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法律问题十篇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1

一、老年人的含义及研究老年人再婚问题的意义

（一） 老年人的含义

不同的文化圈都会对老年人有着不同的定义，有些人认为成为祖父祖母是进入了老年，有些人则认为退休时进入老年的标志。西方发达国家则认为65周岁是分界点。中国古代曾将50岁作为划分标准。《礼记·曲礼上》：“五十曰艾。”其中“艾”即为年老之意。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定义为60周岁以上的人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下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只规定，本法所称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因此，本文所涉及的老年人系指我国年满60周岁以上的公民。

（二）研究老年人再婚问题的意义

1、研究老年人的再婚问题具有社会意义。根据20__年11月底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10.2%，以上比例按国际标准衡量，均已进入老年型社会。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丧偶或离异老人日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其婚姻问题更是关乎晚年幸福，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

2、研究老年人再婚问题具有法律意义。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之规定：“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其他亲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20__年修正的《婚姻法》第三十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的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从法律的角度而言，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人追求婚姻的权利。但是，由于老年人自身的特殊情况，使其结婚自由的权利受到很大的制约，例如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医疗问题、财产处分问题等，都是制约老年人婚姻自由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老年人的再婚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从法律的层面解决老年人再婚所可能带来的问题，从而充分保障老年人婚姻自由的权利。

3、研究老年人再婚问题具有伦理意义。从伦理学角度而言，老年人再婚问题涉及爱情婚姻家庭道德问题。传统学界对爱情婚姻家庭道德研究的比较多，但主要涉及中青年人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针对老年人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比较少。虽然中青年人与老年人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存在相似之处，但不可否认二者之前存在的差异。故研究老年人再婚问题具有伦理道德意义。有利于移风易俗，为老年人再婚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二、老年人再婚所涉及的身份权问题

婚姻系产生一切身份关系的基础。因男女双方缔结婚姻而产生了血亲及姻亲。并基于此取得相应的身份权利，如扶养义务、夫妻权、同居义务等。老年人再婚亦基于婚姻而产生如普通婚姻一般的身份权。但由于老年人再婚的特殊性，其与普通婚姻之间又有不同之处，需要对其身份权进行特殊说明。

（一） 老年人再婚与子女的赡养义务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子女以停止尽赡养义务相威胁，干涉父母再婚，或者因父母再婚而不再履行赡养义务。这无疑增加了老年人再婚的阻力，部分老年人亦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不敢向子女主张赡养的权利。但是《婚姻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也规定：“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可见子女以停止赡养或不再履行赡养义务干涉父母再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老年人再婚时或再婚后，遇到子女以此相要挟的，企图干涉老年人再婚的，应当通过合法途径主张自身权益，维护自身婚姻自由权。

（二） 与配偶子女的身份关系

根据亲属法理论，配偶一方对他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形成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此种关系的形成系由于生父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带子女再婚，或者父母离异后，另行再婚形成。若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抚养关系，则法律将二者拟制为直系血亲。具有父母子女间同等权利义务。若再婚时，配偶子女已经成年独立生活，此类继父母子女关系为纯粹的直系姻亲关系。老年人再婚时，双方子女一般均已成年独立生活，故而老年人配偶一方与他方子女基于再婚形成直系姻亲关系。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直系姻亲之间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子女仅对生父母承担赡养义务，而无须对生父母再婚配偶承担赡养义务。

由于老年人配偶一方与他方子女之间互不承担和享有义务及权利。当老年人再婚配偶患病并须支出相应的费用时，首先，基于夫妻之间相互扶助的义务，应当另一方老年人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承担护理义务及支付相关费用，其次，基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应当由患病一方老年人的子女承担护理义务及支付相关费用。当然，从公序良俗和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配偶一方子女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另一方承担一定的赡养义务。

三、老年人再婚所涉及的财产权及继承权问题

（一）老年人再婚涉及的财产及继承

根据《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等归夫妻共同所有。第十八条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再婚老人的婚前财产虽然归个人所有，但婚后所得依法应为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共同使用。 根据我国《继承法》规定，夫妻互为对方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再婚配偶与老人的子女平等地享有遗产的继承权。再婚后，配偶之间当然互相享有财产继承权。现实生活中，老人再婚后除工资收入外，亦有可能取得其他财产所有权，一般情况下，婚后所得均为夫妻共同财产，由夫妻共同使用。在夫妻一方死亡或宣告死亡的情况下，另一方也是法定第一顺序的财产继承人；由此再婚夫妻都有可能合法取得对方的财产所有权，老年再婚夫妻一般与对方的子女无抚养关系，依照法定继承的规定，该财产所有权最终将由继承人自己的子女继承，即通俗所言的自家财产落入他人之手。正是由于此问题的存在，为老年人子女阻碍老年人再婚及老年人自身再婚所顾虑的问题。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即双方可以约定婚前及婚后财产的归属。因为老人各自的婚前财产不会因为再婚而受到影响，仅仅需要对婚后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即可，通过约定可以做到完全不改变再婚后双方的财产所有权。方式上仅要求以书面形式约定即为有效，当事人自愿也可以到公证处进行财产公证。在此基础上。根据我国《继承法》第十六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即再婚老人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约定各方的财产由各方子女继承。即男方子女继承男方婚前及婚后的财产，女方子女继承女方婚前及婚后的财产。

（二）关于老年人再婚财产及继承应当注意的问题

1、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之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即为维护老年人的权益不受侵害，老年人再婚后，老 年人子女不得以其放弃全部或部分继承权而拒绝履行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于7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一项专门针对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也因为和每一个家庭都密切相关，这部法律从修订之初，就引发社会普遍热议。“常回家看看”被写入法律，中华传统孝道在法律准绳之下，成为一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专家观点

王垚烽

新华网评论员

有人认为，不应将道德问题上升到法律；有人质疑，相关标准、规定是否具有可操作l生；还有人抱怨，高强度的城市竞争与工作压力大才是造成子女“不常回家看望老人”的“罪魁祸首”。物理上的空巢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悲剧”，那么尽量减轻父母心灵上的“空巢感”则是为人子女者必须承担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以新老年法的施行为契机，重新审视那久已未曾温存的亲情，放下借口与抱怨，从今天起，常回家看看。

网民论政

五岳散人：“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法——重点在于这法律怎么落实，比如说给老人家里弄个指纹考勤机让孩子打卡？法律初衷不错，但不能操作的法律条文还是有用道德意愿混充法律的嫌疑。

吴钩：新法要求子女常回家看看老人，这一立法受到网络自由主义者的抨击。我觉得请先面对几个现实问题，再考虑是否反对立法：第一，中国老龄化社会是否来临；第二，以中国人口规模，社会化养老是否可行；第三，常回家看看是不是子女责任；第四，这一基本人伦要求是不是被许多为人子女者抛弃了；第五，不立法又该如何解决？

