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十篇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1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向实践转化的突出问题

思想认识有待提高。当前，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相脱节的主要原因，在全省高校57.7%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看来，与高校、宣传思想主管部门领导和理论工作者思想认识有关。一方面，部分高校和宣传思想主管部门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重视不够，没有提上应有的议程；另一方面，一些高校的理论工作者，仅把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看作是个人的事情，喜欢关起门来搞研究，没有充分认识到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工作是应尽的社会责任，这就容易导致理论研究仍游离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和主需求之外，出现理论研究与社会实际相脱节的现实状况。

政策举措尚待落实。当前，导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难的原因还在于缺乏相应的组织形式，缺少导向性政策举措，使得此项工作仍处于某种自发状态。虽然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江苏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及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相关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没有得到具体落实，集中表现在开展工作的实际投入不足。

推介渠道有待畅通。当前，导致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不足也与缺乏推介渠道和平台有关。据许多高校理论工作者反映，不是主观上不想向实践转化，而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与途径。他们迫切需要学校和有关部门能够搭建有效的协同创新平台，提供更多的转化载体，以提升理论成果的转化率和社会贡献度。

转化机制亟待完善。当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不充分，还与现行的转化机制不完善有关。一方面，目前高校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机制普遍比较缺乏，不能正确评价和引导转化推广工作，严重影响了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工作的经常化和持续化。有的虽然建立了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工作机制，但因不配套不协调，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目前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转化的评估标准也不规范统一，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衡量转化工作的实际成效，这也容易导致转化效果不显著。

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对策建议

做好转化工作的顶层设计。这是做好转化工作的前提条件。高校和宣传思想工作主管部门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并制定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发展规划，对马克思主义学术创新研究、人才培养、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工作给予实质性和经常性的帮助和指导，形成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整体优势。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大对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政策支持力度，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有投入才有产出”、“理论研究成果不转变为现实就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的理念，以出台有关引导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的投入政策，支持理论工作者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研究与成果应用转化，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对实际工作的综合指导作用。

搭建转化工作的平台保障。这是做好转化工作的重要载体。一要建立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管理机构或组织形式，积极构建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的平台，有效整合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的资源，协调处理转化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二要建构转化工作运作方式，形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工作的经验交流机制，推介理论研究成果向实践转化的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激励高校理论工作者深入实践、潜心研究、指导工作、推进发展。三要运用成果展示会、信息会、转化工作交流会等多种形式，做好理论研究成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的有机衔接和有效转化，通过建立高效的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信息咨询平台，疏通成果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渠道，实现对理论研究成果的人才、项目和经费等的合理组合与优化配置，以此制定并出台切实可行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转化工作评价指标，构建科学评价和考核机制。

创新转化工作的落实机制。这是做好转化工作的现实落脚点。一要围绕转化工作制定“出人才、出成果、促转化、出效益”的相关规定，积极引导理论工作者根据国家和江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开展理论研究，以增强转化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二要引导理论研究成果的服务对象，即要以解决治国理政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和服务江苏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为导向，而不是单凭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或引用率作为评价标准，目的在于能使更多的理论工作者能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提出并做出更具原创性和独到性的研究成果。三要构建转化工作创新激励机制，这不仅要注重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向实践转化的先进典型，以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而且还要支持高校理论研究工作者申报相关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项目与奖项，提升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和贡献度。

拓展转化工作的实施路径。这是做好转化工作的关键支撑。一要凸显转化工作的主任务。要把学习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尤其是系列重要讲话作为转化工作的基本路径，激发理论工作者自觉把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巨大成就和江苏“两个率先”的宝贵经验，彰显科学理论的独特魅力和内在威力。二要筑牢转化工作的主渠道。要积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传播渠道，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大学生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精神实质与现实意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大学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三要抓好转化工作的主阵地。要通过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创新体系建设，积极引导高校理论工作者拓展研究视域，强化问题意识，认真审视和剖析当代社会思潮，敢于发声亮剑，努力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大众化的精品力作，在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四要服务转化工作的主战场。要积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开展理论研究，把科学理论转化为谋划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思路，为推动江苏“两个率先”提供强大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动力，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提供鲜活的素材资源和智库保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咨询服务。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2

[关键词] 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 转化路径

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真正转向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的轨道上来，早日将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除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外，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科技创新与生产过程的融合程度，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众所周知，与欧美等创新型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成果总量相对较少，其中一部分无转化价值或转化“夭折”，最终能够并入生产过程，引领经济发展的成果占科技成果总量的比例明显偏低。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具有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缺少足够的历史经验积淀，又极具中国特色，为此，迫切需要多方努力探索，建设适应我国国情，符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管理体系，包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多年来，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认识愈加清晰，但尚未形成具有更大权威性的系统理论，深化对科技创新成果界定与分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内涵与转化路径、转化标志等最基础问题的研究，仍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科技创新成果的界定与分类

1.科技创新成果的界定

科技创新也是人类的一项生产活动。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开展科技创新意在建立一种新的科技研发活动函数，把新发现的知识，新研制出的技术、工艺、方法等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进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从而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其是指科技领域内不断取得突破与发展的过程，是通过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活动，即基于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试验开发等系列活动而求取新“收获”的过程，是一个从新知识的产生、新技术的开发到新产品的生产、新产业的形成直至新价值的实现的复杂的系统动态过程,而科技创新成果即为通过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所获得的新收获，这种新收获可能是新知识，也可能是实验室产品或新技术，也可能是新思想。

2.科技创新成果的分类

科技创新成果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第一，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会产生不同的成果，即使都属技术创新成果，也会有产品成果和工艺成果之分，体现形式各异；第二，科技创新成果均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各有侧重。有些成果直接作用于劳动力，则其更多体现社会价值，有些成果直接作用于劳动工具或劳动对象，其更多体现经济价值。但根据其主要体现形式科技创新成果基本可划分为三种类型：(1)基础理论性成果，即科学原理和技术原理，是指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而取得的新发现、新学说，其主要体现形式为科学论文、科学著作、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等，基本属知识型成果。(2)应用技术性成果，即以科学原理或技术原理为基础，通过开展技术发明活动而取得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农业、生物新品种、矿产新品种和计算机软件等实验室产品，基本属技术型成果；(3)管理理念性成果，即软科学研究成果，它涉及管理方式及管理手段等的新观点、新思想，主要体现形式为研究报告，基本属于思想型成果。具体归纳如下：

科技创新成果分类

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内涵及转化路径

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内涵

人类开展科技创新这项生产活动的本意就在于并入经济生产和社会进步过程，使人类社会发展得更快更好更加可持续，使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换句话说，人类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就是为转化成生产力而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按照最为公认的说法，生产力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三要素，科技创新成果无论转化为哪一项要素的提升动力，都会促进生产力发展，且任何一项要素的提升都会连带其他两项要素的提升。为此，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从全要素生产力角度衡量。

1996年我国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这一概念表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是指研究成果从形成到转化为有形产品，直至产生经济效益的完整过程，主要适用于应用技术性成果，应属狭义概念，因为只有应用技术性成果能转化为产品，能进行产业化，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基础理论性、管理理念性成果转化都不能按此标准衡量。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理论界与实业界均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内涵也给出了多种界定。文兴吾等学者提出，广义的成果转化包括：(1)科学研究成果向技术成果的转化，即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试验发展；(2)技术成果通过开发向生产领域的转化，即设计到试制再到中间试验最后到工业性试验等；(3)新技术在小范围应用成熟后向更大范围的推广扩散。刘洪等学者坚持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倡广义科技成果转化观念，认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是指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要素，通常是应用性研究成果通过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形成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管理技术与方法；广义上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从各类科技成果的创造形成、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既包括自然科学成果的转化，也包括社会科学成果,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科技成果的转化。他认为狭义的科技成果转化是广义的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心环节和重要内容。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分析上述两类比较典型的理论观点，不难看出，大家都赞同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目的不仅为经济发展需要，也为社会管理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为此应从广义内涵加以研究，且从生产力全要素角度看，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除包含着对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等影响而产生经济和社会价值外，还包含着对劳动力---人的知识的丰富和技能的提升等影响，这说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还具有阶段性特点。总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指上述各类成果从创造性形成并得以扩散的过程，这种扩散可以使使用地劳动者的素质、技能或知识得到增加，或劳动工具得到改善，劳动效率得到提高，或对劳动对象的认识、改造、控制能力得到进一步深化等等。有人形象地将其比喻为接力赛跑, “跑完全程”，依次完成各环节增值是科技成果转化，而每次接力棒传递也相当于完成了一次转化，因为每次接力棒传递对生产力三要素都会产生影响，即已转化为生产力，如基础理论性成果，基本属知识型成果，其转化为应用技术性成果，是科技成果转化，而借助科学普及与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掌握知识，提升了文化素养和技术能力，即使未转化成应用技术性成果，也是科技成果转化。

