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传递范文10篇

汇率传递范文篇1

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产业组织的角度来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进出口厂商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制定者为前提，当汇率发生波动，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波动。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世界市场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完全竞争的，大部分贸易产品是差异性产品。即便是同类产品，其特色、品牌等产品的差异性也会给进出口商一定的垄断权利，从而成为定价者。因此，当货币贬值时，国外出口商并不立刻调整其出口产品的价格，而是根据市场上产品需求价格弹性来制定不同的价格。

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来说，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就越强，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有相似性，产品的可替代程度就越高，厂商的垄断力量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二、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建立了沉淀成本模型，该模型认为，“出口商为了开拓国外市场，必须将一部分资源用于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开发市场，建立销售网络，通常还要针对外国人的需求开发生产能力”，这部分资源一旦投入，便在一段时间内沉淀下来成为沉淀成本，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他的资产，不管是无形资产抑或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使得贸易对汇率的变动相当不敏感，只要其产品的价格能弥补可变成本，厂商仍然会向该市场出售产品而不会轻易退出。

从动态角度来看，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的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同时，在一个不稳定的环境中，厂商不愿对汇率做出反应，但一旦厂商最终做出反应后，他们也不愿轻易改变决策。这就导致“回滞”现象的发生，即如果汇率变动幅度很大，即使是暂时的，也会对进口价格产生持久的效应。

三、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和克兰帕尔从市场份额的角度研究了汇率的传递问题。他们认为由于当代的大多数企业以追求市场份额的扩大作为经营目标，价格策略的制定就要服从市场份额扩大的要求。因此，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

汇率传递范文篇2

关键词：汇率传递效应；出口价格；结构调整

一国经济在开放环境下发展，本币汇率作为重要的价格变量，其变动会通过对进出口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影响而作用于该国内部经济，对内外部经济均衡加以调节。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币值累计升值幅度巨大，对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相对价格的提升对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了不利影响。到底出口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将汇率变动的影响反映到贸易品价格上，这需要用出口商品的汇率传递弹性来衡量。不同类型商品的出口价格汇率弹性存在差异，研究行业特性与传递弹性大小的关系，对研究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我国产业竞争力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有着重要意义。

一、汇率传递的结构调整效应：理论分析

一般来讲，汇率传递是指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其他一系列相关经济变量变动的过程。单纯就出口贸易品而言，汇率完全传递是指名义汇率升值(贬值)会导致出口产品相对价格同比例上升(下降)，汇率的变动1:1地反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而汇率传递弹性则被定义为本国出口商品的进口国市场货币价格变动与汇率变动的比率㈣。

我们首先建立简单的分析框架来进行理论阐述，首先设置三个前提条件：(1)存在两国经济体，c为出口国，A为进口国，C出口的产品分别为x和Y，两种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不同，X产品富于需求弹性，这意味着当产品价格上升时，居民对X产品的需求将会以一个更大的比例下降。而当价格下降时，需求也会有更大比例的上升。Y产品缺乏需求弹性，说明价格变动对Y产品的需求影响有限。假设影响产品价格需求弹性的其他因素(如居民的偏好结构等)不变，意味着价格变动是影响需求的惟一变量。(2)C国劳动要素丰富，劳动供给富有弹性。C国同时生产两种产品，但国内市场资源配置侧重于Y产业，c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品是Y。(3)C国与A国短期内货币供给量保持不变。

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与产品特征密切相关。从产品要素角度讲：商品的创新性和资本、科技要素含量越高，其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越高，同时产品的差异性也就越强。商品的资源、劳动要素含量越高，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越低，而其产品的同质性越强。所以，可以假设X产品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Y产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一)假设存在汇率的完全传递

如果C国货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当前名义汇率为e(直接标价法)，当C国货币出现升值，即e下降时，在汇率传递效应下，C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上升。在汇率完全传递的情况下，出口商品价格用进口国货币表示时，表现为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与汇率变动幅度相同。因为x产品富于价格需求弹性，A国居民对x产品的需求会有较大幅度的下降，需求曲线向左下方大幅移动，而Y产品缺乏价格需求弹性，对Y产品的需求只有小幅降低。整体而言，c国货币升值，会降低其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带来出口额的削减，出口额变动幅度与本币升值幅度成负相关关系。

在A国，在一般物价水平不变的假设条件下，两种进口品的需求量会降低，但需求下降幅度不同，x产品受到的需求下降的牵制力量要大于Y产品。这表明，在进口成本价预设的情况下，x产品因需求推动的价格上涨幅度要小于Y产品，也就是说，两种产品的相对价格在A国会发生变化，x产品对于Y产品来说变得相对便宜了。因为资源总是流向产品价格相对提升的产业，所以Y产品相对于x产品来说，将面对更多的来自A国国内替代产品和A国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竞争。

(二)假设存在汇率的不完全传递

1.由于X产品价格需求弹性大，其需求量变动对成本加成②的减少较敏感，厂商牺牲少量利润即可带来需求量的扩大。而Y产品价格需求弹性小，需求量变动对价格降低不敏感，在这样的情况下，生产厂商需要牺牲较多利润空间，才能带来需求量的扩大。这样，x产品的厂商在本币升值时，为维持销量，目标市场货币的价格上涨幅度不大，因此汇率的传递弹性小；Y产品厂商无力维持目标市场货币价格的稳定性，汇率传递的弹性大。因此，本币升值将使Y厂商在销量或利润方面蒙受较大的损失。