黄春景

半岛都市报评论员

把“常看望老人”写入法律，既给了老人一份法律权利，也给了儿女一份法律义务，这对人们的道德无疑起到了引导和匡正作用。

近年来，由于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独生子女增加，老年人的情感需要如何满足成为一个问题。有资料表明，在各类老年人疾病中，有50%～80%是源于老年人的心理疾病，其中约70%的心理疾病主要是因老年人缺少精神关怀所致。由是观之，更多地给老年人以精神关爱，既是当前问题又是长远问题，既是家庭问题又是社会问题。

基于此，用法律规范的形式要求子女经常地看望和问候老人，试试又何妨？说到底，新《老年法》的醉翁之意不在“罚”，其宣扬的是一种“给老年人以精神关爱”的社会氛围。这种刚性法律，无形中给老年人注入了多元的“柔性关怀”。只靠传统道德的谴责，有多少老人能够真正得到子女的精神慰藉？新《老年法》若能唤醒子女对老年人的关爱，则善莫大焉！

刘改华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审判长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有些法院会驳回老人的诉讼请求，而另一些法院则支持诉讼请求，争议的焦点就在于“精神赡养”究竟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律责任。

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则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范畴，最终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该法明确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水华-暗香：怎样叫“常”？一周一次，一月一次，还是半年一次？“看看”该怎么看？带钱还是带水果、营养品，还什么都不带，回来一圈扭头就走？如果一周一次，那是不是说全国很多在外打工的孩子都违法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小小外地人：在外地的子女最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实在分身乏术，至少也要半年探望一次。除回家探望外，平时子女还要多给父母打电话、写信、视频，通过这些方式“隔空”探望也未尝不可。

Smlie-天使：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不来看你，你心里会不会舒坦？精神赡养是老年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长期缺乏关爱会让老年人精神空虚，身心疲惫，健康状况也受到影响。新版老年法，赞一个！

朱辅朝：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正式施行，这也就意味着不常回家看看就涉嫌违反新老年法，众所周知违法必究，新老年法将不常回家看看认定为违法，那么违法必然会涉及惩罚，那么有什么惩罚？程度如何？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执行？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3

关键词：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与道德

我国以孝道为特征的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但是在这个物欲横流和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老年人权益保障，尤其是偏远农村的老年人权益保障问题日趋突出。本文主要是以笔者对山西省柳林县的调研为基础资料，努力展现该区域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从法理学的角度予以分析。

一、柳林县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现状评述

柳林县位于山西省西部，下辖七乡八镇，各乡镇发展很不平衡。本次调研根据差异化原则，选取柳林镇和石西乡为对象反映柳林县整体在农村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面临的问题。

柳林镇是柳林县政府所在地，名为"乡镇"实为"县城"，是柳林县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同时由于辖区面积较大，内部差异较为明显。石西乡位于柳林县城（柳林镇所在地）以西30公里处，社会经济落后，辖区内全部为农民户口。本次调研活动在课题组成员的协助下，共选取柳林镇辖区内老年人（60岁以上）100人，其中农民户口50人，市民户口50人；石西乡老年人50人。具体调研信息可参见下表：

另外，据课题组成员在柳林镇政府了解到的情况，截止到2013年底，柳林镇享受农民低保的共有113人，补助标准为一等220/月，二等160/月，三等150/月；享受市民低保的共有337人，补助标准普遍比农民低保高30-50元不等。

根据以上数据统计以及课题组成员在调研访谈中的信息回馈，我们发现以下一些问题：（1）在低保政策补助上，农民户口所占份额少、补助标准低；（2）老年人患病率居高不下，成为困扰老年人生活的最大难题；（3）老年人精神生活满意度偏低，且农民户口者表现更为明显；（4）与城镇地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物质保障仍然不够。

二、对上述现状的制度性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现状与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体制是造成城乡老年人在权益保障上处境相异，农村老年人处境更为艰难的根本原因。从本课题组调研结果来看，尤其针对性的反映出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政府救助政策执行大打折扣。根据民政部印发的《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办法（试行）》以及柳林县民政局的相关实施办法，低保制度的救助对象需要满足户籍状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财产三方面的条件。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审核不严、监管不力，存在诸多"关系户"。同时，农村地区信息闭塞、素质较低，绝大多数老年人不清楚具体的政策设计，认为"有关系才行"。

其次，政府救助标准偏低。根据国务院、民政部相关文件精神以及柳林县民政局的具体实施办法，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采取双重救助标准，且农村人口的救助标准偏低。但是正如调研数据所反映的，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物质保障仍然欠佳；医疗开销占据了老年人消费的绝大多数，因此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更需要政府的救济。

再次，农村老年人在精神上缺乏抚慰。老年人精神生活空虚无论在城镇还是农村都有所体现，尤其在农村地区表现的更为严重。根据课题组成员在石西乡农村地区的访谈，农村老年人精神空虚主要是由于儿女长期在外打工不得相聚，公共文化活动很少，且物质生活压力较重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三、对策与法理学思考

根据调研反映的现状与进一步分析，本课题组成员提出以下对策以供参考。

第一，完善并严格执行政府救助政策，加强审批监管程序，明确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使救助政策落实到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身上，同时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根据目前的相关文件，达到法定标准的公民仅"可以"享受救助，这就给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其大开权利寻租的方便之门，也给公民传达一种"有关系就可以"的人治观念，因此以"应当"取代"可以"较为合理。同时，在救助标准上应当与城镇人口并轨，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消费水平等因素予以适当调整。针对老年人多疾病的情况，我们应当尤其关注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构建大病救济制度，减轻老年人就医压力，本着便民的行政原则，精简医疗报销和申请救济的程序。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但是法治社会的形成还任重而道远，需要法律实施的配合，而法律的实施需要以法律意识为内在信仰。我国当前具有相对完善的制度却在实施环节大打折扣，正是由于外发型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制度与法律意识之间的张力和错位造成的。只有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进而树立忠于法律的信仰，才能逐渐形成法治的社会氛围，才能走上法治的轨道。

第二，对于老年人精神生活空虚的问题，最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专门规定了子女"常回家看看"的精神赡养义务。但是该规定也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对传统孝道的法律保障，反对者认为该法条是个"冷笑话"，法律对此无能为力。从法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关涉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话题。发展到现在，这个恒久而富有争议的命题已经没有截然不同的对立和攻击。无论是自然法学派还是分析法学派，亦或者是其他学派都无法否认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存在异常紧密的联系，法律本身的效力及其运作产生的实效必然以最低限度的道德性为前提。形式上的分歧仅在于，自然法学派仍然以道德支撑法律，将二者混为一谈；而分析法学则主张法律关注的应该是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实然法，从道德的角度阐述应然法是立法学或伦理学的范畴。公丕祥教授也指出，法律和道德在观念和秩序层面是很难区分的，最大的区别存在于规范层面，也就是法律的实然性与道德应然性的不同。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4

