成员国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成员国往往以一国利益和价值观念出发对条约随意阐释，进而导致了同一条文在各国遭遇到了不同的法律解释；就一系列的欧洲委员会指令来说，虽然依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各成员国有义务修改国内立法以使之与委员会指令达成一致，但显而易见的弊端在于，第一：欧盟机关难以界定指令在各成员国内执行的程度和效力，第二：在执行委员会指令的往往会移植一些外来的法律机制和文化价值，从而不仅令该指令的效力在此国内大打折扣，而且反而会影响一国私法的完整性和内部的连贯性。不仅如此，委员会指令普遍遵循的原则是“最小程度协调”原则，即成员国在不违反一指令的前提下可以援引并使用更严格的立法手段，在该指令调控领域内各成员国间的法律壁垒并未完全消失。另外，委员会指令显然缺乏外部的完整性，比如它只涵盖了特定的合同类型，在其他的合同法领域则留有空白。

三、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学术先行还是一意孤行？

鉴于以上提及的欧洲私法发展上的困境，欧洲法学者并不沉溺于现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批欧洲法学术机构大规模自发地组织了私法标准参数的活动并相继推出了大批成果。从欧洲合同法委员会（蓝多尔委员会）首推的欧洲合同法原则到蒂尔堡欧洲侵权法研究小组于2005年推出的欧洲侵权法原则，从欧洲民法典小组推出的欧洲法原则丛书到2008年与欧洲私法研究小组合作并公开影印发行的《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已经成为欧洲法学界的新浪潮。

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性。其一：这些欧洲法律学术团体制定欧洲法原则是受到美国重述法律制度的启迪，而首推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蓝多尔委员会为接下来几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提供了典范，换句话说，正是蓝多尔委员会掀起了欧洲学术团体自发立法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是此学术运动发展的分水岭，绝大多数成果得以在2003年后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在于欧盟委员会于此年了欧洲合同法行动纲领，在此纲领中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欧洲法律标准参数之说，呼吁并鼓励学术团体献计献策，在对目前欧洲合同法架构进行重新考量的同时，欲对如何加强欧洲合同法内部的连贯性一问题提供思路。在行动纲领中，欧盟委员会并未明确欧洲法律标准参数的定义和范围，此举究竟是有意为之或草率疏漏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的是，这些学术团体恰如其分地抓住并依托欧盟机关此次政治性姿态“有名分”地大举作为，虽然没有人可以确信这些法律成果可以换回欧盟决策机关怎样的回应。其二，这些欧洲法律学术团体几乎全部遵循着相同的行为和价值原则，而这一原则可归结为“在欧盟范围内依托共同的法律核心价值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正是欧洲法标准参数的与美国重述法的根本区别，因为重述法重在横向描述，而前者更重在纵向的比对以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其三，这些制定、公布乃至公开印刷发行的欧洲法标准参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质上讲纯属于学术界的知识成果，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教育和科研意义大于政治和实用意义。尽管欧盟委员会将这些欧洲法原则形容为以后行动的“工具箱”，且有一定数量的原则逐渐被欧盟成员国司法机构援引或使用，但若没有欧盟范围内政治上的等量回应或未来进一步升级后的成员国条约的话，它们充其量更像是纸上谈兵的一厢情愿。标准参数在教育和科研上固然有其价值，但我们很难将此效用予以量化，一成员国的法律研究人员、律师和法学院学生当然有必要增加对他成员国法律和法律文化的认知程度，但当身处未知大于已知、问题多于答案的窘境时，这些欧洲学术团体的集体智慧显然要经受更凛冽的质疑之声。

或许值得欣喜的是，这一学术界的造法运动也同时发生在欧洲私法的其他领域，比如在传统观念里被认为难以或较难融合的欧洲家庭法领域，而这也不禁让人联想起1990年左右关于一部统一的欧洲家庭法的可能性的争论，支持方阿尔弗雷德瑞格认为欧洲家庭法领域的融合之势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在家庭法的各个领域内各成员国相同或类似的立法数量在增加，而反对派德国法学家迪特尔玛特尼则认为家庭法深深植根于一国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内，一部统一的欧洲家庭法如乌托邦般虚幻。