2.考虑中间投入品。由于出口商品成本中会包含进口投入，在本币升值的背景下，c国进口品的本币价格相对下降，这对x产品的厂商来说意味着进口先进设备与技术成本的下降和更多可利用的廉价外资③，这一成本上的削减，最终可体现为出口厂商利润空间的增大，这为出口厂商自行调整加成份额提供了更大的可操作空间，产品价格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Y产品成本中劳动要素成本占相当大的比例，进口原材料和技术价格下降对其总成本影响有限。如果C国同时出现本币升值和国内最低工资标准上升趋势，厂商为应对冲击，要么进行技术革新和产品升级，要么将利润的增加建立在削减工人工资的基础上，而这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存在而难以操作，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国民福利的损失。这样，在短期内由于成本的变化而导致利润空间的增减，再结合1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x产品汇率传递弹性小，Y产品汇率传递弹性大的结论。从边际成本的角度分析，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C国出口动力不足，导致国内出口产业开工不足，规模效应降低甚至不存在，使随产量增加的产品边际成本上升，这会抵消掉一部分进口投入价格下降所带来的收益。3.考虑产品的差异性。x产品差异性的存在，使得c国产品与A国市场上的同类产品存在较大不同，产品的替代性小，使厂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垄断，生产厂商存在超额利润，能够在汇率升值时降低出口商品相对于本国商品的本币价格。同时，由于一定程度的垄断，x产品的市场需求对价格的弹性会降低，出口厂商将有能力提价(价格提高后，需求量不会减少，市场份额不会削弱)，差异性越大提价能力越强。以上两种情况有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产品汇率不完全传递甚至逆传递，或者是产品汇率传递弹性增强甚至完全传递。不同的结果取决于厂商不同市场策略的选择：是谋求市场份额还是谋求垄断利润。与此相对，Y产品同质性越强，面临A国替代品和来自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越激烈，产品市场越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需求对价格的弹性会越高，出口厂商提价能力降低甚至完全丧失，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厂商面临较大的利润损失压力，汇率趋向完全传递。

汇率变动实际上会成为出口厂商的一种成本。作为额外附加的成本冲击，本币升值会打破原有产品市场的均衡，此时不同产业的出口厂商面临的压力是不同的。依据前文的分析，x类产品的出口厂商，由于产品特性，在市场竞争、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的作用下，汇率的不完全传递致使产品价格变化不显著，产品竞争力和厂商利润得到了很好的保持。而Y类产品汇率传递效应显著，出口厂商在同时面对市场激烈竞争、议价能力下降、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现状下，产品竞争力下降，厂商利润缩减明显。其最终的结果是C国生产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破产，或者谋求规模效益以降低边际成本，或者使经济资源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获取更好的收益率。

二、产品分类层面对人民币汇率传递的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及数据处理

本文在估计分类产品的汇率传递效应时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该模型包含5个变量：以工业增加值(GY)作为国内外需求的变量，表示需求对价格的冲击影响；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NEER)表示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表示货币变动对价格的影响；以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表示供给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冲击；以出口价格指数(LM)来表示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出口价格指数(ZM)表示资本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其中，LM变量和ZM变量将分别与其他4个变量构成模型系统，随后本文将对两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数据样本期间为1996年10月至2009年4月。其中，GY、M2原始数据来自中经统计数据库，以人民币表示，统一以2001年1月为指数100的定基CPI进行平减，并利用X12进行季节调整。NEER数据来源于国际清算银行统计数据库(BIS)。PPI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LM和ZM出口价格指数，沿用cem与Sax-ena(2002)的数据选取及测算方法计算，首先按照SITC2的一位数商品分类将中国出口商品构成分为10类，依据样本期间分类出口商品，以出口额(以美元表示)为权重，加权当年的分类商品价格指数进行估算，原始数据均来自海关总署网站。

因模型需要，对VAR模型变量进行排序：(1)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至关重要。所以将工业增加值排在VAR系统的第一位。(2)由于我们论证的核心是汇率对价格的传递作用，同时在近一段时期内，特别是2005年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出口商品的价格。所以将汇率排在变量的第二位。(3)同期内，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货币当局为应对经济波动所采取的政策，在当前一段时期内对价格影响比较明显，因此将代表货币的变量放在系统变量的第三位。供给的成本冲击是决定商品价格的重要前提，所以将供给变量放在商品价格之前。

(二)实证分析

首先将所有变量都转化为自然对数值(以小写字母表示变量的自然对数值)，并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过程。因差分处理会使变量丧失部分经济意义，故本文不对非平稳数列进行差分处理，而是直接运用变量建立VAR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和模型平稳性检验，如果检验通过，则可以运用模型做进一步的分析。

对两组数据的5个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后，发现其存在协整关系，表明所选择变量与出口商品价格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两组数据分别通过了模型平稳性检验，即脉冲响应是收敛的(如果脉冲响应是发散的，不符合实际经济系统，再分析则毫无经济意义)，可做脉冲响应、方差分解等。

本文采用AIC准则，建立5变量的VAR(3)模型来分别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和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的传递效应。首先，估算出口商品价格对汇率变动反应的时滞和反应程度的强弱，然后使用方差分解技术度量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价格变化的贡献度。

因数据经过了对数化处理，当变量受到冲击后的变化值就可以看作是变量的弹性系数。从单位汇率冲击引起的两类商品不同时期价格变化的幅度来看，汇率冲击的反应程度较小，但现实中，商品价格的上涨往往具有累积效应，一段时期内的价格涨幅累积往往会使商品价格差异明显。从图1和表1中可以看出，在本期给人民币汇率一个正向冲击(即人民币升值1％)将导致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价格在前3个月内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价格对汇率变动的初期反应较敏感且波动幅度较大。可以看出，汇率升值对出口价格的负面影响随时间推移逐渐扩大，两类商品分别在第25个月和第23个月后价格累积上涨幅度达到最大值，分别为0.1395％(1m)和0.0977％(zm)，随后负面影响逐步减小，并趋于平缓。我们可以看到，两类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和时滞基本趋于一致，但最为重要的是，资本密集型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小于劳动密集型商品，同时，在汇率影响消退阶段，其价格恢复速度也明显快于后者。

