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十篇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

押运半年工作总结

6月9日晚上7点，保安押运护卫中心在三楼会议室隆重召开20xx年上半年押运工作暨春季大练兵总结大会。来自盱眙、金湖、洪泽、楚州、涟水及市区14个中队(中队长、车长、押运员、驾驶员、提解员)12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由押运大队长陈正国主持。由于是利用所有押运人员晚上任务完成归队后召开，因而会议简明扼要，历时50钟。

会上，陈正国对押运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详细的总结汇报，对自3月28日至5月18日的春季练兵考核进行了剖析，同时对半年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拟定了整改计划，力争在下半年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相关事项，为完成全年的工作目标加大管理力度。

押运教导员马如松在会上对在春季大练兵考核中成绩突出的人员进行了鼓励表扬，要求成绩不理想的同志要紧追猛赶，不要拖整体队伍后腿，并宣读了上报中心、公司批准后的奖、罚人员名单。

在听取了押运大队的工作总结报告和宣读奖罚名单后，押运中心主任侯秀斌对半年来的押运工作进行了点评指示。对押运人员的顽强拼搏精神进行了表扬，对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批评和改进方案，同时要求押运大队在下半年的工作中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克服一切不利因素，狠抓队伍建设，加强骨干队伍管理，稳定队伍的良性发展，规范运作，确保安全，为押运业务的健康拓展努力奋斗!

押运半年工作总结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间半年又过去了。新的改革浪潮，新的押运业务，各位领导的扎实能干为我们带来了一流的管理和一些新的押运业务领导一流的经营模式，它标志着我们押运中心事业以现实了跨越式的发展的新时期，这无不凝结着每位领导的英明决策和正确指导，让每位员工都以稳健的步伐迈向崭新的一年。

对我个人来讲，这一年意义深刻!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中队领导和中心领导的正确领导下，在其他同志的配合下，坚持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较出色地完成可领导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个人工作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

回顾起来，主要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做好本职工作一年来，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掌握金融押运方面的知识，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作为押运中心的一名运钞车驾驶员，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己任，在运钞途中经历保持高度集中，并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运钞条例、道路交通规则操作，做到万无一失。认真做好车辆保养，做好三勤“勤检查、勤保养、勤维护”，发现为题及时处理，确保车辆安全运行。除了执行押运任务外，还要做到确保业务用车随叫随到，真正做到一名合格的运钞车驾驶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能够认真的学习政治理论，和交通法律知识，使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其次，在工作之余逐渐养成了读书，看电视《车迷频道》的习惯，了解押运单位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业务技能，不断提高的业务水平，提高劳动效率，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2、以“军事化”标准严格要求自我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没有一套适合的管理模式作保障，是很难把工作搞好和落实好的，更谈不上什么发展，在这方面首先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仅要掌握押运工作要领，熟练相关知识从以往的守押案例中吸取教训，从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从中锻炼了我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勤学苦练，追求真理的工作态度。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将进一步学习研究业务知识，在工作中学习，在工作中创新。

3、统一思想，查找不足，开创押运新局面。首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详细分析了目前押运中心的现况和存在的社会环境，认真学习上级的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从而统一了思想认识改进了工作作风。押运工作是长期的，艰难的任务，使中心面向社会的窗口，押运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中心在各家金融单位的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押运业对外的声誉，为此，作为一名运钞车驾驶员，从严按章办事至关重要。在长期的押运工作当中逐渐形成了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切实树立起押运中心“押神”员工新形象。

4、以严谨负责的态度积极做好其他工作。作为一名司机，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服从领导的安排，尽我所能的完成好领导交办的或其他临时性的工作任务，根据领导的交代将各项工作部署及时分解，明确工作目的和具体任务，并及时向领导反馈办理结果;全力做好中队日常工作。中队事情繁杂，人少事多，但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说在陈队和李队长交代的修车任务，不管是我的车还是其他驾驶员的车，都开到修理厂，认认真真修理好车辆的毛病，还有在其他车辆在押运途中遇到无法正常执行押运任务叫我执行时，我本人随叫随到，毫无怨言的去执行;还有就是收发文件等，这些工作看起来时小事，可耽误了就是大事。一年来，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克已奉公，勇于开拓，努力进取，已身作则，按章办事，积极完成领导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我的工作得到了中队领导及中心领导的肯定。在新的一年里，我将立足本职，开拓创新，迎接挑战，努力吧各项工作做的更好，为我中心押运事业的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2

1、以高度的责任感主动做好本职工作，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层上，珍惜工作机会，工作尽心尽职。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努力掌握押运与金融方面的知识。作为安邦公司的一名车长，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重任，以保护国家财产为己任，在运钞途中精力保持高度集中，到到万无一失。除了执行运钞外，还坐到待命时间随叫随到，真正做到一名合格的守押员。在平时的工作中，我能够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和法律知识，其次，及时掌握公司对各项工作的要求和押运英雄人物的先进事迹。另一方面，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差错事故的发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

2、以军事化标准严格要求自我，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服从上级领导的管理，对车长以上的骨干给予的任务都完成的比较好。在工作中，不仅要掌握押运工作的要领，熟悉相关的知识，从以往的守押案例中吸取教训，从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在以后的工作中学习、创新。

3、统一思想，开创押运新局面。首先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详细分析目前公司的现况和存在的社会环境，认真学习上级的政策和各项规章制度从而统一思想认识，改进了作风，押运工作是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是安邦公司向社会的服务窗口，押运服务质量的好坏，不仅关系到我们押运工作的社会形象，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押运事业的对外声誉，为此，作为一名守押员从严按章办事至关重要。在长期的押运工作中，逐渐形成了爱岗敬业、做好本职工作，关心集体、维护集体荣誉，切实树立起安邦员工新形象。

4、以严谨负责的态度积极做好其它工作，作为一名车长，我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服从领导的安排，尽我所能德完成领导交办或其他临时性工作任务，根据领导的交代将各项工作部署及时分解，明确工作目的和具体任务，并及时向领导反馈办理结果;全力做好日常工作。押运工作事情繁杂，人少事多，但却丝毫不能马虎，比如公司规定在出车押运中不得接听电话，这些看起来是小事，可耽误了就是大事。所以要将公司的规章制度熟记与心，并严格执行，平时要重视安全工作，在看似复杂、简单的日常工作中，自己要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生活中也要做到同事间团结协作，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押运工作，对网点的工作人员也要做到文明礼仪，为客户做好押运服务工作。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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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3年4月19日，贵阳，一名押运员抱着97-1式防爆枪，站在运钞车边警戒，其如鹰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

活跃于中国每座城市的隐形“武装”，准确地说是持枪押运员们，在悲痛与紧张的气氛中，匆忙而节制地向公众“倾诉”他们的情绪。2月9日，广州穗宝安全押运公司的一名押运员因枪支走火不治身亡。意外直接促使上百名押运员罢工封路，这家至少掌握广州80%现钞押运业务的公司随即停摆，一度令广州几乎无钱可取，直到押运员们得到加薪与改善公司管理的承诺才算了结。

这是不规则生长所带来的代价。作为一个特种行业，押运脱胎于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经济民警（以下简称经警）制度这种经警由各单位自己招人、自己花钱，担任本单位的安保工作。到1996年，由于颁布的《人民警察法》废止了“经警”这一警种，大批经警改制为“经济护卫”，才有了后来的各类安保公司。

银行系统此前都有自己的经济民警，押运现钞全靠自己人。但这种模式的弊端显而易见：各家都有运钞车和押运员，极为浪费。上海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任文超的测算显示，以一个类似于深圳这样的城市为例，如果银行自己押运现钞，每年要花3.8亿元，换成专业的押运公司统一运作，费用能降低到9000万元。

于是，广州穗宝安全押运公司这样的城市隐形“武装”，就有了用武之地。 2005 年时，温州瑞安保安服务公司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能“押镖”400多趟，当然每趟镖的收入都很少，平均只有20元左右。

不过不规则生长也就此开始。媒体报道说，这家公司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企业，由于拥有大量枪支，需要接受公安局的业务指导，但具体合同由押运公司与银行签订，公安局无法干预，所以一直无法要求银行给一个更好的支付价钱。

而且合同一签数年不变，银行包一辆运钞车的价格是每个月五至六万，落到押运员身上的收入，也就是一个月2000元左右，人员流动频繁在情理之中。

如果银行本身就是押运公司的股东，情况可能会大不一样。事实上，人民银行系统很早就开始了这样的试点。在深圳承接银行押运现钞的威豹金融押运公司，就是由17家金融机构以及法人企业按比例出资组建。时任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于学军曾撰文说，银行既是押运公司的投资者，又是服务对象，这样银行和押运公司就好沟通。

但深圳这样的试点，目前在全国并没有大范围地推广。更多的押运公司，与当地公安部门走得更近。这在公安部2005年印发的《保安押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里写的非常清楚，“保安押运公司由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其设立的保安服务公司负责组建，并实行独资或者控股经营，外资不得参与。”

比如北京、上海这样的直辖市，押运公司多归属当地的保安服务总公司，而总公司直接由公安局主管。这也是目前押运公司的主流模式。在地方，一些押运公司也正在允许其他企业参股。《晋中日报》2009年的报道透露，晋中市保安押运护卫中心在当年完成了改制，当地公安局控股51%，余下的股份由一家有银行背景的企业，一家汽贸公司持有。

其中北京振远护卫中心向外伸出的触角，最能见证这一类型押运公司的生长方式：总经理是一位会对记者感叹“北京无小事”的北京卫戍区退役团长；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十这样的重要时刻，振远护卫中心都会领受到安保任务；他们不仅押运现钞，而且像护送圆明园珍宝回京、护送佛牙舍利赴泰国展I出这样的项目，也由他们运作。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4

自1984年至今，27年来，中国保安服务业已发展成为集人防、技防、犬防、押运、安全风险评估等为一体的全方位保安服务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协助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截至2010年底，全国经省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组建的保安服务公司已达2966家，保安队伍已发展到421万人。另据统计，2006年至2010年，全国保安员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117.44万条，抓获犯罪嫌疑人107.35万人，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187亿元，有232名保安员为保护国家和人民财产献出了生命！

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为了职责与使命，无论白天和黑夜，默默地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青春理想，充当着安全守护者的角色，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不惮付出辛勤的汗水，甚至鲜血……而社会也从未忘记他们，给予了安全卫士们应得的荣耀与掌声。继2000年、2005年后，2011年9月2日，公安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三届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先进保安员表彰大会，为评选出的10家全国优秀保安服务公司、10名全国优秀保安员、40家全国先进保安服务公司、91名全国先进保安员颁发保安行业至高荣誉的褒奖。

来自四川省成都市保安服务总公司翼虎守押中心勤务部七大队的宋福林，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分子――

22岁成为守押中心大队长

在资深警察出身、成都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严军眼中，宋福林显然是一个“好苗子”：19岁退伍来到保安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保安队员，22岁就迅速成长为守押中心的大队长，细数其成长经历，步伐快速而不失稳健，是扎实的业务技能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成就了宋福林的今天。“小伙子年轻，踏实肯干，业务素质不错，为人不多事，跟客户关系也很融洽。公司里像宋福林这样的人才其实不少，但宋福林无疑是这支队伍的一个代表。”严军对记者说。

2004年12月，19岁的宋福林从武警四川凉山州三支队退役，经朋友介绍，加入成都双流交通银行守押中队，做了一名普通的保安队员。宋福林告诉记者，“在部队时特别喜欢枪，参加过几次比赛，个人成绩还不错，枪支拆装拿过第一名，20多秒，射击的最好成绩是6发56环，我对枪有感情，退伍后面临找工作，加上又是持枪单位，所以就去了。”

但工作就是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般刺激，单调重复中倒是多了几分琐碎，也多了几分压力。押运员的工作日程大致如下：每天早上6点起床，6点半到中队集合，着装、领枪支、领钞箱，做好勤务准备，6点50出发奔赴各个银行营业网点，中途还可能执行临时勤务，晚上6点50左右再返回各个网点收款，7点半左右回到中队，送钞箱入金库，集体退弹，总结一天勤务情况，而后解散。“刚去时，面对钞箱，思想压力很大，毕竟是高危行业，家人也很担心。”宋福林说，“押运员工作高度紧张，工作中随时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必须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当机立断的应变能力。”

押运员的使命就是保护“行走中的银行”，责任异常重大，任何一处细节都不容有失。宋福林介绍说，别看武装押运每次从下车到走进银行的时间都很短，但其中的学问还真不少。一般来说，负责往银行押运钞箱的押运队员中，有人负责打开后车门抬钞箱，以及和银行工作人员的交接；有人则持枪负责警戒，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保护钞箱和队友的安全。每次押运车抵达银行门前时，队员们必须先观察一下四周的环境，下车后立即按照各自的职责开始工作。尤其是负责在银行门前持枪警戒的队员，必须时刻留意过往的行人，人群之中往往潜藏着重重危险。当年著名的“张君抢劫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歹徒混杂在人群中，很难识别，一旦出现情况，就完全依赖押运员的个人反应。“通过这几年押运，我最担心警戒线外一些把手放在裤包里的人，一旦发现后要立刻将其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因为担心他们手中有武器。”