关键词 传统孝道 农村 留守老人

作者简介：江璐，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2级法学研究生。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农业社会，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农民仍占人口的大部分。在传统没有完全退去，新制度建立不够完善的转型时期，农村中一些优秀的符合人性情感的孝道伦理正在被人们忽视与淡化，农村传统孝道缺失严重，出现了许多伦理悲剧。如媒体报道，某农村一位年迈的老人，由于子女常年外出打工，不仅要从事繁重的农活，而且还要照顾家中年幼的孙辈，但子女对他并不孝顺，因不堪重负自杀身亡。农村留守老人的不堪现状，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当前农村孝道问题进行反思。本文从法律角度对农村孝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更好地解决农村孝道实现问题。

一、传统孝道的内涵

传统孝道是我国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古代社会都很重视孝道的重要作用。从孝道的发展过程来看，虽然不同时期孝道的侧重点不同，但历代的统治阶级都非常注重宣扬和利用孝道，将孝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方式。他们认识到国家是由千百万个家庭组成。若要实现国家的秩序与稳定，首先就是确保每个家庭的和谐稳定。每个家庭成员遵守最基本的孝道是实现家庭稳定的有效方式，因此，古代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体现孝道的主要思想和精神。同样，传统孝道也由单个家庭的道德规范逐渐发展上升成为调整社会的法律规范，最终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方式。

对于孝道的内涵，《伦理学大辞典》的解释是：一是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母。 从中可看出，孝道往往是从孝敬父母开始，发展到效忠国家、效忠君主，即由尽孝上升到尽忠，成为古代社会维护国家秩序和稳定的基石。在传统社会，父权地位之高至无上，只要对父权的不尊重，无论是对父辈的言语不敬，还是到对父辈行为的冒犯，一旦出现有违孝道的情况，法律都会对其进行处罚，孝道由抽象观念发展成日常行为规范，由原始孝观念演变成封建伦理，并与法律融合在一起，最终形成了以维护传统孝道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制度。古代封建父权制度是传统孝道实现的制度支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传统孝道建立的经济基础，传统孝道多由共同生活的子女来实现，尊老爱幼，孝敬祖先，侍奉父母，就成为人们活动的基本法则，也成为我国传统家庭观的重要内容。虽然这种孝道现在看来存在不少糟粕，但孝的观念已深入人心，经过几千年的传承，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认识，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进而也成为中华法系区别与其他法系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当前农村孝道实现的现状

（一）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农村孝道问题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能幸福安定晚年，是传统孝道最重要的内容。它不仅关系老年人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当前，老年人养老问题仍是摆在普通百姓和政府面洽相当棘手的难题，特别是我国进入老龄化阶段后，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二）现行法律对传统孝道重视和保护力度不够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存在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够强，责任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倡导性、原则性等的规定较多，实际操作性不强，对老年人的权益保护力度不大，落实不到位。如该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虽然该法规定了经常看望问候的义务，却没有规定罚则。法律对那些不孝敬老人的行为惩处缺乏力度。

“亲亲相隐制”是一项在我国已延续千年的法律制度，孔子早在《论语・子路》里就提出，“吾党之直着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西方现代法律体系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法制程度很高的现代西方国家在他们的法律中还均保留有隐匿亲属的一般犯罪不罚或减罚之规定。” 这项制度已经为中外法律理论界所认可，但在我国司法实务界，依然未被采纳。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孝道实现的环境

三、农村孝道问题的完善建议

（一）更新理念，加强立法，建立尽孝的社会氛围

现代法治社会，除了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以外，对所制定的法律本身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律应当具备良好的道德价值，法律权威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并被人们所信仰。

针对现行法律对传统孝道重视不够的情况，立法者要更新立法理论，将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等传统伦理价值观确定为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则，加大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立法力度。法律不仅规定子女应当关爱自己父母的义务，而且规定政府、社会义务和责任，体现现代孝的内涵和精神，形成全民参与的重孝氛围，切实保护老人和孩子弱势群体等合法权益。亲子关系作为家庭中间最重要的关系，现行法律对家庭中亲子关系规范与保护不够，需要加强立法，进一步弥补和完善保护家庭亲子关系的法律法规。同时，以强制力量保障法律的执行，拯救亲情、保障权利、弘扬孝义必然成为现代法律的应有之义。真正保护和发扬符合伦理道德的善，严厉打击那些违背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不孝行为，建立合情合理的现代孝道规范。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5

（一）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窄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除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体系不完善，还包括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广。也就是说，现在我国的养老保险覆盖的人员只是集中在城镇少部分的人群中，由于国有企业的职工养老保险一直是我们国家重视的一个方面，虽然近几年来，集体企业和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有落实，但是其覆盖面依然比较狭窄，很多事业单位的职工享受不到国家养老保险，在晚年的时候保障不了自己的基本生活。造成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国家政策落实不到位，或者是地方政府行政能力较差等很多方面的原因。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提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政府继续来解决这一问题，扩大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从而保障更多人的权利。

（二）农村养老保险是一个盲区

在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中还存在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养老的问题。近几年来，虽然我国有不少的养老保险政策偏向了农村，但是农村的养老保险依然是一个盲区。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落后，或者是农村的闭塞，导致农村的养老保险水平很低，农民享受的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非常有限。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做不好农村的养老保险工作，不仅会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同时也会加剧我国的社会问题，使我国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在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中应该特别注重农村的养老保险工作，来保障农村的养老保险政策的落实。

二、如何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体系

要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首先就应该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体系。要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体系，首先就应该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还要确立统一的养老保险管理体系，加强司法保障，建立健全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应该不断地加快和促进社会养老保险的立法，由于社会养老保险涉及到法律主体的切身利益，为了减少养老基金的欠缺等问题，实行法律保障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要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法律不健全的题，就应该从立法的角度来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体系。

（二）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要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问题，还应该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国家应该制定一定的政策，将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所有的企业，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广大劳动者建立起养老保险保障。其中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不仅要扩大到城镇及农村，还有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个体经营和机关事业单位，涉及到我国广大的劳动者和非劳动者，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合法的权益，来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不断提高和完善社会的养老保险保障水平。所以，要解决我国社会的养老保险中存在的问题，就应该以公平、公正为基础，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三）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力度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的不断突显，国家和社会越来越重视社会养老保险工作，虽然做好养老保险工作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是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可以减轻我国社会的负担和压力。其中，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力度就是解决农村养老保险盲区的一个重要的举措。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力度，首先就应该积极地落实国家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积极地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其次，政府要加强对农村保险的扶持力度，积极地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监督。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对农村养老保险服务人员进行素质培训，使得农村养老保险服务人员能够更好地为农村人员服务，来积极的保障农村劳动者的权利。所以，加强农村养老保险的力度也是解决我国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三、结语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6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老年型过渡，全球性的老龄化已以发生着。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7

