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报范文10篇

机关报范文篇1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主权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中特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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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鸣谢

本研究曾获得香港浸会大学学术研究基金资助，在此表示感谢。另本论文初稿曾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国际研讨会”（2000年10月20—21日）上报告过，并获数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教，本文的定稿已尽量吸收了他们的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西藏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机关报范文篇2

[关键词]机关报定位营销

定位的概念来自于美国著名营销专家艾•里斯和杰•特劳特。他对定位下的定义是:“定位是你对未来的潜在顾客心智所下的功夫。”说得确切些,报纸必须在预期受众头脑里建立一个“地位”,它不仅要能够反映出其本身的优势和劣势,也要能反映出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和竞争对手的同类产品相区别,有利于企业赢得竞争。

报纸定位是任何一家报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报纸定位就是确定办报理念,即根据报纸的性质、目的和主要的读者群制定相应的办报宗旨和办报方针,在竞争中寻找和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报纸今后的发展指出方向。

一、政府机关报的定位现状

1.消费者定位。报纸发行量的多少,很大程度取决于消费者的多少,因此,如何吸引消费者成为报纸定位的先决条件。报纸的“消费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读者,另一个就是广告主。

读者定位——面向广大市民,政府机关报参与市场竞争后,将读者定位于市民;广告主行业分布——以商贸广告、房地产广告、汽车广告、医疗广告行业为主。通过分析政府的经济特色,报纸的经营者发现商贸、房地产业、汽车业、通讯业、医疗保健业是市场上最活跃、最具有广告发展潜力的几个行业,因此机关报的经营者将商贸、房地产业、汽车业、通讯业、医疗保健业确定为该报的广告细分市场。

2.内容定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一份报纸在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能够把握住更多的读者,报纸的信息内容是否吸引读者是关键。政府机关报的读者定位是广大市民,因此在报纸内容的安排上也尽可能的做到“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3.功能定位。服务消费者。拉斯韦尔和赖特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有四个方面社会功能,即监视周围环境,联系和协调社会各个部分以适应环境,传承社会文化遗产,娱乐。直到今天,人们对传统媒体功能的认识基本上仍沿用这一观点。通常将新闻事业所能发挥的社会作用归纳为五种,即:沟通情况,提供信息;进行宣传,整合社会;实施舆论监督;传播知识,提供娱乐;作为企业,赢得利润。然而这样的归纳仍未能全面反映机关报的实际功能定位。政府机关报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服务于社会大众”作为自己的新闻价值观,是在新闻实践中坚持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二、政府机关报定位存在的问题——读者认知与定位的矛盾

政府机关报的定位是否准确,是否能被目标市场准确地感受到呢?换言之,目标市场是否满意报纸的服务、质量呢?

调查结果显示,政府机关报虽然有明确的市场定位,但仍然存在着以下问题:

1.报纸“机关”内容太多,与百姓相关的实用信息太少。作为普通的读者,读报过程中大部分希望了解国际、国内、地方的最新信息,能读到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而该市机关报目前在内容安排上经常花大量篇幅介绍党委市委前一天召开的会议内容,不仅详细描述会议的内容,还要刊登部分领导的发言词,一个会议需要占用2个版面;无形中挤占了其他新闻位置。

2.部分内容报道不及时,“热”点不热。政府关于某些事件的报道与扬子晚报或者其他一些非本地报相比较明显迟缓。比较常见的情况是整个城市的普通市民都在讨论某个问题,而机关报却只字不提,或者过了一段时间在报纸某个不显眼的角落发表“迟来”的评论。“机关报”代表的是官方言论和意见,读者在遇到热点问题时希望能了解到最权威的评论或者解说,不报道不等于没发生,反而使读者对报纸失去信心。

3.舆论监督力度欠缺。党的十三大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强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之后,舆论监督慢慢成为党报以及其他报纸的重要内容。而政府机关报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到位。首先,对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在报纸中没有反映;其次,对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没有做任何的评论。

三、对政府机关报定位的改进建议

1.增加百姓需求的实用信息。本文认为,日报在今后的内容改版中:(1)把报纸从原原本本地转载各级领导讲话、从连篇累牍的会议报道中解脱出来,要压缩市委相关领导的讲话稿(这也是政府市委书记与市长在近期讲话中提倡的),节约报纸版面刊登其他百姓更加关注的报道;(2)要加大本地新闻的报道(读者虽关注国际国内和周边城市发生的重大新闻,但相对而言,读者更关注本地区范围内发生的新闻),本地新闻是吸引读者的最重要内容,是网络、其他地方报纸很难预测和复制的;(3)充分利用目前百姓关心股市行情的情况,对常州日报原本阅读率偏低的投资理财版块进行改版,减少部分纯理论的文章,增加地方投资机构或者证券公司的个股点评等。公务员之家

2.报道及时,追踪热点话题。机关报要敢于报道本地发生的各种事件,不能报喜不报优,当有影响较差的事件发生,政府机关报应该在事件发生后,及时对事件的起因、发展及结果进行详细的记载与分析,用权威的评论及精确的分析引导普通百姓的舆论。

3.加强报纸的舆论监督功能。机关报可以单独开设舆论监督版块,针对百姓提出的问题,报纸充分利用其特殊性与问题的相关部门进行沟通联系,为保证普通百姓对报纸舆论监督的信心,本文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保证舆论监督的质量。对于普通市民提出的疑问,报纸应确保得到相关部门的答复;二是保证见报时间。坚持第一天接到问题,第二天能将问题和咨询到的结果刊登在舆论监督版块。

总得来说,机关报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尽可能想读者所想,写读者所看的内容,真正关注目标消费者的变化,才能把握市场,提升报纸的“有效发行”量,提高报纸的阅读率,提高报纸在该地区的威望和声誉。

参考文献:

[1]艾•里斯杰•特劳特.定位.什么是定位.外文翻译出版社,2000.

[2]顾秀苹.做好报纸营销,提高传播效率.青年记者,2007,(4).

机关报范文篇3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主权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中特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表一：省际新闻流通量统计表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两年内消息总数290715097269

每天平均数51.926.9129.8

每省每天平均数2.01.05.0

单省消息比例％87.284.995.1

消息形式

一般消息％66.382.762.5

简讯％7.3225.8

相片％26.515.311.8

涉及本省的消息％2.22.42.4

头版消息％49.840.54.8

新闻主题

政治军事％14.136.510.6

经济发展％63.835.835.7

科学技术％8.310.116.4

文化娱乐％7.54.515.2

罪案％1.90.79.4

天灾人祸％1.48.44.2

趣味％2.936.3

其他％0.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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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省际新闻的空间分布

1955－19561975－19761995－1996

被报道：％

最多的九个省606761

中间的九个省272526

最少的九个省13813

报道者：％

最多的九个省424155

中间的九个省323232

最少的九个省262713

被报道：％

最多的五个省435245

最少的五个省635

报道者％

最多的五个省262437

最少的九个省13147

归纳表一、表二的数据，省委机关报反映出来的省际新闻流通特征如下：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西藏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

机关报范文篇4

关键词：新闻与宣传；二元价值；党委机关报；困惑及改进

新闻与宣传，这是新闻宣传界使用频率最多，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两个基本话题。应该说，新闻与宣传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谈谈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党委机关报在二者问题上面临的困惑与改进。

一、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概念混为一谈

在新闻与宣传的问题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等同论”的观点，即把二者当作一个概念看待。他们认为，新闻活动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担负着光荣的宣传任务，新闻和宣传都是为了表达一种意图，表现一种观点，阐述一种主张，因此，二者的功能与作用相互兼融、基本相同。

其实，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实践上也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新鲜、及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人们对新闻的需要程度并不决定于谁需要宣传或谁需要接受宣传，而决定于社会发展和个人认知的程度。换句话说，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传播者的宣传需要，而在于事实本身和当前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程度。向人们提供新信息、新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典型新鲜事物的了解需要，这才是新闻最基本的价值与作用。而宣传是阐述某种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受众受到某种教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活动，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说，宣传就是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一定目的，向宣传对象阐明思想观点，从而达到控制、影响宣传对象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宣传可利用的手段或形式很多，其中，同志对我党宣传工作的四句话概括：“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对四种基本宣传形式的最好注解。这四种宣传形式是：新闻宣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理论宣传（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典型宣传（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文艺宣传（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可见，新闻与宣传是有区别的，如果再具体一些讲，这种区别表现有六点：

1、在目的性上，新闻主要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新闻欲”。宣传则是阐述某种主张观点，重在说服教育对象；

2、在表现形式上，新闻主要用事实说话，以事服人。宣传则重在讲道理，以理服人；

3、在时间要求上，新闻注重时效，讲究迅速及时。宣传则更多地讲究时机，有抢有压，不一定越快越好；

4、在对事实的把握上，新闻要求越新鲜越好，旧有的事实一般构不成新闻。宣传则新旧事实不论，只要能作为论据说明观点、讲明道理就行；

5、在服务对象上，新闻面向整个社会大众，不受职业阶层的限制。宣传的服务对象大都有针对性，并不要求社会大众都能接受；

6、在价值取舍上，新闻以引起观众的普遍关注，引起人们的兴趣为标准。宣传考虑的则是选择什么样的事例可以说明问题，以对宣传主题有利为标准。

根据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对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新闻传播的是事实信息，宣传传播的是观念主张。新闻的使命性相对模糊，它在提供信息后任务即告完成，至于人们是否有行动反应或采取什么行动，由各人自行决定。宣传的使命性很强，它不仅要求人们接受所传播的观念主张，同时还号召宣传对象能自觉地按照宣传者的这些主张去行动。

第二，新闻所传播的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倘若把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或大家熟知的东西当作新闻，就违背了新闻的基本要求。在宣传中，不管史料或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事情，只要能说明问题都可以“为我所用”。

二、新闻和宣传大都通过相同的手段将内容“传”给受众和宣传对象，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工作交叉

新闻虽然不等于宣传，但我们并不否认办报纸、办广播电视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宣传，换句话说，新闻也具有宣传的作用。尤其是就传播过程来讲，新闻传播与宣传传播都是都是新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相同的传媒手段，将内容传授给受众和宣传对象。比如，为了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我们常常会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手段来组织舆论报道，因而本是宣传的内容却成了新闻，而本是新闻的东西却也有着宣传的成分，这样，新闻与宣传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就显得更为广泛。这种情况在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新闻性节目中表现得最为普遍，以党委机关报而言，目前在一版或要闻版纯新闻的稿件就很少，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与宣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基本原因在于：

