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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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自信用货币产生以来,通货膨胀就成为影响一国(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通货膨胀,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定义,比较权威的说法是1987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英国着名经济学家莱德勒和帕金将其定义为:“通货膨胀是价格持续上涨的过程,或者从等同意义上说,是货币不断贬值的一种过程”。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形成了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美元兑人民币的价格自公告之时起调整为8.11元/美元,人民币升值了2%。这一标志性的事件,拉开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序幕,并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截至2008年3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为7.0752元/美元。
一、我国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原因
对于通货膨胀的成因,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四种类型: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混合推动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另外,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通货膨胀的国际间传递也是一国(地区)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不能简单归为上述几种类型中任意一类。其既有需求扩大导致供不应求的原因,也有成本价格上升引起的产品价格上涨。具体分析,我国现阶段通胀压力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
1、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上涨过快,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本轮价格上涨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粮食、猪肉、能源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这些商品既与居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又是工业生产的上游产品,当其价格上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会传导到下游产品。由于这些产品的产业关联度强,其价格上涨会导致诸多产品价格的上涨。
2、货币流动性过剩,导致通胀压力增加。货币流动性过剩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对价格上涨形成了强劲的推动力。我国货币流动性过剩主要是由贸易顺差过大、国际热钱不断涌入、信贷规模扩大等因素造成。
3、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固定投资过热。自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一直保持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2007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11.5%。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通过固定投资的高速增长实现的。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局部过热现象,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4、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及股市的财富效应。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近两年,国家大幅提高了公务员、教师等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的待遇;2004年以来出现的“民工荒”使得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国家推出的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得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度增加。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消费的增加,继而对价格的提升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
人民币升值这一现象是多个因素、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内因是关键和根本,而外因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简言之,人民币升值是历史的必然,而非偶然。
1、内因
(1)国际收支顺差。双顺差是人民币升值的重要源头。若一国收入大于支出,即国际收支出现顺差,这意味着该国外汇市场上汇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外币将贬值,而本币必将升值。我国近年来持续出现双顺差现象,就2007年上半年而言,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其中,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增长132%。因此,人民币在下半年,甚至明年继续出现升值预期就不为奇了。简言之,双顺差是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根本所在。
(2)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多表明:在外汇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同样会引起外币贬值以及本币升值。我国2006年2月外汇储备高达8,75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国家。外汇储备反映了一国国际支付能力和外债偿还能力,具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然而,由于机会成本的存在,所以并非越多越好,太多的外汇储备反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
2、外因。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持续施压成为人民币升值的外因。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只要满足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之和大于1,那么本币贬值就能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他们施压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是维护其本国的利益。他们企图通过阻碍中国商品过大规模地进入其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美国为例,实施“弱势美元”政策,力图扭转其国际收支逆差局面。
三、政策建议
鉴于我国目前面临的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由诸多因素导致的,笔者认为,缓解当前通胀压力也应采取“一揽子”措施。
1、实施多种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面对国内出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如央行2007年已经连续10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普通存款金融机构将执行14.5%的存款准备金标准。根据我国当前资本泡沫迅速膨胀的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实施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出击。央行应继续提高利率水平,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形成稳定的紧缩性政策预期,抑制货币需求,为我国国民经济中投资过热现象降温。同时,应辅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央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适时适量地出售有价证券,以缓解货币量供应过度的局势,还可以向部分贷款数额增加较快、流动性充裕的商业银行发行定向央票进行货币回笼。
2、针对特殊行业采取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以调整供需结构。本文所说的特殊行业是指对通货膨胀压力的产生起主导作用的行业。鉴于房地产行业和生猪养殖行业供不应求的结构问题是我国此次通货膨胀压力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将上述二者归为“特殊行业”。
3、逐步调整外贸政策。贸易顺差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给增加,减少贸易顺差自然成为解决货币供给过度的强有力手段,即要控制出口,扩大进口,并适时适度地促进人民币升值。
在控制出口方面,2007年我国已经对出口退税作出了3次调整。鉴于我国出口以高污染、高耗能和低附加值产品居多的现状,笔者建议加大出口退税结构调整力度,在现行税率调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取消出口退税率的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数量,并相应上调资源税。在扩大进口方面,重点对象应该是国内短缺的资源、原材料和高精尖设备,因此对这类产品的进口关税可作适当下调。:
4、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快速进出。为了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防止国际游资进出对我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应当加强对国际游资出入境的监管力度。笔者建议借鉴国外的做法,如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外国资本实行半年期的没有补偿的储备要求方案,超过半年后方可使用;对以非直接投资形式流入的短期外国资本征税,比如对外国资本投资本国股票征收1%的税;或者限制短期外汇信贷或持有外汇头寸的规模。通过以上做法可缓和国际资本迅速进入我国资本市场引起价格的哄抬,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短期内的撤离行为引起的经济动荡,保证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此外,还要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措施:一是改革现行的结售汇制度。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很充裕,不仅足以保障对外贸易活动的需要,而且也为选择更加宽松的外汇管理制度创造了条件。因此,适时调整强制结售汇制度,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目前,可先进一步放宽所有出口收汇企业的留汇额度,再逐步变一些项目的强制结售汇为意愿结售汇;二是改革现行储备制度和储备政策,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可以增加进口石油等战略物资储备,减少外汇储备;增加企业和个人持有的外汇,减少国家的外汇储备等。这样可以减少经常项目顺差,既可缓解资源压力,又可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三是运用市场机制缓解由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加问题。可考虑通过将中央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债务证券化回笼一部分发行在外的货币,以及将央行现有的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证券化等措施,对冲由外汇储备继续增加给货币政策造成的压力。在鼓励资本流出的同时,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理,改变资本流出和流入不对称的状况。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到海外投资的同时,抑制一些不必要的资本流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主要参考文献:
篇2
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从1994年以来我们实施的却是“内在的固定汇率”政策,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稳定在既定的水平。本文不对这种汇率制度选择多作评价,而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巴西金融局势动荡我们继续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进一步使我国的汇率政策呈现出固定汇率制的色彩。
面对严峻的出口形势,我们选择了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理论上讲,既可以选择财政政策也可以选择货币政策,或两者并举。但是,受我国目前汇率目标的制约,仅靠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几乎难有作为。在浮动汇率制下,为了增加产出,中央银行可以购入国内资产以增加货币供给,而这将改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均衡,并使本币贬值。在固定汇率制下,为阻止本币贬值,维持既定汇率目标,中央银行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国外资产换取本币。随着本币供给的下降,资产均衡回到初始位置,产出没有增加。可见这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无力对该国经济的货币供给或产出产生影响。我国近一、二年多次降低利息率,效果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判断。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抵消对本币贬值的压力,促进产出增加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支出或减税,可以扩大需求,增加产出。随着产出的增加,对本币需求增加,从而产生对本币的超额需求,进而改变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或者本币升值,或者本币贬值的压力得以释放。如果要阻止超额货币需求对本国利率上升和本币升值的作用,中央银行可以用本币购入国外资产,增加货币供给,保持汇率不变。这样可以既实现扩大产出,又保持汇率不变的双重功效。
与货币政策不同,目标汇率制下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产出,而且比在浮动汇率制下更加有效。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财政扩张带来本币升值,使得本国产品和劳务更加昂贵,从而部分地抵消了财政政策对扩大需求的直接影响。在目标汇率制下,中央银行被迫购入外汇,增加货币供给。这种非主动的货币供给增加加强了财政政策自身的扩张效应。我国1998年下半年适时作出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决定,当年扩大财政赤字500亿元,并要求银行提供相应配套资金。这使我国在外有金融危机逼近国门,内有长江洪水肆虐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基本实现了年初确定的8%的经济增长目标,为目标汇率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一个经典例证。财政政策与产出Y和汇率E的关系如下图所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产品市场均衡曲线由DD[,1]移至DD[,2],汇率由E[,1]升值至E[,2](此处可理解为单位美元的人民币价格),产出由Y[,1]增加到Y[,2].
AA:资产市场均衡曲线
DD:产品市场均衡曲线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改善产业结构为货币政策留下运作空间
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认为,在贸易品生产部门,穷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富国;而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二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很小,直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穷国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成本较低,非贸易品的价格水平也随之降低;富国贸易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较高,非贸易品价格从而整个价格水平都比较高。战后几十年日元不断升值与日美两国非贸易品价格变动可以作为该理论的实证。资料显示,以贸易品衡量的非贸易品价格在两个国家均有上升,但日本上升得更快一些。比如,从1973年到1983年,美国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上涨了12.4%,而日本上涨了56.9%。正是由于日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加上日本的通胀率低于美国导致了日元对美元的不断升值(1950年——1971年:360日元/美元;1995年4月9日:79.75日元/美元)。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是一个穷国,我们的出口产品中初级产品还占有一定比重。这几年我们比较注意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和名牌产品的出口。1998年中国机械和电器设备出口增长了12.2%,出口额达665.4亿美元,1999年增长目标为7.5%。以后,我们可以继续用减税、财政担保等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和促进附加值和技术含量“双高”产品出口,这方面还有较大活动空间。只要我们在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不断提高或不断扩大贸易品范围,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假说,可以预期人民币会随着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的上升而出现升值,我国的实际利率甚至可以低于国际水平,这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运用货币政策给予配合开辟了空间。如果是适度利用外债,购进关键技术设备,正如我们1998年发行的10亿美元全球债券,它不仅有利于国际收支均衡,改善出口结构,而且还可避免内债的“挤出效应”。
四、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配合以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我国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促进扩大内需,这是以现代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必须指出,当前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作为短期政策措施运用的,即是在近一、二年内主动执行的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体系,目的是自觉运用财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中的反周期作用。如果长期执行财政扩张政策,通货膨胀预期将部分甚至完全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从长期均衡出发,永久性的财政政策改变不会影响产出,改变的只有物价,从而不利于汇率稳定。正如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所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赤字越大,私人的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就越慢,赤字的规模不影响产出和就业。
篇3
自2005年7月23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目前,有关人民币汇率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文章大多集中在对外贸易方面(如卢向前、戴国强,2005;李海菠,2003),而很少涉及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的分析。
国外有关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一致的结论。Kohlhagen(1977)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20世纪6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英国,1967;法国,1969;德国,1961,1969)的汇率贬值或升值都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有着系统的影响,尽管存在着资本管制。Cushman(1985)则区分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两个概念,并通过经验实证的方式对美国和五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年度直接投资水平进行分析,得出实际汇率的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效应。而Froot和Stein(1991)进一步将市场信息不对称这一因素引入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外商直接投资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汇率。Sercu和Vanhulle(1992)通过汇率对出口的价格和数量的影响分析,得出汇率波动性的增加对出口企业的价值有着正向影响效应,也使得出口策略较直接投资更有吸引力,即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逆向影响效应。Aizenman和Joshua(1993)区分了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对经济的冲击,得出了在名义变量冲击之下,汇率的波动性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存在正向关系的结论。Goldberg和Kolstad(1995)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却具有正向影响效应。Dewen-ter(1995)放弃了过去的经验分析(如Froot,Stein,1991),直接以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水平作为研究变量,而代替以外商投资与国内投资的比值作为实证检验的变量,并基于美国1975-1989年的数据得出:汇率水平与外商投资的相对水平在统计上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专家伊藤隆敏等人对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实体(不含中国)的研究表明:若某一经济实体货币贬值10%以后保持经济稳定,则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增加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5%,反之亦然。
