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十篇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1

在第三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强调，要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不断加强和改进人民法庭工作，进一步发挥人民法庭便民的独特优势，当好司法为民排头兵，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强调，要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做好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庭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阐释人民法庭的制度优势和功能发挥。针对广大农村“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特点，人民法庭要在坚持合法自愿的基础上，着力加强调解工作，妥善处理民间纠纷，积极修复邻里关系，让大量矛盾纠纷通过调解等方式得以化解，充分认识人民法庭在基层政权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也不断复杂化、多样化，给社会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如果能够积极发挥基层法庭的一线“作战能力”（调解作用），有力配合乡镇机构、基层调解组织平息家庭纠纷，对于维护家庭团结和基层安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当前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实践证明，人民法庭尤其是地处农村的人民法庭有力配合地方乡镇机关，在维护辖区稳定，促进辖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当前一些人民法庭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仍存在自我定位不够明确，审判职能不能得以延伸，维稳作用难以发挥等问题，笔者认为这是认识不够清晰、措施不够深入所致。

（一）参与治理意识不强

目前基层人民法庭个别干警将审判工作与综合治理割裂开，二者之间没有交集，从而导致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意识不强，不能自觉地将审判工作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没有大局观，养成了就案办案的习惯，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基层矛盾和纠纷。集中体现在在审理案件时思想工作未做到位，特别是对一些离婚损害赔偿纠纷、土地权属纠纷等易于引起民众矛盾激化的民事案件，没有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不能及时消除双方之间对立情绪，使纠纷未能及时得到化解，从而为社会治理工作留下隐患。

（二）司法为民意识不强

人民法庭承担大量的民商事案件的审判任务，便民诉讼是基层人民法庭一如既往坚持的优良传统。但个别基层法庭不结合农村仍停留在以往等案上门，坐堂审案现状，忽略巡回审判、“假日便民法庭”带来的便民实效，忽视了基层人民法庭和农村的特殊情况。一方面增加了群众诉累，影响其正常生产生活。另一方面延长审判周期，村民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

（三）调解组织作用不显著

有的辖区调解组织成立存瑕疵，甚至有的与村委会是一套班子，调解流于形式。大部分基层特别是农村调解组织处于“哑火”状态，调解组织的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人民法庭在其业务上的指导也不及时、不到位。

（四）法制宣传力度不够

第一，公开审判开庭旁听人员不多，辐射范围小，应有的警示和教育作用受到限制。第二，深入乡舍开展巡回审判、以案讲法的工作不扎实，未能形成长效机制。第三，新闻媒体宣传不够。一方面，新闻媒体采稿质量要求高，采稿数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基层人民法庭干警普遍偏少，而办公条件又有限，不能安排专人负责法制宣传工作，宣传不及时、不到位，不能做到紧密围绕当前农村社会治理较为突出的问题，结合典型案件进行广泛宣传与报道。

三、完善人民法庭参与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功能

（一）深化参与农村治理意识

基层人民法院的地位和职能作用决定了其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人民法庭是人民法院最基层的审判组织，是典型的“到群众中去”，它们更容易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非常有利于各类纠纷案件的顺利解决。人民法庭参与社会基层治理中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不仅充当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的排头兵，更是筑起整个社会治理工作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庭通过依法审理大量民商事案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源头上解决关系社会治理问题，有力地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因此，人民法庭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审判工作与农村治理有机结合

人民法庭参与社会治理必须立足于审判工作，高效优质的审判就是强有力的参与。审理易激起民众矛盾的民事商案件时要格外关注社会舆论和影响。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要妥善处置，避免涉诉信访的发生。另外，要大力提倡巡回办案、就地审理的做法，方便民众参与诉讼，加快案件审结速度，减少民众诉累，及时、有效维护民众合法权益。

（三）强化基层调解组织作用

人民群众之间产生纠纷往往首先反映到人民调解委员会（下称调委会）。如果通过非诉调解，不再走诉讼途径，不但可以避免矛盾冲突减轻法院办案压力，还更有利于解决“执行难”。同时，人民法庭调委会的支持与帮助下，有利于人民法庭提高办案质量，加快办案进度。《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是人民法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人民法庭必须转变以往“就案办案”模式，从维护农村长远稳定发展大局出发，担当起对基层调解组织的业务指导重任。

（四）审判职能广泛延伸

第一，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公开审判、巡回办案、就地审理等方式方法，广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培养群众的法制观念，减少和避免矛盾纠纷的产生。第二，强化司法建议工作。严格要求通过书面建议形式向有关单位发函，并及时对建议进行跟踪反馈。创新开展具有农村特色的司法建议工作，充分发挥司法建议的重要作用。第三，完善定期回访制度。开展定期回访工作，及时对相关当事人进行跟踪反馈，巩固办案效果，防止不和谐声音的产生。

（五）加强人民法庭建设

一是加强人民法庭组织建设。领导重视、组织关怀是法庭发展的有力推手，同时，严格选拔德才兼备、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基层法庭担任领导岗位。二是加强人民法庭“软件”建设。本着“政治强、业务精、作风硬”的标准鼓励年轻干警到基层锻炼，使法庭始终保持新鲜血液和新的活力。重视法庭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干警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三是加强人民法庭硬件建设。良好的物质装备建设是彰显法律权威、法官尊荣的标志，同时，实现人民法庭办公区、审判区、生活区有效分离，切实保障法庭干警人身安全。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2

关键词：基层法院 困境 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各项事业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顺利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稳步前进，我国基层法院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我国基层法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些基层法院工作面临着困境，如何提高我国基层法院解决基层矛盾的能力是我国法律工作者和法律理论研究者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基层法院运行的现状

1、基层法院处理案件较多，是我国基层民众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场所

基层法院担负着我国基层诉讼案件的80%左右，是解决基层矛盾的重要场所，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正面临着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凸显，而基层法院担负着解决基层群众各种纠纷的重任，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部门，特别是处理民事纠纷案件对化解基层群众矛盾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2、基层法院普遍面临着“执行难”问题

基层法院由于面临着一些特殊情况，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时，由于基层的传统文化背景、特殊的地缘关系等原因，是我国基层法院普遍面临着“执行难”问题。特别是基层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涉农案件、行政非诉案件等案件时，执行难问题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主要是因为这三大类案件与基层群众利益牵涉面较广，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矛盾对立比较尖锐，基层法院在处理这三大类案件纠纷时，往往面临着很大阻力，“执行难”这一问题比较普遍。

3、基层法院工作人员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也正面临着社会转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各种利益纠纷比较复杂，牵涉人员众多，由于基层案件当事人在文化修养、受教育程度、法律知识接受能力方面存在着差异，这就给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带来了很大困难与挑战。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开展工作时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

二、基层法院工作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

1、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工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由于自身水平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处理基层纠纷、处理基层群众矛盾时，可能由于对当地具体情况包括民俗、文化、习惯等不太了解，工作水平有待提高，工作方式有待改进，这直接导致了基层法院工程的高效有序开展。有些基层法院工作人员自身素质不高，思想觉悟不高，对待群众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态度傲慢恶劣，严重影响了基层法院在基层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

2、基层法院运行机制有待改革

基层法院运行机制由于各地具体情况不同，有所差异，基层法院司法人员在处理基层群众矛盾纠纷时，由于对现存基层法院运行机制没有透彻理解，没有处理好灵活性与原则性之间的关系，导致在处理基层群众矛盾纠纷时出现偏差，严重影响了基层法院在基层群众中形象。

3、基层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增强

基层干部群众由于自身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对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没有全面深刻的认识和学习，导致在面对纠纷时采用一些过激或者不当的处理方式，基层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基层矛盾出现时采用不当处理方式的主要原因。有些基层干部或者群众在面临矛盾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通过合法的形式解决，而是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问题。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简单野蛮，也没有考虑后果和是否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这直接导致矛盾的激化或者不能有效的解决，基层干部群众法律意识观念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这就客观上要求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在处理好日常工作事物的同时也要注意对基层干部群众开展普法工作教育，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时刻贯穿在基层法院工作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三、提高我国基层法院工作水平的对策

1、加强对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

要提高我国基层法院工作水平就要不断的加强对我国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素质培训，在加强基层法院工作人员培训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思想政治觉悟的培训，基层法院工作人员是基层法院工作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基层群众与基层法院联系的纽带，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办事态度、办事水平都直接影响基层群众对我国司法系统工作人员的看法，基层法院工作人员是我国司法系统形象代言人，人民群众能否对基层法院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要不断加强基层法院队伍的建设力度，提高基层法院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提高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牢固树立司法队伍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不断提高基层法院司法队伍的战斗力。最大限度的使基层群众对基层法院帮助他们有效解决问题充满信心，让基层法院司法工作人员真正做到时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切实帮助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2、推进基层法院运行机制的改革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改革开放还要进步一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我国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巨大压力和各项挑战，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过程中，要不断的深化社会主义法治改革，有计划、有步骤、有条件的推进基层法院运行机制改革，在深入研究我国基层群众面临的基本情况基础上，对基层法院工作思路、工作方法进行革新。使基层法院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力量。