从目的来看，新闻报道虽然是传递信息，满足观众的新闻需求，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样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即使是学理意义上的纯新闻，如科技信息、社会写真、事件报道等，单篇虽然看不出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但总体上仍然是有其明确的思想倾向的。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新闻往往含蓄地表达着一定的思想主张去让读者（听众）体会。这种含蓄表达，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宣传。

从工作需要上看，不管是新闻还是宣传，既离不开“纯新闻”、“纯宣传”，也需要大量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报道形式。当前，媒体普遍采用的典型报道、述评新闻、工作通讯等就属于这一类，即使消息这种报道形式也是一样，可以说，它们是用新闻要素构成的宣传稿件，新闻与宣传在这里已完全融在了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的宣传功能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纸应该“成为运动的喉舌”的思想，我国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舆论导向重要性的论述，都反映出新闻与宣传的不可分离性。即使在崇尚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也决不是采用放任自流的方式，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的，比如：关于党派之间、领导人工作生活方面的报道他们可以随意展开，但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报道却从不马虎。可见，新闻与宣传的交叉融合中外概莫如此，将二者完全分离，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那是不正确的。

三、新闻与宣传的融合构成新闻的宣传价值。宣传价值是主流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主要参数

所谓宣传价值，是指一事物（事实、材料）所具有的能够阐释、说明、传输某种思想或观点的作用，这个事实或材料要以新闻价值为前提，并且适应于社会大众的需要，如果连其码的新闻价值都不具备，那么，用它来作宣传、作某种观点的解释，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这就是说，宣传价值建立在新闻价值的基础之上，宣传价值也是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重要参数。

党委机关报是各级党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党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它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编采人员在业务上必须时刻装着两把“尺子”，一把衡量新闻价值，一把衡量宣传价值，由此决定事实材料的取舍。一般来说，那些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事实或材料，一定是各级党报首选的对象，是最佳的新闻宣传，反之，若两种价值不统一，宣传效果往往会受到影响。因此，要提高新闻的宣传价值，党报编采人员采编新闻作品时，在认真考虑所选材料是否具备新闻价值的基础上，还必须注意“六选择”：

1、选择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委工作相一致的事实材料；

2、选择时代感强，有当代生活气息的事实材料；

3、选择体现高尚品格、高尚情操、催人向上的事实材料；

4、选择符合大众利益的事实材料；

5、选择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事实材料；

6、选择对大局有利、对稳定有利的事实材料。

总之，注重宣传价值，用宣传价值取舍新闻事实，这是各级党报和主流媒体的基本要求和业务原则。

四、二元价值使党委机关报的困惑显现突出。寻求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最佳结合，是解除困惑的基本途径

不难看出，由于新闻与宣传具有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特性，媒体的二元价值——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便也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中。对于党委机关报来讲，寻求二元价值的融合统一，是各级党报采编人员经常考虑也颇难处理的业务之一，尤其是随着大量生活类、消遣类报刊的出现，机关报的困惑就更加明显。这种困惑表现在：

——就报纸主管（领导、部门）来讲，各级领导、各相关部门要求机关报努力履行喉舌职责，努力为党委政府的工作鼓与呼，因此，报上登什么，文章怎么写，都要认真听取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充分体现党委政府的意图。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说理性、图解性、教育性的文章在报纸上占了大量份额，报纸的宣传作用大大提高，新闻性相应减弱。

——就读者来讲，读者认为阅读报纸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受教育，他们大都反对报纸的面孔过于严肃，尤其不喜欢会议报道、政务活动、工作动态大量充斥版面。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大，新闻性强不强，知识性、娱乐性、消遣性好不好，是读者衡量报纸的基本标准。因而，可读、可看，便成为读者对报纸的第一需求。

报纸管理部门与读者对报纸“口味”要求上的不一致，使党报在二元价值的取舍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新闻纸，党报采编者要考虑报纸的新闻性，不得不在可读可看、轻松活泼上下功夫；第一方面，作为党委机关报，他们更要考虑宣传性，不得不拿出大量版面来反映党委政府的工作。在当前，不承认党委机关报所面临的这种矛盾困惑是不对的，回避这种矛盾困惑也是不现实的。就党报从业人员来讲，我认为基本的态度和做法是两句话：坦然面对，积极接受；开动脑筋，寻求结合。

坦然面对，积极接受。新闻与宣传相伴而生，只要新闻存在，宣传就不会消失。新闻与宣传的二元价值问题，不仅党报存在，其它所有媒体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由于党报姓“党”，由于党报也是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纸，所以，无论是党委政府要求扩大宣传性也好，还是读者需要增强新闻性也好，它们都有道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因此，党报从业人员完全不必为二元价值问题心存烦恼和埋怨指责，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去坦然面对和接受。辩证地看，当一份报纸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社会期望都很高时，说明报纸在社会不同层面的关注度与期望值也很高，这正是报纸的希望和动力所在，是一件好事情。试想，一种以传播色情暴力为主要内容的报纸，人们阅读它除了满足一点新奇心理外，谁会指望它还会有什么作用呢？

开动脑筋，寻求结合。正确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相互关系，在办报实践中讲新闻也讲宣传，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技巧，融宣传于新闻之中，增加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亲合力。

机关报范文篇5

一、考核奖励对象

各科、室、队、所、协会。

二、考核奖励范围

_、政务信息。被国家总局、省局、××局工商简报及经各级局转报被××市级以上党政机关简报录用的政务信息。

_、对外宣传。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发表的宣传报道。

_、理论研讨。在××市级以上报刊杂志发表的调查报告、理论研究等文章。

_、基层信息网和工商文化网数据更新、维护。

三、考核奖励办法

（一）考核

_、对政务信息、对外宣传和理论调研工作进行专项目标考核管理。同时作为分局月度和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进行考核测评。

_、政务信息、对外宣传和理论调研按照市局有关计分方法进行测算，每月对各部门完成情况进行汇总计分，得出当月各部门得分，并分别按信息和宣传两项进行排名、通报。部门得分超当月目标部分可滚存作下月积分。各部门应及时对基层信息网和工商文化网进行数据更新，考核办法见《各部门基层信息网、工商文化网数据更新月度工作目标考核细则》。

_、根据市局目标考核任务和各部门人员结构、工作情况，分别确定每月各部门政务信息、对外宣传的目标分值，各部门此两项工作月度得分之和为当月信息宣传工作得分。部门月度信息宣传工作得分未达到规定月度总目标分值的，按实际完成比例计分。

_、各部门政务信息、对外宣传和理论调研具体月度目标及市局考核计分方法参见《信息宣传工作目标考核细则》。

（二）奖励

_、政务信息

各部门上报的政务信息经转报被××市级以上简报条目录用的，按以下标准奖励：××局简报条目录用的，每条__元；××局上报信息每条__元；省局简报条目录用的，每条__元；省局上报信息每条__元；××市委市政府简报条目录用的，每条__元；省委省政府简报条目录用的，每条___元；部级简报条目录用的，每条___元。

被各级简报录用为简讯的，减半奖励。

上报的政务信息经转报被××市级以上领导批示的，按相应级别另外给予双倍奖励。

_、对外宣传

各部门在××市级以上主流报刊（非地方版或专版）发表的宣传报道，按以下标准奖励：××市级机关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省级行业部门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部、省级机关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部级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

在地方版或专版上发表的宣传报道，每篇按稿酬金额_：_的比例进行奖励。

_、理论研讨

各部门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的理论研讨文章，按以下标准奖励：××市级机关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省级行业部门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部、省级机关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部级报刊发表的，每篇按稿酬金额_倍奖励。

发表的理论研讨文章在××市级以上评比活动中获三等奖以上的，除按稿酬比例给予奖励外，再按以下标准奖励：××市级三等奖每篇奖金___元，二等奖每篇奖金___元，一等奖每篇奖金___元；省级三等奖每篇奖金___元，二等奖每篇奖金___元，一等奖每篇奖励___元；部级三等奖每篇奖金___元，二等奖每篇奖金___元，一等奖每篇奖金____元。发表的理论研讨文章在分局（学会）组织的理论研讨活动中获奖的按按以下标准奖励：一等奖___元；二等奖___元；三等奖___元。

四、有关说明

（一）政务信息考核事项中，以××市局以上简报编发信息为统计依据。

政务信息稿件计分方法：

第一类，××局简报采用，条目_分/条，简讯_分/条；

第二类，××局《工商行政管理信息》采用，条目_分/条，简讯_分/条；

第三类，省局简报采用，条目_分/条，简讯_分/条；

第四类，省局上报信息、市委办、市府办采用，__分/条；

第五类，总局、省委、省政府采用，__分/条；

第六类，市领导、省局领导批示，另加__分；省领导、总局领导批示，另加__分；国家领导批示，另加___分

第七类，各级刊物单篇采用的问题类、调研类、综合类信息，双倍计分。

（二）对外宣传考核事项，按下列方式进行分类统计，各部门应及时将发稿或用稿情况告知办公室，以作统计考核依据：

_、报刊类

（l）中央级机关报刊（含通讯社）：新华社（含《新华每日电讯》、《内部参考》、《瞭望》）、《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经济日报》。

（_）部、省级机关报刊：《中国工商报》、《中国消费者报》、《新华日报》。

（_）省级行业部门报刊：《××晚报》、《××经济报》、《××法制报》、《现代快报》。

（_）市级机关报刊：××日报、××晚报、××时报。

_、电视类

（_）中央电视台：各频道。

（_）省级电视台：××电视台各频道。

（_）市级电视台：仅限新闻综合频道。

_、广播类

（_）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仅限新闻类节目。

（_）××人民广播电台：仅限新闻综合频道、经济频道（即××经济广播台）。

（_）市级电台：仅限新闻类节目。

_、具体计分方法

⑴中央级媒体、《中国工商行政管理研究》、《工商行政管理》每篇计__分；部省级媒体每篇计__分（其中，省级电视台、电台、行业报每篇计_分）；市级媒体每篇计_分（其中，电视台、电台、各地时政版每篇计_分）。