2.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路径

科技成果转化似源流，既有路径，也有流向。按线性逻辑，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该是一个闭环线性过程，通过科学创新到技术创新，同时连带工艺、管理创新，实现从基础理论性成果到应用技术性成果和管理理念性成果的循环往复，即具有整体性又具有阶段性特点，转化路径也具有多样性。根据远德玉教授的“田字型”转化模式，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可分为从科学原理到技术原理，从技术原理到技术发明，从技术发明到生产技术的阶段性转化，多阶段转化路径构成螺旋上升式封闭系统，属正向转化路径。此外，也存在“反裘工程”，即产业发展需求诱发技术创新，从而直接产生应用技术性成果，而由应用技术性成果可以转化为技术发明，同时也可能诱发科学革命，产生科学原理，促进原始创新，这一种转化是以应用技术性成果为原点，向基础理论性成果和生产技术两个方向流动，形成两个环流。正如科技创新系统一样，存在正向，也存在逆向和正向逆向混合型的转化路径。而管理理念性成果转化路径较为单一，即在成果与组织决策间形成弹塑性转化路径。总之，科技成果转化的路径不是单一路径，更不是线性流动，而是一个由多段、不同向路径构成的一个链接结构。

三、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标志

如上所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不是简单的从研发到生产应用的一站式过程，而是一点到多点的多阶段性目标体系，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的转化标志。基础理论性成果中科学论文与著作属知识性成果，而知识对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对劳动者的影响，即丰富劳动者的知识，提升劳动者技能，科学知识普及传播程度、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是其转化的重要标志；原理性模型和发明专利属理论设计与构思，需转向中试环节，进行孵化，通过培育和孵化向应用技术性成果演变，其转化标志在于入孵和成功孵化产品的数量；应用技术性研究成果中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的转化标志为通过企业或现场测试，实现劳动工具的改进或替代品的出现，劳动对象范围的扩大与对劳动对象认识的深化等；计算机软件转化标志为通过测试，进行注册，直接应用于生产，这一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更多具有经济效益显示度。管理理念性成果研究报告转化的标志是为组织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中的观点吸纳到决策中，形成组织政策、管理制度或激发相关活动等。由此可见，基础理论性成果、管理理念性成果转化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更多具有社会价值，只有应用技术性成果转化可以直接带来经济价值，且每一阶段成果转化标志各不相同。

四、结论

科技创新成果多种多样，具有不同的体现形式和价值特点。应对其予以合理分类，才能科学界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内涵，准确选取转化路径，构建较为完善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本文关于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内涵及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标志等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体系研究理论观点，并为国家、地方积极采取有利于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举措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文兴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观念辨析与范式转变[J].中国科技论坛, 2004,(3):111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3

一、信息哲学:自然化运动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20世纪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在当代的复苏和盛行，则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前科学时代的一切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规律对世界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昌盛，使自然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所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乐意说自己是一个非自然主义者。［1］121分析哲学是自然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动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表达了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能说的东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学命题所说的东西。此后的分析哲学家无不受此倾向影响。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学的演进同时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发展脉络。自然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关注具体问题，而哲学则关注一般性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实在，因而可以构建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总则。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和操作方法称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运用分析、还原等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原则，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义、价值、认识、真理等一般性问题做出自然主义的说明。通过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证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切学科都可以充当解释项。所以整个自然科学就既是一种本体论标准，又是一个“终极解释装置”。质言之，科学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其或者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在认识地位上次于科学。自然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诸如第一哲学之类的东西?第二点体现在本体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代表着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承诺。自然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独立于感觉经验和经验科学的第一哲学。第二个问题是自然主义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心理现象，特别是意向性问题。“任何想要把人类和心理现象当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须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当代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心理现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开的。

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说明意向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自然主义哲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自然科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自然主义者当做工具，纳入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会使用他所依据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或者概念来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论。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刘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学为基础对意向性进行的“同一论”说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尔(J．Searle)等人分别依托生物科学作出的“新目的论”说明和“生物学自然主义”说明，哈曼(G．Har-man)、沃菲尔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进行的“功能作用语义学”说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论为基础作出的“信息语义学”说明，福多(J．Fodor)以计算机模块理论进行的“模块论”说明等。自然主义者在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理论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体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建立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称哲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转向”。［2］452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然化运动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学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径时，发现信息科学技术存在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因而将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引进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识与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时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为基础进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对知识、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说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个工程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次实践”［3］。而在福多看来，有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就是模块，利用模块理论对意向性进行的自然化就是“为表征构筑自然主义条件”［4］31。正是通过这些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单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在哲学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渊源和背景来看，如果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技术前提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化运动则可以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学史中为信息哲学进行定位的话，我们认为其逻辑顺序是这样的:自然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自然化运动信息哲学。自然主义传统在近代科学的刺激下复苏，进而通过科学主义表现出来，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自然化运动，而信息哲学则只是自然化运动所采用的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所以，从起源来看，信息哲学完全是在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传统主导下的自然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二、信息哲学与自然化运动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之发生学演进

“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概念，是信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信息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其如何从单纯的科学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身份”的概念，能够在逻辑上再现信息哲学的发生过程，在发生学上揭示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按照信息概念内涵的演化，这一过程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科学概念”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问世，信息概念成为“科学概念”。1948年信息论之父申农(Shannon)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将信息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通过这篇论文，信息正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科学概念。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只关心信息量，而不关心信息内容。因此，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此背景下，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减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维纳(Wiener)对信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农和维纳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们对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科学层面。维纳对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三元论说明过于简单和草率，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对信息的科学说明却为哲学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阶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义影响的卡尔纳普(R．Car-nap)为了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自然化，便在《语义信息》一文中大胆预测，申农的信息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重大影响”［6］147－157。在该文中，他还率先提出，对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实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进行区分是一项重要工作。［6］147－157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语义问题，至此开始成为哲学家切入信息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路径。麦凯(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论”，认为信息与其接收者知识的增加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引起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信息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自然化理论当中，由此迎来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质变。对信息进行哲学界定一时间成为哲学界的时尚，哲学家互相抱怨对方误解和误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尔(Sayre)批评“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滥用了‘信息’一词”［7］53。哈姆斯(Harms)也认为查莫斯(Charlmers)“不应该把信息理论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如何相关和构造”［8］475。在这一时期，美国哲学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在他看来，进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说明“纯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处在知识和信念(内容)的状态之中”［3］。为此，他从申农的通信理论出发，用信息来说明知识和信念。他认为，申农所建立的信息论目的虽然在于对信息的量进行度量，但其中也隐含着说明信息内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作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通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这种功能所进行的信息论说明就是纯粹的自然化的说明。为了满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因果论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正是自然主义者从事的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从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1］121(3)“哲学概念”的认可阶段。以信息论为基础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丹内特甚至断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中。”［9］对信息与知识、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带动了对信息的本质、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学元问题的研究。1998年，《元哲学》出版的《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肯定。［10］1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等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范式、目标和纲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信息哲学为研究课题的著作不断涌现，标志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从对信息概念内涵演化之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对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的“认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学从此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独立于自然化运动。因为其一，信息概念被纳入到自然化方案当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强大的解释功效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投身到此项研究当中，但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个以信息概念为共同基础的强势自然化派别的出现。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学领域以来，围绕信息的哲学研究在方法、旨趣、纲领等方面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即使弗洛里迪抛出“信息哲学”的提法，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的语义问题，仍然是信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说信息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的视域。事实上，信息哲学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核心目标，就崭露着无法掩饰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4

本文主要阐述了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做法，并根据发达国家的相关做法提出了提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的经验借鉴。

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公共科技平台

一、发达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做法

1.企业与高校建立长期的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

发达国家企业与大学合作的方式通常是长期而形式多样的。一是单一的工业企业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进行合作，工业企业则有权在大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制工作；二是公司联合对大学研究计划提供资金，联合研制，共同取得成果；三是设立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在许多大学设立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为了加强跨学科与高技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80年代又在大学建立工程研究中心；四是工业和大学联合建立实验室，实验室共用。

2.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咨询和服务体系

美国建立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中小企业信息中心以及多建在大学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以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金融资本服务机构、管理信息服务咨询机构、财务服务机构及法律服务机构等；日本的“促进专利转化中心”、“工业所有权综合信息馆”、“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大学专利技术转让促进中心”和知识产权中心等机构；英国的如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会和大学科技政策研究机构和独立的科技中介机构等；芬兰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实验室或技术开发中心以及科技园区和其他创新支持服务机构等。

3.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现市场化运作与企业化经营

美国对进入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实施过程中，只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给与一定资金支持，到第三阶段，入选只具有象征性意义，目前对于该阶段入选企业不再给予任何资助，企业自找风险投资及其他私人资金来源。不少国家的政府还规定，企业的项目必须寻找大学或研究机构作为伙伴才能得到资助，而大学、研究所的项目也必须有企业作为伙伴才能得到支持。这种重视产学研结合的资助机制，对于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1.重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

从发达国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方面都可看出他们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国家为实现其提高竞争力的目标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就是充分地整合社会全部的创新资源，推动各种创新要素的合作与互动，以此来服务于实现国家创新体系提高的目恕R虼耍我们要借鉴的正是要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在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密切合作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包括新的组织形式、新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来实现经济新的增长。换言之，只有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后并能占领市场，取得经济效益，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能不能转化、能不能产业化、能不能取得效益、能不能占领市场，这个检验技术创新成败的唯一标准，所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同时离不开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部门的积极支持。