“比较苦恼的则是执勤时让路人绕行，有些人不理解不支持，怎么劝都劝不下来，拦不住。”宋福林说。让他难堪的是，有一次执勤中，一个小孩子竟然指着他对妈妈说，那个保安好瓜哦！“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宋福林说，“我们的工作要求我们这样做，最渴望的就是得到理解。”

渴望“理解”的宋福林，就这样在不被理解的郁闷中逐渐理解着自己的工作性质和角色定位。从守押中心的普通队员到车长，从中队长到大队长，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幸运地完成了几连跳，完成了从一名押运员到押运大队长的转变。宋福林所带领的第七大队，负责成都范围内三大银行每日的现金押运工作，涉及150多个网点，每天护送里程达2000余公里，任务非常繁重。自2007年担任大队长以来，宋福林始终本着“安全第一、客户第一”的思想，认真细致管队伍带队伍，所属大队未发生一起枪支走火、枪弹丢失和其他安全责任事件，一直为银行客户提供安全、准点、高效的守押服务，确保了守押目标的安全，受到客户单位的好评。宋福林亦凭借出色的成绩，为自己博得了“冠军卫士”的荣誉头衔，成为领导和客户心目中“最放心”的大队长。

“冠军卫士”的背后

一个22岁的大队长，怎样才能做到服众？

宋福林对枪特别有感情。200来人的大队里，对枪同样有感情的，还有其他人。“有一个兄弟不服气，我们比赛拆装防暴枪，还好，拆枪9秒，装枪16秒，我比他快了两三秒。”宋福林说。

这制胜的两三秒优势是这样得来的。还是在守押中心做普通队员的时候，宋福林就对防暴枪充满了好奇，每次都主动跟中队长申请擦枪，利用这个机会反复拆装、熟悉枪支。慢慢地，中队长留意了宋福林。适逢总公司响应公安部在全国开展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的号召，内部选拔队员比武参赛，中队长就把宋福林报了上去。那是2007年3月的事情。经过基础知识考试、专业技能比武，再加上三个月的集训筛选，最初的100多人只剩下包括宋福林在内的10人，然后与省内其他地区的七八十人最后角逐四川省队的七名代表资格。

尽管参加这次选拔比赛“高手太多，自己抱的希望不大”，但宋福林承认整个过程自己还是“特别用心”。用心的结果，是他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进入四川省队，参加全国总决赛。正式比赛是在11月，这之前的两月，四川省队在双流牧马山的一所警校里进行了集中强化训练。

“太苦了，简直是魔鬼般的训练，比如体能训练的一项内容是，每天要背着三四十公斤沙袋背心，在山坡路上进行两小时左右越野跑。回来还要背20公斤杠铃，早晚各一次走鸭子步。”宋福林说两个月他共跑坏了七双鞋。而擒敌术训练更苦，该项目须两人合作进行，其中一人当配手进攻，另一人当操作手防守擒拿。在训练中他两次受伤：一次是手腕关节肌肉拉伤，一次是腿部软组织受伤。“即使这样，也要坚持练，直到达到教练要求的稳准狠程度。”宋福林的擒拿教练，在全国比赛中拿过名次，还在成都女子特警队当过教练。宋福林说他对教练很佩服，也很怕。佩服是因其技高，怕是因为自己都变成伤兵了，教练还让他练，太无情，而他又不能不坚持。为了发泄心中的怒气，宋福林就用没受伤的手和腿，对着训练场上最大的一个沙袋出气，拼命踢打，以至于这个大沙袋竟被他打裂了……

还好，在11月的“首届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决赛中，宋福林夺得了“保安押运项目”全国第一名、“保安基本技能”第八名的好成绩，为四川代表队荣获团体第二名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时候，他最想感谢的，竟是当初那位在训练场上折磨得他抓狂的教练。宋福林告诉记者，自己长这么大共有两件难忘的高兴事，一是2004年当兵时荣获“优秀士兵”称号，二是2007年获得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项目冠军。“都是用血与汗拼出来的，感觉很好、很有分量。”

宋福林说，“其实以前退伍时想当警察，结果当了保安。这一行干久了，也就有感情了。”对职业的热爱与艰辛的付出，注定有丰厚的回报。宋福林先后荣获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授予的“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特别奖”、“全国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优秀奖”，荣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的“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于2008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冠军卫士”的头衔，他当之无愧。

2008年5月12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大地震突然袭来，灾区银行押运工作面临空前挑战。地震发生后，宋福林主动请缨，当天即带领八名队员开赴都江堰重灾区增援为各家银行执行守押任务的队友。他顶着余震的危险和呛鼻的灰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营业室危房中，用双手刨出埋在废墟中的钞箱，把大量现金和重要凭证押运至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中心。正是按照他编写的应急预案，保护了客户单位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成都市金沙博物馆是一个聚集部级宝贝的“重地”，其守护任务的特殊性、重要性尤甚。宋福林作为金沙遗址中队的主管领导，坚持每月对中队进行一次军事训练，每周进行一次服务技能学习，制定并按照“博物馆守护突发事件预案”进行训练和演练。金沙遗址中队从博物馆开馆以来驻防至今，从未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和其他治安事件。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5

    

一、导  言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研究，学者们在两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形成了共识：一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国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等只占有20％—30％的土地的权威结论；二是绝大多数学者否定了近代中国地权越来越集中的观点。①近代以来，随着市场逐渐扩大，工商业初步发展，而工商业利润大大高于农业利务水平而引起地主和富有资财者改变投资方向，财富分流，往往不再把土地作为最重要的或者惟一的投资对象；近代中国人口虽然没有显着增多，但是人多地的矛盾始终突出，诸子析产的财产继承制度对分散土地作用的力度有所加大；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对小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使其经济地位更加不稳定，但同时也增加了其改变命运的机会，抵抗土地兼并的能力有所加强；近代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依武力或强权，获取土地速度快，但是政局一变，财产消失得也很快。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总的来说，近代中国大土地所有制越来越弱，地主占有土地的最低额下降，中小地主增多，土地兼并越来越缓和，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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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章有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

   ②  参见叶茂《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第四次会议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l期；曹幸穗《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

 

近代中国地权变化虽然总体趋向分散，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域，情况则不一样，有时集中，有时分散，某地集中，某地分散。虽然大多数学者对“近代中国地权总体趋向分散”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对不同历史阶段地权变化的认识却又往往存在分歧。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有学者大致三种见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地权变化处于集中状态，甚至出现了恶性集中，我们称之为“集中说”。例如刘克祥先生认为1927—1937年，尤其是1932—1934年农业恐慌期间，“集中是地权分配的一般形态，其基本趋势和特征是，自耕农加速破产和无地化，中小地主没落，大地主膨胀，地权恶性集中”①。第二种观点认为近代中国地权变化总体趋向分散，30年代前期地权分配继续呈现分散态势，我们称之为“分散说”。例如郭德宏先生认为解放前几十年间，各地区地权变化的情况虽然很复杂，但总的来说，地权是越来越分散，而非越来越集中。尽管郭德宏先生没有用文字明确指出抗战前地权变化情况，但是，从“旧中国几十年间各阶级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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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另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地权集中趋势及其特点——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和《1927—1937年的地价变动与土地买卖——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l期)的相关论述。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金德群认为“******统治初期(1927—1936)农村土地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土地使用越来越零碎分散”、“农村土地关系急剧恶化与紧张”(《试论******统治初期农村土地关系的恶化》，氏着《民国时期农村土地问题》，红旗出版社1994年版)。曹幸穗通过比较工业、商业、金融业和农业利润，探讨苏南权变化状况，认为近代以来苏南地权总体趋向分散，但是19、20世纪之交的前后30年间，地权日趋集中，抗战前仍然保持集中态势，尽管速度较为缓慢(《论旧中国苏南土地占有关系的演变及其推动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鸣认为“从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自耕农的比例开始大幅度减少；随着政恶化的加剧，其减少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农村中赋税最主要的承担者自耕农阶层已经基本瓦解”(《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唐文起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土地集中现象日趋严重，并以江苏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状况发展趋势图”中可以看出，他认为30年代前期地权是趋向分散的。①第三种观点认为1912—1937年，“华北各省，除河南外，都是自耕农有较大增长，表现地权集中，但佃农比重是下降的。华中方面，江浙两省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其余安徽、江西和两湖则佃农比重是下降的，除湖北外，半自耕农比重增长，类似中农化趋势。东南3省无大变化。惟西南3省则是自耕农大量减少，佃农比重增加，尤其云贵两省，有明显的佃农化、无地化趋势。西北地区，这种趋势不很明显。”②总之，抗战前有的地区地权集中，有的地区分散，有的地区变化不大，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现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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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郭德宏：《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另外，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区域研究，认为抗战前地权趋于分散。例如，史建云认为“从民国成立到抗战前夕，华北自耕农比重逐渐提高，佃农比重则逐渐下降，自耕土地比重的上升更为明显。有人认为，30年代华北平原出现了自耕农佃农化的趋势，这种观点依据的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进行的农村调查”，言外之意，该结论是不能成立的(《近代华北平原自耕农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l期)。朱玉湘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地权有的时候有的地区集中，而不是每时每地都处在集中状态，并且地权总体上是趋向分散的(《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8—63页)。史志宏通过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北清苑县4个村地权变化的研究，认为地主富农占地比重明显下降，中农占地有所上升，土地分配呈分散或“平均化”的趋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土地分配及其变化——以河北省清苑县4村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292页。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说”以刘克祥先生的论述最为详尽，他从大量的中小自耕农失地破产、部分中小地主日趋没落、农户占田面积和阶层变化、大地主急剧膨胀等方面，论证30年代前期地权出现了恶性集中。但是文章也有论证不周之处，例如他没有很好地解释土地买卖清淡与地权恶性集中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对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趋势进行充分的动态论证。“分散说”虽然在某些区域和微观层面有非常坚实的史料支撑，但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例如它宏观论证不够充分，往往仅仅利用有关二三十年代地权分配调查或估计数字与土改之前的调查数字进行对比，然后就得出结论，认为地权始终处于分散状态，对其间的曲折变化缺乏分析，说服力不足；又如它很难解释30年代前期农户大量负债失地破产的史实与地权持续分散结论之间的矛盾。“现状说”分地域、分寸段论述，非常符合中国地权变化的特征。但是，一则它同样难以解释抗战前农户失地破产和“农村佃农化、农民无地化趋势主要是抗战以后形成的”论断的关系；二则它的主要根据是《农情报告》中的农户阶层变动，由于农产阶层划分存在缺陷，所以仅凭《农情报告》，对地权变化难以作出准确判断。

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进而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和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生计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希望本文的探讨，能够有助于近代中国地权变化的宏观研究。

 

二、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极高。据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研究所1933年和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年调查，本文讨论范围内，农户借贷状况如表1：

 

表1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借贷户数比重(％)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42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表1反映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的一般状况，实际上，局部调查资料显示，30年代前期农户负债比例远远高出此数。①通常债主对农产期短额小的借贷不索要抵押品，但是对期长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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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77—579、749—768页。

 

的借贷，由于债权人怀疑借债农家的偿还能力，所以往往不仅要有中人、借据，而且一般还要求土地抵押或典当。随着30年代前期农村经济衰退，农户负债比例增加，偿债能力减弱，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成数也有所增加。表2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的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况。

 

表2  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情形

   资料来源及说明：(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8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0年版，第538—540页，由于“抵押信用”包括了动产抵押和不动产抵押，所以土地抵押借贷的百分比实际要小一些。(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7)，第42页。(3)《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表2中抵押信用占农户借贷信用方式百分比和典押田地农产占总农户的百分比来自《农情报告》，相比较而言，可靠性较低；田地抵押借贷户数占农户百分比来自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资料，准确性较高。①依据土地委员会调查，长江中下游地区六省农户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可分为两种情况：江苏、浙江、湖南田地抵押借贷成数较高，平均为47．5％，比全国14省平均数高0．99％。安徽、江西、湖北平均为29．9％，比全国14省和江苏、浙江、湖南三省平均数分别低16．71％和17．6％。之所以出现这么大的反差，并非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农村经济状况较好，或者借贷条件不如江苏、浙江、湖南三省苛刻，而是因为该地区为国共双方发生激烈军事冲突的主战场，农户借贷更加困难，债主对拥有土地的安全性产生怀疑，所以大多不愿接受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也就是调查者所谓“殆以‘共匪’骚扰之故”②。

   上文农户土地典押借贷为宏观调查，下面我们看微观调查。据30年代对浙江平湖县六个区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占借款总数19．3％。③江苏吴江农户田单抵押借贷占60％。④李范对武进30户负债农家调查表明，以不动产为担保借款者，占借款总数40．7％，“私人借贷几全为不动产担保”⑤。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对市郊140户农家调查发现，自耕农、半自耕农用田地契约抵押借贷者分别占借贷总户数85．2％和78．4％。⑥据对湖北大冶160家农户调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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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农情报告》报告员来自全国各地2000余个志愿者，包括小学教员、地方士绅、基层官吏等，平均每县仅报告l—4次，以此代表全县乃至全国一般状况，可能有失偏颇。而土地委员会调查范围十分广泛，调查队伍数量极为庞大，调查者素质也高于《农情报告》报告员，所以，其调查结果应该更接近事实。

