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特征论文十篇

艺术特征论文篇1

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感性直观，是审美主体向审美对象的直接进入和审美对象向审美主体的直接展示，在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没有任何障碍或阻隔。同时，由于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是一种包含着意象传达与意象纳入的活动，并且是以对意象直接的感性把握为基础的活动。因此，在音乐艺术的审美想象的意义上，其审美体验，首先是一种具有鲜明的直观性的心理活动。更确切地说，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的直观性，是指审美对象在与审美主体直接撞击时，在那一刹那，在审美主体的心理、生理上所发生的迅速的反应及反响。此种直观的反应，我们在听众的丰富表情中，很轻易地就能找到证据。

由此可见，音乐艺术审美体验的直观性，常常伴随着其强烈的情感性。情感性是音乐艺术审美体验的又一特征，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形式。它反映着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主观态度，它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列夫·托尔斯泰在听了《如歌的行板》后深受感动，泪珠挂满了脸颊。他说这部作品已经接触到忍受苦难的人民的灵魂深处。他在其《论艺术》中明确地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①在美感中，情感是美感的重要构成因素，没有美的感受和感动之情，则不成其为美感。情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的重要作用及地位，是人们普遍都承认和重视的。

二、构建性与再创造性

所谓构建性，是指审美主体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对审美对象整体的把握；再创造性，则是建立在构建性基础之上，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具有创见性的理解。也就是说，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过程中，作品自身所具有的理性认识因素，从客观上为审美主体的感知和理解提供了明确的表现对象。虽然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表现对象存在，但是由于审美主体生活阅历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显现出一定的差异；另一方面，同一首音乐作品，审美主体在不同的心境下、不同的环境中以及不同表演者的表演中，也会相应地表现出对音乐的不同反应和不同理解。所以人们常说：“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年轻人心中与在老年人心中所引起的反应会有较大的不同，在音乐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心中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张前先生认为：“文学艺术的欣赏活动，一方面是对原作的体验和领会，受欣赏对象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带有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受欣赏者主观条件的制约。通过想象和联想，欣赏者不仅在自己的头脑中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而且还会以自己特殊的生活体验和艺术感受去丰富和补充原作的艺术形象；那些有丰富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的欣赏者，甚至还可能发现原作中作者主观尚未意识到的生活形象的蕴含及其社会意义。”②人们可以欣赏到同一首音乐作品，但是却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感受，每一个审美主体都在欣赏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对象，也都力图把一个外在的审美客体变为主体感受的一部分，而这正是审美体验中的再创造性。

三、反刍性与超越性

这里的反刍性，就是指在音乐艺术审美体验中，对个人原初经验的反复地细细咀嚼和回味，它是一种沉醉、一种返回、一种深度的停留，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重来。从另一角度来看，它又意味着审美主体被吸引、被诱惑，因而也是一种必要的被动；超越性，则意味着一种清醒、一种理性、一种升华；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讲，也意味着一种逃离，一种必需的主动。

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人们的审美感受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表层到深层、由感性到理性、由外观到内蕴逐渐发展深化的。审美体验的反刍性，是主体精神的一种友好的敞开和融入，是将个人命运与境遇中人物命运的融入和连接。这种情感的对接使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之间契合一致、物我同一、物我两忘，从而产生审美上的共振与共鸣。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刻画了一个沦落天涯的琵琶女的形象，诗人从她演奏的琵琶曲中找到感情寄托，被哀怨的乐曲深深打动，“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③但是，一味地沉湎，一味地回味那种主客不分的无间的互融，又会变成一种“过激”。因为人“作为一种认知的巨大力量应当区分不同的世界，因为只有对立物的对立才能使认识成为可能。”④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也曾发出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景观景，既不能观景，也不能反观。离景观景，才能获得对“景”的全面而又准确的审美把握。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既要强调审美体验中的进入和沉醉，又不能忽视体验中的清醒和超越，正因为有这种超越，我们才能从沉醉于其中的当事人变成置身事外的欣赏者，才有可能在悲伤或者欢乐的乐曲体验中获得极大的精神愉悦和审美享受，从而也就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超越的转换，同时也就达到了俯仰自得、游刃有余的自由的审美境界。

结语

在音乐艺术的审美体验中，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或者审美主体与生活现实之间，既要有一种积极的互相渗透和互相融入，又要有一种互相疏离和超越；既需要入乎其内，又需要出乎其外。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审美体验。

注释：

①王宏建.艺术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第105页．

②张前.音乐欣赏心理分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第47页．

③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260页．

④（法）莫里斯·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83页．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艺术特征论文篇2

消费时代的艺术变化

视觉艺术在消费时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消费化，二是泛媒介化，三是消解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界限。

1、视觉消费化

视觉消费化，隐含了视觉艺术经典语言在消费时代的“白话化”和视觉图像刷新的快节奏性特质。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从消费信息的营销理念出发，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语言和媒材由此从表述的功能中独立出来，显示出视觉艺术家在文化营销中强化感官刺激的企划策略。

在这个消费时代，传统绘画的文化叙述也常常演变为视觉快餐。比如传统文人画的荷花是“文化符号”的荷花，不论八大的荷花还是老缶的荷花，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表现荷花的真实性，而在于用个性化的笔墨表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或文化隐喻。在消费时代，这个“文化符号”的荷花却逐渐演变成“视觉符号”的荷花。如在张桂铭的作品中，不论荷叶、莲蓬还是水鸟、游鱼都被平面化地切割分离，作品像色彩分割派那样将碧绿、粉绿、中黄、土黄、普蓝、土红填涂在分割的块面中，以显示对象中本不存在的斑斓的色彩。这种以草书用笔编织的线与色块的构成，已无关荷花本体形象的表达，重要的是能否产生新的视觉冲撞。

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语言，笔墨是传达艺术主体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进入视觉消费时代，传统文人画笔墨不仅被还原到没有文化身份的“水墨”和“彩墨”，而且追求画面外在形式感的新鲜刺激，由此把“图式个性”作为当代中国画最重要的创新课题。所谓图式个性，是指画面整体的结构、造型、空间、视角、色调、氛围、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它强调视觉感官上的节奏、韵律、张力和错觉。①图式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主体的个性往往是隐蔽的，它呈现的是视角与视觉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周韶华就曾说：“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②在这里，作为传统艺术规范和标准的“笔墨”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2、泛媒介化

泛媒介化，一方面指视觉艺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转变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操控性，由此将当代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都作为艺术媒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视觉艺术的分类边界瓦解，各种媒介艺术特质的换位与整合。泛媒介化是消费时代艺术对媒介资源最大化利用，从现成品到人的躯体，几乎没有什么媒介不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

新时期以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换。在’85新潮美术之前，美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美术体制的功能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这种美术体制的运作模式，首先要处理的是美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美术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种政治社会美术的主要特征。’85新潮美术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而其商业性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体制渐渐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既是连接艺术与社会、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推动艺术不断刷新的手段与动力，也是艺术本体不断超越的载体。

非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意识，还促使艺术内部的界限消失，艺术变成一种无限扩大媒介的混合体。美术，已不再是国、油、版、雕唱主角，连、年、宣唱配角的媒介尊卑性；已不再单纯是架上经典艺术的形象塑造性，而是模糊不同艺术语言的边界、创造个性化的媒材乃至利用大众媒体或日常物品形成的泛图像性。获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金奖的刘俐蕴的《山水图卷》，用棉花和白丝绸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图式和意境阐释为具有现代灯光和空间的一种场景。这个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既不能归类中国画，也不属于雕塑的作品，正是利用大众性的媒介营构了幽雅、恬静、神秘而独特的空间审美境界。这个可以让普通观众自由进出的空间装置，正体现了消费时代艺术媒介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岩彩画家，胡明哲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作品却是《自然痕迹》装置，作品将不同质地的织物和纤维营构在独特的空间中，展现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装置作为新兴的艺术种类，改变了人们观赏雕塑时环绕作品的被动性，而是让人们直接进入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装置是介于环境和雕塑之间的艺术，是雕塑的环境化，是有观念和意蕴表达的环境艺术。走向媒介综合，正是技术信息化对传统架上艺术的整合。因为没有数码成像技术、没有电子影像，行为、装置、录影便难以广泛传播，甚至也不足以成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媒介艺术就是现代传媒的产物，超大型社会传媒机器和国际互联网既是这些新兴艺术的载体，又是它们的消费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才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生产速度，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消费速度。

3、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既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意识的深化，也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引发大众文化化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文化大众化的平等参与性，而大众的参与性和平等意识，必然会引导文化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者；或者说，文化生产者也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具有快餐消费特征的当代艺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的艺术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的机会。那些在生产型社会中需要高难度专业训练和学养修炼的架上艺术，日益减少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而专业技术含量少或者根本不需专业技术的装置、观念、行为、影像日渐显出其普及性。特别是数码相机、DV和拍照手机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时候，普通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画家的夙愿、一个导演的梦想、一个艺术家的名利。因此，当代艺术已疏离了人文塑造的技艺，而把具象、实物和现场作为图像的人文观念。这种文化理念正是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模式带来的文化平等意识，不仅非物质的消费是平等的，而且非物质的生产也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消费时代对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贵族身份的消解。艺术与非艺术区别的消失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最终抹平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两极。

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

从乡土大地的诗意到都市人文景观的时尚，这种作为视觉快餐式的消费时代艺术的转换，无疑都以都市文化和都市人文为主要观照对象，它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极大地区别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③与乡村相比较，当下中国城市是一种更为活跃的多元价值世界。

消费时代视觉艺术所转换的文化视野，在审美意象上，往往以都市人物和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审美角度上，往往从原来的“城市作为恶之象征”的批判性姿态转换为日常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李孝萱，刘庆和、田黎明、周京新和何家英所表现的都市人物，都不再是从物质生活上否定都市文明的概念。刘小东、忻东旺、毛焰、石冲的作品注重以当下都市人物形象为表现对象，他们以平凡、本真、贴切和自然的视点审美凡俗人生。“他们不是英雄，虽然不过是平庸的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的作品以庸常生活为关注焦点，不是描绘飞扬的人生，而是表述安逸和劳作的永恒。他们的作品关怀和欣赏那些都市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新型阶层农民工的生存努力和为了生活所作的退让，即使这种努力是琐碎的，这种退让是阴暗的。喻红、申玲、刘曼文的作品还以性别生存为文化命题，切入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生存的真实境遇与艰难处境。生活在当下都市的女性，表面看来已拥有更多的权益，可以接受教育、丰富思想，也有获得工作、自立的机会。可她们的真实境遇仍处于劣势，在没有获得真实的性别平等地位以前，她们不过是“有美的躯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被动者”。

消费时代这种艺术观照对象和受众主体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命题，自然也造就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精神俯视的物欲化转向和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等方面。

