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书籍的名言十篇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1

1、书籍是在时代的波涛中航行的思想之船，它小心翼翼地把珍贵的货物送给一代又一代。—（英国哲学家）培根

2、书，要算人类在走向未来幸福富强的道路上所创造的一切奇迹中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3、不读书就没有真正的学问，没有也不可能有欣赏能力、文采和广博的见识。—（俄国哲学家）赫尔岑

4、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英国作家）卡莱尔

5、书籍里珍藏着过去时代的灵魂。—（英国作家）卡莱尔

6、书籍使一些人博学多识，但也使一些食古不化的人疯疯癫癫。—（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

7、书籍使人变得思想奔放。—（前苏联作家）革拉特坷夫

8、书籍具有不朽的能力。它是人类活动的最长久的果实。—（英国作家）史美尔斯

9、书籍是科学的成果，但科学不是书籍的成果。—（英国哲学家）培根

10、书籍是老年人的益友，也是青年人的良师。—（英国作家）史美尔斯

11、读过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中国作家）减克家

12、书籍是任何一种知识的基础，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的基础。—（奥地利作家）茨威格

13、书籍是朋友，虽然没有热情，但是非常忠实。—（法国作家）雨果

14、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活伴侣、导师、忠告者和好友。—（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15、书籍是苦难和甜蜜的无可非议的伴侣；即使它不能把我们引向幸福，至少也可以教我们去忍耐艰苦的生活。—（英国作家）哥尔斯密

16、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

17、书是我们时代的生命。—（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

18、每一本书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19、书是随时在你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的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意，重复这个顾问的次数。—（英国作家）海伦·凯勒

20、社会和人的灵魂都在书里。—（中国作家玛骥才

21、书籍把我们引人最美好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伟大智者。—（英国作家）史美尔斯

22、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法国哲学家）苗卡儿

23、一本好书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美国作家）凯勒

24、谁焚烧书籍，谁也会焚烧人类。—（德国诗人）海涅

25、期望一个人记住他读过的全部书籍，恰如期望他能在体内储存他吃过的全部食物。—（德国哲学家）叔本华

26、书籍—当代真正的大学。—（英国作家）托马斯卡莱尔

27、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一一（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28、各种蠢事，在每天阅读好书的影响下，仿佛烤在炉上一样，渐渐溶化。—（法国作家）雨果

29、人类的全部生活都依次在书本中留下印记：种族、人群、国家消逝了书却依然存在。—（俄国哲学家）赫尔岑

30、以书本作为大部分行为依据的人抛开书本会干得更多。—（英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朗

31、书，什么不给你呢？足不出户，而卧游千山万水；素不相识，可以促膝谈心。—（中国作家）吴伯萧

32、书是一种奇迹，那里边藏着作者的灵魂，打开书把这个灵魂解放出来，它就会神秘地同我交谈。—（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33、我们读书时，就如同与最高尚的先哲们携手共游，飞越无数迷人的仙境和神奇的园土。—（美国作家）约翰·卢保克

34、热爱书籍吧，书籍能帮助你们生活，能像朋友一样帮助你们在那使人眼花缭乱的思想、感情和事件中理出一个头来。—（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35、我认为我身上的一切好东西，都是书籍所给予我的。—（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36、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37、不好的书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38、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

39、我读的书愈多……我就觉得生活愈光明，愈有意义。—（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40、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 —（俄国哲学家）赫尔岑

41、一本好书是一个好的社会，它能够陶冶人的感情与气质，使人高尚。—（俄国生物学家）皮岁果夫

42、好的书籍是最贵重的珍宝。—（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

43、最优秀的书籍是一种由高贵的语言和闪光的思想所构成的财富，为人类所铭记，所珍惜，是我们永恒的伴侣和慰藉。—（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

44、书籍是最有耐心、最能忍耐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英国作家）史美尔斯

45、书籍是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英国哲学家）培根

46、书籍虽然具有巨大的意义，但不是受教育的惟一源泉。不仅应当从书本中学习，而且还应当从生活中学习。—（前苏联育家）克香普斯卡娅

47、书籍具有不朽的本质，在人类所有的奋斗中，惟有书籍最能经受岁月的磨蚀。—（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

48、一部好书，可以成为我们的莫逆之交。—（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

49、在一本普通的书中，除了我们放进去的东西之外，我们找不到别的什么，但是在许多伟大的着作中，心灵能找到存放大量东西的空间。—（法国将军）茄贝尔

50、我们不应该炫耀书架上摆的书怎样多，而应该寻求几本给自己的实际生活带来坚定的信念和光明，像珍宝一样宝贵的书。—（日本政治家）大平正芳

51、没有书籍，人的生活就会变得空虚。书籍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是我们经常的伴侣。—（前苏联诗人）别德内依

52、没有书籍，就不能打赢思想之战，正如没有船只不能打赢海战一样。一一（美国政治家）罗斯福

53、没有任何家具像书籍那样令人陶醉。—（英国史学家）西德尼·史密斯

54、每当我拿着一本新书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栩栩如生、会说话的美妙的东西，进人了我的生活。—（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55、书籍是巨大的力量。—（前苏联政治家）列宁

56、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57、一个人可以无师自通，却不可无书自通。—（中国民主人士）闻一多

58、一个人需要记住使他健康的正餐和晚餐之间的区别，同样也需要记住使他聪明的各种书籍之间的区别。—（英国史学家）西德尼·史密斯

59、丰美的食物给了你强健的体魄，广泛的阅读给了你充实而有力的头脑。—（英国史学家）西德尼·史密斯

60、一本新书像一艘船，带领着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生活的无限广阔的海洋。—（美国作家）凯勒

61、一切书都是为着帮助你思想，而不是为着替你思想而写的。—（中国革命家）瞿秋白

62、书是最有耐性并最令人愉快的朋友，即使在我们穷困潦倒或悲哀痛苦之际，也不会背弃我们。—（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

63、每一本书是一级小阶梯，我每爬上一级，就更脱离畜生而上升到人类，更接近美好生活的观念，更热爱这本书。—（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64、单凭才能成不了作家，书籍才是作家成长的摇篮。—（美国作家）爱默生

65、书籍远不止是书本，它们就是生活，是过去岁月的精华，是人类生生死死的奥秘，是生命的本质与精髓。—（美国教育家）A洛厄尔

66、书本—人类所发出的最高贵的声音。—（英国作家）伯纳德·莱文

67、我应该感激人类精神的圣经—书籍，因为它们反映出了在成长中的人的心灵的伟大的受难与苦痛。—（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68、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娜尔

69、最好的伙伴就是最好的书。—（英国作家）切斯特菲尔德

70、书籍具有一种能给我指出我在人的身上所没有看见和不知道的东西的能力。—（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71、如果没有书，我将无法生存。—（美国启蒙思想家）杰斐逊

72、不论何时何地，书本都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英国政论家）罗斯金

73、书本是个永恒的宫殿，其广度如同我们的世界，其数量如同天上的繁星。—（英国政论家）罗斯金

74、书籍和智慧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大。—（英国诗人）弥尔顿

75、精神上最好的避难所还是书本：它们既不会忘了他，也不会欺骗他。—（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76、在尘世间人类所能创造的一切事物中，最重要、最精彩、最有价值的一种，我们叫做“书”！—（英国作家）卡莱尔

77、书籍是思想的归宿。—（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

78、诵读一册好书是不断的对话，书讲着，我们的灵魂答着。—（法国作家）莫鲁瓦

79、每当我初读一本好书，就仿佛结交了一位新朋友；而当我重温一本好书时，又好像与一位老朋友重逢欢聚。—（英国史学家）哥尔德·史密斯

80、读所有好书都像是和历史上最优秀的人物交谈。—（法国哲学家）笛卡尔

81、阅读同一本书是联结人们感情的纽带。—（美国作家）爱默生

82、对许多人，书籍与鲜花之重要根本不下于面包。—（法国作家）巴尔扎克

83、书本是一种可用钱买的智慧源泉。—（俄国演奏家）F.利普斯

84、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

85、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86、世界像部书，不外出考察就像仅只读了其中的一页。 —（前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基

87、书应能通向四个终端：智慧，虔敬，愉悦，实用。—（英国诗人）德纳姆

88、书和人一样，也是有生命的一种现象，它也是活的，会说话的东西。—（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89、和书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会叹气。—（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90、书是随时在近旁的顾问，随时都可以供给你所需要的知识，而且可以按照你的心愿，重复这顾问的次数。—（美国作家）海伦·凯勒

91、我所具有的好的东西都要感谢书籍……在我读到书籍的时候，我是不能不受到深刻的感动、兴奋和喜悦的。—（前苏联作家）高尔基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2

一、编户齐民与严密的户籍制度

编户齐民或简称编户、齐民，可以说是汉代农民的固定称谓，这形象地反映了农民与政府的法律关系，《汉书·高帝纪》云：“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师古注曰：“编户者，言列次名籍也。”《汉书·梅福传》称：“孔氏子孙，不免编户。”师古注曰：“列为庶人也。”汉时庶人，亦即齐民、平民，《史记·平准书》：“齐民无盖藏”注引如淳说：“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这就告诉我们，齐民的特点就是编户，所谓编户就是登录于户籍之中，如师古言：“列次名籍也。”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源于三代，但其正式成立，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商鞅变法中的有关规定是首要标志。与新的授田制、兵役制相联系，商鞅赋予了户籍特殊的意义，他主张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②］这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对于政府的意义，商鞅十分明了，他说：“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稿之数。”［③］十三数的获取，只有严格的户籍制度才能确保。治国之首在于知民数，知民数，方可有效地征之以役，税之以赋，才可富国强兵。出身刀笔文吏的萧何，深知户籍的重要性，所以刘邦入关后，诸将纷纷争取金帛财物，萧何独收秦的律令图书，使刘邦掌握了“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④］。刘邦击败项羽，统一天下后，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重新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汉书·高帝纪》五年夏诏：“民前或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辩告，勿笞辱。”“以文法辩告”就是要为脱籍亡人重新办理户籍登记，而不采取处罚措施。此后到东汉时代，政府一直实施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汉代户籍，称谓颇多，前引《高帝纪》即称“名数”，师古注谓“名数，谓户籍也”。此外，又称户版、名籍。《周礼·宫伯》郑众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汉代）乡户籍谓之户版。”称户版者，自然是因书写材料的缘故。《论语·乡党》记孔子“式负版者也”，《集解》引孔安国曰：“负版，持邦国之图籍者也。”疏云：“负谓担揭也。版，谓邦国图籍也。古未有纸，凡所书画皆于版，故云版也。”《后汉书·仲长统传》注云：“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也。”因此，脱离户籍者，便被称为“亡命”。所谓“亡命”，《后汉书·吴汉传》注云：“命，名也，谓脱名籍而逃亡。”而没有户籍的人，自然又被称为“无名数”。有时，名籍又径称为籍，《释名·释书契》即言：“籍者，籍也，籍疏人名户口故也。”《急就篇》中也有“籍受证验问年”之句。

汉代所有的农民均须著籍，这一点殆无疑义，户籍之格式目前尚未有典型的版籍出土，只能触类旁推。

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未能留下有关户籍格式的文书资料，只有一些相关的身份说明。《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名。”这实际上是一则告身文书，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关于身份著录的习惯，大致是以县、里、爵、姓名、年庚为懦序。如上书《扁鹊仓公列传》即有“临淄元里公乘阳庆”、“安陵阪里公乘项处”等记载。许慎子许冲在奏上《说文解字》的表中也自称“召陵岁里公乘草莽臣冲”。

在西北出土汉简中，有相当一批有关戍卒、田卒及其家属名籍的文书，此类涉及到名籍的文书有三种情况：

一种是单身卒的名籍，格式如例：《居延汉简甲乙编》：

居延甲渠第廿八燧长居延始至里大夫孟宪年卅六囗囗五八·二甲

四二五图一九九

戍卒张掖郡居延当遂里公士张褒年卅一九四·一八图三一四

戍卒河东北里贾害年廿六三五·二五图五0九

田卒河南郡宛陵囗囗里公乘囗囗二一八·一三图四一八

从这些名籍我们可以看出对吏卒的登录，与上引司马迁等人的身份说明十分吻合，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缀有现任身份，这也应当是当代户籍登录的基本要素。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作“名县爵里”。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四月癸卯。”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这应当是为了严格控制，有利于脱逃后缉捕。西北地区在搜缉流亡时，以此为依据。《居延汉简甲乙编》第1590简这样记道：“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土亡者，县署郡县、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这与户籍登录的原则是一致的。

第二种名籍为卒家属廪名籍，是配给戍卒家属食粮的名簿。如《居延汉简甲乙编》：

妻大女君以，年廿八，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执胡燧卒富风，子使女始，年十，用

谷一石六斗六升大

子未使女，年三，用谷

一石一斗六升大。

一六一·一（甲九五五）

妻大女严年十七用谷二石一斗六升大

俱起燧卒王并，子未使女，毋知年二，用

谷一石一斗六升大

凡用谷三石三斗三升少

二0三·一三，图一六

因为这是廪给簿，所以要登录与戍卒的亲缘关系、年龄、使役情况，以确定配给标准。

第三种名籍类簿书是记载吏卒家属成员和财产的身份书，常被人引述的有二个典型的例子，一为礼忠，一为徐宗，除登录本人身份外，还登记家属、财产等项内容，是一种比较完备的名籍文书。《居延汉简甲乙编》三七·三五简文：

小奴二人直三万

用马五匹直二万

宅一区万

侯长觻得广昌里公大婢一人二万

乘礼忠年卅牛车二两直四千

田五顷五万

轺车一乘直万

服牛二六千，凡赀直十五万又同上书二四·一B（甲一八一B）简文：

妻妻

宅一区直三千妻妻一人

三坞燧长居延西道子男一人田五十亩直五千

里公乘徐宗年五十男同产二人用牛二直五千

子女二人

女同产二人男同产二人

女同产二人

有的学者直接把礼忠、徐宗简目为汉代户籍的代表格式，这是不妥的。在尚未发现汉代户籍的可靠原件前，我们只能根据上述文献的与简牍的资料，勾勒出汉代户籍格式的大概。

户籍登录的内容与时代变迁相关联。秦至始皇十六年，方颁布“初令男子书年”的法令，以扩大征役范围，而女子尚不必书年。西汉时期，户籍称名数、县里爵名，这应是成年男子登录的主要内容。不过，在西汉初，口赋、算赋设立之前，除男子要登录年龄外，其他人恐怕是只书县名数即可。随着口赋、算赋的征收，所有成员亦均需登录年庚。后来，由于赀算的征收，对家庭资产的登录也成为户籍登录的一项内容。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所包括内容应有以下几点：