②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l编，“财政经济”(7)，第4l页。

③  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与平湖县政府编印：《平湖之土地经济》，1937年，第190页。

④  倪松年：《吴江农民借贷概况》，《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31日。

⑤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美国)中美资料中心1977年版，第46868页。

⑥  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8年版，第305页。

 

押、典卖田地户数分别占调查总户数的9．38％和3．75％。①金陵大学农经系对豫、皖、鄂、赣四省53县3066人(系农户户主)调查表明，负债者占总人数93％，其中，土地典质借贷者分别占28％、15％、3％和14％，安徽、江西、湖北三省平均约占10．7％。②

   关于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农户隐瞒实情。由于担心告知调查者抵押、典当土地，要向政府交纳契税，于是有的农户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情况。例如浙江农户土地抵押，要交纳抵价6％的税款，否则土地因抵押发生的地权转移，在法律上视为无效。③又如湖北黄冈每年土地买卖价额达数十万元，然而有关记载中典押件数极少，但是据潘沺观察，田地典押“其数当在买卖之上”④，因为农户为了避税隐瞒，以致无从查考。田地抵押契税负担情形，各地不一，大体而言，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承担，有时债权人基于债务人需款孔急，强迫债务人承担主要乃至全部税款，所以有可能是典押人隐瞒了土地典押数目，从而降低了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产土地两次乃至多次抵押，为了避免引起债权人的不满，也隐瞒了土地抵押、典当的实际情况。尽管如此，如果把上述各地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农户数占总农产数百分比和田地抵押、典当借贷借款数占总借款数百分比分别简单平均，则发现农产田地典押借款户数占借款总户数比重仍达37．48％，农户田地典押借款数占借款总数40％。由此可见，土地委员会调查的田地典押借贷农户占农户数百分比基本接近事实，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大约有40％左右的农户典押了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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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②  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

③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④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

60辑，第31119页。

 

上文反映的是静态状况，下面我们看各地农户田地典押借贷动态情形。从表2看，1934年江苏、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西六省典押土地农户分别为占农户数的38％、47％、38％、42％、44％、42％，而1935年则分别上升到41％、60％、47％、50％、50％、50％，尽管上文说《农情报告》数据不太可靠，但是结合其他材料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典押土地农户比例上升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量局部调查资料支持同样的结论。例如，1930年江西寻乌、兴国，农民借钱一律需要抵押。①1934年湖北京山、随县等地，抵押借贷极为盛行。据1934年对湖北蕲春调查，以前该县民间借贷“泰半系信用借贷性质，但近年以来，抵押借贷亦极盛行”②。从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浙两省农村调查自耕农减少、贫雇农增加看，自耕农及其以下阶层农户典押土地比例毫无疑问地在增加，调查人员在浙江崇德县调查时感叹道：“全县农户负债者，竟在百分之八强，但调查时，农民大多不愿意告诉人家，所以实际因借贷抵押的田亩数无从知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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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201页。

   ②  参见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33页。

三、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土地抵押借贷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虽然它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其实质基本上是一样的。一般而言，土地抵押借贷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签订契约，将土地抵押给债权人，向其借贷，债务人借得现款或实物后，抵押土地权属仍归债务人所有。

   据30年代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土地抵押借贷大体分为“定期回赎”和“不定期回赎”两大类9种形式。“定期回赎”按交付利息的手续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在指定回赎日期一并交付本利，该种形式又分为4种情况，即立借票，另附卖活契作抵；以卖绝契作抵，契尾注明抵借；以卖活契作抵；以戤田契作抵；二是在赎田之前分期零付利息，此种形式又分为以借票作抵和以抵契作抵两种情况。“不定期回赎”的抵田方法分三种，一是按月计利，每年分两次付利，如三期无利，即由债主收产管业；二是按年付利，如利不清，也由债主执契管业；三是如利不清，以田中出产抵偿利息。总的看来，定期取赎的条件稍微宽松，不定期回赎的条件在有的地方则极为苛严。例如吴兴县汤村按月计算利息，每年分两次付息，债务人如果拖欠3期，就丧失了取赎权。新登县按年计算利息，每年均须支付利息，一次也不能拖欠，否则抵押的田地就永远归债权人所有，债务人永远不能回赎。①

   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和偿还方式，各地不一。据韩德彰在浙西农村调查，一般是年利2分。②江苏无锡借钱100元，需田1．5亩做抵押，年利2分者每5年一计，年利1．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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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

   ②  韩德彰：《浙西农村之借贷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3卷第2期，1932年6月。又，浙江各地土地抵押借贷利息高低不齐，“但(年利)通常亦在二分以上，至于普通借贷，利息三分乃是平常的事”(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例如义乌借钱100元，用半石田做抵押，最轻的年利是2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58页)。

 

者须年年支付，届期不还本金或欠息，债主即可没收土地而使债务人成为永租佃。①湖南田地抵押借贷称为抵契，抵契逾期不赎，或者执契管业，或者发售偿款。麻阳抵田，3年不付息，则要“管业耕田”②。江西都昌、南昌以田地抵押借贷，契约正文与卖契无异，仅在年月以外另加附约，说明押钱若干，债户一旦拖欠本息，债主就可裁去附约，执契管业。③安徽“太和以麦、豆履行钱债者，以地为抵押品，书立借券，谓之钱稞。其偿还期，多在阴历五、九两月之内，逾期不能履行，即由债权人收地管业，俟利偿清后，则仍返其原产。”④

   农户因土地抵押借贷是否会丧失地权，与利息的高低和期限的长短关系密切。从上文所述各地农户土地抵押借贷情况看，尽管利息已经不低，但是较之30年代前期非土地典押借贷还是略有逊色。从土地抵押期限看，时间一般都比较短，例如江苏松江、昆山、吴县、武进、宜兴、镇江、江都、淮阴、萧县、灌云、东台、靖江等地，土地抵押借贷年限分别为1．86、2．67、3．65、4．57、3．25、3．5、3、2．83、1．8、1．2、3和1．8年，平均为2．7年。⑤有的地方，债务人在保证付清利息的前提下，可以延长抵押期限，但在绝大多数地方则不行。于是，债务人用作抵押借贷的土地，在抵押期满后有两种去向：一是债务人按契约规定，清偿债权人本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借贷关系解除，债权人对债务人曾经抵押的土地再无任何权力，债务人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二是债务人没有能够履行契约规定，例如拖欠利息、没有偿还或者部分偿还本金，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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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377页。

②  陆国香：《湖南农村借贷之研究》，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5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51页。

⑤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22页。

 

人或者没收债务人抵押的土地，直接执契管业，或者要求债务人将土地作价绝卖，或者将抵押土地加价改为典当。30年代前期大量调查表明，农户一般是先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偿清本息，再请人作中，向债权人请求将抵押土地改为典当，所以“抵押土地者恒较多于典当土地者，而典当者又有十之八九先由抵押而来”①。例如，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江苏邳县田地典当非常流行，农民卖去土地通常要经过抵押、典当等步骤，一般约占七八成。②

   土地典当也是物权信用的一种方式，出典人就是债务人，承典人就是债权人，在出典人未清偿本息，即承典人暂时拥有出典人出典土地权属时，对承典土地，承典人或自己经营，或出租与他人，从承典田地获取之收益即为出典人借贷利息。土地典当期满，只要出典人根据典契偿清本息，即可撤消典契，重新获得出典土地的法属物权。但是到期如还不能清偿债权人本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债权人将债务人借款本息合计，如出典土地借款已达到该土地所值一般市场价格，典地就被承典人没收。如果土地典价本息总数离该典地市价尚有差距，则承典人添价绝买承典土地，从而实现典当土地物权的最终转移。对承典人而言，他获得了承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对出典人而言，他最终丧失了出典土地的法定所有权。

   土地典当借贷系以土地收获物作为利息，如果以对承典土地出租后所入租额计算，一般而言，债权人因承典土地所获利息极高。例如，据对江西4县24区调查，永修县租额占典价46．7％，清江县占20％，各县平均，租额占典价28．49％。③由于土地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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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10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6—40页。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8页。

 

期间农户失去了部分乃至全部土地收益权，所以经济实力必然更加下降，还款更加困难。由此看来，农户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是否会导致丧失地权，土地抵押期内能否回赎至关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借贷数目较小，利息稍低，如果在此阶段未能取赎，而转入典当阶段，农户在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后，回赎的可能性就更小了。据调查，土地典当期限较之抵押期限稍长，例如据对江苏12县土地典当期限调查，平均为4年①；江西典期大约在3—5年，平均3．68年②；湖北大冶平均3—5年。③也就是说在3—5年内出典人备足典当仍可回赎，在社会承平、经济状况较好的年头，能够回赎者不乏其人，甚至占很高的比例，但在30年代前期能够回赎者已经是少而又少了。所以，土地典当契约往往是绝卖的先声，正如孙晓村所说：“农民将土地典押之后，在这种越来越重的剥削关系之下，万难更生，所以结果总是不但负担了高利息，而且还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土地让渡与地主。”④

   近代以来，中国小农负债率一直就比较高，并且土地典押借贷也同样占有很高的比例，农户因此失地者经常见诸史乘，但是地权分配却总体趋向分散。本文从农家负债与土地典押借贷人手，分析农户失地状况，并进而分析地权异动，这种论证方式是否能够成立呢?当然，农户土地典押借贷同丧失地权不是线性关系，从土地抵押到土地典当，再到丧失地权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变成现实，关键是看借债农产是否能够按期还本付息，所以，这里有必要考察30年代以前农户的负债比例和还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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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30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07页。

   ③  李若虚：《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42辑，第21095页。

   ④  孙晓村：《现代中国之农业金融问题》，《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10月冬季号。

 

总体看来，20年代农户负债程度虽然也比较高，但是远远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水平。①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产负债比例剧增，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的巨大影响、自然灾害频仍而猛烈和苛捐杂税增加等原因，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20世纪上半期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虽然一直处于慢性危机之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30年代前期的严重程度。②相比较而言，20年代及其以前农村借贷利息总体上低于30年代前期③，农产土地抵押、典当借贷比例低于30年代前期，但是还债水平却高于30年代前期，所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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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71—489页；第3辑，第388—496、749—780页。

   ②  参见徐畅《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影响散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4期。又，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在1928—1933年间，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也许永远无法搞清楚，但产生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是清楚的，那就是市场动荡冲击了整个农村”(〔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③  例如，据调查，20年代中期以前，浙西、浙东，江苏江阴，湖北谷城、广济、通山、京山、巴东、麻城、郧县，赣南等地农村借贷利息，一般都在2分，重者也就3分为止(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40—545页)。又据金陵大学调查，1935年安徽、江西、湖北私人旧债月利分别为2．9分、1．7分、2．6分，而新债则分别为3．9分、1．6分、2．9分(郑槐：《我国目下之乡村借贷情形)，《农林新报》第424号，1936年6月1日)。1931年长江大水后，农村借贷利息更是飞涨。对此，卜凯评论道：“利息如此之高，多数农人，决无法清偿，势非尽丧土地不止，则结果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矣”(转引自夏明方《对自然灾害与旧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制度相互关系的再思考》，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应的农户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比例也应该低于30年代前期。①大量史实表明30年代前期农户很难按期偿还借款，据《农情报告》报道，1934年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六省未能还清债款的农户分别占负债总农户57％、54％、52％、55％、56％、49％，1935年分别为63％、63％、60％、67％、62％、59％。②又据江西省政府统计室农村金融调查，1936年江西56县中，农户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之比例，全县2～3成者24县，5成者11县，1成、6成者各1县，4成、7成者各四县，8成者2县，9成者1县，总计半数农户到期不能还债。③不仅宏观调查如此，微观调查亦然。例如江苏铜山县八里屯“全村农民已经破产的约在半数以上，耕地愈当愈少，债台越筑越高；因此支付能力格外薄弱，无力纳税，无力付息。这使地主和债主也惊慌起来。”④宜兴债户“对于所负之债务非特不能按期偿清，且有抵赖本金之企图”⑤。既然农户不能按期偿还债务，那么，从土地低押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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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例如据20年代末期对湖北阳新、武昌、鄂城等县农村调查，无沦是典田农户占总农户百分比，还是农户典田数量占其所有田地数量百分比都比较低，而且回赎率一般都很高(参见赵学诗、叶雅各《阳新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9期，1929年3月20 日；《武昌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月20日；《鄂城县调查统计说明书》，《湖北建设月刊》第2卷第1期，1929年7月20日)。

   ②  《近两年来农家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

   ③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278页。 

   ④  铜山民众教育馆《八里屯农村经济调查报告》，《教育新路》第12期，1932年12

⑤  徐洪奎：《宜兴农村信用之概况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382页。  

 