2.科技成果转化必须以企业为主体

科技与经济的重要结合点在企业，企业和社会的需求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动力。政府应当积极鼓励与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调动企业追求科技进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使企业不仅成为生产的主体、经营的主体，而且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企业要树立与高校、科研院所长期合作的思想。技术研发工作的针对性很强，那就是突破关键技术，提高产品的性能指标，因此技术开发工作必须源于产品的实际需求。失去市场基础的技术成果注定是毫无意义的。企业要发挥市场敏感优势，主动策划产品市场，然后将目标产品的技术问题交给高校、科研院所来解决。如果企业能转变观念，将市场优势与高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相结合，科技成果的转化就就较容易达到目的。

3.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制

首先院所的科研人员必须走出去，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在可能的条件下，共同参与企业的实际工作，从企业中来，到企业中去，解决实际问题。第二，院所要降低与企业的合作门槛。在与企业的科技合作过程中，科研院所要收取一定的成本费用。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发生科研人员不切实际地漫天要价的现象。成果产业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包括新产品的初步构思、研发、设计实验试制、中试、批量生产、规模化以及市场、营销、策划、公关、宣传、人财物管理等诸多环节。科研单位只能相对独立完成上述环节中的少数。因此科研院所不要过分强调技术的作用，要降低合作门槛，主动与社会资源配合。第三，要摆正位置，只做科学家擅长的技术问题，不要太多涉及经营管理等问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既当科学家又做企业家，成功的案例并不多。第四，科技人员应主动与兄弟院所联合攻关。产品开发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跨学科的组织与合作。因而科技人员要主动与相关单位合作，避免自行其是，大包大揽。

4.以公共科技平台建设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在当前尚未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化转化服务体系的情况下，依靠政府的推动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很有必要的。公共科技平台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一条新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和平台。科技成果推广工作要从创新管理机制、构筑服务体系、强化服务意识三个方面入手，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环境建设，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科技产业化体系。这一体系包括政策激励体系、技术转移体系、中介服务体系、技术保护体系、产业化基地体系、金融支持体系等。为此：一要加快机制创新步伐，构筑科技成果推广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二要进一步加速重大共性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三要继续加强推广中心和示范基地建设；四要加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的宣传。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法规宣传、推广计划和重点推广项目宣传、典型推广案例及其经验等，提高计划项目的品牌形象，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增强市场意识。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5

1.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途径

1.1建言咨政

向国家决策型转化。通过提出建议或方案，形成上级国家机关的决策方针或参考。中国档案学会保护技术委员会向国家档案局提出了《关于推进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工程科学化实施的建议》，建言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重点档案实施科学抢救方案。国家档案局的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国家重点档案抢救的管理工作。中国档案学会承担的《电子文件国家战略管理》重点咨询决策课题，提出的构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机制的对策和建议，对提升国家信息资源控制力，加强我国电文文件科学管理，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1.2直接应用

档案科研成果或管理经验直接被采纳和推广到实践中去。古代，我国的档案库房如皇史晨、建造与保护方面的一些做法属于世界首创。其做法与经验对于当代我国档案馆库建设和档案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尤其对于大多数小型档案馆来说，借鉴古代在档案馆库建设和档案保护上的经验，不失为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好措施。

1.3治学育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学者们在加强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收获颇丰。据有关资料介绍，近20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共编写出版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专著、教材和论文集200余种，这些成果极大地充实和完善档案科学体系。

2.推动档案科研成果有效转化的对策

2.1建立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立法机制

档案科研成果在转化的过程中，要注意结合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在社会中的地位进行全面的分析。就现阶段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来看，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国家虽然针对哲学社会科学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建立也并没有对其形成良好的保障，很多的法律法规中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奖励制度并不完善，这样就是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要明显落后于科学技术成果的研究和转化，从而无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发展的角度来看，建立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立法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立法机制，利用法律形式对档案科研成果转化形成保护，才能够使得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效果更加的明显，从而能够更好的应用到社会发展中，为社会发展而服务。

2.2构建档案科研成果转化平台

档案科研在开展之前，要注意选择适合的命题，而无论所要研究的内容是什么以及研究的项目是何种项目，在对档案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都需要根据档案工作的现实情况以及档案工作发展的情境进行合理的档案科研工作，这样可以有效规避不利因素对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影响，从而使得档案科研成果的转化效果更加突出。在政策上要注意对档案科研成果转化进行倾向保护，加强政策支持力度，积极鼓励相关的档案科研人员恩能够针对各种命题和科研项目开展科学研究，得出有效的科研成果，为转化提供前提条件。为了能够使得档案科研成果得到更好的转化，就需要构建一个专属的档案科研成果转化平台，根据档案的类型来对档案科学研究进行合理的规划和设计，组建专门的机构，对档案科研成果转化进行全面的引导，加强档案科学研究的集中性、科学性和系统性，从而可以更好的推动档案科研成果实施转化。

2.3打造档案科研成果转化的研究团队

新时期科学研究呈现多学科交义融合、各专业联合攻关、众学者集团作战的发展趋势，那种小农经济的“作坊式”的科研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为此，要转变科研观念，组建档案科研团队，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科研培训，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科研水平。特别是设置档案学类的高校，作为知识密集性组织，要通过选题引导、项目设计、跟踪管理等各项措施，进一步整合研究力量，优化资源配置，打破学科和单位界限，建立跨学科、跨单位的综合研究体系，形成强大的研究合力。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6

关键词:语言学转向 发展 文学研究

20世纪以来,知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无论在规模和效率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令人惊异的高度。“信息”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人类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信息社会。而信息的运行和交流无论采用何种传播手段,都主要是以语言的形态呈现和存在的,因而又称这个时代为“语言的时代”。

一、产生

哲学在20世纪初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这是哲学史上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哲学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主客体关系或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转向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语言问题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色彩,是在20世纪初期西方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作为20世纪主要思潮的科学主义的特点是要求排除不可实证的形而上学,追求研究的客观性、精确性和可靠性,尤其强调以数学和逻辑作为研究的基础与规范。

二、发展

从语言学转向的发展来看,有两个对西方当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物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另一个则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被称为西方语言学中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他把语言学看成是一门科学,即结构语言学,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创建符号学。他提出,符号(能指)与事物(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随意的(约定俗成),意义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按照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语言是一种“先在”,是受语言符号的规则系统支配的,规则系统决定了所表达的意义。

可以说,结构主义的整个思想都植根于语言学中。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尔特、a.j.格雷马斯、茨维坦·托多洛夫等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学的媒介,而且是文学的生命,作家的写作相当于进行语言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把文学看成一个类似语言的有着自身结构的封闭的符号系统,把研究的目标从个别文本转向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符号象征意义等。结构主义文艺学可以说是和语言学和文艺学结合最密切的产物。如拉康的精神分析藜芦,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都因吸收现代语言学的成果而有利于它们克服自己的一些弊病。

与此同时,过分地看重了语言因素机械地搬用语言学模式,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很多弊病。由于它几乎在文学和语言学之间划了等号,在研究中直接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不顾文学的审美特性,把生动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过程化成了干巴巴的规则;把文学封闭成孤立的自足的现象,就语言本身来寻找其发生发展的动力,切断了它与现实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就等于切断了文学的源泉和生产线,使他们无法克服自己的片面性。

海德格尔关于语言与存在密不可分的观点,在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期的哲学探索主要集中在语言问题上,力图把语言同存在联系起来。与索绪尔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所包含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使得语言学转向朝着人本主义的思潮靠近,因而比受科学主义思潮影响的语言学转向理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反响。海德格尔的语言论所标明的方向,在以科学主义为主的语言学转向中使人看到了一线人本主义思想的亮光,对20世纪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转折

1966年,德里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宣读了他那篇引起轰动的《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标志着结构主义在其走向高潮之后开始走向瓦解。德里达破坏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激烈地否定结构主义者苦苦追寻的元语言结构的存在,开创了全新的否定思维方式,他不仅将语言逐出了世界的中心,而且完全消解了中心的存在。解构主义的颠覆策略在知识界掀起根本性的思想方式革命,原先在结构主义阵营内徘徊的大师们一夕之间纷纷倒戈,罗兰·巴尔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被成为“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在后“语言论转向”时期出现了四个特点

:语言学模式、解构思维、跨学科实践和政治化倾向。解构主义思维方式成为各种批判性文学研究方法实践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形成后现代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因子,而解构方法在批判过程中的显着效果又使各理论批评派别对它情有独钟,受现代语言学革命的影响,广大人文学科纷纷用语言学研究模式来构建自己的新研究方法,探寻新的研究范围,均取得了巨大成果。以语言学为桥梁,各学科间的融合成为可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中,在一个交往对话的时代,文学研究日益要求扩展其视野,打破学科间的垄断状态,广泛借鉴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

四、阶段性

关于“语言论转向”,多数论者是从西方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来解释的,认为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史可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经历了两次转向。三个时期为:从古希腊到近代的本体论时期,从近代到现代的认识论时期,从现代开始的语言论时期。两次转向为:近代的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和现代的从认识论向语言论的转向。笛卡尔的怀疑论哲学揭开了第一次转向的序幕,现代分析哲学揭开了第二次转向的序幕。从第一次转向到第二次转向具有逻辑的必然性,因为从历史发生的角度看,先有世界,后有能思想、会讲话的人,与这个顺序相应的哲学过程就是本体论——认识论——语言论。

可“语言论转向”为什么偏偏在20世纪发生了? 20世纪的哲学之所以由认识论转向语言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语言的时代,语言问题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最急迫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语言论转向”体现了20世纪哲学对“语言”这个时代课题的积极的回应和主动的承担,标志着哲学在现时代的重大进展,尽管要解决的问题至今还远远没有解决。

