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心的重要性十篇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1

班级管理班主任工作素质教育从古至今，教师就是一个神圣而伟大的称呼，教师的事业更是崇高的，他们肩负着塑造高尚灵魂，培育美好心灵的重任。其中班主任作为一个班级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学校教育任务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力量；是学生最信赖、最亲密、最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是学校、家庭、社会沟通的重要桥梁；是联系其他各个任课老师的纽带；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教育者。

一、多一些爱护，少一些指责，理解和尊重学生

了解、尊重和理解学生是做好班主任工作的首要前提。做班主任就要比别人更有爱心。对待学生要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疼爱，遇到问题先控制自己的情绪，尽量不对学生发火，多找学生谈话或谈心，谈话或谈心的时候不要以教师的身份一味地说教，要改变谈话的内容或者方式，让学生感觉到亲和力，让学生觉得你是他的年长的朋友，谈话的效果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少一些指责”不代表不批评学生，班主任还是要做到奖罚分明，让学生感觉到“慈”，也要尝到“严”，但批评学生要避免令他难堪的当众批评，尤其对自尊心强的同学，使他犯错和改正成为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正如这句歌词所说一样，班主任工作离更不开“爱”，“爱”学生是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前提，“爱”要贯穿于班主任工作的全过程，具体要做到在思想上理解爱护他们，生活上关心帮助他们，学习上指导他们。

二、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影响学生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行。”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和品质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为了规范学生的行为，我首先规范自己的言行，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我首先提高自身的素质，真正做到“为人师表”。例如，我要求学生不迟到，我自己先做到，每天早晨我提早二十分钟到校，站在课室门口，等学生的到。久而久之，学生他们也不好意思迟到了；教育学生要团结友爱，我首先做到和其他老师团结一致；要求学生书写认真工整，我在板书时首先做到规范美观。这样班主任的一言一行已经成了一种无声的教育，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把你当成良师益友。

三、科学选拔和培养班干部，有效地管理班集体

优秀的班干部是班主任开展工作的核心力量，正确的选拔班干部，并积极利用班干部的力量，可以让繁重的班主任工作变得逐渐轻松。首先，选择班干部的标准是具有优异的学习成绩，良好的沟通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其次，实行班干部定期竞选制度，也就是说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都可以竞争班干部，这种制度对班干部来说是一种制约，对其他学生也是一种鼓励，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除了选拔班干部，我还选出课代表、各个组长、背书组长、值日组长等，这样班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干部，我班基本上达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做的局面，这样大大增加了学生的主管能动性，班主任在适当的时候加以引导。通过我们师生的努力，正确的班风、浓厚的学风已逐渐形成。

四、耐心疏导，关爱后进生，让每一位学生都成功

每个学生的思想、行为、学习成绩都有好有坏，就像十个手指伸出有长有短一样。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学校，也不管在什么样的班级当班主任，你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所谓的“后进生”，其实后进生更希望得到老师的关注，更希望老师多用欣赏的眼光看看他，对于他们来说，别人的欣赏是一件最大的幸事。“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后进生也并非一无是处，只要你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他们身上也蕴藏着许多的聪明才智。举个例子：2004年我的班级中李××同学是一个令同学反感，老师头疼的所谓的“双差生”，数学成绩很差，家长都要放弃了，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与美术老师闲谈中，得知他的美术成绩很好，已经有自己的作品了。我抓住这个机会，当着他的的父母的面夸赞他，并提出如果在学习上也能这样出色，做个懂事的孩子就更好了。这下可真奏效，李××上课认真了，课间能与同学和睦相处了。总之，该生一有进步，我就设法在他家长面前赞扬他，使他感到老师时刻在关注他，希望他能进步，这样他增强了自信心和自觉性，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进步，期中考数学竟然考了80多分。有哲人说过，“使人前进的最大刺激物是一种成功的感觉”，只要尝到了那怕一点点成功的感觉，他就会渴望再次成功的关荣，这是对后进生教育的体会。

五、及时与家长沟通，使其配合教育工作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2

一、推行责任会计对高校发展的现实意义

（1）教育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求高校内部控制制度不断完善改进。随着高校间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高校谋求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资源相对供应不足的矛盾，促使高校重视教育成本核算。高校只有加强教育成本核算，通过对有关成本指标进行分析，针对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使教育资源得到充分有效使用，加强教育经费管理，从而提高其办学效益，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竞争激烈的高教市场迫切要求高校建立起一套高效的内部激励和约束机制，也即内部经济责任制，彻底改变管理低效、权责意识缺乏、人浮于事等不良现象，充分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只有这样，高校才能提高综合竞争实力，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责任会计制度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它将会计数据同经济责任有机结合，能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要求高校为实现总体目标，将职责分解为不同层次的子目标，最终落实到各科室及个人，强化全员责任意识，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正确评估教职员工工作业绩，将其获得的经济利益、承担的经济责任与业绩考核挂钩，促进其不断提高办事效率。

（2）高校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及办学效益的需要。长期以来，高校的非盈利性特点导致高校在财务管理过程中，只注重收支核算，从不提及经济效益，成本效益意识淡薄，浪费与不合理开支现象时有发生。责任会计制度是一种将庞大的组织机构分而治之的内部控制制度，以高校内部各部门所负的责任作为考核对象，按照责任中心编制预算，通过学校财务部门系统记录其预算执行情况，对实际完成情况与责任预算进行差异分析并要求各责任中心定期报送业绩报告，评价内部责任中心管理业绩，提高了高校管理人员经营管理的责任心，促使他们加强对收入和成本的控制，将利益分配与奖惩建立在责任预算完成情况和责任考评的基础之上，有利于调动各责任中心和教职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给学校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责任会计制度克服了财务会计以整个学校为核算对象而不便考核内部单位业绩的缺点，弥补了财务会计的不足。建立责任会计，有利于高校完善资金预算制度，实施绩效预算，加强资金管理，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高校规范国有资产管理行为、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的需要。高校目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越来越突出、使用效率低下、管理分散、使用无偿、处置随意的现象普遍存在，归根结底还是经济责任落实不到位，亟待管理手段的创新。怎样改变国有资产管理责任不清、权利不明、利益不分，责、权、利严重脱节等缺陷，长期困扰着高校管理者。如何摒弃传统的资源型管理模式，实施资产型或资本型管理模式，注重资产的保值增值和防止资产流失，改善高校国有资产管理，建立一套能将责、权、利统一起来的高效管理监督制度成为高校管理层必须解决的问题。责任会计正是处理这类问题的先进管理办法，能将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二、高校责任会计体系的框架设计

（1）划分责任中心，明确责任范围。划分责任中心是实施责任会计的基础性环节，是按照责、权、利相统一原则，将高校具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并承担相应经济责任的内部单位划分为不同的责任中心，内部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该责任中心的责任承担者，通常责任中心根据内部责任单位的权限范围及业务活动特点不同，一般分为成本费用中心、利润中心、投资中心三大类，责任中心又可根据内部责任单位层次分为一级责任中心、二级责任中心、三级责任中心。根据高校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特点，高校一级责任中心也即校部责任中心，对高校总体性责任目标承担责任，校长为该中心负责人，它不仅要对学校投资行为负责，也要对成本费用、利润负责，是一个综合性的责任中心。高校二级责任中心隶属于一级责任中心，院长、处长为该中心负责人，根据高校业务特性，高校二级责任中心可划分为四个模块：教学科研、职能管理、后勤服务、校办产业。教学科研责任中心以学院为核算对象，主要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及科研任务，它一般不能取得收入而只发生费用，所以控制费用是其主要责任目标，故将其归为成本费用中心；职能管理责任中心以学校管理处室为核算对象，主要承担学校的行政管理和党务管理工作，它一般不能取得收入而只发生费用，所以控制费用是其主要责任目标，也将其归为成本费用中心；后勤服务责任中心以后勤服务总公司为核算对象，主要承担学校后勤服务任务，采取企业化管理，对那些能取得收入又发生费用的后勤单位，因其责任目标不仅要控制收入，还要控制费用，所以将其归为利润中心，而其他后勤单位责任目标是控制费用，故归为成本费用中心；校办产业责任中心其责任目标不仅要控制收入，还要控制费用，故归为利润中心。三级责任中心是将教学科研、职能管理、后勤服务、校办产业四个模块按照经济责任进一步细分，科长、系主任为该中心负责人，主要把职能科室、分厂、车间等基层单位作为核算对象，一般都是成本费用中心。

（2）编制责任预算，确定考核标准。编制责任预算是对各责任中心责任的量化过程。为了保证学校总体目标的实现，学校对总体工作目标和任务进行层层分解落实和进一步具体化，形成整个学校纵横交叉、相互联系的责任指标体系，分解学校总体目标时要遵循目标一致性、责权相符、可控和激励原则；在责任指标体系形成的基础上，按照各级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分别编制并下达各级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各级责任中心的责任预算既是本级责任中心的控制依据，又是考核责任中心业绩的标准。

（3）组织责任会计核算，进行反馈控制。责任会计信息客观公正，计量准确，责任指标计算科学合理，是保证责任会计制度正常实施的有力措施，学校应建立责任会计组织体系，实行专业核算与责任中心核算相统一，集中核算与分级核算相结合，监控各责任中心的所有收支，准确核算责任中心收入和支出；学校要做好责任预算的控制工作，上级责任中心要加强对下级责任中心进行责任预算控制，本级责任中心也要加强对自身责任预算自我控制，学校还要对各责任中心进行经常性检查和定期评估，把实际指标与预算指标进行对比，监督各级责任中心工作履行情况、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对各级责任中心责任预算执行检查督导，找出预算执行过程中差距和原因，分析责任归属，将情况反馈给各责任中心，属于责任中心人为原因的，敦促责任中心不断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属于考核标准过高的，应适当调整修改考核标准，以实现学校总体目标。