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条约圈定了欧洲家庭法可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尽管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九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欧盟机关无权直接统一调控和协调成员国实体家庭和继承法律，但第六十五条却巧妙地着重强调了在民事领域的司法协作具有跨国效应。因为各国家庭法的分立并不直接妨碍内部市场的形成，所以家庭法的发展往往被搁置在欧盟立法机关议事日程之外，迄今如此普遍被提及的所谓欧洲家庭法来源主要为三，第一：欧洲人权公约和伴随里斯本条约生效的欧洲人权宪章中关于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章节；第二，关于民事商事领域的司法协作的布鲁塞尔条例一和关于离婚和父母权责的布鲁塞尔条例二及补充条例；第三，欧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历年判决。尽管如此，相比于欧洲合同法，欧洲家庭法统一和融合的程度依旧较低。但欧洲一些家庭法领域的法学家显然并不安于现状，以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家庭法教授凯瑟琳娜波勒渥琪为首的法学家们于2001年建立了欧洲家庭法委员会，并于2004年和2006年连续推出了以调控离婚、赡养和父母权责为主的欧洲家庭法原则。虽然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当初在被欧盟委员会提出时主要是针对欧洲合同法领域且并未明确其范围和定义，但笔者认为欧洲家庭法原则亦应囊括在广义的欧洲法律标准参数之内，因为它们在本质、结构和特征上与欧洲合同法原则是基本一致的。

综述以上，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在本质上是学术界绕开欧洲法律和政治现实以促进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另辟蹊径，但欧盟机关和各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呼声也不可能置若罔闻，撇开欧洲民法典的可行性不谈，这些学术团体大有架构各领域部门法典的动机和趋势。正如荷兰蒂尔堡大学教授杨斯密在评述2008年刚刚发行的《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时说的那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进度距离欧盟立法现实已太过遥远[4]。如何系统地评价和考量这些欧洲法律标准参数是一个值得认真商榷的问题，我们不妨回到篇首皮埃尔的否定论去，倘使我们不需要一部统一的欧洲民法典，我们是否需要一部学术意义上的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呢？

我们无法揣测正忙碌于在国际舞台上拓展政治影响力的欧盟在遭遇尴尬的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政治动向，但哲学理论告诉我们，向心力和离心力是相伴相生的，法律升级固然不能割裂两者，但究竟如何平衡他们的关系则值得研究。

在欧洲私法一体化过程中，学术先行是必要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性地妥协划一不仅为欧盟委员会节省了相当的调研时间，更向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欧盟政治机关明确表明了姿态。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各团体在欧洲合同法领域内对法律标准参数的构建将为近期欧盟委员会规模性合同法律修订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PierreLegrand,‘AgainstaEuropeanCivilCode’,ModernLawReview,1997,p.45.

[2]、GuntherTeubner,LegalIrritants:GoodFaithinBritishLaworHowUnifyingLawEndsUpinNewDivergences,LawDepartment,LondonSchoolofEconomics,TheModernLawReview,Volume61,1998,P.22.

新一轮范文篇9

一、指导思想（略）

二、工作目标

以警示教育为重点，把廉能风险教育贯穿于防范管理工作始终，融入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的全过程，要结合党风廉政建设宣教月活动，充分利用各种平台或载体组织开展主题教育、专题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等形式多样的廉能风险教育活动，同时广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防控工作，形成风险岗位廉能管理浓厚的社会氛围。

三、活动内容

全局拟开展以下廉能风险教育活动：

1、在全局举办一次廉能风险防范知识培训班；

2、在全局党员干部中开展一次“加强党性修养、培养良好作风、促进廉洁从政”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全局党员干部拒腐防变意识；

3、在全局开展一次党政主要负责人上党课活动；

4、组织一次全局党员干部阅读，《从政提醒的150件事》书籍，并通过学习，结合工作实际，撰写心得体会；

5、组织一次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交流会，并坚持典型引路，将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在全局推广。