1、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

2、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

3、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另外，妻子的籍贯似也在登记内容中，《居延汉简甲乙编》二九·一（乙二三）有这样一简：“妻大女昭武万岁里孙第卿年廿一”，一些重点掌握的人物，恐怕还要翔实地记录其身长、肤色等。二、人口控制的三大法律绳索

如上所述，汉代对农民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行的，在户籍管理方面，又设置了三大绳索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政府手中。

1、案比。

案比是汉代的户口登记与核查，这是户籍管理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东观汉记》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⑤］《后汉书·江革传》李贤注“案比”道：“案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

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汉代统一是八月案比，而且，有关案比时间的记载也的确基本上都在八月，如除上引《东观汉记》外，又有《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及三年大比”郑玄注：“大比，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郑众云：“五家为比，故以比为名，今时八月案比是也。”贾公彦疏：“汉时八月案比而造籍。”《吕氏春秋·仲秋纪》高诱注亦云：“今之八月比户，赐高车鸠杖粉粢时也。”《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与之类似：“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bù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金石萃编》卷一八收有中平三年褒扬荡阳令张迁碑，碑文曰：“八月算民，不烦于乡。”《后汉书·皇后纪序》亦言：“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案比造籍”之后，各县要将案比后的户口等项数字上报郡国，郡国在九月派上计吏上报汉政府，上计之计，指计簿，如《续汉书·礼仪志》云：“计者，计簿也。”其中，户口状况是核心内容，《后汉书·光武纪》：“遣使奉计”李贤注：“计，谓庶人名籍。”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真浏览一下上述史料记载，可以发现：所谓“八月案比”，都是东汉一代的史料，所以，如果说东汉时代是八月案比，九月上计，则毫无问题，但若放之于西汉，则不免让人质疑。西汉时期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常被人引用的是《汉书·高帝纪》五年的记载：“八月，初为算赋。”但这里看不出案比的意思，所以如淳反以《汉仪志》“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作注。查检西汉时代史料，引入注意的是西汉的上计不是仲秋八月，而是都在春间举行。下引几条史料予以证明：班固《东都赋》：“春至三朝，会同汉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师古注：“计，若今之诸州计帐也。”）“（太初元年春）还受计于甘泉。”“（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计。”“（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因受计。”《淮南子·时则》“三月官乡”，高诱注曰：“三月料民户口，故官乡也。”官有官府、官舍之意。《礼记·玉藻》“在官不俟屦”注：“官谓朝廷治事处也。”这样，“官乡”就可解释为将官府移往乡中办公。原因是三月料民户口。我们可以认为，西汉是在春间行案比之事。

汉代案比的时间西汉为春间，东汉为仲秋，案比方法概有二种：一种是集县内民众至县衙所在地，统一案验、登记，验视地点在户曹。如韦昭在《释名》中所言：“户曹，民所群聚也。”《后汉书·江革传》载：“建武末年，（江革）与母归乡里。每至岁时，县当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

另一种方式是县衙有关官吏直接到各乡进行案比。如前述“三月官乡”当为此义；又前引张迁碑言其“八月算民，不烦于乡”，深受民众称颂，应当也是因不将民集于县廷，而是下乡案验，所以下面接着写道：“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这一种方式应当是比较普遍的形式，下乡案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核实人户，另一方面可以同时进行家赀估定，何乐而不为？

2．脱籍与迁徙的禁限。

脱籍者，也就是所谓无名数者。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这是汉王朝所严令禁止的。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丞相万石君“请以兴徙四十万口”，武帝不允，掾属甚至劝石庆引咎自决［⑥］。可见，流民，尤其是脱籍者对汉王朝的影响。

西汉建立后，萧何所定《九章律》就是在秦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加了“兴、厩、户”三篇，虽其户律不存，但汉承秦制，由秦律的有关规定，可以窥见一斑。云梦秦简中有题为《傅律》者：“匿敖童及占*[原字疒里加夅]（癃）不审，曲、老赎耐。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原字遷字去辶]（迁）之。”有《游士律》，规定出外游历必须持符；还有《法律答问》“何谓匿户”条云：“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史记·商君列传》亦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从后世的《唐律疏议·户婚律》中也可反馈出汉户律的大概：“汉相萧何承秦《六篇律》，后加厩、兴、户三篇，为九章之律。迄至后周，皆名户律。北齐以婚事附之，名为户婚律。隋唐循而不改。”唐律明文规定：农民不得随意脱籍，有脱籍者，家长代过，《唐律疏议·户婚律》：“率土黔庶，皆有籍书，若一户之内，尽脱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汉代的规定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制止农民脱籍，汉代专门设有“流民法”和“舍匿法”。“流民法”设于武帝时，《汉书·石奋传》：“惟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故为流民法，以禁重赋。”《汉书补注》引刘敝言：“此言以流民多少，课吏殿最。”汉政府设立流民法，想以此禁止地方官吏对农民的压榨、勒索，以解决人口流失问题。因此，汉代地方官的主要政绩之一便是户口增多，流民减少。

“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不许容留脱籍流亡人口，“及舍匿者，论皆有法”［⑦］。梁统曾称：“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军役数兴，豪杰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征隐匿。”［⑧］这里的“豪杰犯禁”，主要就是指他们容留脱籍人口，所以武帝要以首匿之科，严惩隐匿。“知从”，据李贤注“谓见知故纵”，实际上也包括对脱籍人口的不举报。《汉书·王子侯表第三上》有这样一条记载：“元鼎五年，侯圣嗣，坐知人脱亡名数，以为保，杀人，免。”师古注曰：“脱亡名数，谓不占户籍也，以此人为庸保，而又别杀人也。”可见，使用无户籍者为庸保，本身就构成了知从之罪。

当然，汉王朝也并不是不许人口流动，只要经过批准，手续齐备，还是可以迁徙与外出周游的。但按规定，手续十分严格。如《居延汉简甲乙编》中有这样的简文：

永始五年闫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

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关、居延县索关，敢

言之。十五·十九

建平五年八月戊，囗囗囗囗广明啬夫宏、假佐玄敢言之：善居里男子丘

张自言与家买客田居延都亭部，取检。谨案：张等更赋皆给，当得取检，谒

移居延，如律今，敢言之。（简背面）放行五0五·三七

从以上两份简文可以看出，里中居民如要迁徙他处或外出办事，必须先到乡政府处提出申请，说明理由，并要交清更赋、无官狱徭役在身，然后再由乡啬夫拟定文书，批转加案转移所去县府或关卡。迁移者更需由移所批准更籍“放行”后，方可迁行。当然，政府特别批准的移民不在此限。

一些临时离开原籍、外出游历或从事其他活动者，也要经过批准，并办理户籍证明手续，《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曾记仓公淳于意答文王文：“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其中的“移民数”，王毓铨先生认为就是谒告乡吏取得出游的符传一类的证件［⑨］，即户籍证明，这种解释比较合理恰当。

3、什伍连坐与经济连带责任。

什伍相连，由来其久，其成熟则是在商鞅时代，《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索隐》云：“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商鞅的什伍连坐在秦代已贯彻于法律，如云梦秦简中即有多处有关什伍连坐的法律条文及实施原则、规定。如《傅律》中规定：如果申报年龄不属实，除对申报本人予以“赀二甲”的惩罚外，还要“伍入，户一盾，皆迁之。”

汉朝建立后，继承了这套什伍连坐制度，而且更加严密地把它与户籍管理扣在了一起，因此，徐斡在感叹乱君之政时，则把“户口漏于国版”，与“夫家脱于联伍”并提，并且认为若出现这种情况，则会“避役者有之，弃捐者有之，浮食者有之。”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汉王朝不仅继承了商鞅所制定的一家有罪、什伍并罚的刑罚原则，而且还追加了一系列经济连带责任的处罚，后者对农民的影响尤其巨大。

汉代的什伍组织，《盐铁论·周秦》云：“自关内以下，比地相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同。”《续汉书·百官志》说得更清楚：“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立十家，伍立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相监官。”这里，恶事的概念十分宽泛，举凡不合乎封建政府法令、规范、道德等等，都为恶事。对恶事，有刑事处罚性质的连坐，这一点与商鞅相类。如《淮南子·泰族训》言：“使民居处相司，有罪相觉，于以举奸，非不掇也。”《盐铁论·申韩》亦云：“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

此外，汉代的经济连带责任更是骇人听闻，其主要内容就是什伍之内，若有随意脱亡者，不管告发与不告发，其所应负担的经济义务却要由其他人户负担。这样就出现了“去者便，居者忧”的情况，形成上述“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的局面，这样，势必造成愈演愈烈的流民潮，增加“无名数”（脱籍）的数量。当脱亡人户较少时，这种经济连带责任或许能起到一点控制作用，但当流亡日多之时，这一作法只能是扬汤止沸。“流民愈多，计文不改”［⑩］所造成的后果，《盐铁论·未通》中文学们说得十分清楚：“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

两汉防不胜防的流亡人口，固然与自然灾害、横征暴敛有关，但这种什伍相连的经济连带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肇事者。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人口对于两汉王朝的关系已昭然若揭。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情况而言，政府对于农村人口的关系可以分为三大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至明清。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注重人口本身控制的时期；第二阶段可以说是人口与土地控制并重，以人口为主；第三阶段可以说也是土地与人口并重，但以土地为主。其分界线是均田制下的租庸调与两税法。与之相应，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似乎是一种日渐宽松的进程。两汉农民还强烈地依附于政府，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中唐以后，农民有了较多的“自由”，特别是清朝的“摊丁入亩”之后，更是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与这一历史发展轨迹相对应的，还有一个相悖的座标体系，这就是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农民被政府严密控制之时，正是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之时。当然，这里的较高，只是相对于后世而言，后世农民虽然逐渐被解除了一些政府直接控制的枷锁，但较之两汉农民而言，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昔日的光彩与地位，这恐怕就是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吧，我们无法象孔夫子那样一言一蔽之，只能在这纵横交错的叉港中认真求索，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注释：

①以上均参见拙文《汉代赋役制度计量研究》，载《文史哲》1994年增刊。

②《商君书·境内》。

③《商君书·去强》。

④《史记·萧相国世家》。

⑤《后汉书·安帝纪》引。

⑥⑩《汉书·石奋传》。

⑦《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3

同事中很多前辈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我便去请教：在培养学生成才的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最万能的教学方法是什么？于是，有的教师特别强调自己的学生喜欢阅读书籍，因此在平日里他们不会对学生阅读课外书横加指责，并尽可能多地给学生提供阅读课外书籍的机会，希望学生在学习课本知识以外广泛涉猎。

一、学生几乎没有阅读书籍的习惯

我的一个女学生，今年13岁，她活泼可爱、落落大方，她的爱好是上网、看电视。我问她：“你爱阅读书籍吗？”她回答得毫不犹豫：“爱阅读书籍！”可是一旦限制了她上网、看电视的时间，无论身旁有多么精美的书籍，她都提不起兴趣。如果她旁边的朋友在看书，她也只是随便翻翻书，试着搭讪，央求别人和她玩一会儿。看来，她所谓的“爱阅读书籍”并未落到实处。确实，我班能保持阅读习惯的学生不多，能在阅读中体验到快乐的学生更少。

其实，阅读书籍利于学生积极思考、探索问题，使思维保持活跃的状态，令人更富有想象力、更具备创造力。高尔基说过：“要热爱书，它会使你的生活轻松；它会帮助你了解纷繁复杂的思想和感情；它会教导你尊重别人和自己；它会鼓舞你的智慧和心灵。”因此，教师有责任教导学生喜欢书籍、热爱阅读。

二、让学生找到阅读书籍的乐趣

1. 让学生喜欢阅读书籍

喜欢读书的学生，只要一看到喜欢的书，就会两眼放光，在急切中快速地阅读。因此，教师不必费心。不喜欢读书的学生，书籍根本提不起他们的兴趣。为此，教师必得费一番心血。具体而言，要做到两点。一是寻找关于读书有益的名言并朗读给不喜欢读书的学生听，从而使他们发自内心地体会到读书大有裨益。二是让喜欢读书的学生与不喜欢读书的学生一起探讨读书的益处，在自由的交流中，不喜欢读书的学生就会慢慢地对读书产生兴趣，并领悟到：阅读可以增加阅历，阅读可以启迪智慧，阅读可以涤荡心灵，阅读可以带来快乐。

值得注意的是，阅读书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而言，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用成年人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学生的读书范围，尤其不能要求学生只读能够提高考试成绩的书籍。二是请喜欢读书的学生为不喜欢读书的学生朗读神话故事、名人传记、科幻小说等书籍中的精彩片段，力求使不喜欢读书的学生发现，在课本之外还有那么广阔而丰富的阅读世界。

2. 让学生充分交流讨论

为了促使学生热爱阅读书籍，充分交流讨论，教师可在每节语文课上拿出5至10分钟安排一个学生给大家朗读一段有意义的文字，这就促使学生们在课前认真阅读书籍，寻找有意义的文字，可以是名人名言，也可以是一则故事的精彩段落，还可以是某一社会新闻。所谓“有意义”即有话题，可以让大家展开讨论，发表对问题的看法。一段时间过后，学生读书的热情高涨了，不仅养成了爱读书、爱思考、爱讨论的良好习惯，其语言的表达能力也得到锻炼和提升。

3. 让学生在家也读书

学生不仅要在学校中阅读，在家中也应阅读，这就要求家长为孩子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例如，家长爱阅读，这在潜移默化中会影响孩子，促使孩子也爱阅读。因此，教师一定要抓住时机（例如，家长会）敬告家长：“热爱读书，是父母可以赠给孩子的最伟大的礼物……热爱读书可以改变一切。”

