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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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民自治；发展历程；现代化

村民自治，简而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90年代，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迅速普及，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全体农村居民，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成员；自治的区域是村，即与农村居民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社区；自治的内容为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即村务；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处理好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因此，村民自治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村民个人的事情由村民个人自主处理；二是村民集体的事情由村民集体商议处理；三是有关村民个人和集体的事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依法不得进行干预。

中国的村民自治现象历史悠久，从西周开始发展至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间几经曲折，可以说是一部由原始民主向现代民主迈进的历史。

一、村民自治现象的发展历程

中国带有村民自治色彩的“乡里制度”最早发源于西周时代，西周时代出现了“乡里制度”即“邻三为朋，朋三为里”，“国设六乡，乡在郊内”，“乡”的层级相当于现在的省市，而“里”作为“乡”下面的自治组织，对所管辖的村民的重大事务进行管理。不过这一时期村民自治还“名不副实”因为这一时期的村民还没有自主处理事务的权利，权力主要集中在“乡”这一级；到了秦汉和隋唐时期，“乡”的级别有所降低，这一时期确立的乡官制度，由管理向职役的角色转变，“村”制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由“属县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1]负责管理村级事务，这时对村民的管理更加细化，但是这时村民的自治权主要掌握在村官手中，村民只享有推举村官的权利；到宋元明清时期，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中央加强了对“村”级的控制，出现了保甲制度，所有权力收回中央，封建时代的这种原始民主遭到了进一步的弱化，可以说整个封建时期，村民处于“原始民主时期”，村民没有自治的权利，但是“乡里制度”这种自治组织模式的出现，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中国民主进程的发展。

在近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乡村自治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清末新政时期曾推行乡村自治，然而乡村自治只是反动统治阶级稳固其阶级统治的“权宜之计”，“其政治动机和功利目的是相当明确的”[2]。虽然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流于形式，但其革命精神是值得肯定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为树立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权威，曾发动“乡村建设运动”，农村经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掠夺，天灾人祸的打击加速了衰败进程，正如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梁漱溟所言：“工作了九年的结果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3]1934年以后，国民党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编组保甲使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一个自上而下的严密的基层网络，提高了政府的“剿共”自卫力量，通过在乡村社会设立行政机构、派驻官员强化了国家权力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国家政权的下治，给分合离散的乡村社会输入现代性要素，建构了乡村社会新的治理秩序，但这种外部整合往往需要很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迅速扩大的政府机构和增多的官员增加了财政负担。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不规范的情况下，行政权力扩张带来的效率低下和官员腐败，带来成本的增加，而这些成本主要由农民承担。保甲替代地方自治吞噬了农村原有的建设与自治功能，乡村的经济因原动力不足走向衰败。

与国民党”乡村建设”运动同时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地方自治，它是民主政治的最好例证。在这里村民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可以参加村级事务的管理，可以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还可以对干部进行监督和检查。最具代表性的是边区政府的“豆选”现象，虽然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用黄豆代替选票，实现了他们的自治权，在一定程度上说，民主的形式并不完全决定民主的程度。与国民党正好相反,边区政府的这种做法推动了我国现代化民主进程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农村被纳入了国家政权体系,权力过分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与统一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虚置”,窒息了农村发展的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使得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作为一种农村管理组织而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基础，国家政权逐渐从农村撤出，农村社会出现了制度真空。在此背景下，一些村民自发成立村民委员会以填补国家权力退出农村后社会管理的空白。1982年，中央把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农村基础自治组织写入宪法，这部宪法肯定了基层群众自治的民主精神，将村民委员会界定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村民委员会和村民自治获得了合法性，迅速在全国推广。1987年11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村民自治的试行阶段，激发了我国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也进行了许多制度创新，如“村务公开”制度、“海选”制度。1998年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在农村普遍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同年11月4 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农村基层民主和群众政治参与走向法制化轨道。2002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保证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和村民自治有法可依，奠定了新时期村民用民主方式、程序维护切身利益，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制度基础。

二、村民自治与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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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乡农业产业化的整体水平低，产业化经营组织规模小，竞争力弱，不同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如何引导培育具有统筹全乡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企业？促进农旅深度结合，带动各村“一村一品”蓬勃发展，为已经出租土地的农户提供就业岗位。

3、石坑崆峰禁止游客进入后，我乡旅游发展遇到较大瓶颈，缺乏吸引力强的新的、条件成熟的景点。旅游也仅是传统的“赏乡村景、吃乡村饭、住乡村屋”的单一观光体验模式，如何向多元化的乡村度假与农业休闲转变，带动本乡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

4、我乡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村民对美丽乡村的性质、目标、范围、组织关系认识模糊，参与意识不强，管理者综合素质不高等情况，如何准确找到群众在参与美丽乡村“观望”的症结，在既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又维护群众权益与利益的情况下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关于赴浙江学习考察乡村振兴工作的调研报告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常委会、市财政局、市国土规划局、市农委相关负责人和部分涉农企业代表，先后考察了湖州德清县莫干山特色小镇、安吉县横山坞村、高家堂村，杭州桐庐县荻浦村、环溪村，金华义乌市青岩刘村，舟山市新建社区等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情况。通过现场参观、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座谈等方式，学习考察浙江的先进思路、运行模式和创新方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情况

浙江是美丽乡村的首创地。2003年习近平同志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通过系统规划设计、持续建设和整治，浙江全省农村生态环境大大提升，带动了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从2003年至2007年，以全面小康示范村建设为重点，实施村庄整治建设。重点整治村庄“脏、乱、差”，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示范村达到“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目标；整治村达到“环境整洁、设施配套、布局合理”的目标。全省大部分村庄得到了基本整治，农村局部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从2008年至2010年，以提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内容为重点，实施村庄整治建设。不断扩大整治范围，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以生活垃圾收集、生活污水治理为重点，从源头上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省绝大多数村庄得到有效整治，农村面貌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

第三阶段：从2011年至今，以“四美三宜两园”为核心内容，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升级版，按照生态文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从内涵上推进“四美”（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三宜”（宜居、宜业、宜游）和“两园”（农民幸福生活的家园、城市居民休闲旅游的乐园），整个浙江农村面貌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

截至2017年底，浙江积极打造“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景、一县一品牌”，现已培育美丽乡村先进县58个，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12个，打造特色风景线300多条、特色精品村2500多个、美丽庭院43万多个，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600多个。通过聚点成线、连线成面，打造出了浙江美丽乡村的“全景画卷”。

二、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经验

浙江以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为目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完善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划引领的建设机制，在宜居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乐活乡村、善治乡村为内涵特色的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模式。

（一）强化规划引领。注重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在规划理念上，充分结合实际和发挥自身优势，“不求大、不求洋”，注重打造个性特色，推进美丽乡村的品牌化和特色化建设。桐庐县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按照全域景区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新理念，邀请浙江省规划设计院和浙江省美院设计了“山水如画、人间仙境”的县域大景区，着力打造“潇洒桐庐·秀美乡村”。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划进行施工建设。整个规划建设中，既体现了个性设计，又保证了总体协调。每个村都能根据山水走势和流向，因地制宜，高低错落，少有联排成栋房屋，使自然景观与村落建设浑然一体，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的和谐统一。 

（二）完善环境整治。注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建立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村湾的垃圾集中收集和污水处理全覆盖，软硬件全面配套。桐庐县环溪村、荻浦村对农村生活垃圾全部进行无害化分类处理，村里大街小巷分类设置垃圾桶，将生活垃圾按可堆肥垃圾（剩菜剩饭、农作物秸杆等）和不可堆肥垃圾（塑料、玻璃、泡沫等）分类存放，每家每户也统一配发了有编号的垃圾袋（便于倒查监督），引导农户分类倾倒，分类处理。其中可堆肥垃圾送至资源化利用站制成有机肥料，不可堆肥垃圾收集后运至垃圾处理场，实现了垃圾的“户集、村收、镇中转”。

（三）注重文化传承。注重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开发利用。一是充分利用现存文物古迹。如荻浦村充分利用村庄历史悠久，各种文物资源较多的优势，大打历史文物资源品牌，2006年被评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村镇，2007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二是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环溪村是北宋大儒周敦颐后代集居地，该村深度挖掘《爱莲说》文化底蕴，不断将“清莲环溪”文化发扬光大，打造成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凸显传承千年孝廉价值观。在荻浦村，当地群众还将从前的猪圈、牛圈修缮，改造成具有乡村特色的猪栏咖啡屋、牛栏咖啡屋，挖掘了乡土文化，让游客感受到亲切的乡土气息，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的农村。除了利山村整村拆旧建新外，很少有大拆大建的情况，每个村在做好古街、古巷、古桥、古居以及祠堂、石坊等文物古迹保护的同时，还尽可能保留了几十年前农民居住的土砖房、石头房，既展示了村庄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历史，也成为当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宝贵财富。 

（四）加强产业培育。注重产业培育，强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牢固树立建设和经营并重的理念，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农产品深加工、规模种养、农家乐和休闲乡村旅游，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多样化，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美与民富相结合。德清县现有农家乐、洋家乐等民宿350多家，其中以莫干山镇发展 “洋家乐”为代表的精品民宿达到72家，床位750余张，其中创造了一张床税收达10万余元的奇迹，成为德清县旅游的品牌，推动了区域旅游向高端、生态、精致、特色方向发展。横山坞村抓住与塘浦工业园区相连的便利条件，充分发挥当地区位和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文化休闲”为主调的中国美丽乡村展示馆、高式熊艺术馆、横山坞雕塑园、山水灵峰·田园熊出没乐园为特色的休闲产业布局，引进的灵峰精品酒店、闲逸谷休闲度假区、雷露营房车宿营地等九大项目，总投资达20亿元。新建社区依托独具特色的海岛风情，通过精心设计，深度挖掘自然美，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美丽经济”的新实践，通过“文化+”模式打造独具特色的美丽渔村，实现休闲、旅游、文化、采风等元素联片发展。这两个村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抓住了产业发展的“牛鼻子”，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不仅自己有实力建设美丽家园，而且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  

（五）打造农村电商。被李克强总理称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义乌市青岩刘村，依托“全球小商品集散地”的货源优势，在旧村改造的过程中抢抓机遇，充分盘活利用闲置的房产、店铺等资产，打造农村电子商务，形成大众创新、全民创富的格局。吸引千余家电商企业在这里聚集，并形成服务商、网商、线下网货中心等多渠道共生共赢的新农村生态。据介绍，目前全村共有网店4000多家，年销售额60亿元，日均出票12万单，从业人员3万多人。青岩刘村党建实行组织共建、先锋共创、活动共办、资源共享、网络共治的“五共”工作法，以党建带动群建，营造更加浓郁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

三、启示与思考

去年以来，在市委的领导下，我市创新实施“三乡工程”，紧紧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体目标，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打造了一批市民下乡、能人返乡、企业兴乡的示范样板，取得了较好成效。对照外地先进经验，我市仍有较多的不足和短板，突出表现在：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长远和系统规划，分类管理等滞后，“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有效挖掘和保护利用，村湾建设容易造成“千村一面”，农村乡愁特色不鲜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投资农业的各类要素动力不足，农民致富增收存在一定困难，农民就近就业比例较低，美丽乡村建设后继乏力。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要注重搞好科学规划。要对全市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近期需要搬迁进入社区安置的村庄和长期保留的历史文化村、特色村，坚持保护、治理和建设“三位一体”，对村庄规划布局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完善总体和专项规划，实行分类指导，不搞大拆大建，不能千村一面，体现农村特色。 

（二）要注重坚持示范带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不能“撒胡椒面”，一哄而上。要制订美丽乡村建设长期规划，每年选定一批条件较好的村开展规划建设管理的试验示范，不追求固定模式，注重从细节入手，因村制宜，突出特色，追求个性，彰显魅力，打造以生态文化为主题的多元化乡村，体现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建设一批山水人文特色的精品村，一片一片的推进，形成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片区。

（三）要注重突出生态治理。要把农村垃圾、污水、绿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环节抓实抓好。农村垃圾处理要围绕推行垃圾分类和建设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开展工作。农村污水能接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的，要接入污水处理管网进行处理；不能接入污水处理管网的，要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村庄绿化不但要搞森林围村，还要注意房前屋后、大街小巷、庭院内外的绿化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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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旅游；地方政府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03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087-04

中国乡村社会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之中。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推动乡村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方向和选择。乡村旅游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及加快城乡一体化、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探索乡村旅游发展中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必将为推动乡村生态型区域治理、加快后现代化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思考。

一、乡村旅游治理基础：地方政府行为治理主体现代化

地方政府行为治理以治理主体现代化为基础。治理主体是由政府行为中具体的个体或群体构成，突出表现为治理中的领导实体。但是，治理中的个体、群体或领导实体并不等于政府行为治理主体，只有通过程序化的政府组织才构成政府行为治理主体，治理主体现代化必定是“政府组织这个治理主体逐渐向组织结构科学化、组织功能专门化、组织程序高效化及组织规范优质化的转换过程”[1]。实现乡村旅游发展中政府行为治理主体现代化，需着力推动地方政府组织优化、结构序化。

要推动乡村旅游管理职权分化。地方政府旅游管理职权分化，在整体上有横向与纵向之分，横向平衡分化要求地方政府将部分旅游管理职权逐步向市场及社会分化，既要在治理模式中保留政府主导因素，又要在公民社会培育中增强市场主体及社会功能。伴随乡村市场主体扩大，乡村居民参与性增强及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由政府推动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将逐渐过渡为市场推动+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乡村旅游治理模式，加快构建多元共治乡村旅游发展格局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如图所示）。