四、活动要求

1、全局干部职工要高度重视廉能风险教育活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热情，踊跃参与全局风险教育活动，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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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医疗卫生改革总是涉及到从公司雇主、保险公司、纳税人、家庭个人到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以及其组织内工作的医师等大量行动者之间的资源再分配问题，而医改涉及的再分配是如此的复杂和庞大，以致于其产生的社会力量分化与震荡是难免的。从罗斯福颁布《社会保障法》之后，美国政府多次试图对医疗卫生系统进行系统性的改革，其中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立法尝试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但是，美国国会结构及总统、国会领导处理应对政治结构中内在的约束和机会的策略本身就是注定了其1993～1994年国民健康改革的失败。那么，问题是时隔15年之后，同样的为何能够成功地推动这次医疗卫生改革法案的通过呢?这次医改和15年前的医改过程有什么不同?这次美国医改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含义?这次经济危机缩小了党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吗?(通常据说危机事件可以短暂地缩小政党在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政治分歧，那么这次医改过程的政治分歧为什么没有缩小呢?)还是国民政策观念或意识形态更加支持的结果呢?政治学家们喜欢提出的这些问题在这里对于理解美国的医改事件有用吗?关于政策制定过程，一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理论解释模式已经产生并被广泛运用，如金登(Kingdon)的多源流模型解释了在模糊性条件下政策是如何制定的。金登的早期模型假设整个政策系统只存在三种源流，即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其中，政治源流包括三个因素:国民情绪、压力集团的争夺行为和行政立法或立法上的换届(金登，2004)。类似地，萨巴蒂尔(Sabatier)的倡导联盟模型吸收了多源流模型中的许多解释变量，并且还在两个方面做出了改进，一是倡导联盟模型更加清晰地将多源流框架下的问题流的问题界定与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流)以及利益集团的倡导竞争性政治游说活动(政治流)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以反映这些复杂源流因素是如何内在地互动，以推动政策的制定过程。萨巴蒂尔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发展和突出了政策子系统模型中政治企业家的信念系统和政策学习机制的作用，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引入显著地增强了该模型的理论解释力。但是，相对于多源流模型而言，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过于突出政策子系统利益集团的作用，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子目标或价值都是与利益集团的动机或倡导一一对应的，客观上一些重要的政策子目标或价值是由政策决策层的党派与政治家的意识形态等因素直接界定的。与之相关的，倡导联盟框架对于政策决策系统的不同党派斗争、选举及其相关政策表决的投票机制关注不够。本研究将试图综合上述两个理论模型，以便解释2009～2010年期间美国新医疗卫生改革法案的政策制定过程，以识别政策过程中多源流因素的影响机制及其动态不稳定性特征。

二、医疗卫生政策改革的问题界定:争论与政治

医改政策问题的性质是什么?如何理解医改所面临的问题，这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其具有不同的政治含义。不过，一般而言，政策问题的直观性质是对问题的严重性的描述和度量，这就需要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以作为证据，当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会对同样的数据和资料存在不同的理解或分歧，这将会引起政治上的争论。下面一系列的数据可以说明美国社会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美国医疗卫生系统存在的问题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类型:

(1)医疗卫生费用失控，费用负担无论对于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是负担不堪重负。据世界经合组织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人均健康医疗支出为6933美元，健康医疗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6%，远远高出其他国家水平(法国排名第二，为11%);人均健康医疗支出上升不仅“挤出”了美国居民家庭个人非健康支出如消费的比例，而且这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医疗费用支出负担对于不同人群而言具有不同的压力含义。也就是说，那些低收入的缺乏健康保险的家庭将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支出而受到更大的冲击(AaronandGinsburg，2009)。《美国医学杂志(AmericanJournalofMedicine)》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2007年美国个人破产申请中有62.1%是由于医疗债务、住院费用和其他负担不起的卫生保健费用。对于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而言，多数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赶不上医疗保险费用的上升幅度，而仅仅2009年25%的企业报告其员工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用增加了20%。与此同时，许多保险公司CEO的薪酬却在大幅攀升，这些保险行业被批评为“在你健康的时候，保险公司向你收费，但当你生病了，却不愿为你支付费用”。对于政府而言，2008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GDP比重为16.2%，占同期财政支出比例高达49.54%。可见，医疗卫生支出已成为美国财政的沉重负担(王俊、仲震康等，2010)。

(2)医疗服务系统的交易行为及其效率问题。2006年，美国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为78.1岁，在30个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仅高于墨西哥、波兰等几个经济相对不发达国家)。考虑到健康的结果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虽然作为健康结果的预期寿命常常被认为与医疗卫生服务的费用支出或效率缺乏直接的关系，但是，高昂的人均健康医疗费用支出与OECD国家中相对较低的预期寿命排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无疑会造成社会公众与政治家的不满与压力。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1997年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排名第一，国民总体健康水平却排名第72位;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率低下，其中，医疗卫生支出费用构成中30%是被浪费掉的，包括过度的检查和重复服务等(Orzag，2008)。关于医疗卫生费用控制，有两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一是造成医疗卫生费用持续高涨的原因是什么?医疗卫生服务的技术进步、居民收入增长，还是服务系统的低效率或者是人口老龄化等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可信的?二是如何在控制降低医疗卫生总费用时增加或至少不降低社会总福利，尤其是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及公众的福利。