此外，本文还运用方差分解技术，来分析模型系统中各变量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不考虑出口商品价格自身波动的贡献率，汇率变动对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贡献率最大接近40％，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这表明人民币汇率变化与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密切相关。其次是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其对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的解释程度最大接近20％。而工业增加值和货币因素在解释出口商品价格方面贡献率较小。我们反观除汇率外的其他变量，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排除短期因素，从长期来看，国内市场需求和货币供给对出口商品价格影响相对较弱，而国外市场需求对我国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力也较弱，部分原因在于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会随着汇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三、结论

我国经济当前已经走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阶段，而调整我国出口贸易品结构进而实现我国产业的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是其中的重中之重。近期我国人民币汇率变动明显，这一变动是源自于我国内外部经济发展现实的客观结果，势必对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产生各种影响。本文设置了理论框架，从汇率传递角度，对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使用1996年10月至2009年4月的月度数据，进行了验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存在使人民币升值对不同资源密集特性的产业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资本密集型产品在价格需要求弹性、成本和产品差异性方面的特点，使其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保持了一定的价格稳定性，汇率呈现不完全传递。而劳动密集性产品价格则有会较大幅度的上涨，汇率传递明显，其产业利润利润缩减较大由此导致人民币升升值通过汇率传递，具有了资源重新配置能力和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当前，只有改变我国现有的出口结构，大力提高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变我国出口产品的资源、劳动成本优势为资本、技术竟争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构建我国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而这正契合当前我国政策取向所谋取的对外贸易战略和经济增长式的根本性转变

汇率传递范文篇3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汇率传递范文篇4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汇率传递范文篇5

完全的汇率传递是以世界市场的完全竟争为前提，而现实中大多数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和克鲁格曼等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以及产业组织角度来分析解释汇率的不完全传递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是以世界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为前提的，即进出口厂商是贸易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接受者，无法左右进出口价格，在这种前提下，当汇率变动时则会引起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同等变动。然而事实上，世界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产品是差别产品，出口商有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力。在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一般会通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抑制因货币升值而造成的价格上涨压力，从而导致不完全汇率传递。通常，市场集中程度越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越大，汇率的传递系数越低;而产品的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于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高。

多恩布什认为一些产业组织因素也会影响汇率的传递，这些因素包括:市场集中程度、产品的同质性和替代程度等。一般说来，市场集中程度越高，厂商的垄断势力也越强，所以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低:产品越具相似性，产品间的替代程度越强，则厂商的垄断势力越小，汇率的传递系数就越大。

2、沉淀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迪克希特和克鲁格曼从供给角度分析了汇率传递不完全的原因，他们同时也建立了汇率传递的沉淀成本模型[’61。该模型的思想是:在产品存在差异的情况的情形下，出口厂商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确定合理的价格，还必须投入一部分资源用于开发市场，建立分销网络，针对外国人的需求进行研发以使产品适应外国市场等。这些投入成本是为进入外国市场而支出的，然而这些成本一旦支出就可以被看作沉淀了，因为厂商不能轻而易举地廉价出售它的资产，无论是无形资产还是有形资产。由于沉淀成本的不可逆转性，以只有当厂商预期能够弥补沉淀成本时，他才会进入一个市场，一旦成本己经沉淀，即使厂商只能弥补可变成本，它也仍然会留在市场中不会退出。

事实上，当存在沉淀成本时，厂商会对未来利润的贴现值与当前利润进行比较然后做出决策，而不会一直因为有了沉淀成本而不进入市场。因此该模型有一定的缺陷。

3、市场份额

美国经济学家弗路特与克兰帕尔从分析厂商的市场份额角度研究了汇率传递问题。他们认为如果垄断厂商以其市场份额作为经营目标，那么对未来汇率的预期会影响厂商目前的定价策略与市场份额[47l。

汇率传递范文篇6

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一国的国际收支能否处于平衡状态，一方面取决于该国的产业结构层级以及与此关联的技术梯度和产品进出口数量，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厂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将汇率对价格的影响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价格变动吸收汇率的影响，这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汇率传递效应。汇率传递效应既是厂商应对汇率波动的效用体现，也是厂商决策行为的结果。对于这些效用或结果，可以从不同角度或侧面进行分析。以基础理论的分析而言，我们可以联系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来展开。经济学界针对汇率传递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体上是在以下两种基本假设下进行的：一是完全市场竞争、价格充分反映汇率从而购买力平价在任一时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场竞争、价格不完全反映汇率传递从而购买力平价并不是在任一时期都成立。这两种假设的差异，是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分析前提上的区别。当经济学家针对某一分析参照系（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来研究特定的经济现象时（如汇率传递效应），这一分析前提的区别，不仅会导致经济学家对特定研究对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的区别，而且会引致经济学家对厂商具体活动的基本行为方式的研究有着不同的侧重点。

或许是因为厂商决策行为决定汇率传递效应的显现过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汇率传递的决定因素、进出口产品的价格指数、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厂商的定价策略等方面。①诚然，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的传递效应，但没有在厂商基本行为方式的层次上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分析。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有影响的研究文献则主要集中于汇率对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进出口产品价格的相互作用、出口产品价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以传统宏观经济学还是以开放宏观经济学为假设前提的有关汇率变动之于出口产品传递效应的现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依据的，这样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某些偏离理性决策的行为，难以从基础理论角度对汇率传递效应作出关联于厂商决策行为的描述。

