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陪审员制度十篇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1

【关键词】 人民陪审员　立法问题　缺陷与不足　完善措施

解决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内容应当是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语言表述有所不同。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制度，迄今为止对宪法进行了3次修正，也均未提及人民陪审制度。在当今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

（二）现行法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混乱。我国现行的涉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四部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相当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表述不清。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第九条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但1983年修正时却删除了这一规定，其对应的关于合议庭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这样在第一审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合议庭就成了可参加可不参加，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应当”变成了“可以”，进而使该项制度成了“可有可无”。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仍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而在其第一百四十七条审判组织中，又把原来（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修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使这项制度也成了“可有可无”。在同一部法律内这两条的表述似乎有前后相互矛盾之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把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制度来规定，也都只是在审判组织中作了“可有可无”的规定。由此看来，现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地位的规定确实有些尴尬。

第二，关于在哪一审级的审判中可以采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不一致。在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在行政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赋予行政诉讼以更大的灵活性，即行政诉讼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均可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且如果行政诉讼案件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话，也是与法院组织法的基本规定不相符，在立法上是相互矛盾的。笔者认为，这是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一项差错。

第三，现行各部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表述不尽一致。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都表述为“人民陪审员”，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都表述为“陪审员”。法律语言应当是高度严密和统一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损法律语言表述的严肃性，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瑕疵。

第四，现行各部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表述不一。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而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只规定有同等的权利，没有“义务”二字。行政诉讼法对此干脆不作任何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同呢？当然不是。从法理上讲，任何时候权利义务都应当是一致的。这些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修正完善。

（三）现行“聘请特邀陪审员”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中，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赋予了其职权：“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这说明，人民陪审员是经选举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审判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力的人。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与审判员一样对案件的处理行使同等权力。审判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项权力的行使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依法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有权行使审判权，没有规定“聘请特邀陪审员”可以行使审判权，也没有授权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聘请特邀陪审员”参加诉讼。因此，目前一些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聘请特邀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这种做法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亟待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和陪审员产生的程序等没有具体规定，陪审员的素质难以保证，有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经济补助标准各不相同，很多情况下，补助很少甚至没有补助。基于上述原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不搞陪审。因此，亟须出台《人民陪审员法》，就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举程序、任职资格、职责范围、权利义务、管理与培训、经济保障等具体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1、陪审员职权不明确,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陪审员在审判中究竟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陪审员的具体运作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了保障。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在作出判决时,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就是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这也是近年审判中陪审制度弱化的原因之一。

2 、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实践中,有的法官有“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让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有的即使请了陪审员，对其意见也是采取“听而不理”的态度，甚至不允许陪审员参加合议，进行表决。正是由于这种对陪审制度的不正确看法，在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3、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实践中有的陪审员甚至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

4 、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不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陪审员的选举很不受重视。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根本“排不上队”，因此造成了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例如，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和团体推荐人民陪审员，等等。在实践中，当某个案件的审判需要陪审员的时候，负责该案审判的法官在本案陪审员“候选名单”中挑选。法官乐于挑选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悉的陪审员的作法屡见不鲜。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方式干预过多，与法院的牵连过多,导致选举出的人民陪审员不能真正对法官监督，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也减弱了.

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

1、 严格规定人民陪审员条件和选任程序。人民陪审员除了要年满二十三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身体健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条件外，还要对本案无先入为主的偏见。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是在案件审理前随机产生，这样选出的陪审员不与法官产生利益冲突，更不与双方当事人有关系牵连，他们能在法庭上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判决，自主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受外界干扰。另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人民法院陪审员办法，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

2、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通过诉讼法的修改程序或在陪审员办法中明确陪审制度适用的具体案件范围，防止当前的随意化现象。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人民陪审员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履行下列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4、明确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奖惩措施及保障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出台后，全国法院反响强烈。但因为肖扬院长在讲话中提到年内最高法院将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故大多数法院仍在观望中。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人大代表不宜担任同级人民陪审员

人大代表由于其代表的广泛性以及社会活动知名度等原因，是许多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首要人选。对此，全国人大的决定并未限定。但我们认为目前人大代表担任同级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普遍作法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法律，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案件和被确定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后，便开始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审阅案卷、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调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参加法庭审理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人民陪审员在履行审判职责时，就是法官，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而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作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可以行使对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力。如果大量的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就人大代表个人来说，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显然是与我国的政体相违背。

其次，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其在案件审理中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官，然而他又可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类似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这样的监督工作缺乏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实行陪审员和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陪审员必定和审判员在客观上具有“捆绑利益”，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很可能就会在监督者与审判者之间迷失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发生错位，从而导致懈于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由于担任陪审员，人大代表也很可能和法院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就有可能在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工作中出现先入为主的倾向，难以确保对司法审判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比照法官的产生程序，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按照“谁任命，谁监督”的原则，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其任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监督。而人大常委会又是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理应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显然，这就陷入了循环怪圈，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实施细则中将此问题予以明确。

二、人民陪审员的年龄上限是否应规定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上限决定未作规定，实践中有许多法院一般是以当地公务员任职上限年龄为参照，即限定在23岁以上，60岁以下，笔者认为这是不适宜的。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此未予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定公民权利的原则，法院将选任资格进行限定是不合法的。

二是对许多退职人员来讲，由于热心公益事业或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历，担任人民陪审员更为得心应手，也是老有所为的体现。

因此，认为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设立年龄上限的做法不妥，只要身体健康足以胜任工作就行，而不能搞人为限制。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期能否连任

《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民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

我们认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最大区别就是非职业化。理论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有以下优势：1、职业法官由于长期闭门审理案件有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学术理论方面的探究和适用，而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接近大众生活，更具有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参审会更贴近实践，在理论上更完美，给审判工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2、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他们往往比职业法官少一些偏私和顾忌，会更公平地判案。3、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法律及其运作体系，已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成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把持的过程。允许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到审判中，保持民众的声音，既可以监督法官，也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此保持法治和民主的相互联系。

陪审员虽然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但与法官却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陪审员肩负着监督法官廉洁公正司法的重要使命，是对审判更为直接和有效的监督方式。陪审员连选连任显然与上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陪审员连任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似国外的“一案一选”制。有的陪审员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这样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一方面，陪审员连任制的直接结果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陪审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和隔阂由此产生；另一个结果则是陪审员的专职化必然导致专业化，这使他们迅速向法律职业者演变，而日益摆脱“民间化”和“非职业化”的特征。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把陪审员与法院和法官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陪审员对法院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陪审员也无法起到对社会和周围人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作用。总之，连任只能造就一批“准法官”，而无法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应有功能。其实，陪审员的连任制除了违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外，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负面效果。由于陪审员在特定时间内的固定性和总体上的临时性（将来的无保障性），再加上对陪审员监督措施的欠缺和制度的缺位，给陪审员腐败提供了可能。相比法官而言，这些陪审员的腐败风险更大，收买成本可能会更低。陪审员连任并不能起到“监督司法公正、教育民众”的作用，相反，却更容易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失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民主内涵。

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在实施细则中明确不可以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任期不超过两届。

四、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法院一直是重视的。如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自各级人大的人民代表160人，占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的委员共96人，占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29％。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在选任中初步确定各行业的比例为：公务员15％、教师10％、医务人员10％、科技人员15％、企业职工15％、居民15％、农民10％、社会知名人士10％，其中女性人民陪审员比例不少于40％，少数民族不少于10％，党外人士不少于30％

我们认为，在注意代表面的同时，更应注意在政治层面上，应考虑派、无党派人士等。在社会界别上，应考虑工会、共青团、妇联、教师等。作为多个民族同时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也应有一定的比例。专业人员应占相当的比例。如金融、计算机、知识产权、医疗、建筑、外经外贸等等。也要考虑到名额在地域方面的平衡。我们认为应提倡一人多代表性，如既是妇女，又是知识分子，还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确保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有较多的代表面。但不应从所谓社会精英中选择固定的人长期去“陪审”，更要限制特定的官员阶层乃至特定职业的人参加陪审。这样才能使陪审员不致成为“法官外的法官”。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低一直是陪审制度的诟病所在。因为审判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许多法院普遍认为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参加合议庭审理和评议案件的活动中，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只起到“陪坐”或者“陪衬”的作用，建议多选任学者型陪审员。