土地典当，进而由土地典当发展到丧失地权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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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上文所述可知，土地抵押、典当期限合计，一般在5—8年之间，土地典押借贷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本文讨论的时限，也就是说在本文讨论的时段范围内，不能完全观察到30年代前期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讨论20世纪30年代前期地权集中的特点时加以解释。

四、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下面我们看各地农产因土地抵押、典当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

据农村复兴委员会调查，1933年江苏盐城富农、中农、贫农出卖的土地分别相当于1928年土地数的10．8％、0．4％和10．2％。启东除地主买进土地以外，其余各类农户都在买卖中丧失土地，8个村中农和贫农分别卖出44亩和5亩，占1928年总土地数的8．84％和6．64％，富农、中农、贫农典出土地数分别占1928年总数的O．8％、1．66％和3．3％，回赎率均为零。②武进县1930年以后土地买卖减少，“一般小农，因所入不敷所出，渴望经济上之救援，因对于其土地不肯贸然出售，不得已而投入高利贷之门，任人宰割，及后，农人因经济不堪压迫”，只有将土地抵押借贷，届期不能归还本息，进而转为土地典当，所以“一反十几年前之现金购地，变成高利贷之兼并”。③震泽“租田者无不放债，放债者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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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40页。又，按农村复兴委员会规定，“自种自田，或租种多数租田，不雇工耕种，亦不被雇于人，仅足保持简单再生产者为中农；耕种少量自田或租田，即靠其他收入亦难维持生活，其再生产趋向缩小者为贫农；自己完全不耕种或仅耕种极少数农田，其大部或全部时间被雇佣为农业劳动者为雇农”(参见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凡例”；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凡例”)。由此可见，在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中，中农大体相当于《农情报告》和土地委员会调查中的自耕农，贫农大体相当于佃农。

   ③  李范：《武进县乡村信用之现状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8辑，第46939—46940页。

  

有租田，农民既一借债，终必为佃户，更不得不借债，二三年间而片瓦无存者比比皆是”①。吴县“农村因生产力锐减，经济濒于破产，以至自耕农不得不将土地求售于大地主，以调剂播种用，年复一年，自耕农变为半自耕农矣”②。据秦翊对江宁县lO个村庄287家农户调查，30年代前期丧失部分地权者达113家，平均每家典出1．84亩，卖出5．8亩，其中因为借高利贷丧失的土地占78．4％。③铜山县的状况在苏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众多小农户因天灾****负债，“一时无法偿还，只能将已有的田地，暂时押当，得值还债，以资周转”，但一旦负债，很难短时期内还清，所以“农村中占主要成分的自耕农普遍的呈着破产的现象，负债的结果，他们的土地渐渐地缩小，大部分流到了地主的手里，小部分散到克勤克俭的佃农手中去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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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E179页。

   ②  朱梦梅：《吴县农村之经济危机》，《农村经济》第2卷第1期，1934年11月1日。

    ③  秦翊：《农村信用与地权异动关系的研究》，《地政月刊》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原文计算有误，已更正。

   ④  刘承章：《铜山县乡村信用及其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0辑，第47579—47580页。

 

着名经济学家何廉、方显廷1934年对浙江农村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后认为，自耕农因负债丧失土地是普遍的事实。“特别在浙东一带，原来之小自耕农，因受苛捐杂税之压迫，与大利债主之剥削，已多卖其田而成佃农焉。结果此处土地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且此少数人非土着。吾人应注意一种田地抵押制度，盛行于浙省，有使承抵押者与抵押者之关系等同于地主与佃农关系之趋势。在此制度之下，抵押田地之主权，归抵押者，抵押者耕种承抵押人田地，并给农产一部分与承抵押者，作为抵押利息，自表面上观之，抵押者是一自耕业主，但在实际上，已成为佃农。”“浙江农场租佃之增加，与农场缩小之情形，同时发生，各处皆然。”①对于何廉、方显廷这段话，我们应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原有自耕农丧失土地，土地趋向集中；第二，抵押土地的自耕农实际上成为佃农，笔者称之为“虚名自耕农”；第三，土地流向不在地主手中。

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浙江农村调查后认为，“借贷关系实处于掮客地位。因为农村中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其最重要的杠杆首推高利贷。”②地权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典当和买卖，“至于典当之后能备价赎回者，在过去的时期，约占典出亩数百分之六十，到了近年以来，则典者既少，能赎回者，更是绝无仅有的事”③。东阳县因为宗法关系，地权转移较小，但也不乏因为借贷而典地者，虽然这种借贷方式不至于一下子完全丧失土地，但“现在农村经济是走入了没落的险途，贫苦的农民哪里有钱来回赎呢?所以这种希望也只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及了。”④崇德农村土地买卖，有“四分之三是经过典当这一手续的”，而且“典出的田亩，大部分是没有力量去回赎，只有找价绝卖以救目前急需罢了”。⑤崇德8村1928年有118户中农，除去分家关系，1933年共有21户沦为贫农⑥，地权变动主要是因为农民田地抵押借贷，进而典当田地，最后绝卖。农户“出典的田产能回赎者甚少，在崇德各村不到十分之二，吴兴亦绝少。出典田多的，大多是贫困的农民。”崇德8个村从1928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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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何廉、方显廷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四四／2104。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0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7页。

   ④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0页。

   ⑤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81页。

   ⑥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1933年中农和贫农共典出59．4亩，但“赎回的未见一亩”①。海宁、杭县、吴兴农村农户卖地，经过先典后卖程序者占6—8成，崇德少者5成，多者9成，普通7成。②永嘉农民出卖土地前普遍经过抵押、典当，一般占8成，“至于已经典出的田地而能赎回者，那是很少很少的事”③。

   安徽“年来水灾频繁，富绅趁小农求生不得之际，以低价广事收买田产”，故“水灾一过，富绅之田产，必随以大增，而自耕之小农咸一变而为佃农”。④据对滁县张八岭70户佃农由来调查，“有一年而典当土地全部以尽者，有五年中连续典当全部家产以尽者”⑤。据郭汉鸣、洪瑞坚调查，阜阳自耕农或大率负债，或既已典当土地而降为佃农。第四区刘寨、马寨1930年原有自耕农及地主兼自耕农32户，但到1935年调查时，地主兼自耕农和自耕农典当土地户数分别为2户和5户。地主兼自耕农当去土地的2户中，1户降为自耕农，当去土地的5户自耕农中，2户降为自耕农兼佃农，1户成为佃农。现存5户自耕农全部以土地作抵押向地主刘某借债，换言之，该5户自耕农已经成为前文所说的“虚名自耕农”，调查者称“皖北其它各县农村中情形大率类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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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5页。

   ②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6页。

   ③  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⑤  郑槐：《滁县张八岭农佃制度调查》，《农林新报》第370号，1934年12月1日。

   ⑥  郭汉鸣、洪瑞坚：《安徽省之土地分配与租佃制度》，正中书局1936年版，第46—47页。

 

江西经过连年战乱和灾荒打击，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波及到中国后，农户入不敷出，负债连连。据土地委员会对永修、南城、清江、莲花28区农户土地典当原因调查，家用不敷者17区，约占61％。①并且因为负债，农户土地典押借贷者所在多有。据土地委员会对南昌1745家农户调查，转移地权面积达6763．67亩，平均每户转移3．87亩。又据对1936年1—6月南昌县土地转移登记统计，总共1107次，平均每月184．5次。就全省范围看，地权变化也是逐年增大。土地买卖契税的增减能够说明地权变化状况，因为契税即政府按买价向土地购买者征收的税款。契税多，说明土地买卖频繁；契税少，说明土地买卖清淡。1932—1935年江西土地买卖契税收入总数分别为16．2万元、19．8224万元、24．477万元、39．2149万元②，说明30年代前期江西地权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动，农户丧失了部分土地。

   湖北黄梅农户“俗尚守成，不轻卖产”，但是30年代前期“接连荒歉，用度不敷，卖田之风，日渐盛行”③。据程理锠研究，30年代前期湖北“自耕农户之大量减少即足以证明地权异动之激烈”，“农民放弃其土地所有权者，日渐增多”。④

总之，由于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经济衰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负债比例上升，还债能力下降，所以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各地农户均因土地典押借贷而丧失了一定数量的土地，从而造成了地权趋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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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391页。

   ②  孙兆乾：《江西农村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408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5页。

   ④  程理锠：《湖北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6辑，第45695—45696页。

五、中微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考察了农户土地典押借贷百分比、借贷利息和期限、从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各地农户因为土地典押借贷丧失地权的状况。下面再通过局部和区域等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迁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现象。

   通过农户阶层变化论证地权趋于集中，主要是从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和佃农增多来说明。当然，这种论证方式也有一定的缺陷。例如，30年代前期关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划分，没有考虑田产多寡，“自耕农”不但包括贫农、中农和富农，而且包括经营地主，半自耕农和佃农可能是贫农和中农，也可能是富农。又如，这种划分方式没有涉及已经完全失去土地和失去部分土地从而成为雇农以及失去土地而离村的农户。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农业经营的统治形式是小农经营，佃农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村中最贫困的阶层，而且，地权的集中、农民的失地和无地化趋势在农户结构方面，通常总是表现为自耕农的减少和半自耕农、佃农的增多，因此可以作为地权集中的标志，虽然这种标志是不完全的。①

据******江苏省高邮县党部宣传所调查，1930、1931、1932年高邮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58％、42％、40％，21％、15％、15％，21％、43％、45％②，也就是说3年期间自耕农下降了18％，半自耕农下降了6％，而佃农上升了24％。丹阳县自太平天国之后，地权一直比较分散，自耕农数量较多。例如该县第三区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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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O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②　吉：《高邮农民惨痛生活一般》，《农村经济》第l卷第6期，1934年4月1日。

 

年以前，自耕农几乎占半数，半自耕农次之，佃农比重甚微。但是其后因受经济窘迫影响，自耕农典地者增多，故数量急减，佃农数量剧增。1931年和1936年丹阳第三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比例分别为：45％、30％；40％、35％；15％、35％。①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各下降了15％和5％，而佃农上升了20％。30年代前期吴江县自耕农明显衰落，佃农在各类农户中所占比重，有的地方高达95％，最低也占40％。②据1933年秋天调查，如皋县自耕农占16．9％，半自耕农占7．7％，佃农占75．4％，盐城县佃农占十分之七八。③据1934年调查，铜山县自耕农占15％，佃农占50％，其余为半自耕农。④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盐城、启东、常熟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3。

表3  江苏3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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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3页。

②  潘沺：《江苏省地政局实习调查报告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18辑，第62758页。

③  张惠群：《江苏省土地局南通盐垦公司实习总报告》，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08辑，第57393．57403页。

④  李惠风：《江苏铜山县的农民生活》，《中国农村》创刊号，1934年10月。

 

从表3可以看出，1928—1933年，除盐城外，启东、常熟几个村无一例外的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总体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至于富农比例略有下降，地主阶层变化不大，主要是因为土地流向城居地主。①

   据对浙江平阳县古祝乡调查，1929—1932年佃农指数由100递增为110、120和125。②吴兴原本是浙西大地主的王国，30年代前期自耕小农的田产纷纷为大地主兼并，结果大地主田产进一步增加。③嘉兴县“因受农村经济崩溃之影响，(自耕农)多数系不能维持其生计，变卖田产者有之，典卖田产者有之”，“于是自耕农日渐衰落三分之一，而佃农逐渐增加”。1930、1935年嘉兴县自耕农分别占27．6％和18．2％，半自耕农兼佃农分别占36．3％和34．5％，佃农分别占34．5％和45．4％④，5年间自耕农下降了9．4％，半自耕农兼佃农下降1．8％，而佃农则增加了10．9％。1928—1933年崇德许多中农沦为贫农，贫农急剧地增加⑤。龙游县1928—1933年“田产转移中最可注意的，便是贫农及雇农阶层中所卖出的田，占了他原有面积的百分之四十”，“中农递降为贫农者，有四分之一之多”，同时地主明显增多。⑥据农村复兴委员会对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庄调查，因为土地典押买卖，1928—1933年农户阶层变化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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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徐畅《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主城居述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

   ②郑洪范：《浙江平阳县古郑乡的真况》，《申报月刊》第4卷第7期，1935年7月5日。

   ③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第32卷第8号，1935年4月。  

   ④钱承泽：《嘉兴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9辑，第30253—30255页。  

   ⑤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7页。

   ⑥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24—25页

 

从表4可以看出，如同农村复兴委员会对江苏农村的调查，1928—1933年，龙游、东阳、崇德、永嘉几个村也基本上是中农所占比例下降，贫雇农比例上升，表现为地权趋向集中。地主、富农阶层变化不大，主要因为土地流向何廉、方显廷所说的“非土着”地主手中。

 

表4  浙江4县农户阶层变迁(1928—1933年)   总户数=100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65页。

 

   据对安徽合肥南乡和北乡180家农户调查，1930年和1935年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地主兼自耕农、地主兼佃农的百分比分别为25．57％、22．77％，2．27％、2．22％，70．45％、73．33％， O．57％、0．56％，1．14％、1．11％①，由此可见，农户变迁中较为激烈的是自耕农比例下降和佃农比例上升，而地主变化则较小。有人对安徽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农户阶层变化做了调查，结果如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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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世昌：《合肥租佃调查》，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58辑，第29826页。

