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十篇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1

关键词：社会资本；资源配置方式；社区治理

社会资本理论是 20 世纪 80 年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分析途径，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管理创新的新视角。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方式也已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比较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是基于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所形成的人与人的互动模式，凭借这种模式，个人组成的群体完成经常性的活动。如果人们同意协作行动并对未来行动的结果承担责任，那么，不论他们运用什么样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他们都将具有更高的生产力。

一、 社会资本：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1． 传统资源配置二元结构的观点。经济学研究中的“资源稀缺性”问题是相对于人类需求供给的相对不足而言的。资源的稀缺性要求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机制做出有效而合理的资源配置，即把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与政府。市场对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依靠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功能的发挥来实现。

政府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是针对“市场失灵”而言的。市场配置方式不可消除的弊端如不完全信息、公共物品供给、外部性与垄断等，从而导致“市场失灵”。政府通过强制性权力来安排社会资源的分配，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承担起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责，从而维护最广泛的公共利益。

2．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逻辑是：由于处在一个网络结构之中个人或组织通过频繁的接触、互动，通过惯例、制度性规范等，彼此之间建立起义务与期望，形成各种信任关系，从而能够动员互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最终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就社会资本概念而言，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本文研究中，社会资本是指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中并能产生投资回报的资源。嵌于社会结构或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处于网络内的个人或组织彼此互动形成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或机制，并成为市场与政府之外又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和政府有效配置资源都有其局限性。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主要局限在私人领域里。即使是在私人领域，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它会产生垄断或过度竞争，从而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市场也无法解决在资源配置中所发生的一些交易关系问题。政府配置资源方式通过计划、命令等形式来分配、调节社会资源。由于政府干预不当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无效的状况也是很常见的。

帕特南用实例证明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的有效性。帕特南对意大利改革所进行的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1970年开始，意大利政府进行了一场制度变革实验，打破了统一后形成的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中央集权模式，把权力下放到全国各个地区政府。20年过去了，意大利南北行政区所取得的改革成效却大为不同。北方行政区政治稳定、社会运转和谐、经济发展迅速，而南方行政区却政治上腐败盛行、人们对政府普遍不信任、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发展不和谐。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帕特南经过一再的调查分析，他发现这是由于北方地区存在着广泛的公民参与网络，民众通过它们能广泛地与政府一起参与到对社会事务的治理中，而南方却由于缺乏公民参与网络，人们极少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政府与民众之间不能形成良性的互动。正是由于意大利南北方公民参与网络的差别决定了它们改革的成效与进行社会治理的质量的不同。

当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社会资本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既没有国家的政治强制力，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因此，有效的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上的合理定位是对国家和市场手段的补充。

二、 社会资本资源配置的作用机理

1． 社会资本：再造治理结构。吉登斯关于结构的定义是：结构是一种各种关系脱离了时空所构成的虚拟秩序。只有在处于具体情境中的人类主体运用各种知识完成的活动中获得了具体体现，结构才能得以存在。关于结构，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社会具有结构特性。在其结构化理论中，结构在最基本的意思上是规则与资源。规则不仅是对于行动的解释，而且是行动的程序。资源包含了配置性和权威性两种类型，是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作为规则和资源的结构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行动者在具体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利用了各种规则和资源，并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生产和再生产出规则和资源。在治理过程中，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将所有的参与者置身于一张关系错综复杂而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网络之中。任何一个行动者，为了特定目的，都有可能对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进行运作。并且，社会资本在运作过程中往往能够根据现实行动的背景进行结构的再生产。

以社区治理为例，正是基于治理主体运用各种知识所构建的一整套治理网络、规范和制度促成了治理结构的形成和变化。例如从原来的不信任、敌视转变为相互的信任和认同，从原来的不公开、无规则转变为信息透明公开且有规则可循等等。结构是信任和规范的载体，这种结构的变化在社区社会资本培育和积累的过程中屡屡获得见证。正是通过结构这种虚拟秩序，社区处在某一时空之中的无数的日常实践活动得以组织起来。社区居民们在经常性的互动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信任和期望嵌入在社区治理网络之中，并成为提升了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的无形资源。这种结构具有社会资本被不断地培育和积累的特点，治理主体通过对于社会资本的运作，促使了治理绩效的提高。因此它构成了一个区别于其他社区，成为可识别开来的社会系统。

2． 社会资本：基于信任的资源配置。资源包含了配置性和权威性两种类型，是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控制的各类“转换能力”，是权力得以实施的媒介。而资本最初只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来说，它代表自然的或已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社会资本概念基于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而提出，它基于这样一种基本思想，即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经济的要素（如网络、信任、规范等）可以提升组织或者个人实现目标的效率。“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中的核心元素，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信任而获得论文联盟 对各种物质现象和行动者产生影响的“转换能力”，从而实现资源配置。

3． 社会资本具有自我生产能力。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将社会资本这一特性非常经典地表述为：“社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但会因为不使用而枯竭”。社会资本越经常使用，它的供给越丰富。社会资本的自我生产能力与物质资本的有限性形成对抗性。社会资本的使用过程不仅不是一个不断“折旧”的过程，反而具有自我生产能力。社会组织中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路径依赖是制度演进中存在着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也是社会资本演进中的一种自我强化的机制。由于路径依赖、不良制度长期存在等原因，社会资本形成与发展在一些社会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反之，社会组织中的良性循环会促进社会均衡的生成，从而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与信任。

三、 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运作

在对吉登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吸收的基础上，笔者从行动者、行动和结构三个维度进一步认识社区治理中社会资本的运作机理。

1． 行动者：社区治理过程中引发社会资本运作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行动者往往会动员自身的知识、能力和网络进行社会资本的运作。社区治理精英作为社区社会资源的动员者和公共生活的组织者，既整合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源，又可以承接社区外的资源输入，这样使得社区合作自主提供社区公共产品成为可能。社区治理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以追求社会报酬为动力的社区治理精英。这里的社会报酬相当于奥尔森所说的选择性激励，这种选择性激励是基于社区特有的价值评判机制而存在。社区治理精英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并不以是否能够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为动力，他们在乎的是社区成员对于他们的评价和社区主流价值的认同。

2． 行动：嵌入于社区结构资源的资本化过程。嵌入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是怎样形成为社会资本的？“资本化的过程”一般表现为：社会吸引——审视——动员、投资——社会资本的形成。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行动者能否有效运作社会资本，往往不仅仅在于其各自有多少资源，同时还在于社会资本运作转化的能力。依托于社区网络，嵌入于特定社区结构中的资源如何被有效地动员起来？

作为一种“资本”，社会资本具有一般“资本”形式的特征与意义。它需要“投入”，需要“经营”，然后它可以“增殖”，并带来“收益”，促成更有效地实现集体目标和公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会资本是一个组织、共同体或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公共物品”或“公共基础设施”。 社会资本对于社区治理过程中集体目标和公共利益实现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对于潜入在治理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动员潜能和动员能力的再生产又影响着社会资本的存量。

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行动者能否有效运作社会资本，往往不仅仅在于其各自有多少资源，同时还在于社会资本运作转化的能力。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要关注动员的“过程”和动员能力。社区动员能力即社区权威为了实现既定的治理目标所拥有的发动社区成员响应、支持并按照其意愿行动的能力。笔者通过社区调研资料归纳了社区治理过程中的这种动员能力的影响要素主要有：（1）非经济人价值理性主导的社区治理精英；（2）社区成员的参与网络；（3）参与渠道和参与的便利性等等。“社会动员是一个过程，通过它，一连串旧的社会、经济和心理信条全部受到侵蚀或被放弃，人民转而选择新的社交格局和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的变化”。

此外，动员能力本身具有再生产性的特性。信任带来合作，合作又增进相互信任，破坏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会受到惩罚。动员的过程是一个经营式的社会资本运作过程，在动员过程中它在不断创造、强化其动员能力。

3． 结构：社区治理中信任与合作的载体。有效的社区治理与社区治理网络的运作及其嵌入在其网络结构中的社会资本不可分离。存在于社区治理网络结构中的信任、规范是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正是社区治理体系结构中的信任、规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合作，促进了社区治理的绩效。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认同和社区规范而积累的信任。“信任关系”是社会资本中的核心元素。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分别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信任结构: 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是根据血缘家族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确定的有选择倾向的信任，只应用于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们身上。普遍信任相对于特殊信任而言是一个更为宽泛的信任结构，它源于制度、法律等对社会成员的普遍约束力。这里所涉及的制度不仅仅是指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包括社区规范性等非正式制度。如果当事人未按规章制度和法律条文去做，则会受到惩罚。普遍主义信任有利于促进制度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它使得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生成宽容、包容和妥协的品格，允许不同的信仰和意见的存在。

社区基于相互认同、社会道德、社区归属感以及社区规范积累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这种信任改变和影响着社区治理结构。这种相互认同以及社区归属感主要是通过持续的沟通、社区成员参与以及社区规范来实现的。社区成员获得的一些合作的经验，形成自组织的习惯，为将来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打下基础。

（2）治理结构中资源的变化：社会资本在行动和结构层面的过渡。从社区调研案例中可以发现尽管是一些社区治理中日常管理的一些小变革，如“社区文明家庭”的评比、“社区规范”的制定、“社区学校”和“社区医院”等等。但是这些变化蕴含了社区治理结构以及嵌入在治理网络结构中资源——社会资本的变化，以及对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成员个人人格的培养和社区成员价值观念形成的社会化过程的关注和努力，从而实现了社会资本在行动和结构两个层面的过渡。保罗·怀特利的研究把我们关于社会资本产生来源的思考引向个人人格的培养和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形成的微观层面上，它告诉我们，家庭环境、社区氛围、社区教育等社会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由社区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形成了社区特有的“人格特征”。

首先，基于社区网络的互动与沟通，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其次，政策宣传、社区规范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的规范和价值，提高社区成员对社区治理的认同程度。第三，由于社区参与网络之中的合作同步促进了共同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并且有着一定的规范作为保证，这使得网络成员以后在解决同类问题时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性，使网络成员之间的合作能够长久维持下去，并且使这种自发形成的合作秩序逐渐在共同体扩展开来，从而促进社区内治理效率的提高。第四，社会资本无论是作为人际关系资源，还是作为组织资源，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再生产性和可累积性。就个人所具有的人际关系资源而言，得到使用的机会越多，就意味着围绕个人所结成的社会网络越密，资源交换的可能性越大；资源交换的可能性越大，就意味着个人可以更多地使用人际关系资源，编织更加缤密的社会网络。就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组织资源而言，信任、合作、诚实守信等组织规范和美德，是人们在社会行动中反复博弈的结果，一旦形成就具有良性互动的效果。

参考文献：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2

关键词：交通资源，资源优化配置

交通基础设施有公益性及经营性双重特征，在经济学领域被划分为准公共用品。公益性要求交通运输系统的投资及建设必须站在公众、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屯场来制定规划；而经营性则决定了交通资源的流动、配置及利用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将“交通运输规划问题”转变成“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绝不是简单地改变了一下提法，而是一种规划境界的提升，是时展的必然要求。