3、加大基层群众干部普法工作力度

要全面提高我国基层法院工作水平，就要不断的加大对基层干部群众的普法教育力度，使基层干部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基层干部群众中掀起一股学法、守法、护法的高潮，在基层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工作，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基层干部群众乐于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矛盾与纠纷，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不断开创我国基层法院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吕安珠.我国基层法院存在问题探讨[J].社会与法制,2010,(38)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3

【关键词】从严治党 基层腐败 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不断推向深入，在加大查办惩处大案要案力度、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同时，基层腐败问题也在日益凸显，具体形式不断发生演化嬗变，逐渐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渗透，逐渐呈现出易发多发、量大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等特征，这也使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更为繁重的任务。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腐败问题。在2016年1月举行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着重强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因此，加强基层腐败的治理，实现反腐败工作的重心前移，已成为未来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之一。 当前基层腐败呈现出易发多发、量大面广、形式多样、监管薄弱等特点

基层腐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领域。与高官贪腐的“大老虎”相比，基层腐败似乎涉及范围有限、社会危害性更小，实则不然。与基层腐败问题有关的干部群体虽然职位较低，但数量众多、分布广泛，而且发生在群众身边，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是群众身边看得见的腐败，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其社会影响和危害性范围更加明显，让老百姓深恶痛绝。总体来看，当前阶段我国基层腐败问题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基层腐败具有一定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地域分布广泛和涉及领域众多。从地域特征看，基层腐败广泛发生于各个地区，没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和城乡差别，即不论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是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层腐败问题。中央巡视组的有关巡视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基层权力腐败已成为普遍问题，不论是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省市，还是云南、贵州、陕西、山西等内陆省份，基层干部“苍蝇式腐败”问题日益凸显，当地“小官巨腐”、“小官贪腐”、基层权力寻租等现象突出。从涉及领域看，基层腐败已逐渐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内容包罗万象，既有经济领域工程项目的征地拆迁、招标投标，也有人事方面工作人员的招录和职务晋升，更有司法领域的执法不公，甚至还有社会领域农村低保户的确定和困难补助资金的发放，等等。显然，基层腐败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不是某个地区或某个领域的特殊问题，而带有明显的普遍性特征。

基层腐败具有易发多发但监管薄弱、惩处滞后的特点。当前阶段，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基层腐败举报线索较多和查办惩处数量较少之间的矛盾。有关数据显示，近年来，在基层群众举报县处级以下基层干部的线索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市县乡各层级反腐败斗争力度逐级递减，监管和惩处较为滞后。以山西省为例，2014年举报县处级以下干部的量占全部量的63.5%。其中，省级纪委接受越级举报数量53177件次，其中越级反映县处级以下干部的问题37027件次，比重高达69.6%，比2013年增长86.7%。也就是说，该省超过六成的举报量和越级举报都集中在县处级以下干部，腐败问题线索较为集中。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基层腐败监管薄弱、惩处滞后的问题较为明显。2014年山西全省1398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一基层政府接受举报件次比2013年增长60.2%，但是立案件次比上年下降0.1%。2013年1月至2015年3月，乡镇纪委查处党员干部零立案的占乡镇总数的20%。也就是说，全省有1/5的乡镇在两年多时间里一个案件都没有查处，基层问题的发现往往来自于上级的巡视。

基层腐败形式和手段趋于多样化、复杂化。在现实生活中，基层腐败往往被称为“苍蝇式腐败”，但从已查处的案件特点看，基层腐败并不一定意味着小腐败或个体腐败，而是呈现微腐败和大贪腐并存，“雁过拔毛”现象普遍，“小官巨腐”数量增多，窝案串案频发等特征。根据中纪委网站“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监督举报曝光专区”数据统计，截至2016年9月，在所有曝光的7批次701起问题中，涉及基层扶贫领域专项问题就达到325起，所涉总金额近亿元，平均案值近30万元，同时涉事金额悬殊，最低为500元，最高达2970万元。其中案值为100万元及以上的17起，约占案例总数的5%，累计案值却达到7600多万元，约占总案值的78%。这显示在基层领域微腐败和大贪腐并存，“小官巨腐”问题突出。另外，基层贪腐的另一大特征是“雁过拔毛”。一些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把索贿看作理所当然，诸如挪用危房改造资金、截留困难群众补助、占用民政优抚资金等问题频频出现，民生工程沦为“敛财工程”，凸显了基层贪腐形式和手段的多样化。据有关统计，2014年至2016年，全国31个省级纪检监察部门网站上了超过400名基层“村官”违法违纪案件，有个别村“两委”干部甚至全军覆没。这些数据和案例充分说明，当前基层腐败问题更加突出，形式更加趋于多样化，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基层腐败行为侵蚀了经济发展的根基，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

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着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民生建设、环境保护等多重任务。基层腐败的滋生蔓延，对于转型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首先，基层腐败行为侵蚀了经济发展的根基，恶化了地区发展环境，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隐形成本，削弱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一些基层干部的吃拿卡要，招投标工作的暗箱操作，招商引资的违规审批，征地拆迁的利益渗透等混乱失序现象，都对经济发展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这方面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其次，基层腐败行为向民生社会领域的蔓延，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些基层干部虚构征地拆迁面积，贪污公共建设资金，在行政审批中“雁过拔毛”，盘剥农村低保经费和扶贫资金，不仅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恶化了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再次，基层腐败行为的蔓延进一步恶化了地方政治生态。以前基层腐败零散少量存在的时候，规章制度还对基层干部产生明显的约束力。对个别基层干部而言，吃拿卡要被看作正常现象，贪污克扣被视为理所当然，干部招录和选拔任用需要金钱发挥作用，法不责众思想开始盛行的时候，制度约束力明显弱化，这使地方政治生态也发生改变。这直接侵蚀了党的执政基础，动摇了执政根基，产生的政治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事实上，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腐败的滋生蔓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制度成因。我国所处的转型期，既是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转型，也是制度转型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导是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由于转型阶段的制度建设较为滞后甚至缺失，制度执行弹性较大，因此对公共权力运行的监督就存在着灰色地带，这使得基层权力的腐败异化具有一定的空间和土壤。同时，经济社会转型加剧了经济利益对公共权力的渗透和影响，在缺乏来自权力系统自身的监督制约下，基层权力寻租就成为某些官员获取经济利益的通道。由于我国城乡基层组织数量众多，监督成本高，监督有效性低，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中官员一旦缺乏自律意识和对制度的敬畏，腐败现象就会蔓延，并逐渐影响和改变基层政治生态。那些廉洁自律的基层干部如果不同流合污，往往会被视为另类，导致“劣币驱逐良币”，逐渐边缘化。除了经济利益诱惑外，恶化的政治生态会促使一些官员结成利益同盟，这也是某些地区和部门窝案串案增多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基层腐败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村干部腐败，“村官”已成为基层腐败的高危人群，这与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转型也有着密切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社会逐步引入村民自治制度，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意识。这一时期，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面貌得到明显的改善，基层干部腐败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化，农村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青壮年村民大量外出打工，农村社会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导致一些乡村出现空心化现象，年迈老人和留守儿童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虽然村民自治制度在不断深化和完善，但留守群体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愿望都较低，这使农村基层选举和民主监督的参与性大大降低，弱化了村民对基层干部的外部监督制约，加之一些地区农村党建工作涣散，从而导致“村官”腐败现象的增加。由此可见，经济社会转型和基层民主运行不畅，对农村基层腐败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明显的。 推进基层治理转型是解决基层腐败问题的根本之策

基层腐败治理，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阶段虽然基层腐败呈现易发多发、量多面广的特点，但是应该认识到，基层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是推动我国各领域建设的中坚力量。之所以将基层腐败形势定位于复杂严峻，是与历史比较及其社会危害性而言的。所以，强化基层腐败治理，既是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目前，基层腐败已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重点领域。必须从“四个全面”高度，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治理基层腐败的战略意义，并从实际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强化细化反腐败制度建设，以明确责任为基础，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积极完善基层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治理转型。

首先，针对基层组织特点，强化细化制度建设。随着改革开放事业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我国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反腐败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但是围绕权力运行和监督制度体系的有效性还有较大改善空间。一方面，制度不完善、缺乏针对性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另一方面，现有制度刚性不足、缺乏约束力的问题较为普遍。所以，从权力监督制约角度，强化细化制度建设，着重解决制度不严、执行不力的问题，持续保持基层反腐高压态势，是基层腐败治理的重要方向。

其次，以明确责任为基础，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基层腐败问题出在基层，但根子在上面。治理基层腐败，应首先重视加强宏观治理，从上级做起，坚持领导带头、以身作则，为基层组织和干部树立标杆、做出表率，维持良好的政治生态。同时，明确各级党政部门职责，建立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把责任落实下去，把压力传导到县乡村等基层组织，避免“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是推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所在。同时，应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推动制度落实，强化震慑效果。

最后，完善基层治理结构，推进基层治理模式转型。长期以来，基层组织建设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个别基层党组织涣散，是基层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对传统城乡基层民主建设带来较大的冲击。进一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变化，以加强政府内部监督和自律为主体，有效激活基层民主监督和管理因素，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构建多中心治理的基层治理结构，既是未来基层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基层腐败的有力手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博导） 【参考文献】

①《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②《王儒林：山西基层腐败触目惊心 腐败苍蝇没人管》，《山西日报》，2015年4月16日。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4

[论文摘要]由中共党章修正案到宪法修正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必然历史要求，也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治宪方式。因此，通过中共十七大党章修正案，可预测中国宪政未来的走向及趋势。