既然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语言的时代,既然在这个时代里,语言学以其划时代的空前进展而成为领先的学科,哲学中也发生了“语言论转向”,那么,受这一切的影响,在文艺学、美学领域里出现了对语言的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当然也就出现了文学语言的研究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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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希文.文学文本理论与语言学转向[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赵奎英.当代文艺学研究趋向与“语言学转向”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4]王汶成.西方20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

[5]朴金波.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2006,(1).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7

作者：刘建华　麻新远　鲍桂萍

论文关键词:社会体育科学;成果转化;现实障碍;转化环境

论文摘要:体育社会科学与体育自然科学一样代表着体育先进的生产力，体育社会科学成果是否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体育决策以及体育经济和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文献资料、调查访问、综合分析等方法，在考察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现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现实障碍，并就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率的途径作了有益的探讨。

1、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的现状

我国现代体育科学的胚胎期在20世纪20一30年代，当时在体育科学研究中，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曾经相当滞后。新中国成立之后，体育社会科学事业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发展道路，在帮助和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体育社会发展规律，为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向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体育社会科学变革和体育社会关系的调整，制定符合体育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和法律，形成科学的体育发展观、历史观和高尚的体育道德风尚，促进人类的体育文明与进步等方面提供理论和方法，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在探索体育发展规律，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党和政府体育决策提供咨询服务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普及体育基本知识、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发展竞技体育、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十几年来，体育社会科学在研究机构建立、研究队伍培养、新学科形成、研究领域拓展、研究经费投人等方面取得了较快发展，为体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效。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范围包括体育发展战略研究、政策研究、评价、预测与规划研究等诸多方面，其所研究的课题既有国家体育事业的宏观管理与决策问题，也有具体到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发展的微观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呈现多种形式，既有研究报告、发展战略与对策分析、政策与规划建议，也有预测与评价报告，以及关于涉及到体育可持续发展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思想的研究论文与专著等。同时，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也是多方面的，有为国家宏观管理决策服务的政策研究。如天津体育学院于善旭教授的《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配套立法的研究》，李岚清副总理均作了重要批示;还有关于地域和体育运动项目发展与对策研究，也是社会体育科学较为活跃的领域，原国家体委综合司吴寿章研究员的《中国2010年竞技体育战略发展研究》、天津体育学院李宗浩教授的《2010年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体育大学田麦久博士的《超长规发展潜优势项目，大力开发2004，2008年奥运会金牌新的增长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谢琼桓教授的《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等。可以讲我国社会体育科学研究的触角已渗透到我国体育事业的各个层次，成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面向现代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党和国家的重大体育决策以及体育经济、体育社会的发展所起的智力、理论支持作用是十分显著的，为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近年来，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党和政府体育决策、“两个计划”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体育科学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包括:当代体育基本理论研究成绩显著;为党和政府体育决策服务成效明显;推动了社会体育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管理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等等。

2、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2.1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存在的弊端

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事业的复苏、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机制建设、学科发展、队伍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深入，体育社会科学目前尚处在一种松散集成的状态，现行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暴露出一些弊端和问题:(1)领导关系和管理方式没有规范。从建制上看，属集中型体育科研体制但又未形成集中型体育体制的领导和管理规范;从体育科研本身看，又似松散型体育科研体制模式，但也未按松散型体育体制的管理要求进行，没有引入社会需求调节机制和体育科研领域经济调节手段;(2)体育科研体制结构系统条块分割。体育社会科学工作“五路大军”各自构成独立系统，每一系统中的体育科研机构又互相独立，部门所有，地区所有，条块分割，缺乏横向有机的联系，从而严重影响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整体功能的发挥，束缚了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导致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封闭性、重复性和分散性;(3)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没有形成合理的战略布局和力量配置，缺乏战略导向以及合理的分工和协作;(4)拨款体制上的“大锅饭”。体育科研活动与拨款脱节，缺乏激励机制，导致体育科研机构缺乏应有的活力和压力，不能有效地按照实践发展的需求组织科研、促进科研，不利于体育科研生产力的能量释放;(5)综合应用研究功能弱化。体育科研组织结构的学术型，导致了其既与综合性地研究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要求不相适应，又与现代社会体育科学发展的宏观趋势(即在高度分化基础上高度综合应用研究的新趋势)不相适应，极大地影响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运行活力和应用性研究功力。

2.2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现实障碍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和影响人们社会与体育若干基本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而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体育社会科学“软”成果转化远不如体育自然科学“硬”成果转化得多，大量的体育社会科学成果，尤其是各级政府的投入体育社科基金所支持的重要、重点甚至重大体育社会科研成果，仅仅作为样品而束之高阁，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这的确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具体说来，导致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率低下的主要障碍有以下方面:

2.2.1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管理力度不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包括课题的申报、审评立项、中期检查、成果鉴定、成果转化等内容。从当前总的情况看，高校体育社会科学项目的课题项目申报和评审立项等前期的管理工作一般还比较规范。但是，中期检查、成果鉴定、成果转化等中期管理，特别是成果转化管理还比较薄弱。有的科研管理部门对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研究成果一旦发表或出版就算完事，很少做促使成果转化的工作，为此也就谈不上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产品化、经济化。

2.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渠道不够畅通

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需要中介，这就要求建立稳定的输送成果的渠道。但是，目前有的高校科学管理部门还没有建立这种渠道，有的虽有这种渠道，但不能经常保持畅通。决策层需要什么成果，高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不十分了解;高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出了什么成果，决策者也不清楚。好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上报，有关部门的意图、有关领导的指示不能及时反馈，研究者辛辛苦苦搞出来的成果不是被束之高阁成为“存果”，就是送达领导后成了“马后炮”，这就容易挫伤高校体育教师和体育研究人员的科研积极性，不利于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应用。

2.2.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机制不够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不断改革，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个体制不完备。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课题的立项过程看，还存在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周期较长、课题重复、结合体育社会科学实际的选题较少等问题，容易形成“闭门造车”的局面。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情况看，不少学科是基础研究多于应用研究，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更关心基础理论研究，所以能转化的应用性成果相刘较少。就应用开发性研究来说，也有不少问题，一是课题分散，研究力量不集中;二是对实际需求了解不深，不具体，因而课题针对性不强，研究成果缺乏实用性和可行性，不适应决策层和社会的需要。

2.2.4决策层吸纳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意识不强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只有在决策部门、实际部门主动地、有目的地运用，才能实现转化;不然，研究成果只能是学者的研究结论，不能进入生产和生活实际。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决策部门、实际部门吸纳意识不强，认为体育社会科学成果不如体育自然科学实在，“虚”的成分比较多，可用可不用。加之体育社会科学成果本身有许多不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不理想的主要障碍所在。

2.2.5体育社会科学及其研究成果自身的不足，也大大地影响了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首先体育社会科学的应用性研究成果少。以高校为例，许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满足于对已出台的方针、政策作理论诊释，没有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体育经济发展的认识、预测功能和导向作用。特别是有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热衷于各种奖项的获得、到账经费的多少、横纵向课题的数量、在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的数量，以及专著出版数量。对其应用前景与价值考虑少，转化率自然很低。其次体育社会科学与体育自然科学的交汇、融合少，其研究定性多于定量，可操作性不强。有些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不注重吸收新技术发展的成果，满足于学究式的纯理论性思辩，甚至搞一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制造了许多文字垃圾，其转化的结果当然较差。再次，休育社会科学研究缺乏体育产业化和体育经济服务功能，因此，对其转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以上分析说明，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内外环境还是有许多障碍的，因此转化必然是微弱的。体育社会科学要想真正繁荣和发展起来，仅仅多出成果甚至多出精品还有不够的，还必须实现成果的转化，使更多的成果进人生产、社会实际，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这样，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才能像重视其它社会科学研究那样去重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

3、提高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与建议

3.1进一步明确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体育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主义体育和体育经济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事业，关系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全局。体育社会科学是体育事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对体育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体育科学是综合性科学，实施科教兴体战略包括繁荣发展体育自然科学和体育社会科学两个方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离不开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提高认识，努力创造和树立体育社会科学与体育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体育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体育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体育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体育社会科学人才与任用好体育自然科学人才同样重要的氛围和观念。重视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面对我国建设小康社会、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的临近、体育事业加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体育社会科学面临许多新的、函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与社会和新时期体育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还相对滞后:体育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还没有受到普遍重视，体育理论研究落后于体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还没有大的突破，体育学科建设和教材巫待加强，管理体制、成果转化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经费投人需要进一步加大，研究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对中青年人才的培养需要加强。根据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确立新时期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科学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当代体育，准确把握当今世界体育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继承民族优秀体育文化传统，深刻认识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积极推动体育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各级党和政府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推动体育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不断增强繁荣和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3.2改革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奠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发展成果转化基础

体育社会科学事业要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关键在于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当是遵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的确立原则，结合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的具体实际，建立起一个充满活力的、能够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的，有着自我调节和约束的科研体制，形成一种能够充分调动广大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增强科研机构的活力、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育社会科学运行机制。