⑵头版或头条稿件双倍计分，头版头条稿件_倍计分。

⑶省部级以上报刊专版每版计___分，省级行业报专版每版计__分，市级报刊专版每版计__分，地方时政专版每版计__分。

⑷报纸___字以上、杂志____字以上稿件双倍计分。

⑸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国工商报》头版头条稿件，另加___分。

⑹市领导、省局领导批示稿件，另加__分；省领导、总局领导批示稿件，另加__分；国家领导批示稿件，另加___分。

⑺被市级媒体评为优秀稿件的，另加__分；被省部级媒体评为优秀稿件的，另加__分；被中央级媒体评为优秀稿件的，另加__分。

（三）对外宣传稿件实行扎口管理。以工商所名义投发的宣传稿件由所长负责审核把关，必要的报局办公室把关；以分局名义投发的宣传稿件由局办公室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把关，必要的报局领导把关。未经核审的稿件发表后造成负面影响的，追究发稿人责任。

（四）由局办公室汇总上报被录用的政务信息及由办公室改写后发表的对外宣传稿件、理论研讨文章，按刊用级别以原稿单位统计得分；共同撰稿的，按刊用级别所得分平均计算撰稿单位得分。

（五）本办法涉及奖励兑现事宜由办公室牵头负责。政务信息奖励以××市级以上简报为依据，由办公室按月统计审核发放。对外宣传奖励、理论调研奖励凭稿酬汇款单原件（获奖证明）、报刊原样由办公室登记审核发放。

机关报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与宣传；二元价值；党委机关报；困惑及改进

新闻与宣传，这是新闻宣传界使用频率最多，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两个基本话题。应该说，新闻与宣传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谈谈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党委机关报在二者问题上面临的困惑与改进。

一、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概念混为一谈

在新闻与宣传的问题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等同论”的观点，即把二者当作一个概念看待。他们认为，新闻活动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担负着光荣的宣传任务，新闻和宣传都是为了表达一种意图，表现一种观点，阐述一种主张，因此，二者的功能与作用相互兼融、基本相同。

其实，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实践上也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新鲜、及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人们对新闻的需要程度并不决定于谁需要宣传或谁需要接受宣传，而决定于社会发展和个人认知的程度。换句话说，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传播者的宣传需要，而在于事实本身和当前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程度。向人们提供新信息、新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典型新鲜事物的了解需要，这才是新闻最基本的价值与作用。而宣传是阐述某种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受众受到某种教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活动，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说，宣传就是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一定目的，向宣传对象阐明思想观点，从而达到控制、影响宣传对象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宣传可利用的手段或形式很多，其中，同志对我党宣传工作的四句话概括：“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对四种基本宣传形式的最好注解。这四种宣传形式是：新闻宣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理论宣传（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典型宣传（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文艺宣传（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可见，新闻与宣传是有区别的，如果再具体一些讲，这种区别表现有六点：

1、在目的性上，新闻主要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新闻欲”。宣传则是阐述某种主张观点，重在说服教育对象；

2、在表现形式上，新闻主要用事实说话，以事服人。宣传则重在讲道理，以理服人；

3、在时间要求上，新闻注重时效，讲究迅速及时。宣传则更多地讲究时机，有抢有压，不一定越快越好；

4、在对事实的把握上，新闻要求越新鲜越好，旧有的事实一般构不成新闻。宣传则新旧事实不论，只要能作为论据说明观点、讲明道理就行；

5、在服务对象上，新闻面向整个社会大众，不受职业阶层的限制。宣传的服务对象大都有针对性，并不要求社会大众都能接受；

6、在价值取舍上，新闻以引起观众的普遍关注，引起人们的兴趣为标准。宣传考虑的则是选择什么样的事例可以说明问题，以对宣传主题有利为标准。

根据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对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新闻传播的是事实信息，宣传传播的是观念主张。新闻的使命性相对模糊，它在提供信息后任务即告完成，至于人们是否有行动反应或采取什么行动，由各人自行决定。宣传的使命性很强，它不仅要求人们接受所传播的观念主张，同时还号召宣传对象能自觉地按照宣传者的这些主张去行动。

第二，新闻所传播的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倘若把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或大家熟知的东西当作新闻，就违背了新闻的基本要求。在宣传中，不管史料或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事情，只要能说明问题都可以“为我所用”。

二、新闻和宣传大都通过相同的手段将内容“传”给受众和宣传对象，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工作交叉

新闻虽然不等于宣传，但我们并不否认办报纸、办广播电视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宣传，换句话说，新闻也具有宣传的作用。尤其是就传播过程来讲，新闻传播与宣传传播都是都是新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相同的传媒手段，将内容传授给受众和宣传对象。比如，为了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我们常常会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手段来组织舆论报道，因而本是宣传的内容却成了新闻，而本是新闻的东西却也有着宣传的成分，这样，新闻与宣传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就显得更为广泛。这种情况在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新闻性节目中表现得最为普遍，以党委机关报而言，目前在一版或要闻版纯新闻的稿件就很少，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与宣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基本原因在于：

从目的来看，新闻报道虽然是传递信息，满足观众的新闻需求，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样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即使是学理意义上的纯新闻，如科技信息、社会写真、事件报道等，单篇虽然看不出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但总体上仍然是有其明确的思想倾向的。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新闻往往含蓄地表达着一定的思想主张去让读者（听众）体会。这种含蓄表达，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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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需要上看，不管是新闻还是宣传，既离不开“纯新闻”、“纯宣传”，也需要大量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报道形式。当前，媒体普遍采用的典型报道、述评新闻、工作通讯等就属于这一类，即使消息这种报道形式也是一样，可以说，它们是用新闻要素构成的宣传稿件，新闻与宣传在这里已完全融在了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的宣传功能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纸应该“成为运动的喉舌”的思想，我国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舆论导向重要性的论述，都反映出新闻与宣传的不可分离性。即使在崇尚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也决不是采用放任自流的方式，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的，比如：关于党派之间、领导人工作生活方面的报道他们可以随意展开，但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报道却从不马虎。可见，新闻与宣传的交叉融合中外概莫如此，将二者完全分离，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那是不正确的。

三、新闻与宣传的融合构成新闻的宣传价值。宣传价值是主流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主要参数

所谓宣传价值，是指一事物（事实、材料）所具有的能够阐释、说明、传输某种思想或观点的作用，这个事实或材料要以新闻价值为前提，并且适应于社会大众的需要，如果连其码的新闻价值都不具备，那么，用它来作宣传、作某种观点的解释，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这就是说，宣传价值建立在新闻价值的基础之上，宣传价值也是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重要参数。

党委机关报是各级党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党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它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编采人员在业务上必须时刻装着两把“尺子”，一把衡量新闻价值，一把衡量宣传价值，由此决定事实材料的取舍。一般来说，那些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事实或材料，一定是各级党报首选的对象，是最佳的新闻宣传，反之，若两种价值不统一，宣传效果往往会受到影响。因此，要提高新闻的宣传价值，党报编采人员采编新闻作品时，在认真考虑所选材料是否具备新闻价值的基础上，还必须注意“六选择”：

1、选择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委工作相一致的事实材料；

2、选择时代感强，有当代生活气息的事实材料；

3、选择体现高尚品格、高尚情操、催人向上的事实材料；

4、选择符合大众利益的事实材料；

5、选择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事实材料；

6、选择对大局有利、对稳定有利的事实材料。

总之，注重宣传价值，用宣传价值取舍新闻事实，这是各级党报和主流媒体的基本要求和业务原则。

四、二元价值使党委机关报的困惑显现突出。寻求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最佳结合，是解除困惑的基本途径

不难看出，由于新闻与宣传具有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特性，媒体的二元价值——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便也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中。对于党委机关报来讲，寻求二元价值的融合统一，是各级党报采编人员经常考虑也颇难处理的业务之一，尤其是随着大量生活类、消遣类报刊的出现，机关报的困惑就更加明显。这种困惑表现在：

——就报纸主管（领导、部门）来讲，各级领导、各相关部门要求机关报努力履行喉舌职责，努力为党委政府的工作鼓与呼，因此，报上登什么，文章怎么写，都要认真听取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充分体现党委政府的意图。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说理性、图解性、教育性的文章在报纸上占了大量份额，报纸的宣传作用大大提高，新闻性相应减弱。

——就读者来讲，读者认为阅读报纸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受教育，他们大都反对报纸的面孔过于严肃，尤其不喜欢会议报道、政务活动、工作动态大量充斥版面。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大，新闻性强不强，知识性、娱乐性、消遣性好不好，是读者衡量报纸的基本标准。因而，可读、可看，便成为读者对报纸的第一需求。

报纸管理部门与读者对报纸“口味”要求上的不一致，使党报在二元价值的取舍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新闻纸，党报采编者要考虑报纸的新闻性，不得不在可读可看、轻松活泼上下功夫；第一方面，作为党委机关报，他们更要考虑宣传性，不得不拿出大量版面来反映党委政府的工作。在当前，不承认党委机关报所面临的这种矛盾困惑是不对的，回避这种矛盾困惑也是不现实的。就党报从业人员来讲，我认为基本的态度和做法是两句话：坦然面对，积极接受；开动脑筋，寻求结合。

坦然面对，积极接受。新闻与宣传相伴而生，只要新闻存在，宣传就不会消失。新闻与宣传的二元价值问题，不仅党报存在，其它所有媒体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由于党报姓“党”，由于党报也是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纸，所以，无论是党委政府要求扩大宣传性也好，还是读者需要增强新闻性也好，它们都有道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因此，党报从业人员完全不必为二元价值问题心存烦恼和埋怨指责，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去坦然面对和接受。辩证地看，当一份报纸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社会期望都很高时，说明报纸在社会不同层面的关注度与期望值也很高，这正是报纸的希望和动力所在，是一件好事情。试想，一种以传播色情暴力为主要内容的报纸，人们阅读它除了满足一点新奇心理外，谁会指望它还会有什么作用呢？

开动脑筋，寻求结合。正确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相互关系，在办报实践中讲新闻也讲宣传，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技巧，融宣传于新闻之中，增加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亲合力。

机关报范文篇7

关键词：新闻与宣传；二元价值；党委机关报；困惑及改进

新闻与宣传，这是新闻宣传界使用频率最多，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两个基本话题。应该说，新闻与宣传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谈谈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党委机关报在二者问题上面临的困惑与改进。

