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十篇

汇率论文篇1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政府借汇率政策对我国政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

(2)要在贸易格局上进行创新。以前我们更多地参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今后则要在保持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3)要加强贸易工具的创新我国应加大在信息技术上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通过贸易工具的创新，缩短与西方跨国公司在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差距，以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银珠:汇率变动效应与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金融与经济,2004

汇率论文篇2

由于欧元的由理论到现实，谈论最优通货区理论（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以下简称OCA理论）的很多。OCA被广泛用于讨论货币一体化问题，也还可很容易地推广到有关固定汇率的研究中，但在讨论一般的汇率安排问题时，其前提条件不似统一通货区这样严格，有关OCA理论的运用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方法（approach），这种方法在分析某种汇率制度安排的成本和收益时会很有用。

讨论汇率制度问题有时是很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较难界定一国的汇率制度的类别；其二，一国政府很少清楚其汇率安排的目标。总体上说，汇率不外乎有调节的定住（peggingwithmoreorlessadjustment）和有干预的浮动（floatingwithmoreorlessinterven-tion）两大类。定住汇率就是在某一时期内的固定汇率，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微观效率，而浮动汇率则在宏观不均衡时调节成本较低。有关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讨论从大的方面就是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取舍问题，是一种成本—收益分析。OCA方法是有关的基本思想方法，其所长在于分析固定汇率的利弊。而两种汇率制度本身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一者之长乃另者之短，由此推论，OCA方法对权衡比较所有汇率安排问题都能提供某种思路。在讨论汇率制度问题时，时常有一种错觉，就是浮动汇率的市场决定的成份多一些，而固定汇率常常与政府管制在一起，但OCA理论告诉我们，简单的市场经济原则并不能推导出执行哪一种汇率制度的必然性，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严格的外汇或资本管制。因此，用OCA方法来探讨汇率制度安排问题往往能得到一些比较客观的结论。本文第二部分简单介绍OCA理论；第三部分探讨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第四部分则讨论亚洲美元区崩溃对我国带来的外部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民币贬值压力，并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第五部分是全文的结论部分。

二、OCA的理论简介

OCA理论是蒙代尔（Mundell）于1961年提出的有关汇率安排的理论，其要旨为根据成本—收益分析来选择一定的区域构成使用同种货币的通货区。根据蒙代尔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美国和加拿大的东部区域可构成一个统一通货区，而两国的西部地区则构成另一个通货区，这一切是从产业结构差异引起的不对称性会导致宏观调整的不对称这一理论前提导出的。蒙代尔认为只有产业结构比较一致的地区才适于构成一个统一通货区。其后，麦金农（Mckinnon,1963）和凯南（Kenen,1969）亦对OCA理论作了开创性研究。麦金农认为一些开放的小国适合进入统一通货区，而凯南则认为如一国产业足够多元化其进入统一通货区的代价可较小。一般认为，上述三位著名学者的工作构成了经典OCA理论的框架。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很大改观，各国的汇率安排亦多由立足于金本位的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OCA理论似乎越来越远离现实。哈里·约翰逊（HarryJohnson）等著名学者也因此认为该理论仅是读书人的游戏文章而已。

然而，进入90年代后，欧洲货币联盟（EMU）的实际运行使OCA理论死而复生。为了适应理论与现实的不断变化，OCA理论亦改头换面。德格洛瓦（DeGrauwe）等人的工作使OCA理论蒙上了浓厚了新古典主义色彩，他们的工作也因此被称作新OCA理论。经典OCA理论所要求的加入统一通货区的先决条件在新OCA理论中变成了可在先加入通货区后逐渐达标，只要有可信的承诺和有力的纪律约束即可。欧元区内意大利和西班牙的EMU达标似乎验证了这一点。由此可以推论，一些长期饱受宏观经济动荡之苦的国家可以通过定住某些宏观稳定国家的货币而引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彻底改变原有的预期，从而尽享经济长期稳定所带来的好处。这是新OCA理论开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国家的药方。这个方子看起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长期采用定住某一硬通货的汇率政策倒是不谋而合，但其中的隐含的前提条件却又是诸多欠发达国家所不可能具备的。因此，由OCA理论又可反证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具备长期执行固定汇率政策的能力。以下，笔者结合中国的实际就此展开论述。

三、选择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理由

各家OCA理论对构成统一通货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着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而对其带来的微观效率则常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这种不证自明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的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的外汇管理制度有了很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放松管制，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成份增大，特别是1996年起，人民币已成为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只要是真实的贸易需求，所有外汇均可自由购买。而在IMF的正式分类中，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如果把人民币汇率放入一长期背景看，会发现它基本上定住美元，虽然其间亦夹着多次一步到位的贬值。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在8.26—8.70的范围内小幅波动，可以认为其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一般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这时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都是毁灭性的。因此，人民币的固定汇率在一般情形中能够极大地提高国际经贸活动的经济效率，从这一点说，人民币目前的汇率安排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除了微观经济效率的考虑，OCA理论还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固定汇率可作为名义锚（nominalanchor）成为稳定一国宏观经济的关键。这种名义锚在政府急欲摆脱人们的通胀预期时尤为紧要。以下通过简单的货币方程式对此问题作一解释。

A国：P[,A]L[,A]（Y[,A],r[,A]）＝M[,A]

B国：P[,B]L[,B]（Y[,B],r[,B]）＝M[,B]

P[,A]、P[,B]为价格，L[,A]（.,.）和L[,B]（.,.）为货币需求涵数，M[,A]、M[,B]为货币供应量。如A、B国间采用固定汇率，可认为P[,A]／P[,B]的值为固定，由利率平价条件可得r[,A]＝r[,B]，如Y[,A]、Y[,B]给定，可知货币市场出清时的货币供应量。根据新OCA理论，要维持汇率固定，即P[,A]／P[,B]值固定不变，M[,A]／M[,B]的值也应维持不变。换句话说，如政府承诺固定汇率，它即承诺采用与定住汇率目标国基本类似的货币政策。一般而言，被定住国往往是采取较稳健货币政策的国家如欧元区中的德国，而加入欧洲货币机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则通过引入固定汇率这个名义锚承诺采用类似德国央行的稳健货币政策以彻底改变人们的通胀预期。当然，人们可以直接定出M[,A]／M[,B]的值并维持不变，但在实际情形中，M[,A]／M[,B]的值不容易直接得到，而名义汇率P[,A]／P[,B]则是最容易得到的一个变量，因此汇率固定常用来作为一个名义锚表示政府稳定其货币发行量的决心。

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宏观经济的稳定尤为重要，只有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并健康地发展，改革才能成功。事实上，中国也极为需要固定汇率这个名义锚来表示政府采取稳健货币政策的决心，而多年来的实践也表明我国用相对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固定汇率相结合取得了高增长低通胀（相对于中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奇迹。萨克斯（Sachs,1997）说过：“过去一些年中极大多数成功的经济稳定计划均包含有至少一个时期的定住汇率。”享德森（Handerson,1979）认为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度不够，如采用浮动汇率，会由于由货币的资产性[来

需求的频繁变动带来的实际汇率的经营振荡，从而引起宏观经济不稳。固定汇率作为名义锚为许多发展中和转型国家在某一阶段的宏观经济健康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

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如排除中国于1994年1月一次性大幅度贬值的影响，上述九国和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因而可以说亚洲九国和地区与美国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货币区——亚洲美元区。用传统OCA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十国和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美国为3.7和1.14），从这点看，亚洲国家与美国间形成共同货币区是不奇怪的。再则，亚洲九国和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除中国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是再合适不过的。另外，上述国家的进出口产品的结构从统计上看类似（Kwan,1998），这又同蒙代尔的有关OCA的标准相合。因此，用OCA理论的观点可以找到中国（包括东亚邻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许多理由。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理由是很具说服力的。

