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论文十篇

人民币论文篇1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国际储备货币；储备货币生成条件；储备货币生成路径

“货币国际化”一词来源于日本。广场协议前后，日本的一些英文文献中出现了“internationalizationoftheyen”(日元国际化)一词。但在英文文献中，没有关于internationalizationofacurrency的用法，在英文中，internationalization和intemationalized是技术用词，表示将一种电脑软件系统用各种语言来使用。近年来，国内经济界根据日本人对英文词汇的创造，相应地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说法，而且还将人民币国际化“炒”成了一个热点。日元国际化是在日元已经被广泛使用，日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已经确立的条件下提出的。此时日元国际化的涵义是扩大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进一步增强其储备货币的地位。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由于讨论的起点不同，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与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涵义出现了较大区别。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人民币国际化已经演化成这样的涵义：人民币从目前状态发展成为中心储备货币的过程中任何一步有利于此方向的变化。依据这一理念，人民币从目前还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到最终成为像美元那样的中心储备货币，要经历三个阶段：(1)从非储备货币演变成储备货币；(2)从地位较低的储备货币演变为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3)从地位较强的储备货币演变为中心储备货币。可见，日本人所讨论的日元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二个阶段，而我们中国所探讨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第一阶段。

人民币从非储备货币迈向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不可逾越阶段。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三大国，经济总量第四大国，但人民币仍然不是国际储备货币，而排在世界经济第20位以后的港币却是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员，IMF统计的国际储备货币中有十几种货币其发行国的经济地位远在中国后面，为什么它们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而人民币不能?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值得研究。为了避免误解，本文使用“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这一概念来代替“人民币国际化”以精确表达国际化的第一阶段。人民币生成国际储备货币就是人民币至少被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列为储备货币，从而成为众多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一种，而不论其在全世界国际储备货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港币在世界储备货币中所占比例还不足1％，但它也是一种储备货币，因为它是其他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保留的储备资产。

一、国际储备货币生成条件的细辨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学术界通常认为需要四个条件：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第二，它的金融市场——国内资产和外汇——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四，在金融和贸易上有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认为，货币发行国必须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与第四个条件较接近，因为一个经济大国通常就会有较大的金融和贸易交易量。

下面我们就来考查“牙买加体系”诞生以来，所有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是否达到了上述四个条件。

第一，“完全可兑换并被广泛接受”。根据1980年的《国际货币基金年报》，日元在1976年时，已经占世界外汇储备的2％，但是，日本宣布取消外汇管制的时间是1979年，而实际执行是在1980年。可见，日元在远未满足“完全可兑换”的条件下就变成了储备货币。2004年《国际货币基金年报》的世界储备货币构成表列出美元、欧元、日元、瑞士法郎这些占世界储备货币之比例最高的四种货币，其中，瑞士法郎虽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仅有0.7％，除了以上四种货币之外的所有储备货币占总储备额的6.3％。因为其他储备货币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这些货币至少有10种以上。这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已经成为某一经济体储备的货币在14种以上(在欧元发行之前应在26种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占世界储备货币总量的比例不足0.6％。尽管许多储备货币只有极少数经济体将其用作储备，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可见，“广泛接受”性在国际储备货币当中并不广泛。

第二，“金融市场应具有广度和流动性”。这句话通常理解为“开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场”(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没有开放金融市场，而且还实行着严格的外汇管制。日本对金融市场的封闭遭到西方国家的一致抗议，因而有广场协议的产生。可见，日元在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前后也没有实现这一条件。

第三，“其价值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图1说明了1963～1975年间日本的通胀情况。图形表明，日元在成为储备货币的初期存在着较严重的通胀。日元不仅对内通胀严重，对外的价值也不稳定。从20世纪70年代(史密森协议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从1美元兑换360日元，25年间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30日元，波动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上述储备货币条件对于中心储备货币(如美元)可能是正确的，而我们所讨论的却是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成为一种非中心储备货币(如日元)的条件，上述对日元的考证表明：通认的四个条件对于实现非中心储备货币这种较低的目标是过于充分了。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根本没有可能代替美元成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也没有可能达到欧元那样的第二储备地位。在这种条件下探讨遥不可及的中心储备货币实现条件，对于中国的金融实践虽不能说是痴人说梦，至少可以说是操之过急。

在本币没有实现完全兑换，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一种货币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呢?显然从日元70年代的表现看，完全有可能。那么进一步，一种货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必须具备哪些最基本的条件，或者，一种货币最低需要几个条件，才能成为储备?这对于人民币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需要的条件越多，实现的难度越大，准备这些条件的时间越长，需要做的事就越多。只有我们了解了一种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最少条件，我们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和最短的时间使人民币变成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从目前舆论关注的情况看，经济界对人民币能成为储备货币寄予厚望。许多学者表示，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有多种好处，不仅在经济上能获得铸币税的收益，而且还能提高国家的政治地位。因此，探讨一种最低的充分条件，从而在最短的时期内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是非常必要的。为达到此目的，本文先尽可能将所有的必要条件挖掘出来。

二、国际储备货币生成的必要条件

根据前面的定义，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不包括军事和政治的胁迫)，世界上至少有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愿意将人民币当作储备货币的条件!

比较自布雷顿体系解体以来世界所有国际储备货币产生的过程及其发行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文认为一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政治经济稳定和与某一个国家的流通和交易规模较大。

1．开放境外非居民本币贸易存款账户。如果一种货币不允许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币存款账户，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例如人民币)不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保有的用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及偿付外债的以外国货币命名的资产。货币发行国不给非居民提供本币账户的清算服务，他国怎么用这种货币来支付逆差，偿付外债呢?所以，一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的首要条件是：该种货币必须允许非居民使用。

从需求角度看，若一国不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币的存款结算账户，则非居民就不会持有这种货币的存款，因而，对于任何国家，它的进出口商没有使用这种货币进口支付的要求，因而也没有储备这种货币的需求。以中、韩两国为例，若中国允许韩国对中国出口使用人民币账户结算，则中国的进口可(向韩国出口商)支付人民币。韩国的出口商再将其贸易账户上的人民币存款卖给韩国的进口商，韩国的进口商再用其进口中国的商品。但是，由于人民币对非居民账户没有放开，韩国的进出口商手中没有人民币存款(充其量有些人民币现金)，进口商想进口中国的货物，他可以支付美元，因而没有对人民币的支付要求，因而韩国没有储备人民币的客观需求，因而韩国政府不必储备人民币。可见，一种货币没有非居民本币的存款账户，它就没有成为储备货币的必要。

一国不对非居民开放本币账户，只允许非居民使用本国的现钞，能不能使他国储备这种货币呢?不能!表面上看，收购本国居民持有的某种外国货币现钞，也可以形成储备。但政府的储备，通常是以亿计算的，而使用现钞的交易双方都需要清点货币，那么当一国与另一国进行债务清偿时，两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数以亿计的钞票进行清点，其费用之高是难以接受的。另外，现钞的运送和清点需要很长时间，即使能承担起费用，也承受不起这种时间延误的折磨。相比之下，如果使用他种货币来进行清算和交割，快捷、方便，成本低。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储备不符合经济过程最一般的原则(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所以，不可能有这种储备存在。目前，由于大陆政府允许香港非居民使用人民币小额现金存款账户，使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现金远远超过其他经济体，但三年来平均每年由人民银行回收的现金不足100多亿元，这与香港与大陆的结算金额无法相比，2005年两地仅进出口总额就达1367亿美元，投资交易额超过400亿美元，换算成人民币，达14000多亿元，而现金支付总额还不足这一交易额的1％。事实很清楚，香港人特别期望使用人民币结算，多次提出申请，但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香港并没有人用现钞进行进出口贸易结算(目前的结算只是旅游性零售)，否则，现金流入量就不会是100多亿元人民币。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如果不开放非居民结算账户，非居民就不会用这种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因而政府也不必储备这种货币。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日元在演化为储备货币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仅对非居民的贸易账户实施了开放政策，对资本账户却严格限制，但这并没有阻断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更精确地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贸易账户上开放非居民对本币的使用。

2．政治经济稳定。储备货币是一种信用资产，储备发行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保证其发行的储备资产安全性的前提。如果这种安全性都保证不了，谁还敢将其当作储备?所以，一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是成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第二必要条件。

尽管“政治经济稳定”不是一个精确的概念，但存在着客观尺度。从政治上看，极不稳定的国家，可能会出现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变革及政权更迭，新当政的政府可能会不承认原来政府的债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前的债务。政权更迭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最大的经济风险。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日本和英国的政体具有稳定性，而泰国和马来西亚，人们还不敢确信其稳定性(2006年泰国发生了)。从经济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条件较差，那么无论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何，都有可能出现一场革命或骚乱；而当一个国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其经济还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一般来说，这个国家的政体也不会突然变动。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没有一个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所以，一般地说，作为储备货币要求的政治经济稳定，以一个较发达的国家作为标准似乎较为合适。然而，依据前面的定义，成为储备货币只需要一个经济体的承认，所以，只要有一个经济体认为这种货币的发行国政治经济稳定而持有了这种货币，“政治经济稳定”这一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已经成立。

3．与某一个国家的交易规模较大。一个政府要将某种货币当作储备货币，有两种原因：一是为了进口的支付；二是为了平衡外汇市场。如果一国实行某种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钉往或货币局)，那么，当某一时刻，进口需要的外汇超过出口所得的外汇时，政府就必须用储备支付进口，否则固定汇率不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确定哪一种货币为储备货币，取决于经常支付的数额，若某种货币的使用量很少，将其列为储备货币就失去了意义。如果一国实行不完全的浮动汇率，也需要外汇市场的干预，此时所使用的干预货币就是该国的储备货币。选择哪一种货币干预市场，要依据市场的情况，目前各国使用的干预货币主要是美元与自己本国货币，只有少数国家使用少量欧元。也就是说，其他货币成为储备货币主要是某些国家需要这种货币用于进口支付。例如，我国政府储备部分港币，用于对香港贸易的支付，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使用这种货币的数量和比例都较大，若数量较小，例如对阿根廷，我国没有将其货币比索列入储备货币的必要。虽然，港币在全世界的流通和交易规模在所有货币中没有排到前列，但由于它对中国大陆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因而也成为一种储备货币。而如果一种货币连这种条件也达不到，没有可能成为储备货币。因此这也是一个必要条件。