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特长，反映了法院对于社会精英的要求，但从我国当前受教育程度看，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要求过高，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目标。

其实，那种试图通过选任各领域专家充任陪审员，以更好地解决某些纠纷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专家也有其行业利益，例如请医学专家担任医疗纠纷案件的陪审员，他能否保持公正的立场就大可怀疑。这里恐怕也有物伤其类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专家可以保持中立，当事人是否相信其中立性又是一个问题。这是选任中的一个难题。

五、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

《决定》第七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我们认为名额的确定应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数量不易过多过滥，防止本末倒置。二是数量太少，使其作用难以发挥。

最高法院的草案中曾提出，人民陪审员选任后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以每年每人十件为宜。可惜，人大决定中没有采纳此意见。

我们认为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编外职业法官”，易于与职业法官的关系过于密切，对于公正审判可能也无益处。过少，则不利于陪审员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自身作用的充分发挥。具体陪审案件多少，还应结合实践确定。

六、人民陪审员的培训

《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这一设定有其合理性。

但培训不能试图将陪审员培训成法律专家，这在实践中既不可能也不经济，且完全损害了陪审员的自然的判断能力，并最终损及制度设立的初衷。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将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与法官同等的职权；二是人民陪审员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可能与法官发挥同等作用，应当将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对法官审判案件进行监督；三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既行使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又对审判活动发挥监督作用。《决定》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对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仍应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同时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法官形成一种监督和约束。这种监督作用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固有的。关于陪审员的定位，沈德咏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中指出，实行陪审是当今世界大多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度。我国的陪审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是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培训应以培养陪审员的基本法律意识为目标，以明确陪审员职责为重点，增强陪审员审判案件的使命感、责任感。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证据的采信规则、陪审员的职责和权力、廉政制度规定等基本法律规定。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具体的法律、事实问题，应由法官通过指引予以解决。要以制度的形式对陪审员的职责予以明确，防止出现陪而不审的局面。

七、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法官自由权过大

《决定》对必须实行陪审的案件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

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 “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愿意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在司法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会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认为，应确立陪或不陪由当事人定的制度和机制。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审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若当事人要求陪审，法官有义务为其找陪审员。这时，应至少有需要数量3倍以上的陪审员供当事人挑选，候选者要当庭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从而使当事人在选择陪审员时有一个了解的机会，当事人对陪审员有申请回避权。这样就真正使陪审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八、人民陪审员可否放弃陪审

对此，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可以在确定前主动放弃其参与审判的权力。但一旦参加审判，就必须保证按时参加审理案件。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立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因此，对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理是强制性的，只要确定其为陪审员后，则不允许无故缺席。在审理过程中，其承担的职责亦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放弃。

九、选任陪审员的程序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是保证这项工作制度有鲜活的、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是人民陪审员担任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基本条件。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过程中体现要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我们确定的程序是：

一是选任公告公开。利用报纸、电视台、信息网络以及张贴选任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公告，将选任条件具体而明确、简明扼要地提出来。

二是报名自愿。自愿报名者来法院填写报名申请表（或通过网络下载），申请表中须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报名，凡未填写报名申请表的不具有参加选任的资格。

三是资格审查公开。由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对申请报名人员进行基本情况核实后，按照要求逐个作出确定，制作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决定书。

四是社会公示。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必须突出民主性和合法性，对拟任命的陪审员在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上公布于众，公示期满无发生有悖于条件要求的反映的予以正式任命。

五是任命颁证。由市人大举行庄重的颁证仪式，通过颁证任命这一形式，增强人民陪审员活动的社会效果。

六是建立档案，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业绩考核。

参考书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贯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几个问题探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2

关键词民事审判人民陪审员陪审制度

一、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概念及渊源

(一)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概念

陪审制度是指由普通公民中的非 法律 职业人员参加案件审理的一种制度。①民事审判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在民事诉讼中,审判机关吸收法官以外的社会公众代表参与民事案件审判的制度。

(二)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法律渊源

《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②第40条第三款规定:“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③《民事诉讼法》这两款的规定确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民事审判的一种制度。

2004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9年4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又明确指出将改进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WWW..COm

(三)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 历史 渊源

现代 陪审制度起源于11世纪的英国,随后传入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陪审制度由于其所固有的民主特性与启蒙主义思潮的民主、人权理念不谋而合,因而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们所热情讴歌”④。陪审制度的出现,使司法在解决纠纷、分配正义和稳定社会方面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促使其完成在社会变革中的使命,同时又有力地遏制了司法权的滥用和消除司法领域中的不公正现象。在英国的民事审判中,采用的是陪审团,即由12人组成的审理陪审团。1933年《司法实施法》第六条规定对民事案件基本上不采用陪审审判制度,把要求陪审团的权利限于诽谤、文字诽谤、恶意控告、非法拘留、勾引、违背婚姻的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有申请时才使用。⑤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的陪审制度,而且把接受陪审审判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之中。

综观世界趋势,民事审判中采用陪审制的国家已经很少,即使采用的,也将范围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目前世界上陪审制度发展的趋势是仅在严重的刑事犯罪中采用,在法国和巴西,对大多数重罪的审判保留了陪审制度,且是强制性的。而民事案件则不采用陪审制度。在日本,2009年进行司法改革,重新引进了陪审制度,但是只有对重大的刑事案件初审才采用陪审制度。

二、我国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保留的必要性及其功能

(一)我国民事审判中保留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

1.我国目前的 政治 制度决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通过吸收普通民众进入审判组织,让人民分享审判权能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性和优越性。人民陪审制度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审判、健全法制的积极性,同时也调动了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积极性。

2.我国目前的 经济 社会状况决定。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仅30多年,经济发展迅速。经济的发展带动社会的转型,各种各样的矛盾大量地涌现出来,民事案件受案量也激增。“审判过程既是一个具体法律规定的适用过程,也是当事人发生利益冲突后的利益平衡过程。利益平衡的恰当性是社会接受判决结果的主要考量因素。”⑥有些判决结果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都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当事人就是不满意,因此,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正义的朴素认知提出自己的意见,判决结果容易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我国的文化国情决定。

综合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人民陪审员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参与审理的案件数也是逐年递增。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部分法院审判员数量不足的困难。尽管人民陪审员制度设立的初衷并不是为此。

而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实中最受争议的问题在于很多人认为陪审员陪而不审,合而不议。“不少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没有任何驾驭庭审、听证、认证的表现,只起陪衬作用,形同虚设”。而在评议过程中,出于对职业法官“权威趋从”的心理,其观点要么与法官完全相同,要么很容易被法官说服动摇;有些陪审员甚至根本不参与评议。由此可见,陪审员根本没有起到参与、监督审判,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民主。

(二)我国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的构想

在很多国家已经取消了在民事审判中适用陪审制度的时候,综合分析我国国情,笔者认为,我国还是应当保留该项制度,但是要让人民陪审员真正在民事审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应当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加以改进和完善。

1.从民主制度层面的改进和完善

(1)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的选取应当扩大范围,这样才有利于解决纠纷。笔者认为,在人民陪审员的选取上要注意范围的广泛性,才能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制度的民主功能。而现行 法律 规定须人民陪审员要“专 科学 历“以上,该要求明显过高,不规定文化程度要求不利于审判工作的开展,规定学历过高又限制了大部分人的民主权利,有违陪审制度的民主性。应该根据地方情况及特点,对学历放宽要求。

(2)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监督作用,应当取消专职陪审员。真正实行随机抽取产生参与个案审判的人民陪审员的制度。挑选程序的随机性防止陪审员为某个社会阶层垄断。“陪审员挑选的随机性质被形容为陪审团制度的本质”。专职陪审员长期在法院工作,其思维会与法院工作人员越来越接近,且会与法官关系熟悉亲密起来,那么其监督作用会大大减轻的。所以应当取消专职陪审员制度。

2.从司法制度层面的改进和完善

笔者以为,一项制度要保持运转良好,一定要权利义务平衡。首先要内部权利设定要科学,其次是外部制约机制要完善。

(1)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的审判权范围应界定为事实认定。笔者认为,导致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人民陪审员审判权范围的界定不清。根据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权利,包括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笔者以为,应当把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的审判权范围界定为事实认定。让其根据自身的社会经验,生活常识和法官一起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评议和认定,然后根据确定的事实,由法官单独来决定法律适用即可。

其次,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要明确。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中,应当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范围作出明确界定。在实践操作中,不能将人民陪审员用作是解决法院审判压力的一种手段,而要让其真正发挥作用,如果在大量的简单案件中,甚至公告案件中使用人民陪审员,那只是对陪审员资源的一种浪费,而并非设立这个制度的本意。

(2)建立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制约机制。“按照权利和义务相均衡的原理,同等权利应当同等义务”,才能保障一个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人民陪审员不认真履行职责,并无相关的责任,这样只依靠人民陪审员的自律,显然是不能维持一个制度长久良好地运行的。因此,要从立法及司法各方面完善监督机制,才能保持住该制度的生命力。

注释:

①陈业宠,唐鸣.中外司法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5页.