乡村旅游发展需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基本原则，要从自身资源特色出发，坚持以乡村旅游市场需求为导向，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市场有效对接，地方政府旨在履行好乡村旅游协调、立法、规划等职能，维护乡村旅游市场，引导社会参与，促进有序竞争。纵向层级分化即推进上下级政府的职权分化，逐步将乡村旅游发展权限还权于基层治理单位，推动乡村旅游生态型区域治理。美国、加拿大、英国、奥地利等国家，在乡村旅游发展初期赋予乡镇政府和基层自治单位更多乡村旅游发展职能，极大提高乡镇、村社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活动场所是在乡村社会，广大乡村社会集聚着大量旅游资源及内生发展力量，乡村旅游发展必将催化着乡村治理重构，重构后的乡村治理又持续推动着乡村旅游发展。让乡村旅游发展回归于基层治理本真、还原于基层自治单位及村社共同体运作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催化乡村治理重构的现实选择。

要优化乡村旅游机构职能设置。治理理论认为，良好的治理状态即“善治”要求国家权力向市场及社会回归，但这种回归并不是政府与市场及社会的零和博弈，而是力图在动态合作中共享公共资源的权力分配[2]。从而指出了政府组织需要通过创新形式构建多元主体的协作关系，优化多样功能的职能设置，促进政府行为治理多元主体并存、多样功能发挥。在乡村旅游不同发展阶段及条件背景中，要着力推动科学化机构设置及专业化职能分工。当前，随着乡村旅游市场化、社会化推进，有必要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培育一个专门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半官方组织，充当发展乡村旅游业的筹资机构、技术咨询机构、信贷服务机构、土地开发与销售机构。20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的“观光公社”、墨西哥的“福纳多”等乡村旅游发展半官方服务组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克服了乡村旅游业发展中的重重困难，为本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旅游企业之间培育和扶持专门服务于乡村旅游发展的半官方机构，有利于加快社会资本集聚，多渠道筹集乡村旅游发展资金，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应用所筹集资金对购买土地进行开发，通过变生地为熟地，使交通等条件便利后销售给旅游开发商或旅游企业，对于培育乡村旅游市场主体，拓展乡村旅游发展空间，强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及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二、乡村旅游治理支撑：地方政府行为治理技术现代化

地方政府行为治理以治理技术现代化为支撑。就历史发展观而言，乡村社会变迁不是单纯生产力直线发展所致，而是由乡村社会有机体的网格化多向作用所为。但是，网格化作用不是直接发生，而是以相应行为技术为支撑。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要素、乡村治理重构的内驱动力，需通过相应行为技术打破乡村治理的封闭性，促进人口与资本流动，逐步将乡村经济整合到国家经济共同体中，加快推动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特征、村民身份为基础的传统乡村治理向以开放为特征，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现代乡村治理转型。

要推动乡村旅游服务人才现代化。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种发展状态、文化转型、价值提升，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生活、素质及社会关系现代化。追求乡村旅游经济有效、代际公平、环境友好型现代化发展，人既是实践主体，也是价值主体，更是终极目的，推动人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现代化是加快乡村旅游服务人才现代化的根本。为此，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有一个更快的知识及技能积累率，知识技能的应用和推广是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因子。地方政府应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知识生产和扩散及人力资本的积累中来，推动地方政府行为治理技术现代化。当前，要积极推进寓管理于服务的乡村旅游管理服务架构，加快高、中、初级和乡村旅游在职教育培训体系形成，切实提高乡村旅游企业和乡村居民的服务能力和治理水平。要有计划针对乡村旅游部门管理人员，旅游饭店、旅行社和部门经理等管理人员开展职业经理人培训，在更高层面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经理人职业化及职业化经理人形成。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居民的参与面不断扩大，在各大景区家家开饭店、户户设旅馆成为一大趋势，“野导”拉客、居民宰客是景区的一大弊端，加大乡村旅游服务培训力度，规范乡村旅游服务行为势在必行。

要推动乡村旅游形象导向现代化。随着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旅游发展正经历着由资源导向到市场导向再到形象导向转变，乡村旅游形象是“旅游者对旅游地综合性、概括性的认识和印象，是公众对旅游地所有产品、服务设施的综合感知”[3]。乡村旅游形象导向关键在于地方政府行为技术现代化，核心在于旅游产品的设计和推广，重点在于代表性理念、行为、景观、氛围等形象设计，切实把握活动性、舒适性、人文性、现代性乡村治理需求。首先，要以自身资源为基础做好形象定位。乡村旅游资源决定乡村旅游形象，乡村旅游形象持续影响着乡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形象作为自然资源条件状态下的主观能动性产物，更加尊重自然与文化的异质性，倡导人们在认识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中促进旅游促销。其次，要以乡村旅游市场为导向开展形象推广。要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中发展乡村旅游市场，充分体现乡村旅游市场主体性、地域差异化、经营分散性、形象整体性等特点。如我国香港特区坚持市场经济发展浪潮中开展旅游促销，欧美地区也采用传统的东方宣传色彩开拓乡村旅游市场。再次，要以乡村意境营造为内涵促进形象提升。意境形象体验是人在感知基础上通过情感、想象、理解等审美活动获得的内在美，乡村意境是乡村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种生产生活要素积累和沉淀[4]。乡村旅游形象导向现代化，要围绕独特性理念、行为、景观、氛围等形象设计，通过表演性、民俗性、群众性、参与性乡村旅游活动开展，有效促进乡村旅游地情景交融、意境提升。

三、乡村旅游治理条件：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环境现代化

地方政府行为治理是以治理环境现代化为条件。伴随着传统社会管制向现代社会管理及后现代化社会治理转型，行政生态必然向生态行政嬗变，推动生态型区域治理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价值及目标追求。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环境现代化，要着力推动政府的目标政策、法规体制、机构职能、能力建设、文化理念等诸方面生态化。

要实现自然环境现代化。生态行政学认为，行政系统应积极主动适应于保护资源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而不是设法改造自然生态系统以适应公共行政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自然行政环境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体现人类归属性生态价值进程、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乡村共同体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当前，乡村旅游发展在“反现代化”行为条件下，往往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而增加社会成本，滥建房屋、大兴土木、游人过多、土地流失等，难免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影响。为消除或弱化乡村旅游发展中外部不经济性，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生态型区域治理现代化张力。要统一规划、提升地方政府环保立法的预见能力，对潜在的生态资源预先立法保护，建立景区卫生环保体系，提升地方政府环保工作能力，建立环境监控机制，防范乡村环境恶化，回应村民抵制情绪。乡村旅游作为乡村经济重要因子，旅游经济的发展必然会促进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人口与资本的流动必然会要求加快乡村治理格局提升。当前，迫切需要将地方政府生态管理职能进一步将环保职能延伸到村屯，强化乡村旅游生态教育，倡导健康文明旅游行为，加快确立生态效益型价值理念，斧正传统生态行为，切实使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村民和游客自觉行为。

要实现人造环境现代化。人造行政环境现代化体现价值与规范的统一，社会动员性及同化性凸显生态型区域治理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张力。根据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弗雷德・W・里格斯（FredW・Rjggs）关于“非均衡政体”棱柱社会认识，在未完全商品化、社会化、市场化，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及个人地位等因素仍然强烈影响的“集市――有限市场”型社会里，沟通网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动员性”和“同化性”，利用现代技术推进人造行政环境现代化势在必行。广大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缔造的集合体，乡村旅游经济体现为“集市――有限市场”型经济结构，家族背景、宗族势力、裙带关系、社会威望、、地缘亲缘等因素无不影响着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及履职功能发挥，推进乡村旅游行政环境优化、促进生态行政能量交换平衡是实现人造行政环境现代化必然选择。要建立勤廉监督机制，规范乡村旅游市场，勤廉监督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规范乡村旅游市场旨在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导向型嬗变，最大限度防止乡村旅游中公共权力腐败及市场失灵。当前，需要将家庭旅馆、家庭饭店、村社导游纳入规范化管理范畴，避免拉客、宰客、市场混乱等现象发生。如日本政府为推进乡村旅游饭店业规范化、国际化发展，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制定了《旅馆业法》和《旅游旅馆促进法》，使本国旅馆、饭店进入规范化管理。要健全保障机制，促进村民有序参与，参与性是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合乎目的性及规律性的统一。当前，需要加快制定乡村居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法规性文件，从法规上引导乡村居民有序参与乡村旅游发展中来。要建立乡村旅游发展合作共赢机制，西方多数国家如1992年美国的“理解备忘录”、1995年芬兰的乡村政策委员会，通过成立乡村居民、与政府主管部门和乡村旅游企业的联席会会议制度，在更高层面推进乡村居民、政府、旅游企业的互惠共赢。要强化设施服务，促进农村社区化发展，基础设施服务建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要求，乡村社区化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乡村旅游地基础设施服务建设必须以社区理念来打造，通过乡村社区化治理模式促进乡村旅游经济市场化、社会化发展。要推动区域联合发展，实施文化治村，“治理是一个权力运行多向度的，包括横向互动和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5]，“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普遍促进相关区域内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的改善，从而使相关地区的整体效应得到提高”[6]。地方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目标认同基础上应着力建立良好的府际关系，着眼强化“心治”模式，推动乡村社会政治符号系统形成。通过协商合作、联合行动、人文化成等项目载体推进，加快推动乡村旅游发展中区域生态型公共治理。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代教育宗师宴阳初先生就提出“文化治村”思想，强调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乡村旅游发展要始终伴随乡村文化及乡村社会政治符号系统建设有序推进。要做好乡村旅游地文化体系梳理，努力寻找乡村精神文化主线，充分挖掘民俗文化内涵，促进乡村文脉提升；要加快构建廉洁高效乡村行政文化，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服务性、民主性、公正性、有效性、责任性、创新性、法治性行政文化理念形成；要努力营造和谐、健康的乡村旅游文化，突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引领，以“礼、读、耕”文化建设为导向，赋予乡村旅游发展及乡村文化建设全新内涵，增强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现代化张力。

参考文献：

[1]刘 丹，等.政府行为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功能研究[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8：296.

[2]高秉雄，张江涛.公共治理：理论缘起与模式变迁[J].社会主义研究.2010（6）：110.

[3]匡 林.旅游业政府主导型战略研究[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224.

[4]刘 娟，钟 伟.乡村旅游地形象塑造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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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治理；历史逻辑；治理现代化；现实路径

一、我国农村治理的历史逻辑

我国是一个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我国农村治理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过程，有着其自身的内在历史逻辑。即古代中国农村稳定发展，士绅治理的县政乡治；解放初期社会控制的战时体制需要，政社合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解放“三农”的现实需要，乡政村治。这三个阶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统一的中国农村治理发展过程。

（一）县政乡治：古代中国农村稳定的客观需要。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比较低下，我国农村实行宗权、族权、士绅、皇权综合治理的县政乡治。秦代以后，我国开始在农村设置相关里正、保甲等不同制度，平民可以担任甲长等，职能明确，主要是维护社会治安，组织生产，处理邻里矛盾纠纷。古代皇权力求控制整个农村，但由于财力、物力、自然和治理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王权下不了县，出现县政乡治的情况。国家行政权力力求对农村的管辖治理和控制，但是没有直接把权力扩展到农村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古代规定，士大夫等官吏一般要求退职以后返回地方，把技术、资金和治理经验等都带回农村，成为地方士绅。士绅拥有其他人难以拥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地位，既与国家行政权力相联系，又成为地方事务的主要影响者，甚至是地方事务的管理者。士绅是古代农村治理的主要影响力量。同时，我国古代农村一般根据血缘和地缘相结合而形成的社区组织。由血缘组成的宗族制度具有强大自组织功能，包括救济、矛盾处理、惩处，甚至于法外治权等，是农村治理的主要力量。这样，地方士绅和宗族势力以及其他社会力量相互结合，起着共同治理的作用。国家权力依赖宗族势力、宗教势力、地方士绅达到治理的目的。而宗族势力、宗教势力和地方士绅是农村治理的主要自治力量。既维护地方利益，管理乡村事务，又联系国家行政权力，认可国家权力的管理和控制，如提供赋税和劳役等。古代乡村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行政权和自治权相结合的二元结构。这种情况一种维持到清朝。

（二）政社合一：社会控制的战时体制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治理制度。由于国家政权不稳定，多年战乱的影响，社会处于大破大立的时代。新中国是通过发动广大下层民众所建立的。新中国的建设也必须依靠广大民众，包括广大农村的劳动群众。另外，急于清除古代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国家行政力量渗透农村，解决农村失控的威胁，着手建设农村政权，加强农村社会动员和控制。国家政权组织延伸到农村。把所有人包括农村人口都纳入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组织中来，便于管理和控制。特别是1958年，我国提出依靠农业支撑工业化赶超战略，在农村严格实行政社合一的治理制度――制度。这虽然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有效控制，但也导致劳动力的低效和农村的长期贫困。同时，政社合一也是当时适应战时体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国家得到确立，但是我国一直受到国际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排斥和挤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基本不为国际社会所认可，面临险恶的国际环境。另外，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实际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没有真正进入和平年代。为了应对美苏战争威胁、台湾对大陆的军事侦察等，我国社会实行政社合一的准军事化的战时体制。备战备荒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在农村实行政社合一的战时体制，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和治理的有效途径。政社合一的农村治理模式虽然解决了当时对农村社会的有效动员和控制，能够有效应对战争威胁。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治理模式。但是这模式也蕴含着必然解体的因素，最终会走向瓦解。

（三）乡政村治：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实需要。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速了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行政权力逐步从广大农村退出，出现职能缺位。1982年宪法改变政社合一体制，建立乡政村治的治理制度。即在县以下设立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作为基层政权组织。同时农村设立村两支委。村两支委明确接受乡镇政府的指导与协助。政社合一的控制治理制度被具有一定自治功能的乡政村治治理制度所替代，也是农村自治性质的一次历史性回归。

乡政村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广泛实施以后，农村市场竞争机制、农村市场经济规律得到认可和激发，冲破政社合一的计划经济，极大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经济上的解放，农民需要自己的政治权利即自治权利，管理自己。同时，国家行政权力退回，出现权力真空。在这种情况下，广西一些农村出现自治组织，管理事务。在各地实践基础上，1987年11月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村委会全面管理的自治制度。同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需要。为了加强农村工作，维护社会治安，组织社会生产，把党组织建立在广大农村，成立村支部。和村委会一起接受乡镇领导。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明确规定，村委会接受乡镇的行政领导。当然，村委会又有全面管理的自治权限。党的领导是农村治理的关键。

