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观范文10篇

汇率观范文篇1

关于使用购买力平价学说的争议，据学者指出这是由于它本身所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条件所致，1.必须满足一价定律成立的条件，即商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商品交易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国际市场统一化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2.衡量商品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种商品在蓝子中的权重也要相同；3.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的假设，在购买力平价中不考虑不可贸易商品；4.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尚不能被全部满足，尤其是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从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后者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但国内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尚不能全部市场化并和国际市场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资本项下的外汇尚不可自由兑换，某种程度失真的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使购买力平价学说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评。尽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学的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国际交换中真正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价值，这里货币（纸币）的价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值，而是货币所代表的，以其标价的商品的价值，并认为不论以什么货币来标价，或者说，不论其价格高低如何，一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与他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看来，购买力平价实际是两国商品价值之间的比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包括其国际价值学说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根据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货币从一般商品分离出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来看，在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中，实际上一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仍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另一种货币则是一种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换中，人们是用多少人民币去买一件美元（作为单位商品），这时人民币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们用多少美元去买一件人民币，这时美元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币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即时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购买力平价是货币的价值。

按照价值规律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围绕着商品的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价格和价值相一致时，人们称之为均衡价格。从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的角度来看，那么货币的汇率（价格）也应是围绕着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两者一致时，可称为均衡汇率。这里所说的“上下波动”就是指价格背离价值的一定幅度，学者们用“偏差程度”来表明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程度较小，大部分国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时日元为29.6%，加拿大为25.5%）。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偏差程度较大，多在50%以上，原东欧国家多在100-200%，俄罗斯为344%。发达国家偏差小表明它们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市场化，其偏离度通常只是货币本身受供求的影响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负偏差，当超过一定幅度后会向价值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管制较多，商品机制不完善，商品价格扭曲现象较为严重，与国际市场价格脱离，其偏离度都是单向的，即其本国货币都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中国的人民币就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实际汇率为7.77，其偏离度为128%，而2001年时世界银行计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为1.74，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其偏离度高达380%。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场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贸易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和增加，其价格更接近于国际市场从而使购买力平价价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汇汇率机制形成正向适应市场需要转换，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当一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美元本身的贬值要求

在汇率中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伴随着另一国货币的贬值，反之，亦然上面是从人民币自身升值要求来分析，现在要从美元本身要求贬值角度来分析。从表面上来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而实质上来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币应升值，而是美元在贬值。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如伊拉克战争要花费4000多亿美元）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200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4270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628亿美元，为了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从而形成巨额外贸逆差。据报道，美国贸易逆差2005年为7258亿美元，2006年为7600亿美元，2007年为7116亿美元，连续多年每年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据外国学者研究说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早在几年前已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元的60%在境外流动，亚洲各国的的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增长速度甚至比亚洲更快。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协议崩溃以来，数十年来美元始终是处于贬值的状态，也就是说长期说来是趋于贬值。例如，1972年时每盎司黄金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却达到了1000美元，可见美元贬值幅度之大。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庞大时美元就出现贬值，而每次美元贬值都存在一个特点，即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快，谁的竞争力改善得快，它就对谁定向贬值。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马克，80年代的日元和台币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兑换360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前为1：243，在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兑85日元。自2001年以来，这一轮由于连年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趋势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所引发的美元贬值，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

美国2007年的经常项目赤字（逆差）金额达到7116亿美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美国该项比重为5.5%。有学者撰文称：“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承受的贸易经常项目逆差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要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过去30年的水平即3%左右，为此美元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必须继续贬值15%，而更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将因这一贸易的巨大失衡而贬值30%-50%。另据学者研究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最近美国由于其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次级债危机并由其延伸到信贷危机，这引起了世界对美国会进入另一次经济衰退的忧虑，这种忧虑使原本由于双赤字所引起的美元贬值更为严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有消息说俄罗斯大幅度地削减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资产比重，从85%下降到45%，瑞士央行也有同样举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第三季度的65.8%降至64.7%，2007年第一季度又降至64.2%，跌到18年来的最低水平。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调查，2006年末全球47家央行中15家减少了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另外，在石油输出国中也有国家主张不用美元计价，而改用欧元，由于信心的动摇，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下降，这更会加剧美元自身要求贬值的趋势和幅度。

三、人民币尚不具备长期大幅升值的条件

人民币升值的终结会在哪里？会不会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CIATHEWORLDFACEBOOK）估算的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为3.51的水平不断靠拢呢？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的价值是表明一种趋势，今后一年人民币还会温和持续升值，但在更长的时期中人民币将会打破单向运行的趋势，形成有升有贬的区间波动。

正如前面所述，购买力平价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两国货币的均衡价值，它的运用具有很多限制条件，而这些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第一，购买力平价考虑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游资及对冲基金非常活跃。国际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流动所占比重并不逊色于国际间的货物贸易。近几年来，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因此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今天的游资流入同样会造成今后资金的流出，因为当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给他们带来高于他国市场的利润时资金自然会撤离中国。第二，购买力平价的另一个理想状态要求国际市场是统一化的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目前国际油价已高达130美元/桶，而我国为了控制CPI，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成品油价格一直没有上涨。目前仍控制在55美元/桶左右的水平。另外，我国水价和电价都还没有达到市场化。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07年11月的报告认为：“如果包括饮水和污水处理二项，中国水的全部成本将达到5-6元/立方米，部分地区可能会到10元/平方米。”但是现在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价格平均为1.67元/立方米，即使考虑到平均不到1元的污水处理费，保本水价应该在3元/立方米。同样我国电价也是实行限价制度的，煤电联动尚未实施，大部分电厂仍处在亏本生产的状态，所以我国尚有一些商品未完全市场化。

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概念中的均衡汇率差距较大，因此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以下几种情形的出现人民币单向升值之路将会终结。

1．据估计，我国出口占GDP的15%-20%，应该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相对较高的。我国目前实施了以上一些限价措施，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内CPI，但在无意中实际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同样也是由于这些非市场化因素，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即转向更加重视国内消费和服务的模式。这种延缓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变得比较脆弱。现在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美国国内需求下降。由于美国人习惯借钱消费，一旦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亦停下来，因此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呈“L”形，即未来几年GDP极低增长。同时欧洲经济也有放缓趋势，如德国工业订单从2008年1月以来已连续四个月下降，这表明该国出口贸易正在失去增长动力。各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必将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到时中国出口增长会走向疲软。这样，中国经济的一大块利润将会减少，这必将引起国内整体经济的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到时只有控制人民币升值。

2．另外一个终结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并非短期就会回落，这些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国内无法通过增加供应的方法来加以消化，同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国内油价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让油价，水价，电价全部市场化，那么国内的物价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人币国内购买力平价也需要向上修正，这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之路有可能被提前终结。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本国利益希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到汇率变动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主动把握汇率变动的方向和节奏，争取在“货币战争”中占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项兰捷、张秉文《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J]中国外汇20007.10

2.戴世宏《一揽子汇率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8

3．吴言《汉堡包指数求解经济迷团》[N]国际金融报2004-10-27

4．史万钧《国际金融业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5．王玲《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中外经济实力比较》[J]世界经济2002-7

6．《2005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WorldBank2007-9-14

汇率观范文篇2

1918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首先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基本概念，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其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兑换率（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因此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我国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就中长期来说应适用于人民币的汇率。简言之，购买力平价就是购买同样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国的货币。例如据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2004年的调查，同样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纽约40美元，在上海为190元人民币，从而可知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卖12.4人民币,纽约则要5美元,其购买力平价为2.48。但是，在采用购买力平价时，要求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环境应大体相同才行，因此，英国《经济学人》编制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指数来反映世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这是因为各地汉堡包的用料质量、包装、服务环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们采用广州的汉堡包价格计算出的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2，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7.8。然而，单个商品是不能反映整体的购买力平价的，为此国际机构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时要采用更多的一揽子商品，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采用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行业，186种器材货物和20项建筑工程）来编制各主要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按1000多种商品价格计算的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倒是和汉堡包的指数接近，它与世界银行以前在2001年计算的该项平价为1.74相比实际汇率更向购买力平价靠拢。然而，不同的人会对一揽子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他们各自编制的购买力平价也不会一样，如国内学者计算出的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1999年为4.57，日本学者计算的则是5.64,可见各方的这一数值有很大差距。