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40条.

④刘岚.人民陪审:制度创新方能重塑辉煌.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31日.

⑤左卫民,周云帆.国外陪审制的比较与评析.法学评论.1995(3).第21页.

⑥赵万一.我国司法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人民法院报.2009年1月14日.

⑦安克明.不平凡的十年突破性的进展——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成就综述.人民法院报.2007-11-24.

⑧[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14页.

⑨怀效锋,孙本鹏.人民陪审制度初探.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3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 作用 问题 措施

陪审制度源自古希腊，为中世纪欧洲少数封建国家所继承，盛行于资本主义社会，被英美两国加以发扬光大。我国引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于2005年5月1日开始实施。《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我国陪审制度产生重要影响。笔者曾担任过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参与审理过多起杀人、强奸、盗窃、抢劫、诈骗等刑事案件。现就本人陪审经历，谈谈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分析陪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索改革和完善的具体措施。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1、陪审制度是国家审判机关吸收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程序，并由其行使一定司法职能的制度。目的在于扩大司法民主，以普通民众参与行使审判权的形式，实现公民对审判权的分享与监督。让群众参与案件审理，体现政治民主与司法公正、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例如，近年来，漳州作为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第三大聚集区，共有台资企业2000多家，台商9万多人。为了维护台商合法权益，漳州市各县区法院普遍成立涉台审判庭，聘请台商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案件的审理活动，并通过他们宣传大陆法制，这有利于拉近两岸同胞的距离，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

2、陪审制度改变了专业法官垄断司法权的现状，由于人民陪审员的社会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社会道德等方面分析案情，反映民意，能够消除双方当事人的怀疑和顾虑，减少法官与公众的隔阂，增加公众的对司法的认同感，缓解目前法院案多人少的工作压力，切实维护审判的中立与公正。

3、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审判，分享法官的审判权，并对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进行制约，从而减少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官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与偏见，有利于遏制办人情案、关系案等偏私现象的发生。陪审制度通过权力的分割和制衡来监督司法权，以确保司法公正。

4、给予当事人充分选择陪审的权利，由于审判组织形式是当事人选择的结果，当事人就有理由相信整个审判过程在程序上是合法的、公正的，对判决的结果就会容易接受，进而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并会更加自觉地履行法院的生效裁判，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在立法上存在缺陷

陪审制度作为一项民主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需要有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虽然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现行宪法并未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有的法律依据中，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陪审制度的表述不一致且较为零散，《决定》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太过原则。由于缺乏实践操作性，以致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举、职责、权利、义务、管理、培训等不甚一致。因此，立法不足影响着陪审制度的正常运行。

2、陪审员的人数普遍偏少、相对固定化

《决定》第八条规定：陪审员一般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该条规定对担任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限制较为严格，把一些德高望重的农村长者排除在外。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该是公民普遍应当享有的权利，就如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一样，而不应该重重限制层层挑选。此外，社会各界对人民陪审制度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对人民陪审员参加陪审了解不足。导致了人民陪审员名额偏少，社会代表性不强的现状。如果人民陪审员限制在少数人范围内且较为固定必然影响其价值的发挥，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编外法官”，从而失去了这项制度的群众性。实践中，由于陪审员人数不多，无法再进行分类，选择的范围很局限、狭小，故采取直接指定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的做法，或者出于方便工作考虑将陪审任务交给固定的少数的积极性较高的人民陪审员，这样，既有违《决定》第十四条之规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应当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来确定。”也让一部分人民陪审员成为常任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判，从而变相的成为半职业化法官，让人民陪审员制度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

3、陪审案件的适用范围不明确

《决定》第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这一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社会影响较大不容易准确理解和把握。对于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法院一般都会比较慎重。其次，未对当事人申请期间及其程序等作出规定。如在开庭通知当中没有告知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利，有很多当事人实际上也不知道还有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权利，导致该制度在实践层面被弱化，甚至成为一种制度摆设。再次，当事人可以要求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是否也可以拒绝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如果符合陪审条件案件的当事人要求采用陪审的方式进行审理，法院是不是有权拒绝？《决定》均没有规定，实践中各种做法都有。这导致了实践中哪些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参审不好掌握，以至于有的法院仅仅将人民陪审员作为一种审判力量不足时的补充，甚至作为一种廉价的“劳动力”使用。人民陪审员制度名存实亡，或者造成审判实践中运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混乱，不能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4、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

《决定》中只是原则性的规定了“人民陪审员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但未加以具体的区分。对于确定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应当做好哪些庭前准备工作，在案件的审理、评议、裁判等阶段又有哪些详细的职责规定，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使陪审员制度在运作中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保障。正是由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对于自己的职权与义务不够了解，对于其如何发挥在审判中的作用更是心中没谱，所以实践中，个别陪审员一般不阅卷，也不作调查，对案情一无所知，庭审中也只是静坐（甚至打瞌睡），始终一言不发，出现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违背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有些人把陪审员当作一种炫耀，没有专心认真办案，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决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这要求人民陪审员具备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现实中，人民陪审员来自于民众，来源广泛又相对具有代表性，但是一般缺乏法律专业知识，也不可能达到职业法官的业务技能和要求。在认定案件事实上，难免出现不正当的甚至是错误的裁判。故陪审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享有的权利既要具体详述又不可能与法官完全一致。西方陪审团和法官分别行使事实审和法律审，而我国人民陪审员则是全程参与。

5、对陪审员的监督管理措施不健全

现行法律（包括《决定》）尚未对人民陪审员的工作纪律及责任追究作出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制度不完善、奖罚不明。在管理制度上，各地法院对于陪审员的管理职责、考核评价、使用、奖励、补贴等制度做法不同；缺乏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具体规则。人民陪审员的称谓对一些人来说仅仅成了一种荣誉。一些陪审员不注重自己素养，有些女陪审员服饰穿得过于花俏，影响法庭严肃性，有些陪审员不按时出庭、开庭时不注意法庭秩序，更有甚者有些陪审员泄露审判秘密，影响案件的审理，而《决定》没有规定相关的惩罚规定。对于人民陪审员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仅凭感情判案，出现错案，《决定》对人民陪审员也缺乏责任追究机制。由于管理不完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就不能保证案件质量，缺乏奖励与惩罚就不能促使人民陪审员加强学习，注意形象。

6、陪审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首先，是经费问题。《决定》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审制度所必须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实践中，陪审员的补助微乎其微，笔者每参与审理一个案件，从阅卷—开庭---评议，几天工作才补贴10元，而帮他人写份诉状至少也有50元。报酬难以保证，陪审工作积极性自然大打折扣。其次，是时间问题。许多陪审员都是身兼数职，一般都有一份除了陪审员之外的本职工作，这样在时间上就很难保证陪审工作的正常开展，陪审的质量也就可以想象。有的陪审员来去匆匆，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到法院了解案件的情况，有时连开庭及合议的时间也难以保证。

三、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具体措施

1、从立法上统一规范陪审制度

由于我国宪法对陪审制度没有作出规定，导致陪审制度得不到足够重视。往往是随着人民法院的需要而出现，随着法院不需要而消失。因此有必要将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宪法规范加以规定，应当在宪法中恢复确立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了宪法的依据。明确规定公民可以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工作。同时制定专门《人民陪审员法》，对涉及到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各项制度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使陪审制度落到实处。