四、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内在矛盾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稳定宏观经济环境，人民币汇率采用阶段性的定住美元的政策，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无人相信人民币定住美元会长期维持一个不变的名义汇率水平。因此，由新OCA理论所强调的名义锚作用是不明显的。同样的，亚洲美元区内各国和地区由于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差异很难作出有关货币一体化的正式承诺，上述亚洲美元区内不可能有任何制度的约束，其相对固定的双边汇率注定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美元区内，汇率相互固定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没有承诺的固定汇率不是真正的固定汇率，其短期的稳定必包含着长期的不稳定，这种没有可信度的固定汇率对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是令人怀疑的，因为一个理性的交易者必然会把这种虽是小概率但是巨幅的汇率波动当作必须正视的风险列入其收益方程，并由此影响到开放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在1997年前人民币汇率安排多数处于这种没有承诺的固定汇率的状态，导致虽有严格的外汇管制和资本项目的控制，但每年均有大量的资产以不同名义流往国外。这种逆向的资本流动是由人们长期的贬值预期造成的，给我国这样的资本稀缺国造成了效率上的损失，也反映了我国汇率制度的矛盾，即短期稳定伴随着长期不稳定。

1997年下半年，亚洲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亚洲美元区中除中国和香港的其他七国和地区的货币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世界经济面临着考验。我国领导人为了让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及时中止，果断地承诺人民币汇率不贬值。虽然该承诺没有明确的时间期限，但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是超过2年的相对长期的承诺。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人民币汇率纹丝不动，充分说明了政府说话算数。但这种固定汇率的长期可信度从OCA理论的思路看来，是值得怀疑的。

首先，新OCA理论强调的名义锚理论的前提是认为长期菲里普斯曲线是垂直的，政府不必在失业和通胀方面用积极的干预手段作出取舍，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同时，由于各种生产要素有流动性，价格和工资具有弹性，一个国家完全可放弃汇率工具而应付外部冲击。但是，这种前提在我国是不具备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理性预期的前提基本不存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往往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调控国内的失业和通胀起作用。现阶段，我国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往往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调控国内的失业和通胀起作用，现阶段，我国扩张的财货政策的凯恩斯色彩很浓，与格林斯潘的联储关注于通胀的货币政策差异很大。由于两国货币政策间的差异的长期存在，由上节提到的货币方程式可知，名义汇率固定在长期是不可能的，人民币在长期必然有贬值倾向。同样，由于我国的现实情况，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尤其在中美间）尚有许多限制，工资和价格的向下刚性亦很明显，一旦遇到邻国货币巨额贬值这种紧缩性外部冲击，必会产生显著的实际汇率上升。放弃调整名义汇率这样的手段而取得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平衡是不可能的。显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导致货币政策的南辕北辙以及我国不具备固定汇率所必需的内部条件，虽然有相对可信的政治承诺，但固定汇率在长期仍然是不可维持的。

应该看到，一旦固定汇率崩溃（或者说主动性的一次性大幅贬值），对有关的经济主体影响巨大。在进出口方面，对进口商影响很大，而对外债借款人更是一场浩劫。因此，政府应就此在必要时进行财政及其他制度上的另行安排，防止对企业的过分冲击。而在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长期内外同时失衡的情况下，维持固定汇率的成本也越来越大；时间越长，将来一次性贬值的幅度也越大，对经济的冲击也会越大。客观地说，政治领导人的承诺并没有缓解人民币汇率安排的内在矛盾，而是把其长期化。这种矛盾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汇率政策安排的激烈冲突，增加了我国宏观经济的长期不确定性。

汇率论文篇3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

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

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市场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

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

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银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

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

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

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

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

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历史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政治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

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

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

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

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

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

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

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

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

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

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金融市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

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

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

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

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

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

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金融危机？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

汇率论文篇4

一个靠借款完成学业的人，一个改变国际金融格局的人，一个被誉为经济预言家的人，一个对中国情有独钟的人，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因最早提出“最优货币区域理论”奠定欧元理论基础而被称为“欧元之父”的罗伯特.蒙代尔教授登上《百家讲坛》，回顾了他在一生所走过的历程，同时对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了探讨。蒙代尔教授1932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956年蒙代尔24岁时就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在本讲中，蒙代尔教授详细介绍了他在经济学领域中研究的历程。

他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要正确的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而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讲了他的经历“我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在那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很多奖学金的大学去，于是他建议我去康乃尔大学，第二位是系里的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把个，第三位教授是个微观经济学家，告诉我，说你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

蒙代尔教授还对现在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并没有可比性；对于人民币是否要升值，他的结论是：人民币不要升值，不要贬值，不要浮动，也不要增加浮动幅度，保持现在的固有水平，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均衡。

《蒙代尔和他眼中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全文）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会学习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说这一切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虽然我不很肯定存在这样一个日期，那就是二战之后，1949年的英镑贬值，你们现在也许很难想象这意味着什么，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英镑的贬值可是一件大事，但是，问题是所有的媒体都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件事的意义究竟何在，我也请教过我的大学老师，问他们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英国通过这一做法究竟可以获得什么，他们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我发现我可以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做一些调查，或者研究，长话短说，通过之后十年到十五年我的研究，我发现并且逐渐的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我进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开始涉猎经济学，第一年的学习内容，由于太广泛，经济学学习并没有对我有任何的触动，只是到了第二年之后，当学到了比较深的理论之后，才感觉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以后，我向南部发展了，去了美国境内最近的一个大学，就是华盛顿大学，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很多的钱，华盛顿大学给我提供了奖学金，相当于助教的奖学金，在我那里渡过了毕业之后的第一年。

我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院，顺便要说的是，那是所非常好的学校，现在西雅图的研究生院也很棒，当时，那里有一位很优秀的青年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他当时是经济学史的助教，后来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不应该是我最终完成我的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地方，考虑到我没有很多的钱，我就找到了三个教授，征求他们的建议，而三位的教授的建议，给我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1999年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奖的时候，在五千人的颁奖宴会上，我就决定把这个经历告诉大家，我今天也想给大家讲讲这个故事，我找的这三位教授是我最喜欢的，问了他们同一个问题，就是在资金不充裕的情况下，我究竟应该选择哪里完成我的博士学业，他们也鼓励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第一位是一个年轻的数理经济学家，同样来自加拿大，他给我的建议是到一个能够给你提供最高额奖学金的大学去，他还说如果我愿意，他可以为我在康乃尔大学谋得一份奖学金，第二位是当时的系主任，也是个国际贸易专家，他建议我说：到你最想去的地方，需要多少钱，就去借多少钱，第三位教授是个卓越的微观经济学家，他师从凯恩斯的弟子劳里塔西思，他告诉我，你应该找一个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然后跟她结婚，用她家的财富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学业，我呢，听从了第二位教授的建议，去了一所我想去的大学，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这并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关键的是后来我发现这三位教授就是按照他们各自给我的建议安排自己的人生的。

那第一位教授正是从康乃尔大学拿了奖学金，第二位教授去了哈佛大学，这所他认为最好的学校，通过借钱完成了学业，第三位教授呢，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女孩子结了婚，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个女孩是个中国姑娘！当时在1999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我两岁的儿子出席，顺便要说的是，我的演讲是20世纪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演讲，因为经济学奖是诺贝尔颁奖仪式的最后一个奖项，所以我的演讲也是上个世纪末最后一个诺贝尔奖演讲，当时我讲了这个故事，并说我不会让我的后代照着我的人生道路走下去，而是希望并且建议他，走一条自己的路。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首歌是一个叫保罗兰科的加拿大人写的，我爱过，笑过，哭过，我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但当泪水褪去，我发现这一切原来这么有趣，想想看，我做过的一切不是，不，不是的，我是以自己的方式生活过的。

我选择麻省理工大学，是因为当时那里有一批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例如保罗塞缪森,罗伯特索罗都在那里，是研究经济学理论学最好的地方，我也是在那里得到的博士学位。但是我在那里只呆了一年，因为之后的一年，我拿到了一份给加拿大人设立的奖学金，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956年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拿了经济学博士，第二年，我有了一年继续学习的机会，就是去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所以，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三个伟大的学校，MIT，伦敦经济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在这些地方完成了我的主要学业，这三四十年以来，我选择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开始于古典贸易理论，我喜欢这个领域，也写过关于这个方面的数理论文和政策性文章，然后转向了“最优货币区理论”，这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所关注的一个方面。

接下来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式的研究，我有六篇论文，都是关于这个理论的，然后是货币理论，供给理论和经济政策，所谓经济政策就是什么样才是一种理想的政策，以及它是如何运转的，我所喜欢的是经济学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如何把这些理论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分析家们手中有用的工具，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是一个政策偏好的人，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如何把纯粹的理论应用到实际中，这里我只想简要的列举五个方面。