从理论上看，一种货币如果缺少上述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所以，这是三个必要条件。三、经济大国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之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经济大国(不考虑被侵略和殖民的情况)能使世界某一国家对他的交易有较大的规模，这表明他的产品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因而其他国家也会购买他的产品，所以，这种竞争力会使其对全世界的出口具有相当的规模。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这样的水平，那么就会有多个国家需要使用这种货币作为进口支付货币。所以，对于一个经济大国，第三个必要条件应改为“有较大交易规模”更为恰当。此处的“交易”一词既包括商品和服务交易，也包括资本交易。

一个经济大国与外国有较大的交易规模，则其出口总值占GDP的比例必然很大。假如这个国家对非居民放开本币贸易账户，那么，当这种货币具有升值趋势时，外国人势必想持有这种货币，这将导致该国进口用本币结算，而出口用外币结算，结果是出口的外汇没有用于进口，即进口所用外汇和出口所得外汇不能相抵。如果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固定汇率，那么，出口外汇收入将大量节余，储备将加速增长。也就是说，固定汇率制和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这两种制度的结合，意味着该国的贸易账户可能会将对外债权的减少转变为对外债务的扩大，如果进出口总额又占国民收入的一个较大的比例，那就意味着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会达到一种超常的水平。这个结果将使货币政策遭遇不可克服的困难：若该国经济处于繁荣和自行扩张时期，那么，储备的加速增长会使过热的经济火上加油，政府虽有货币政策这个强大的消防力量，面对大火，可能也力不从心。

以我国的情况看，我国的进出口总额2006年达到17216亿美元，出口所得外汇9697亿美元，进口7519亿美元，顺差2177亿美元。由于人民币正处于较快的升值时期，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外国商人都愿意用人民币结算(持有人民币)，而我国进口商品的企业也不愿意用外汇结算(因为人民币升值给进口商带来汇兑损失)，如果此时政府允许外商用人民币结算，其结果必然是绝大多数进口都使用人民币结算。我们假定有一半的交易用人民币结算，那就是说我国2007年的外汇储备将会在2499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700多亿美元。在2000亿美元储备增量的压力下，我国目前的经济中已经出现了货币流动性强劲的局面，中央银行2006年被迫两次提高存款准备率并对房地产采取了选择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700亿美元，货币回笼的压力将再增加3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9月，人民银行已经发行央行票据3.3万亿人民币)，人民银行势必大量集中发行中央银行短期票据，大量集中地发行势必导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经济形势将变得异常复杂，也就是说，一年超过5700(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币结算，那就可能达到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增长，是我国经济根本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历史上，日本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日本早于1960年7月就开放了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称非居民自由日元存款)，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美元危机和日元升值趋势，大量结算采用日元，外汇储备加速增长，1972年欧洲共同体宣布联合浮动后，日元还没有开始浮动，外汇储备增长的幅度超过了货币政策容纳的限度。日本大藏省为此启动对非居民账户的严格限制措施，1972年6月对日元非居民贸易账户征收20％的准备金，只过了一个月。从20％提高至50％。直到日元浮动后，才取消了这一限制措施。另外，西德在1950年代末也曾出现过类似的过程，只是西德对非居民账户完全开放，因而掩盖了贸易账户的特点。

透过历史和现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居民贸易账户开放与储备及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为了讨论一个较为严格的储备货币形成条件，我们只考察了非居民贸易账户，如果在更大的范围——全部非居民账户，则其后果更为夸张。

众所周知，固定汇率与非居民账户开放的矛盾，也是布雷顿体系解体的原因：一方面，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各国尽可能放开对外汇的管制，而这种放开的主要方式是非居民账户的放开；而另一方面，协议又要求各国实行固定汇率。对于欧洲共同体和日本这样的大型经济体，矛盾不可克服。同样对于21世纪的世界贸易第三大国——中国，这个矛盾也是不可克服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一个经济大国其货币生成储备货币的条件有四个：开放非居民账户、政治经济稳定、有较大的对外交易规模、实行(基本上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其中，浮动汇率是实现开放非居民账户这一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

四、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路径与政策选择

上述四个条件当中的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具有客观性，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历史过程的结果，不由当前的决策者意志所决定，因而，可称为“硬条件”。而第一和第四两条件是却有一定的主观性，可由货币发行国的决策者掌握。因而可称其为“软条件”。在客观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一国决策者也可以实施“软条件”，例如，泰国和马来西亚。但如果“硬条件”没有达到，储备货币不能形成。如果一个国家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则该国不易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而不选择非居民账户开放，就不能形成储备货币。

从客观条件看，我国的政治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三位，具备了“硬条件”。但是，由于我国没有实行浮动汇率，因此我国还不具备开放非居民账户的条件，因此人民币还不能成为储备货币。

对于外国人来看，从钉住汇率到浮动汇率似乎是“临门一脚”，但对中国经济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来在我国全部价格篮子商品中，贸易品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与此同时，贸易品的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提高(巴拉

萨-萨缪尔森效应)，目前由IMF测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达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币)，我国商务部也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即6.6215)；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汇率波动存在着超调现象(反应过度)，所以，若人民币立即自由浮动，则市场价格必升至购买力平价以下，调整幅度将大大超过15％。如此大幅度调整必使中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因为出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计算，2005年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如果将间接的贡献(消费和投资)也计算在内，对GDP增量的贡献远远超过40％。所以，人民币突然大幅度升值将使大批贸易企业倒闭，猛烈冲击中国整体经济，其后果是中国人民无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币绝对不能立即由市场定价。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明确表示要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区间；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表示：“此次汇率机制改革是强调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以市场定价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一年多以来人民币逐步升值，至2007年1月17日已经升值了5.9％。这些情况都表明，人民银行试图先让人民币汇率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逐步接近购买力平价，然后再实行由市场定价的浮动汇率制。假定人民银行计划平均每年升值5％，则从现在算起，约需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任务，即在2011年的年底接近IMF认定的购买力平价。

通过上述对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分析，我们实际上已经将人民币未来的路径勾画出来：从2007～2011年人民币通过参考一篮子货币计值逐步对美元升值，2012年人民币汇率开始基本由市场定价，在汇率企稳，人民银行基本掌握了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操作的要领之后，约在2013年前后，中国将允许非居民在贸易账户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届时，我国可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第二大国；中国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而他们将人民币列为储备货币顺理成章。

综合上述储备货币形成的必要条件，我们可以得出下述两个重要的结论：

1．不完全开放金融市场，也不会耽搁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进程。

从日元生成储备货币的过程看，只要一国贸易规模足够大，其货币就有可能演变为储备货币，并不需要完全开放金融市场。既然日元在严格实行外汇管理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结算上的使用生成了储备货币，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在有限制度开放金融市场的条件下生成储备货币?

2．逐步开放非居民账户是人民币生成储备货币的必由之路。

人民币论文篇2

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确实被低估。币值的这种扭曲固然在美国政坛上产生困扰，其实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其实是利大于弊，2005年年初本是调整汇率的好时机。但是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一拖再拖，结果不但在政治上越来越被动，而且使过热的国内经济迟迟不能“退烧”，通货膨胀加剧，为今后经济的健康发展留下了隐患。即便在本文发表之际中国金融当局对人民币汇率实行温和的调整，也已经错过了最适当的时机。中国当局应该尽快采取调整汇率的行动。在众多的汇率调整方案中，没有十全十美的。不过，按照本文的分析，当前相对最佳的选择是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

在本文中，笔者将先估算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值，论证为什么人民币币值低估了，然后分析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利弊，特别是人民币汇率扭曲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困境和损失，最后讨论可供选择的人民币升值方案。

一、人民币到底低估了多少？

要回答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的问题，首先要了解人民币究竟是否低估了，低估了多少。国外对人民币币值有很多说法，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

认为人民币低估了15%到25%，不过他们并未发表具体计算方法，所提供的也只是粗略的估计。笔者在本文中通过测算人民币汇率与其均衡值偏离的程度来判断其汇率是否低估。

一种货币汇率的均衡值，在短期内，是由外汇市场上对其货币的供求所决定的。由于市场上货币供求的不规则波动以及大量的投机行为，仅根据短期的汇率波动并不能判断该货币是否低估或高估。一种货币的汇率是否被低估，更重要的是看该货币的长期均衡值，它体现了汇率的长期趋势，长期均衡值由购买力平价决定。购买力平价假设不同的货币由汇率换算后的购买力应该一致。假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是8:1,

那么，8元人民币在中国购买的东西应该相等于1美元在美国购买的东西；否则贸易商就可以利用差价在两国间高卖低买套利，最后由于供求压力迫使汇率调整回到均衡值。

购买力平价理论对可贸易产品来讲很有说服力。但是对非贸易产品（如服务等）就不太适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低廉，从而使其服务产品及其它非贸易产品的价格低廉。这些非贸易商品并不参与国际贸易，从而不受购买力平价的制约。比如，在中国理发需要理发师半个小时的劳动，在美国也一样，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在中国的理发服务价格就便宜得多，但美国的消费者却不可能为了理个发飞到中国去。因此，如果衡量所有消费品包括非贸易商品加权得出的价格指数，低收入国家消费的总体价格相对要便宜。换言之，低收入国家的货币币值按购买力平价的均衡值算是低估的。这就是有名的“巴拉撒─萨缪尔森(Balassa-Samuelson)效应”假设。要正确地估算人民币的币值，应当在剔除“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的基础上计算。这可以用线性或非线性的回归方程计算。弗朗格(Frankel2004)的计算结果是人民币在2000年低估44.8%，这个数字似乎偏大。张欣和邵琴(ChangandShao,2004)采用国际大样本并对异方差性(heteroskedasticity)加以控制，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人民币在2003年低估22.5%（见表一）。这与戈登斯坦（Goldstein）和拉迪(Lardy)的估计一致。