这三个阶段基本构成了我国农村的治理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各种社会力量的渗透，农村治理的力量除了国家行政权力、村支两委、宗族势力外，还出现能人（士绅）、农村各种合作组织等不断参与农村地方事务的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事务。

二、我国农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目前我国加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治理现代化必须把握农村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解我国农村治理的历史，我国农村治理是一个相互链接的过程，而不是割裂的历史。它有一个内在的历史逻辑，这就是从县政乡治到政社合一，再到乡政村治，从乡政村治走向治理现代化。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路径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民主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在民，这是我国的国家性质，也是我国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宗旨。农村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必须体现和落实根本宗旨，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民主化是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民主选举。在农村治理中，真正落实民主选举制度，这是民主制度最直接、最根本的体现。让广大民众认识到民主选举的价值和意义，是行使自己管理社会事务、村内事务的权利，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手段和方式。既有选举权利，也有被选举权利。改变选举敷衍了事的态度，抵制贿选，改变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的做法和风气，真正选举能够为民谋利，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主议事。民主议事是农村善治的关键环节。按照一定的民主管理程序，民主议事，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体决策，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这是民主化的具体步骤和主要内容。民主议事，要做好充分调查，充分考虑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分析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选择最优方案，防止损害群众利益。坚决破除一言堂，发挥民主议事的优势，而不能成为民主的摆设。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民主得到落实，农村善治得到落实的保证。民主监督包括选举、议事、治理的各方面监督。任何人都拥有监督权、建议权。如果没有监督，任何民主都会流于形式，而没有实质性效果。

（二）法治化。法治是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依法治国、依宪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我国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农村治理也必须依法治理，不能存在法外治权。法治化是农村治理的有效途径。宪法和法律成为农村治理的最高权威，我们要尊重宪法和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摆脱宗派、农村乡绅的影响，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提高农村治理水平，达到善治，关键在于提高群众素质。但我国历史上，农村治理的法治观念淡薄。所以，农村治理法治化的压力非常大。

完善农村治理的法律法规。这是法治化治理的基础。农村治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新时期，农村人口流动，对农村选举制度、议事制度、民主监督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失去了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监督的价值和意义。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必须适时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法治宣传教育。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法治素质必须加强法治思想宣传教育。送法下乡，强化法治宣传教育，一方面使法治思维、法治意识深入广大群众，深入人心，深入实际。这是法治化的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使法治成为一种治理文化。只有当法治成为治理文化，法治才能持久，治理才能长期稳定。维护法治尊严。法治化治理，必须尊重法律法规，维护法治尊严。农村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比较淡薄，还没有形成法律治理的氛围，特别需要尊重法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司法公平公正，是维护法治尊严的根本。司法腐败，会腐蚀法治的基础，践踏法治权威。在农村设立巡回法庭，公正司法执法。

（三）规范化。（1）规范党在农村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制定相关制度，确立和规范党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作用，领导、监督和协调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规范党在农村治理中的坚强领导核心，从严治党。规范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完善制度，规范村支部的作用，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等，从宏观上把握、协调和指导。这是从政治上保障农村治理现代化不至于走错方向，解决农村政治治理僵化的问题。（2）规范国家行政力量的引导作用。不管什么朝代，国家行政力量在农村治理中或多或少发挥作用。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必须从经济、法治和文化等方面切实规范其作用。不管是县政乡治阶段，还是政社合一阶段都是从农村汲取财富，维护社会控制。乡政村治阶段，直到取消农业税以后，农村税费改革，并且逐步实行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农村经济治理才得到逐步强化和好转。反哺资金要用在刀刃上，起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如规范民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研究能否收取一些费用，采取谁受益，谁出资，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国家采取奖励的办法予以配套支持。（3）规范村委会的职责和功能。村委会和村民是农村自治的主体，是主要力量。规范村委会承担治理的职责和功能，如村内治安、村容村貌、村集体经济建设等。发挥村委会的作用，不能推卸责任。（4）规范村民、民间组织参与治理。在村支两委的领导下，制定相关制度，具体规范村民和民间组织参与治理的路径和权限，落实建议权、管理权、收益权、监督权等，发挥其主动性、能动性。加强规范农村精英、能人的正能量，限制其负能量。（5）规范宗族势力、宗教文化势力参与治理的作用。宗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在我国农村还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看到其优劣，对农村治理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认真研究分析宗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制定相关政策限制其消极作用，规范引导其治理的积极作用，防止法外权力的影响。同时，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诚信社会，加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形成善治的文化氛围。（6）规范引导市场经济在治理中的作用。市场经济在农村治理中是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运用其竞争规律、价值规律、价格规律，像一只无形的手，贯穿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过程。经济治理是农村治理的关键。必须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治理。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不能拘泥于市场经济，而要发挥集体主义、集体经济的优势。在农村治理过程中，要区分市场经济和集体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并且规范治理。

农村规范化治理是农村公共领域治理的制度化和科学化，结合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党的治理以及国家行政力量治理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

（四）协作化。现代农村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包括农村各种制度系统。各种制度之间相互协调，密切协作，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提高农村治理水平，达到治理现代化。如民主、法治、规范必须是一个密切联系，相互衔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相互冲突和矛盾。农村治理协作化，包括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协作，也包括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协作。农村治理就是处理好各种矛盾纠纷，达到善治的目的。在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各种政策制度不完善，各种制度之间缺乏协调性，不能相互衔接，难以达到相互协作的目的。同时，农村治理的各行为主体，并不是一个天然能够相互协作的整体，他们之间存在许多矛盾和冲突。在治理过程中，各种矛盾会一个接一个的出现，需要各行为主体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解决问题。需要我们从思想上、制度上和行动上协调一致，形成劲往一处使，共同建设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现代农村。只有各行为主体、各制度之间能够相互协作，密切协调，就能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治理水平，走向治理现代化，达到善治的目的。

（五）数字化。现代社会开始逐步走入数字信息化时代，但是在广大农村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信息基础设施缺乏，信息沟通不及时，数字信息处理不到位，广大农民接受信息处理有一个过程。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要积极加强互联网+的，建设智慧现代农村，创建智慧现代农业。在此基础上，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经济建设，进一步完善数字化农村治理。

农村治理走向现代化，除了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协作化和数字化外，还有一些现实途径，如加强文化，是农村治理的重要途径。农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走向善治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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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社会病 乡权活动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在许多人记忆中，中国传统乡村尽管没有城市的繁华发达和热闹时尚，但山明水秀、绿意融融、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安静祥和。这样的乡村，令曾经到过那里和从那里走出来的人都无限眷恋，都怀有抹不去的乡愁。但是，曾几何时，传统乡村的这些美好在当代乡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乡村病”。

乡村病是指发生在乡村的、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本文所提“乡村社会病”是指乡村中存在的除政治、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主要涉及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

“乡村社会病”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启动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在法学视角中，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指通过制度变革和渐进过程，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打破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促使城乡均衡发展，使乡村与城市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享受平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总体看，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我国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近年来，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乡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乡村社会病就是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表现。

乡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社会事业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乡村基础教育薄弱，其主要表现是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差。近些年来，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施行撤点并校。撤点并校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学生上学路程远、上下学交通安全存在隐患、生活成本增加等新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伴随，农民到非农领域就业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产生出“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从总体看仍不乐观。

此外，已覆盖我国广大乡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使农民受益的同时也存在保障和理赔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虽然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贴逐年增加，2014年的补助标准已达320元，但由于我国医疗价格水平不断上涨，显然无法给农民医疗带来足够保障。当前，乡村老年人留守现象十分普遍，新农保制度实施5年来，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保障水平低。据估算，即便按每年500元的档次缴费，农民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也仅有129元。

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国家发改委2011年10月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1）》在肯定近年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例如，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卫生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条件简陋、装备缺乏、布局不合理、急救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差等问题；文化设施落后于城市，文化人才结构与布局不合理，公共文化设施运转费用无保障机制等。这说明，创新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切实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

乡村社会治安堪忧。近些年来，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即留守乡村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乡村空心化引发了乡村治安案件的一些新特点，包括盗窃侵财类案件发案率高、开赌场、由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增加、村霸乡霸活动抬头等。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农村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他还说，要严厉打击扰乱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涉农犯罪，坚决打掉农村涉黑涉恶团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上述讲话既反映了乡村社会治安的真实状况，同时也指明了乡村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和目标。

乡村环境污染加剧。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城市环境污染有所缓解，工业污染比重得到控制并有所下降。但是，伴随制造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高污染企业不断向乡村和山区转移，导致乡村环境污染和人居环境脏乱差。乡村环境污染遍及各个方面，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农膜污染、禽畜养殖污染等。在一些发达地区，乡村已变成“大工厂”，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乡村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十分严重。乡村环境污染已成为乡村社会发展、农民身心健康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不仅如此，近些年来，乡村环境污染还引发了多起，对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

“乡村社会病”的由来

乡村社会病的形成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城市、轻乡村政策的结果。这种城乡政策偏差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前，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改革开放后，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由此导致不仅没能彻底解决历史欠账，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乡村环境污染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前，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以至伤了乡村社会的“元气”。在政治上，农民虽然有平等地位之名，但却无工农平等之实；在经济上，工农价格剪刀差使农民长期受到“取予不均”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用命令方式、以国家强力推进的农业合作化和化运动，使乡村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遭受长期损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由于对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因而制定、实施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城乡政策，实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后，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实施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近些年来又推行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力图纠正长久以来造成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偏差，实现城乡社会均衡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例如，对村民自治保护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乡村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农民自治组织，引起了最高立法机关的关注。1982年《宪法》在第一百一十一条设置了“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获得法律依据。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力，村民自治程度和实质效能都不高，村民自治虚化，甚至异化为村委会自治、村干部自治，严重挫伤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由于村民自治虚化，很多事关乡村社会发展的事项任由村干部独断专行。对于此类问题，一些乡镇政府视而不见或者无所作为。

再如，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农民无权享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也不能在城乡间自由流动。1978年以后，伴随国家城乡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动、转移，中国社会亦开始成为一个流动社会。1982年，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原则组织商品流通，初步放宽了城乡限制；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口粮自理的情况下移居小城镇；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开店、打工、兴办服务业等，确立了与城镇户口相衔接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形成了“农民工”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繁荣、为乡村发展带来了资金等。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农民非农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农民就业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应当主动因应并积极保护，但这种保护在许多地方并不积极，以至农民工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超时间超强度劳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劳动技能培训、享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维权困难、身份转换难等。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力，限制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归根结底是阻滞了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的历史进程。

“乡村社会病”治理中的乡政

事实上，乡村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都与政府活动有关。在各级政府中，乡镇政府离乡村最近。乡镇政府所处的这一位置，使得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优势。本着“守土有责”的理念，我国各地乡镇政府要有为、有担当，做好应做之事。那么，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乡镇政府要做好哪些应做之事呢？

认清乡权的特点。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乡镇政府的七项职权可以看出乡权的特点主要有二：执行性和增益性。首先，乡权全部是执行性的，例如执行法律、本级人大的决议、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等。当然，乡权也包括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本质上是“二次决策”，甚至是“三次决策”，是对上位法和上位决策的乡地化，目的是使上位法和上位政策在本乡得到更好的执行。其次，乡权不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权，乡权行使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护、维护、保障农民各项权利权益。认清乡权这两大特点十分重要，乡权的执行性和增益性，明确了乡权行使的范围，框定了乡权运行的方向。也就是说，只要将乡权用于忠实执法，积极为农民增益，乡权的运用就是正当的，握有乡权的乡镇政府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将乡镇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到乡村社会发展。我国政府系统的结构就像“金子塔”，金子塔内部分层，处于最上层的是中央政府，处于最底层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他级别政府不同的是，乡镇政府不设职能部门，乡权行使和政府职能履行主要依靠内设科室和“七站八所”。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乡镇政府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中责任重大，必须将政府职能重心转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上。

但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是县政府职能转变。现时，乡镇政府除了要履行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能，还要应对上级行政机关的各项达标任务。在有些地方，上级与乡镇政府签订的各种责任书多时达近40种，少时也有20多种，许多都是“一票否决”责任书，乡镇政府成了为上级打工的政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要求乡镇政府转变职能，首先县政府要转变职能，并形成与乡镇政府职能相适应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取消各种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将乡镇政府的工作真正引导到为农民办实事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治理乡村社会问题要先易后难，渐次推进。乡村社会问题多，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在哪个问题上切入，在哪个问题上扩展，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渐次推进。在这方面，赣州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新农村建设中，赣州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乡村环境整治。这是一件农民关心、要求强烈、受益直接、短期见效的事，这件事做好了，农民见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赣州市许多农村环境脏乱差，垃圾乱堆、淤泥不清、厕所乱建、蚊蝇遍地、道路不通。赣州市用一年多时间主抓“三清三改”。三清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三改即改水、改厕、改路，乡村容貌有了很大改观。这件事做后，赣州市又启动了“农民知识化工程”、农民培训基地建设等工作，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要科学设计，因地制宜。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要讲科学、用智慧、巧设计、顺乎自然、因地制宜，不搞大轰大嗡、大拆大建、劳民伤财。在这方面，海南琼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十以来，琼海市确立了“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战略，据调研，目前，全市建成文明生态村1754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7%，有8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广大农民群众得到美的享受，养成美的德行，过上美的生活，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筑起“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家园。在建设美丽乡村中，琼海市精心设计，巧借山形水势，依山顺水，不占田、不填塘、不砍树、不拆房，农民就地城镇化。琼海市新乡村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清新自然，也兼顾了现代生活的时尚典雅，乡村真正成了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琼海市乡村治理的思路和做法，对海南省各地有普遍意义，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同类型的农村也有示范作用。