一、交通资源的识别与界定

按照约定俗成的界定，在交通运输行业中，交通资源是各种技术条件下所有交通运输方式的基础设施及其组合，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被直接考虑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基础设施的优化组合。这种思维是基于完成政冶经济及社会发展派生的交通运输任务、满足物资及人的空间位移需求而言的。但是，这种思维模式放在优化配置交通资源的系统工程观念中，就出现了认识偏差。而按照系统工程的观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优化组合是一项决策，是决策方案的优化组合结果。

在笔者看来，交通资源是指形成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实体及其与运营相关的所有外部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及其组合决定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关系和约束条件。这是交通资源最合理、最恰当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下的交通资源应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1．市场资源：即经济及社会需求。由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派生的交通运输需求属于市场资源的范畴。每一种活动都有其独特的需求属性，即空间、时间、成本及质量的选择倾向，是形成匹配或耦合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带来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因。

2．技术资源：包括构建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及运载工具的技术资源，决定了各种运输方式的技术经济参数、等级、水平及类型。经济及社会需求与技术要素的匹配决定了运输效率，决定了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

3．财力资源：即资金。中国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需要全面发展，如何将有限的可支配资金投入到交通运输项目的建设及运行之中，提高社会运输效率及保障社会公平，是典型的资源配置问题。资金要素的配置包括资金来源、分配渠道与运用等内容。

4．空间资源：包括地形、地面(土地及国土资源)、地下、水面、水下及空域。每一种交通运输方式需要占用一定形式的空间资源：铁路和公路交通主要占用土地空间资源。水运交通主要占用水面、水下和土地空间资源；民航交通主要占用空域和土地空间资源，管道运输主要占用地面、地下和水下空间资源。空间已经成为社会、国防与经济建设的稀缺资源，必须优化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5．动力资源：即能源，包括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核能等内容。交通运输是消耗能源的大户，能源不但稀缺，而且关系着国家、社会及经济运行的安全。交通运输规划必须优化能源的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自然生态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制约交通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即资源制约要素。交通运输排放废气、废水、废料，影响自然风景及生态安全，造成交通安全事故。交通运输已经成为全社会最大的污染源，也是全社会最大的安全事故祸首。交通运输项目的规划及建设必须顾及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的承载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交通资源具有这样的一些类型及特性：

1．交通资源可分为直接要素及间接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技术、资金与空间是影响交通运输规划及建设的直接要素，在主观上能够引起我们足够地重视，能源、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影响交通运输规划及建设的间接要素，在主观上难得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要维系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交通运输与此六种要素的关系。

2．交通资源可分为再生性与不可再生性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技术与资金是可再生性要素，它们是进入到循环经济体系之中的。能源是准再生性要素。运用循环经济，能源是可再生的，不运用循环经济，能源就是不可再生的。空间和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不可再生要素，其供给是完全刚性的。

3．交通资源可分为替代性与不可替代性要素。经济及社会需求、资金与空间是不可替代性要素，是建设交通系统必不可少的要素投入，必须集约化利用。技术与能源是可替代要素，可以随着社会经济及技术的进步不断更新。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是准替代要素，需要在它与经济增长之间取得一种平衡，维护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二、按什么标准配置交通资源

按什么标准来配置交通资源，既体现国家及决策人的意志，也体现参与人的行动准则，更体现各种运输方式的优化组合及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配置交通资源是一个多目标规划及评价问题，任何一个方案的优劣比较，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评价标准及体系。我们考虑，交通资源配置的标准可以分成五个基本维度：

1．区位标准：包括时间、成本及距离等基本指标。我们总希望交通运输设施及运行能以最小成本、最少时间与最短距离来改变空间区位，最大程度地提高物资及人的空间位移效率，形成最有效的物流及客流聚集地，产生最大化的经济聚集效益。但是，由于受运输工具、空间及地形的限制，最小成本、最少时间与最短距离很难完全保持绝对占优的一致性，这就需要根据运输活动的定位来进行平衡。区位标准是最基本的维度变量，是交通运输存在与运行的基本规律，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给予优先考虑。

2．服务标准：包括可及性或连通性、通畅性、机动性、质量特性等指标，体现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或体系的基本定位。可及性或连通性是一种普遍性服务的法则，保证每一个交通出行用户都拥有某种机动出行的最基本权利。通畅性是一种效率法则，保证特定的交通用户能实现他们的及时性或准时性要求。机动性是保证特定的交通用户实现他们采用某种交通工具机动出行的便利条件。质量特性是保证特定的交通用户可以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满足他们采用某种交通工具机动出行的质量条件，包括可靠性、数量、时间、舒适性、运输损耗与损失等内容。例如，在现阶段我们认为，公路的基本定位是普遍性服务，铁路的基本定位是大规模运载服务，水运的基本定位是低成本与特种服务，航空的基本定位是三维快速机动服务。

3．社会标准：包括公平性、行政性、安全性及国防性等指标，体现了交通运输服务于社会稳定、国家治理及公共安全的一类要求。公平性保证了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交通出行权。它还是避免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恶性经济循环的基本措施，也是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基本要求。行政性与安全性是政府治理国家的需要。国防性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以及军队机动作战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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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标准：包括适应性、财务性及国民经济性等指标。适应性反映了交通运输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及水平。财务性反映了交通运输投资项目的财务效益，是市场经济或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要求。国民经济性反映了交通运输投资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考虑了交通运输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或外溢效果。一个交通运输项目的财务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都好，在经济及制度设计上是最合理的；财务效益好而社会经济效益不好，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因素，项目不可行；财务效益不好而社会经济效益好，项目有公益性特点，此时如果项目必须执行，项目运行则需要国家及政府提供经济补偿或补助。

5．消费标准：包括休闲娱乐、观光旅行及探险等内涵，将交通运输作为一种直接的消费需求而非派生需求。例如，游艇、观光火车、观光飞行等。

区位标准与经济标准是交通资源配置的绝对衡量基准。从山西向外运煤，煤炭外运通道最适合布局的运输方式是铁路运输，运输成本最低，大宗运量运输时间最短。从昌都到拉萨或昌都到成都，最适合的旅客运输方式是航空，运输距离最短，运输成本最低，运输时间最短。财务效益好的项目，可采用经营型方式运作；社会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可采用公益型方式运作。

社会标准是影响交通资源配置程度最深、历史最悠久的一项非经济准则。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及交通运输技术水平的提高，其交通运输的保障手段日益提高。所有发达国家都将航空运输列入了国家治理的最重要交通手段，航空运输已经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公务旅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社会标准中的公平性准则是经济及社会进步的产物，它要求在最低程度上保障每一位公民的出行权。在中国兴建农村公路，就是给予农民的基本出行权。在美国，这种权利扩展为每一个人都有驾驶小轿车在半小时内上高速公路，在l小时内搭乘民航飞机的权益。

服务标准与消费标准是交通资源配置的相对衡量基准，随经济、技术及社会实力的提高而不断变动，决定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基本定位。在中国，普通公路被列为普遍性服务，而高速公路存在大量收费路段，还只是一种准公益性服务。而在美国，高速公路及机场被同时列为普遍性服务。普遍性服务需要依靠国家及政府按公益性项目运作，配置资源并提供必要的财务补助。

此五组评价维度的权重，根据项目组合类型的不同而不同，根据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不同而不同。

三、交通资源配置的决策层次及对象

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要落实到交通运输项目的规划、建设及实施上，为此，我们需要为配置交通资源准备、生成并提出一系列的备选方案，提供最后的评选及具体设计建议。要达到这个目标，交通资源优化配置的决策变量应按一定的层次结构来描述或表达，每一层次应能体现一定的决策等级或任务要求。我们建议将决策变量分成五个层次来设计。

第一层次：战略功能层。按照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的要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和社会标准、经济及社会资源的配置，决定发展某类交通运输方式，或打通各经济、社会活动区域的交通通道，布置各种类别的交通聚集区等。例如提出兴建青藏铁路、能源运输专用通道、旅客城际快速轨道等。

第二层次：战略任务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社会标准和服务标准、经济及社会资源的配置、空间资源的配置，构造连接各经济及社会活动区域的、基于通道及特定交通运输方式的宏观网络，主要确定网络的覆盖区域、宏观走向及区位特色，适应或引导国民经济及社会的宏观布局。

第三层次：宏观规划任务层。主要考虑区位标准、社会标准、服务标准和经济标准，以及经济及社会资源、空间资源、资金资源和能源资源的配置，构造交通运输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线路、网络节点、场站、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衔接枢纽等具体内容，形成逻辑上的交通运输网络。

第四层次：微观规划或设计任务层。全盘考虑资源配置的标准及资源条件，构造交通运输网络的物理结构，包括线路规模及技术等级、节点类型及技术等级、场站规模及技术等级、枢纽规模及技术等级等，明确网络的具体地理布局、走向、方位、技术水平及建设序列和现金流评价。

第五层次：运输规划层。全盘考虑资源配置的标准及资源条件，确定物流及客流组织与运行的方法。例如，确定列车运行图、航班表、旅客枢纽换乘方式、行李货物中转方式、联运方式等。

四、交通资源配置的途径及保障体系

交通资源配置的决策方案主要是解决交通运输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在交通设施建设、运输组织等方面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交通运输的综合生产力，以满足国民经济及社会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另一方面，解决交通运输的生产关系问题，深化体制改革，使交通运输领域的生产关系不至于成为生产力的束缚，并将交通运输生产力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真正使交通运输紧张的局面得到缓解，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且紧急的任务。

首先，必须理顺交通资源配置的途径或渠道的问题。优化交通资源的配置，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施：

(1)依托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简称市场配置。关于经济及社会需求、资金、技术及空间等要素资源的配置，最好是完全由市场来导向，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关于能源要素资源的配置，最好是由政府制定行动规则，部分由市场来导向，并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

(2)依托政府调控配置资源，简称政府配置。政府配置资源，主要是运用行政、法律及经济等手段来实施。行政手段是通过强制命令的办法来落实资源的分配渠道及份额，法律手段是通过强制允许作为或强制不允许作为的方式，限制交通运输投资、建设及经营参与人的行为。经济手段是通过政府投资、财政补贴、财政罚款、减免或增税、特许经营等手段来激励或约束交通运输投资、建设及经营参与人的行为。关于生态自然环境及交通安全的制约要素，最好是使用政府调控的手段。

其次，要理顺交通运输完全公益性项目，准公益性项目及完全经营性项目的关系。完全公益性项目应完全依靠政府来配置资源，并运用市场机制来组织招投标，落实项目的建设和运行工作。完全公益性项目的资源供给必须全部落实到位、不留余地，做一个，成一个，避免半吊子工程、无人管理等情况发生。完全经营性项目应全部交给市场、企业去运作，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实施。准公益性项目要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利用财政补贴、减免税等经济手段，并加强审计，使项目得以建设到位、运行到位。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3