1、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是美术在消费时代从审美教育的认识关怀，转向审美休闲的娱乐性关怀。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实是：’85新潮美术之后，美术从政治的美术、社会的美术、文学的美术、责任与工具的美术，回到形式的美术、语言的美术、本体的美术和文化的美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美术创作逐渐走向大美术的媒介整合，逐渐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这种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和文学角色的淡化，意味着美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的边缘而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④它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扮演认知说教的角色，而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态并通过与金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因此，作为文化消费的视觉艺术，在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与受众的亲和性与娱乐性。消费时代最典型的艺术，都不是那些被动性的经典艺术种类，而是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这种人文关怀的目的，也是游戏化大于审美教育化。正是从消费文化的游戏化角度，你才能在威尼斯异域情调的文化之旅中，解读蔡国强获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国际奖的《威尼斯收租院》时空错置与文化错置所形成的游戏性的冲突和对比；你才能在欧美休闲一族的女士们中，体验徐冰在异质文化圈书写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新语言”的趣味性；你才能在宗教信仰与仪式最浓郁的国土，阐释谷文达人发装置《联合国》在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产生的游戏图腾的文化反响。这些作品无关于生活、情感，无关于个性、风格，也无关于形式和美感，它们运用的修辞手法，诸如复制、挪用、戏仿、反讽，几乎是讽刺与幽默综艺晚会最常见的娱乐手段。由此可见，这些作品的非审美性，更多的是站在漫画化、喜剧式的游戏角度，把重大的、严肃的、甚至是深刻的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化解在幽默的戏谑与机智的娱乐中。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本来是沉重的，但消费时代的这些新媒介艺术却把它变得像相声、小品里的段子似的轻松和愉悦。这正是消费文化大众化的典型表征。

2、精神俯视的物欲化

精神俯视的物欲化，使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失去了悲壮的意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视觉艺术是“欲望的感性显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用精神的“低姿态”与生活对话。世俗的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重要。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导致了以往社会那种精神诗意与神圣的失落。它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往往是忽视或者放弃精神、情感的诉求，消解生产型社会艺术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批判。罗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老娼妇》（又名《欧米哀尔》）以艺术的严肃性表达了悲剧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用凝固性的雕塑语言表达的真、善、美的道德批判中，“老娼妇”形象通过创作主体的“精神俯视”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反而获得了精神净化。而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瞿广慈的《英雄》，把本是“英雄”的形象日常化，那里已没有“英雄”非凡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只有挟裹在诙谐戏谑中的玩世不恭。罗丹的《老娼妇》和瞿广慈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审美变化，揭示出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已发生了从理想、忧患、崇高的精神悲剧性，向实利、诙谐和休闲的精神玩偶性的转换。

被商业殖民化的视觉审美，把“美”作为欲望的感性显现。精神俯视之所以物欲化，是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分不开的。在生产型社会，人们一方面更多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清贫的物质困窘而用丰赡的精神作为补偿。如果说，生产型社会强调的往往是艺术的生活化，在强调艺术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因现实社会物质的困窘而使艺术与生活分离、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只有通过艺术的“超越与理想化”，才能达到逼近而超越生活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那么，在消费型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因物质产品的消费性特征而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酷似艺术审美的人生境界。⑤可见，精神俯视的物欲化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特性与形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诗意”的物质和审美化生活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维度，当审美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时，物质困窘社会的艺术人文关怀，就从精神俯视转化为精神的“低姿态”。

3、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

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以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的。马克思曾在为创作《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以物的信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他认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⑥显然，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英雄”和“理想”在消费时代的失落，揭示出“个体关怀”在现代文明中凸现的社会价值。在生产型社会中，物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生活的消费，因物质贫困而产生对富裕生活与社会平等意识的向往，因物质贫困也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类意识是生产持续性发展的必要社会意识，“精神俯视”的忧患意识也是生产型社会最典型的人文关怀。只有物质的贫困，才有精神的苦难；只有精神的苦难，才有理想和英雄。可以说，类意识和精神俯视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根源。群体利益，形成群体伦理的道德规范，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上的人文关怀，也以道德批判作为主要的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生产型社会以“真”和“善”为道德批判的审美判断。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因社会物质的变化而发生社会意识的某些转化，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人”从群体的物质依赖中独立出来，物质的丰赡使个体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实质，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因此，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从类关怀到个体关怀，作为类意识象征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失去了语境，个体意识、普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艺术表述的主题。

消费时代是一个艺术个体关怀和个人化时代。艺术创作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艺术家实验新的创作载体与形式的跑马场。录像、摄影和数码技术在记录与表达个人感受时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与心理需求十分吻合，他们以纪录、拼贴、复制数字处理等不同方式构筑的图像世界，既捕捉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营构了自我满足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人文关怀，往往不是对公共人文精神或人文问题的切入，而是“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正像波伊于斯（Joseph Beuys）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油脂椅》显然不会产生公共性的人文意义，那“黄油”和“毛毡”所产生的人性温暖，只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把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观念与语言追求便再所难免。而个性化观念与语言追求，也将赋予艺术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视觉审美体验。这种对于都市人的个体意识关怀和全新的个体表达方式，更适应与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种不是以人类命运拯救者的“精神俯视”面目出现，而是以各自个体的平等性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生发的一种“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所显现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是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所扩大的私密空间的信息传播、所提供的全球共享的个体终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与网络在扩大“自我视角”的同时，也复制着“自我视角”。电脑晶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预示了这个充分享有“个性”和“民主”的时代，恰恰因高度的标准化物质消费而酿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某种类型化。即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导致非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唯其如此，消费时代所呈现的“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才具有艺术人文特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自我视角”的人文意识，是对人类命运“精神俯视”的消费化，而艺术的人文关怀作为人性的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

在消费时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还转化为文化关怀。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艺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成为隐藏在全球性市场经济背后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国际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消费市场流通日益频繁和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文关怀，都共同面临着文化错置与文化解读问题。因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转换为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化、传播媒介、大众阶层的形成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文化”，一种适应当代社会的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系列。艺术文化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不是独立的语言作品或审美对象，而是一种文化形态。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以不同肤色的人在中药浴缸的混浴，所表达的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这个行为装置也存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是作品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复杂作用下的产物，而作品凸显的意义，也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公众阅读行为。像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审美上解读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一样，当艺术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文化关怀时，艺术作品既有审美因素，也有非审美因素，不存在单纯的“艺术”或“文化”，而是一体化的实存。当代艺术的概念也因此演变为“艺术文化”概念，并与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非艺术文化之大文化语境构成互动关系。

总之，当下中国艺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因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艺术人文特征的某种变化。这种新型的人文特征，既具有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共同性，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占有的份额，又具有消费时代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和时代性。

①见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②周韶华《上官超英的特写意象结构》，《美术》2000年第4期｡

③参见杨扬《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④参阅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转向》，《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

艺术特征论文篇3

关键词：城市环境雕塑艺术审美特征

城市环境雕塑简称城市雕塑，是现代城市建设和环境艺术的产物。现代城市雕塑与古代雕塑在功能上有本质的不同，古代雕塑主要服务于宗教，以雕塑为载体宣扬宗教教义，多雕刻于洞窟和寺院之中，没有环境艺术的本质概念。而现代城市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物质环境满足人类生存和行为方式等基本需要的同时，给环境注入人类意志、理念、情感和美感的综合性艺术。公共性是现代城市雕塑的显著特征，这就决定了现代城市雕塑在现代生活中所具有的公共环境艺术的本质，也决定了现代城市雕塑在与环境的共生中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古代雕塑的审美特征。

一、尺度与美感

自20世纪中叶始，欧美等国家一些建筑师和艺术家提出了“环境艺术”或“环境意识化”的概念，人和空间的关系就被提到了首要位置。在对待与环境相关的城市建筑、城市雕塑、壁画、园林等艺术时，雕塑家不再孤立地把城市雕塑作品作为目标，而是从文化和审美的视角来关注人们的生存空间，将环境与艺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的设计。作为公共艺术的城市雕塑，从设计开始就与环境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它必须通过建筑与环境要素相协调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也只有与建筑物及其环境在空间尺度上的和谐才能产生美感，这就提出了城市雕塑设计在尺度把握上与建筑环境空间的关系的问题。

首先，整体考察建筑环境及其地面空间面积关系，这是确定城市雕塑尺度的基本前提。空间是由建筑结构体系间的空地形成的，地面空间的长、宽、大、小、方、圆、高、低的形成，直接和建筑物结构体系的布局组合有关，形成规则的几何形地面空间和不规则的自由地面空间两个概念。不论哪种地面空间，都由诸多复杂的地面组织元素构成，如花坛、草地、水池、台阶、路面、桥、柱以及栏杆等，它们互相连接，规划出高的、低的、纵的、横的、斜的和彼此交错的地面空间，在视觉上形成各种地面形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雕塑的造型与布局，制约着城市雕塑体积的大小，这就要求城市雕塑的设计必须因地制宜，顺应各种具体地面结构形态，同建筑的结构逻辑之间保持着必然的联系。同时，也要巧妙地利用地面上那些必然元素（花坛、草地、水池、台阶、路面）的规律性，使之既不影响地面环境空间结构又能弥补建筑的缺陷，增加环境美感，整体思考城市雕塑尺度大小与地面空间比例的关系，取得和谐统一的尺度美感。

其次，把握好城市雕塑尺度大小与视距的关系。视距指人们欣赏艺术品的视觉距离。欣赏作品获得的视觉美感一方面靠雕塑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靠视距来调整，才能产生完整的视觉效果，符合我们常说的距离产生美。视距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观赏者的脚步可以前后位移，产生和雕塑远、中、近不同的视觉距离；二是观赏者的位置不变，雕塑的尺度在设计时可考虑其合适的大小变化，最终和固定的观赏点达成协调的最佳的视觉效果。前者是灵活的，适合较开阔的空间环境，而后者是被动的，适合较窄小的空间环境。城市建筑结构不同，地面空间预留也就不同，提供给雕塑家设计的地面空间也就千差万别。面对这些理想或不理想的建筑与地面空间，就要求设计者在追求美也就是和谐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在尺度大小确定方面既要考虑城市雕塑与地面空间的关系，又要考虑观者视距的需要，对城市雕塑进行整体而巧妙的设计，使作品在保持完整性的同时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因此，在城市雕塑设计中对尺度大小的把握上，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而一味追求抽象的、绝对的、理想中的尺度比例，要与周围的建筑、地面空间的实际空间和观者的审美心理结合，进行深入研究，试验不同尺寸的效果，遵循“尺度产生美感”这一美学原则。二、材料与美感

自然造物给视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不同的材料体现出不同的质地。从材料的原始状态来看，材料本身就具有自然之美，加上艺术化的设计与工艺制作，材质美在城市雕塑设计中就更为明显地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

城市雕塑具有实体性，构成实体的物质材料本身便成为城市雕塑作品呈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材质对城市雕塑来说，其表现力既体现在内容的传达上，又体现在形式的构筑中。作为物质实体的城市雕塑，其材质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往往通过它的肌理、质感、色彩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审美感受。在城市雕塑所使用的材料中，无论是金属、石材、木材、陶瓷、水泥还是树脂等，这些材料都具有不同的特性，显现出各自特有的材质美。材料的丰富为雕塑家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空间和传递思想内涵的可能性，雕塑家通过合理的选材，把触觉、视觉的感知与内容形式进行巧妙结合，来提升作品的审美品质。然而，在关注材质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现代城市雕塑是工艺与材料相结合的艺术。尽管可选择的材料很多，每一种材料都会显露出自身所具有的美感，但还是首先要了解材质美在人们视觉心理中的审美作用，以及应用材料的工艺水平，也应注意审美价值与材料价值绝不可等同这一事实。物质属性转化为审美属性并非单纯是由材质纯自然的实际存在引起的，应该认识到开发材料的审美特征，是设计者在充分显现材质本来属性的同时，经过艺术的创造过程产生出来的，是艺术地选择、利用和创造的结果。