4. 让学生自由选择书籍

目前，我校开展了多项读书活动，提供给学生阅读的书籍也很多，有红色经典、名家百篇等，这些经过岁月的沉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书籍为学生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但有些学生对这类书籍不感兴趣，因此作为教师就应该让学生们明白：在阅读书籍时，阅读者可以自由选择。红色经典、名家百篇可以阅读，漫画、绘本等也可以阅读，但必须是健康且有益于身心发展和思维拓展的好书。这样，学生们才能享受读书之乐，真正做到快乐阅读。

5. 让阅读陪伴在行走的路上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到底是读万卷书重要，还是行万里路重要？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为什么不可以“边行路边读书”呢？因此，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生活中处处都是读书之地。例如，我们到一个地方参观，会看门票上的简介，这是阅读；又如，我们旅游时会看景点介绍，这也是阅读；一位学生曾告诉我，她在武汉游玩时，参观了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昌起义纪念馆，那年恰逢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感觉熟悉而亲切。由这种熟悉而亲切推及开来，她可能对辛亥革命的原因、经过、影响等知识产生兴趣，从而拓展其相关知识的架构。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4

生活类图书

目前市场中的生活类图书，其品种主要有运动健康类、饮食医疗类、饮食养生类、生活情趣类、生活美食类、大众生活医学类、生活保健类等。

此类图书项目的市场开发点有：一是大力开发饮食的营养性、美食性图书，适应人们对营养的追求。二是注重饮食与养生类图书的开发，注重对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予以新开发。三是注重生活情趣类图书开发，如有关园艺、盆景、养生、钓鱼、宠物等。四是注重食疗与家庭医学类图书开发，尤其是注重中医药方推介与相应的偏方推介等，以增强饮食的医疗价值知识推广。五是结合目前国人身体机能上常出现的问题及生理心理等因素，开发一些有关养生、足疗类选题。

旅游类图书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新式消费观以及所谓“休闲时代、休闲社会”的来临，并结合休闲经济、旅游经济等产业政策的引导，旅游类图书在市场中十分活跃。其出版品种主要有旅游资讯类、专题游类、自助游类、旅游养生类、出境旅游类、特殊境域区旅游类、文化旅游类、旅游文学类、旅游摄影类、旅游文化专题类等。此类图书产品的市场知名品牌主要有反映文化、西南文化的《藏地牛皮书》《云南天堂》，紫图文化的中国古镇系列，日知经远与创世卓越的中国国家旅游地理等。

总体而言，此类产品的市场开发点有：旅游游记类、旅游文化读物类、专题游类、中国文化的旅游开发、私家旅游地理类。以及有关中国名镇名村、历史名城与境外历史文化名城的介绍等。

女性专题类图书

目前，女性类别的图书主要有女性智商培育、女性情商（如女性情绪协调、心理健康训练、快乐法则等）、女性健康养生美容、女性常见病防治、女性职业生涯、女性理财与消费指导、女性情感实录、女性生活小品（如有关星座、血型、性格、衣物配饰、女性社交礼仪）等。

总体而言，此类产品的市场开发点有：一是女性情商与心理调节类。二是女性智商与职场技能类。三是女性养生、保健类。四是女性财商与收支预算智慧，及消费指导类。五是女性生活小品类，给予女性生活以小品趣味般的点拔与启示。

文化类图书

文化类图书的兴起是近几年出版界的新动向，此类图书打破了以往文化学术类图书僵化、专业化的脸孔，给人一种新鲜的文化阅读享受。遵循了文化的品位性与文化的普及性，以及可读性、通俗性的原则，采用鲜活的选题思路与图文结合的编辑方式，将文化类图书打造成了一种极富生命力的书界奇花。同时，随着国际化潮流中的对外文化传播、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中国文化类图书必将有着美好的未来。

当前，文化类图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别：中国文化概述类、中国文化严肃专题类（如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哲学思想文化的解读）、中国文化通俗专题类（如有关中国山水文化、景观文化、文物古迹文化、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展示）、对外文化出版类、中国文化古籍出版类、外来文化引进出版、港澳台地区特殊的文化类图书。

出版文化类图书需要遵循如下原则：一是正确且精确地选择中国文化类别，并给予编辑落实。二是所选文化类别应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能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整体特色予以新视角解读，调动起读者的阅读趣味。三是对所选文化项目的文字风格与图片的新鲜度、美学度给予精准化要求，以提高此类图书的文化与美学品位。四是写作上不能太过学术化、专业化，应通俗易懂。

经管类图书

经管类图书即为经济类图书、经济管理类图书的结合。目前市场中的出版品种主要有：针对企业管理类而出版的经济图书，注重企业的人事管理、企业财务、企业经营项目规划与风险评估等；针对市场营销类的图书产品，包含市场营销技巧、市场促销口才、营销团队管理与激励、经济广告类；家庭经济类图书，如家庭消费、家庭理财指导类、个人理财消费指导类；时尚经济名词类图书，如假日经济、休闲经济等各类时尚经济图书；产业经济类与经济年鉴类图书，如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外贸、技术贸易；经济改革类及涌现出的新的经济现象类图书，如股票类、证券类图书；引进的外版经济图书，如涉及西方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风险投资类经济学等。

目前经济与经济管理类图书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经济理论过于深奥，缺乏通俗化解读。二是经济理论过于数量化解读，其中存在的图表与数学模型显得抽象艰深，需要对其加以文字注释，才能使普通读者对其掌握。三是经济理论过于形势化，当前的经济图书过于跟随形势而动，因而显得研究功底浅薄。四是经济理论过于西方化，缺乏中国的本土化转变，因而构建起中国经济学与经济图书的本土化很有必要。

励志类图书

励志类图书是随着商业社会的到来，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追求财富欲望、个人自由主义思潮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在市场上，此类图书主要有：针对个人情商与智商的调整与优化设计类图书；依托于西方世界的古羊皮卷而形成的图书（此种励志图书带有西方古典布道说教色彩）；依托一些宣扬所谓商脉、人脉、财脉思想而形成的图书（如有关经商技巧、人脉构建等方面的图书）；依托中国传统军事学与政治学经典著作而衍生出的励志人心、磨炼为人处世慧眼类图书；依托中国传统修身学而形成的具有浓厚儒家修身修心特点的励志类图书；依托中国知名政治人物及军界或商界名人之成功或失败经历而形成的励志类图书；对人生成功或失败相关因素予以“条例式”归纳的成功公式、数理式的图书；外版式西方企业管理与励志图书。

总体而言，励志类图书的发展方向可分为：一、开发中国当代成功模式的励志图书，以适应中国国情。二、开发中国传统的人生学、道德学与哲学，或是宗教学经典，将古籍中的经典衍生到成功学中。三、将成功学的编写视角，从个人成功转向群体成功、阶层成功、职业群成功、区域成功、企业成功来进行大开发。四、将一些名人的成功案例写实写透，使名人的个人生活史得以全新展示并从中悟出深刻的人生智慧。五、对一些外国式成功学理念与条例，加以中国式的解读，使其适应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求。

艺术类图书

艺术类图书与生活类图书相异又相通，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应属于生活类图书。一般而言，生活类图书瞄准的是低端大众化的群体，而艺术类图书则多为高端精英化社会群体。但随着国民教育水平的普及化，这两者已在出版形式上出现相融合的状态，如市场中的生活化艺术图书或艺术化生活图书即是此种合流的证明。从市场而言，艺术类图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类别：艺术文化类（从文化的角度来演绎艺术，同时又从艺术的角度来演绎文化）、艺术专题类（如有关美学、戏曲、戏剧、舞美、音乐、书法等各种分类专题性图书，从艺术专题史或鉴赏的角度予以编辑）、艺术思潮与艺术学术哲学类、艺术鉴赏与收藏类、艺术图赏与风光名胜图赏类（使人们在图片中，通过视觉触悟而培育艺术素养，发挥着艺术图书的审美教育功能）。

艺术是人类审美的永恒追求，作为反映人世间的自然美、人工美与人文美的艺术类图书有着其永恒的历史价值与美学功能。此类图书的发展方向在于：一、搞好艺术史类与艺术文化专题类图书的开发，提高艺术图书的文化品位。二、多开发些有关艺术思潮、艺术流派，及相应作品的专题类图书，以促进国民对于各种艺术种类与派别风格的认知。三、加强风光图赏与实用文物、艺术品图鉴类图书的开发，以促进人们对人文、自然风光的感知与美学感受。

教学读物类图书

从图书市场角度来看，教学读物类图书主要有如下品种：名著读物类（主要定位在优秀中外文学名著的学生版开发上）、专题读物类（主要定位在社会类读物开发上，如安全教育、交通法规教育、法制教育、国防教育、环境教育等）、名人文选与美文文集类图书（主要以散文集、美文集，以及著名作家的作品集锦等形式出版）、作文类图书（分为日常作文训练类、应试类、竞赛类）。

教学读物类图书的发展方向有：一、加大传统与经典的中外名著的学生版开发，以名著来塑造学生，适应学生对精品图书的需求。二、加大作文图书的开发，目前社会中对写作型人才的需求十分旺盛，由此促进了人们对写作能力的重视，因而作文图书是个市值庞大的开发点。三、加大精美文集与著名作家文集的开发，对于一些古今中外著名的散文精品、诗词精品等均给予重新结集出版，并在选文与装帧设计方面进行创新。

古籍读物类图书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丰富的古籍典藏为中国古籍出版事业提供了丰厚的资料源泉。权威且完整的古籍珍本与善本，更为古籍出版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出版资源。

结合中国古籍的类别，以及市场中的古籍版别状况，笔者总结了此类图书的市场品种主要有：启蒙类古籍读物（如中国传统的三字经、治家格言等）、道德类古籍读物（如中国古籍中的弟子规、女儿经等）、权谋类古籍读物（如中国古籍中的太公兵法、孙子兵法等）、文学类古籍读物（如中国古籍中的汉赋文学、唐诗宋词文学等）、易学与预测学类古籍读物（如中国古籍中的易经）、科技类古籍读物（涉及到古天文、古历法、古工艺、古医学、古地理、古机械等各类古籍）。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5

[关键词]标点符号 规范使用

中图分类号：G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7-0023-02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一套符号，它是利用空白、约定符号以及某些印刷版式，形成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标识停顿、语气、语言单位的性质、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由于英汉文化的差异，英文书籍中的标点符号与中文书籍中的标点符号在形式上和用法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我们在中英文书籍的编辑过程中不仅经常能遇到这些差异，而且在不少出版物中还经常能看到受汉语思维的影响而使用英文标点符号的错误，如英文标点符号中常见的连字符（-），很多出版物中便错误地用同样是英文标点符号的破折号（―）来代替。为此，本文试图从中英文书籍标点符号之间的使用差异、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差异谈起，力求对中英文书籍编辑过程中规范地使用英文标点符号做一些提示。

一、中英文书籍中的常用标点符号

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应考虑其种类、形式、位置和使用习惯，其用法极为繁杂。中英文书籍中的标点符号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似性和共性，其常见的标点符号可以归结为如表1：

二、 中英文书籍中常用标点符号的使用差异

虽然说中英文书籍中的标点符号具有很大的共性，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其标点符号的使用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 中文书籍中有但英文书籍中没有的标点符号及其规范用法

比较中英文书籍中标点符号的用法可知，有些标点符号只存在于中文中，在英文中却不存在，如顿号（、）、书名号（《》）、着重号、间隔号（？）。规范使用及区别如下：

（1）顿号：在汉语句子内部使用时，表示对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使用时占一个字的空间位置，不出现在行首，而英文中却不存有顿号，在表示词语间的并列关系时使用逗号。如：

冰箱里有许多水果，如菠萝、葡萄、樱桃和梨。

a. There are many fruits in the refrigerator， such as pineapple、grape、cherry and pear. （误）

b. There are many fruits in the refrigerator， such as pineapple， grape， cherry and pear.（正）

（2）书名号：中文中的书名号用于标示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其符号为“《 》”，使用中其前后一半各占一个字的位置，前一半不出现在行末，后一半不出现在行首。但在英文中，却是用斜体字或引号来表示书籍、报刊、戏剧、电影、绘画作品等的名称，而不用书名号。如：

《飘》很值得一读。

a.《Gone With the Wind》is worth reading.（误）

b. Gone With the Wind is worth reading. （正）

c. “Gone With the Wind” is worth reading.（正）

（3）着重号：中文中位于字下，标明行文中要求读者特别注意的字、词、句，英文中却没有。如：事业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4）间隔号：间隔号的使用始于对音译的外国人的姓和名的区分，如John Smith，译为约翰・史密斯。

2. 英文书籍中有但中文书籍中没有的标点符号

出现在英文书籍中的一些特有的标点符号却是中文书籍中所没有的，如撇号Apostrophe（’）。撇号是英文有的标点符号，表示所有格，如Mary’s room（玛丽的房间）。连字符Hyphen（-）是英文书籍中又一特有的标点符号，多用于词和词之间的连接，形成复合词等，如well-known。同样，斜线号Virgule or Slash（/）也是英文书籍中的一个特有的标点符号，主要起分割作用，如：Take an umbrella and / or a raincoat.

3. 中英文书籍中书写形式不同的标点符号

从书写习惯方面考虑，英文书籍中有些标点符号和中文书籍中的书写形式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句号、省略号、破折号等的使用上。

句号用于陈述句或语气舒缓的祈使句末尾，占一字空，不出现在行首。在书写上，中文书籍中的句号是空心圈（。），而英文书籍中的句号是实心点（.），如：

春天就要来了。

Spring is coming.

省略号表示引文、列举的省略或说话的断断续续。中文书籍中的省略号为六个点，占两个字空，居于行文的中间位置（……）；而英文书籍中的省略号是三个点，位置在行文底（...）。如：

你说得很对，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

a. You are right. But in another sense……（误）

b. You are right. But in another sense...（正）

中文书籍中的破折号长度为两个汉字符（――），居一行的上下中间位置，而英文书籍中的破折号长度为一个汉字符，居一行的上下中间位置（―）。如：

她善良、热心――她是贤妻良母。

a. She is kind， warm-hearted――she is a good wife and mother. （误）

b. She is kind， warm-hearted―she is a good wife and mother. （正）

4. 中英文书籍中标点符号使用习惯的差异

有的标点符号在中英文书籍中都存在，但在使用习惯上却存在着差异，比如冒号。冒号在中文书籍中（：）经常用在称呼或总说性的词语之后，表示引出下文。此种情况下，中文书籍中多用逗号。英文书籍中的冒号（：）用于主要子句之后，其后的陈述进一步说明主干句子或用于一长列项目前。

鲍小姐借势脱身，道：“我觉得冷，先下去了。明天见。”（钱钟书《围城》）

Miss Pao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slipped away， saying， “I fell cold. I think I will go on down. See you tomorrow.”