关键词：组织制度 人力资源配置 高校教师 合理配置

一、高校组织制度分析

1.组织制度分析

最早和最有影响的组织制度的代表人物之一――塞尔斯尼克（Selznick，1957）借鉴了巴纳德（Barnard）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制度理论模型，他认为“被合理设计以完成特定目标的组织”在实际的运作中却“不能控制组织行为中非理性因素”，包括个体的角色变化及组织结构环境的影响。由此产生了组织制度化过程，“即超过了具体工作或任务的技术要求的价值输入过程”，这种“过程”会在组织中持久发生，并受到有意识的区分和干预所管制。

与塞尔斯尼克（Selznick）认为制度是一种价值输入过程的观点不同，斯科特和迈耶（Scott&Meyer）将制度视为一类要素。当以权变理论和资源依附理论为基础的组织环境（包括技术要求、资源流、信息流和影响关系）无法解释组织制度趋同性问题时，组织环境被扩大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的组合体。斯科特和迈耶（Scott&Meyer，1983，）这样定义技术环境“技术就是这样一些因素，在这些因素之中，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得以在市场上被交换，并且让组织能有效地控制工作进程”，而制度环境则是“以规则和要求的规范化为特色，单个组织如果想获得支持和合法性就必须遵从这些规则和要求”。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看，制度理论家认为制度环境促使组织接受其他行动者（通常是组织）的要求，以获取资源。

组织是“寻求共同目标的一群个体”（阿罗，1970）。1938年巴纳德（Barnard）的《经理的职能》第一次在组织中把人、人的行为作为分析对象，强调组织成员目的与组织目标协同的重要性，认为“组织的本质是一种协作系统”。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学派强调组织行动建构和秩序形成是通过共享的价值体系实现。但最初制度学派理论认为共享通过组织对成员的社会化来实现。“社会是人创造的。社会是客观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伯杰和拉科曼，Berger&Luckmann，1967）新制度学派则认为制度化基本上是认知的过程，认为制度不是感情投入的产物，而是理性化、非人个化的条规和共享的范型。

组织制度结构对组织成员具有约束作用，而组织成员是有自主性行动者，会作出理性选择，行动选择结果反映了制度结构的合理程度。一个合理的制度结构使组织能像巴纳德（Barnard）所说的那样，既有效力，又有效率。对制度结构的尺度的衡量，组织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理论提供一种称为交易费用有价值的指标。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但现实中人的行为常常处于有限理性，“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在各种交易中，复杂的环境导致不确定性增大，信息过度膨胀。与此同时，人对复杂环境的认识能力和对信息的计算处理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有限理性一定导致交易费用。人的机会主义是指人指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地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这种倾向会将成本及费用转嫁他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了侵害。对于有限理性，本质是共同信息的制度，降低了对信息的收集及完成处理的成本，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对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通过惩罚所起的约束作用，来降低交易费用。威廉森（Willianmson，1981）指出，交易费用理论对组织的研究可以应用到3个分析层面上。即组织结构、组织运作和人力资源组织的方式，即如何根据工作群体的性质，以不同的方式配置内有的管理结构。

对制度的认识和定义十分众多，康芒斯（1934）将组织称之为制度，组织可以是家庭、公司、工会直至国家本身。科斯（1991）也同样将企业称之为制度。诺斯（1990）认为，制度与利用这些制度的人构成组织。在一定的意义上，组织成了制度的代名词。社会学家韦伯（1921）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应是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制度定义的多样化反映了制度是一个非常庞大、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总体上分析，“制度即规则”已基本成为各个学科领域对制度这一概念的通识。

组织制度包括三个内涵：第一，制度是约束人类行为的规则。它约束人与人之间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第二，制度与人的行为、内在动机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上的任何制度，都是人的利益及其选择的结果。”第三，制度是一种“公共物品”，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制定。制度在发挥作用的群体中，通常是共同的知识。制度为一个共同体所有，并总是依靠某种惩罚或激励而得以贯彻，由此将人类行为导入合理预期的轨道。

2.高校组织制度分析

现代社会由组织构成，制度依托组织而存在。高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为完成其承担的功能和发展目标，高校存在一系列宏观与微观的管理与运行的规则体系，即大学管理制度。广义的大学管理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如人事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如文化氛围）。宏观的大学管理制度包括国家关于大学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等，微观的大学管理制度包括高校内部的学科制度、教学制度、人事制度等等。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制度是高校人事制度的组成部分，可以理解为对高校教师人力资源进行配置所有规则的总称。从层次上看，包括国家关于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的有关制度和高校内部的有关人力资源配置制度。从内容上看，涉及高校教师招聘制度、晋升制度和任用制度和考核制度。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目的，在于谋求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人与岗位、人与事之间的合理匹配。

二、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的过程及主要内容

人力资源配置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一环， “人力资源配置是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又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终点”。人力资源配置是特定组织（国家、地区、企事业单位等）将现成人力资源根据一定的目标，以某种方式、结构和数量比例同其他生产要素进行有机的搭配和组合，使得人岗匹配，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为组织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人力资源配置一般包括人员的招聘、人员考核、人员任用、人员晋升等过程和环节，其中考核环节多作为招聘、任用、晋升环节中的一项工作内容。

高校教师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 “在传授人类积累的关于自身和自然的知识方面以及在开发人类创造力方面，教师将始终是主要的责任者，始终起主导作用。”正是因为高校教师队伍所承担任务的重要性，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建设成为高校最基本、最重要的建设之一。从“战略性”的视角看，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是为了实现高校的战略目标，组织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论，通过不断获得、整合、调控和开发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的行为及过程。它是一种基于学校整体发展战略的管理模式，以研究制定和规划实施符合学校发展战略目标的人才战略为核心，以提高符合战略目标的团队和个人绩效为根本任务，以提升全校人才整体性竞争力，实现学校和社会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为最终目标。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一般包括招聘、考核、任用、晋升等内容与环节。招聘是学校补充人力资源的一种手段，一般按学校的年度招聘计划进行，在工作分析和岗位设置的基础上，形成性别、学历、能力、经验等具体要求的招聘工作说明书，公开进行招聘。任用指根据招聘条件和要求，采取一定办法择优录用安排在相应岗位。晋升指高校教师任用后，经过一定年限（通常为3-5年）的工作，达到一定的晋升条件，可以申请完成从低职级岗位向高一级职级岗位的晋升。考核主要包括年度考核和关于招聘、任用和晋升中的考核环节，考核内容一般涵盖思想政治方面、教学工作方面、科研工作方面及社会服务方面的工作。

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教师队伍的招聘、考核到任用、晋升，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招聘、任用与晋升是完成学校组织战略目标下的教师的数量、结构和质量的目标的重要手段，考核对教师配置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价，以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各个环节构成一个整体，形成一个系统。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也是一项综合工程，不仅涉及到国家和政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也涉及就业政策、社会保障等多个政府部门的人力资源相关政策，在高校也需要组织、人事、教学等多个职能部门的协同配合，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综合工程。

三、组织制度对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

“资源”是指一国或一定地区内拥有的物力、财力、人力等各种物质要素的总称。普遍认为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是一个组织取得成功所必备的五类资源。其中，人力资源是所有资源中最重要的资源，对组织发展具有极其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

资源配置就是资源通过一定的方式在各个领域中被各种组织占用和使用。人力资源的宏观配置中，国家综合考虑自身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与资源状况、区域差异水平等因素，依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预测人力资源需求与供给情况，通过一定的方式将人力资源配置到各个产业、行业、部门、地区、企业，并反复动态调整配置过程，以满足各行各业和不同区域对人力资源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实现充分就业，形成良性的就业结构，取得较高的生产效率。微观人力资源配置是指某一个具体的组织对组织系统内部的人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的过程，实质上是内部如何合理用人，发挥人力资源整体效益，最终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效益的问题。

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主要取决于配置制度的选择。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分析，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以行政手段为基础的计划配置和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配置。

在计划资源配置方式下，人力资源主要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与手段和行政机制从上而下地实现配置，这种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府的偏好。但是，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却有着明显的缺陷。首先，政府不可能掌握经济活动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类型、质量、结构需求的全部信息，对信息反馈及处理存在滞后、失灵的问题。信息不全、滞后、失灵而实施的计划配置，极有可能是低效的配置，甚至是错误的配置，也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随意、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呆板和人才流动阻碍的增多。其次，人追求利益的多样化会使计划资源配置中的激励机制难以实现。计划资源配置假设人的利益高度统一，与现实存在人追求利益多样化的现实是相矛盾的。人力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是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忽略这些人力资源的自身特点，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影响人力资源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

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下，人力资源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动所引起的人力市场价格波动从而自发地实现配置，这种配置方式由市场来主导进行。市场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市场机制发挥配置作用，产生较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一，从信息机制看，通过市场交易和相对价格的确定，每个经济活动的当事人都可以通过完善的市场了解供求信息，从而解决了有效处理各种信息的问题，在信息充分处理的基础上的人力资源配置往往比较高效。第二，从激励机制看，各种资源配置决策由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活动当事人根据市场信息，考虑自身所需的人力资源的数量、结构、成本与收益，有效配置人力资源。同时，优胜劣汰是自由市场法则，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自主计算、自愿执行的配置行为，稀缺的人才资源将自由配置到高效率的行业、地区和部门，最终促成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有效配置。然而，由于市场配置是自发性的，会导致盲目性、垄断行为等失灵现象，需要引入政府等公共机构通过计划和政策对人力资源配置进行调节。

一般说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以“计划配置”形式配置人力资源；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以“市场配置”形式配置人力资源。当然，一个国家人力资源配置形式也是动态发展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特殊时期，甚至存在人力资源“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两种方式并存的“两轨制”的现象。微观层面的组织人力资源配置采用“计划配置”或“市场配置”，仍然与组织所处的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的经济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各种组织制度结构的趋同性现象，很好地解释了“经济体制环境”对组织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影响。

对于高校这一具体组织而言，在教师人力资源“计划配置”或“市场配置”的方式选择上同样受到制度环境的深刻影响。高校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不可避免地与所在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等制度环境“相适应”，从而与国家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方式“相一致”。“制度因素决定了行动者在一种被称为企业的环境中追求利润，在另外一种被称为专业行政机构的环境中追求更大的预算，在第三种被称为政党的环境中追求更多的选票，在一种更不思议的、被称为研究型大学的环境中，追求发表。”

四、组织制度对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效率的概念源于经济学，西蒙在《管理行为》中认为“效率是指投入与产出之比、费用与效果之比、开支与收入之比、代价与收益之比”。厉以宁教授认为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宏观经济意义和微观经济意义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各种经济资源被合理地、适当地配置于国民经济中的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地区，各种经济资源都能得到有效的利用，既不存在资源的闲置，又不存在资源的滥用，从而产生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微观经济意义上的资源有效配置是指：在各种经济资源已被配置于一定的部门、一定的地区、一定的微观经济单位（如企业）的前提下，该部门、地区、微观经济单位以合理的、适当的方式来组合各种经济资源，使经济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以产生较高的资源使用效率。

借鉴厉以宁教授的观点，组织人力资源应当视作一种经济资源，其有效配置是指组织以合理的、适当的方式配置，得以有效利用并产生较高使用效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是衡量一个组织内人力资源配置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指标。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通过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和有效配置，效率就会提高，产出就会增加。理论上，偏好既定、技术既定、资源禀赋既定情况下的人力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通俗地说，也就是组织中人尽其才，每个人都在自己最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自己最大的作用的一种配置状态，但这种状态在客观世界并不存在，所以组织经常进行人力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来提高配置效率。