（4）分析评价业绩，进行奖励惩罚。责任会计核算是为编制责任报告服务的，各责任中心应定期或不定期编制能够充分反映各责任中心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果的责任报告，充分发挥责任会计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管理作用。各级责任中心应根据自身责任预算执行情况，及时编制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与预算指标体系、核算指标体系及考核指标体系紧密衔接的责任报告并逐级上报，以使学校高层及时了解情况，保证学校总责任预算的执行，为了便于考核评价，要改变原来责任报告中定性指标比较多，不具体，且定量指标中绝对指标多，相对指标少的状况，做到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重点强调对量化指标及其预算完成情况的分析。进行业绩评价制度是促进各级责任中心改进工作，完善自身责任行为，激发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热情的积极行为，是完善责任会计的重要措施，学校重点对量化指标及其预算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对责任中心作出全面评价，据此进行奖励惩罚。

三、高校推行责任会计的对策

（1）转变广大教职员工观念，提高对责任会计重要性的认识。责任会计在高校的实施可以促进高校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的提升，提高高校办学效益，对责任会计重要性的正确认识是实施责任会计制度的前提，高校各级领导应积极带头加强对责任会计的职能和优势的宣传，转变广大教职员工观念，提升各级管理者责任会计意识；加强高校财务人员培训，让他们熟悉责任会计的理论和方法，为高校实施责任会计制度打下扎实的思想基础。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3

1 当前在企业中实施责任会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1 在企业中实施责任会计的必要性

从会计工作本身来看，推行责任会计体现了会计是一种管理活动，具有管理职能，是从传统的记账报账型发展为经营管理型的重要标志，是会计工作发挥管理作用、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是企业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所以说有基础的企业要尽快推行责任会计，基础不完善的企业也要创造条件，加快改革步伐，把企业经济核算纳入责任会计轨道。

1.2 在企业中实施责任会计的可行性

在我国企业推广责任会计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我国的责任会计是建立在厂内经济责任核算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企业就开始实现“两级核算、三级管理”，实行内部计划价格。60年代初，在企业推行经济技术指标层层分解，资金成本分解归口管理。70年代处，推行内部结算。80年代处，推行厂内经济责任制、厂内银行等。8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责任制的建立和西方管理会计的引进，中国责任会计理论和方法得到发展。到上个世纪90年代，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涌现出了以邯郸钢铁总厂创造的“模拟市场核算，成本否决”为代表的一些责任会计新形式，有的企业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雏形。这些都为我们在企业推广责任会计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建立责任会计的程序

2.1 划分责任中心，确定责任范围

责任中心是为了贯彻经济责任制而建立的，是责任会计的基础环节。对责任中心的正确划分标志着企业能否有效实行责任会计。不同类型的企业应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根据所能控制的范围和承担的不同责任以及管理的需要建立不同的责任中心，。一般来说，企业通常将它所能控制的区域和责任范围划分为三大责任中心，即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成本中心只对可控成本负责；利润中心既要对成本负责，又要对收入和利润负责；而投资中心既要对成本、收入和利润负责，又要对投入资金的运营效果负责。

2.2 编制责任预算，确定责任目标

责任单位建立后，就要编制责任预算，确定各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实行目标成本管理，进行责任成本包干核算，工资奖金与责任指标挂钩。各责任中心在确定责任指标时要切合实际，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制定出有利于充分调动职工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的责任指标。

2.3 编制业绩报告，进行业绩考核

责任预算和责任目标确定后应对其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根据日常的记录来编制业绩报告，用实际完成的责任指标值与计划责任指标值进行比较，据此对各责任中心的业绩进行评价，同时肯定各责任中心的业绩，研讨各责任中心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办法，制定措施。另外，在每个会计期末还应该核算经营成果，评价经济效益，为下一会计期间制定责任指标提供依据。

3 责任会计在企业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3.1 存在问题

3.1.1 照抄西方的责任中心设置方法。我国企业在划分责任单位过程中，往往效仿西方责任会计的模式，把企业内部各组织单位划分为三个责任中心，即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和投资中心作为责任会计主体。

3.1.2 责任指标的制定不够公平合理。不同责任单位的性质不同，相互间业绩比较缺乏统一的尺度，同样的指标完成率并不意味着为企业做出了同样的贡献，难以使各部门感到公平合理，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企业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

3.1.3 内部转移价格可靠性不强。内部转移价格制定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责任中心的切身利益，也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积极性。一个不合理或者难以发现的内部转移价格不但不能节约交易费用，反而增加了责任中心之间交易的难度或制约了他们的积极性。

3.1.4 考评体系不够健全。责任会计的可控性原则难以落实，如目前相当多的企业严重超员，隐性失业不同程度地存在，机器设备开工不足，生产达不到设计的能力。

3.1.5 责权利未能有效结合，激励机制不能发挥作用。责任会计的生命在于责权利的有机统一，但现实经济生活中责权利中的权力落实不充分，这一点在国有企业中尤为明显。

3.2 解决对策

3.2.1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合理划分责任单位。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处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企业提高盈利水平的途径也呈多元化局面。因此企业要在鼓励降低成本的同时建立起能有效激励内部单位扩大销售，多创利润，提高投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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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投资风险的机制。这就要求企业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根据企业规模，生产经营的具体情况和内部单位的职能属性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利润中心，投资中心，赋予它们与其经济责任相当的决策权，以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盈利能力、投资能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划分责任中心的目的之一是避免搭便车，每个责任中心都有明确规定的权利和责任，就有效地避免或减少了车间之间、班组之间、甚至个人之间互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所以划分责任中心时应尽可能地把互相依赖互相牵制的车间、班组等划分为不同的责任中心，各责任中心确有存在于一个企业的必要，如果某个责任中心与其他责任中心之间可以进行纯市场化的交易，并且这样更节约交易成本，那么分拆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许多著名的企业都有将内部某个分厂、分公司分拆出去的记录，而且事实证明是非常成功的。 .. 建立经济责任制，使责权利落到实处。第一，制定责任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根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市场、资金筹措等情况，制定企业经营目标，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的责任目标应围绕着总目标来制定，对总目标层层分解落实。第二，统筹安排，分解职权。在责任单位的责任已定的情况下，还应根据以责定权的原则，赋予各责任单位相应的权力。对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责任单位，究竟要放哪些权，放到什么程度，需要根据科学合理的原则周密考虑。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要考虑人员素质的高低，二是掌握好放权的力度，做到放而不乱，活而有序；三是责权对等原则。第三，明确责任，签订合同。各责任单位应明确责任人，责任人对责任单位的责权利负全责。

..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合理确定内部转移价格。制定内部转移价格的原则有二：一是凡成本中心之间提供产品或劳务，以及有关成本中心的责任成本转账，一般按成本作为内部转移价格。二是凡企业内部产品或劳务的转移以及责任成本转账涉及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则尽可能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内部价格的基础，而市场价格是指根据产品和市场的供求关系的供应价格作为计价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企业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市场价格可以及时取得，并且能客观公正地反应责任中心产品或劳务的获利能力和竞争能力，因而可以促使责任中心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费用以获得更多利润，另外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内部转移价格也能使责任中心更加贴进市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从而提高企业对市场反映的灵敏度。 　.. 建立科学的考评制度。评价与考核责任中心的业绩是责任会计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责任会计实施奖励的重要环节。因此企业在进行绩效考评时必须考虑到其科学性、合理性、综合性。对于不同的考核对象，要用不同的方法。比如成本中心，主要考核成本或费用，生产制造部门可采用标准成本，非制造部门可使用费用预算作为考核标准；对于利润中心，主要考核收入和支出的差额，通常用企业预算来确定利润中心的标准；对于投资中心，主要考核其投资效果，如投资收益率等。

具体来说要遵循以下原则：

①要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利益。对责任中心不能仅以短期内的经营成果作为判断其优劣的标准，还要看它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②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相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片面强调一种，往往会产生不良效果。例如对投资中心进行考核时，只以利润作为标准就无法了解投资效率如何；只以投资效率为标准又往往会使投资中心拒绝那些会降低它的投资利润率而实际上对企业有利的投资项目。

③价值指标与非价值指标相结合。能用货币表现的绩效固然重要，但是对不能或很难用货币表示的绩效也要加以考核，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合理。

④可控性原则。即进行考核时要把责任中心无法控制的因素排除在考核指标之外，责任中心只对可控制部分承担责任。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4

一、当代大学生责任担当教育的重要性

责任担当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是指教育者通过合理、科学、有效的手段和载体使青年学生明确责任，形成责任担当的意识并内化为自主行为。当前大学生责任意识的主流是积极、健康的，他们热爱国家、乐观自信、敢于承担，但在肯定主流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大学生过分强调利己性，重个人理想，轻社会集体理想，忽视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等。因此，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责任担当的教育势在必行。

（一）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

自古以来，我国的教育理论都强调责任担当的重要性。从孔孟之道的“当仁不让”“舍我其谁”，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胡锦涛同志对青年“四个新一代”的殷切寄语，都体现了传统文化把责任担当教育作为培养健康人格的追求。当代大学生在汲取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通过接受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正如对于“中国梦”的期许，有梦就有追求，有追求就要有奋斗和拼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必须敢于担当，积极主动为之奋斗和付出，为之不计个人得失而团结一致的信念。由此可见，我国的民族观念与教育理念对责任担当意识培养的重视和践行。

（二）促进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道德素质

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是实现道德素质提升的关键所在。责任担当不仅是大学生个体德行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核心，也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道德基础和前提。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责任担当教育，提高责任担当意识，激发责任担当情感，内化为自觉行动。既要鼓励大学生勇于获得胜利，也要求大学生有勇于承担挫折与失败的责任，作一个敢于担当的人，为社会和他人做出贡献。同时也要在自觉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学会理解和宽容他人，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人格魅力。通过这样的教育，正确定位人生价值观，全面提升大学生道德素质。

二、当代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降低的原因探析

（1）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使得信息交流与传播更为迅速方便。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入侵，网络媒体不负责任的宣传，都强烈的冲击着大学生传统的理想信念和责任意识。使得部分学生更加关注个人利益，对社会责任感的态度日渐冷漠，加上新旧道德伦理观念的冲撞，使得他们开始极少的考虑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