2、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连任机制

对人民陪审员选任，要制定科学的选任程序，明确选任标准，把道德标准、社会阅历、文化法律素养等作为选任的重要内容。但在农村地区，可以适当放宽条件。陪审员的选任究竟要实行“大众化”？还是“精英化”？理论界观点不一。有的认为，人民陪审员应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代表性。代表一定的阶层或群体,可采取个人报名与群众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建立符合陪审员资格的人员花名册，随机抽选。从而扩大陪审人员的社会面，使更多的人获得参与审判活动的机会。美国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包括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毕竟审判是很专业的活动，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而且人命关天！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所以笔者比较赞成“精英化”观点。

另外，《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但对连任未作规定。笔者认为，陪审员任期宜短不宜长，不可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连任不超过两届。人大代表不适宜担任陪审员。这样可以扩大民众参与度，让更多的人获得陪审机会，也减少陪审时间，限制任期内参审的次数，不至于影响本职工作，而且让陪审员保持对审判活动有新鲜感，从而增强工作的责任心。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 

人民陪审员应享有的权利主要有：①参与审判权②调解权③监督权④职业保障权等。人民陪审员承担的义务有①遵守审判纪律②保守审判秘密③依法履行职务④按时出庭等。

5、建立健全人民陪审员培训考核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

实践中可成立专门管理机构如人民陪审员办公室，辅助人大从事人民陪审员审批工作，监管法院聘任陪审员，保障陪审员的经费补助，监督陪审员参审权利的使用。专管机构还可以定期举行专业性较强的培训活动，规范对陪审员的教育，在减轻了法院培训负担的同时也增强了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能力，使整个陪审员管理模式驶入正规化轨道。 

明确陪审员职责与奖惩制度，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强化业务培训，让陪审员们不断提高专业水平、积累丰富审判经验，能够参与到更多的案件审理当中，充分表达出合法、公正的人民意愿负责对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进行综合测评。一方面，对陪审员的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和审判作风等情况进行考核，对表现突出的，应采取适当方法予以表彰奖励。另一方面，对于故意不履行陪审义务的公民，应给予相应的惩罚，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审判活动的，长期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可免除其职务，并且也可参照国外的经验，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对其在审理案件中违法违纪应确立和审判员同样的惩处标准，这方面可以参照《法官法》的规定作出具体规范。

6、其他方面的完善措施

一是人民陪审员的误工补助必须严格依法落实。应强化财政的保障，制定较高的标准，经费的来源应由同级财政部门专款拨付，按时足额发放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和参与案件审理的补助及交通、就餐等费用，确保人民陪审员的经济利益，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二是法院要加强与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的沟通、协调，争取人民陪审员所在单位对陪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在时间、待遇上给予充分的保障。三是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案件时应当统一着装。由于在我国人民陪审员被称为是“不穿法袍的法官”，且人民陪审员来自于普通公民，可专门配发有别于法官制服的人民陪审员服装。这样，有利于为维护司法形象和庭审的严肃性。四是不断加大宣传力度，大力宣扬人民陪审员中的先进典型，将有陪审员参加的案件带入群众中去，呼唤全社会对陪审制度、陪审员的认可，提高社会各界对人民陪审员的认知程度，吸收更多的普通公民参与到人民陪审员队伍中来。

总之，陪审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的途径和方式，是我国推进司法改革、弘扬民主价值观念及宪政建设的重要举措。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人民陪审员制度将进一步得到完善，并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其应有优越性，特别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参考资料：

1、 蒋惠岭：《论陪审制度的改革》，载《人民司法》1995年第6期。

2、 钱贵：《人民陪审员的大众化的原因》，载于《法律图书馆》

3、 王胜宇：《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载于《法律图书馆》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4

关键词：人民陪审；陪审制度；倍增计划；功能价值

决定增加一项制度的运作规模，其前提条件应该是该制度目前运作的效果非常好，又或者是现行的规模不足以发挥其本应具备的功能作用，因而才需要有所增强。除此之外，毫无依据的加大制度的运行规模，不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而且还将进一步扩大原制度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为“推进司法民主，畅通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监督审判工作渠道”，应“加强人民陪审员工作”，其中包括“启动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①对此笔者在思考，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目前运作的效果如何？是否达到需要“倍增”人民陪审员的必要条件？“倍增计划”的意义何在？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目的与价值。

一、陪审制度的价值与作用

陪审制度起源于古代希腊和罗马，是在古代审判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项诉讼制度。具体观察西欧国家的现代陪审制度的发展历史，则发现其由中世纪法庭裁判中由当事人邻居组成的“调查陪审团”制度演变而来。当时他们的主要负责协助法官调查案情，以证人的角色出现在法庭上。后来逐渐演变为具有司法权的裁决者。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反对专制及司法擅断的斗争结果。

毫无疑问，陪审制度核心的目的都在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的独断专横。通过保证普通公民参加审判，并且在事实的判断方面有独立于专业法官的权力，以防止法官专断。这体现了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

而在推进司法公开的进程中，陪审制度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关于司法公开的具体含义，最高人民法院明文界定为六个方面，包括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其中陪审制度在法庭中吸纳了公民参与审判，使得这些参与审判的公民第一时间获得法庭审判的原始信息，是庭审公开的最佳途径。同时也是监督审判的最高效方法。体现了陪审制度的司法监督价值。

于此同时，有公民参与的审判，为法庭提供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较之于与社会环境有隔膜的法官相比，普通公民更容易了解被告的心理及其所处的状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专业法官囿于专业的视角或行业的利益所出现的某些偏见。②尤其是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类型案件，公民参与审判能够弥补法官的职业空白，与法官互补实力。这主要体现了陪审制度的司法公正价值。

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运行现状

我国的陪审制度沿袭了原苏联的模式，虽然建立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但直到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争议之声不断。毋庸讳言，我国人民陪审制度却长期流于形式。争议主要源于人民陪审沦为“陪衬”的现状，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决”。在多数的基层法院中，这些专职陪审员被用于补充法院的劳动力，名为陪审员实则做法官助理的工作。更不可思议的是陪审员甚至无需出庭听审，裁判文书就会出现他们的名字。这确实与设立之初人们对该制度寄予的厚望形成了强烈的落差。

三、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发展方向”之讨论

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的效果不尽人意，于是引发了很对学者对此的讨论，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的建议全面引进西方的陪审团制，有的则建议全面撤销人民陪审员制度。

诚然，美国是陪审制度运行最好的国家，但20世纪后期，“以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为代表的一些有影响的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引发民众对陪审团制度的思考，美国也出现了对陪审制度批评和要求改革的声音。有人说陪审制度影响了司法的效率；有人说陪审制度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有人说担任陪审员的义务是对公民个人生活的侵扰等等。面对这些批评，有些专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如刑事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不必一致同意等。”③不难发现，国内大多数人对陪审团制度在美国的运作成果有过高的评价。对于这些制度的舶来品，我们多多少少存有误解，却不知很多时候其是在经过打磨、剖光、包装后呈现给我们的不完整的事物。就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而言，其运行中也遇到不少的阻碍，产生了许多消极作用。但往往我们只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全然不去理会和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产生消极影响，只是一股劲儿地倡导将陪审团制度引入我国。

再者，每一项得到良好运作的制度，都需要具备合适其扎根发芽并且成长的土壤。基于我国陪审员制度短暂的法律历史、与陪审制度相匹配的相关制度以及国民性格素质等方面的考虑，笔者认为我国目前尚未具备实施美国式陪审团制度的条件。一味地强行植入，其结果只能是“橘逾淮为枳”罢了。

此外，笔者也不支持全盘撤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观点。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发挥其本应有的作用，是因为该制度目前存在缺陷，需要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因噎废食”不是理性的做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赞成最高法院提出的“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倍增计划”强调的是增加陪审员的人数总量，但制度具体的运作配套措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进。其所体现的发展方向是单一的壮大陪审员的规模。难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即在当前司法体制改革遇到瓶颈有所倒退的情况下，陪审员倍增计划只是一个转移观众视线的幌子，实在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价值。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该何去何从？

四、改进并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

基于以上思考，以及结合多种考虑因素，笔者认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进，继而才能真正发挥陪审制度的功能和价值。