一、由党章修正案到宪法修正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必然历史要求

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其关键是要正确处理好执政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律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主要由依政策执政向主要依法执政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执政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法律在本质、经济基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社会目标等根本方面高度一致，都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体现及反映，但又有如下区别：第一，从制定程序来看，法律是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和认可的，具有国家意志属性。而党推行的执政的政策不具有国家意志属性；第二，从表现形式和基本要求来看，法律有特定的表现形式及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政策通常是以决议、决定、纲领等方式表现出来，一般比较原则，常表现在时效性上；第三，从实施方式和手段来看，法律的实施依靠国家权威强制力，而政策的实施主要依靠宣传教育来推行；第四，从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和对人的效力来看，政策调整社会关系的范围比法律要广，可以渗透到各个领域，但其约束有限，而法律主要调整国家权力涉及的范围，并对全体公民具有普遍约束力；第六，从稳定性方面来看，尽管法律和党的政策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法律具有稳定性强、修改程序较复杂等特点。因此，党要想保证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使政策成为全体人民共同遵行的准则，就必须将可上升为国家意志力的政策及时转化为法律，依法执政。

党章修正案是中共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党章进行的适当修改，要想贯彻落实党章修正案中确立的最新政策主张，使党章更好地发挥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就必须按照党依法执政的基本要求，加强立法，把党章修正案中关于国家事务的重要主张作为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使之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特别是应该把党章修正案中确立的最新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写入宪法，使其成为指导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准则。

二、由党章修正案到宪法修正案

体现了当代中国治宪的重要方式治宪方式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存在和通行并经国家认可、具有宪法效力的惯例。尽管中国有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宪法典，也有大量的宪法性法律，但宪法惯例却顽强地生长着，并开始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而由党章修正案到宪法修正案就是中国的重要宪法惯例之一。综观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章和中国宪法修改的历程可以发现，总是党章修改在先，宪法修改位列其后。并且，每一次宪法的修改都是为了及时贯彻和落实党章修正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为了及时确立党的最新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宪法地位，使其成为指导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准则。可以说，根据党章修正案确立的最新政策来及时修改现行宪法的相关规定，使得宪法能够及时地反映执政党重大政策要求，同时也可以保证宪法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要求相适应，进一步增强宪法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现行宪法制度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宪法惯例。

自从1982年宪法实施以来，中国宪法已进行了四次部分修改，几乎每次修改都是以中共党章修正案为文本，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反映执政党的最新路线、方针和政策，用宪法保障执政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例如，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对党章所作的较大修改，1993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对宪法作了相应修改；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对党章总纲进行修改后，1999年3月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作了相应修改；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对党章进行修改后，2O04年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作了相应修改。中共十七大是在中国改革发展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把中共十七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战略思想和工作部署写入党章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遵循当代中国的治宪方式惯例，我们应以中共十七大精神为指引，以中共十七大党章修正案为文本，对现行宪法进行第四次修改，通过宪法修改来及时、准确和有效地反映执政党的最新方针和政策，体现执政党的最新执政理念。

三、以中共十七大党章修正案为文本修改和完善现行宪法

(一)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入宪法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历程的基础上，鲜明地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有关论述，党章修正案总纲增写了第八自然段，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并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完全正确并能够指引中国不断前进，其关键也在于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应修改宪法，在宪法序言中增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用根本法的形式把我们国家未来要走的道路和要举的旗帜固定下来，为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社会和谐提供方向指引。

(二)应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宪法

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全面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首次对科学发展观作了完整阐述：“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根据中共十七大报告的相关论述，为了推动全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党章修正案增写了第七自然段，来集中阐述科学发展观问题，并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在党章条文部分的相关段落，还指出：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这就要求我们应在宪法中确立科学发展观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使之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共同成为国家的法定指导思想，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可以说，这既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又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三)应将“和谐社会”写入宪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与此相适应，党章修正案增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然段，并把党的基本路线关于奋斗目标的内容，由“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而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坚持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努力。要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社会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齐心协力搞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相应地，应把宪法序言中关于奋斗目标的内容，由“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修改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有利于保护全国各族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有利于国家依法有序、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5

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是当前政法机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也是人民法院保持正确政治方向、全面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司法能力的迫切需要。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80%在基层，80%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基层，直接面对农村广大群众的也主要是基层人民法院。因此，基层人民法院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应当大有作为。

一要提高认识水平，从讲政治高度认真对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主题教育活动较多，据笔者在海安县法院统计，今年上半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条到块，该院目前正在开展六项主题教育活动，少数干警对如此之多的主题教育活动不能理解，甚至错误地认为主题教育年年搞，年年都一样。因此，基层法院领导从讲政治高度对待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自觉带头做好表率显得十分重要。院领导既要认真抓好教育活动，加强领导和指导，又要率先垂范，当好标杆，做到带头学习，带头授课，带查找问题。基层法院应当把开展教育活动切实摆上议事日程，真正把干警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上级法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坚持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及时准确把握教育中干警的思想动态，澄清模糊观念，克服错误认识，有针对性的加以教育和引导，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教育，使广大干警进一步明确教育的重大意义，防止法院队伍受到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负面影响。

二要采取多种形式，从司法为民高度认真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使教育活动得到顺利推进，基层法院应当根据上级法院要求，并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相应的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实施意见，并严格按照部署学习、对照检查、互查评议、整改提高、总结汇报等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单纯的宣传发动、纯粹的说教已难以使主题教育活动入脑入心。因此，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是防止社会主义理念教育走过场的必要条件。从这几年开展主题教育活动的情况来看，撰写心得体会、主题大讨论、摄影、书画比赛、专题培训、专题报告会、理论测试、征求人大代表、行风监督员意见、领导与干警谈心、召开民主生活会等是非常有效的活动载体。同时，各地法院在教育活动中，可以采取走出、请进来的办法，相到取长补短。要努力通过多种教育形式，使干警思想素质更高，使司法理念更端正，使司法效果更佳，使司法为民措施更实，使司法行为更加规范。教育活动的成果还应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要让有理无钱的人打得起官司，让有理有据的人打得赢官司，让打赢官司的人实现权利。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6

国家治理的过程，就在于充分动员国家各个方面的力量，以多元共治激发国家权力体系、社会组织体系与市场结构体系的活力，并且促使三方积极互动，以便实现国家治理的预期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衡量标准至少有四条：一是民主化。人民成为国家政权的所有者，能够通过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参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并拥有追究责任者的制度化手段。二是法治化。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应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进行；国家公共权力的运行也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规则和程序之治要代替人治。三是文明化。国家治理应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四是科学化。各类治理主体拥有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履行各自功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协调其他治理主体的能力、进行战略和政策规划的能力不断提高等。

一、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课题调查意义与过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更新的认识，这个新概括新论断，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来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缘起：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治理创新经验，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主要是指各行业各组织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创新做法、创新案例、创新成果。

首届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优秀成果）大型课题调查，就是要调查寻找那些具有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创新举措、创新做法，通过挖掘、总结遍布全国的大量治理创新鲜活经验，使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时代性和普适性，为整个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蓝本和实践支撑，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养料。

时代意义：实现“第五个现代化”

（一）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载体，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自信提供实践支撑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课题调查是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活动、重要载体，有助于深化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二）推进实践，推动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案例榜样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通过对治理创新100佳优秀成果的总结、梳理和评点，推进实践探索，推动科学发展，为深化改革提供有效的案例榜样、做法借鉴。

（三）发现价值，创造价值，为地方创新提供智慧参考

这是一次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的调查活动。通过梳理、总结过去一年度各行业各领域的治理创新探索，通过各领域权威专家总结与提炼实践创新中的规律性认识，并上升到理论层面，为地方创新与科学发展提供智慧参考，有力推进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和发展。

（四）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实现中国梦集聚宝贵财富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治理创新实践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基石，正是各行各业具体生动的创新探索，才汇聚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梳理出具有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的典型经验，必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

治理创新100佳经验的阶段及过程

为深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课题调查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国家治理周刊、人民论坛网组织发起，20余家研究机构与高校提供学术支持或学术合作，100余位各领域权威专家参与评审。经过推荐自荐、网络调查、专家评审等几个阶段，历时近8个月，确定了最后结果。

（一）筹备。成立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课题组，由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组成员一部分由人民论坛采编与研究部门骨干力量组成，另一部分为邀请的各领域10余位知名专家。课题组通过深入学习研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等相关文件，多次研讨，确立课题调查方案，参考《决定》结构与社会热点，具体分为党建创新、政府创新、县域治理、国企改革、社会治理、民生发展、公益慈善、文化发展、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十个领域展开。（2013年11月-12月）

（二）推荐。分为专家推荐、合作单位推荐、媒体推荐、单位自荐四种方式。课题组共整理、收集到了全国各行业各领域相关单位与组织提交的1200多篇经验材料。为了使推荐材料更具典型性、科学性，课题组在进行调查的十个领域分别邀请2家以上研究机构进行学术合作或学术支持，并邀请该领域10位以上专家进行评审与指导。（2014年1月-3月）

（三）网上调查。课题组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核、梳理，根据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影响力等考察指标，从1200家推荐单位中初选出200余家进行网络调查，分别在人民论坛网、人民网、腾讯网上进行网络投票，网友投票于4月15日24时结束。（2014年3月15日-4月15日）