（2）教育制度和手段的不完善。责任担当意识作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也须依靠教育来实现。但在目前的教育中却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责任担当教育多局限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践性。其次，忽视发挥大学生在责任担当的主体性作用，多以灌输为主，没有内化为行为实践。最后，重智轻德的教育现象，造成学生只读圣贤的书呆子现状，与社会分割开来，不利于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

（3）家庭环境的影响及自我心理的不成熟。在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充次着矛盾和冲突，家庭教育的不完善和溺爱使得学生出现自私、冷漠，缺乏正义感。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不屑于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大多奉行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他们以自我为重，很少顾及他人和集体的利益，责任担当意识薄弱，且停留在浅层的感性认识上，不愿意主动承担责任，大学生的这些心理不成熟性极大地制约着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三、加强当代大学生责任担当教育的途径

（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大学生责任担当教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教育要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中起到先行作用，首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融入到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理念之中，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其次，树立强烈的责任意识，培养爱国爱家的高尚情感，辩证的看待问题，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各种矛盾，加强价值判断力，践行责任担当。

（二）调动大学生责任担当主体能动性，提高责任担当意识

责任担当是道德自律的重要内容，勇于责任担当是构建高尚道德人格的必由路径。要重视人的主体需要，注重受教育者的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启发引导学生内在的教育需求，营造和谐民主的教育环境，让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学习过程中学会判断、学会负责，履行应尽职责，实现自我价值，将责任担当的坚定意志最终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习惯，从而培养大学生责任主体的身份。

（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责任担当能力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5

一、当前教师心理健康研究的两个不足

1.对教师心理健康标准中的“德性”关注不够

当一位教师端坐在办公桌前，以一句“这点小事也来烦我”打发满腹委屈的学生时；当一位教师在课前拿着一份“新三年，旧三年，拼拼凑凑又三年”的教案过了几眼便“胸有成竹”地走上讲台时……此时含有师德性质的教师心理健康问题就成了教师心理健康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心理健康教育刚刚开始的时候，心理学工作者为了确立其独立地位，非常强调心理健康教育和德育的差异，强调心理健康标准和道德标准的区别。但现在，我们发现，完全脱离道德标准而谈心理健康标准，也带来诸多问题。王智等人认为，当前对教师心理健康标准研究中，对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是否等同于优秀教师（即师德好的教师）的标准探讨不够，因而也难于开展对心理健康与师德关系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难于开展探讨“心理健康”与“师德”关系的实证研究。

据薛晓阳的研究，当前心理学在健康的标准上己经从拒绝价值干预到接受价值干预。不能把心理健康理解为“没有痛苦”或“自得其乐”，或诸如“我不能改变环境，我可以改变心境”等。也就是说，心理学不仅要关心人对环境的适应，还要关心用“道德的方式”去适应。快乐如果是不道德的，那就是不健康的。具体到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建立在良好师德之上的心理健康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2.对教师心理健康中的积极力量关注不够

许多调查都发现，中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比较严重。而在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中，也较关注教师心理健康中的问题（消极方面），如据张积家等人的研究，国内教师心理健康调查研究使用的量表极为单一，近90%的研究使用SCL-90。该量表共十个因子，如果某个测试者在某个因子上得分高于常模，或高于某一个分数，就可以认为该受试者在心理健康的某个方面有问题。可以说，SCL-90是用来测量是否有心理问题的。而国内已有的教师心理健康研究中有近90%在关注教师心理健康的消极方面。

如任俊教授所言，心理问题只是心理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一个很小、不具有代表性的特例。心理学工作者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教师的心理问题上，是不明智的。况且心理学的实践表明，人类正常的积极心理功能不可能通过“解决问题”式的研究得到充分的发挥。即使就解决心理问题本身来说，当我们只研究问题本身时，可能会失去另一条有效地摆脱问题的途径，教师的有些心理问题只有通过培育教师心理的积极方面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二、责任的心理学研究

针对上述两个不足，我们认为，对于教师心理健康的研究应该寻找更具建设性的路径。而基于责任的研究无疑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代汉语词典》对“责任”一词的解释是：①分内应做的事……②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当承担的过失。这个定义强调责任的外在规定。而心理学的研究中，经常用“责任心”一词以表示从心理学角度研究责任，并强调责任的内在规定性。况志华在其专著中，从心理学角度指出责任是一种内化了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是个体一般性的意识准备状态；责任也是个体一种对自己或他人行为做出的价值判断体系。因此，研究责任这种思维方式、意识准备状态是否健康，研究已内化了的价值判断体系是否道德，使探索教师的心理健康与师德的关系成为可能。除了探讨责任的含义外，责任的心理学研究主要有：分类学研究、心理结构研究、心理活动过程研究等。这些研究为解决上述教师心理健康研究中的问题开辟了途径。

1.责任的分类学研究

在责任的分类学研究中，伯恩贝彻（D.Bimbacher）的“事前——事后”分类在研究心理健康的积极面上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事前责任通常是指行为者对于某种认识到的、发生于未来的事态的心理和行为的准备状态；事后责任是对行为者过去的行为或行为结果的归因。任俊认为任何特定的条件引起的变化如果向个体喜爱的方向变化，就是积极。事前责任总是指向于那些人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或预防发生不受欢迎的事情。因此，事前责任含有积极之意。教师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之前就能意识到责任并能努力地承担责任，是其积极心理的表现。

从责任关系来分，一般认为责任心包括自我责任心、家庭责任心、他人责任心、职业责任心、集体责任心和社会责任心等方面。赵兴奎、张大均从个体对自身的责任心、个体对他人的责任心及个体对物的责任心三个方面，将责任心分为自我责任心、社会责任心和环境责任心。作为教师而言，上述责任心都必须具有，而其中对教育事业、对学生的责任心尤其重要。

2.责任的内在心理结构研究

心理学研究表明，责任的内在心理结构包括责任认知、责任情感、责任行为等三个基本要素。责任认知是对责任客观方面的认知，主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责任是什么？第二，有没有能力、怎样去履行责任？第三，如果没有履行责任，其后果是什么？责任情感是对责任的客观方面的主观认同及情感体验，包括同情心、义务感、良心、羞耻感、爱心和奉献精神等。责任情感和责任认知有着密切的联系，责任认知是责任情感产生的基础，责任情感又影响着责任认知的深刻程度。责任行为包括责任行为能力、履行责任的意志和履行责任的行为习惯。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责任会计职能必要性建立程序

一、责任会计的定义

米切尔马赫在《成本会计为管理创造价值》中对责任会计的描述为，“利用会计进行业绩评价通常被称作责任会计”。

责任会计是在分权管理条件下，为适应经济责任制的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若干责任单位，并对它们分工负责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划、控制、考核与业绩评价的一整套会计制度。责任会计是以往的各种会计管理制度的发展。责任会计是企业内部的一项重要经济管理工作，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各责任单位履行其经济责任的会计信息。

二、推行责任会计的必要性

财政部在1995年的《会计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指出：要建立以责任会计为主要形式的会计管理体系。为了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加强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现代企业的管理科学水平，有必要建立一套比较健全的责任会计制度。推行责任会计是深化企业改革的需要，也是会计改革的深化。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1.贯彻责任制度使当事人有责、有权、有利。对企业领导来说，有利于落实任务，控制全面，调动积极性；对企业各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工作目标，对各部门、对职工能起到既有压力、又有动力的作用，激发自觉性，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

2.强化企业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必须推行经济责任制，而推行责任会计就是落实、巩固、规范厂内经济责任制的有效措施。资金管理、成本管理、利润管理都实行目标管理，通过责任会计这个核算形式就可以把这些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会计管理体系、经济效益保证体系，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所以推行责任会计是一项重要内容。

3.从会计工作本身来说，推行责任会计，它体现了会计工作是一种管理活动，具有管理职能，是从传统的记帐报帐型发展为经营管理型的重要标志，是会计工作发挥管理作用、更好地为企业管理服务的重要方法和途径，是企业会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所以说，有基础的企业要尽快地推行责任会计。基础不完善的企业也要创造条件，加快改革步伐，把企业经济核算纳入责会计轨道。

三、责任会计的职能

责任会计系统的任务是通过责任会计的职能来实现的，一般情况下责任会计的只能有以下几方面：

1.预算职能。责任会计的预算职能就是合理的编制各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作为各责任单位的努力目标以及衡量各责任单位工作成果的标准；

2.控制职能。责任会计的控制职能也称为监督职能，就是对责任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按照事前制定的责任预算进行检验，对发现的差异及时进行调整；

3.核算职能。即对责任单位已经发生的经济业务采用会计核算方法进行记录、计算，并通过一定方式向责任单位负责人和企业管理者反映责任单位责任预算的完成情况；

4.考核职能。以责任单位的责任预算为依据，根据责任会计核算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对各责任单位的工作成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并使其工作成果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

四、建立责任会计的程序

1、合理划分责任中心

责任会计是按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划分经济责任，建立责任中心，使责权利达到统一。因此，要明确责任中心、责任对象、责任绩效与履行职责相适应的权力和经济利益，从而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经济活动，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

2、制定责任目标，编制责任预算。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应根据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市场、资金筹措等情况，制定企业经营目标，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的责任目标应围绕着总目标来制定，对总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并根据责任目标详细编制责任预算。

3、编制考核报告，进行业绩考评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7

【关 键 词】价值困境/工具理性/价值理性/道德责任感

【作者简介】梅萍　华中师范大学理论课部教授　博士　430079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18X(2009)08-0064-04

现代社会是科学与人文、功利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冲突日益显现的社会，工具理性的单向发展遮蔽和消解了价值理性。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迫使人们通过道德责任重新确立生命的意义和目的。道德责任，是指道德主体因其公民资格所赋予的并得到内心认同的，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的道德义务和道德使命以及对其自身行为后果的善恶的担当。作为社会个体间联结的纽带和社会良性发展的道德基础，道德责任感的培养始终在我国的道德建设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从孔子的“当仁不让”到孟子的“舍我其谁”，从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显示着对国富民强的崇高责任感。“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全在于具有知道自己履行了责任这样一种意识。”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型伦理秩序，消除现有的价值困境，培养人们的道德责任感是历史的必然。

