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交流十篇

近代文化交流篇1

1.1民国初期

民国初年，西方思想文化成果已经大量涌入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受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歧视和排挤。1914年，袁世凯提出了“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主张。也极力提倡“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旨在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4］60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者也鄙视中医药学，将其斥之为文化糟粕和骗人之术。对此，福建中医药界不断掀起各种自强自救活动，不但积极开设中医学校，还办报办刊宣传中医药文化，更在中西医结合方面作出努力尝试，以此延续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但是，西方医学在华影响力的不断增强，还是使民众降低了对中医药的认同。于是，在福建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变化的情况下，中医药界面临着发展困境。与此同时，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社会基础也出现了新变化。民国之初的台湾仍由武官总督统治，但日本在台遭遇的武装反抗次数已大大减少。因此，1919年后上台的文官总督们，推行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同化政策的手段更加隐蔽化，这为台湾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既受过中医文化又受过西方医学教育的医师，台湾医学界的有识之士便藉此机会开始探索挽救中医药文化之道。当时以杜聪明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以西医学方法研究中药以及进行中西医有机结合的理念，力时，闽台间的走私贸易就是以从台湾进口白糖、煤油、毛料和向台湾出口中药材、白银为主。福鼎的秦屿，福安的赛岐，连江的黄岐、马祖，长乐的梅花、樟港，福清的高山、海口，莆田的南日岛、平海，以及漳、泉、厦等地方港口，成为闽台走私贸易地点的不下百处，每天走私船只的数量有几十艘，每月交易的贸易额有400～500万元之多。［13］325如此庞大的贸易量中，中药材贸易量的比例绝对不低，由此确保了当时闽台中医材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从以上的2大变化可以看出，民国初年是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变轨期。原先由福建主导交流内容及发展态势的局面已经改变，台湾的内部环境变动和社会需求则越来越成为两地中医药文化交流程度及内容的决定因素。

1.2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9月，武官总督小林跻造上台，此后不久便在台湾全面开展“皇民化运动”，为不久之后的侵华战争做准备。“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是在精神层面消灭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改造台湾人成为“纯粹的日本人”，以供日本所驱使和榨取，甚至成为侵华战争的帮凶。在这精神异化的过程中，中医药文化，必然成为日本殖民者的眼中钉。1933年由台湾汉医药研究室主办的《台湾皇汉医报》（后更名为《东西医药报》），便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被迫停刊［5］3。在中医药文化无法公开传播的同时，就连中医执业也受到严厉限制。1940年台湾公开的中医有132人，到1942年仅剩97人［12］1331。在这样的情况下，福建中医要继续前往台湾行医就难上加难了。更何况在战争的状态下，日本殖民者戒备之心较之前更甚，对中国人在台湾活动的监控更加疯狂。因此，在台湾开展闽台中医药人员互动的可能性近乎为零。但战争并没能完全阻断台湾中医药文化的生存之路，由于不少台湾西医被调往战争前线，岛内西医药品也很缺乏，故民众在患病时，虽不敢公开求诊于中医，但却多半会用中医验方，求助于中医手法治疗以及服用价格相对便宜的中药。因此，台湾中医药文化虽无法公开传播，但其民间基础和社会需求仍然存在，这也就为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延续保留了前提条件。不过，日本侵华战争却对闽药入台造成严重影响。抗战期间福州、厦门两大港口被日军封锁，福建的对外贸易被迫转移至三都澳、石码、涵江、海口、沙埕等港口［14］60。尽管中药材仍是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经贸往来的内容之一，但出口台湾的中药材数量仍不可避免的减少，由此造成1938年的台湾中药材“仅有少数进口，予中医一大打击。中药高涨，行医困难”。到1940年，台湾本地中药商已经减至1681人，在台经营的大陆中药商只有14人［12］1335。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和中国全面抗战的展开，又一次改变了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社会条件，严重抑制了双方交流的规模和深度。此时，在全民抗战热潮激励下，闽台中医药界涌现出许多抗日爱国人士，其中定居厦门的台湾中医翁炳南，便在著名闽医吴瑞甫拒绝充当卖国贼而被日本人追捕时，竭尽全力帮助和掩护吴瑞甫出走新加坡［9］195-196，以示爱国立场。而在台定居的福建中医陈景岳则利用1937年日本人强迫他组织“新民公会”并出任总干事之机，暗中联络台胞，准备起义，报效国家。但1944年不幸事机泄露，被捕入狱，在严刑拷打之下死于狱中［8］287。在抗战期间，像翁炳南、陈景岳这样的中医药业者在闽台两地还有不少，他们或积极参与赠医赠药的爱国活动，或利用行医治病的机会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这些行动是对抗日斗争的支援。在共同抗日的过程中，闽台中医药的从业者们实际上是在继续着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只是交流的内容已不仅限于医药学的知识和技术，更多的是中医药文化的精神和理念。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抗日战争时期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特点：物质层面的交流严重受阻，精神层面的交流则获得全面升华。

1.3台湾光复时期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与福建分割的历史结束。但相比于福建，光复后的台湾所面临的战后重建任务非常繁重。接收台湾的陈仪政府不仅要重建因战争而几近破产的台湾社会经济秩序，还要解决由于50年的殖民统治而留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恢复台湾民众的文化归属感，使他们重新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氛围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中医药文化由于殖民统治者的刻意歧视破坏，已是岌岌可危。当时不仅在学术上后继乏人，就连民众对中医的认同感也不及西医。因此，要将台湾中医药文化恢复到可与福建对等交流的程度，是相当困难的。更严重的是，光复后的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同样对中医抱有偏见，不许中医单称医师，只能称中医师，采取明显歧视中医的政策。1946年台湾卫生署在组织台湾中医师考试时，就要求应考者必须拿出已从事中医3年的证明这一苛刻条件［15］5，同时还以西医为考官，这些都抑制了台湾中医药界重振中医药文化的信心。不过，在1946年9月创刊的《台湾国医药报》，接续了原先在日据后期被禁的《台湾皇汉医报》大力宣传中医药文化及中医药界发展讯息的风格，尽管该刊于1947年6月停刊，却依然成为台湾中医药界努力振兴的证明。在此期间，福建中医药界在自身努力复苏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台湾中医药文化的复兴工作中。由于闽台有着血缘、文缘、法缘的天然联系，主政台湾的陈仪又曾担任过福建省长，所以在台湾重建的过程中，大批闽籍官员、技术人才以及相关人员被调到台湾任职，其中就包括了中医药人士。如1940年受聘为福建省东山县中医公会执行委员的著名福建中医许汝南，就于1946年担任了台湾省台南市中医公会会长，在台湾寓居台南市三顺桂林堂药铺，人称“国内医生”。后于1947年回到家乡［16］282。但1946年风云再起，中国也又一次面临着命运的抉择。到了1949年下半年尘埃落定之后，台湾海峡却不幸再度成为隔绝闽台两地的天堑，不仅闽台两地医学人员无法互通，中医药学成果难以交流，就连福建的中药材也只能通过香港、东南亚的间接贸易才能到达台湾。因此，在近代百年风云中从未断绝过的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历程，却在1949年的下半年戛然而止。

2结论

2.1任何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发展，都需要以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为前提，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同样如此。在民国背景下，闽台两地的历史境遇都投射到闽台中医药文化交流的历程中，使其呈现出曲折的变化。而这样一种与中国历史大环境起伏相一致的状态，恰恰强有力地证明了闽台中医药文化所共有的中华文化属性。