一、现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立法层面的缺陷与不足

（一）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不够明确，使立法目标难以实现。可从当时的立法目的来看，并没有像《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那样把老年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或可持续发展作为当时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没有很好地贯彻“倾斜立法，保护弱者”的倾斜保护资源。正是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偏差，导致整部法律的内容设置不尽科学，许多条款无法执行，立法目标难以实现。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核心地位不够明确，使得老年人权益保护得不到落实。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其权益的保护，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三）老年人法律保护的强制性条款和指导性条款划分不够明确，使得对不按照法律规定执行的行为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

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是个法律问题，同时也有道德因素，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因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关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精神是一致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基础，而法律规范又反过来强化和维护道德规范。从法律规定来看，有的条款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对于违反该条款的行为的惩戒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尺度，特别是对不履行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义务行为，很难用法律予以惩戒。

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在社会中的实施状况及暴露的问题：

（一）对老年人的特有权利法律规定不明确，导致落实难。除了同一般人所共有的权利外，老年人还有其自身的特有权利。那就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对于老年人来说，正是这些权益需要法律作出切实的、明确的保障，当执法者不按法律做，老年人就有依据向司法部门，司法部门也可依法判决；对执法者而言，也是衡量他是否依法行政的试金石。

（二）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宣传广度和深度不够。一是对宣传贯彻该法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一些形式的宣传,但真正受到教育的主要是有关领导、老年人和老龄工作干部,而没有广泛地向敬老养老的主体--中青年人进行宣传。二是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区和单位行动迟缓,边远地区和许多单位还有死角,在许多部门和单位的干部群众中,对其主要条文内容不甚了解。三是对在宣传贯彻该法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尚未进一步研究解决。

（三）老年人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一些情况不能及时处理。一是法制观念淡薄,观念陈旧。有的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更不懂得如何去维护自己的权益。二是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多数不愿意诉诸法律,怕家丑外扬而忍气吞声。

（四）遗弃、虐待老人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法律保护不到位。有赡养义务的子女相互攀比,推诿、拒养老人的事件屡见不鲜,有的老人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等问题也大量存在。同时,各级组织在抓老年人维护合法权益工作方面又缺乏具体措施和工作力度,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最多的国家。联合国将一个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定义为“老龄化社会”，依此标准，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中国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老龄化比例为7.0%，2005年达到7.69%（老龄人口为10055万）。在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如何赡养老龄人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老人来说，特别是农村老人，生活条件较差，生活方式单调农村老人的生活方式主要有四种，即三世同堂型、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轮流供养型。三世同堂型即老人与子孙共同生活，生产生活中的事物主要由子女、儿媳决定，老人除干点家务活帮助照看孩子外，别无其他活动，生活比较单调；不分不离型是指老人与子女虽没有分家，但是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生活费用由子女供应，这种类型的老人在子女少的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分担赡养型主要集中在多子女的老人家庭中，子女按比例分担老人生活所必需的粮食及日用品，老人也不与子女一起生活；独自生活型是指单身老人或老年夫妇单独生活，生活费用由自己承担，责任田里的重体力活由亲朋好友子女帮助，这种类型的老人既有孤寡老人也有多子女或单子女的老人，轮流供养型主要存在于多子女家庭，对于年迈的老人，被子女轮流接去赡养，就是在这个子女家住一个月或半个月，再由另一子女接走一月或半月。许多不分不离型、分担赡养型、独自生活型的老人大多居住在村庄周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在有的地方，村庄周围甚至出现了老年人聚居的“老年村”，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

老人生活要求低，渴望但不苛求精神赡养与城镇老人呼吁精神赡养不同，农村老人虽然也希望儿女精神赡养，但相当一部分老人是只要生活有保障，不致挨饿受冻就很满足了，而不太注重营养保健、参加娱乐活动等。

生活来源单一，完全依赖子女农村老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极少，他们中很多人因年老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后，生活只能依赖子女，没有其他出路，这是农村老人与城镇老人的一个显著区别。

造成老人生活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子女间非正常攀比，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的情况看，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纠纷案件约占全部赡养纠纷案的80％以上。如78岁的张某有3个儿子，都已成家独自生活，老人自己则住在旧草棚里。原来兄弟3人商量好每家都拿出一定的粮食赡养老人，可后来老二以父亲在老三结婚时花的钱比给他的多为由拒绝赡养老人；老三媳妇则以结婚时老人怠慢了娘家人为由也不尽赡养义务。老大开始按时给老人送去生活费和粮食，后见两个弟弟不尽义务，也停止供应。老人遂把3个儿子告上法庭，法庭判决老人胜诉后，儿媳们则以老人败坏他们名声为由，仍不尽义务，甚至发展到打骂老人，最终张某服毒自杀。

2、社会养老体制不健全，养老方式单一落后。绝大部分老人至今仍靠子女扶养，他们年轻时扶养子女，为子女上学、结婚耗尽了全部积蓄，有的老人甚至把住房也全部让给了子女。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体制不健全，老人大多没有经济来源，到年老时在经济上便完全受制于子女，致使有的子女特别是个别儿媳视老人为负担，老人在家里经常受气。

3、部分子女道德伦丧，只知向老人索取，却不愿回报老人。有的儿媳视娘家人为自己人，公公、婆婆为外人，“内外”差别大，不赡养甚至虐待公婆，有的儿子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使父母饱受委屈。而实际上没诉诸法律的虐待现象是无法统计的数字，因为很多老人即使受到虐待也往往采取迁就忍让的态度，造成隐待较多，甚至达到虐待案的80%。

如何对待老人？不但是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对于家庭来说，当前甚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子女仍将是养老的主要承担者，子女对待老人主要是一个字“孝”。传统中国非常讲究“孝道”，号称“百行孝为先”，“百善孝为本”，皇帝标榜“孝治天下”，选官则“举孝廉”，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儒家经典有《孝经》，通俗读物有《二十四孝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被设想为“孝道”的最高境界。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向推崇的传统“美德”，子女对父母的孝敬，是出于内心的真情实感的，孝完全是发乎情，止乎礼。孝不仅是生活上的瞻养，更是一种敬爱之情、精神沟通和心灵慰藉。真正的“孝道”，是使父母生前享受人生安乐，死后对之表达哀戚之情。

