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0:00

汇率论文

汇率论文范文篇1

论文内容提要: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可小觑,人民币究竟值多少美元已成为汇率的核心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从实质上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我们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对人民币汇率中长期趋势加以分析,解析终结人民币持续单向升值的几种可能性,并强调中国应根据自己的贸易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来制定汇率目标。

一、人民币价值处于低估状态的购买力平价学说

1918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首先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基本概念,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其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兑换率(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因此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我国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就中长期来说应适用于人民币的汇率。简言之,购买力平价就是购买同样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国的货币。例如据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2004年的调查,同样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纽约40美元,在上海为190元人民币,从而可知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卖12.4人民币,纽约则要5美元,其购买力平价为2.48。但是,在采用购买力平价时,要求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环境应大体相同才行,因此,英国《经济学人》编制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指数来反映世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这是因为各地汉堡包的用料质量、包装、服务环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们采用广州的汉堡包价格计算出的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2,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7.8。然而,单个商品是不能反映整体的购买力平价的,为此国际机构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时要采用更多的一揽子商品,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采用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行业,186种器材货物和20项建筑工程)来编制各主要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按1000多种商品价格计算的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倒是和汉堡包的指数接近,它与世界银行以前在2001年计算的该项平价为1.74相比实际汇率更向购买力平价靠拢。然而,不同的人会对一揽子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他们各自编制的购买力平价也不会一样,如国内学者计算出的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1999年为4.57,日本学者计算的则是5.64,可见各方的这一数值有很大差距。

关于使用购买力平价学说的争议,据学者指出这是由于它本身所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条件所致,1.必须满足一价定律成立的条件,即商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商品交易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国际市场统一化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2.衡量商品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种商品在蓝子中的权重也要相同;3.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的假设,在购买力平价中不考虑不可贸易商品;4.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尚不能被全部满足,尤其是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从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后者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但国内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尚不能全部市场化并和国际市场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资本项下的外汇尚不可自由兑换,某种程度失真的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使购买力平价学说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评。尽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学的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国际交换中真正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价值,这里货币(纸币)的价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值,而是货币所代表的,以其标价的商品的价值,并认为不论以什么货币来标价,或者说,不论其价格高低如何,一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与他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看来,购买力平价实际是两国商品价值之间的比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包括其国际价值学说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根据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货币从一般商品分离出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来看,在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中,实际上一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仍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另一种货币则是一种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换中,人们是用多少人民币去买一件美元(作为单位商品),这时人民币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们用多少美元去买一件人民币,这时美元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币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即时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购买力平价是货币的价值。

按照价值规律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围绕着商品的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价格和价值相一致时,人们称之为均衡价格。从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的角度来看,那么货币的汇率(价格)也应是围绕着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两者一致时,可称为均衡汇率。这里所说的“上下波动”就是指价格背离价值的一定幅度,学者们用“偏差程度”来表明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程度较小,大部分国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时日元为29.6%,加拿大为25.5%)。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偏差程度较大,多在50%以上,原东欧国家多在100-200%,俄罗斯为344%。发达国家偏差小表明它们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市场化,其偏离度通常只是货币本身受供求的影响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负偏差,当超过一定幅度后会向价值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管制较多,商品机制不完善,商品价格扭曲现象较为严重,与国际市场价格脱离,其偏离度都是单向的,即其本国货币都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中国的人民币就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实际汇率为7.77,其偏离度为128%,而2001年时世界银行计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为1.74,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其偏离度高达380%。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场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贸易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和增加,其价格更接近于国际市场从而使购买力平价价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汇汇率机制形成正向适应市场需要转换,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当一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美元本身的贬值要求

在汇率中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伴随着另一国货币的贬值,反之,亦然上面是从人民币自身升值要求来分析,现在要从美元本身要求贬值角度来分析。从表面上来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而实质上来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币应升值,而是美元在贬值。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如伊拉克战争要花费4000多亿美元)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200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4270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628亿美元,为了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从而形成巨额外贸逆差。据报道,美国贸易逆差2005年为7258亿美元,2006年为7600亿美元,2007年为7116亿美元,连续多年每年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据外国学者研究说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早在几年前已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元的60%在境外流动,亚洲各国的的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增长速度甚至比亚洲更快。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协议崩溃以来,数十年来美元始终是处于贬值的状态,也就是说长期说来是趋于贬值。例如,1972年时每盎司黄金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却达到了1000美元,可见美元贬值幅度之大。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庞大时美元就出现贬值,而每次美元贬值都存在一个特点,即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快,谁的竞争力改善得快,它就对谁定向贬值。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马克,80年代的日元和台币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兑换360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前为1:243,在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兑85日元。自2001年以来,这一轮由于连年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趋势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所引发的美元贬值,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

美国2007年的经常项目赤字(逆差)金额达到7116亿美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美国该项比重为5.5%。有学者撰文称:“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承受的贸易经常项目逆差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要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过去30年的水平即3%左右,为此美元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必须继续贬值15%,而更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将因这一贸易的巨大失衡而贬值30%-50%。另据学者研究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最近美国由于其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次级债危机并由其延伸到信贷危机,这引起了世界对美国会进入另一次经济衰退的忧虑,这种忧虑使原本由于双赤字所引起的美元贬值更为严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有消息说俄罗斯大幅度地削减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资产比重,从85%下降到45%,瑞士央行也有同样举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第三季度的65.8%降至64.7%,2007年第一季度又降至64.2%,跌到18年来的最低水平。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调查,2006年末全球47家央行中15家减少了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另外,在石油输出国中也有国家主张不用美元计价,而改用欧元,由于信心的动摇,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下降,这更会加剧美元自身要求贬值的趋势和幅度。

三、人民币尚不具备长期大幅升值的条件

人民币升值的终结会在哪里?会不会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CIATHEWORLDFACEBOOK)估算的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为3.51的水平不断靠拢呢?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的价值是表明一种趋势,今后一年人民币还会温和持续升值,但在更长的时期中人民币将会打破单向运行的趋势,形成有升有贬的区间波动。

正如前面所述,购买力平价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两国货币的均衡价值,它的运用具有很多限制条件,而这些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第一,购买力平价考虑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游资及对冲基金非常活跃。国际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流动所占比重并不逊色于国际间的货物贸易。近几年来,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因此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今天的游资流入同样会造成今后资金的流出,因为当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给他们带来高于他国市场的利润时资金自然会撤离中国。第二,购买力平价的另一个理想状态要求国际市场是统一化的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目前国际油价已高达130美元/桶,而我国为了控制CPI,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成品油价格一直没有上涨。目前仍控制在55美元/桶左右的水平。另外,我国水价和电价都还没有达到市场化。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07年11月的报告认为:“如果包括饮水和污水处理二项,中国水的全部成本将达到5-6元/立方米,部分地区可能会到10元/平方米。”但是现在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价格平均为1.67元/立方米,即使考虑到平均不到1元的污水处理费,保本水价应该在3元/立方米。同样我国电价也是实行限价制度的,煤电联动尚未实施,大部分电厂仍处在亏本生产的状态,所以我国尚有一些商品未完全市场化。

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概念中的均衡汇率差距较大,因此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以下几种情形的出现人民币单向升值之路将会终结。

1.据估计,我国出口占GDP的15%-20%,应该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相对较高的。我国目前实施了以上一些限价措施,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内CPI,但在无意中实际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同样也是由于这些非市场化因素,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即转向更加重视国内消费和服务的模式。这种延缓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变得比较脆弱。现在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美国国内需求下降。由于美国人习惯借钱消费,一旦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亦停下来,因此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呈“L”形,即未来几年GDP极低增长。同时欧洲经济也有放缓趋势,如德国工业订单从2008年1月以来已连续四个月下降,这表明该国出口贸易正在失去增长动力。各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必将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到时中国出口增长会走向疲软。这样,中国经济的一大块利润将会减少,这必将引起国内整体经济的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到时只有控制人民币升值。