关于使用购买力平价学说的争议，据学者指出这是由于它本身所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条件所致，1.必须满足一价定律成立的条件，即商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商品交易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国际市场统一化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2.衡量商品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种商品在蓝子中的权重也要相同；3.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的假设，在购买力平价中不考虑不可贸易商品；4.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尚不能被全部满足，尤其是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从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后者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但国内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尚不能全部市场化并和国际市场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资本项下的外汇尚不可自由兑换，某种程度失真的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使购买力平价学说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评。尽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学的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国际交换中真正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价值，这里货币（纸币）的价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值，而是货币所代表的，以其标价的商品的价值，并认为不论以什么货币来标价，或者说，不论其价格高低如何，一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与他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看来，购买力平价实际是两国商品价值之间的比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包括其国际价值学说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根据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货币从一般商品分离出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来看，在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中，实际上一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仍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另一种货币则是一种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换中，人们是用多少人民币去买一件美元（作为单位商品），这时人民币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们用多少美元去买一件人民币，这时美元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币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即时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购买力平价是货币的价值。

按照价值规律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围绕着商品的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价格和价值相一致时，人们称之为均衡价格。从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的角度来看，那么货币的汇率（价格）也应是围绕着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两者一致时，可称为均衡汇率。这里所说的“上下波动”就是指价格背离价值的一定幅度，学者们用“偏差程度”来表明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程度较小，大部分国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时日元为29.6%，加拿大为25.5%）。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偏差程度较大，多在50%以上，原东欧国家多在100-200%，俄罗斯为344%。发达国家偏差小表明它们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市场化，其偏离度通常只是货币本身受供求的影响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负偏差，当超过一定幅度后会向价值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管制较多，商品机制不完善，商品价格扭曲现象较为严重，与国际市场价格脱离，其偏离度都是单向的，即其本国货币都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中国的人民币就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实际汇率为7.77，其偏离度为128%，而2001年时世界银行计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为1.74，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其偏离度高达380%。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场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贸易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和增加，其价格更接近于国际市场从而使购买力平价价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汇汇率机制形成正向适应市场需要转换，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当一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美元本身的贬值要求

在汇率中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伴随着另一国货币的贬值，反之，亦然上面是从人民币自身升值要求来分析，现在要从美元本身要求贬值角度来分析。从表面上来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而实质上来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币应升值，而是美元在贬值。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如伊拉克战争要花费4000多亿美元）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200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4270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628亿美元，为了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从而形成巨额外贸逆差。据报道，美国贸易逆差2005年为7258亿美元，2006年为7600亿美元，2007年为7116亿美元，连续多年每年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据外国学者研究说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早在几年前已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元的60%在境外流动，亚洲各国的的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增长速度甚至比亚洲更快。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协议崩溃以来，数十年来美元始终是处于贬值的状态，也就是说长期说来是趋于贬值。例如，1972年时每盎司黄金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却达到了1000美元，可见美元贬值幅度之大。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庞大时美元就出现贬值，而每次美元贬值都存在一个特点，即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快，谁的竞争力改善得快，它就对谁定向贬值。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马克，80年代的日元和台币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兑换360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前为1：243，在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兑85日元。自2001年以来，这一轮由于连年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趋势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所引发的美元贬值，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

美国2007年的经常项目赤字（逆差）金额达到7116亿美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美国该项比重为5.5%。有学者撰文称：“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承受的贸易经常项目逆差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要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过去30年的水平即3%左右，为此美元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必须继续贬值15%，而更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将因这一贸易的巨大失衡而贬值30%-50%。另据学者研究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最近美国由于其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次级债危机并由其延伸到信贷危机，这引起了世界对美国会进入另一次经济衰退的忧虑，这种忧虑使原本由于双赤字所引起的美元贬值更为严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有消息说俄罗斯大幅度地削减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资产比重，从85%下降到45%，瑞士央行也有同样举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第三季度的65.8%降至64.7%，2007年第一季度又降至64.2%，跌到18年来的最低水平。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调查，2006年末全球47家央行中15家减少了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另外，在石油输出国中也有国家主张不用美元计价，而改用欧元，由于信心的动摇，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下降，这更会加剧美元自身要求贬值的趋势和幅度。

三、人民币尚不具备长期大幅升值的条件

人民币升值的终结会在哪里？会不会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CIATHEWORLDFACEBOOK）估算的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为3.51的水平不断靠拢呢？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的价值是表明一种趋势，今后一年人民币还会温和持续升值，但在更长的时期中人民币将会打破单向运行的趋势，形成有升有贬的区间波动。

正如前面所述，购买力平价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两国货币的均衡价值，它的运用具有很多限制条件，而这些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第一，购买力平价考虑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游资及对冲基金非常活跃。国际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流动所占比重并不逊色于国际间的货物贸易。近几年来，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因此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今天的游资流入同样会造成今后资金的流出，因为当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给他们带来高于他国市场的利润时资金自然会撤离中国。第二，购买力平价的另一个理想状态要求国际市场是统一化的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目前国际油价已高达130美元/桶，而我国为了控制CPI，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成品油价格一直没有上涨。目前仍控制在55美元/桶左右的水平。另外，我国水价和电价都还没有达到市场化。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07年11月的报告认为：“如果包括饮水和污水处理二项，中国水的全部成本将达到5-6元/立方米，部分地区可能会到10元/平方米。”但是现在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价格平均为1.67元/立方米，即使考虑到平均不到1元的污水处理费，保本水价应该在3元/立方米。同样我国电价也是实行限价制度的，煤电联动尚未实施，大部分电厂仍处在亏本生产的状态，所以我国尚有一些商品未完全市场化。

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概念中的均衡汇率差距较大，因此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以下几种情形的出现人民币单向升值之路将会终结。

1．据估计，我国出口占GDP的15%-20%，应该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相对较高的。我国目前实施了以上一些限价措施，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内CPI，但在无意中实际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同样也是由于这些非市场化因素，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即转向更加重视国内消费和服务的模式。这种延缓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变得比较脆弱。现在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美国国内需求下降。由于美国人习惯借钱消费，一旦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亦停下来，因此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呈“L”形，即未来几年GDP极低增长。同时欧洲经济也有放缓趋势，如德国工业订单从2008年1月以来已连续四个月下降，这表明该国出口贸易正在失去增长动力。各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必将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到时中国出口增长会走向疲软。这样，中国经济的一大块利润将会减少，这必将引起国内整体经济的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到时只有控制人民币升值。

2．另外一个终结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并非短期就会回落，这些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国内无法通过增加供应的方法来加以消化，同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国内油价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让油价，水价，电价全部市场化，那么国内的物价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国内购买力平价也需要向上修正，这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之路有可能被提前终结。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本国利益希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到汇率变动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主动把握汇率变动的方向和节奏，争取在“货币战争”中占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项兰捷、张秉文《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实证研究》[J]中国外汇20007.10

2.戴世宏《一揽子汇率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8

3．吴言《汉堡包指数求解经济迷团》[N]国际金融报2004-10-27

4．史万钧《国际金融业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

5．王玲《基于购买力平价（PPP）的中外经济实力比较》[J]世界经济2002-7

6．《2005InternationalComparisonProgram》WorldBank2007-9-14

汇率观范文篇3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汇率观范文篇4

国际上存在很多种类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所采用的汇率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决定汇率制度的主导性影响因素的变化，原有的汇率制度必然面临重新选择。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核心是权衡效率与稳定之间的两难，在一个资本账户未开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也不可能有市场化汇率，而资本账户的开放和汇率的完全市场化才是有效的汇率制度安排。显然，中国与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安排有相当大的差距，只能选择稳定的汇率而牺牲一定的效率。当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进行汇率水平的调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汇率机制的建设。