从实践来看，同样的条件下，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宏观制度因素影响了组织选择人力资源配置的方式，从而影响配置效率。人类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用“交易”作为基本的尺度来描述和衡量。人与人之间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任何“交互影响的活动”，都可以作为一种“交易”活动。在市场经济中，人力资源配置往往是通过交易方式实现，一是市场交易，如人力资源市场；二是通过政府配额交易，如我国各事业单位的人事编制指标限额；三是通过组织内部交易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现实中的交易行为均产生交易费用。威廉姆森将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定义为 “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从具体的作用路径上来考察，组织经济学强调，交易费用的存在意味着任何可行的组织（制度）形式都是有缺陷的，通过制度降低交易费用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至于经济活动中产权界定不完全、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有限理性等问题存在，是交易费用产生的主要原因。巴泽尔认为如果产权被完整界定时，交易成本一定为零。产权约束程度对经济的交易费用水平有决定性的影响，完整的产权有助于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并且提高经济活动效率。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会将成本及费用转嫁他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了侵害。制度通过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来降低交易费用。由于人认识能力带来的信息的处理不完全，导致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而有限理性一定导致交易费用。制度的本质是共同信息。因此，制度（共同信息）提供了个体预期另一个个体的行为的功能，使接受了这一共同信息的群体的个体行动的不确定性减少，从而带来交易费用的降低。

高校人力资源交易成本，是人力资源交易活动中，为保护双方权益而制定、实施、维护、监督与变革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成本，包括招聘、人力资源任用、开发与培训、法律咨询、劳动争议处理等费用。高校人力资源交易成本分为外部和内部交易成本，外部交易成本如招聘、法律咨询产生的费用；内部交易成本如人力资源任用、开发与培训所产生的费用。高校人力资源交易成本高低对高校有限教育资源配置产生直接影响，交易成本高会阻碍教育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从而阻碍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通过人力资源配置制度的完善、改革以降低高校人力资源交易成本，必将提高高校教师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从而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率和效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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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4

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方面要分析供水水资源状况以及变化趋势，供水总量、结构、分布及变化趋势，还包括用水量、用水结构、用水水质、耗水量和耗水率以及用水效率，以及相应农业灌溉回归水量和工业、生活废污水排放量等指标［1］，尽可能分析水资源利用过程的各个环节。

水资源配置形式

以水资源利用为主体的生态经济系统，像其他大系统一样，也具有质和量的规定性。质的规定性把不同性质的系统区分开;量的规定性把同质的系统区分开若干子系统。水资源系统的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因此水资源系统的配置要素表现在质、量、空间和时间4种基本形式［3］。水资源配置需要完成水量、水质以及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量的配置水量是水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体现在水资源的供需平衡。水资源配置的水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微咸水、海水、外调水等，需要协调多种供水水源，提高供水总量和供水保证率。质的配置根据用水户对水质的不同要求，按原生水、中水、再生水等分质配水。分质供水需在采用工程手段实现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同时，辅之以法规政策、经济、科技、行政等方面的非工程措施［4］。时间的配置水资源在年内、年际之间的变化是非均匀的，并有一定的随机性。天然来水与用水过程上有时不同步，这就要水资源开发与水患防治相结合，通过拦蓄、存储和调节、控制水等优化调度措施实现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空间的配置水资源的空间配置虽然主要决定与地域的天然条件和分布规律，但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和工程措施改变自然之间的天然差别，创造新的条件，促进水资源地域转移，形成新的布局。水资源的配置和大规模布局是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下实现的，它既可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也可破坏自然环境［3］，因此要根据国民经济布局、供水水源和缺水状况，合理确定供水范围，使水资源在空间上提高水资源与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协调程度。

水资源配置目标

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有2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使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大的效益;另一种是为取得预定的效益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第一种方式要求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通过对各种资源的合理安排、组合，以追求产出的效益最大化;第二种方式在既定的目标下，如何合理地组织、安排资源使用，使总的资源成本最小［5］。水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协调各地区以及各用水部门间的利益矛盾，提高区域整体的用水效率和效益，实现水资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综合效益最大是水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2］。水资源合理配置的目标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优化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经济和生态以及一些很难确切量化的问题，另外水资源系统经常受到随机事件和随机因素的影响。因此，传统的基于单目标的水资源合理配置的分析方法已经不适合当今的要求［6］。从系统科学的观点看，水资源持续利用的实现，就是水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复合系统持续发展功能的体现。冯尚友(1997)提出水资源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理论，给出了可持续框架下水资源利用系统的总体控制目标，其采用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的综合效益最大来表示:（式略）式中:x为n维向量的控制(决策)变量;E，S，R分别表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Z，t为系统占有的空间和时间，在具体区域和时间确定时，均为常数;G为对系统起制约作用的约束条件集，如水的承载力、环境容量和其它社会约束条件等;xj为控制向量的非负条件［3］。随着数学规划理论和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多目标问题渐渐应用于水资源合理配置中，其主要目标包括:国家经济发展目标，寻求通过投资来增加国家收入，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是以获得地区性的经济效益最大为目标;环境质量目标，是以提高环境质量水平为目标，它包括旅游资源、生态系统平衡的保护和改善，水土和空气质量的提高等;社会福利目标，包括就业、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和安全等内容。这些目标往往相互矛盾和制约，因此目标必须反映短期、中期和长期各不同目标值，各用水部门的利害关系，生态系统平衡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政策、体制、经济、环境的约束和控制等［6］。这样就可以把水资源问题表达为向量最优化形式，其模型结构为:（式略）由于目标的增加，特别是环境质量、社会福利等目标的增加，使多目标问题较传统的单一目标规划问题复杂得多，特别是环境质量、社会福利还没有标准有效的方法可循［2，6］，难以确切合理量化，因此多目标规划，目前还没有广泛应用到水资源合理配置中去。

水资源配置方案

水资源配置方案拟定目的是在可行条件下提出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集，从而得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综合方案。在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分析未来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可能潜力以及最小的生态环境需水要求，以各类合理抑制需求、有效增加供水、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等措施的组合为分析方案，根据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原则对各种分析方案的结果及其影响进行分析比较，提出水资源合理配置的推荐方案。水资源合理配置方案的拟定需要进行供水预测、水资源保护、需水预测、节水潜力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分析等内容，在此基础上通过各个部分的相互关联和动态反馈，以不同方式的组合得到水资源配置方案集，通过多方案的分析比较和合理性评价得到水资源配置的技术推荐方案［7］。在方案集可行域内，针对水资源供需矛盾等问题，结合现实可能的投资状况，以方案集的下限为基础，逐渐加大投入，逐次增加边际成本最小的供水与节水措施，提出具有代表性、方向性的方案，形成水资源供需分析计算方案集。依据流域或区域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选取增大供水、加强节水等各种措施组合设置方案，考虑各种可能获得的不同投资水平，在每种投资水平下根据不同侧重点的措施组合得到不同方案［6］。

水资源配置方案决策

水资源配置的决策涉及到中央、地方多个决策层次，部门、地区多个决策主体，近期、远期多个决策时段，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多个决策目标，还涉及水资源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等内在属性，以及水文、工程、水量、水质、投资等多类约束条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阶段、多层次、多目标、多决策主体的风险决策问题，处理如此复杂的决策的理论方法尚不多见。合理配置的决策方法可以从简化决策入手，把复杂问题逐级化简，再将处理简单问题的方法复合起来形成处理复杂问题的有效方法，即将多层次决策问题分解为单层次问题，将多决策者问题通过合理综合归纳归结为单决策者问题，将多目标决策问题转化为单目标决策问题，这样就把一个复杂问题逐步简化为简单决策问题［2］。决策备选方案是水资源配置的多层次、多决策者和多目标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在完成方案水资源供需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各方案的相应投入及预期效果，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拟定的方案集进行方案比选，提出推荐方案。对选择的推荐方案再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和详细模拟，确定多种水源在区域间和用水部门之间的调配，提出分区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节约和保护的重点、方向及其合理的组合等［6］。水资源合理配置模型可以提供对各种方案的利弊关系以及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影响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和评判的技术平台，通过发展模式度量指标体系和方案度量体系，对不同层次之间发展指标的不协调性以及同一层次不同发展目标之间的不协调性进行量化评价，从而为多决策者提供了进行协商对话的基础，使决策更具有普遍性和公平合理性。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5

[关键词]工行；重点支行；资源配置；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8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9 — 0153 — 02

一、工行资源优化配置的含义

在经济学中，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资源是指自然资源；广义资源是指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可以说，资源是指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在任何社会，人的需求作为一种欲望都是无止境的，而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源确实有限的，因此，资源具有稀缺性。

资源配置是指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去，以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适用的商品和劳务，获取最佳的效益。

资源优化配置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而是由市场根据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的一般规律，由市场机制通过自动调节对资源实现的配置，即市场通过实行自由竞争和社会实体的自由选择，由价值规律来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双方的资源分布，用市场进行优胜劣汰，从而自动地实现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简单而言，优化资源配置就是为了让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而做的一些合理配置。资源优化配置的实质是能够带来高效率的资源使用，其着眼点在于“优化”，它既包括企业内部的人、财、物、科技、信息等资源的使用和安排的优化，也包括社会范围内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优化，经常所说的“劳动优化组合”，“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都是属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范畴。一般来说，资源如果能够得到优化配置，经济效益会显著提高，经济能充满活力；否则，经济效益明显低下，经济发展会受到阻碍。

工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内部资源主要包括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机构资源、人力费用资源、营销资源、信息资源、技术资源等。工行资源优化配置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降本增效的原则，结合分行所辖支行的不同贡献，将内部资源进行战略性、选择性和倾斜性向经营贡献度大的重点支行配置，实现工行经营效益最大化，从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工行实行资源优化配置应遵循的原则

工行内部资源作为社会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作用。工行资源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工行经营利润最大化，是工行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工行资源优化配置必须以保证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前提，必须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其资源优化配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社会效益原则。工行属于为社会提供金融服务的第三产业，在服务社会中追求自身的效益最大化，是其经营目标。社会效益原则是由工行和经济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体现的是社会、经济运行各要素之间的依存性特征，体现的是人类社会的结构特征。

2.绩效性原则。工行资源优化配置的业绩和效果最终体现在效益上，没有效益的资源配置和经营管理只能坐以待毙，在激烈竞争中落伍，被淘汰。因此，绩效性原则是工行资源优化配置的内在要求，是工行经营的根本因素，是工行经营动力机制的核心。

3.可持续发展原则。工行的资源优化配置既不能竭泽而渔，更不能寅吃卯粮，而应该树立长远经营意识，统筹兼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工行的发展战略所决定的必然选择。

4.系统性开发原则。工行的资源系统是各种资源要素以一定方式、一定组织结构组成的复合体，资金、人力、财务、信息资源等都是构成工行资源系统的基本要素。工行资源系统是多阶梯系统，它的多级阶梯结构决定了工行是复杂敏感的社会经济资源系统的功能，因此，资源优化配置时一定要注重系统性。