一、现代价值困境：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消解

要理解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首先必须理解“现代性”的特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比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主要特质有二，一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二是由于理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韦伯在《社会学文选》中，对现代社会有一段总结：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智化的时代，总之是世界祛除巫魅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命运，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越领域，或者流于直接人际关系的博爱。根据韦伯的说法，这里的理性并不是“价值理性”，而是“工具理性”或“计算理性”，它指的是把某种目的、实现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以及这种手段可能产生的结果都纳入考虑的理智态度。在现代价值秩序的原初设计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推动、相互支撑，保持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力。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致力于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作为价值理性的“宗教冲动力”与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冲动力”之间的合理互动。他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促使新教徒在世俗生活中采取一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这种理性化的生活态度，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类进入以高技术发展和机器代替人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就由初期的亲和产生疏离，工具理性逐渐反客为主，消解和否定了价值理性。

在工业化世纪，一切完全按照技术的要求和规范来设置和运作，技术一方面有着巨大的魔力，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和实现人类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在悄悄地侵蚀人们的个人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权利，成为统治人类灵魂的另一个至上神。马克思曾对技术带来的悖论作了深刻的揭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②人成了无生命的物质的东西，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行动，而是被控制在技术主义限定的选择范围内。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和伦理精神已经在技术面前无能为力，“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宗教禁欲主义的精神虽已逃出这牢笼，但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③。技术意志把功用和效益作为最高的价值依据，一切事物好与坏的评价标准就在于它的功利效率性。这样，经济冲动力占据了主导地位，由它所代表的消费享乐主义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与此相反，宗教冲动力所代表的意义维度则日益衰微。工具理性实现了价值理性，同时也遮蔽和终结了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的全面统治和价值理性的消退，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的“祛魅”：人在技术意志的支配下，已变成为物，成为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工具。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反省现代人的生存处境时，指出个人已被吞没在功能之中，存有被客体化，而当生命已变成一种纯粹的功能时，便丧失了它的历史特性。人的本质的失落、信仰的危机、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深深地刺激着每一个现代人，“相对主义价值观大有要摧毁一切对于义务与责任的信仰之势”④。人类似乎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人们完全生活在随时可能面临巨大风险和灾难的不确定性之中。此时，面对“风险”，重要的不是单纯地谴责或痛心于“价值危机”、“信仰失落”或“意义毁灭”，而是要采取一种历史的态度，切实澄清现代价值处境下的关键问题。马克斯·韦伯区分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强调指出，在行动领域里，责任伦理优先，人的责任是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保证。与那些宏大的价值主张相比，与每个人生活最为密切，在每个人生活中最为基本的责任伦理，对于克服技术社会所带来的道德危机和道德滑坡，具有更大的现实力量和可操作性。尤其是随着终极实体烟雾的消散，对善恶的选择权明显交给了个人，伴随选择而来的是责任，如果选择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责任也不可避免。英国公民资格与课程委员会主要执行官员尼古拉斯·塔特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在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我们要重视认识社会和公民责任的重要性。”⑤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进一步提出：“权力所辅佐的普遍行为模式和绝对事物的消亡，使行为者的责任比以前更加深刻，确切地说，更加重要。”⑥

二、走出现代困境：道德责任感的生成培养

面对日益凸显的现代价值困境，培养公民普遍的道德责任感迫在眉睫。道德责任感的培养既需要外在良好的制度依托和舆论氛围，更需要教育活动的主动介入和个体实践的主动参与，其主要生成路径是外在规范与内在自觉的统一，理性认知与实践体验的统一。

1.重建责任主体，在理性自觉中体悟责任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十分强调责任，但在现代社会这种责任被大大地淡化，体现在“我们”而不是“我”的责任，“大众”而不是“个体”的责任。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我们”、“大众”这些本来极其抽象的概念却一直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发挥着实际支配作用。“大众是我们的主人，对每一个从眼前的事实出发的人来说，他的存在都依赖于大众，因此大众的思想必然控制他的行为、他的爱好和他的职责。”⑦“大众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他们宁愿承认自己已经是自由的了。他们更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所应承担的责任，不知道如何利用手中现有的权利来为正义辩护。”⑧那些淹没在大众之中，没有真正自我的人，“那些尚未把自己与别人、与群体区别开来的人，那些还在群体的襁褓中昏睡不醒的人，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责任心”⑨。因此，培养道德责任感首先要把责任主体从单纯的“大众”中独立出来，确立每个人的主体性，实现个人的自由。对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属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化了的人，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⑩

重建责任主体，关注个体自由，并不是把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当作至高无上的、首要的东西去追求，而失去了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为社会正义事业奉献的热情。这里强调的是道德责任感应建立在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我理解的基础上。主体在与客体相互作用时，对于相互作用的后果负有责任，这个责任是由主体的地位、需要、目的等本身所赋予的。一个人只有深刻地认识和体验到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着社会的发展和别人的劳动，以及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每个人的共同努力时，才能树立道德责任感，并自觉承担起自己的各种道德责任。责任在本质上“是一种完全自愿的行为，是我对另一个人的需要——达到的或未表达的——反应”(11)。个人的自由度越大，自主性越强，承担责任的欲望也越强。所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前提是提高人们对履行和承担责任的理性自觉，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12)

2.面向生活，在活动体验中增强责任践履能力

以往的责任教育忽视了个体的生活经验，把责任教育沦为知识教育，交给学生一些知识性的、毫无生气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规范，使责任仅仅停留在理性认知层面，而不能转换成责任感和责任能力。实际上，责任感并不是产生于知识的灌输之中，而是产生于社会活动中，产生于学生的生命世界中。人的生命，尤其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和生长，是每一个人最能直接经验和感受的。人的生命形式的神奇和多彩，个体生命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曲折经历以及自己和家人所凝聚的艰辛劳动，都是青少年一代最能、也是最应该经验和感受到的，道德信仰和道德责任感就源于个体这些最强烈最直接的生命体验。著名哲学家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本质区别是生活世界中充满了目的、意义和价值。回归生活世界的个体才会不断地思索生命的意义，选择自主的道德行为。简而言之，生活世界的教育具有自然性、直观性、奠基性的特点，有利于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和个人化。责任生成教育只有面向生活，在个体的生活中进行才具有实践的力量。

当然，面向生活并不会自然地形成人的责任感，责任感的培养最终在活动体验和实践中通过主体自觉地感知、接纳和坚持才能完成。因为基于利益关系所要求的责任、义务，是在活动和交往过程中产生的，交往活动不仅使学生能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必要性，理解履行道德责任的必要性，而且还能体验到尽责的神圣和精神的愉悦，满足自己更深刻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完善的需要。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在交往中，“凡是肯思考的人必然会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义务，一定会承认自己同他们的联系；他会研究自己的性格，了解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弄清自己对决定他本身的幸福的那些存在物的义务”(13)。所以，培养道德责任感，教育者要善于创设责任情境，注重社会活动的开展，让个体亲自参与、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和自我强化，在自主选择和主动参与的活动中感悟责任、践履责任。

3.尊重介入，在学会关心中体验责任情感

尊重介入是多门(Doman)所倡导的道德教育的原则。多门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必须了解学生的发展需要，肯定学生具有决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价值观和所作出的选择予以尊重，但必要时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介入。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为使学生成为自主的道德代言人，因此，必须尊重和培养学生自主选择的能力。尊重介入不等于放任自流，必要的介入正是为了实现尊重中彼此的互动，责任与尊重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说，责任是一种付出，付出的多少有赖于道德的自觉。能够唤醒这种道德自觉的是人格的感召和对个性的尊重。尊重学生意味着把学生当作无可替代的个体，“尊重意味着无所剥夺，我祈望我所爱者为他本人，以他特有的方式而发展，敞亮自身，而不是为了服务于我的利益”(14)。尊重学生，旨在唤醒人的主体性，重视个人的自主选择，培养融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责任性于一体的道德主体人格。当然它并不否定教育者的指导作用，而是在尊重、理解、爱护学生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学识、言行、境界、风范去引导和帮助学生，鼓励学生自己去思考、理解、体验道德责任。

责任教育不仅要懂得尊重学生，而且还要关爱学生，让学生在关爱中学会关心，在良性人际互动中体验责任。关心与责任生成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关心中，个体能够体验到自我与非我的内在联系，体验到个体的存在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依赖性，也就能够使学生自然生成一种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对人类生存状态普遍关心的责任意识和完成责任行为的责任能力，并升华出一种高层次的责任情感。爱因斯坦强调：“为了获得对别人和对集体的适当关系，他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他们的幻想和疾苦。”(15)学会关心的内容很多，在家庭中，学会关心父母和家人，体验和生成一种亲情责任；在学校里，学会关心同学、老师，关心班集体、学校，体验和生成一种较低层次的社会责任；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走进大自然，学会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关心弱势群体的疾苦，关心自然环境建设，关心人类发展与世界和平等等，体验和生成一种高层次的社会责任。一句话，在对人类幸福的普遍关心中，生成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把握层次，在循序渐进中升华责任境界

道德责任本身具有层次性。意大利思想家朱塞佩·马志尼按其重要性而不是时间，对人的责任依次划分为四种：首要的是对人类的责任，其次是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康德把道德责任称为伦理义务，并从人性与人类的目的出发，区分为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国内不少学者则认为，按个体自我意识以及承担道德责任的能力发展过程，在逻辑上可区分为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人类的责任和对生态的责任等等。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教育学生对自己负责才是责任教育的起点。因为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能是一个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种种关系持积极的负责态度的人。以往的责任教育常常背离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忽视了责任的层次性，空谈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把自我责任的内容排除在责任教育之外。这样的教育，使学生不可能真正懂得如何对自己负责，也就无法有效地对他人和社会负责，造成了崇高的责任目标多数人无法达到，本该承担的基本责任被忽视的后果。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负责现象，诸如“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想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个体对自己姑息放纵，不负责任造成的。当然，对自我负责只是低层次的责任、起码的责任，责任应该由低层次逐步向高层次推进。从高层次角度讲，对人类，特别是影响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的责任，是一个年轻而紧迫的课题，它既是生态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道德责任教育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57.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③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142.