2.另外一个终结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并非短期就会回落,这些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国内无法通过增加供应的方法来加以消化,同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国内油价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让油价,水价,电价全部市场化,那么国内的物价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国内购买力平价也需要向上修正,这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之路有可能被提前终结。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本国利益希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到汇率变动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主动把握汇率变动的方向和节奏,争取在“货币战争”中占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项兰捷、张秉文《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J]中国外汇20007.10

2.戴世宏《一揽子汇率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8

3.吴言《汉堡包指数求解经济迷团》[N]国际金融报2004-10-27

4.史万钧《国际金融业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5.王玲《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中外经济实力比较》[J]世界经济2002-7

6.《2005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WorldBank2007-9-14

汇率论文范文篇2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政府借汇率政策对我国政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主权,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

(2)要在贸易格局上进行创新。以前我们更多地参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今后则要在保持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积极开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

(3)要加强贸易工具的创新我国应加大在信息技术上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更多的采用电子商务方式,通过贸易工具的创新,缩短与西方跨国公司在管理、营销等方面的差距,以效率的提高促进我国出口产品总体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李银珠:汇率变动效应与人民币汇率政策选择.金融与经济,2004

汇率论文范文篇3

摘要: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被视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准备金因为其货币乘数效应而会给社会金融及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往往是中央银行慎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我国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的6%逐渐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内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跃然成为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常规工具,本文旨在对我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及效应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存款准备金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关键词: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政策

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被视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其中,存款准备金因为其货币乘数效应而会给社会金融及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往往是中央银行慎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目前,在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西方国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有逐渐趋于零的发展趋势,而我国却恰恰相反,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从2003年的6%逐渐提高至2007年末的14.5%,2007年年内竟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跃然成为我国实施货币政策的常规工具。

一、存款准备金制度概述

存款准备金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并进行资金清算需要而存入中央银行一定数额的资金,金融机构按规模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存款准备金率。一般来说,实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国家中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一旦获得储户存入的存款,就须将一定比例的存款再存入作为货币管理当局的中央银行。这种货币管理制度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

建立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保证银行券和客户存款的兑付。随着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它正演变为央行调控金融机构存款派生能力和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制度下,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通过存款准备金账户进行资金清算和流动性管理,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应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

有研究认为,完整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的内涵不仅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和调整,还包括所需缴存的金融机构、不同类型存款(资产)的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作为存款准备金的资产类型、存款准备金的计提方式、存款准备金是否付息与(付息时)付息利率的确定和调整,以及违反这一制度的相关罚则等。但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和调整仍然是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核心,也是本文阐述的重点。

存款准备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告示效应。存款准备金比率升降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预示图,中央银行调整准备金比率是公开的、家喻户晓的行动,并立即影响各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头寸。因此,调整准备金比率实际上是中央银行的一种有效宣言;存款准备金制度有强制性。存款准备金比率一经调整,任何存款性金融机构都必须依法执行;另外存款准备金制度通过决定或改变货币乘数来影响货币供给,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巨大波动。因此存款准备金制度通常被认为货币政策的一剂“猛药”。

二、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功能演变

依据存款准备金制度在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体系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其功能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1984-1998年:中央银行筹集资金手段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1984年,最初设定的目标是为人行筹集资金,用以支持信贷结构从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为大型建设项目融资。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人民银行从而中央财政获取资金的重要手段之一,与此相对应,人民银行对存款准备金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

(二)1998-2004年: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1998年同业拆借市场的恢复运行,改变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我国基本上构建了间接型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架构,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般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然而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利率工具难以在短时期内成为我国调节银行信用总量的有效工具,所以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存款准备金制度成为频繁应用的主要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期间存款准备金率经历了三次调整,其中1998年3月21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七大项,核心内容有二:合并备付金账户与准备金存款账户;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8%。

(三)2004年至今:一般性与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与支付清算保证

面对2003年来我国出现的经济过热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过热特征,央行创造性地将存款准备金制度工具改造成具有结构性调整功能的一般性操作工具,即将银行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确定与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等指标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的有机结合,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对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属性。

特别是2006年7月至2007年末,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为了防止经济由过快向偏热发展,央行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仅2007年年内上调竟达10次之多,存款准备金率也由2004年的7%调至2007年末的14.5%。存款准备金制度已经成为央行经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三、近期我国连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背景分析

2006年7月以来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上调主要针对流动性过剩问题,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对资金的流动性进行回笼,对整个经济实施宏观调控,防止经济由过快向偏热发展,防止通货膨胀。

1.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信贷规模激增

据统计,截至2006年11月,银行人民币存贷差已达11万亿元,银行手中可供使用的信贷资金空前泛滥,截至2006年9月各项贷款合计为221035186亿元。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银行来说,出于自身收益的考虑,在流动性严重过剩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放贷热情必然提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银行完成重组和IPO这种融资的增加实际上是资本金的增加,扩大了商业银行信贷的杠杆效应,可以使银行的新增贷款成倍增长。如果不把流动性控制在适当水平,银行过度扩张贷款的压力会再度上升信贷规模将出现高速反弹,这势必会加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过热现象。

2.国际收支顺差矛盾突出

中国海关总署1月11日的统计数据表明,2007年全年中国进口总额9558.2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2180.2亿元,累计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15282亿美元。高额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占款,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投放量,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增长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

3.固定资产投资及房地产投资过热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前3季度,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61800亿元,同比增长达28.2%,增幅比上年同期高0.15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为10062亿元,同比增长达2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3%,增幅虽比上半年回落2.15个百分点,但依然比去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点,指标仍在高位运行。

4.公开市场业务及再贴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为了对冲由于购买外汇而增加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加大了在货币市场进行债券正回购、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公开市场操作的力度,但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在对冲持续刚性增长的外汇占款时,受到了一定限制;而我国目前的再贴现率已经较高,上调再贴现的空间有限。由此,提高准备金率成为中央银行可以动用的较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

四、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1.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预期效应

2007年1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4万亿元,从理论上看,存款准备金率每上升0.5个百分点,可冻结资金约1700亿。而2007年1月之后存款准备金率经9次上调,由9.5%上调至14.5%,累计上调5个百分点,冻结资金约1.7万亿,而依据货币乘数的原理,在理论上央行可以冻结的资金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商业银行的资金总量,防止信贷资金泛滥,缓解控制流动性过剩问题。

此外在三项货币政策工具中,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效果更加直接、作用范围广、政策时滞时间短、央行调控的主动性更强。而且存款准备金率具有非常强的告示效应,存款准备金率的一再上调表明了中央的调控态度与调控决心,进而间接影响微观个体的投资预期。

2.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的效应局限性

首先,金融创新弱化了存款准备金制度作用的力度。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原理是中央银行调高或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相应减少或增加,从而收缩或扩大信用。这里,存款准备金制度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相对固定,这样才能对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做出反映。金融创新破坏了这一前提条件,由于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的创新,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创新业务和创新工具轻而易举地通过货币市场调整其超额准备。超额准备弹性的增大,使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作用力度减弱。

其次,政策的时滞效应影响了存款准备金制度调控的短期效果。从国内经济形势过热,银行资金流动性过强,到央行意识到必须采用一定的措施进行调整,是一种认识时滞;从认识到央行决定采取实际行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所需要的时间是此项货币政策的内在时滞;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以后,到对宏观经济活动发生影响,取得效果,需要更长的时间,即外部时滞。一般情况,央行采取措施以后,不可能马上引起最终目标的变化,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慢慢影响各个单位的经济行为,从而对政策的最终目标产生影响。另外由于政策的时滞效应又可能带来矫枉过正的副作用。

再者,国际收支顺差冲销了存款准备金的调控效果。流动性过剩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内问题。在国际国内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仍面临着巨额贸易顺差的压力。而外汇占款会在很大程度上冲销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紧缩银根的效果。

因此,鉴于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以及国内外金融市场形势的整体变化,单纯的依靠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难以实现紧缩的货币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应辅以多种货币政策,积极推进我国利率及汇率改革,以更好地控制资金的流动性,使宏观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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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丽.《试析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政策效果》.《商业经济》,2005(6).