从表一可以看出：1986年以前，人民币币值是高估的；1986年到1994年实行汇率“双轨制”，按照世界银行对人民币的加权汇率计算，人民币的加权平均汇率实际上是低估的；199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币值呈温和低估；随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同时中国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又经历了通货紧缩，致使人民币币值进一步低估；到2003年，人民币币值低估22.5%；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相对温和的状况来看，2004年人民币低估的程度应该不会低于2003年。

以上实证模型也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产值的迅速增长，汇率均衡值会发生两个变化。其一，由于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服务及非贸易价格上涨，“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减弱，汇率会逐渐趋近购买力平价比率。其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汇率允许偏离误差也越来越小；也就是说，P值会迅速减小。这样人民币汇率的相对低估程度就会更严重，也更难顶住升值的压力。除非中国的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否则人民币的升值是迟早的事。从长期看，人民币升值是一个趋势，无法避免，中国只有采取积极措施去接受这个挑战。

人民币币值虽然确实低估了，但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货币相比，低估的程度并不算太严重。笔者用上述模型对其它低收入国家的货币作回归分析，结果见表二。

从表二可以看出，比人民币低估程度还要大的例子并非罕见。印度的卢比汇率低估的程度就比人民币大。这就是为什么在表一的测算中人民币虽然被低估22.5%，但表现其离差统计信心程度的P值是0.286，这表明人民币的低估状况在世界上并非罕见。然而，人民币币值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比重比其他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要大得多。2004年中国已经是超过日本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达6%。因此人民币汇率低估对世界经济的冲击要比其他低收入国家要大得多。

由于中国对各国的出口持续快速地增长，特别是对欧美贸易的顺差急剧膨胀。以美国为例，中国和日本是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2005年前两个月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300亿美元，是同期美日贸易逆差的一倍。如此迅速膨胀的贸易逆差，使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舆论对人

民币汇率低估的抱怨越来越大。

二、人民币升值之利弊

经济理论可以证明，一个货币背离它的均衡值，其中一定包含着效率损失和机会成本。随着这几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及其机制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如果中国当局继续对调整汇率迟疑不决，非要等到难以承受之际再改变汇率，那就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陷入被动。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前两年可能还有些人看不清，但现在的事实已经使结论相当清晰了：

首先，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交换条件(termsoftrade)。在人民币低估的情况下，本来7元人民币就能换到1美元的商品，现在却要用8元，等于每出口1美元就倒贴1元人民币。这在金融资产的交易上表现得最明显。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进口成本，大大节省用在进口石油、木材、铁矿石上的支出。这有助于压制中国面临的通货膨胀。

其次，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有效地冷却过热的宏观经济。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上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仅2005年第一季度即达5百亿美元。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达6千5百亿美元，其增长的势头依然未减。中国金融当局不得不增发人民币来购买这些美元，结果货币发行量居高不下，处于失控状态。过量发行货币中的大部份热钱转向房地产业，先造成房地产泡沫，然后再拉动钢铁、煤炭、水泥、电力等房地产的上游行业产品的短缺和价格上涨。这是目前经济过热、房地产泡沫扩大的根源。虽然金融当局一年多来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贷款的措施，但由于未触动造成货币发行失控的根本原因，所以无法解决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

再次，由于人民币汇率低估，使中国外债的付息偿还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外债的偿还成本。

此外，人民币升值也有利于产业升级和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有利于产业向中西部贫困地区转移，有利于服务业与非贸易产业的发展。

中国政府之所以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迟疑不定，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担心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其二，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究竟应当采取何种方案犹豫不决。

中国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的最大担忧是，这可能引起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下降，导致失业增加，令目前已经十分严峻的城市就业状况雪上加霜。但是，在目前由于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困难下，这种担忧已经没有多少道理了。

首先，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它只会影响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这一部份还不到出口产品价格的30%。在这种情况下，若人民币升值10%，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只有3%。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很低，平均小时工资只有1美元，而美国是16.15美元[1]，所以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幅度有限，也不会影响与美国本国同类产品的竞争。此外，由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基础设施和配套供应远远领先于其他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所以，人民币升值也不至于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

其次，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输向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这些产品多为必需品和低价商品，其需求弹性很低，即便人民币适度升值，这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此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反驳理由,那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大大超过了升值可能增加失业而带来的机会成本。利差损失是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损失中比较突出的一项。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达6千多亿美元，若放任热钱流入，估计到2005年底可达8千亿美元，其中美元资产为5千到7千亿美元。2003年以前，美国金融资产的利息较低，假设利差为1%，每年中国在这方面承受的金融损失就至少是50亿美元或415亿元人民币。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中国就不再承担这笔机会成本损失。若用这笔钱支付失业者的失业保障，按中国目前登记的6百万失业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可得7千元，足可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从2003年6月开始美国的利率上升，到2005年4月美国政府的10年期债券利率从3.13%升到4.27%，已高于中国政府的债券利率，虽然原先倒挂的利差消失，但美国政府债券利率上升后，这些债券的市场价格相应下跌。由于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过多，中国国家银行因其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市价下跌而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从2003年6月到2005年4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千亿美元，如果粗略地把利率和外汇储备按线性变化计算，并假设外汇储备中其他债券的利率变化和上述10年期债券类似，那么在短短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又损失了120亿美元[2]。这是外汇储备过大造成的包袱。若人民币及时升值即可避免这些损失。

三、人民币升值的可选方案

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应该采取何种方案呢？有人主张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有人主张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有人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盯住”“一篮子”外币（可以公布或不公布该“篮子”的内容）的调节汇率制；也有人主张汇率一次性调整到位后再“盯住”美元。

就第一种意见而言，过去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主张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不过，中国目前脆弱的金融银行体系完全不能承受由此而造成的汇率动荡，现在已经基本上听不到主张实行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的这类意见了。

就第二种意见而言，假如人民币汇率扩大浮动区间，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如果人民币的浮动区间不够大，马上会引来许多热钱来炒人民币，结果人民币马上涨停，那么下一步中国应该如何应付？若进一步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将引起更多的买进预期，引诱更多的热钱来炒人民币，又造成下一轮的涨停，对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不会由于浮动区间的扩大而减少，反而可能变得更大，使局面更被动。而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放得足够大，这就和完全浮动体系没什么两样了。

上面提到的第三种意见是一个修补方案，即采取浮动汇率制，“盯住”（但不公布）“一篮子货币”，不过允许中心汇率在某些情况下升值或贬值。德意志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师马骏即作如此主张。可是这个方案和调节汇率制或“肮脏浮动(dirtyfloating)”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如果中国宣布实行这样的方案，而市场了解并预期在大量的压力下人民币会升值，立刻就会有大量热钱涌入中国，逼人民币升值，最后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人民币一再升值。

因此，笔者认[来

为，当前对中国经济来说比较好的选择是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后再“盯住”美元，不过不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里有4个细节必须注意：

第一，中国当局应当突然在某一天对人民币汇率宣布一次性调整，并且宣布调整后在一定的阶段里汇率就不再动了，下次调整要等到某个不确定的将来。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市场投机者预测汇率的未来动向，从而降低事先和事后炒作人民币的预期。

第二，为了配合稳定新的汇率水平，要控制货币发行，目前不宜开放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

第三，一次性调整汇率后人民币的汇率还是应该“盯住”美元，这是目前的最佳选择。中国的外汇顺差主要来自美国，2004年中国对美国直接间接的贸易顺差达1千6百亿美元，是中国全球贸易顺差的5倍。由于中国的出口贸易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中国的对美出口。更重要的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基本上还是用美元结算，如果“盯住”其它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指数，会使人民币对美元浮动，结果交易结算变得复杂，将大大增加国际交易成本。对中国大多数出口商来说，要放弃固定于美元的结算办法而改换其他的结算方法，还有一个费时费钱费力的转换过程，并且必然增加他们买期保值以及其他的交易成本，不利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不过，随着美国财政赤字失控，美元走势看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和通用交易单位的地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大大削弱。所以中国也应该准备在再下一轮调整汇率时考虑放弃美元而“盯住”“一篮子”主要货币。

第四，选择一次性调整汇率需要高超的技巧。按照笔者的计算，人民币币值低估了22.5%，升值的幅度应该小于这个数值，留有余地。因为任何估计数都会有误差，谁也无法精确地知道什么幅度是真正的“一次到位”。笔者的计算结果中代表方差的P值达0.286，就说明误差可能不小。此外还必须给可能发生的近期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留有余地。再有，为了减少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带来的冲击，每次调整汇率时幅度不能太大，一般来说，调整5%到7%是可以接受的选择。

或许有人会批评这个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认为调整的幅度不到位，就不能排除“再调整─再盯住”的可能，这仍然会造成国际投机热钱的涌入。必须承认，笔者主张的这个方案不可能完全杜绝外汇投机，但这个方案表明，政府至少在近期内将守住调整后的汇率，因此可以将外汇投机减少到最小程度，与浮动汇率和调节汇率等主张相比，效果要好得多。由于人民币汇率体制在名义上一直不是固定汇率，而是“有管理的调整”汇率，所以实行一次性调整汇率的方案时，政府不需要特别公布对现行汇率体制的变更。

