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十篇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1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

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第2卷，第2期），第422页。

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议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480—481页。

5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2页。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文集，第5卷，第345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

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

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页。

1992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数据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1992年），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著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

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科学，1993年第2期，第4页。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2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目的是全面、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生在学科学习目标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考试结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之一。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由毕业考试、升学考试两部分组成，分开举行。

(一)毕业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毕业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会话测试占40%，笔试部分占60%)、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含实验操作)、思想品德(含民族团结教育)、历史、地理、体育。物理、化学、生物的实验操作成绩应占到总分的30%左右;生物、地理学科的毕业考试成绩按本课程内容全部结束时的考试成绩计算。

毕业考试的命题、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各科考试成绩的呈现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毕业考试在2017年5月15日以后进行。

(二)升学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考试科目为6科，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文科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两门学科)、体育，总分630分。

1、文化课考试总分600分。

(1)考试科目及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听力测试30分，笔试部分90分)，理科综合120分(物理55分、化学35分，综合题30分)，文科综合120分〔思想品德45分(其中民族团结教育占7分)、历史45分，综合题30分〕。在文科综合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命题范围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的法律、国情教育两个模块教学内容和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间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全国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常识(试行)》(初中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教学内容。

(2)考试形式。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要多样化，可根据各学科课程特点，既有闭卷形式，也有开卷形式;除纸笔测试外，还安排外语听力考试。具体安排意见是：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为全闭卷形式;文科综合为全开卷考试。除语文外，其余四科试卷均采用分卷形式印制，即每科试卷分卷Ⅰ和卷Ⅱ两部分，其中，卷Ⅰ为选择题，要求考生用2B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采用机器阅卷;卷Ⅱ为非选择题，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书写在试卷上，由人工阅卷。

在文科综合开卷考试中，考生可携带相关课程的教科书进入考场，其他资料不得带入考场。答卷时可以查阅准许携带的教科书，独立答题，不得相互讨论、相互抄袭和互相借阅教科书。

(3)考试时间。河北省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文化课考试时间安排为：

6月21日6月22日上午9：00—11：00语 文9：00—11：00数 学下午14：00—16：00理科综合14：00—16：00外 语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3

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目的是全面、准确地反映初中毕业生在学科学习目标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考试结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要依据，也是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重要依据之一。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由毕业考试、升学考试两部分组成，分开举行。

(一)毕业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毕业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会话测试占40%，笔试部分占60%)、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含实验操作)、思想品德(含民族团结教育)、历史、地理、体育。物理、化学、生物的实验操作成绩应占到总分的30%左右;生物、地理学科的毕业考试成绩按本课程内容全部结束时的考试成绩计算。

毕业考试的命题、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各科考试成绩的呈现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毕业考试在2017年5月15日以后进行。

(二)升学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考试科目为6科，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文科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两门学科)、体育，总分630分。

1、文化课考试总分600分。

(1)考试科目及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听力测试30分，笔试部分90分)，理科综合120分(物理55分、化学35分，综合题30分)，文科综合120分〔思想品德45分(其中民族团结教育占7分)、历史45分，综合题30分〕。在文科综合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命题范围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的法律、国情教育两个模块教学内容和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间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全国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常识(试行)》(初中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教学内容。

(2)考试形式。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要多样化，可根据各学科课程特点，既有闭卷形式，也有开卷形式;除纸笔测试外，还安排外语听力考试。具体安排意见是：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为全闭卷形式;文科综合为全开卷考试。除语文外，其余四科试卷均采用分卷形式印制，即每科试卷分卷Ⅰ和卷Ⅱ两部分，其中，卷Ⅰ为选择题，要求考生用2B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采用机器阅卷;卷Ⅱ为非选择题，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书写在试卷上，由人工阅卷。

在文科综合开卷考试中，考生可携带相关课程的教科书进入考场，其他资料不得带入考场。答卷时可以查阅准许携带的教科书，独立答题，不得相互讨论、相互抄袭和互相借阅教科书。

(3)考试时间。河北省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文化课考试时间安排为：

6月21日6月22日上午9：00—11：00语 文9：00—11：00数 学下午14：00—16：00理科综合14：00—16：00外 语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4