第一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组合，第二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第三是欧元的产生，第四是供给学理论，第五是我现在所正在研究的，即全球货币问题，至于谈到我事实上对经济政策的贡献究竟是什么，我想可能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19世纪60年代，当我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候，一场与刚刚执政的约翰肯尼迪政府之间的重要的争论正在进行，这个争议就是究竟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才符合当时美国所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制度。美国商会认为，要加强货币供给的控制，制定平衡的财政预算，这种预算是固定的。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者，认为，应该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增长，刺激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充分的预算，以防止通货膨胀的爆发。

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既应该降低利率，又应该减少财政预算，增加支出。这三种不同的观点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我发现，这三种不同的观点，这三种不同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组合，都是错误的，正确的政策应该是第四种，前面没有提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结合，就是紧缩的货币来保证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和汇率的稳定，然后通过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

肯尼迪政府执政第一年的经济政策失败后，总统先生在他上台后第二年决定采用我的建议，这就是1964年美国大减税的基础，正是这个政策组合保证了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后，整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长期而强劲的增长和扩展。

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20世纪70年代，旧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当时的问题就在于美元成为了一种关键货币，之后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在理论上可以兑换为黄金的，因为二战之后的通货膨胀，黄金的价值是被低估的，黄金变得稀缺，所以在1971年美国政府取消了美元与黄金自由兑换，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逐渐崩溃，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所以重返这一体系变得不大可能，浮动汇率制并不是大多数国家所希望的，浮动汇率制是强加给某些国家的，因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力量在重新建立国际货币体系上，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欧洲人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种国际货币体系，而是一种欧洲货币体系，并且他们的行动非常快，我的关于“最优货币区理论”让人们在这方面开始思考，1969年的时候，我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其中的一些要点后来得到了实现。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助美国经济在60年代实现扩张，第二个贡献是帮助了欧元的诞生，部分的消除了那里的浮动汇率制，第三个贡献是供给学派理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关于税率的某些问题，当时美国税率突然大幅提高，19世纪的美国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最高法院裁定所得税的征收是违反美国宪法的。

就在二战之前，这项法规失去法律效力，一战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但只有3％的水平，但是从一战开始所得税率急速上升，达到60％的水平，之后又下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下降到25％的水平，接下来是大萧条时期，个人所得税又上升到60％的水平，二战时期最高达到92.5％的水平，二战之后税率又下降，到八十年代卡特政府时期，单是联邦政府征收的最高税率就达到70％，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特别是随着税率的级级上升和通货膨胀的爆发，因为通货膨胀相当于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水平，总的来说美国此时需要对其税收系统进行彻底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政府对税率进行了改革，采取了大幅度的减税措施，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这些减税措施使美国拥有现今主要的大型经济体中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美国经济在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作为一个大型的发达经济体它开始有了快速的增长，八十年代供给学派革命主要起源于我的思想，和阿瑟˙拉弗的思想，还有其他一些人将这些思想运用于实践，使美国在那个时期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最后一点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全球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现在大家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从外星来到地球的人，并打算参观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那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你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你说的第一件事会是大家应该使用同样一种货币，如果他们想相互之间频繁地进行贸易的话，你不会想有几百种不同的货币，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194个成员国，世界上可能有两百多种货币，想象一下，我们会拥有多少种汇率，这对于国际贸易没有任何好处，但如果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货币，这将比有两百种货币发挥更大的作用，现行的货币体系效率极为低下，当然现在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性不太大，目前我们不可能使用同一种货币，但有两种方法可以使我们享受到一部分的好处。

一种是除了各自的货币外，大家都使用一种公共货币，这将是国际货币领域一种融合的形式，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另一种方法是在各地采用欧洲的做法，欧洲有一个单一货币区，亚洲有一个亚洲货币区，并不是说亚洲只使用一种货币，而是在自身货币之外，所有国家都使用一种货币，我相信，亚洲的两个主要国家，日本和中国正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知道完全建立这种制度是否可能，但往这个方向前进几步是可能的。

我们会有觉得需要一种全球性货币的时候，这并不只是经济学家们想出来的主意，二战即将结束之时，主要大国在美国布雷顿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位于新罕布夏州，建立了接下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主要的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计划都提出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货币。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双方都没有同意对方的方案，结果两者都没有采用，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为了弥补森林体系的漏洞，尝试采用特别提款权，这与原来计划类似，但实行起来不是特别有效，不管怎样，我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十分要紧的，不进行改革将对世界经济繁荣的造成极大威胁，我把亚洲金融危机归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不稳定，至于那些正处于转型过程中国家的问题，我也认为是他们汇率的波动所造成的，这是我们接下来所要担心的问题，我会谈到处理它们的不同方法。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民币汇率问题，要讲的是颇有争议的汇率问题，我会谈到四点。第一点，有人经常会问，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那个更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问的就不对，自相矛盾，因为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两者本身不可比，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它使一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它钉住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一致，虽然数量上不是完全一样，但也大体相似，假设墨西哥货币钉住美元的话，墨西哥就会有大体和美国一样的通胀率，如果加拿大元钉住美元的话，也会有和美国类似的通胀率，所以固定汇率是一种货币规定，但是弹性汇率不是一种货币规定，它是取消货币规定，如果你想拥有同等程度的货币稳定的话，在货币规定与取消货币规定之间，你根本无法加以比较，所以合适的选择不是比较固定汇率和弹性汇率，而是在货币钉住汇率与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之间进行比较，或与以货币供给为目标的汇率制度进行比较，这才是相匹配的选择，我总是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实行弹性汇率制，但是这并非好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他们说不要采用固定汇率货币政策，而是采用其他货币政策，比如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汇率，这才是理性的选择，而有些国家认为，如果我们采用弹性汇率制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预算赤字，货币供给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因为汇率能给我们带来国际收支平衡，而这种情形只有在放弃货币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因为这个，所有转型国家不管在中欧，还是东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中央银行，世界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这四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下，毫无例外的实行了弹性汇率制，最后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因为它们放弃了它们货币政策的支柱，而没有及时创造另外一个支柱，如果我的任何一个学生，提出我们不要固定汇率制，而是要实行弹性汇率制，我会给他们不及格，因为这个很不好；如果他们说选择一个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汇率，或货币供给目标制的汇率制度，我会给他一个A＋，不管他们是否正确，至少他们做出的是一个确实与经济学相关的选择。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重要问题：人民币是否要升值。首先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国际社会经常讨论的话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几年前就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最近美国新财政部长询问美国参议院：人民币是否要升值？美国的参议院有时候也会谈论汇率问题。最近日本也就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两个议案，首先是有人提出中国在输出通货紧缩,在巴黎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日本财政部长再次强烈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中国正在出口通货紧缩，现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支持这个论调，其一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很快，可以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也可以说中国贸易出现很大的顺差，这两个理由可以当作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原因，对于持有贸易顺差国货币升值、贸易逆差国货币贬值观点的人，这种观点可以成立，但是你以这种标准衡量美国的话，你可以发现并非这种情形。

美国在整个90年代一直保有最大的经常项目逆差，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美国财政部长一直支持强势美元，尽管美国的贸易项目和经常项目出现很大的逆差，很明显，贸易顺差不是升值的理由，外汇储备增加、国际收支顺差，有时也用来支持货币升值，但在这里，这并非一个好的证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国是否增加外汇储备，许多大国不得不积累很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是，当他们实际获得的储备比他们想要获得的储备多时，就产生了不均衡，如果他们想获得外汇储备，那这不是不均衡的状态；如果他们不想增加储备而被迫增加，形成出于本意的多余储备，这样支持财政政策变化以消除多余盈余的言论才成立。升值可能是其中一项措施，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措施更为有效。