提倡孝道不要求固守在父母身边，更不要求绝对听从父母的指挥与安排，只要求在父母丧失生产能力而社会保障又不健全的情况下对父母实行物质救济，保证老人自我生活娱乐的物质基础；在父母丧失自我生活料理能力时，或委托亲戚，或找保姆，或亲自照顾；尊重父母的人格与个性，不侮辱父母，不对父母施以任何暴力，常常给父母通通电话，有闲暇，常回家看看，在节假日陪父母玩玩，在精神上与父母达到一定程度的沟通，使老人得到精神慰藉与精神自由，从而身心健康的安享晚年。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8

关键词：农村父母；家庭；赡养

一、农村父母赡养中现存的主要法律问题

1．农村中女儿一般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

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习俗，至今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也有学者将此情形归结为“乡规民约”所造成的局面。尽管有现代化的法律作为强制性的后盾，但依然不能加以改变。当然，对于农村中只生育女儿的父母的赡养问题，女儿还是承担了父母赡养的义务，可以说这是传统习俗的一种重大突破。目前，上述问题主要体现在有子有女的农村家庭当中。而这种情形与我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是相冲突的。那么，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呢？

2.农村父母的精神赡养几被忽视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改善。大部分农村父母老年基本的物质生活问题得到了解决。但由于大部分子女在外打工，不少父母晚年过的是孤独的生活。特别是当配偶一方早逝的情形下，更是如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因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就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精神方面的赡养亦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绝非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因为随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等一系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与推行，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农村子女对父母物质生活的赡养必将让位于精神上的赡养。

3．有关赡养的法律缺乏可操作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然而，究竟该怎么赡养？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尽到了赡养的义务？同时，何为“无劳动能力”？何为“生活困难”？既没有司法解释的进一步说明，也未见到相关的行政条例。如此以来，赡养义务的“自由裁量权”就掌握在子女的手中了！进而，多个子女赡养父母的纠纷就是必然的了。那么“老有所养”问题又怎能得到保障？

4. 赡养义务实质上的不平等

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法律未就子女赡养父母提供可资借鉴的具体的赡养规范。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子女赡养的义务往往是平均分摊。假如某一父母有3个子女，则每一子女承担三分之一的赡养义务。这有点类似于民法中的“按份责任”。表面看来，似乎十分公平！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譬如：兄弟俩的月收入分别为：500元和4500元；而赡养父母的生活费每月需要1000元。如果平均分摊的话，兄弟当中一人的生活费则为零，他将无法维持自己及家庭正常的生活开支。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没有赡养能力；此外，父母对子女的付出有多有少，虽然不鼓励人们去斤斤计较，但父母对子女法定义务外的重大开支，如高等教育费，在子女承担赡养义务时是否应加以考虑？

二、解决农村父母赡养法律问题的对策

1.完善赡养立法

（1）扩大赡养人的范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赡养人包括：①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及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②孙子女和外孙子女；③由兄、姐抚养的弟、妹成年后，有负担能力的，对年老无赡养人的兄、姐有扶养的义务；④夫妻之间有相互抚养的义务。然而，法律没有将“子女的配偶”规定为赡养人，这样以来就产生了一个两难问题：我国婚姻家庭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通常为夫妻共同财产，对重大财产的处理须经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决定，倘若做儿子的想孝敬父母但做媳妇的又不情愿；反过来，做女儿的想孝顺父母做女婿的又不乐意，如此以来赡养父母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故而，作者认为应该将媳妇和女婿列为赡养人范畴，这样可避免“各顾各父母”的尴尬局面，减少、避免家庭赡养父母的纷争，为父母的赡养创造良好的环境。

（2）明确经济供养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然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子女供养父母的经济标准。一方面，没有规定父母亲应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待遇？那么，老年父母的生活水平又怎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子女间贫富有别，如果不加区分地承担所谓的“按份责任”，子女在自己的生活尚成问题的情况下对父母的赡养又谈何容易？诚然，中国农村家庭经济状况“千差万别”，要制定一个统一、具体的标准比较困难。但只要我们主观上认识了这一问题、重视了这一问题，就能够找到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譬如：不能在全国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能不能以县级或市级行政区域为基础制定一个统一标准？常言道：“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想，缺乏裁判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3）建立赡养监督机制。“徒法不足以自行”。一套完美的赡养法律制度也只能为保护被赡养人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条件。没有健全的保障机制，最终也只能是流于形式！正如上文所言，依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赡养问题被视为是“家务事”，在农村更是如此！所以，在我国将赡养纳入法制轨道的今天，赡养问题依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建立健全的赡养监督机制。也正因为如此，农村的赡养问题依然很严重！一方面，缺少此机制使得老年父母的生活缺乏保障；另一方面，也时常因此而酿成家庭悲剧，引起不少的其他社会问题。为此，作者认为：应以村、乡或镇甚至县为单位，建立农村家庭赡养评估体系，及时监控农村老年父母赡养状况，及时督促子女主动履行赡养义务，并从法律上规定相关行政单位及社会组织的权力与职责。

（4）加强赡养人的法律责任。我国涉及赡养问题的立法主要有：《婚姻家庭法》及《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但《婚姻家庭法》未就赡养人未尽赡养义务的法律责任做出具体规定；《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虽就此做出了规定，但只有两个法律条文，而且只就刑事责任做出了规定，作者认为，应补充相关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譬如：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应尽连带责任；对不尽赡养义务的子女可采取警告、罚款甚至拘留的行政处罚措施。这样以来，父母的赡养问题就有了法律的保障。我们也可借鉴新加坡的做法。新加坡在1994年8月推出了《赡养父母法》，将赡养父母这一人类道义上的责任上升为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的法规，规定凡拒绝赡养父母或资助其年迈双亲和处于贫困状态的双亲者，处以1万新元罚款或判刑1年。

2.正确处理好乡规民约与法律的关系

（1）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必然性。首先，不论我们今天的社会显得有多“现代化”，相当的乡土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远地带，国家法律对乡土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和难度。再加上国家法律宏观、抽象的规定，与乡村生活相对疏离；而乡规民约微观、具体的规定，产生于乡土，与乡村生活比较贴近。村民从需求和情感上更加倾向乡规民约，乡村生活也更多地适用乡规民约。这样，就乡村而言存在着两个权力系统和两个制度系统。在运作过程之中，必然产生一些碰撞和冲突。其次，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在逐步完善，但执法的力度还远远跟不上立法的进度，也就是说法律的涵盖面不充分，特别是在一些老、少、边、穷的农村，法律的供给越不足，国家权力的控制亦越弱。对于村内的事务，村民求助于法律不如求助于乡规民约便捷、有效。这样，乡规民约的地位就凸现出来，社会权力在乡村的影响必然加强。最后，国家法律和乡规民约追求的法律价值不同是导致冲突的根本根源。作为国家法律来说，它注重和追求的是法理秩序，而乡规民约注重的是道德和人伦的礼法秩序。国家法律代表的是一套国家装置，而乡规民约体现的是一套社会装置。所以说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冲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是观念与实践的冲突，要达到二者的完全融合，或者说乡规民约向国家法律的转换，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磨合的过程。