材料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是现代城市雕塑艺术的一个显著特性，现代城市雕塑艺术向着多种材料与多种工艺手法发展，这种趋势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来愈明显。材料的品种与工艺手法的扩展，进一步丰富了建筑、环境与城市雕塑的有机结合点，从而也不断强化了人们认识现代城市雕塑的艺术特性与审美方式。材料天然存在的魅力与雕塑家艺术创造的结合，传递着艺术家的意志与观念，产生了视觉和心理功能的变化和美学上的效果，材料不仅是城市雕塑艺术表现的媒介，而且材料工艺的美感也大大丰富了其整体造型语言。因此，对材料自然形态美的认识，对材质审美价值的发掘以及与建筑空间环境的结合，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雕塑的材料的审美观念。

三、形式与美感

城市雕塑视觉形式的产生，来源于雕塑家对某种特定空间环境的把握和对形式法则的创造性运用。城市雕塑艺术形式的创造不同于架上雕塑，架上雕塑的表现形式可以自由表述；而城市雕塑是在限定中寻求形式的创造，是与特定空间环境的统一协调来整体思考的。限定与创造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城市雕塑设计恰恰是在这一矛盾中通过雕塑家自觉地运用一定的形式规律与法则，融入个人的情感与理想所产生的视觉样式。袁运甫先生认为：“作为城市建设中的公共艺术创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何适应大多数市民对待艺术的基本态度和理想追求，并正确地导向更具崇高精神意义的文化境界。”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既要协调特定空间环境与雕塑表现形式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如何适应大多数市民对待艺术形式的适应问题。

现代建筑在功能及风格样式上与传统建筑大相径庭，这就要求城市雕塑的形式应与建筑风格协调一致，从建筑的功能属性、空间环境的特性、工艺与材料的运用三个方面整体思考城市雕塑形式的创建问题。“形式”一词拆开来用，“形”可理解为象，“式”可理解为韵，在整个形式范畴中是韵统象，而不是象统韵。有了这种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形式的创造过程中，对“式”的把握是十分重要的。所谓“式”，从整个作品来认识，指的是支撑作品的整体结构关系，是形成“韵”的主要方面，也是产生形式美感的重要视觉因素。

城市雕塑艺术形式的建构，还需要注意对作品“正视面”的把握。正视面也称“主体面”或“主视面”，是指作品整体结构的主体朝向，诉诸视觉。它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极为明晰的视觉状态，往往是依赖于雕塑主体的朝向、动势的伸展、形象的直观、内容的明确,完成作品整体形式的创建。正视面是建立在对环境空间和城市雕塑整体结构关系把握的基础上而完成的，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是在具体形态展开之时所凸显出来的作品的整体结构关系。成功的正视面的获得，是建构城市雕塑形式美感的关键因素。另外，材料工艺以及色彩的独特运用也是构成城市雕塑形式美不可忽略的方面。

总之，作为公共艺术的现代城市环境雕塑，其审美特征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仅从尺度、材料、形式方面对城市雕塑的审美特征作了一些探讨性研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环境雕塑艺术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相信，在创造人类更美好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城市环境雕塑艺术将会发挥其应有的审美作用。

注释：

①袁运甫.有容乃大[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1.

参考文献：

艺术特征论文篇4

消费时代的艺术变化

视觉艺术在消费时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觉消费化，二是泛媒介化，三是消解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的界限。

1、视觉消费化

视觉消费化，隐含了视觉艺术经典语言在消费时代的“白话化”和视觉图像刷新的快节奏性特质。在消费时代，消费文化的视觉可感性在不断刷新受众的视觉印象，追逐刺激暴烈的图像逐渐成为视觉艺术家的创作目的。wwW.lw881.com从消费信息的营销理念出发，艺术比任何时候都强调它的视觉感受。特别是非常态美感的视觉冲撞，语言和媒材由此从表述的功能中独立出来，显示出视觉艺术家在文化营销中强化感官刺激的企划策略。

在这个消费时代，传统绘画的文化叙述也常常演变为视觉快餐。比如传统文人画的荷花是“文化符号”的荷花，不论八大的荷花还是老缶的荷花，他们的作品并不在于表现荷花的真实性，而在于用个性化的笔墨表达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寓意或文化隐喻。在消费时代，这个“文化符号”的荷花却逐渐演变成“视觉符号”的荷花。如在张桂铭的作品中，不论荷叶、莲蓬还是水鸟、游鱼都被平面化地切割分离，作品像色彩分割派那样将碧绿、粉绿、中黄、土黄、普蓝、土红填涂在分割的块面中，以显示对象中本不存在的斑斓的色彩。这种以草书用笔编织的线与色块的构成，已无关荷花本体形象的表达，重要的是能否产生新的视觉冲撞。

作为传统中国画的媒介语言，笔墨是传达艺术主体精神和情感的重要载体。但进入视觉消费时代，传统文人画笔墨不仅被还原到没有文化身份的“水墨”和“彩墨”，而且追求画面外在形式感的新鲜刺激，由此把“图式个性”作为当代中国画最重要的创新课题。所谓图式个性，是指画面整体的结构、造型、空间、视角、色调、氛围、意境上显现出的个性区别，它强调视觉感官上的节奏、韵律、张力和错觉。①图式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主体的个性往往是隐蔽的，它呈现的是视角与视觉的独特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审美体验的独特性。周韶华就曾说：“没有艺术语言的震惊力量，就不能震撼人们的视觉神经；没有超常的现代结构语言，就谈不上艺术语言的现代化。”②在这里，作为传统艺术规范和标准的“笔墨”失去了以往的效力。

2、泛媒介化

泛媒介化，一方面指视觉艺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性转变为技术意识形态的操控性，由此将当代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都作为艺术媒介；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视觉艺术的分类边界瓦解，各种媒介艺术特质的换位与整合。泛媒介化是消费时代艺术对媒介资源最大化利用，从现成品到人的躯体，几乎没有什么媒介不可以作为艺术的载体。

新时期以来，视觉艺术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换。在’85新潮美术之前，美术的发展与繁荣除了以往所注意到的诸多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却又常常被忽略的因素，这就是权力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美术体制的功能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这种美术体制的运作模式，首先要处理的是美术创作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美术的政治化自然就成为这种政治社会美术的主要特征。’85新潮美术之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及艺术市场的繁荣，美术的意识形态性逐渐淡化，而其商业性逐渐增强，原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术体制渐渐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一切视觉信息技术的媒介既是连接艺术与社会、实现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推动艺术不断刷新的手段与动力，也是艺术本体不断超越的载体。

非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意识，还促使艺术内部的界限消失，艺术变成一种无限扩大媒介的混合体。美术，已不再是国、油、版、雕唱主角，连、年、宣唱配角的媒介尊卑性；已不再单纯是架上经典艺术的形象塑造性，而是模糊不同艺术语言的边界、创造个性化的媒材乃至利用大众媒体或日常物品形成的泛图像性。获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金奖的刘俐蕴的《山水图卷》，用棉花和白丝绸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图式和意境阐释为具有现代灯光和空间的一种场景。这个从经典艺术的角度既不能归类中国画，也不属于雕塑的作品，正是利用大众性的媒介营构了幽雅、恬静、神秘而独特的空间审美境界。这个可以让普通观众自由进出的空间装置，正体现了消费时代艺术媒介无限扩展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岩彩画家，胡明哲参加第二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作品却是《自然痕迹》装置，作品将不同质地的织物和纤维营构在独特的空间中，展现了作为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装置作为新兴的艺术种类，改变了人们观赏雕塑时环绕作品的被动性，而是让人们直接进入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装置是介于环境和雕塑之间的艺术，是雕塑的环境化，是有观念和意蕴表达的环境艺术。走向媒介综合，正是技术信息化对传统架上艺术的整合。因为没有数码成像技术、没有电子影像，行为、装置、录影便难以广泛传播，甚至也不足以成为艺术。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新媒介艺术就是现代传媒的产物，超大型社会传媒机器和国际互联网既是这些新兴艺术的载体，又是它们的消费对象。也正是科学技术的支撑，才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生产速度，加速了新媒介艺术的消费速度。

3、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

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界限的消解，既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意识的深化，也是非物质消费“民主化”引发大众文化化的必然。大众文化的本质，是文化大众化的平等参与性，而大众的参与性和平等意识，必然会引导文化消费者成为文化生产者；或者说，文化生产者也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具有快餐消费特征的当代艺术，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平等的艺术参与、艺术创造和艺术消费的机会。那些在生产型社会中需要高难度专业训练和学养修炼的架上艺术，日益减少了它们的文化影响力，而专业技术含量少或者根本不需专业技术的装置、观念、行为、影像日渐显出其普及性。特别是数码相机、dv和拍照手机已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时候，普通人就可以完成一个画家的夙愿、一个导演的梦想、一个艺术家的名利。因此，当代艺术已疏离了人文塑造的技艺，而把具象、实物和现场作为图像的人文观念。这种文化理念正是物质消费的“民主化”模式带来的文化平等意识，不仅非物质的消费是平等的，而且非物质的生产也是平等的。“人人都是艺术家”，是消费时代对艺术家作为社会文化贵族身份的消解。艺术与非艺术区别的消失和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最终抹平精英与大众文化的两极。

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

从乡土大地的诗意到都市人文景观的时尚，这种作为视觉快餐式的消费时代艺术的转换，无疑都以都市文化和都市人文为主要观照对象，它所面对的文化命题，也极大地区别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文化理念。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原来的农村包围城市和农村供养城市的关系，转变为城市经济辐射农村，城市文明带动农村这样的新型关系。③与乡村相比较，当下中国城市是一种更为活跃的多元价值世界。

消费时代视觉艺术所转换的文化视野，在审美意象上，往往以都市人物和现代化的人文景观为观照对象；在审美角度上，往往从原来的“城市作为恶之象征”的批判性姿态转换为日常生存状态的描写和揭示。李孝萱，刘庆和、田黎明、周京新和何家英所表现的都市人物，都不再是从物质生活上否定都市文明的概念。刘小东、忻东旺、毛焰、石冲的作品注重以当下都市人物形象为表现对象，他们以平凡、本真、贴切和自然的视点审美凡俗人生。“他们不是英雄，虽然不过是平庸的凡人，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他们的作品以庸常生活为关注焦点，不是描绘飞扬的人生，而是表述安逸和劳作的永恒。他们的作品关怀和欣赏那些都市普通人，特别是城市新型阶层农民工的生存努力和为了生活所作的退让，即使这种努力是琐碎的，这种退让是阴暗的。喻红、申玲、刘曼文的作品还以性别生存为文化命题，切入女性在当代社会性别生存的真实境遇与艰难处境。生活在当下都市的女性，表面看来已拥有更多的权益，可以接受教育、丰富思想，也有获得工作、自立的机会。可她们的真实境遇仍处于劣势，在没有获得真实的性别平等地位以前，她们不过是“有美的躯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的被动者”。

消费时代这种艺术观照对象和受众主体的变化所形成的新的文化命题，自然也造就了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精神俯视的物欲化转向和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等方面。

1、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是美术在消费时代从审美教育的认识关怀，转向审美休闲的娱乐性关怀。

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现实是：’85新潮美术之后，美术从政治的美术、社会的美术、文学的美术、责任与工具的美术，回到形式的美术、语言的美术、本体的美术和文化的美术。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社会的逐渐显形，美术创作逐渐走向大美术的媒介整合，逐渐显露出追逐视觉消费的休闲娱乐性。这种意识形态工具角色和文学角色的淡化，意味着美术已演变为意识形态的边缘而成为大众消费市场的商品。④它不必再负载传统的重压，因袭沉重的历史包袱，扮演认知说教的角色，而以一种轻松游戏的心态并通过与金钱交换的方式来实现艺术的价值。