在这儿我想列举一下货币升值的弊端，首先我觉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当一种货币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没有任何好处，中国长期的目标当然是实现资本项目向人民币可兑换，如同现在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长期来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不管在任何国家，在货币还未实现完全可兑换时，升值反而会阻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当然，我们所作的第一件事应该是逐步放松外汇管制，而非改变其汇率，这更加有益，放松管制应该是一个逐步的和缓慢的过程。第二，货币升值会导致通货紧缩，降低国内物价水平，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中国物价现已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保持平稳，虽然去年有很轻微的通货紧缩，大约占1％的水平.你当然会说，鉴于美元去年贬值15％，如果人民币钉住美元，中国来年将不会出现通货紧缩，不管怎样，如果货币升值的话，会导致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与汇率密切相关，最好的证据是从1995年开始美元与日元汇率的变化，在1985年一美元兑换150日元，十年之后只能兑换78日元，水平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元相对美元升值了三倍，这对于日本是灾难性的结果，导致许多公司破产，银行业产生大量不良资产。但我想指出的是发生在1995年4月之后的事情。当时一美元兑换78日元，而从1995年4月开始直到1998年6月，亚洲金融危机的酝酿时期，美元汇率直线上升，一美元可以兑换140日元，从78日元到140日元，日元贬值很厉害，导致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急剧减少，那些钉住美元国家的货币相对日元升值，陷入很大的困境，最后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所以如果人民币升值，我虽不知道确切数字，但中国将失去五百亿外国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外加未来的可能的外国投资。这些外国投资对中国相当重要，中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停滞不前时，能幸免遇难，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保持持续增长的经济体。但人民币升值将切断这些国外直接投资，相当于亲手杀死这只会下金蛋的鹅。货币升值将直接减少企业利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货币升值增加所有出口产品的成本，减少出口，失业率上升，同时货币升值永远导致加重预算赤字。人民币升值的话也会如此。

最后一点，货币升值增加未来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人们相信短期内人民币会升值的话，由于人民币的非完全可兑换性，他们会认为，从长期来说，将导致汇率下降。我认为，这样一来，那些认为人民币钉住美元是对货币政策的一个有利支持的人们会认为，中国在保护它的邮政储蓄体系，这些邮政储蓄对于中国的高度增长非常重要。打破对这样一个货币政策支柱的信心，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曾经历过过大量资本流入的情形，相对于美元它们的货币暂时呈现强势，比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于是将其货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加拿大元在七十年代升值，当时一加元相当于92.5美分，加拿大资本大量流入，汇率再次实现浮动，1974年一加元相当于1.7美元水平，现在加元又下降，一加元只能兑换0.63美元。澳大利亚的例子更夸张，他们觉得七十年代美国出现了通胀，所以澳元相对于美国要升值，他们于是决定将澳元升值，但过了一两年，澳元就开始贬值，现在一澳元，从七十年代的1.5美元水平，到现在的60美分，下降超过50％的水平，几乎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这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汇率论文篇5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汇率论文篇6

本文选取2003-2013年外汇储备(FR)和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汇率(ER)数据来做实证分析，二者数据均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样本选取区间为2003年1月至2013年12月。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化为单调变化，可以认为不改变数据之间的协整关系，为使数据的线性化趋势更加明显，纠正数据的异方差性，对上述变量FR、ER取自然对数变换为LFR、LER。

二、实证分析

平稳性检验在对宏观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时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以防止出现伪回归现象。根据协整检验的方法，运用EViews6.0软件，对LFR和LER两个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IC准则和SC准则选择ADF检验的最优滞后期，条件是保持残差项不相关，最佳滞后长度为二者的最小值，这里的结果是1。回归中各变量只有截距项，因为序列没有表现出任何趋势且有非零均值。外汇储备额和汇率均无法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现出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这两个变量是同阶单整的，即均服从于I(1)，因此可以构建协整方程。

三、结论和建议

(一)结论

2003-2013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连年增长，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根据我们的研究，研究期内我国的外汇储备额和人民币对美元中间汇率是具有长期协整关系的，这就意味着这种趋势可能会一直延续下去。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外汇储备是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也即外汇储备的增长最终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而且外汇储备的增长在长期内也会给人民币汇率升值造成一定的压力。我国应该采取科学的汇率政策引导人民币汇率升降，逐步降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以此来进一步遏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

(二)建议

1.改革我国的银行结售汇制度自2008年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的强制性结售汇以后，公众结汇的数额的确有所缓和，但是随着近几年来人民币升值态势不断加强，公众为了避免外汇贬值，只得尽早换外汇为人民币。而且比较最近两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会发现取消经常项目的强制结售汇并没有改变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态势。国家采取政策增加结售汇的手续费可以抑制公众结售汇的冲动，相关部门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结售汇的管理和检测，让现行的统计制度更加科学和严密。

2.外汇储备多元化如果我国目前能够放开对人民币汇率的强制管理，任其自由浮动，那么所有问题将迎刃而解，我国不必再担心外汇储备的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实情况告诉我们是不能的，所以我国要换个角度，考虑好如何管理和使用这些外汇储备。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绝大多数是美元，基于这种现状，我国应该减少外汇储备中美元的份额，增加其他货币比如欧元、日元等的份额，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多元化，来抵制美元的贬值。但这样看来似乎只是换汤不换药，所以持有外汇储备多元化并不能够长期和高效地防止人民币汇率的易变性。

汇率论文篇7

一、前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世界各国的汇率出现了巨大的波动。对此，主流的汇率决定理论难以给出有力的解释和较为准确的预测，因而备受质疑。Meese＆Rogoff(1983)的研究得出惊人结果：资本市场汇率决定模型的预测力并不明显胜过随机游走模型。

20世纪90年代，汇率理论探索和研究重心转向微观结构，并且陆续产生了具有微观基础的汇率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汇率决定的微观结构分析、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其中，汇率决定的混沌分析方法备受学术界关注。目前，经济学领域应用混沌理论进行汇率问题研究的主要成就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通过对现存汇率决定模型的修改和调整，用解析的方法证明汇率中混沌存在的可能性；

2．利用混沌的研究方法对国际主要汇率进行实证检验，来验证混沌在汇率中的存在性。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对汇率的混沌现象给出系统的理论性解释和支撑。因此，本文尝试对汇率混沌现象做一些理论性的解释研究。

二、前提假设

本文选择以下三个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

1．异质易者假设

DeGrauwe等人认为市场交易者是异质性的，可以分为两类：基础分析者和图表分析者。前者主要是根据经济、政治或者其他基本面因素的发展变化，确定汇率未来的一个基本走势，然后，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后者主要根据汇率历史的市场价格和波动趋势的图表变化作为重复的模式，来决定自己的投资行为，也称之为技术分析者或者噪声交易者。

2．分形市场假说

该假说由EdgarE．Peters(1994)提出，主要论点如下：

1)市场是稳定的，因为市场上存在着各种不同投资期限的交易者。足够的流动性可以保证稳定市场中的相关交易持续进行；

2)对基础分析者和图表分析者而言，“新闻”或者说信息集合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短期，而对长期影响不太大。随着交易者投资期限的延长或者扩展，更长期的基本面分析显得更加重要。因此，价格的变化可能只反映了同一信息对相应投资期限的影响。

3)如果“新闻”的出现使得基础分析者开始怀疑原有的汇率基础值（该值源于对宏观基本因素的分析）的有效性时，长期投资者或者退出市场操作或者改用基于短期信息图表分析进行交易。当所有投资期限都缩短或者趋同于同一水平时，市场就会产生巨大的波动。因为没有中长期投资者为短期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流动性来稳定市场。

4)价格是短期技术交易与基于经济基础因素分析的长期交易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短期价格变化的波动性更大，或者说包含了更多的“噪声”。而市场潜在的、长期的趋势反映了因为经济环境变化而变化的预期收益。

该假说认为，针对不同投资期限的交易者，信息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信息的处理、传播也不是均匀扩散的。在任一时点，价格并没有反映所有已获得的信息，而只是反映了与投资期限相对应的信息的重要性。

3．价格粘性

三、汇率混沌的解释

1．汇率运动的整体描述

所谓混沌，严格地说是决定论混沌(DeterministicChaos)，混沌是决定论系统所表现的随机行为的总称，它的根源在于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混沌的重要特性表现为：内随机性、分形维、普适性。

作为影响一国经济对内、对外平衡的重要宏观变量，汇率与其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如：国民收入、通货膨胀率、利率等有着紧密的联系。M．A．Torkamani等人(2007),雷强、李争争(2009)的研究表明：至少需要9--11个经济变量来描绘汇率时间序列。令：