正确处理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乡政与村治。乡政是指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活动，村治是指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活动。乡村社会病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乡村分治”以来，有关乡政与村治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尽管两权运用的范围和功能不尽相同，但总体目的相同，因而必须处理好两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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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我国古代由种植文明所形成的家庭宗族结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以孝为核心的宗法思想，经儒家的宣扬和主张，横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纵向延续几千年，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封建国家看到了乡村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充分利用宗法意识与宗族结构，建构出官民共治的乡里制度，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从而达到对乡里社会和乡里百姓的严密控制，实现有效的乡村治理。

一、宗族家庭的源流与嬗变

(一)农耕生活产生家族制度

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逐渐结束了被动的采集农业，开始发展原始的种植农业。这种农耕的方式使得人们定居形成村落，而村落成为母系氏族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子采集果实，管理氏族内务，成为生产的主人。随着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婚姻禁忌的增加，群婚制逐渐受到排斥，“对偶婚”不断增多并变成一夫一妻制，这标志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从此，家庭成了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同一祖先的家庭聚居在一起，成员依据辈分、资历和财产形成身份不一的社会结构，这样就形成了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特征的宗族。为了实现对宗族内部事务的有效管理，一套具有严密等级的家长式的宗族制度，作为宗族内部的长者或精英在地缘上便成为了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由他们组成的治理集团是一种原始的自治组织。

(二)家族制度孕育国家体制

我国是在铁器还未使用，商品经济还未发展，氏族血缘关系还未瓦解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文明。在父系氏族末期，随着黄河中下游一带众多部族的联合，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逐渐发展起来，我国也开始进入奴隶社会。这一时期的家庭经济“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样”，长期不能离开“氏族或公社的脐带”，公社共同体的组织形式被保存了下来。宗法制度是进入阶级社会后，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而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它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成熟于西周，由原始的“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组织演变而来。周天子利用公社形式，建立了以井田为基础、以血缘为纽带、以邑里村社为基层组织、以世袭分封为政治结构、以宗庙社稷为权力象征、大宗小宗分别继承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强迫性。

(三)制度的瓦解与意识的延续

从春秋初年开始，宗族组织和宗法制度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瓦解过程。如宋代陈祥道说，周代宗族制度盛行，到商鞅变法，人们早已不知道敬宗收族了j。直到战国中叶以后，经过各国的变法运动才彻底瓦解。在宗法制度之下，周王室是天下同姓诸侯的大宗，周王是大宗的大宗子，诸侯对周王惟命是听，不敢有缺，但随着分封制的混乱和瓦解，周王已无力维持天下共主的地位，自然失去了大宗的大宗子地位，宗法制度消失殆尽。而在周天子之下，大宗、小宗关系混乱颠倒，许多强大的异姓大夫起来控制国君，最后夺取国君的位子。在孔子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表现。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落后，生产方式依然没有改变，家庭之间的地缘关系在一定关系上还客观存在，因此敬宗收族、宗族团聚、族众互助的宗法意识不但没有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而扫地以尽，而且“自殷周至民国，家族势力虽然时遭贬抑，但家族的观念意识和结构组织却绵延不绝地存续了三千余年”。

二、宗族家庭与乡里制度的亲和

(一)宗族家庭的作用与功能

与古希腊的海商文明不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种植文明，种植业的特点使得人口束缚于土地，罕有流动性，进而在中国农村形成了聚族而居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以邻里为主的地缘，二是以宗族和家庭为主的血缘。因此，以地域为基础的宗族在保持农村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一方面，从宗族的功能需要来说，大体可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来概括。“守望相助”为的是应对社会风险古代的农村地区生态不稳定，耕作方式粗放，往往需要靠天、靠地吃饭，再加上纷争不断、战乱频仍，村庄安全成为很大的问题。因此，村民聚居就容易形成规模巨大的村庄，以此来增强防御人祸的力量。从“疾病相扶”来讲，传统小农经济的农户十分脆弱，非常需要得到超出家庭力量的扶持，而人们的祖先崇拜情结使得族人之间自然而然地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并且这种朴素的利他主义逐渐地成为宗族族约中普遍的规定。在“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以外，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集中个体的力量，进行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这些都是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

另一方面，从法律规范来讲，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族组织制定有大量的族规家法。这些族规家法以劝善惩恶、广教化而厚风俗为己任，以协调邻里关系、稳固乡村社会秩序为目的，由族人自行制定或自愿接受，共同遵守，并在执行上组织化、制度化。这些族规家法不仅仅是民间的，而且获得了国家的默认甚至支持。它们不仅是劝导性的，而且往往是惩罚性的，比如对于违反族规的人，可以责打、罚物，甚至逐黜族籍，即使将不法族人处死，国家也不会轻易干涉。还有的族规规定族内发生纠纷必须通过宗族内部解决，不许向官府提起诉讼。可见，族规家法是以义务为基础的规范，在国家一般不介入基层社会尤其是宗族内部事务时，可以有效约束族人内部的争斗及少数人的越轨，约束在公共物品生产过程中的偷懒行为，从而使宗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秩序。

(二)国家治理面临两难抉择

村庄最早是家族的自然聚集，是原始公社转化而来的宗族组织，并随着宗族组织向国家转变而被纳入到国家管理之中。在农业时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源来自于土地，因此迫切需要对乡村社会实施有效的治理和控制。然而，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状况却使国家面临治理的“两难抉择”。

国家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治理成本的问题。我国地缘辽阔，当国家的规模不断扩大时，国家与乡村的社会距离自然拉大。同时，农耕生活天然的独立性，使得乡村成零散的点状分布，使中国的乡村彼此分离，相距遥远。 “虽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细胞化社会”或“网络化社会”。如果国家权力渗透到广袤的乡村，将乡村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必然要设置庞大的官僚机构，而用较大成本换取的却是极低的运转效率。再次，由于宗族是封闭的、排外的、有着自己特殊利益的组织，国家治理乡村必然要遭到家族势力的抵触和挑战。宗族势力是村庄最早的控制力量，当国家权力下沉时，必然和家族势力产生治理冲突。国家有限的控制力和以宗族为代表的乡村社会力量的不断抵制，使中国历代政权都难以把乡里社会纳入到国家治理的体系中来。

(三)成本思想催生乡里制度

为了节约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统治阶级只能采取官民共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一方面，国家政权充分利用宗族巨大的内聚力，依托乡村内生的民间权威，把宗族的首领培植成皇权的代理人，通过他们实现对乡村的控制，进而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目标。这种治理模式使乡村社会成了国家权力与宗族权威的交汇地带，“王权”和“族权”在乡村既斗争又合流。当两股力量比较协调时，乡村稳定，国家可以从乡村获得大量的资源；当两股力量发生冲突时，就可能出现乡民造反，进而导致王朝更迭。

三、乡里制度的特点与功能

(一)宗族势力强大

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时没有清算氏族制，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利用宗法血缘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将氏族制发展为宗法制，用宗法血缘的纽带将“家”和“国”联结了起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使中国人的家族概念很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家族兴旺曾一度上升到伦理的高度，儒家思想中就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在乡村，大的家族人多势众，具有较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小的家族单门独户，常常没有什么地位。家族势力在乡村的存在，调解了族人争端，维护了社会治安。当外族入侵时，家族势力还能够保护乡土。为了促进乡村的发展，家族势力还注重对家族成员进行教育，组织乡民建设公共福利事业。面对强大的宗族势力，皇权统治没有动摇它的根基，而是将其作为专制统治的基础。当然，随着王朝变迁、人el流动、异姓杂居等因素的影响，家族势力盛衰与社会的变迁交相关联。乡里组织作为中国官僚行政机构的最底层，它与家族宗法有某些分离，其性质也有不同。但是，由于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关系最近也最为密切，也由于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制度的相似性，所以乡里制度不仅不能完全割断与宗族家庭的脐带关联，而且其中还有着较强的宗族家庭意识。宗族家庭虽然不属于官僚组织系统，但它有着与官僚机构相近的一套制度，加上它分布广阔、凝聚力大，其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可以说，宗族家庭式乡里社会是最大最稳固、也是最具生命力的团体与组织单位。纵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乡里社会进行的任何运动都与宗族家庭势力有深刻的关联。乡里制度是中国官僚制度在乡里社会的延伸，它对宗族家庭的影响也是中国官僚政治对宗族家庭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嬗变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的影响史。

(二)政权间接渗透

自秦朝建立郡县以来，历代王朝县以上各级行政区划通过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层层控制，获得了较强的权威性、统一性和稳定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皇权不下县”，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生活，政府管理乡村的目的是征收赋税，摊派徭役，管理户籍，督导生产，教化民众。但封建社会的官僚体系是以县令为终端的，在县以下的乡里通过“有官衔无俸禄”或“无官衔无俸禄”等方式，让宗族领袖充任代理人，国家权力以间接的形式进入乡村，由乡里制度对乡村进行了有效管理，即使在县衙，官员数量也很少。朝廷官员上收不等于削弱对“民间社会”的控制，相反，政府通过培植民间力量，沟通了乡村与国家的关系，将村落社区整合进国家系统，完全控制了对乡村资源的调配，实现了“小政府大管理”的目标。乡里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工具，无论它的执行愿望和执行形式如何，都要保证它的强迫性，而这种强迫性来自国家的授权。在“王权”和“族权”的共同统治下，乡村社会形成了服从政治管理、认同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虽然历史上王朝兴衰不断，但民间对公共权力的尊重和认同的价值取向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j。

(三)乡绅有限自治

政府在乡村选择的管理者主要是有德行的长者、有名望的乡绅、有财产的地主及还乡的官僚等等，这些人往往都读过书，拥有较多的知识和财富上的资源。他们不但在宗族内部拥有家长式的绝对权力和权威，在文盲为基础的古代乡村社会，乡绅的有限知识能够获得平民的敬仰和尊重，从而提升他们的号召力，因此，乡绅能够比较从容地创制和解释乡规民约，用低成本的道德感召力维持乡村的秩序。乡绅的利益离不开乡土，因此他们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作为国家的代理人，他们要帮助国家做事；作为乡村的代表，他们又需要维护村民的共同利益。中国乡村地域辽阔，农民居住相当分散，村庄之间相互隔绝，面对散漫的、平铺的“蜂窝状结构”的自然社会，皇权并不想无所不至地对其进行绝对控制。只要乡绅能够服从国家管理，他们在完成国家交办的任务之后，可以获得有限的自治权。当然，国家也始终注意宗族势力的消涨，防止宗族势力越过国家能够容忍的底线。值得注意的是，“乡绅自治”不是“乡民自治”，在家族色彩和血缘意识的作用下，乡村自治逃不脱宗族势力、传统伦理的范畴，乡村的社会控制权和资源配置权实际上掌控在宗族豪强手中，他们制约着乡村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向。

四、结语

一部乡里制度的发展和嬗变历史也是一部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影响渗透的历史。通过乡里制度与宗族关系，尤其通过宗族家庭对乡里制度的影响，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何以宗族家庭会对中国的乡里制度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认识这些，既是我们理解乡里制度与宗族家庭关系的前提，同时对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意识和现代观念的指导下，结合中国的历史情况发展和完善中国的乡里制度建设，实行有效的乡村治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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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加速构建现代城镇系统。要从省实践动身，建立“向心结构、集群发展、两规联接、五个条理”的现代化城镇系统。向心结构，就是鼎力施行中间城市带动计谋，在全省构成以郑州为中间的“一极两圈三层”的空间结构。集群发展，就是全省18个省辖市组成华夏城市群，省辖市以上中间城市执行集群、组团发展。两规联接，就是城镇系统规划和村镇系统规划要有机联接，为完成城乡统筹发明前提。五个条理，就是尽快构成国家区域性中间城市、地域中间城市、中小城市、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现代化城镇系统。此外，要推进省域中间城市、以县城为重点的中间城市加速发展，量体裁衣发展中间镇，稳妥推进新型乡村社区建立。

二是加速城市建立，提拔城市功用。坚持新区建立和旧城革新同步规划、同步施行，坚持城市建立与生态情况维护相一致、与节省集约应用资本相结合、与提拔城市文明档次相联接，具体提拔城市功用和综合承载才能。首先，要加速城市基本设备和公共效劳设备建立，依照城市现化代要求，突出抓好城市道路、供排水、供电供热供气、信息化等基本设备建立。其次，要加速城中村和旧城革新，重点推进现有建成区内城中村、旧房屋小区、棚户区和传统贸易中间街区革新。最终，增强城市生态情况建立。加速中间城市、县城污水和垃圾处置设备、省辖市中水回用工程和污泥措置设备建立，2015年县级以上生涯污水处置厂污水悉数完成无害化措置。

三是出力推进产城互动，完成产城交融发展。要把促进财产发展和集聚与加速城镇化历程严密结合起来，不时增强城镇化发展的财产支撑。把承接财产转移作为省增强城市发展财产支撑最便捷、最有用的路子，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举应多变”的计谋性行动强力推进。加速推进财产集聚区与城镇建立互动发展。统筹老城区与财产集聚区功用结构，完成产城交融、良性互动。联接好专业园区发展与中间镇、新型乡村社区建立。城市新区要出力推进财产高端化，发展特征主导财产，带感人口集聚。

四是推进符合前提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使进城农民享用城市文明效果。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变市民。要把促进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作为打破城乡二元构造、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速城镇化历程的最关键环节。坚持就业为本。农民进城的前提前提是就业和生计问题，因而要起劲扩展就业容量，增强就业指点和效劳，促进进城务工人员不变就业。要尽快树立多种保证方式有机结合的城镇住房保证准则，为农民进城发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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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治理转型

提及乡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建设，人们并不陌生，至少从上个世纪年代体制解体以来，它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说是政权建设，而是说体制改革，于是就有了“乡政村治”格局下的村民自治和乡镇体制改革及其研究。有那么几年，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革好像并不仅仅是关乎农村和农村研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中国和中国研究的大问题，因此，其一举一动总会扯动整个知识界的视线。结果，心有所鹜，载荷甚重，就不免进人到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话语自我建构的境界。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种话语建构于农村的现实关切如何暂不清楚，但至少已经离理论的预期不远，于是便有人开始说，关于中国的研究几近进人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