近代文化交流篇2

关键词：探险家；传教士；汉学家；西方；文化交流

1.文化传播简述

文化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以人的活动方式以及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为其内容的系统。①我们被所处文化制约的同时，也在创造着文化。人类文化是种类丰富、多姿多彩的，在当今这个“越变越小”的地球村，不同文化间的摩擦与碰撞变得越来越频繁，因此跨文化交流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挑战。

中国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从古至今，吸引着无数的“探秘者”来一探究竟。而且中国需要走向世界，正是这些“探秘者”将中国介绍给了世界，一层层地掀开她神秘的面纱。

2.马可・波罗及《马可・波罗游记》

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游记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数《马可・波罗游记》（也称《东方闻见录》），它第一次较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马可・波罗也因此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

马可・波罗（Marco Polo）是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他在狱中口述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故事，其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行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并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化交流还处于较低的程度，而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则逐步加深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3.以利玛窦为例的传教士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西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正式的接触与交流。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传教士们不自觉地充当了欧洲与文化交流的桥梁，而利玛窦提出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在这次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利玛窦（Mat teo Ricci，1552）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揭开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同时也揭开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的序幕。利玛窦积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情况，使欧洲了解中国。他率先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创了把中国传统典籍介绍到西方的先河。尽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客观上也沟通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得传教活动带有浓厚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色彩。

由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开创的早期汉学，为此一时期西方社会系统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开端，对西方学术乃至社会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中西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交流与对话。②这些传教士汉语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开创了汉外辞典的编纂工作、开拓了中国语法的研究、开启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历程、丰富了中国近代汉语词汇。③但更为系统和深入的汉学研究则是现当代一些汉学家所作出的贡献。

4.汉学家

汉学家，本应译为中国学家，是指专门从事汉学研究领域的人，一般被称为汉学家的人都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近代最有影响的汉学家有美国的费正清和瑞典的高本汉等。

4.1费正清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头号中国通”，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始于费正清，是因为作为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费正清首先成为由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演变的过渡性学者，他完成了从古典汉学研究向近现代中国研究的过渡，创立了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中国学。作为东亚地区研究的开创者，费正清把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东亚研究的主体，经他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主要著作有《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下一步》、《近代中国：1898――1937年中文著作书目指南》等，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费正清的区域研究在众多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就是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

4.2高本汉

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人，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高本汉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作为世界语言学的巨擘，高本汉认为没有一种学术领域比汉学更广的，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更是情有独钟。为此，高本汉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看作汉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他的代表作主要有：《中国音韵学研究》，该书影响极大，标志着中国现代音韵学史的开端。他以《切韵》为枢纽，上推先秦古音，下联现代汉语的方言，对汉语语音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对汉语的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进行了语音学的描写，为每一个音类构拟了具体的音值。这为汉语音韵和语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中国学者一般都接受了高本汉的总原则，只是在细节问题上进行了订正。

高本汉学术研究最重大的贡献是对古汉语语音系统的构拟，中国语言学界对于古代语音原来只能借反切方法照韵图加以考证，高本汉则用一套注音字母对古音做描写，与反切系统的韵部相互检验，又以现代汉语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语言中的古汉语译借音进行对照比较。

5.总结

一个民族只有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学习中，才能永葆青春，不断地进步。

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势必会更加深入，我们也应该在清楚认识本国文化的基础上，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交流，使自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① 于语和、庾良辰《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第一页.[M].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4）

② 张宗鑫.明后期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利玛窦为中心的考察.山东大学.2012（4）

③ 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4（7）

参考文献：

[1] 马可波罗及《游记》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术月刊.邬国义.[A].2012（8）

[2] 从利玛窦的天主教儒学化理论看中西文化交流.学术月刊.吴强华.[A].2003（5）

[3] 《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阎纯德.[J].2009（11）

[4] 传教士：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山东师范大学.王智玲.[M].2007（6）

近代文化交流篇3

关键词：展示与传播；民国美术展览会

一、基本理论概述

1、民国美术展览会

美术展览会在我国开始的兴起，始于民国时期,在民国前期得到快速发展，在后期处于平稳的过度时期，民国时期的艺术展览会把我国近代美术的展示与传播代入一个艺术开放的时代，,成为透视艺术理念、展示艺术成就，传递美感潮流，进行美术交流和扩展的重要平台和渠道。

2、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特性

美术展览会逐渐进入近代我国大众的视野，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大众亲密接触，成为近代美术艺术广泛采用的展示与传播的方式，成为大众愿意接受的方式，具有极大包容特点，为美术走进民众的生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体现了大众化和公益性的特性。为我国的美术艺术融合更多的现代要素搭建起融合交流的桥梁，美术走出技艺与欣赏的范围，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社会建设相容等特质，体现了民国美术展览会的现代性和市场性的特性。,

二、民国美术展览会的展示与传播的意义

1）民国美术展览会在近展中体现了民众特性、公益特质、现代性趋向、以及市场化的特性，正是美术展览会在发展的这些特性，推动了民国美术展览的在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具体而言，西方的人体艺术，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带来极大视觉冲击，同时对大众禁忌话题，禁锢的封建思想一次突破，有伦理视角转化为美学认识，是对民众审美价值观念重新塑造。从艺术教学的展览到社会生活全面展览，从艺术美到生活美，还涉及到热爱祖国美术展、美术发展展览，建设美术展览，自然美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广泛，实现展览与民众亲密的接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不仅认识美各种形式的美，激发了民众追求美，实现美好的未来；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近代以前对于艺术品的观瞻和品鉴的方式，是对艺术传统观念的根本性颠覆；民国的美术展览结合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战争的年代美术展览始终没有离开以减少灾难防止祸乱、帮助苦难的民众、解救出水深火热中人民，凸显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爱国救国主题，为实现这一时代的历史责任，美术展览无不展现出爱国公益性的美展，吸引更多民众为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贡献自己力量；民国美术展览从西方引进来的，借鉴了西方美术展览自身形式，在发展中激荡出东西方绘画艺术的现代性美术思潮，民国美术展览会对中西绘画创作的向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现代美术展览奠定了基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形态；民国美术展览会设立了艺术品交易平台，艺术品在展览会上实现了流通，艺术工艺、艺术品开始走向商业会运作模式，美术展览会提供了流通交易的场所，有关艺术品摆放、陈列、生产定价与销售等艺术市场中各个要素在展会中完备进行，就是一个艺术市场，推进艺术的商业化，推动艺术经济，文化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民国时期美术展览会所呈现的特性是美术艺术发展历程的本质属性，展现出民国美术在我国美术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民国美术引领并推进近代中国美术迈步通向现代社会和不断革新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近代在西方艺术不断融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美术艺术展览会，传统的艺术鉴藏方式开始走出有限的空间，开始把视野放在社会中，是我国美术发展方式重大的突破。美术作品在社会中展览,不仅形成了全新的美术展览方式，而且在展览中对当时艺术风格、艺术思潮上融入西方气息和现代气息,对艺术发展的走向起到引领作用，社会对艺术走向认可，艺术工作者的作用增加，地位不断地提高。民国美术展览是西方文明向中渗透的产物,丰富了艺术的欣赏方式，逐渐形成了面向普通民众的美术感染和教育,成为西方和中国进行文化相互渗透于交流桥梁，加强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三、促进民国美术展览会发展的对策

民国美术展览会为通往现代艺术展示和传播奠定了基础，要推进展览的发展，要注重向现代化的特性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向着规模化、真实性、艺术化、平台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使美术展览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1）现代展览会的特性之一就是专业化，展览会可以具体化化专业性的美术展览，具体的展出内容可能不近相同，可以根据市场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展览的内容，走向商业性的美术展览会。也可以由大众的需要来确定展览会的内容，开展生活艺术美术生活展览会，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如环保型的美术展览会等等。