第一，修改人民陪审员的任期时间。我国《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笔者认为五年的任期时间似乎有些过长。在实行陪审团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员是从居民身份证、纳税名单或者驾驶证中临时随机抽选的，被抽中的陪审员在审理完该特定案件之后，通常不会再被选中担任陪审员；而在实行参审制的大陆法系国家，通常法律规定的陪审员任期都很短。我国将陪审员的任期规定为5年，其弊端之一就是将陪审员异化成为职业法官，这无非变相剥夺了其他民众参与审理案件的权利。再者，五年的任期时间足以改变陪审员的思维模式，在熏陶渲染之下极可能变得与法官的思维模式，那么人民陪审员不再是“人民陪审员”，而是“职业法官”。如此一来，陪审员制度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对此，笔者认为应当修改陪审员的任期，不宜过长或过短，具体任期时间应在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之后确定。

第二，修改人民陪审员的审判权限。虽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具有于法官同样的权利，具有事实认定和决定法律适用的权力。但是由于人民陪审员先天欠缺法律知识，难以形成应如何适用法律的有效意见，因而根本无法行使决定法律适用的权力。换句话说，这项权力形同虚设。众所周知，人民陪审员的强项在于他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代表广泛社会道德和社会意识。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关系实际是一种互补的状态，人民陪审员擅长于对事实的认定而法官则是法律的适用专家。人民陪审员审判权限的确定应基于自身的决策能力和决策特点，避开其认知盲区。④因此，陪审员的审判权限仅限于事实认定和在缺乏法律适用时，需凭借社会公序良俗形成裁判的情况。除此之外的法律适用问题，交由专业的法官。

第三，修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案件范围。可以认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然而实践中，民众广泛关注的“广州许霆案”、“邓玉娇案”、“我爸是李刚”、“薄熙来案”或者是引发众怒的一些黑社会性质贪污性质的案件中，本应当采用人民陪审制审理的却没有人民陪审员的身影。

对此有学者认为，要想在我国推广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其价值功能，首先要规范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强制适用，使民众形成对人民陪审员的具体认知和权威性、可信度认知。其次，法律还应授权公共组织或者人民代表大会等有权要求、督促法院依法组建人民陪审员审理案件。⑤笔者赞成这种观点，我国应当修改人民陪审员制的适用范围，使之由粗变细，由模糊变明确，对该制度的适用与否的最终决定监督权交由审判法院之外的机构或组织。

无论是过去的“邻人审判”，还是今天的英美陪审团制，法德参审制，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参与其中的普通民众都能将来至民间的智慧带入裁判活动继而影响裁判结果。其所体现的民主不亚于公民的直接选举权所体现的民主性。的确，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中暴露了许多弊端，但这是制度设置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的反应。不管是“因噎废食”提倡废除陪审员制度，还是纯粹的“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都是不理性的选择。诚然，在社会转型期间司法公信力饱受质疑的情况下，尽可能引入民众参与审判，是一个让民众监督司法、接受司法并恢复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在相关制度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一味地推进“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其结果只会事与愿违。因此，笔者对该倍增计划持怀疑并担忧的态度。同时，也期盼着未来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能更加完善。

注 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4年3月10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来源于新华社.

②[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4页.

③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9年第3期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5

论文摘要：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正逐渐步入法治化轨道。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须对该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正确处理好诸多关系，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践上达到司法民主与审判职业化、人民陪审员权利与义务、立法上的原则性与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无知的美德与提高执业素质的四个统一。

人民陪审员制度，即我国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司法人员作为不穿法袍的法官—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一种基本诉讼制度。作为在我国已走过70多年历程具有优良传统的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于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廉洁，增强司法权威等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然而，回顾和 总结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变迁，却难以回避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和新的起点，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 历史 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 法律 ，它明确赋予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条件、任期以及陪审案件的范围等作出了统一的规定，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因此步人法治化轨道，迎来崭新的 发展 阶段。同时，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现行审判制度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关系，提高司法效率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关系，法官职业化建设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关系。使之达到理性的、辩证的统一。

一、司法民主与审判职业化的统一

我国陪审员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但首次从西方引进的陪审员制度终因清廷的腐朽而夭折。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

三、立法上的原则性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的统一

回顾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所走过的漫长历程，从立法而言，还存在诸多缺憾，例如原则性规定多，可操作性的具体细节则较少，甚至有很多地方出现立法空缺，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的作用。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 法律 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规定在1975年《宪法》中被废除后又被1978年的《宪法》恢复，到了1982年，现行《宪法》又将这一规定废除了，这样就形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缺乏明确宪法依据的尴尬局面。《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中，均只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与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这些散见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较为混乱，可操作性差，导致基层法院在审理一审案件过程中把人民陪审员当成随时可以利用或遗弃的摆设，弱化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周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其立法的本意是通过人大的选举使陪审员制度赢得最广泛的民主性。但这一规定的设计过于原则性和严格，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而不具有普遍的实践性，人大只负责选举产生法院院长，而副院长、法官都是根据法院院长的提名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如果陪审员一律要由人大选举产生，产生程序比法官还要严格，似无必要，实行起来的难度也较大。毫无疑问，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是导致该制度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为不穿法袍的法官立规矩，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2005年5月1日即将实施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确定了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并采用随机抽取的产生方式，赋予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对参审案件的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和经费保障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上的缺陷，使人民陪审制度基本上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法治化轨道。但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距离完整、 科学 、 现代 的陪审制度的建立还有很远的路程。应对宪法、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和整合，在 总结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一部正式的《人民陪审员法》;制订出一系列的详细规则和配套制度，以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这样，人民陪审员工作才能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四、无知的美德与提高执业素质的统一

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的欠缺，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被看成是一种无知的美德，而这种因对法律的无知在庭审活动中所带来的新视角、新思维，对职业法官而言尤显难能可贵。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中往往从朴素的良知和自发的感情出发，侧重以社会道德为标准去思考问题，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不仅如此，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如医生、建筑师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职业法官在法律专业之外知识的不足，提高了审判水平，确保了司法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6

论文摘要：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正逐渐步入法治化轨道。为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须对该制度进行理性思考，正确处理好诸多关系，使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司法实践上达到司法民主与审判职业化、人民陪审员权利与义务、立法上的原则性与实践上的可操作性、无知的美德与提高执业素质的四个统一。

人民陪审员制度，即我国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司法人员作为不穿法袍的法官—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一种基本诉讼制度。作为在我国已走过70多年历程具有优良传统的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于弘扬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司法廉洁，增强司法权威等都起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然而，回顾和总结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变迁，却难以回避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和新的起点，已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将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它明确赋予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对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条件、任期以及陪审案件的范围等作出了统一的规定，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因此步人法治化轨道，迎来崭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这部法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现行审判制度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为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健康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关系，提高司法效率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关系，法官职业化建设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关系。使之达到理性的、辩证的统一。

一、司法民主与审判职业化的统一

我国陪审员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起草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但首次从西方引进的陪审员制度终因清廷的腐朽而夭折。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边区和解放区都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我国现代陪审员制度的雏形。此时的人民陪审员主要由群众团体选举产生，来源于群众，人民陪审员在审理案件时与法官享有相同的权利。由于人民陪审员直接产生于人民大众之中，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能较为现实地反映人民群众参与政权、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故在各革命根据地被广泛推行，并最后形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司法审判，以实现审判工作民主化为标志的重要诉讼制度。这说明，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依其产生的背景和初衷而言，就是为了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由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继续实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把它写进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使陪审员成为一项司法的基本原则和诉讼制度。

考察西方法制史可以发现，陪审制最早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雅典时期的梭伦改革运动之中。此时的陪审团成员从雅典众多普通公民中抽签产生，众多陪审员通过民主投票的方式共同行使裁判权。陪审制所固有的广泛民众参与性特征，恰好迎合了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政权，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运动中倡导的人权理念和民主观念，从而备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法学家的推崇和青睐，被誉为人权的屏障、民主的学校。从现代法学角度来看，无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的陪审团制，还是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的参审制，陪审制度从其孕育产生的那一刻就深深地被烙上了民主的痕迹，成为司法民主的孪生兄弟。

在我国，《宪法》赋予了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体现了司法民主的理念，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现了依法治国方略的内在要求。