(3)医疗保险覆盖问题及其公平性问题。当然，交易行为不仅与效率紧密相关，而且还涉及到公平性问题。有些造成医疗卫生总费用上涨的因素还会产生歧视问题，如对于医疗保险机构而言，除了医疗保险费率持续上涨之外，医疗保险公司还存在大量的歧视性行为，如对不同年龄、职业甚至不同性别收取不同水平的保费率，以及对有先天条件(Pre－existing)条件的患者拒保，如对许多女性投保人收取的保费标准甚至达到对男性收取费用的2倍之多。2006年，美国医疗保险覆盖率为84.9%，在OECD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二(墨西哥59.9%，土耳其数据缺失)，其中公共和社会医疗覆盖率仅为27.4%，私人医疗保险覆盖率为65.2%，也就是说，目前美国仍然有约46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肖志光，2010)。客观上，由于医疗卫生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联系如此紧密，许多政治家在国会辩论中都会引用亲身的经历或亲戚、朋友或者公众来信讲述的各种案例故事，以展示医疗卫生系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是如何影响和改变许多人群的日常生活甚至命运的。对于那些政策企业家而言，这些个人体验或特定人群中存在的焦点事件足以形成特有的道德感染力，以坚定他们支持医改法案的信念和决心。的确，在一些情形下，那些因病致贫者在艰辛生存中搏斗的细节常常出现在总统的演说或国会议员的辩论中，这不仅可以充当突出问题严重性的证据，而且还直接影响政策企业家提升政策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优先序和迫切性。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规模已经上升到社会难以忍受的一个关键点，任何医疗卫生改革法案都将面临如何降低财政赤字的严峻压力。政府预算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改政策工具的选择空间，即任何可能引起医改卫生费用和财政赤字上升的政策工具都会受到严重的阻扰和挑战。当然，如何摆脱和绕过联邦财政预算约束本身也是一个政治策略问题，即医改的支持者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方案，其最终目标是需要允诺将医疗卫生总成本及相关的财政支出压力降下来。对医疗卫生政策问题的认知和性质界定是改革方案的选择和制定及其政治斗争的起点。如何理解医疗卫生问题的本质，这与政治系统内不同行动者的信仰、利益以及所涉及的利益关系相关。首先，问题的界定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这与医疗卫生改革的成本与收益预期紧密联系。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及相关政策共同体内的行动者而言，问题的解决如果可以产生相应的预期收益，则行动者对问题的认知和支持就更加明确和坚定。相反，对问题解决成本的分担预期则会抑制一个行动者对问题严重性的认同感。如医疗保险行业会突出医保覆盖率低和单位成本高的问题，以期望改革能够对公众个人参加保险施加法律强制性约束，可是，医疗保险行业始终不愿意承认私人保险市场的失灵、欺诈以及对存在疾病风险的患者拒保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针对后一问题的改革预期将会使得该行业处于不利地位。其次，对知识和信息的了解状况也影响行动者对问题的根源与性质的判断，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效率低下或成本高昂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以及缺乏医疗保险的人群由于哪些原因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对于这些问题的认知需要建立在可靠的数据信息分析及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可见，由于信仰、利益与信息知识的差异，不同行动者对于政策问题的性质及严重性判断会存在明显的分歧，而即使对于某些问题的认知不存在差异，但对于解决问题的优先序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或方式却也会难以达成共识。