鉴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同体育自然科学研究有重大区别，加之体育社会科学还要受到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因此，作为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改革不可能单向挺进，不能简单地仿照科技体制改革模式，既要积极，又要慎重。我们充分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体育科研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措施应建立在现状分析、政策研究、环境评估、远景预测的基础之上;二是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特点，要考虑到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休育等方面体制改革深人发展带来的社会运行机制的变化，必须看到这种变化向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提出的客观要求和制约因素;三是要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机制，促进体育自然科学和体育社会科学的结合，促进综合研究方式的发展，打破各方面的封闭状态;四是要重视体育科研生产力的发展，充分发挥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战略指导思想，调动体育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五是重视开放度，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世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体制。

3.3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力度，建立畅通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

体育社会科学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党对体育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一般来说，加强对体育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第一位是政治上的领导。要使体育社会科学工作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贯彻执行。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是提高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客观需要，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体育社会科学事业的性质和方向。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从事的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规律、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事业。只有树立正确的体育观，才能对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和各种社会体育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认识。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国家体育总局和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组织、引导广大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自觉用邓小平理论开阔头脑，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指导体育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和各项工作，使体育社会科学工作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加大体育社会科学事业投人力度，不断改善科研工作的物质条件。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每一位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同时也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投人。当前经费不足和设施落后仍是制约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各级政府要根据经济和财政增长的幅度，逐步增加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和管理部门经费的援款额度，为体育社会科学工作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要努力拓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投入渠道，积极争取各种支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体育社会科学项目、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的事业经费和专项经费要逐年增加，应设立资助体育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的专项经费。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各级地方体育部门也要加强对体育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加大投入。建立畅通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高校体育科研机构和专门的体育科研机构要加强决策部门，实际工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定的形式规范研究成果上报决策部门和反馈的方法，以及成果横向输送和反馈的方法，使高校体育科研机构和专门的体育科研机构与决策部门、实际工作部门和企业之间形成经常性的能量和信息交流，并保持这些渠道畅通，体育科研管理部门积极引导和组织教师和科研人员走出学校(院)，深入实际。有条件的高校体育科研机构和专门的体育科研机构可以有组织地分离出一部分力量，通过兴办信息咨询体育产业等中介机构，把体育社会科学成果推向市场，发挥市场机制促进成果转化的作用。

3.4以市场为导向，建立与健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激励和竞争机制

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研究转化的关键，是能否适应社会对体育科研成果的要求，这一条件的形成，不是在研究成果完成之后，而是在研究过程中，甚至在研究开始以前。因此，某些应用性研究成果最好在开始阶段就有明显的应用对象。即某些应用部门，研究内容要联系这些部门的实际，研究方法和成果形式要适应这些部门的需要，最好在研究过程中有这些部门人员的参与，这就能为成果的转化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建立健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激励和竞争机制，就应改革成果评价与建立机制，注重引入市场机制，鼓励产学研究结合的体育科研成果客观评价，将给体育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给体育科研工作考核和以后的体育科研决策提供方便，为体育科研信息沟通、体育科研成果奖励打下坚实的基础。体育科技成果客观评价原则的实施必须从制度上、组织上得到保证。为此，必须组织专门的评价小组或评价委员会，并建立确保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组织机制，以使体育科技成果评价客观公正。在建立体育科技成果评价小组或委员会时，要注意将这类人选进来:他们在学术上要有较高的选诣，有高水平的体育科研成果，精通所评体育科技成果的学科研究方向的理论和方法，对学科研究方向前沿动态非常熟悉，有能力对被评成果作价值判断;熟悉业务、有丰富的社会交往经验，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学术胸怀宽广，没有门户之见，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和行政压力，能秉公办事。同时，还要注意评议小组构成人员的学科结构。除此以外，对体育社会科学的评价要由只重视通过专家鉴定转到注重成果是否被政府决策部门所采纳，是否被社会和企业应用并发挥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此，可以把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分为初步评价和应用性评价两个阶段。应用性评价可以建立成果的应用情况记录档案，进行跟踪，在初步评价之后的几年内做出评价结论。对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研究入员的奖励，应由只看数量和鉴定项目多少决定职称评定和收人分配，转移到兼顾数量、注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上来。要针对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特点修改原奖励方法，在改革和完善体育社会科学职称评审的聘用制度的同时，研究制定有利于调动体育科技人员成果转化和推广积极性的奖励制度。引入市场机制，就是对于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研究资助支持的重大，重点研究项目，要推行招标制和责任制试点。在社会各科研单位自我申报的基础上采取公平竞争。答辩考试，专家组投票等形式进行决定，中标者不但要负责研究项目的完成，也要负责项目的推广与宣传等后续性转化工作。最后综合考察其科研和推广两方面的工作，由课题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定，政府要鼓励经济与法律咨询、营销策划、文化传播等公司及从事咨询服务的各类中介机构的发展，因为他们是沟通科研部门与企业和社会之间知识流动的纽带和桥梁，对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工作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5理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中间环节、多渠道、多形式进行推广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从开始研究到出成果，要经过科研管理的各个环节。而成果转化是科研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它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能不能很好地进入社会，从而发挥应有的效益。因此，加强成果转化的管理，不仅可以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更多贡献，而且还可以促使体育社会科学的科研管理水平上一个新台阶。

3.5.1加强课题设计、立项的现实性、应用性和针对性

如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立项课题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产需脱节，其成果就难以转化。因此，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要切实了解体育经济建设和社会体育发展的迫切需要，狠抓“以需定产”，从课题的设计和立项开始，就要瞄准社会体育需求和生产应用，做到有的放矢，真正能够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实践证明，课题的设计和立项情况直接影响到成果能不能转化、转化率的高低以及产生效益的情况。在课题的规划、管理方面，应根据“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处理好结构问题，适当增加现实课题、对策应用课题和决策服务的短、平、快课题的比重。为了保证课题立项的科学合理性，还应该发挥体育社会科学专家组和体育社会科学管理者两者的积极性，共同参与，互为补充，从而更科学、更合理地确定课题立项。

3.5.2狠抓研究的水平，加强监督检查，严把鉴定关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能否转化?转化效果如何?与研究课题的水平和质量关系极大。要提高研究课题水平和质量，一是应加强研究过程的监督检查，这是提高成果水平和质量不可缺少的管理环节，现在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总的来讲，一般化的东西多，真正的精品、力作少，这与监督、检查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这方面的管理还要下大力气。体育社会科学管理人员要密切关注课题研究的进展情况，保证研究成果的水平和质量;二是要严把成果鉴定关。成果鉴定是保证成果水平和质量的重要管理关口，要严格鉴定程序，规范鉴定方法。对于成果的鉴定要尊重科学，注重从创新、先进、价值、实用等方面全面衡量。最后的鉴定意见要强调一分为二，既肯定成果成绩，也提出不足，以利于其在转化过程中加以改进。对于水平、质量不高的成果，更要严格把关，不能轻易通过鉴定。

3.5.3多渠道、多形式进行广泛宣传，促其转化与应用

一要形成“重大体育社会科学成果与公告制度”，充分利用报纸、成果通报及时把重点研究项目及成果向全社会及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宣传通报;二是可以由政府有关体育社会科学成果管理部门，如宣传部社科规划办，科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办、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等，负责在政府部门组织“体育软科学研究论坛”，定期邀请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的重点体育社会科学项目负责人、研究者为不同级别的体育企业经营管理者做报告，以推广宣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成果转化;三是积极开展体育社会科学下乡活动。以深人实际、深人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讲学辅导、推广普及等方式，促进面向基层、社会、体育企业单位的应用对策和咨询服务，同时从理论联系实际上进一步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的建设。四是对于全国性和省一级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理论与实际研究课题及成果，可以由成果主管部门设立网站，通过互联网进行，以便让各有关部门、组织、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了解与应用;五是为重大成果以专著、录像带、光盘等形式公开出版发行提供支持和帮助。

3.6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体育社会科学繁荣与发展，离不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而要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有效转化，就必须想方设法为广大体育社会科学工作者排忧解难，尽量减少他们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后顾之忧。首先必须完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法治环境，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缺乏体育社会科学及其研究创新热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新成果得不到很好地保护，一项新成果刚刚被推出，就会大量被仿制、非法假冒，从而给创新者带来重大损失，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科研创新动力。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并且在不断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近年来，我国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科技发展的法律，如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科技进步法等，特别是随着我国加人世贸组织和北京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与世界各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交往和合作也日趋加强。其次，要加强体育科研立法和执法力度，保护创新者的利益不受损害。特别是要强化对侵权者的惩罚力度，使被侵权者得到应有的损失补偿。近年来，我们国家为了推动技术创新工作，已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目前，应尽快建立健全完善体育科研法律体系，充分发挥法律在体育科研创新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保障作用。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体育科研创新工作健康有序地进行，加快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8

    一、科技成果及科技成果转化的内涵再辨析

    科技成果是一个中国特色明显的概念，国内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理解仍未取得一致，但管理部门则基本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观点。1986年公布的《现代科技管理词典》与《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办法》关于科技成果的提法较为类似，都是指“对某一科学技术研究课题，通过观察实验、研究试制或辩证思维活动取得的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或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的结果”。而2009年的《科技成果评价试点暂行办法》进一步指出，科技成果是“由组织或个人完成的各类科学技术项目所产生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具备科学性、创造性、先进性等属性的新发现、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新品种和新工艺等”。从上述概念及其演变过程可看出，科技成果有三大基本特征，即具有一定的价值(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应用价值)、一定的属性(科学性、创造性、先进性等属性)和一定的创新(新发现、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新品种和新工艺等)。由于是基于管理的角度，因而上述定义还强调了其产生来源是科学研究项目(或课题)。实际上，我国制定的有关科技成果的政策都着眼于政府的科研计划项目(或课题)，正好切合了提出这个概念的目的是服务于政府管理，这是在研究科技成果问题时首先必须牢牢把握的。