其实，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的出口产品定价，可以在理论上看成是受汇率波动驱动而关联于物价水平、产品结构、技术梯度、国际收支平衡等的函数，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厂商行为决策的属性而言，出口产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厂商的行为决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③。当从以上函数来认识厂商的定价决策时，我们就会注重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作用机理；当从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期望来研究人民币升值之于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时，就有必要在基础理论的层次上关注厂商决策行为对出口产品价格形成的作用过程。就基础理论分析与现实操作层面分析的联系而论，对厂商决策行为基础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现实层面上理解汇率波动对出口产品定价的传递效应。现代主流经济学对行为决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理论为底蕴的，它们通过自利假设来定性决策动机和演绎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润）最大化看成是厂商理性决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据。新古典经济学有关偏好内在一致性的不确定条件下选择的二元关系的理论描述，假定厂商在可供选择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寻找到选择X子集比选择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动机驱动下具有这种理性化能力的厂商，会在全部子集中选择特定子集，而这个特定子集正好由选择X比选择Y更受偏好时的最大化元素组成（Richter，1971）。当我们将自利与效用最大化联系在一起，并依据偏好的内在一致性来分析行为决策时，追求自利就会使偏好成为效用的函数。这种分析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人民币升值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读：只要厂商追求自利，他们就会产生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的偏好，并通过这一偏好和出口产品价格变动来说明汇率传递效应。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出口产品价格变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汇率传递效应，属于厂商的效用函数问题。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如果厂商可以把汇率波动所造成的损失百分之百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以至于能够实现期望的利润值，那么，相对于汇率传递效应而言，厂商的效用函数达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只是部分产生汇率传递效应，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币计量的出口产品价格变动导致厂商按人民币计量会出现利润损失时，厂商的效用函数不仅难以实现最大化甚至会出现较低的期望值，但根据笔者所接触的文献，有关效用函数负值的讨论比较少见，或许因为如此，经济学者在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分析中，通常把厂商对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看成是理性行为。尽管传统宏观经济学与开放宏观经济学在汇率传递效应的基本假设上存在区别，但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之于行为理性的理解，两者并不存在分歧。作为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的一种分析性探讨，有必要从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分析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上的行为决策属性，从而在基础理论上解说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决策。

二、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

厂商的选择偏好与决策动机、效用函数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不仅表现为决策动机会影响选择偏好，而且表现为选择偏好会影响厂商的效用函数，即厂商在不同选择偏好支配下的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效用函数值。从厂商决策行为与汇率传递效应的联系来看，由于厂商面对汇率波动是在自利动机和转嫁利润损失的偏好下进行决策的，因而，可以将厂商转嫁利润损失的这种微观层次的汇率传递效应，看成是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在汇率波动的情况下，厂商追求利润所期望的主要路径，通常是将汇率波动有可能造成的损失转嫁到出口产品价格上，因而，可以把厂商的这种行为过程看成是厂商效用函数的实现过程。一国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所产生的在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主要反映在国际贸易的顺差和逆差上，这种宏观层次上的汇率传递效应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的结果。也就是说，贸易的顺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体厂商行为决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数。

从效用函数的视角来分析厂商的选择偏好，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厂商决策的唯一动机，那么，便会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讨论厂商的选择偏好。诚然，厂商理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宽泛内容绝不是仅仅指利润最大化。例如，厂商选择某一投资项目，或以未来利润预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帮助亲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辈心愿，或以爱国主义，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种组合为动机。①也就是说，厂商的决策动机并不仅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厂商的决策过程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做出的，即便厂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对影响决策的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以至于产生特定的思考和认知，这些思考和认知是与厂商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联系在一起的。在现实中，厂商的决策动机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种以直线方程表征的线性函数，而是应该刻画为一个具有多维变量（多重动机）的线性函数。与此相对应，厂商的选择偏好也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系列，并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以二元系列作为考察对象时所描绘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图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厂商多重决策动机会致使选择偏好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的选择偏好必然会导致厂商不确定的效用函数。我们可依据以上的理解来认识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的决策动机、选择偏好和效用函数。

在汇率波动的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是在与外商讨价还价的博弈中进行的。厂商面对短期、中期和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决策，要分几种情况来理解，当厂商预期本币升值呈趋势化时，通常偏好于短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当预期本币币值稳定或波动不大时，厂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长期产品订单的定价选择。撇开厂商与外商博弈的具体过程，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讨论：（1）厂商的决策动机主要有哪些因素构成？（2）为什么厂商的选择偏好是不确定的？（3）针对厂商某种具体的决策行为（如出口产品定价），如何评说其效用函数？（4）当厂商某种具体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确定后，如何界定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显然，回答这些问题是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及其决策进行研究的理论分析基点。关于第一个问题。厂商的决策动机是追求自利并期望达到效用（利润）最大化，这是曾被“理性经济人”范式充分刻画的。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自利动机外，厂商行为还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决策动机，这种认识已在非主流经济学的论著中形成了一种有待于进一步确立的一般分析假设。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会成为厂商（包括个人或其他团体）行为决策的动机，乃是因为经济决策行为与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以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行为决策的主要动机，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决策动机则是不符合现实的。厂商在与外商的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有时处于谈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时是处于谈判博弈的不利方，如汇率的大幅波动、原材料价格的涨跌或国际市场供求巨大变动等都会影响厂商的博弈地位。现实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无论厂商或外商处于有利方还是处于不利方，他们在价格谈判的博弈过程中通常会遵守“考虑对方适度利润空间”的原则，这实际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同时，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是厂商在与外商出口产品订单的价格谈判中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关于第二个问题。厂商的选择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为唯一理论依据，一直是行为决策理论关注的问题。冯•纽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与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breu，1954），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所证明的以偏好一致性为核心内容的期望效用理论，曾被行为经济学代表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维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实验经济学代表人物弗农•史密斯（Simth，1994），通过行为实验予以质疑性的批评。行为经济学通过确定性效应、代表性法则、易得性法则、锚定效应、确定偏差、情景依赖，揭示了偏好的不确定；实验经济学则运用复制和控制为手段的实验分析来证明偏好的不确定。非主流经济学的这些行为决策理论，实际上是主张不应以假设稳定性偏好的某种数学程式来设定选择函数。客观地说，非主流经济学的行为决策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是符合现实的，决策的多重性会影响到偏好的不确定，而将选择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内的内在一致性理论，简化了偏好与效用的关系，这是分析厂商决策行为所必须正视的。