一、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概念混为一谈

在新闻与宣传的问题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等同论”的观点，即把二者当作一个概念看待。他们认为，新闻活动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担负着光荣的宣传任务，新闻和宣传都是为了表达一种意图，表现一种观点，阐述一种主张，因此，二者的功能与作用相互兼融、基本相同。

其实，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实践上也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新鲜、及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人们对新闻的需要程度并不决定于谁需要宣传或谁需要接受宣传，而决定于社会发展和个人认知的程度。换句话说，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传播者的宣传需要，而在于事实本身和当前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程度。向人们提供新信息、新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典型新鲜事物的了解需要，这才是新闻最基本的价值与作用。而宣传是阐述某种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受众受到某种教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活动，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说，宣传就是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一定目的，向宣传对象阐明思想观点，从而达到控制、影响宣传对象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宣传可利用的手段或形式很多，其中，同志对我党宣传工作的四句话概括：“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对四种基本宣传形式的最好注解。这四种宣传形式是：新闻宣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理论宣传（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典型宣传（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文艺宣传（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可见，新闻与宣传是有区别的，如果再具体一些讲，这种区别表现有六点：

1、在目的性上，新闻主要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新闻欲”。宣传则是阐述某种主张观点，重在说服教育对象；

2、在表现形式上，新闻主要用事实说话，以事服人。宣传则重在讲道理，以理服人；

3、在时间要求上，新闻注重时效，讲究迅速及时。宣传则更多地讲究时机，有抢有压，不一定越快越好；

4、在对事实的把握上，新闻要求越新鲜越好，旧有的事实一般构不成新闻。宣传则新旧事实不论，只要能作为论据说明观点、讲明道理就行；

5、在服务对象上，新闻面向整个社会大众，不受职业阶层的限制。宣传的服务对象大都有针对性，并不要求社会大众都能接受；

6、在价值取舍上，新闻以引起观众的普遍关注，引起人们的兴趣为标准。宣传考虑的则是选择什么样的事例可以说明问题，以对宣传主题有利为标准。

根据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对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新闻传播的是事实信息，宣传传播的是观念主张。新闻的使命性相对模糊，它在提供信息后任务即告完成，至于人们是否有行动反应或采取什么行动，由各人自行决定。宣传的使命性很强，它不仅要求人们接受所传播的观念主张，同时还号召宣传对象能自觉地按照宣传者的这些主张去行动。

第二，新闻所传播的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倘若把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或大家熟知的东西当作新闻，就违背了新闻的基本要求。在宣传中，不管史料或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事情，只要能说明问题都可以“为我所用”。

二、新闻和宣传大都通过相同的手段将内容“传”给受众和宣传对象，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工作交叉

新闻虽然不等于宣传，但我们并不否认办报纸、办广播电视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宣传，换句话说，新闻也具有宣传的作用。尤其是就传播过程来讲，新闻传播与宣传传播都是都是新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相同的传媒手段，将内容传授给受众和宣传对象。比如，为了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我们常常会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手段来组织舆论报道，因而本是宣传的内容却成了新闻，而本是新闻的东西却也有着宣传的成分，这样，新闻与宣传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就显得更为广泛。这种情况在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新闻性节目中表现得最为普遍，以党委机关报而言，目前在一版或要闻版纯新闻的稿件就很少，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与宣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基本原因在于：

从目的来看，新闻报道虽然是传递信息，满足观众的新闻需求，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样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即使是学理意义上的纯新闻，如科技信息、社会写真、事件报道等，单篇虽然看不出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但总体上仍然是有其明确的思想倾向的。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新闻往往含蓄地表达着一定的思想主张去让读者（听众）体会。这种含蓄表达，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宣传。

从工作需要上看，不管是新闻还是宣传，既离不开“纯新闻”、“纯宣传”，也需要大量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报道形式。当前，媒体普遍采用的典型报道、述评新闻、工作通讯等就属于这一类，即使消息这种报道形式也是一样，可以说，它们是用新闻要素构成的宣传稿件，新闻与宣传在这里已完全融在了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的宣传功能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纸应该“成为运动的喉舌”的思想，我国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舆论导向重要性的论述，都反映出新闻与宣传的不可分离性。即使在崇尚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也决不是采用放任自流的方式，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的，比如：关于党派之间、领导人工作生活方面的报道他们可以随意展开，但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报道却从不马虎。可见，新闻与宣传的交叉融合中外概莫如此，将二者完全分离，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那是不正确的。

三、新闻与宣传的融合构成新闻的宣传价值。宣传价值是主流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主要参数

所谓宣传价值，是指一事物（事实、材料）所具有的能够阐释、说明、传输某种思想或观点的作用，这个事实或材料要以新闻价值为前提，并且适应于社会大众的需要，如果连其码的新闻价值都不具备，那么，用它来作宣传、作某种观点的解释，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这就是说，宣传价值建立在新闻价值的基础之上，宣传价值也是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重要参数。

党委机关报是各级党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党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它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编采人员在业务上必须时刻装着两把“尺子”，一把衡量新闻价值，一把衡量宣传价值，由此决定事实材料的取舍。一般来说，那些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事实或材料，一定是各级党报首选的对象，是最佳的新闻宣传，反之，若两种价值不统一，宣传效果往往会受到影响。因此，要提高新闻的宣传价值，党报编采人员采编新闻作品时，在认真考虑所选材料是否具备新闻价值的基础上，还必须注意“六选择”：

1、选择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委工作相一致的事实材料；

2、选择时代感强，有当代生活气息的事实材料；

3、选择体现高尚品格、高尚情操、催人向上的事实材料；

4、选择符合大众利益的事实材料；

5、选择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事实材料；

6、选择对大局有利、对稳定有利的事实材料。

总之，注重宣传价值，用宣传价值取舍新闻事实，这是各级党报和主流媒体的基本要求和业务原则。

四、二元价值使党委机关报的困惑显现突出。寻求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最佳结合，是解除困惑的基本途径

不难看出，由于新闻与宣传具有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特性，媒体的二元价值——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便也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中。对于党委机关报来讲，寻求二元价值的融合统一，是各级党报采编人员经常考虑也颇难处理的业务之一，尤其是随着大量生活类、消遣类报刊的出现，机关报的困惑就更加明显。这种困惑表现在：

——就报纸主管（领导、部门）来讲，各级领导、各相关部门要求机关报努力履行喉舌职责，努力为党委政府的工作鼓与呼，因此，报上登什么，文章怎么写，都要认真听取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充分体现党委政府的意图。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说理性、图解性、教育性的文章在报纸上占了大量份额，报纸的宣传作用大大提高，新闻性相应减弱。

——就读者来讲，读者认为阅读报纸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受教育，他们大都反对报纸的面孔过于严肃，尤其不喜欢会议报道、政务活动、工作动态大量充斥版面。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大，新闻性强不强，知识性、娱乐性、消遣性好不好，是读者衡量报纸的基本标准。因而，可读、可看，便成为读者对报纸的第一需求。

报纸管理部门与读者对报纸“口味”要求上的不一致，使党报在二元价值的取舍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新闻纸，党报采编者要考虑报纸的新闻性，不得不在可读可看、轻松活泼上下功夫；第一方面，作为党委机关报，他们更要考虑宣传性，不得不拿出大量版面来反映党委政府的工作。在当前，不承认党委机关报所面临的这种矛盾困惑是不对的，回避这种矛盾困惑也是不现实的。就党报从业人员来讲，我认为基本的态度和做法是两句话：坦然面对，积极接受；开动脑筋，寻求结合。

坦然面对，积极接受。新闻与宣传相伴而生，只要新闻存在，宣传就不会消失。新闻与宣传的二元价值问题，不仅党报存在，其它所有媒体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由于党报姓“党”，由于党报也是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纸，所以，无论是党委政府要求扩大宣传性也好，还是读者需要增强新闻性也好，它们都有道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因此，党报从业人员完全不必为二元价值问题心存烦恼和埋怨指责，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去坦然面对和接受。辩证地看，当一份报纸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社会期望都很高时，说明报纸在社会不同层面的关注度与期望值也很高，这正是报纸的希望和动力所在，是一件好事情。试想，一种以传播色情暴力为主要内容的报纸，人们阅读它除了满足一点新奇心理外，谁会指望它还会有什么作用呢？

开动脑筋，寻求结合。正确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相互关系，在办报实践中讲新闻也讲宣传，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技巧，融宣传于新闻之中，增加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亲合力。

机关报范文篇8

关键词：新闻与宣传；二元价值；党委机关报；困惑及改进

新闻与宣传，这是新闻宣传界使用频率最多，也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两个基本话题。应该说，新闻与宣传并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基于这一观点，本文谈谈它们的相互关系，以及党委机关报在二者问题上面临的困惑与改进。

一、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不能把它们作为同一概念混为一谈

在新闻与宣传的问题上，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持“等同论”的观点，即把二者当作一个概念看待。他们认为，新闻活动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担负着光荣的宣传任务，新闻和宣传都是为了表达一种意图，表现一种观点，阐述一种主张，因此，二者的功能与作用相互兼融、基本相同。

其实，新闻与宣传从属两个不同的学理范畴，实践上也各有其特点和规律。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真实、新鲜、及时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人们对新闻的需要程度并不决定于谁需要宣传或谁需要接受宣传，而决定于社会发展和个人认知的程度。换句话说，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传播者的宣传需要，而在于事实本身和当前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程度。向人们提供新信息、新情况，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典型新鲜事物的了解需要，这才是新闻最基本的价值与作用。而宣传是阐述某种主张、思想、观点，以争取受众受到某种教育，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一种活动，在阶级社会里，通常是一定党派、团体进行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这就是说，宣传就是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一定目的，向宣传对象阐明思想观点，从而达到控制、影响宣传对象的一种社会活动，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对存在的能动作用。宣传可利用的手段或形式很多，其中，同志对我党宣传工作的四句话概括：“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就是对四种基本宣传形式的最好注解。这四种宣传形式是：新闻宣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理论宣传（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典型宣传（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文艺宣传（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可见，新闻与宣传是有区别的，如果再具体一些讲，这种区别表现有六点：