根据上面的分析,国外针对汇率升、贬值及其波动幅度与外商直接投资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可谓众说纷纭,并未形成一致的结论。有的认为汇率贬值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的认为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影响着外商直接投资,但究竟是“正向还是负向”影响,又有着不同的答案;还有的认为,不论是汇率的贬值,还是汇率的大幅波动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国内针对人民币汇率专题的研究,大多局限在汇率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上,而涉及汇率与资本流动项目关系的研究尚显匮乏。即使涉及,所得的结论大多一致,即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陈华和李波(2000)得出人民币贬值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一般要在贬值后1-2年内才明显地表现出来。孙雷和杨舜贤(2005)认为,如果人民币在可控的范围内升值(即所谓有管理的浮动),对FDI在不同的产业分布方面可能会产生如下影响:那些针对国内市场的、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的FDI将可能增长;已往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外来工业资本,将可能下降;FDI形成的收益继续留在中国将呈上升趋势;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领域外商投资将可能有正面影响。张谊浩(2003)运用我国1978年至200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指出长期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更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陈浪南、王瑞馄和林海蒂(1999)对中、美、日三国汇率变动与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的升值会引起流入我国的FDI减少。国内上述研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1)缺少实证检验的验证,多数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解释。(2)选取的样本数据多为年度数据,造成样本点过少,在统计上缺乏可信度,影响实证结果。(3)人民币汇率往往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代替,但当时这一汇率是固定不变的,忽视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4)缺少单位根检验,使得一些非平稳数据直接被用来回归,这会产生伪回归的结果,影响结论的可信度。
基于国内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国内一致得出人民币汇率的贬值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结论并不具有完全的可信度,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1995-2004年的季度数据,以保证样本数据达到统计上的要求,采用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以避免伪回归的结果,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及其波动性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04年共10年40个季度数据。其中,REER的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IMF测算并定期公布其成员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IMF对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的定义为: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是经本国与所选择国家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调整的名义有效汇率,它是本国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与所选择国家价格水平或成本指标加权几何平均的比率与名义有效汇率指数的乘积。计算公式如下:
之所以采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由于名义汇率的变动并不一定引起实际汇率的同方向变动,而实际汇率变动才是引起经济变量的主要原因。这样,一般的人民币汇率,即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基本稳定的名义变量,使得其汇率作用难以显现。二是均衡汇率是一种政策目标的真实有效汇率,它只能采取估算的形式得到,数据较难获得,且获得的途径不一样,数据也是不一致的。相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数据来源(IMF)更为可靠,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采用人民币对主要国家货币加权实际汇率更能综合反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
FDI和GDP的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并做了一定的调整而得到季度数据。由于中国FDI和GDP季度数据具有很强的季节规律性,因此需对其进行季节调整,消除季节因素影响。季节调整使用的方法为移动平均调整法。用FDI/GDP来替代FDI这一变量的原因在于:消除或减轻FDI变量的趋势因素,因为FDI和GDP大致有着协同的趋势方向,二者的比率可以平缓趋势项,把握总体规律。
Vt表示t期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为了反映汇率波动的聚类性,沿用了Abdur(1993)所采用的计算汇率波动水平的方法,即实际汇率变动率的移动样本标准差的方法:
其中,为保证汇率波动的聚类性同时又能得到足够多的数据,初步将m定为8(Abdur,1993)。这种估计方法更有利于表明实际有效汇率波动水平的总体移动。
对于FDI/GDP和Vt数据分别乘以100,以表示它们变动的百分比。
(二)数据分析
传统的回归分析技术往往假定所使用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即要求该序列是常均值、同方差和任意相同滞后阶具有相同自协方差。然而现实经济中的许多变量序列是不平稳的,根据Granger和Newbold(1974)的分析,对非平稳的随机变量进行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结果。为了避免回归的失效,Engle—Granger(1987)提出一种处理非平稳序列的方法——协整检验,其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的时间序列向量分别是非平稳的,而它们的某种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或两个以上)序列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长期稳定关系)。由于只有具有同一单位根的两个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因此本文将首先对所取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再进行协整检验,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1.单位根检验
通常利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方法检验数据的时间序列特征。ADF检验基于以下方程:
滞后期k值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BI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同时考虑残差的非自相关性。
结果表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小于10%(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即不能拒绝原假设,所以这些序列是非平稳的,存在单位根。因此,不能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否则会产生伪回归的情况。而经过一阶差分之后,这些序列所得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均大于1%(或5%)显著性水平下的MacKinnon临界值的绝对值,表明这些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不存在单位根,即它们是I(1)数列。因此可以继续对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检验I(1)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的一般方法是E—G两步法,即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向量进行协整回归,然后再对协整回归所得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由E—G两步法得到的协整参数估计量具有超一致性和强有效性。由于中国的REER、Vt和FDI/GDP都是I(1)数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所以直接进行第二步:用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回归。
首先,分别检验REER对FDI/GDP以及Vt对FDI/GDP的协整关系。分别对REER和FDI/GDP以及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1和resid2,进行单位根检验,所得的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与FDI/GDP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说明了中国汇率水平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无长期的影响关系。而Vt对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还要大,则说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Vt与FDI/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中国汇率的波动剧烈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存在长期的影响关系。
既然REER与FDI/GDP之间、Vt与FDI/GDP之间都不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再对REER、Vt和FDI/GDP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由于汇率波动的激烈程度Vt是通过REER计算得来的,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先检验二者之间的相关性,得出的结果如表3。