5.重点性原则。工行内部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在经营过程中，资源的配置已经形成比较成型的模式。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必须打破常规，

避免面面俱到作法，要根据各支行、各部门、各项目、各产品的不同发展特点，进行资源的重点性和倾斜性配置，从而取得最佳效果。

三、工行实行重点支行资源优化配置的积极作用

1.推动支行内部应用技术和经营管理的进步，促进劳动效率提高。支行作为市场主体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从事经营活动，在竞争的作用下，劳动生产率较高，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相反，劳动生产率较低，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获得较少的收入以至蚀本。工行实行支行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使作为市场主体的支行，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从自身利益出发，会主动地提高和采用先进的应用技术，改进经营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2.引导支行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经营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工行实行支行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使支行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关键之处，发挥事半功倍作用，从而取得最佳效益。市场是支行的“生命”，关系到支行经营效益的好坏和支行的发展。所以，面向市场进行经营，是支行发展的内在要求。

3.发挥竞争和优胜劣汰机制，增强综合竞争力。支行从事经营必然为争夺市场份额展开激烈的竞争，迫使支行在经营中强化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激励支行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促使支行增强创新意识和锐意进取的活力。工行实行支行资源优化配置，能够使支行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开发新产品，推出新服务，竞争目标客户，进而增强综合竞争力。

四、工行对重点支行实行资源优化配置措施

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激励、约束和引导作用，着力优化支行资源配置，提升竞争发展能力，从而促进经营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优化支行资源配置，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优化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是经营中的最重要的资源，是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坚持与金融资源、价值贡献相匹配的人力资源配置导向，加大对业务发展快、人均效益高的重点支行人员投入力度。首先，有效开发利用好现有人力资源，继续实施开放式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从系统和全局着手，通过调整激励机制等途径，积极推动员工从二线向一线、从后台向前台、从管理向营销岗位转移。其次，进一步完善支行人员配备，通过“增一线、控二线、减三线”和业务流程改造、运行管理改革、扁平化管理等一系列措施释放人力资源，将有创利能力、有创新激情的员工充实到一线从而确保全行的前台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实现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再次，加强网点营销人员配置。以机构扁平化改革为契机，积极探索支行劳动力的优化组合，通过双向选择，促进人员，特别在营销人员在一、二级支行之间的有序流动。将取得afp（金融理财师）资格的员工在支行辖内进行统一配置，进一步充实网点的营销力量，力促网点由交易型向营销型转变。最后，对于新增人员进行倾斜配置，将新增人员的80%以上投入到重点支行，从而保证重点支行新增人员的数量和质量，在数量增加的基础上优化结构，按照盘活人员存量、提高素质、激发活力的要求，提升支行整体经营管理能力，特别是提升整体营销能力。

2.优化人力资源费用配置。完善薪酬管理办法和绩效考核办法，坚持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以绩定效，将管理者和员工的收入与所在行、部门的经营成果更加直接紧密的挂起钩来，实现人力资源费用向一线倾斜、向营销人员倾斜，倾斜幅度可控制在5%至20%之间，发挥激励机制作用。激励支行整体提升，突出业绩贡献，提高工资投入产出效率。充分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促进全辖各项经营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和经营效益的稳步提升。

3.优化财务资源配置。适应全行经营转型和提升竞争力的要求，在经营性费用和人力资源费用的分配上突出向效益、质量等关键指标和绩效进步的支行倾斜，对某些突出的重点项目或发展较好的支行优先予以考虑，通过提高激励费用与重点产品的挂钩力度引导支行的经营行为。同时，积极完善各支行经营绩效考评办法，增加同业占比、日均指标和业务增长速度等竞争力指标，引导支行以高于系统和同业平均增幅为各项业务发展的底线，将财务资源优先投入到符合政策导向和产出比最大化的业务中，争做市场的竞争强者。

4.优化机构资源配置。在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环境、营业网点效益、客户资源状况、周边市场发展潜力的基础上，加

支行网点综合化改造力度，着力提升现有营业网点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推动业务发展。通过对低效网点撤并和迁址，对地理位置优越、客户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大的网点改建和升级。机构资源向经济发展较快的区域渗透，适度增加渠道资源，机构布局进一步合理和优化。此外，对陈旧网点进行装修改造，加大人员和硬软件设施的配备，设立离行式自助银行，优化营业环境，切实提高网点的综合竞争能力。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6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阶段：

一、拨乱反正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主要是拨乱反正，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观点；二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的传统观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的基本涵义与具体内容。在这两方面的探讨中首当其冲的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家驹先生。1980—1981年，马家驹先生先后在《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论文，最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新见解。他十分明确地提出，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各个阶段上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根据这一规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不仅如此，马家驹先生还根据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生产方式定义的错误观点，系统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首先，马家驹提出生产方式是有别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个独立范畴。他指出：“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其次，马家驹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含义。他写道：“马克思所讲的生产方式有两个含义。第一，它是指劳动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产的社会形式。”“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简单称之为‘生产方式’，指的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相互结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劳动资料的方式。生产方式的这样一个含义是同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的这一面联系着的。”“生产方式的第二个含义即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是同任何生产过程都不单纯是劳动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这一方面相联系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一定的历史形态或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完全是同义语。”“劳动的社会形式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依以结合的形式分不开，它并且和后者一样直接表现出一种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最后，马家驹阐述了生产方式这两个方面含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写道：“一定的劳动方式和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之间确实又存在着一种历史必然的统一关系，并且归根到底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生产方式，而劳动方式的根本变革又总要以生严资料或劳动资料的变革为前提。”这样，马家驹先生一方面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生产关系，充分肯定了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另一方面科学地分析了生产方式的涵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术界其他许多学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观点。如吴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研究生产方式》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相应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一是生产方式本身，一是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陈招顺在《从生产方式的含义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间阶段和中间环节。一定的生产力状况是一定的生产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础，而一定的生产方式又是一定的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依据。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产力，也就不能说明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变化。这是一个矛盾。而生产方武概念的出现意味着这个矛盾的解决。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术界对于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要问题进行探讨，并取得了很大进展，其主要标志是郭树清等在《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生产方式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专题系列论文。其中，郭树清在《生产的自然形态和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辨证统一——马克思的生产方武概念》一文中不仅具体地指出了作为《资本论》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的自然形态，即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和形式，劳动的技术组合方式；其二是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的社会条件和形式，人们的活动发生社会联系和关系的形式。”“生产方式就是通过生产的社会形式表现出来的生产的自然形态；或者说，生产方式就是反映了生产的自然形态的生产的社会形式。”袁绪程在《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提法看生产方式的含义》一文中也指出：作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生产方式既不是生产力，也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要素的组织结合的方式。”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从劳动的自然过程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方式”，从劳动过程的社会属性来看就是“生产要素组合的社会形式。”彭新政在《生产方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讲的《资本论》研究对象中的生产方式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作为劳动者和生严资料的结合方式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关系变化发展的重要依据，而生产关系则是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这三篇重要论文一方面从总体上继续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分析了生产方式的具体内容并由此概括出了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在该时期有了新的进展。

二、全面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全面展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一时期探讨的主要特点是对生产方武的含义的探讨全面展开，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并逐步形成普遍共识。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许多学者在以往探讨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的含义继续进行探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新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文中所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胡钧在《对<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提出，生产方式是生产的技术方式或具体的劳动方式，是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其他学者不同意上述三种关于生产方式单一含义论观点，奚兆永在《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一文中认为生产方式有多种含义，生产方式是物质生活资料的谋得方式、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等：于金富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一般的基本原理》一文中提出，生产方式是人们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以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社会生产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和人们进行生产的技术与社会条件等。

这一时期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突出标志，是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的观点同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的观点联系起来考察，从而摈弃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的传统做法，科学探讨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密切联系。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区别，其代表性观点是吴易风先生在《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所提出的：“在研究对象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一)要不要研究生产方式；(二)要不要研究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三)要不要区分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和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以及要不要研究具体的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这里，吴易风先生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主要区别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联系，即它们都研究资源配置，所不同的是如何研究资源配置。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的联系，其代表性观点是王生礼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新论》一文中所提出的见解。王生礼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经济方式，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经济方式。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主要在于：资源配置方式实际上是社会运用稀缺资源进行生产的方式，即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亦即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即资本经济，同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方式即市场经济之间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既有本质的分析，又有表象的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面现象，只研究市场经济，只研究市场上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表面联系，只在表面的联系中兜圈子。从而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相通性的基础上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从而使我国学术界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继续深化阶段(2000年以来)

跨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特别是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出现了进一步深入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1对生产方式涵义的继续深入研究

许兴亚提出，“商品生产”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种“形式”、“方面”或“侧面”，并不是这个生产方式的全部。除此之外，它还有其物质和技术方面的特征，亦即协作、分工和机器大工业。即使从生产的形式方面来看，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的也不是商品生产，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于金富等在《从<资本论>结构重新认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一文中对生产方式的基本涵义和具体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的科学论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指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生产过程的条件包括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生产过程的形式包括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具体说来，生产的技术条件指生产资料的规模、效能与生产方法或生产工艺水平；生产的社会条件指生产过程的分工、协作程度及相应的生产组织。生产形式指一定社会的生产是自发的商品生产还是自觉调节的产品生产；生产的社会形式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即生产的社会性质。因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条件与形式，其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以及它的生产形式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

2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

2000年以来，有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之间关系进行了一些深入探讨。孟捷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武的生产方式与资源配置方式》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但这不仅并排除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而且还可以把对资源配置方式的研究包含在对生产方武的研究之中。事实上，马克思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名研究了资本主义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方式与生产方式在下述意义上可以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在微观层面，它们是指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以生产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在宏观层面生产方式或资源配置方式是指经济资源以何种方式分布于生产不同产品和服务的社会分工各部门。这样，就把作为劳动方式和生产形式的生产方式，同资源配置方式在两个层面上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了。

3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探讨

李铁映同志在《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读书笔记》(《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的重要论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生产方式和基本生产关系，使其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刘烈龙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定位》一文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对象，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即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自身的生产方式与制度安排。

上述观点一方面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保持了同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明确提出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研究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从而明确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探讨有了进一步深入。

根据我国学术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探讨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体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是生产力或资源配置(经济体制)等，应当而且只能是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其中。生产方式既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首要对象也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所谓“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也不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指生产的条件与形式，即生产的技术条件与社会条件，社会的生产形式与生产的社会形式。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7

关键词：媒介；人力资源；市场化；竞争

Abstract: The market-oriented media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cro protection for our media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development. With the growing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medi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edia itself, do the media allocation of human resources market is very important.Key words: media; human resources; market; competition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5-0020-02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和国内媒体间的竞争，中国的媒体如何整合自己的资源使自己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现今所有媒体关心的中心。作为既不能定位于知识密集型企业，也不能定位于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企业的媒介，却有着与这些企业相似或相关的特点或特性。所以，这里，我们把媒介定位于资源密集型“企业”。现代媒介的竞争归根到底是技术的竞争、资金的竞争和人力资源的竞争，而人力资源是其中最为稀缺的资源。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死板的用人机制和僵化的“人事管理”方式已严重束缚和阻碍了媒介自身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升，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管理媒介人力资源、利用媒介人力资源、解放媒介人力资源和发展媒介人力资源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途径和方式。于是，媒介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问题—尤其是在宏观上保障的媒介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问题—就成为诸多媒介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迫切要求我们予以研究和破解。