（2）解决乡规民约与法律冲突的途经。首先，国家法律要给乡规民约一定的生存空间，让其在生存空间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解放之路。具体到农村赡养问题中来，则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①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将农村父母赡养的纠纷尽量以和解的方式而不是以诉讼的方式解决；②在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失败、当事人坚持的情形下，人民法院也应针对女儿一方的具体情形区别对待。譬如：女儿一方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城市工作或在农村国家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的，可按人民法院受案的一般方式结案；而对身为农民、被告方的女儿而言，则应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庭前调解的作用，尽量以调解方式结案。如此以来，既考虑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照顾到了农民的情感。从而将法律的要求融入乡规民约，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渐变为一种“习俗”。其次，在目前还难以做到国家法律与乡规民约不冲突的情况下，尚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立法、加强司法解释。乡规民约虽然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提出来了，但有关法律对乡规民约所承载的“村庄治权”或者“内生的公共权力”缺乏承认和界定，以致在实践中难于把握。因此，有必要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或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做出明确规定，以有效避免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部分冲突；二是加强农村法制宣传与教育，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使农村女儿赡养父母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消除农村父母赡养方面与法律冲突的社会现象。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经济与法律系

参考文献:

[1]于红梅．赡养问题的法律思考[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5：1-2.

[2]丁炜炜.乡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冲突与协调[J].理论月刊.2006，4:56-58.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9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相关法律的问题.通过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基本特征，以及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提出在发扬中国古老的家庭式养老传统同时，还应加强老龄理论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使全社会都重视老龄化问题，关怀老年人，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

一、引言

1999年，世纪之交，千年之交，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待殊意义的一年，因为1999年标志人类进入长寿时代和人类社会进入全面老龄化的时代。人口老龄化(population aging)又称“人口老化”。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取决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除去人口迁移因素)，而出生率的下降则是加速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中国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的自身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目标的实现，促使全社会重视老年人问题，关心老年人问题，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保护。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基本特征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全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3]。一份由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 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高，老年人口规模庞大，地区发展严重失衡，与其它一些老龄化国家的经济水平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和中国现有的国力水平不相适应，即应付人口老龄化的承载能力极为薄弱阎。与先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有四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老龄化速度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从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用了几十年直至上百年，而我国只用了近20年时间。

第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在老龄化的发展速度上是有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人口己经开始老龄化，经济尚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相对年轻。上海1980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青海、宁夏则要到2010年左右才能到达，相差约30年。

第三、拥有老年人口的绝对数最大。到今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1.3亿，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0%0

第四、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发达国家大多是“先富后老”，经济发展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奠定了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中国是尚未富裕却“老”了，这就增加了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

三、人口老龄化和对杜会和经济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老龄问题也日渐突出，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停产关闭，离退体职工不能及时、足额领到养老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二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部分老人负担过重，子女“吃老”、“刮老，现象较严重，部分老人缺乏照料，相当多老人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等。三是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甚至影响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有人预测到2030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四是导致劳动力不足。目前一大批中青年劳动力在若干年后也将步入老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老化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四、中国建立养老保障体系面临的法律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国际性的趋势，如何建立一个科学、高效的综合决策支持体系，使养老保障制度与社会发展各项制度相协调，有选择地学习别国成熟的经验很有必要冈。要建立相关的保障，就要建立相关的立法、管理、执行体系，三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国目前实行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式确立于1997年，这个制度本身及其在运行过程中都面临诸多问题。在老龄人口保障的相关立法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主要表现在，自1951年来2月6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以来，虽然先后出台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卿三个法律性文件，但只有一部人大颁布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除此以外其他法律都出自国务院和地方，法律结构框架不完善。

五、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法律对策

依法对老年人给予全面的保护，需要加强老龄理论和立法研究，提高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社区建设水平，让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式养老模式更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其具体内容包括

(一)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加强老龄理论的研究，为制定老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老年照料服务和社会支持政策和老龄人口管理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社会伦理和公共道德建设，克服东方养老模式的不足，使强调伦理情感和亲情关怀为基础的儒家“孝道”原则成为我国养老体制的必要补充;

(二)加强养老、医疗保障相关立法的研究—加强养老保障立法和规章制度建设，确保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应专门制定《养老金法》 .锹会保险法》或《养老保险条例》及相应的配套法规规章，以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

——加强医疗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立法，建立多层次老年人口的医疗保障制度，确保人人老有所医。

——建立新型的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国家应加强农村合作医疗法制建设，制定统一的农村合作医疗法规，以指导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建;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土地保障、家庭赡养和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农民养老保障体系;规范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合作医疗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规定参加合作医疗农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规定城市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和开展志愿者支医活动;

——加强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征缴与监管。解决不同性质单位人员的保险待遇的衔接和保险基金分割、调剂使用，以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需求。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增强投保人、承包人对所承担义务的责任感。积累基本保险基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逐步扩大养老、医疗保险，特别是农村老龄人口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职员、各类企业的职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都应纳入城市统一的保险体系中;

——建立弱势群体法律援助、养老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于那些无经济来源的老人，应通过社会医疗救助来帮助他们，社会互助基金和老人专项医疗基金则主要作为患重病、长期患病和高龄老人的医疗补充资金;

——加强舆论宣传和社会监督力度。一方面要拓宽信息管道，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现代化手段，强化公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大对专门监督者的监督与激励，使监督者有努力监督的积极性，同时防止其与被监督者串谋勾结。

——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减少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风险。为加强法律规范本身的强制性，对拒不缴纳法定的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娜用、侵占保障基金的行为人，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这是强化保险费收缴功能、达到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保险基金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加强政府介入力度和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确保各项法规、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确保基本养老、基本医疗资金的及时到位;

——逐步实现健康老龄化。在促进老龄人的全面健康对策中，要建立医院、家庭、社会(社区)和老年人个人组成的健康促进整体。特别要注意家庭小型化趋势下老年家庭看护照料的供需状况，及时提供相应的帮助措施。在逐步妥善解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强调并重视老年人的文化养老，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促使老年福利、老年教育、老年文化、老年卫生、老年体育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为广大老年人安度晚年创造条件。

(三)完善精神璐养方面的立法

完善精神赡养方面的立法，立法缺陷使得支持精神赡养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1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慰籍的义务。这是精神赡养在我国法律中仅有的体现。但是，对赡养人不履行精神上慰籍的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法律上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需要将精神赡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畴，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