2）突出艺术展览的互动性，展览不应是我放你看的一种静固方式，而是互动的过程，包括艺术鉴赏，艺术教育，艺术感染等，还有美术销售的互动，发挥展览会的促销功能。促进参观开放性，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已经被各种艺术展会所普遍采用。双方对美术产品展开交流并得到积极回应。通过相互交流，实现人与艺术的互动。

3）美术展览会运行要高效而富有艺术性。参加美术艺术展览会，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最多的美术、艺术的信息。就美术产品的促销而言，成功的艺术展会有时就像一个大型订货会，多数艺术的销售是在展会上获得的。只要拿到了艺术的展位，就意味着可能获得很好的美术艺术品销售，美术展览会的高效性是在今后美术艺术发展的方向。展览会要有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本身就是就是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应该突出艺术性。美术展览会是非常强调创意的。现代的美术展会应十分注重对美的追求，一个成功的展会，会让参观者获得美的感染，美的体会，美的向往。展场的整体布置必须是艺术化的，主题显明，格调一致，把展览会也变成一种美术、艺术品，带来视觉上美感，用艺术本身的魅力吸引更多驻足停留，展示出展会的艺术性。总结：民国美术展览会充分吸取西方现代文明，表现出了现代艺术的特性，推动我国的现代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黄大德.“美术”研究[J].美术研究.2004(02)

[2]陈振濂.“美术”语源考(续)——“美术”译语引进史研究[J].美术研究.2004(01)

[3]王震编.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近代文化交流篇4

关键词：韩剧热；儒家文化；中韩文化交流与发展；思考与探索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127-02

近年来，韩国电视剧在儒家文化圈特别是在中国传媒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并呈现出不断扩张和延伸的强劲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流”以其惊人的速度席卷中国大地。

韩剧热带来快速、顺利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中国国内同时产生了一系列对韩剧热播引起的问题的反思，也产生了一些非良性的问题，比如文化交流中因缺乏相互深层理解而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媒体的不恰当报道造成的信息误导等。2013年是中韩建交21周年，两国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地理相邻，经济互补，正视并思考解决这些问题，对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一、韩剧在中国的热播

1992年中韩两国正式建交后，1993年韩国电视剧《嫉妒》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后韩剧蜂拥而至，在中国不断升温。2002年，中国内地播放了67部韩剧。2004年播出的649部引进电视剧中，107部来自韩国，占引进总数的16.5%，其中《人鱼小姐》近200集。2005年中国又引进了多部韩剧。同年，素有“时尚文化风向标”之称的《新周刊》“新锐榜”因此评选韩剧为“年度时尚”。此年12月12日，在东盟峰会上，韩国总统卢武铉说：“过去2000年或2500年，中国文化对韩国文化有很大的影响，过去一百年，日本文化影响了韩国，但仅仅五年，韩国文化就开始影响中国和日本。”

二、韩剧热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影视传播，而是与经济、政治等密切相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的文化现象。

第一，韩剧热引发“韩流”。1997年《爱情是什么》的热播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涌入中国，并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韩流”。“韩流”狭义指韩国电视剧，广义上泛指在中国文化领域中所涉及的一切韩国文化现象，它包括韩国音乐、韩国电视剧、韩国电影、韩国游戏、韩国动漫、韩国电子及汽车等。中国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韩流”就是浸透韩国特有文化气息的纯粹的韩国式生活方式在国内掀起的新的流行风潮。随着韩剧的热播，中韩歌会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韩流”的蓬勃发展，“韩流”一词成为广大中国媒体和民众口语中出现的频率较高的词汇。

第二，韩剧热引发的抵制思想。一些不了解韩剧及韩国文化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取得了成功，感觉很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文化侵略，韩剧在中国风靡之时，也出现了部分“爱国之士””打着“抵制韩剧，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认为中国大量地引入韩剧会导致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侵袭，而盲目地诋毁和排斥一切韩剧。在“2005年电视剧题材市场研讨会”上，中国20名顶尖的电视制片人一致向韩剧“开炮”，要求有关方面减少韩剧的播出量，给国内电视剧“留点空间”。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具有两面性，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问题。实际上，盲目抵抗韩剧是不理性的。历史无数次证明，在这样一个思想自由、文化交流自由开放的时代，封闭自己，排斥外来文化，不与时俱进，最终必将导致本民族自身的落后。韩剧在中国的风靡虽然给中国本土影视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但总的来说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抵制它。必须看到，这种现象谈不上是一种文化侵略，它并没有使中国人抛弃自己的原有文化传统，相反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和创新。韩剧热的更大的意义，在于启发了中国有识之士对本土影视业和文化发展的反省和探索。

三、中韩文化交流道路上的问题和对策

中韩两国同属于东亚文化圈，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韩国电视剧积极融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描写的家庭故事、显现的文化精神多围绕儒家的道德核心进行，如义、礼、孝、诚、信、廉、耻等。充溢着儒家文化的韩剧里，社会单纯、唯美、和谐、有序。这些都能使观众焦躁的内心得以安慰，紧张的神经得以放松，在轻松愉快中得以领悟人生真谛，从而对中国观众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韩剧体现出儒家文化的魅力，也在加深中韩民众的相互了解和交流问题上予以启示。

中韩两国交往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友谊，但是20世纪中期以来，由于政治原因，两国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相互敌视和隔绝状态。尽管在1992 年中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文化交流深入发展且范围不断扩大，以韩国影视剧为代表的文化产业使中韩民众互相了解，增强沟通。但由于恢复交往时间不长，两国民众之间了解还不够深入，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中存在误解和分歧是不可避免的。2013年是中韩建交21周年，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加深中韩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两国政府应加强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沟通，求同存异，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误解和矛盾。中韩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边界等问题上不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在学术领域还存在有意无意的学术分歧政治化的倾向，从而导致民族矛盾的扩大化。因此，加强政府层面的沟通与协商，尊重历史，尊重学术，就十分重要。如2003年发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问题，如果两国政府在敏感问题上事先加强沟通和交流，坚持把学术和政治问题分开、现实和历史分开的原则，把这个问题仅限于学术领域，就不会不影响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好形势。

第二，两国应加强文化交流的对等性。中国是韩国文化市场很大的消费国，但两国之间存在着贸易不对等现象，中国贸易逆差较大。从数据上看，韩国电视剧近年来在中国掀起了“韩剧热”，但韩国引进的中国电视剧却很少。影视作品担负着极为重要的对外宣传作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很难与韩国民众见面，也是韩国民众对和中国现状不了解的原因之一。韩国政府应适当开放国内市场，多引进中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改变两国影视交流的不对等现状。交流应该是相互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

第三，加强媒体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在交流中坦诚相待。中韩两国媒体间的交流十分必要，应通过交流增加对彼此的了解，尽可能按照事实及早纠正毫无依据的虚假新闻和因相互了解不够而出现的歪曲报道。中韩两国媒体应该引导民众客观、全面地了解对方，处理好民族情绪。文化争端事件中往往夹杂着很多非理性因素，在资讯发达、自媒体流行的网络时代，更是容易出现缺乏深入思考的情绪表达。在这个时候，主流媒体、官方通讯社就更应承担起“防火墙”、“泄洪道”的责任。比如，韩国江原道“端午节申遗”，其实申请的是端午祭，虽然也用了“端午”两个字，但是内容和中国的端午节并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沟通的不足，而导致理解上的极大偏差，引起了中国人的不满。又如，“东北亚历史财团”前理事长访问北大时，针对“韩国首尔大学历史系朴正秀教授称‘孔子、西施、道教鼻祖张道陵等是韩国人’”的报道，特意强调“在韩国没有一个人讲孔子是韩国人”。韩国驻华大使馆向中国媒体致函称近日流传的“韩国教授称李白系韩国人”，“朝鲜族发明汉字”等报道没有事实依据，并对中国媒体不加核实便转载表示遗憾。韩国使馆称希望中国媒体认真负责，朝有利中韩关系的方向报道。后来证实，这些确实不是韩国人讲的，而是境外媒体在编造，结果在网上一经传播，引起中国网民的声讨。