 

   分析表5可见，凤阳、寿县、五河3县12个村自耕农所占比例普遍下降，而自耕农兼佃农和纯粹佃农所占比例都上升了。

相比较而言，湖北在南方属于地权比较分散的省份，农产以自耕农为主。但是30年代以来，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佃农增加，土地趋向集中。据调查，1931—1933年湖北宜城、枣阳、钟祥、广济、蕲水等县都是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例如，宜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55％、65％、65％，自耕农分别占35％、20％、20％，半自耕农分别占10％、10％、15％。①据1927年对黄冈农村调查，佃农所占比例不高，一般为十分之三四，自耕农、半自耕农超过半数，占十分之六七，雇农寥寥无几。但30年代以来，“因农产物价低落，农村破产，自耕农、半自耕农被迫变卖田产，以救目前之急，大半变为佃农，佃农则变为雇农，结果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减少，佃农数量增加”②。

表5  安徽3县12村中农自耕与佃耕成分增减表(户数％)

据调查，1931—1933年湖南汉寿、桃源、永顺、益阳、长沙、邵阳、晃县、衡阳、永兴、阳明等县农户阶层变化均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增加。例如，桃源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75％、80％、8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③又如阳明1931—1933年佃农分别占40％、50％、50％，自耕农分别占20％、15％、15％，半白耕农分别占40％、35％、35％。④30年代前期临武不但佃农无法谋生，即使中农和较富裕的农民亦大呼困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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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国经济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G24—25页。

   ②  潘沺：《黄冈县之租佃制度》，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60辑，第31107—31108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0—31页。

   ④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页。

 

小农破产，地权趋向集中。①湘西溆浦土地主要为中小地主所有，其次为大地主和小农所有，但是“近年来农产歉收，一方面使农民粮食缺乏，他方面则促成物价高涨。从此一般小自耕农和佃农，逐渐不能维持生计。”②

   据调查，1931—1933年江西临川、都昌、余江、南城、新淦、清江、安福、吉水、永丰等县农户阶层，或者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或者自耕农、半自耕农变化不大，但是佃农大幅增加，总体看来，地权趋向集中。例如永丰193l—1933年佃农分别占40％、40％、45％，自耕农分别占20％、20％、15％。③即使是非国共战争地区，1920年代末期以来，因为“各种农工，人不敷出，负担日重，累赔之多，不得不出于典卖田产之一途，故有大多数自耕农变为佃农，佃农变为雇农者”④。

总之，尽管各地农户阶层变化存在差异，而且一些地区地权即使在30年代前期仍然保持分散趋势⑤，但是，从总体上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的变动以自耕农减少，半自耕农、佃农增加占主导地位，诚如全国土地委员会调查报告所说，“租佃制度有与年俱增的趋势”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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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后秀：《湖南临武农村经济一瞥》，《新中华》第2卷第16期，1934年8月。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0页。

   ③  《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31—32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5页。

   ⑤  参见《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G1—44页；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l期。

   ⑥  全国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版，第12页。

六、宏观层面的地权集中考察

 

   上文通过中、微观层面的农户阶层变化，论证了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地权的集中趋势，下面再以省为单位，对农户阶层变化进行宏观考察。关于省级农户阶层变化，学者们经常引用的是《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国民政府主计处编制的《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的有关数据。现在依据这两个材料，把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情况制为表6。

表6  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阶层变化(％)

 

 

   资料来源：(1)《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28—730页；(2)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

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年版，第6—7页。

由表6可见，按照《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佃农阶层1931—1936年平均减少1．67％，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 O．83％和1．28％。按照《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根据《农情报告》第6卷第6期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和金陵大学调查数据加权平均编制)，佃农和半自耕农1931—1936年分别增加O．33％和 O．5％，自耕农减少1．83％；1931—1937年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分别增加O．67％和1．67％，佃农减少2．33％。从表6我们还可以看出，只有湖南和江苏分别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表现为自耕农减少，佃农和半自耕农增加，符合地权集中的结论。而其他各省无论根据那种材料，农产阶层变化都显得非常混乱，而且基本上是佃农阶层减少，自耕农和半自耕农阶层增加，据此似乎应该得出地权分散而不是地权集中的结论。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假象。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隐蔽性，即地权转移的幅度和转移的过程都不是十分清晰，必需经过认真辨析，才能看清其面目。

首先，自耕农占有田地数量变化与地权异动。表6只是反映了农户阶层变迁状况，而没有反映各阶层农户土地占有数量变化状况，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农户阶层变化——比如自耕农比例有所增加，就遽然得出地权分散的结论，30年代前期一部分自耕农“身份”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却减少了，即成为笔者所谓的“虚名自耕农”。例如，据调查，1928—1933年常熟7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1．105亩，崇德8个村中农占地平均减少 O．17亩。①无锡自耕农占田面积30年代前期急剧缩小，全县10亩以下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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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1页。详细情况参阅《江苏省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附表。又，我们不能轻视小农丧失少量的土地的意义，对于占地本来就不多的小农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损失。

 

1922、1927、1932年分别为38．35％、41．5％和50．3％。①据1937年7月调查，常熟全县80％的土地为地主所有，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土地不及20％，每户农家所占耕地平均约为3—5亩，有的往往只有数分而已。②所以即使在有的地区，自耕农数量确实较多，但由于大多数自耕农占有土地面积缩小，地权仍然趋于集中③，此其一。如前所述，有的地区农户田地抵押借货后，虽然名义上仍然是自耕农，实际上已经成为佃农，但是在农户阶层统计上，这种变化还没有能够反映出来，此其二。凡此都说明从某一个角度上说，自耕农阶层些微增多，并不一定就说明地权趋于分散。此外，表6还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无论是依据《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数据，还是依据《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数据，绝大多数省份半自耕农阶层比例上升，应该主要视为自耕农失地所致，因为30年代前期由雇农和佃农阶层上升为半自耕农的可能性非常小。

其次，通过农产阶层变化分析地权异动，必须考虑30年代前期农民大量离村因素。当时就有学者指出，“近数年来水旱频仍，无地农民无以聊生，弃耕而流亡者为数甚多，佃农减少，自耕农之比例即相形而似有所扩大，实则并无增加”④，章有义先生也有类似提醒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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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唐文起：《抗战前江苏农村土地所有权浅析》，《民国档案》1993年第3期。

    ②  李若虚：《常熟县地政局实习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99辑，第52166页。

   ③  参见刘克祥《20世纪30年代土地阶级分配状况的整体考察和数量估计——20世纪30年代土地问题研究之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1期。

   ④  赵宗煦：《江苏省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87辑，第46149—46150页。

   ⑤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30页。

 

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家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8％、10．2％、6．7％、7％、4．3％和2．7％，据1935年调查，上述六省占地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53．3％、50％、44．6％、30．1％、52．1％和62．8％，占地5—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农户离村总数23．3％、33．3％、25％、35．4％、36．5％和28．2％，两者合计，占地10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离村农户总数76．6％、83．3％、69．6％、65．5％、88．6％和91％。①根据上述数据计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5亩以下离村农户分别占所报告各县总农户4．26％、5．1％、2．91％、2．1％、2．24％和1．69％，5亩至10亩离村农户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1．86％、3．39％、1．67％、2．47％、1．56％和O．76％，10亩以下农户全家离村者分别占各县所报告总农户6．12％、8．49％、4．58％、4．57％、3．8％和2．45％。由此可见，所谓“全家离村农户”基本上为占地10亩以下农户，如果把这个数字加入各省佃农或者半自耕农占总农户百分比，则可以看出佃农和半自耕农阶层所占比例明显增加，说明地权趋向集中。

又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在一定时期内，农村劳动力总量和各阶层劳动力数量分配应该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各阶层劳动力变化也可以侧面反映地权变化状况。据陈正谟调查，30年代前期浙江浦江“年来农村经济破产，农人生产不易，因之，农工特增。最近，减低工资亦无雇主。”②嘉兴雇农各处都有增加，原因之一是“本地农村经济衰落，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复沦为佃农，一部分沦为雇农，无形中增多雇农之数量”③。江苏武进因为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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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886—887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4页。

③  冯紫岗编：《嘉兴县农村调查》，浙江大学1936年版，第100页。

 

过剩，造成工资低落。①安徽泗阳“农工太多，其原因大多由于前年(1931年)大水为灾，农村经济濒于破产。一般平民为维持生活计，不是卖地，即是借债，以致多数自耕农及佃户一变而为农工，以谋生活。”②湖南沅江县农工“近三年(1931年以来)来总是呈现太多。其原因由于农村经济拮据，捐税繁多，致使失业者众，小农户亦变为雇农了。”③据1933年调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雇农分别占各该省农村人口11．09％、6．04％、10．87％、8．24％、8．78％和9．27％④，这个比例明显高于从前⑤。总之，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雇农普遍增多，主要由小农失地破产而来。

最后，表6中的农户阶层变化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表6没有一一列出农产阶层历年变迁状况，如果分析其历年变动情形，真可谓漏洞百出，我们以《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中农户阶层变迁略作评论。⑥先看佃农阶层变化情况。江苏佃农1932—1933年上涨14％，1933—1934年又下降5％；江西1933—1934年减少16％，1934—1935年增加5％；湖南1935—1936年增加3％，1936—1937年又减少6％，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年之内佃农阶层发生如此大的变动，实在令人费解。自耕农阶层变动状况也是如此。江苏1932一1933年自耕农减少19％，1936—1937年减少6％；江西1933—1934年增加11％；湖南和湖北1936—1937年分别增加5％和6％；江苏1936—1937年减少6％；浙江和安徽均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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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履鸾：《江苏武进物价之研究》，《金陵学报》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第24页。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686页。

④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770页。

⑤　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449—463页。

⑥　参见国民政府主计处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6—7页。

 

一年之间，自耕农阶层如此大起大落，恐怕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1933—1934年湖南半自耕农增加5％，江西增加5％；湖北1935—1936年减少5％；安徽1933—1934年增加8％，1934—1935年减少5％，同样很难做出有力的解释。此外，《农情报告》第5卷第12期和《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两个材料关于同一省份某一阶层农产同时期内的变化，相互之间出入太大。例如，依据上述两种材料，1931—1936年江苏佃农分别减少4％和增加8％，自耕农分别增加5％和减少11％，半自耕农分别减少1％和增加3％，凡此，都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说有关30年代前期农户阶层变迁数据只具有相对意义，只有结合其他材料综合运用，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6

论文关键词 动产 抵押 客体

动产抵押制度虽然于罗马时代已经存在,但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而在当今中小企业信贷市场紧张的环境下,动产抵押应运而生,重新成为企业融资的一大手段。动产抵押的最大特点在于抵押人可以在继续保留对其动产占有的情形下,将该动产用于担保。对活跃金融、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实现‘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念,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我国现有的动产抵押制度还存在诸多缺陷,比如对抵押客体的规范不够明确,这不利于企业融资,影响交易安全。因此,探讨动产抵押客体的范围显得尤为必要。

一、动产抵押制度的价值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健步如飞地发展,传统的不动产抵押制度和动产质押制度已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各经济阶层对于债权担保需求。企业为了谋求一席之地以及扩大再生产,无不对资金融通产生了极大需求。而我国金融机构却对中小型企业“惜贷”、“慎贷”,对抵押客体却过分依赖不动产,使得中小企业融资依然举步维艰。事实上,在社会的财产结构中,动产较之不动产占多数。现代企业主要财产形态为机器、设备、原材料等动产,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拥有大量闲置的动产。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担保制度过分依赖不动产却对企业所有的价值不菲的动产过分挑剔。若不将这些动产加以利用,有悖于“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现代经济理念,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动产资源的枯竭势必将动产抵押再次推向广大的信贷市场,从而促进融资良性循环,带动经济发展。

二、动产抵押客体的相关立法及分析

(一)各国立法例

罗马法的抵押制度对大陆法系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至今很少有在民法典里明确规定动产抵押制度,一般只将其作为特殊形式予以规定。加拿大魁北克省较为特殊,《魁北克民法典》第265条第1款规定,动产、不动产或动产和不动产的集合体都可以设定抵押;第2款规定,设定担保的时候不必移转占有,因此动产可以设定抵押;第2663条规定,动产抵押只有在登记后才能对抗第三人;第2696条规定,不移转占有的动产抵押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才有效,财产由债务人继续占有。这实际上已规定了较为完整的动产抵押制度。

英美法系动产抵押制度甚为发达。在19世纪末,美国在普通法上发展了动产抵押制度,曾有统一动产抵押法。二战以后,美国的统一法运动开始逐步推动了担保法的统一。《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编进一步整合其动产担保的各种形态,规定了统一的动产担保权,其制度的先进性成为动产担保制度的领跑者。 目前已有相当多国家继受了该制度。

我国台湾继受美国法于1963年制定公布了“动产担保交易法”,其中对动产抵押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该法规定:“机器、设备、工具、原材料、半制品、成品、车辆、农村渔牧产牲畜以及小船,均得为动产担保交易之标的物”。