关于第三个问题。效用函数是针对决策行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效用值的一种理论描述，评判效用数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决策者的决策期望，另一方面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这里的讨论与第四个问题有关）。既然以函数来描述效用，其数值就不仅包括正值而且应包括负值。从效用函数应包括正负值的角度来分析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行为，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效用函数的取值区间，应该落在反映自然数的数轴上。基于汇率剧烈波动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行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转嫁或吸收汇率风险的出口产品定价来表示，可以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显然，相对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汇率传递效应是直接结果，相对于厂商的利润收益，汇率传递效应是间接结果，但这不影响用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关于第四个问题。当我们把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效用函数时，有必要在理论上说明这个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在主流经济学行为决策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理性决策的效用函数的变量设置主要以最大化为核心内容的，“理性经济人”范式提供的有关理性决策的一般图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实，效用函数应当包含效用损失、行为准则等①。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涉及决策者的行为理性属性。厂商的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据决策者追求自利的动机和实现效用最大化的结果，而是要考虑到决策有可能产生的效用损失。厂商决策出现了效用损失，这种决策究竟具不具有行为理性属性，要点在于厂商在决策前有没有对影响决策的信息进行整合、加工和处理，有没有形成有关这项决策的特定认知，也就是说，行为理性属性的界定，不仅要考虑行为动机和决策结果，而且要关注决策过程。当汇率出现大幅波动时，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各种决策行为，有可能通过产品定价吸收了汇率风险，但也有可能难以把汇率风险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的函数值就有可能出现正值或负值。厂商行为决策动机的多重性、选择偏好的不确定性以及效用函数会出现正值或负值的现实性，给我们研究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提供了一种分析基础。在理论上，运用这样的分析基础来考察现实中厂商的决策行为，或许能对厂商决策行为的效用函数作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三、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理论分析

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或其他国际货币的升值，会削弱出口产品价格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利润空间会支配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以货币传递效应作为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会通过转嫁价格损失来弥补利润的考虑。厂商作为理性经济人，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在人民币升值的约束下，厂商决策时会产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选择偏好，这种多维的选择偏好所导致的决策，有可能降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们划定的厂商产品出口定价的效用函数来讲，汇率传递效应就有可能出现较低值。针对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某一行业出口产品定价所作出的有关汇率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毕玉江，朱钟棣，2007；王菁，张鹏，2009），如果这些分析能够结合厂商决策的多维选择偏好来展开，则对汇率传递效应或许会有深层次的符合现实的理论认识。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受多维选择偏好影响的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是非线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描述的那种线性的效用函数；对非线性的效用函数的数理模型刻画，存在着很多一时还难以逾越的困难，需要考虑到多重决策动机和多维选择偏好及其组合。我们先运用定性分析来描述这一非线性的效用函数，具体方法是把行为准则、效用损失等引入效用函数。事实上，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成本与收益之间利润空间的缩小，会驱动出口产品的提价，而产品提价会压缩外商的利润空间，这就是说，价格博弈中的厂商效用函数值是不确定的。

通过效用函数值的不确定性来揭示效用损失，是可以用大量现实来证明的，但解释效用函数应该包含行为准则，需要某种迂回的说明。在厂商与外商的价格谈判协商、契约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中，出口产品的定价客观上有着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为准则。在行为理性的范围内来认识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决策，可以将客户关系维系、利润分享等行为准则看成是影响厂商决策从而影响效用函数的变量。摆在厂商面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外厂商来说，要求重新确定出口产品的价格体系。换言之，中外厂商要实现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数值，他们的行为决策动机、偏好就不像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单一和具有内在一致性，而是要发生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涉及对效用函数的真实世界的认识，而且要求对厂商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作出解说。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厂商很难掌握未来人民币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难获悉交易伙伴未来的行为对策及其他的环境因素变化，很难摆脱有限理性约束而准确预知出口产品价格调整后的效用函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厂商调整出口产品价格的决策行为是显而易见的。一般来讲，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升值幅度较大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是厂商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的最佳路径；反之，当人民币在某一阶段贬值幅度较大时，厂商则希望维持前期的出口产品价格或通过适当的降价来取得期望的汇率传递效应。但对应于以上两种情形的提价或维持价格不变（包括不到位的降价），通常会封杀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于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的决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润分享和客户关系维系等行为准则。以厂商的行为决策过程而言，厂商会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影响汇率传递效应（效用函数）的信息，力图在遵守交易行为准则的基础上探寻并形成对出口产品定价的适时适度的认知，然后再作出调整价格的决策。