（四）专家评审。一，把参与网络调查的候选经验分领域邀请专家进行评审，发出评审问卷120份，回收有效评审问卷103份；二，邀请各领域专家代表召开“中国治理创新100佳调查成果专家评议会”， 力求使评审结果更加客观、公正、权威。（2014年4月16日-6月25日）

（五）成果公布。专家评审占权重70%，网络调查占权重30%；每个领域加权得分最高的前10名为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成果在首届国家治理高峰论坛上公布。（2014年6月26日）

二、中国治理创新评价指标

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以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影响力为主要参考指标，每个指标均占部分权重。调查领域参考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结构，并结合当前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具体从党建创新、政府创新、县域治理、国企改革、社会治理、民生发展、公益慈善、文化发展、生态文明、新农村建设十个领域展开。

（一）样本来源

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课题调查的样本选择严格遵照评价指标，从全国1200个地方经验中，按照30%专家推荐，30%合作单位推荐，15%媒体推荐，25%单位自荐的比例，实现了样本选择的广泛性和科学精密性的统一。

（二）评价指标

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评价指标，是课题组通过对国内外治理能力经验和实践的总结，对中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梳理，对地方基层实践的理论提升，对未来发展展望基础上构建而成的科学的评价标准。五项指标的设定切中了中国治理创新经验的核心要素，为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评价基准，是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课题调查的系统总结和重要成果。

（三）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分值计算

网络得票评分具体计算方法为：设定该领域网络得票最高的案例得分为100，其他案例得票数与最高案例得票数的比率乘以100为该案例网络得票评分。

专家得票评分具体计算方法为：评审专家对每个案例的创新性、科学性、有效性、普适性、影响力5个指标进行评分，每个指标为0-20分，5项相加得分为一位专家评分；一个案例专家评分总和除以参与评审专家人数得出该案例最终专家得票评分。

每个案例最终得分计算方法为：网络得票评分占权重30%；专家得票评分占权重70%，加权得分之和为最终得分，每个领域十佳经验按照最终得分高低进行排列。（详见100佳经验排名表）

三、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分析

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集合了中国改革的热点前沿领域，体现了各行业各领域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创新做法、创新案例、创新成果。经过网友投票和专家评审，其成果展现了中国治理创新的前沿探索，具有较高的实践和理论参考价值。

地域分布广泛，沿海地区仍然占据主流

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案例的地域分布广泛，66%（66个）的案例来自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另有21%（21个）的案例来自经济较发达的中部地区，剩下的13%（13个）则来自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如图1）。本次100佳经验成果虽然资料较为翔实，社会影响力广泛，但并没有囊括全国所有治理创新作出成果的单位或组织，因而不能据现有的地域分布情况得出结论：东部地区的治理创新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看，根据这次选取的具有一定广泛地域性的样本案例，我们可以试着得出：治理创新100佳经验样本案例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并没有完全拘泥于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划分，而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确定的；另一个结论则是，沿海地区在治理创新层面的实践经验仍然占据主流，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则相对处于治理创新实践的后发阶段。

治理创新100佳经验成果中，县域项目占46%，农村一级项目占15%，城市项目占39%（如表1）。结合我国近年来的国家发展态势，可以看出：作为国家治理的经验来源，县域发展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作为最小基准单位的乡村，其经验的参考价值也一步步得到提升；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城市作为未来发展的主动力，在治理创新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上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高。100佳样本案例，突出中国治理中的东部区域的县域治理，抓住国家治理的核心命脉，即以东部经济发达区域的县域治理创新经验样本覆盖全国范围，从而实现以县域为基础，上下延伸到城市和农村的治理现代化之路。

大数据优势凸显，数据创新能力增强

大数据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创新也成为当今时代必须要思考的一个话题。本次治理创新100佳大型课题调查也将大数据技术的创新应用吸纳到了本次活动之中，并提取到了大量鲜活的基层案例经验。据统计，本次调查中，有5%的案例融合进了数据创新的经验蓝本，为我们展示了未来大数据可能为国家治理带来的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次活动也开启了大数据进入国家治理领域的先河，为国家治理创新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本次参与调查的成都市温江区涌泉街道：探索“数字涌泉”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即为大数据应用到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涌泉街道通过利用大数据的梳理采集功能，实现了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转变、被动管理向主动服务转变、分散管理向集成服务转变、突击管理向长效服务转变，从而形成社区服务长效机制，为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模本。

当然，一方面由于本次活动不能涵盖所有的有关大数据应用到国家治理层面的案例，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大数据的发展研究相较于国外成熟国家仍处于低级阶段，因而大数据应用到国家治理的优势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展现。但是从本次治理创新100佳大型课题调查中显示，大数据对于国家治理创新的作用已经开始凸显，未来也必将成为我国探索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治理层面的数据创新一定会有一个广阔的前景。

基层创新实践突出，理论总结有待提升

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中的100个基层样本案例均具有相当程度的创新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符合中国国家治理的前进方向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运行轨迹。100个生动的案例，凝结了全国100多个基层组织创新实践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和国家治理创新的优秀成果。然而，由于理论总结的匮乏，这些生动的创新实践经验不能上升到科研理论层面，从而使得改革创新的经验得不到更为广泛和深度的传播，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构建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据统计，本次100佳经典案例样本，有87%仅限于本地方、本区域的浅层次发展，经验转化率不足20%；13%的基层创新实践也仅能够做到一定范围的辐射，没有起到经验的普适性传播。以政府创新十佳经验为例，其中有7个基层创新实践仅限于本区域的应用，2个辐射到近邻的县级政府，只有1个成果走出了市一级的行政区域限制。综合考察各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得出结论：基层创新实践转化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基层创新实践的理论总结严重不足，理论的深度研究不到位，从而制约了优秀基层创新实践的影响力、传播力。

实践一经得到理论的升华，其有效性和影响力就能够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进行时的阶段，尤其要注重理论研究的总结和深入，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不可能实现更为深层次的发展和创新。本次治理创新100佳大型课题调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基层鲜活的实践创新经验的总结，从而提取国家治理的最前沿理论，为下一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也只有这样，治理创新100佳课题调查才能有生命力，才能为促进全面深化改革贡献应有的力量；同时，也只有通过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才能最终推动基层组织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初步形成

本次治理创新100选取的样本案例均是我国地方基层单位和组织的典型经验，代表了中国探索国家治理道路的伟大成果。其中，87%的样本案例都是各基层地方组织首创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模式，10%的样本案例是融合了其他地方的创新实践并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形成自己独特模式的创新经验，剩下的3%则是沿海开放城市在借鉴吸收了国外先进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本组织的特色形成的具有鲜明基层特征的经验模式。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创新实践的现状，即努力发掘自身优势，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创新发展模式。然而，就未来发展而言，仅仅依靠自身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要顺应全球化的浪潮，积极借鉴国内外所有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只有这样改革开放的红利才能真正得到释放。

如前所述，沿海城市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清楚地反映了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即吸收一切有益于中国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的先进成果。就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国外的一些经验如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都为我国的治理创新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蓝本。本次100佳课题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在吸收国外先进理念和经验方面还存在着较多不足，国外经验成功转化为国内实践的案例也非常缺乏，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国外的先进理论和治理经验，从而真正为构建国家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丰富的养料。

聚散效应提升明显

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研究效果明显，到目前为止超过300家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对相关领域的经验进行了咨询和了解，初步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经验的“光圈式”辐射，聚散效应提升明显。但是这不能遮蔽现实中基层经验传播路径单一的窘境，严重阻碍了基层治理创新经验的“聚散效应”（地方经验的集群优势和扩散吸收能力）。

据统计，现阶段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经验的传播路径大致有三种方式：调研考察、媒体传播、合作传播。针对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活动来看（如图2），其中调研考察占据主流，大致占据47%，媒体宣传大致占据41%，合作传播大致占据10%，其他传播方式大约为2%。基层治理创新经验的传播方式较为单调，这严重阻碍了基层组织在治理创新过程中的“聚散效应”，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增添了难度。

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课题调查为各基层组织的治理创新经验交流提供了一个较为广阔的平台和理论经验集散地，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治理创新100佳经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四、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的热点主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课题调查就是为了收集国家治理的有关的基层经验，为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理论支点，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治理创新的基本理论研究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了“治理”一词新的含义，其涵盖的范围已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治理”与“统治”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治理”源于“统治”，又发展于“统治”，其基本内涵也在与“统治”的比较中得到深化和确证。根据治理理论学者格里・斯托克的概括，到目前为止，对“治理”的理解共有五种主要观点：一是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二是治理意味着在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存在着界限和责任方面的模糊性。三是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四是治理意味着参与者最终将形成一个自主网络。五是治理意味着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限于政府的权力， 不限于政府的发号施令或运用权威。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与县域发展研究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县域治理，如果把县治理好，把乡村治理好，中国的面貌必将焕然一新。县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单位，具有了乡村和城市不具有的优势和功能。由于乡村受传统观念和社会资源限制，创新的动能缺乏，因而不能长期有效地作为国家治理的参考标准；而城市治理从概念上说更加接近国家治理，但是由于中国城市的长期畸形发展，造成的社会弊端和社会矛盾较多，治理创新改革的阻力较强，同时难度也更大，因而选择县域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突破口也就成为了合适的选择。