(二)对我国现行动产抵押客体制度分析

1.现行法律中的相关规定。《物权法》第180条第4款规定了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可以抵押;第181条规定了浮动抵押,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此举是《物权法》对《担保法》的扩展,且为了确保交易安全,《物权的》还配套规定了抵押上述动产需要登记才能产生对抗效力。

《物权法》180条第5、第6款还规定了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可以抵押,交通运输工具也可以用于抵押。船舶、航空器以及交通运输工具这些“准不动产”本身价值较大,为了便于管理,法律规定抵押需要登记注册。并且将正在建造中的船舶、航空器用于抵押是对传统民法理论定“物”之突破,扩大了抵押动产的范围。

考虑到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减少争端,法律也禁止一部分动产的抵押。《物权法》第184条的规定下列动产不得抵押: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关于兜底条款。《物权法》在第180条最后一款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即“法无禁止即自由”。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不够妥当,我国现阶段立法不应该过度放宽动产抵押客体的范围。纵观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等,尚未在民法典里明确规定动产抵押。而我国物权法不仅在动产抵押上迈出了新的一步,更是大胆地将其客体范围扩展到不胜枚举的地步,显然是立法者没有结合实际情况,这样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因为并非所有的动产都可以用于抵押,比如价值易缩水、难于甚至不能变现的财产等。其次,在过分宽松的法律条件下,各种动产都可以实施抵押,对债权人和交易第三人的利益来说无疑是一种隐患,因此法律对抵押客体的规范不能过于笼统。 我国动产抵押客体范围立法之完善。前面已经探讨过,《物权法》第180用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几种可以抵押的动产,即“正面列举”。又在第184条列举了几种禁止抵押的动产,即“反面列举”。

那么从总体上概括,我国对于动产抵押客体的立法模式为“正面列举+反面列举”。笔者对这样的立法模式大致赞同,但仍待完善。比如《物权法》第180条的兜底条款,弊端种种,太过宽泛的动产范围反而不便于操作。建议将“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改为“其他可用于抵押的财产”,具体将在下文讨论。再者,应该把重点放在“反面列举”上,将一些禁止抵押的动产列举出来,才能给可供抵押的动产划定了一个较为利于交易安全的范围。

三、从实践意义上探讨动产抵押客体的范围

(一)动产抵押客体的条件

前文已经谈到,笔者建议将“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改为“其他可用于抵押的财产”。这个“可用于抵押”即须满足以下条件:

1.法律允许转让的财产。法律禁止流通的动产主要是、枪支武器等。而对于法律限制其流通的,虽然在流转上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并不影响其作为抵押物,因为在实现抵押权时,可以采取法律所规定的流转方式。 具有独立的交换价值,且其价值不会在短期内明显缩水。动产抵押既是为了担保债权,又是为了资金融通,因而交换价值是其筹码。其次,抵押物的价值至少在短期内能够保值,反之将折损债权人利益。比如成熟的水果,容易腐烂,具有典型的时令性,不宜作为动产抵押客体。至于抵押物价值缩水的比例,还有待商榷,如果是短期抵押,可以适当考虑。 权属明晰且抵押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权属不明晰的动产主要包括:(1)处于继承程序中的动产遗产。(2)权属有争议的动产。(3)处于国家强制力控制下的动产,包括依法被国家有关机关查封、扣押或者监管的财产。权属明晰但抵押权人无权处分的动产,也不得设定抵押。抵押人对抵押物享有处分权是保证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合法实现的前提。

(二)动产抵押客体范围之扩展

1.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软件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经济价值较大,不应该对其加以限制。但用计算机软件作为抵押客体,要考虑到是否已经公开发表。考虑其行业更新换代迅速,新开发的软件等同于商业秘密,公开会引得其他同行会争相模仿或以此创新,势必降低抵押软件的竞争力,经济价值大打折扣,抵押目的可能无法实现。也不能将计算机软件作长久抵押,因为科技创新持续推进,时间太长,其功能会被其他新事物取代。 存货。存货是指企业除固定资产以外,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物资。它是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持有以备出售,或仍然处在生产过程,或者在生产或提供劳务过程中将耗用的材料或物品等。包括库存商品、产成品、在产品及自制半成品、原材料、辅助材料、包装物等。在中小企业资产构成占主要部分的动产之中,存货的价值巨大,足以使其成为抵押客体,尤其是库存商品。 集合财产。所谓集合财产,指多数的单一物或合成物,未失其个性及经济上的价值,而集合成为有独立经济上价值之一体性(或称为聚合物)。可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如畜牧群)和法律上的集合物(财产或企业)。 集合物的价值并非组成集合物的单一物的价值的简单叠加,其具有整体性的经济价值。具体运用到企业中,即是将企业的各类财产作为一个集合财产,经过必要的登记公示,在其上只设定一个抵押权的制度。这种更加便捷的融资手段,也称为“财团抵押”。它避免和减少了分别抵押、分别登记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也使交易当事人查阅登记较为容易。目前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财团抵押的明确规定,但从总体发展来看,以企业的集合动产设定抵押,符合抵押权发展的趋势。 将来取得的财产。传统观点认为,担保物权具有排他性,由此决定担保物权只能及于特定物之上,如果不能,担保权人无从确定和直接支配的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不能就标的物的变价优先受偿其债权。然而在企业大量的存货中,半成品和在产品都是将来取得的财产,对这些财产设定抵押加以限制,不利于企业融资。笔者认为,将来取得的财产并不影响抵押物的特定,只要在权利人行使支配抵押物交换价值之权利时已经形成,是特定的。目前《物权法》对浮动抵押之规定无疑是对将来取得财产予以肯定。 其他可以以“打封条”形式公示的财产。众所周知,动产抵押在公示公信上有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国《物权法》对动产抵押采用登记对抗主义。笔者建议以“补强公示”弥补其不足,这一方式现已为我国台湾地区和日本所采用,亦即统一识别方法。设定动产抵押时,由登记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在抵押物上贴上封条或打上标签。可用于抵押的动产太多,即使正面列举也不可能穷尽,因此,法律若规定在满足抵押物条件下,以“打封条”形式约束之,是为划定了范围。这样的规定使得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得以为外人知晓,因此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才具有正当性。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浮动抵押；自动结晶；代管人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8-0091-02

一、浮动抵押制度的内涵

19世纪50年代，英国产生了浮动抵押制度，作为判例法国家，英国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权，对该制度进行扩大解释，为该制度在英国发展奠定了基础。英美法系国家对此概念予以精确的定义，是指流动与变化是浮动抵押本质，悬浮于它企图影响的财产上或者说与其一起浮动，知道某件事的发生或某行为的做出使其固定于在其效力范围内的抵押财产上。虽然措辞上千变万化，但总的来说浮动抵押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该制度担保的基础是本公司目前存在或将来存在的部分或全部资产。二是在正常经营中，资产形态并不固定，而是出于变化状态。三是公司能够将已经设定担保的资产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除非债权人提出利用担保偿债的请求。日本学者对浮动抵押制度的定义是以该企业的总财产为企业的债务设立担保权。还有学者认为浮动抵押是指以企业财产的一部分或全部为该企业设定抵押，当抵押的财产结晶成为固定抵押即可偿还债权的抵押。

从我国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实行的《物权法》第181条规定可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经过书面协议后，可以将现有的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一旦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得到优先受偿。”另外《物权法》规定抵押财产能够确定的情形包括：一是当债务履行期届满时，债权仍未实现；二是抵押人已经被宣告破产或者被撤销的；三是根据当事人约定出现了实现抵押权情形的；四是严重影响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这是第一次在我国法律制度上确立了浮动抵押制度。我国《物权法》引进的浮动抵押制度不同于英美的浮动抵押制度，与大陆法系的企业担保制度也有所不同，是一项较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浮动抵押制度。该制度有利于扩大企业融资能力，提高经济流转效率，为企业充分利用浮动抵押获取发展壮大的资金，对振兴经济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未发挥应有的效力，存在种种问题，并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令学者大失所望。

二、分析我国浮动抵押制度存在的问题

1.浮动抵押设定人的范围方面

英格兰所有的公司都有资格设立浮动抵押，苏格兰只有法人类型的公司才能设立浮动抵押，自然人和合伙组织并无设定浮动抵押权的资格。公司不同于自然人和合伙，公司有其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的资本三原则的规范，公司有较强的独立性，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信誉度较高，在资本运作和财务制度方面有一定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能够使债权得到保护，风险相对较小，能够使债权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我国立法规定浮动抵押制度适用的主体范围，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业生产经营者。其中企业就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司企业、合伙企业、独资企业这五类。个体工商户是经依法核准登记的从事个体工商营业的自然人，农业生产经营者包括在农村和城镇的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这两类。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在于将浮动抵押制度的主体范围设定得过于宽泛，将浮动抵押的主体规定为包括公司以外的自然人和合伙，这样会给银行的信贷业务带来巨大风险。对于资本较低的中小企业，再加上浮动抵押财产具有浮动的本质特征很有可能让一些信用欠佳的抵押人在贷款到期时恶意抽走其财产，增加了不能受偿的风险。还会导致银行等债权人的监督责任加重，债权难以实现。

2.浮动抵押财产范围方面

《物权法》中关于浮动抵押中抵押财产范围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将土地、船舶、车辆、航空器等土地使用权、厂房建筑物类的不动产，非生产性的交通工具、非生产性的设备等排除在外。英国浮动抵押的标的范围并没有特殊限制，既包括企业的动产、不动产、无形资产，也包括企业对外享有的各种财产性权利，几乎一切财产都可以成为浮动抵押财产的标的。跟英国相比，我国的浮动抵押财产范围狭窄。笔者认为不能单纯地从标的物的不同这一点上去把握，因为浮动抵押的标的物具有浮动性，这就意味着标的形式可以转换，并不拘泥于这四类生产经营性动产。这其实相当于在某一类财产上设立有限的动产浮动抵押，无疑将会排除其他标的物发挥应有的担保功能，导致担保效力降低。

3.浮动抵押的实现方面

根据《物权法》第181条规定可知，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已经发生了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对于具体如何实现，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英国采用的是任命接管人的方法来实现浮动抵押。苏格兰采用的是取得解散命令的方法，即抵押权人通过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命令公司解散以便实现抵押权的方式。我国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较为单一，这样会导致债权人利益难以实现，而且因为立法方面关于代管人制度的缺失，导致接管人经营公司，处分公司财务会于法无据。这样立法设计企图希望该制度实现对企业救助的初衷根本无法实现，而且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三、对我国浮动抵押制度的反思及完善

浮动抵押制度区别于传统担保制度，以其财产浮动性为本质特征，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讲，浮动抵押制度既能够保障企业以现有资产自由经营，又能够为企业融资，有利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益。然而我国的浮动抵押制度存在种种问题，亟须对该制度进行完善。笔者认为应当从五个方面考虑。

1.限制浮动抵押主体范围

我国浮动抵押的设立主体范围包括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者，范围上比英国的规定较大，这样规定有利于这些主体吸收资金，为企业扩大再生产，技术创新等提供资金保证，然而在我国商业信用制度不发达且浮动抵押制度并不完善的背景下，这样宽泛的主体会导致债权实现难度加大。在实践中，银行对动产浮动抵押业务十分谨慎，许多银行至今没有开展此项业务，这种观望态度大大背离立法者的初衷，导致该制度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通过加强社会诚信监督机制的完善，不断提高企业信誉，这样的主体范围会更有利于资金融通，企业持续发展。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并不合理，需要缩小主体范围，可以将浮动抵押的主体范围限定为有法人资格的公司，这样使债权人的利益能够得到保障。然后通过构建完善的社会诚信监督机制，再逐步扩大主体范围，这样才更有利于该制度的良好运行和社会资金的顺利融通。

2.整体化抵押财产

《物权法》中关于浮动抵押中抵押财产范围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等，实际上是将浮动抵押限定在某一类财产上，忽视了浮动抵押财产的浮动性和变化性。在抵押期间，货币资本可转化为商品资本，并不会完全限定在这四类动产中。笔者认为应当将企业的浮动抵押财产看做一个整体，是由动产，不动产，无形财产构成的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企业财产的效用，也不至于出现抵押财产结晶时，由于财产的形式转化导致浮动抵押标的物为空。与企业所有或处分单独的动产相比，将企业财产整体化所发挥的效用是远大于单独财产的效用。

3.完善浮动抵押的实现

根据《物权法》第181条规定可知，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已经发生了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优先受偿。可以通过对英国有关浮动抵押实现制度的借鉴，完善立法，具体规定浮动抵押实现的具体情形，如任命接管人方式介入，或如果债权授权担保人通知公司终止经理对于担保财产的经营权，这种通知方式足以产生浮动担保结晶的效力。

4.引入财产代管人制度

英美国家的浮动抵押制度中一项重要的机制是财产代管人制度，即在浮动抵押财产结晶后，将其交给专业财产代管人管理，能够避免抵押人将浮动抵押财产以不合理的低价处理，而且可能使抵押人起死回生。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的做法，引入财产代管人制度。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代管人享有继续经营公司的权利，具有处分、重构公司财产的权利，明确接管人的法律地位。这样债权人随时都可以根据债务人的违约情况对债务人的资产进行接管，保证了债权人对债务人资产的控制，既有利于实现对企业进行救助的目的，又有利于债权人实现抵押权。接管人制度是英国法中关于浮动抵押制度的精髓，如果没有接管人制度的配套衔接，浮动抵押制度难以正常运行，而且会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浪费。

5.加强银行监督

因此解决好银行浮动抵押贷款风险对于中小企业走出融资困境是非常关键的。笔者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对银行信贷人员的培训，通过培训使业务人员掌握具体的贷款操作流程，规避人为操作风险，贷款前要细致调查，全面掌握抵押人动产的实际价值、经营管理状况、市场前景、信用状况等，对抵押物严格把关，依法登记，贷款后时刻了解抵押物的变动状况、市场销售、产品前景、资产动态和与之交往的客户信息等，作经常深入的调研，全面把握情况，而且要对抵押人的账户进行监督，将资产变化与现金流量相结合的监控。另外银行可以将浮动抵押与已经实行的固定抵押、质押、担保等方式结合起来综合考虑，多方并用，积极探索浮动抵押与物权法新规定的应收账款质押的相互衔接和利用，最大限度地弥补抵押物的浮动性带来的不利影响，以确保信贷资金安全，维护银行贷款安全实现双赢，最终才会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经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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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圣平，孔嘉.浮动抵押权登记制度研究[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3）.