还可能有人会批评说，如果人民币再次“盯住”美元，中国就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其实，只要中国继续控制资本项目的自由流通，这种担忧也是多余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项目自由流通这三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通常只能取其二。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在这三项目标中如果不得不舍弃一项，那么最可能舍弃的就是资本项目自由流通。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事实上是固定的，但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跟着美国走，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资本项目没有开放。

任何货币汇率的固定（或“盯住”）都是相对的。汇率如果经常浮动变化会使交易兑换成本增加，不利于贸易、投资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对经济发展会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放弃了它们各自独立的货币政策而采用统一的欧元。2004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汇率若不稳定将对中国的外贸造成巨大的额外交易成本。但是汇率被长期低估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解决这个难题的最佳方案是：调整─盯住─再调整─再盯住。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方案，也是相对最佳的方案。

人民币汇率向均衡值调整，是一件早就该做的事。本来2005年1月是调整的最佳时刻，因为那时恰逢美国的节日之后、中国的春节之前，新年伊始，便于汇率调整后的过渡。可惜中国当局并未抓住这个时机。

人民币论文篇3

一个靠借款完成学业的人，一个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人，一个被誉为经济预言家的人，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奠定欧元理论基础而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登上《百家讲坛》，回顾了他在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探讨。蒙代尔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在本讲中，蒙代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历程。

他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而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讲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在那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奖学金的大学去，于是他建议我去康乃尔大学，第二位是系里的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把个，第三位教授是个微观经济学家，告诉我，说你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

蒙代尔教授还对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并没有可比性；对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他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全文）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长话短说，通过之后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的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个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五千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选择麻省理工大学，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保罗塞缪森,罗伯特索罗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的列举五个方面。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了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的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八十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位于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弥补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那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一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三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一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一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五百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遇难，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我认为，这样一来，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利支持的人们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当时一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一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一澳元，从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人民币论文篇4

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公式Sr=S0P1/P2

其中，Sr为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S0为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指数，P1美国价格水平指数，P2为中国价格水平指数。（基期指数都设定为100）

（二）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三）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上述计算

人民币论文篇5

关键词：人民币中元法理新论

人民币源于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第三次政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并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1948年12月1日，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同时开始发行统一的人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人民币的符号为“￥”，取人民币单位“圆”字汉语拼音“Yuan”的第一个字母Y加两画而成，读音同“圆”。“人民币”发行后，其名称还是沿用了传统的叫法。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前，华北、西北和华东三大解放区的冀南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各自发行的货币虽都自成体系，但有个共同的特点：纸币上只有区行的名称和面额（元），而没有独立的货币名称，一般都称为区币。具体则称为冀南银行币、北海银行币……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仍沿用这种称谓，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仍称中国人民银行币，简称“人民币”。人民币的名称虽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相吻合，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币名称的缺陷在今天却逐渐的暴露了出来。

人民币名称的缺陷

（一）过于浓厚的阶级色彩

无庸讳言，人民币名称的来历和一切政治挂帅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虽然人民币的名称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之所以把解放区的货币命名为“人民币”也在于与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相区别，但是“太平天国”的色彩则更加明显—“人民”是指当家作主的人民。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人民”（或守法的公民）在使用货币，“敌人”（譬如各种犯罪团伙）每时每刻也在大量使用，加上“人民”两个字，显然并不合适。

（二）不利于商务活动的推展

货币是商品流通的媒介。一国或一地区的货币不仅应该能够促进本国或本地区商务活动的推展，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还应该促进跨地区、跨国或国际易的顺利进行。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尤其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对外贸易日趋繁荣。但是，人民币名称的不规范性已多少影响了的商业往来，也影响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三）欠缺中国识别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其货币实现自由兑换并且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所以，中国的货币名称必须具备明确的国别辨识性能。但是，由于人民币名称的不规范，单独从人民币的汉语拼音，既难以直接判别出是中国货币—“人民”当然应该包括世界人民，也无法确切弄清楚它究竟是货币名称还是货币单位。

（四）不符合国际惯例

从世界各国的情形来看，它们的货币名称基本上都是由国家名称和该国的货币单位名称两个部分组成，例如美元、日元、加元、新加坡元等等。但是，中国的货币名称却叫“人民币”，不符合国际惯例。

对货币的法律定性

一般而言，货币与经济不可分离。但同样重要的是，货币也是法律世界里不可或缺的要素。货币的发行、流通、回收都离不开法律，法律对货币也有明确的规定—货币只能充当法律关系的客体。人生活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法律关系是由法律所确认和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法律关系虽然错综复杂，但其一般构成要素有三：即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关系客体和法律关系内容。法律关系主体是指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的自然人或法人；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法律关系内容是指存在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当然，在法律世界里，货币也只能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换句话说，从法律的视角看，人民币即货币首先是一种物，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其次，货币是人们能直接用以交换或支付的特殊的物。详言之，法律视角的货币应该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一）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物

首先，货币是由法律规定或承认的。某种物能充当货币，须由法律规定或承认，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同，货币的形态也不同。我国现行法定货币就是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其次，货币是特殊的种类物，在交易上可以互相替代，该特征使得对货币的所有权和占有权是合一的。正因为如此，借用一定的货币，就形成消费借贷合同，保管一定的货币，就形成消费寄托合同，借用人和保管人均取得货币的所有权。再次，货币是典型的消费物。所谓消费物，是指仅能供权利人一次使用的物，日常生活中的米、油等是其适例。货币贵乎流通，以时时易主为其常态。因而货币一经其所有人使用，即转入他人之手。货币作为典型的消费物，在使用时并不丧失形态，而只是改变了所有权人，而其他的消费物，如米、油、盐，在使用时则将其消耗。因此，货币作为消费物，是指所有人在使用时就丧失了对该货币的支配权，而不是货币本身的消失，体现了“贵乎流通”的作用。最后，因为对货币的占有即为所有，所以作为货币的物的所有权的转让，是事实行为，以转移占有为满足条件，无需主体有行为能力，也不问其原因。同样因为对货币进行占有就是所有，所以对货币不发生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的情形，因此不适用关于时效取得的规定。

（二）货币是一种象征财富的物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是固定的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特殊商品，已经历了实物货币、金属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和电子货币五种形式。目前，各国普遍使用的是代用货币和信用货币；电子货币作为新兴的货币形式，正在迅速发展和普及，将会很快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货币形式。代用货币即纸币又称钞票，是政府发行并依靠信誉和国家权力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纸币的发行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可兑换的银行券发行阶段（17世纪初到20世纪初）和不兑现的纸币本位阶段（20世纪30年代后）。在可兑换的银行券发行阶段，各银行均有发行保证，即信用保证和黄金保证。同理，在不兑现的纸币发行阶段，各国也采取了相应的制度—银行券发行限制制度—以保证纸币的信用。如瑞士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须有40%的黄金储备，且这些黄金必须存放国外而不能由中央银行自己保存，其余60%可用国家债券和商业票据作担保，充当发行准备金。但是在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黄金不再是确定货币币值与两国汇率的标准，其特点为：不兑现的纸币一般是中央银行发行的本位币，由国家法律赋予无限清偿的能力；纸币不规定含金量，不能兑换黄金；货币的发行只能视本国的需要而定；现实经济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国家对通货的管理成为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交换媒介，是我们实际上借以买卖一切的媒介。古往今来许多东西充当过货币，但是当今主要是纸币和银行货币，即没有内在价值的币种的时代。显然，作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货币，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一种商品，不是因为货币自身而是因为它将能买到东西而为人所需要”，货币仅仅是一种象征财富的物，但其自身并无价值。

（三）货币是一种媒介交易物

货币是媒介交易的一种金融工具。货币产生于商品交换的需要，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作用是为商品交换提供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正因为如此，早期的货币采取了商品的形态，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马克思的名言“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很好的说明了货币的发展及其本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交换媒介或支付手段作用的货币分别采取了代用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的形态。当然，在法律世界里，货币不仅仅是一种媒介交易物，它更是一种能直接用以交换或支付的物。虽然票据也能用来作为支付和结算工具或手段，但它是利用票据上所记载的权利来清偿债务，而不是“直接”地利用对票据的物质的所有权来交换和支付。与票据不同，货币持有人对货币仅存在一种所有权，货币是能直接用以交换或支付的物。正因为如此，对货币的所有权与对货币的占有同时存在，丧失了货币或对货币的占有就不能再向其他任何人主张权利。

（四）货币是一种调控经济物

货币还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货币调控经济往往体现在中央银行的调控活动中。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国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以调节宏观经济、实现国民经济快速、稳定、持续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了实现此货币政策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六种货币政策工具，其中最重要的有存款准备金制度。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商业银行按照中央银行规定的比例，将其吸收存款总额的一定比例款额（即一定数量的货币）缴存中央银行指定的账户的制度。缴存中央银行指定账户的款额，叫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与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总额的比例叫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是：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从而达到紧缩或放松货币供应量的目标。我国现在的存款准备金率为6%。如果这个比例提高，存入中央银行账户上的款额就增加，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反之，该比例降低时，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就会增加。对存款准备金率不足6%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对其不足部分按一定的利率处以罚息。

人民币改称中元的法理分析

所谓法理是指形成某一国家或其中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与学理。根据人民币名称的缺陷及对货币的法律定性，本文认为将人民币改称“中元”是有其充分的根据和理由的，它完全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与学理。

由“货币是一种特殊物”来看。首先，货币是由法律规定或承认的，并非天然的东西。而“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同作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即“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宏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化。”显然，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对人民币的名称做出新的法律规定，不仅符合法理，更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理性的选择。其次，货币作为一种能直接用以交换或支付的特殊的物，中国法定的货币名称为“人民币”，显然具有过于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应该将其更名为更能反映货币本质的中性的名称“中元”。最后，由于汉语拼音“Yuan”的国际认可度远低于“元”的通用名称“Dollar”—Dollar并非指美元，美元是U.S.Dollar，简称为U.S.＄—所以，“中元”的英文翻译应该是“ChineseDollar”而非“ChineseYuan”，简写为CN＄。