1、在目的性上，新闻主要传递信息，满足受众的“新闻欲”。宣传则是阐述某种主张观点，重在说服教育对象；

2、在表现形式上，新闻主要用事实说话，以事服人。宣传则重在讲道理，以理服人；

3、在时间要求上，新闻注重时效，讲究迅速及时。宣传则更多地讲究时机，有抢有压，不一定越快越好；

4、在对事实的把握上，新闻要求越新鲜越好，旧有的事实一般构不成新闻。宣传则新旧事实不论，只要能作为论据说明观点、讲明道理就行；

5、在服务对象上，新闻面向整个社会大众，不受职业阶层的限制。宣传的服务对象大都有针对性，并不要求社会大众都能接受；

6、在价值取舍上，新闻以引起观众的普遍关注，引起人们的兴趣为标准。宣传考虑的则是选择什么样的事例可以说明问题，以对宣传主题有利为标准。

根据以上分析比较，我们对新闻与宣传的区别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新闻传播的是事实信息，宣传传播的是观念主张。新闻的使命性相对模糊，它在提供信息后任务即告完成，至于人们是否有行动反应或采取什么行动，由各人自行决定。宣传的使命性很强，它不仅要求人们接受所传播的观念主张，同时还号召宣传对象能自觉地按照宣传者的这些主张去行动。

第二，新闻所传播的是新近发生或变动的事实，倘若把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或大家熟知的东西当作新闻，就违背了新闻的基本要求。在宣传中，不管史料或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事情，只要能说明问题都可以“为我所用”。

二、新闻和宣传大都通过相同的手段将内容“传”给受众和宣传对象，二者具有广泛的联系和工作交叉

新闻虽然不等于宣传，但我们并不否认办报纸、办广播电视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为了宣传，换句话说，新闻也具有宣传的作用。尤其是就传播过程来讲，新闻传播与宣传传播都是都是新闻工作者、宣传工作者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相同的传媒手段，将内容传授给受众和宣传对象。比如，为了配合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我们常常会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手段来组织舆论报道，因而本是宣传的内容却成了新闻，而本是新闻的东西却也有着宣传的成分，这样，新闻与宣传的相互交叉和渗透就显得更为广泛。这种情况在各级党委机关报和其他主流媒体的新闻性节目中表现得最为普遍，以党委机关报而言，目前在一版或要闻版纯新闻的稿件就很少，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与宣传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基本原因在于：

从目的来看，新闻报道虽然是传递信息，满足观众的新闻需求，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样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务，即使是学理意义上的纯新闻，如科技信息、社会写真、事件报道等，单篇虽然看不出什么样的思想观点，但总体上仍然是有其明确的思想倾向的。因此从社会意义上讲，新闻往往含蓄地表达着一定的思想主张去让读者（听众）体会。这种含蓄表达，已经内在地体现着宣传。

从工作需要上看，不管是新闻还是宣传，既离不开“纯新闻”、“纯宣传”，也需要大量新闻与宣传相结合的报道形式。当前，媒体普遍采用的典型报道、述评新闻、工作通讯等就属于这一类，即使消息这种报道形式也是一样，可以说，它们是用新闻要素构成的宣传稿件，新闻与宣传在这里已完全融在了一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十分重视新闻传播的宣传功能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纸应该“成为运动的喉舌”的思想，我国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舆论导向重要性的论述，都反映出新闻与宣传的不可分离性。即使在崇尚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也决不是采用放任自流的方式，而是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进行的，比如：关于党派之间、领导人工作生活方面的报道他们可以随意展开，但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报道却从不马虎。可见，新闻与宣传的交叉融合中外概莫如此，将二者完全分离，不承认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那是不正确的。

三、新闻与宣传的融合构成新闻的宣传价值。宣传价值是主流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主要参数

所谓宣传价值，是指一事物（事实、材料）所具有的能够阐释、说明、传输某种思想或观点的作用，这个事实或材料要以新闻价值为前提，并且适应于社会大众的需要，如果连其码的新闻价值都不具备，那么，用它来作宣传、作某种观点的解释，效果肯定大打折扣。这就是说，宣传价值建立在新闻价值的基础之上，宣传价值也是媒体取舍新闻事实的重要参数。

党委机关报是各级党委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施正确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党委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它要求从事这一工作的编采人员在业务上必须时刻装着两把“尺子”，一把衡量新闻价值，一把衡量宣传价值，由此决定事实材料的取舍。一般来说，那些既有新闻价值又有宣传价值的事实或材料，一定是各级党报首选的对象，是最佳的新闻宣传，反之，若两种价值不统一，宣传效果往往会受到影响。因此，要提高新闻的宣传价值，党报编采人员采编新闻作品时，在认真考虑所选材料是否具备新闻价值的基础上，还必须注意“六选择”：

1、选择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党委工作相一致的事实材料；

2、选择时代感强，有当代生活气息的事实材料；

3、选择体现高尚品格、高尚情操、催人向上的事实材料；

4、选择符合大众利益的事实材料；

5、选择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事实材料；

6、选择对大局有利、对稳定有利的事实材料。

总之，注重宣传价值，用宣传价值取舍新闻事实，这是各级党报和主流媒体的基本要求和业务原则。

四、二元价值使党委机关报的困惑显现突出。寻求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最佳结合，是解除困惑的基本途径

不难看出，由于新闻与宣传具有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特性，媒体的二元价值——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便也始终处于对立统一中。对于党委机关报来讲，寻求二元价值的融合统一，是各级党报采编人员经常考虑也颇难处理的业务之一，尤其是随着大量生活类、消遣类报刊的出现，机关报的困惑就更加明显。这种困惑表现在：

——就报纸主管（领导、部门）来讲，各级领导、各相关部门要求机关报努力履行喉舌职责，努力为党委政府的工作鼓与呼，因此，报上登什么，文章怎么写，都要认真听取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意见，以充分体现党委政府的意图。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说理性、图解性、教育性的文章在报纸上占了大量份额，报纸的宣传作用大大提高，新闻性相应减弱。

——就读者来讲，读者认为阅读报纸的第一目的并不是受教育，他们大都反对报纸的面孔过于严肃，尤其不喜欢会议报道、政务活动、工作动态大量充斥版面。文章所提供的信息量大不大，新闻性强不强，知识性、娱乐性、消遣性好不好，是读者衡量报纸的基本标准。因而，可读、可看，便成为读者对报纸的第一需求。

报纸管理部门与读者对报纸“口味”要求上的不一致，使党报在二元价值的取舍上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作为新闻纸，党报采编者要考虑报纸的新闻性，不得不在可读可看、轻松活泼上下功夫；第一方面，作为党委机关报，他们更要考虑宣传性，不得不拿出大量版面来反映党委政府的工作。在当前，不承认党委机关报所面临的这种矛盾困惑是不对的，回避这种矛盾困惑也是不现实的。就党报从业人员来讲，我认为基本的态度和做法是两句话：坦然面对，积极接受；开动脑筋，寻求结合。

坦然面对，积极接受。新闻与宣传相伴而生，只要新闻存在，宣传就不会消失。新闻与宣传的二元价值问题，不仅党报存在，其它所有媒体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程度有所不同罢了。由于党报姓“党”，由于党报也是以传播新闻为主的报纸，所以，无论是党委政府要求扩大宣传性也好，还是读者需要增强新闻性也好，它们都有道理，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因此，党报从业人员完全不必为二元价值问题心存烦恼和埋怨指责，而应以积极的姿态去坦然面对和接受。辩证地看，当一份报纸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的社会期望都很高时，说明报纸在社会不同层面的关注度与期望值也很高，这正是报纸的希望和动力所在，是一件好事情。试想，一种以传播色情暴力为主要内容的报纸，人们阅读它除了满足一点新奇心理外，谁会指望它还会有什么作用呢？

开动脑筋，寻求结合。正确处理好新闻与宣传的相互关系，在办报实践中讲新闻也讲宣传，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技巧，融宣传于新闻之中，增加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亲合力。

机关报范文篇9

关键词：都市报机关报新闻改革报纸市场化经营

都市报以社会传播为己任

在当代新闻改革的进程中，都市报的出现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在大量的以组织传播为己任（至少实质上是如此）的报纸之外，都市报的出现标志着以社会传播为己任的报纸的产生。要说清这个道理，必须回顾历史上另外两次新闻改革。

当代中国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指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新闻改革。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堪称新闻改革的还有另外两次：一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二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由于共产党在进行改革时所面临的任务和党内外的条件各有不同，这三次改革的做法和结果也就不同，但是它们又有一定的传承关系。[1]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当时它像一般的报纸一样，面向社会各种新闻，虽然他它有着它所代表的政党的倾向性。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它通常把国际新闻放在首位。在中央党校上的讲话，即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被放在了第三版的右下角，处理为一条三栏题的消息。改版后，报纸头版多刊登党的中心工作的消息，而且经常占据头条。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次改版使《解放日报》完成了从社会传播向组织传播的过渡。《解放日报》从此不再是既有社会性又有无产阶级倾向性的普通新闻纸，而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号角和鼓风机。其主要功能不再是向社会告知新闻，而是宣传目的高于新闻告知的组织传播，是以传播为手段，整合资源，去实现组织的目标。[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采取了“一边倒”的战略，倒向苏联一边。新闻战线自然不能例外。但五十年代中期，苏联、东欧发生一些情况，如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导致工人上街游行的情况发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多方面考虑联系群众的问题。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开始进行改版，在头版头条《致读者》一文中，向数百万读者表明了改版的三个方向：一、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二、开展自由讨论，阐明社会言论；三、改进文风，活泼空气。中共中央还为此发文件，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见解相反的文章。”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树立新的观念，力争能使各个层次的读者都能接受。在版面上，首先是改进头版的头条新闻，减少刊登领导人的讲话和会议新闻，大大增加经济新闻。报纸大量发表读者的意见，增加了对工作问题与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使各方面不同意见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但是进入1957年后，主要有与的错误，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人民日报》被卷入其中，许多作者被打成“右派”，报社记者编辑更是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的改版经过半年的实践便夭折了。

《人民日报》的改版半途而废，但它第一次提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说“报纸是人民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人民日报》改版是试图从组织传播部分地回归社会传播。这是从夺取政权年代无产阶级政党报纸向建立国家政权后面向全社会媒介转变的开始，这在当时虽然没有成功，但它与20多年后提出的“建立多层次的报业结构”的主张遥相呼应。它的创新和改革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3]