(四)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

——建立健全老年人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法规体系。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借鉴世界福利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开展和加强小区养老助老服务。为了使老年人的管理服务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必须对老年人的管理与服务、社会养老机构建设，小区建设，养老院管理等方面制定出具体的条例和细则，使这项工作逐步做到有法可依。倡导小区资源共享、服务设施共建，鼓励驻区单位的文体场所、服务设施对小区开放。

——建立和完善区、街、居三级管理和规范化、经常化、网络化的老龄人口管理体系。

老年人法律问题篇10

关键词：人口转变／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法／农村社会保障

到20世纪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口经过艰苦卓绝的30余年的努力，已经实现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能实现的历史性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中国的人口转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比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加更能考验中国，它不仅是人口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尤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作者曾为此撰文，就人口转变的后续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初步思考。社会保障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这还需要从法律的角度进一步审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被明确地写入了宪法文本之中(2004年宪法修正案)，这本身就昭示了一种观念，即社会保障是个人的权利和国家的义务，国家有义务建立、健全并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以更好地保障公民社会保障权的实现。因此，本文欲再从法律的角度就社会保障，特别是与人口转变最为相关的养老保障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并请教于同仁。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一词译自英文Social Security，也译作社会安全。作为社会保障法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早在1883年至1891年间就已由德国政府所创立。在社会保障创立后的100多年历程中，人们对“社会保障”作了多种相关的表述。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为：社会通过采取一系列的公共措施来为其成员提供保护，以便与由于疾病、生育、工伤、失业、伤残、年老和死亡等原因造成停薪或大幅度地减少工资而引起的经济和社会贫困进行斗争，并提供医疗和对有子女的家庭进行补贴的法律；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的定义为：社会保障是对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旨在保护个人免除因年老、疾病、残疾与失业而遭受损失的法律的总称；德国学者的定义为：社会保障旨在使竞争中失败的人不致遭受灭顶之灾，并能获得重新参与竞争的机会，并为那些由于失去劳动能力或遭受意外困难而不能参加竞争的人，提供生活保障；美国人认为，社会保障是为人们提供因年老、疾病、失业、伤残等原因中断或丧失劳动能力的经济保护，因结婚、生育和死亡带来的特殊开支以及抚育子女的家庭津贴的保障体系。上述表述的共同点是：社会保障是为丧失劳动能力以及需要某些特殊帮助者提供的维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制度。

在当代，社会保障对世界各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的总称。社会保障作为法律概念首次用于法律文献，是1935年美国颁布的《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1944年第26届国际劳工大会发表《费城宣言》，国际组织开始正式采纳社会保障概念。此后，社会保障一词逐渐推广开来，为世界各国在建立对社会成员给予物质帮助的法律制度时所采用，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些公约和建议书中也都被正式使用。

在我国，将社会保障看作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20世纪50年代的政府工作文件中亦使用过社会保障这一称谓，1986年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提出了“我国将逐步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雏形，作为官方文件首次使用了这一概念，从此，社会保障—词在我国得到广泛使用和深入研究。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了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前提下，由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五大支柱。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在健全社会保险制度的同时，继续发展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等社会保障事业，推进社会福利的社会化进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4条第四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见，社会保障作为一个法律制度已经从宪法的高度被得以确认。

二、社会保障法的价值取向

从法律的视野来看，自从现代社会保障观念产生以来，社会保障随着人权保护的强化呈现出逐步权利化的趋势。不过，社会保障权历经了一个由统治者的恩赐到社会成员应有的权利的艰辛漫长的历程。政府开始并没有把救济穷人看成是自己的职责，相反，对穷人还要进行严厉的处罚，穷人处于受宰割的地位，毫无权利可言。如英国1601年实施的旧《济贫法》是世界上的最早的社会保障法，其中规定，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进“教养院”或“贫民习艺所”，强迫贫民劳动，对认为“懒惰而不值得救济”的穷人，政府还用严酷的手段惩罚他们。

19世纪末，英国出现了费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对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想。费边社会主义认为，贫穷不仅是个人的事，更是社会的事；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贫困者并非是无能的、不负责任而懒散的弱者，许多处于困境的人不是不适者，而是运气不好的人，所以穷人不应该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丽受到惩罚，或者在接受救助时附加苛刻的条件。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观是社会保障理念的一个巨大进步，并在世界宪法中得到体现。

法国《共和国元年宪法》第23条规定：“社会保障就是全体人民保证个人享受并保存其权利的行为；此种保障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的。”法国《第四共和宪法》肯定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提出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原则：“如果因为年龄、身体或精神状态或经济状况而不能工作，那么任何这类人都有权从社团获得体面生存之手段。”这意味着公民获得物质帮助权利已经上升为一种宪法权利，从此揭开了从最高宪法意义上认识社会保障问题的序幕；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了国家公民的经济权利，并特别规定了公民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美国宪法未对社会保障做出直接规定，因为这一领域只受到最高法院极为宽松的合理性审查。在大萧条和随后的新政影响下，某些州的宪法明确规定了社会保障的内容。如1938年纽约州宪法第17章第一节规定：“对穷人的资助、关怀和支持是公共问题，它们应获得州政府及其分支的解决。立法机构可随时确定其方式和手段。”这些规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将公民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组成，这为美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注入了新的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2004年宪法修正案再次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与其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所表现出的便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社会保障对于受保障的主体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对社会保障问题的认识不能偏离这个基本视点。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福利型国家，还是市场取向的国家，都把社会救助看成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穷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其收入低于贫困线，就有权利申请救助，或者说，个人需要时接受社会救助是一种法定权利。《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将社会保障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该宣言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社会对穷人的资助是“穷人的权利”。

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救助受益对象范围很窄，穷人的权利没有得到保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对社会救助制度实施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20世纪90年代在城镇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它标志着政府职能由传统的发放救助金、特困补贴、节日慰问、送温暖等形式的“道义性救助”和非制度性帮困过渡到“义务性救助”，实现了“从个体主义贫困观向结构贫困观、从施恩论向权利论的转变”。然而，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也是由其决定的。中国的人口转变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为中国社会的保障制度的完善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经济学家计算，人口增长率每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可提高0.36-0.59个百分点。《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课题组研究成果显示，自1971—1998年，我国累计减少出生人口3.38亿，节省社会抚养费7.4万亿元。因此，在研究分析中国的社会保障问题时，首先要考虑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二者是不能割裂开的。

当然，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权利为宗旨，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仅定位为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保护法。总体上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以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作为其实施手段。如果片面强调受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必然会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并从根本上会损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

三、法律视野中的人口转变与养老保障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全球性发展趋势，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人口转型来得过于急促，以至于大家还来不及做思想准备，我们只用了一代人(约30年)，而西方国家通常要150年。据计算，2015年，中国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15%，2030年将升至24%；到2040年，中国老年人人口将达到3.97亿，超过目前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的人口总和。同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依靠子女赡养晚年，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成人后，他们要面对着赡养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父母的父母——人口学家称之为“4-2-1”的问题。因此，建立完善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并将其法律化、制度化，不再是所谓的未雨绸缪，而是我们必须亟待解决的事情。