因此，作为文化消费的视觉艺术，在通过消费实现社会价值时所表现出的人文关怀，更多的是与受众的亲和性与娱乐性。消费时代最典型的艺术，都不是那些被动性的经典艺术种类，而是具有强烈参与性、互动性的装置、影像和行为艺术。这种人文关怀的目的，也是游戏化大于审美教育化。正是从消费文化的游戏化角度，你才能在威尼斯异域情调的文化之旅中，解读蔡国强获威尼斯第48届双年展国际奖的《威尼斯收租院》时空错置与文化错置所形成的游戏性的冲突和对比；你才能在欧美休闲一族的女士们中，体验徐冰在异质文化圈书写出一种跨越文化差异“新语言”的趣味性；你才能在宗教信仰与仪式最浓郁的国土，阐释谷文达人发装置《联合国》在不同的种族和地区产生的游戏图腾的文化反响。这些作品无关于生活、情感，无关于个性、风格，也无关于形式和美感，它们运用的修辞手法，诸如复制、挪用、戏仿、反讽，几乎是讽刺与幽默综艺晚会最常见的娱乐手段。由此可见，这些作品的非审美性，更多的是站在漫画化、喜剧式的游戏角度，把重大的、严肃的、甚至是深刻的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化解在幽默的戏谑与机智的娱乐中。社会、人生和文化问题，本来是沉重的，但消费时代的这些新媒介艺术却把它变得像相声、小品里的段子似的轻松和愉悦。这正是消费文化大众化的典型表征。

2、精神俯视的物欲化

精神俯视的物欲化，使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失去了悲壮的意味。如果说，消费时代的视觉艺术是“欲望的感性显现”，那么，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是用精神的“低姿态”与生活对话。世俗的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那么重要。

审美认识的游戏化转向，导致了以往社会那种精神诗意与神圣的失落。它所体现的人文特征，往往是忽视或者放弃精神、情感的诉求，消解生产型社会艺术的道德感召和现实批判。罗丹（auguste rodin）的雕塑《老娼妇》（又名《欧米哀尔》）以艺术的严肃性表达了悲剧性的人文关怀。在这个用凝固性的雕塑语言表达的真、善、美的道德批判中，“老娼妇”形象通过创作主体的“精神俯视”所呈现的忧患意识反而获得了精神净化。而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瞿广慈的《英雄》，把本是“英雄”的形象日常化，那里已没有“英雄”非凡的气概和崇高的精神，只有挟裹在诙谐戏谑中的玩世不恭。罗丹的《老娼妇》和瞿广慈的《英雄》所表现出的审美变化，揭示出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已发生了从理想、忧患、崇高的精神悲剧性，向实利、诙谐和休闲的精神玩偶性的转换。

被商业殖民化的视觉审美，把“美”作为欲望的感性显现。精神俯视之所以物欲化，是和现实生活的审美化或艺术化分不开的。在生产型社会，人们一方面更多关注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因清贫的物质困窘而用丰赡的精神作为补偿。如果说，生产型社会强调的往往是艺术的生活化，在强调艺术与生活联系的同时，因现实社会物质的困窘而使艺术与生活分离、生活不等于艺术，生活只有通过艺术的“超越与理想化”，才能达到逼近而超越生活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那么，在消费型社会，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已发生了某种变化，即生活的审美化。在这种新型的关系中，因物质产品的消费性特征而强调艺术对生活的“进入与现实化”，追求的是一种生活酷似艺术审美的人生境界。⑤可见，精神俯视的物欲化是生活审美化的结果：人们一方面更多地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特性与形象价值，另一方面则是这种“诗意”的物质和审美化生活消解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维度，当审美化成为消费时代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与杠杆时，物质困窘社会的艺术人文关怀，就从精神俯视转化为精神的“低姿态”。

3、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

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以社会生产的相对过剩为基础的。马克思曾在为创作《资本论》而写下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把“以物的信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他认为：“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 ⑥显然，类关怀的个体性转向，是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

“英雄”和“理想”在消费时代的失落，揭示出“个体关怀”在现代文明中凸现的社会价值。在生产型社会中，物质尚不能完全满足个体生活的消费，因物质贫困而产生对富裕生活与社会平等意识的向往，因物质贫困也使得个体与个体之间相互依存，类意识是生产持续性发展的必要社会意识，“精神俯视”的忧患意识也是生产型社会最典型的人文关怀。只有物质的贫困，才有精神的苦难；只有精神的苦难，才有理想和英雄。可以说，类意识和精神俯视都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想根源。群体利益，形成群体伦理的道德规范，建立在这种道德规范之上的人文关怀，也以道德批判作为主要的审美价值。现实主义所表达的人文关怀，实质上是生产型社会以“真”和“善”为道德批判的审美判断。当社会进入消费时代后，因社会物质的变化而发生社会意识的某些转化，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使个人消费获得极大的满足，“人”从群体的物质依赖中独立出来，物质的丰赡使个体消费成为可能。而消费的实质，是个体欲望的实现。因此，消费时代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从类关怀到个体关怀，作为类意识象征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失去了语境，个体意识、普通人的思想情感成为艺术表述的主题。

消费时代是一个艺术个体关怀和个人化时代。艺术创作被各种个性独特的创作理念所包围，成为艺术家实验新的创作载体与形式的跑马场。录像、摄影和数码技术在记录与表达个人感受时所具有的直接性，和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与心理需求十分吻合，他们以纪录、拼贴、复制数字处理等不同方式构筑的图像世界，既捕捉了外部世界的变化，也营构了自我满足的空间。他们的作品所显示的人文关怀，往往不是对公共人文精神或人文问题的切入，而是“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正像波伊于斯（joseph beuys）的许多作品一样，他的《油脂椅》显然不会产生公共性的人文意义，那“黄油”和“毛毡”所产生的人性温暖，只属于他个人的经历和体验。因为越是个人化、个性化的东西，越需要新的表现形式来支撑。为把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人性感悟方式表现出来，个性化的观念与语言追求便再所难免。而个性化观念与语言追求，也将赋予艺术以全新的面貌，给人全新的视觉审美体验。这种对于都市人的个体意识关怀和全新的个体表达方式，更适应与符合消费时代人们的视觉心理。

这种不是以人类命运拯救者的“精神俯视”面目出现，而是以各自个体的平等性身份（包括性别身份）生发的一种“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所显现的消费时代的艺术人文特征，是和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传媒与网络所扩大的私密空间的信息传播、所提供的全球共享的个体终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传媒与网络在扩大“自我视角”的同时，也复制着“自我视角”。电脑晶片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已预示了这个充分享有“个性”和“民主”的时代，恰恰因高度的标准化物质消费而酿制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某种类型化。即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导致非物质消费的标准化。唯其如此，消费时代所呈现的“自我视角”的“个体关怀”，才具有艺术人文特征的现实意义。实际上，这种“自我视角”的人文意识，是对人类命运“精神俯视”的消费化，而艺术的人文关怀作为人性的内核并没有彻底消解。

在消费时代，艺术的人文关怀还转化为文化关怀。文化问题之所以成为艺术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成为隐藏在全球性市场经济背后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国际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消费市场流通日益频繁和紧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文关怀，都共同面临着文化错置与文化解读问题。因此，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转换为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在科学技术、商品经济及其市场化、传播媒介、大众阶层的形成等综合因素作用下，“艺术”已经成为“艺术文化”，一种适应当代社会的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系列。艺术文化性成为关注的焦点，艺术不是独立的语言作品或审美对象，而是一种文化形态。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以不同肤色的人在中药浴缸的混浴，所表达的是不同肤色的种族文化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交互作用，如果说这个行为装置也存在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这个“语言”是作品在西方文化语境的复杂作用下的产物，而作品凸显的意义，也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的公众阅读行为。像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审美上解读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一样，当艺术的人文关怀转化为文化关怀时，艺术作品既有审美因素，也有非审美因素，不存在单纯的“艺术”或“文化”，而是一体化的实存。当代艺术的概念也因此演变为“艺术文化”概念，并与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非艺术文化之大文化语境构成互动关系。

总之，当下中国艺术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因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而发生的艺术人文特征的某种变化。这种新型的人文特征，既具有全球化消费时代的共同性，显示出中国在世界多元艺术格局中占有的份额，又具有消费时代艺术的中国文化特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当代性和时代性。

①见尚辉《从笔墨个性走向图式个性——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演变历程及价值观念的重构》,《文艺研究》2002年第二期｡

②周韶华《上官超英的特写意象结构》,《美术》2000年第4期｡

③参见杨扬《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写作的改变》,《文艺报》2004年1月31日｡

④参阅宁逸《消费社会的文学转向》,《文艺报》2003年10月14日｡

艺术特征论文篇5

关键词：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图饰；艺术特点

中图分类号：K871；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05-03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期比较重要的文化之一，属于彩陶和细石器共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多年来，许多考古工作者对红山文化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使红山文化的研究不断进入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广大艺术工作者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红山文化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获取红山文化中有价值的艺术符号，为现代的艺术创作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给养。

一、承载红山文化图饰的器物类别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一支文化，它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按照当时的使用功能，可以将红山文化时期的器物大体分为盛器、生产工具、礼器三大类别，又以陶器（彩陶、之字纹陶器等）、细石器（石耜、双孔石刀等）、玉器（玉龙、玉璧、箍形器等）为代表，以崇龙尚玉、尊祖敬宗为基本特征，因此形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

（一）红山陶器

从已经出土的大量陶器来看，红山文化代表着发达的原始农耕文化，当时陶器不仅用来作炊具和容器使用，还被当作生产工具、祭祀用品和生活的装饰品。红山文化时期的陶器有灰陶、红陶、白陶、彩陶和黑陶等，器身上无釉。器型主要有：瓮、罐、钵、碗、盆、斜口器和无底筒形器以及塑像等。其中以彩陶为典型代表，以红陶饰黑彩最常见。彩陶的纹饰多样，绚丽精美，蕴含丰富，突出地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具有极高的装饰艺术价值。

（二）红山石器

考古学证明，陶器、新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其中红山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和内涵特征。代表器物是掘土工具石耜和桂叶形双孔石刀，器形主要有烟叶形和草履形两种。此外，石器中以动物和人物的塑像居多，这与红山先民的图腾崇拜密不可分。

（三）红山玉器

在红山文化中，玉器一直以来都处于研究的核心地位，玉器不单纯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且还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这说明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这样玉器就被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玉文化里，有4个大类是非常独特的：云勾形玉器、斜口筒形玉器、龙形i和丫形器。特别是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玉龙的出土，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更是引来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红山玉龙造型完整独特，工艺精湛，栩栩如生，神秘精美，并且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在红山玉器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呈现出3个造型特征，即规整型（如勾云佩）、动物型（如玉龙）、神像型（如玉面人），其造型及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红山玉器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造型种类

鉴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造型较简单、雕琢纹饰单一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红山陶器和红山玉器这两个方面对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造型进行分析。

（一）陶器的纹样及图饰

在红山文化中出土的陶器上的纹样种类繁多，常见的主要有：细绳纹、篦纹、太阳纹、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彩陶纹饰有斜平行线纹、同心圆纹、折线回字纹、之字纹等。考古工作者为了方便研究，将以上这些纹样分为自然纹样和几何纹样两大类，这种划分方法也为艺术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便捷的途径。