三、 英文书籍中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

即使同在英文书籍中，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标点符号的用法也不尽相同。

1. 引号的使用

在英式英语中，引语的逗号、句号位于引号外；而在美式英语中引语的逗号、句号通常位于引号内。如：

a. She said， “Miss Sharp， I wish you a good morning”. （英式英语）

b. She said， “Miss Sharp， I wish you a good morning.” （美式英语）

当引语内再套用引语时，英式英语中，多数情况下单引号在外、双引号在内；而美式英语中，通常双引号在外、单引号在内。如：

a. ‘When the judge said， “Not guilty”， I could have hugged him.’ （英式英语）

b.“When the judge said， ‘Not guilty’， I could have hugged him.”（美式英语）

2.冒号的使用

在表达小时与分钟之间，英式英语多用句号，如16. 40；美式英语多用冒号，如16：40；在信件或演说词的称呼语之后，英式英语多用逗号，如“Dear Mr. Smith，”；美式英语多用冒号，如“Dear Mr. Smith：”。

3.省略号的使用

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中的省略号都是三个圆点（…），但如果省略号处于句子结尾的位置，美式英语中就用四个点，而英式英语中仍用三个点。如：

a.All the servants were ready to meet us， and ... （英式英语）

b.All the servants were ready to meet us， and .... （美式英语）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6

《概论》是陈先生早年授课之讲稿，1942年方编集成书出版，共6卷，它将“士人所常读，考史所常用”、“史学必需参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的六朝至清代35种佛教史籍，略按成书先后顺序，分类加以研究、辨析，依书的内容、性质，分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几类，分别对每部书的名目、略名、异名、卷数异同、版本源流、撰人略历及内容体制、得失等方面加以介绍与考证。与此同时，每部书又视具体情况，在介绍的方面上各有侧重与增删。本书所有成果涉及到文献学、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它问世以来的近60年中，征引者甚多，而论述者甚少。近年，周少川教授曾撰《史学研究的拓展——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文（见《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阐述《概论》在目录学、历史学、佛教史方面的贡献，读后颇多启发。本文只就《概论》的史学价值作进一步论述，揭示它在这方面的突出成就。

一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史料价值

作为名重一世的考据学家，陈垣先生在《概论》中首先关注的是史料的准确与可靠问题。正如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所言：“因《四库提要》于学术上有高名，而成书仓猝，纰缪百出，易播其误于众……其弊盖由于撰释家类提要时，非按目求书，而惟因书著目，故疏漏至此，今特为之补正。”这指明了本书的基本撰述目的及特征。而这一特征，则是本书史学价值的根本，也是其文献价值的最主要方面。

——考证史实。勾稽残简遗册，博征各家之说，加以参照考校，以求得事实之最终真相，是考证学的基本目的。《概论》在这方面所做贡献，极为突出。如上所言，本书撰述的缘起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疏漏错误之处，而事实上，它所纠正、补充的史籍远远超出于此，而是把每部书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讹误的每个环节，均一一加以考辨，从而求得廓清事实之功效。此类考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考名目，包括书名、人名等。前者如卷一《出三藏记集》条中称：“自《历代三宝记》以来，即有引作‘集记’者，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引此书凡三十二回，皆误作‘出三藏集记’”；后者如《历代三宝记》条对“宗殆”之名在历代史籍、文集中致误的过程作了考察；同卷《开元释教录》条，专列“《晁氏读书志》正误”、“《四库提要》正误”两目，证其图书分类及相关史籍评价上的失当之处，则更为精到、详备，卷三《弘明集》条关于《牟子理惑篇》之撰者的考证，亦属此类。以上，是为此书在目录学上的成就。二是考史实，即对所论史籍的流传及书中所载内容之误加以考辨。如在《历代三宝记》条对“补阙”一职的辨误，是从典制史的角度对《佛祖统纪》关于佛教人物记述失实的订正；卷二《续高僧传》条，指出《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时由于对佛教历史的无知而导致的错误，是为从文献运用角度谈其不足与讹误；又如卷五针对《宝林传》所载昭明太子奉旨为达摩撰祭文一事，指出“大同二年，昭明卒已五年矣，何能为达摩撰祭文”等等，均为此类。

——拾遗补阙。《概论》在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补充不为前人所注重的佛教史籍，主要指补《四库全书总目》之缺。全书研究的佛教典籍中，《四库存目》者为8部，无载者为14部，共占全书总数约三分之二。即使是《四库提要》所涉及的史书，亦在其基础上补充必要的考证与史实。二是考人物履历，主要指从正史、笔记、杂传及其他佛教史籍中勾稽史料，以得到所论史籍著者及相关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如卷三《法苑珠林》条所列“道世略历”一目，是在广泛征引《宋高僧传》、《越缦堂日记》、《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唐译本、《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等各种性质著作的基础上撰成的；其他如“赞宁略历”、“玄应略历”、“慧苑略历”等均类此。不仅如此，陈垣先生还在考实的同时，总结、概括某些作者的学术特点，如卷六《禅林僧宝传》在考察作者惠洪生平的同时，还指出他在学术上的主要特点是“伉爽有才气，聪明绝世，同时僧中无两也。其居平评诗之语最多”。三是对非宗教史学著作内容的补遗。如卷二《高僧传》条，指出“范蔚宗被杀，门有十二丧，无敢近者，释昙迁抽货衣物，为营葬送，《宋书》六九，《南史》三三《范传》皆不载，亦见于《高僧传》十三《迁传》”；卷四称“一部《景德传灯录》，不啻一部唐末五代高逸传，惜乎欧、宋二公皆不喜佛，故《新唐书》及《五代史》皆阙失此等绝好资料焉。”卷六《佛祖通载》指出“惟此书撰自元代，时有佚闻，如瀛国公之死，《宋》、《元史》皆阙载，此书于卷末至治三年条，载是年四月赐瀛国公合尊死于河西，与洪武初无愠撰《山菴杂录》同，此释典之有补世典者。”此乃在指出本书的史料价值的同时，还补充了正史所缺史料，对客观历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镜源流。考镜源流为史源学之显著特征，亦为考证学之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陈垣先生治学的显著特征。他在《概论》中亦十分强调探究史源的重要性，如卷三《广弘明集》“《四库提要》正误”目，指出“《提要》又引《神僧传》六，称道宣为僧祐后身。按《神僧传》乃明初撰集之书，其《道宣传》全采自《宋高僧传》十四，《宋高僧传》《四库》著录，《提要》何以不引宋传而引明传，可知其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实为疏陋”。《概论》之考镜源流主要体现于每部书目之下“版本流传”、“学人利用”诸方面考察中，这对于了解这些史籍的版本优劣、内容特点及前人研究情况都大有裨益。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传与使用情况做了详细的考证与介绍；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版本即藏本与儒本作了不同的介绍，以便于人们在利用与研究时作参考。至于考察佛教历史发展的专目，如卷五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之下列“台禅二宗之争”、及“山家山外之争”二目，指出台禅二宗“之于七佛十十八祖，亦犹儒墨之于尧舜也”，而山家山外之争，则“犹儒家今古文之争也”。是为从两部阐述佛教统纪的史籍中以微见著，考证佛教发展的脉络与流派特征，亦可视为较为完整的学术发展史研究。它们不仅具有条分缕析、考镜源流的作用，而且每每涉及到学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随处发论，多有真知灼见。    

以上这三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此书在史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必备书籍。正如佛教史专家吕澂先生所言：“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讲述得较详，可以参看”（《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序论》）。

二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理论色彩

《概论》是一部考证性质的宗教史籍研究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史学著作，盖无疑义。然从陈垣先生之学术渊源与学术特点来看，绝不仅限于考证史实，他所著宗教类著作，从《元也里可里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到《明季滇黔佛教考》，无一不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历史、史学与现实的思想认识，《概论》亦不例外。除了上述文献学上的价值，它还具有多方面史学研究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以下几点作简要论述：

 

——学术定位。所谓学术定位，是指《概论》在考镜源流，辨证史实的同时，还明确了所考察的每部佛教史籍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这里说的学术发展，既包括佛教史、客观历史，也包括史学史。而这种定位工作，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的：一是通过对史书本身的特点进行总结，直接提出结论。如卷三《法苑珠林》说它在文献学上的价值是“凡近代耳闻目击之事，无记载可述者，亦必注明某人所说。……表示其说有征，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故清代汉学家特重其书”；卷四《慧琳音义》在这方面价值则体现为：“吾人近考《四库提要》惠敏《高僧传》之伪，利用此书卷八十九”；卷五在介绍《宝林传》时指出它在佛教史研究中的地位：“此书为禅宗史惟一史料，《景德录》及《传正宗沪》均取材于此。惟其言不雅驯，荐绅难言，故《正宗记》用之而复贬之。正如吾人今日欲考中国天主教史，不能不用传教士所著之书也”。二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时代学术风气的相互影响与作用的考察，凸现出它本身所具备的学术史价值。如卷三对《法苑珠林》的流行与汉学的关系的分析，首先引刘毓崧《通义堂论文集》十二所言“陈隋以上旧籍，唐初存者较多，其无传书者，可以为蒐讨之用；其无足本者，可以为校补之资，于艺苑学林，自有裨益，不得因异端当斥，而遂不节取之”，而后得出结论云：“书之显晦固有时，然苟不与汉学家气味相投，亦焉能登之儒藏也”。同卷对《一切经音义》、《新译华严经音义》内容的考证，认为它们之所以得到清代小学家、校勘家、辑佚家的青睐，也是由于“其所引书，自释典外，百数十种，今多亡佚，即未亡佚，亦每有异文，足备讐校。”“此亦时代风气使然”。同样，《辅行记》的流行，其内在原因也在于它与清代学术风气的偶合。这就不仅是对史籍本身价值的考证，而且把它的流传与时代的关系辩证地揭示出来了。

——探讨规律。《概论》谈学术发展，往往超出佛教史学的范围，对某一时代学术风气进行概括与总结，从而使这种研究具有了某些普遍性特征。如上述对时代风气与佛教史籍流传影响的认识，就带有这一特征，使今人对清代学人的学术观点、价值取向及其与佛教发展的密切联系有所认识；同样，卷三《广弘明集》在谈到本书的利用价值时，指出《四库提要》从中得阮孝绪《七录序》，故而对其大为重视，而事实上“明人早已见及，特明人纂述，不尽注出典，即注出典，亦不注卷数，方法不如后人之密，故每为清人所轻，而严可均《全汉魏南北朝文》遂称独步矣，此时代风气之赐也。”这一段议论之作用，不仅在谈佛教史籍，而是涉及到对明代学术整体特点的认识及其与史籍流传关系等问题，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明清治学风气的迥异。又如卷四在谈及《新译华严经音义》流传时指出：“辽时文化本陋，惟燕云十六州为中华旧壤，士夫多寄迹方外，故其地佛教独昌，观缪、王二家所辑遗文，属佛教者殆十之六七。”这一方面揭示了辽代佛教发达、尤其在汉族旧地为甚的事实，一方面也是对辽代文化发展特点的概括。从上述几例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任何学术流派相互之间都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史学与佛学如此，前代与后代学术亦如此。第二，政治与学术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前者决定后者的基本面貌，而后者在反映前者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前者。《概论》中所包含的这些理论因素，不独是由于陈先生对史事的精于考辨，更是因为他对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大势有驾驭之力所致。

——史学批评。在《概论》中，这方面探讨多是通过对佛教史籍与正史比较进行的。如卷四在讲到《五灯会元》的体例时指出：“《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谓：‘《新唐书》过誉《南北史》，平心观之，延寿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鸠聚钞撮之功，延寿适承其乏，人情乐简，故得传世。’吾今于《五灯会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残阙；自《五灯会元》出，而五灯遂少流通，同一例也。”这事实上是把佛教史籍纳入史学史的广阔范围加以考察，认为它们遵循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此为出发点，《概论》还在史书体例的不同方面，对佛教史籍作出评价。如卷六指出《佛祖通载》在体例上不能吸收正史编撰的长处，在纪年时“只以甲子二字标题，而不尽著年号及年数，每条起始，多以‘某月’或‘是岁’等字冠之。欲知其事在何年，辄翻数叶或十数叶而未得其确数，此本书之大病也。”卷五在探讨《释门正统》、《佛祖统纪》二书体例时，指出前者有本纪、世家、志、传、载记，乃“仿《晋书》十六国例，以天台以外诸宗入载记。”而后者则“稍变其例”，增加表以“仿《魏书》例也”。此外，还“有《山家教典志》，犹诸史之艺文，专载天台宗著述目录；有《名文光教志》，犹地方志之艺文，专载有关天台宗之文；有《诸宗立教志》，载天台以外诸宗；有《法运通塞志》，其体为编年；有《历代会要志》，其体为类事，则不独天台一宗之事，凡考求佛、道二教交涉，及摩尼、火祆诸教历史者，均可取资也。”指出这种类于典志的史书体裁在佛教史籍中的运用及其在史料搜集方面的优长之处。在运用史学批评标准评价佛教史籍的同时，《概论》还对自《史通》以来颇受史家关注的“史法”之说提出自己的认识，即不受“名教”、“伦理”之限，以事实为依据开展史学工作。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四库提要》指责《宋高僧传》以武则天时人入周代，是“殊乖史法”，而实际上“不知此最合史法也。武后于载初二年九月，既改国号曰周，直至中宗神龙元年二月，始复国号曰唐，此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接下来还对《四库提要》所言本书“未明断限”问题加以辨析，则既是对《提要》的补正，也是对史书体例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人物评价。此亦为《概论》较为重要的理论价值。纵观全书，它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论古必恕”。如在卷二《续高僧传》条一方面指出严氏《全南北朝文》在利用本书过程中的严重失误，一方面又设身处地认为“卷轴既繁，虽号称缜密，亦不能无误，要在后学为之纠正耳。”二是“知人论世”。如卷五《法藏碎金录》条，针对《四库》认为《郡斋读书志》列此书于别集类，是“既不敢削其祖宗之书不录，又不肯列之释氏贻论者口实，故姑以附载回护之”，辨析曰“此非知人论世之言也。晁、陈二氏，见解不同，陈氏颇不喜佛，晁氏则以佛为其家学，……则公武又何尝有为其祖回护，恐贻论者口实之事。……则所谓不肯列之释氏者，岂非《提要》以己之心度古人之心乎，此论古者之大病也。”三是客观公正。这个方面最为突出的例证莫过于对《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的评价。陈先生一方面对其“语类俳优，然适会上意”、趋炎附势的做法加以批评；一方面又对其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加以客观评价：“赞宁博学，颇讲史法，吴处厚《青箱杂记》六，称其：‘曾撰《非史通》六篇，为王禹偁所激赏’。固未可以‘乖史法’讥之也。”这三个方面的评价标准，都包含着辩证的色彩，一方面体现出陈垣先生对我国史学传统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他在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之后的结果。