当然，细心人知道这是一种略带几州皆谑的说法，所以才有“热闹中的冷想”一说。川然而，如果不做如此解读，却也可以反过来正解为学界进人一个让农村和农民来为国家发展投石问路的年代。

中国农村似乎总是在晚近以来的历史中扮演某种特殊角色，不过，人们旋即明白，这一次似乎是有些太过于看重自我的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按的话来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即改造农业和农村，而不是被其所改造。虽然自晚清以降，引领历史前行的城市这一现代化的火车头，因为拖不动过于庞大的乡村而翻车出轨，一度反由农村决定了城市的命运，但山穷水覆以后，历史最终还是选择让城市来铺排农村的前途。当人们从理论自我建构的楼阁中领悟到这一由历史经验所积淀出来的常识时，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构想便也由空中回落到地面，成为真正关乎乡村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认真去发掘“草根民主”的乡村价值，并且还真有人从中看出了些许门道-眼下的改革是否就是近代以来乡村社会之“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从此，村庄的选举便被一些学者相应地视为国家通过其在乡村社会权力合法性的再构，以图完善基层政权建设之功的举措。这一新的说法，似乎还能从近代乡村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找到论据，或者帮助人们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建立起某种连接。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舶来的概念，它原本对应的是一段欧洲政治发展的经验。按照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的说法，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从时间上看，这即是一般史书上所讲的民族国家的建构，而从空间上看，它又往往表现为近代意义上的权力结构不断集中和不断向基层社会扩张的过程。海外汉学界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似乎感觉也可以用这一概念来照应中国乡村的政治变迁，而其基本着力点就在于，借此来分析近代以来地方社会如何出现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基层社会权力结构的重组，以及这一过程对传统“绅治”秩序的弱化和替代。不过，这多是历史学家的视野，与现实研究无关，而上世纪年代以来国内政治社会学界将这一概念引人到当代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却有另一番新解，它所强调者，不是历史研究中所着意要凸现的“官治”对“自治”的解组，而是为了说明草根民主在弥补后公社时期治理真空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借用这一概念所要说明的，已经不是选举对于中国发展的路径效应，而是其可能具有的重塑乡村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功能。

这样，在农村基层政治的研究中便出现一种有别于宏大国家关怀的底层取向，它所对应者，正是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治理功能不断弱化的困局。由此便生长出另外一种对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的定位，其功用首在治理，而非民主。当然，笔者也知道这种区分有些牵强，因为现代治理观所讲求的正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转换基础上的权能运作绩效，它本身即内含了公民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成分。但许多研究者在做这种区分时，并非不知道这一涵盖关系，而是有意借这种概念的区分来凸显与单纯民主理路的乡村体制改革所不同的思路，即欲借“治理”一词来强调如何救治和缓解因为乡村基层公共权力弱化所导致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诸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村庄公共品供给缺失、村庄公益事业废弛、农民因为公共权力无为而面临种种从生产到生活的困窘、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公共权力的作用无法发挥等。既然学界已经有了以国家政权建设的思路来考量近代乡村发展的前提，那么，这种救治和缓解的现实努力自然也容易形成其向历史反溯的意向，并依此重新整理出近代以来乡村政治发展的逻辑及其得失成败的依据。

这样一来，一些新生代学人不仅自认为打通了乡村治理研究与晚清以降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似乎还重新挖掘出实践在这一政权建设历史序列中的位置与价值。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公社时期正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和管控最为得力的时期，这种得力已经不仅表现在它曾经努力扮演过的向理想社会渡的“桥梁”作用这种通往未来之路的尝试似乎不再愿意被今人所提起，或者干脆就要刻意地忘记，更在于它将基层社会拧成一股绳的无上功力。如果说，这种功力在年前曾经是学界所要检讨的对象，那么，在现今一些人的眼里，却可能正是其要被重新整理和强调的价值，尤其是当他们在痛感因“权力无助”而致的当今乡村治理弱化之时。结果，依此标准，一种重新被发现整理出来的历史逻辑便被呈现大集体时期标志着自近代开始的乡村社会国家政权建设进程的成功和结束，而自年代开始的治理变革，反倒可能是某种退化。因为，人们在无法看到外在权力秩序之于乡村社会无所不在的约束之时，却看到了农村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这些问题又被一言以蔽之为权力退出状态下的村庄原子化。于是，当新世纪初有人开始思考农民善分还是善合的问题时，作为救济之道，便有人开始期盼权力对于农村社会的重新介入，且以为要解决农民合作的问题，非权力的大力涉人，没有他途。虽然还未看到这种呼唤有否被我们的地方政府所采纳，可若单就认识的发展线路来讲，思想的历史确实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拐点，当一年代的学界在全力反思全能主义之弊时，仅仅在短短的年之后，似乎又有人要历史折回到它的起点-这样说也许太夸张，准确地说应该是想要在历史的武库中去寻觅可以缓解当下问题的利器。这一轮回来得如此之快，让我们这些过往之人有些来不及适应。难道当初的反思错了中国乡村社会只配被捆绑起来才有望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问题当然不会那么简单，而且也没有人会如此天真地看问题，但关键倒不是我们如何对待历史尽管这也十分重要，而是应该如何来应对现实。在这方面，我们的确面临一个似乎是悖论的选择。从现实来看，因权力不足而引致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显然不是酿成当下乡村困局的全部原因，因为人们同样也可以找出因权力强悍而致的乡村和农民受困的大量案例。可见，面对复杂的现实，任何单项度的解释都显得单薄无力，或者反过来讲，目前学界所存在着的对权力制约和涉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各自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学界显然已经没有了年代那份单纯的批判性自信，人们意识到，当下农村诸多困局的缓解，可能既与限制权力过深的涉人有关，又与改变权力的消极无为相连。一方面，权力如何摆脱历史的运作惯习，仍然是改善农村和农民状况的基本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增加权力的作为也确是克服乡村治理弱化的必要举措。所以，面对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尽可不必去苛责谁不面向现实，谁又缺乏历史的体验，因为我们确已经难以单凭遏阻权力来保护农民，也同样难以单凭弘扬权力去推动发展，缺乏权利的保障与缺乏权力的扶助，可能都是乡村社会中农民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所要遭遇的真实问题。

无疑，深人的农村调查既能让我们看到摆脱全能型治理后农民在自由、自治和自立状态下所获得的解放，也能让我们目睹他们不时仍旧会遭遇权力侵害的无奈既能让我们找到因权力扶持而脱贫致富的案例，也会向我们展示因权力无为而任凭市场风雨吹打的乡村社会的凋敝，各种情况同时存在，几乎很难厘清谁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谁又是加重问题的根源，或者不如说它们在相互的交切与强化中共同促成了成绩与问题的生成。所以，要理清对立两极间矛盾与悖论共生的困惑，便不是要做单项度的思考，也不应该是在回到权力的深度介人与维持无为的守夜人角色之间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进一步厘清乡村社会中公共权力的运作特性、功能及其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改良与完善之策。所以，在治理实践中，我们究竟要规范和制约什么样的权力，又要改善和提升何种权力运作的功能，才是应该思考的正题。

在这方面，英国学者迈可·曼的权力二分理论可能会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迈可·曼把国家权力分作两个层面，一是强制性权力，即国家在不必与市民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二是基础性权力，即国家渗透市民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内有效贯彻其决策的能力。〔这提醒我们去进一步关注乡村基层权力运作之不同项面的关系。因为，在乡村社会的权力运行中，同样可以细分出强制权力与基础权力两个方面，前者标志着公共权力相对于社会和农民个体所具有的无可挑战的势能，后者则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公共权力对社会所承担的公共供给与服务职能。以此线路来思考乡村权力运行中两者的关系，笔者发现，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公共权力包括国家在乡村社会的正式权力设置和代表国家行使村庄治权的社区自治权力运行似乎受到历史惯习的影响，往往表现出一种整体主义的特征也可以叫做大一统，即其强制性和基础性两个方面关联密切，往往是一进俱进、一退俱退，一强俱强、一弱俱弱。即要么以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基础性权力表现得强而有力如时期那样，要么当强制性权力受到约束，或有所减弱之时，基础性权力也相应地被削弱甚至崩解如前几年一些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反之，为了重新增强基础性权力，似乎又只有再去寻求强制性权力作支撑，哪怕因此而牺牲农民的基本权利。

由此，笔者得以理解现实乡村社会中两类全然不同的权力运作现象并存，以及由这种并存所造成的种种权力运作之混合效果的原因。一方面，强制性权力已经极大地隐匿于后台，并不时示人以威慑，但总体上却不受社会制约，仍然存在着很大的自主行动空间。所以，当某些基层权力组织在市场状态下想要将自己变为谋利工具时，其所具有的权力势能会非常容易地帮助它们达到目的。这最为明显地表现在征地等开发性事宜中农民缺乏基本的谈判能力，只能听任政府组织对利益分割做出安排。另一方面，基层权力的供给与服务能力受财政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又被极大地消解，致使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常常因为缺乏公共权力这支“有形之手”的扶助，而遭受“无形之手”的“折磨”和“蹂厢”。并且，也会因为缺乏公供品有效供给与服务，而让村庄公益事业陷人瘫痪、半瘫痪的境地。这可能只是对一些最为极端的状态所做的分析，其中自然省略了公共权力造福于民这一更为基本和主流的事实但是，这些极端的状态和事例却可能产生相当消极的影响，从反面去形塑乡村社会的治理生态。

我们说，农民也要分类，其中也有不是省油的灯者，这些人动辄会用“弱者的武器”来与强势的权力抗衡，从而使硬统治遭遇软抵抗而减弱其效能。又有人说，现在“无公德个人”的泛化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使以村庄公共伦理与需求为基础的公益职能在普遍私德的包围中难有作为。其实，这些同样属于特殊的事例和状态，即是这一特定治理生态的陶塑物。什么样的社会生态磨练什么样的生存技术，有自由无权利者在遭遇侵害时最节约成本的反应自然是弱者武器的运用，而被遗忘的底层原子化生存状态，更是普遍催生转型期无公德自利行为时事观察的温床。这一切，都既与强制性权力仍旧过强有关，又是基础性权力遭到消解的结果。更有那些不是省油的灯的农民更为准确地讲，可能是由某种既无权利保障、又无社会责任意识的“准丛林”状态所塑造出的典型原子化个人，往往会为一己之利而利用种种制度裂隙与政策不接轨来“反制”于国家之于乡村治理的种种努力。如前些年隐匿土地数量、拖欠税费，近些年在土地开发中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捞上一把，甚至利用“缠访”等非正常手段步步营利等，都是这样一种状态的极端化表达。站在局外的角度，可能会以为这些都是农民的正当维权但深人农村实地观察，却发现它们更可能是由于治理不能正常施展而孵化出来的一种个人对社会的逃逸与不合作，或者说是行为者对社会及其公共权力的一种基于个体而非集体理性的“反制”，即行为者以牺牲普遍伦理和社会公益为代价以求自利。因此，这种农民的“反制”在削弱基层政权治理绩效之时，其实也牺牲了社区的公共利益如果近距离看，还会发现行为者可能也在挥霍社会对弱者的同情心，从而使治理失效，也使治者和被治者陷人一种从长时段来看是“双输”的权力博弈中。

一方面要不断形塑自身的公共性，其运作要受到制度规约，另一方面则要不断提高和完善其作为基层公共组织的供给与服务职能。当然，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农民要公民化，既能享有权利，又具备公民的义务、责任和道德伦理。这是一个官与民相互塑造的过程，但矛盾和责任的主要方在前者，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毕竟是它掌握着现代规制与村民文化培塑的主动权。

这些并不都是笔者个人的发现，而是历史的经验。历史经验未必有普世性，但却可以有借鉴性以及对现实的引导性和规范性。总之，有感于“政权建设”一词在汉语语境中总是更易于引发人们对诸如“增强”、“强化”及“扩张”权力效能的单面想象，而易于忽略这一概念中所本应内含的对权力制约、授权来源重构那个“元历史”的价值积淀，为避免因词蔽义，笔者以为，不如就将权力和治理的变革叫做治理转型更好。转型的概念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合法性重建及治理之道的重新探讨，也包含了增强和改善基础性权力功能等一系列内容，不易失之偏颇。

所以，笔者在此敬上一言乡村社会中“政权建设”的概念，不用也罢。毕竟，相对于历史上的欧洲，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所更需要的，不是一种去家族化和去分割化的政权公共性建设，而是治道的变革。

可见，对于乡村社会中公共权力运作的特征以及由此塑造的官民关系，绝不可轻率地做非此即彼的定位，前述两种单项度的主张，应该说都各自看到了问题，却又都有珑曲痴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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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首先摆出困扰我国乡镇政府的一些问题，并尝试从政府间体制上进行分析，找出它们的体制性原因；然后对乡镇政府的历史发展轨迹进行简单的梳理，探寻乡镇组织的发展规律；文章还试图从“国家”与“民间社会”之外的“第三领域”（thirdrealm）[2]维度来探讨乡镇政府的独特属性。在这些分析中，还将穿插对当前的一些乡镇改革思路的评论。在这样的基础上，作者会提出自己的改革思路和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困扰乡镇政府的一些问题

乡镇政府似乎是因为农民负担、村民自治和乡镇债务等问题才成为近年来社会和各级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其实，它自80年代初重建以来[3]，就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扰着。最初主要是“条块分割”问题，随后是乡镇机构膨胀问题，以及村民自治对乡镇政府传统权威的挑战问题，接下来是加重农民负担问题，与之相随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及乡镇财政困境等问题[4].这些问题的相继出现，实际上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对于乡镇政府如何建设（或改革）至今都没有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一）“条块分割”问题。所谓“条块分割”问题，实际上是乡镇政府与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之间的“管理”关系不顺的问题。尽管在不同的时期设在乡镇的站所名称、形式、数量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即：有利可图的站所一般都是由县直部门直接管理或者以其为主导、乡镇政府辅助管理，而一些无利可图的站所则被视为“包袱”甩给乡镇政府管理，并由乡镇财政供养。例如，财政、工商、税务、公安、司法、土地、水电、信用社、交通等站所基本上由“条条”管理；文化、广播、卫生院、中小学、农技等事业单位基本上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5].如此一来，那些设在乡镇、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的站所，势必会在相当程度上瓜分和肢解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权能，同时，又与乡镇政府争夺乡村资源特别是财税资源，使乡镇政府在“权、能、利”三个方面皆不能成为一级完备、统一、效能的政府，以致乡镇政府无法有效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6]