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就是指人力资源配置活动，从政府统包统配转变为平等人之间（如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自愿交易的过程。媒介人力资源是媒介经济发展的“第一资源”，其它媒介经济资源的组合、运用都要靠媒介的人力资源来推动。媒介人力资源配置如何直接影响到媒介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整体配置效益。西方国家成功的运行经验，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历史成果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告诉我们，在人力资源配置上必须寻求和构建一种高效、动态和灵活的配置机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下僵硬的统包统配机制，以最大限制地发挥生产第一要素—人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各种资源，推动我国媒介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媒介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目的

媒介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首先要按经济效益尺度来配

置媒介的人力资源。也就是说，媒介的用人不再是上级机关和部门的计划和指令，媒介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将会拥有自己独立的招人、用人、育人、管人等一整套机制，从而改变原先的媒介的人事管理部门只是行政命令的执行部门，改变其“摆设”和“类中介”的作用，使媒介能够真正独立自主的使用自己希求得到的人才。从另一个角度讲，作为市场中的适应媒介工作的人才也要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进入媒介当中，而不再受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条条框框和各种“门槛”的限制，真正做到“有其才，有其用，尽其才”的良性循环中来。

媒介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意义

从大局来看，建立媒介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加快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近两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配置程度越来越高，而与此相比，整个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步伐则明显滞后。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机制发育迟缓，必将影响其客观存在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规模和配置质量，阻止整个市场体系的繁育和建设步伐。因此，要把培育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摆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整体目标上来认识、来衡量，构建整体思路，确立工作目标，分步推进，加快发展。而媒介作为特殊形态的产业，其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起步和发展都是比较晚的，但是实践证明了市场化的程度越高对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建立越好，所以从大局来考虑媒介应该在人力资源市场化的配置过程当中起到表率的作用，积极的应对，以加快我国市场化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

从媒介的特性来看，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取决于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媒介作为国家的宣传机构和党政的喉舌而存在，媒体人力资源的配置是国家的“统包统分”，更多的是考虑其“思想和政治素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媒介的市场经济实体和经营实体的身份日益凸显和被承认，成为“有特殊政治宣传意义的市场经济实体”，这就需要在媒介人力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充分运用市场方式来解决和调节用人选人和被选择的关系，使我国的媒介寻求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的提升。我国企业改革的现实经验已经明确无误的告诉我们：市场机制已成为人力资源配置的唯一正确选择，虽然这一机制也存在着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对低效劳力的某种排斥，但它的总配置效率要大大高于计划机制，并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使所有人力各得其所。因而作为刚起步进行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我国各媒介必须借鉴和利用成功的经验，以在媒介的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中找到共性区分和协调好个性，才能最后取得自身发展。

从媒介人的角度来看，媒介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摒弃了传统人力资源配置体制中的许多弊病，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动力，并使人力资源更加充满活力、竞争力和转换力。在经济中劳动力个人和单位“栓”得太紧，不能“自由”地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媒介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就是把劳动力从单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其转变为市场配置的平等契约关系。

从现代化管理和科技发展来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而现代企业要求现代化的管理与之相应，科学知识与社会化生产和管理工作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转换加快，人员的结构性变动、转岗培训再就业就成为经常性的事情，加上在管理工作中日益引进现代化管理手段，人员的精简、流动也势在必行。这种全社会范围内经常性的人力资源结构性变动和人力资源的再开发必然要求我们的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与之相匹配。而作为资源密集型而现代化媒介，只有使其人力资源的配置市场化程度达到现代化管理和科学技术发展要求才能使其在与国内同行和国际对手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媒介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实施

媒介人力资源配置市场化过程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需要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协调，也需要各个方面的配套改革的推进。

确立市场主题，明确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既媒介和

媒介从业人员共同作为市场主体而从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用人单位是市场上的两大主体。前者是人力资源供给方，后者构成人力需求方。人力供给与人力需求的行为动机或准则及趋向是共同的、明确的，双方行为都意在寻求各自收益的最大化，并据此决定各自的供给行为和需求行为。人力资源配置的运行方式，应当由国家为主体向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个体为主题的格局转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成为择人、择业的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利益主体；决策风险从国家承担变为用人者与劳动者分别承担。劳动力所有制国家所有、占有向劳动者个人所有、社会化使用的方向转变。

工资形成机制的建立，即媒介人力资源薪酬市场化

长期以来媒介作为“效益好”的单位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而媒介从业人员的薪酬标准和激励机制却是几乎按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配制度而来的。如何在建立媒介人力资源市场化后在薪酬上体现每一个媒介从业人员的人力价值问题，如何从薪酬与激励机制上最大化的让媒体从业人员“满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根据市场化企业的经验和经典的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工资率的形成，同时工资率又作为价格信号引导调节人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规范工资形成机制和实现机制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剂。建立工资形成市场机制和社会化福利机制。劳动力价格（工资）由行政性决定向由劳动力供需市场定价转变，人才竞争机制由按所有制和身份而定标准的方式转变为实行统一的竞争规则的方式。这样才能符合媒介人力资源市场化的要求。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即媒介社会保障市场化

社会保障是以国家为主题，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依据法律规定对劳动者因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等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的制度，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为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正常运行创造良好的环境，增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为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解除后顾之忧。长期以来因为媒介是作为事业单位而存在的，媒介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是由单位来解决，这无形中增加了媒介作为经济实体存在的负担。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媒介的自身发展和市场化程度，因而必须将媒介从业人员的保障问题引入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国家、媒介和媒介从业人员共同分担，才能更好的促进媒介发展。媒介从业人员的社会福利都应由身份决定的“职位分享型”向社会化保险方向转变，建立、健全社会化保障体系。根据当前的实际，应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保障事业，并创造条件向统一的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过渡。

政府调控职能的适度施展，以推进媒介人力资源市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8

政府资源的配置主要指公务员http://的任免、升降、交流、回避、辞退和配置的过程，也就是将公务员与工作任务有机结合即人事相宜的过程。它是政府人力资源配置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市场在我国政府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趋势已成为时展的必然。

一、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价值分析

1.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解决人才流动现实困境的时代呼唤。由于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公务员人才资源配置上主要是由党的各级组织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进行分配和调剂的。这种单一配置方式导致的弊端主要表现在：公务员队伍的管理方法僵化，人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嫉贤妒能、求全责备、裙带关系、论资排辈、滥竽充数等现象严重，人才机制缺乏动力与活力，限制过多，比如受身份、地域、户籍限制，职称评定等缺乏竞争机制，人才资源的总量严重不足，教育结构不合理，专业针对性差，冗员过多，素质偏低，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人才资源的布局不合理……这些都明显滞后于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愈来愈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在我国政府人力资源配置上必须寻求和建立一种高效、动态的配置机制，来代替计划经济体制僵硬的统包统配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务员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利用国内国际的各种资源，推动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实现政府人才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在人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政府面对数以亿计的人才资源和数以百万计的用人单位，要达到对人力资源的全面、合理、有效的配置，是一项极其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历史上有不少国家企图以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来完成这项工程，但效果并不理想。事实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最为节约、最为有效的人才资源配置方式。这种以供求双方为主体、以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为调节手段的人才资源配置方式对于政府人才的优化配置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扩大政府选拔人才的范围，行政系统可以通过市场获得丰富的人力资源以满足政府职位对人才的多样性需求。另一方面，它可以给予公务员充分的择业自由，有效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人才的最大效用。

3.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回应公务员个人价值实现的需要。公务员作为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除了其有作为组织“政治人”的集体价值追求外，他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人”的个人价值追求。传统的行政配置人才的刚性管理往往只强调“集体价值”而忽略“个人价值”，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挫伤了公务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影响了政府集体价值的实现。尤其是在新时期，社会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变迁，公务员个人价值实现的倾向也日益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克服和消除由于“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冲突而造成的内耗，要回应公务员正当个人价值实现的需要，把自由的市场竞争精神引入公务员系统，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来回应公务员通过个人自由流动实现自我价值的意愿也就成为政府必然的选择。

4.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适应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指数增长的趋势。科技知识与社会化生产和管理工作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社会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转换加快，人员的结构性变动、转岗培训再就业就成为经常性的事情。在国家政府机关中，公务员作为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关键，社会上经济结构的变动同样要求公务员结构的调整。加上在管理工作中日益引进现代化管理手段，公务员的精简、流动也势在必行。只要我们稍稍留意把握一下现实生话中科技进步的这根“脉搏”，我们就能强烈地感受到政府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迫切的现实需要。

二、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存在的困境

当前，我国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公务员流动配置的管理机制。十余年公务员制度的实施推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务员“单位人”的超稳定性，但审视这一时期公务员的配置与流动，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机制，其仍然问题重重。

1.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化率低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c.a.摩尔根曾经提出“一般只要有10%-15%的不同层次的人处于流动状态，就可以达到一切实际目的”。发达国家的公务员人才流动都超过10%，美国达到20%左右，而我国从1996年至2003年之间，辞退的公务员人数不足2万人。按照全国近500万公务员计算，公务员年辞退率约0.05%。粗略估算，公务员的流动率在1.25%左右，这是一个远低于其他行业的数字。

2.政府人力资源配置暗箱操作屡见不鲜。由于我国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还不十分健全和完善，一些领导往往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操纵人才流动，将自己的子女和亲戚朋友通过“交流”的方式调入行政部门，以避开考试任用的程序和过程。更有甚者，一些心胸狭隘的人正好借交流的机会将那些平时“不甚听话”或对其不够“尊重”的公务员“赶出”本单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严重地干扰了公务员正常的流动，这样的人才流动既不利于我国公务员整体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更容易形成“利益网”，给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带来很大的困难。

3.政府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信息系统不完善。人力资本市场必须建立发达高效的信息网络，通过信息网络是政府人力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能够全面掌握人力资本的稀缺度，以最低成本实现交易。我国人力资本市场服务体系建设落后，服务水平不高，服务功能不完善。而且我国人力资本市场信息化建设相当落后，信息在我国人力资本供求机制中还没有充分发挥导向性作用，全国人力资本市场信息联网还没有充分实现。

4.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法规不健全。有效的政府人力资本市场需要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以保障人力资本的供应者和需求者两方面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创造一个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实现市场的规范有效运作。在我国，政府人力资本市场的法律和舆论监督力度还不够，用人不公，用人不当的问题仍屡屡存在。虽然我国现在也已经制定出台了《公务员法》等对公务员流动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我国关于公务员流动的安全保障、市场管理、争议仲裁等都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并且，我国缺乏明确的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对相应的人才产权、社会保障等都没有法律可以遵循。