除上述所言，《概论》还具有其他方面的理论价值，如关于文史关系的论述：“所谓一体者，即鎔众说以成文，此文家之法也；所谓聚众碣文为传者，此史家之法也。”（卷六《释林僧宝传》）关于校勘学原则的论述：“‘读诵’《四库提要》作‘诵读’，此虽小节，然以今语改古语，为校勘学中一大忌”等等。这些涉及史学研究方方面面的理论观点，虽不系统，却与本书的文献学价值一起，成为陈垣先生留给今天史学研究者的富贵财富。

三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的时代意义

《概论》成书之际，正值日寇横行中华，国破民亡之时，陈垣先生在这一时期著书，无不饱含着强烈的爱国热情，《通鉴胡注表微》即是先生史学著作中最为显著的例证。而从《概论》本身来看，作者也多借对佛教历史的阐发，行议论时政之实。在本书《后记》中，陈先生明言“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时北京沦陷，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指出它强烈的时代感与政治感特征，同时也体现出他为实践“有意义之史学”所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全书，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思想认识：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7

小时候，每逢父亲出差从外地回来，我最盼望的就是父亲带回来的一些少儿读物，诸如《三国演义》、《小兵张嘎》、《地道战》等等，一拿到手便如饥似渴地坐在地上读起来。待到入学读书之后，更是喜欢在文字与书籍的美妙世界里徜徉徘徊。至今还记得，为了买下《敌后武工队》、《吕梁山传奇》等，我还“挪用”了母亲给我去买菜的X；至今还记得，我把父亲不轻易拿出来的藏书《红岩》、《青春之歌》、《安徒生童话》等等，偷偷地藏在我的书包里，成为我爱不释手的读物。我喜欢书中曲折感人的故事和情节，更喜欢书中语言文字的生动和形象。中学时代，我有一本课外笔记本，里面摘抄了大量的语句和语段，这些都是我在书中读到的优美的语言和生动的文字。没有老师的要求，也没有家长的督促，全凭自己对文字的喜爱和迷恋。也许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上了写作，从模仿走上创作。我的作文开始被老师和同学好评，开始在学校征文中获奖。

到了我的大学时代，可读的书籍更多了，专业的、非专业的，文学的、科普的、历史的……我如鱼得水！当然，那时候谈不上博览群书，因为时间和精力，因为专业和喜爱，我更多的是阅读文学类的作品，更多的是一本多读，细细品味语言的魅力，用心感受文字的精彩。不可多得的文字和书籍，成为我大学时代奢侈的营养品，成为滋养我人生成长的阳光雨露。慢慢的，我通过读书提升了自己的人文素养，提升了语言欣赏和表达能力。我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在学校频频获奖，我也成为学校文学社的一员，成为校刊的主要编辑。

“腹有诗书气自华”。没有文字和书籍的滋养，人生很可能就会营养不良，就会造成精神残疾。我参加工作后，依然不敢放松对书籍的喜爱。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教育类的专业书籍，我读得更多，读得更细。最近，我在读《中外教育名家思想》一书，书中选取了孔子、朱熹、陶行知、苏格拉底、卢梭、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20位在中外教育史上对教育理论的创生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名家，对他们的教育思想作出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全面的阐释。他们的教育思想给了我很多的启发，对我的教研工作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事实上，我在教学和教研上取得的些许成绩，除了在实践中反思提升，更多的就是获益于一直以来对阅读的喜爱。

当然，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和诗人，文学类的书籍，显然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尤其是诗歌和散文类书籍。我读席慕蓉，读海子，读舒婷，读莫言，读周国平，读余秋雨，读余光中，读张晓风等等；也读近在身边的杨克、张况、包悦、盛慧、赵芳芳等等。虽然我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更多的是现代诗歌和散文，但关于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之类的古典文学经典书籍，我还是常读常新，静心品读和感悟，并且，书中的许多思想精髓和美学价值，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没有经典文学书籍的阅读，没有这些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滋养，真的很难想像，信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我，业余文学创作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8

摘 要：《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自出版以来，为读者及古籍工作者检索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提供了很大帮助，是极为便利的一部工具书。但它在对古籍版本的著录、题名卷数的著录上也多有舛误，文章简要分析了书目中出现的问题，并对一些错误作出了订正。

中图分类号：G25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88（2014）01-0138-03

作者简介：甘沛（1962-），河南省图书馆馆员。

1 引言

《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始编于上世纪80年代，集河南省图书馆古籍工作者之心血，历数年之功，终成完篇。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96年正式出版《河南省图书馆古籍书目（集部）》（简称《集部》）。编纂古籍书目是一项即繁琐复杂，又耗时耗力的工作，没有恒心与毅力，没有对古籍无比的热爱是难以编制出古籍书目的。《集部》出版至今，给读者利用馆藏古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给古籍工作者查考古籍版本源流，提供了实用的资料。但《集部》亦存在一些问题及错漏之处，笔者不揣浅陋，略订正《集部》之误，以请图书馆同仁指正。

2 古籍版本著录之误

2.1 同书名同版本的书，著录有误

《集部》中《楚辞集注》湖北崇文书局刻本共有两个款目，一为光绪元年刻本，一为光绪三年刻本。查看原书，光绪元年刻本内封镌“光绪纪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 光绪三年刻本内封镌“光绪三年三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这两个牌记，使编目者误判为崇文书局在光绪元年和光绪三年分别刊刻了《楚辞集注》。用原书进行比对，除内封牌记略有差异外，版式、字体及版片的裂纹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可以判定《楚辞集注》是在光绪元年刊刻后，光绪三年重印时更换了内封。“光绪三年刻本”，当著录为“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三年印本”。

《离骚集传》情况也是如此，它有三个款目，版本依次为光绪元年刻本，光绪三年刻本，民国元年鄂官书处刻本。查验原书，依然是除内封牌记不尽相同外，余者皆同。故“民国版本”应著录成“清光绪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民国元年鄂官书处印本”。

尚有《李太白文集》等书，亦是重蹈覆辙。由此可见，编目人员在判别古籍版本时，不应当仅凭古籍牌记来著录版本，要把同名的书放在一起进行比对，才能更准确地判定版本。

2.2 未能准确著录版本时代

《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集部》著录为清乾隆十一年刻本，编目依据大概是乾隆十一年序文。但细读“刘文成公集后序”，其中有“康熙丁亥，有瓯郡江心寺僧名月川者，公之嫡裔也，慨然搜刻是集，幸获郡伯林公原本，依其卷次而厘订之，此集乃复见于世。逾年工未竣，而月川又已溘逝，所遗之板遂浸没于瓯。至雍正庚戌，前邑令万公访之耆宿，知瓯江有钞本，借录而补锓之，遂成全璧”之语。清雍正八年万里的《补刻明太师诚意伯刘文成公集序》中有“然尚有恨者，自十一卷至十八卷俱阙，遂出一岁俸，仍以授瓯江贤裔，俾付梓人督成之，凡阅五月，计八卷，页二百有余，锓既竣，遂书数语于前”之语。书中卷一至十、十九至二十，卷端题有“裔孙孤屿元奇重梓”，卷十一至十八，卷端题有“芝田令新阳后学万里续梓”，与序文所述相符合。经过通读序跋，可知是书康熙时由刘氏后裔先期刊刻，雍正时由县令万里捐资续刻而成。而乾隆时再次刷印该书，增加了“刘文成公集后序”于书中。这部书的版本应著录成“清康熙四十六年刘孤屿刻雍正八年万里补刻乾隆十一年印本”。

《昌黎先生全集》，清乾隆六年昆山永怀堂刻本。此书版心镌有 “永怀堂”，正文前有葛正笏乾隆六年的序。编目员依据序及版心注记确定版本。但序文中有“昌黎先生集，先曾伯祖靖调先生校刊本也，后版归东海舅氏，年久漫漶，不无残缺。今案旧本重加修补，以成全璧”之句，记述了此书刊刻及雕版存世状况。考订“永怀堂”，是明朝人葛的室名，在明末曾刻印《昌黎先生全集》。根据序文所述，版心注记，结合考订情况，此书版本著录为“明末东吴葛永怀堂刻清乾隆六年葛正笏重修本”。

《隰西草堂诗集》，清道光四年铅印本。中国最早的铅印本出现于咸丰时期，故此书版本著录错误。查验原书，一观即知其乃民国铅印本。

2.3 版本著录不明晰

《集部》在对版本的文字描述上，还有让人感到困惑的地方。《净德集》《柯山集》《学易集》《简斋集》《金渊集》等书，版本著录有“清乾隆四十一年武英殿聚珍版本”，有“清武英殿聚珍版本”。《武英殿聚珍版书》是乾隆年间由武英殿用木活字刷印的一套丛书。《集部》对上述古籍的版本描述，让人分不清它们是《武英殿聚珍版书》中的某种活字本，还是据《武英殿聚珍版书》翻刻的刻本，即俗称的“外聚珍”。对这些书一一甄别，发现既有文字与版框同向开裂的，也有文字的笔画相互交叉的，排除了它们是活字印本的可能。因缺乏明确的版本依据，可将版本著录成“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太史升庵全集》的版本著录是“清道光二十四年据明版重刊本影印”。这样的版本描述，实在令人摸不着头脑。

《范文忠公初集》的版本著录是“光绪年间补刻本”。版本项只揭示了补刻时间，该书在何时所刻，款目里没有明确的著录。

《欧阳南野先生文集》的版本著录是“民国六年据道光十五年蜀江书室刻本重印”。版本描述不当，著录为“清道光十五年蜀江书室刻民国六年重印”，才能让人一目了然。

《钤山堂集》、《高子文集》等书，版本著录是“旧刊本”。时代范围太宽泛，也是不可取的。

3 款目立目之误

3.1 重复立目

《望溪先生文集》有两条题名、版本及附注项完全相同的款目，区别在稽核项，标注“12册2函2部”与“16册1函4部”。因册数的不同而重复设立款目，是不恰当的。此款目应合并，在一条款目下将稽核项中古籍的册数、函数及复本数标注清楚。

《栾城集》有三条同版本款目，只是题名卷数有异，分别是“栾城集四十入卷后集二十四卷三集十卷”、“栾城集四十八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从中能看出其中一部是完整的书，另两部则是残书。其实，只保留一个款目，将复本情况著录于附注项即可，无需设三个款目。

版本的误判也是《集部》重复立目的一个原因。《李太白文集》有两条相邻的款目，刻书者均为宝笏楼，但年代著录一为清乾隆二十四年，一为清乾隆二十五年。经将二书比对，版本同。编目员误判为两个版本，故重复立目。

《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的两个款目，分别是“清雍正三年五桂堂刻本”和“清乾隆二年五桂堂刻本”。查验原书，实为同版。两书内封均题“雍正三年新镌”，书内又都有乾隆二年的序。为何两者的版本著录会有差异？笔者推测，一个是以内封作版本依据，一个是以序跋作版本依据，而没有对这部书进行版本分析。因此二书要合并款目，版本改为“清雍正三年五桂堂刻乾隆增刻本”。

《杜诗会粹》有“清康熙二十四年文蔚堂刻本”、“清刻本”两个款目。因一部书略有残损，书前内封及序文均缺，编目员难以判定刻书时间，只能著录成清刻本。但只要将这两部《杜诗会粹》放置于一起加以对比，即可知它们是同一版本。《杜诗会粹》应只立一个款目，于附注项标注复本即可。

3.2 不宜用古籍合刻或附刻单独设立款目

以《杜诗详注》为例，如完整无缺，应包括正文二十五卷，卷首一卷，附编二卷。《集部》中除有《杜诗详注》款目，又有《诸家咏杜附录》款目。《诸家咏杜附录》是附刻于《杜诗详注》之后的非独立著作，不宜单独立目。正确的做法是，两部书先比对版本，如是同版，要集中于一个款目，并在稽核项注明“部二存附编二卷”。如二者非同版，设两条款目，题名统一著录为《杜诗详注二十五卷首一卷附编二卷》，残缺书不能仅著录合刻、附刻题名，并在稽核项标注“存附编二卷”。

《集部》里有《问羲轩诗钞》《问羲轩剩草》两款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问羲轩诗钞二卷、剩草一卷，国朝庄纶渭撰。其子世骏校刊。剩草乃所著杂文及案牍，又别录成帙，附于诗集之后焉。”故《问羲轩剩草》作为附刻，不能单独立目。查验原书，它们原本就是一套书，被拆分放置。而二者合为一条款目，是理所当然。

诸如《苏诗续补遗二卷》《东坡和陶诗一卷》《亭林余集一卷》等都是用合刻、附刻题名作款目，应予以纠正。

4 题名卷数著录之误

4.1 题名著录不准确

《集部》的“编例”有言：“书名概以卷端原题书名著录。”但编目人员在选择题名时，在个别款目中并未严格遵循。

《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一书，卷端题名《重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内封题名《五百家注音辩韩昌黎先生文集》，编目员却依据封面题签所题《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作为正题名，实不可解。其下又有《五百家注音辩释韩昌黎先生全集》款目，是依据内封著录。笔者以为以上两书均应以卷端《重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作正题名为妥。