    科技成果，顾名思义应包括科学成果和技术成果两大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1987)首次明确将科技成果分为三类，即科学理论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和应用技术成果，前两者属科学成果，后者属技术成果，这一分类一直延续至今。2009年的《科技成果评价试点暂行办法》又根据科技成果转移方向的差异，将应用技术成果细分为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和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两类，这样科技成果实际上就包括四类。科学被细分为软科学和硬科学，而软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理论成果分别是与之对应的成果类别。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将应用技术成果细分为软技术成果和硬技术成果两类，从而科技成果可进一步细分为六小类。同时，由于必须经过认定是科技成果的特征之一，只有通过专利申请授权、取得技术标准、专著、计算机软件登记、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植物新品种登记等科技成果鉴定方式，形成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才能得到合法的保护继而进行后续的转化，因而最终进行转化的科技成果还需要穿上一定形式的知识产权外衣。

    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的定义是“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该法将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落脚在应用技术成果，而未考虑科学理论成果和软科学研究成果。由于我国的科技计划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项目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基础研究计划、研究开发条件建设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等五大类，其产生的科技成果广泛覆盖六小类科技成果。其中一些科技计划的成果产生形式以科学成果为主，有些也涉及科学成果，虽然科学成果所产生的直接经济社会价值不如技术成果，但其科学价值和间接的经济社会价值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却往往被忽视。无论从重要性还是完整性等来看，都应将科学成果纳入科技成果转化序列。这样，本文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应进行充实，即为提高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社会生产力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产生的具有科学价值或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与开发、应用或推广或传播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发展新产业、新学科、新政策等活动。

    二、各类科技成果的主要转化过程

    科技成果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往往存在着多次转化，尽管不是所有的成果都完成所有的转化。同时，科技成果在完成每次转化后的结果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加之不同类别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也有较大差异，都需要详加区分，以便更科学地设计过程监测指标体系。

    (一)软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过程

    软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用途为促进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受众主要是政府决策者、机构管理者、机构研究者等。软科学成果根据其表现形式可进一步细分为非(公开)出版物和公开出版物两类，它们的转化过程存在一定的差别。

    非(公开)出版成果包括研究综述成果、调查研究报告、翻译资料、各类政策建议草案等[9]，由于不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展现出来，其受众范围非常窄，转化过程是成果拥有者通过上报、赠阅、内部流通、宣传等方式让转化对象了解成果内容，如果成果内容得到受众的认可，例如研究报告被决策者或管理者批示、成果内容被转载等，即可认为完成初步的转化。如果受众依据该成果制定出新的政策、改革现有的管理制度、产生新的学科及相应的学术研究基地(如产生新的研究机构、研究团队、专门学会)等，则可被认为是完成了第二次转化。

    对于以公开出版物形式展现的科学成 果，如果被受众所认可并被吸收到新的科技成果中，其形式包括论文和著作被引用、报纸文章被转载、著作被翻译再版等，可被认为完成了成果的第一次转化。而如果完成第一次转化的成果得到更大层面的认可，并对政策制定、管理改革、新的学科形成等产生了实质影响，则可被认为是完成了第二次转化。

    完成二次转化后，政策或管理制度变革可进一步创造大小不等的经济、社会、环境、生态效益。它们可算是第三次转化。

    (二)硬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过程

    硬科学研究成果分为基础研究理论成果和应用研究理论成果，前者的主要用途为推动科学发展，受众主要是机构研究者，后者则同时囊括推动科学发展和指导技术开发两大用途，受众主要是机构研究者、专业技术人员等。硬科学研究成果主要以公开出版物的形式出现，当然国防等机密性强的领域的一些成果也可能不公开(由于难以测度且数量很少，因而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具体的两类硬科学成果的转化过程，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些差别。

    

    基础研究理论成果被公开出版后，被吸收到新的科技成果中，例如被新的科技成果所引用，就意味着完成了成果转化。应用研究理论成果被公开出版后，同时沿着两条路径进行转化：第一条路径是它被吸收到新的科技成果中；第二条路径是它被具体用于指导技术成果的开发，也就是成为获得新的技术成果的理论依据，都意味着完成了成果转化。

    当然，硬科学研究成果在经历了第一次转化后，如果得到政府层面的响应，并推动政策或管理制度的修订或制定，则将经历其第二次转化。同样因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生态效益则可被看作第三次转化。

    (三)软技术研究成果的转化过程

    软技术研究成果细分为软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它们都不以实物体现，而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前者主要服务于经济发展，受众主要是企业及其中具体的研究者和服务人员；后者则同时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受众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机构及其中具体的研究者、服务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两类成果转化的差别出现在第一次转化过程中，软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先完成产业化过程，而软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则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成果的应用推广。

    无论是产业化或大规模的应用推广，都将创造可观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从而完成软技术研究成果的二次转化过程。

    (四)硬技术研究成果的转化过程

    硬技术研究成果也分为硬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和硬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等两类，它们的用途和受众分别与软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和软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相同。硬技术研究成果中的具体两类成果的转化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同时，随着技术转化模式的不同[10]，每类研究成果的转化过程也有细微的差别。

    硬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一般为实验室阶段的成果，它们还将先后经历后续试验、开发、产业化等阶段，完成第一次转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如果形成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技术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将形成第二次转化过程。完成二次转化后将产生大小不等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从而完成第三次转化过程。

    硬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的转化有两条路径：一是，先直接应用于某个具体的工程建设中，或者在已明确范围的区域内进行应用试点，完成其第一次转化过程；在技术应用成功以后在更大范围内或更多工程建设中推广，就完成了第二次转化过程。二是，先经历后续试验和开发，再在此基础上开展应用推广，前后也涉及两次转化过程。无论如何，它们最终也都会创造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效益，从而实现第三次转化过程。

    对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的完整分析表明，不同类别成果的转化路径存在一定的差别，但不同类别成果也可能在某个转化阶段具有相同的转化路径，其中软科学研究成果和硬科学研究成果、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和硬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软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和硬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两两之间都存在类似的转化过程，其共性远大于差异性。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某类成果转化过程中，可能产生不同于该类成果的其他成果类别，后者将按照上述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进行转化。

    三、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监测体系设计

    国外在监测科技成果转化或者说技术转移方面拥有较为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参考借鉴。对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进行监测时还需要特别强调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为此本文还提出了一些指标设计的宗旨和原则。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针对三类转化过程类似的科技成果设计了两阶段的科技成果转化监测指标体系。

    (一)国内外现有的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监测指标体系设计情况

    多数国家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监测没有全国统一的完整体系，仅由非政府机构采用调查等方式对国家资助的实验室、大学的技术转移情况进行监测评估，监测指标的设计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科研资金投入的效益情况，例如鲁本斯坦和盖斯勒将科学技术产出分为四类：即与销售有关的、与节约有关的、与对利润的影响有关的以及与技术解决方案的时间和成本有关的[11]，其数据获取的方法基本上是样本调查。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NSF对联邦实验室的技术转移活动进行了专门统计，涉及专利申请与授予、许可、合作研发等3个方面[12]。总体来看，国外监测的主体为民间机构而非政府，关注重点在技术转移而非各类科技成果的转化，主要的统计指标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其不足在于指标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不够。

    与国外相比，我国国家科技主管部门仅对科技成果进行了统计，而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问题，1991年原国家科委编著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与对策》首次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和研究模型，将科技成果转化率定义为技术成功率、工程成功率、商业成功率的三项乘积，并将这三项指标继续划分为多项指标，但该成果实际上并没有获得实际应用。整体而言，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仍然缺少为权威的指标体系，政府和学界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监测指标体系设计宗旨与原则

    根据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监测的已有基础和条件，为更好地将政府资助科研项目(课题)所获得的科技成果用于生产生活实践，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本文提出过程监测体系应体现两个根本宗旨：一是更好地监测不同类别科技成果 转化的过程和效果，为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与实践提供直接的依据；二是更好地与国际现有监测体系进行衔接，以促进开展国际比较和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国外对于技术转移测度的原则(包括提出该体系的设计原则)包括具体、可测量、可接受、相关、随时间而变化等方面[18]，这些原则对建立我国的监测体系也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同时，还应注意到我国科技成果的概念与国外的差别，以及我国具体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监测所具有的一些体制优势和不足。为此，本文提出设计我国的监测指标体系应遵循如下原则：监测指标要反映不同监测对象的差别、指标兼顾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指标兼顾系统性和简洁性、指标兼顾国内实际又能接轨国际、指标体系可反映不同对象的转移全过程等。