[3]李政辉.论浮动抵押[G]//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4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精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8

一、联社调运款一律由出保科负责派车和指定专人武装押运，按照安排的行车路线行驶，随车必须携带各种证件和通讯器材，大批款项运送，配备护卫车，杜绝基层信用社自行从联社调运款。

二、调运款项，必须坚持三人以上武装押运。在执行任务时，不准喝酒，不准停车游玩，不准离开车辆，不准走亲访友和办理其它事情。需在途中就餐时必须将款项入库保管。

三、严守秘密。押运人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对押运的时间、地点、行车路线等情况，不得向无关人员透露。

四、执行押运任务要携带枪支弹药和防范器材，并使之处于良好状态。押运途中如车、款受到暴力威胁时，应按枪支使用规定和《押运应急措施》果断处置。

五、汽车发生故障或发生交通事故时，武装押运人员必须坚守现场，保护车款。

六、运钞车辆不准携带危险、违禁等与款项无关物品，无关人员不准搭乘运款车辆（含护卫车）。

七、严格交接手续，装车和卸车，均需根据调拨命令及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清点，无误后方可离开，并对押运情况作详细登记。

八、凡是参与调款押运任务的人员，要遵守押运规定，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听从指挥，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团结一致，共同完成押运任务。

领导带班制度

一、夜间值班由一名联社副主任级以上人员带班。

二、带班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坚持巡逻检查，做好带班记录，按时交接班。

三、带班人员负责上传下达，下情上报，处理带班期间发生的问题。

四、带班人员负责检查门卫、守卫、电视监控人员在岗执勤情况，有权提出奖罚意见。

五、带班人员负责检查机关内部各部门安全情况。

联社机关工作人员值班制度

一、值班人员要坚守岗位，忠于职守，按照统一安排,不得迟到、早退，中间不得脱岗。

二、值班人员上岗后，首先联系当日夜间带班主任,再检查门卫人员到岗情况,组织门卫人员检查科室门窗落锁和灯、机电源关闭情况。

三、每个值班人员在值班期间对社内外打来的电话要认真记录，属于领导和科室当晚急办的事情，要迅速通知有关领导和科室负责人,缓办的事情第二天向有关人员汇报。

四、值班人员夜间值班期间，要督促门卫巡查院内治安和火险情况，发生火情、火灾及时组织人员扑灭，并视情况通知公安和消防部门。

五、认真搞好值班交接事宜，下班前填好值班交接登记簿，下班后向下一个值班干部面对面交接，双方在交接登记簿上签字。

六、值班人员夜间不准酗酒，不准打牌。如发生盗情和火情，如组织不力和处理不及时造成重大损失者，要追究值班当事人的责任。

保密制度

一、秘密以上文件、资料、业务报表、内部参阅等要有专人保管，按规定造册、登记、编号、归档。

二、对秘密以上文件不准随便携带外出，不准带回家或交给无关人员传阅、存放。

三、密押和各种印章必须专人保管，存放专用保险柜。

四、各种机密以上文件，资料和报表，下班后，应存放在办公桌或保密柜内。

五、节假日要将秘密以上的文件和资料存放专用保险柜内。

六、不准在公共场所谈论国家秘密，不准在非保密簿上记录国家机密事项。

枪支管理制度

一、枪支管理的责任人是配枪单位的法人代表。责任人应该经常对持枪人员进行政治教育和安全常识教育，经常督促持枪人对枪支擦拭和保养，监督本制度的贯彻和落实，做到枪支无被盗、无丢失、无走火、无损坏、无外借、无锈蚀。

二、持枪人员必须政治可靠，作风正派，工作责任心强，必须掌握枪支性能，做到会用、会保养，能排除一般故障，熟悉枪支管理和使用的有关规定。

三、对持枪人员，每半年由保卫、出纳、人事部门联合进行一次政治考查，凡不符合持枪条件的人员要报请联社立即调换。每半年由保卫部门组织一次训练，训练中严防事故发生。

四、枪支弹药要进行专人、专柜保管，建立健全严格的使用登记手续，换人持枪，必须严格履行交换手续。

五、执行守、押任务时，应先登记后领枪，持枪执行任务应两人以上同行，任务完成以后枪支立即入库。

六、严禁无守卫、押运库款的人员佩带枪支，严禁将专用枪支移作自己用枪；严禁任何人以任何事由（执行押运任务外）将枪支带出门外；严禁无故鸣枪或用枪打猎；不得用枪开玩笑，严禁枪口对人和玩弄枪支；严禁持枪饮酒和酒后持枪，严禁将枪支带回家。

七、持枪人员在执行押运、守卫任务时，遇有严重威胁守卫目标的暴力侵袭，守卫、押运人员的生命安全遭到犯罪分子的暴力威胁，非开枪不能制止时，可以使用武器，但开枪后应保护现场，立即向上级和公安部门报告。

八、使用武器前，应沉着冷静地判明情况，除遇特殊紧急情况外，应先口头警告或朝天鸣枪警告，警告无效时，应尽量射击其非要害部位，以利事后查清问题。开枪时严防误伤群众或引起灾害性后果。

押运员岗位职责

一、热爱本职工作，熟悉本职业务，坚守岗位，认真负责，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

二、严格执行《押运制度》，在执行押运任务前及押运任务中，押运员不准饮酒、不准携带违禁物品，不得搭运与押运无关的其它任何物品，不准搭乘无关人员，押运途中不准睡觉。不准在有押运品的车内吸烟。

三、严守秘密，押运时间、地点、路线、装备、数量等情况不得泄露给无关人员,不得在电话及公共场合议论有关押运事宜。

四、执行押运任务时要集中精力，密切注视前方和左右情况，发现问题果断处理，遇到阻车或交通事故要协助驾驶员警慎通过。

五、执行押运任务时，严格执行枪支交接手续，按照《枪支管理制度》的有关条款配带和使用武器，做到枪不离身。

六、押运途中，运钞车因故停驶，押运员不得离开押运物品，遇有紧急情况，要沉着冷静，临危不惧，按“押运紧急预案”分工处理，并及时报告联社，确保国家财产安全。

七、押运员和出纳、司机等人员既要分工明确，又要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完成押运任务。

机动车驾驶员规定

一、驾驶车辆时，须携带驾驶证、行车证等有关行车证件。

二、不准转借、涂改和伪造驾驶证。

三、不准将车辆交给无驾驶证的人驾驶。

四、不准驾驶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相符合的车辆。

五、驾驶证未按规定审验和审验不合格的，不准继续驾驶车辆。

六、不准酒后驾驶车辆。

七、不准驾驶安全设备不全或机件失灵的车辆。

八、不准驾驶不符合装载规定的车辆。

九、在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或过度疲劳时，不准驾驶车辆。

十、驾驶员和前排乘座人员行车前必须系好安全带。

十一、车门、车窗没有关好时，不准行车。

十二、不准穿拖鞋驾驶车辆。

十三、不准在驾驶车辆时吸烟、饮食、闲谈或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

车辆管理制度

为规范车辆管理，确保行车及钞币安全运送，增强驾驶人员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完成，特制定如下管理制度：

一、对驾驶人员的管理

（一）今后各单位确因工作需要，新增驾驶人员时，必须有三至五年以上驾驶工龄，身体健康，作风正派，工作扎实，吃苦精神强，能熟练的驾驶各种车辆，在报请联社主要领导同意，经集体研究批准后方可上岗，不准私招乱顾。

（二）驾驶员必须努力钻研业务技术，自觉改造世界观，严格执行规章制度，认真坚持车辆检查、保养和维修，出车前要细心检查车辆的技术状况，确保不带故障出车，凡因技术状况影响安全的车辆，在未修复前严禁出车。

（三）严禁非驾驶人员开车。非驾驶人员要开车时驾驶员应坚决拒绝，更不允许将车辆交他人驾驶。严禁酒后开车，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和操作规程，服从交通民警指挥、检查，自觉维护交通秩序，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四）要爱护车辆装备。对车辆各部机件要勤检查、勤保养、勤维修，做到车容清洁整齐，符合技术要求，延长车辆使用寿命，对随车工具、附件，各类证件要精心爱护，妥善保管，防止丢失损坏。

二、对车辆统一管理

（一）联社机关车辆，必须统一管理、固定使用,由联社一名副主任主管，理事长与主任、每两位副职专用一辆车，其他科室不得擅自使用行政用车。

（二）对运钞车实行封闭管理，由出保科长调派，严禁从事任何非运钞事务动用运钞车。

（三）下属各单位车辆，要管好、用好、安全节约，联社一般不予调用，但如有特殊情况，工作需要，联社统一调用，各单位要积极配合，服从大局。

（四）各车驾驶员决不准擅自开车回家或改变行车路线办私事，若未经派车领导同意，擅自出私车，发生事故，造成损失的由驾驶员负责，并依法追纠经济、法律责任。同时，更不准擅自把车交给非驾驶员驾驶，驾驶作风恶劣有弄虚作假行为，违反本单位特殊要求和规定，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三、车辆油料、电话使用管理

（一）车辆要按各车型的技术要求，加注不同型号的油料。

（二）车辆用油要专人负责统一办卡，统一使用，统一结算，长途加油一律有随车人员签字证明，报请主管财务领导签字方可列销，否则一律不准列销。

（三）联社机关车辆实行油耗包干制，每月由财务人员统一办卡，驾驶员签字领用。在保障车辆正常运行的情况下，节约归己，超支自理。

（四）各车用油标准：行政用车每辆480公升，运钞车每月500公升。

（五）运钞车配备的车载大哥大由每车驾驶员负责使用、保管、保养，如有丢失，非正常损坏由驾驶员负责赔偿。在保证正常使用情况下，费用每台每月80元，节约归己，超支自理。

四、车辆维修管理

（一）要坚持车辆检查、保养和维修制度，确保不带故障出车，使车辆经常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所修费用按联社财务管理规定执行。

（二）联社机关车辆，如果确需维修保养、更换材料的，采取先申请、后鉴定、再维修的办法。驾驶员写出书面申请后，由车管科长鉴定后，报请联社主管领导同意，方可到指定维修厂维修保养。未经申请鉴定的车辆，一律不准维修。凡需中修的，经主任办公会研究。

（三）车辆维修后，驾驶人员要认真检查，所修项目是否修好，所换材料是否换上，经试车认为确已修好，结算后所换材料一并带回。待车管科长查验后，并在发票上签字，再报请主管财务领导审批列销。

五、驾驶员待遇的管理

（一）要按照上级有关人事招工制度和财务有关管理规定，发放驾驶员的工资、劳保、福利。

（二）根据国家特殊行业人员有关劳动保护规定，每月可发毛巾两条、洗衣膏壹袋手套两双、电池一对。

六、奖励和交通违章与事故处理

（一）驾驶员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时要集中精力，严禁酒后开车、打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开“英雄车”、赌气车，要安全礼让，不争道抢行，不强行超车。对安全行车好的个人，各单位要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并给予表彰。对全年安全无事故的驾驶员年底发给奖金伍佰元。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9

一、基本情况

崇阳县支行现有干部职工32人，其中，合同制用工1人。内设保卫股等6个股室，平均年龄47岁。保卫股工作人员7人，其中：合同制用工1人。年龄最大的54岁，最小26岁，平均年龄47岁。大专以上学历的3人，占40%。中级技术职称1人，仅占14%。