从表3可知,Vt和REER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在此基础上,进行三者协整关系分析。
对REER、Vt和FDI/GDP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残差的回归序列,设为resid3,对其做单位根ADF检验(滞后期的选取将依据AIC和SC信息量最小化这一原则进行),结果如下:
由上表可知,REER、Vt与FDI/GDP线性回归的残差序列的ADF统计值,比对应的显著性水平为5%的Engle-Yoo临界值要大,表明残差序列是非平稳的。因而,REER、Vt和FDI/GDP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即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升贬值和汇率的波动幅度之间并没有一个稳定的长期关系。
三、结论
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包括水平变动和波动剧烈程度)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长期影响关系,而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无长期的协整关系。并且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与外商直接投资三者之间也不存在协整关系。这说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投资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外商直接投资看重的是潜在的市场发展空间以及良好的投资获利前景),而非投机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更多的是取决于汇率波动下所带来的收益的变化)。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多的是得益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形势,是对中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肯定。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良好的投资环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等,都带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在不断增长。即使有些外商直接投资是亏损的,但从占领中国市场先机目标出发,也不会影响其对中国的投资。因此,中国政府并未涉嫌操纵人民币汇率水平来获得不公正利益,更没有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强烈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得益于整体经济形势,而非人民币汇率的低估。
另外,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类型来看,主要是一些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两头在外企业,即企业的原材料主要是靠国外进口的,而生产出的成品也主要是出口的,因此人民币的升值在降低了出口收入的同时也降低了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所以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显著地减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大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汇率的低估而产生的。
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我国汇率改革的方向,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时机选择更为重要。当然,由于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独特性,上述的分析结果可能由于某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十分的完美,但得到的关于汇率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也为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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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货币互换协议,包括以下内容:2008年1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加快两国在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结算进行了磋商;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两国通过本币互换可相互提供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的短期流动性支持。
2009年2月8日,中国与马来西亚签订的互换协议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
2009年3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通过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该协议互换规模为200亿元人民币/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宣布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该协议互换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协议实施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09年3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29日在这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这是迄今中国和拉美国家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交易。根据该框架协议,阿根廷从中国进口商品时可以使用人民币,不必再使用美元作为交易的中介货币。
(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4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对于推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关系发展,规避汇率风险,改善贸易条件,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
从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一国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其货币职能必须国际化,与其作为一国国内货币的职能有所不同,必须具备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应条件。
政治方面:国内政局保持长期稳定,并且在国际中处于强势地位,以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经济方面:一国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规模总量足够庞大;币值需保持相对稳定;有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
综合以上考虑,我觉得人民币目前还没有具备成为国际储备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国内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离岸金融业务也没有得到充足的发展。但我们现在具备的优势以使我们有能力向世界推广人民币:
充足的国际储备——这是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根据通行的国际储备需求理论,充足的外汇储备一般应维持在30%左右。我国近年来外汇储备稳步上升,达到并远远超过了同期进口额的30%,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本(不利因素)
(一)遭遇“特里芬两难”。“特里芬两难”是偿还能力与持有者信心之间的两难境地,任何一种货币来充当国际货币时都存在“特里芬难题”,即要使货币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
(二)政府的货币政策将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由下图知,人民币国际化之后,即意味着政府选择了稳定的汇率制度和资金的完全流动,因为一个高度开放的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和货币价值的稳定是国际货币的基本标准。
(三)国外热钱的涌入,投机增加。人民币国际化使得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冲击。
四、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纵观各国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经济实力增强以后,本国货币必然要走国际化道路。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硬通货,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国际结算、国际储备和执行价格标准。目前,在世界范围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有美元、英镑、马克、日元、法郎、瑞士法郎、欧元、SDR等不足10种,比较通用的有美元、马克、日元和欧元。
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计划: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但是,要在短期内实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难度还很大,有不少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时间可能是5年、10年,甚至20年,可是凭借着国民经济的强大后盾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人民币的国际化并不是没有可能的。
五、小结:在全球经济瞬息万变的时代,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我们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经济发展,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必然要求。告诉我们,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应不畏惧人民币国际化甚至中国国际化过程中的困难,勇于前进,积极探索,把握机会,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超储备货币引发热议.新浪财经/focus/sovereignty/index.shtml