    (三)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监测指标体系的具体设计

    在上述设计宗旨和原则的指导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监测指标体系在具体设计时，还应该考虑的是，转化过程类似的成果归为一类，同时尽管有些成果可能会产生三次转化，但由于第三次转化的效益难以精确地计算出来，因而仅设计前两次转化过程的检测指标体系。具体的监测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四、总结与讨论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监测指标的统计或调查对象为政府部门资助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其他事业单位、转制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下属企业等，其规模以百万计，参与人员更是以千万计。因此有必要建立系统的数据统计分析体系。鉴于我国当前的大学、科研机构等普遍缺少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构，为此建议国家科技主管部门先依托国家科技计划中的后评估项目作为试点，探索相关数据获取的渠道和机构，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数据获取机制并在全国推广开来，如无特殊情况，要求所有申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机构要说明之前完成的财政支持项目(课题)产生成果的转化情况，并提交相应的指标数据，将其作为项目(课题)申报的前提条件。当然，这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同时，产业集群规模等指标更多要依靠调查来获取，可借助第三方机构来参与完成。

    尽管国内的科技成果转化评价都倾向于采用模型化的方法计算转化效率，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科技成果转化的概貌。但本文认为，政府部门才是最关心科技成果转化程度的部门，因此应从他们的需求出发来分析指标数据，这也是国外的通行做法。为此，采取指标逐一分析的方式对监测指标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但可根据需要对不同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转制企业等)进行分门别类，从而比较它们在转化过程中的各个方面的具体效率和存在的问题。这种分类还有助于进行国际比较，从而厘清许多有关于科技成果转化率的不确切认识。

    本文采用两阶段指标体系的监测方法，在具体监测过程中，对同一类成果不同阶段指标监测结果的比较分析，主要用于反映其不同阶段的转化绩效变化；而对不同类别统一阶段指标监测结果则不做比较分析，但可以根据时间序列的变化来反映其转化绩效的时间序列变化。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具体发生变化的指标监测值的情况来进一步分析变化产生的原因。通过持续的跟踪分析，就可以将政府和社会的视线聚焦于影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问题环节，继而为提出后续解决方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9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转向

中图分类号：G4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1-0010-04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如果你要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一些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致变成一种单调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一些研究的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然而，这几乎成了中小学教师的奢望，梦寐以求之事。时下的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工作几乎成了极少部分教师的专场演出，曲高和寡，围观者不少，无助者甚众。教育科研成了科研者的天堂，也成了其他教师的人间炼狱。

推究其因，显然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中小学教师主观认识的偏颇、方法论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尽管教师专业化的提出已有时日，课程改革走到今天，他们认为自己只要做好课堂教学工作就好了，存在着教育科研与自己无关的错误认识。另一方面，“提出论点―论证观点―得到结论”三段论的研究思路与成果表达形式，始终占据着很大的份额。中小学教师往往简单地移植、借用大量教育理论的概念术语，在盲目听从照搬照抄专家话语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充满个体体验的真诚的、丰富的日常教育实践话语。

一、当前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工作存在的四种普遍现象

（一）多演绎推论，少归纳抽象

就科研成果、论文的表达形式看，中小学教师在教育研究过程中，习惯了以演绎法来表述研究成果。自小以来的教育经历和体验，决定了中小学教师习惯以思辩的方式思考问题。他们对于并不新鲜的理论，以颇长篇幅来描述理论依据所在；然后，以差异性的视角，多样化的论证方法来验证理论的价值，并获得一个已然存在的结论。

分析近年来某些研究成果、论文，研究方法多样化也是一个基本特征。从传统的演绎到归纳研究，从理论探索到教育教学实验研究，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采取务虚研讨与务实研究相结合，研究方法翻新，丰富了教育研究生态，也为教师同行指明了可借鉴的成长途径。表象后的真实是，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成果表达主要集中于那些教育科研的明星。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教师而言，他们并没有显著的改善，采取单一的演绎法，三段论来做科学研究，无法满足不同研究领域的本质属性要求。因此，其成果显得苍白无力，显得虚无飘渺，甚至无病。

（二）感性材料有余，理性思考不足

中小学教师科研围绕学校教育教学中心工作，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仔细阅读研究成果，案例堆砌、叙事冗长等现象相对普遍。正因如此，导致研究成果的理性不足。近些年，教育科学研究不断从理性研究走向感性的叙事研究。中小学教师依托叙事梳理、反思教育教学行为，提升教育智慧。但不能否认的是，叙事绵绵，教育教学智慧的提升并不显著，也没有教育理性思考的升华。叙事只是叙事，只是局限于个人经验描述身边的教育事件，走不出事件本身的局限，走不出的狭隘空间，不能抵达教育科研的本质，不能全面地认识现象本身，也不能真正实现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研究目的。

（三）定性研究有余，定量研究不足

通常情况下，一个课题的研究需要采用多种研究方法，但并非方法的堆砌罗列。课题的研究内容与假设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取舍。如，实验研究必须以获得的实验数据为依据，通过统计学的检验证明实验效果。观察某些研究成果、论文，冠以“行动研究”、“实践研究、探索”的比例接近一半，但研究成果、探索结论缺乏定量分析，以描述性的结论替代科研数据分析、验证。目前，呈现的是有行动而少反思，因而显得肤浅、幼稚；重行动而轻反思，因而显得苍白、浅薄。行动研究必须基于行动、反思、修正；深刻反思和行为跟进，才能有认识的升华与实践的提升。我们无意抹杀教师对研究方法的偏好，但偏好未必能推断出研究结论。研究术语的流行，是跟风的产物。当研究者因追逐时尚、追求流行款式的时候，缺乏研究者本身的思维，意味着研究参与的终结之时。

（四）研究成果多，成果转化少

研究成果年年创新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有的科研成果缺乏转化，缺乏在实际教育教学中的运用，成果依然停留在文字成果上。倾心科研，也有所得，但却无法转化为实际教育教学，科研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和价值。教育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功能是为学校发展服务，为教师发展服务，为学生成长服务。对教育科研功能本意的认识不足，势必导致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功利化，也导致学校教育科研的纸质化。教育科学研究需要必要性、可行性的认证，才能保证教育科研价值的实现。有的地区为追求立项课题的量，以学校的专任教师数为基数，实行科研工作考核。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基层学校的各级各类立项课题数量多，进而陷入重立项轻研究，重结果轻过程的研究悖论。为课题而课题，追求的是量，忽视了研究的质，更忽视研究的过程。任何忽视过程的成果，很难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难组织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

二、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转向的必要性

中小学教育科研之目的与其他研究如出一辙，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提升学校的办学品质。

（一）关爱学生，促进全面成长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社会正在不断地追逐功利，技术理性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甚至把持着教育的话语权。技术至上，这是对教育的曲解，甚至是对教育的背信弃义。面临着办学水平的竞争和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选择，学校在无奈中极度关注学生的成长，备受唾弃诟病的重复训练战术依然有其市场，以分数论英雄等有悖于教育价值的办学行为依然存在。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需要更新理念、拓展思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关注教师，促进专业发展

如果说学校是展翅飞翔的雄鹰，那么学生和教师就是两翼。折断的翅膀，不能高傲地飞翔。没有教师专业的发展与提升，学校发展、学生成长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通过引领，调动教师参与的学习积极性，把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与教育教学研究及自身专业化融为一体，带着研究的意识从事教育教学。用研究的目光审视教育教学的各种要素，各个环节乃至整个过程，同时走进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灵世界，探索适合每个学生个性特征的教育教学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用研究的方法探索解决各种教育教学问题的新途径，实现教育教学工作的新突破、新跨越。

（三）聚焦学校，促进特色发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保持学校蓬勃的发展态势，促进优质、均衡发展的学校建设，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与教育资源不足之间的供需矛盾。学校在教育品牌的培育与经营过程中，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探索新途径，解决新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引导中小学教师参与到教育实践的探索与研究中来，发挥教师的实践智慧，有针对性地破解教育难题，形成学校的教育特色，进而形成学校办学品牌。

三、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转向的两个基础

柳夕浪认为：作为当事人的教师有着旁观者无法取代的优势。教师首先是教育实践者，其次是作为教育科学研究者，其研究内容的情境性、研究价值的直观性等特点，为教师教育科研转向奠定了基础。

（一）教师作为实践者的基础

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特点决定了他们掌握着其他研究人员所不具备的教育研究资源，他们的教育教学实践是最恰当不过的资源，他们的教育对象――学生，为他们提供了鲜活的研究案例。教师不仅处于最佳的研究位置，而且还拥有最佳的研究机会。教师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是教室。从实验研究的角度看，教室是检验教育理论的理想实验室，教师可以通过一个科学研究过程来系统地解决课堂中遇到的问题，这使教师拥有了丰富的研究机会。

学校生活是教育理论创新的沃土，教育实践是教育思想的源泉。教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他们的研究与问题都是与他们自己的教学有关，教师可以获得第一手的鲜活的资料。教师的观察、文档和实验可以作为形成和检验更为基础的教育理论所需要的材料。教师只有扎根于教育实践，根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学科特点、技术特长，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突破点，持之以恒地在教育实践中研究和探索，才能在博采众长中形成和逐渐凸显自己的研究风格。

（二）教师作为研究者的基础

教师作为研究者，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料，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一手资料。通过整理、分析，归纳、抽象，可以形成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教师通过研究解决自己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教师作为研究者，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凝聚着团队的力量。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团队支持的研究课题可以取得丰富的、全面的研究成果，都是团队成员在实践课题的指导理论，完善研究过程，串珠成链，才能完成课题研究的本真目标和真正使命。