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有时会出现不满意的汇率传递效应，即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但针对这种情况，不能武断地将这一结果归结为是厂商的非理性决策。从理性决策的行为过程来考察，只要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思考并形成认知，即便效用函数较低甚至出现负值，也属于理性决策。厂商出现非理性决策，是没有对影响汇率传递效应的信息进行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没有对人民币升值所导致的各种环境因素变化进行思考，以至于没有对出口产品如何定价形成特定的认知，而只是简单地依据人民币升值幅度来调整出口产品的定价幅度并作出决策。理解行为理性决策的属性，是解说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行为决策相互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厂商的行为偏好受决策动机和效用的制约，但特定事件（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变或重塑厂商原有的偏好系列。这一带有结论式的理解，是从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非主流学派有关行为决策的论著中得到启发的。

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化，并不改变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决策动机，但它会强化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行为准则，这种强化或多或少会使厂商的选择偏好不同于人民币升值趋势化之前的选择偏好。这种偏好变化最明显的几个不同点，是厂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求会把效用函数的期望值从最优降至次优，把原来通过维持一定价格基准的模式转化为通过降价式的数量扩张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赖于出口补贴转化为对降低产品成本的关注，等等。汇率传递效应作为出口产品定价的效用函数，说到底，是能否通过价格转嫁以回避汇率波动风险，从而实现厂商的利润期望问题，我们可以在理论上认为，厂商利润期望的调整会改变厂商的偏好，从而改变厂商的行为决策。假如我们以Y表示汇率传递效应，以X1、X2、X3、X4依次表示动机、偏好、汇率和出口产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趋势化的情况下，可以将函数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个复合函数。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数，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户关系（B2）和利润分享（B3）的函数，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经济周期（C2）的函数，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国际产品供求（D1）、价格（D2）的函数，即X4＝f4（D1，D2）。于是，汇率传递效应函数的复合形式为：Y＝F（f1，f2，f3，f4）。这一复合函数的理论描述包含着厂商决策时的信息、环境等极其复杂的内容，在计算机统计和测算功能达到很高的水平时，我们可否更一般性地通过Y＝af1＋bf2＋cf3＋df4＋ε进行回归计量呢？这一分析思路值得进一步研究。函数Y给厂商出口产品的定价决策展现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景，但实际的定价决策并没有那么复杂。概括而言，厂商对X1＝f1（A1，A2，A3，A4）中的决策动机会作出理智的选择，会在X2＝f2（B1，B2，B3，）中确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据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环境等变量进行思考、认知和决策。

相对而言，厂商在理性决策的范围内思考和认知X1和X2的时间要短、程度要浅，而思考和认知X3和X4的时间要长、程度要深。厂商思考和认知的时间越长和程度越深，他们的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但这并非意味着效用就越高①。厂商受有限理性约束是一回事，但决策能否实现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准确地说，只有当厂商对信息和环境等复杂因素进行了正确的搜集、整合、加工和处理时，才能产生较高的效用。换言之，只有当厂商对X3和X4中影响定价决策的主要变量进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确的认知时，汇率传递效应才能出现较高的效用。世界经济运行所显现的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国际市场产品供求关系及价格变动，是厂商出口产品定价时必须提前预测和始终要深入跟踪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讲，厂商会搜集、加工和处理与自己生产的产品相关联的经济周期资料，在产品定价时，不仅充分考虑产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而且关注替代品的国际供求关系及价格波动；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和不同国际市场的产品供求格局及价格体系下，厂商会对出口产品的价格决定采取不同的决策。联系汇率波动来看问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为了维持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厂商通常会采取降价决策并辅之扩大出口数量来提高或维持效用；当人民币升值幅度不明显时，厂商通常倾向于采取维持出口产品价格不变的决策。当然，如果产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率极高，厂商也会采取提价的决策把汇率波动的损失乃至于增加的生产成本转嫁到产品价格上。此时，汇率传递效应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汇率波动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过程，通常是与利率波动交织在一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及其与物质资本的联系，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集中体现在各国的利率之中。厂商会把人民币升值幅度与产品进口国的汇率波动和利率波动进行比较，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定价策略。一个最简明的比较分析方法，是把产品进口国的汇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变的三种不同情形，分别对应于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在结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础上，分别考察这三种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润的价格接受区间，以在保证外商能够得到期望利润的前提上决定出口产品价格。厂商依据这样的定价原则所采取的决策，不仅在维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体现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决策动机，而且实施了维系客户关系和利润分享的行为准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为选择偏好。当然，汇率与利率交织在一起的波动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的影响远非这样简单，但就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函数的理论分析而论，沿着这样的思路，可以依据实际对厂商出口产品定价的汇率传递效应展开讨论。

函数Y＝F（f1，f2，f3，f4）之于厂商出口产品定价决策所显现的汇率传递效应，从结果来看，会引导经济学者注重对现实问题展开实证分析，但从过程来看，则会引导经济学者从效用函数角度关注厂商的决策动机、偏好和效用值。总之，在决策动机和偏好选择既定的情况下，汇率传递效应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负，是厂商在出口产品定价中理智思考、形成认知和决策的结果。这一点，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和认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汇率传递效应与厂商决策行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分析性结语