《白香山诗集》款目，也是根据内封题名著录的，如果依据卷端客观著录，题名则是“白香山诗长庆集二十卷后集十七卷别集一卷补遗二卷”。它能更全面、更准确地揭示古籍的内容。

《庾子山全集》，卷端题名“庾子山集”，内封题名“庾开府全集”，而款目中题名“庾子山全集”，实是莫名其妙。

前文中曾提到《杜诗详注》的附刻“诸家咏杜附录二卷”，题名极不准确。《杜诗详注》总目把附刻部分标注为“附编二卷”，附编上卷含“少陵逸诗、诸家咏杜”，附编下卷含“杜诗补注、诸家论杜”。“诸家咏杜”只是附录的一部分内容，实不能作题名。

4.2 题名著录前后不一致

《集部》中有《李义山诗文集笺注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随后又有《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而两书内容完全相同。书中“总目”题名是“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卷端题名是“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古籍的题名著录，正文卷端是首要依据，一般来说要按照卷端所题，客观著录题名。但此书的总目题名，包含了“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的内容，用它作为正题名也有一定道理。原则上说，不论用总目题名还是用卷端题名，必须形成统一。即要么将两条款目著录成《玉溪生诗笺注三卷首一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首一卷》，要么著录成《李义山诗文集笺注十三卷》。笔者更倾向于前者，既符合古籍著录原则，也全面揭示了古籍内容。《集部》中《李义山诗文集笺注玉溪生诗笺注三卷樊南文集笺注八卷》，实际上是题名重复著录，绝不可行。另外“玉溪生诗笺注”和“樊南文集笺注”都有卷首一卷，《集部》里也未著录出来，有所遗漏。

4.3 未著录原刻卷数

《剑南诗钞》有多个款目都没有著录卷数，此书卷端没有明确分卷，所以编目员就只著录题名，不再著录卷数，这是不正确的。原书共有六个卷端，有相同的题名，它用小题“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五言绝”、 “七言绝”，取代了“卷一”、“卷二”这样的分卷方式。《剑南诗钞》实为六卷。

《半舫斋遗草》一书也未著录卷数。此书卷端有题名，正文共17页，页码连贯。按著录规则，应著录一卷。

《张忠敏公遗集》未标卷数，附注项注有“存卷4～6”，这说明它本身是分有卷数的。残书不能因书籍残缺而不在题名项著录原刻卷数，亦不能将实存卷数当做原刻卷数加以著录。《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与上述类同，仅在附注项注“存卷5～10”，在题名项未著录原刻卷数“十卷”。

4.4 卷数著录错误

《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文集十六卷》与《紫竹山房诗集十二卷文集二十卷》，单从题名卷数看，应当是两部不同版本的同名书。但比对两书后，发现却是同版本。“文集十六卷”一书，目录亦显示文集分十六卷，令人疑惑。仔细查看，发现目录被割补，才意识到它实是残书。这种情况在古籍中较常见，书贾对残缺书中的目录进行做伪，来“以残充全”，欺骗购书者。所以，两书文集卷数均是“二十卷”。

5 其他错误

5.1 丛书零种分散著录时，未揭示属何种丛书

按古籍著录的规则，丛书之零种，要在版本项著录其所属丛书名称。《楚辞集注》，其版本著录为清光绪遵义黎氏据元刊本影印。观其书，内封题有“古逸丛书之九”。查阅《中国丛书综录》，它对《楚辞集注》的版本描述与《集部》的著录是有差异的。对这部书的版本项，正确的著录是“清光绪遵义黎氏日本东京使署影元刻古逸丛书本”。

《吕新吾先生去伪斋文集》，《集部》著录清刻本，但从序跋及版刻风格，推断此书是明刻本，书中多见补版，说明清代重新刷印时，对雕版进行了修补。此书是丛书《吕新吾全集》中的一种，其版本项，即要反映版本时代和类型，又要揭示所属丛书，著录为“明万历刻清同治光绪间递修吕新吾全集本”。

象《楚辞辩证》《离骚集传》等，都是丛书《崇文书局汇刻书》之零种，要在版本项将“崇文书局汇刻书”著录出来。

《集部》中未标注是丛书零种的款目尚有不少。如：《安雅堂文集》《安雅堂未刻稿》，它们属《安雅堂全集》；《西堂杂俎》《哀集》《述祖诗》等，都是《西堂全集》的零种。

5.2 稽核项的错误

《放翁先生诗钞》的款目中，稽核项统计为4册1函。实际上，《放翁先生诗钞》只有2册，函套内另有1册《山谷先生诗钞》，1册《石湖先生诗钞》。这三种书无论从版式行款，还是从开本、书衣等外部特征看，完全一样，大致可确定它们是一套丛书。查《中国丛书综录》，知是《宋四名家诗》中的三种，那么，《放翁先生诗钞》这个款目要更名为《宋四名家诗》。

《吴征君莲洋诗钞》也与上述情况相似，该书实有4册，稽核项统计为6册1函，其余2册是《傅征君霜红龛诗钞》。它们是各自独立的著作，故需要增加《傅征君霜红龛诗钞》款目。

5.3 款目中有错字、漏字现象

《曹月川先生集》康熙正宣堂刻本，其中“宣”字错。书中内封及版心注记都是“正谊堂”。《苍全集》，卷端题名是“苍谷全集”，“”字错。同例还有《白山人诗钞》，“”应改为“谷”。《安雅堂文集四卷杂据》一卷，“据”字应改为“剧”。《重锈香雪文钞》，“锈”字应改为“镌”。《培远堂偶存稿》的著者陈宏谋，“宏”字应改成“弘”。

《乐善堂全集》《御制诗》《御制文》《御制全韵诗》等，著者是清高宗弘历，“”字均错，应改为“”。同样，如“上海涵芬楼据明万历刻本影印”、“ 宣统元年问影楼据万历本铅印”等，凡万历之“”字，均为错写。

6 结语

综上所述，《集部》或是在古籍版本的判定，或是在题名的规范上，部分款目存在错误。《集部》的编纂者也清醒意识到书目中会有错误存在，故在“后记”中坦言：“限于我们学力浅薄，见闻疏漏，类例之不当，部居之错列，书名、著者、版本之失考，桀讹孔多。”《集部》作为一部正式出版的古籍书目，其中虽有舛误，但却是瑕不掩瑜。它依然是读者用来检索河南省图书馆馆藏古籍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9

[关键词]　抄本　出版　《世说新语》　传写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1-0098-06

抄本，专指以手工抄写而成的书籍或文章。在中国的简牍时代，人们将文字抄于竹简、木板或缣帛上。公元105年，东汉和帝元兴元年，蔡伦发明“蔡侯纸”，自此以后，中国社会迅速迈入纸的时代。雕版印刷普及之前，大致自汉末至北宋初年，近一千年的时间，文字作品大都是以纸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从出版学观点看，汉唐时期属于名副其实的抄本出版[1]。

在出版实践上，汉唐时期的抄本出版，与宋至清代的刻本出版，与晚清以来的现代出版，差异很大。本文拟以《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过程为例，分析抄本出版的主要特征，包括书籍的出版传播方式、著作权、编辑、书商等问题。

1　《世说新语》的出版与传播（抄本时代）

《世说新语》是一部记录魏晋时期文人名士言行的小说，成书于5世纪上半叶（南朝刘宋时期）。书中所记人物自秦末至刘宋初年[2]，大致自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5世纪初，以晋代（3—4世纪）的人与事所占比重最大。这本书写成后，流传很广，深得历代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经典著作。

今人对《世说新语》产生与流传的了解，除相关史书外，主要来自宋代汪藻《世说叙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晚清王先谦《世说新语考证》、近世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等书籍和文章。《世说新语》在抄本时代的出版与传播情况，笔者主要基于上述论作，并参考相关考辨文章（包括硕士、博士论文）。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笔者力求综合考虑各方观点，结合原始资料，给出相对客观的答案。

1.1　书名不一

今天，书名《世说新语》是共识。这一共识始于宋代[3]，宋以前，这本书称作《世说》或《世说新书》。

宋以前有关《世说新语》的史料，主要见于《南史》《隋书》《新唐书》《旧唐书》《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通》《酉阳杂俎》《通典》，在这些书中，大都记载为《世说》，只在《史通》《通典》《酉阳杂俎》等少数几部书中出现过《世说新书》的名字。北宋末年，黄伯思第一个指出，书的本名是《世说新书》[4]。四库馆臣最早注意到这一资料，也完全认同黄伯思的观点[5]。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支持四库馆臣之说（其实是黄伯思之说），也推测此书本名是《世说新书》。

对《世说新书》之论，余嘉锡以后的学者——徐震堮和杨勇均不认同。徐震堮“颇疑此书本名《世说》”[6]。杨勇更指《世说新书》之论为“妄自测猜也”[7]。　徐震堮、杨勇认为，书的原名应为《世说》。

书的原名到底是《世说》还是《世说新书》，两方各执己见。以笔者来看，书的原名或以《世说》为宜。一来《世说新书》之论大都基于推测，二来，宋以前，所有正史的记载均为《世说》。在无明确书证及出土文献证明前，正史中的明确记载是应该认真考虑的。至于《世说新书》，当是传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抄本，应该是在《世说》写成后不久，大约梁陈之际就出现了[8]。《世说新语》的名字则要到五代宋初才出现[9]。

基于上述情况，本文行文中使用《世说》为书名。

1.2　编撰者与编撰过程

《世说》的署名作者为刘义庆。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10]。自《南史》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公私著录，对作者均无异议。直到20世纪上半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才提出质疑，认为《世说》“或成于众手”[11]，此论一出，得到广泛认可，余嘉锡、徐震堮、杨勇等均表赞同。曹之更在其《中国古籍编撰史》中专辟一节“世说新语的抄撰者”，对刘义庆的作用和“成于众手”之说进行了全面论证：“首先，刘义庆是一个组织者，他把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各地招来，并为他们编撰《世说新语》提供了各种方便，厥功甚巨。其次，由于地位和学识的关系，刘义庆当参与了《世说新语》的策划、谋篇等工作，也不排除他在听政之余亲自参与抄撰工作的可能性。这样，刘义庆作为《世说新语》的‘主编’应当是当之无愧的。”[12]以笔者所见，曹之所论综合已有研究，最为详尽可信。

至于《世说》的成书过程，鲁迅提出，《世说新语》“纂缉旧文，非由自造”[13]。当代研究基本认同此论。该书主旨鲜明——魏晋清谈和人物言行；体例明晰——分门录事、以类相从，说明编辑意图明确。从编撰过程看，编撰者们对已有资料进行了不少剪裁与加工，属于以编为主，以自撰为辅[14]。

1.3　注本的出现

《世说》成书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杨勇定于宋文帝元嘉十六七年之间（439　—　440），曹之则认为要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始成书[15]。两者相差不大，可笼统表述为五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基准，大约在《世说》成书三四十年后，南齐人史敬胤[16]为该书做了注解。在史注后二三十年，梁代的刘孝标又为《世说》作注，注本共十卷[17]。刘孝标的注文十分丰富，引书400余种[18]。刘孝标注本面世后，很快取代了史注，并和《世说》原本一起流传。原书与注本起初是分开流传的，到唐代，二书合并，通行为十卷本[19]。

1.4　抄本类型多样

《世说》面世后，宋以前，一直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流通。梁代刘孝标的注文中有“诸本”“众本”等语[20]，可知当时《世说》已流行有多种不同类型的抄本。但这些抄本均已亡佚。存世的抄本实物只有19世纪下半叶发现于日本的唐代抄本《世说新书》残卷[21]。要了解《世说》抄本的情况，只能通过文献记载。除隋志、两唐志等的官方记载外，较多可信记载来自南北宋之交汪藻的《世说叙录》。汪藻是北宋至南宋时人，他写的《世说叙录》一书，最早记录了《世说》自诞生到北宋时期的流传情况。

汪藻除著录隋志、两唐志的《世说》抄本外，还记录了十余种宋及宋以前的私家藏本，有李氏本、颜氏本、晁文元本、钱文僖本、晏元献本、王仲至本、黄鲁直本、章氏本、张氏本、赵氏本、陈扶本、激东卿本、邵氏本等。汪藻所著录的这些抄本大都因收藏于某家而得名，这些抄本内容大致相同，但书名、分卷、篇第乃至具体文字均有不同。书名有《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前文已述。至于卷篇问题，汪藻认为，《世说》最初究分几卷，已不可知。据汪氏总结，有两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等数种分卷系统，在篇第上，也不尽一致，有36篇、38篇、39篇的分别，此外，即使同为十卷，具体的分卷方式也不相同[22]。

其中，十卷、36篇的刘孝标注本最为常见，是《世说》抄本系统的通行本。

2　抄本时代书籍出版的几个特征

现代出版包含编辑、复制、发行三个要素，基于这三要素，可以描述出书籍由作者到读者的过程：作者写出书稿，投到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把关（阅读、修订），形成定稿，出版机构将这一定稿印刷（大量复制），投放到以书店、报亭、网络为代表的书刊市场上，供读者自由选购。这一过程中，书籍大都通过市场自由流通，各类出版机构和书店（包括网上书店）等是读者获取书籍必不可少的中介，出版社、作者、书店一般都会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以此来看宋以前《世说》的出版，会发现很多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现象，如作品面世后，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流传过程中，出版社、书店乃至经济收益均无任何记载。从出版学角度，这些现象涉及作品如何面世、读者如何获取书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介等问题。《世说》的出版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汉唐抄本出版的面貌与特征。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书籍的传播方式——读者传写[23]。这也是抄本出版与印刷出版的最大差异。由于书籍传播模式的不同，抄本时代，著作权的主张、定稿的处理，读者获取书籍的途径，中介、出版效益等，均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2.1　读者传写是抄本书籍公众传播的最主要方式

《世说》在抄本时期的传播方式是读者传写。所谓读者传写，指的是读者从市场上购买纸笔等书写材料，自己或雇人抄写（佣书），来复制文本，供读者自己使用。汉唐史料中常见“传写”一词，此类事例更是俯拾皆是，读者传写在汉唐时期是文本传播的主要方式。