媒体对民众有着很强的导向作用。双方媒体都必须尽职尽责，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让中韩两国人民互相了解，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并及时应对不利于中韩文化交流的负面事件，化解、消除敌对情绪。

第四，推动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尤其是青少年的交流。中韩两国建交初期，双方交流以政府为主导，官民并举。学生群体是年轻的一代，是与时俱进的一代，也是思想最开放的一代。他们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媒介，带动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回顾中韩建交20年时，中国驻韩国教育参赞安祥玉说：“青少年交流为增进两国友谊、加深文化方面的了解，特别是在学术领域开展的高校之间的交流，举办的各种学术交流论坛，都对两国人民间的交流、对对方的了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韩两国应更加重视青少年间的交流，加强双方理解和信任，根据年轻人的特点共同组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建立多种多样的沟通和联系方式，以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首先，从大学生层面来看，相互派遣留学生是加强沟通和交流的一个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中韩两国的大学都应该大幅增加名额，扩大留学生规模。留学生在交换的学校生活和学习至少半年以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衣食住行都沉浸在异域文化当中，很容易耳濡目染，从而使得他们对当地文化的认知度提高，认同感也上升，可以很好地充当中韩文化交流的桥梁。2011年开始的“亚洲校园计划”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其次，就中小学生的特点而言，加强校际合作与交流，开展留学与修学互访是非常必要的。每年暑假，学校和韩方都组织中国学生前往韩国中学、家庭进行住家式修学互访。访问期间，中国学生来到韩国学校，亲身体验韩式教育，真切感受韩国的先进教育理念。更有意义的是，他们入住韩国家庭，与韩国普通民众近距离接触，深入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从点点滴滴中感知韩国文化的魅力，强烈地感受到了韩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和真诚友爱，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友谊。

中韩两国建交21年来，双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韩流”、“汉风”的吹动，增进了中韩民众彼此的了解，促进了文化的共同繁荣。近年来，尽管中韩两国关系受到历史问题、政治、经济、民间民族主义情绪蔓延等问题的困扰，但本着“尊重独特性，扩大共同性”的原则，两国文化交流总体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于出现的问题，双方都应客观对待，分析原因，寻找解决途径，以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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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朴光海.中韩文化交流的现状及问题[J].当代亚太，2007（7）.

近代文化交流篇5

关键词：现代中国文化 传播 大众传媒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日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其交流特性是我们所无法忽视的问题。在日本的江户时期，日本社会把中国的汉学看作是其本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日本的文学改良运动对中国文学革命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现状来看，电视剧交流和文学交流是我国与日本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问题的探究，可以为我国文化的海外交流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现代中国文学与日本影响关系的综述分析

基于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作为大众传播传播中的重要载体，现代中国文学已步入了“世界文学”格局的发展中，现代中国文化传播已成为世界文化传播的主流形式。在大众传播中，中外文化之间的影响关系发生了重要改变，成为众多学者研究与关注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就中日文化传播而言，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近代之前，日本以受中国影响为主导；在近代以后（以甲午战争为分解线），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在流向上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肇始以及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包括近代日本文化（陈渝，1995）。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直接就中国现代文化受日本的影响以及中国现代文化与日本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如《论近代日本戏剧对我国早期话剧创作的影响》（黄爱华，2004）、《日本影响下的创造社文学之路》（童晓薇，2011）等；《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李怡，2009）、《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论集》（王中忱，2003）等。

但是，影响是双向的，中国现代文学并不是处于被动接受地位，在发展中经过不断创新、改造以及基于地域文化的不断发展，形成了独居个性与魅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文学与文化对日本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却少之又少，笔者在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的研究文献时，只有在部分单篇幅的文章中略有涉及。如在《试论鲁迅文学的世界影响》中论述了中国鲁迅文学思想对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影响（吴作桥，1991）；在《“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竹内好的悖论》深刻论述了鲁迅文学对日本竹内好的影响（孙歌，2005）。近年恚随着研究深入发展，人们认知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影响研究的重要性。但是，总体而言，多集中与探索“鲁迅文学及思想”对日本的影响，其探索范围与领域相对较小。全面综合性以及其他角度的分析与探索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成为现代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本文以大众传媒的影响为中心对“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

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可以被看作是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介和研究的过程。在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为九一八事变以前这一历史时期，在这节段，日本学界主要对鲁迅、郭沫若两位作家的文学作品较为关注。从大众传媒的所带来的影响来看，《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新青年第二个阶段是九一八事变以后至二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之中，但是日本学术界依然把中国作家鲁迅的文学作品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在《鲁迅全集》传入日本以后，日本学界形成了用具有本国特色的鲁学研究体系。1936年由日本学者竹内好、冈崎俊夫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学月报》和《中国文学》两大刊物成为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在这两大刊物创办以后，中国作家矛盾、吴组湘、丁玲和林语堂等人的作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第三个传播阶段是二战以后至今这一历史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对美日安保条约运动以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这一新型学科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得到了确立。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没有被日本翻译过的中国文学作品也开始得到了译介。中国作家鲁迅的《故乡》《藤野先生》等作品甚至被编入了日本中学的国语教科书之中，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日本的经典化知识化渠道的构建，可以让日本的青年学生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认识，这就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不能回避日本在历次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也就是说，日本正确面对侵华战争的历史是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的前提条件。

（二）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译介和研究的主要特征

在对现代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日本学者经常会将中国文学作品中所涉及到的问题与日本本国的社会现实相互联系，进而在契合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对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反躬自省。以日本学者竹内好1948年发表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一文为例，作者在对作家鲁迅的作品进行探究的过程中主要以鲁迅所采用的文学启蒙手段为主要切入点，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缺乏独立思考精神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同时，当中国“人民文学”在日本得到传播后，引起了众多日本学者的关注，如中野好夫、小野忍、驹田信二、饭冢郎、高仓穰以及吉川幸次郎等等。“人民文学”文化思想成为了日本学者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造的重要思想精神寄托。由此可见，近代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不仅是文学上的交流，更是思想上的沟通。而这一点在中岛健藏“就是为了不陷于对政治绝望的不幸深渊里去，我们也需要中国现代文学”中得到有力证实（王小平，2008）。此外，受到中国汉学传统的影响，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主要以资料考据见长。《论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和《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是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三、现代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一）中国电视剧在日本的发展传播历程

电视剧是一个很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表新形势，从我国文化a业发展现状来看，大众传媒在这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电视剧在日本的传播，也是我国现代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在1972年中日建交以后，中日合拍电视剧的措施成为了促进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重要措施，电视剧的拍摄工作甚至还受到了两国政府部门的关注。1985年中日两国合拍的《黄河》（日本称《大黄河》）在日本的播放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影视文化在日本传播的一种表现。1989年老版西游记在日本全国电视网播出以后，日本也翻拍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在1991年以后，中国创作的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如老版《三国演义》老版《水浒传》），一些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有关的现代电视剧开始在日本得到广泛传播，并得到日本人们的喜爱与热议。就《三国演义》影视作品而言，无论是老版的《三国演义》，还是新版《三国演义》，其所具有的英雄情结、经典历史场面以及故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日本群众的审美特性与思想价值链接。彰显了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有效传播，是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文化艺术的共同追求。进入21世纪以后，《流星花园》（台版）和《宫》《陆贞传奇》《兰陵王》等影视作品也开始销往日本文化市场。