（二）乡镇机构膨胀问题。乡镇机构的膨胀，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中后期。随着农村家庭责任制的推行以及体制的瓦解，那时候的村级组织趋于瘫痪和半瘫痪，习惯于行政控制的乡镇政府组织，为了因应乡村基层组织的这一变化，以及出于实际的社会管理、征收税费、计划生产和实施家庭计划生育的需要，最初的反映（无论是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几乎无一例外是增加人员、扩充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时期的乡镇出现了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现象。乡镇政府从最初“政社分开”时的党委、政府“两套班子”很快扩大为“五套班子”甚至六套班子，它们分别是乡镇党委、政府、人大（主席团）、纪委、人武部和一些地区成立的乡镇政协（联络组），以及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成立的乡镇经济组织。同时，乡镇政府原来的一些部门助理员设置到此时也分别演化为相应的专门机构，它们要么成为乡镇政府的内设机构，即专职办公室（如民政、计生、企业办公室等）、委员会（如农经委、教委等）或站、所（如统计站、经管站、财政所等），要么成为乡镇政府的下属单位，属于所谓的“七站八所”之类机构（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土管所、税务所、工商所、城建所、电管站、计划生育服务站等站所），改由上级主管部门管理[7]，这些新设的机构不少为自收自支单位，其工作人员也相应增加，大多为乡镇自行聘用（非国家编制人员）。据国家统计局等11个部委对全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平均每个乡镇党政内设机构为16个，其人员平均158人，超过正常编制的2-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其人员达290余人，严重超编。依靠收费度日或直接向农民摊派、榨取，往往是确保这些新增机构日常运转的主要手段。

（三）村民自治对乡镇政府传统权威的挑战。1988年以后，“村民自治”渐次在中国大陆村一级得以推行。[8]众所周知，在村民自治实行之前，传统的乡村关系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村级组织无论是最初的“村政府”、时期的“生产大队”或是后来的“村公所”乃至“村委会”，都是乡镇政权向下延伸、对乡村社会进行行政控制的一级政权或准政权组织，在功能上，它主要地代表“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管理，是自上而下国家机器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9].然而，村民自治制度却赋予了“村委会”组织一种全新的内容和规范，在村民自治制度中，村委会不再是隶属于乡镇政权的下级组织，而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时，法律还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这样一来，单从制度、结构而言，乡镇政权成为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行政“末梢”，乡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村民自治制度重新界定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乡政村治”的政治格局。由于“乡政”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和管理体制并没有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发展而进行适应性改革，使“乡政”与“村治”之间关系处于一种体制性紧张乃至冲突状态（关于这一点，后文将展开论述）；尤其是村级直接民主选举，内在地激发了乡村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诉求，他们基于自身经济利益、政治权利等方面的考量，要求改变乡镇政府传统的权威来源方式，将民主直选扩大到乡镇一级，进一步开放乡镇政治，并实际地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诸项事务之中。

（四）农民负担问题。“撤社建乡”以后，农民负担问题日渐暴露出来。到了1990年，各种向农民征收的项目已达149项之多。1991年农民负担约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3%，已经远远超过了5%的控制线。此后，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民负担的治理、整顿力度，但是农民负担问题不但未有明显好转，相反地却愈演愈烈，成为我国农村地区最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10].在对加重农民负担的挞伐中，乡镇政府一时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众矢之的。客观地说，乡镇政府对于加重农民负担的确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乡镇政府未必就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正如前面所述，在“条块分割”体制下，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从农民身上汲取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税费、摊派）通过“条条”被上级政府部门所拿走。另一方面，则通过所谓的逐级“财政包干”以及随后实行的偏重失衡的分税制（加之政府间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支配式政治体制的配合），从乡镇财政直接进行抽取，自下而上地流向上级政府[11].事实上，乡镇政府的实际所得非常少，特别是分税制以后，真正留给乡镇政府的法定税收都是一些分散、小额、难收的税种，乡镇政府为了征收这些税收不但耗费了它大量的精力，而且极容易与农民产生直接的利益冲突。

虽然我国自上而下地实行了财政体制的分税制改革，但是各级政府并未同步地进行相应的分权改革，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仍然是一种绝对的支配关系，上级政府可以凭借下级政府无法干预的权力，不但可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分税规则，甚至可以任意平调下级政府的资源，而且同时还可以将一些事务和原本由本级生产的公共品任务分配给下级政府。以致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即：财税资源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各种任务、指标却自上而下地逐级分解、落实给基层政府。处在最基层的乡镇政府境遇最糟，他们在完成上级的财税征缴任务之后，乡镇财政的制度内收入已所剩无几。可怜的乡镇财政制度内收入在乡村公共品生产和供给方面尚且付之阙如，还要承担大量自上而下交办的各项事务（其中有不少事务本不属于乡镇政府），这就迫使乡镇政府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自谋财路，而这些最终势必转化为农民负担，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农民负担问题何以愈演愈烈了。

（四）农村税费改革与乡镇财政困境问题。农村税费改革2000年首先在安徽全省进行试点，随后又先后在江苏、湖北和浙江等20个省份全面展开。据最新报道，目前试点地区的农业人口已达6.2亿，约占全国农业人口总数的3/4；试点地区减负幅度一般在30％以上（个别地区达到40%以上），农民得到的好处预计在300亿元以上[12].由此可以反观，过去农民被剥夺的情况。

农村税费改革表面上似乎是为了整治日益泛滥的农村“三乱”问题而进行的减轻农民负担、让民休养生息之举，实则是挽救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在乡村社会日渐加深的治理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合法性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有待观察）。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很显然，乡镇政府沦为这场改革的一个牺牲品或代罪羔羊——因为无论是基层民众还是某些上层政府官员乃至一些学者都将农民负担问题归咎于乡镇政府。

其实，在农村地区推行村民自治，也是一种国家重建的目的。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国家通过赋予农民一定的自治权，即通过所谓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以及村务公开，重新赢得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服从和对国家义务的遵守。国家在农民的心目中树立了权威，农民则把不满和愤懑撒在一些“粗暴”的乡村干部身上，常常指责他们违背了国家的政策和法律。[13]在推行村民自治中，国家同样地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农民的反对者一边。从目前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来看，乡村之间的支配性关系的确是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从今年媒体大肆炒作的“潜江事件”来看，也反映了这一点[14].但是，乡村关系实际上只是自上而下支配式政府间关系链条的一个环节而已，换言之，这种支配式政府间体制决定了乡村之间的冲突的必然性，只要乡镇政府仍然是支配性政治体系的一部分。

再回到农村税费改革这个问题上来。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势必会减少乡村财政的收入特别是乡镇财政的收入，并因此导致乡镇财政收支的缺口问题。与此同时，乡镇财政原来遗留下来的巨大债务问题也将无法化解。换言之，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并将长期化。农村税费改革以后（2000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37.61亿元，比改革前49.25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了11.64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5.26，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16.90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13.9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75.46万元。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85%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农村税费改革几乎完全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75.46万元。有人估计，安徽省平均每个乡镇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减收至少有90万元。而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根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原来就平均负债达303万元。这也就是说，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而言不啻为“雪上加霜”。

根据国家农业部1999年的一项全面清查，截至1998年底，全国乡村两级的实际债务达到3259亿元，其中乡级债务高达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为408万元。而且，最近几年这一负债情况有增无减。[15]背负如此的高额债务，在农村税费改革的刚性约束下，乡镇财政的困境（或危机）势必又会引发对乡镇政府新的合法性危机。实际上，乡镇政府始终处在“两难”的困境之中。即：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因为依据现有的分税制和县乡财政体制，乡镇财政的制度内收入十分有限，而且其主体税源都是一些数额小、分散的和难以征收的税种；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这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16]

二、针对这些问题人们提出的改革思路

针对这些问题，人们提出了种种改革思路，这些思路不外乎是：（1）要么主张加强乡镇政府的建设，将它建设为一级完备（或完全）的农村基层政府组织；（2）要么主张虚化乡镇政府，将之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实行“县政、乡派”；（3）要么主张撤销乡镇政府，实行（类似于村民自治那样的）社区性“乡镇自治”。

起初，人们基于“条块分割”体制瓜分或肢解了乡镇政府的权能，有不少人主张，应该加强乡镇政府的建设，将县级政府设在乡镇的机构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使之成为一个完备的政府组织。后来，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乡镇政府与其不能成为一级完全的政府组织，倒不如将之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在乡镇设立“乡公所”或“镇公所”。甚至有个别人因此主张干脆撤销乡镇政府，实行“乡镇自治”。

实行村民自治以后，基于村民自治的发展对乡镇政府传统权威的挑战，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建设或改革又是歧见纷纭：有人认为，“乡政村治”是中国特色的农村政治模式，它是新的历史时期治理农村的最好的政治模式[17]，主张“加强乡政，完善村治”；有人则认为“乡政村治”这一治理结构随着市场化、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发展，其不适应性愈来愈明显，而主张“县政、乡派与村治”，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18]；有的主张将“乡政”下沉到原行政村一级，将“村治”局限在自然村之内[19]；有的主张实行“乡治、村政、社有”[20]；也有人主张村委会准政权化，赋予村委会一定的行政强制权，使村委会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权性质和地位[21]；同时，也有人主张从“乡镇长直选”开始，实行“乡镇自治式民主”改革[22]；还有人主张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行“乡镇自治”或“乡（镇）民自治”，将国家的基层政权单位进一步收缩到县一级[23].如此众多的歧见，也不外乎加强农村政权建设、实行“乡派”或“乡镇自治”三种改革路径。

然而，在乡镇机构膨胀、农民负担和乡镇财政危机等问题上，人们对于乡镇政府何去何从似乎又趋向一致，即实行“乡派”或者“乡镇自治”，几乎没有人主张要加强乡镇政府的建设，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将乡镇机构膨胀、农民负担和乡镇财政等问题归咎于乡镇政府本身，认定乡镇政府是这些问题（特别是农民负担问题）的始作俑者。例如，有人就认为，乡镇政府形同“三要政府”[24]，“养了不少不该养的人，收了不少不该收的钱，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已经没有必要再设立为一级政府，因而主张撤销乡镇政府。

事实上，农民负担问题，（历史地来看）并非简单的是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从更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不平衡关系。即使撤销了乡镇政府，未必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关系。根据有关资料，自1950－1978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民身上隐蔽性获取5100亿元，通过农业税收从农民身上直接征收978亿元，而同期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为1577亿元，也就是说，国家从农民身上净提取4500亿元；1979－1994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又取得收入15000亿元，通过农业税收获取1755亿元，同期对农业的各项支出为3769亿元，国家净提取12986亿元；1994－2000年间，农民交纳的税金和各项费用为9733亿元，国家向农业投入5986亿元[25].从农民负担这一角度，主张撤销乡镇政府或实行“乡派”者，其潜在的前提似乎是：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万恶之源”，只要撤销了乡镇政府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这种想法，未免过于简单！

同样地，针对乡镇财政问题，有许多学者认为撤销乡镇政府、实行“乡派”或者撤销乡镇财政，就能解决问题。他们开出的“药方”仍然没有摆脱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和“头痛医头”的窠臼。客观而言，乡镇财政之所以陷入困境，固然与乡镇政府有关，特别是在发展乡镇企业上形成的债务，与乡镇政府不无关系，但是在相当程度上，乡镇财政的问题是由于现有的偏重失衡的政府间财税体制造成的。[26]一些人之所以在农民负担、乡镇财政这样的问题上出现简单的思维定式，主要是由于他们将分析问题的视阈局限于乡镇政府本身，而忽视了上下级政府间权力结构、财税体制等制度性因素更为根本的影响作用。因而，其改革思路难免有诸多疏漏之处。

三、县、乡、村关系：体制性冲突

接下来，我们不妨具体地考察一下县乡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县级政府直接通过财政、人事、考核等直接控制乡镇政府，另一方面则通过县级政府职能部门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肢解乡镇政府的权力和财政（如前文所述）。这样一来，乡镇政府不但不是一级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而且由于它的决策权甚至相当一部分行政权掌握在县级政府及其部门手中，它成了县级政府事实上的派出机构，主要地执行县级政府的指令。这种县乡关系，由于法律规定乡镇政府除了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以外还要执行上级政府的决定和命令[27]，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

县乡之间的这种关系，在总体性支配型政治社会中，原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例如，在制度中，不单县与乡之间是这种行政支配关系，乡与村之间也是这种行政支配体制。而且在体制中，“公社”本身并非这一体制的重心，体制的重心在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即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当时的“公社”实际上只起到国家“代言人”的角色，起“上传下达”之作用，因而，它在这种体制中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虽然在那时农民负担并不比现今轻许多，甚至有研究指出时期农民负担与上年农民纯收入的比例最高达35.2%（1970年），最低也有20%（1962年），一般在25%左右，而且，这些数据尚未将那一时期极为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大量无偿调用农业劳动力计入在内[28].然而当时并没有人将农民负担问题归咎于乡镇（或“公社”），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农民负担问题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当然这与当时的隐蔽性征收方式有关，更主要的还是由于这种上下一贯的支配性体制起着作用）。

撤社建乡以后，农民负担问题才逐渐跟乡镇政府联系起来。乡镇政府重建不到两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该通知说，“近几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大部分地方农民负担仍然不断增加。农民依法纳税和合理上交集体提留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除此以外，还要交纳各种摊派款项。有些地方摊派项目达几十种，人均负担十几元、几十元。同时还有各种名目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29].虽然这份文件没有明确所指，但是很明显乡镇政府是难逃其咎的。