S=F(Y，e，i，XX，M．……)

汇率运动轨迹完全由这个隐函数所决定，它是一个高维系统，至少具有9个自由度。实证研究表明，该隐函数是非线性的。正是非线性，导致了汇率运动对初始条件和特定参数的取值敏感，从而导致混沌现象的产生。即，初始值的微小差异，导致输出结果的绝大差异，难以确定。在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汇率的巨大波动。

外汇市场是一个耗散结构。它在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同时，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从而实现自我的稳定和发展。如果没有持续的“新闻”刺激，整个市场将停滞不前。只有当“新闻”所内含的信息不断被更多的市场交易者获取，然后，通过其自主的买卖活动，将信息转化成不同的价格信号，市场才继续活跃着。当然，因为交易者的异质性，信息的获取、技术处理和传播是非均衡的，从而导致了交易者投资期限的长度和力度的差异化。这也为汇率的非线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汇率时间序列表现出看似随机的行为。这是由汇率决定函数中的非线性所致。但是这些随机性依赖于初始条件和参数的特定取值，因而，是局部性的。汇率时间序列整体表现为一种稳定，其稳定的机理在于混沌吸引子的存在。混沌吸引子是相空间的一个子集，所有的邻近的起始点的轨迹最后都会收敛到这里，而且，轨迹进入该区域之后，又将会指数级地分离。所以，混沌吸引子是一个区间，只要时间足够长，该区间最后被所有的轨道所填满。

对于某些特定的参数值，稳定运动和随机性区域共存。对于参数的扰动，在一定范围内，系统可以自动适应（吸收扰动），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系统回复先前的运动轨迹。但是，如果参数的扰动过大，超过临界值，那么就有可能从局部性混沌过渡到全局混沌，从而使得整个系统变得不可控制。

2．非线性的诱因：信息的非均匀性

在决定性系统中的混沌是一种看似随机的过程，而混沌是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所致。DeGrauwe＆Vansanten(1990)对Dornbusch模型引入了不同期限的非线性。短期的，由具有外推式预期(ExtrapolativeExpectation)私人财产拥有者构成，因为他们需要在在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之间来回切换借以获利，长期的，则由国际收支组成，具有“J曲线效应”。如图1所示。选取特定的参数值可以发现：系统将出现相当的不稳定性现象。

但是，这些不稳定，只是一个“鞅”调整过程，而不是混沌。原因是，这个系统需要一个来自于系统外部的初始的扰动，如货币政策或者外生的冲击，才可能开始波动。然后，系统从一个稳定的状态移动到另一个稳定的状态。对整个系统而言，即没有任何的耗散，也没有任何物质的逐渐消失，也没有出现“被吸引”到先前的轨迹上，让外部冲击在一段时间之后被系统吸收或遗忘。

如前所述，现将外汇市场视作一个耗散结构。外汇市场的存在依赖于“新闻”。没有持续的信息交换，所有的贸易活动将逐渐停止。市场交易者收集信息，然后对其做出反应，并将其转化为一种价格信号。这对系统内外的其他人将是一个有价值的“新闻”，通过他们的反应，对交易产生了新的刺激，如此反复。

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是非均匀的。Allen＆Taylor(1990)的研究表明，存在不同的交易群体，他们对信息的获取、对信息源头的辨识、对信息的处理技术也有着巨大差异。典型的技术分析可以区分为：基础分析和图表分析。

对交易者而言，可能会依据自身的偏好同时、交替地使用这两种方式。这些偏好是由交易者自身特质所决定的，如交易者的灵活性、投资期限、流动性和预算约束等。例使，直接参与市场的商业银行有条件使用复杂的分析工具和贸易策略，从微小的汇率差中日复一日，甚至是以小时、分钟为周期地获利，所以他们更愿意采用技术或图表分析。另一方面，非银行交易者面临很强的流动性和预算约束，并且只有较少的工具可以用于套利或者投机。那么，他们更依赖于基础分析和常规的观察。

即使是采用相同技术分析的交易者，也会具有不同的投资期限取向，因为，他们重点关注的经济因素也有着很大的区别。自然地，可以将交易者分为四类：基础一长期、基础一短期、图表一长期、图表一短期。每一类交易者关注的因素如表1所示。

当一个“新闻”来到时，不同类型交易者的反应周期显然是不一致、不同步的。根据不同的交易决策，同一信息产生了不同的价格信号。四组不同的决策通过作用于价格，如果决策相互促进和增强的，将可能导致价格波动的加剧；如果决策是相互抵消和抑制的，价格的波动显然也会受到抑制。因此，依赖于他们相互作用的方式，就可能出现混沌，从而使得汇率变得难以解释和预测。

需要强调的是，有别于“鞅”过程，在混沌出现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以特别事件或“冲击”为起点。即使是一个非常平凡的“新闻”的观测和处理以及持续的小的价格信号，在未来也可能导致汇率的巨大波动。这就是内随机属性。

3．走向混沌的路径

信息是价格波动的一种诱因。决定汇率的最终因素还是市场的需求和供给及交易决策。因此，通过对信息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可对汇率混沌的本质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

汇率运动与国际贸易、资产组合投资、单纯远期交易、现货套利以及官方的外汇储备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外汇市场上，有三类主要的交易者：非银行、商业银行和央行。菲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交易决策主要是基于风险／收益的考虑。通常，外贸、资产组合投资、央行外汇干预，面临着相当的流动性和预算约束。而单纯的远期交易和现货套利，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除了交易者必须承担相应的损失。

在外贸中或资产组合投资中，非银行交易者仅仅依赖短期或者长期的基础因素分析。这样的分析一般是免费的或者低成本的。相反，对单纯远期交易，假定交易者具有长期的观点，更愿意为额外的信息付出努力，基于长期的技术分析。套利在银行间市场上是一个高风险的工具，完全基于一种短期图表分析。最后，央行的干预被认为是波动管理或是对汇率偏离一个给定目标的反应函数。

外汇交易发生在银行间市场。每一个非银行交易者需要买卖现汇时，银行充当了非银行交易者的中介。但是，银行对非银行的响应只是他们业务的很小一部分。他们使用自己账户的大部分交易是源于套利。另外，由于掉期交易的存在，一方面，这增加了交易者的灵活性。另一方面，该交易的份额与国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无关，因此，现货套利与单纯远期交易只能依赖于图表分析，这使技术分析权重额外增加。

银行间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并不相等。主要原因是：汇率的变化，或者央行的干预。在清洁浮动汇率中，无需干预的角色。而在完全固定汇率中，央行需要永久地充当私人银行的交易对手。在当前世界范围内有管理的浮动系统中，央行干预只是间或发生。

信息的流动或者资源配置导致了不同长度和力度的投资期限，决定了系统的自由度和长期行为。因此，投资期限的长度依赖于各自交易者的动机和时间期限：基于短期的基础分析者或图表分析者的决策不同于那些长期的技术。投资期限的力度决定于交易者的市场访问和灵活性，以及他们在全部贸易中的份额。对市场直接访问的套利和近乎无限制的灵活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能在市场条件下引起很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进出口商或者面临高成本、高预算或者流动性约束的私人资金只能说明很小的市场份额。虽然如此，如果其他人没有发现足够的激励而做出反应，仅仅保持原有状态，那么他们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总之，投资周期中的每一个变化都可能促使汇率走向混沌，或者从混沌状态返回到稳定。

四、结论

汇率论文篇8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升值；外汇储备

前言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压力不断升温。国内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媒体、政府官员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都纷纷加入到人民币汇率的大讨论之中，对人民币是否应当升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观各方争论观点，主要有三种：人民币升值论、人民币稳定论和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一、人民币升值论