从国外经验来看，无论是汇率制度还是汇率水平的调整，都必须主动操作，不可被动应付。凡主动操作的，大都取得了成功，如德国、智利和韩国；凡被动应对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泰国、马来西亚。为解决内外部经济失衡，释放由人民币币值低估所导致的经济风险，缓解汇率调整对经济带来的冲击，进行主动的汇率调整是必需的。

从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金融状况分析，人民币升值时机是比较有利的，并且存在加速升值的可能。从国内因素来看，中国经济在高位运行，内需相对旺盛；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有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基础，可以满足或部分满足由人民币升值导致的部分外需向内需的转化。同时，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对投机性资本流入特别是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流入有较好的阻隔作用。

从国际因素看，由于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美元利率处于高位；日本也在最近结束了长达5年零利率政策；欧元区也在进行小幅加息。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给我国提供了良好的汇改时机。

世界经济的强劲增长增强了对我国的出口需求，可以抵消或部分抵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短期出口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世界利率（主要是美元）处于较高水平有利于人民币加息，以减少国内市场过剩的流动性。

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在50%以上，且在国际贸易中，大多以美元为计价和结算货币，显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对我国的贸易收支及经济增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国内有许多学者对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了研究。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都认为，当汇率升值幅度较小（如5%以下）时，对贸易收支、经济增长影响较小；当升值幅度较大（如10%以上）时，则危害较大。

中国的外汇市场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由供求双方自发形成的市场。当前，我国采取了企业强制结售汇、商业银行周转头寸限额管理和央行干预等制度安排，外汇市场是一个买卖双方垄断的市场，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方，中国人民银行是最大的买方，全部托盘买入，汇率变动的幅度被严格控制在0.3%以内。因而，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及其调整幅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汇率对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并对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显然，由汇率本身的属性所致，汇率是调节内外部均衡的有力工具。

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征：汇率作为调控工具在调节外部平衡方面最具功效，这是由其作为货币的对外价格这一属性决定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即内部平衡）兼具有扩张和收缩的双向调节作用，且其作用力度是对称的；汇率调整对经济的影响主要是短期的；汇率既是总量调控变量，也是结构调节变量，对贸易品生产和消费结构有调节作用；将汇率引入作为宏观调控手段时，同时也使原先货币政策的利率操作空间缩小。

汇率作为宏观调控工具时是有约束边界的，有两个约束条件：防范投机性外资的大量流入。为防止投机性外资大量流入，人民币的年升值幅度必须限定在一定幅度之内，一般限制在5%以下为宜；防止对贸易部门的过度调整。我国在走向开放的经济中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通过出口导向促进经济增长战略，这是一种促进就业并符合我国资源禀赋条件的贸易战略。而汇率的调控作用对贸易部门的收缩作用最大，较大幅度的升值将重创该部门，因而，汇率调整必须根据我国贸易顺差程度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来确定，同时也考虑国内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的适应能力，应避免由于汇率大幅升值破坏出口竞争力。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与政策搭配中的相对作用，该模型是国际经济学的经典分析工具，其后的理论发展都是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的修正、延伸。在这些模型中，汇率一般是作为宏观调控的因变量出现的，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特殊性，由于其可控性而使其可以作为宏观调控工具，即作为宏观经济的自变量，在这方面的理论发掘尚待深入。

汇率升值通过汇率的杠杆效应使总需求减小的同时，也使总需求在国内外的分配中由国外向国内转移，从而降低通胀的压力并改善外部不均衡。但问题是：由于人民币币值存在较大幅度的低估，人民币的初始升值强化了国外对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如果外资转化为人民币后不投入非货币资产，外资流入的年收益率是人民币年升值幅度与国内利率之和，这个收益率与国外利率之间的权衡（这里没有考虑外资进入的操作成本和政策风险）来决定外资是否流入。因而，在人民币升值时，为防止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流入，国内将保持较低的利率水平，由外资流入导致的流动性增加以及低利率水平共同推动资产（如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走高，可能形成泡沫。从资本市场而言，这将导致上市公司增加直接融资、增加投资；从信贷市场而言，低利率导致信贷扩张，这些过度投资导致总需求扩张，并可能导致通胀；在这些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后又将导致产能过剩，进而导致通货紧缩，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于外资而言，在转化为人民币后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市场“伏击”，获取人民币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

汇率观范文篇5

一､汇率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对人民币汇率的适用性

传统的汇率决定理论一般是从影响汇率水平的经济变量出发,探寻均衡汇率的定价及其动态决定过程｡在这些汇率理论中,无论是强调商品跨境套购和贸易流量的理论如购买力平价(PPP)､利率平价(IRP)和国际收支(BOP)理论,还是各类强调国际货币流动和资本存量调整的资产市场模型,基本上都可以定性为宏观决定论｡但是,对于汇率的短期变化(例如日内变化)的解释,传统理论几乎无能为力｡因此,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国外学者提出了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Evans､R.Lyons和C.Goodhart等人,他们使用高频数据对汇率进行各种时间序列分析或者构造外汇市场的动态结构模型,试图从交易商的行为来解释汇率的短期波动｡事实上,全球外汇市场每天的成交量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有3/4是属于银行间外汇交易,可以说,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基本上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决定的,所有可能影响到汇率的因素如政治事件､经济基本面､心理预期等都会通过国际外汇市场特殊的两层架构最终反映到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行为上来｡所以,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把研究的立脚点放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MarketMarker)的身上是有道理的｡

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认为,汇率的短期变化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指令流(OrderFlow)决定的,而这些指令流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外汇市场上的消息(包括内部消息)的冲击和心理预期的变化｡外汇做市商是汇率形成过程的中枢单位,因此,有人也把汇率的微观结构理论称为做市商模型(DealersModels)｡一般说来,外汇做市商的目标是通过最优化的外汇库存控制,加上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不断调整其双向报价,来获取最大化的价差收入(Spreads)｡但是,由于做市商面对的是可能拥有某种信息优势的交易者群体,因此,做市的价差收入并非无风险的,外汇做市商通过与其他做市商的交易来对冲所持有的外汇库存的风险是不可缺少的｡举例来说,外汇市场一个最大的优势信息交易者是中央银行,虽然在国际外汇市场上,中央银行不是经常性的参与者,但是,一旦中央银行通过银行间进行外汇干预,直接或间接地作为交易对手的外汇做市商必然会处于某种不利地位｡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在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市场常常存在一些汇率管制措施,这些市场的外汇做市商往往要面临更大的库存风险,主要原因是国内市场汇率的波幅受到限制,如果国际市场上汇率波动很剧烈的话,做市商风险难以进行有效的对冲｡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去年“汇改”之前,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是以中央银行被动吸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结售汇净额为基础的,在这种汇率决定模式中,外汇市场事实上只有一个做市商,就是中央银行;而整个做市系统也只有一个目标,即在8.27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上将人民币盯住美元｡“汇改”之后,除了人民币兑美元“出其不意”地一次性升值2%,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管理方式进行了颇具根本性的改革,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并在总结此前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正式引入了外汇做市商的模式｡之后,以13家外汇做市商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开始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地缓慢升值,到2006年5月中还一度升破1美元兑8元人民币｡

2006年1月4日,国内的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正式推行询价交易方式(也称为OTC方式)｡从此以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机构(包括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法人)买卖即期外汇既可以选择通过原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平台以“集中授信､集中竞价”的撮合方式成交,也可以选择“双边授信､双边清算”的OTC方式进行买卖｡在这种混合交易制度之下,传统的电子经纪平台继续发挥作用,指令驱动的撮合方式与报价驱动的做市商模式并行不悖｡做市商不但为银行间外汇市场增加了流动性,也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提供了分散风险的一个新渠道｡[2]由于外汇做市商里有相当比例是外资银行,外资银行的做市能力比较强,与国际外汇市场联系更为密切,这样就使国内银行间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的价格联动和信息传导机制更为健全｡此外,为了提高外汇做市商的做市能力,更好地发挥分担外汇市场自主出清的功能,中央银行还扩大了各家外汇指定银行可持有的外汇头寸规模,将原来的结售汇周转头寸扩展为结售汇综合头寸｡