由“货币是一种象征财富的物”来看。已如前文所述，货币已经发展到了没有内在价值的币种的时代，货币也已成为一种“象征”财富的物。所以，货币的名称不应该具有阶级色彩，相反应该拥有本国文化的印记—因为，货币虽然有世界货币的职能，但货币首先代表的是本国或本地区的财富和文化。而“中元”恰好能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绵延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所谓“中元”即“中国元”，是由国名“中国”和货币单位“元”组成的。“中国”一词最早见于周代文献，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虽然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一名在我国已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意蕴。中国的货币也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圆作为钱币的名称最晚在周朝就已形成。明代万历年间，墨西哥银圆（以$作为记号—$并非一开始就代表美元，其实它是银圆的符号）流入中国以后，因其重量、成色基本固定（每圆重库平银7钱2分），便使圆逐渐向货币单位发展。光绪22年（公元1896年），北洋机器局首先在我国铸造了以圆为单位的银圆（重库平银7钱2分），打破了我国传统的秤量货币单位。到宣统2年（公元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圆为货币单位，为了书写方便，后来人们就借用同音字“元”代替了“圆”。相反，“人民币”作为货币名称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显然，“中元”作为货币名称更能反映中国文化的背景。

由“货币是一种媒介交易物”来看。货币作为市场经济社会商品的流通媒介，理所当然由交换的主体即人所使用，加上“人民”两个字，并没有太大的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金融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随着人民币在周边邻近国家和地区流出量的逐年增加，中国的本位货币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货币实现自由兑换并且逐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是发展的趋势。所以，中国货币也应具备明确的国别辨识性能。然而，单独从人民币的汉语拼音，既难以直接判别出是中国货币，也无法确切弄清楚它究竟是货币名称还是货币单位。而如果在“人民币”前面冠以国别“中国”，再加上货币单位“元”，成为“中国人民币元”，则不仅显得冗长和累赘，而且容易造成混乱。将人民币改名“中元”（ChineseDollar，简写为CN＄），不仅可以提高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同度，而且将使其名称趋于规范化，与国际货币简写标识（CNY）接轨，利于中国货币朝着国际硬通货的方向发展。最后，将人民币改名“中元”，也是为中国货币实现全球通行、成为世界通行货币而作准备。中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铸币税收入”。像美国仅需印刷美元，就可以直接购买其他国家的货物和服务，而纸币的印刷却几乎是没有成本的，因此，美国从其他国家获得的额外收入，已经占到美国GDP的0.1%～0.5%，接近270亿美元。可以肯定的说，人民币改名“中元”后，我国的资本输出将进一步扩大，拉动实体经济更快发展。

由“货币是一种调控经济物”来看。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工具，货币应该具有“国家性”和的意义。对中国政府来说，发行具有国家名称的货币，本身是一种公权力的象征，可以明确表明其对中国领土的有效管理。目前，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发行的货币称为港币、澳元和新台币。将大陆货币定名为“中元”，将使其在名称上与港币、澳元和新台币既有区别，又更为协调。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货币均是以地区名称命名，所以，“中元”这一货币名称更能反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政府，港币和澳元是中国政府授权发行的特别行政区货币，与“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相吻合。在今后一国多币的情形下，大陆地区货币使用“中元”的名称，不仅有助于更加密切的贸易往来和更加和谐的发展，并且有助于表明大陆货币的主体地位。对人民来说，货币是日常生活中最经常和大量接触的东西，以中国为名称的货币经由广泛的流通使用，可以极大地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在人民生活日益商业化的情形下，中国政府迫切需要各族人民对国家有着强烈的认同，来凝聚全民的智慧和创造力，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完成新世纪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任务。

总之，人民币改称中元不仅必要而且时机已经成熟。也许有人会担心，将人民币改称中元是否会影响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笔者认为大可不必担心。此前，我国政府已经将“中国人民邮政”改为“中国邮政”。事实说明，“中国邮政”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更符合国际潮流，而且也没有影响人民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冯都.第一批人民币是怎样诞生的[J].福建党史月刊，1994

2.刘颖.货币发展形态的法律分析—兼论电子货币对法律制度的影响[J].中国法学，2002

人民币论文篇6

综合已有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从理论上可分为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汇率作为一种相对价格，其变动会通过对价格的影响改变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及资本的相对存量，促使要素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间重新配置，最终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汇率对价格不完全传递效应贯穿始终。价格穿越路径通过两个阶段性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在价格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前提下，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生产者价格、消费者价格的影响通过商品流通链不断减弱，而且存在一定的时滞。不同产业部门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进而促进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改变。例如，汇率的改变直接引起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变化，在贸易部门生产率明显高于非贸易部门时，根据巴拉萨和萨缪尔森1964年提出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使实际汇率升值导致非贸易品价格上升，投资于贸易部门仍存在更高的利润空间，更多资源流向贸易部门，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对外贸易路径是指汇率变动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变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转变。根据弹性分析法可知，汇率变动改变了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影响国内外商品的需求量，对外贸易状况发生改变。对外贸易的增长，一方面会直接影响贸易部门的产出及利润，促进生产要素及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另一方面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进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汇率变动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的国际投资路径也分两阶段发挥作用。汇率水平的变动会产生财富效应即本国财富存量相对于国外发生价值变化，汇率波动性的变动则会改变国际投资的风险和投资者的预期，促进资产的国际转移，影响国际投资的收益。在国际投资的直接和间接投资两种形式中，直接投资尤其受到关注。直接投资可直接增加资本要素的供给，促进就业，其技术外溢效应能有效提升一国的生产技术及经营管理水平，有助于相关产业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

2.模型设定

钱纳里、赛尔昆(1975)认为发展过程受到经济结构、政策等多种因素的非线性影响，通过将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独立出来，提出了经典的半对数模型:其中X代表以比重形式表示的经济结构;y代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N是以百万为单位的人口数;F作为国内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净资源流入，用进口减去商品和非要素劳务的出口来表示;T是时间虚拟变量。钱纳里同时指出，完整模型适用于跨国横截面型的平均时间序列分析，但任何一国的有限差异范围则要求简化公式。此时，为区分不同规模经济体而加入的人口(N)变量会导致序列相关，因此略去N。由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汇率通过价格穿越路径、对外贸易路径、国际投资路径三种方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产业结构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根据钱纳里—赛尔昆模型的构建思路，本文加入对产业结构有重要影响的汇率因素。又由于汇率对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即对决定F的进口、出口、储蓄、投资均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汇率对产业结构影响的三条路径中包含了F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更为全面，所以去掉F。相较于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结构的描述更为精确，同时在去掉人口(N)之后仍考虑经济规模的影响。从我国实际考虑，采用2005年7月汇率改革作为虚拟变量比单纯的时间段虚拟变量更为合适，而交互项更能突出该政策的效果。其中，X表示各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Y表示国内生产总值，E表示汇率，DUME为2005年汇率改革的虚拟变量和汇率的乘积交互项。

3.实证分析

1985年后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比重呈现“二三一”的格局。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起基本上呈不断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到10.01%。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45%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2个百分点，达到了46.0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格局，如图1所示。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第一产业中，农业所占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维持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有所上升。第二产业中，工业所占比重仍处于较高水平，工业结构正在逐步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核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中，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等生产业发展迅速，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从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增加。但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失衡，尤其是服务业发展不足。农业、工业、服务业在技术水平、产业附加值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发展“短板”，产业竞争力不强。由图1可看出，产业结构在2005年左右发生变化，这可能与汇率政策的调整有关，下面将进行实证研究。

3.1数据说明

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选用1994年后的数据。由于数据可得性，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从1994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二季度。汇率采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为名义标价法下月度平均汇率，处理为基期2010=1。对于产业结构的衡量，分别选用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分别记为FI、SI、TI)均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源数据进行如下初步处理:将名义有效汇率用Hodrick-Prescott滤波处理后转换频率为季度数据，记为NEER;对国内生产总值Y取对数，记为LY，相应平方值记为LY^2;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由FI/Y、SI/Y、TI/Y得到，分别记为FIY、SIY、TIY。各变量均经过X12季节调整。DUME为DUM和NEER的乘积，记为DUMNEER。其中DUMt=0(t≤2005Q2)，DUMt=1(t≥2005Q3)。本文计量处理采用Eviews6.0完成。

3.2模型检验

3.2.1平稳性检验对FIY、SIY、TIY、LY、LY^2、NEER、DUMNEER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表1结果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下，各变量都是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均转化为平稳序列，即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3.2.2协整检验本部分检验的三个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3)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4)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ut(5)采用Johansen(1988)、Juselius(1990)提出的JJ检验对变量进行多重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模型(3)、模型(4)、模型(5)均存在不止两个协整关系。由于下文将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所以不具体列出以上各模型的正规化协整关系。

3.2.3最小二乘回归由于四个模型均协整，故可根据模型建立方程检验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得到:FIY=0.221071－0.0843360LY+0.0157776LY2－0.006917NEER－0.004880DUMNEER(13.07512)(－11.65283)(7.551553)(－0.302943)(－0.807726)R2=0.932351AdjustedR2=0.928837Durbin-Watsonstat=0.529718(6)SIY=0.580208+0.022826LY－0.007004LY2－0.143944NEER+0.013745DUMNEER(49.35980)(4.536475)(－4.821617)(－9.067418)(3.272139)R2=0.753342AdjustedR2=0.740528Durbin-Watsonstat=0.977726(7)TIY=0.190379+0.062486LY－0.009492LY2+0.159894NEER－0.007932DUMNEER(8.920731)(6.840224)(－3.599335)(5.547696)(－1.040001)R2=0.923054AdjustedR2=0.919057Durbin-Watsonstat=0.240892(8)三个方程的D.W.值均表示模型残差存在严重的自相关性，下面通过广义差分法解决这一问题。