1978年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新闻媒体发生了很多改革变化。报业的改革发展走在前面。1978年2月28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刊登了我国大陆的第一条商业广告，从此广告快速发展；1981年，几乎所有的大报的发行量都达到了上百万份，发行方式也多样化。与此同时，中国的各个方面都逐步实现了市场化调节，新闻领域也不能例外。以党报为中心的多种形式的报纸体系的建立各个层次的专业报纸则大量涌现，包括《经济日报》、《经济参考》等全国性报纸和各地方性、行业性的报纸遍布全国。媒介开始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媒体由过去国家财政拨款转化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96年，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成立了第一个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全国已有三十多家报业集团。

但是，我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出现了走进家庭报纸的报纸——都市报。它是由机关报另办的一种报纸，扭转了由机关报形成的“官报官办，官订官看”的传统做法。

一份走进家庭的报纸，至少要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平民化的品位和风格。报纸所载，适合普通民众，适合家庭中识字的各个成员。二是报纸的价位低，老百姓可以自己掏腰包订阅或购阅。恰恰是这两个基本特征，90年代上半叶以前的中国的报纸并不具备。而都市报具备了。也正是由于由了这两个基本特征，都市报实现了由四十年代《解放日报》抛弃的、五十年代《人民日报》试图恢复而未能成功的社会传播工具的特性。

都市报产生的原因

在都市报出现以前，中国没有走进家庭的报纸。中国报业历来是以党的机关报和行业报为主体的。机关报的典型代表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根据《人民日报》1986年的调查，其读者中，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占75.6%。[4]人民日报如此，其他各级机关报也可想而知。所以，机关报历来被看作是“干部报”、“工作报”、“严肃的高级报”。[5]此外，机关报订阅也几乎接近100%地依靠公费。行业报是以交流和指导某一行业的工作为目标，是行业领导部门的机关报，更不可能走向千家万户。

从90年代后半叶起，一种以市民为主要对象的，突出新闻性和服务性的生活化的综合性报纸，在我国报界异军突起。这就是都市报。它很快走进了千家万户，使人们看到中国的走进家庭的报纸的模式在逐步形成中。

最早运用都市报这个称谓的，是分别由贵州日报社和陕西日报社创办的《贵州都市报》（1993年8月）和《三秦都市报》（1994年1月），但最早赋予都市报典型特征的（如市民生活化特色和高度市场化运作），办得特别红火的都市报，无疑是1995年1月由四川日报创办的《华西都市报》。它创造了创刊三四年，即发行量超过50万份，自费读者比例高达80%以上，年广告收入超过1亿元的奇迹，在都市报界处于公认的领头羊的地位。

都市报定位为市民生活报。且看几个比较典型的都市报对自己报纸定位的描述：“走向千家万户的市民生活报”（华西都市报），“城市报、市民报、生活报”（贵州都市报），“综合性市民生活报”（海峡都市报），“为市井人家办报，让平民百姓爱读”(燕赵都市报)，“采缤纷天下事，入寻常百姓家”（大河报）。这些定位无不指向市民家庭，全方位地服务市民生活，并让市民自己掏钱订阅或购阅。

都市报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向城市化发展。1994年，城市人口包括从事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从事工作的人口已达到6.3亿，从事城市性工作的人口已超过从事农业的人口。这给都市报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6]

二是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改革，必然推动新闻业的改革，尽管这一行业具有特殊性，（最主要的是报纸作为党的喉舌这一条从来没有松动），但是经济法则（如新闻业也要全部或至少部分地做到自负盈亏）进入新闻领域以后，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受众意识都不得不大大增强。八十年代中期，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政策，推动了各新闻单位的新闻改革，各报纷纷创办符合大众口味的专版或者小报。

三是随着人民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恩格尔系数（家庭食品开支与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的下降，人们的文化消费明显增长，购阅或订阅一份报纸不再是难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要订阅一份报纸，在林林总总的报纸中，作何种选择最为合适呢？毫无疑问，就是选择都市报。

华西都市报创造了创刊三四年，即发行量超过50万份，自费读者比例高达80%以上，年广告收入超过1亿远的奇迹，在都市报界处于公认的领头羊的地位。

把握定位，创造特色

博采各报之长是都市报一诞生就吸引读者的最重要的经验。四川日报的席文举1994年5月参观《扬子晚报》以后，从嫁接出优势的道理，“提出了‘嫁接各类畅销报优势’的办报思路，市场上哪些报纸、版面、栏目或报道内容，报道样式受欢迎，就把它拿过来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又一个畅销版面，满足一个又一个庞大读者群的需要”。他用这个新思路，来办新的报纸——《华西都市报》。

都市报要满足广大市民群众的需要，就要使市民生活报这个定位，让报社的上上下下都始终把握住，也使广大读者一翻开报纸就能看出都市报的这个特点。为把握这个定位，都市报特别强调新闻性和服务性这两条，因而取得了成功。

首先是加强新闻性。报纸是新闻纸，新闻应是报纸这个宴席上的主菜。这是最广大的读者普遍认同的新闻规律。但由于机关报有过强的宣传意识，处处从宣传价值出发，常常忽视了群众的兴趣，使得大量的新闻不能上版面。而都市报真正将新闻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做足新闻，做活新闻，做好新闻”，以致有人称都市报“引发新闻传播功能的历史性回归”[7]许多都市报力争在新闻方面，“一报在手，什么都有”，从本市到全省、全国，乃至国际。1998年就有文章提到，“以新闻性见长是都市报的特征，华西都市报已成为日出12版的大报.，每日刊载新闻平均占总内容的71％左右”[8]。

都市报在根据市民兴趣的特点，加强新闻性的过程中，为了尽可能增大信息量，真正做到了消息唱主角。据桂俊松的硕士论文称，他曾对华西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的消息在新闻构成中的比例做过粗略统计，发现这些都市报上，消息占有绝对优势，在85％以上[9]。

“在都市报上，严格的通讯体裁不多，而在这些通讯中，又主要是事件通讯。”“因为事件通讯不像人物通讯、工作通讯、风貌通讯等通讯体裁，它的动态性特别强，一般都有个‘新闻内核（新闻五要素）。”[10]。各都市报都喜欢搞“新闻追踪”、“特别报道”。因为它们新闻性强，可读性强。华西都市报每一年都搞几十桩“新闻追踪”，短则连续报道一周，长则报道数月或半年。它们能做到“文随事起，文随事走，文随事毕，全程跟踪”。时效非一般通讯所能比[11]。

都市报取舍新闻的角度是从市民眼光出发。如1997年2月4日《楚天都市报》刊登的《省委省政府班子成员要敢说从我做起向我看齐》这条不足300字的消息，是从省委书记贾志杰谈廉洁自律的长篇讲话中“抠”出来的。这条信息表明了省委省政府反腐倡廉的决心，以短小易读，适应了市民的阅读习惯，引导了舆论，市民也满意。[12]阅读《楚天都市报》就会发现，在这份报纸里，省府开大会不一定是新闻，会上决定今年安置26万下岗工人是新闻；省长讲话不一定是新闻，省长讲话时说春节要兑现离退体工人工资和补助特困家庭是新闻。这就是这份报纸的新闻观――市民新闻观。[13]

其次是加强服务性。既是定位于市民生活，都市报就着重报道服务市民生活,华西都市报坚持尽量多选择市民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中发生的事件，尽量少报道发生在机关、企业内部的事情。以1997年4月2日为例，这一天的华西都市报发表了165条新闻和服务性报道，其中反映了市民活动的新闻占1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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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版面安排来看，服务性内容的版面所占比例很大。以楚天都市版为例，其服务性报道主要有：1、服务性专版。如《消费广场》、《美食苑》、《养生养颜》、《就业参谋》、《三镇楼市》、《证券》等共28个；2、半服务性专版（因为有的稿件是消息、读者感想、文章，不是直接服务的，故曰“半服务”）。有《银发岁月》、《打工一族》、《法制周刊》、《读书》等8个左右；3、纯服务性专栏。如《今晚菜单》、《牵线搭桥》、《荧屏导视》、《天气预报》等约10个；4、具有服务性质的新闻报道。主要体现在经济、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报道中；5、阶段性的服务性专题。如“3、15”期间，中考、高考期间的一些系列报道；6、零散的信息。如停水停电、公共汽车改线等。这几项加起来，大约占全部新闻版面的30%左右。另外，许多其他的报道也包含着明显的服务性。二者相加，服务性报道几成“半壁江山”。[14]

大量的服务性报道履行了报纸的“守望环境”的功能，在市民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都市报及时报道了各项设施的建设和进展情况，提出了大量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动议，及时地表扬了积极的、正面的人和事。与此同时，都市报不时地批评一些妨碍市民生活的人和事。都市报的舆论监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城市建设、市民生活服务这个层面上展开的。

除了突出新闻性和服务性以外，敲门发行和自费订阅，是都市报独有的的特色。中国机关报历来搞摊办发行，公款订阅，都市报一诞生，就别开生面。都市报为市民生活服务的特色，给自费订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华西都市报首创“敲门发行”，第一个月征订量就增加1万多份，于是各都市报纷纷派人前往成都取经，开门发行（或者称“零距离服务”）在各报展开，做到上门宣传、上门征订、上门投递。燕赵都市报“从年初敲到年尾，发行量每日都在增长”。[15]“敲门发行”的开创，无疑是对中国报业的一大贡献。它打破了“官报官办，官订官看”的传统格局，真正开创了报纸走进家庭的新格局。

都市报的市场化经营特征

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都市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一方面报纸从业人员要增强信息观念、受众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由原先的自我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另一方面，报纸要根据市场来运转，围绕读者和市场来做文章，建立富有活力的竞争机制。机制要有活力，必须有一个宽松的环境，有一个激励职工大胆发挥才能的空间，都市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大胆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全员合同聘用制，逐级聘用，职工能进能出，职务能升能降，给予工作人员以压力和动力，既利于充分利用人才资源，又保证了用人的质量和工作效率。例如《南方都市报》采取社会招聘制，量才录用，岗位和报酬挂钩，不称职就换岗、解聘。