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特点主要有：

1.红山文化陶器的纹饰由早期比较简单的直线条逐渐发展到晚期的较复杂的几何纹样，纹饰以菱格纹、勾连纹（图1、图2）和叠弧纹最有特色。

2.红山文化陶器纹饰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压印“之”字纹（图3）。之字纹线细，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有共用线，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

3.红山时期彩陶居多，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典型的绘制方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3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图案以鳞形纹、勾连纹和棋盘格纹3种最具代表性。

（二）玉器的纹样及图饰

红山文化时期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这些玉器主要可以分为四大类型，分别是动物形玉器，如玉猪龙、C形龙、玉龟、玉蝉、玉凤等；祭祀类玉器，如箍形器（或称马蹄形器）、勾云形玉佩等；装饰类玉器，如玉璧、玉丫形器、玉i；人物形玉器，如玉人等。相对来说，在红山文化玉器种类中，玉猪龙、玉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为重器。

红山玉器造型及纹饰的主要特点为：

1.红山玉器造型简练概括，器型以圆形居多，大量运用凸弦纹（图4）即棱线，如在出土的红山玉器中鸟类翅膀和尾巴、蛹的腹部和脊、龙的长鬃和勾云形器的弦等都采用棱线的表现手法。

2.广泛运用仿生和摄象造型手法，其中仿生手法的运用占主要地位，主要是摹仿被神化了的动物形和人物形玉器等，以动物形玉器最为显著。摄象手法即摄取自然形象再经过艺术加工的手法，主要适用于璧、环、箍形器和勾云形玉佩等。

3.浅雕和浮雕雕刻手法的使用。在红山玉器中，先民们大量应用雕刻手法，线条勾勒简单熟练，碾磨技艺精湛，将动物和人物形象或神态表现得惟妙惟肖，极具神韵。其他器物一般通体滑润无纹。

4.红山玉器十分注重局部特征的刻画与表现，其中以蛙状、棱状、梭状、环形和漩涡形（图5）这5种典型的眼部纹饰雕刻手法最为典型，这也是明显区别于其他时期玉器的一种雕刻手法。

三、红山文化图饰的造型特点

1.红山文化图饰的造型高度抽象，简练概括，通过大胆想象、夸张的造型，惟妙惟肖地刻划出极具艺术特征的生活形象。

2.红山文化图饰抓住生活形象中的突出特征进行重点刻画，通过最具表现力的局部特征来展现物体的全貌，收到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3.红山文化图饰造型表现手法大气恢弘，线条简练传神，没有精雕细刻却流畅生动，线条变化多端却有着独特的秩序和规律，凹凸、虚实结合，不论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

四、对红山文化图饰的提炼及创作

对红山文化中的图饰及其造型特点进行研究，主要是为了从红山文化图饰中提炼出有效的艺术形态，并将其符号化，进而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形式，再通过对红山文化图饰的艺术加工和创作，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下面以2013年已经完成的赤峰学院新图书馆的视觉系统设计为例，总结出对红山文化图饰进行提炼及创作的方法和步骤：

（一）收集红山文化图饰资料

大量收集红山文化中有价值的图形、图片资料，并筛选有价值的图饰备用。收集的过程为：

1.将诸多红山文化图饰资料按照发展时间分类细化，注意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一个时期内出现的纹饰一般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前人在研究红山文化过程中虽然对这些纹饰的特殊含义没有得出定论，但仍然为我们研究红山文化图饰提供了重要参考。

2.总结归纳同时期图饰的特点和共同点，为创作新的图饰做准备。

（二）提炼红山文化图饰

运用艺术手段，对收集到的红山文化图饰进行提炼，其方法是：

1.抽象法。将现有图饰的造型或线条高度概括或几何化，运用形式美法则进行艺术加工。

2.夸张法。把握收集图饰的特点，将图饰的特点进行放大，达到夸张的效果。

3.联想法。利用想象力对收集的图饰进行组合、添加、简化，形成新的具有装饰性的图饰。

（三）创作新图饰

面对当今读图时代，运用现代思维、现代审美和现代艺术等元素，把红山文化用图饰的方法传达给大众，无疑能让更多的人对红山文化有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为传承红山文化提供更便捷的途径。对红山文化图饰进行再创作的方法主要有：

1.重复法。将相同的纹饰进行反复的、连续的排列，形成一种有规律的视觉效果，并造成较大的视觉冲击力，收到使人记忆深刻的效果。这种重复既有绝对重复，也有正负形重复，其重复的形式主要有二方连续重复和四方连续重复。

2.对称法。将一个图饰或纹样参照同一个轴线或同一个轴点，相对应地、等距离地排列成一个新的整体，形成均衡、稳定的视觉形象。这种创作方法是形式美法则中完美的构图方式，具有很强的秩序感和节奏感。

3.渐变法。将一个图饰进行有规律的循序变动，在视觉上产生较强的层次感和韵律感。其渐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大小、疏密、粗细、距离、位置、层次、深浅、明暗等等。

4.旋转或放射法。旋转或放射，其实是一种特殊的重复，将一个图饰参照一个或多个中心点向外扩散或向内集中，一般可以形成很强的空间感和运动感。

以红山文化中的回旋纹为例：

总之，丰富多彩的红山文化图饰，不但反映出先民的文化形成进程和独特的审美思维，还为后世研究和利用红山文化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作为现代艺术设计者，必须珍视这一灿烂的古代文化，古为今用，不断推动对红山文化图饰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利用。

参考文献：

〔1〕郭大顺.红山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王建.原始审美文化的发展[M].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艺术特征论文篇6

【关键词】“互动”观念；互动电视；技巧的“互动”；观念的“互动”

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一句用语——“沙发里的土豆”形象地描述了那种逃避人际交往、整天埋在沙发里、在电视机前打发日子的人。而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信息时代，不加选择的“沙发土豆”越来越少了，人们需要快乐、刺激、实用，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演给自己看的电视！近年来，因特网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已经登堂入室了，而它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互动。陆地在《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的启示》一文中写道：“由于因特网对传统产业的整合是由数字技术的革命引起的，并不具有政治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特性色彩，因而具有无差别的普遍性意义。即是说，在发达国家发生的这场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传播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迟早也会在中国发生。这就意味着中国电视业被因特网整合、收编，也不无可能，甚至已不太遥远。”也许这番预言有些“危言耸听”，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第四媒体的崛起给电视提了个醒，要与网络竞争、拓展电视媒体的生存空间，就需要在“互动”上下工夫。

一、理解“互动”

“互动”是英语单词“interactive”的意译。Inter是拉丁语前缀，意思是“相互的”。“active”是“积极的,能起作用的,现行的”。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互动”这个词也随之热了起来。实际上，很多人使用的只是“互动”的一部分含义，或者是在现代语言环境中延伸出来的意义。从对“互动”一词在语源和语意上的追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互动”是随着现代电子计算机科技的发展而形成的。从抽象层面上来讲，“互动”就是发生在两者之间的行为或行为的可能；而具体地来说，“互动”已经由一种计算机程序语言发展成为电视娱乐的一种形式，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影响电视屏幕上发生的事件。

理论上当信息由传播者出发，单向地流往受传者时是没有形成“互动”；只有当受传者在接受了传播者发出的信息后，作出反应，并反馈（回传）给传播者时，这个信息的回路才得以形成。可见，“互动”产生的首要条件就是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形成一个信息流动的回路。此外，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不仅仅是交流沟通的关系，而是一种更为即时的反馈，它尽可能多地让观众参与到节目中间，并尽量多地使观众获得“内容”以便对电视节目产生影响作用。

二、“互动”观念产生的根源

所谓“观念”是思想意识或者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有时指表象）。要理解“互动”观念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就需要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来进行考察。

1.心理动因

受众是否具有“主动”的心理需求，是“互动”能否成立的心理动因。长期以来，人们都直觉地认为看电视是一个消极接受的过程，这个行为的认知卷入程度很低。在理论界，反应性理论一派认为观看电视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活动，观众的意图、计划、策略以及选择性在观看电视时很少起作用；而主动性理论一派则认为观看电视是一种主动的认知活动，它是观众、节目以及观看情境之间的一种主动的认识转换过程。结果是后者占据了上峰。后者通过研究脑电波入手，观察人脑的电活动与看电视之间的关系。最终证明了，“看电视和阅读相比，前者并不比后者在认知程度上被卷入的程度降低，就是说，看电视也是一个积极的认知过程”。

事实上，受众对媒介信息的认知是主动与被动的辩证统一。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主体意识也日益增强，受众认知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主体趋势是从被动性向主动性发展。此外，互联网上的交互式传播方式对人们的认知活动趋向主动性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网上任何人都有可能参与到传播系统中来成为信息的主角，从而适应了现代人崇尚自主、渴望参与的心理要求。现代人的这种心理要求也同样反映在电视传播中间。

2.技术动因

“电视”——“Television”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从远处看”，电视的诞生正是源于“能使处于甲地的物体在任意一处乙地被看到”的设想。在电视从无线到有线，从黑白到彩色，从直播到录播再到直播的发展道路上，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伴随着技术的完美配合。中国的广播电视技术也正逐渐与国际靠拢。当“互动电视”的风潮在欧洲、美国等地掀起时，中国也不甘示弱。现在，基于有线电视的网络双向改造已经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2000年，部级基础骨干网络一期工程提前完成，共建设部级基础干线网22950公里，连接了24个省（市、自治区），从而将全国70%左右的用户连接入了一个大网，为多种增值业务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中央电视台也于2001年11月成立了“互动电视组”，九运会和冬奥会的某些赛事已经实现了“互动”播出。当技术与观念在现实中相互渗透、融合时，“互动”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3.美学动因

接受美学的重要贡献是对读者主体意识的充分承认，在这一点上，电视传播中对受众主体意识的认识过程可谓与之“心有戚戚”。正如美国学者戴安娜·克兰所说，“接受理论修正了对于大众文化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心灵操纵假说——文本意识形态含义被公众不加质疑地接受。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观众主体意识的增强，使得他们对电视传播的期待趋向多样化、复杂化。现代传播者也越来越意识到观众的积极、主动的收视与其期待视野能否兑现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只有观众自觉地、主动地接受，电视节目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实现。电视传播的价值实现是由传受双方共同创作完成的。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创作与读者的“再创造”这两个创作过程是相对独立和完整的。而电视传播的价值实现中，这两个创作过程却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它们互为因果、循环往复。国内有些学者将其命名为“期待介入”，“指的是电视观众在电视节目创造过程中完全处于主动地位，由于电视观众的介入，极大地影响着电视节目的创制及传播效果的情形。”事实上，这里所说的受众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主动”，因为传播价值的形成是传受双方相互作用的产物，即是一种“互动”的结果。

4.经济动因

在经济上，把观众作为电视业的中心，表面上看来是“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的体现，其实也是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消费社会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以消费者为中心，消费行为是最重要的社会行为。而这一切，又都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所以收视率才成为了电视节目的一道生命线。正如喻国明教授所形容的那样：“‘传播’一词很容易使人以为它是单方面付出的一种行为——像阳光一样，只是给予，没有回收。其实，它一直是带着一根看不见的‘倒钩刺’的。它所回收的就是受众的注意力。”⑺