3.2.4广义差分法估计分别将方程(6)、(7)、(8)的残差序列分别命名为res01、res02、res03，判断其滞后期。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三个模型残差项自回归的滞后阶数均为1。对各残差序列分别自回归，得到res01=0.677438res01(－1)，res02=0.510785res02(－1)，res03=0.824656res03(－1)。模型中存在LY^2的平方项，一般的差分方法不适用。方程(6)、(7)、(8)的估计结果为无偏估计，且关注点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即斜率上，所以本文借鉴肖芳芳(2011)的方法，引入残差滞后项，建立新的差分模型如下:F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677438ut－1+vt(9)S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510785ut－1+vt(10)TIYt=α+β1LYt+β2(LY)2t+β3NEERt+β4DUMNEERt+0.824656ut－1+vt(11)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估计结果中D.W.值显示三个模型的自相关性基本消除，而且各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提高，与样本观测值拟合的程度较好。对于LY和其平方项LY^2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首先，对数的二次项可以很好拟合发展过程的渐进水平，且保留平方项可以检验总量构成的变化中存在非线性。其次，放弃平方项会导致对方程的错误解释，这是多重共线性的最大危险。同时，从上述估计结果可以看出，LY和LY^2都是显著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者的综合结果，可以预计这种共线性未来还将存在，对预测不构成严重问题。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汇率NEER及其与汇率改革的交互项DUMNEER对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影响均不明显。2005年汇率改革前，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5127%，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91706%。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可根据NEER和DUMNEER的系数之和反映出来，表4结果表明，汇率改革后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均略有降低，汇率每升值1%，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减少0.138714%(－0.138714=－0.151270+0.012556)，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加0.185604%(0.185604=0.191706－0.006102)。汇率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第二产业，汇率改革对第二产业影响更明显。LY及其平方项对第一产业影响明显，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减少0.000378个百分点①(－0.08828+2×0.017492×1.443856)，这符合我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经济发展逐渐降低的现实。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增加1%，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增加0.0000395个百分点小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的增加(0.0003192个百分点)。

4.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4.1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非线性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我国1994—2014年的相关季度数据依次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最小二乘估计、广义差分法估计，得出如下结论:

4.1.1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对第一产业影响不明显同时，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第二产业的发展，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第一产业相较于第二、三产业的经济外向性较弱，对汇率变化的敏感度低，且我国第一产业尤其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在资源配置中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会增加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较弱，定价能力低，出口企业自身会通过降低商品价格来维持市场占有率，从而导致在平均利润较低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利润，这不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币购买力的上升也会通过影响国内市场对国内外商品的相对需求，进而削弱出口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所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第二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中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崛起，并且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逐渐增大，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升高有利于这些企业利润的增加，从而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4.1.2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第三产业的影响程度大于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是本文与之前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之前的大多数研究中，由于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对第三产业出于各种考虑存在多种管制，对外贸易中第二产业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的上升对第二产业的影响要大于第三产业。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在我国逐步放松对第三产业相关管制等情况下，第三产业得到较好发展，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增大，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人民币升值会吸引国际投资的流入，增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淘汰一部分生产率低下的产业部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及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使得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在这一前提下，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在一定范围内的上升将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1.32005年汇率制度的改革降低了汇率变动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汇率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市场的成熟，有利于交易主体的自主定价和汇率风险管理，减小了汇率变动的冲击，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随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降低，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增长快于第二产业。这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产业结构逐渐优化。基于我国目前第二产业内部发展并不均衡，国际竞争力较低，同时第二产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而且出于经济安全稳定的考虑，人民币的升值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才能保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2相关政策建议

人民币论文篇7

国际上关于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议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后，随着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坚定立场而逐渐淡去，但是可以看到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依然存在。2003年11月，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对中国所出口的服装、纺织品、彩电实施配额控制和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限制措施，这是美国政府看到人民币升值无望后采用的非汇率手段打击中国的出口，来解决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同时在国内也有升值的压力，中国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和巨额资本流入使我们的外汇储备突破了4000亿美元。但是，人民币汇率目前必须保持稳定，国内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国外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将导致疯狂的投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将是灾难性的。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蒙代尔教授更是深刻的指出：人民币升值将带来弊端，加重通货紧缩，经济增速下降，造成就业率下降，形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外商直接投资下降，货币政策失控等等，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因此，目前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明智之举。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从实务对策的角度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化解之道，积极为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也要未雨绸缪，在理论上分析在人民币升值的状态下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探讨如何削减人民币升值给贸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毕竟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综合国力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必然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只是我们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

一、本币汇率升值的经济学分析

汇率，又称汇价，表示的是一个国家货币折算成另一个国家货币的比价。它表示的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互换关系。汇率的标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标价法，用一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来表示的汇率；另一种方法是间接标价法，它用一单位的本国货币作标准，折算为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来表示。无论哪种标价方法，本币的对外升值都是对于以前而言，现在能用较少的本币兑换较多的外币，从而影响着两国商品的价格对比关系。一般说来，本币汇率升高，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反之，则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因为在本币汇率高的情况下，进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支付本币；出口同样的商品，要少收入本币，这有利于进口商，不利于出口商。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本币汇率高，相对于外币而言意味着，本币标示的土地、房屋、劳动力价格、设备等等价格就高，因而投资在东道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财务成本、劳动力成本都会上升，在同样的收入前提下，收益就少，就不利于吸引外资。同样，本币的汇率的上升也就是外国货币的贬值，在外国的投资成本随之下降，使向国外投资变得更经济，促进本国国内的资本转向国外投资，而投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前提，投资的减少也就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提升市场化程度和现代化程度，但本币的升值为外资的进入设置了羁绊。这样，汇率的高低就归结到一点，能否更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赢得更多的国民产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争取有利的汇率条件。因而说汇率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本币汇率的高低，关系着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即商品和劳务的进出口；关系资本流动，不仅对直接投资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汇率的变动能诱发大批短期资本进行套利活动，冲击正常的经济生活。在本币升值的状况下，对本国的贸易和资本流入产生很大的冲击，1985年日本迫于西方主要国家的压力，签订了《广场协定》，使日元的汇价飙升了三倍，结果贸易形势发生急转，大批资本为压缩成本也跨出国门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固然攫取了可观的投资利润，但也影响了国内的就业水平和发展后劲，埋下了后期经济发展的隐患，可以这样说，日元升值是日本近年来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的根源所在。因此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和办法对进口商进行限制，对出口商进行补偿，限制或补偿的办法有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

二、政府行为对本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政府为了削弱汇率变动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主要有关税、出口退税、配额等。关税和出口退税是政府运用税收的办法调整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课税，向外国物品征收，提高了国外商品的销售价格，减少了国内消费者对它的需求，所以提高关税是对进口商的限制。出口退税补贴是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税金返还，是对出口商的一种补偿，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相当于本币贬值，这是用国内的货币补贴国外消费者，用来对冲本币名义上对外升值而形成的对出口的冲击。这表明：本币汇率变动(升值)，对出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出口退税补偿，对进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抵消。进一步说，本币升值的效应能够通过提高有效出口退税率来抵消，也能够通过提高关税抵消。但是采取关税或补贴两种手段各有其特点，效应是不同的。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刺激国内产出，补贴要优于关税，因为关税加大了进口消费成本，却无助于对国内贸易部门的产出。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减少进口或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那么关税的代价最小，而补贴较为不利，原因在于关税能同时起到进口消费品和增加国内生产的双重作用，这比补贴仅能增加国内外向型产出的单一作用更为有效。简单地说，可以认为关税是一种“内向型”政策，即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而补贴是一种“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产的发展。另外，两者作用的后果也不一致，关税限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国外生产者亦支付了更高的进入成本，约束了国际间比较成本优势的发挥，对整个社会而言，只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普遍提高关税这个效果是应当防止的。而且，一国关税的提高，往往会遭致贸易伙伴国报复性关税反击，造成“双输”的局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通常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依赖性强，进口弹性差，提高关税只会加重国内消费的负担，自身的福利损失更大些。出口退税补贴的实施要有政府财力做为保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补贴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对外贸易企业不能得到及时的货币补偿，引起企业支付能力和周转能力下降，陷入生产危机。另外，出口退税补贴的多少，即出口退税率的确定，还要考虑外汇紧缺程度，如果外汇短缺、储备不足时，提高出口退税率，能够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增加创汇；反之，就有条件订得低些。

以上两种措施是政府在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施加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配额在进口商品数量上直接控制，来抵消由于本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成本低，进口商品有条件降价而形成的对国内生产厂商的冲击。配额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弹性较差，进口配额上升会受到贸易国伙伴的欢迎，但下降就会招致强烈的抗议，因为配额的数量是透明的，贸易伙伴按照原本配额设定产品数量组织生产进行供给，配额减少后，进口数量遭到强制压缩，无疑会使其生产能力闲置，形成投资浪费、加大失业。所以，配额增加容易减少难。

综上所述，政府在对本币升值进行政策抵消时就可以综合考虑三个因素，即关税调整、出口退税率和配额。假设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我们能否还用这几种措施进行抵消呢?首先，从关税上讲，加入WTO后，我国郑重承诺大幅降低整体关税水平，再次提升关税水平势必影响大国的诚信和形象，配额也是如此，只能是一个逐步扩大、放松，乃至取消的趋势。从出口退税上来讲，出口退税率调整确实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直接，中国出口企业对税收成本的增减非常敏感。1999年在东南亚国家货币相继贬值的浪潮中，我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事实上是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外贸部门的出口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于是将出口退税率平均由6%提高到15%，政策效果显著，当年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到2002年底增加到325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6%。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上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增加4.9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对本币升值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扩张的财政政策已形成巨额赤字，财政状况比较薄弱，出口退税的拖欠问题越来越严重。前不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左右。毫无疑问，动用出口退税政策来冲销本币升值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况且近几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由短缺变为盈余，迫切需要外汇的压力变小，政府不愿在出口退税上再做文章。