三、观念、技术可行性与政策工具选择空间

(一)价值观念对政策工具选择空间的约束价值观念对政策过程的影响虽然常常是潜移默化的，但却不是可有可无或可以忽视的。无疑社会价值观念影响政策工具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说，价值观念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影响政治系统对政策工具的选择空间，即政治家会因为某种价值偏好而不自觉地将某些政策工具踢出可供选择的空间之外，而对另外某些政策工具却可能更为偏好。当然，在医改的问题上，不仅公众与政治系统的价值观念存在差异，即使政策共同体内部不同党派的价值观念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价值观念更偏向保守主义，而的价值观念则偏向自由主义。对于美国的公众而言，其对医改政策工具的价值观念也存在倾向性或所谓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斗争”。在公共保险这一计划上，只有少数人支持政府性医疗保险。他们认为，政府支付医疗保险与欧洲或加拿大的保险形式相同，即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保险的福利性保险，这种保险负担低、保障高;而大多数人则认为政府性医疗保险与美国传统价值观冲突，这是在破坏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念。一直以来，美国人对政府控制医保的任何措施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他们青睐的是目前市场主导的医保，坚决反对公共保险机构。所以，公共保险机构要想最终被美国公众接受，首先要改变他们对于政府提供医保的看法，这等于要改变美国公众根深蒂固的自由观念，此举谈何容易。如表1所示，公众对各种医疗保险模式的支持率由高到低的变化正是反映公众对政府控制医疗保险的警惕性状况。

(二)政策工具选择的目的性与技术可行性从政策工具的可实施性与目的性来说，哪些政策工具更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或问题的解决，以及更能节约交易费用具有技术上的可操作性，这显然是政策工具选择与设计过程中的关键之处。当然，政策工具不完全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其与不同党派或政策制定系统内的政治力量的偏好是密切相关的。如图1所示，对于政策问题的识别和界定虽然也存在大量的分歧，但是问题的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并且对于社会和政府内部各方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或性质以及解决问题的政策工具选择则可能会发生重要的分歧。首先，例如，对于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成本或费用增长问题，几乎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政府的医疗卫生费用补贴支出和财政负担、中小企业的员工医疗保险费用支出负担以及公民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都是非常的高昂，但是如何降低医疗卫生费用和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率却存在着大量的选择空间。直观地看，正如派提出的医改方案所建议的那样，政府可以提供对高收入者增加征税、对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信贷以及提供个人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和医疗服务保障质量，从而分别降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医疗卫生费用负担。但是，客观上来说，还存在其他许多同样可以实现该效率目标的政策工具，如长远的干预应该侧重于提供对公众的健康意识或预防的干预，即最重要的是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和降低常见病、慢性病的发病率，从而最终从根本上降低全社会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其次，从治理医疗服务系统的交易行为来看，如何提高对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系统和医疗保险机构之间以及内部的欺诈和歧视、寻租等行为的约束力也存在大量的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例如，从增强市场自身的竞争力、信息披露等自愿性工具到直接管制等强制性工具之间存在许多中间性的或混合型的政策工具，如补贴等激励措施和提高消费者的组织化程度和选择能力。显然，政策工具的自愿性程度越高，其受到的阻力也越小，而强制性规制水平越高，则政策工具选择受到的反对和阻力将会越大。同样，对于如何提供公民的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将那些没有医疗保险即缺乏参保能力或不愿意参加医疗保险的个人纳入到医疗保险之中，也会面临一个从最小强制性的工具到最大强制性的政策工具选择光谱。如表1所示，随着保险政策工具的强制性越高，公众对此的支持率总体上是越低了。

(三)传统知识的角色与路径依赖与绝大多数改革一样，无论是关于改革的知识准备，还是政策工具的选择都不会是全新的，相反，许多关于医改的传统知识包括理论研究与经验方面的知识仍然是极具价值的。同样，现有的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以及医疗保险制度也是改革必须面对和继承的，任何改革都无法回避和抛弃已有的组织制度结构。于是，这就注定了医改政策工具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一方面，改革势必依赖于现行的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险系统，如公共医疗制度Medicare和Medicaid仍然是政府医疗改革的重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政策工具的设计与选择则主要限于对医疗卫生服务与保险系统内的机构行为的约束与监督。例如，为了实现医疗体系的“帕累托改进”，医改方案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和措施:(1)保险公司不得因投保人预先存在的病情而拒绝赔付，不得给投保人在某一年份或一生中能够得到的保险金赔付设定主观性的额度;(2)任何有购买能力的个人都要求购买基本的医疗保险;(3)建立非盈利公共医疗计划，促进市场竞争，使个人和小型企业能够获得质优价廉的医疗保险;(4)为因健康问题而不能获得保险的个人提供低成本的保险保障;(5)降低公共医疗制度Medicare和Medicaid的运营成本，对药品和保险公司的高成本保单征税;(6)要求保险公司在不提高保费的前提下负担投保人的日常检查和预防费用，建议医生少开预防药物等。