5.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保障不配套。随着公务员制度的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成为关系全局的“瓶颈”之一，并且远远地超出经济的范畴。只有加快公务员社会保障体制改苹的步伐，使公务员的保障体制与社会、与市场顺利对接逐步实现市场化、社会化、规范化才能最终形成一个既能吸引优秀人才走进公务员队伍，又能让已经不符合公务员岗位要求的人心甘情愿、无后顾之忧地走出去的机制。当前，影响我国政府人才流动的户籍管理制度、工资福利制度、人事档案制度等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时代特征，是控制型、管理型而非指导型、服务型的制度，不适应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的要求，已经成为推进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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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完善途径

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基本功能是要追求政府人力资源的公开配置、公平配置、竞争配置和高效配置。当前存在的各种不利情形与党管干部的原则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不明，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人才市场平台需要进一步搭建，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等有密切关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我们必须在实行政府宏观调控人才资源配置的政策措施的同时，加强市场化配置，让竞争择优的市场化机制在公务员人才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笔者认为，我们应重点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1.厘定党管人才与市场化配置的关系，破除政府人力资源配置的陈旧观念。市场化配置与党管人才的原则是不相冲突的。推行政府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对党管人才具体方式方法的完善和改进，因此，市场化配置不仅不是对党管人才原则的挑战和弱化，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管人才原则的更好坚持。为此，我们应当认清形势，坚定信念，大胆创新，深化改革。一是认真研究和正确处理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在配置方法上实现阳光操作，采取公开空缺岗位、公开任职条件、公开考察、公开选拔、双向选择等方法，以透明保证公正、促进竞争；三是完善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使群众在政府人力资源配置的各个环节都拥有相应的民主权利

2.逐步完善公务员人才流动制度，建立开放、竞争、有序、规范的人才市场体系。公务员人才资源必须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借助于完善的人才市场才能实现合理而有序的流动，这样才有助于政府机关形成合理的智力结构。因此，必须加快建立一个开放、竞争、有序、规范的人才市场体系，推进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进程。当前人才市场建设一是要突出信息化，重点发展无形市场。使人才市场逐步由纯集市型向集市与网络信息型转变，增强人才市场的辐射功能和服务功能。二是引导人才市场包括人才交流、人事、人才培训、人才派遣等走专业化、规范化、品牌化的经营发展道路。三是加强对人才市场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规范人才市场秩序，创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程度地满足政府各部门在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资源的实际需要，确保公务员人才资源配置在空间和时间上有序化、合理化和高效率。

3.建立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破除政府人力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障碍。政府人力资源实行市场化配置，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同时，实现从组织配置到市场化配置的根本转变，又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们只有从机制、体制、环境、方法等诸多层面革故鼎新，才能积极有效地推进政府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一是机制创新。制度管人、程序管事是政府人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基本要求。当前，我们要参照国际惯例，结合具体国情，加快立法进度，加大执法力度，完善配套政策法规体系。必须遵循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建立干部选拔任用的竞争机制，通过不断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扩大公开选拔范围，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健全和完善干部辞职和降免职制度，加大对优秀年轻干部的选拔力度，加大对不胜任、不称职干部的处置力度，使竞争公正、有序地进行，使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使干部的升迁调整成为成为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

二是体制创新。干部人才的竞争择优必须依赖于一个开放有序的政策体制。推行政府人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首先，要消除制度壁垒，取消地区、部门间的行政割据，取消行政、企业、事业干部之间的身份差异，改革创新干部的档案、工资、考核等答理制度，实现干部人才的国民待遇。其次，要健全和完善干部能力考核和实绩考核办法，制定一套充分体现能级对应、绩效优先原则的人才激励政策。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9

关键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分析

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

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是指高等教育机构(学校)如何获得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社会资源的投入，并且如何将其投入到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或在不同子系统之间进行分配，以期所投入的教育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使得高等教育服务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发展需要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以求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过程。相对于资源发展和社会生产的无限性，资源总是有限的、短缺的，因此合理地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就显得特别重要。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后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某些方面还相对滞后，资源没有得到合理配置。

1．教育资源总量缺口大

根据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的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02全国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例为14．76%，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3．41%，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教育法》规定的逐年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还有差距。如果按国家对高等教育投资占全国教育经费的20%计算，2002年全国用于高等教育的投资只占GDP的0．682%，这与世界主要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所占GDP的百分比(德国1995年为1．5%，英国1995年为1．4%，美国1994年为1．1%)，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2．高等教育资源利用率低

高等教育资源在总量不足的情况下，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和利用率低的问题。总体上讲，不少学校的规模仍然偏小，师生比不尽合理，目前我国高校生师比为18∶1，而发达国家一般为14∶1，按此比例计算，我国尚缺10万名教师；学校行政和后勤管理人员过多，多于专任教师，经费支出比重过大，挤占了过多的教育资源；学校布局也不尽合理，“条块分割”的状况未得到根本扭转，追求“小而全”、“重数量轻效益”和外延发展的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地区教育资源利用率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尚未实现优化配置；教育部门及学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浪费与不合理开发时有发生，这种“既缺经费却又浪费、既没钱却又乱花钱”的状况，进一步加重了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矛盾。

3．高等教育资源管理不善

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管理水平不高，致使资源的使用效率偏低是高等教育资源管理和使用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和优化高教资源配置的需要。在资源总量短缺的约束下，管理和使用效率低下无疑使高等教育发展的严峻形势雪上加霜。高等学校既要在市场竞争中寻求新的经费来源，又要受政府计划的严格管理，在办学的主要方面(如办学规模、学校性质、招生、收费标准和专业设置等)均无自主权，从而使高校处在两种管理体制的夹缝中，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因此，在努力增加高教投入的同时，还必须解决高教资源分配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提高高教资源使用效率。

二、进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评估的必要性

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是解决资源配置中的“优化”问题，即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其实质是通过相应的措施、手段和方法，使高等教育资源从低效益的环节、地方，向高效益的环节、地方流动，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配置到基础好、效益高、质量高、成果多的学校或学校内部的其他环节，使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高。而高等教育资源投入不足与资源浪费一直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通过评价区域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进行科学评价，为制定和实施优化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战略和方案提供依据，使政府和学校确定教育资源配置进程中优先考虑的问题，给决策者和公众提供一个了解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的有效工具，以求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基于层次分析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实现评价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状况具有一定的作用。

高等教育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资源，在其组成上有其复杂性，并且这些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组成部分，在资源的流向上也有其复杂性。因此，评价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状况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量化的特点，难以用一两个指标给出正确全面的评价。针对高等教育资源的上述特点，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指标选取的原则，即指标与目标的一致性、指标的独立性、完备性、可行性、可比性、科学性与可测性等原则给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评估的指标体系，如下图所示：

三、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的模糊综合分析

本文考察的基准点是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数据的收集力求科学、准确、真实、完整。我国高等教育在1999年后开始实行扩招，在扩招前经费来源单一，投入不足，扩招后打破了以往由政府财政包揽经费的局面，建立了多元化筹资格局，但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学校层面上，办学条件欠缺，资金不足，管理不善，教育质量下降；在需求上，专业结构不合理；在体制层次上，教育体系有待调整。在此基础上高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共建、调整、合作、合并”方针指导下，以高教资源重组为手段，促进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从1999年至2004年能够充分体现出高等教育改革后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化程度，因此以高等教育资源的投入为基点，考察其在六年内各项教育资源有关指标的变化，详见表1(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5)。

表1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一览表

0．188，0．201，0．146)，由计算结果可知，对于我国1999年至2004年期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有30．7%的专家认为“好”，有15．8%的专家认为“较好”，较好以上的得票率为46．5%不足50%，而“差”和“很差”的得票率总计达34．7%，由此看出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在这一期间不是很合理，教育资源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分配上没有达到效用最大化，投入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综合我国绝大多数高校教育资源投入水平和利用效率来看，影响高校教育资源配置状况的主要因素仍是教育资源投入水平，没有充足的教育资源方面的投入，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再高，也不能体现高校综合竞争实力。由于受教育资源投入不足的困扰，导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合理。

四、优化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对策与建议

1．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教资源投入多元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必须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和出资形式多元化的融资道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和吸引教育资源。高等教育的投资人可以是国家、个人、学生及家庭、外商、社会团体、国际机构和高校自身的产业等，逐步改变目前在办学体制方面由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国家、集体、个人多元办学，国立、公立、私立多类学校并存的新格局。通过改革“一包二统”的旧体制，实行以国家举办为主、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举办高等教育的新体制，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新途径。从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国外的经验看，改变单纯依靠政府举办高等教育的状况，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改善高等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必由之路。

2．深化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减员增效，使学校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和有效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在旧的管理体制下，高校实行行政管理的模式，机构重叠、队伍臃肿、人浮于事、效益低下、占用过多教育资源。用人制度的改革是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实行教师聘任制和全员聘任制，按照按需设岗、公开招聘、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契约管理的原则，根据需要设置岗位，按照岗位聘任教师，从根本上否定和废止了困扰高等教育多年的职称评审制度，实行真正的聘任制。深化校内分配制度改革，真正体现“多劳多得”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打破平均主义，拉开了分配档次，强化了竞争机制，吸引和留住了一批高水平人才。而后勤社会化改革一直是制约高教资源配置的“瓶颈”，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改变高校后勤服务由学校大包大统的局面，节约高教资源，使教育资源合理化分配。

3．加快我国高等教育门类结构调整

高等教育门类结构是指高等教育中各科类教育的构成情况，具体表现为两个层次，即科类结构与专业结构(即各科类内部的专业构成)，合理的高等教育门类结构是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主要因素。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对我国高等教育门类结构进行适度调整，处理好社会的长远需求与近期需要的关系，不能仅根据目前市场的变化，来确定长线专业与短线专业调整的幅度；在保证基础性专业的质量与一定规模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应用性专业，从增强专业人才社会适应能力出发，适当压缩专业数量，拓宽专业口径。

4．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率

教育资源分为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提高高等教育的使用效率，即从这两方面着手。提高有形资源的利用效率，可在省城或中心城市，高校、科研机构比较集中的区域，打破封闭式管理模式，实现资源共享。价值比较高的科研、教学仪器、计算机，及共用实习场地、图书资料、体育设施等可相互开放，提高利用率。特别是大多数高校和科研单位联网之后为资源共享提供了便利，资源的拥有者与使用者之间可实行有效服务，通过协议书的方式把协作关系明确化、固定化。而提高无形资源的利用率，即在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有利时机，大力推进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调整、合并、提升等多种途径，达到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学科交叉，达到共同提高办学效益的目的。

五、结束语

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低下，低效利用率随处可见。要解决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就必须解决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在现有的资源配置基础上引入市场配置方式，加快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力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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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江景波.对当前高等教育若干问题的看法［J］.同济大学学报，2000(3).