汇率论文范文篇4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性行为,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主权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主权(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主权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主权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主权和铸币税丧失货币主权,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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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汇率论文范文篇5

一、1973年以来日元汇率走势

1973年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后,日元兑美元汇率总的来说呈现升值态势,但中间时常出现较大的反复。1973年初约为1美元=266日元,1978年末急剧升值到1美元=195日元,1980年初贬值到约1美元=250日元,1982年底短暂升值后,又逐渐贬值到1985年初的约1美元=258日元。1985年9月广场协议和1986年2月卢浮宫协议后,日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急剧升值了约33%,1987年4月末1美元=140日元。1987年到1995年,日元汇率一直呈现升值的态势,1995年4月为1美元=79日元,创出了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最高记录。1995年中期开始,日元汇率由升转跌,1998年6月跌至1美元=145日元。1999年日元又升值到1美元=102日元,2000年和2001年略微贬值,2003年5月日元汇率为1美元:115日元。

1973年以来,日元汇率总的变动趋势是震荡升值。综合分析,购买力平价、利率、预期等常规因素以及政府政策是决定汇率走势的重要原因。而在这次日元长期升值过程中,尤其是1985年以来,日元明显升值过程中,美日两国的汇率政策是导致日元升值的最重要因素,购买力平价、利率等常规因素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美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美日两个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间又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而且日本对美国的依赖更大一些,这样就使得美国货币政策能够对日元汇率发挥比较大的影响。

二、1973年以来日本对外贸易实绩

根据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日元兑美元汇率的长期大幅度升值,会提高日本商品在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价格,导致对日本商品的需求减少,日本出口增长将会下降。日元升值还会导致外国商品在日本市场的价格下降,日本进口将相应增加。出口下降和进口增长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减少,从而可以改善日美两国之间的严重贸易不平衡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日本对外贸易发展的实绩证明,上述理论所预测的情况没有出现。1973年至今,日本的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进口增长却不像出口增长得那样快,这一现象与国际贸易理论所阐明的本币升值抑制出口、增加进口的基本原理相悖。

1973年至2002年底的30年中,日本的对外贸易增长了10.06倍,大多数年份均为顺差,只在两次石油危机的5年中为逆差(1973、1974、1975、1979和1980年),自1981年以来则均为顺差。特别是自广场协议以来的17年中,所有年份的贸易顺差额都在500亿美元以上,有6年顺差额超过1000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外贸易则持续出现逆差,大多数年份的逆差额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30年中,日本的出口增长了10.98倍,在1982、1996、1998、2001和2002年出现过负增长;进口贸易增长了9.16倍,不仅在总体上慢于出口的速度增长,而且在1975、1982、1983、1985、1986、1992、1997、1998、2001和2002年共10年间出现了负增长。另外,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2003年前4个月日本贸易顺差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6%,出口额同比增长4.7%,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进口同比增加了5.4%.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1970年日本出口机械仪器占整个出口的比率为46.3%,1990年为75%,1998年为73.6%;化工产品分别占6.4%,5.5%和7.0%;金属制品分别占19.7%,6.8%和6.3%;纺织品分别占12.5%,2.5%和1.9%.机械、精密仪器等高技术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和欧洲;钢铁、塑料、机床等主要出口到亚洲新兴工业化的国家。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1973年以来,原油等能源占进口总额的比率下降,机械、汽车、服装等制成品进口增加。日本进口制成品1970年占整个进口的比率为30.3%,1990年提高到50.3%,1998年提高到62.1%;矿物性燃料分别占20.7%,24.2%和15.3%;原材料分别占35.4%,12.1%和7.8%;食品分别占13.6%,13.4和14.8%.

1973年以来,日本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实绩和进出口结构的优化表明,日元升值在抑制出口、增加进口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

三、日元汇率波动与对外贸易变动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资料,选取1973年到2001年的汇率波动数据和对外贸易数据,对汇率波动和对外贸易变动之间的关系作一个回归分析。

首先,假定汇率变动与贸易差额(出口值减进口值)的变动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令日元汇率同上年相比波动的百分比为自变量X,其中升值取正值,贬值取负值;贸易差额同上年相比变动的百分比为因变量Y1,贸易差额增加取正值,减少取负值。则两者之间关系如下:

Y1=A+BX

根据选取的数据资料,使用最小二乘回归估计法,可求得下面的回归方程:

Y1=0.1561+2.0297X

这一结果说明,日元汇率每升值1%,日本对外贸易顺差就增长2.0297%;日元每贬值1%,日本对外贸易顺差就减少2.0297%.日元汇率升值或贬值同贸易差额的增加或减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日元升值时,贸易顺差额也增加,日元贬值时,贸易顺差额减少,这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测刚好相反。

其次,假定汇率变动和出口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X不变,Y2代表出口额同上年相比变动的百分比。则使用相同的方法,得到的方程为:Y2=0.0997+0.1329X

这一结果说明,日元每升值或贬值1%,出口就增长或下降0.1329%.日元升值或贬值同出口的增长或下降之间也存在不应出现的正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后,出口本应下降但实际上却增长了,日元贬值后,出口本应增长但实际上却下降了,这个结果和国际贸易理论预测的也刚好相反。

最后,假定汇率变动和进口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X不变,Y3代表出口额同上年相比变动的百分比,得到的方程为:

Y3=-0.1174-1.8374X

这一结果说明,日元每升值或贬值1%,进口就下降或增长1.8374%,日元升值或贬值同进口的增长或下降之间存在反相关关系,即日元升值后,进口本应增长但实际上却下降了,日元贬值后,进口本应下降但实际上却增长了,而且进口变动的幅度大于汇率变动的幅度,这个结果和国际贸易理论预测的也刚好相反。

由于上述回归分析的结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测相悖,这里已没有必要对回归方程的各个变量及总的解释能力进行检验。上述分析的结果表明,1973年以来,日元升值基本没有起到抑制出口、增加进口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四、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特殊性和贸易政策的调整

本文认为,日本政府采取的有效应对措施,是日元长期升值条件下日本对外贸易依然保持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政府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

1.继续大力推行产业政策以促进出口。从二战后到7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追赶欧美发达国家阶段,与“贸易立国”战略密不可分的产业政策,是日本经济追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在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的过程中,日本没有放弃一贯实行的产业政策,即使在90年代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条件下也是如此。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

界、科技界、财界以及经济学界就日本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前景和出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并逐步形成了“科技立国”的新战略。一方面对钢铁、有色金属、造船、石油化学、纤维和造纸等消耗能源较多的产业进行设备更新和产品换代;另一方面将电子、能源、生命科学、新材料、宇宙和海洋开发等作为重点扶持的产业,大力推动这类产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现在看来取得了很大成效。如今,日本在汽车发动机用精密陶瓷、火箭和飞机用碳素纤维、生产用机器人、办公自动化机器和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产业如医药、农业、食品、能源;信息产业产品如游戏软件、半导体和大规模集成电路以及视听产品等领域,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出口额也稳步增长。比如,日本多年来一直是生产机器人的最大出口国,日本在这一行业的优势甚至于超过美国。