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定价实际上是以每日的收盘价为重心的,中央银行在每个工作日闭市后以加权平均方式计算当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等交易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收盘价,并以此作为下一个工作日该货币对人民币交易的中间基准价格｡然而,由于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上引入询价交易后,交易方式的多样化使得经撮合后的收盘价不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从今年的1月4日起,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基准价的形成方式做出了重大改进,以便与国际金融市场确定基准汇率或利率的惯例做法相接轨,使人民币汇率的官方定价模式更好地适应国内外汇市场新的交易制度和市场主体结构｡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所有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做市商询价,并将全部做市商的报价作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计算样本,在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之后,将剩余的做市商报价进行加权平均,最终得出当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中间价,权重则根据做市商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及报价情况等指标综合确定｡随着我国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不断得到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未来将会显著增加,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的影响力也将不断增强,汇率微观结构的分析和汇率动态理论会更加适用于人民币汇率｡

二､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外汇做市商与中央银行的关系

在真正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浮动汇率体制下,外汇做市商对于汇率的形成发挥着中心的作用｡一般说来,做市商是指连续地提供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报价,并承诺一旦有市场主体接受报价就与之成交的机构交易者｡[3]外汇做市商是国际外汇市场尤其是银行间市场上的核心参与者｡在我国,有一批活跃的做市商对于改善国内外汇市场的流动性､熨平人民币汇率波动以及促进人民币均衡汇率的价格发现同样是意义重大｡然而,从国内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来看,外汇交易指令流的发出者包括外汇指定银行､企业和居民等实盘参与者､隐蔽的热钱投机者与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中央银行是最大的定价者,外汇指定银行则是次级定价者,其他参与者只是价格的接受者｡

目前,国内外汇市场的做市商制度是有缺陷的｡最大的问题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浮动仍然限制在官方公布的中间基准价上下3‰的幅度之内｡在全球外汇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这么狭窄的汇率波动区间使得做市商难以独立､有效地进行做市,既不能灵活地调整其双向报价,以吸纳重大消息对汇率的突然冲击,也很难通过境内外的外汇交易对库存风险进行有效对冲｡这种汇率弹性的不足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继续承担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主要职责,人民币汇率的微观结构仍然受到官方力量的管制甚至扭曲｡在目前极为狭窄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内,外汇做市商相当于分担了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一部分功能,而不能完全作为一个盈利性业务来做市,具体地说,做市商一方面要作为中央银行与市场力量之间的缓冲渠道,另一方面还要服从中央银行的汇率目标和波幅限制｡这样,外汇做市商的存在固然缓解了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被动增长的压力,但并没有真正体现外汇市场在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因此,国内外汇市场的效率仍亟需提高｡

一般说来,外汇做市商是联系外汇市场各个层面､各类参与者的枢纽,其报价集中反映了外汇市场供求的信息｡但是,鉴于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仍然是人民币汇率的形成过程中主导性的因素,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外汇做市商目前还只是中央银行的“二传手”｡从长远来看,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应当偶尔为之,即在外汇市场出现剧烈动荡或者显著失衡时才以逆风而行(LeanAgainsttheWind)的方式进行操作,目的是正确引导市场预期,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应当让外汇做市商比较独立､自主地开展做市活动,使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的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我们建立了一个外汇市场动态平衡的线性模型,用来大致地描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形成过程｡

现阶段国内外汇市场供求平衡方程为:

(出口-进口)+(引进外资-我国对外投资)+隐蔽性热钱=(外汇储备变动-外汇储备收益)+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银行将逐步摆脱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的压力,因此,预计银行系统的综合外汇头寸规模会逐渐扩大｡相对于外汇储备总额,外汇储备的收益较小;相对于每年引进外资规模,我国的对外投资额也比较小,因此,这两项可以忽略不计｡另外,由于使用的是月数据,为了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及合理的近似度,我们用外国直接投资来替代每年引进外资额｡因此,可以将上式改写为:外汇储备变动-(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隐蔽性热钱-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用符号表示即:

Rt-(EXt-IMt)-Kt=HMt-PSt(1)

Rt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EXt表示t时点的出口金额,IMt表示t时点的进口金额,Kt表示t时点的外国直接投资,HMt表示t时点的流入的隐蔽性热钱数量,PSt表示t时点的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变动｡

隐蔽性热钱主要取决于境外投机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与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差距,投机者对未来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可以用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不可交割远期汇率指示,因此:

HMt=n×(NDFt-St)(2)

NDFt表示t时点的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不可交割远期汇率,St表示t时点的人民币即期汇率,n为弹性系数｡

银行间外汇市场中人民币汇率有如下线性定价公式:

St+1=St+e×PSt+Xt(3)

e为价格调整系数,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希望增持外汇头寸,则银行将提高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商业银行系统希望减持外汇头寸,则银行将调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因此e的符号为正｡Xt用来反映t时点人民币即期汇率所受的随机影响｡

商业银行系统头寸为:

It+1=It+PSt(4)

It表示t时点商业银行系统外汇头寸｡

由(1)､(2)和(3)式,并记Rt-(EXt-IMt)-Kt为Yt,我们有:

Yt=a×(St+1-St)+n×(NDFt-St)+εt(5)

其中系数a与e存在关系:,εt为随机项,由此我们建立Yt对(St+1-St)和(NDFt-St)的回归方程｡在得到价格调整系数后,可以进一步估计商业银行系统的期末头寸如下:

It+1=It-a×(St+1-St)(6)

我们首先使用月度数据估计Yt对(St+1-St)的回归系数,得到价格调整系数,然后计算商业银行系统各期头寸｡相关数据见表1:

表1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基础数据

单位:亿美元

人民币月末汇率外汇储备变动额出口进口外国直接投资1年期NDF

2005年7月8.1056217.6655.3549.145.28

2005年8月8.0998204.76683.7577.849.027.8548

2005年9月8.092157.95701.5626.252.547.82

2005年10月8.0845158.98680.3560.551.647.7795

2005年11月8.080493.21722616.747.167.7554

2005年12月8.0702246.49754.164471.987.7185

2006年1月8.0608263.28649.955545.457.7308

2006年2月8.041585541.551740.447.721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Bloomberg

对(5)式估计后得到:

a=-2464.16210203,因此It+1=It+2464.16210203×(St+1-St)｡代入2005年7月21日至2006年3月31日的人民币汇率日数据,可以模拟得到银行系统头寸的每日增减情况(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从2005年7月以来,外汇做市商整体的头寸波幅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再收敛,然后又急剧扩大的过程｡主导这个过程的因素应当是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强弱变化｡今年以来,在中国对美国创记录的贸易顺差的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空前高涨,各种海外资本大量涌入,中央银行的外汇操作也面临很大压力｡由于市场对中央银行的态度和干预力度有很多揣测,外汇做市商因此也承担了很大的汇率风险,反映在对冲性操作的结果上,就是银行系统的外汇头寸变化幅度加大,但是,相关变动还是在银行外汇综合头寸的允许波幅之内｡

事实上,如果把中央银行也看作是一个做市商,那么它与13家外汇做市商在做市规则和操作目标上是不一样的｡由于外汇储备是以境外资产形式存放的国民储蓄,因此,外汇储备不能百分之百地作为中央银行的外汇库存,即用来作为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做市工具,但是,外汇储备的变化额却大致可以用来代表中央银行作为一个外汇做市商的库存头寸变化｡因此,我们可以估计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央银行的做市行为之间的大致关系｡

对于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率,可以有如下线性定价公式:

△Ln(Rt)=a+b×△Ln(St)+Xt(7)

其中△Ln(Rt)=Ln(Rt)-Ln(Rt-1),△Ln(St)=Ln(St)-Ln(St-1)｡

我们用每月数据进行估计,得到:

△Ln(Rt)=0.02643344911+4.060140419×△Ln(St)｡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2:

代入2005年7月29日至2006年2月28日的人民币汇率日数据,得到每日国家外汇储备头寸的变化情况,,进而求出每日国家外汇储备水平值｡结果见图2和表2｡

表3对中国外汇储备月末理论值的模拟结果(单位:亿美元)

外汇储备实际值外汇储备模拟值

2005年7月7327.33

2005年8月7532.097531.56

2005年9月7690.047723.50

2005年10月7849.027879.73

2005年11月7942.238095.52

2005年12月8188.728291.73

2006年1月84528451.27

2006年2月85378559.59

从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变化的关系来看,人民币汇率迄今的升值幅度显然未能有效缓解外汇储备增长的压力,以目前的升值速度推算,未来在人民币汇率继续升值的同时,外汇储备很可能会继续增加｡为了逆转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央银行要么允许人民币汇率大幅度的升值,要么通过放宽资本流出､增加包括外汇做市商在内的市场参与者持有外汇的动力和规模｡就银行间市场而言,“藏汇于民”的体现应当是允许外汇做市商自主控制外汇库存,扩大其调整头寸的空间和汇率报价弹性｡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宏观前景已经被官方否定了,那么,在剩下可以选择的对策中,扩大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提高外汇做市商在稳定预期和调节供求平衡方面的作用应当是最佳办法｡

总的来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中长期前景之下,完善外汇做市商制度是在汇率微观结构上寻求解决外汇储备增长压力问题的一个现实途径｡从外汇储备代表了中央银行外汇干预的做市手段的角度,我们分析了外汇做市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央银行在人民币汇率形成过程中的动态互动关系,这样的思路虽然过于简化,但是却很有启示性,有助于揭示人民币汇率的微观结构,并为寻找下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提供一个全新角度｡

参考文献:

[1]周小川.转变思维模式看汇率机制改革[J].中国货币市场,2005,(8).

汇率观范文篇6

亚洲金融危机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此起彼伏，从未停息。2002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美元基本保持稳定，但对欧元和日元则分别贬值了14.4％和4.7％，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对三大货币的实际汇率分别下降2.8％、16.5％和5.2％。据IMF估算，去年人民币相对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下降了6％。与此同时，中国GDP、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都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在这种背景下，人民币再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专家、学者和政要们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人民币升值论

2002年10月，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在《中国因素》一文中提出一个让世界震惊的观点，“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称亚洲生产商在生产全球化的今天，已经占据了价格影响方面的主导地位。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强劲经济增长，对全球通货紧缩的影响越来越大，是引致全球通货紧缩的一个因素。随后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日益扩大的中美双边贸易赤字，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的结果。同时，人民币被低估后，中国商品和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进一步凸显，跨国公司更加青睐来华投资，加快了将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的进程。

2002年11月，《远东经济评论》还发表一篇题为《放开中国通货，提高人民币币值》的文章，声称人民币升值后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好处：一是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将会增加，中国居民的购买力会相应提高；二是人民币升值后，虽然中国商品的出口价格会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不会削弱，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会增长；三是人民币升值后，在中国市场投资的欧美公司能够从中国国内购买力上升的过程中受益；四是人民币升值能有效缓解全球通货紧缩压力，并将一些深受通货紧缩影响的国家拉出泥沼。

随后，不少亚洲国家（以日本为代表）政界纷纷鼓噪，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来换取出口竞争优势，并逼迫亚洲其他国家不断降低产品售价。去年12月2日，日本财务省次官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声称中国通过出口增长、国内通货紧缩以及盯住美元汇率三项政策，向全球出口通货紧缩，建议中国要么实施扩张性政策，要么让人民币升值。今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呼吁七国集团通过类似于1985年《广场协议》的文件，逼迫人民币升值，达到全球反通货紧缩的目的，但其议案最终被否决。

二、人民币稳定论

针对人民币升值的国际舆论，中国政府声明，现行汇率安排是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相适应的，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选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我国将继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也将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本野村证券、“欧元之父”蒙代尔、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麦肯恩、摩根斯坦利亚洲执行董事谢国忠等机构和学者也都认为，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建议是错误的，当前必须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主要理由有：

第一，人民币汇率走势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不存在被严重低估的问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1986年到1994年贬值两倍。但从1994年到2002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17.0％，实际升值幅度高达18.5％、39.4％、62.9％。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美元呈现强势，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从1994年1月到2002年9月，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3.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21.5％。

第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十分不利。一是不利于克服通货紧缩。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商品价格上涨，不仅不利于扩大出口，而且会对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产生抑制作用，从而加剧通货紧缩状况，甚至会使中国步日本后尘，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泥潭。二是不利于吸收外资。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将被削弱，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势头会受阻，许多国内外资本甚至会撤离中国。三是容易诱发金融风险。人民币升值会加大中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触发一部分银行储蓄兑成外汇后外逃，进而触发人民币汇率危机。

第三，中国汇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货紧缩的根源，不能过分夸大中国通货紧缩对全球的影响。（1）中国经济虽然增长迅猛，但其GDP仅占全球的3.5％。中国贸易虽然在迅速扩大，但依然仅占全球贸易额的5％，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和经济高速增长前景而非价值被低估的货币。（2）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而非人民币贬值。以往出口美国的亚洲产品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制造，如今这些产品被转移到中国来制造然后再出口到美国，因而中国对美国顺差扩大了，但对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逆差也扩大了。（3）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只占日本进口总额的18.3％，占日本GDP的2％，而且主要是低端产品，因此不存在“日本既进口了中国产品，也进口了通货紧缩”。

第四，人民币升值不是解决全球通货紧缩的良方。（1）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对东亚经济和世界经济稳步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旦人民币升值而钳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不会缓解东亚地区通货紧缩的压力，反而会使东亚地区变得不稳定。（2）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日本在华投资企业的利益将受到打击；同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导致进口需求下降，日本对华出口也将受到影响。据高盛公司估算，如果人民币兑日元升值15％，日本对华出口仅能增长0.2％。因此，人民币升值并不一定会对日本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3）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也有一定负作用。这些年美国人购买便宜的中国货取代昂贵的日本或欧洲产品，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减少贸易赤字。同时，沃尔玛、戴尔、耐克这样的美国公司依靠中国产品保证利润，如果人民币升值，它们的利润即刻就会受影响，股票价格就更会下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7月18日，摩根斯坦利的罗奇先生又在香港《南华早报》上抛出另外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持续疲软的全球经济正在转向一个危险的领域���玩指责把戏。世界舆论越来越团结一致地向中国大陆施压，要求调整人民币汇率，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全世界彻头彻尾地曲解了中国。

三、人民币自由浮动论

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建议，中国应建立一个更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以真正推进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以及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目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如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社科院杨帆研究员等学者都认为，改革汇率制度并不是屈从于外部压力，而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要求来考虑的。主要理由有：

第一，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从长期看，不利于提高我国出口竞争力。虽然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但这种利益是短暂的。一旦美元走强，拉动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就会受到较大的打击，到那个时候再想使人民币贬值就比较困难了。这种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就经历过。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不利于营造良好的出口经营秩序。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外汇倾销效应，外汇倾销会使国内商品以低于应有的价格出口，扰乱相关行业的秩序。特别是对于那些传统优势产业，人民币低估后，导致出口在短期内超常增长，致使出口低价竞销更加难以控制，不仅使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大打折扣，而且容易遭致国外贸易保护行为，如反倾销调查等。

第三，人民币汇率不能自由浮动，可能使汇率长期偏离均衡水平，造成经济结构扭曲。4年多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显然不符合4年来中美经济基本面的变动趋势。据各种不同模型估算结果，人民币贬值幅度在15％左右。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利于高新技术行业的发展。一些学者指出，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在日元被低估时期某些行业形成过剩生产能力有关。