2002年2月《世界广播电视参考》杂志的《国际传播环境的新变化》一文中，分析总结了当今国外受众的信息消费特征：一是受众的主动选择性大大提高，二是受众对媒介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个性化信息为主，一般性公共信息为辅”、“对付费的信息服务和节目的需求逐步上升”、“通过媒介传播个人思想、观点的意识越来越强；通过媒介及其特定信息服务渠道履行知察权或知情权的意识越来越强；要求媒介对受众开放，积极参与节目的策划、制作和播出的意识越来越强。”等等。尽管这是作者总结的当今国外受众的信息消费特征，但其实这些特征在我国的一些发展较快的大城市中也同样存在，而且随着我国传媒事业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消费特征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我国受众中间出现并普及。

5.社会文化动因

“互动”作为一种观念来说，它的产生与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印刷时代下的媒体地位来源于对文化的垄断。在这一时期，媒体与受众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的掌握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媒体承载着启蒙的责任。于是，媒体本身就蕴涵着对文化的占有。随着这一意识，媒体积累下了被人们承认的话语权力，具有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而到了电视媒体的时代，媒体的这种地位却遭到了挑战。电视对观众的文化层次要求不高，只要具备最基础的生理机能都能接受电视所传递的信息。于是电视实现了对媒体的信息垄断的颠覆，因而电视媒体并不蕴涵着印刷媒体所具有的文化权力，而更多的是一个话语的平台，为各种文化的交融创造交流的机会。在电视媒体的时代，媒体与受众之间的区别也不再是过去的文化人与非文化人之间的区别而仅仅是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区别。媒体本身不再蕴涵着启蒙的作用，于是观众对媒体的景仰也必然随之消退。人们开始把媒体视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是神圣的。

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价值观转变的同时，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和更新。人们具有了更多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民主意识、法制意识，以及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的要求也在进一步强化。而就电视文化的社会审美取向来说，也呈现出“由一元向多元、由单纯教化模式向自主选择的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空间向私人娱乐空间的转换”。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观众通过媒体来反映自己的思想也显得十分自然。观众与媒体互动关系的产生，首先就产自于观众与媒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得以产生。而这种平等，是直到电视时代才出现的。

电视观念的变革除了要受到社会生活环境变革和社会文化观念的冲击与影响之外，其自身也必然会进行着观念的变革。“尽管与物质层面的变革相比，观念层面的变革要艰难、缓慢得多，但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的变革，终究要极大地刺激、影响着观念层面的变革。而影视一旦在观念层面发生剧变，势必极大地反作用于影视的物质层面与制度层面，使其相应发生剧变。”

三、“互动”观念下的应用形式

“互动”是依赖现代科技实现即时信息交流的传播活动，“互动”是观众通过使用媒介获得“内容”的手段，而“互动”作为一种观念则是对于观众主体地位的确立，这种主体性在浅层次上表现为观众对于电视节目的个性化需求，在深层次上则体现为实现观众对于节目的主导权利。

1.互动电视——个性化需求的范例

互动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电视娱乐和信息服务形式，可以说是一个极佳的个性化需求的范例。它将使被动的电视收看体验变成真正的交互式体验，在接收复杂的用户命令的同时，可以按照观众的要求提供多种形式的媒体内容：

·互动节目向导，也称为电子节目向导；

·点播电视，可提供储存在头端视频服务器里的电影和其他节目；

·通过电视实现互联网功能，包括电子邮件和网络浏览；

·按需提供“珍藏”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是互动电视业务提供者储存的信息或其他内容，并通过特定的网络提供给用户；

·互动电视应用，比如：在收看比赛的同时，允许观众选择不同的摄像机角度；

互动电视的魅力就在于它是一个“个性化”的电视（无论是对节目内容的个性化需求，还是对收视时间、方式上的个性化需求）。这些需求，对于电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1)传统电视关于节目单的概念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每个礼拜买回了广播电视报之后，就要好好研读一下下周电视节目的列表，并且在自己要看的节目上划上记号，以防忘记。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时间表安排看自己想看的节目，或者决定是不是要把它录下来。这种感觉有点像赶火车的感觉，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否则你就错过了。在这里，电视报扮演的是一张节目单的角色，这些节目都是为观众事前设置好的，但是互动电视就更像是一个超市，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组织你的购物单，以及你的购物时间。当你在选择所要观看的节目时，互动电视甚至还提供关键词搜索的功能。例如，你今天想要看恐怖片，在你输入“恐怖片”之后，你就可以安心地等待搜索结果了。最后要做的就是在搜索结果中挑出你想要看的一部或几部影片来。

(2)传统电视关于“黄金时间”的概念

传统电视“黄金时间”的概念，在互动电视中演变成了“我的时间就是黄金时间”。这一概念的实质是电视从点对面的传播走向点对点的传播。

互动电视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关于节目单的概念和关于“黄金时间”的概念，对于观众来说，当然是一个方便的举措，但是对于电视节目本身来说，是福是祸就很难说清楚了。现在的电视节目编排并不是随意而为的结果，节目的预先安排，是涉及到一个节目的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比如有新节目上了新的时间档，但是怎样向观众推广这个节目呢？可能最好的安排就是把它放在两个旧的收视率还不错的节目当中，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观众来尝试一下这个节目。有人曾经提出未来电视台就是一个大的节目库，观众要看什么就点什么。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当要推出新节目时，或者当想要改变一个节目的命运的时候，互动电视显然不是一个首要选择。互动电视方便了观众，但是对于从业者来说，这中间可能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给观众更大的选择余地的同时，也为自己留下发展的可行道路。我想互动电视并不会完全取代单向播出的电视节目，在我们推出一个新节目时，我们的首要选择仍然是在传统电视播出，当它造成一定影响之后，再移到互动电视中去，于是同时移植的是一个成熟节目的品牌效应和收视惯性。这样才能够为互动电视和传统电视节目创造一个双赢的模式。

(3)传统电视一次性消费的概念

虽然电视的传播范围很广，传播速度很快，却是一次性的、不可保留的。电视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有新鲜的东西，而正是因为电视在内容上的大容量需求，加上电视台自己的制作力量跟不上，于是就造成了现在电视上大量充斥着信息量不大、内容上只为凑数、填充时段的节目，这些节目虽然也投入了人力物力，但是不具备再次消费的可能。互动电视则向电视节目制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充分考虑节目的深度、广度和再利用的可能性。为了互动电视业务的开展，电视台必须要有丰富的、精彩的存量资源。所以随着互动电视业务的发展，精品意识将越来越强烈。

(4)传统电视家庭式的收视习惯如今电视机已经成了家里不可缺少的家具之一，收看电视也曾经是一种日常的家庭式收视行为。然而，现在这种家庭式的收视行为却正在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个人化的收视习惯。家庭电视普及率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经可以约等于100%，在北京465%的家庭拥有两台电视机，有5台的甚至超过了1%。电视机家庭拥有量的增加，不仅是因为现在电视机价格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们有此需要。也许这样的情景在你家中同样存在：晚上，父亲在电视机前收看新闻，母亲在另一个房间看着言情电视剧，而你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收看足球比赛。甚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在业余时间同时开着电视机和电脑。于是，现在很难再看到一家人聚集在电视机前共同收看一个节目的情景，而互动电视的出现则正是满足了人们的这种个性化收看的需要。

“互动电视”是传统电视在电视概念的边缘延伸，它并不是一种新的媒介，而只是一种新的样式。不过这种新形式必定会给电视带来巨大的变化，就像卫星电视造就了CNN、HBO、DISNEY等等家喻户晓的电视台和电视机构一样，互动电视也将给电视业带来新鲜血液。虽然互动电视带给传统电视业的并不是全盘否定式的颠覆，但互动电视带来的一些新观念必将对整个电视行业带来不小的影响。它促使我们电视从业人员去对以上这些原先所熟悉的一些概念进行重新考量和修整。

2.观众操纵下的电视节目——节目主导权的实现

所谓“观众操纵下的电视节目”并不是说观众操纵整个节目的制作、播出过程，而是观众参与到传播的环节中，成为节目创作的一个成员，而且对于节目的最终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多分支剧情电视剧（例如：日本的互动电视剧《抉择》、浙江卫视的《人生AB剧》）是这类节目的一种。它可以很好地将观众的意见收入剧情发展之中，它也可以提供不同的叙事角度，给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这实际上是借用了网络中“超文本链接”⑽的概念。这种链接关系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是比较接近的。从叙事方式上讲，多分支剧情的电视剧突破了线性叙事的方式。剧作家可以在文本的任何一个地方打断、撕开，开辟新的叙事路径；也可以在文本的任何地方进行缝补、接续，保持文本叙事上的完整性；从叙事主体上，这种方式打破了剧作家对叙事权的垄断，有限度地将叙事权渡让给观众。观众可以有限度地决定情节的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操纵感能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事实上它仍然只是传播者制造的一种幻觉。因为所有的选项内容是确定的，观众能够改变的只是它们的组合方式和结果，但对于各个既定内容选项仍然是没有主导权的。观众就好像在导演设定的游戏情节内自娱自乐了一回。

另一个例子是南京电视台的《对抗俱乐部》。制作方安排几个富有对抗性质的游戏，节目开始时，电视机前的观众就可以拨打节目的热线电话，当你拨打的电话与电视节目现场连通后，电话键盘就成了一个游戏遥控键盘，作为参赛一方，你可以在家中遥控电视屏幕上的游戏，跟另一位拨通热线电话的观众进行实时的比赛。这种参与方式跟以往的热线电话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场外的观众通过这样方式的参与成了节目的主角。他虽然不在现场，但是现场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得到了所有人的关注。而且正因为他不在场，也更增加了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对他的一种神秘感。就这个节目而言，它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互动”不仅是参与，互动是使场外的观众成为节目的主角，他跟节目的发展休戚相关，他可以部分控制节目的进程和结果。

四、作为技巧的“互动”与作为观念的“互动”

“互动”的本意中“双向”、“交互”是其重要特征。我们现在所说的“互动”，主要都是在强调观众由被动到主动的一种态度转变。关于观众是否能够真正拥有主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例如，王岳川教授在《当代传媒的“后现代”盲点》一文中曾经说道：“大众传播的播出是单向度的，不像对话那样有情感心性的交流回应，这种‘无回应’的播出缺乏沟通，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系统’……当然，现实中的观众也可以转换频道或关掉电视机而行使自己的选择权，这似乎也可以算是一种回应，但这仅仅是对施予的接受或不接受而已，仍然没有足够的权力运作方式给施予者以对等的回应。就这一关键性问题而言，传播是对接受者自由选择的限定，因为说到底，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或不收看的自由，而没有对答回应这种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正是由于受众拥有这种看还是不看的权力，才使得媒体不得不通过给予受众更多的对答回应、创造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来留住受众手中的遥控器。现代社会中，媒介竞争已经愈演愈烈，而目前的竞争也不仅仅是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竞争，更扩大到了媒介与人们各种生活娱乐方式的竞争。媒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有明确的社会分工的，试图完全改变两者之间的分工关系是徒劳的，更有意义的应当是考虑怎样在现实情况下，去改善这种传播关系，让受众拥有更多的平等交流权力，让媒体能够留住更多的受众。事实上，“互动”是传受双方的一种传播关系，必须由传受双方共同作用完成的。缺少任何一方的努力，“互动”都只能是孤掌难鸣。

作为技巧的“互动”能够实现的是更为及时的信息双向交流，能够让尽可能多的观众参与到节目中来，尽可能多地对节目产生影响。而这种功能的实现最终都体现为电视传媒所提供的信息质量的提高——不仅表现为信息内容的高质量，同时也应该表现为受众获取信息方式的高度便捷。