二、存在问题

（一）思想定位不准确，有“疲软”现象。一是思想上放松警惕，存在侥幸心理。由于支行长期没有发生案件、事故，干部职工尤其是保卫部门的同志思想上产生麻痹和松懈情绪的可能，存在“不出问题就是成绩”的思想，以致在安全保卫工作管理力度上下的功夫还不够深。二是职能认定不清，片面地理解了安全保卫工作的内涵。认为安全保卫工作仅仅是守好库、防抢劫、确保银行资金安全，对于保证安全、防诈骗、防计算机犯罪等职能重视程度降低。

（二）队伍素质不整齐，有“老化”现象。一是平均年龄偏高。截止2013年3月底，崇阳县支行7名保卫干部中，50岁以上4人，占58%；40岁以上至50岁以下的2人，占28%，40岁以下的1人，仅占14%。平均年龄达47岁。二是学历层次偏低。据统计，目前崇阳县支行保卫股大专学历的3人，仅占42%，高中毕业的4人，占58%。随着央行安全保卫工作的内涵与外延都在扩大，更加注重技防在保卫工作中的应用，整体学历层次仍然较低难以适应科技含量逐步提高的保卫守押职责的需要。三是队伍活力不强。由于县市支行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影响，加之保卫守押人员工作的特殊性，保卫干部流动性小，活力不强。7名守押人员中，20年以上保卫工龄的有3人，占43%。有的一进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保卫守押岗位上工作，有的大多数时间工作在守押岗位上。

三、几点建议

（一）优化配置，解决有人做事的问题。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半壁江山在基层，点多面广风险隐患也在基层，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离不开保卫守押人员。可见，县市支行的基础作用、保卫干部的独特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不是越来越弱化。“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上级行在解决县市支行人手紧缺的问题上，应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力度，建立保卫守押人员在内的长效人员补充机制，在核定人员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对自然成员、加大招聘、招录工作力度，特别是要建立合同制守押人员长效机制同，为县市支行安全保卫工作注入新鲜血液，增添新的活力。

（二）把好关口，提高保卫守押人员的履职能力。

一是把好“进人”关。笔者认为保卫守押工作人员除了重点考察学历教育、知识水平、年龄结构外，对其政治思想和道德素养也应有个基本的评估标准，同时要把爱岗敬业、安于平凡、安分守纪和安全可靠作为重要条件之一。

二是把好“培训”关。安全大于天。如何让保卫守押人员尽快进入角色，担负起繁重的守押工作任务，显然把好培训关尤其重要。首先是搞好岗前培训。有针对性地组织他们学习《人民币发行库安全监控系统管理办法》、《人民币发行库守卫工作管理办法》、《安全保卫现场检查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别是去年9月7日人总行保卫局组织的《突发事件处置的理论分析》和《如何运用积极心理减压》专题讲座，既对保卫守押人员工作、生活具有指导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更适用于当前守押人员现实情况。其次是跟班代训。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岗前培训所学的制度、规章和办法对照实际工作流程和操作技能进行再学习、再消化，以达到应知、应会、应能的具体要求。

三是把好“考核”关。守押人员除了应参加一年一度的保卫人员资格审查和半年一次的保卫人员思想行为跟踪考核外，上级人事、保卫部门应出台《人民银行守押工作人员考核管理办法》，建立考核评估机制，强化保卫守押人员的考核密度和频率，构筑全员防护安全体系。

（三）以人为本，优化保卫守押人员的劳动环境。

一是依法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政策规定，努力构建和谐用工环境，规避法律风险，维护守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上半年押运工作总结篇10

江浙造船，古有传统。

吴越之地，或河道水网密布，或依海而居，船是必需。

三国时期，长三角一带的造船业，已与当时的广州番禺、建安（今福州）温麻并称江南三大造船基地。北宋哲宗时期，温州、宁波、杭州、扬州的造船数量，稳居前十；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等皆成为伊时的造船中心。至元朝，温州与扬州、杭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地 既是著名的港口，又是船舶的主要建造地。元世祖时，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有一部分是温州建造。

至明代，郑和当时率船从太仓刘家港集结出发，出使海外，所有之船，一半出自龙江，而那时的南京城北龙江船厂和太仓刘家港即是当时的造船基地。

近代，洋务运动之际，清政府相继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建造“保民”、“建威”、“平海”等军舰和“江新”、“江华”等长江客货船。彼时的江南制造总局，业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二大船舶企业。

2006年，国家发改委、国防科工委印发的《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15年)》，明确将以上海、南通为主的长江口地区与环渤海湾地区、珠江口地区一道，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三大造船基地。

今天，长江入海口的周边，新船坞沿河沿江沿海鳞次栉比。长三角的造船业，红红火火。

造船出口勃兴

2003年是世界船舶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2002年11月13日，载有7.7万吨燃料油的希腊“威望”号油轮在西班牙西北海域发生泄漏，对当地渔业、旅游业和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单壳油轮的反思。

国际海事组织随后在2003年公布公约，要求在2010年前淘汰单壳船。这项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造船业推向了高潮。世界上很多船东都抓紧在2010年前，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船舶。

而在当时，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推动了造船业的迅速发展。

与日本、韩国生产的同型号船只相比，丰富的劳动力及近年来造船技术的提高，使得中国造船，尤其是民资造船的价格对于欧洲的船东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的价格要低10%左右。”江苏一家民营船企的企管科科长说。

另有一点少为外界觉察的是，2003年底，当国际造船业东移，中、日、韩造船业三足鼎立之势渐渐成型之时，中国船舶业的大型央企都开始转攻高技术、大吨位的船，这使得民企有了插入空间，可以去填补欧洲船厂和国有船企不造的船型。

勃兴于2004年的这轮全球造船运动，让中国的民营船企，有了发展契机，而东南沿海的民资，也找到了一个高利润的投资产业。一时之间，民族造船业狂飙突进。

仅仅三年之后的2007年，中国共接获9800万载重吨的新船订单，有六成被民营船厂揽入囊中。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的最新统计，2008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承接新船订单和手持船舶订单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6%、39%和34%。这其中，地方造船企业已经占据了中国船舶工业的半壁江山。

民资入局

对于民间资本充足的江浙来说，民资不入这场局，似乎不太可能。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江苏全省船舶产业份额中，民营造船占了近八成。江苏能够在上半年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两项上超越以国有企业为主的上海，靠的皆是民资外资的大手笔。

9月16日，在江苏南通如皋港， 国内最大的民营造船企业江苏熔盛重工有限公司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承建的深水铺管起重船“海洋石油201”正式开工。此前，熔盛重工集团刚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签下16亿美元的订单，将在2011年前陆续交付12艘40万吨的超大型矿砂运输船(VLOC)，创下全球单笔造船订单的最新纪录。

而在浙江，敢为天下先的民资民企，一马当先，纷纷涌入这股造船热潮。

以浙江温台地区为例，船厂总数由2004年的88家上升为2007年的110家；交船总吨数和船舶工业产值分别从2004年的60万吨、35亿元上升到2008年的145万吨、150亿元。

很多从事传统制造业的民企也迅速加入造船业的争夺。服装企业庄吉集团，2006年斥资8亿元涉入造船业，2008年10月，将向希腊船东交付一艘3700吨级化学品船。温州民企人民电器，与英国船王格莱格投资公司合作造船，第一批价值2.5亿美元的10艘巨轮订单已经排到了2010年。

在舟山，有传言说：“舟山有位老板，拿到造船行业的许可规划后，没有技术，没有资金，就开始在沈家门马峙岛挖大坑，挖出个30万吨级的船坞。然后，凭着这个大坑找合作者，引进了著名的新加坡万邦集团，后者控股合资企业，提供资金、人才，还有最重要的订单。一个大企业就这么建成了。”

事实可能没有传闻这么简单，不过，浙江商人看准机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在这场国际船舶制造热潮中，被再一次放大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2008年4月，台州商业银行临海崇和支行行长王伟杰在苏北响水考察时发现，那里竟聚集了16家台州投资的造船企业，都在一年之间开工，每家占地都在1000亩以上，全部投产后产值可达数百亿元，远远超过临海本地的造船规模。

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表示，2007年，台州船业资本在本地生产万吨轮450条，而全国的产量则高达700多条。仅台州造船业，沉淀的游资至少有200亿。

舟山是浙江造船“四大”基地(舟山、宁波、台州和温州)中的“船老大”，不久前浙江省刚编制完成《浙江省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该市入列的项目全是民资造船，其中包括投资38.8亿元的金海湾船业，投资14亿元的太平洋海洋工程。

民资对造船业、修船业的闻风而动，也改变了当地的产业机构。在舟山，2007年造船业产值首次超过水产品加工业，成为舟山工业的“第一支柱”，占其全部工业产值的三成。

从主管浙江省造船业的省经贸委机械行业办了解到，截至2008年上半年，浙江省登记在册的造船厂共200多家，全部都是民营企业。而实际数量，可能还不止这200多家。

政府助推

对于这股造船业的热潮，除了客观发展契机，政府的助推，也不可或缺。

有了国防科工委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本身的造船传统，在长三角江浙沪三省市相关的十一五规划中，均明确提出要把海洋船舶工业作为重点产业加以扶持，重点建设几个修造船基地，优化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几大主力船型，培育大型企业集团，加大产业发展支持力度。

江苏省现任省长罗志军当选第2天，即赴南通中远川崎船舶工程公司考察。短短4个月间，先后考察了省内5家主要船舶制造企业。

为支持民营船舶工业的发展，江苏于2006年7月率先推出《江苏省建造中船舶抵押融资试点办法》。截至2008年7月底，江苏海事局共办理108艘建造中船舶(合同价值230多亿元)抵押登记，帮助企业融资近100亿元。

根据《试点办法》，首次明确提出船舶所有人可以将建造中的船舶作为担保物抵押给抵押权人进行融资。《试点办法细则》正式实施后，江苏公布了第一批抵押融资试点名单，中远川崎、新扬子造船等都在其中。

在浙江舟山，针对当地船舶修造业飞速发展的现状，地方创新以码头、船坞作为抵押物，让码头、船坞等不动产化身“活”资金，方便当地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据舟山市工商局市场合同处负责人介绍，2008年以来，该市共办理码头、船坞抵押登记37件，抵押物价值超过19.8亿元，主债权金额(贷款额)超过11亿元，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融资难的问题。

为了培育造船业更快发展，舟山市政府专门成立“船舶修造管理服务局”，并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浙江的舟山、温州、台州、宁波都怀揣着“大船梦想”，四市都将造船业列为重点发展产业，出台造船业发展规划并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从财税减免到用地优先。而四市下属的县里，也纷纷出台地方政策，优惠上再加优惠。

上市热潮

除了政府推手，船企也加大了市场融资的力度。

2007年4月18日，江苏“扬子江船业”在新加坡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江苏民营船企首家上市企业。2007年12月19日，江方造船公司又在新加坡成功上市。

有报道称，江苏新世纪造船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亚星锚链有限公司、江苏熔盛重工集团等，均有年内上市打算。

对于江苏民营船企的这股上市风潮，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随着江苏造船业的做大做强，对于资金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江苏民营船企多，手持有效订单充裕，由于船舶工业的资金密集性所限，新兴的民营船企要在银行获得巨额贷款的可能性较小，走上市之路，不失为一个可尝试的办法。二是，民营船企近十年来，虽有骄人业绩，但与“国”字头的企业知名度相比，还很逊色。他们把上市作为建立良好形象的契机。三是，近年来，中国造船业讲防范风险多了、居安思危意识增强了。不少决策者认为，具体说来，产能过剩并没有成为现实。目前手持有效订单充裕，业务饱满，起码最近这三、四年内会发展较好，争取在低谷到来之前，把投资拿回来，再赚一些钱，为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实力雄厚了，抗风险的能力也就增强了。

江苏业内人士评价民营船企上市潮时指出，民营船企上市是市场经济资本运作的高层次阶段。资本运作，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民营船企上市之后，应当合理使用资金，精心组织生产经营，无论是上市船企的利益还是股民的期望，均系于上市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和企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位于浙江省的中国船舶制造企业扬帆集团也于近日透露，计划明年上半年在香港首次公开发行（IPO）H股。

此前以2.5亿美元收购江苏熔盛重工集团的少量股份的高盛，今年1月又以5000万美元收购浙江最大民营造船企业――扬帆集团20%的股权。以高盛为首的国际投资者正在迅速切入中国的民营造船业，这也表明，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优质的民营造船企业。

产业布局有待调整

在长三角的造船业布局模式中，依稀可以看出大致脉络，上海为第一层次，重点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船（如豪华游轮、滚装船、液化气船、天然气船、超大型油船、大型集装箱船等）；南通和泰州等地为第二层次，重点发展超大型油船、大型集装箱船、大中型散货船等大中型、中等技术含量的船舶；扬州、南京（包括镇江）、舟山与台州为第三层次，重点发展渔船、化学品船、中型散货船、中型油船、普通油船、散货船、集装箱船等中型、有特色的船舶；常州、无锡、盐城、温州等为第四层次，重点发展船艇、近海和内河船等小型船舶。

随着国务院于9月16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江浙沪在产业布局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皆将船舶业列为本省市重点发展产业的长三角地区而言，如何处理、布局、升级各省市的重叠船舶产业，也有待于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