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较早言论，一是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国的廉价货币》；二是在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中国的升级》。其后，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的观点，认为亚洲生产商在当今生产全球化的环境下，已经能够影响世界商品的价格水平，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低价输出商品，对世界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接着不少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政府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纷纷鼓噪，力促人民币升值。2002年日本副财相黑田东彦(HaruhikoKuroda)及其副手河合正弘（MasahiroKawai）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全球性通货再膨胀正当其时》；2003年2月22日，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MasajuroShiokawa)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向其他六国提交通过提案，要求逼迫人民币升值。2003年3月2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中国向亚洲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在欧美，健全美元联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经济学家毕格斯（BartonBiggs）、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芬里顿(EamonnFingleton)等以及美国财长斯诺、欧洲央行总裁德伊森贝赫和欧洲委员会主席普罗迪等均认为人民币存在着严重低估，而且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另外国际清算银行（BIS）在2003年年度报告中，批评了亚洲国家不惜余力地阻止货币升值获取外贸顺差的行为。

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世界经济萎靡不振的强烈反差。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一蹶不振，持续低迷，给日本国内的就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随着进入21世纪美国新经济的破灭，美国经济进出了衰退期，世界经济走向了萧条，全球笼罩在通货紧缩。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好象黑夜中的一颗明珠，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认为是中国向世界输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是造成世界性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第二、持续的双顺差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严重低估人民币币值，一方面提高出口竞争力，向世界大量输出廉价商品，获取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凭借廉价劳动力吸引大量外资，拉动国内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巨额双顺差，是造成美国失业增加的原因。第三，他们还认为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有好处。人民币升值可以减轻中国外债压力，可以提高人民收入，用来购买更多的进口产品，可以增加中国货币的吸引力，为国内经济向制造高质量产品转轨提供条件，以进一步加大中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减少投机资本的流入。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我国政府和国家高级领导多次在不同场合声明，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蒙代尔(RobertMundell)、麦金农(RonaldMckinnon)、谢国忠等国际机构和学者以及国内学者李扬、光、华民、干杏娣等都认为必须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币升值百害而无一利。

他们反对人民币升值，主张人民币币值稳定，主要有以下理由。一是人民币升值信号“失真”，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双顺差的构成中，主要是资本、金融项目下的顺差，对外贸易顺差占的比重不大，并且外贸出口增加往往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增加拉动。二是人民币升值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人，首先民币升值会造成出口顺差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同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不利于吸引外资。经济增长速度将由此而下降，并对就业产生巨大的压力；其次人民币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加大了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最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外消费需求和国内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将导致通货紧缩恶化，甚至会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困境等。三是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性通货紧缩的灵丹妙药。另外有的学者（如徐明棋）还认为主张人民币升值，是西方国家想搞跨中国经济的阴谋诡计。

三、人民币温和升值论

增加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论（人民币温和升值论）的国际机构和学者都认为人民币币值存在低估是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中国金融体系的尚不健全，监管能力不高，同时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或自由浮动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短期内温和升值，并放宽浮动范围。近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张志超、刘遵义、胡六祖、余永定、杨帆、张纪康、许少强等专家学者。

主张人民币温和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一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对出口和引进外资影响不大。余永定（2003）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主导，一般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相当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不大的情况下，出口加工企业的赢利性和中国贸易状况不会受到很大影响。胡六祖（2003）也认为，人民币汇率出口弹性非常小，汇率温和调整不会带来出口很大变化。强永昌和尹翔硕（2003）通过实证分析也认为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出口造成影响。张纪康（2003）认为对华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是追逐市场效应和资源要素效应，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很大影响，他认为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正逢其时。二是温和升值可以缓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许少强（2003）认为可以通过人民币温和升值，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逐步释放，以免长期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积聚，集中释放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余永定（2003）认为：“认为同坚称人民币不升值相比，人民币小幅升值将大大强化升值预期，从而导致短期投机资本进一步大量流入，以及我们对这种流入无能为力的观点是缺乏理论和实际依据的。反之，人民币小幅升值，逐步释放升值压力则应该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三是人民币温和升值不会使通货紧缩加剧。王任言（2003）通过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物价影响的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与通货紧缩没有必然联系。四是人民币温和升值，可以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

四、对人民币汇率争论的几点思考

汇率政策只不过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汇率的波动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在一个市场机制完善的国家，人们往往不会太关注日常汇率的波动（除非是剧烈的震荡，对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冲击）。当前我国人民币汇率能够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一）、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情况下，一国在经济发展中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的整体。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大。也就是说，世界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同样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在当今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外部不平衡是经常出现的，从全球来看，各国的顺差值之和只能为零，一国的顺差必然意味着另一国的逆差，不可能所有国家同时保持顺差。我国长期持续的双顺差，导致巨额外汇储备，已经处在严重的外部不平衡状态。汇率作为一种调节外部不平衡有效的政策工具，对汇率进行调整理所当然的事情。汇率调整，短期对我国经济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福利的时候，也应当对世界经济均衡发展承担应尽的责任。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辨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面对巨额顺差给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动用外汇储备，增加中国战略物质（如石油）的储备，以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些措施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针对外部不平衡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最有效的汇率调整的办法呢？那我们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该如何实现内外均衡呢？笔者认为在开放的社会，我们必须要有开放的思想。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涉及到多国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更加广泛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邀请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共同研讨人民币升值问题，力争求得一个均衡解，达到多方共赢的结果。

（二）、如何退出盯住汇率制度，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盯住美元汇率政策是我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迫不得已的选择，这种制度的弊端已经显现，实现人民币与美元脱钩是一种必然。我们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方式对汇率制度进行调整，采取更加具有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退出策略，文献资料做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本文在此不再累述。笔者认为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目标区汇率制度是过渡时期可行的策略。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关键在于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建设和深化。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的条件下，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放宽发行外币债券限制，丰富债券品种，完善债券的期限结构，不断增加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大力发展外汇市场，废除限制市场主体参与外汇交易的规定，扩大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适时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外汇远期交易、外汇期权交易等交易品种，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的功能。这样就会建成一个功能完全，且具有一定深度和较高流动性的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一方面有助于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操作，提高干预的效果；另一方面外汇市场可以充分地反映外汇的供需状况，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形成较接近实际均衡汇率的汇率水平。

（三）、汇率水平该如何确定？人民币汇率低估了吗？我们知道汇率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货币比价。要确定一个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不仅要弄清楚决定均衡汇率的因素是什么，还要运用有效的测算方法来计算出均衡汇率。决定一国汇率水平的因素是复杂的，从长期来看，决定一个国家均衡汇率水平的根本因素是该国经济体制优化、生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从中短期来看，该国实施的财政金融政策、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国内外利差、资产价格、投机资本流动以及公众预期、甚至政治上的博弈都会对汇率水平产生影响。我国自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巨增，并且这种形势将会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持续，人民币均衡汇率长期升值是不可避免的。人民币币值低估，名义汇率偏离实际均衡汇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外专家学者看法比较一致。但争论较多的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幅度到底是多少？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测算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斌（2003）运用单方程协整均衡汇率模型对我国均衡汇率进行了测算，认为1994—2001年均衡汇率累计升值了20.6%，平均每年升值2.6%。

（四）、我国以促进出口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当转变？在过去20多年中，以出口导向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增加就业功不可没，但也给今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前对外开放度为20%以上，外贸依存度达到50%以上，经济增长和就业已经越来越依赖出口。我们知道贸易的目的是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获得贸易顺差不应该是一个国家从事国际贸易的目的。通过低估人民币币值增加贸易顺差，但我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据经贸部的一份研究报告，1993—2000年中国整体贸易条件下降了13%。贸易条件越恶化，中国就必须出口越多的产品。而升值恐惧症，正是我国目前这种尴尬处境的反映。同时，人民币币值低估还会扭曲资源在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配置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利于企业长期保持竞争力，对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不利。因此，通过低估人民币促进出口，不仅会减少社会福利，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和抑制技术创新，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同时，我国每年吸引大量的直接投资，这样双顺差使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到2003年9月已达3839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风险也不断增加。我们知道吸引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弥补国内储蓄（资金）的不足；二是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对于我国来说，不存在国内储蓄不足的问题，我国居民存款已逾10万亿人民币。巨额储蓄无法转变成投资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存在着严重的金融压抑，金融无效率。我们可以通过金融深化，提高金融效率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各地竟相吸引外资，把吸引外资的多少作为政绩，是极不正常的。有的为外资提供超国民待遇的优厚条件，与国内企业不平等竞争，已引起了不良的社会反响。尤其是国外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向我国转移，严重污染了我国生态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尽贡献为负。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吸引的直接投资存量约4000亿美元左右，按照10%的汇报率算，每年将有400亿美元的利润汇出。现在他们大多数都以再投资的形式留在国内，一旦他们将利润汇出，将对我国的金融造成巨大冲击，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因此，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念，逐步放弃以出口导向和直接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尽早实现向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过渡。