但若是将“互动”仅仅作为一种技巧来使用的话，由于这种技巧是先于观念而存在，就常常会造成为了互动而互动。于是观众进入了节目当中，却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平等的地位。表面上看来电视观众似乎成了节目的主体，但由于传播者是这个“传播游戏”中的规则制定者，于是这种主体便只能是传播者营造出来的假象或者幻觉，于是便有人疾呼：“观众，到底是游戏者，还是被游戏者？！”其结果是造成节目将庸俗化等同于通俗化，致使广大知识阶层观众与电视节目的脱离现象日益严重。传播者若非抱着平等的“互动”观念，就不会将观众视为节目的主人之一，也就不能给予观众真正开放、自由的空间。于是技巧便会流于形式，而内容则仍然是一片空白！

作为技巧的互动，提供给观众的是直观的各类反馈方式，或者是呈现在屏幕上的多种信息的选择按钮；作为观念的互动，提供给观众的是主动选择的愉悦感，是一种个性得到张扬的满足感。它会使观众产生自己是媒介主人的意识，毕竟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工具，而对于这种工具，传受双方都应当具有同等的使用权。

参考文献：

1、陆地：《美国在线兼并时代华纳的启示》，《电视研究》，2000年第3期。

2、《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409页。

3、刘京林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4、［美］戴安娜·克兰著：《文化生产：都市与媒体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96页。

5、胡智锋著：《中国电视观念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24页。

6、喻国明：《试论受众注意力资源的获得与维系》，《跨世纪中国城市电视发展与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01页。

艺术特征论文篇7

一、民族文化与国际化、现代化

初期的日本动画是在模仿美国迪斯尼等著名动画公司的作品风格及制作手法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但随着制作成本的下降和制作质量的提高，与本国特有的漫画文化相融合的日本动画逐渐走上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动画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现今的风格。它既有本民族特点，又紧跟时代潮流，多元化的题材、高质量的制作水平，使得日本卡通片走向了国际化与现代化。

二、题材多样化

日本动画在成为了日本国民经济产业支柱的同时，题材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并拥有了大量的观众群体。在创作的主题和题材上，日本动画不再单纯注重过去，而是转向现在、转向世界和宇宙，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去创作。同时对传统的文化、外来的文化的改造，注重整体的素质和能力，更多地关注思想、关注人类，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制作了大量的给社会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群观看，欣赏日本的动画片。如以体育为题材的《足球小将》、《钢Q超儿一气男》、《胜利投手》、《灌篮高手》;以青少年教育为题材的《湘南暴走族》;以黑帮为题材的《泪眼煞星》;以环保主义为题材的《来自远海的COO》;以国际、国家的一些热点问题为题材的《未来战争198X》;以侦探推理为题材的《名侦探柯南》;以妖怪为题材的《一队阿太郎》;以历史为题材的《浪客剑心》、《三国志》;以魔法为题材的《美少女战士》;以机器人为题材的《铁臂阿童木》、《机动战士高达》;以儿童生活为题材的《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等。日本动画的分类和题材的多样化，使得日本动画更像是一座分类详细而又井井有条的图书馆。虽然日本动画的观众年龄差别很大，但日本的“动画图书馆”完全可以提供适合各个年龄段和个人性格的特点的动画片供其观看。

三、产量巨大化和传播迅速化

日本动画和漫画在全球迅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产量，产量之巨大使得国外的传播者总能在题材多样的动画片中挑选到适合本国观众欣赏的产品。当然，巨大的产量并不是传播迅速的、广泛的必然原因。日本漫画的产量远大于动画的产量，而漫画传播的速度却没有动画快，日本动画传播迅速、广泛的原因，在于其可以很容易地通过重新配音和剪辑而改变文化差异和文化背景，这一点加速了日本动画的传播，并受到了全球性的欢迎。同时对亚东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巨大的影响，欧美各国也开始感受到日本动画的冲击力。

四、造型风格与动作风格

与美国动画相比，明亮的大眼睛、棱角分明的鼻子、尖尖的下巴、完美的8头身的身材比例、唯美到极致的外貌等夸张的人物设定，加上充满浓郁日本文化氛围的故事情节，已成为识别日本动画的显著特征。与充斥着英雄美女和人性化动物角色的美国动画一样，美少女和机器人作为日本动画的两大要素，也成为其独有的动画商业符号。

日本动画在人物造型上以作者的个人风格为显著的外部特征，每个作者的作品中都有一张似成相识的脸，例如:宫崎骏的影片《风之谷》中的娜乌西卡、《天空之城》中的西塔、《魔女宅急便》中的琪琪、《幽灵公主》中的小桑、《千与千寻》中的小千等;今敏的影片《完美蓝色》中的未麻、《千年女优》中的藤原千代子、《东京教父》中的美雪、《红辣椒》中的红辣椒等;手冢治虫的《阿童木》和《大都会》中的主要人物造型也有相似之处。

日本动画创业初期在制作形式上形成了经济和迅速的两大特点。其早期倾向于以剧情为主，认为只要故事脉络清晰，动画中的人物动态不够流畅也无大碍，更由于TV动画存在着时间和制作预算等限，因此对于每一秒的帧数不得不加以控制。与美国动画相比，日本动画在动作的连续性和流畅感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美国动画的动作偏软，日本的则偏硬。美国动画是为了表现动作而表现动作，日本动画表现动作是为了表现剧情。不过事实证明，这也促成了日本动画能够在画面上有超越动态本身的更佳表现。另外，日本动画片一般要给主人公设计一套完美超酷的动作，以便在播放时用电影的镜头语言来加强动作的美感。目前的日本动画基本上可以在原有帧数不变的情况下让动作产生“时空感”，在此基础上创作理念也开始向以角色为中心转变。随着日本动画的进一步发展，其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正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所接受。

五、电影化与写实化

日本动画很注重利用电影的手法来讲诉现实中的故事，看日本动画更多的是在看构图，看电影语言。日本动画表现一个任务的动作往往要分成4～5个镜头，但其实每个镜头的动态并不多，然而效果却很好，可以说日本人做动画的手法更像是在拍电影。如今敏的《千年女优》，完美的剪接做出的流畅分镜让观众看得目不暇接，惊讶于动画也能做出犹如故事电影般的效果。日本人很擅长把电影的东西用于动画来表现，押井守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师。他的镜头语言非常复杂，强调镜头之间的转换与衔接，其游刃有余而复杂的艺术手法，使他跻身于世界级的前卫电影艺术家行列。代表作有《人狼》、《攻壳机动队》。

日本动画的画面处理具有很强的写实性。如对背景的处理基本上忠实于原素材，只是在色彩和结构上加以改进，更接近照片的质感。《人狼》中的房子全都是实景拍摄，然后像工业制图一样准确地给予再现。如《攻壳机动队》最后场景中一个厂房的俯视镜头，先用三维建模之后再用手工绘制，力求做到写实真切，大友洋的《阿拉蕾》中精确的空间再现、细密的物件写实、细致入微的画面、恢弘磅礴的气势以及毫无掩饰的暴力，令看惯了迪斯尼温馨家庭动画片的世界各国的观众瞠目结舌。这位暴力美学大师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和背景部分画的非常真实，这个特色也影响了他的动画。我们在他的《回忆》、《阿基拉》、《蒸汽男孩》等作品中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宫崎骏对其很多作品中所处的时代环境同样做了细致写实的刻画。

六、精美的画面，唯美的绘画风格

日本动画片因其写实的风格、细腻的画工、精致的画面而形成了一种唯美的绘画风格，这一类型的动画片以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片为代表，如《龙猫》、《幽灵公主》、《千与千寻》等。新海诚的《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秒速5厘米》等作品中优美的意境与逼真炫目的视觉效果也十分令人惊叹。

艺术特征论文篇8

关键词三维水墨动画传统水墨动画风格艺术效果

一、前言

中国水墨动画曾以其特殊的艺术表现力在国际上辉煌一时，这种中国特有的本土动画形式也取得无数的骄人荣誉。但自从中国动画创作走上商业化创作之路，而传统的水墨动画由于其制作工艺的异常复杂，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艺术创作脱离商业市场运作，使传统水墨动画近些年近乎绝迹，中国水墨动画开始走入低谷。

二十世纪末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艺术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部分艺术创作者开始探索寻求通过计算机操作平台来创作新水墨动画的形式，来发展本土动画产业，既可以节约成本，免去了摄影和中间画反复的工作，又可与现代动画技术相结合，可以说是水墨动画在新形势下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

计算机三维水墨动画创作虽然脱离了传统水墨动画的创作方式，但它创作形式与目的上还是遵循中国传统水墨绘画的特点。首先，使用3d技术模拟国画中的效果，画面强调用笔用墨的绘画性，表现画面中墨遇水的浓、淡、干、湿、焦特性，具有明显的水墨晕染的效果；其次，讲究意境之美。以抽象的元素来表达一种意境，传达物象的虚实与气韵；再次，在叙事内容上水墨动画通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将中国古典艺术所独有的淡雅、深邃的气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二、三维水墨动画与传统水墨比较

计算机三维水墨动画在继承中国传统的水墨表现力上要弱些，这和它创作者和创作手法不同有关，三维水墨动画创作更多的是懂得计算机软件操作的制作者，而相对缺乏对于传统水墨绘画技法与风格的了解，并且整个动画作品的完成也脱离了传统的创作方式。而传统水墨动画它是基于艺术家的绘画艺术风格进行创作的，比如《小蝌蚪找妈妈》用的是齐白石的画意，《牧笛》取的是李可染的笔法，而《雁阵》掇的是贾又福的墨趣。所以三维水墨动画目前只是追求表面的形似，很难达到一种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水墨动画在其水墨画的属性中引入电影语言的概念，使其成为时空的艺术。因而它具有作为电影的审美元素，如景别、蒙太奇、长镜头、音响等。这些审美元素被动画家们加以利用，创造出符合人们观影思维的动画作品。分析传统的水墨动画镜头语言的表现通常是固定镜头或者是推拉的方式，简单而又朴实。数字水墨动画由于其操作平台的改变，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新的特点，对于镜头的运用更为丰富，可以表现在画面中游走纵深的空间表现，更多的使用些长镜头的效果，这种淡雅虚幻的空间流动中来表达一种诗意，在这种镜头空间的表现力上，三维水墨动画画面要比传统水墨画略胜一筹。

构图是水墨动画的一大特点。传统艺术的水墨画中对构图、色调、氛围等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常出现大量的空白。用三维实现水墨效果当然也是要考虑到传统绘画艺术的构图，画面里的每一个元素的摆放位置都应该是经过思考的。三维技术严格的遵守西方的透视原则，而传统水墨画常用的是散点透视原则，因此应在这方面注意模型的空间设置，不是单纯的场景就能具有国画的意味，三维制作考虑到摄象机运动的变化，从而需满足整体运动水墨画的构图效果。

“动”是计算机三维水墨动画表现的一大特性，而“意”是传统水墨动画表现的内涵。目前，运用三维技术手段创作的中国水墨动画有《夏》、《河塘月色》、《气韵生动》等，这类三维水墨动画表现除了借鉴国画的意境外，更重要的表现了“动”的态势，《气韵生动》设计思路是表现一种写意国画的大气蓬勃，流动的线条，笔意苍劲有力，轻快的旋律，在画面留白之处，运用书法、诗词、印章等来补白，来体现出中国画独特的审美风格，加上晃动的摄象机的运动，产生了新的视觉艺术效果。