（二）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的相关措施

从我国电视剧在日本文化市场的传播情况来看，缺乏振幅扶持，是电视剧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此，我国有关部门需要从国家文化战略高度层面入手，对中国电视剧在海外市场的引导工作和推广工作进行不断的完善。从大众传媒在文化交流中的影响来看，影视作品的传播是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重要手段，对此，我们也可以对韩国、日本的先进经验进行吸收。从日本的电视剧播放模式来看，周播是日本电视剧的主要播出方式，为了适应日本观众的收视习惯，我们还需要对在日本传播的电视剧进行适当的精简。

（三）中日历史文化的共同研究

在现代中国文化在日本的研究过程中，中医历史共同研究的问题已经开始得到了日本新闻媒体的关注。从读卖新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情况来看，《朝日新闻》认为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努力，但是在《读卖新闻》中，相关媒体对中国的做法有所指责，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渊源之前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随着中胛幕的不断发展，两国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共同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让中国文化更好地在日本得到传播。

四、结语

现代中国文化涵盖了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中国现代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塑造，是我国当前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慧芸.跨文化传播下的中国电视剧在日本传播历程与启示[J].东南传播，2015，（01）.

[2]杨四平.现代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近代文化交流篇6

【关键词】近三十年；林乐知；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5

从明代利玛窦东来开始，外国传教士来华者愈多，次数也更加频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众多传教士中，林乐知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在近代中国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庄重的传教士。他在中国兼及多种文化身份，即传教士，教习，译员，报人，将其传教寓于其它的文化活动中。

一、研究纵览

西方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林乐知在中国的经历及其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近三十年以来中国也涌现了不少关于林乐知研究的论文和著作。关于林乐知以及与他息息相关的《万国公报》、中西书院的研究更为丰富，值得我们探讨。

（一）整体性研究

首先，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研究著作首推美国学者贝奈特所著的《在中国的传教士报人：林乐知与他的杂志，1860――1883》。该著作对林乐知1860――1883年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对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变成以新闻时事为主，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包的《万国公报》的过程，进行了十分细致地描述和探讨[1]。另外一部必须提及的专著是由梁元生所著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作者系统而又详细地记述了林乐知先生在华的事迹。对他由一心传教到注重俗务给予逻辑上的说明，同时也论述了《万国公报》对维新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影响[2]。

其次，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研究近年来论文方面有大量成果。朱琳琳介绍了林乐知所采用的“由上而下”的传教方略，并分别论述了其独特的“以学辅教”、“以报辅教”、“以会辅教”的传教形式[3]。李喜所分析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这就是传教士所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在中国生根开花，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西方教育、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却得到广泛的传播[4]。另外，卢明玉则探讨了林乐知在华的多重文化身份及各种“入世”活动间的联系，以此加深人们对林乐知在华思想和行为的认识[5]。此外，关于林乐知的整体性的叙述还多散见于一些著作中。

（二）具体研究

1.林乐知与西学东渐研究。林乐知在传播西学、西学东渐方面贡献显著，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多。

熊月之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晚清西学传播的总过程做了综合研究。将之分为四个阶段，概述了每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在第十六章提及了林乐知，肯定了他在西学东渐中对中国的贡献[6]。顾长声则将来华新教传教士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等人一一做了评传，书中就有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等人的传记，对他们在传播西学方面的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叙述[7]。尚智丛论述了林乐知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载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8]。此外，关于林乐知的西学传播研究还多散见于一些关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如张海林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9]，宝成关的《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10]，梁碧莹的《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11]。

相关论文方面主要有卢明玉介绍了林乐知西学传播研究的概况[12]。孙邦华则论述了晚清来华以林乐知等为代表的自由派新教传教士对中国儒家学说的看法和态度的变化[13]。王立新则通过对林乐知的中西文化观的个案考察，来透视近代传教士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地位和作用[14]。

2.林乐知与近代中国办报研究。林乐知创办了《教会新报》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万国公报》，对晚清新闻传播业贡献很大，近年来对其办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这两种报刊的研究，以此可窥见其具体的办报思想。

对林乐知创办的《万国公报》和《教会新报》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主要著作有杨代春的《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15]和王林的《西学与变法研究》[16]，分别把《万国公报》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清末政治变法的一个载体来深入分析。这两本是近年来研究《万国公报》较为详实的著作。论文方面的成果也较多。陈绛以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的关系入手，全面介绍了《教会新报》刊行的背景、性质、林乐知办该报的宗旨等内容[17]。房德龄则以《万国公报》与的关系入手，认为《万国公报》对时政的批评，对变法的鼓吹和建议更直接推动了维新运动[18]。郑师渠则以《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的关系入手，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万国公报》对甲午中日战争言论的报道[19]。李瞻论述了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外人的言论思想，直接唤醒了我国的知识分子，而后才有维新与革命两派的救亡图存运动[20]。程丽红通过把林乐知与《万国公报》作为对清末来华传教士办报的个案来考察，论述了林乐知将教会报刊的思想影响力推向了顶峰[21]。此外，近年来还有多篇论述《万国公报》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晚清政治改革以及近代科技文化的传播等方面的论文，在此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见对林乐知办报思想的专门研究的成果则相对较少，主要是将其办报思想寓于其具体的办报活动及政治言论中进行论述。

3.林乐知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关于林乐知与近代中国教育，研究较多的是林乐知与其创办的中西书院方面。林乐知和他的同事们不仅为落后的中国带来了西方新鲜的知识和血液，而且也为中国今后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新式人才。

《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中陈英吴著文论述了中西书院较其他教会学校的特色及在某些方面的开创性以及林乐知能创办成功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因素，同时就中西书院对中国教育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论述[22]。另外，喻本伐，熊贤君则从教育学的视角出发论述了林乐知的“孔子加耶稣“的教育方式及林所主张的振兴女学与提倡幼稚园教育的教育主张[23]。

相关论文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胡卫清详细分析了林乐知在中西书院所采用的双语制教学制，同时阐述了中西书院的学制及课程变化的原因[24]。张华腾则就1882―1895年间中西书院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微观探讨，如中西书院的办学经费的来源及使用，办学体制的变化，教学管理的具体实施等问题[25]。另外，邹振环以尹致昊与上海中西书院的关系为例，考察了一个文化个体在两个城市生态的复合体中如何运动，及两个异质的城市文化如何影响一个文化个体的成长的互动关系[26]。

此外，还有关于林乐知教育思想及专门学科方面的研究，如肖朗以《文学兴国策》为切入点，通过对近代中、日、美三国文化教育交流史上这一段不寻常的史实的介绍，论述《文学兴国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37]。孙邦华写了系列文章论述了以林乐知为代表的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教育兴国思想[28]；论述了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29]；同时还论述了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30]。丁伟则从学科教学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林乐知的中西结合的英语教学法，英语教学双轨制及培养精通英语的人才策略[31]。

4.林乐知与近代中国翻译及其著作研究。林乐知在华期间翻译了很多的西书书籍，成绩巨大。关于其翻译研究应首推卢明玉的《译与异：林乐知译述与西学传播》。卢明玉是从西学传播的视角考察林乐知的翻译活动，在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解读他所宣扬和身体力行的翻译理念，同时分析其有代表性的译作，阐释其翻译策略和技巧[32]。高黎平则从林乐知的翻译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的互动关系入手，考察了他的在华活动与晚清政治变革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33]。