汇率观范文篇7

1918年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首先提出了购买力平价学说的基本概念，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其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兑换率（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因此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实际上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我国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7月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购买力平价理论就中长期来说应适用于人民币的汇率。简言之，购买力平价就是购买同样一件物品要用多少各自本国的货币。例如据美世人力资源咨询公司2004年的调查，同样吃1000克菲力牛排在纽约40美元，在上海为190元人民币，从而可知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4.75，又如1000克切片面包北京卖12.4人民币,纽约则要5美元,其购买力平价为2.48。但是，在采用购买力平价时，要求商品的质量和服务环境应大体相同才行，因此，英国《经济学人》编制了一个巨无霸汉堡包指数来反映世界各国的购买力平价，这是因为各地汉堡包的用料质量、包装、服务环境基本上相同。2007年2月他们采用广州的汉堡包价格计算出的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2，而当时的实际汇率为7.8。然而，单个商品是不能反映整体的购买力平价的，为此国际机构在编制购买力平价时要采用更多的一揽子商品，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采用2500种货物和服务（34种政府，教育和医疗行业，186种器材货物和20项建筑工程）来编制各主要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世界银行按1000多种商品价格计算的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倒是和汉堡包的指数接近，它与世界银行以前在2001年计算的该项平价为1.74相比实际汇率更向购买力平价靠拢。然而，不同的人会对一揽子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他们各自编制的购买力平价也不会一样，如国内学者计算出的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1999年为4.57，日本学者计算的则是5.64,可见各方的这一数值有很大差距。

关于使用购买力平价学说的争议，据学者指出这是由于它本身所严格的限制性假设条件所致，1.必须满足一价定律成立的条件，即商品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商品交易市场是完全自由的，国际市场统一化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2.衡量商品的一揽子商品的种类一定要相同，而且同种商品在蓝子中的权重也要相同；3.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的假设，在购买力平价中不考虑不可贸易商品；4.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而这些假设条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尚不能被全部满足，尤其是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从计划商品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后者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但国内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发达，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尚不能全部市场化并和国际市场同步化，供求也受到一定限制，尤其是金融市场开放程度低，资本项下的外汇尚不可自由兑换，某种程度失真的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使购买力平价学说在使用上受到限制和批评。尽管如此，它仍有其合理和科学的基础。有学者研究指出在国际交换中真正决定货币购买力的是货币价值，这里货币（纸币）的价值不是货币本身的价值，而是货币所代表的，以其标价的商品的价值，并认为不论以什么货币来标价，或者说，不论其价格高低如何，一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与他国一基准揽子商品的价值都是相等的，也即相同的商品具有相同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国际价值。看来，购买力平价实际是两国商品价值之间的比值。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包括其国际价值学说是购买力平价学说的科学基础。根据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货币从一般商品分离出来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角度来看，在两种货币之间的交换中，实际上一种货币作为世界货币仍起到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而另一种货币则是一种普通商品，例如，在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换中，人们是用多少人民币去买一件美元（作为单位商品），这时人民币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美元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反之，是人们用多少美元去买一件人民币，这时美元在执行货币职能的支付手段,而人民币则是一件普通商品。因此是否可以认为即时汇率是货币的价格，购买力平价是货币的价值。

按照价值规律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围绕着商品的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价格和价值相一致时，人们称之为均衡价格。从货币也是一种商品的角度来看，那么货币的汇率（价格）也应是围绕着货币的购买力平价（价值）在供求的影响下上下波动，当两者一致时，可称为均衡汇率。这里所说的“上下波动”就是指价格背离价值的一定幅度，学者们用“偏差程度”来表明购买力平价和实际汇率之间的差异。他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偏差程度较小，大部分国家在20%以下（在1999年时日元为29.6%，加拿大为25.5%）。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偏差程度较大，多在50%以上，原东欧国家多在100-200%，俄罗斯为344%。发达国家偏差小表明它们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市场化，其偏离度通常只是货币本身受供求的影响所造成的方向上有上有下，即正偏差或负偏差，当超过一定幅度后会向价值回归；而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管制较多，商品机制不完善，商品价格扭曲现象较为严重，与国际市场价格脱离，其偏离度都是单向的，即其本国货币都是长期被严重低估的，中国的人民币就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从2005年美元兑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为3.4，实际汇率为7.77，其偏离度为128%，而2001年时世界银行计算的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为1.74，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其偏离度高达380%。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度大幅下降，正是表明了我国改革开放正在逐步深化，市场化程度正在加快，可贸易商品品种和数量扩大和增加，其价格更接近于国际市场从而使购买力平价价值提高；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的金融改革步伐在加快，外汇汇率机制形成正向适应市场需要转换，人民币开始逐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当一国经济高速发展时往往伴随着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升值，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二、美元本身的贬值要求

在汇率中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伴随着另一国货币的贬值，反之，亦然上面是从人民币自身升值要求来分析，现在要从美元本身要求贬值角度来分析。从表面上来看，是人民币被低估了，而实质上来看，则是美元被高估了，不是人民币应升值，而是美元在贬值。在以美元为本位的世界金融体系下，美元贬值表现为对其他货币的相对升值，在该体系中，美元总是处于多发行货币的状态，美国可以开动印钞机发行大量美元来适应其过高的国防开支（如伊拉克战争要花费4000多亿美元）和提高其本国国民的福利待遇，从而形成其赤字财政政策。2005年美国的财政赤字达到4270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628亿美元，为了满足其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大量进口外国商品从而形成巨额外贸逆差。据报道，美国贸易逆差2005年为7258亿美元，2006年为7600亿美元，2007年为7116亿美元，连续多年每年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据外国学者研究说美国的经常帐户逆差早在几年前已累计达到3万亿美元，美元本位制使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元的60%在境外流动，亚洲各国的的外汇储备约为3万亿美元，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美元增长速度甚至比亚洲更快。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6年底以前的统计，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美元头寸约4.8万亿美元，过多的美元发行量必然会使美元有贬值要求。实际上自上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协议崩溃以来，数十年来美元始终是处于贬值的状态，也就是说长期说来是趋于贬值。例如，1972年时每盎司黄金为38美元，而2008年3月却达到了1000美元，可见美元贬值幅度之大。历史经验表明当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庞大时美元就出现贬值，而每次美元贬值都存在一个特点，即哪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得快，谁的竞争力改善得快，它就对谁定向贬值。

上世纪70年代的西德马克，80年代的日元和台币都是如此。例如，1973年一美元兑换360日元，1985年广场协议前为1：243，在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后的1987年日元升值到1：150，1995年日元最高升值到1美元兑85日元。自2001年以来，这一轮由于连年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的趋势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所引发的美元贬值，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把矛头指向了人民币。

美国2007年的经常项目赤字（逆差）金额达到7116亿美元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5.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8年美国该项比重为5.5%。有学者撰文称：“很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承受的贸易经常项目逆差为占其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5%”，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要使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过去30年的水平即3%左右，为此美元兑美国主要贸易伙伴货币必须继续贬值15%，而更多分析师认为美国将因这一贸易的巨大失衡而贬值30%-50%。另据学者研究美国对其它国家的负债仍然以每年5%的速度上升，根据经济学理论这种局面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必然要靠美元大幅度贬值来恢复正常，这意味着美元的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最近美国由于其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引发了次级债危机并由其延伸到信贷危机，这引起了世界对美国会进入另一次经济衰退的忧虑，这种忧虑使原本由于双赤字所引起的美元贬值更为严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开始动摇。有消息说俄罗斯大幅度地削减外汇储备中美元的资产比重，从85%下降到45%，瑞士央行也有同样举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2006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由第三季度的65.8%降至64.7%，2007年第一季度又降至64.2%，跌到18年来的最低水平。据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调查，2006年末全球47家央行中15家减少了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另外，在石油输出国中也有国家主张不用美元计价，而改用欧元，由于信心的动摇，全球对美元的需求会下降，这更会加剧美元自身要求贬值的趋势和幅度。