(一)养老保障的一般法律分析

解决养老问题，除了加强对全社会的尊老、敬老的宣传教育，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外，在依法治国的今天，还要依靠完善法律制度。在法律层面，虽然有关社会保障的内容在我国宪法等中有所体现，但是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单独的“老年养老法”，有关养老的问题散见于《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继承法》、《保险法》、《民法通则》等之中。目前，专门调整养老领域关系的主要是国务院及其工作部门和地方颁布的一些法规和规章，如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7年《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民政部颁布实施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上海颁布的《上海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上海市养老机构管理和服务基本标准(试行)》、《上海市养老机构处罚暂行办法》、《上海市养老机构设置细则》等。

现有的养老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养老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养老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目前在养老保障方面发生争议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相关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明显与构建法制社会的目标相距甚远。总之，无论是解决当前养老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是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立法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历经了几百年的发展以后，已经形成了包括居家养老、社会养老、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养老制度和模式，并且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议会立法建立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国家，1889年德国俾斯麦首相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养老保障法》，自此以后一个世纪，西方国家普遍效仿，自成一体或者散见于各种法律规范中的各种规章制度，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协调老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托。以美国的养老法律服务为例，1965年美国通过了《美国老人法》，并且依照该法成立了专门的美国老龄管理局管理老人事务，在20世纪最后30余年，美国老龄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了各州、区域和部落机构组织的网络，总统是全国老龄工作网的最高层。白宫老龄工作会议从1961年起每十年举行一次。美国老龄管理局长每年向白宫汇报全国老龄工作。总统批准立法和制定的政策、项目等，老龄管理局通过各级组织的努力以及政府其它机构和其它各种组织的协助，直接面向老人群体，贯彻和实施根据《美国老人法》拨款的项目。这些机构计划、发展和支持全面的居家和社区服务项目，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机会，满足他们保持个人自主命运的愿望和需求。综观世界各国养老保险制度，都主要是依靠立法来调节。

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障法律制度，涉及的问题很多。仅从立法技术角度而言，当前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规范法律体系，用立法填补在养老问题上的空白，厘清养老法律关系，划分法律权利和义务，最终做到有法可依；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心任务。这两次重要会议通过的文件都把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其中的一项战略任务；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应互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各种现行条例、规章、决定、通知、办法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和更高层次的权威性规范，导致许多实践问题处于无法可依和有法不依的状况。面对 21世纪世界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总体影响。中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今后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所以，中国必须依据本国的国情，借鉴外国的经验教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以顺应中国人口转变之后续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需要，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与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对价。具体地说，中国公民为中国社会的人口转变所进行的计划生育尽了应尽的义务，做出了贡献，他们由完全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而成为不可能完全依靠家庭养老，中国政府理应对为中国人口转变实行了计划生育的父母们特别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尽养老保障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响应计划生育的父母们应享受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显示中国人口政策的连续性、法律法规的威严性；才能稳定今天来之不易的人口态势，巩固中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人口与社会也才能持续发展。

(二)农村养老保障的特别法律思考

从理论上讲，社会保障的对象是全体社会成员，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障本来不应该成为特别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长期的城乡二元分隔政策取向，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人为地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这种划分，使中国人从一出生起就注定了今后的人生中将有不同的福利待遇，使农民很难享受到相应的“国民待遇”。目前，国家每年为城镇居民提供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而数亿农民的生老病死伤残被从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剥离了出来，农民还要上交乡村统筹，为五保户、烈军属提供补助救济。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包括养老问题在内的这一系列的不平等，因而，我国的养老保障问题上就不能不产生更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障的话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的生、老、病、死基本上都依靠集体的力量来解决。对于农民的养老问题，通常做法是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老人，由集体实行“五保”制度供养；对于有部分劳动能力的老人，同其他劳动力一样按工分参与集体分配；对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主要由其家庭赡养，同时集体给予一定的补助。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被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经济形式所取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保障制度处于旧制度瓦解，新制度尚未建立的状态之中，农村养老又回到完全依赖家庭养老的方式。

随着人口的转型，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据2003年中国人口统计显示：全国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8.16%，已经超过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其中农村老年人口占全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达61.36%。这表明农村老龄化更为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已经使农村老人的赡养问题凸显了出来。

与此形成显明反差的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缺失。在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中，尽管普遍存在立法滞后、立法层次低以及法律不健全等弊端，但城镇社会保障立法无论在效力层次还是覆盖面上，都明显超出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国家专门针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却鲜有所见，除了1991年民政部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 (试行)》，和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2006年修订)外，再无法律条文规范农村养老保障。目前只能依靠一些规范性极低的政策文件来推行农村社会保障，而政策文件本身固有的灵活性和抽象性，导致农村养老保障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和因具体操作的缺失而陷于难以兑现之中。

建立和完善以农村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仅有利于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计划生育国策的顺利实施，最终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同时，建立和完善以农村养老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依法治国的根本理念，尽管平等并不要求相等，但在社会保障领域，为社会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村和农民不应长期游离于法治之外而成为法外之民。我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显然，这里所说的公民也包括农民在内，农民也应像城市居民一样，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应给予农民“国民待遇”。

法律的核心内容是权利，我们要认识到获得社会救助是农村贫困者的公民权利。“20世纪公民权利表现为社会权利，包括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权。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国家或社会履行对于公民的福利责任，以保障福利权利这一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在公民权利理念下，个人对国家有了社会福利的要求权，而国家必须依法履行对于公民的社会保障责任。”就是说政府本身就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将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保障权利平等地落到实处。

考虑到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障的复杂性，政府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应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该说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正在被认真关注，同时我们也应该正确理解家庭养老的真正内涵，“家庭保障”不应等同于“家庭自我保障”。

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由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已具备足够的条件向老年人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特别是高层次的心理需求、精神慰藉仍然无法得到基本满足，这迫使政府不得不逐渐重视家庭的作用。1982年联合国《维也纳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和1991年联合国第46届大会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原则》，都强调了家庭在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在大力发展现代社会保障的同时，强调传统的家庭保障方式，使传统与现代达到有机结合，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并使之制度化，应是具体实施之路。

参考文献

[1]陈岱云.人口转变及后续社会保障对策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5，(5)：33—36.

[2]王益英.社会保障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杨燕绥.冲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构想[J].公共管理学报，2004，(1):63—70.

[4]杨立雄.社会保障：权利还是恩赐——从历史角度的分析[J].财经科学，2003(4)：56-60.

[5]林莉红，李傲，孔繁华.从宪定权利到现实权利——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调查[J].法学评论，2001，(1)：12-24.

[6]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