教师作为研究者，可以使教师更加关注具体的教学情境，把教育理论应用于教学实践，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教师作为研究者可以促使教师对教学过程和课堂行为进行必要的反思与研究，把一些成功的教学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丰富教育理论知识。

四、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转向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中小学教师的科学研究具有情境性的特点，融教师教育教学与管理的实践性、教育研究内容的开放性及研究成果的生成性于一体。马克斯・范梅南在《生活体验研究》中指出：人的生存意味着理解意义和渴望对意义的理解。教师在研究中理解教育教学实践的意义，阐释教育教学的立场，在教育研究中有效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解决实践到理论的升华问题和有效解决理论本土化的问题。

（一）有效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理论指导实践，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随着实践的深入，固有的理论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有一些教条主义者，固守着教育理论，机械地运用理论。补充、完善固有理论，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需要有效突破中小学教师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二）有效解决实践到理论的升华问题

一线的中小学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其教育教学与管理行为过程中蕴藏着丰富的实践性知识。没有理论升华的实践始终停留在教书匠的层面。如何抽象实践性知识，提升为理论，是中小学教师面临的一道坎。

（三）有效解决理论本土化的问题

无论是西方的教育理论，还是国内学界的教育研究成果，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面对不同的学校文化背景，断然没有完全合辙的理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都需要考虑教育理论的适应性问题。教育理论不是张贴墙壁上，不是挂在某人的嘴上，而是根植于教师个人的意识中，体现于教师的具体行动中，镶嵌在整个学校的文化中，具有实践指导意义本土化的理论，才有生命力。

五、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转向的三个维度

教育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目的，在于启发教育者的教育自觉，通过教师对教育理论成果的学习吸纳、对教育问题的思考琢磨以及沉浸其中的体验，使他们不断领悟教育的真谛，促进教师尽快把外在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教育信念，最终形成自己对教育独特的认识和理解，从而实现教育教学活动的最高境界――创造性的教育。从教育现象到教育理解，从教学技能到教学智慧，根植于教育科学研究的沃土，在实践平台上展示教育的价值取向。

（一）研究内容的转向

尽管草根式研究以其起点低、操作简单的特点打破了课题研究的神秘化，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但是，草根式研究在推进过程中暴露出了庸俗的倾向。问题即课题，是基于降低课题研究的难度，打破课题研究的神秘性。对教育教学工作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教师必须学会选择，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能力来确定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研究。许多问题虽然本身没有新意，但是研究角度、方法、效果不同则可以有新意，有创新性，这需要一定的辨别、判定、选择能力。草根式研究存在着研究过程不到位的现象。教师对课题研究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存在急功近利思想，看不到课题研究与教学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过程浮躁，不能把小课题研究与课堂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踏踏实实地开展研究工作。造成研究成果表面上遍地开花的表象，实则效果不佳，一片虚假的繁荣。

刘铁芳认为，教育科学研究不仅面临着一个知识的世界，同时还面临着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小学教师扎根在教育第一线，与学生在一起，了解学生的心理状况和实际问题，具备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对教育现状有深刻的认识，掌握着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蕴含着巨大的研究价值。从中小学教师的研究对象看，学生、教师都可作为研究对象。观察课堂中的师生行为，分析课外师生的生活状态，多角度地采集学生、教师的信息，在教育情境中深刻理解各种信息中蕴涵的意义，解读各种行为与方式。

（二）研究方法的转向

朱永新教授认为，中小学教科研应该从记录教育现象、记录自己的感受、记录自己的思路开始，把这一串串的珍珠用教育理论串起来，那就是一条非常美丽的项链。学校教育科研应通过多维视角，突破目前就教育而研究教育的单一视角和方法。从现代教学论、解构―建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视角，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增强学校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增强学校教育科研的适用性与信度。采取观察法、调查法、实验研究法、案例研究等方法，多维度、多层面地观察与分析学校教育教学实际，通过各种类型的活动探讨和大量数据资料的统计，整体观照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师生及其生活状态，探讨激发教师、学生生命活力的积极因素，为提高师生生命质量提供合理的解释与分析，创造性地应用教育理论去研究与解决不断变化的教育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合理的解释，为构建具有生命活力的教育生活提供鲜活的实践性知识。

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是否得当，对教育科研的成败起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中小学教师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优势，教育叙事与自主反思是研究方法转向的重要选项；基于中小学教师的实践者和研究者的历史事实，以实验研究范式规范行动研究的过程，提高行动研究的内部信度和效度。

（三）研究成果的转向

汗牛充栋或束之高阁的研究成果，无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甚至会阻碍事业发展的进程。为立项而立项，为研究而研究，以数量衡量评价学校教育科研工作的取向必须改变。教育科学研究只有更多地关注对教育实践问题的细微而敏锐的把握，才可能体现其对教育实践活动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也才可能最终实现自觉的教育理性与现实教育“道理”的相融相通。教育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就是应用，为了有效解决教育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研以致用，把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有机结合，使研究看得见、摸得着，发挥教育研究对课程改革的直接作用。通过直接应用，把教育研究成果应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通过嫁接移植，将科研成果移植到更大范围中；通过深化拓展，在推广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对原课题再研究，使成果得到深化和发展；通过渗透，把科研成果中的教育理念渗透到老师的教学过程中。

回顾反思当下的中小学教师科研工作，展望未来的走向，自下而上的研究、从应然到实然的研究、从建构到解构的研究、从问题解决到形成智慧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得到关注。教育科学研究应是教师的生活方式。教育科研无须用华丽的辞藻堆砌，无须竭尽修辞之所能。以浅显的语言把问题表达清楚，揭示其内在的客观规律，把解决思路和方案描绘出来，有效地解决教育教学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惑，以及在此其间产生的新现象，并以教育科学的观点解释、处理干预，提高教育实效性，从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学校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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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裴娣娜．教育研究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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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民选.专业知识显性化与教师专业发展［J］.教育研究，2002，（1）.

科研成果转化的意义篇10

本刊记者专程走访了青岛科技大学，和来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三位教授进行了交流碰撞，他们各自对“校企合作存在哪些阻碍”的话题发表了意见。

《商周刊》：您认为，目前阻碍产学研合作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王志义（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最大的障碍就是国家政策引导的问题。按照目前考核机制，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实际上是不适合于搞产学研的，因为职称的评价标准是论文的发表数量。

杜芳林（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我觉得，跟考核机制没有太大关系，关键还是要转变全民意识，尤其是企业家的意识。现在的企业家，赚了钱，不投在技术研究上。

王志义：这也不能光怨企业家。坦白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开展的科研项目有多少项是可以转化的？有多少是根据生产实际去立项的？这主要还是归因于政策指挥棒，如果它是以生产实际为中心，让大部分高校面向企业需求，那就好了。以青岛科技大学为例，从1995年到2005年，是科研成果最丰硕的时期，获得了许多科技奖项，当时在青岛市、甚至山东省都是一个典型。现在为什么退步了？就是因为从2005年以后，开始过于重视。现在，跟我们大学老师的利益直接挂钩的就是评职称，而评职称需要什么？论文。

其实，现在很多企业家都非常反感老师，甚至反感高校。因为他们认为，高校老师都是夸夸其谈，没有真材实料。

杜芳林：我不太认同，我认为，现在一些企业家的眼光还是比较短浅，他们太在意技术能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在国外，十个项目中，有一个成功了，企业就能赚钱，就满意了，他们容忍失败，可是中国的企业是：你上―个，就必须盈利一个。科研本身就是必须容忍失败的，如果企业想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这种意识：我投入的钱，有很大一部分是不打算收回的。虽然，我们一些老师由于跟企业接触少，做了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没有用”的研究，但是反过来说，要求每个高校老师都跟企业保持密切联系，也不切合实际。基础性研究也是必须有人做的，它是国家科技发展的原动力，没有它就没有后劲。

王培山（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书记）：现在，大学老师缺什么？第一，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搞科研。第二，缺乏信息的收集，我要搞研发，必须得了解现在我所处的这个专业、我所从事的这个研究，有哪些企业需要它？没有针对性的研究，结果最后都是束之高阁。第三，老师们缺乏对接的途径，为什么我们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对接活动，包括跟校友（尤其是企业老板）建立联络？为什么我们学校层面，包括市科技局等部门也是有意识地打造平台，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进行对接和交流？因为老师们不愿出去，也没有门路，搞产学研必须要走出校门，必须要进入企业，而且必须要走到企业的一线，到现场去跟一线的研发团队交流碰撞。

《商周刊》：产学研合作方式有哪几种？

杜芳林：一是与企业联合成立高新技术公司，第二是成果转让给企业，再一种是共同研发，专利共同所有，还有一种是共建，企业出钱建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我们来承担科研与转化。

《商周刊》：哪一种方式比较有效？

王志义：很难说。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并不进行自主研发，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战略，所以很难确定高校跟他们开展哪种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更有效，要看具体情况。

杜芳林：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产学研项目是进行不下去的，因为有很多企业不讲信用。比如，你说你技术入股，最后，你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王志义：对！因为你不了解企业的财务运行情况，现在很多企业是两本账，特别是民营企业，你都不知道他们的收入是多少，你怎么分红？

《商周刊》：青岛缺乏中试机构，会不会也，给教师的科技成果转化带来很大不便？

王志义：对，中试机构很欠缺。

杜芳林：其实市内也有很多孵化基地，里面建有中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