在追求司法民主化的同时，国家审判权的正确、高效行使，又必然需要有一个能胜任此重任的队伍来执行。审判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它要求参与程序的人们为错综复杂的案件寻找一个正确答案，做到不仅实体公正，还要体现出程序的公正。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严密、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审判程序不断填密，司法理念不断创新，法律体系不断拓展的今天，作为一名法律门外汉去行使审判权是不可想像的，国家审判权只能依靠职业化的法官来行使。人民法院是我国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其地位以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理论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理性的辨别是非能力、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这就迫切要求人民陪审员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以最大的可能去胜任人民法官这一神圣职责的要求。我国长期审判实践证明，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群众与法院的联系，促进了法制精神向社会的渗透，对防止司法僵化和官僚化、保证审判公正与提高审判效率起到了重大作用冈。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求司法审判既注重职业化，又融人民主化的价值精神，做到二者的和谐统一。

二、人民陪审员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如何界定人民陪审员的职责，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我国法律没有对人民陪审员职责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人民陪审员职责地位的模糊。陪审员权利、义务不明确是导致陪而不审、审而不议，使人民陪审制度流于形式的重要原因。《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把人民陪审员的职责规定为:“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明确地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于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即行使审判权上。同时，针对人民法院在审理第一审案件时，可以实行也可以不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随意性较大的弊病，又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判社会影响较大的一审刑事、民事、行政案件时，应当实行陪审制;对于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人民法院也应当实行陪审制。确定了人民陪审员参审的范围，赋予人民陪审员合法地同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查阅案件材料，了解案情参加庭审合议，体现出依法参加审判活动是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受法律保护，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人民陪审员同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意见分歧的，应当将其意见写人笔录。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赋予了人民陪审员物质保障权利。人民陪审员有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利，若发现审判活动中的违法或违反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有进行制止、批评、举报的权利。这种人民陪审员潜在的对法官进行约束和监督的权利，可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和民主性，大大减少违法乱纪、枉法裁判的可能性，进而提升审判机关的公信力，提高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度，不失为治理司法腐败的一剂对症之药。

人民陪审员在享有与法官相同权利的同时，就必然应该履行与法官相同的职责，做到人民陪审员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人民陪审员在参加审判活动期间应严格依法办事，秉公办案，不得询私枉法;应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庭审纪律、格守职业道德、保守审判秘密;应注重司法礼仪、维护司法形象。对于违背法官职业道德、违反审判工作纪律的人民陪审员应按照相应的规定处理。人民陪审员在陪审过程中必须坚持公正，如果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及相关规定，询私舞弊，造成错误裁判，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立法上的原则性与实践中的可操作性的统一

回顾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所走过的漫长历程，从立法而言，还存在诸多缺憾，例如原则性规定多，可操作性的具体细节则较少，甚至有很多地方出现立法空缺，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的作用。1954年《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规定在1975年《宪法》中被废除后又被1978年的《宪法》恢复，到了1982年，现行《宪法》又将这一规定废除了，这样就形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缺乏明确宪法依据的尴尬局面。《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中，均只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与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这些散见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较为混乱，可操作性差，导致基层法院在审理一审案件过程中把人民陪审员当成随时可以利用或遗弃的摆设，弱化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其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周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其立法的本意是通过人大的选举使陪审员制度赢得最广泛的民主性。但这一规定的设计过于原则性和严格，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而不具有普遍的实践性，人大只负责选举产生法院院长，而副院长、法官都是根据法院院长的提名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如果陪审员一律要由人大选举产生，产生程序比法官还要严格，似无必要，实行起来的难度也较大。毫无疑问，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是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常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规定得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是导致该制度流于形式的症结所在。为不穿法袍的法官立规矩，通过立法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已成为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2005年5月1日即将实施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确定了由人大常委会任命并采用随机抽取的产生方式，赋予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对参审案件的范围、任职条件、日常管理和经费保障等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上的缺陷，使人民陪审制度基本上走上了有法可依的法治化轨道。但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距离完整、科学、现代的陪审制度的建立还有很远的路程。应对宪法、法院组织法、三大诉讼法有关条款进行修改和整合，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一部正式的《人民陪审员法》;制订出一系列的详细规则和配套制度，以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这样，人民陪审员工作才能真正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

四、无知的美德与提高执业素质的统一

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的欠缺，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被看成是一种无知的美德，而这种因对法律的无知在庭审活动中所带来的新视角、新思维，对职业法官而言尤显难能可贵。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中往往从朴素的良知和自发的感情出发，侧重以社会道德为标准去思考问题，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活动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不仅如此，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如医生、建筑师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职业法官在法律专业之外知识的不足，提高了审判水平，确保了司法公正。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7

自2005年5月1日起，《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在中国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相信其在司法实践中将重新焕发生机并发挥重要的群众监督作用。但通过学习《决议》全文、对比一些外国的陪审制度和分析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觉得该《决定》还不够完善、不够科学，而且与先行有关法律的规定相比，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实践中还将出现一些具体问题。因此，为了让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能更好的体现我国司法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要求，并保证司法的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为探讨此问题，本文作如下论述。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其内容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司法人员作为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这一制度借鉴外国的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让普通民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对审判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抑制司法腐败。“实行陪审制度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我国的陪审制度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的司法制度。

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最早始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优良传统。”[1] 目前具体法律规定散见于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立法的初衷就在于，借鉴外国的陪审团制度或参审制度，从人民群众中吸收部分人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工作，让人民陪审员对审判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保障司法公正，抑制司法腐败，并作为加大普法力度的一种手段。 由于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严重影响了这项制度的实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人民陪审员制度形同虚设，有鉴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决定》。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司法领域通常被认为是法律精英阶层专控的领域。那么为什么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存在陪审团制度？在我国要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不是让外行审案，乱用糊涂判官呢？其实不然，上述制度的建立各有其历史背景。英国1215年《大》就规定人民享有接受同等人审判的权利。所谓同等人审判就是指由当事人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我国1951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条例》，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该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但让外行人参与司法程序的一个共同基本理念是，把陪审员制度当做国家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近现代国家都以人民的理念来证实国家权力来源和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司法权力也被视为一种当然的国家权力，所以应由作为者的人民来分享。上述制度建立合理性因素还有：在许多艰难的法律案件中，证据不能还原或者确证案件事实时，由与当事人有大致相同生活背景的人进行判断，可能更接近事理和情理本身；普通公民经常参与司法过程，于耳濡目染之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法律专业人士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以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从而实现法治精神向社会的渗透；陪审员的确立过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正如一句流行的西方法谚所说：“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自己选择的法官所作出的裁决”，因此有陪审员参加的司法过程一旦结束并形成决定，尽管当事人一方无论多么不喜欢，但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当事人就得老老实实地执行。

在中国当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一层更直接的动因就是回应社会对司法腐败的不满。对目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国人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士主张种种司法问题与困境的根源在于司法不独立，司法面临太多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掣肘；另一方面则主张现有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队伍的不良表现，需要用千百只眼睛警惕地瞪着他们，尤其要完善各种监督体制和措施。其中究竟谁为问题之本，目前主流的意见似乎是监督论者占了上风。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的成本如何消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民陪审员基本沦为摆设，自8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陪审员一度在少数地方已名存实亡。如果要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就要建立一套常规的可操作的选任和参与司法活动的制度，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现有拮据的法院财力能堪支付吗？

（二）、尽管《决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程序与条件，即由基层人民法院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确定。但每一基层人民法院应储备多少人民陪审员？人大常委会如何确定？人民法院院长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之前的自行审查是否合理，这在该决定中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实践中依然可能出现几张“听话的老面孔”在法庭上永驻的景象。

（三）、我国的陪审员制度并不像英美的陪审团制度那样，对其与法官的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陪审团管事实的判断，法官管法律的适用。而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这种制度的实行是否既超出了陪审员的经验和知识认知能力，又侵损法律判断的专业性？

（四）、陪审员参与司法过程要求有一系列配套制度。比如，当庭质证制度、当庭宣判制度等，否则仍然像以往某些法院那样由“上级批案”、“院长定案”、“有关部门不当干预案件”，那么陪审员恐怕也只能继续充当摆设，所谓的司法民主、司法文明也只会是一种梦想。[2]