2.加速日元国际化,抵消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日元国际化的进程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其主要标志是1964年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8条款成员国”,开始承担日元自由兑换的义务。70年代以后,以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地位的危机为主要背景,日元国际化进程得到发展。1978年放宽了对外汇的管制,1980年实行了新的外汇管理条例,1981年修订《新银行法》。1984年5月,日本公布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前景》,所谓金融自由化指开放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欧洲日元市场并使利率自由化,日元国际化是指在国际交易中广泛地使用日元,让日元成为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此后,为了促进日元国际化,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扩大对外提供日元贷款、在贸易中更广泛地使用日元作为结算和支付货币、吸收欧洲日元贷款和放宽发行欧洲日元债券条件等。上述措施使日元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比如从1975年到1985年,日元在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从0.5%上升到7.6%,日本出口贸易中日元结算比例在1997年达到了36%,这就意味着日本36%的出口贸易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1998年4月1日,日本实行了新的外汇法和外贸法,公司和个人可以自由在海外日资银行开设美元账户,存储美元,在国内可以使用美元购物。如今,日元已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日元汇率波动对其对外贸易的影响大大减轻。

3.大力发展互补型对外投资。日元升值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不断增加。1970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仅为9亿美元,1973年超过了30亿美元,此后逐年增加,1981年达到约90亿美元,1984年突破100亿美元。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更是急剧增加,1986年到1988年3年时间对外投资累计1028亿美元,超过了战后1951——1985年35年累计对外投资总额的837亿美元。1989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441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368亿美元和英国的352亿美元,首次跃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325亿美元(以平均汇率折算)。从投资结构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投资额最多的电气、汽车、化学、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占其对外制造业投资的64%.日本对外投资中服务业一直未占据主导地位,主要限于金融保险、商业服务和不动产。从投资地区构成看,日本对外投资主要以发达国家为主,依次为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和法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另外对开曼群岛和巴拿马的投资也比较高。日本对外投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与对外贸易的互补性强。比如日本向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绕开NAF-TA和EU的贸易壁垒,对东亚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换句话说,日本将其一部分出口能力转移到其他东亚国家,通过利用这些国家廉价的工业用地和劳动力而形成生产能力,再向欧美国家出口。所以,从全球的角度看,日本的出口能力大大超过国际贸易统计的数额。而且,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投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使这些国家对日本资本密集性资本品的需求不断增加,日本出口增长得以保持。

4.推行战略性进口保护政策。从统计资料看,日本关税和直接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并不高于同类发达国家,但日本市场的保护程度却非常高,主要体现在间接的非关税壁垒措施和产业政策、商品标准、政府采购等方面。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进口。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统计,从80年代初期到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前,日本向GATT通报的,要实施的技术壁垒数量是508件,同期美国为500件,欧盟国家为226件,澳大利亚为54件。1995年到2001年,日本通报要实施的技术壁垒数量为265件,同期美国为215件,欧盟为191件,澳大利亚为106件。所以,日本是世界上采取技术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这些措施对减少进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保护的领域看,主要集中在农产品、药品、生物技术产品、纺织品和服装、皮革等。就农业领域看,日本二战以来一直对农业采取高保护政策,为此已经与美国发生了数次贸易摩擦,和中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争端也开始出现。另外,日本还在进口通关手续、政府采购、动植物的检验和检疫及产品标准方面以及服务贸易领域为进口设置了重重障碍。由于日本的战略性进口贸易保护政策实施已久,美国与其进行了数次谈判但收效并不明显,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借鉴的。

5.其他原因。

首先,日本对外贸易结构的特殊性。就进口结构来看,日本的进口需求主要取决于生产领域而非消费领域,日本因为资源贫乏而人口众多,只好选择了加工贸易立国的发展道路,而且确立了所有的工业品实行国产,进口只限于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投入品和资本品的基本方针。这种满足生产需要的进口体系与美国那种满足最终消费需要的进口体系截然不同,前者主要取决于生产领域的技术构成,而对国内外产品价格的差异缺乏敏感的反应。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未导致进口规模相应扩大。从出口结构看,日本的出口以工业制成品为主,以稳定的质量和节约能源、环保等非价格因素为主要竞争手段,出口品在国外市场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大。

汇率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汇率政策国际收支均衡调节

当前,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以美国和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不断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我国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面对升值压力,我国政府坚持自己的原则,在汇率问题上既独立自主,又高度负责。对汇率的改革,我国政府以自己的时间表和对自己合适的力度进行调整。

2005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两会结束时对700余位海内外记者做出如下表示,“中国的汇率改革从1994年开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我们确立的目标是实行根据市场需求、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现在我们正在进一步研究改革的方案,使汇率对于市场更富有弹性。”为人民币汇率增加弹性,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重要一步,是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一环。

11994年以来我国汇率政策导向的阶段性差异

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基调,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规范的政策表述是有差异的。仅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的政策导向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

(1)从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开始一直到1997年,中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强调的是坚持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保持了一定的波动弹性,人民币汇率从1美元兑8.7元人民币升值到8.3元人民币。

(2)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爆发,中国政府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危机的扩散,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明显降低,基本稳定在8.28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水平,当时强调的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由“有管理浮动”变成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这在当时符合我国国情,对亚洲乃至世界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赢得了世界各国的称赞。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汇率管理有余、浮动不足,严重制约着汇率对国际收支和社会总需求的调节。

(3)2002年以后,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阶段性增强,对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通常政策表述开始转变为“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从政策含义上实现外汇管理政策开始转向强调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的不合理、不均衡的领域。2003年以来,在放松资本管制、发展外汇市场等方面的一系列进展,例如出台的个人留学购汇指导性限额提高、放松对个人合法财产向海外转移的限制、鼓励国内企业向境外投资等等,可以说是这一政策导向的具体体现。

(4)从目前的政策演变看,在保持原来的政策基调的基础上,2005年有关部门在人民币汇率和外汇管理问题上,开始强调“建立调节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这是一个新的政策提法。实际上,从2004年以来中国汇率政策的操作和内在逻辑看,2005年汇率政策的焦点,已经开始转向国际收支的均衡调节。

从目前的政策操作看,强调建立调整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意味着在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和外汇管理方面不是仅仅强调汇率水平,而是更为强调影响汇率决定的上游因素——国际收支,包括进出口活动、资本流动、非贸易活动等等。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上,开始更为强调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支持企业走出去,强调改革中国在外汇管理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管理格局,基本上是外资流进来容易,流出去难;外汇管理对企业严、个人松;对内资严、外资松。整个外汇体制运行的基础之一是强制结售汇制,实际上从体制上就扩大了外汇的供给,抑制了需求。

2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是目前政策导向调整的主要依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公布的2004年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686.59亿美元,同比增长5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1106.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0%。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2004年中国国际储备快速增长,外汇储备增加2066.81亿美元,至2004年底已达6099亿美元。而且这样的势头仍在继续发展,央行最新公布数据显示,2005年1~3月份外汇储备又增加492亿美元。

在结售汇制度下,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必然引起外汇占款量的相应增加,造成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M2)的大量投放。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外汇占款平均达到15700多亿元。为了冲消外汇占款上升对基础货币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不得不大量发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目前央行票据余额已经达到11070亿元(占GDP8.1%)。大幅增长的票据发行使其成本不断上升,从2004年1月6日到2005年3月10日为止,央行共发行了20858.5亿元的央行票据,为此央行需付出590.64亿元利息支出(根据各期发行的数量、收益率、以及期限计算,包括已付与应付但未付的票据利息),相当于GDP的0.43%,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实际上是准财政赤字。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正在使中国经济过热更加难以遏制,因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贸易顺差达到了165.8亿美元,而去年第一季度则有84.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面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现状,结售汇体制固然要改,但如果只是强调汇率水平的改变和汇率形成机制的不合理,不强调建立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恐怕效果难以理想。

3建立国际收支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实现我国国际收支的真实平衡

3.1强调建立国际收支的市场化均衡调节机制,就必然涉及到对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管理方式的市场化