汇率传递范文篇7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汇率变动；进出口；影响；汇率传递

一、汇率传递的内涵

所谓汇率传递，主要指的就是国家货币的名义汇率在出现变动后，就会对国家内部进出口商品的基本价格以及总体物价水平产生对应的影响。基于此，全球范围内都对本国货币汇率传递工作给予了充分重视。也就是说，汇率传递过程不仅仅关系到国际收支调节项目的水平，也关系到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要想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管理水平，就要结合市场经济发展领域的特征落实对应的管理机制[1]。值得一提的是，在汇率传递的过程中，汇率变动会对进出口产品价格产生影响，而这种传递过程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进出口企业对汇率变动而形成的举措，一般会采取吸收和嫁接的处理方式，为了全面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人民币汇率管理工作要结合市场发展趋势建立动态化分析和监督机制，确保能提高国内物价传导工作的合理性。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会直接影响到进出口项目的发展情况。基于此，要深度剖析基于汇率传递产生的贸易结构转型[2]。(一)对进出口商品产生的影响。在人民币汇率出现变动后，会对人民币的基础性价值产生对应的影响，造成价格出现严重的波动，这就使得国内商品价格也会受到影响。就算是小范围的波动，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会集中表现在价格模式中，则显示出较为突出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商品自身价格结构出现异常，不能按照要求完成货物购买和出售，必然会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国家市场的竞争力造成一定的影响。加之目前商品的需求量和国际市场需求程度相关，因此，若是弹性需求较小的产品，其自身的价格变动幅度也并不大，对经济贸易管理以及经济运营体系的影响也有限。相对应的，若是商品价格本身变化幅度较大，则若是需求量出现变化，则会严重影响产品的整体进出口贸易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体系和运营项目产生对应的影响。(二)对进出口贸易主体结构的影响。结合汇率传递效应可知，汇率的改变会对进出口贸易项目的主体结构产生对应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在汇率出现变动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人民币价值产生的影响，随之会对商品价值形成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发展和商品价格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因此，商品价格变动必然会对整个外贸经营管理模式中的相应内容形成制约。因此，从我国经济体组成结构出发，进出口贸易项目的企业都集中在国企、外企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等，其本身就是经济运营结构中的主体，也是进出口贸易中的“主角”，会受到经济运营管理水平的影响，自身运营模式也是关键因素。但是，企业规模、资金周转以及发展实力等不确定因素也会对贸易项目发展现状形成作用。所以，从汇率传递效应的角度分析，一旦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的波动，避免导致企业经济运营管理结构的失衡，甚至造成经济危机，这种趋势会导致一部分私营企业逐渐淡出进出口贸易市场，使得第三方势力无论是范围还是整体经济实力都会增大，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主体结构的布局[3]。(三)对进出口贸易市场结构的影响。若是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调整，那么人民币价值总值就是最先受到影响的部分，并且也会对其他国家的币种产生机制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和我国交往较为频繁且贸易来往多的国家。例如，假设人民币对日元的汇率出现了大幅度增值，必然会导致人民币在日本的市场购买力增大，相对应的，日元在我国的市场购买力就会明显降低，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对两国贸易经济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使得汇率变动效益的影响力增大。另外，若是汇率增大，也会影响到国内对于日货的内需数量，这种影响力的降低也使得经济运营平衡受到影响，其影响范围只会不断增大和扩散。在这种处理模式中，一部分国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商品出口额度的管理，对应增加的部分就是作为市场投资项目，必然会形成经济影响因素，甚至会造成小范围内的经济危机问题。除此之外，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整体经济运营和管理会产生对应的影响，最关键的就是对进出口市场结构造成的制约作用，汇率的变动往往会对已经成型的经济体系产生不良的打击作用，使得进出口贸易结构受到影响，制约经济元素之间的配合和管理，也会造成市场运营危机问题的增多[4]。

三、结语

总而言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体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汇率传递效应对相应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后可知，只有保证经济稳定性，才能提升具体问题处理的实效性，确保能夯实进出口贸易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从而维护研究项目的基本水平，保证经济管理结构和市场发展体系的全面进步，也为稳定我国进出口贸易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萍.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及贸易差额的传递效应——基于动态递归的分析[J].中国经贸导刊,2016(2):4-5,13.

[2]赵迎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D].安徽大学,2016.

[3]程李萍.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进出口的影响研究[J].市场观察,2016(z2):179-181.

汇率传递范文篇8

汇率不完全传递：基于微观和宏观决定视角

（一）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微观决定：基于企业定价行为视角1.依“势”定价与汇率不完全传递。多恩布什（Dornbusch，1987）认为具有市场势力的企业在分割的市场上实行价格歧视的程度越强，汇率传递就越明显。霍伯和曼恩（Hopper和Mann，1989）在考虑由产品差异形成的市场势力基础上，认为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产品替代程度就会越低。消费者对本企业的产品偏好程度越高，厂商在进口国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就越具备价格调整和维持利润加成的优势，汇率传递就越明显。加西亚和斯隆、托雷洪和弗洛尔斯（Garcia和Solanes、Torrejon和Floers，2010）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同归因于企业市场势力差异而形成的差异定价策略，发达国家企业在新兴市场中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一般是价格的制定者，而新兴市场消费者一般是价格的接受者。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与汇率不完全传递。由于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其通常采取内部贸易策略来实现其全球战略。格雷斯曼（Grassman，1973）以预期东道国货币贬值为前提，认为由于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通常采用弹性形式，东道国子公司可以提前向母公司或者货币相对坚挺国家的其他子公司支付货款。同时，母公司向东道国子公司发货时采用较高内部价格，提前抽回利润，规避了汇率风险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拥有销售权的子公司则会独立按当地市场状况定价，为维持市场份额保持销售价格不变，进而导致汇率对进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二）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宏观决定：基于宏观经济分析视角1.经济开放度与汇率不完全传递。哈吉（Hegji，2003）从企业的跨国生产行为角度考虑经济开放度与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关系，认为经济开放度越大、企业生产所跨国家越多、最终产品的成本涉及的币种越《金融发展研究》第3期多，汇率传递水平就会越低。高希和拉扬（Ghosh和Rajan，2009）分析了一国经济开放度对汇率传递的双层影响机制：首先，一国经济开放度越高，国内物价水平受外界影响就越大，因而汇率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就越大，汇率的不完全传递效应就越大。其次，一国经济开放度越高，本国进口商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国内企业为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可能自己吸收汇率变动的影响，因而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就越小。2.通胀环境、货币政策与汇率不完全传递。泰勒（Taylor，2000）、温克尔里德（DiegoWinkelried，2011）认为汇率传递效应与通胀具有内生性，较低的通胀环境会导致较低的汇率传递效应。但是，巴柳和藤井（Bailliu和Fujii，2004）在研究低通胀环境引起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下降趋势时发现了一种特殊现象：二十世纪90年代，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在通胀环境稳定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汇率不完全传递下降的趋势。但在二十世纪80年代同样条件下，通胀目标制国家却没有出现汇率不完全传递的下降趋势。因此汇率不完全传递的原因可能在于央行货币政策公信力的高低。如果通胀目标制国家货币政策公信力较高，相对于短期汇率波动造成的国内价格变动，公众的通胀预期受政府通胀目标的影响较大，故汇率传递效应变小。