在日益民主的当今社会，如果司法太过独立，没有外界的监督，何以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民主，也侵犯了法律的神圣尊严，人民陪审员正好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但是如何有效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监督作用，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的漫长过程。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一）、对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要求与法官法对法官的要求不一致。《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初任法官的条件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据说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希望精英治国，所以，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全国也曾经是一片叫好声。不知道为什么，仅仅时过三年，又不需要精英治国了。本来法官的素质就良莠不齐，再加进一些法律门外汉，不知作出的裁决会是怎样？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是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而依据《决定》第八条，只要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等条件，并且没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被开除公职两种情况，在公民被推荐或自己提出申请后，就有可能经过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后，就担负起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陪审员的本旨即在于以普通公民参与司法来对抗司法的专横，以公众的自然理性来平衡法官职业化的理性思维。因此，陪审员的来源必须是开放性的，而《规定》第五条却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产生一种怪现象，懂法的不一定能担任陪审员，不懂法的倒可能参与其中。虽然《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二）、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决定》第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是否可以连任？如果允许连任，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会不会产生职业“陪审”一族？如果允许连任，那实行陪审员制度的初衷又如何实现？如果允许连任，会不会产生新的腐败？----这边拿补助，那边依据《规定》第十八条拿工资、奖金，享受原单位福利待遇。这样，法官的心理如何平衡？

《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实行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有的陪审员甚至可能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有可能成为“凑数”。

（三）、中、高级法院不宜从基层法院选陪审员。《决定》目的在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1、选择陪审员不宜随机。 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如何确保司法公正？不是随便找几个陪审员“陪陪”就可以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并且自己要作出独立的判断，而一个既不懂法律又不懂专业知识的陪审员怎么发表意见作出判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上级法院选择陪审员时“随机抽取的”结果将会怎样？试想让一个既没有法律知识又没有专利技术知识的农民陪审员去陪审一个专利案件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言自明。

有人认为：“随机抽取” 既能避免组成合议庭的随意性，又能有效防止出现‘编外法官’，从而体现出公民代表参与审判的公正性。其实这是对“随机抽取”的一种误解，《决定》确立的陪审员要由人大常委会任命，本身就是把陪审员作为‘编外法官’对待，再怎么随机也跳不出任命的那几十个人的范围，在《决定》框架下试图以随机保证公正，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虚幻理想，或者是自欺欺人罢了。

2、上级法院的陪审员不宜从下级法院选择。根据《决定》第一条、第八条、 第十一条的规定，陪审员是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的工作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力，由此必然导致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首先，下级人大任命的人员，没有上级人大的任命怎么能到上级法院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相应权力机关的授权，而审理“人命关天”的案件，本身就是不合法，必将使通过陪审员审理案件提高法院公信力的愿望化为泡影。其次，上级法院采取随机选任的方式，必然导致有人在上下级法院兼职的可能，甚至在省会城市的陪审员还会出现在三级法院做陪审员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可又怎么能在上下级法院之间担任陪审员？法院的上下级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时兼职怎么监督？如果一个人既在下级法院担任陪审员，又被上级法院抽中，将无法处理工作中的冲突，甚至会出现新的腐败源。

3、人民陪审员的权力不能比普通法官“高一等”。《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依据该条，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而依据《决定》第十一条，人民陪审员却高法官一等，因为“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法官有这权利吗？司法实践中，普通法官没有权力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2002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只有合议庭或审判长可以提请院长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4、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身份难以界定。人民陪审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该《决定》没有涉及。如果某人担任几年人民陪审员之后，被发现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其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能否以巨额财产对其进行刑事追究？依据该《规定》及现行《刑法》，如果其在担任人民陪审员期间发生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在担任人民陪审员之后几年呢？人民陪审员的法定身份是什么？ 担任人民陪审员期间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还是原来固有的身份？《决定》没有明确。

四、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建议

改革、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必需的，但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陪审制模式，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完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坚持以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监督为指导原则对现行陪审员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一）、要从立法上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把好进人关，提高人民陪审员的门槛，以保证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与现在《法官法》要求法官的素质达到基本一致。

（二）、要采取各种方式对陪审员进行业务培训，定期更新人民陪审员的知识层面，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并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考核，持证上岗，保障人民陪审员在陪审过程中真实发挥作用。

（三）、法律要明确人民陪审员在陪审案件的身份，确定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同时还要加强人民陪审员的权责意识，注重对人民陪审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人民陪审员既然是经授权行使与审判人员等同的审判权力，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就应视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因此，适用法官的所有权利、义务、责任和监督体制，也都应适用在人民陪审员的身上。

（四）、有学者基于上述问题指出中、高级法院应当有自己的陪审员。从所在地基层法院随机抽调陪审员的做法，既不利于陪审员工作，也不能保证司法公平。上级法院有自己的职责和管辖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级、高级法院一审审理重大复杂的案件，对陪审员的要求与基层法院也不同。所以，中、高级法院完全应当有自己的陪审员。

五、结论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不完善是必然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更新，以便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更好地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本文纵观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现行的陪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针对《决定》提出了四点需要完善的地方，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外的陪审制模式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参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4年第九辑，第4页。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8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范围；模式

中图分类号：D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2-082-01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

（一）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关系到人的生命、自由及经济权利，无论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还是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考量，人们对刑事案件关注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所以，应把陪审更多的精力放在刑事案件上。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中也基本体现了这种精神。就陪审团而言,民事陪审团制度在实践中其适用范围已大幅缩减。但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刑事陪审团制度依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此外，刑事诉讼理论上多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①对陪审员的要求较低，有助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

（二）民事案件

我国在民事诉讼中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十分有必要的。一是民事案件中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情况大量存在。2006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陪审员参审的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数分别为213件、1件。可见，取消民事案件的陪审与我国实践中的大量运用不符。二是民事案件中适用陪审制度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尤为重要。托克维尔在论证民事陪审团制度政治功能时说,“当陪审团只参加刑事案件的审理时,人民只能逐渐地发现它的作用,而且只能从个别的案件中发现……。反之,当陪审团参加民事案件的审理时,它的作用便可经常被人看到。这时,它将涉及所有人的利益,每个人都来请它帮助。

（三）行政案件

笔者认为，在行政案件中不宜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我国行政立法的不规范和行政诉讼的特点导致审判中判断事实标准和适用法律标准的难度很大。职业法官尚且为难，如果让陪审员来判断，公正的到来会更加艰难。

首先，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具有困难性。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定，实际上是对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可靠性的审查，法院只有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而行政案件涉及的管理内容十分广泛，加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限制，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证据证明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确有错误，法院的通常做法也只能是维持行政机关的认定结果。其次，合法性审查具有专业性和复杂性。行政合法性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乎法定权限和遵循了法定程序，但由于行政管理领域庞杂而且多变，且行政法律、法规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因此必须适用宪法和法律中的一般原则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监督，而不符合宪法和法律一般原则是否构成违法，普通人无法进行正确判断。

二、陪审制度选择权的模式

我国长期处于法院控制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局面，将人民陪审员制度决定权即刻、完全交由当事人不符合客观实际，出于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考虑，应对陪审范围作一定的限制。

（一）法律规定的陪审范围

《规定》将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的案件类型限定为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很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社会对司法不公不正确评价的压力，但《规定》对社会影响较大的解释过于简单，在刑事、民事案件中采取统一的解释也值得商榷。以公众看得见的标准确定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有利于体现司法对人民陪审制度的重视，加深公众对司法的信任。

不同类型的诉讼案件具有不同的诉讼理念,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应当具有不同的价值侧重和技术安排。②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对社会影响较大应做不同的规定。尽管在理论设计上，《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在操作中，存在三机关相互配合的多，互相制约的少。这是由于传统的诉讼文化的影响和“国家本位”“权力本位”思想使然。人们常常把公、检、法看做是同一的国家机器。公、检、法也在司法过程中本能地表现出这些思想认识和行为。目前，我国仍采用死刑。死刑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处罚，它的正确适用涉及公民的生命，这种权力具有潜在的、极大的危险，所以不能仅仅交给国家公职人员来行使，必须受到严格的制约。出于对我国刑事诉讼的现实状况考虑，参照世界各国刑事陪审制度的适用范围，将刑事案件中社会影响较大规定为可能处以死刑的犯罪案件比较妥当。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可以自由处分权利义务，法律的介入空间较小。针对这一特点，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应比刑事诉讼更加狭窄。借鉴诉讼代表人制度，社会影响较大的民事案件可规定为一方涉及10人（自然人）以上的案件。