[2]陆汉星,崔强.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中国.20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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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近几年高速的发展与世界经济的相对萎靡形成鲜明对比,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廉价的加工制造产品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制造”的低价格才造成了这些国家的持续贸易顺差,因此他们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继续扩大,这种来自于国际方面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在持续的双顺差条件下,不得不买入外汇,投放人民币。这不仅对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产生了扭曲。同时受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涌入中国,对我国的金融稳定造成了威胁。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势在必行。
二、人民币汇改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为中国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利于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减少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稳定我国的金融环境。
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有利于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少外汇占款对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央行可以更多的使用货币政策调节我国的宏观经济,是国民经济更加健康稳定的运行。
三、人民币汇改的影响分析
1.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从进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人民的定价趋向合理化,汇改后人民币一直处在升值的状态。因此,对于进口来说,成本相对下降,扩大了进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进口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内的竞争,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也应注意到,进口过多则意味着国内存在着大量的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缺乏效率。
其次,从出口方面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改革,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从目前我国主要以低价格占领国际市场的现状来看,成本的提高会使我国的出口企业丧失一部分市场,缩小利润空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人民币升值会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的竞争意识,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
2.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会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得央行可以根据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控制,而不是被动的买卖外汇。对于我国货币的币值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正是由于被动的外汇占款过多,货币供给量与我国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不符。但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央行干预人民币汇率的操作货币依然是美元。尽管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较大,但距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要求和市场预期还相差甚远。这就造成了我国外汇市场上美元的供过于求与人民币供不应求的局面。因此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稳定的汇率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汇率改革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不论是在进出口企业的成本管理方面,还是引进外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只有稳定的汇率制度,成本的核算才能稳定,同时也有利于汇率风险的管理。而人民币的汇率改革对于我国的汇率稳定是必要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而是根据市场环境可以随时调整的相对稳定。
四、汇改的再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夺的融入了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外汇储备迅速的增加,巨额的外汇储备说明我国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均衡状态。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因此我们要加强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降低由于汇改造成的短期汇率水平的较大变动所引起的风险,同时也要相应的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维持金融的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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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勇,章晶.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思考—“两极制度”还是“中间制度”.世界经济研究,2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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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文翠,汪爱琴.对“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思考.新疆财经,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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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汇率调整义务的触发机制:全球经济失衡
2005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从2000年的4160亿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量顺差,对美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了3500多亿美元。而美国的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2016亿美元,因此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与中美两国高度相关。中国汇率改革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展开,2005年7月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确定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
经济失衡美国方面原因:(1)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2)投资储蓄战略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收入与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扩大了消费,减少了储蓄,引起了储蓄与投资状况的关系恶化;(3)美国以货币资金为基础的储蓄战略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转移,促进了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与储蓄率的下降。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汇率的问题,且包含其他多种成因:(1)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弱;(2)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较慢;(3)缺乏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与质量较差,消费增长慢,一直在生产的体内循环。而且非科学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发现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且取决于世界经济与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向,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具有短期性与非制度性的特征,因为其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2006年基金组织提出解决世界不平衡问题的“联合战略”,要求美国压缩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日本和欧元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扩大国内需求。
二、内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正常化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汇供求关系及汇率变动,具有推动本国货币汇率走强的效应,但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与汇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基础是两种货币购买力或两国物价水平,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经常账户顺差与FDI持续流入的长期并存,表明本国储蓄相对于投资是过剩的,即应输出储蓄,同时吸引大量的FDI。意味着在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时又将国内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提供给了国际资本。RMB低估是一个重要原因,抑制了对进口品消费,增加对FDI诱惑。RMB价值回归,是实现以本国储蓄为基础发展经济,替代依靠外资发展经济的关键。
RMB相对低估源于美元的贬值,不是RMB汇率的主观操纵,体现了钉住汇率机制的内生性不足。国际大循环中,汇率不仅是体现为直接的两国关系,也间接反映一国货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元的贬值不应是RMB贬值的免责理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也越来越大,应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事实上我国的汇率改革也伴生着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央行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风险。RMB汇率的让步,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二)汇率稳定性