但是，自从实行村民自治以后，乡村之间的行政支配关系不再具有合法性，乡镇政府成为了自上而下支配性行政体系的末稍，于是，农民负担等“三农”问题才渐次归咎到乡镇政府身上。

目前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冲突。一方面，县与乡之间继续维持着原来的行政支配关系，乡镇政府承受着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另一方面，乡镇政府又面临着自下而上乡村自治力量发展的挑战，两种不同的力量同时在乡镇层次交汇，不但暴露和激化了乡镇本身的体制性矛盾，而且还将农村的其它一些问题（例如农民负担问题）也聚集到乡镇一级。因而，乡镇政府成为当前“三农”问题的一个主要矛盾集结体，这也从一个方面凸现了乡镇政府改革的重要性。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将乡级政府改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虽然一时可以缓解乡镇政府的体制性矛盾，但是作为派出机构的“乡（镇）公所”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结构性冲突，甚至还会将这一冲突进一步延伸到县级政府。实行“乡派”，对于县级政府而言无疑于“引火烧身”。

或许有人认为，实行“乡镇自治”顺应了农村基层自治性民主发展的需要，是顺理成章的首选改革之策。因为实行“乡镇自治”以后，乡与村之间的权力冲突必然消失；由于撤销了乡级政府，又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化解了原有乡镇体制的矛盾。但是，只要县级政府仍然是支配性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这同样会将原来发生在乡镇一级的体制性矛盾上延至（或上交给）县级政府，势必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发生冲突，加剧农村社会的震荡。由此可见，乡镇政府的改革，势必还会牵涉到县、乡、村（乃至地、市[30]）整个政治体制的整体性设计和重新安排（关于这一方面，徐勇有独到的见解[31]，不再赘述）。

四、对当前几种流行的改革思路的简单评价

尽管村民自治对乡镇政府的传统权威提出了挑战，乡镇本身的问题也已成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会发生诱致性自行变迁。乡镇政府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政府自身的改革，更主要地依赖政府的制度安排或外在的强制性制度变革[32].很显然，乡镇政府的改革，首先必须符合“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

从“国家”这一角度而言，是否设立乡镇政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1）是否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维护“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管理；（2）是否有利于“国家”从乡村社会汲取资源。首先，保留乡镇这一层级政府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由于乡镇政府处于“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的居间地位，它在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扮演着其他组织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调整二者力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平衡器，亦是二者博弈的一个主要场域，甚至是二者冲突的一个不可置换的缓冲区间。一旦实行“乡派”或者撤销乡镇政府，“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就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势必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或冲突。然而，乡镇政府却能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其次，撤销乡镇政府不便于乡村管理。建国初期，我国农村主要实行“小乡制”，由于不便“管理”，于是又在县、乡之间设立了“区”的建制；后来，“撤区并乡”以后，有些地方（如湖北、广东等地农村）发现乡镇的规模过大，“管不过来”，于是又在乡镇以下（乡、村之间）设立“管理区”、“片”等非正式的管理层级。而这些非正式组织往往更容易偏离“国家”的性质，蜕变为一种“赢利型经纪人”（entrepreneurialbrokerage），它们不但加剧对农民的剥夺，侵害农民的利益，而且由于它们通常借用国家的权威，干些损公肥私的事，也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形象。与其设置一些非正式组织，毋宁保留乡镇政府这一正式组织。乡镇政府的改革，不在于撤销与否，关键在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现有的乡镇政府体制，便于“国家”从乡村社会提取资源。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只能倚赖于自身的资源，不可能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殖民式发展道路。农村改革以后，虽然国家从乡村社会汲取的资源有逐渐减少的趋向，但是乡村资源至今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

最好的改革思路应该是，既有利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又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如果从乡村民主这一视角来看，实行“乡派”显然不利于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因为，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公所更加具有“官僚化”的性格。由于乡镇公所与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的不同，乡村之间既有的体制性紧张不但不能舒解甚至会进一步激化、升级；甚至还会将这一体制性紧张关系进一步扩展到县级政府——实行“乡派”，对于县级政府而言无疑于“引火烧身”。况且，一旦实行“乡派”也就不存在所谓的乡镇民主选举问题，派出机构的负责人从法理上而言理应由上级组织指定或直接任命；而从村级民选直接过渡到县级民选似乎更加困难，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由于缺少乡镇层次的必要过渡而将阻滞不前。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台湾农村基层民主化进程中汲取经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从村到乡再到县逐级向上发展的，只有在上级政府普遍实行民选以后，再可以反过来推行“乡派”或者乡镇长“官派”。

另外，它也不利于生产或提供乡村社区地方性公共品或公共服务，因为从公共品的生产和供给角度而言，政府的层级越低，越符合社区地方性需要。一旦实行“乡派”，县级政府往往只会考虑全县的“平衡”而不会顾及乡村社区地方性特别的公共需求。而且，更糟糕的可能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县级政府更有兴趣将公共资源投入到“县城”（或市政）的建设上来和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上面，根本不顾及人民的公共需求。

而“乡镇自治”在现阶段更不可能推行，因为它既不便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整合，也不利于从乡村社会提取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它本身缺乏自治的基础条件：一是当前的村民自治还不足以发展为更高层级的社区自治形式，即便村民自治本身也还存在不少问题没有解决好；二是在一个范围较大的乡镇范围内实行“自治”，具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实际困难，首先是乡村人民之间不甚了解，因为乡镇社会不同于村庄社会，村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彼此“心肝也了然”[33].有许多人以美国“乡镇自治”为例，认为在中国也可以推行“乡镇自治”。其实，美国的乡镇规模相当小，其人口也不过于我国的一个村庄。因此，“乡镇自治”至少在目前而言是一个可爱的想法而已。

六、“官民合作”：历史根据与现代治理的要求

我认为，乡镇政府目前的困境，除了没有认清它处于“第三领域”的特性以外，还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不无关系：一是它没有与历史上中国乡村社会基层组织的发展很好地衔接上；二是它没有与时俱进地适应农村改革以来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需要，进行适应性改革。

首先，乡镇政府的建设不能简单地割断历史，应该遵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或“潜规则”）。目前的乡镇政府困局，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咎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乡镇政权建设粗暴地打断了历史本来的既有发展脉络。在历史上，乡镇组织始终在“官”、“民”两个极端构成的谱系之间变换，无论在任何皇权制度下，乡镇组织始终都不是纯粹的“官僚”组织或“民间组织”，那种认为皇权在乡村社会“是挂名的，是无为的”或者乡村社会是自治的想法都是虚妄的，这样的社会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有过。虽然近代以降，“国家”权力加剧了对乡村社会的扩张，但是，在1949年以前，各种近代“国家”政权基本上都没有改变乡镇组织“半官半民”或“亦官亦民”的性质。直到1949年以后，才在乡镇一级正式设立了国家政权组织，甚至将政权组织直接延伸到村庄社会之中，彻底摧毁了乡镇组织的“官”“民”两重性。这种情况，在体制下达到了它的极至状态。

制度最终还是坍塌了。1980年代初期虽然撤销了并恢复重建了乡镇政府，但是其基本的建设思路仍然没有改变，在相当程度上承续了体制一贯的国家主义路线，没有主动适应大陆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的要求。

我国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主要肇始于农村家庭责任制的推行。家庭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是经营方式的改变，它首先促进了非农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分化，形成新的利益主体和阶层结构，同时，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异质性也逐渐增强。这些经济、社会的变化，必然促使乡村政治随之变迁，一是有多种利益要求通过政治渠道进行表达，相应地就必须建构多元的、参与式乡村政治，而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任命单向地建构农村基层政府；二是要求乡村政治更加开放、平等；三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建立一种民主合作的关系，而不是政治单方面控制或吸纳社会、经济的关系。随后的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地推动和加剧了乡村政治民主化转型的进程——他不但要求政治与社会之间进行分权，而且要求政治从经济中退出，主要由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乡村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这一系列变迁，势必要求新时期的乡镇政府进行相应的改革。

顺便说一句，乡镇政府的改革，不在于“建设”（statebuilding）与“改革”之间的区别，也不在于“强化”或“撤消”与否，而在于它的性质、职能的根本性转换和结构性优化，即建构一个什么样的政权组织——是威权式还是民主式，是支配性还是合作性，是传统的管理（控制）型还是现代的治理型？

正如前文所说，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要么不能跳出“国家化”的思维定式，主张加强乡镇政权建设；要么基于“乡村自治”的美好理想，主张乡镇组织“去国家化”或“民间化”。这些改革思想，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认识到当前乡镇政府建设或改革的实质，是改造乡镇政府的性质（即建立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基层政府），而不是乡镇政府的去留问题。

“国家化”改革或“去国家化”改革，这两个极端的想法，既不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组织传统的发展逻辑，也不符合当今社会基层政府治理变迁的要求。与传统的政府统治（或管理）（government）不同，现代治理（governance）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39]：“治理”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分权乃至与私人之间的合作，总而言之，“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40].正是基于中国乡村组织历史发展的这种逻辑要求和现实的治理需要，笔者才提出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相融合作的改革思路——即，实行“乡政自治”，将乡镇政府改造为“官民合作”组织。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虽然主张将乡级政府改造为“官民合作”组织，却不是简单地要回复到传统乡村社会中去，但是也不能简单地、粗暴地割断历史，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合理汲取传统社会的基层管理资源，另一方面，要顺应现代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有所创新和进步。

从本质上而言，“官民合作”与“亦官亦民”（或“半官半民”）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分野：“亦官亦民”或“半官半民”究其实质是一种“绅治”方式，他之所以呈现出“亦官亦民”或“半官半民”的特征，主要的是由“绅权”的两面性决定的；而“官民合作”则是一种现代政府治理形式，他主张政府与社会全面的、积极的、多元的民主合作，主张乡村人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的控制、管理和支配乡村人民。

七、“乡政自治”：最好的改革选择

基于乡村组织历史的发展逻辑、现实的乡村治理要求和对乡镇政府“第三领域”特性的认识，笔者认为“乡政自治”是当前乡镇政府改革最好的选择。所谓“乡政自治”，就是及时开放乡镇领导人的竞争性选举、重新配置乡镇的权力，建立和扩大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新型的多元的民主合作机制，扩展乡村人民民主参与乡镇政治的管道，使之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到乡镇政府的选举、决策、监督、治理等诸多层面和各种事务当中，使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在乡镇社区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简言之，实行“乡政自治”，就是将乡镇政府改革为“官民合作”组织。

“乡政自治”与“乡镇自治”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在乡镇政府维持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前提下，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彻底改变它依附于县级政府的状况，使之真正成为乡镇社区有效治理的主体单位；后者则是取消乡镇政府的国家（政权）的属性，将他变成完全的社会自治组织。前者是一种制度内的增量民主改革；后者则是一种制度外的改革方式。前者重在国家与社会的相融和合作；后者则是对国家主义（准确的说是全能国家主义）的一种反动，主张社会自治力量的扩张。因此，对于前者而言，国家与社会可以实现可欲的双赢或互强；对于后者而言，国家与社会之间只能存在“你进我退、彼强此弱”式零和博弈格局。

实行“乡政自治”，首先必须“解构”和“重置”县乡政府间体制。“解构”现有的支配性政府体制最关键的是改变县对乡的人事决定权，乡镇领导人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乡镇政府部门负责人由乡镇人大直接任命。其次，还要在县乡之间进行适当的分权改革，规范县乡各自的权力范围和限度，乡镇政府有权拒绝执行县级政府不合理的指令和分派的任务。原来设在乡镇的“七站八所”经过优化重组以后尽量放给乡镇政府直接管理，以增强乡镇政府的统一权能；这些“站所”的财务应纳入乡镇财政实行统一管理，使乡镇政府成为一级责权利相统一的政府。

实行“乡政自治”，最主要的是将乡镇政府改造为“官民合作”组织，建立民主合作的乡镇权力运行机制。仅仅“解构”县乡之间的支配式体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建立有效的民主机制，“乡政自治”有可能异化为乡镇政府的恶性自治而肆意侵犯农民的权益；仅仅建立民主机制仍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积极的合作机制加以配合，乡镇政府很难在乡镇社区治理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只有在乡镇真正建立起民主合作式运行机制，使乡村人民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到乡镇政府的选举、决策、监督、治理等诸多层面和各种事务当中，在乡镇社区治理中达成全面、积极和有效的合作，才能切实解决当前的乡镇问题、破解“三农”问题的症结，实现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善治”。

当前的许多乡镇问题乃至“三农”问题之所以发生并日趋严重，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真正有效的民主合作机制引起的。在没有建立有效的民主机制（特别是基层民众对政府的民主制衡机制）之前，乡镇政府的权力运行主要依靠上级政府自上而下的监督和约束，虽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但是下级政府由于具有上级政府无法比拟的信息优势，往往可以凭借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来扩张权力或不恰当的运用权力。“在中央政策本身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情况下，基层政府无论是对上级政府，还是对农民，都具有充分理由来扩大管制政策的实施范围和力度，并巧立名目、从中渔利”[41]，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央的政策会在基层政府的实际执行中会走样，农民负担为什么在“三令五申”的情况下有增无减！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如此，如果没有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机制，由于利益的一致性，上级政府不但可以包容、纵容下级政府的不当行为，甚至还会为了某种利益而“合谋”，共同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才认为不但要改变县乡政府间的“支配－依附”式关系，还要使乡村人民切实有效地参与乡镇政治，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制衡机制，规范乡镇政府的行为；至于乡镇社区性公益事业（如乡村道路建设、区域性水利工程等），不应（也不可能）完全指望国家或上级政府来投资建设，而应该在民主的机制上由政府与农民合作办理。

实行“乡政自治”，还必须重新配置乡镇权力，切实优化乡镇权力结构。如何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充分发挥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的各自职能，使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依法自主性地开展工作，是乡镇改革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切实转变乡镇党委的领导方式，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进一步具体明确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和乡镇人大权力的合法性限度、范围，将乡镇党委的领导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防止乡镇党委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乡镇党委应在加强对乡镇政府、乡镇人大的政治领导与组织协调上，重新建构法理化权威。