(1)从经常项目管理看,涉及到完善进出口核销制度,以及根据市场主体的风险状况和信用程度分类管理的外汇收支管理,而不是对于所有企业都千篇一律的禁止或者允许,要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虽然作为大国,经济发展应立足于扩大内需,出口占GDP的比重将会呈下降趋势,但是,出口的绝对规模会进一步扩大。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水平看,继续支持出口可缓解我国的就业和内需不足的压力,保持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有利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经济的内部均衡。增加进口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有利于引进人才和管理经验,提高国民福利和生活素质,但是,增加进口要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效果,要由市场决定,由企业自主选择。在继续支持出口的同时增加进口,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2)从资本项目管理看,考虑到国际收支的均衡要求。首先,从支持企业走出去的角度,就必然涉及到逐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在国内储蓄持续增长的形势下,由于资金进出渠道不对称,外资大量流入,使得国内资金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发突出,如果不及时开放资本的流出,而只是一味鼓励资本流入,有可能加剧国内的资产泡沫。扩大资本流出不仅有助于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也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还只是部分可兑换。适当放松外汇管制,将增加企业和居民的外汇资产,减轻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适时推出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制度(QDII),并使资本外逃成为受监管的资本输出,从而使资本与金融账户、经常账户的收益项趋于平衡。从当前情况看,不能采取简单的取消管制的方法,在操作上必须既积极又稳妥,要注意把适当扩大资本输出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健全宏观调控机制结合起来,配套推进。其次,加强对资本流入的管制。由于我国企业吸收能力的约束,无法更多地运用各种资源,在国内资本并不缺乏的情况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能填补我国巨大的技术缺口、就业缺口、市场缺口、税收缺口,所以外国直接投资的净流入仍是必要的,但应逐渐取消其超国民待遇,防止其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目前关键是要加强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控,抑制投机性热钱的流入,加大反洗钱的力度,通过利率、租金、税率等价格信号调节资金流向。

(3)允许国际开发机构或企业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或以其他人民币融资形式筹资,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4)推动保险外汇资金、社保基金境外投资也是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

3.2一个相对完善的外汇市场是市场化的国际收支调节的基础之一

(1)外汇市场发展的基础之一,则是让商业银行和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于企业而言,主要是改进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强企业支配外汇的自主权,让企业成为使用外汇的真正主体。对于银行来说,则是使得商业银行能够自主决定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制度之一应当是做市商制度,使得中国的外汇市场在做市商制度基础上成为一个多元化、分散化的市场。

(2)发展外汇市场的风险管理工具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外汇市场没有避险工具,汇率的波动只能给企业带来汇率风险。

(3)扩大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也是发展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体都是具有同质性,在外汇的供求上容易形成同向波动,而一个相对平稳的外汇市场需要交易主体的多元化。

3.3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通过正常的外汇供求决定汇率,通过汇率适时调节外汇供求和国际资金流动,实现国际收支的真正平衡。

汇率论文范文篇7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性行为,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主权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主权(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主权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主权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主权和铸币税丧失货币主权,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1)Aliber,R.Z.(1988):TheForeignExchangeValueoftheUSDollar,StickyAssetPricesandCorporateFinancialDecisions,Mimeo,Chicago

2)Bergsten,C.Fred,Davanne,OliverandJacquet,Pierre(1999):TheCaseforJointManagementofExchangeRateFlexibilit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orkingPaper99-9,July

3)Bird,GrahamandRajan,S.Ramkishen(2001):Banks,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WorldEconomy,Vol.24,No.7,pp.889-910

4)Bruno,Michael(1995):Inflation,GrowthandMonetaryControl:Non-linearLessonsFromCrisisandRecovery,PaoloBaffiLecturesonMoneyandFinance,Rome:Bancad’Italia

5)Calvo,GuillermoandReinhart,M.Carmen(1999):WhenCapitalFlowsCometoaSuddenStop:ConsequencesandPolicyOption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ryland,June

6)Chang,RobertoandVelasco,Andres(1999):MonetaryandExchangeRatePolicywithImperfectFinancialMarkets,WorkingPaper,NewYorkUniversity,December

7)Diamond,DouglasandDybvig,Phil(1983):BankRuns,DepositInsurance,andLiquid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ne,91(3),pp.401-419

8)Dornbusch,Rudiger,Fischer,StaleyandStarz,Richard(1998):Macroeconomics,7thEdition,IrwinMcGraw-Hill,pp.421

9)Edwards,Sebastian(1996):ExchangeRatesandthePoliticalEconomyofMacroeconomicDisciplin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9-63

10)EichengreenandArteta(2000):BankingCrisesinEmergingMarkets,EconomicJournal,110,pp.256-72

11)Fischer,Stanley(1981):SeigniorageandFixedExchangeRates:AnOptimalInflationTaxAnalysis,NBERWorkingPaperNo.783,October

12)Frankel,A.Jeffrey(1996):RecentExchange-RateExperienceandProposalsfor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3-58

13)Frankel.J.(2000):NoSingleCurrencyRegimeisRightforAllCountriesoratAllTimes,PrincetonEssaysinInternationalFinanceNo.215(InternationalFinanceSection,PrincetonUniversity,August)

14)Friedman,Milton(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5)Meershwam,D.(1989):InternationalCapitalImbalances:theDemiseofLocalFinancial

16)Boundaries,inO’brien,R.andDatta,T.,InternationalEconomicandFinancialMarkets,OUP,Oxford

17)Mundell,A.Robert(1997):CurrencyAreas,CommonCurrencies,andEMU,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7,No.2,1997,pp.214-16

18)Sachs,D.Jeffrey(1996):EconomicTransitionandtheExchangeRateReg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47-52

19)Svensson,LarsE.O.(1999):InflationTargetingasaMonetaryPolicyRul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June,43(3),pp.607-654

20)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汇率论文范文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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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升值的背景

货币贬值有利于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同时也有深刻的国际政治考虑。美日欧盟等国出于对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近年来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美国近年来的巨额贸易赤字已使其不堪重负,需要通过贬值来扭转局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既可以减轻外债负担,每次美元贬值都可以大大减少其外债,又能刺激产品出口,转嫁各种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因担忧信贷紧缩和经济衰退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大幅降低利率,导致美元对全球主要货币出现大幅贬值,也加大了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保持小幅稳定升值的趋势,2008年年初以来升值加速,前5个月已经累计升值5.26%,美国、日本等国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中国在容许人民币升值方面,已有所进展,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升值,以应付中国通胀持续上升。

中国经济在1978-2007年间,年均增长率近10%。经济增长速度位居世界之首。以人民币为单位的名义GDP累积成倍增长,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中国实际GDP高过以美元为单位的名义GDP的增长的速度。2007年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3718亿美元,国际储备资产继续增长。2007年末,外汇储备资产较上年末增加了4619亿美元,达到1528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速度加快,国际热钱的炒作,使得国际游资预期人民币升值。我国市场缺乏统一均衡,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上升较慢也加大了汇率的升值压力。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而言是一柄双刃剑,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影响,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人民币升值后中国是否会重蹈“J一场协议”(PlazaAccord)后日本资产泡沫的覆辙,近年来成为各方面争论的焦点。但是日本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目前中国已陷入对美贸易摩擦的困境之中。如今美国的对华贸易赤字远远大于对日贸易赤字。美国产业界的批评矛头完全转向了中国:今天中国民族企业的竞争能力,与当时的日本却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资产泡沫化现象,日本政府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人为迫使日元升值,打击了出口部门。同时,日本央行又为刺激经济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调低再贷款利率扩大流动性供给,在流动性供给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引发了资产市场的价格泡沫。此后,日本走上了长达10年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时期,日本经济停止了增长,美国经济却获得了持续增长。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中国的外债压力减轻。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我国原材料进口依赖型厂商的成本,增强了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能力,促进了国民对国外优质产品的消费和购买,人民币升值也加快了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可兑换的进程,加强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为人民币成为区域性、世界性货币创造了条件。我国未来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必然的选择。人民币升值能促使外商投资方向发生变化,投向收益高,更具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有利于我国优化外商投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此外,人民币升值有助于缓和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实现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我国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经常受到美、欧等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的抨击,贸易纠纷增多,我国近年来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均和这一背景有关,而且越来越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定价过低之上,人民币是否升值成为减少贸易摩擦的关键,人民币升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贸易摩擦的发生和贸易关系的恶化。