《基金协定》赋予了成员国对于自己已确定的货币平价予以改变的权利,附录C第6段规定:“成员国除非为了纠正或防止出现基本的不平衡,不应提出改变其货币平价”。成员国从事的影响外汇汇率的行为目的不是调节国际收支才是被允许的。但成员国建立平价制度要有共同的标准,不能以黄金或任何一种货币为实行或恢复外汇固定平价制度的共同标准。成员国在改变平价制度外汇汇率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约束条件是为了维持国际金融制度,特别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另外赋予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央货币的职能,势必使该货币发行国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该国货币的特权及其与他国货币的不平等竞争,承认了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各国平等发展的国际义务要求[1]。
美国早就坚持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并非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是汇率的稳定制度,它指出浮动汇率可以是稳定的,特别是在汇率变动和汇率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汇率体现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杠杆,不但能改变我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国内外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汇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高估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汇率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之间进行权衡,阶段不同,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内资源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已捉襟见肘,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需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汇率改革的目标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二)汇率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行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创造外汇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能创造外汇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而汇率实质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值之比。如果缺乏汇率价格杠杆的调节以及税收、用地等方面对制造业政策倾斜的纠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反映到外汇市场上是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进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业机会多源于服务业,在两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恶化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同时通过就业方面作用传导对于消费能力产生了消极作用。所以汇率调整有利于遏制经济过热现象,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适当提高有助于服务业发展。
(三)汇率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1993年我国的汇率为5.762,RMB汇率处于市场高估的状态,当时出于对汇率稳定的追求,使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外部经济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扰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负面效应是:(1)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主动性下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困难加大。(2)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贷款的冲销方式给国内造成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
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发展:(1)可防止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游资对硬货币的冲击;(2)可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流失,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家是没有义务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储备货币去买进被抛售的本国货币,不会出现国家外汇储备货币大量流失。
1994—1997年从央行干预实证可看出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没有完善与健全的汇率与利率调节机制,成为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进而调节外汇市场的严重阻碍。国内短期资本流动是政府最难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汇率灵活性的场合,此问题解决须依赖于财会政策的紧缩和增长汇率的灵活性,须利率市场化与汇率的弹性化,真正实现利率变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四)汇率调整与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了静态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与动态金融风险发生效应机制的同化。全球化进程中,要求各国尽量实现货币的自由流动,但实现货币的自由汇兑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具有有效而灵活的调控国内国际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更能体现实际的汇率趋向,应建立RMB的实际汇率政策,以银行与企业之间通过竞价形成市场汇率为基础建构汇率形成机制。
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而现实是这一矛盾已经使很多国家放弃了单一的固定汇率制。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促进储备的更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资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励经济增长和福利实施。因此我国应加快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
篇7
请允许我着眼于几个我认为将会有利于人民币在成为主要国际货币的道路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诸如英镑和美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历史,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能路径提供了一些线索。我必须明确地表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民币一定会遵循其它主要国际货币一样的路径。但是,这样的设想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对人民币所面临的前景和挑战做出真实评价。至少存在五个关键因素:1.成为主导的货币往往是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的国家所发行的货币。2.货币国际化往往是因为其所在国家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3.每一种成功的货币背后都有官方政府支持。4.只有具有开放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持的货币才能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5.需要人们对其货币和经济保有信心。中国在这些方面做得如何呢?我认为做到了五分之三。就贸易主导地位而言,中国在2013年已经超越了美国成为最大的商品贸易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虽然谨慎,但也受到了许多官方支持——不仅仅是来自中国的决策者,还来自其它国家的决策者。至于人们对货币和经济的信心,如果说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缺失的话,那么也不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具有如此大的热忱。许多国家排着队在其境内用人民币交易,或者想方设法进入中国国内金融市场,这些事实都表明了这些国家具有强烈的欲望参与到这个他们认为具有持续强劲增长潜力的经济体中。国际上对中国的消费者、中国的出口、中国的资产,当然还有中国的货币都具有很大的需求。美元曾经受到黄金的支持,而今天的人民币受到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的支持。对中国国情会继续支持强势货币的乐观预测也增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这些先决条件中中国做得相对较差的是金融系统和政策框架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所做的准备。这些挑战并非不能克服,但是它们也促使中国的决策者们不得不采取渐进有序的政策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这些挑战足够大,因此过早的开放可能会给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很大的风险。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将国内的金融系统发展成一个能与国际金融系统接轨且不会造成严重缺陷的系统。因此,金融系统的状态将会是决定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开放这个系统的关键因素,从而也会是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速度的关键因素。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金融系统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积极地进行金融改革将会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在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国这个问题上,中国无疑已经做到了。然而,绝大部分的输出都是官方的输出,并且不是用人民币交易。实际上这涉及到了我们所知道的特里芬难题的核心。由于经常项目盈余和FDI流入导致大量美元流入,中国一直想将这些美元流出。