关于其著作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多。王海鹏，刘金凤简单介绍了林著《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特点及其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34]。卢明玉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序跋为切入点，通过对《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六篇序跋的比较分析，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35]。王林则从四个方面对《中东战纪本末》进行论述，从而阐述了《中东战纪本末》与甲午中日战争的关系[36]。赵少峰则通过分析《中东战纪本末》的撰述旨趣、内容及社会反响，进而论述了传教士译著的实际效果及该书对中国近代史学产生的重要影响[37]。

5.其他方面研究。

赵建辉分析了1900――1907年林乐知从支持政府改良，到他对革命派的态度有所改善的政治立场的变化。阐述了林乐知关于清末新政的思考与评论[38]。比较研究方面主要有于醒民从沈毓桂与林乐知的“合作”关系入手，说明了林显赫的荣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沈默默的辛劳[39]。段炼则从宋耀如与林乐知两人之间不可调节的矛盾关系入手，分析了林与宋之间微妙关系的变化从而激发了宋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其成为一位职业革命家[40]。此外还有关于林乐知思想研究方面的论文。

二、结语

综上所述，学术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对林乐知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总体来说，对林乐知研究得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比如：大多是对林乐知生平事迹的简单论述，缺少对其行为背后深层原因的剖析；关于林乐知办报研究的成果较多，但对其翻译活动的研究相对不足；对林乐知西学东渐方面研究较多，但对其东学西传方面研究不足；同时对林乐知自身思想方面的研究也较少。如果能够进一步挖掘研读林乐知的档案史料，同时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将会推动林乐知研究不断的发展深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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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赵建辉.1900-1907年林乐知有关清末新政的思考与评论[J].阴山学刊，2009（5）.

近代文化交流篇7

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格局中，日本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邻国。而中日之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除政府层面国家利益的博弈之外，民间层面的情绪也发挥着重要的民意作用，对政府决策导向产生影响。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民间组织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84%的日本人对中国持不好印象，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样，据中国权威机构调查，65%的中国人对日本也持不好印象。两国的互信，特别是两国人民之间互信的重建，成为今天民间外交和对日传播不容回避的课题。

比起今天的困境，当年邦交正常化的时代背景更加复杂，国际环境也要艰难得多。单单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就非常巨大，实质性的互利互惠还远远谈不上。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除了当时中日两国政治家的睿智果断之外，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此之前有长达20年以上基础深厚、范围广泛的民间交往。中日邦交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那个时代人民外交的重要成果。人民之间的好感与互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今天，我们强调公共外交，仍然是要注重人的工作。现在交流的渠道畅通，大国外交、高层峰会、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不胜枚举。但不应忘记，越是关系平常化，日常性的工作，针对普通人的工作越应该加强而不是削弱。

从“正常化”走向“平常化”，改进两国关系特别是影响国家关系的民意基础，今后四个方面尤为重要，那就是草根交流、青少年交流、地方交流、文化交流。

草根交流是民间交流传统的延续，是人民外交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扩展的结果。包括NGO、个人、网民在内的交流，给民间交流的创新提出了新课题。这是时代进步的重要表现。

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直接关乎中日世代友好。结合时代的变化，青少年交流也亟待创新，两国都应该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文明史教育、近现代史教育、国际主义意识教育。

地方交流也是中日交流的优良传统，友好省县和友好城市之多在其他国家之间尚不多见。近来，伴随着地方协作机会的增加以及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地方交流出现了新一轮高峰。在此过程中，除了经济上的互利互惠，还应该加大深层次、高品位的文化魅力开发的努力。地方政治家应该承担起这样的历史责任，而不是起相反的作用。

支撑跨阶层、跨世代、广地域交流的重要的无形资源，就是文化。文化交流的特别意义也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凸显出来。在市场化不断推进的今天，文化活动当然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在互利互惠过程中得到实惠的两国企业应该有长远眼光，以贡献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支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交流，而不仅仅是利用文化。真正有品位的文化如果能够在交流过程中实现跨地区发展，则东亚地区的整体文化复兴也就大有希望，这将为民间互信的改善夯实认同的基础。

我们的对日传播在主攻方向上应该在上述四个方面认真地谋篇布局，制定好战略，以应对网络时代民粹主义喧嚣背景下的新情况，针对对象国受众解疑释惑。

日本最近20年经历了战后历史上最漫长的相对停滞期，对中国的心态波动在普通民众层面非常普遍；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带来的压力进一步加深了弥漫在社会上的沮丧心理，特别是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导致了对未来的悲观看法；而日本的各类媒体对中国的发展介绍的并不全面，充满敌意或偏见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或电视；网络上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喧嚣以及现实中某些政客丧心病狂之举，在毒化中日关系方面明显地收到了某些“成效”。日本的这种绝望的、破罐破摔的病态民族主义情绪必须调整，否则，最终受伤害的还是日本人民。

中国的跨文化媒体要借助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主动地加入到针对日本人民的工作中去，说明中日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历史文化的互通性、传统价值观的同源性为两国人民提供了互惠互信、世代友好的重要基础。

在日常活动中，不仅要凭借新闻媒体的敏感反应及时说明发生的事件，还要借重动人心弦的文化力量渗透心灵。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影视文化的重要作用。

为什么影视文化值得特别关注呢？纵观近代历史，伴随着技术进步与转型升级，有虚实两条信息需求线索一直并行。19世纪的欧美，代表性的文化生活是歌剧、小说与报纸，20世纪全世界都关注电影与报纸、电视。21世纪媒体介质可能殊途同归，最终走向数字化，但不变的仍然是我们获得实时信息的需求与寻求心灵慰藉的需求的并存。从舞台到影视，综合类文艺完成了工业化转型，汇聚了文化领域的各种要素，文学、美术、音乐融汇其中，因此影视文化在大众文化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

邦交正常化当初，一部日本电影《追捕》，在中国创造了1亿票房的观众人次记录，对一代人的生活带来深刻影响。21世纪初，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岩波电影厅上映一年半，后来又在日本各地巡映，慰藉一代人心灵；《非诚勿扰》更是在日本各地引起了希望复制此类电影的热潮。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最有群众基础，最经久不衰的文化形式就是电影和流行音乐。它们既是“激励一代人”的最好手段，也是沟通两国人民的有效路径。

我们要借助国家形象资源积极主动开展跨文化传播。而国家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资源直接影响着对外传播的效果。“民气”与素质就和国家形象息息相关。

要看到，由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还很漫长，在复兴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会处在自我心态调整和自我素质提高的过程。为了民族尊严、民族利益，表达人民的意志，“民气”当然非常可贵。但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就要化“民气”为民智、民力，使它真正造福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爱国的激情与大国的理性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我们需要一种走出历史悲情同时又秉持“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情怀的健康大国的心态。我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和和平外交政策，以及世界和周边的国际环境，都要求我们的人民具有更高的理性看待国际关系的博弈，以最高明的智慧在高度竞争的世界民族之林中与绝大多数国家和平共处并实现国家利益的相对最大化。

近代文化交流篇8

关键词： 近代化 理性精神 文体创新 多重变奏 语言革新

    中国近代是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中外文化相互交汇撞击,使传统散文面临新的挑战,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近代散文走向近代化的发展演进中,形成了新旧交错的散文气象。这是一种振奋人心的多重变奏。

    第一重变奏:衰世批判者的理性精神

    在鸦片战争前后这一历史与时代巨变的转折关头,关注近代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生活的作家中,龚自珍和魏源是突出的代表。一个,把散文的触角伸向统治阶层,对国家的腐败凋敝现象进行揭露、抨击;一个,把目光瞄准世界,关注社会的各个领域,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一个,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与现实生活的变动中反思昨天,批判“颓波难挽”的今天;一个,在并不以今天返回昨天,写今天时,也在思考着明天,抒写着发展的今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使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合理,进行执着、顽强的艺术追求。我们从作家们提供的生活画面中,聆听到了历史的回声,强烈地感受到新的生活节奏。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近代人民的命运,反映了作家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的进步要求、愿望和心理情绪,表现了他们忧患苍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思想感情,仿佛使人们听到散文近代化进程的隐隐惊雷,这就是龚自珍和魏源等进步作家作品的总主题和主旋律,也是他们对近代散文的贡献。