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和低估。中国产品目前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市场份额,主要依赖于产品价格低廉,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主导地位。由于美元在世界上固有的影响力,人民币对美元的加快升值,对外贸企业经营、产业结构调整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2005年中国进行汇改时,业内人士预测人民币将升到与港币差不多,但目前汇率变动已大大超出预期。人民币升值过快已经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2007年,我国出口贸易1.22万亿美元,占到GDP的35.51%。广东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居全国首位,人民币升值过快已使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受到巨大冲击。这一影响也在其他沿海地区得到传播。很多中小企业都因利润受到严重压缩而被迫关闭。珠三角、山东半岛等一些外贸企业,特别是纺织服装类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或者转移外出。这一现象的背后,人民币升值加快使企业利润压缩被认为是其中一大原因。以我国目前的经济竞争力,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如果仓促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会使我国陷入既无法化解升值带来的外部风险,也无法充分利用升值带来的积极影响,相反却会严重削弱现阶段的我国劳动力廉价等比较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出口,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过早结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我国的巨大需求对外资吸引力很大,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外商高涨的投资势头。在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的2006年和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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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虽然项目数有所减少。但实际投资金额并没有减少,单项投资规模有所加大。但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增加了外商的投资成本,会打击外商的投资热情,造成外商的直接投资规模的减少,从而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不利于我国多年辛苦造就的良好投资环境,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人民币升值短期可能抑制当前通货膨胀趋势,但是长远来看可能进一步形成通货紧缩趋势,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人民币升值同时加大了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不利于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国际游资的投机活动的增加.会导致泡沫经济或经济滑坡,造成了金融形势的不稳定,容易引发金融危机。2008年一季度,在全球流动性趋于紧缩的情况下,我国外汇储备依然保持高速增长。在增加的153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除去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无法解释”的资本流入。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境外资本流入正成为衡量人民币汇率变动的新指标。伴随着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境外资本流入呈现加速趋势。人民币加速升值还将增加市场的反转风险,资本流动逆转、进而也会导致人民币汇率逆转的风险。

三、应对策略

(一)坚持人民币汇率合理均衡和基本稳定的方针.使汇率水平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

应该通过多种手段,维持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稳定,避免出口减速对经济的冲击,避免人民币大幅升值或大幅贬值。避免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未来的宏观经济稳定以及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二)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在实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之前,大力扶植拥有国际竞争力的高附加值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有效地减轻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经济、产业调整的压力;优化我国对外贸易地理结构,减轻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针对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压力,在继续鼓励外资流人的同时,企业可以适度考虑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人他国市场。

(三)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绝对不能为了汇率稳定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四)推进金融改革.建立风险防范系统

我们既要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又要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建立金融预防性、应对性管理框架,防范金融风险。

汇率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均衡汇率;测定;反思

关于汇率的研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对汇率所知仍然有限,关于汇率制度的安排,到目前为止,似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人们转而研究均衡汇率,希望能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探讨汇率误置(misalignment),以期能对各种汇率制度进行评价,对汇率的未来走势作预测。但就失衡的汇率如何走向均衡的文献不多,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看作是考察汇率如何走向其均衡状态的一种方法。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是各种汇率制度均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从而没有单一的的汇率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并讨论均衡汇率;第二部分讨论均衡汇率的测定;第三部分讨论汇率的失调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一、关于均衡汇率的文献回顾

对均衡汇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斯坦福大学的纳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汇率概念: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斯旺提出,均衡汇率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

国内学者对均衡汇率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一致。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2004)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义汇率,这样就可以把国内外的货币市场、资产市场都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还对均衡汇率进行了分类,认为均衡汇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区间内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这样就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汇率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从而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调节总供给。张斌(2004)认为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真实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均衡汇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以上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均衡点,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汇率存在与否,文献并未从学理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表述。现有的文献都是根据自身探讨问题的需要出发,来考察均衡汇率的,难免带有主观性。这是其一。

其二,即便对均衡汇率的存在性没有疑义,均衡汇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讨。事实上,汇率的动态发展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剧烈的不连续变化促使人们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DANCIURIAK(2003)),单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低利率的能促使经济增长和稳健发展的“好”的均衡汇率,也可能存在一个利率高、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的“坏”的均衡汇率,它与“好”的均衡汇率可能差异很大,而外部的冲击可能就是促成均衡汇率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变化的原因。目前探讨均衡汇率的文献多数只考虑了“好”的均衡汇率的情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汇率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一些文献直接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所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但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国的这一比例差异很大,以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是有问题的。

其四,均衡汇率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无论是内外均衡,还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汇率,无疑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区分是均衡汇率随经济形势而动态变化还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从一种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种均衡。丁剑平(2002)“在实际操作中,汇率调整何时达到新的均衡点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汇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给汇率寻找一个基准,以期对当前汇率是否失调,其严重程度如何,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均衡汇率也给私人部门和政府预测汇率未来走势,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参考依据。因此,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员和学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正是因为汇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无法观测的经济变量,均衡汇率的多重性和动态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绝对优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种汇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经济体。

二、关于均衡汇率的测定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2001)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笔者认为,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我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2001)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我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三、汇率的失调及其后果

关于汇率如何向均衡汇率回归,现有文献研究得不多。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事实上,汇率的生成机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探讨汇率如何内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长期失调。与此相应的,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对均衡汇率的追寻与调整机制的安排。浮动汇率制度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汇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动地向其均衡水平复归。但事实表明,真正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占大多数,许多宣称实行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对汇率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中,将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第一类,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第二类,货币局制度;第三类,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第四类,水平带盯住制度;第五类,爬行盯住;第六类,爬行带内浮动;第七类,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第八类,单独浮动。而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种:“硬”盯住制;中间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基于成员国自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汇率制度安排。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表现来研究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来考察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占1/4多。实际上,实行中间汇率制度,使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而变化,正是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弊病,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种制度可能会难以为继。就均衡汇率而言,外在冲击可能使其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突变,经济在低速增长的趋势中保持均衡。

而固定汇率制度则力图使汇率就稳定在其均衡水平上,或者,将汇率与某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当然,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自有其优越性,学术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姜波克(2001)),这里无须赘言。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存在一种潜在的问题,如果所固定的汇率与经济均衡发展所要求的汇率不一致,则它是不能调整到均衡水平的,即它的调节机制僵化。如果在长期内这样的失调得不到纠正,必然会累积潜在的汇率风险,这样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金融危机。或者,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将这种潜在的风险化解,采用其他的政策措施,比如资本管制等。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偏离其最优的发展路径,换言之,经济可能以低的增长速度,高的失业率等方式将这些潜在的风险转化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而导致经济低速发展、失业率高等经济问题的原因很多,汇率失调仅仅是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关注于汇率的失调对经济的影响,只有当汇率失调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的时候人们才会将目光集中于汇率问题。近一段时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汇率论文范文篇10

虽然我国仍然保持资本管制,但经常项目下已经完全放开,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不限制,而且在多方鼓励,因此在采取事实上的固定汇率情况下,保持汇率稳定与控制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能同时实现,即面临着经济学理论上所说的三难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无法兼得。