（五）、增强国民防范汇率风险意识！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又恰恰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大小，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人们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在加入WTO前，全国人民都在喊“狼来了！”，但加入WTO一年多来，实际上“狼”并没有来。因为我们做好了对付“狼”的准备。而今年春天，当人们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之中时，SARS这只“猛虎”却搅乱中国，乃至世界的秩序，给人们身心造成严重伤害，给社会带来巨大的震荡，对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冲击。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为什么？因为SARS来得出其不意！同样，笔者认为只要我们提高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做好防范汇率风险的准备，提高防范汇率风险能力，就可以大大减小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冲击。令人遗憾的是，据笔者调查了解，人们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非常薄弱！当问及人民币升值对该企业又什么影响时，一些企业领导竟说人民币不会升值，从未考虑过汇率波动的风险。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想这与我们舆论导向和强制结售汇制有关。我们舆论一直宣传人民币币值保持稳定，同时，在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下，企业不拥有外汇，企业所得外汇直接按照固定得比例兑换给国家，自己从未经历过汇率波动得风险。那么人民币汇率真的一直不变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从人民币汇率的历史来看，汇率几次变动也是巨大的。即使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严格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也允许有±1%的浮动。其实人民币现在只是对美元保持汇率不变，但对欧元、日元等其他货币每天不都在变动吗？即使人民币目前不升值，但是随着我国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是一种必然，汇率风险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因此，笔者再次呼吁：加强防范汇率风险意识和防范汇率风险技术教育，已是刻不容缓！首先，在舆论导向上，要宣传防范汇率风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要建立健全外汇交易市场，为人们提供规避汇率风险的场所和工具。最后，企业管理者应当增强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学会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的技术。如果大家能够作到有备无患，即使人民币有限升值，也不会对我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人民币汇率再一次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我坚信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智慧和高度负责的民族，她一定会为人民币汇率求出一个最优均衡解，实现多方共赢，不断推动世界经济均衡向前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胡六祖：《人民币：重估抑或浮动？》，《财经》2003年2月20日总第77/78期。

[2]麦金农：《世界美元本位和东亚汇率困境》，《比较》，中信出版社2002。

[3]麦金农、施纳布尔：《中国是东亚地区的稳定力量还是通缩压力之源？兼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较》，2003年第7期。

[4]关志雄：《为什么人民币需要升值：中国才是真正得受益者》，《比较》，2003年第7期。

[5]张斌：《人民币均衡汇率——简约一般均衡下的单方程实证模型研究》，《世界经济统计研究》2003年第2期

[6]张斌、何帆：《人民币应该升值吗？》，《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7]覃东海、何帆：《浅析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18，2003。

[8]李多佳：《人民币汇率近期观点综述》，《金融时报》，2003年8月11日。

[9]余永定：《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0]张斌、何帆：《人民币升值的策略选择》，《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1]王宇：《如何从钉住汇率制度中退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2]MorrisGoldstein,"China''''sExchangeRateRegime",2003（/publications/papers/goldstein1003.htm）

[13]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Two-StageCurrencyReformForChina",2003

（/publications/papers/goldstein1003.htm）

[14]MorrisGoldstein,NicholasLardy,"AModestProposalforChina''''sRenminbi",2003

（/publications/papers/goldstein1003.htm）

汇率论文篇9

（一）我国的经济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就是说汇率就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货币出现持续贬值，有些国家则大幅增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但整体缓步上扬，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而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GDP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相关性。（图1）

我国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则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相应提高，这也使人民币在长期内保持坚挺。

（二）人民币流通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衡量人民币流通状况的主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往往使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抑制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若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将使本币汇率下跌。但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取决于两国相对价格的名义变量。当本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币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绝对购买力平价可用公式表示为：S=p/p*（2.2.1）

S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单位外币（如现在的汇率为1：7.8，则S=7.8），即直接标价法。P和P*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综合物价水平。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之变化应该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除以外国的物价指数。如果用p$和p表示美国和中国t0到t1期的通货膨胀率,S0和S1表示t0和t1期汇率,则相对购买力可用公式表示为:

(S1-S0)/S0=(л-$$）/(1+$$）(2.2.2)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要旨是,汇率变动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如果中国通胀率大于美国通胀率,则人民币应该贬值,反之则人民币应该升值。从长远来看，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类似的通货膨胀率。以下采用1996年至2005年的中美居民价格指数，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分别以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相应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内高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与1998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随着年份与基期的差距越大，所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偏离越大。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汇率，基期的选择比较重要。如果选择以基期较接近的年份,得出的汇率与名义汇率是比较接近的，说明汇率的变化跟物价指数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1999年以后我国是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连续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汇率应该持续走低。但是我国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却持续升高。这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时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通货膨胀的水平，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外的物价水平的变化。但是，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修改，相信在长期内人民银行所制定的汇率是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要求的。

(三）利率差异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周边的国家，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上扬。利率平价理论的提出者凯恩斯认为：汇率变动与两国相对利差有关，投资者根据两国利差大小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进行投资选择，以期获取收益或避免风险。利率平价表达式为：

(F-S)/S=i-i*(2.3.1)

S是将本币换成外币的汇率，F是将外币换成本币的汇率。i是本国利率，i*是外国利率。

（2.3.1)式反映了汇率与两国利差的相互关系：当本国利率相对外国利率上升时，两国利差增大，汇率下跌；反之，汇率上升，即F与i-i*成正比。通过对表6中F和利差进行一元线形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高，相关系数为-0.45064。分析的结果显示F与i-i*成反比，即我国的汇率变动与中美之间的利差正相关。这与利率平价理论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水平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但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五年来，对外资银行的逐渐开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也将逐步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汇率水平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利差的变动。

(四）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呈现顺差，支撑了人民币汇率走高。

（五）人民银行的干预与人民币汇率

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1994年至今,我国汇率虽双向波动，但缓步上扬。1994年人民币并轨时，汇率为：1：8.7。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仍然保持稳定，1美元兑换8.275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和人民银行对汇率的干预只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人民币全面的自由兑换并走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二、人民币汇率与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确定

在前面各点中，分别分析了GDP、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国际收支和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我们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Y=X1+X2+X3+X4+U(3.1.1)

Y表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X1、X2、X3和X4分别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由于政策的影响是难以定量分析的，所以采用U表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的因素。

(二）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了1996年至2005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对3.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2.1式:

Y=8.259474+0.1836X1-0.30832X2-0.0975X3-0.02024X4（3.2.1）

可以看出：

（1）GDP增长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反相关，即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下跌。这点是不符合汇率的正确的发展规律的。这主要原因是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导致汇率的水平不能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2）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正相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应当贬值。但我国却相反。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汇率却提高0.3083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值低估，汇率升高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增加的压力。

（3）利差和汇率的关系跟前面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只是相关系数上的差异，这主要原因是多元回归分析跟一元回归分析在自变量的数量不同。

（4）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即顺差每增加1%，人民币汇率就提高0.02024%。我国十年来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国际压力的影响下，在汇率决定理论的作用下，人民币的持续走高是必然的趋势。

三、结论

通过构造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影响较弱。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利差和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增强。本文深化了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的认识，希望为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纯威.人民币名义汇率超稳定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17-149

2.章和杰.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中权重的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1-50

3.任兆章,宁忠忠.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03(12)

4.刘向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0(1)

5.杨帆对人民币汇率的几点看法[J].中国统计,2000(9)

6.王军青.利率平价机制与人民币汇率[J],上海经济研究,2000(6)

7.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

汇率论文篇10

一、文献综述

成熟的国际收支理论认为，贸易、FDI与实际汇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汇率的主导因素。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的总和，一般来说，国际收支逆差表明外汇供不应求，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国际收支逆差会导致外汇汇率上升，本币贬值；反过来说，国际收支顺差会引起汇率下降，本币升值。近年来，随着全球资金快速流动，汇率波动衍生的不确定风险，对于出口部门的影响，成为近来研究重心。理论上，汇率波动加剧将提高贸易风险，增加避险成本，减少预期利润，降低厂商从事国际贸易意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远期外汇市场不尽完全或者缺乏效率，避险渠道受到限制，厂商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可能更甚于已开放国家。对于汇率水平的波动与FDI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学术界尚无定论。从理论上来说，汇率通过两个渠道影响FDI：相对生产成本和财富效应渠道。