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中国可能会形成结构性经常项目赤字,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我难以看到这一事件的发生。向非居民投资者开放资本项目和国内金融系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外币流入。由于这两个原因,中国不仅会继续输出美元资本,而且会发现,由于对人民币高度的需求导致人民币面临持续升值压力。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推广人民币贸易结算的道路便不能走得更远了。如果更多的中国贸易是用人民币结算,那么美元流入会减少,中国政府的干预也会减少,需要流出的美元也会减少。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通过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会有更多的人民币流入,那如何在中国之外获得更多的人民币?实际上,中国有无数的可能性可以在没有经常账目盈余的情况下,在境外建立人民币流动的资金池。这包括,人民币通过官方援助流出,中国的银行进行国际贷款,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发行债务,对外直接投资,公司间贷款,企业利润汇回国内,居民在外国消费等等。其中一些已经在进行。举个例子,从2013年末到2014年初,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离岸人民币余额已经增长了40%,达到1.4万亿元。这些数字实在振奋人心,除了一件事:当人民币在境外时,它可能思乡心切,而且极其严重。它渴望回到家乡,回到它出生的地方。即使允许它回家的合法途径有限,它也会拼命地寻找其他途径。随着海外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增大,人民币回流的压力也会增大。合格投资者计划(RQF),人民币清算行,以及最终引入的中国跨境支付系统(CIPS)会不会缓解离岸人民币的这种情况呢?会,但不能完全解决。在目前的形势下,尽管与人民币有关的贸易和投资交易急剧上涨,我所看到的数据仍然显示,人民币的使用非常不平衡,而且偏向于流入而不是流出中国。绝大部分中国的出口是用人民币支付的,然后才是进口。同样地,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有63%是用人民币交易,只有16%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用人民币交易。所有的这些告诉我们:仅仅依靠经常项目可兑换,一种货币是无法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的,还需要在资本项目上可兑换。然而,大幅度开放资本项目是中国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深水区。人民币就像是从一个平静的港湾驶向一个波涛汹涌的宽大海域。只有得到我之前所提的五个基本因素的支持,人民币才能更好地驶过这片汹涌的海域。要确保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性,需要具有耐心、恒心、细心——不仅是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对中国以外的决策者来说也同样如此。
二、人民币国际化后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
现在,我们简要探究一下国际化的人民币将如何影响世界货币体系格局。在今天的全球货币体系中,无可否认,当谈到世界货币时,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这种情形是非常危险的。在发达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时,我们看到了金融市场是如何骤然停止的,全球货币金融系统是如何濒临坍塌的。一个更多元的货币体系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如果全球的流通手段包含更多的货币,那么任何一种货币主导全球流通手段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一种货币大量盈余却仍然升值的情况就是国际货币种类过少造成的不寻常产物。由于种类过少,当少量几种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内经济政策偏激并且有悖其国际货币的地位时,整个世界都将承受灾难。许多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的货币政策并不顾全大局,就像是封闭的经济体和金融系统一样。货币政策制定的结果就是,它创造了一种对致力于国内经济的极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虚假信心,以及无法充分理解其对全球的影响。在一体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内,政策的影响被泄露。获得较差收益的投资者和储户并没有放弃并说到:“既然我获得的收益如此少,那么我就把它用出去或者少存一些。”不,他们开始寻找其他手段为他们的存款保值,包括在境外投机搜寻更好的回报。结果就是,这些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远远低于那些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们的预期,同时资本流入的接收国也面临很大的政策难题。人民币的崛起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希望它能使得世界货币体系不那么扭曲,也能减少我们现在所遇到的阻力,而且,能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分担责任和享受益处。
三、马来西亚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的国际化将怎样影响马来西亚呢?对马来西亚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而无害。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任何有利于两个经济体之间贸易和投资流动都是好的。我们知道,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面临以及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我们也知道,中国需要采取渐进的措施,为自己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些空间。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和政策框架的发展,其金融系统和经济开放程度也会更高,从而人民币更加国际化。马来西亚的决策者们在经济与金融方面不遗余力地加强与中国的联系。至于将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和投资,我们也已经落实了基本的基础设施,并且会继续改进,使其更便宜,更方便。然而,私营部门才是决定人民币用于国际收支情况的关键因素。像汇丰银行这样的机构具有向马来西亚的客户或更广泛的商业群体普及人民币,以及给决策者提供反馈信息,并方便其为人民币的贸易增长建立一个更有利的环境的潜力。
四、结论
篇8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现在讨论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两个层面,即汇率的机制和汇率的水平。此二者性质有所不同,但相互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民币汇率问题,首先是汇率机制的问题,其次是名义汇率水平的问题。
有些人主张人民币应该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机制,但这种提法并不严谨。因为汇率的市场是国际外汇市场,中国目前不是可兑换的货币,也不参与国际外汇市场交易,因此实际是无法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因此实际上需要从政府的意愿来决定汇率机制(exchangerateregime)问题。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汇率机制。通常认为有九种汇率制度,1.自由浮动,2.管理浮动,3.目标区,4.一篮子钉住,5.爬行钉住,6.可调节钉住,7.真正固定钉住,8.联系汇率制,9.货币联盟。关于汇率机制的分析,其实并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研究问题。迄今为止的实证研究,尚未给出一致的结论。有些研究甚至认为,汇率机制无关紧要,即所谓“汇率机制的中性假设”。国际学术界关于哪一种汇率机制好的讨论并没有定论。国内的讨论中有一些观点认为浮动汇率机制要优于固定汇率,而且认为这才符合市场经济原理实际是不了解国际上多年的研究成果。香港数十年实行联系汇率制并不影响人们承认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而欧盟内部实行货币联盟对于欧洲经济的发展也起到很好的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理论界很多人认可的是“两极化”观点(即自由浮动和管理浮动所代表的浮动汇率机制,和联系汇率和货币联盟所代表的固定汇率机制),而不认同“中间汇率机制”(即上述第(3),(4),(5),(6)种汇率机制)。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实行过不同的汇率机制。因此国际上近年有研究认为,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金融体制尚未发展、与国际资本市场没有很好整合的国家,采用固定汇率会运行良好并具有可持续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它们增长率高而通胀率低,“真正”浮动汇率制更为适用。对于新兴市场而言,比较适用中间的浮动汇率制。
固定汇率机制的主要好处有两点;
1、减少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有利于贸易和投资。
2、提供货币政策控制通货膨胀的有信用的固定锚。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问题,目前人民币对于美元的固定汇率也是一种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汇率政策,实际上即使对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中国实行固定汇率机制也是利大干弊。而如果从刺激经济的政策角度来看,改变汇率机制会增加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不利于贸易和投资,也是不宜“退出”为好。
总理在2010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所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人民币汇率水平,他的回答十分清楚:我认为人民币的币值没有低估。这个结论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正确的,在当前国内国外的讨论中如此表态十分有力,比一些含糊不清的说法要好的多。
这次表态还澄清了概念上的问题,即中美的双边名义汇率,以及人民币的多边有效汇率,和实际多边有效汇率(有效即指多边,因此有时也常省略)对于这些概念的混淆是目前有关讨论中的常见现象。人民币对于美元目前是钉住,但对于其他货币是浮动,因为美元对于这些货币的汇率是浮动。因此如果说在刺激经济的特殊时期有特殊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即在一定时期我们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也只对中美汇率可以成立,对于其他汇率是不成立的,对于实际多边有效汇率也是不成立的。
一些讨论是从多国的角度讨论了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情况,这样分析对于反驳那些只谈中美贸易,并认为只要中美贸易中,美国存在逆差就应该让人民币升值的国内外议论是合适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只从对于一个国家的贸易情况的评估就调整自己的汇率政策。实际上除了欧美市场外,中国还要面对其他的贸易市场。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只有中国的对美出口会挤压美国制造业的工人,实际上所有具有制造业能力,同时劳动成本低的国家的对美出口都对美国制造业的工人产生压力。所以汇率问题永远是一个多边的问题,而不是双边的问题。