尽管在有关《世说》的记载中，没有明确指明它的传播方式，但与它差不多同时代、同类型的书籍——《语林》就是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的：“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24]可以确定，《世说》的流行必也如《语林》一般——“无不传写”。

读者传写的主动权完全在读者，读者始终掌控着书籍的流传。只要读者喜欢，不需经作者同意，也无需支付作者报酬，只需自己掏钱购置纸笔墨，自己抄或雇人抄，抄几本随意。从出版学角度看，读者传写是抄本时代书籍面向公众传播的最重要方式，也可以视作一种复制发行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国持续了一千多年。

2.2　编撰者不经中介，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定本

在现代出版观念中，作品的定稿问世属于出版机构的业务，出版机构中的编辑一般会对作者书稿提出意见，与作者协商修改后，排定版式，最终确定为定稿。换言之，作者完成作品后，如果不经过中介机构，特别是出版机构编辑的认可，就无法作为定稿向社会公众传播。以此来看《世说》，会发现，在作品面世的过程中，既不见出版机构或书商，更无出版编辑的身影。《世说》完成后，作者刘义庆并未交付任何出版机构，而是直接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稿。这种现象实是抄本时代的常态。西晋陆云为其兄陆机编定文集问世[25]；梁代诸葛璩的文集由其弟子刘皦编定问世[26]；唐玄宗为上官婉儿编定文集[27]；白居易自己编定文集，送到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作为定本，让天下人传写[28]。抄本时代，在作品问世过程中，几乎看不到中介的身影，大都是作者或编撰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本。

2.3　读者传写会形成不同的抄本系统

抄本时代，作品通过传写的方式流传开来。传写如链环一样，每一个传写者面对的底本都是上一个传写本，直接面对原本的极少，这样的结果，就是极可能形成不同的读者圈和不同的抄本系统。之所以会出现《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等书名，“李氏本”、“颜氏本”、两卷本、三卷本、十卷本、十一卷本等十数种不同的抄本类型，原因就在于读者传写。汉唐时期，越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传写的抄本系统就越多。如陶渊明的集子，由于传写的风行，梁、隋、唐官府所藏陶集抄本就有数种类型[29]，民间收藏的抄本类型与官方又不相同[30]。到北宋初年，陶渊明集已存在数十种不同的抄本。

2.4　读者传写秩序的形成：维护署名权、自发评论、自发校勘

作者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定本，随着传写的开始，抄本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多种抄本的出现似乎表明定本的困难。汉唐时期的人们如何对待这种现象呢？仔细考查资料，会发现，在这种貌似无序的传抄系统中，存在着一种自发形成的秩序。

《世说》原书八卷，是刘义庆提供的定稿。梁代之前，《世说》以八卷本面貌传抄，梁代刘孝标的十卷注本出现后，八卷与十卷同时在社会上流传，到隋唐之时，社会上广泛传写的就是十卷刘注本了。很显然，尽管抄本类型多样，但在《世说》流通过程中，始终存在一个通行本。通行本的遴选过程，完全基于读者的自觉选择。以注本为例，史敬胤、刘孝标注《世说》，均为个人行为。他们的最初身份都是读者，为《世说》作注，完全是出自个人喜好。刘注本面世后，读者在传写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注本的优秀，从而自觉淘汰了史注，确立了刘注本的权威性，使之成为《世说》的通行本。通行本的出现充分说明，读者传写过程中存在着一种读者自发维持的秩序和规范。具体表现为三个特征：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读者自发评论；读者自发校勘。

2.4.1　读者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

汉唐时期，无论何种抄本系统，读者都会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权。以《世说》为例，卷数、篇第、文字等均可能因为传抄，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但作者从未出现变化，书名也始终保证最核心的《世说》名称不变，从而维系了作品与作者关系的可靠性。刘孝标注本出现初期，原本、注本分行，后合并，这一过程中，一直清楚地标明刘义庆撰、刘孝标注。说明读者心目中，著作权的归属是十分清楚的。书籍面向公众传播后，署名权就变得尤为重要。作品署上作者之名，充分表明作品的归属，读者传抄过程中自觉维护作者的署名，既能保护作者的权益，亦能推动作者创作的积极性，更是书籍公众流通的标志和重要保证。

2.4.2　读者自发评论

读者传写培养出了大批的当世读者。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现“纸贵”之事，如左思、谢灵运、谢庄、邢邵、徐陵、庾信等，作品一经问世，立即被读者传抄，声名远播。作品在当世即拥有了大量读者，文人相互品评作品之风也随之兴盛。魏晋以后，读者评论蔚为风气[31]。在品评之风盛行的环境中，《世说》的读者选择过程完全有可能伴随各类品鉴，包括口口相传、书信往来乃至意见领袖的推重等。这种读者自发形成的品评是确立权威抄本或通行本的一种重要方式。

2.4.3　读者自发校勘

读者传写有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传抄错误。书名不一，卷数不一，篇第不一，都是传抄的结果。错字、漏字、改字等异文现象更是常见。《世说·赏誉138》：“简文云：‘刘尹茗柯有实理。”刘孝标注称：“柯，一作朾；又作仃；又作艼。”[32]这三字字形相近，明显是传抄之误。现存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与离其时间最近的现存宋刻本对照，就有数十字不同，且多出了五百余字，更有部分文字，其他存世刻本均无[33]。

既然差错不可避免，校书就成为必需。自汉至唐，校勘在藏书或阅读中十分常见，对传写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政府制作或复制书籍，常规做法都是先校书，再复制[34]，这一规矩早在西汉刘向校书时即已形成[35]。隋唐官府所藏《世说》，同样也会走这样的流程。校勘并不仅是政府行为，民间同样如此。最早为《世说》作注的史敬胤就是第一个认真的校勘者，刘孝标在作注时更是“广校众本”[36]。梁陈以来，在《世说》的传写过程中，读者中的有心人一直都在自觉地进行校勘。自刘孝标、顾野王至汪藻、黄伯思，校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

从出版学观点看，在面向公众传播的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定本的提供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读者传写中，如无一定规范，极有可能造成作品传播的混乱。但事实是，汉唐时期的读者通过对署名权的认定、自发的评论和校勘，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作品的有序传播。

2.5　著作权：独重署名权

《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包含两个部分：人身权和财产权。署名权属于著作权法中的人身权，最为重要。没有署名权，就谈不上财产权，可以说，署名权是著作权的基础与核心。作者出售他的作品，有权获取报酬，他人要想复制和使用，既应取得作者的同意，也应支付相应的报酬。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看来天经地义。但在中国的抄本时代，公元3—11世纪，人们对著作权的看法与今天有很大不同。简言之，无论作者或读者均只有署名权观念，没有财产权观念。

读者传写过程中，《世说》原本和注本的署名均明确标为刘义庆和刘孝标。《世说》自面世始，就广受读者欢迎，传抄者众多，但作为作者的刘义庆以及作为注者的刘孝标，却从未获得到过任何经济上的利益。没有人支付给他们稿费，更无版税。这种现象在抄本时代十分正常。中唐时期，白居易、元稹的“杂诗”十分流行，扬州、越州一带，有人复制他们的作品并售卖[37]，元、白二人与这些售卖者全不相识，也未从其手中获得任何收益。白居易更认为他们私自售卖的那些作品，讹误频频，于是自己抄写复制了几份文集定稿，放到几处佛寺中，任人传写，目的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而不是要从中获取经济收益。

抄本时代，作品完成后，主要通过读者传写传播开来，作者要的是名声，而非金钱。在著作权领域中，作者独重署名权，漠视财产权，这种观念直至刻本时代依然占据主流。

2.6　书商参与程度低

研究出版，需要考察出版机构或书商。那么，抄本时代的书商是何种状况？《世说》在抄本时代是一本热门书，传抄者众。以现代出版眼光看，这种热门书必会成为出版社或书商争抢的对象。但在《世说》的出版过程中，却找不到书商的身影。刘义庆直接向社会提供了定本，读者自己买纸抄写书稿，这其中均不需要书商。书商有可能参与抄写复制，但也找不到任何资料证明。可以说，《世说》的出版，从现有资料看，书商几乎零参与。那么，抄本出版中，书商处于何种地位？当今学界常常引用北朝《阳五伴侣》和唐代元白诗作之例，说明书商售卖书籍。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两个例子中，书商与作者根本不产生如今天那样的出版关系，元稹、白居易与售卖者毫无关系。北朝有书商抄卖阳俊之的《阳五伴侣》，书商当面见到阳俊之，却不认识，且称其书的作者名阳五，是“古之贤人”[38]。在这两个例子中，《阳五伴侣》、元白诗作均为当时的热门作品，但书商与作者全不相识，均为私下复制售卖，作者未获任何收益，而且，作为作者，白居易对书商明显持反感态度。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在创作领域中，书商没有什么地位。在读者领域或书籍流通领域中，由于读者传写的盛行，书商的作用也不会大。以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抄本时代，书商在书籍出版传播领域中的参与程度比较低。

3　结　语

书籍的公众传播方式是出版活动的核心问题。抄本时代，书籍的主要传播方式为读者传写，以此为基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抄本出版的独有特征。

从现代出版观点看，读者传写就是复制，由于传写不需经作者同意，也不给作者报酬，算得上是一种盗版行为，但处于抄本时代的汉唐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均视此现象为当然。抄本时代的作者重名不重利；作者直接向社会提供定稿；读者自行传写；自觉校书；书商参与度低……这些都是中国抄本出版的特有现象。同样，传抄极易造成定本的不确定性，出现书名不一、卷第不一和异文现象等。作品面世后，如果是热门书如《世说》，较之一般书籍，由于抄写复制的本子多，卷次不清和异文现象会更为突出。如果不是热门书，则通过传写方式能保存下来的抄本就较少，极端者，书籍的亡佚会不可避免。这些都是读者传写不可回避的问题。

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最困难的是理解并还原当时的历史境况。对于抄本，书籍史、文献学界均不陌生，但抄本出版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原因概在于：汉唐时期抄本书籍的出版情况与宋以后的出版，与西方抄本时代的出版均有很大差异。也正因为此，2003年，出版学家林穗芳先生就指出：“有关古代抄本出版的情况我们目前所知甚少。”[39]时至今日，已有不少出版史论作论及到了抄本出版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40]。但总体来看，多数研究囿于文献学和书籍史视角，侧重于罗列书籍种类和版本流传，或者抛开出版流程，单纯谈论书籍的编辑，读这样的论作，总有隔靴搔痒之感。笔者着力梳理《世说》的出版传播过程，目的就是想证明，我们可以拿现代出版的观念来看古代，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尽量还原当时的历史状态。《世说》并非偶然和个例，抄本时代处处存在读者传写现象，只有承认这一现象，才能真正触摸到抄本出版的内核。

注　释

[1][39]“西方学者一般把古代出版史划分为抄本出版和印刷出版两个时期。” 林穗芳.有关出版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出版史料，2003（2）：107，112

[2][3]“《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言语》一0八）而止。”“（《世说新语》之名）极盛于宋代。”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再版序”13　（笔者按，各类《世说新语》笺注及相关研究文章中，以杨勇的统计最为仔细）；“卷前”1

[4]“《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处，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　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M].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106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儒家”：《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张舜徽认为，这六十七篇是刘向“所自为之书”。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23-124

[5]“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 四库全书研究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36

[6]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前言”1

[7][24][32][33]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248，435，“卷前”4

[8]（梁陈之间）的顾野王：“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　（汪藻《世说叙录》）。 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 “《新书》之名，当起自梁、陈之间。”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1

[9]日本学者神田醇基于汪藻的《世说叙录》，判断“世说新语”之名可能出现于五代宋初。见罗国威.《世说新语》辞典序[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75

[10]刘义庆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　宋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4-1475

[11][1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53，53

[12]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4]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08-110；张叔宁.“纂缉旧文”与“自造”新文[J]．明清小说研究，2003（4）：5；刘强认为，《世说》有虚构和杜撰，是在文献可征基础上的“二度创作”。见刘强.《世说》学引论[D].上海：复旦大学，2004：19-21

[15]　“《世说》成于众手，刘义庆出刺江州之时也。即元嘉十六、十七年之间（438、439）。”　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卷前”3　“刘义庆率一大批‘文学之士’从元嘉十年开始抄撰，直到元嘉二十一年（444）去世。”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12

[16]周祖谟为《世说新语笺疏》所作“前言”中认为，史敬胤为南齐人：“汪藻在《考异》中所录敬胤书共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案敬胤事迹无考，据‘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一条注文，知与卞彬同时，当为南齐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前言”1，杨勇在“自序”中认为，史敬胤为齐梁间人。在“卷前”中，引刘兆云之说，定史注成书时间约在齐永明中。当在公元485、486年间。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自序”6；“卷前”3

[17]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撰著时间考[J].古籍整理学刊.2009（1）：19-21

[1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凡例”2；另据赵建成统计，刘孝标《世说注》共征引古籍475种。见赵建成.刘孝标《世说注》考略[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03

[19]“八卷、十卷分行，至于唐世，遂二书合行，通为十卷。”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卷前”1

[20]《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　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21]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日本明治十年（1877）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影印。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

[22]世说新语（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13-617

[23]“读者传写”观念最早由刘光裕先生在2004年提出。详见刘光裕《抄本时期书籍流通资料》，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5]陆云《与兄平原书》：“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迄十一。当黄（潢）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见郁沅，张明高.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1

[26]　“诸葛（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曒集而录之。”梁书（卷51）[M].北京：中华书局，1987：744

[27][28]　“上官昭容名婉儿，西台侍郎仪之孙也。……婉儿常劝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婉儿每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之。……玄宗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　“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旧唐书（卷51；　卷1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75，4358

[29]梁有《陶潜集》五卷，隋有《陶潜集》九卷，唐有《陶渊明集》五卷，《陶潜集》五卷，《陶潜集》二十卷。分别见《隋书·经籍四》《旧唐书·经籍下》《新唐书·艺文四》。

[30]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十卷有宋庠（996-1066）所作序录，序录中，宋庠指出：“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他自己就藏有数十家陶集的本子，且搞不清楚哪一种是原本：“卒不知何者为是。”宋庠语见胡旭.先唐别集叙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377，378