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课题调查将目光主要聚焦到县级行政单位的治理创新上来。从100佳典型的样本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占据83%的县域治理创新已经成为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主力军，而其中大量鲜活的治理创新案例也说明在县域一级的行政单位中所蕴藏的创新动因和治理需要。100佳课题研究的十个领域涵盖了县域治理的方方面面，为国家构建现代治理体系提供了全面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参考，同时也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细则和标准。

基层治理创新的动因研究

基层治理的动因研究探讨的是基层组织作为治理创新主题在国家治理创新中扮演的具体角色和动力机制问题。基层治理创新之所以成为一种必然，根源在于其动力因素，而基层组织治理创新的动因不同又决定着基层创新的内容、形式和持续性上的差别。

治理创新100佳经验的活动选取的大量的样本案例说明了基层组织并不缺少创新的愿望和能力。据统计，基层组织创新的动因多种多样，有为绩效考量的、有为社会制度变迁和利益诉求带动的，有被上级机关推动的，有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和自身责任感开启的。总体而言，基层治理创新的动因可以概括为一下几个方面：

1.市场型动因。这是指基层组织对于治理创新到来的预期净收益的诉求。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普遍认为：“如果组织或操作一个新的制度安排的成本小于其潜在制度收益，就可以发生制度创新。”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竞争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如何在为发展的同时获得预期的净收入就成为基层组织治理创新的根本动因。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市场性动因是指良性的市场竞争而非其他竞争。

2.压力型动因。据治理创新100佳经验调查研究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基层治理创新是由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社会矛盾和人民群众的上行压力造成的。基层创新的形式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即治理创新的目标是以解决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为主，在创新发起环节，基层组织自身的改革创新意识起到主要作用。

3.推动型动因。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提出从客观上促进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步伐。毋庸置疑，现阶段的国家战略在客观上导致了基层组织的被动创新。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并没有产生积极作用的创新就导致了伪创新的出现，搞所谓的“形象工程”，而这是与基层组织治理创新的初衷大相径庭的。

本次治理创新100佳经验通过对基层组织治理创新动因的研究分析得出创新的真正动因在于市场化的改革，从而得出全面深化改革与国家现代治理体系构建的相辅相成关系，为我国国家现代治理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

（2014首届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课题组，执笔：陈阳波 焦杨）

2014首届中国治理创新100佳经验大型调查课题组（人民论坛）成员：

贾立政 陈阳波 魏爱云 马静 徐艳红 张潇爽 刘建 袁静 严俊 周素丽 方华明 杜凤娇 赵光菊 韩冰曦 王卓怡 焦杨 李金芳 张硕 常妍 王驰 王聿枫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7

 

发展新型城镇化不意味着让农村凋敝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建管机制。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欠账多、缺口大，补足短板的关键是建立长效投入机制。《方案》提出，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管护和运营。探索建立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机制，创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投入、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建立自下而上的民主决策机制。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加快形成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两翼，二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新型城镇化决不意味着让农村凋敝。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轻乡的问题。《方案》提出要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体制。构建适应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规划编制体系，尽快修订完善县域乡村建设规划和镇、乡、村庄规划，提高规划科学性和前瞻性，强化规划约束力和引领作用。

 

鼓励地方开展统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推进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享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比城市居民面更窄、水平更低。为此，《方案》提出要完善县域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机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乡统筹发展。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地方开展统筹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试点。

 

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要进一步健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体制机制。《方案》从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两大方面着手，提出了明确要求。细化完善和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权利，有序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立和实施居住证制度，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强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把进城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要切实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多管齐下，逐步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让他们有尊严地变成新市民。

 

探索开展以村民小组、自然村和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的组织结构、利益关系深刻调整，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明显变化。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方案》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了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

 

搞好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坚持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核心作用不能削弱。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方案》从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乡村两级党组织班子建设、严肃党内基层政治生活、加强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等几个方面，做出了重要部署，旨在保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团结群众、带领群众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能力，不断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基础。

 

发挥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必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根据农村人口结构的新变化和农民群众的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方案》提出了村民自治向上扩展和向下延伸的新思路，就是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依托土地等集体资产所有权关系和乡村传统社会治理资源，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在已经建立新型农村社区的地方，开展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根据农村组织结构的新变化，《方案》要求研究明确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定位及相互关系。在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地区，探索剥离“两委”对集体资产经营管理的职能，开展实行“政经分开”试验，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8

A.古希腊罗马哲学

B.德国古典哲学

C.17世纪英国哲学

D.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B【解析】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故选“B’。

2.作为哲学范畴的物质是指( )

A.客观存在的物体

B.作为物质普遍属性的客观实在性

C.各种具体物质形态、结构和属性

D.一切自然现象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对哲学范畴中的物质的理解。要注意哲学的物质概念与自然科学中物质概念的区别。

3.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是( )

A.否定之否定规律

B.质量互变规律

C.对立统一规律

D.因果关系规定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C【解析】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是贯穿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中心线索，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对立的实质，且矛盾分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所以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4.偶然性对事物发展的作用是( )

A.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B.可有可无的作用

C.促进或延缓的作用

D.破坏性的作用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C【解析】偶然性是指事物联系和发展过程中非必然发生的不确定的趋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起加速或延缓作用，故选“C”。

5.量变是指事物( )

A. 渐进过程的中断

B.矛盾双方的分解

C.平衡、静止状态的破坏

D.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量变的概念，要记住。

6.认识的本质在于( )

A.能动反映

B.自由选择

C.科学评价

D.主观创造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对认识本质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于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认为认识的本质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所以选“A”。

7.驳倒不可知论的关键在于( )

A.指出人们可以通过感觉反映世界

B.指出人们可以通过思维认识世界

C.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统一的

D.把科学的实践观引人认识论

2016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D【解析】不可知论认为世界是不可认识或不可完全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强调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从而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反对了不可知论。故选“D”。

8.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表现为对经济基础的( )

A.决定作用

B.支配作用

C.服务作用

D.促进作用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C【解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集中表现为上层建筑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故选“C”。“D”说法错误，如果上层建筑维护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先进的经济基础，则该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社会性质是进步的，反之亦然。

9.社会意识结构的核心是( )

A.意识形态

B.上层建筑

C.政治制度

D.国家政权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A【解析】政治制度属于社会的政治结构，“C”排除。“D”是社会政治结构亦即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排除。社会意识形态也称思想上层建筑，是整个社会意识的核心，“A”正确。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只有思想上层建筑才是整个社会意识的核心，故“B”排除。

10.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 )

A.人们需要的不断增长

B.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C.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D.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D【解析】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因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昏、羟≯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交互作用构成的社会基车矛盾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A”、“B”不符合题意;“C”中的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也不合题意。

11.下列选项中关于改革的表述正确的是( )

A.改革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

B.改革就是改革社会不合理的经济体制

C.改革属于社会的质变

D.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A【解析】社会改革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为了解决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的某些部分或环节，使该社会制度得到持续存在与发展或自我完善，而对社会体制进行的改革与革新，故“A”正确，“B”错误;社会革命是社会的质变，“C”错误;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D”错误。故选“A”。

12.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是在( )

A.辛亥革命中

B.新文化运动中

C.五四运动中

D.五卅运动中

年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C【解析】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的地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发挥了主力军和领导阶级的作用，使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13.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 )

A. 武装斗争

B.工人斗争

C.农民斗争

D.经济斗争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A【解析】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各种各样，但不管有何种形式，最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B”、“C”、“D，’讲的是具体的斗争形式。

14.在1956年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表述是( )

A.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立的阶级

B.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C.知识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D.知识分子不属于工人阶级。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B【解析】历史知识，准确记住。

15.标志中国革命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会议是( )

A.八七会议

B.古田会议

C.遵义会议

D.洛川会议

成人高考政治试题答案：A【解析】历史知识，要记住。

16.毛泽东在《发刊词》中所说的“伟大工程”是指( )

A.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B.建立并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C.建设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9

切实维护全县社会和谐稳定，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研究，现就认真学习“经验”深入推进“平安建设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1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强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着力解决单薄环节，深入推进“平安建设，为建设更加美好的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主动服务经济发展第一要务；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总体要求：紧紧围绕“工业超千亿、全国争百强”工作目标。夯实基层基础，主动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牢固树立稳定是第一责任意识，扎实开展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形成上下联动、点面并重、共享共建的平安建设新格局；2011年底，力争平安乡镇建设达标率90%以上，乡镇、村（居、社区）民事调解率100%调解胜利率96%以上，实现降量退位，乡镇、县直部门初信初访办结率100%老户息诉罢访率80%以上，上级交办案件办结率100%无进京非访，无到省去市集体访，人民群众平安感满意率达到95%以上，不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事件。

二、工作内容

（一）夯实基层基础。

发挥综治维稳工作中心作用。加大工作指导力度，3制定工作规程。进一步加强乡镇（园区）综治维稳工作中心规范化建设，配齐配强乡镇（园区）综治维稳工作领导力量和专职工作人员，实现事项和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切实强化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在民情信息收集研判、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层社会治安防控、重点人群服务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坚持“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勤、平安联创、调解联动”工作机制，严格工作例会制度，建立和完善考核方法。建立矛盾纠纷、隐患、治安问题、平安隐患、排查和治安形势分析通报等长效工作推进机制，促进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工作效能的最大发挥，使之成为协作配合、便民利民的服务工作平台。开发园区也要相应设立综治委、政法委及办事机构，成立司法所，配齐配强政法委书记、综治办主任、司法所长和专职工作人员，建设以司法所为平台的综治维稳工作中心。