具体说来，市场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市场化定位。都市报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明确思路，准确定位。定位就是旗帜，定位就是灵魂。没有准确的定位，就没有主心骨，最终遭到淘汰。由于都市报是在全国报业市场竞争形成和市场细分完成之后才产生的一种报纸，没有优势可言，面临的只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局面。因此，都市报必须明确自己的思路，着眼于市场化定位。就是以市场为中心，以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为着眼点，确定报纸的发展思路。报纸的市场定位是由包括目标定位、形式定位、读者定位以及内容定位在内的诸多因素构成的。

其二，市场化管理。都市报确立了市场化定位后，建立一套区别于传统报纸管理模式的市场化管理模式。从人事制度、发行制度道广告经营，建立和完善了全新的管理运行机制，都体现了市场化原则。[16]

都市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都市报是走进家庭的报纸,是最具社会性的报纸。从这一点上说，也是与国际上报业普遍特征最相近的报纸品种，无疑是极具生命活力的报纸。但它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阻力的，比如有的人声称“不能对都市报评价太高”，这种人是怕都市报挤占了机关报的市场。其实，都市报的崛起是最近四五年的事，而机关报订阅数的下降早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就已经非常显著，这一是因为机关报本来就是适应干部看的指导各项工作的报纸，不可能广泛走进家庭，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出版物增长迅速，读者可选择的范围扩大很多，必然导致机关报订阅量减少。

与发达国家走进家庭的日报相比，都市报还得有一个提高的过程。比如，都市报的新闻虽然多，但大量的只是市民生活、衣食住行中的新闻，硬新闻特别是政治、经济中重要题材的硬新闻还不多；舆论监督现在虽然呈增多趋势，但主要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用席文举的话说，“批评报道的主要特点是‘打苍蝇，抓生活’”，《华西都市报》还制定了批评报道的原则：“批评要留有余地，批评的事件或对象宁小勿大，级别不要整大，范围不要扩大，性质不要夸大。”[17]“批评报道的内容主要是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不良倾向……如菜霸、偷自行车、反暴利、打假、新楼垮塌、三陪小姐、孩子拐卖等等”[18]。高层次的舆论监督还很少。自己发现线索，跟踪追击，揭露贪污、受贿等腐败分子的报道尤其少见。

都市报还有值得注意克服的倾向。如反映市民呼声和公众要求而往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流于生活琐事。也有片面追求轰动效应，哗众取宠，对犯罪和一些社会粗俗心态的纪实化描述。虽然还不能说中国都市报已有西方商业主义报纸热衷于暴力、色情的倾向，但是在越来越激烈的报业竞争中，一些都市报过多地发表媚俗、庸俗、猎奇的社会新闻，以追求“卖点”。在新闻大战中，转载转摘多，缺乏独家新闻，少鲜明个性。专版专刊中的雷同趋势也较明显，人家的好栏目、好策划一炮打响，马上一拥而上去“克隆”。“克隆术”的盛行必然扼杀创新精神。所有这些问题，要靠道德自律以及必要的法制约束来解决。

都市报应该走大报路线，而且完全可以走大报路线。这里讲的“大报”不是要办得像机关报那样的大版式的报纸，而是说，要成为大气的报纸，而不是小气的报纸。要体现大报品格，就意味着都市报要比过去多推出一些重大主题的报道，如重要的政治经济新闻的报道。这样的新闻不是指一般的会议新闻、领导人的活动新闻，也不是一般的经济活动的新闻，而是指那些称得上重大的政经新闻，或者在政治、经济改革中有重要意义的新闻，哪怕它们不是在本省发生的。不过这些新闻的报道的角度和报道的风格应该是都市报的。不报大事的报纸，永远是小报。近年来我国渐渐跨入了政治改革的时代，在政治改革、执政文明中在各地都有许多创造，如基层干部选举、副厅级干部直推直选、官员问责制等等。对于这些东西都市报都要报道，如果把这些放弃了，以为只是机关报的事，那就是自贬为小报。

大报风格还体现在敢于进行舆论监督上。过去有位都市报的老总，说他们的报纸“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更有报纸连苍蝇也很少打。这些是自贬为小报的表现。这些做法不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近些年来，许多报纸不是完全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进行了一些报道，这是报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满足人们对信息需求所采取的措施，也是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规律。现在对外地发生的矿难等重大事故，去进行采访报道是常有的事，还有报纸对外地的违纪、腐败事件进行披露的。

中国的都市报仍处在改革和发展之中。如果说，中国将来会出现世界级的大报，很可能是从这些都市报中脱颖而出，但这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改革，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外部生态环境才得以实现。

注释：

[1][2][3]分别见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第1，第5，第1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4]陈崇山、弭秀玲《中国传播效果透视》，沈阳出版社，1989

[5]李良荣、林晖《试析双重压力下党报面临的困难及对策》，《复旦大学报＜社科版＞》第3期

[6]陈力丹《“都市报现象”的出现是报业发展的一种必然》，《都市报现象研究》15页，新华出版社，1998

[7]韩炜林《新闻传播功能的历史性回归》《楚天都市新闻论集》，新华出版社，1999

[8]刘建明《从华西都市报看都市报的媒体定位》，都市报现象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

[9]桂俊松硕士论文《论都市报崛起及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打印本，2000

[10]同上

[11]蔡华东《楚天都市报连续报道实析》，《极目楚天舒》，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12]杨卫平《都市报与市民定位》，《极目楚天舒—楚天都市报创刊周年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13]杨卫平《都市报与市民定位》，《极目楚天舒—楚天都市报创刊周年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14]桂俊松《论都市报崛起极其对中国报业的影响》，打印本，2000

[15]李炳庠、贾永华《我的市场在你脚下》，《新闻战线》1999年第2期

[16]孙旭培《当代中国新闻改革》第222－22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机关报范文篇10

［关键词］省际新闻流通；省委机关报；整合分析；社会变革

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在操作上一般指甲乙丙多地互相报道和被报道的情形。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甚为关注的问题。诚如政治学者R.Muir指出(1)：“各地域之间信息流通的水平及其变化，反映了它们之间联系的力度，以及趋向分离或整合的走势”（1981，P113）。新闻又是一种表征话语（discourseofrepresentation），它通过连续不断地报道社会变动而与现实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并且将人们日常的、零碎的、本地的、相对静止的个人经验与社会的、流动的、制度的、整体性的以及聚焦化的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因而有一种“自动”获取的“合法”权力。新闻报道及其信息流通的这种特性使其扮演一种社会性的整合离聚功能，也因此，它彰显了所在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合法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对于时代而言，这些变化的特征较为集中体现在地方自主权和区域之间的联系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各级传媒扮演了何等角色？地区间的新闻信息流通呈现出何种面貌？从一个长时段的视点来看（1949年建国以来），以省为单位的区域间新闻交互是如何演变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政经发展又是如何从一个侧面体现在省际新闻流通中？显然，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不久前，笔者和香港城市大学祝建华教授合作，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研究。(2)本文即是对该项研究成果的一些初步综述整理，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展深化。

关于中国大陆“省”的研究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全国还没有全部解放，由于国土辽阔，情况复杂，百废待兴，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加强对各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曾于50年代在有关省之上设置“行政大区”，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六大区。至1955年大局稳定，中央政府决定撤销大区。自此，“省”一级行政单位（包括中央直辖市和自治区）便成为大陆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下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在“省”以下虽还有“地区”和“县”，也各自发挥其重要的地方行政功能，但并不能视为实质性的行政单位。

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大陆“省”的研究明显增多，论文数量迅速增长。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采用3种取向。第一种是“中央—地方”研究取向。这是研究传统的主流思路。第二种是“区域比较”。这种方法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它主要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分析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和研究其发展的模式。第三种是“省的个案研究”，通常以一个省，或几个省份为对象，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上述3种研究取向，主要是为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而设计，方法虽异，但无所谓优劣，然而在分析阐述上则各有利弊。“中央—地方”研究取向主要关注“省与中央（北京）”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因排除了省与省之间日益频繁的交往互动，以致难以深刻理解中央与“省”之间的变化。“区域比较”方法将诸多省份划为大区（例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等），而不是针对省际关系和它们的互动情况探讨其性质，这样在解释区域发展或其他问题时，忽视了省际互动和其间差异这一重要因素。此外，这种研究方法较多关注经济发展方面而甚少涉及其他方面。“个案研究”取向虽然提供了某个省份的详细资料，但这种方法难以令人了解全貌。不过它可以为下一步的省际研究奠定基础。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对“省”的研究，还未涉及省际互动领域，作为上述3种取向的补充，我们认为需要发展出第4种研究取向，即：系统的省际关系互动研究。这种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被研究对象视为某种同质单位（例如，“省”被视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行政管辖单位），研究的问题需涵盖或适用于所有这类单位，并对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或这种联系的某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这种研究取向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困难在于收集资料难度很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头绪繁多。另外，如果缺乏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也使研究不易进行。就本文而言，我们尝试采用这种研究取向，探讨中国大陆省际间的新闻信息交互流通。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开放，只要目前市场经济及区域开放持续下去，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各省将进一步加强它们之间的互利交往。据此，省际间的新闻流通总量及分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了解省际水平互动关系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探究省际交互联系更具意义。当然，本文研究的范围只是新闻信息，虽然这只是省际互动关系的一个方面，但其重要的潜在价值则不容忽视。

省际新闻流通的分析框架

上面提到，运用某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或理论模式对采用第4种取向的研究至关紧要。我们在设计研究方案时，受到盛行于70年代研究国际间新闻信息流通方法论的启示。当时，一大批学者的实证研究成果，促成了“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大辩论，最后导致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言之，研究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学者揉合了发展传播学和批判学派的特点，视跨国新闻信息流通为世界体系运作的一个方面和构成要素。同时，它也是世界体系的产物。许多学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研究，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新闻传播谱系，也揭示了世界体系内在的结构矛盾和冲突关系。世界体系是当代左翼思想家华勒斯坦（Wallerstein）提出的一套分析全球问题的理论体系，其要旨是将世界划为“中心”（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边缘”（不发达国家）和“半边缘”（介于两者之间）三大块，以全球视野，分析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90年代，冷战结束，但华氏理论不仅未过时，反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而倍受重视并被其他学者发展出许多新的分析和论述。