四、政党、利益集团与医改政策制定的政治逻辑

从政治流的角度看，医改政策的制定过程不仅仅涉及到行政当局与国会之间的体制性政治分权问题，而且还涉及到政府内部尤其是国会组织中的党派竞争以及作为外部行动者的利益集团的态度与游说活动等。

(一)党派竞争与国会在医改政策制定中的权限配置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国会是首要的政策制定和立法机构，任何政策的合法化都需要在国会的讨论和投票表决过程中得以体现和获得。当然，国会对政策制定的权限并不是仅仅归于一个人格化的主体，而是分割在国会内部参议院和众议院及其下属的各个不同的专门委员会内部，同时也是分散在相互冲突和竞争的不同党派(和共和党)、不同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中(戴伊，2004)。如2009年上半年，美国国会出现了3种医改方案，分别由参议院健康委员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众议院人提出。如表2所示，不同版本的医改议案在各个专门委员会机构内部进行的投票表决结果正是反映了国会内部和共和党派之间竞争的结果。如表2所示，最早的医改议案是由参议院的成员提出的，并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内进行表决后以14票对9票获得了通过。随后，2009年11月7日，美国众议院以220票对215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提交的医改法案;2009年12月24日，参议院以60票对39票的优势也通过了自己的全面医改法案。2010年1月13日，经过8个小时的长谈，美国总统奥巴马、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同称医疗改革法案有“重大进展”。虽然众参两院对各自的医改议案还存在很多分歧，院版本的许多条例也备受争议，但是，2010年3月25日，参议院最终还是以56票对43票的多数通过了修改后的全面医改法案。

(二)利益集团

医改政策本质上是对各种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尤其是对医疗卫生成本的控制或每节省一美元就意味着某一个或多个利益集团收入将会减少一美元。从而，其政策论辩过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会不遗余力地发挥其影响力，以试图使政策辩论的话语权对各自更有利。于是，那些在新医改方案的资源再分配关系受损失的利益集团将竭力寻找各种批评医改方案及政府的证据以转移政策论辩的注意力，或从对其不利的改革争论之中偏离开来。如何划分医改立法中相关利益集团的类别以及界定不同利益集团对于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一直是研究的关键难题所在。大体上，从组织化角度来看，可以区分缺乏组织化的作为医疗卫生服务消费者的公众和高度组织化的行业组织两大类。其中，公众的政策意愿则主要由各种形式的民意调查得到体现和反映，而有组织的产业集团如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包括医院和职业医师、护士等)、医药企业以及医疗保险公司等表达其利益倾向及其对政策的影响渠道则会更加多样化，例如，向政府部门申诉、给总统写信、各种直接的国会游说活动，以及联合学者影响公共媒体和舆论等方式向国会议员施压。对医改法案持支持态度的利益集团可以分为几种情形，一种是全力支持型的，如无医疗保险的低收入或穷人阶层以及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如全美护士协会等。2009年7月15日，奥巴马在白宫玫瑰花园发表演说推动医疗改革时，就得到美国护士协会到场声援。另一种是有保留的部分支持型的，应该说大部分利益集团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即对医改法案中的部分条款持支持态度，而对另一些条款则会表示反对。典型的是保险公司倾向于反对“不得因投保人预先存在的病情而拒绝赔付”的规定，而支持“任何有购买能力的个人都要求购买基本的医疗保险”。当然，还有一些利益集团出现在支持和反对之间反复摇摆的情绪，如在言论上表面支持医改法案，但在实际的游说行动上却可能反对医改法案。这对于一些已经拥有医疗保险的中产阶层而言尤为明显。奥巴马对于这些有反对倾向的利益集团显然是采取了积极的接触态度，哪怕这样的接触并不愉快。比如，奥巴马积极游说过此前一直被称为“医改禁区”的美国最大的医生组织———美国医学协会(AMA)，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奥巴马提出用联邦老人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的支付办法，减少出院30天后再入院患者的人数和费用，而这一措施会直接降低医生未来的收入(陆志明，2009)。如表3所示，与医改法案的支持者相比，反对医改法案的利益集团似乎更为强大。当然，多数利益集团并不是完全反对医改法案本身，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反对医改法案中的某些特定的涉及其利益的条款。首先，医改议案要求，从2014年开始，所有美国公民和合法居民都要参加保险，否则个人将被处以一年750美元或占收入2%的罚款，家庭将被处以最多2250美元或占家庭总收入2%的罚款。抗议声音最强的是美国众多的小企业。他们的企业规模小，没有竞争力，利润相对很小。为了求得生存，他们通常不给雇员购买医疗保险，但若法案得以实施，将不得不为雇员购买医疗保险，否则将向政府缴纳罚款，这将导致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大幅增加。如果经营成本过高，小企业不得不裁员甚至还可能失去在市场上生存的机会。而医改法案对公众参保施加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年轻人而言也是不受欢迎的，显然年轻人患病风险以及获得医疗保险赔付的概率都会相对比较低，从而年轻人参加医疗保险的激励会不足，于是，无疑会反对强制性参保政策。其次，众议院的议案规定向收入超过50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有家庭征收5.4%的收入附加税，而参议院的解决方案是向高额保单征税以获得资金。无论哪种征税方案，总会损害一些势力强大的阶层的利益。再次，关于对保险公司行为的规制，公共医改方案还对一些利益集团不利。保险公司认为这是政府介入市场的措施，政府干预会打乱正常的竞争机制，导致保险公司经营空间缩小和利润受损，不过，保险公司却强烈支持政府对于个人参加医疗保险施加一定的强制性约束，显然这会大大增加医疗保险行业的市场业务规模。此外，制药业会担心政府设立的公共健康保险机构会变成一个垄断的买方，压低价格，而且会加入对廉价商品的需求直接影响他们的收益;私人医师则认为花钱看病就像花钱吃饭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看病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医生如何生存?这些利益集团的力量不可小视，回顾美国艰难的医改历史，历次医改无一不在商业保险﹑药品行业和医生协会等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下流产。