三、市场自我调节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市场运行机制的自我调整是指在本币升值后，影响了出口商的经营行为，进而改变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带来物价的全方位下跌，进而又为出口改善了贸易条件，市场自身的力量使本币升值后尽可能回落。这一机理作用过程如下：本币的汇率升值，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使得进口价格降低，出口价格上升。出口价格上升，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很快丧失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进口商品价格下跌，排斥了本国商品供给，使得本国商品生产萎缩，丧失出口能力，使进出口失衡，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往往是传统的日用品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低，他们之间的产品出口替代性强，因而其出口贸易不仅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歧视性定价，还面临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一旦本币汇率升值，价格优势丢失，原来拥有的国际市场会迅速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占领。本国贸易部门生产出的庞大产品规模只得转销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商品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日用品市场价格水平的下跌。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带来国内产品价格下跌，这和本币对外升值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共同形成了物价水平整体下降，是同样的效应，即意味着本币对内升值。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科学技术不很发达，使得国内产业在适应新的出口形势而进行结构调整时显得更为漫长，物价往往持续地滑坡，低迷不振，把经济拖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因此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本币升值一步到位不再调整，可以说本币的对外升值也会通过市场自身的机制诱发货币对内升值。按照前面的假设，名义汇率不再调整，货币对内升值，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意味着实际汇率下跌，因而可以抵消名义汇率在前期上升的部分幅度。前文已经论述过，对内升值可以起到减缓进口商品涌入的速度，为出口商压缩生产成本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其实质是市场通过自身的力量影响货币价值而进行的自我恢复性调节。这种市场性的调节会带来市场机制的通病：作用链条长，时间缓慢、形成资源的浪费。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自我的调节机制对货币对内价值的作用，使之尽量为国民经济发展施加正面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一时间大量商品出口受阻，积压严重，只有拿到国内市场上出售，致使供过于求，物价下跌。而货币当局没有预测到这种现象，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紧缩的程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只有依靠后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去刺激经济增长。应当说，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会产生负面作用。

四、本币对内价值变动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运用货币政策使货币价值变动，即使其对内贬值或升值，对冲本币对外的升值或贬值。比如，在国内市场上，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是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后果一般说来，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趋势多卖钱，出口商却因为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而加大生产成本，以本币计算的出口换汇收益就要下降，减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数量减少。所以，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条件下，本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对出口商会产生双重利空，但对进口商而言，却是双重利好，这样会迅速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导致贸易失衡，所以应该采用货币对内升值的办法来抵冲对外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这样，出口商便能以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以低的价格出口，改善本币升值的不利局面。但是，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本币的对内升值，即通货紧缩，会造成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是货币当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货币政策操作便是以牺牲国内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证贸易部门的利益，对此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实际进行利弊权衡、政策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在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外贸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则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外贸部门的利益，阻止贸易状况因本币升值而过度恶化，通过贸易部门平稳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反之，如果外贸依存度不高，国内经济运行对通货紧缩反应强烈，则货币政策要侧重考虑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宜使货币对内升值，要暂时牺牲外贸部门的利益来保证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五、利率调整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人民币论文篇8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人民币论文篇9

货币是国家经济主权的体现，因此相当多国家发行本国货币并要求在本国境内的经济交易使用本币支付，外国货币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在本国才具有购买力。例外的是，实行美元化或欧元化等的国家，本国不再发行货币，允许美元或欧元在该国境内使用。另外，也有一些中小国家，允许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国货币。当人民币发挥诸如美元、欧元的作用，被其它国家广泛接受并用于跨国交易的支付结算以及官方储备时，人民币才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现钞、非现钞形式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金融产品在境外流通并被非居民持有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表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即人民币从境内持有使用到被非居民持有使用的过程，因此，不同时期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存在差异。通常，将人民币国际化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国际投资和国际借贷中使用人民币以及人民币纳入其它国家官方储备范围。当人民币完成这三个层次的国际化后，人民币即成为国际货币。根据货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货币国际化一般是从本国货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开始，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际借贷和国际投资等跨境交易使用本国货币，货币国际化的高级阶段是被其它国家普遍用于官方储备，这几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对有关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出如下观点：

一、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人民币自由兑换为前提

1.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可兑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是适用范围和状态不同。货币可兑换是指在外汇市场上，可以自由地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其它国家货币，或者反向操作。根据国际间经济交易的限制划分，货币可兑换可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货币国际化是指该国货币可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在外国之间或者本国与外国之间相互购买和支付，即本国可用本币向第二国支付，第二国可用此货币向第三国购买商品，第三国可用该货币向第四国投资：本国货币为非居民广泛接受。目前世界上许多种货币都实现了可兑换，但只有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少数几种货币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国际化。

二是实现的过程不同。货币可兑换取决于货币发行国政府决策，属于政策供给决定的，政府可决定该国货币随时可兑换，而国际化则取决于货币之间的竞争，并非政府政策就可以决定，为需求导向。

理论上两者并不互为前提，但是持有一种不可兑换的货币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增加持有者的潜在成本。一国货币的国际化高级阶段必然要求该国货币可兑换，但未完全可兑换并不妨碍该国货币的部分国际化，这两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货币可兑换为货币国际化提供了便利条件，而货币国际化是可兑换的肯定和发展。

2.人民币可兑换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充分条件。

如前所述，人民币可兑换取决于政府的政策和判断，即根据人民币可兑换后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决定是否实现可兑换，而人民币国际化虽然也需要政府推动，但能够国际化还是取决于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人民币可兑换并不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前提，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后必然对可兑换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如国际化后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

3.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取决于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目前履行国际货币职能的均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在货币之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货币不可兑换意味着持有这种货币面临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增加持有这种货币的成本，进而削弱非居民持有人民币的愿望。如果人民币更广泛地实现自由兑换，居民可以用人民币进行跨境投资、跨境借贷，非居民持有的人民币可以投资境内金融市场，这将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完全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条件，但是，在人民币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也可以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借贷等方面发挥一定程度的计价结算功能。当然，人民币广泛用于储备货币及国际经济交易的结算还是要求人民币自由兑换。

4.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可兑换的关系。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能完全可自由兑换，也就不可能完全国际化。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买到美元，但并不能在世界各地买到港元，如在中东地区根本买不到港元。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新加坡很早已实现了新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时间内新加坡对新元的国际化采取的是不鼓励政策。

二、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分析

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的现状，不难发现现行的人民币边贸结算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安排，与主流国际贸易结算相去甚远。主要表现在：一是现行的边贸结算大多以人民币现钞方式进行，而没有采用采取银行汇款及信用证、托收方式等非现金方式。二是采用了两国央行代表双边政府签约方式以及商业银行对开账户方式来确定人民币的结算地位，类似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部分东欧国家间开展的记账贸易模式，而未纳入银行主流结算渠道。因此，人民币用于边贸结算虽然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但其本身与人民币国际化还存在很大距离。

三、人民币国际化的步骤

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与国际借贷、国际投资可以同步进行，无须界限分明，错失良机这是因为：一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建立在我国庞大的进出口贸易基础之上的，是有着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厚实的物质基础的，也是应运实体经济需要而提供的一项金融服务。二是用于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属于经常账户交易范畴。我国于19%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账户的可兑换，因此人民币用于货物贸易国际结算在法理上是没有障碍的。只是在现行法律上仍受制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三是货物贸易的国际结算是当今主流国际货币最基本也是最基础的功能，是一项基础性金融服务。货币的国际化应该从此功能开始。

四、发挥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作用，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离岸金融市场是为规避货币发行国的管制发展起来的，当时的离岸金融中心都是建立在货币发行国以外的地方并由他国来发起建立。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目的，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前往交易其它国家的货币，以在确保本国货币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下发展国际金融业务。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境外离岸中心的竞争，在本国由非居民参与的本外币离岸交易也逐渐出现，如日本、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人民币是中国的本币，在中国外汇管制逐步放松、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情况下，由中国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并无太大意义，因为，就目前发展情况看，金融机构对于居民和非居民的本外币账户均可以在符合监管要求(如短债指标、会计系统上区分账户等)的情况下开立，设立离岸账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此外，国际上己瞄住我国的金融资源，CME推出了人民币衍生品交易，新加坡交易所推出针对我国A股市场的A50股指期货，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己成为影响中国人民币汇率远期定价的主要因素。在境外人民币市场日益壮大之际，在考虑在国内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现实意义不大且未必有吸引力，现实的考虑是允许非居民直接参与中国金融市场投资。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系

如前面分析的，国际货币都是可自由兑换的，否则持有这种货币的高成本导致其不可能被广泛接受，而自由兑换的货币一般采取的都是浮动汇率制，因为自由兑换意味着供求不固定，那么价格也就不能固定，否则失去价格调节机制会出现供求不平衡的情况，这种货币面临投机冲击将无法保证自由兑换了。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非居民可以开放式的赎回外币，内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因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及其相伴的汇兑活动，势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降低投机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六、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现实可能性

本文研究的是人民币为何和如何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未来的国际货币是主权货币，还是一种与主权无关的货币，是一个理论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创造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但是，这一目标的现实可操作性值得商榷。