④J·F·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8.

⑤林亚芳.英国的公民教育[J].江西教育科研，2001,(10).

⑥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M].郁建兴，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1.

⑦Jaspers, K. Man in the modern age. Trans, Eden and Gedar. London: Routledge & Kegen Paul Ltd, 1951:43.

⑧方朝晖.重建价值主体[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42.

⑨邓晓芒.灵之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113.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8.

(11)埃里希·弗罗姆.爱的艺术[M].孙依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29.

(1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2.

(13)霍尔巴赫.健全的思想[M].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186-187.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犯罪 刑事责任 刑罚 关系

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之间的关系是刑法学中一个处于基础地位但又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本文拟借鉴中外既有研究成果，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希望能有助于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学说述评

关于罪责刑关系，学界主要存在六种学说，现简要述评如下：

一、“罪（责）—刑关系论”。该论认为，犯罪与刑罚之间是直接对应的关系，刑事责任在刑法学体系中并不具有独立于犯罪和刑法的地位，而只是犯罪论的内容。

二、“罪-责—刑关系论”。该论认为，刑法学体系中存在犯罪、刑事责任和刑法三个各自独立的范畴，其中，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无犯罪即无刑事责任，刑罚是刑事责任的后果，无刑事责任即无刑罚；刑事责任作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中介，起着调谐罪刑关系并使之合理化的重要作用。

三、“责-罪—刑关系论”。该论认为，从整个刑法特别是刑事立法角度看，总是刑事责任在前，犯罪在后；刑事责任既是犯罪成立的基础，又是判处刑罚的前提；据此，应按责-罪-刑的逻辑结构构建刑法学体系，包括建立刑法典总则体系。

四、“罪—责（刑）关系论”。该论认为，刑事责任是直接与犯罪相对应的范畴；刑罚及其裁量等内容只是刑事责任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刑罚只是刑事责任的下位概念；在罪责刑关系中，刑罚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

五、“责—罪刑关系论”。该论认为，刑事责任论在价值功能上具有作为刑法学基础理论的意义；刑事责任是整个刑法学范畴体系的最上位概念，它与一系列下位范畴一道构成刑法学的科学之网；犯罪与刑罚均系刑事责任的具体化，二者之间相互对应。

六、“罪责—刑关系论”。该论认为，犯罪与刑事责任是并列关系（其实质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或者并列），二者同时与刑罚相适应；刑罚之轻重与犯罪相适应，是一种刑罚的按“劳”分配，体现报应主义观念，刑罚与刑事责任相适应，是一种刑罚的按“需”分配，体现预防主义观念；二者共同与刑罚相对应，体现了公正与功利的统一。

笔者认为，“罪（责）—刑关系论”只在犯罪成立意义上理解刑事责任，否认刑事责任的独立地位，导致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机械对应：“责—罪—刑关系论”与“责—罪刑关系论”将刑事责任理解为犯罪与刑罚的前提或者上位概念，从而使刑事责任超然于罪刑关系之外，只能为罪刑之存在提供基础，而无法调节罪刑关系：“罪—责（刑）关系论”否认刑罚在罪责刑关系中的独立地位，使刑罚在本以其为基础而演绎的刑法学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从而破坏了刑法学体系的科学性，并可能不当地转移刑法学研究的重心，进而影响对刑罚理论等的深入研究：“罪责-刑关系论”将刑事责任完全界定在人身危险性的范畴，此与已经成为通说的以行为责任为基本内容的责任概念全然不符，其将刑事责任与犯罪相并列共同与刑罚相对应，但这两个异质的标准并未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与刑罚相对应，而是各自分别与刑罚相对应，由此冲突在所难免，因此，以上诸论片面理解刑事责任的含义，均存在着根本性的不足。“罪-责-刑关系论”从罪刑中介的意义上理解刑事责任，可谓正确把握了刑事责任的实质，并由此奠定了罪责刑关系科学化的基础；惟论者对该关系框架下的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未作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使该论缺乏足够的论服力。

“罪—责—刑关系论”续说

为构筑科学的罪责刑关系理论，应首先明确以下两个基本问题：

其一、刑事责任的独立性，也即，在刑法学中，刑事责任是一个具有独立实体意义的范畴。一方面，刑事责任与犯罪、刑罚之间均存在质的区别，其与犯罪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评价内容不同，犯罪评价是要认定行为能否构成犯罪及犯罪之轻重程度，而刑事责任评价则是要明确行为人应负刑事责任之轻重；（2）评价根据不同，犯罪评价的根据是客观的犯罪事实，而刑事责任评价的根据则是犯罪构成事实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因素（包括行为人人格及罪后表现）；其与刑罚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评价内容不同，刑事责任评价只界定刑罚的可能性及范围，刑罚评价则具体落实刑事责任否定评价，具体确定处罚与否、刑罚种类及轻重等；（2）评价根据不同，刑事责任评价之根据已如前述，刑罚评价之根据则是刑事责任与政策性因素等。另一方面，刑事责任又与犯罪、刑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必要前提，刑事责任则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刑事责任既是科处刑罚的前提，又为刑罚裁量确定了范围，而刑罚则是实现刑事责任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方法。刑事责任与二者的区别决定了其作为独立实体范畴的必要性，而其与二者的密切联系则为其与犯罪、刑罚一起共同构筑科学的刑法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其二、正确解析责任主义。责任主义，又称责任原则，是大陆法系刑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包括两种含义：（1）“无责任即无刑罚”，其内容是把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行为与行为联系起来考察，明确归责的可能性并由此决定犯罪是否成立；其强调主观责任和个人责任，目的是为了限制刑罚的不当扩张，此即归责意义上的责任，或称刑罚成立责任；（2）刑罚的轻重程度决定于责任的轻重程度，其内容是刑罚的轻重必须以责任的轻重来决定，不能超出责任的范围，即量刑意义上的责任，或称刑罚裁量责任。笔者认为，此两种意义上的责任在刑法学中均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大陆发系学者往往在不同的场合运用责任一词，从而给理解带来混乱，也在客观上阻碍了对责任理论的深入研究。事实上，归责意义上的责任实质上是犯罪成立要件之一，应将其划入犯罪论的范畴进行研究，为区别起见，本文称之为“有责性”；而量刑意义上的责任作为犯罪成立的后果及刑罚的前提和标准，则既非犯罪论，亦非刑罚论所能包容，本文称之为“刑事责任”，将其与犯罪、刑罚相并列，并作为罪刑中介加以研究。

据此，笔者认为，罪责刑三者之关系应作如下条理：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刑事否定评价的三重环节；其中，犯罪是刑事责任的前提，无犯罪即无刑事责任；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又是刑罚的必备前提，无刑事责任即无刑罚；刑罚是刑事责任最基本、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并通过刑事责任这一中介环节之调谐而与犯罪相对应，从而实现罪责刑关系的科学化。在罪责刑关系框架下，三者的研究内容和重心各有不同：犯罪论研究的是犯罪原因及其构成等问题，刑事责任论研究的是刑事责任之本质及其根据等问题，而刑罚论则研究刑罚的目的及其根据等问题。下面分别作简要论述。

犯罪原因与犯罪构成

犯罪原因与犯罪构成是犯罪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前一问题，不特是犯罪论的基础性问题，而且对刑事责任论和刑罚论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后一问题则是传统犯罪论的核心内容。

犯罪原因论是刑法各学派展开其理论的出发点。关于犯罪原因，历来存在古典学派（又称旧派）的“非决定论”与近代学派（又称新派）的“决定论”之对峙，其争论核心在于人的意思是否自由。古典学派于十八世纪针对封建的罪刑擅断、宗教神权，为了将人从封建、神权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高举理性的旗帜，张扬个性，崇尚个人尊严，认为人的行为系处于自由意思，犯罪行为亦是犯罪人自由意思的产物；并由此演绎出道义责任论、报应性论、一般预防论等。十九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贫富严重分化，社会矛盾激增，累犯、少年犯罪等与日俱增，一部分刑法学者认为旧有的刑法理论破绽频生，渐呈无力状态，已不能适应与犯罪作斗争的要求，需要以新的理论代替旧有的理论体系，从而逐渐形成了近代学派。近代学派以实证主义为理论基础提出“决定论”，认为意思自由是虚幻的假设，事实上，人的意思并不自由，而是受制于客观的条件；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是客观条件的产物，与意思无关；并由此提出社会责任论、教育刑论、特别预防论等。但是这种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学说由于有贬低人性、侵犯人权之虞并在二战中被恶意利用而受到众多学者的批评。二战以后，折衷二者而主张人的相对自由意思论逐渐成为通说。

事实上，人的意思并不是绝对自由的，但也不是绝对不自由的，同时也不是不可琢磨，只能假定的。生活经验和科学实践均已证明，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虽然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仍具有意思决定的自由。“人是被决定向着非决定论的。”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的主体性还会进一步加强，人的意思自由程度还将进一步提高。“非决定论”与“决定论”的折衷，体现了人们对意思自由的认识从“片面”走向“全面”的科学化过程。但是，传统的相对自由意思论也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例如，威尔采尔主张除了意志自由外，应在人的素质和社会环境方面探询犯罪原因；而团藤重光主张行为系出于人格与环境制约下的意思自由，二者对制约意思自由的客观因素的理解均存在片面性。笔者认为，人的行为，包括犯罪行为，是在环境和人格决定下的人的相对自由的意思的产物；环境与人格同属与自由意思相对的客观条件。所谓人格，是指“人的性情、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其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的先天素质，其二是基于客观环境与先天素质并在自由意思支配下逐渐形成的后天品质，由先天素质与后天品质综合而成的行为人的人格在行为时对于行为人而言是一种客观的制约条件。所谓环境，指“周围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影响行为人自由意思的除“我”之外的所有客观条件。在意思自由、人格与环境三要素组成的犯罪原因体系中，意思自由是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其一、从价值论角度出发，承认意思自由在行为原因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然结果；其二、人格与环境虽然对意思自由具有制约作用，但这种作用毕竟是相对的，对行为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自由意思。因此，基于非决定论的立场，可以将这种以人格与环境为客观制约条件的相对自由意思论称为“理性的非决定论”，以区别于传统的相对自由意思论。正确界定犯罪原因体系，对于犯罪论乃至整个刑法学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犯罪构成，主要存在以德日为代表的“递进式犯罪构成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双层次犯罪构成体系”和以前苏联与我国为代表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前二者均为立体化模式，后者则为平面化模式；在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这两种刑法的基本机能之间，立体化模式更侧重于保障人权，而平面化模式更侧重于保护社会。笔者认为，在加大人权保障日益成为时代精神的社会背景下，我们应摒弃长于社会保护而拙于人权保障的平面化模式，转而借鉴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立体化犯罪构成模式；而在两种立体化模式之间，产生并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递进式犯罪构成模式”更适合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法典化传统的国家。