故事情节设置。水墨动画完全具有表现故事的能力，它的画面构成运用电影的时空观念，镜头画面设计等动画电影性的语言去演绎中国的水墨画，诠释一个耳目一新的水墨动画，水墨动画要发展，要前进，必须以电影的创作规律作为主导，以电影语言为陪衬，在进行画面构图时，运用色调、景深来呈现主体，并能拓展画面空间，增加画面信息量，使中国的水墨动画在世界动画界散发出让人惊叹的魅力。

三、比较三维水墨动画与好莱坞三维动画

分析三维水墨动画与好莱坞的动画区别，从表现的题材来说，水墨动画叙事更多是表现山水写意虚幻的色彩，更具绘画性个人色彩，通过水墨的表现力将笔墨情趣与优美诗境融进了每一个画面里，笔墨是叙事意境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言中表现一切，含蓄而洒脱，意境深远，以叙事方式来揭示一个深刻的主题，包含了丰富的哲理和象征意义，使观者在欣赏的同时达到心灵上的共鸣。而好莱坞三维动画，通常以卡通人物或者拟人化的角色为叙事中心，景物衬托人物，画面讲究空间层次，色彩单纯而绚烂。

水墨动画作品对于竹、笛、琴、鹰、鱼、水等意象也颇为偏爱。大量地使用了古典水墨画中这些古老的意象,使得影片看起来充溢着古朴内敛的中国画境诗韵风格。好莱坞的三维动画创作更具电影观念和语言。

四、展望三维水墨动画创作前景与规划

水墨动画在故事内容和取材方面，其强烈的东方色彩不太适合来表现欧美故事，可以用来表现一些含有中国特色元素的情节设定，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创作动画形式在当今完全还有潜力可以挖掘。

近几年国内电脑动画制作技术实力明显增强，电脑绘制背景技术已较为普及，三维和二维电脑动画发展迅猛，具备较为完善的制作体系。以完成的三维水墨动画短片如《夏》、《河塘月色》通过贴图材质，渲染方式，来模拟水墨风格，效果独特。但目前三维水墨动画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属于小成本规模的制作，故事情节展现也没有传统的水墨绘画来的有深度，如何更好的将各种先进动画技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表现水墨动画这特色，达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传统水墨的辉煌，还有很多的地方需要改进。那么在新的环境下，如何提高自身的艺术创作？:

首先，开发符合自身创作环境的动画软件。任何硬件、软件技术的更新都是由于艺术家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要求的提高而探索产生的，好莱坞的设计这一系列的制作环境更符合他们自身的创作内容。所以本国的动漫艺术要有所创新与发展必须提高自己的软件开发的能力。目前国内在水墨动画有正在开发renderdancerv2.0水墨渲染引擎，具有调节笔、笔触、纸等符合水墨渲染特性的控制键来调节渲染，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简单理想的效果。加强软件开发与应用，为艺术创作带来更多的便利，使制作环境更具有规模化、体系化。

其次，水墨动画的特点在于传达一种意境，如何叙述故事，是艺术创作的关键。水墨动画的表述通常缺乏语言，只通过单纯的音乐与画面的结合来传达故事的内涵，故事的情节设置是需要推敲斟酌。三维制作环境为水墨动画制作提供了更为丰富创作手段，使动画叙述情节表现有更多的选择性。

再次，动漫制作的产业化。水墨动画是动画创作的一个分支，它的创作方式必须产业化规模化，这样才能制作出更为精练的艺术作品，早期的水墨动画创作在世界独树一帜的关键就是创作者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精力。

艺术特征论文篇9

关键词： 电视文艺 美学特征 多元性 便捷性 普及性

电视文艺是一种新潮艺术形式，从美学视角与高度上来系统地研究电视文艺的美学特征，无疑对于提升电视文艺的美学品位、深化电视文艺的美学内蕴，均具有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意义。为此，本文结合笔者个人多年来电视文艺的工作实践与理性思考，对电视文艺的美学特征这一重要命题，进行系统化研究与论述，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电视文艺的美学特征，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研究。

一、多元性

电视文艺的第一大美学特征，是它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又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成要素的多元性

电视文艺的构成要素，既有艺术性元素，又有科技性元素。其艺术性元素，主要是具有艺术的形象性、抒情性、思想性、创造性等特点与要素。其科技性元素，主要是电视文艺的制作（摄像、配乐、后期制作等）、传播（卫星发送与接收）、收视（主要靠电视机）等各个环节，都要以高科技为依托。因此可以说，电视文艺的构成要素是各种艺术性元素与各种科技性多元综合体，其构成要素多元性的美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二）艺术种类的多元性

电视文艺的艺术种类十分丰富多彩，也呈现明显的多元性美学特征。“电视艺术作为电视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指电视屏幕上播出的各式各类文艺节目，其中包括：电视剧、电视综艺节目、电视艺术片、电视专题文艺节目，以及音乐电视（MTV）、电视文艺谈话类节目、电视娱乐节目（如游戏类、益智类、乃至新近出现的真人秀节目）等等。同时，电视文艺还应当包括直播或播映的电视文学、电视音乐、电视舞蹈、电视曲艺杂技、电视戏曲、电视戏剧、电视电影，乃至于诸多亚艺术电视节目如艺术体操、冰上舞蹈、时装表演等等。”[1]由此可见，电视文艺艺术种类的多元性美学特征，也是有目共睹的。

（三）观众层面的多元性

电视文艺的观众层面，具有鲜明的多元性美学特征，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无论是达官显贵、富商明星，还是平民百姓，都是电视文艺的热心观众。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妇孺皆爱、官民同喜。电视文艺的观众层，在各种文艺中高居榜首。

二、便捷性

电视文艺的第二大美学特征，是它的便捷性。

电视文艺的观赏，只凭一台电视机，一按电钮，便可自由选择，可谓“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观众可以足不出户，坐地家中或办公室内，就可以自由观看。而且，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通过网络和手机，都可以观看到电视文艺节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文艺真个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其便捷性的美学特征，也是有口皆碑的事实。

三、普及性

电视文艺的第三大美学特征，是它的普及性。

电视文艺节目紧连千家万户、紧连你我他，在各种文艺形式中，它的普及程度最高。“目前，电视艺术已经遍及我国城乡，成为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门艺术，电视艺术所拥有的观众数量，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遥遥领先，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2]

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现有各级各类电视台近3000余个，覆盖了全国城乡。许多大城市可以收看数十个频道。从一定程度上说，收看电视文艺节目已成为城乡居民的首选。

特别值得一起的，近年来出现的“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非常6+1”、“星光大道”等栏目，更使电视文艺成为观众梦想家园。许多人不仅观看电视文艺节目，还希望自己进电视文艺节目，成为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渴望自己也成为电视文艺明星。阿宝、郝歌、李玉刚、玖月奇迹、月亮传奇、朱之文、刘大成等等，都成为这一梦想的实现者。由他们引领，中国的电视文艺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大普及的高峰。

艺术特征论文篇10

关键词：叶以群 文学特征观

叶以群是我国在文学理论界具有巨大名声而又令人时人和今人都敬仰的文学理论家。他的一生都“遵命文学”，他热衷文学、长期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他在文艺理论方面造诣极深，著述很多。他在文学特征观方面持的观点是：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这一观点，直到现在仍为我国很多文学论著所遵从。同时，这说法几乎成了文学理论中一个不容怀疑的定律。建国以来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几本文学概论著作，都毫无异议地坚守这一定律。

一、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概述

叶以群作为我国对文学理论研究极深的一位文学理论家，其文学特征观始终坚持“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

在叶以群看来，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不仅具有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一样的共同性质，而且具有自身得显著特点。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里，人们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两种主要形式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点表现在其来源和作用以及认识的过程。但是，作为一种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文学、艺术与哲学、社会科学又各有不同的特点。哲学、社会科学以抽象的概念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文学、艺术则以具体的、生动感人的形象的形式反映客观世界。[1]哲学、社会科学一般以公式、概念、定理、理论的形式为人们表现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性知识，然而普列汉诺夫说过：“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使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最主要的特点。”[2]也就是说，艺术、文学的主要特点是运用生动具体的形象来给人们呈现出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叶以群通过对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的分析得出他的观点，认为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进行塑造和人与人彼此的关系进行具体描绘，从而呈现一种具体、生动的生活场景，以形象的形式用文字来表现出生活状况。

叶以群得出文学、艺术是适应着人们认识现实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是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为主要描写对象，因而也就决定了它必须借具体的、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3]所以，文学和艺术有着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特点，即文学的特征是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

二、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形成的背景和过程

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形成的原因除了他自身对文理论的积极认真探索和研究，当时国内外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也是观点形成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文学理论以及文艺学，最早是从域外引进的。一开始，我国的文学理论深受苏联的影响，形成一种文学理论的“苏联模式”，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逐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中苏关系也有所破裂。反映到文学理论上，就是这年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提出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和文艺学体系，同时由蔡仪和叶以群领衔分别组织写作班子，编写教材。在1961年北京召开高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周扬嘱咐叶以群组织班子主编全国高校通用的文学理论教材，这就是他后来与叶子铭等编纂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尽管如此，在以叶以群为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中仍然存在着浓郁的苏联味道。因此这本书书只是在文学起源论、鉴赏论、批评论以及例子上，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材料，才是书本带有了中国的风格和民族的气派。但在指导思想、理论体系、基本命题这些方面上，却仍然来自“苏联模式”。

在文艺解放后，教育部组织人员对叶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修订，全书的章节结构基本不变，一般只在观点、材料、文字方面进行修改加工，若干章节则做了较大的充实和删改，艺术文学现象除个别外，原则上仍以一九年为界。所以说，叶以群“文学是用形象反映生活”的文学特征观点依然对文学理论领域有着深远影响。

三、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对后来文学特征的影响

自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成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之一后，他的文学特征观点影响了很多文学理论家对文学基本特征的理解，文学理论家对以后的文学特征有了新的认识，而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点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文学理论领域普遍遵从的观点。

文学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科学则用理论的形式反映生活。这些说法几乎成了文学理论中一个不容质疑的定律。后来在我国，对人们的文学理论观点产生较大影响的几本文学理论著作基本上都是以这一定律为准则。例如：巴人的《文学论稿》（1954年）说：我们所谓文学艺术的形象性也就是文学艺术不同于别的学术文字的一个特征：学者是由一定的观点，解释事实，表现自己对事实的态度。但在文学艺术中，情感表现得更为广泛的，是借了更生动的形象的形式而描写的……文学艺术与思想科学不同的仅是表现方法，而其内容则是相同的，即同样在发现真理……[4]又例如郭正元的《文艺学新论》（2009年）说：文学用形象化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就要描绘种种具体生动的图画，栩栩如生对的人物，以呈现生活的面貌，而不是用概念的逻辑推理的论理方式来抽象地说明生活。[5]这两个例子都表明了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点对人们的文学理论观的重大影响，也表明其是具有可取性的。

文学要反映的既是具体的情景，也就要有完整的面貌，主要是描写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具体生活情景。[6]也正是因为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符合这些要求并且具有相对较高的影响力和可取性，才得到人们对其的认可。

当然，也有人对“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提出异议，这是因为时代是不断发展的，而文学理论也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不断更新充实，但是总的来说，叶以群的这种文学特征观至今仍对文学理论有着巨大影响。我们研究文学特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未来，也要结合前人的经验总结，对像叶以群的文学特征观这种观点要吸收其有利的精华。

参考文献：

[1][3]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出版，1979年修订后再版）第35页，第43页

[2]《》，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地第4页

[4]巴人：《文学论稿》上册，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