(三)医改政策制定的政治逻辑

总体上，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争论和党派斗争主导了政策的辩论，其后果是严重阻碍了双方在政策工具分歧的光谱或空间上达成收敛和妥协的机会。医改政策争论的焦点涉及到是否应该扩展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如果扩张的话，应该如何扩展以及医疗保险扩张所涉及的费用支付是否由改革法案支付?医改是否能够降低医疗卫生服务总成本以及降低各方的负担?

1.政党分歧还具体体现在政策辩论中策略选择的证据(如效果预期或依据)及其价值主张上。对于而言，其大量地依赖于道德力量或公平价值的诉求，如列举大量的个案经验展示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家庭生计之艰难以及因病致贫的困境，以突出现行医疗卫生体系的制度体系的缺失和政策改革的迫切性。而共和党则更加倾向于诉求个人权利、自由和弱政府干预主义，如共和党始终抓住医改的预算扩展的后果以及试图控制医疗费用等，从而可能对医疗卫生服务机制产生的冲击表示担忧。共和党认为，无论参议院或众议院的医改方案都是赋予联邦政府强大的干预权力，这种大政府的理念是共和党所不能接受的，其认为对医疗保险行业的规制以及医疗保险的运作权力应该留给州政府层面自主决定，这将更具有灵活性和有效性。

2.共和党对医改的优先目标是控制医疗卫生总费用支出，其对医改的反对态度之所以如此坚决，一方面是由于党派斗争的缘故，而另一方面也与医改方案在短期内将迅速增加医疗卫生总费用以及财政赤字有关。共和党还坚持认为，医改方案由于要求更多的人进入医疗保险从而会降低现有医保公民的保险质量与水平。不过，不仅要求控制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同时也要控制医疗保险缴费率的上升以及增加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显然，对于而言，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将大部分脱离于医疗保险体系之外的公民纳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之内的公平性价值目标，相对于控制医疗费用支出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先性和迫切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的医疗方案忽视或不重视对医疗费用的控制，恰恰相反，在设计医改方案时同样十分强调和突出对医疗卫生总费用的控制。只是与共和党不同，其更加强调对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的效率改进以及卫生健康预防等问题的重视。这意味着在短期内，需要增加医疗卫生改革的成本以赎买那些对改革可能反对和抵制的潜在利益集团如医疗机构、医生协会与老年人组织，以补偿或确保其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和损失。而在长期来看，期望通过其他方式如提高公众的健康水平以及制度监督水平来降低医疗卫生总费用。