(一)继续选择稳定汇率的政策

如果选择牺牲汇率稳定,就意味着目前人民币要有一定程度的升值。据社会上各方的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程度在15%左右或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央行减少对外汇收购,允许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市场反而会认为中央政府已经放弃维持汇率稳定,人民币可能会在市场压力下继续升值,从而刺激对人民币的投机性攻击,导致问题更加严重。但如果一次对人民币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或放任人民币升值,则在目前阶段,人民币汇率将显著上升,在存在投机性因素的情况下很可能调整过头,当投机性资金获利流回时又会面临贬值压力。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出口部门主要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加工行业,技术含量低,从而利润率较低,人民币的大幅度升值将引起出口部门快速收缩,形成大量失业,通过关联效应导致经济的显著下降,同时在银行体系将堆积大量新的坏帐。人民币名义汇率显著上升还将导致贸易品价格的大幅下跌,在目前物价低位运行的情况下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短期调整成本是相当高的。从日本广场协议的教训看,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提高,相当于提高了国际比较的劳动力工资(由于出口部门的萎缩,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出口部门的人民币标价的工资反而有可能下降,但以外币标价的劳动力工资仍然会提高),从而带来部分低端产业的外迁(引起这个因素的还有人民币升值后会促使投资者选择海外投资),并造成长期外资流入的减少;由于升值带来的贸易和非贸易部门格局的迅速调整,经济还可能染上荷兰病。

因此在目前的环境下,选择让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不是一个很好的政策选择。但中央银行也不能不关注信贷猛增的势头,甚至放任信贷过热,并乐观通货膨胀的出现。因为在这种选择下,虽然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受到国际市场价格的制约,但是电力、道路、房地产等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升,拉动的通货膨胀仍易诱发经济泡沫和供给过剩,危害低收入人员的生活福利。特别是房地产的升温,还可能会刺激部分投机性外资进入,从而使问题更为严重。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对策,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贸易部门的快速发展(货币低估造成的),会通过对原材料、设备及员工的争夺而带动整个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相信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治理通货膨胀艰难历程的中央银行,是不愿意看到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的。

(二)密切关注信贷的增长,确保其增长速度不超过23%

(1)贷款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解释能力目前仍明显优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其理论含义是,在我国外汇占款不断增多,在资本市场仍然不成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的背景下,从影响经济的角度而言,货币供应量反映的是社会的潜在购买力(潜在需求),与社会的实际购买力只是有间接关系,相反信贷量直接揭示了一国有效需求的资金满足状况,直接对应着现实的实体经济活动。前几年“松货币、紧信贷”的矛盾现象和近一年来信贷迅猛增长引起人们担忧的事实,从正反二个方面也充分证明上述理论含义的正确性。因此,在外汇占款不断增多,保持汇率不变情况下,要警惕通货膨胀,但再也不能仅仅根据货币供应量目标来调整货币政策,而应该充分关注信贷增长状况。

(2)根据前述测算,如果目前信贷猛增的不要势头不减,全年信贷增长速度超过23%,则会对2004年及2005年的经济过热产生压力。因此,对于目前的信贷增长状况,一方面不要轻易、过早下“经济过热”的结论,另一方面应对6月底信贷增长22.9%的增速高度警惕(因为往往每年第4季度信贷增长率将更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将全年信贷增长速度控制在23%以下。

(3)我们应巧妙地把握目前的局势与时机,即充分利用近几年我国贸易部门竞争力正趋上升势头,经济增长态势基本健康,外资不断流入,外汇储备较丰富,汇率不升值的大好机会,把握好信贷增长势头,争取在未来几年实现高于历史趋势的经济增长率。

(4)从目前推动贷款增长的可能原因和目前的贷款增长率来判断,目前信贷供给的结构问题可能比总量问题更突出,控制不好则会在未来形成大量坏帐,加剧金融风险。例如票据市场发展形成的表外风险,向基础设施贷款可能形成的信用风险和外资流入在部分部门可能形成的泡沫,以及部分热钱流入可能给银行和企业带来的汇率风险等,因此不宜轻易对总量采取“急刹车”措施,而应该力争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基础上通过结构政策解决贷款继续猛增的态势。在调整中,要根据央行最近关于加强对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精神,重点是抓紧落实可操作性细则,防止房地产特别是土地开发贷款中可能产生的不合理因素,抑制投机性资金(包括外资)流入房地产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因素;另一方面加大直至放开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以助于抵消信贷结构政策调整中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客观上也是支持发展中小企业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通过加强对商业银行内部风险控制的监管,改善贷款结构;检查、纠正银行资产与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现象;防止新的不良贷款;制止商业银行使资本充足率下降的经营行为继续产生;以减轻银行改革的新增成本。

(三)慎用存款准备金政策,继续选用央行票据“对冲”操作

在调控货币、信贷供给中,调整存款准备金是央行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但此工具基本是总量工具、结构性操作较难,调控力度不好把握。此工具若调控力度小,对商业银行基本没什么影响,商业银行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发放贷款。但如果调控力度大,容易引起信贷的大起大落,不仅形成对刚刚走出轻微通缩经济的打击,而且会产生新的大批量不良贷款,经济调整代价高昂。另一方面,高存款准备金率必然使得市场流动性减少,推动银行间市场利率的提高,这又会鼓励投机性外资的套利行为,进而通过扩大基础货币供应部分抵消准备金政策的后果。弄得不好,部分商业银行还能以流动性危机作为要挟倒逼中央银行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因此,非到关键时刻,不宜轻易动用存款准备金工具。

在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不断增多情况下,选择发行有一定财务成本中央银行票据进行“对冲操作”,是一种不得已的有全局意义的明智选择。但央行票据的发行要有前瞻性考虑。因为下述因素会阻碍该工具的大量、长期使用:一是在贷款能带来较好盈利机会的条件下,要诱迫商业银行减少流动性就必然会将票据利率推到比较高的程度,而利率的提高会提高国债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影响直接融资规模;市场利率和投资成本的提高,会影响经济的增长。二是商业银行可将持有的大量国债和海外资产方便地转换为市场流动性,甚至出现包括商业银行的套利性外资的流入,从而又部分地抵消该工具效应。因此要勤于微调和预调,善于在对微调偏差的纠错过程中达到调控目的。

(四)在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

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和实体经济的是实际汇率,而不是名义汇率。针对目前人民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实质性低估情况,保持汇率稳定,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的目前状况,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三者无法兼得的“铁律”,早晚也会在我国演绎。何况,随着形势的发展,央行的“对冲”操作效应会否遇到新的阻碍性因素,难以预测。因此,我们应主动应战,不断寻求改善我国汇率的市场生成机制,随时适应正在不断变化的形势,可以考虑择机、搭配运用下列措施,保持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让实际汇率有所自然升值。

(1)根据我国入世承诺,从2002年1月1日起逐步降低进口关税,即从2002年的15.3%降到2005年10%以下,这意味今后的二年内实际上人民币实际汇率会逐步升值,会缓解中国人民币现阶段所面临的升值压力。视形势发展需要,甚至可提前履行入世承诺。

(2)适当放宽外汇管制,缓解央行的“对冲”压力。将强制结售汇制改为意愿结售汇制,目前还是较好的时机。进一步有选择的鼓励企业到海外投资,放宽对企业和居民用汇的限制。

(3)视汇率态势发展,择机减少国内企业到海外发债额度,逐步发展境内外币债券市场;鼓励合资企业、外资企业在境内发行股票与债券,向国内银行借款,以影响外资流入境内的速度。

(4)在上述政策效应减弱情况下,只要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仍出现较大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时,可通过年1%-3%的温和通货膨胀政策逐步释放。通过通货膨胀调整的好处是:调整时间较长,资源转移和经济主体的行为可以逐步适应新的环境,经济调整成本相对较低;调控当局针对国际市场美元汇率的变化情况及资本流动的新变化,可以及时改变政策走向;在长期,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过剩,国际比较的工资水平可以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保持竞争优势;在温和通货膨胀和非贸易部门扩张的过程中,由于工资水平上升较慢,劳动力就业可以得到较大幅度的扩张,有利于明显缓解我国目前的结构性就业不足问题。

(5)在目前形势下外汇管理政策的基调应强调国际收支平衡。在资本项下未完全开放下,只要是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基本稳定,不必担忧贸易顺差减少。保持经常贸易略有盈余是我们的追求目标,但时有逆差也不必惊恐。

总之,实际均衡汇率的变动,有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也有因汇率预期引致的资金流动带来的压力。当前一方面要抓住好时机,防止信贷过快增长,争取在未来几年内实现高于趋势增长率的快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措施,减轻央行调控压力,稳定人民币汇率不变的预期,通过稳定汇率预期,争取时间,进一步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专栏一」信贷局势突变是怎么发生的?