1.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2.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3.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4.从短期来看，由于意识形态和国情不同，国家之间在财政货币政策上的统一非常困难，而且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具有决定权，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不可能放弃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地位，因此，超主权货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超主权货币的最大障碍是货币本身缺乏价值基础保障，一旦国际政策发生不协调，这种货币并没有国家主权的保障，购买力将难以实现。而诸如美元、欧元或日元等主权货币，尽管其价值存在不稳定因素，但仍可以在货币发行国实现购买力，缺乏价值保障可能是超主权货币发展的最大障碍。换言之，如果超主权货币得不到主权国家政府的法律保障和国际政策安排保障，它得不到广泛认同和接受，因而不会有产生的现实可能性。

[2]黄泽民等：《货币银行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1。

[3]赵海宽：《人民币可能发展成为世界货币之一》《金融研究》2003年第3期。

[4]姜波克、张青龙：“货币国际化：条件与影响的研究综述”，《新金融》，2005年第8期。

[5]《亚太十国支付结算体系》：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

人民币论文篇10

汇率作为一个重要宏观经济变量，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币汇率问题已成为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治家都关注的焦点。2006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853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第一大国，2006年10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同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一再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国政府将人民币汇率调整为自由波动，目的就是迫使人民币升值，但我国政府反复重申，中国不会迫于外界压力而允许人民币升值。围绕人民币汇率所产生的争论不仅是一个国内经济金融理论问题，也逐渐成为一个国际问题。

经济,金融,货币-[飞诺网]

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通货膨胀率、利率、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外汇储备、财政政策以及人们的心理预期等都会对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同时汇率的变动也会反作用于这些因素。综观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研究文献，人民币汇率波动效应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是围绕汇率波动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论述的；人民币价值问题的研究文献却非常少，其中讨论最多的是人民币价值是否存在高估与低估。魏巍贤(2000)从汇率的决定与稳定性上来分析汇率波动效应，他认为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稳定性主要归因于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外债余额与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将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变量和国际金融环境，特别是日元不再进一步贬值。面对人民币高估或低估的争论，王世军、王晓萍(2000)的研究认为，人民币的高估或低估是所选择的基期不同而形成的，以1990年为基期，1998年的人民币汇率低估；以1994年为基期，1998年的人民币汇率则高估。李祺(2006)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始终围绕均衡汇率波动，并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高估和低估，贸易条件、开放度等基本经济因素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影响显著，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储备规模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不显著。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曹阳、李剑武(2006)的研究表明：从长期看，随着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我国的出口量会减少，进口量则会增加，而短期汇率波动率的增加对贸易影响不大。在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方面，窦祥胜、扬析(2003)认为，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从未来改革方向看，应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以充分反映出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特征，经济的开放程度也会对一国的汇率波动水平产生影响，孙焕民、李国柱(2004)的研究表明，汇率波动与一国经济开放度有较强的相关性，一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从长期看会有助于减缓汇率波动；对汇率形成持久影响的是实体经济因素，随着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汇率的波动更不容易受到特定国情的影响。

从人民币汇率问题研究的文献来看，研究者主要关注汇率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考察汇率变动对与汇率有关的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同时，在实证方法上，多采用时间序列等分析方法，方法论上未有大的改进。迄今为止，关于人民币的高估与低估问题，学术界未形成共识。人民币究竟是高估还是低估，人民币内外价值是否出现偏离?本文试图从方法论上加以创新，即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对这些问题进行规范性实证分析，力求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二、经验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vectorautoregressive)在时间序列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VAR并不能给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同时也存在模型参数过多的问题，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stracturalvectorautoregressive)正是为了解决VAR中存在的这种问题被提出的。SVAR是一种通过对参数空间施加约束条件从而减少所估计参数的一种方法，并能有效的消除模型中的干扰(AmisanoandGiannini，1997；高铁梅，2006)。同时，结构向量中结构因子的估计也可以使用多种方法来估计(Waston，1994；Bemanke，1986；HartleyandWalsh，1992)，当对变量施加一个长期约束就可以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冲击效应(BlanchchardandQuah，1989)。有鉴于此，本文选用SVAR模型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动态波动效应，然后通过考察变量之间的变化方向来确定人民币内外价值的变化趋势。

本文借鉴AmisanoandGiannini(1997)和高铁梅(2006)关于SVAR的建模思路。对于一般的VAR模型：

为考察变量相互之间的动态波动效应，可引入SVAR脉冲响应函数(IRP，Impulseresponsefunction)来度量模型受到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由(5)式可得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

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只考察AB型的SVAR模型，因此式(6)的累积脉冲响应函数矩阵为：

(7)式中Ψ的第i列第j列元素表示第i个变量对第j个变量的结构冲击累计响应。另外，对(4)式求解，需要施加约束条件，因此(4)式可以变换为：

(8)中C(L)和D(L)分别是VAR模型和SVAR模型的VMA(∞)模型的滞后算子式，由此可得：

C1D1=D0(9)

(9)中的C1和D1就是结构冲击的长期效应，施加与D1元素的约束可以用来识别D0本文中，我们对模型施加一个变量的结构冲击的长期效应趋于0的约束。

三、变量、数据与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选取1995年1月--2006年1月的实际汇率、消费物价指数、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的月度数据。

SVAR模型实证分析中，考虑到变量序列的平稳性要求，首先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不存在单位根，各变量模均在单位圆内，表明所选变量序列满足平稳性条件。鉴于此，无需做进一步的Johansen协整检验。所有变量选择相同的滞后项数，采用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指标得到滞后项为L=2。通过模型估计，得到如表1的估计结果。

表1显示，实际有效汇率与消费物价指数由最初的反向作用，经过一段时间后变化为同向作用，同时物价指数的变化也存在着与实际有效汇率相同的变化趋势，由最初的反向转为同向，但物价对汇率反应很小。考虑到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对外价值，因此，在汇率与物价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对称现象。另一方面，汇率对出口的影响比对进口的影响大，对出口而言，存在着一段时期的滞后效应，之后与汇率表现为同向作用，这与经济理论相吻合；同时进口具有刚性，所以其变化程度相对较小。进口对汇率的影响比出口大，方向均是由反向变为同向的。从短期来看，汇率与物价的相互作用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如果汇率有一个正向的变化，物价却出现一个反向的响应：国内物价的上升F，即处于通货膨胀状态，而汇率下降，即人民币对外却升值了。

在最初的VAR模型所估计出来的初步结构的基础上，采用S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变量的在受到长期约束的变化趋势。我们对模型施加一个阶下三角为0的长期约束，表示变量之间的累积长期影响为趋近于0。同时，通过进行结构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可考察变量之间未来36个时期的贡献度，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列出了第1、10和第36期的各变量变动相互之间的贡献程度，通过对汇率的方差进行分解，可以考察其他变量的方差对汇率方差的贡献度：出口对汇率冲击的贡献率最大达到31.67％，其次是进口12.35％，而第1期的国内物价的贡献率却只有2.94％，到第36期，进口和物价对汇率冲击的贡献率是逐步上升的，出口相对下降，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汇率更容易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就物价而言，在受到一个来自汇率的冲击后，物价的反应最大，汇率对物价的贡献率达到22.40％，这比物价对汇率的贡献率2.94％大的多，而同期的进出口的贡献率各自只有1％左右，时间越往后效应越明显。出口在受到汇率和物价的冲击后受其作用的贡献度都比较大，同时进出口在受到汇率和物价的冲击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贡献率会逐步的衰减。可以认为，汇率对物价变化的反应是很迟缓的，但物价对汇率变化的反应相当灵敏，时间递延期限越长表现越明显。鉴于这种状况，我们利用(5)式中的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mpluse-responsefunction)来考察变量之间结构冲击效应，结果如表3和图1所示。

图1中汇率与出口之间的关系，即汇率的上升不会立即使得出口善改善，而要一段时间的滞后期之后，才可以改善出口状况，这也从另一面印证了本文的模型是可取的。同时，汇率与其他变量结构脉冲关系基本与经济理论吻合，唯一需要探讨的是国内物价指数对汇率冲击的反应。由图1上的结构脉冲函数可知，汇率在受到消费物价指数的结构冲击后最初产生一个反向的响应，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变化收敛逐步的接近x轴，图1中显示，到第36期(3年)为-0.09，仍然与国内物价指数的变动方向相反。而国内物价在受到汇率的冲击后，首先是产生的一个正向的响应，但是第12期进入反向区间。其经济含义为：如果国内物价上升(人民币对内贬值)，在国际市场的汇率受到物价的冲击后会下降，人民币有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如果国内物价受到来自汇率波动的冲击后，如果施加一个正的冲击效应，物价首先的反应是同向的，即也具有正向的波动效应，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这种冲击效应会进入反向区间。其经济含义为：假如汇率给物价施加一个正的冲击，汇率上升(人民币对外贬值)，国内物价也上升，在国内市场人民币也贬值，这是经济理论可解释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物价呈现反向波动，即人民币在国内表现出升值趋势。实证表明，变量中国内物价与汇率的波动效应显然违背了“购买力平价定律”，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中人民币的价值表现出偏离状态。

四、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国内物价变化之间的关系违背了“购买力平价定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快速增长，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经常项目保持顺差、外汇储备大量增加和资本项目部分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而政府采取政策试图稳定汇率时，汇率即使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冲击或扰动，也不会做出自由的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波动与国内物价的变化发生了偏离，同时，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带来的外汇占款大量增加以及为刺激经济发展所实施的适度扩张的政策又造成了国内物价逐渐上升，使人民币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贬值的倾向，这样又使得这种反向效应逐步加强。

“购买力平价定律”有两个理论假定：一是单位货币的购买力由货币的发行数量决定；二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后，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很显然，现实中这两个假定并不都是成立的，货币的购买力不仅仅由货币的发行量决定，而且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此外，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后，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任何国家也不可能是一样的，如商品的价格还受到来自需求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的实际经济现象与“购买力平价定律”不相符合，这说明“购买力平价定律”在中国并不适用。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定律”仅仅适用于实行“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