传播学者几十年来通过研究国际传播中不同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报道，总结了几种带有普遍性的模式。主要的发现在于“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信息流通失衡现象及单向主导的传播资源分配制度。90年代中期，在两位著名国际传播学者统筹下，一批学者同时对38个国家如何报道全球214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规模最大的国际新闻信息交互流通的调查，采用系统整体的研究框架和统一的内容分析方法，获得大量的第一手数据，从2000年开始，研究成果分卷出版。

回顾几十年来积累的文献，可以说国际新闻信息流通的研究已具备充分的理论范式和整合分析的框架。我们认为，通过对有关因素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整，这一成熟的分析方法似可借鉴作为一国内新闻信息流通研究的基础框架。

省委机关报与省际新闻流通

在国内传媒体制中，每一家省委机关报就是该省的“人民日报”，它代表省的领导层向全省说话，履行传递政令，上情下达的职责；同时，它在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又在与外省的信息交流过程中，成为把门人及外省特定形象的塑造者。但是，由于国内传媒传统上是一种垂直单向性的宣传型模式，省委机关报历来以宣传上面政策，报道下面省情为主；面对其他省份的报道，除了一些常规的新闻（如“祖国各地”，“塞外风情”等花絮新闻）可按编辑专业喜好处理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在改革搞活的年代里，尤其还要顾及地方的经济利益、贸易往来、人口流动等有利或不利本省的因素。换言之，省委机关报在国内1500份地方报纸中占据关键位置，它们“守土有责”，通过某些机制，对其他省份的信息进行筛选，决定是否让它流入本地区。也因此，这种传递既涉及政经因素，也涉及编辑程序；既有一定的采编运作习惯使然，也同省委领导层的理性偏好有关联。以此类推，这种情况也可存在于地方各级传媒中。这说明，中国地方传媒机关报和外部信息交互的运作机制，是一块有待深入开拓的研究领地。

省委机关报这种“精英导航”特性，使得它在众多的各类地方媒介生态圈内始终执政治传播之牛耳，其权威地位无可替代；也由于各省省报一般在1949年建国以后就开始不间断地连续出版，而其他种类的媒体则无此条件（如“晚报”和城市电视台，直到80年代才开始兴盛起来，且是以某一特定城市居民为服务对象），我们顺理成章选择了全国各省的机关报作为代表媒体，并以每一省的党报对外省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长时段系统抽样内容分析方法搜集材料，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探究建国以来省际

新闻流通是怎样体现在省委机关报上的。

研究关注点和主要发现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的问题和关注点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1.1949年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的模式与形态变化；

2.“”前（1949—1966），“”期间以及后时代（1977—至今）3个阶段省际新闻流通的比较。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考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反映在省际新闻流通中的变化，为进一步探索它与50年来社会变革的关系提供研究的基础资料。(3)

因此，我们选择以系统纵向设计的方法搜集资料，然后进行内容分析。在具体操作上，分别选定3个年段，在相距各20年的时段中，又分别选取两个连续的年份点，每个年份抽取4个星期的省报进行全体抽样调查。为了降低特定年份中特殊事件的影响，每个时段都分别包括这两个年份。最近的年份为1995—1996年，倒溯上去的20年中为1975—1976年（末期），最后倒溯的年份为1955—1956年（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3个年代分别是代表各自的10年时段。总之，这样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可反映过往40多年间中国大陆社会变革的历史轨迹，也在我们驾驭的范围内。(4)表一、表二为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一、省委机关报每天登外省消息并不多，报道量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1955—1956年间，平均每份省报每天只有两条外省新闻；1975—1976年间，每天只有1条；目前则为5条。其中，增长最快的省份为上海、天津、广东、江苏等地。

二、质的方面，65%以上的省际新闻报道属普通消息类报道，新闻图片类型的报道不断减少。而90年代简明新闻类则明显增多。

三、版面安排上，50年代不少外省新闻处理成简讯栏放在头版，而当下的作法是将非本地的新闻（包括国际、国家和外省）放在内页固定的版位上。这说明近年省际消息在省报的特点是数量增多但重要性降低。

四、报道主题方面，经济消息占据主要地位，政治新闻在文化革命后期占36%以上；同时，除了科技新闻有10%和76年唐山大地震使灾祸消息攀升至8%外，其他种类的报道则少得不成比例。90年代的重大变化则是新闻类型呈多元化趋势，趣味性的软新闻和罪案新闻的比例增加较明显。

五、空间分布上，在所有3个年段中，省际新闻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信息丰富省份和信息贫乏省份的差距在90年代呈扩大趋势。1995—1996年间，9个信息丰富省份占了55%的报道量，而9个信息贫乏省份仅占13%，比率为4.21。

结论

这项研究调查了建国以后3个年代省委机关报进行省际新闻交互流通的情形和模式，取得了一批宝贵数据，对认识大陆前、中以及贴近当今的90年代省际间的新闻信息相互之间的交流状况颇有裨益，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些参考和启示，故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开端，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实证，还缺乏多元有效的参数变量进行更复杂的量化统计，从而作出深入的分析和解释。

传统上，大陆的报刊是以“中央—省—市（地委）”三级党报为核心的垂直管理体系。政治学者A.Liu早期研究表明(5)，这种垂直统领性的媒体结构和全方位网络式宣传导向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绝对领导权和宣传上的话语服从（1971，P175—176）。按照分工，中央一级的报纸（包括综合性和行业对象性报纸）除了负责传递中央的信息外，也侧重各地新闻动态的报道。在时代，传递和推广各地符合中央意图的先进典型和地方经验往往是中央一级报纸要唱好的重头戏。而省及市一级的报纸主要任务则放在上情下达和报道本地区新闻上，对其他省或市的横向报道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尤其是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更使这种变化赋予了和以往不同的内涵。但是，这种变化又受制于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既有体制结构、不同媒介的限制；也受到经贸的、地缘文化的、人口的、历史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同时，省际新闻的流通量研究还需和中央传媒对各地报道的新闻流通量的变化联系起来分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内在的关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各省的省委机关报对外省报道总量一直偏低，期间，每天只有1条，反映了当时高度一元化的宣传整合模式。到了90年代中，这种一元化的模式已有所改变，但省际新闻的流通量仍然较低。平均而言，每家省报每天也不过只有5条外省消息。换句话说，每6个省里面，只有1个省的消息出现在它省的机关报上。这种状况，一方面大大落后于日益密切的地区间水平联系，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中国大陆新闻媒介在宣传报道上，至少在各省的“精英导航”机关报上，仍然较为偏重信息的垂直单向流通。而建国以来省际新闻流通呈现出来3种模式的异同，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与不变的矛盾，新的社会改革因素和旧的体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地区间愈来愈加大的信息失衡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传媒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单一党报/媒介体制在官方权力的政治掌控和市场经济的资源调配下正不断向双轨制结构演变，即：新兴的市民—市场导向的商业媒介体制同传统的党报媒介体制在经济和政治上“各占一方，共存补缺”，甚至实行“小报（代表市民的商业媒介）养大报（代表正统的党报媒介）”，这情形有些类似80年代以来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如合资、民营、集体等）的双轨制现象(6)。当然，由于传媒的政治敏感性，商业媒介目前的政治地位和影响要比非国营企业小得多。但是，这类媒介（主要指市民报/晚报，消遣杂志，有线电视台/各省的卫星台和新近崛起的民营网站等）对促进地方信息交流意义重大。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一些市民报(7)如《北京青年报》、《华西都市报》、《南方都市报》等近年来不仅重视本土新闻的报道，也较为重视外地新闻尤其是社会的财金新闻的报道，这需要今后专门的研究予以实证了解。

注释：

(1)见Muir.R.(1981)ModernPoliticalGeography.London:Macmillan.

(2)笔者与祝建华的一部份研究发表在《新闻学研究》期刊，2000年7月号上，题为“中国大陆省际新闻流通之研究（1955—1996）”，第161—181页。本研究从方案设计到大量的数据处理分析，祝建华教授都贡献良多，笔者感到受益匪浅。

(3)本研究是系列研究计划的第一个项目。

(4)关于操作与抽样过程的几项说明：

1）1955—1956年间的3份省报不适用于全部3个年段，其中一份直至1975—1976年依然阙如，《西藏日报》于1956年后期才创刊；《宁夏日报》于1959年创刊；《海南日报》则在80年代后期才出现。因此，在3个年段中互动省报样本数不一致，1955—1956年间是27份，1975—1976年间是29份，1995—1996年间是30份。为了保持连贯性，我们只使用27份省报样本在3个年段内进行比较，29份样本在70年代与90年代进行比较，90年代的对比则使用30个样本。

2）我们初步检测发现，大部分省报很少报道其他省的新闻，因此要进行内容分析的研究（通常每年选取一或两星期）必须选取数量相当大的样本。我们在所选择的6个年份中，就每一年的4个

星期28天内的省报，进行全部抽样调查，或者说我们选取的样本，包括了4816期报纸。

3）由于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新闻报道，其他表述意见的文章，例如社论、评述、读者来信以及副刊、广告、天气预报等非新闻性的材料均未采用。

4）关于“省际”新闻的定义，我们参考有关国际传播研究传统界定的关于“国际新闻”定义的阐释来判定符合本研究需要的“省际新闻报道”的定义。

5）北京是个例外，因为它既是首都又是一座主要省级城市，我们将它代表国家和城市的双重身份作了特殊的处理，在研究中排出了有关中央政府与国家大事的报道。

6）假如一则新闻报道涉及一个以上的外省，我们采取多个省的条目处理。

7）国内一流大学的3位资深新闻资料室管理员协助担任资料收集工作，他们运用上述标准对选自30个省份出版的省报新闻报道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下列要求逐项进行编码：事发地点（即外省名称），新闻数量，是否涉及本省人士，报道类型（普通新闻、简明新闻、图片新闻）和刊登位置（头版或内页）。由于编码人员经过反复培训，素质较高。加上编码要求明确，最后编码分类的一致度符合标准，达到满意的要求。

(5)见A.Liu(1971)CommunicationandNationalIntegr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6)有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双轨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取得“帕雷图改进”的积效，可参看L.Lau，Y.Qian，G.Roland的新近合作研究成果：“ReformwithoutLosers:AnInterpretationofChina’sDual?TrackApproachtoTransition”,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2000,vol.108,no.1,pp.12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