筑牢第一道防线。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和民生工程，4夯实基层。实施进一步加强村（居、社区）综治维稳组织建设，延伸综治、、调解、平安的网络触角，统一设立综治维稳工作站，配备村级综治信息员、维稳信息员、矛盾调处信息员、平安生产信息员、治安信息员、流动人口协（专）管员等，切实提高村级综治维稳组织的建设水平和工作能力，发挥村（居、社区）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扩大平安建设覆盖面。依照中央和省市工作要求，5延伸触角。大力推进平安企业创建和“综治进民企”工作，建立企业综治维稳办，规范软硬件建设，逐步实现企业平安建设和综治维稳工作的全覆盖。

全面推进平安建设网格化建设，6建立健全平安建设网格化管理体系。以村（居、社区）民小组为基本单位。以公安派出所和专职治安巡逻队为主力，以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和群防群治组织为补充，实施网格化的全方位巡防，确保农村治安大局的继续稳定。

广泛深入地开展平安乡镇（园区）平安村（居、社区）平安校园、平安家庭、平安单位、平安企业、平安重点工程等多种形式的平安建设活动，7建立形式多样的平安建设载体。紧密结合文明创立、婚育新风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全面提升基层平安建设的整体水平。

（二）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扎实开展基层创建年活动，8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以建设“四无乡镇”三无村居”为有力抓手。着力提升乡镇、村（居、社区）八有”建设规范，筑牢基层工作平台，提高工作水平，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努力从源头上消除不稳定因素。

健全联席会议制度，9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工作机制。推行县、乡镇（园区）党政领导干部联动接访。提高工作统筹能力和协调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疏通渠道，依法规范秩序，破解积案；建立重大工程项目、重大决策实施前稳定预警、重大隐患演讲、事项会商会办、稳定风险评估备案等制度，落实重大隐患领导包案处理责任，不时增强基层稳定有人管、矛盾纠纷有人调管理服务有人抓的综合管理能力。

以平安建设网格化管理为抓手，10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健全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切实建立村（居、社区）每周、乡镇（园区）每半月、县级每月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三级联动长效工作机制，最大限度在基层预防和减少问题的发生。充分发挥乡镇（园区）综治维稳工作中心和村（居、社区）综治维稳工作站的作用，形成全方位排查、多路由”化解的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参与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的路由器”功能，11推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前置。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县、乡镇（园区）村（居、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基层民事调解个案补贴制度。把人民调解延伸和渗透到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组建县级人民调解指导中心，并在矛盾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诉前调解工作室和治安调解工作室，增加矛盾纠纷的多层次“过滤器”和全方位“减震器”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大调解工作格局，逐步实现“家庭矛盾不出户、邻里纠纷不出组、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工作目标。

（三）开展“和谐促进”工作。

实行居住登记和居住证制度，12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贯彻落实《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调整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落实出租房屋管理、重点人员管控、信息平台建设，逐步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医疗、子女入学等民生困难；镇、镇、经济开发区等流动人口较多的综治维稳工作中心，成立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整合资源，依照流动人口万分之十的比例配备专管员，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日常工作。

严格落实校园内部各项安保和校园周边治安排查整治的各项措施和职责，13切实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整治工作。加大人防、物防、技防的投入。及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各类校园的平安稳定，让学生、家长和社会放心。

加强安排帮教和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建设；开展留守儿童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等专项工作，14全面开展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推进安排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精细化。加强对精神病人、艾滋病患者、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的管控和服务；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完善网络舆论的和引导；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平安管理水平；加大交通秩序的管理和违法打击力度，推进农村道路交通平安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大力加强学校、医院、公园、建设工程等公共聚集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平安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全力压降各类平安生产事故；强化对重大节会活动的社会秩序维护和安全管理，做好重大疫病预防和监测，加强公共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富平安。

（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组建县财政补贴、乡镇出资招聘、派出所统一管理的乡镇专职治安巡逻队，15组建乡镇专职治安巡逻队。按人口万分之五的比例。全面实施辖区防控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场所防范保安化、网络防范常态化、阵地控制秘密化、重点部位技防化、农村防范群众化。

逐步建设、更新城区和重点集镇电子视频监控系统，16进一步提高治安防控的科技水平。把社会治安科技防范体系建设纳入城镇发展建设规划。建设视频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进重点单位、要害部位、新建小区和学校全面装置使用电子报警或监控设施，切实提高技防覆盖率和普及率。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紧抓“黑恶必除、命案必破、两抢必打、逃犯必追、事故必防”主线不放松，17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深入组织开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的排查整治活动，深入推进打黑除恶和打击盗抢犯罪行动，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和涉众型经济犯罪，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平安感。

（五）扎实开展“法治建设。

切实加强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18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人大监督的工作推进机制。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全面实行政务公开，推进机关效能建设，深化公共服务，有力推进依法行政进程，全面打造法治型政府。

严格执法、规范执法，19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法。继续深化政法机关“四个忠于”作风纪律教育。全力推进文明执法、阳光执法”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公信力，营造公正廉洁的执法环境。认真开展涉法涉诉积案清理化解和案件评查工作，综合治理解决执行难问题，加大司法救助力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深化“法治建设，20深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开展“六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把法治创建工作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广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争创一批合格优秀的民主法治村（居、社区）或单位”并按等级实行以奖代补，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从源头上预防矛盾发生。

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推动村民自治，21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切实加强以村（居、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规范村规民约；引导成立农民经济合作社、村民敬老协会、禁赌协会等各种民间组织，以村民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促进邻里矛盾纠纷的有效解决。

三、工作要求

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平安建设工作领导组，22加强组织领导。县委、县政府成立由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为正副组长。并在有关部门设立稳定、人民调解、法治创立、平安建设等办公室，建立县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定期听取汇报调度制度。乡镇（园区）和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理念，切实增强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和“一岗双责”工作责任，积极履职尽责，加强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确保全县大局和谐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方案篇10

[关键词]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民事审判结构、司法体制结构、社会结构

自2002年司法政策开始重视调解之后，到2007年最高法院确定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调解“新十六字方针”以来，司法政策和司法实践对调解的强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审判方式改革以来被边缘化的调解正乘着这一轮的“新调解运动”而强势“回归”。然而，对于民事司法政策这样的重大转型，民事诉讼学界的反应却相对比较冷淡，除了少数批评的声音，几乎没有正面的回应。而调判结合原则本身似乎正深处于某种困境之中，以致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都毫无例外地偏离了“调判结合”，进一步指向了强化调解。在这一背景下，某些地方的司法实践部门倡导全面同归马锡五审判方式，而该做法在法学界(不是民事诉讼学界)又引起了强烈的争论，最高人民法院在这样的争论中似乎立场微妙。法院调解的下一步该何去何从?是理性地反思过度重视调解的问题，还是顺势而为地进一步推动调解?或者在两者间保持某种微妙的张力?这一切似乎正在酝酿之中。

不过，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偏重调解的倾向已经不可逆转。201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上首次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2010年7月28至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正式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并定下了将来法院调解工作的基调——强化调解。因此，民事司法政策已经从2007年确定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正式过渡到2010年确定的“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法院调解政策的变迁，几乎达到了令学界和基层实践部门瞠目结舌的程度，应该如何认识和评判这一变迁，恐怕是学术界已经不能也不该回避的问题。本文将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分析工具，以该次会议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最近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下简称《若干意见》)以及《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工作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对法院调解的这一最新动向及其原因、问题进行剖析。

一、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的主要内容

1　会议的主要精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会议上的发言，会议的主要精神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要全面加强调解工作，将调解工作的原则改成“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第二，加强调解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发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既是经济社会发展黄金机遇期，又是社会矛盾高发期，加强调解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第三，调解既是高质量的审判，能够实现化解纠纷与保护权利的有机统一；也是高效益的审判，既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讼累，解决当事人诉讼难的问题，又可以节省大量的司法资源。缓解巨大的审判压力。第四，要全面理解和把握“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必须紧紧围绕“案结事了”这个目标，尽可能加大调解工作力度，努力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服判息诉率的“两上升”，实现涉诉率和强制执行率的“两下降”。第五，要科学把握适用调解或者判决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对于有调解可能的，要认真进行调解，对于根本没有调解可能的，要及时判决；在加强调解的同时，要防止不当调解和片面追求调解率的倾向。第六，要积极推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