    龚自珍与魏源的艺术个性和追求,孕育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根连着民族、人民的大树。历史和现实,正常和反常,纯洁和丑恶,交织融汇为切肤的体验和深沉的思索。龚自珍的散文,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对自我的一个反省和总结。在龚自珍散文的字里行间,相当宏伟地突现着“历史感”,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的时代氛围,天地四方的“至极不祥之气”,人心世俗的“浇漓诡异”,居上位者的“守眉睫之间而不见咫尺之外”,等等,这一切见闻的汇集,使他痛心疾首地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原来是一个“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的“乱亦竟不远矣”的“衰世”。以此为基点,龚自珍的笔端从“理”、从“势”、从“人才的遭遇”这三个主要视角,痛快淋漓地抒写出了最富有时代色彩的“忧患”。他的散文,不大具体谈论时政措施的因革损益,而是以“医国”的高姿态出现,关心着时代整体性的大关节目。在魏源的作品中,也时时有对历史和自我所作的透彻的剖析。为了今天和明天不再重复昨天的历史,他理智、冷峻地描绘今天,却注进了理想和热情,满含着改革者和创造者对明天的希冀与期待。惟如此,他对新生活的感受和捕捉,才具有可贵的敏锐性、准确性和深刻性。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新型散文潮流就是适应了当时散文发展内在艺术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以无比的生命力出现在晚清文坛上。它从垂死的边缘开拓了散文的新生命,从而使龚自珍、魏源的散文具有向旧时代冲决和向新时代迈进的伟大历史作用。散文作为艺术工具在龚自珍等作家的手中复活了。因此,龚、魏的散文标志着散文近代化初期的最高成就,对清代散文领域内占一百多年统治地位的桐城古文是有力的冲击,使散文这种最具实用价值的文学样式在近代文学的开端时期便表现出勃勃生机。

近代文化交流篇9

关键词　文化休克　中国留学生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G648.9　文献标识码：A

自1872年中国首批留学生赴美留学之后，一百多年来，国际交流日趋广泛，留学生也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群体在英美两国遇到的文化休克现象非常普遍。文化休克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当旅居者进入一个陌生的文化环境中时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休克问题。

1　文化休克概述

文化休克是跨文化交际中非常常见而且不可避免的现象。跨文化研究人员用这一术语来形容旅居者在国外经受的压力、痛苦经历和成长过程。 根据奥博格的观点，文化休克的不同阶段可以用一条U型曲线来拟合。这一适应过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行前阶段、蜜月阶段、休克阶段和适应阶段。在行前阶段人们开始计划准备出国的行程。出国的目的和对国外生活美好的想象都使他们变得兴奋和乐观。在蜜月阶段人们对所见所闻都感到新鲜兴奋，对看到的人、景色、食物和自己出国的决定都感到满意。蜜月期过后，由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与祖国文化不一样，尤其是价值观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蜜月期的兴奋渐渐被休克期的失望、失落、烦恼和焦虑所代替。经历了休克期之后，大部分人会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适应阶段，能够客观地看待宿主文化，逐渐地适应新的文化和异乡生活。

2　不同时代产生文化休克的共同原因

2.1　偏见和种族歧视

对英美国家的偏见、文化定势和这些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种族歧视是导致近代和当代中国留学生文化休克的共同原因。

偏见是对一个文化群体缺少了解的情况下产生的消极态度。它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人们对自身群体的正面印象和对其他群体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则来自其他群体的威胁。在中国近代由于国际地位低下缺少主动的外交和英美国家的侵略，中国留学生普遍认为英美政府冷酷无情。这种偏见和文化定势使他们难以融入英美文化，成了局外人。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留学生仍然感到英国人冷漠，难以交流。

与偏见相对应的，是英美国家对中国留学生的歧视和压迫。在当代社会，一些关于当代中国留学生的报道也揭露了他们受到民族歧视的事实。如英国大学根据国籍收取学费，中国留学生的学费远远高于英国和欧盟学生。纵观历史，来自宿主国的歧视已经成为引起文化休克的主要原因之一。

2.2　民族优越感及文化定势 民族优越感指的是对自身民族及其文化的极度自信，从而导致人们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和信仰去评价其他文化的好坏与对错。大多数的中国留学生都倾向于把中国文化作为正常行为标准。他们已经习惯了按照中国文化来评价海外的一切，而这在无形中已成为有效的跨文化理解、交际的障碍。

学者研究标明，这种文化定势会阻碍跨文化交际，尤其是刻板消极的文化定势。它可能妨害中国留学生与当地人的交流，使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进而导致文化休克。

2.3　价值观和冲突处理方式的不同

价值观和冲突处理方式的不同也是引起文化休克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在中国留学生身上得到很好的印证。

欧美国家大多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更看重对集体的忠诚。当中国留学生抵达英美两国时，通常会因为不同的文化价值观而感到难以适应。课堂上，中国学生关注的是小组任务和团队合作，他们更多的是参考他人的意见而不是独立思考。这也导致了他们在留学初期不太适应英美的教学方法。当中国留学生和英美学生发生冲突时，英美学生往往直接就事论事，不顾及中国学生的感受和面子。而这在中国留学生看来是极其粗鲁无礼，不友好的，并在他们的早期适应上投下了阴影。

3　不同时代文化休克的差异及其原因

不同时代文化休克的共性只占一小部分，更为普遍的是差异性。如果我们通过比较，探明当代和近代中国留学生所经历的文化休克的差异，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时代因素对文化休克的影响，并相对应地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法。

3.1　蜜月期长度不同

留学蜜月期的长短是当代与近代中国留学生所经历文化休克的一个显著差异。基于大量的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留学生几乎没有蜜月期，而当代留学生则有相对较长的蜜月期。也就是说，当代留学生所受文化冲击的力度要比近代留学生小得多。

因为在国内缺少英语练习，近代留学生出国后在听力和口语方面有很多困难。为了尽快适应英美文化，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了学习各类知识上，有的甚至因为过度学习而身患重病。同时因为缺少经济来源，他们不得不做好几份苦工来养活自己。所以他们的留学生活十分艰苦，几乎从没有蜜月期。

然而，大多数当代中国留学生都来自富裕的家庭，在国内也接受了系统的语言训练，对英美文化和社会有了较好的认识，再加之一定的跨文化知识和充足的经济支持，这都为他们受文化冲击较少创造了条件。

3.2　受文化休克影响程度的不同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留学生受文化休克的影响大于当代中国留学生。弗恩海姆和波克纳进行的调查研究解释了文化差异对文化休克程度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本国文化和移居国文化越相似，其文化距离越小，移居者经历的文化休克也越少，反之亦然。

通过考证史实，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代文化，包括服饰和风俗与英美文化迥然不同。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穿着长袍，蓄着辫子，他们的言行举止也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因此，刚到英美初期，他们的奇装异服和风俗习惯经常受到当地人的嘲笑，这严重伤害了中国留学生的自尊心，在他们的心里投下了一片阴影。当时的文化鸿沟加剧了文化休克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

反观当代中国留学生，受惠于不断增加的文化共同点和文化交流，他们受到的文化休克影响要小于近代中国留学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英美文化已渗透，融入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这一切都大大缩短了中国和英美国家的文化距离，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文化休克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消极影响。