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篇10

关键词：和谐杜会；大都市区；公共资源；公平

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081－04

作者：钱志红，四川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黄超，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四川，成都，610031

一、研究背景及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大都市全面发展与扩张时期，都市化现象的出现对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城市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呼声日渐高涨，希望通过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最终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的能力。在此观念的影响下，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飞速发展，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快速提升。然而城市大发展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和空间分异日益明显。城市资源的发展与配置在结构上，空间分布上，使用权限上都存在效率与公平的对立和某一方面的缺失。市场化保证了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却失去了公平，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城市化和都市化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由于公共资源占有和配置的不公平，导致了很多城市病，如城市空间不平等，贫民窟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的迅速边缘化，城市空间隔离，环境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和享有的不平等。典型的例子如美国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贫民窟问题的形成和加剧，拉美国家都市化过程中的城市高级住区和消费景观占有的不平等。美国的贫民窟问题导致了白人和黑人贫民的强烈的社会冲突。拉美的都市化过程中，强势群体占有了城市中环境和设施相对优越的区域，并形成了周围区域隔离的堡垒式高级住区，加剧了社会排斥和贫穷的恶性循环。

在国内很多城市和大都市区，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城市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区域分割，空间隔离、空间分异迹象明显。如北京，城市形态沿袭历史的空间界定，有“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其他很多城市和都市化程度很高的区域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富人区占据了城市中环境优美和条件优越的区域，享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加自己的效用。而贫民区缺乏健康保健、基础教育和社会保障，社会秩序混乱，与富人区形成了天壤之别。未来的一段时间将是城市化和都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如果不对已经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可能使问题加速发展，导致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可行的对策方案，希望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

二、都市区公共资源概念及特征

都市区公共资源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行政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利用国有资源、政府投资，或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职能、政府信誉，拥有、控制或掌握的公益性、垄断性、专有性的资源，包括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载体的各种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包括城市土地、交通运输、给排水、邮电通讯、动力设施，环境保护等城市基础设施、市政公营设施。还包括教育、医疗、图书馆，娱乐休闲等社会资源。无形资源包括政府提供一系列公共服务和政策制度，主要包括政府的产业布局政策、投资导向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城市发展策略和规划。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社会公益性。都市区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是指其效用是在全体都市区居民中分配的，是为了增强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的，是为了全体居民的公共利益的。

(二)层次性。都市区公共资源的层次性是指公共资源配置中既有满足高收入阶层和群体的高级公共服务和设施，也有满足低收入群体和阶层的一般公共服务和设施。层次性具体体现在公共资源、公共服务的建设规模、建设质量、设施配套程度。

(三)空间限制性。空间限制性是都市区公共资源的层次性特征在地理范围上的具体表现。公共资源其所产生的效用范围是有限，只有在效用覆盖范围内的居民才能享受到它提供的效用。空间可达性差，为了享受公共资源产生的福利，必须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这称为旅行成本。只有当公共资源产生的效用或好处大于旅行成本时，人们才愿意享用公共资源提供的好处。

(四)经营性。公共资源由于具有非排除性和非竞争性，必须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在特定时期内，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的数量是有限的，而社会需求却是巨大的。为了满足对公共资源的巨大的消费需求，同时克服政府供给能力的缺陷，需要加强各种公共资源的市场化经营，增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的能力。

三、大都市区公共资源空间配置规律、模式和原则

(一)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聚集性与扩散性

资源的空间配置不仅具有聚集性，而且具有扩散性，两者相互对应，相互联系。聚集效应、聚集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的存在是资源配置产生空间聚集的根本原因，资源空间配置的扩散是由聚集不经济引起。

资源空间配置具有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是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规律，也可以说是市场规律在资源的空间配置时的基本表现。资源的聚集是为了获得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当资源积聚产生不经济时，资源的空间配置就由聚集向扩散转变。当资源由聚集状态向扩散状态演进时，并不是绝对的扩散和分散，而是在新的区域和中心又形成了新一轮的聚集。资源的空间配置就是在聚集和扩散两种状态之间轮流演进，从而导致了产业和资源配置的流动。

资源空间配置的聚集和扩散规律，从根本上说是资源配置的市场性规律，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协作、效率是其聚集和扩散的根本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城市的公共资源一直都由政府部门以行政审批的方式配置，以计划方式运营。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虽然缺乏市场效率，但是能够更大限度地确保社会公平的实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成为一个潮流。

(二)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单中心”、“多中心”模型

1、单中心模式以中心城市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向中心聚集，城市的软硬件投资、政策资源、基础设施布局向中心靠拢。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的辐射范围比较小，主要是集中城市中心区域，中心区域以外的地方和居民很难享受到公共资源的效用，城市公共资源的配置呈现单极发展的趋势。单中心模型的城市，其公共交通也比较落后，只有一些放射状的交通线连接着城市的，中心 区域以外的居民要消费公共产品，存在一定的旅行成本，这抑制了中心区域的居民进行消费的欲望。

2、多中心模式当城市集聚式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中心城区的功能有向外扩散的需求，这一需求表现为在郊区形成多个具有社会经济资源独立性的核心，与中心城共同承当城市的总体功能，形成都市区次中心。中心城市和郊区次中心相互发展，共同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共同进行公共资源的配置和提供，他们的辐射范围比单中心阶段要大许多，其覆盖范围比单中心阶段要大得多。郊区次中心和都市中心之间有便捷的交通，这极大地减少了都市区居民消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旅行成本。

(三)公共资源空间配置原则

公共资源配置不仅涉及到各个相关群体的利益，同时由于其具有的一些典型特征，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1、效率与公平相协调原则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既要考虑效率目标的实现，又要不能损害公平目标的实现，兼顾效率与公平。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公共资源选择在“何地”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区域公众对其的需要，从而获得较高的投入产出比，达到提高区域社会整体福利、改善区域投资环境与优化区域资源空间配置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应充分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空间公平，为不同地方的区域公众提供平等的消费地方公共品的机会和条件。

2、中心和相协调原则都市区由中心，郊区次中心和三部分构成，三个部分在空间上的组合共同构成了都市区域。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中心和协调发展。因此，在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时，要考虑到中心和次中心以外的区域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其在三个地方得到合理配置。如果不考虑中心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任何一方的偏颇与忽视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

3、政府决策与公共选择相结合原则公共资源区位选择及配置既可以由地方政府来决策，也可以由相关利益主体通过区域性政治程序如投票、协商等公共选择过程进行决策。政府决策具有决策时间短、效率高的优势，但政府在了解区域公共产品需求方面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带来决策效率损失等问题。利益主体通过政治程序进行的地方公共资源区位选择决策能够反映多数人的需求，从而容易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

四、大都市区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市资源配置中的人口分布、结构因素

一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大，其对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量就大。在人口数量大、资源和服务需求量大的地方政府应相应地增减其分配和布局的总量，尽可能地保证公共资源能够在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公平地分配。

人口结构也会对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产生巨大影响。一般来说，在收入水平较高阶层和群体聚集的区域，其对高层次的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需求较大，而对低层次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需求较低。因此政府在配置公共资源时应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未来的人口变动趋势也是政府在进行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和空间配置时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政府在编制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规划时不但要考虑现在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还必须要考虑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区域人口变动趋势。

(二)城市资源配置中的居住空间形态因素

城市居住区是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部缩影。城市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城市居住空间形态变迁的过程对城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起着重要的影响。

城市居住带构成的城市居住空间分布状况直接关联着城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状况。具体来说，一是城市居住带是城市基本组成单位的主要分布区域，城市居住带的空间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城市基本组成单位的不断生成过程；二是城市居住带的禀赋特征直接关联着城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设数量和结构。在城市旧居住带地区城市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与周边单位设施资源共享程度较高，其文化教育和安全保障设施配置状况较好。

(三)城市资源配置中的城市规划因素

城市规划包括一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政策和功能分区。合理的土地利用控制政策，在保证城市居住空间合理分异的同时，能确保城市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享有不同的城市文明，能共享城市的教育、健康、娱文化乐等公共服务设施；能提供多种舒适、环保、廉价的交通出行方式，使低收入阶层的居民也能享受工作、生活出行的便利。

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直接影响到城市公共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城市功能区一旦形成，将会对各种资源在功能区的聚集起到强大的促进作用，加快各种资源在功能区范围内的聚集速度，内在原因就是资源聚集存在巨大的外部经济性，以及可能会得到的政策支持。城市功能区内的资源聚集具有比较大的同质性，这就会导致同一公共资源在城市区域内空间配置的失衡。

(四)城市资源配置中利益集团的博奕

新出台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明确指出了城市规划是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公平、保障公众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政策之一。公共政策在制定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利益团体、强弱势群体的博弈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城市规划过程也是如此。城市规划的最后形成，所有利益相关者经过利益博弈最后形成的多方相互妥协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政策和法律中的反映。

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方式向相关部门施加影响，希望制定的规划能够更多地体现自己的意图，保证集团利益的实现。但是彼此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力是不尽相同的。其影响力取决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成员、声望、财力、组织性、领导力、内部凝聚力以及所用策略等因素。强势群体他们在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组织资源、集团组织性、策略等方面相比弱势群体具有比较优势，他们在城市规划的形成过程当中能够对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弱势群体的情况则刚好相反，他们在同强势群体的利益博弈中完全处于劣势。

五、促进都市区公共资源优化配置的政策建议

(一)都市区空间的多中心重组――公共资源多中心化配置

都市区公共资源不均衡主要是由于都市区的单中心化造成的。由于公共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大量的公共资源聚集在城市中心区域，都市区的不能享受到公共资源配置的效应。为了解决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非理性聚集现象，必须通过都市区空间的多中心重组――公共资源多中心均衡化配置来实现其最大效应。从国际上看，跳出“单中心”发展“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已成为一种趋势。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随着郊区城市化的发展，逐渐将都市区的发展重点放到郊区，在大都市区周围建设若干卫星城，作为疏散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的后方基地。利用地价、税收、福利等经济杠杆，鼓励人口和产业外移。

2、在都市区“次中心”，通过建设良好基础设 施、提供良好充分的就业机会、快捷顺畅的交通以及全面的公共资源和服务配套设施的建设，建设独立性较强的现代化新城，从而实现都市区的“多中心”格局。

(二)增强都市区公共资源配置的空间可达性

大部分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是具有特定物质形态，对它的消费，都要求空间上的接近。另外一部分无形的公共资源的消费，还要求机会和权利上的平等，要求每个人都能有制度性权利的公平。空间可达性主要有两个方面：

1、空间阻隔的可达性改善。可达性是克服空间阻隔的难易程度，如果某一地到其他地方的空间阻隔大，则该点的可达性差：如果空间阻隔小，则该点的可达性好。为了达到空间阻隔的可达性改善，我们必须注意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合理布局；增强公共资源的交通网络通达性，减少交通阻隔，建设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

2、制度性权利的公平享受，实现发展和参与机会的平等。对于非物质形态的公共资源的空间配置，我们要注意使都市区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制度性权利。同具体物质形态的公共资源一样，对制度性权利和资源的公平享受，必须要保证都市区居民有平等的机会和通达的渠道来享受到公共资源的效应。

(三)加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应

城市规划是都市区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具体措施，也是其最后的管理和执行计划，因此必须从城市规划层面来进行把关，促进都市区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优化和合理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各项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类指导。都市区空间范围巨大，区域内各个中心和地域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其地理位置、资源设施条件、居住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未来人口的变动趋势等因素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区域和地域的公共资源、服务设施规划应因地制宜，根据不同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设立分级规划标准，并详细规定各类公共，资源、公共服务设施的用地规模和建筑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