传统的汇率理论（Hymer，1960）认为，在资本市场完全的情况下，汇率水平波动将不会对国际直接投资产生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只是企业从其自身角度出发的一种战略考虑。另外一种传统理论将FDI看作追逐比较成本优势的现象。它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认为资本的国际流动是更好地利用国际间不能流动的另一国十分丰富的廉价资源优势，即后来英国学者Dunning（1997）概括的区位优势。

Froot&Stein（1991）发现了汇率变动的所谓“财富效应”（wealtheffect），认为本币币价的变化与FDI之间存在着逆向因果关系。即货币升值时，FDI流入量会下降；当货币贬值时，FDI流入量则会上升。这是因为一国货币贬值，投资者所持有的本币的相对价值就上升，这意味着可以以相同的财富购买到更多的东道国资产，这势必会促进外商投资的增加。他们研究发现，美国1970~1980年涌入的大规模FDI应归功于同一时期疲软的美元。相反，Goldberg和Kolstad（1994）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则发现汇率贬值对于FDI没有任何大的或显著的影响。但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又发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数据表明，币值的变化与FDI流入量之间甚至存在正向的关系（Raymond，2004）。会计

对于汇率波动幅度（volatility）对FDI流入量的影响，一般认为：汇率波动越剧烈，外商进行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对风险回避型投资主体是不利的。但是目前国际上多位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却发现汇率的波动幅度与FDI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Cushman，1985&1988；Goldberg&Kolstad），还有一些学者得出波动与FDI流入不存在任何关系。同时也有人关注国际收支内部FDI和经常账户的关系，如Maxwell（1996）的实证结果显示FDI从长期来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的改善。

最新的理论则是把FDI视为跨国公司购买的一种真实选择权（Realoptions）。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影响国际市场的因素远比国内市场复杂，而且变化无常，所以从事国际经营业务的风险非常高。跨国公司为了降低自己直接投资的风险损失，往往借鉴证券投资中惯常使用的多样化策略来分散现有的投资布局，即通过在国外并购或新建一个或多个工厂（当然须相应推迟在何处进行生产的决定）来分散投资风险，从而确保取得较为稳定的投资收益。此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相当于购买了一种真实选择权，其价值自然就取决于国际市场的风险大小。英国学者Dixit和Pindyck（1994）在该领域有较为全面而深入的探讨。

国内关于对外贸易，FDI与汇率关系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邢予青（2003）以日本对中国FDI为背景分析了汇率和FDI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日元对人民币的双边真实汇率和日本对中国FDI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王志鹏（2002）的实证分析认为，FDI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我国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

1996-1997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外贸收支顺差较小且波动较大，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1996年的FDI规模为417.3亿美元，1997年中国成功地抵制了亚洲金融危机，大量外资持续流入，1998年达到454.6亿美元。这也与FDI从周边国家流出有关。随着危机国家经济的逐渐复兴和中国经济的持续低迷，1999~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2001年以来随着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的逐步恢复，同时，由于WTO的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入世”效应在利用外资中开始显现出来。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14.7%的恢复性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2002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527.43亿美元，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程度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为535.05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同时也注意到2003年度内FDI的流入额的波动很大。从2003年的535亿美元到2004年的606亿美元，经历了大概12%的增长。2005年我国FDI流入量为855.1亿美元，考虑2005年FDI撤出的数量，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这一数字为63.8亿美元，这样2005年的FDI净流入量为791.2亿美元。

实际汇率是反映一国国际竞争力状况的指标，其计算方法为：

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外国物价指数/本国物价指数）

由于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和FDI的主要来源国之一，同时鉴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地位，我们以对美元的实际汇率反映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水平。采用的计算公式为：

实际汇率=名义汇率×（美国消费价格指数/中国消费价格指数）

从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走势看，尽管199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维持了稳定，但由于两国物价水平的变化，1996至1997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处于实际升值状态，之后一直到2003年2月总体走势是对美元实际贬值，2003年3月以后由于中国物价水平迅速回升，人民币对美元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2003年底相对于2003年2月升值幅度达9.28%.在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后，今年5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首次“破8”。之后，人民币汇率开始返回，到6月15日再次“破8”，人民币较2005年7月21日升值3.49%.

对外来直接投资数据进行进一步考察就不难发现，自199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变化可能对不同类型的外来直接投资有不同影响。事实上，在过去流入中国的FDI中，1995~1998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窄幅升值，外商独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呈不断增加之势，而中外合资型FDI则呈不断减少之势；1998~2005年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期间，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型FDI则在不断减少，而且趋势十分明显，只有外商独资型FDI在不断加速增长，并于2002年超过其他类型FDI而占FDI总额的近乎一半。

根据Froot&Stein的相对财富理论，在一国资本市场不完全的前提下，货币升值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这符合财富理论的前提假设，而对我国以往情况的检验结果也符合该理论的结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所谓“财富效应”将使持有外汇资产的外国公司相对于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国内企业突然间拥有更为充裕的人民币资金，从而更有利于外国公司对我国企业资产的收购或刺激它们来华投资；与此相反，人民币升值则将减少外国公司的相对财富，并增加其在华投资建厂的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或削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由于1995年依赖人民币汇率（包括我国贸易加权的有效汇率）一直呈现升值趋势，并因为我国外汇储备长期持续增长而隐含升值预期，所以，我国中外合资型FDI是最符合Froot和Stein的“财富效应”的，中外合作型FDI与“财富效应”基本吻合，而外商独资FDI则与“财富效应”完全相悖。

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的这种影响并不难以理解，因为在直接投资之前，为了明确中外双方的权益和义务，中外合资项目或者中外合作项目无疑都要涉及外商投资物品，技术以及商标等在我国国内的作价或估价问题，自然受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最大和最直接。与此相反，外商独资项目通常是在直接投资发生之后的国内采购或支付工资等费用时才会涉及人民币汇率，因此基本上不受汇率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它受其他因素特别是追求区位优势的影响最大，这正是近几年外商独资型FDI在我国迅猛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在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或者钉住美元的政策制度前提下，人民币汇率的微小变化本身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真实选择权型直接投资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真实选择价值只取决于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大小，而风险不是指变化本身，而是指变化的不确定性或变化幅度。会计

不过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人民币汇率逐步扩大浮动范围，人民币汇率的经常变化势必增加国际交易条件的不确定性，从而刺激更多的跨国公司把更多的国际交易内部化，并促使以追求内部化优势以及知识产权为目的的外商独资型FDI更快速的增长。同时，随着入世后我国不断完善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相关法律，人民币汇率变化也将会影响将来通过并购进入我国的外商独资型FDI，它们会因人民币贬值而增加，或因人民币升值而减少。

三、结论

（一）尽管FDI具有一定的出口导向型特征，但出口空间的大小不是影响外资流入的主要因素，吸引FDI可能依然是较高的投资利润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和潜在的巨大市场等国内特定因素。实际汇率上升即人民币贬值对FDI短期内会有促进作用，但是长期内会由于实际汇率的波动对FDI的投资信心产生影响，造成FDI的波动，甚至是造成FDI的下降。长期来看实际汇率的稳定有利于吸引FDI.（二）尽管1996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维持了稳定，但是实际汇率变动较大。贸易的顺差会导致一定时期内人民币的实际升值。FDI的增加初期会导致人民币小幅度的实际贬值，一定时期（大约一年半的时间）后导致人民币实际升值。

（三）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一个涉及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本文研究显示，FDI的大量流入是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来源，而人民币升值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恶化我国的贸易收支，但会对FDI的流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四、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汇率水平对流入我国的FDI存在一定的影响。中国若要继续扩大吸引外资，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考虑。

（一）加快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这样即使人民币升值，对于流入我国的FDI也不会存在巨大的影响。因为根据Hymer的理论，在完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投资只受该项投资报酬率的影响，而不受汇率水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