（二）不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

陪审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和司法经验，往往只是依据普通人的常识和判断作出裁判。实践中，存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案件。由于专业知识上的匮乏，由普通社会人士担任陪审员根本无法理解案件的事实，更无从作出裁决。既然专业性问题无法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下很好的解决，最佳模式就是将其排除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关注接近生活的传统类型案件，法院重大疑难案件一般都由业务能力比较强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也从实践的角度印证了专业性强的案件不应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有着自己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和作用，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苛求它做到完美。

注释：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9

论文关键词　陪审团　人民陪审员　司法民生

陪审制度是指国家的司法机关在审判案件时选拔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普通公众参与审判的制度，在我国叫做人民陪审员，而在英美等国家则被称为陪审团制度。作为一项有着重要作用的司法制度，陪审团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极具特色，它是司法民主化影响最深远和历史最悠久的一种模式。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则是指特定人数的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决定是否起诉嫌犯、并对案件作出判决的陪审制度。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法院中非职业法官参与审判，与职业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来审判案件的司法制度。单从字面上看，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

一、两种制度的起源不同

我国近代的陪审制度起源于清朝末年。当时，中国推行改革旧律，奉命施行改革的沈家本主张效仿西方的陪审制度。《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规定了陪审制度，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建构了陪审制度，可惜的是该法最终并未能具体实施。到了1930年，中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中有了关于陪审制度的具体规定。至此，人民陪审员制度产生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于199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建议》。wwW.133229.Com经过反复的讨论与修改，最终于2004年8月2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来源于英国，诺曼底人威廉一世征服英国后，把法兰克的陪审制度引入了英国，而随着英国的殖民扩张，才把陪审团制度传入了美国。1635年，由弗吉尼亚建立了大陪审团制度。1641年《马萨诸塞自由纲领》中规定了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和刑事案件当事人一样选择法官审判或陪审团审判。而在独立战争胜利以后，法官和陪审团的只能逐渐分离，法官主要负责法律问题的适用部分而陪审团则主要负责案件事实部分的裁定。最后美国将陪审团的权利写入了宪法的第七条修正案。进入现代以后，美国也对他的陪审团制度进行着不断地改革。我们不难看出，陪审团制度从英国引进，但在美国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和应用这一制度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陪审人员的选任条件与选任形式不同

根据我国有关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该符合的条件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要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同时也要符合一些禁止性规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职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不得担任陪审员。而人民陪审员的选拔方式主要有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组织向基层人民法院推荐，或者由本人提出申请，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征服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并由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的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应当符合的条件是必须是美国公民、必须居住在案件审理的辖区之内、必须达到一个基本年龄，各州的规定不同，范围一般是十八岁至二十五岁之间。其禁止性规定是曾经被定过重罪的人；聋、盲人；没有阅读或书写能力的人；拒绝宣誓、承诺或宣告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的人；对美国不忠的人；身体或精神上有缺陷的人、且这种缺陷在其本人被选为陪审员时已经证实会阻碍其行使正常的职能；不懂英语的人不得担任陪审员。而在美国，陪审员的名单一般是从选举者的名单、驾驶执照的登记者的名单中产生的，也可以从其他时间更新的涉及面更广的名单中选择产生，只要根据这些名单，就能从社会中全面而公正地产生陪审员了。被选出的人还要通过法官或者律师的筛选，符合了上述的条件，才能真正成为陪审团的一员。

三、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同

在中国，陪审员和法官一样，必须实行和法官一样的回避制度、审判权限、合议制度以及奖惩等方面的规定，这是基于我国实行的是混合式的审判模式导致的，陪审员在审判过程中时与法官一同参与审判案件，也即所谓的参审制。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也基本与法官的相同，即阅读卷宗和参与调查案情；参加案件的庭审；参与合议庭评议案件；参加有关法律知识和审判业务知识的培训等权利。而义务方面，人民陪审员要做到的是遵纪守法；学习、宣传法律；按时参加陪审；严守国家秘密和审判秘密等相关义务。

在美国，有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之分。大陪审团主要用于刑事诉讼程序中，其性质相当于检察院，经常是由案发所在地的23位普通公民组成，它的功能主要是在法院正式立案之前，传唤与案件有关的人证和物证，从而对有争议的重大案件决定是否立案起诉。大陪审团在作出裁决以后就自动解散，由检察官接手办案。小陪审团，又称为审判陪审团，其参加联邦法院或州法院对刑、民事等案件的初审。其在刑事案件中的权利是审查证据，听取辩论，并就被告人是否有罪的事实问题作出裁断；在民事案件中则是对被告是否构成侵权作出裁决。如果陪审团裁决无罪或者不构成侵权，则被告人或被告就当庭释放；但如果陪审团裁定有罪或者构成了侵权，则再由法官进行法律判决，科以惩罚。美国的陪审团通常都只会对事实部分进行认定，而法律的适用问题，则是专业法官的工作。

四、陪审员组成人数不同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在组成合议庭审判按键式，合议庭中人民陪审员所占的人数比例不少于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民事、行政审判中，陪审员的人数为一人以上，刑事审判中陪审员的人数为1到6人。

美国宪法中并没有规定进行审理的陪审团的具体组成人数，但一般来说其陪审团是由12人组成。联邦刑事审判中，陪审团必须是由12个人组成，但是，如果在被告和公诉人都同意的情况下，人数也可以少于12人；在州的刑事审判中通常陪审团也是由12人组成，但如果只由6人组成的陪审团也是被认为符合宪法的。

五、陪审员的价值不同

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有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这条规定明确了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的制度，这样就使得经过法定程序选拔出来的人民陪审员享有并行使到了审判权，而人民陪审员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是人民群众参与到了国家管理中来，行使了其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同时也使得人民群众能够行使其对司法的监督权，监督司法制度的有效进行，保证了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美国陪审团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有效地捍卫和保护了自由。陪审团这一制度，使得司法审判权得以与美国公民分享，通过其来制约其他权力，从而保障公民自由。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过：“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以把人民本身，或至少把一部分公民提到法官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陪审制度，把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一部分公民之手。”也即可以视为陪审团与法官分享了司法权。同时，参与审判作为公民的权利，陪审团的参与有效地制约了司法权的滥用。另外，陪审团制度不仅有司法的功能，还有造法的功能。有的时候，陪审团作出的裁决可能是不符合法律的，这是因为他们被当事人的一些言语或行为所感动，进而作出了这样的裁决。而在实践中法官并不会去否认这种裁决的力量，相反的他会为这个裁决去寻找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说，美国的法律更多的从法律的适当性去考虑修改法律，而不是否认陪审团。那么这个时候，陪审团也在无形中充当了法律修改者的角色。

六、总结

人民陪审员制度篇10

>> 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之价值分析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定位的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意义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研 揭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面纱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反思与完善 人民陪审员的思维方式 人民陪审员：冰与火的碰撞 由人民陪审员制服引发的思考 “海选”人民陪审员 人民陪审员首次“出庭” 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 浅谈民事审判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人民陪审员制度适用范围的界定 浅谈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路径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研究 浅析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完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北京试行差额票决选任干部》，人民网，最后浏览时间2016年12月28日。

[9]监督法规定的监督行为有以下七种：（一）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二）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三）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四）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五）询问和质询；（六）特定问题调查；（七）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

[10]【美】罗纳德・M・德沃：《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11]刘峥：《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再思考》，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2期。

[12][14]郭玉元：《人民陪审员选任和退出机制的完善――基于江西省赣州市19个基层法院陪审工作的思考》，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15期。

[13]M意度测评的具体做法，可以借鉴温岭市人大对法官、检察官开展绩效评估的相关探索和成功经验。参见林晨、朱威杨、林恩伟：《“两官”绩效评估：人大监督司法的地方创新实践―基于浙江温岭“两官”绩效评估的样本分析》，载《人大研究》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