2　强化调解的措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会议上的发言，法院系统强化调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措施：第一，在思想上，增强调解意识，更加积极主动做好调解工作。第二，在时间上，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合理放宽对调解案件适用时间、期间和审限的限制。第三，在资源配置上，优先考虑调解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法官配置、经费保障、物质装备等方面向调解倾斜，有效整合一切有利于调解的资源。加大保障力度，夯实调解工作基础。建立健全调解保障机制，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优先解决调解经费不足、条件欠缺、队伍不强等问题。第四，在工作机制上，积极建立健全科学的工作成效考评机制，健全调解激励机制，创新调解方法，提高调解水平。进一步总结推广调解工作经验，建立健全调解机制，谋求调解工作长远发展。重点抓好建立健全案件类型化调解机制和建立健全调解考评及激励机制。加强调解能力建设，提高调解工作水平。注重提高做群众工作能力，进一步树立法官公正、文明、亲民、务实、廉洁的良好形象，逐步搭建起“学有平台，外有压力，内有动力”的调解能力培养长效机制。第五，紧紧围绕解决诉讼难、执行难、息诉难问题，进一步抓好调解工作重点环节。各级人民法院要紧紧围绕“两上升，两下降”的目标要求，努力抓好三个重点环节：一是抓好全程、全员、全面调解。要把调解工作贯穿于立案、审判、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再审、的全过程，要采取“引进来、托出去”等方式充分调动法院内外一切有利于调解的力量形成调解合力。二是抓好立案调解，充分发挥立案前的案件分流作用、立案后的调解引导作用、开庭前的调解解纷作用。三是抓好委托调解。坚持法院对委托调解全程的指导，不能将案件一托了之，放任自流，确保工作规范有序；坚持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效力，调解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要及时依法审查并制作调解书。第六，紧紧围绕“大调解”格局建设，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调解制度的优越性。要加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保障，做好对诉讼外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和强制执行工作。在加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配合上下工夫，尽快建立资源共享、工作协调、职能互补工作机制，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法院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

3　“调判结合”的回应。值得特别关注的是，最高法院在强化调解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不要片面调解，这一点至少在话语层面回应了“调判结合”，意味着最高法院在偏重调解的同时力图在调与判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不是纯粹的“一边倒”，在一定程度上秉持了理性、冷静与客观的立场。如王胜俊在会议上指出，不论是调解还是判决，都必须立足于有效化解纠纷矛盾，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司法实践中，要科学把握适用调解或者判决方式处理案件的基础和条件。对于有调解可能的，要认真进行调解；对于根本没有调解可能的，要及时判决。…沈德咏也强调：

坚持“调解优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案结事了”。在加强调解的同时，要防止不当调解和片面追求调解率的倾向。对于当事人作虚假陈述或者使用诉讼技巧意在以调解拖延诉讼的，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方案显失公平，勉强调解可能纵容违法者、违约方，应当及时作出判决；对于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的，应当认真履行对调解协议审查确认职责，必要时可以依职权主动调查取证，确保调解协议不存在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内容，不违背善良风俗和社会公共道德；对于当事人坚持要求法院裁判明确是非的应当尊重当事人选择。辨法析理，及时裁判。

同样，在《若干意见》第三部分也规范了调解程序，如经过ADR仍然调解不成的，法院应当及时立案、审判：开庭前从事调解的法官原则上不参与同一案件的开庭审理；调解作出的让步和承诺原则上不得作为判决的证据等。除最高法院强调了不要片面调解外，与会学者也重申了调解的自愿原则。不过，在习惯于“运动式”地理解主流话语的司法科层系统中，这样的关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地方司法部门对调解“一边倒”的理解，仍然值得关注。

二、“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因分析：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基础

1　民事审判结构理论。所谓民事审判结构理论，是指以民事审判结构模型为核心，包括与之相关的司法体制结构模型，以及上述两个结构模型之间、结构模型的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的生成机制、结构变迁的原因，动力机制、结构变迁的规律等，是一组旨在解释并预测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发展变迁的理论假说。民事审判结构理论认为，我国的民事审判结构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方面是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代表了民事审判结构中非程序化、强调实体公正、注重调解、人民满意、司法为民、群众路线的一极；另一方面是正式开庭，这代表了民事审判结构中强调程序、注重判决、法官消极中立、规范庭审运作的一极。简而言之，民事审判结构模型=“马锡五审判方式+正式开庭”。民事审判结构模型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正是促使民事审判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内因)，并决定了其变迁的基本走向，必然是一时偏向马锡五审判方式，一时又偏向正式开庭。不过，这一模型本身尚不能回答结构于何时转变以及转变到何种程度的问题。

从民事审判结构的变迁史分析，民事审判结构的变迁正好对应了国家司法体制结构或者框架巾的“政治一法律”维度的变迁。这样的思路不仅能够回答上述问题，也同时可以建构一个新的结构模型。据此，民事审判结构理论提出，现行的司法体制结构不单纯是法律层面上的，而是由政治与法律两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即司法体制结构模型=“政治+法律”，或者简称为“政法型”司法体制结构模型。同理，司法体制结构模型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这种结构性矛盾也是促使司法体制结构不断发展变迁的内在动力(内因)，并决定了其变迁的基本走向，必然是一时偏向法律，一时又偏向政治。

上述两个结构模型之间的关系是，政治与法律这两者在司法体制中的结构及变迁决定了司法体制的状况，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马锡五审判方式+正式开庭”的结构及变迁，包括两者强弱对比、构成状况、动态变迁等，因此，民事审判结构模型变迁的外部动力(外因)即是“政法型”司法体制。司法体制结构中政治与法律之所以变迁，外部的直接原因是党与国家的政治决策，而深层原因则是为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凸显的矛盾和问题，故社会结构转型就是司法体制结构模型变迁的外部动力(外因)，而从最终意义上分析，社会结构转型也是民事审判结构变迁的外因。

总而言之，民事审判结构理论将民事审判结构、司法体制结构与社会结构理解为相互关联的从低到高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外部关系是社会结构转型导致了司法体制结构的变化，而司法体制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导致了民事审判结构的变化。而且，只有恰当地回应社会结构转型的司法体制结构变化与民事审判结构变化，才是具有外部合理性的妥当的制度变化。同时，司法体制结构与民事审判结构内部构成要素的结构性矛盾，使得具备外部合理性的结构恒常处于一种或强或弱的内部紧张状态。“调判结合”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外部合理但内部紧张的结构。

2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因分析。所谓“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就是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用调解方式处理；不论是调解还是判决，都必须立足于有效化解纠纷矛盾，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f2I该原则与2007年正式提出的“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原则相比，已经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调判结合原则是指调解与判决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地位，而“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则是调解处于优先于判决的地位。以此为标志，法院的民事审判原则已经从“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过渡到“调解优先、调判结合”，但目的仍然是“案结事了”，因此，我国的民事审判结构，不论从形式还是实质，已经偏离了调判结合的中间状态，而进一步偏向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一极。不过，从话语层面分析，这一偏离才刚刚开始，两者仍然有“调判结合”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在强调调解的同时，也对一味追求调解的动向给予了适度的警觉，对判决给予了适度的关照。

根据民事审判结构理论，由于调解与判决之间的内在矛盾，调判结合的运作很容易偏重调解：而在司法实践中，在“调解优先”提出之前，实际上已在偏重调解的结构上运作了，因此最高法院此时正式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可以认为是对司法实践中普遍现象的一种确认。不过这仍然是话语层面的重大改变，如果不真正重视判决并反思过度重视调解的倾向，这样的运作很可能会完全偏向调解，推动民事审判结构向极端化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移动，并解构审判方式自改革以来形成的法治新传统。

除了民事审判结构的内在矛盾导致结构的变迁之外，民事审判结构变迁也存在深层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导致了2007年以后调解政策的强化?调判结合存在的两条主线是“和谐社会一纠纷解决一调解”与“法治社会一秩序建构一判决”，Ⅲ如果说要强化调解，很可能是法院面临的前一主线的任务越来越重大。事实上，在最高法院看来，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了“和谐社会一纠纷解决一调解”这一主线显得越来越重要。

不过，社会矛盾高发、案件类型多、法律关系复杂、利益冲突加剧的情况并非近几年才出现。综合法院面临的基本情况，近两年来最显著的变化，大致表现在两方面：第一，2007年以来案件数量的急剧增长。2006年，全国法院民事案件收案4385732件，较上年增长0.13％；2007年底全国法院民商事案件一审受理数达到4724440件，比2006年增长7.72％；2010年底全国法院民事案件受理数达到上升11.56％。第二，涉诉上访与涉法上访在中的比例偏高，而中央对工作的重视，导致法院系统面临较大的政治压力，如何减少涉诉上访的数量与比例，尽可能“案结事了”，让当事人“息诉罢访”，是法院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工作。中央政法委员会2010年8月颁布的《意见》指出，“虽然经过近几年集中治理，全国涉法涉诉量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涉法涉诉总量占全国比例仍然较高。”针对上述情况，最高法院于2010年7月24日出台了《若干意见》，鼓励ADR的发展，尽可能减轻流向法院的案件数量；同时也希望通过强化调解，节约司法资源，缓解审判压力，并减少涉诉。

仅就涉法涉诉而言，《意见》也指出，“要始终坚持调解优先的原则，建立和完善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等的衔接机制，依靠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自愿协商和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减少涉法涉诉问题的发生。”在2010年8月召开的“全国涉法涉诉丁作会议暨领导干部培训班”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强调，在审判工作中要强化调解功能，认真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构建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多方面相结合的矛盾化解机制，紧紧围绕“案结事了”这个目标。努力提高调解结案率和服判息诉率，防止诉讼纠纷转化为涉诉矛盾。