3.3　对文化休克的克服

是否能够克服文化休克，决定了跨文化交际学者对文化休克的两种主要观点：疾病观和自我意识观。疾病观是指文化休克会使旅居者的交际沟通出现障碍，无法打理海外生活，感到孤立无援。为此他们会采取防御的心理和行为来保护自己，最终成为文化休克的受害者。相对应的，自我意识观则是对文化休克一种积极的看法。持此观点者认为文化休克可以是积极学习经历的一部分。文化休克如果处理得好，能够激发自我意识，促进个人成长。 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可以分别看作文化适应的两个阶段。疾病观所处的是第三阶段，即休克阶段；自我意识观所处的是 第四阶段，即适应阶段。如果在休克阶段能够处理好文化休克，就能进入适应阶段，并克服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对近代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可以用自我意识观来解释，它在产生沮丧、焦虑等消极情绪的同时，也激发了近代留学生努力适应，取得优异成绩的强大动力。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动力，那就是用英美先进的科技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让中国变得繁荣富强。因此，他们把文化休克当作掌握知识和技术的挑战。通过不懈地努力，成功战胜了文化休克，获得了瞩目的成就。

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文化休克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影响只能通过疾病观来解释。一个美国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留美中国学生，从侧面反映了文化休克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他们大多不会主动融入美国人的生活，每天和其他中国学生生活在一起，说中文，吃中国食物。即使要和美国人交流，也仅局限于相对正式的学术话题。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和他们模糊的出国目的有一定的关系。很多留学英美的中国学生只要能毕业就万事大吉，更有甚者对留学一无所知，有的是受父母之命，有的则把留学当作出国旅行或异国生活体验。而且他们普遍缺乏坚强的意志，积极主动地去面对，处理文化休克，适应留学生活。

4　缓解文化体克的若干建议

4.1　语言能力的强化训练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对跨文化交际显得尤为重要。对留学生而言，熟练掌握留学目的国的语言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留学前留学生必须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英语强化训练，提高英语水平。在英美国家与人交流首先要理解他人的意思，表达自己的想法，这就需要过硬的听说能力。为了完成学业，留学生必须阅读大量英文书籍，写各类论文，这就要求留学生具备较好的读写功底。因此，听、说、读、写能力缺一不可，它们是适应留学生活，克服文化休克的先决条件。

4.2　留学前跨文化知识培训

中国跨文化交际专家胡文仲先生强烈提倡留学前的跨文化培训，帮助他们了解留学所在国的文化。

跨文化知识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1)英美国家概况、学校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活环境等自然状况。(2)当地的传统习俗，人们的和价值观以及他们的娱乐和交往方式。(3)对中国文化的系统学习。

4.3　保持良好的心态

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受到的文化休克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孤独寂寞，极少或没有朋友，使留学生涯异常艰辛。留学生在国外留学期间，应从自我隔离、自我封闭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开放自我。同时结交各国留学生，英美本国人民有助于中国留学生了解英美文化，更快适应留学生活，减少文化休克引起的负面情绪。

近代文化交流篇10

关键词：二轮复习六模块建构式课堂自学质疑关键词交流展示叙述法构建结构多角度

一、问题的提出

高三一轮复习已经通过专题的方式进行了基础知识的梳理，但专题复习最大的问题是肢解历史，把原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密不可分、有机互动的历史史实，硬是分割开来，学生缺乏历史知识的整体性，历史的时间观念差，史实的时序感差。二轮复习如何在一轮复习的基础上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使学生在了解史实的基础上实现历史应用能力的转化，弥补学生一轮复习的缺陷，优化和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最终提高学生灵活运用历史知识的能力？

二、解决的方法

针对高考的命题特点、命题趋势以及《考试说明》的具体要求，改革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既要与一轮复习接轨，又不要成为一轮复习的重复或压缩。要把二轮复习看成是一轮的深化与提升，突出问题意识和方法意识。具体做法是：把通史和专题结合起来，适当的打乱专题的结构和书本的顺序，以通史为线索，以历史阶段为依托，把书本中的考点按时间顺序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角度，归纳本阶段内的专题。体现历史史实的时序性、综合性和内在的联系性。笔者以复习“14――18世纪的近代史”为例，运用“六模块建构式课堂”的教学模式，在该教学模式下，学生既能“温故”，更能“知新”，既巩固了基础知识，也对知识进行拓展和延伸，提高历史思维能力、解题能力。

三、教学实践

首先，要让学生从宏观上把握阶段特征。按时间顺序进行（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古代史以中国历史发展情况为主要线索，近代史、现代史以世界历史史实为线索。例如近代史：分成3个阶段（14―18世纪；18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其次，由宏观到微观，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角度找出相关史实，并进行东西方的对比。同一性质不同地域的对比、同一地域不同性质事件的前后联系等等，深入拓宽、纵横联系，培养学生的综合概括能力和分析辨别能力。具体一堂课的流程是三个环节、六个模块：

1.自学质疑关键词交流展示叙述法

如对于本节内容的第一环节，根据导学案，理清14――18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要求学生看书：必修1第7专题第一节代议制的确立和完善（政治），必修2第5专题第一、第二节（经济），必修三第六专题二、三、四节，第七专题第一节（思想与文化），写出关键词：经济：资本主义萌芽―新航路开辟―殖民掠夺―世界市场的初步建立；政治：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代议制―1832年议会改革；思想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并用叙述法交流展示（根据时间可以全班展示，也可以组内展示）。

写出关键词，通过书写重要知识点的关键词，能锻炼学生的归纳综合和提炼知识要点的能力，所以这一环节的重要之处就是写下关键词。

交流展示叙述法，这是一种相对轻松、却行之有效的方法，自学之后，同学之间根据关键词互相叙述，可以补充漏点，澄清疑点，打破错误思维定势，避免阅读复习的弊端：即翻开书什么都知道，合上书脑子空空如也或模糊不清。

2.课堂建构多角度课堂点拨要精讲

仍以14――18世纪的近代史为例，中国在近代落伍了，很多事情的发生变化受到世界大环境的影响，所以知识结构的构建以西方为主，师生共同构建西方为主的知识结构。并扼要点拨学生注意纵横联系：同一性质：这一时间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民族资本主义出现进行联系；同一时间段：如14――18世纪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进行对比联系；引导学生注意同一时间段内中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提问学生易混点、盲点。

3.纠正反馈要精选迁移运用练能力

每堂课结合教学内容，精选一组经典史料，既选择“小切口，深分析”的题目，也要就历史知识的“线”或“面”设计“大跨度，高概括”的材料。侧重知识的综合应用与拓展应用，以提升能力；挖掘例题的辐射功能和习题的强化功能。

在近代史第一阶段（14――18世纪）我选用了反应中国工商业发展而出现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早期启蒙思想家的材料：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明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后者则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引导学生注意：①17世纪的中国和18世纪的法国都产生了启蒙思想，其共同原因是什么？②中外启蒙思想最主要的共同之处是什么？③同为启蒙思想，为什么中国被称为“中世纪末期的产物”，而法国则被称为“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这样由分析中国近代思想、经济和政治的内在联系来辐射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和政治，通过东西方对比，学生对经济与政治、思想文化的内在关系理解会更深刻。赏析材料，学生自然会产生疑问――解决问题――深化基础。

四、思考延伸

经过近2个月的教学实践，我得到了一些深刻的体会：

（1）六模块建构式不一定每节课都是3个环节的流程，可以是自学质疑关键词加交流展示叙述法，也可以是交流展示叙述法加知识构建网络化，还可以构建结构加史料分析。根据复习内容的特点自由组合。但让学生看书夯实基础，形成知识网络这两个环节，一定要做实，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