犯罪是该当于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犯罪的成立（也即犯罪构成）要件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个要素。这是由M.E.麦耶首倡，并由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大冢仁等刑法学家不断完善而逐渐成为德日刑法界通说的一种理论。用这一历经百年发展而形成的理论作为犯罪构成的标准，应当说是较为适当的。

构成要件是犯罪定型的观点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这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其一、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原则上也就是违法的行为，同时也是可归责的行为；而犯罪构成理论出研究构成要件外，尚需研究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其二、构成要件在将行为类型化的同时，亦将违法性和有责性均予类型化，为此，构成要件中既包括能从客观方面对行为类型化的要件，如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也要包括能从主观方面对行为进行类型化的要件，如故意和过失。

关于故意与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最初，学者们如贝林格是将其作为责任要素加以研究的，M.E.麦耶、麦兹格将其作为违法性要素，小野清一郎认为其既是构成要件要素，又是责任要素，威尔采尔认为故意是行为的一部分，是行为的本质要素，从而是构成要件要素和违法性要素，并非责任要素，而团藤重光、大冢仁则认为其既是构成要件要素，又是违法性要素，同时还是有责性要素。从有责性的成立要素的角度考察，也经历了从心理责任论到规范责任论，再到基于目的行为论的责任论的发展过程。心理责任论将行为人与外界的所有心理关系定义为责任，主张除具备责任能力外，如有故意或过失之存在，即可追问行为者责任；规范责任论对此加以修正，认为责任是“应受谴责性”，将责任概念移到了对于心理现象以规范命令为基础的价值评价上来，进而认为有责性包括责任能力、责任条件（即故意和过失）与规范条件（即期待可能性）三个成立要素；基于目的行为论的规范责任论则认为，有责性是“对象的评价”，而故意和过失则只是“评价的对象”，由此否定故意和过失在有责性要素体系中的地位，而将其视为构成要件要素，从而将有责性的成立要素界定为责任能力、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和期待可能性。笔者认为，构成要件既然是犯罪定型，违法性与有责性只是从反面考量犯罪之是否成立，那么作为犯罪类型化必备要素的故意与过失自应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加以研究；同时，在有责性中对故意和过失重复评价，既无确定责任存否之价值（因其作为构成要件要素已经发挥过其作为犯罪成立与否进而是否有责评价标准的功能了），亦无衡量责任轻重之意义（此属刑事责任论之内容），更重要的是，故意和过失是作为构成要件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部分（如行为、结果等）一体化后整体地作为有责性评价的对象的，而非评价的标准。据此，故意和过失只是构成要件要素。

将故意和过失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将责任能力作为有责性要素，就会出现无责任能力人是否会有故意和过失的疑问。与此相关的是，大陆法系刑法学者关于责任能力在有责性体系中的地位存在着“责任前提说”和“责任要素说”的对立。前者认为，责任能力是故意和过失的前提，无责任能力者即不可能有故意和过失；后者则主张，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毫不相涉”，二者是相并列的责任要素，无责任能力人也可能有故意、过失。笔者在将故意、过失与责任能力分别作为构成要件要素与有责性要素的意义上赞成“责任要素说”。该故意、过失是就可根据行为认定的纯自然状态的心理事实而言，即一方面，违法性认识（可能性）是在有责性范围内进行研究的要素，因此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过失并不包含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因素，而系单纯的心理事实，另一方面，此种心理事实可以通过行为人的行为及其它诸要素综合评定的。因此，将故意、过失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将责任能力作为有责性要素，并无不当。

刑事责任之本质及根据

刑事责任的本质与根据是刑事责任论中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所谓刑事责任的本质，是要回答“为什么要使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问题，而刑事责任的根据，则是要回答“根据什么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并决定着后者的基本内容和结构，后者则是前者的具体化，是从技术的角度对前者进行落实。二者一起构成刑事责任论的基础。

关于刑事责任之本质，历来存在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之对峙。古典学派以“非决定论”为出发点，认为人具有意思自由，在面对实施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选择时，其本应根据道义原则选择实施合法行为，但其却竟违背道义选择实施非法行为，因而对其非法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也即具有道义非难性，此即“道义责任论”。与此相对，近代学派从“决定论”出发，认为意思自由是不存在的，人的行为是客观条件的产物，对犯罪人从道义上是无可非难的，对于已经实施了犯罪的行为人，基于维护社会利益的立场，为使社会避免再受侵害，需要根据行为人的危险性对其采取防卫措施，因而，使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只是出于社会的需要，刑事责任具有社会非难性，此即“社会责任论”。在两派的持续论争中，逐渐又产生了“行为责任论”、“意思责任论”、“性格责任论”、“心理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基于目的行为论的规范责任论”、“行状责任论”、“生活决定责任论”、“新社会防卫论”及“人格责任论”等诸多学说。但“行为责任论”、“意思责任论”系对“道义责任论”，“性格责任论”系对“社会责任论”从判断根据角度之描述，其实质内容仍分别同一。“心理责任论”、“规范责任论”、“基于目的行为论的规范责任论”已如前文所述，系从有责性的成立要素的角度对责任进行分析，其重心并非责任之本质。

“行状责任论”、“生活决定责任论”、“新社会防卫论”虽注重以犯罪为契机发掘犯罪人之人格，但其刑事责任则全然以人格为对象，而不注重行为责任，此显与基于“犯罪征表说”的“社会责任论”归于同路。“人格责任论”从行为出发，探究犯罪人的人格，其不仅将人格形成责任作为刑事责任之内容，更将“人格形成责任”与“行为责任”相结合，并以行为责任为主，人格形成责任为次，主次统一，全面考量刑事责任。该论以道义责任论的立场，兼顾社会责任，在坚持保障人权前提下，兼及社会之防卫，将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相结合，并排明主次，从而极大地发展了刑事责任本质理论。但是，该说亦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关于行为人责任，该论只考虑人格形成责任，而排斥由于人的先天素质所存在的人身危险性因素，换言之，既然行为人责任是一种防卫责任，即只是出于防卫社会之需施于犯罪人，那么为什么不将行为先天素质因素与后天品质相结合一并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呢？其二、该论将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相结合，并排明主次，但二者毕竟属于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责任，如何结合才能符合理性的要求，也是一个该论并未解决但又亟待明确的问题。

笔者认为，从个人的角度而言，基于犯罪人的自由意思而追究其行为责任，是道义的必然要求；而从社会的角度而言，犯罪人刑事责任之轻重应基于社会防卫的需要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也即再犯可能性而确定，换言之，人身危险性之程度直接决定了行为人责任之轻重，而考量人身危险性，就不能仅限于后天的“人格形成”因素，也不能仅限于人格因素，而应当是根据“先天素质”和“后天品质”一体化的“人格”与罪后表现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评价；刑事责任是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的结合，但这种结合并不是无序的组合或者简单的相加，而是以行为责任为基础，兼顾行为人责任，是“基数”（即行为责任）与“系数”（即行为人责任）“相乘”的关系，且该“系数”只能在“0-100%”之间，而绝不能超出这个限度，换言，即是在行为责任之范围内，根据行为人责任之轻重，具体确定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这种根据理性原则将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相统一的责任理论，可称之为“理性责任论”。

关于刑事责任的根据，学界也存在不同认识。除了前文所述大陆法系学者基于道义责任论立场的“行为责任论”以由自由意思决定的犯罪行为、“意思责任论”以决定犯罪行为实施的自由意思、基于社会责任论的“性格责任论”以犯罪行为所表征的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以道义责任论为基本立场兼顾社会责任论的“人格责任论”以行为及行为人人格形成为根据外，在前苏联及我国尚有“犯罪构成唯一根据说”、“罪过说”、“犯罪行为说”、“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说”、“事实总和根据说”、“社会危害性说”及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统一的“二元论”，等等。笔者认为“行为责任论”、“意思责任论”、“犯罪构成唯一根据说”、“罪过说”、“犯罪行为说”、“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说”、“事实总和根据说”、“社会危害性说”均是基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性格责任论”则只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分别确定刑事责任，均失之于片面。“人格责任论”与“二元论”从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相结合的角度，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统一作为刑事责任根据，可谓已经克服了片面而走上了全面考量的科学化之路。但二者亦存在诸多不足。“人格责任论”之不足已如前述，而“二元论”在各根据要素之内容及构造上亦不十分科学。

笔者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包括两方面的要素：一方面，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其衡量因素是犯罪构成事实；另一方面，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其衡量因素是犯罪人的人格及罪后表现。犯罪构成事实既包括客观方面要件，也包括主观方面要件。人格既包括先天的、遗传的素质，也包括后天的、人为造就的品质，既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品质，也包括精神品质。对人格的考量不仅要调查犯罪人外部的诸特征和有关前科资料（如惯犯、累犯等），而且要考察犯罪人的生物学体质（如生理性疾病、体质不良等），心理学反应、生育遗传史等。人格是确定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主要因素，同时，亦应考察罪后表现因素，如自首、坦白、立功等。应当注意的是，在衡量人身危险性的因素中，人格是起决定性、本体性的因素，罪后表现只是对人格所标示的人身危险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从属性的调节功能；而在刑事责任根据的要素体系中，社会危害性则是决定性、本体性根据，人身危险性所标示的行为人责任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危害性所确立的行为责任起从属性的修正作用。