人民币汇率不完全传递：来自中国的证据

1.出口企业缺乏市场势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从中国出口贸易构成来看，2008—2010年出口总额中加工贸易总额均超过一般贸易总额。2011—2012上半年一般贸易总额虽超过了加工贸易总额，但是两者相差并不大，且改变趋势并不明显（见图1）。因此，加工贸易仍是中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分。然而，中国加工贸易本土附加值较低。张和唐（Zhang和Tang，2012）对中国115个重要工业行业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以行业出口值为权重计算的加工贸易整体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值为56%、加工贸易整体的附加值率为44%，远低于美国和日本85%左右的出口附加值率。加工贸易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价格优势参与国际竞争，非价格竞争能力较弱，且企业规模较小、经济实力不强、出口企业之间低价竞销的现象时有发生，企业缺乏市场势力和产品定价能力。因此，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出口企业很难通过提高出口价格转嫁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变动，只能通过降低成本以及利润空间自行吸收汇率变动带来的影响，从而产生较低的出口价格汇率传递效应。图1：2008—2012上半年出口总额及出口贸易方式量值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2.进口企业缺乏议价能力导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低。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前十大重点进口商品中，机电产品、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品以及原油、铁矿石及精矿、铜、初级塑料等资源性原材料占据绝大部分（见图2）。由于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多是国内技术无法自主生产以及资源性原材料紧缺而无法满足需求的，导致中国对这些产品的刚性需求和外国出口商较高的市场势力。国内进口商缺乏议价能力，最终导致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较低的进口价格传递效应。图2：2012年上半年进口总额及前十大重点进口商品量值数据来源：国家海关总署（）。1.国外企业“走进来”导致人民币汇率对进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从按企业性质划分的中国对外贸易构成来看，2011年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额占全年对外贸易总额的51.1%，而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年对外贸易额不足一半（见图3）。外商投资企业多从事加工贸易，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过高，会引起外贸依存度进而经济开放度的提高。2004—2008年，中国年均出口贸易依存度为37.5%，显著高于美国、日本的11.3%、16.1%。同时，由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其经常性的内部贸易行为使得拥有销售权的中国子公司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独立地按市场定价，也导致了进口价格的不完全传递。2.国内企业“走出去”导致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传递效应低。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条件成熟的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2012年上半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6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54.2亿美元，同比增长48.2%。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中石油、中石化、三一重工、华为和中兴等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分公司和开展业务。正如哈吉（Hegji，2003）所言，企业生产所跨的国家越多，汇率传递效应越低。即国内企业生产的跨国行为导致生产成本涉及的币种较多，最终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对出口价格的较低传递效应。中国虽然不是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但当一些欧洲国家主权债务持续发酵、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加剧和市场预期普遍走低时，中国经济之所以能率先实现复苏，张弛有度、科学的宏观调控功不可没。从2002—2011年金砖国家（BRICS）的CPI同比上涨率可知，相比于其他金砖国家，中国的通胀率一直维持在6%以下（见图4）。2009年后，中国CPI指数虽然陡升，但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密不可分。2010—2011年中央银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形成了较强的市场预期。凭借长期形成的央行货币政策公信力，公众市场价格预期深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转嫁成本的可能性降低，从而形成了较低的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五、结论中美贸易失衡不仅是一个双边贸易问题，而且是一个全球产业分工问题。东亚地区通过国际碎片化生产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区域性生产网络，但这种网络主要由欧美需求驱动，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中国在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的是代工角色，即从日韩等进口中间品，加工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市场。因此，中国对美出口存在着大量的他国（地区）成分。中国对美贸易巨额顺差，实际上不仅有利于中、日、韩和东盟等，也有利于产品出口的最终目的地——美国。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福利水平增进虽然为各国（地区）共享，但在全球贸易统计体系上却全都计入中国的贸易顺差。国际碎片化生产的快速发展表明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人民币汇率变化只影响在我国增值的部分，其对出口的影响将弱化甚至被抵销。换言之，只要这种全球生产网络不变、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变、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变，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会持续。因此，中美贸易失衡是美国内部经济、贸易结构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影响下的结果。同时，考虑到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的客观存在，单纯依靠人民币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要真正缓解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还需要从自身做起，改善内部经济结构、扩大内需、降低外需。我国也应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

本文作者：钟武台工作单位：广东商学院

汇率传递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公务员之家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汇率传递范文篇10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