三、“调解优先”：社会结构层面的反思

上述分析表明，“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回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加剧的现状。应该是一个妥当的选择。最高法院希望通过此原则的确立，使得法院系统能够应对社会转型的需求以及由此导致的法院系统面I临的困境。不过，笔者认为，最高法院的这次政策转换，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社会结构原因的不当判断基础之上，“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很可能缺乏社会结构基础的支撑。不仅如此，最高法院还忽略了社会结构原因的一个重大变化，即社会的法治化取向。这将导致本次政策转换在礼会结构层面、“政法型”司法体制层面、民事审判结构层面产生“叠加效应”，导致双倍的负面后果：一是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法院系统面临的困境，而且还可能加剧困境；二是不仅不利于政治的稳定，还会凶为政治与纠纷解决的绩效进一步挂钩，而给政治运行带来越来越大的风险；三是不仅不能满足社会结构的需求，还会进一步扭曲社会结构。同时，这三个层面之间还会产生恶性循环，进而影响国家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如前所述，对于2007年以来案件数量的急剧上升。其主要原因并非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的急剧上升。案件数量的急剧上升可能存在诸多原因，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明显的制度性原因是2007年4月1日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相比以前的诉讼收费标准，新收费标准极大地减少了案件的诉讼费用，而导致法院收案数飙升。此外，2007年底至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导致相关纠纷迅速增加的非制度性原因。㈣对于涉法涉诉上访比例的偏高，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否认，但并没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近2-3年来社会结构性矛盾就比之前的更“高发”，而很可能维持大致相同的水准。笔者想要强调的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在这个“走向权利与法治的时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因而，涉法涉诉上访数量的居高不下和比例的偏高与公众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成长有密切的关联。

从国家层面分析，近两年的宏观社会危机确实有增加的状况，如大规模自然灾害；、实施的恐怖分裂活动；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这些社会危机会产生并增加社会矛盾，但这些社会矛盾的产生是非制度性的、非体制性的、非结构性的，既不意味着社会整体的结构性矛盾相比以前更加严峻，也不意味着司法面临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更严峻。不过，有一个现象确实使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有所紧张，即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互联网的普及，公众对国家权力的网络舆论监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使得国家权力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逐步展开，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与民主意识不断成长的背景下，公众越来越要求国家权力(包括司法权力)必须在法律限定的框架内运作，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公众的监督提供了一个几乎不受限制的平台，我们的国家权力在如此“透明”的环境下运作还显得有些不习惯。

一个与法院有关的现象是，法院的裁判经常会受到以网络舆论为主的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如“彭宇案”、“许霆案”等；而当前的趋势甚至演变成案件尚未进入审判程序，网络舆论的导向性压力已经提前介入，如“邓玉娇案”等。甚至最高法院也承认，法院系统面临着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社会对司法的信任危机其实在背后有社会结构转型的逻辑，因此也有完全不同的意蕴：一方面是司法不能够回应社会转型的需求，导致社会对司法的失望；另一方面是意味着社会对司法的鞭策与期望。公众对司法的关注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多数舆论焦点事件最终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司法相勾连，这意味着法治、法律、司法已经成为社会日常生活中永远“在场”的常规话语，因此，这也不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更可能是社会公众法律知识与法治意识的成长并搭上了互联网这列“快车”。事实上。在“监督一回应”的循环往复中，往往能促进国家权力的法治化运作，形成良陛互动的国家一社会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社会结构现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社会公众要求法治的倾向日益强烈，而国家对此还停留在以前的认识层面上——如果说在审判方式改革中前期社会公众的法律知识与法治意识还相对比较欠缺的话，当前似乎再也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了。因此，当前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之一是社会公众要求法治／国家不能提供法治的矛盾，而如果国家还坚持“强化调解”来处理，显然不是对症下药，尽管可以化解个案的矛盾，但总是显得社会矛盾高发、社会与国家关系紧张。从一定意义上说，要求法治／不能提供法治之间距离越大，就可以说社会矛盾越大，但解决方法显然不是强化调解，而如果决策者未能注意社会对法治的要求越来越高涨的事实，就可能会加剧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这一结构性矛盾。

综上所述，将“调判结合”转换成“调解优先”，并且“强化调解”，不仅很可能是“错误估计了形势”，有夸大社会矛盾、超越社会结构现状之嫌，而且，面对日益多元的价值观和日益高涨的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强化调解未必符合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及当下社会结构的真实需求。甚至还可能扭曲社会结构，逆转社会的法治化取向，从而阻碍国家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

四、“调解优先”：“政法型”司法体制层面的反思

从“政法型”司法体制中政治与法律近两年的关系变迁来判断，政治色彩的渐浓与法律色彩的渐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最高决策层而言，根据2006年5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当时确定的原则仍然是“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而2010年8月出台的《意见》所反映的政策转变成了调解优先原则，据此可以认为是最高决策层认为目前的社会矛盾已经较数年前的社会矛盾更为高发。最高法院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工作中加强政治性的一面，应该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理性选择，故最高法院强化调解的政策，具有其政治逻辑。

根据民事审判结构理论，司法体制中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之所以变迁，直接的原因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但深层原因是为了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而如果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存在重大变化，则司法系统就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改变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改变的目的是使司法体制结构符合或满足社会结构的需要，并因此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因此，假定在宏观社会结构层面，社会结构性矛盾确实有实质性的激增，而且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还很薄弱，则决策者的“调解优先”政策才是合理妥当的。如果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并不存在甚至恰好相反，则该政策很可能害大于益。

根据前文的分析可知，最高决策层可能也误判了国家面临的社会结构现状，认为当前处于社会矛盾高发期，仅仅依靠司法／法律／判决难以应对社会矛盾，为保障国家一社会现代化转型的顺利展开、社会的稳定以及政治的稳定，在国家一社会关系层面，国家应该更深度地介入社会；在司法体制层面，政治应该更深度地介入司法的运作；在具体的纠纷解决层面，国家应该动员更多的资源并更多地依靠调解，实质性地化解更多的矛盾。尽管将纠纷解决矛盾化解这一方面的问题以“未雨绸缪”的方式来对待似乎并没有错，但鉴于“社会矛盾未必上升，但社会的法治化取向明显增强”是当前社会结构层面的基本特征。从维护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建构良性的国家一社会关系、保障现代化转型得以顺利实现的长远目标来看，这一政策转移多少显得有些“近视”甚至是“饮鸩止渴”。

政治对司法的深度介入将会直接导致司法的政治化，对于政治而言，其不良后果就是国家政治结构不得不毫无缓冲地直面恒常存在的社会日常纠纷，政治结构的稳定与纠纷解决的绩效直接挂钩，纠纷解决的风险就会转换成政治运行的风险(risk)，并进一步形成现实的危险(danger)。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无论是否符合社会结构需要，司法的政治化过程本身就是从功能分化到功能集中的过程，从分权到集权的过程，结果就是政治从风险分化到风险集中的过程。故此，司法的政治化与西方法治理论的预设是冲突的。但是，基于法治建构的中国国情与中国路径以及法治建构过程的长期性之视角，司法的政治化与司法的去政治化可以视为国家层面针对社会结构的状况而刻意选择的法治建设策略，司法的政治化因而具有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目的合理性。

司法的政治化尽管集中了政治的风险，但假如确实符合社会结构需要，则无论纠纷解决的结果如何(相比司法政治化不符合社会结构需求时的情形，公众对实质公正的要求相对要低，毕竟是社会结构的主动要求，但又必须大部分“靠谱”才能够使公众对政治的介入不失望，否则又可能逆转社会结构的需求)，公众并不会或者至少难以质疑政治的正当性，进而不会影响其稳定性，政治的风险也不会轻易转化为实际的危险。当然，这不是社会的常态，换言之，需要司法政治化的社会结构是一种非常规的状态，是当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出现较大的矛盾、通过常规的司法难以解决时，而需要国家进一步介入的情形。如果社会结构不需要，也只有在纠纷解决未达致实质公正②时公众才会质疑政治的正当性，因为一旦达到实质公正，公众也无话可说，难以提出质疑。而只有在司法政治化不符合社会结构的需要，且纠纷解决未达到实质公正时，公众才有资格质疑政治的正当性，政治的风险才会转化为现实的危险而对政治的稳定性构成威胁。

综上，司法政治化的风险与最终是否导致危险可以表述为以下三种不同的情形：其一，司法政治化政治有风险但符合社会结构需要无论纠纷解决是否达到实质公正公众不质疑政治的正当性不影响稳定性风险不演变为现实的危险；其二，司法政治化政治有风险不符合社会结构需要但纠纷解决达到实质公正公众难以质疑政治的正当性不影响稳定性风险不演变为现实的危险：其三，司法政治化一政治有风险一不符合社会结构需要纠纷解决未达到实质公公众质疑政治的正当性影响稳定性风险演变为现实的危险。尽管只有最后一种情形才会导致现实的危险，但是，一方面，由于政治不像司法一样拥有一整套通过程序公正、司法中立消极等独特的方法技术消解风险的精巧机制，所以政治必须“实打实”地“让群众满意”；另一方面，国家既不可能也不应当对所有纠纷的实质公正负责，而社会日常纠纷总是存在无法实质公正解决的情形，政治又没有办法“实打实”地“让群众满意”，即完全的实质公正在现实中是无法企及的目标，因而这种危险又有某种必然性。因此。总体而言，司法政治化会倾向于增加政治的现实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