刑罚的目的及其根据

刑罚的目的与根据是刑罚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刑罚的目的解决“为何而罚”的问题，而刑罚的根据则解决“据何而罚”的问题。二者密切相关，共同构成刑罚论的基础。

关于刑罚目的，“报应刑论”与“预防刑论”世代对垒，“一体论”试图实现超越，但学者间见解亦多有不同。报应刑论，又称绝对主义，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报应，是对犯罪的回溯性的惩罚，其中又有神意报应主义、道义报应主义和法律报应主义之分。预防刑论，又称相对主义、目的刑论、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刑罚是为预防犯罪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惩罚，其中又有一般预防主义、特别预防主义与双面预防主义之别。一体论，又称折衷主义、综合主义，则认为刑罚的目的既在于报应，也在于预防，惟因一体化的具体内容与方式不同，又有若干不同的学说，如费尔巴哈模式、麦耶模式、奎顿模式、哈特模式、哈格模式、曼可拉模式、赫希模式、帕多瓦尼模式等。在我国刑法学界，学者多主张双面预防主义，但亦有学者在将刑罚目的分为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间接目的或者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的框架下在直接目的中同时主张一般预防与特别预防，部分学者则倡导一体论，但具体内容又各有不同，如在主张刑罚目的既在于报应，又在于包括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一体论中，有的学者主张预防为主、报应辅之的“二元论”，有的学者则主张以报应限制功利（预防）的绝对性为基本特征的“理性统一论”，而有的学者则主倡在偏重特别预防的基础上，兼顾报应的一体论，等等。

笔者认为，刑罚目的是与刑事责任本质、犯罪原因密切相关的问题。既然犯罪原因在于环境与人格相制约下的相对自由意思，刑事责任之本质在于行为责任与行为人责任之统一，那么，与意思自由、行为责任一脉相承的报应刑和与人格、行为人责任一脉相承的特别预防主义就应当成为刑罚目的之全部内容；其中，报应是刑罚的根本目的，特别预防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报应进行修正，在整个刑罚目的体系中只具有次要地位。至于一般预防主义，不仅从犯罪原因与刑事责任本质中找不到其存在的前提，而且其自身是报应刑的必然效果；将一般预防主义作为刑罚目的，不仅会混淆刑罚的目的与效果，而且会造成刑罚目的要素间的冲突，破坏刑罚目的理论对刑罚论的指导作用。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9

一、行政责任———技术性责任与道德性责任的统一体

行政责任从具体内容上来看涵盖面极广，它是一个包括政治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集合体。从形式上来看，它主要集中体现在技术性责任和道德性责任两种形式上。技术责任也称作岗位责任，它是一种来自外部要求的客观责任，是由他人或组织对其完成组织目标，在现有的规章程序和法律框架内的一种外在压力性任务。技术性责任是与形式合理性相联系的，其行为方式倾向于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使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并尽可能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为本身合乎理性与规则要求。这种对技术程序、方法、手段和工具的依赖反映在政府系统公务员行政责任上就是技术责任，它与职位、职级、规则紧密联系，是一种规制性责任。它主要有以下特征:(1)内在性。即它往往涉及到政府内部某一组织部门的某一职位，其岗位责任往往只限于该职位所涉具体任务和程序，较少考虑政府外部因素。(2)单一性。在专业化与分工化的前提下，技术性责任对应处理整体中的局部，较少考虑宏观全局。(3)程式性。技术性责任重视程序和规则而非结果，这种责任是以组织的刚性为基础的，它往往具有一种程式性、僵化性特点，有时甚至会导致局部高效和整体低效的效应。(4)消极性。技术性责任来自于组织及社会的要求，它是建立在“命令—服从”前提之下的。而道德责任则是一种实质性责任，是一种主观性责任，意指忠诚、良心以及内在的认同，它是公务员自身对行政责任的感受与思想境界。道德责任强调行政人员去做某事乃是源于一种内在动力，是行政人员伦理自主性的体现，它注重对行政行为进行价值判断。道德责任是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中，通过内化的信念和善恶标准，从良心与个人伦理上体现对公共利益与公众真正的忠诚与关怀，从而真正做到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吸纳民意、体现民意、回应民意。它主要是使公共行政主体即国家公务员通过内心道德的信仰、意识与信念而赋予行政活动以内在驱动力，使行政人员在充分履行责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感受，在没有较好地履行责任时，受到道德良知的谴责。它使行政责任与信念、价值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自觉。

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构成公务员行政责任整体可或缺的两大部分，二者相互支撑、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共同统一在公务员责任体系之中。离开了道德性责任的支撑，技术性责任只能是盲目的、低效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它体现着公务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终极价值与目标追求，体现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委托关系，更体现着行政的正义。可以说，离开技术责任的支撑，道德责任便成为一个空虚的外壳，毫无实际意义可言;而离开道德责任的支撑，技术性责任就会失去方向和正确的价值取向，甚至有可能蜕化。当前公务员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较多问题都与此相关，如有报道称某地警察为完成任务而设陷阱陷害无辜公民。可见，道德责任之于技术责任具有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它应该是优先于后者的，它是行政正义的保证与体现。罗尔斯在建构其社会正义理论体系时就提出了著名的正义对效率和福利优先原则。可以说，一个公务员是否具有专业资格水平以及能否完成其相对应的技术责任相对于其道德水平及完成其道德责任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此外，技术责任是被动的责任，而道德责任则是积极的责任，它使行政人员在充分履行责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感受，在没有较好地履行责任时，受到道德良知的谴责。如果行政人员具有充分的道德责任意识，不仅能最充分地履行其岗位责任，还能够超越其岗位责任，使岗位责任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一切不及时和不正确的因素得到纠正。

二、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现实偏颇

现代政府普遍实行的管理模式是官僚制。它始终以理性作为其基本精神与价值。这种理性体现了对技术的过分依赖，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这种对技术性责任的追求是适应现代社会管理与社会结构愈来愈分工化、专业化特点的一种理性选择。在韦伯看来，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的现当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取而代之的是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条理化和工具化。换句话说，韦伯企图以理性摒弃一切人的因素，包括道德因素在内，将道德排除在组织体系之外，使得政府系统中道德责任分离于技术责任，从而使二者皆陷入困境。此外，道德责任的实现相对于技术责任的实现有着更大的难度。其困难之处在于道德本身，它主要是一个内在的约束机制，而非外在的强制机制，这些都无疑导致对技术责任的偏颇。重技术、轻道德便成为现实中的倾向与主导。作为现代政府管理标志的公务员制度自建立实施以来，在行政责任的落实与到位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务员制度的核心便是功绩制，英国的《诺斯科特、屈维廉报告》与美国的《彭德尔顿法》都一致将其作为新的人事制度原则确立下来。我国《公务员暂行管理条例》中也明文规定，“公务员考核内容为德、能、勤、绩四个方面，以绩为主”。近年来，行政部门中逐渐推行末位淘汰制，香港和其他一些国家地区也实行高官问责制，这些制度无不是建立在对公务员岗位责任完成情况的客观评价基础之上的。

毫无疑问，这些机制的实行为行政管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但与此同时，随之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对技术责任的偏颇与倚重。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功绩制关注的首要目的是以尽可能科学和量化的标准和方法来客观地评估公务员的技术性责任，从而为其他相关配套制度提供依据。这种对技术性责任的偏重也是官僚制的特点之一。现性官僚制理念下的行政合法性在于其对规则和程序的严格遵守与依赖及由此而产生的效率，由法律、行政规则等构成一整套规范以确保形式理性或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然而，在现实运行中，不可否认的是大量违背正义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深思。在大量的腐败案件中，我们发现许多官员其实是一种典型的“两面人”，一方面他们工作尽职尽责，能力强，政绩突出，屡有建树，形象高大，群众威信高，有的甚至当选为人大代表;另一方面又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贪赃枉法，损害公众利益。他们集两种对立、矛盾的品质于一身，成为“矛盾的统一体”。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正面形象，考核到的也是他们外在的岗位责任或技术责任的政绩。一旦东窗事发，人们一边为之愤慨，又一边唏嘘不已，为之惋惜。凡此种种，无不突出反映了以技术责任为重心的公务员责任制的危机与困境。其突出表现在:首先，公务员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中重过程而非结果，重形式而非实质。官僚体制下以技术责任为重心的责任制是一种关于行政人员的最低限度的责任规定，而且也主要是对程序意义上的责任作出规定，对于积极意义上的责任尤其是道德责任则无法作出规定。②

也就是说，各种法令、规章只能对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在政府体系中的运作程序作出理性的规定与设计，而对于行政行为的结果往往无法控制，对行政人员在行政行为发生过程中采取的态度也无法作出强制性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政绩作为一个比较容易量化的东西往往并不能涵盖公务员德才素质的全部内容。而为了单纯追求所谓的突出政绩，实现个人的功利目标，公务员选择的便是照章办事，机械、僵化地服从命令，只注重“正确地做事”，即不做法令、规章禁止做的事，不注重“做正确的事”，即不考虑如何使所做的事真正达到促进社会公益的终极价值。事实上，这种目的和手段倒置的形式合理性在现实中已产生了许多行政行为的误区，也就是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完全合乎法令制度的规定的，然而却可能是不合理的，甚至于是对公共意志乃至公共行政价值的直接挑衅。