但也要认识到,仅仅从贸易角度分析汇率问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不够全面的分析方法,容易留下口实。因为如果只谈贸易,一旦贸易的形势发生变化,现在有利的数据就可能不再有利。因此比较科学的分析是从国内国外两个均衡来分析人民币的估值问题,这样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能够更加有力的体现中国的利益。所谓外部均衡是指经常账户平衡(或国际收支平衡),所谓内部均衡是指物价稳定前提下的充分就业。如果从这样全面的角度分析问题,人民币维持对于美元稳定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成为抗击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
篇9
个人财富可能缩水,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清议认为,假如人民币升值,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将更值钱。比如,如果人民币升值10%,1000元人民币就相当于132.90673美元。如果单纯从狭隘的角度来看,升值对百姓有好处,但是如果从整体的国家或者经济层面考虑的话,人民币升值以后,给国家宏观调控带来不确定性,甚至给就业带来困难,个人百姓的财富很有可能会缩水。
他还认为,人民币升值短期看肯定是有利于进口,所以进口车的品种会更多,价格相对也会便宜不少,对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他还建议,真升值的话,把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应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将会带动商品价格上涨,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教授说,假如人民币升值,国内整个商品价格体系会出现重大变动。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物美价廉的商品或原材料,从而影响到国内一些商品的价格,有升也有降。
从长期看,国内进口的增大,扩大了国际商品的需求,也有利于国际商品的上涨,而国际商品的价格上涨又会使国内商品价格向国际商品价格靠拢,从而最终带来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
出国留学旅游更实惠,人民币升值会让老百姓出国旅游和留学变得更加实惠。比如,当年日元升值前,3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后,86日元就可以兑换1美元。如果按这样的升值幅度计算,现在1万元人民币的出国游,就会变成2500元。当然,人民币升值的比例不会这么高,但升值后,人民币在国外就更值钱了。
2.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渐进升值增强中国经济"底气",经过接近9个月的跋涉,昨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自汇改以来的累计升值幅度不多不少地落在了1%。1个百分点的跨越,虽然只是数字上变化,但是却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淡化一次性升值的行政色彩后,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以市场供需决定的升值幅度。
为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时间,然而意义还不仅止于此。自去年7月22日到3月17日,人民币再度升值1%,总计经历了162个交易日,平均每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升值5个基点。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陆文磊表示,在这一渐进而有节奏的升值过程中,不仅给了出口企业以缓冲的时间进行适应和调整,而且为了我国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争取到了时间。
将热钱的冲击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1%的升值幅度,意味着从去年7月22日起的9个月内,热钱流入的成本在提高。随着美联储不断升息,目前中、美之间的利差已经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而人民币升值幅度却远远低于这一利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海外热钱大规模流入的进程,将热钱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减少到了最低限度。
此外,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70%的国内经济而言,汇率的变动无疑牵一发动全身。对这9个月的汇率改革的结果,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教授的综合评价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利大于弊。这位有着十几年外汇研究经历的资深专家表示,1%的升值幅度对出口企业仍然有利可图,因为这还没有达到企业平均换汇成本之上的水平。同时在进口方面,其成本却因人民币升值1%而更具有增长动力。
黄泽民教授的结论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宏观数据进行佐证。今年以来,外贸进出口继续延续了以往的增长速度。今年1至2月份尽管受到春节假期的影响,但是出口仍然保持在25.5%的增长态势;出口增长速度达到27.4%,去年全年则为17.6%。再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今年1、2月份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6.2%,与去年全年基本持平。
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然而这期间并非没有隐忧。陆文磊表示,人民币升值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升值预期将是长期的,就今年而言人民币极有可能达到3%的升值幅度,这将对出口企业尤其是定价能力较弱的纺织行业有较大影响。但是这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兼并、重组降低成本。因此,从未来的一段时间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时间和节奏将非常重要。
目前应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怎样遵循"中国原则"走自己的道路?黄泽民教授认为,目前应该注重本、外币政策之间的协调。近一时期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已经引起关注,其中虽然不排除有汇改的因素,但是货币政策应立足国内的经济状况,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底气。而在外汇市场方面,则应该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扩大投资者对外汇的需求,促进供需平衡,进而有助于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3.人民币升值对证券市场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提升股市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于昨日创下去年汇改以来的新高。对此,许多业内人士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正面影响,提升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信心。
"从短期看,人民币升值对内地股市的影响主要来自于A股和H股的联动"。国泰君安研究所宏观部经理周克瑜表示,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国际资本进入和退出香港股市都很方便,所以H股对人民币升值的反应要比A股灵敏得多。近期,香港市场地产股和商业股的上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而H股的上涨又会对A股市场相关板块产生示范效应,提升投资人对A股市场的估值预期。
周克瑜同时表示,人民币升值的实质影响应该从长期来看。本币升值意味着国内资产价值的提升,而这必然会增强证券市场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国外战略投资者加快进入A股市场,未来外资并购案例将逐渐增多,A股市场将进一步活跃。周克瑜的观点也得到了其他业内人士的认同。东方证券冯玉明认为,根据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在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中,本国货币的持续升值一般都伴随着证券市场的走强。所以,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上升有望对中国证券市场产生向上的推动作用。
"近期人民币的升值其实在市场的预期之中,尽管它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内地股市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但由于QFII额度的限制,短期内对A股市场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主要还是增强投资人对股市的信心。而与此同时,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压力可能会推动QDII的进程。"海通证券研究所投资策划部负责人陈久红表示。
而某券商投资部负责人认为,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投机资本冲击压力往往会迫使央行采取低利率的政策,进而使得国内货币供应量出现上升,而大量资金的存在肯定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渠道。"从目前情况看,股市并不缺钱,许多资金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合适的进场机会"。
4.人民币升值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昨日记者采访发现,在人民币升值影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一批行业人士认为,汇率波动可能加剧上市公司的优胜劣汰。升值对于各行业的影响是较为复杂和多角度的,往往是利空和利多相交织;不过,总的来说,原材料或部件进口型的行业将会有所受益,传统的出口优势型行业将会受到直接冲击。前者如造纸(纸浆进口)、钢铁(铁矿石进口)行业等,后者则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等行业。
不过,以上终究是笼统而言,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来看,具体到各家公司,甚至某个行业,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也不好简单论断。对航空业而言,这是大好消息;航空公司一般都有较多外汇负债,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汇兑损益数额是相当大的。
篇10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
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problem)。
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
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
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
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