同时，要切实提升乡镇人大在乡镇权力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在乡镇人事任免和社区民主决策、以及对乡镇行政行为的民主监督等方面发挥主导性作用。这里的人事任免对象主要是乡镇部门负责人，实行“乡政自治”以后，乡镇长应由乡镇人大选举改为乡镇人民直接选举产生。有人担心会因此削弱乡镇人大的权能，认为乡镇领导人的民选与提高乡镇人大权威有矛盾[42].其实不然，在一贯的做法中，将民主选举视为基层人大的一个主要权能，表面上看似乎是提高了基层人大的地位，实质上却使之沦为一种表决仪式；乡镇人大的主要权能应该体现在“议”上，而不是所谓有其名无其实的“选举”上。所谓“议”就是对乡镇社区范围内重大事项进行“议论”，并做出“决议”；同时，对乡镇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行“评议”，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简而言之，加强乡镇人大的建设主要是加大乡镇人大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作用，将决策权真正交给乡镇人大，将监督权切实落实到位。为此，乡镇人大制度应进行相应的改革，其一，有必要建立乡镇人大的日常办事机构或常设机构；其二，乡镇人大代表应实行专任制，人数不要太多，以便于经常性开展活动，提升工作效率；其三，逐步实行“开放式会议制度”（opentownmeeting）[43]，不断扩大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

除了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方式、提升乡镇人大权能以外，还要进一步规范和调适乡镇党、政关系。实行“乡政自治”以后，乡镇党、政组织由于权力来源和组织原则的不同，势将面临类似于村民自治背景下村、支两委那样的体制性紧张与冲突问题[44].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势必影响“乡政自治”的运行质量。当前一些地方进行的乡镇选举制度改革（如四川的乡镇“公选”或“公推直选”、湖北杨集的“海推直选”等），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性探索——由于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领导人同时实行了一定范围的民主选举，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二者之间的体制性权力紧张关系[45]；然而，即便二者都同时进行了一定形式的民主选举，但是却并不意味着同时建诸于民主机制上的两种不同的组织会自觉消除冲突。因此，在民主的机制中有必要引进“协调”或“合作”机制（然而这个方面常常被人所忽视，至今还没有这个方面的试验和探索），以进一步调适二者的关系。为此，我建议乡镇党政领导人选举采用“联合竞选制”（或称之为“联选制”）方式[46].所谓“联合竞选制”，简单地说，就是乡镇党委书记候选人和乡镇长候选人联合起来竞选[47]，这样做不但可以协调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利于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的团结合作，促进“乡政自治”的良性运行。

结语

总而言之，当前的乡镇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乡镇政府，从目前的组织体制而言，它是支配性政府间体制造成的；从历史上来看，它是革命后国家权力强制性植入（嵌入）乡村社会打破乡村社会原生权力运行逻辑的结果。现实的治理需要和历史的发展逻辑，都认为只有将乡镇政府改造为“官民合作”组织，实行“乡政自治”，才能从根本上破解目前的乡镇难题，最终达致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善治。

但是，很显然“乡政自治”是不可能在支配性政府间体制环境中得以有效运行，单单“解构”县乡之间的压力型体制是不够的，乡镇问题乃至“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端赖我国政府间体制从支配式向民主合作式全面转型。

注释:

[1]可参见拙作：“乡政新论”，《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

[2]黄宗智（PhilipC.C.Huang）：“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429-430页。

[3]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要尽快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自此以后，全国普遍恢复重建了乡镇政府。

[4]除了这些问题，萧唐镖还胪列了农产品卖难与农民收入增长停滞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就业问题、农村人才外流与枯竭问题、小城镇建设与农村城市化问题、土地问题、稳定问题等（参见萧唐镖：“二十余年来大陆的乡村建设与治理：观察与反思”，《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年8月号）。我认为萧先生指出的问题固然重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乡镇有关，但主要不是困扰乡镇政府的问题。

[5]各个乡镇站所的具体管理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都不尽相同。仅以乡镇财政所为例，有的地方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县财政部门仅有业务指导权；大部分地区，则以县财政部门管理为主，其人、财、物均由县财政部门实际控制。又如安徽省，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所基本上由县财政部门直接管理；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省里要求将乡镇财政所下放给乡镇政府管理，但是直到目前还有近1/3的乡镇财政所仍然没有改变“条条”管理的体制。到2001年以后，安徽省的农村中小学统一收归县教育部门管理。

[6]在“条块分割”中，几乎每一个站所与乡镇政府的具体关系都不尽相同，这些具体关系主要体现在这些乡镇站所的设置、组织、人财物的管理、财政来源、运行机制、规范性职能以及实际发挥的作用、历史兴衰等方面。为了说清这一问题，作者准备选择一个乡镇进行实证调查，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关于“条块分割”问题，有兴趣者还可以进一步参见曹锦清著：《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7]安徽省乡镇的这些机构大致是在1992年“撤区并乡”时成立的。例如，在此之前，乡镇政府一般设置司法助理员，撤区并乡后，这一职位分别演化为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甚至在有些规模较大的乡镇还成立“法庭”组织；与此同时，在乡镇党委内，则设立“政法委员”或“政法干事”等职位。而在“撤区并乡”之前，有关政法、司法、公安乃至法院、检察院等方面的日常事务基本上是由乡镇司法助理员具体承担的。

[8]早在1980年底广西宜山、罗城两县农村就出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第111条）确认了“村委会”的法律地位；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第七项内容专门论及“村民委员会”，对村委会的性质、设立和职能作了明确规定；经过反复讨论、酝酿，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终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该法于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试行；直到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才正式通过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束该法长达10年的试行历史。

[9]最典型的莫过于“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中，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实际上都是高度集中的农村政权体系的一部分。

[10]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详细分析，建议参见俞德鹏：“农民负担问题的社会和法律分析”，《二十一世纪》2001年2月号（总第六十三期）。

[11]关于乡镇财政与农民负担之间关系的讨论，请进一步参见拙作：“农村税费改革与‘乡政’角色转换”，《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5期。

[12]参见中国农村研究网（.[25]参见陈光焱：“论农村税费改革的定律约束和取向选择——兼评所谓‘黄宗羲定律’”，《财政研究》2002年第8期。

篇10

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基础，以传统的伦理道德为秩序，以传统风俗、习惯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千百年来，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宗族文化、传统习俗、乡规民约等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规范，从而形成了农村社会的内生秩序，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自我整合和治理。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传统乡村文化逐渐衰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流动加快，大批农民外出到城市务工，城市化、现代化的理念逐步渗透到农村社会，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成为农村发展的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大大降低，农村原子化特征逐步显现，基于市场的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慢慢浸入乡村社会，乡村秩序趋于离散化。在乡村文化变迁的背景下，如何整合社会治理的各种因素，实现农村持续稳定发展，成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消解与重构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烈对比中明显感觉到自身差距，在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有一种“赶超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的强势话语下，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在城乡流动的背景下，工业化、城市化打破了农村封闭、落后的环境。农民在开阔视野、社会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也感觉到了现代化、城市化的巨大魅力。在城市文明的影响下，农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逐渐强化，农村的经济落后面貌逐渐改善。但是城市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农村带来富裕，满足农民物质需要的同时，也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改造着农民的精神世界，消解着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传统乡村文化，改变着农民对于传统乡村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一）城市化取向造成乡村文化话语权丢失，乡村文化认同削弱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这场社会大变革相伴随，我国文化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嬗变，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碰撞，我国乡村文化在这种冲突和碰撞中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衡”。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民从业形式的多元化，传统农民单一地依附于土地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民原有的乡土意识逐渐发生变化，从不愿意离开土地到积极地向往城市生活[1]。在目前的发展路径中，城市化、现代化成为乡村发展的强势话语，面对着城市文明的冲击，农民转变了传统的朴素观念。农村充斥着消费主义、金钱意识、享乐主义，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更多地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与经济富裕程度的增加。求富裕成为农村人主要的生活目标，经济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了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生活逐渐失去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涵，各种失范行为盛行。在现实面前，农民失去了传统的文化精神的寄托，乡村文化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解体[2]。

无论在官方的话语体系还是在政策的宣传中，城市文明代表着发达的优势文化，乡村文化则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农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在与城市文明的对比中，乡村文化一直处于文化的弱势地位，一直被大众所歧视。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乡村文化处于被改造、消解的地位。农民逐渐失去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城市文化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不断向乡村社会灌输代表工业社会的文化理念与精神，改变着乡村文化的价值理念与存在状况。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生活状态、人际交往甚至语言习惯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他们已经无法在乡村文化中找到精神归属。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条件下，受传统习惯、文化程度、村落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思维模式同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差甚远，缺乏科学与理性的精神，城市文化中的高雅艺术难以被农民所接受，而其中的低俗文化却在乡村肆意泛滥，极大地冲击着乡村社会传统的文化根基。在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中，乡村文化丧失了自己的话语表达和文化自信，农民逐渐丧失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3]。

（二）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村秩序被消解

千百年来，农村社会基于血缘、地缘为基础，在传统乡村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传统风俗、道德、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乡村秩序。在传统农村社会，维系村庄秩序的是人情与感情的联系，以及由人情与感情延伸出来的礼俗与伦理道德。支持礼俗与伦理道德在农村社会实践的则是农村社会的家族组织[4]。

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成为新的时期农村发展的强势话语，地方政府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不断改造着地方文化。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乡村文化被肢解纳入到乡村经济的发展框架中[5]。在这种背景下，农村的经济利益至上、金钱意识成为农民的主导生活目标。农民的日常行为日益功利化，个人主义盛行，在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中，一部分农村抛却了被认为过时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大批青壮年外出就业，也改变了传统农民的生活、居住方式，他们在外的生活逐渐与乡村生活隔离，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在这部分群体中出现断裂。回到乡村传递给乡邻的是代表城市文化的消费理念与生活方式。而老年人虽然在村庄生活中“在场”，但是缺乏话语权，在乡村生活中处于弱势地位，难以使传统乡村规范得以延续。乡村文化习俗、价值体系、互动规则等传统乡村秩序的社会基础与生活基础日益碎片化，农民失去了行为的乡土规则引领，行为日趋多样化、离散化。

二、现代乡村秩序整合的困境

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政治整合成为农村秩序整合的主要形式，这个时期在国家强有力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处于国家政权的高度控制之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国家政治整合程度有所削弱，农民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逐渐加强，农民的自由流动程度增加，农民对政治的生存依赖性大大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基层的管理模式逐渐推行了“乡政村治”的管理制度体系。这种以村民自治为依托的管理模式，在多年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对于促进农村基层的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从运行逻辑来看，乡镇的权力来源主要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体现了一种政府对基层管理的政治意图。而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其秩序主要来自于村民的自我约束。多年以来，乡政村治之所以发挥作用，主要是基于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村内生秩序对农村基层稳定的作用。在农村城市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村的乡土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对传统秩序的遵守出现一系列的变化，乡村秩序的内生基础逐步消解，村庄日益离散化。这给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挑战。一方面是乡土文化变迁基础上，传统乡村秩序遭遇挑战；另一方面，随着城市文化对乡村的浸入，农民的需求日趋多元化，权利诉求明显，村庄利益格局呈多样化态势。而我国农村基层的治理模式多年以来一直是重管理、轻服务，沿用计划经济的强制性管理模式。在这种形式下，目前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显然无法适应农村社会实践的动态需求。

虽然我国农村进入了现代化的进程，但从目前农村发展的现实来看，农村现代化整合方式仍处于萌芽状态。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维持社会秩序是基于现代公民素质下人们对“法律”、“契约”等一系列正式规则的认同与遵守。这有赖于“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公民理性分析能力。在目前的农村社会，受教育程度、生活经历等的影响，村民对规则的遵守意识以及“现代性”特征离现代化社会仍相差甚远。我国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农村社会现代性整合方式只处于萌芽状态。

三、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路径分析

如何在乡村文化衰落、传统乡土秩序离散化、现代性与城市化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及农民生活实践的背景下，构建一种适合农村生活现实与农民生活逻辑、实现农村基层的有序现代化变迁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是农村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重塑以传统乡村文化为基础、乡村秩序为依托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机制

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不能脱离农民生活的实际与动态的实践。在当前的农村发展现实中，中国农村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的中间过渡阶段。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建筑于其上的制度结构。贺雪峰认为，未来50年农民的处境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将长期存在；村庄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6]。在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特定的社会生活现实决定了需要保留与重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乡村秩序。

重建乡村文化价值，重新认识乡村文化在农村发展过程中以及在整个文化体系的价值和作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要从农村生活实际出发，树立乡村文化的文化自信，重塑以传统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为主体的非正式制度及规范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作用。从政府宣传、政策制定中引导农民认识到乡土文化在乡村共同体生活中的优越性。

（二）在发挥传统乡土秩序的基础上，积极构建符合农村发展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多年以来我国的乡村治理方式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国家对农村基层管理的政治嵌入。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的交锋之中，国家从来也没有退出治理过程，而是在不同的层面主导乡村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政村治”模式，实际上乡政更多代表了国家意识[7]。村民自治的推行更多体现了国家意志与农村自生资源的有效整合，是代表国家政权的“乡政”同农村自发内生乡村秩序的融合。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看，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整合乡村资源，推动农村现代化变迁的过程。随着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诉求日趋加强，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原有的治理模式出现了现实与需要之间、国家权力与民主要求之间的多元张力。单一的治理模式难以解决农村发展面临的秩序整合问题，因此必须构建以乡土秩序为基础、现代性整合方式为依托的多元治理体系。

西方现代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个人本位”的社会，这种以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整合方式可以为我们的乡村治理起到很好的启示作用。现代整合方式的基础是现代社会的“契约”、“理性”，起作用的是对“科学”、“理性”的信仰，以及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传统乡村秩序中人分亲近、疏远，依关系的亲疏制定不同的规则，而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是不分远近亲疏的，大家要一视同仁。在传统乡村秩序里，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隐去的，存在的只是对集体的认同与信仰，在现代社会管理体系中要求的是个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对义务的承担，对规范无条件的遵守[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