[31]陈静.抄本传播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作者、读者和作品[J].出版科学，2010（2）

[34]“隋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既归主。” 隋书[M]（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3：908 “贞观中，令狐德棻、魏征相次为秘书监，上言经籍亡逸，请行购募，并奏引学士校定，群书大备。”　旧唐书[M]（卷46）.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2

[35]陈静，刘光裕.刘向校书对古典出版的贡献[J].出版史料，2004（1）

[36]《世说·文学57》“僧意在瓦官寺”条，刘孝标注曰：“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意。”见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6：221

[37]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贾于市肆之中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资料丛刊[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11

[38]“（阳）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陈副、尚书郎。当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有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　北史（卷4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78

关于书籍的名言篇10

日本设计家原研哉曾说：“今天，已经不再是媒介的主角，书籍设计作为信息设计的一种载体，确实有些过时了，又重又厚且容易变脏，也容易被风化。如果用数字媒体存储的话，一本书的内容只需要小小的一块记忆卡即可，但是信息并不仅仅需要被大量的保存和移动。我们需要冷静地观察，思考信息和人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研究信息。”[1]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书籍，显然用合适的材料、设计来做信息表现的载体，更能给人带来良好的阅读感和使用感。视觉化信息图表作为信息的载体之一，使信息的传达更方便、精准，更易识别，如何提升使用感和满足感可以分别从书籍设计的艺术意识和阅读设计来体现。

一、何谓视觉化信息图表

视觉化信息设计的形式可以分为三种：信息原理图、信息图表、信息标识。信息图表属于信息设计的一种，也属于图形设计中的一种，更多时候它本身也是图形。就像图形难以用语言置换一样，视觉信息图表的内涵也远远超过文字语言所能表达的范围。[2]视觉化信息图表作为一种信息的传达活动，传达者需通过将信息进行简化、构筑等方式并通过语言介质符号，提取繁复信息中的核心，最终将其以清晰、简捷、文艺的方式传达给读者并使其在引导之下感知信息图表设计带来的魅力。在书籍设计中，视觉信息图表通过一系列视觉元素的综合应用来处理某些靠纯文本或数字不易被理解和被解释的信息，文本在此过程被形象化、逻辑化、时间化、空间化，信息的感染力和丰富力度被提升，客观的视觉沟通点无形中增加了信息的吸引力。广义范畴的信息图表，用适合的逻辑语言和形式设计语言将数据和文字进行有效地组织和引导，达到文本和数据的互补应用，最终形成具有戏剧化色彩的易被理解的图形格式，使受众以最轻松、最愉悦的阅读方式去理解和解读文本。视觉信息图表内所传达的形势、类别、数量、重量、人物、习惯、属性，都可帮助读者理解过于乏味的描述性文字，就传达的形式而言，有助于文本的信息传达。

二、书籍设计中视觉信息图表设计的应用

日本著名的书籍设计大师杉蒲康平曾经说过：“一本书不是停滞某一凝固时间的静止生命，而应该是构造和指导周围环境有生气的元素。”书籍不是一个孤立体，它应该包含了一个“整体”的世界。在书籍设计中，除了信息标识、信息原理图，最常见的信息设计形式则是图表设计，其在书籍类别中主要运用在挂历、文集、作品集、教科书当中，书籍设计的构成元素较多地体现在目录及内文、附页设计中。在书籍设计中，信息的整合、挖掘、分析、梳理、共享都是最重要的，总体而言，逻辑结构、信息编辑、信息设计的加入是对以往书籍设计的重要改变。

信息编辑：对于文本理解、梳理、扩充的整体过程。书籍设计师除了懂得绘画和设计的方法之外，还要掌握运用除了视觉语言之外的知识去扩充，摆脱只为做漂亮的书籍的意识束缚，学会多维度、多角度地去把握文本创作。信息设计的过程是深刻地理解文字，创造出有利于文本的传达，扩充文本信息的有效传递，提升文本的阅读价值的艺术形式。当下的书籍设计，信息编辑的意义在于：重新梳理文本信息的逻辑关系，使信息更适合阅读。一定意义上说版面编排就是编辑、就是信息设计，但信息设计也不简单的只是“美化版面”及“格调设计”。著名的作家鲁迅先生对自己的著作就是亲力亲为，并且会按照著作的内容去寻找与其文本视觉表达风格相投的设计师。还有著名的范用先生、杉蒲康平先生、松田行正先生等都是对编辑、艺术设计有着较高的要求。编辑设计并不是替代文字编辑的工作，对于文字编辑而言，要了解阅读载体的特征的同时，更要多方位知识的补充，信息编辑设计与原有的装帧设计两者根本区别在于装帧前应该具有的设计意识，编辑设计是深入解读文本并注入主观想法的沟通过程，是提升文本传达的重要一步。

信息视觉化阅读的独特视角可以最大可能性地去塑造出最佳阅读以及最适合阅读的图书。信息图表设计对信息进行视觉重构，运用视觉语言完善文本的传达，创造阅读之美。信息图表设计的类别可分为：图表型（Chart）、图示型（Diagram）、图标型（Icon）、地图型（Map）、插图型（Illustrator）。首先是以图形为主的三类，“图表型图表设计”是以图像、图形、数据表格为主要表现手法的信息图表一类，可直观地展示对象的属性、时间性、数量性，图表型以饼状、树状、三维立体状表现居多。“图示型图表设计”建立在信息的基础上，运用多类型图例结合的方式阐述信息内容，并表述事物的现象，图示型图表设计具有直观性、易理解的特性。“图标型图表设计”则是源于现实的具有功能性的标识，由于其高度浓缩性的设计性质较能快捷地传达信息并易被读者记忆，其设计表达多以扁平化形式为主，省去复杂的多余设计，让信息本身作为“核心”被凸显出来，强调图表简洁、符号化、抽象的特点。其次，“地图型图表设计”是通过一定的数据法则，通过制图表达国家、地区或空间的发展、变化，符号化、抽象化信息的设计，呈现形式及使用方式可分为挂图式、图册、折叠式、便携式等。最后，“插图型图表设计”是五种类别中最有活跃氛围功能的类别，通过插画、图解来对信息进行说明或提升其艺术性、亲和力的图画方式，表达方式可用手绘插图或矢量等图形来传达信息的气韵。信息图表的五种类别通过以下六点设计元素交互应用：

文字——书籍的本意和载体，不同的文字阐述同一种传达语言会给受众带来不同的感受。文字本来就具有图形之美，字号、字体的选择，可以从文字的字形、间架结构，从现实的设计生活中，发现容易表现和被理解的行为符号。除了调整文字外特征的图形化外，追求文字的意象化创意也是充分表达图表意境的较好手段。

图像——图形、插画、摄影、符号、点、线、面、空间、留白等，图像是具有直观展现事物的优势的设计语言，是信息在传达过程中将其情绪感染力和精神辐射力能发挥到极致的信息传达方式。文字需要人们通过联想获得主观的形象，图像则是将主观的联想予以形象化从而愉悦人们的视觉。插图型（Illustrator）图表创作是传达文本内涵和阐述主要观点的方式手段。

色彩——颜色属性的终极应用，传达信息的思想和感受，不同的配色关系可以折射出传达者的能力和智慧，以使读者能清晰、轻松地认识书籍传达的本意，体会其中的意境，五种类别图表设计都要注重色彩的巧妙处理及应用。

网格——编排设计在文本理解的基础上，对版面进行格调设计的分析。书籍在有限空间被灵动的文字、字形、字号、字距、行距、节奏、空白……所代替，网格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的设计形式方法，使得文字内容与编排版面更加吻合、确切。尤其在图表型（Chart)、图示型（Diagram)图表设计中，网格设计的作用不容忽视。肌理——就外在的概念而言，每一个独立的文字或者介质语言，线条或点的形式都是肌理的一种载体元素，就内在而言，元素所需要承载的首要任务并不是形的本身，而是建立“传达”的功能，体现其中的内在张力，而组成的因素不同，肌理感也不同。三里屯商圈信息分析用地图型（Map）的视觉信息设计方式表现出北京三里屯一带中西餐、酒吧、服装店等商铺信息，较普通的地图而言，形式由混沌走向有序，营造出二维的、有意蕴之美的图表设计。时空联想——联想可以同时引起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想像，不同的元素之间在形式、内容上采用相似或对立的手法，表现相似的内容或从相反的角度表现同一个主题，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空联想通过相继成立的条件反射将空间、时间项接近的元素连贯起来，从而引起读者的联想并思索其内涵。珠宝品牌DM手册用图示型（Diagram)的视觉信息图表设计方式来诠释北京一位独立原创纯手工珠宝设计品牌，此图表在不同产品系列之间找寻共通点，以准确的切入点表述设计师者的创作动机，在此基础上通过字体、图像等设计元素将品牌信息清晰地罗列，让顾客在DM中既能直观清晰的看到作品系列、制作流程、高定时间、定做地点等信息，又对商业款及定制款产品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书籍设计的语言形态很多，多样化的传达媒介能促使设计者表现手法多样化，也增加了触动读者的机会，为读者创造精神需求的空间及感受。但这要求设计师在内容和形式之间掌握平衡，想法设法在信息和读者之间架起阅读载体的桥梁。信息图表作为视觉设计的新角色，它让阅读高效并充满乐趣。如果没有意义存在，视觉化信息图表设计只是一种浮浅的表面装饰。

阅读设计:书籍与读者之间的沟通设计，为读者呈现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意向传达，是一种无形的引导性设计。阅读设计集合了多感官和情绪感受，读者会在其浏览的过程中感知其中的内力、感染力，营造愉悦、轻松氛围。书籍设计中将繁复的信息编辑后，信息设计将平面的信息结构化，书籍的个性通过设计语言形式得以施展。阅读先于设计，所以在设计前，首先要理解书籍中传递的核心、个性，它们对于书籍本身传达的方向、结果有较大的影响，书籍概念、形态也直接取决于书籍设计师对它的认识。文本信息的叙述方法流于平庸，毫无阅读的动力，原因在于缺乏信息的梳理。整体书籍设计是多种元素多层次构成的动态系统，书与立体物的视觉概念相同，用三维的视角加上得体的二维视觉元素，有目的、有计划地干预在动态中形成视觉过程。读者对一本书的期望从他拿到手的第一刻便已开始发生，阅读无形中在各个感官中发生，而除了书籍设计的整体色调、装帧设计之外，对于阅读设计的思考和策划是书籍设计概念的突破。书的本意是将信息汇集、编排、装订成册，传播大众，阅读设计可与检索、链接、时间、识别、图表等功能元素联系在一起，而视觉化信息图表在阅读设计中使读者进行信息重组、再构筑。书籍设计中信息图表的设计原则如下：

1.明晰传达

书籍中的信息图表犹如一个空间站，通过时间、空间、层次的交互关系，实现一个具有横向和纵向的编排信息空间，其目的是制作出一个清晰易懂的视觉化设计，便于理解和使用。如果图表信息表达含糊不清，不但不会美化书籍设计，还会让阅读者产生理解歧异，降低信息设计传达的质量和魅力。视觉化信息传达设计应准确、精准、清晰地将信息、数据完整地展现在有限的二维空间，将信息设计的“来龙”和“去脉”表现清晰，反映出信息的最基本性质——明晰性。《时间轴变形地图》是日本著名的设计师杉浦康平先生的作品，该图表对东京、大阪、札幌、广岛等大城市圈到日本各地利用交通工具的抵达时间作了表现，图中将数据图表化，显示出东京到达各地的时间，

一目了然，同时以日本为同心圆进行地图分配设置，形成圆形、不规则形的实体化交集地图。此图表就具体的时间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时间在设计中表现出繁和简、详与略，顺序的前后关系，随着视线的流动时间也在渐进，地图由静态巧妙地变成动态，这种节奏感可以诱导读者清晰明快地了解本地图所传达的内容，区别于以往的地图设计仅仅停留在平面图、全景图的概念。

2.元素传达

元素是组成集合的单位，构成视觉化信息图表设计的每个设计载体、符号被称为信息图表中的设计元素，图表设计中的元素可分为：概念元素、视觉元素、关系元素。“视觉元素”不仅仅是信息的一种表面特征、具象的特点，它是可延伸成设计手段的基本单位和关系，通过视觉元素之间的重组、分离、重复、结合、减却、重合等手法，展现图表设计的丰富信息和内容。视觉元素可理解为设计元素、符号元素，设计元素都有其基础符号及具体的分类，信息设计中任何一种设计元素都有其内涵，如文字的字体、字号、位置、色彩等所代表的含义都不同，每一根线条的粗细、虚实、长短、直曲也都有其意义，每一组图像都可能与客观的文本有着隐喻的设计关系，可通过编排、归纳发现不同的诠释方式和陈述方式。每一版网格设计的数字比例关系可分为一栏至多栏，各元素及结构、框架都有其中曼妙的规律，通过规律而不呆板、严谨而不枯燥的原创网格模版，进行逻辑严谨的图表创作。具有张力的元素设计可通过信息图表设计的语言来提升书籍设计的思想和情感，开拓读者的思维模式，引领、影响读者的感知方式、体验方式。

3.客观传达

客观的信息图表传达在主客体的意识之外，是非意识或精神的，它不依附于人的意志，不以个体情感转移。客观的信息图表设计是和主观相对立，设计信息的内容不同，其性质和规律也会不同。信息设计系统强调信息是建立在客观的数据结构的基础上，分为客观数据、最小数据、最大数据。设计师不能将主观认知、偏见的信息附加于图表设计，客观信息、可视化数据在信息设计的过程中遵循客观规律逐渐失去其枯燥的属性，具有跨语种、跨国界的屏障的设计语言会满足更多读者的视觉需求，多元化、多维度、多智慧的阅读方式正在悄然形成。据统计：每年会有大约9亿到20亿幅信息图表被刊登在全球的杂志或书籍设计中，视觉化信息图表的潜力被逐步显现出来，满足对于书籍设计有较高诉求读者的同时，一改往日平淡的视觉语言。它已被应用在哲学、文集、作品集、杂志、教科书、旅游、文艺、年画挂历等分类中，并终将在发展中得到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