3.两党分歧集中体现在对于不同政策工具选择的偏好以及对于特定政策工具的潜在效果预期的判断分歧上。如关于对医疗保险行业的规制问题，改革方案规定，医保公司不能依据先天条件(Pre－existing)或患病历史对公众拒绝其参保，而共和党则反对这一点，其认为有患病状态或高风险的公众可以选择投保其他的特别险种POOL，如大病风险保险，这样既保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特征，又可以避免规制和强制性提高医疗保险覆盖率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于是，分歧的关键除了以上讨论的价值观念差异之外，还在于双方对于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预期的分歧上。不认为大病风险保险有任何效果，因为逆向选择会使得这样的高风险分担机制失灵，既然只有高风险的公众或患者积聚在这样的保险系统里而没有任何低风险或健康的公众参与，其结果必然是每个参保人之间缺乏风险分担或保险机制。因此，在以上两种方案之间做权衡，坚持只有对保险公司的行为做一个基本的规制性约束以及建立公共保险机制，才能最终确保医疗保险系统的正常运转。而对于公共医疗保险的运转，共和党不相信医改方案会在未来10年将会节省医疗卫生成本8290亿美元，其批评政府运转的公共医疗保险是低效率的，并充满欺诈，而且公共医疗保险不仅限制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而且其运转的成本本身就是高昂的①。

4.合法性和中期选举的挑战。中期选举对医改政策制定的影响是缓慢的，其预期却是十分强烈的。选举收益预期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医改政策的决策或投票行为，一方面，从整体来看，对中期选举斗争的预期将加剧国会投票的党派分化，还将强化议员按照党派身份进行投票的动机。显然，正如总统所声称的，“共和党人希望政府什么也做不成，或者即使行动了也总是把事情做得更糟;的失败就是共和党的胜利”。客观上，政治家寻求连任或选举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国会行为的分化。另一方面，从其分化和国会议员个人投票决策的结果来看，不仅共和党成员全部一致性地对的政策投反对票，而且内部国会成员也倾向于分化，为了避免医改方案在选举中遭受批判而影响政治家个人的政治前景，相当一部分国会议员也开始转而反对医改方案。此外，对于共和党而言，其控制国会之后的行为显然是可以预期的，如努力阻止医改法案的进一步实施，甚至试图推翻医改法案的合法性。

五、政策窗口、多源流汇集及其对民主运转的含义

在金登看来，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的汇集是需要政策企业家善于利用环境和捕捉政策之窗得以打开的机会的，这一点与萨巴蒂尔的倡导联盟模型对政策企业家角色的强调也是一致的。可见，在医改政策制定过程中，有关政策倡导联盟的关键人物或政策企业家可能采取的政治策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美国医改法案最终能够得以勉强通过，检视一下总统奥巴马及其政府所运用的策略是必要的。

第一，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引导媒体和舆论以创造出一种支持和呼吁医改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升及其政府推动医改法案的合法性，这对于应对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和质疑，以及消解和弥合内部的分裂是有价值的。奥巴马在推销该方案时就运用了各种策略，如提到他死于卵巢癌的母亲去世前一直担心医疗保险的事。这些策略的运用相对容易打动社会公众和媒体。

第二，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政府采用政治交易策略与潜在的反对利益集团进行协商，以利益交换的方式迫使这些利益集团作出让步并在2009年上半年公开表示支持医疗卫生改革方案。如对于医疗保险行业和医疗机构，政府承诺增加数百万的新的受保险者以扩大保险公司的客户规模，以弥补或抵消改革方案可能降低对医疗保险以及医疗服务机构的支付形成的损失(Miller，2010)。早在2009年5月11日，医生团体、医院、制药商和保险公司的代表们进入白宫与总统奥巴马见面，并且承诺在10年之内，可以主动削减2万亿美元的医疗成本，以换取立法上的有利条款。但是第二天，这些代表们就开始反悔，说没有承诺每一年必须调整的数字(茹珊珊，2009)。当然，行政机构与利益集团的后院交易不仅增加了未来医疗卫生服务总费用降低目标的实现难度，而且也打击了公众对法案的支持热情与期望。事实上，民意调查显示，2009年下半年之后的民意对医改方案的支持率已经开始一路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