当人们还在反思惜贷原因和寻求治理通货紧缩对策的时候,贷款从2002年8月份开始突然呈现加速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9033亿元,同比多增10350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7810亿元,已接近去年全年18475亿元的水平。贷款增长速度创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因此有人预测,全年新增贷款很有可能达到35000亿元,增长速度高达26.6%。出现这一重大转折,意味什么?其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综合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看,我们认为,自去年8月以来信贷迅猛增长的基本原因是:

(一)国民经济正常的快速发展,有力刺激了贷款需求的提高一季度GDP增长9.9%,4、5月份的非典短期内对我国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经济增长态势不会有显著影响。其中一些“暂缓消费”会在下半年得到补偿,对全年的影响不大。各方面体制改革特别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释放的投资增长的发展势头仍不减。前5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7%,创1995年年中以来最高水平。进出口前5个月累计增长近40%。这是推动上半年贷款迅猛增长的基本因素。

(二)各地方政府在完成换届以后为追求政绩而扩大投资规模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4月份,各种渠道贷款流向财政约666亿元,占当月新增财政存款的65%。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数量如此巨大的贷款,应该说不是为了满足日常支出的需要,而更可能是为了扩大投资。

(三)国际经济增长放慢,利率不断趋低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带来的大量资本流入1994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误差项长期维持巨额负值,在1999年甚至达到接近150亿美元的水平。但是2002年该误差项却首次出现巨额正值,达到近80亿美元的水平,如此显著的逆转很难说完全是靠加强外汇管理带来的。与此同时,出口企业的结汇率上升到远高于历史平均值的水平,金融机构的国外净资产呈现明显的回流势头,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因素都表明各种形式的外资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中国,从而推动着我国的经济扩张。

从国际经验看,突然的大量外资流入在带来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会推动资产市场的升温,从我国房地产市场最近的发展态势看,也不能排除大量外资介入的可能。

(四)商业银行近期贷款运行新特点对贷款迅猛增长的推动在商业银行经营观念合理转变,加强营销管理的同时,出现了以下新的情况:

一是四大银行许多基层行迫于上级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压力,有的在悄悄改变策略,通过加快贷款的发放来降低不良贷款率;这些贷款主要是有政府背景或有政府担保的长期贷款,期限长,风险担忧小。

二是四大银行过去害怕向中小企业贷款,现票据市场发展后,中小企业贷款和一些规模较小的项目贷款先由广大中小银行进行票据承兑贴现,然后由中小银行向四大银行进行转贴现,贷款风险首先由中小银行扛着,减少了四大银行对贷款风险的忧虑,因此出现了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

三是贷款转卖市场的兴起以及其他金融创新的有力推进,贷款周转速度加速。

四是一些银行在内部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扩大基层行权限,下调系统内上存资金利率,鼓励基层行积极、稳妥放贷。

「专栏二」如何认识信贷突变局势?

如何看待当前货币、信贷的迅猛增长,首先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及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客观的预测与判断。我们分析,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总体上说是良好的。推动近一年多来经济增长的某些因素,应该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预测,近几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预计全年经济增长应该在8%-8.5%之间。由此进一步判断,基于1996年以来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年均大约低6个百分点基数的反弹,自去年8月份以来贷款的迅猛增长,其中有房地产投资等结构性的不合理因素和部分行业的重复投资,但基本增长态势是合理的。鉴于1986、1992年信贷过热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的教训,对一年来的贷款迅猛增长要予以充分关注,但不至于担忧马上会引起像那个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更不要简单地对当前经济下“过热”的结论。通过计量分析我们预测,今年的全年贷款增长速度理想目标为18%左右,明年的经济增长大约在9.3%左右。如果今年全年贷款增长超过23%,则2004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急剧升到10%甚至更高的水平,经济有可能出现过热的迹象。但是目前的对策,不要过早地对信贷总量进行过于严格的调控,应该力争在结构政策上进行调控。

为什么当前的信贷增长还不至于马上引起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的严重通货膨胀?其基本原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内外环境与以往的时期已很不一样。目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达50%,绝大多数贸易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国际市场;在全球经济减速和[来

贸易品价格普遍下滑的条件下,我国贸易品价格出现飞速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同时由于存在强劲的外资流入和目前高达3400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即使国内出现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局面,我们也完全有足够的财力通过扩大进口平抑物价,这就是说约束经济高速扩张的资源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进口来解除。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扩张的压力主要集中在非贸易部门,例如电力、道路、房地产等。由于这些部门的产品无法进口,在需求扩张的作用下其价格将出现一定程度上升。但由于上述庞大的贸易部门的价格基本维持稳定,因此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将得到明显的约束。

若进一步分析,非贸易部门价格上升将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源逐步向该部门转移,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条件下长期形成的贸易部门过度扩张的局面,二是总体价格水平有所上升,形成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在人民币名义汇率不变的条件下形成人民币实际汇率逐步升值的局面,从而纠正人民币低估对国际收支和货币政策的压力。同时轻微的通货膨胀还有助于银行清理坏帐。这就是说,由于现在的经济环境同1986和1992年时很不一样,信贷快速扩张和经济过热的后果也就没有那么严重。

尽管如此,应该承认如果非贸易品价格的过快上升仍然可能造成严重问题,这包括总体价格的过快上升,经济泡沫的出现和对低收入居民生活的严重影响等,因此,有必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预调、微调对策。

「专栏三」历史的总结

1997年-2002年,中国经济明显减速,年增长率维持在7%-8%水平,远低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趋势增长率;消费物价指数也显著回落,并在1998和1999年出现下降。针对经济减速的局面,中央政府及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从物价的低位运行和经济连续低于趋势增长率的证据观察,这段时期内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似乎仍显不足。这可以引申出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一是1997年之后出现的负面的需求冲击的来源是什么,程度有多大?二是货币政策为何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在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有什么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纠正?

针对这些问题,学术界曾提出许多假说,概括起来说主要原因是需求收缩,具体因素包括:长期的重复建设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能力过剩;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持续亏损,产业结构失调;银行体系和投资者在风险承担方面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银行惜贷;改革的成本向公众转移导致的消费信心下降;大量的资本外逃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主张必须进一步深化结构改革,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总量政策才能生效。

我们从银行改革的角度出发,试图对以上问题提出一种新的想法,并通过计量检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仔细验证。我们推测,由于1996年开始加大了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力度,以及其后日益重视的降低不良贷款率的努力,银行为规避贷款风险,减少了贷款供给,形成了惜贷。经过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之一是:在同时考虑经济增长、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差、出口、外资流入和财政政策的影响后,1996年以后银行信贷的增长率确实出现逐步下降,这段时间内实际贷款增长率比理想贷款增长率平均下降约6个百分点。结论之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良贷款率每下降10个百分点,则贷款增长率提高14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银行体系目前巨额的不良贷款规模已明显制约了信贷的投放。降低不良贷款率已经不仅仅涉及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而且已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那么贷款波动与货币波动相比,谁更影响经济产出呢?我们推测贷款增长影响经济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同时经济增长还要受到财政政策、外资流入和自身惯性的影响。在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后经过计量分析,我们得到的结论之三是:1996年以来贷款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明显优于货币供给增长对经济的解释能力。这说明,在我国当前转轨时期,银行贷款增长率仍应作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中重要的政策目标,而不能仅仅看货币供应量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