其次，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畸变与异化。理性的极端化导致人的行为的异化，对技术责任和规则的偏重使公务员成为齿轮上的齿，只会例行公事而丧失感情。技术责任和组织目标蚕食着人的个性、自由及发自内心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在极度的工作任务压力之下，一些公务员为单纯追求完成任务，甚至会选择非正当手段创造“政绩”。潜藏在那些不良行为背后的正是公务员单纯追求完成技术责任之“政绩”，而忽视甚至抛弃道德责任，不顾及公众切身利益的表现。更有甚者，少数官员大耍“两面”戏法，一面是光辉的能力突出、政绩显赫的“好干部”，另一面又是阴暗丑陋、违法乱纪、道德败坏的腐败分子。这些现象都直接影响着公众与行政人员之间的感情与相互信任，也直接影响着一个政府的形象与权威乃至公共政策的有效推行。

三、完善功绩制，重构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统一体

对现行功绩制的改造与完善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加强道德责任的权重，在原有的重视技术责任的导向上强化伦理关系、价值观念和道德意志在行为中的支配性作用。道德责任不仅是技术责任的补充，更是技术责任的升华。只有行政人员具备充分的道德责任意识，同时在功绩制中对道德责任作出制度性的评估，才能使公务员在最充分地履行其技术责任的同时，超越法令、制度对其技术责任的一切规定，从个人利益的狭窄圈子中走出来，变被动为主动，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不可移易的目标。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公众是其权力的来源，因此，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己任，这是公共权力属性的内在要求，它决定了公务员在履行职权过程中既要坚持重视技术责任，更要重视和承担完全的道德责任。公共权力的属性集中表明行政主体在依法从事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中，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谋取的是公共利益，承担的是公共责任，对这一点的深刻认识是理解和探讨当今行政道德责任重构定位的理论平台，也是对公共行政行为及其绩效进行道德思考与评判的直接理论依据。③

责任心的重要性篇10

青年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隐性教育一、青年大学生承担责任的意义

责任是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其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简单地说，所谓责任就是具有承担能力的社会成员份内应做的事、应承担的过失，以及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觉意识和品格。按照人的成长历程及责任担当能力的发展过程，可以把责任分为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甚至对自然的责任等不同层面。

一个人能否自立于社会、获得家庭幸福、取得事业成功，这与个人的责任意识、责任能力、责任品格有着密切联系。对此，托尔斯泰曾有过精彩的表述，他说一个人如果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价值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责任观教育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1998年10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巴黎召开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会议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培养高素质的毕业生和负责任的公民”。

责任意识教育也是我国德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可以说离开责任意识教育，就谈不上道德教育。

青年大学生是当代青年的优秀代表，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党对青年高度重视，热切关怀。曾说，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党和国家对大学生寄寓了厚望，大学生的使命决定了他们必须拥有强烈的责任感。

从个体的成长历程来看，绝大部分大学生已经到了法定成人年龄，到了应该全面承担人生责任的阶段。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的强弱、责任能力的大小，不仅关系到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自我发展水平，而且关系到他们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历史使命，因此，培养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对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青年大学生责任意识淡薄

一般来说，大学生责任意识教育主要分为自我责任意识教育、家庭责任意识教育、社会责任意识教育等几个方面。总体而言，当代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比一般同龄人强，呈现出积极的、健康的精神风貌，在自我设计、自我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有着较高体现。但由于多种原因，目前部分大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淡薄，与其角色职责要求不相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我责任意识不强

所谓自我责任意识，主要包括个人的生命意识、诚信意识、进取意识和自律意识。自我责任意识培养，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对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负责，培养自身的抗挫折能力，敬畏生命，关爱生命，诚实守信，人际交往能力等。

自我责任意识，是家庭责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国家责任意识的基础。每个人都应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对自己的思想、言论、行为负责。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怎么会对他人、社会、国家负责？因此，青年大学生要有强烈的自我责任意识，要有生命敬畏意识，要具备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心理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这样才能够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然而，现实情况不容乐观。有一份调查研究显示，50%以上的女生每周平均业余体育锻炼不足一次，40%的大学生经常不吃早饭，45%以上的男生宿舍做不到两周一次卫生大清扫；30%的大学生担心自己体育测试不达标，25%左右的大学生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40%的大学毕业生感到自己人际适应能力较差。更有甚者，部分青年大学生生命敬畏意识淡漠，抗挫折能力不足，自杀现象屡屡发生。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自杀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而大学生自杀率高于同龄人，是同龄人的2～4倍，且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以上种种现象折射出部分大学生对身体健康的忽视，对生命的冷漠。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让人感到震惊与困惑。

2.家庭责任意识淡漠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责任意识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家庭责任意识培养，就是要培养大学生对家庭的责任意识，对父母的感恩意识，对亲情的珍视与珍爱。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努力学习，回馈家庭，这都是做人的本分与底线。目前，由于受社会转型过程中思想观念的影响，部分青年大学生在处理自己与家庭的关系时，责任意识淡薄，存在着诸如只知向家庭索取，不愿为家庭付出，不愿承担家庭的责任，认为父母养活自己是理所当然等不正确的思想和观念。家庭责任意识淡漠。

3.社会责任意识弱化

所谓社会责任意识培养，就是要培养大学生继承先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优良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爱国忧民的责任担当意识。

部分青年大学生在处理与他人关系时，往往注重自己的感受，忽视别人的感受；过分强调他人对自己的义务，淡漠自己对他人责任，甚至对他人不负责任。2012年3月23日，发生在南宁相思湖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一对大学生情侣，只因产生口角，女生负气跳湖，男生奋不顾身相救溺亡。女生得救之后说，自己知道男友不会游泳，跳湖“只是想吓唬他，考验他是否真在乎自己”。对于恋爱过程中的责任缺失现象，有学者指出当前大学生“恋爱道德责任的庸俗性和薄弱性、恋爱行为方式的易变性和放纵性、恋爱目的的实用性和功利性”，“恋爱过程中追求一种狭隘的自我满足、对家庭不负责任、向父母提出钱财方面的非分要求、对感情的表达方式不文明、恋爱与婚姻以及错位”。

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的关系时，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关心自己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公众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时，往往强调个人利益。一份对重庆八所高等院校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问题的调查显示，“有57.4%的大学生认为现在努力学习的追求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只有4.8%的大学生选择‘为他人、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的发展’”。另一份对安徽高校的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调查结果显示，“84%的同学选择现在努力学习，是为了‘自己将来生活的更好’”。与此相反，有很大一部分同学对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则表现为“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的三无现象。对此，有专家指出，部分大学生“对社会转变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却缺乏改造现实的责任感和自主意识；有在社会生活之外的旁观者般的批判勇气，却缺乏融入社会生活之内的主人翁般的拼搏精神”。

三、造成青年大学生缺乏责任意识的原因

部分青年大学生责任意识缺乏，既有时代方面、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教育方面的原因。

时代迅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是当代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淡漠的社会原因。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不仅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无疑对人们的思想以巨大的冲击。人们对个人利益看得越来越重，对集体、国家、社会的责任逐渐淡化。这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社会责任担当意识受到削弱。

责任教育的弱化，是当代大学生责任担当意识淡漠的直接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传统文化中的责任思想挖掘、发扬不够。我们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久盛不衰，在危难中屹立不倒，在纷繁复杂的背景下迅速崛起，与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有着密切关系。充分运用传统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有利于增强大学生责任意识。

责任意识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等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体制下，中小学教育重智育，轻德育，重升学率，轻品德教育，致使青少年的责任教育流于形式，难以让学生从小养成良好责任意识和责任习惯，这无疑增加了大学责任教育的难度。从教育的内容来看，以往责任意识教育往往只强调个人对他人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而对自己需要担负的责任强调不够，忽略了责任意识培养的层次性，背离了教育规律。

另外，责任担当意识培养过程中，对实践教学重视不够，也是责任教育乏力的原因之一。

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离不开知识的传授，更离不开大学生自身的社会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社会的阅历、生活的体验，对于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往的教育基本采用填鸭式教学模式，强调课堂理论教学，忽视了大学生在责任教育中的主体性，远离学生的真实体验和切实感受，从而使责任教育缺乏实效性。

四、如何培养青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基于以上分析，增强责任意识培养的实效性，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注意责任教育理念转换

时移世易，责任教育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大学生的价值观增添了无限活力，激发了他们的进取意识和创造精神，使他们更加注重个性自由和个体价值的实现。自我价值取向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的培养，要承认诸如“自我价值”“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合理性，把责任教育的目标和学生的价值、追求统一起来。当然，在此基础上也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中心主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个人、集体、国家利益的关系。

2.注重传统资源的挖掘和运用

责任伦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传统文化强调个人在社会交往中要找准自身的定位，遵循相应的规范，承担应有的责任。责任伦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一系列名言警语都是责任伦理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正是这种责任伦理，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地加入到拯救我们国家民族的斗争之中，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因此，在大学生责任观教育过程中，要善于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资源，用传统的责任伦理观念激励当代青年大学生，把外在的责任感、使命感，内化为自觉地行动，树立起坚定的责任担当意识。

3.注意教育方式方法的改进

当代大学生个性突出，独立性、批判性较强，说教式教育、灌输式教育成效甚微，甚至还会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对此，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有过深刻地论述，认为造成青少年教育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实践在他们面前以裸的形式进行，而处于这种年龄的人是不愿意感到有人在教育他。因此，他认为教育者的教育意图越隐蔽，就越能为教育对象所接受，就越能转化成教育对象自己的内心要求。

在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过程中既要有显性教育，还要有隐性教育，需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显性教育，是指公开有组织有明确目的的，向受教育者表明教育目标的教育方式，比如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座谈会、专题讲座等方式进行目的明确的责任意识教育。在责任意识培养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学生的自学和内化，以增强责任教育的实效性。所谓隐性教育，简单地说，就是不通过正式教学，而是利用环境、情景等手段，通过对学生的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和价值观进行引导，进行责任意识教育，力求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实现这一目标。

4.注重实践教学的作用

实践教学在责任意识培养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责任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那么责任意识的教育也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教育者要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对大学生加以引导，要让责任意识教育落实到生活细节之中，通过一件件平凡简单的小事，培养大学生对自己、对家庭、对学校、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让他们在实践中增强责任意识，养成责任习惯。

参考文献：

[1]许海元.当代大学生生命责任意识现状及培养对策[J].道德与文明，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