三、人民币尚不具备长期大幅升值的条件

人民币升值的终结会在哪里？会不会向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CIATHEWORLDFACEBOOK）估算的2007年人民币兑美元的购买力平价为3.51的水平不断靠拢呢？笔者认为购买力平价的价值是表明一种趋势，今后一年人民币还会温和持续升值，但在更长的时期中人民币将会打破单向运行的趋势，形成有升有贬的区间波动。

正如前面所述，购买力平价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两国货币的均衡价值，它的运用具有很多限制条件，而这些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第一，购买力平价考虑的条件之一是国际商品的流动对汇率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即不考虑国际间资本流动，但在国际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国际游资及对冲基金非常活跃。国际市场中金融资本的流动所占比重并不逊色于国际间的货物贸易。近几年来，国际资本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币升值，因此大量热钱流入中国。今天的游资流入同样会造成今后资金的流出，因为当中国资本市场不能给他们带来高于他国市场的利润时资金自然会撤离中国。第二，购买力平价的另一个理想状态要求国际市场是统一化的且不存在各种管制和贸易保护。目前国际油价已高达130美元/桶，而我国为了控制CPI，抑制输入性通货膨胀，国内成品油价格一直没有上涨。目前仍控制在55美元/桶左右的水平。另外，我国水价和电价都还没有达到市场化。根据国家信息中心2007年11月的报告认为：“如果包括饮水和污水处理二项，中国水的全部成本将达到5-6元/立方米，部分地区可能会到10元/平方米。”但是现在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供水价格平均为1.67元/立方米，即使考虑到平均不到1元的污水处理费，保本水价应该在3元/立方米。同样我国电价也是实行限价制度的，煤电联动尚未实施，大部分电厂仍处在亏本生产的状态，所以我国尚有一些商品未完全市场化。

由于目前我国的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概念中的均衡汇率差距较大，因此人民币还有升值空间，但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以下几种情形的出现人民币单向升值之路将会终结。

1．据估计，我国出口占GDP的15%-20%，应该说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是相对较高的。我国目前实施了以上一些限价措施，目的是为了控制国内CPI，但在无意中实际降低了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强了我国出口竞争力。同样也是由于这些非市场化因素，延缓了中国经济的转型：从外向型转向内向型，即转向更加重视国内消费和服务的模式。这种延缓也使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变得比较脆弱。现在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美国国内需求下降。由于美国人习惯借钱消费，一旦消费需求下降，经济增长亦停下来，因此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呈“L”形，即未来几年GDP极低增长。同时欧洲经济也有放缓趋势，如德国工业订单从2008年1月以来已连续四个月下降，这表明该国出口贸易正在失去增长动力。各国经济衰退的出现必将加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到时中国出口增长会走向疲软。这样，中国经济的一大块利润将会减少，这必将引起国内整体经济的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为了维持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到时只有控制人民币升值。

2．另外一个终结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国际油价并非短期就会回落，这些持续的输入性通胀国内无法通过增加供应的方法来加以消化，同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国内油价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如果让油价，水价，电价全部市场化，那么国内的物价水平需要大幅度提高，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国内购买力平价也需要向上修正，这将导致人民币升值之路有可能被提前终结。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他们的本国利益希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但在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到汇率变动要有利于国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原则，要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主动把握汇率变动的方向和节奏，争取在“货币战争”中占优势地位。

参考文献：

汇率观范文篇8

内容摘要:本文立足国情分析了我国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既要使就业率保持一定的水平,又要控制价格上涨的幅度。两者决定的经济增长率构成的闭区间就可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因而是政策要实现的目标。由于汇率调整有助于矫正要素禀赋和要素价格之间的偏离,因而可以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汇率小幅升值不会影响我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及成长的影响却很大,本文针对这一点给出了应对的建议。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四、结论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参考文献:1.Friedman,M.(1968),“TheroleofMonetaryPolicy”,AmericanEconomicReview,March.2.Modigliani,F.andL.D.Papademos(1975),“Targetsformonetarypolicyinthecomingyear”,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3.Phelps,E.S.(1967),“Phillipscurves,ExpectationsofInflationandOptimalUnemploymentoverTime”,Economica,August.4.Phelps,E.S.(1968),“Monetar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7.李天栋、许少强、朱奇:《FDI的流向、汇率预期的自我强化与冲销式干预的有效性》,《世界经济》2005年第7期。8.麦金农、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上海远东出版社,上海,1999。

汇率观范文篇9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

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

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汇率观范文篇10

关键词均衡经济增长科学发展观要素禀赋

三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我国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直顶住国际上的巨大压力,坚持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币汇率从原来的1美元兑8.27人民币升值为1美元兑8.11人民币,同时人民币不再单纯钉住美元,而是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围内围绕1:8.11进行浮动。

然而,人民币小幅升值尽管在短期内缓解了升值的压力,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不远的将来仍然会浮现出来,这是由经济增长差异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币汇率会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调整是否是必要的,它与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内在的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理解汇率调整的影响,后者与政策调控的目标息息相关。

一、我国政策调控的目标

我国是个大国,人民币升值与否应该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现科学发展观、是否有利于实现工业化、是否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为指针,既不能因国际压力而使人民币升值,也不应因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和金融投机压力而维持现状。汇率制度改革和汇率水平调整会导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后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它们是由我国经济的基本因素决定的,因此汇率改革和调整的进程必须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再强调,汇率调整“要按照内部改革的逻辑和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压力,来设计我们所要进行的改革,不管是税收、利率还是汇率”,正是这个意思。

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政策调控的四大目标。由于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形式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对这些目标的偏好。当价格稳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当充分就业更重要,当局就会偏好能够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如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当外部均衡相对于内部均衡更重要,这大体上只存在于那些规模比较小的经济体中,此时外部均衡实现与否是内部均衡实现与否的先决条件,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会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经济增长的要求压倒其他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和选择就成为政府的首选,如二战后日本和韩国成功实施的产业政策。

由于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异常复杂,需要根据具体国情和经济增长的具体阶段对政策目标的选择进行具体分析。那么,我国的政策目标是什么呢?

我国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而现代化某种意义上就是工业化,实际上如果没有工业化,那么经济增长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首先,工业化具有规模效应,而只有当经济增长具备相当规模的时候,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人群才会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其次,工业化是其它产业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尽管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二产业也即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但它们无一例外是以发达的工业为基础的。没有发达的工业,人们的收入水平就会偏低,自然不会出现对服务业的需求;第三,工业化对其它产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工业会为其它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设备,也会解放更多的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他们会投身于第三产业,也会形成新的产业,这些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经济增长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的第一个限制条件是通货膨胀,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过快,它必然会催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会破坏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这种关系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超过资源承受能力的经济增长往往引起通货膨胀,而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部分地牺牲经济增长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货膨胀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动荡,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制止通胀的恶化以维护经济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长。因此,经济增长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货膨胀的增长。

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限制条件是就业率。尽管各国政府都追求充分就业,但充分就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和比率,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国劳动力规模庞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尽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权利是政府不得不时时刻刻挂在心上的事情。显然,没有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就业。为了使就业率维持在某个水平上,就需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水平。这也就同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即使就业维持在某个水平之上的增长。

通货膨胀和就业是政策必须兼顾的两个目标,尽管有时候政策会偏向于其中的一个,但同时却不能不同时考虑另外一个,即如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造成的失业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社会问题;反之亦然,即如果为了促进就业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就会形成不稳定的预期,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由通货膨胀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上限和由失业率决定的经济增长的下限会构成一个闭区间,可以将处于这个区间内的经济增长定义为均衡经济增长。当经济处于均衡增长状态,既不会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这就是均衡的含义所在,它是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能够持续的经济增长。均衡经济增长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模式与要素禀赋是一致的,因为只有与要素禀赋相一致,经济增长才会是最集约、付出成本最小的。经济增长也才既不会催生通货膨胀,也不会导致高失业率,它既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能保证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是可持续的。从这个角度讲,均衡经济增长就是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增长会改变要素禀赋,经济增长的方式应该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改变。均衡经济增长不但是与要素禀赋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而且应该是随着要素禀赋变迁而变化的经济增长,这也就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

将经济增长与价格以及就业联系起来并非是我们的首创,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费尔普斯(1967)就分别独立地提出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这实际上是限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后来,莫迪利亚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货膨胀或者不使通货膨胀趋于恶化的失业率,它同样是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我们提出的均衡经济增长与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区别。相同之处在于都结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来规定经济增长,即经济增长都是有条件的受到限制的经济增长。区别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但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还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下限,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对经典的自然失业率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理论的发展;二是价格和就业不再完全是一体的,而是分别规定了经济增长的上限和下限,这样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线斜率变化的影响,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选择更灵活。

二、汇率调整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在开放经济下,要素的供需不仅仅由国内要素的价格所决定,还会受到汇率的影响。汇率是决定国内外要素相对价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汇率水平下,国内外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大不一样的。由于均衡经济增长是一个区间,与经济基本面(我们称它为要素禀赋)相对应的最合适的汇率水平必定也是一个区间,并且是有限的区间,这个区间对应的汇率可以定义为均衡汇率。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汇率处于区间内,那它就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离的;如果它处于区间之外,那么汇率就与经济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离的;距离区间越远,偏离程度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差异也就越大。国内外要素价格的偏离,就会出现对要素进行套汇的空间,对国内外要素的需求就会出现差异。

要素禀赋是不断变化的,象我国这种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要素禀赋变化得尤其剧烈而快速。

经济增长初期,由于资本等要素相对稀缺,劳动力和资源是相对丰裕的,为吸引资本、技术、知识等经济增长必需的要素的一个可行的选择是低估本币,以外币计价的本国劳动和资源的价格相对便宜,这就会吸引其它要素进入本国,也会促进本国资源的利用,这种经济增长是由最初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经济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改变要素禀赋的过程。经济增长会降低资本、技术和组织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时提高资源的稀缺性。这种相对变化必然会改变不同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和资源等的相对比价,也只有要素的相对比价随着要素禀赋的变迁而变化,它才能使资源实现最优配置。

然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其调整必然会滞后于要素禀赋的变迁,这就会使国内外要素的价格出现偏离,这种偏离就产生了对要素套汇的空间。当本国要素价格偏低,本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过度利用,并导致经济的过热;当本国要素价格偏高,外国资源是套汇的对象,本国经济又会陷入萧条。这就意味着,汇率的不适当定值是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过热是国内要素价格偏低的结果,其传导机制有两种:(1)将低估资源用于出口的机制。当资源价格低估,将资源用于生产贸易品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就会因要素价格的低估而享有价格优势,这必然会促进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也会促进出口的增加,结果会出现持续的贸易顺差。(2)FDI对资源进行套汇的机制。由于资源价格是低估的,FDI就会积极流入本国以对资源进行套汇,尤其会大量进入贸易品部门,因为这可以对资源价格低估进行双重的套汇。这两种机制的共同结果是对国内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从而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背道而驰。汇率调整可以矫正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使要素价格能够反映要素禀赋的现状,使要素禀赋能够得到最有效最集约地利用。具体说来,如果汇率不根据要素禀赋的变迁而调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现在却很稀缺的资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差异,就会受到过度使用,未来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进口目前正在过度使用的资源,这必然会危及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相反,以前由于资本相对缺乏而不能满足的需求,如专利和科学技术在汇率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它们的人民币价格必然会较高,这就需要花费较多的资源才能换得回来,这对于科学技术的利用从而经济结构升级是不利的。显然,汇率调整是使要素价格与要素禀赋相适应从而使各种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许有人认为,汇率低估会使我国的贸易顺差增大,这就相当于持有更多的对国外资源的要求权,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原材料,以此保证我国经济增长所需资源的供给。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下,经济主体必然是以利润为导向的,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必然结果是我国资源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同类资源的价格,这就会产生套汇的空间,是不同于对货币性资产套汇的对实物性资产的套汇,这种套汇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贸易品部门,因为成本是用人民币计价,而销售价格却可以用外币如美元计价,这里面除了由市场决定的平均利润外,还有不同货币计价产生的套汇利润,这必然会导致对本国资源的滥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国际市场上的资源维持经济增长。

由此可以推论,并不是任何类型的贸易顺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贸易顺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类型的汇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够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能力从而能够促进科学发展观实现的汇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汇率低估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时,就要选择汇率升值,通过汇率调整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

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较高的,一直稳定在40%左右,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主要通过对进出口部门的冲击影响我国经济,而这种冲击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门。因为我国对进口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而外国对我国出口品的需求弹性却比较大,汇率小幅度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

笔者事前曾经就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部门尤其是出口部门的冲击作了小范围调研。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币升值尽管会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内不会造成根本性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进口的影响,但2%的升值是我国出口部门能够承受的。然而,他们又都表示,尽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汇率浮动却是他们难以承受的,因为我国缺少成熟的外汇市场,也缺少相应的避险工具,汇率波动让他们很难锁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锁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确定的。

显然,汇率制度由原先钉住美元改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并允许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浮动对出口商的影响要远大于2%升值的影响。以前,中央银行承担了全部的汇率风险,企业可以集中精力做好产品和市场开发。现在,中央银行将一部分汇率风险分散给了企业,这尽管对于长远的人民币外汇市场的建立有积极意义,但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下却很难通过远期交易锁定生产成本,因此会时刻面临着汇率变动的冲击。这种冲击并不会因为汇率波动幅度较小而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照“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

着,企业经营的绩效是按“年”这个单位来计算的,但汇率波动却时刻都在发生着,企业经营的成本也就时刻在变,如果企业总是在高点买入而在低卖出,那累积起来的损失也是非常可观的。因此,企业就不可能完全不顾汇率波动而只关心经营、开发和销售这些实际事务,还要关心货币事务。

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生产能力的形成,这又必须依靠企业的壮大。汇率升值尽管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但汇率波动显然不利于企业经营。由于未来20年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冲销汇率波动的影响,从而为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平稳的货币环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是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

首先,为了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更集约的经济增长,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现,要灵活利用汇率工具。具体而言,就是在时机成熟时主动小幅升值,同时辅之以利率小幅调整的货币政策,使人民币汇率在经济的稳定增长过程中稳定地升值。汇率升值不是坏事,它是对有效率经济增长的褒奖,汇率贬值才是对低效增长和不增长的惩罚。

其次,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外汇市场。所谓深度,就是市场规模应该足够大,不是一般规模的资金就能控制、操纵得了的,这样才有利于汇率稳定;所谓广度,就是市场覆盖面要足够广,交易主体是多元化的,只有这样,预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当预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抵消时,预期才可能是稳定的,它对经济的冲击也才会最小(李天栋等,2004,2005)。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外汇市场是企业能够避险的必要条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设,只有当金融工具是多样化的,既能覆盖即期交易,也能覆盖远期交易时,企业才能通过外汇市场进行避险(李天栋等,2004)。其中,远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为它是锁定成本、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其它股份制银行如招商银行都可以进行远期交易,但是,目前的问题是品种单一、市场规模小,当然,企业缺乏相关意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企业有许多负面影响,但却能够促使企业更多地关注汇率风险,也有利于外汇市场、交易主体和金融工具的培育。当然,企业也会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实行积极而稳定的汇率政策,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着力创造能够平滑汇率波动的外汇市场和金融工具。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够适应汇率升值和波动的影响,也才能保障现代化的实现。

四、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政策目标是实现均衡经济增长的观点,它是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然后,本文分析了汇率调整与均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是汇率升值能够促进均衡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实现。最后,本文分析了汇率及其制度调整的影响,并在政策搭配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了应对的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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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helps,E.S.(1967),“Phillipscurves,ExpectationsofInflationandOptimalUnemploymentoverTime”,Economica,August.

4.Phelps,E.S.(1968),“MonetaryWageDynamicsandLaborMarketEquilibrium”,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August.

5.李天栋、柯梅:《FDI、预期与汇率稳定》,《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6.李天栋、薛斐:《制度安排、预期形成与固定汇率制度选择》,《世界经济》200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