摘要：教材依据各地的指导性文件纲领编写而成，它是学生们获得知识的主要渠道，当然，它也是教师教授给学生知识的主要渠道和基本的依据。由于各地的课标要求不同，所以，香港与内地有着各自不同的教材编写原则。

内地与港台地区本身就是同根同源而且两地在传统文化上传承也有共通之处，那么，在语文改革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在20世纪末，内地和香港地区相继展开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并且出台了对基础教育改革有着很重要指导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语文课程指引》是香港回归以后的第一个正式的关于语文课程的纲领性指导文件，而《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也是我国内地语文实施新一轮课程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正式的关于语文课程的指导文件，它们在课程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影响广泛。两地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也成为了两地语文课程标准不同的原因所在。本文通过对香港《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及内地的《语文课程标准》两者较为直接地、系统地比较，来衡量两者在教材编写原则方面存在的差异。

关键词：香港；内地；语文课程标准；比较

一、香港教材编选原则

《指引》在“学习材料”一章中认为，语文的学习材料可以是丰富多样的，这也就是把原来的学习材料的概念进行了扩充，丰富了它的内涵。只要它能配合重点使学生完成学习目标，那就可以被采用。

但学习材料的选取也要遵循一般规律：

1.普通选取原则

根据学生自身的条件，加以配合学习目标及其重点等各方面的内容，同时也要考虑照顾到各个学生之间的本身存在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内容意识要积极健康，题材多样化；具有启发性；能够引起学生对于语文的学习兴趣。

2.文字材料的选取原则

要具有时代意义，且能够历久弥新；具典范性且可读性较高的；材料中的词汇、语法要尽量符合语言文字规范；能够为学生拓宽其知识面；选材的范围较广，古今中外都可以涉猎于其中，当然，它还要包括若干的透有本地民族文化特色内涵的内容生活化的一些作品；体裁、风格多样化；最好以现代作品为主，兼顾一些古代和翻译的文言作品；以文学作品为主，又兼及科普知识作品和一些实用文体。

而香港《指引》对教科书的编写及使用这一方面并未作出一些具体的相关规定。

二、内地教材编写原则

内地《课标》中有作这样的规定：“教科书编写应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要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理解和尊重多元文化，要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对教科书的编写又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新的观点和意见：

1.适合学生身心发展

教科书的编排要以适合高中生的身心发展为基础，对语文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良好的作用，对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其创新精神也要积极培养，努力完善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2.突出语文课程特点

语文教科书固然要突出“语文”这一学科的基本特点。无论是教科书内容上的确定还是一些相关的教学方法上的选择问题，都要以利于“学生自主合作与探究”为本，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独立学习与探究能力。

3.选文形式丰富多样

选文要富于文化内涵，内容上也要丰富多样，不能过难，不符合学生的发展规律，也不能太过简单，不能体现拔尖的升华。主要是选一些具有时代性特征的典范文选，这样的方式才能激发广大学生的兴趣，从而也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

4.编写体例模式多样

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它所呈现出来的方式应该是灵活多样的，才能尽可能地避免模式化。对于专题也要注重设计出一些富于研究性学习的专项训练，这样才能够有助于培养学生可以养成创造性学习的优秀习惯，而优秀的学习习惯的养成对于一名学生来说甚至对于整个集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5.教材要有开放性特征

教科书应该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要给学校和教师一定的可开发空间，也要给学生留有一定的可选择和进一步拓展能力的空间。

6.必修课程的分编

关于必修课程教科书，我们可以将课程内容分成五个模块；当然，也可以按照“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的目标来进行分编。

三、关于两地“课标”教材编写原则的比较

《指引》总体上要求语文课程的学习材料要尽量结合时代的发展的步伐，多联系社会环境，根据学生特点，编写出真正能够帮助学生学习的课程资源，《指引》并没有对教科书的编写做出明确规定，因此，上述观点也只是从对“学习材料”的选取原则的总结。

《课标》相对于《指引》来说，要求比较明确。如，指出“教科书要高度重视现代信息教育技术的应用”，使语文教科书也能与时俱进。但内容上过于概括，比如，《课标》中对范文的编选体例没有具体给出参考标准，编选原则比较笼统。

结束语：

这次比较并不是要“一较高低”，而是要扬长避短、总结经验，一方面可以总结两地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规律和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能借鉴香港语文课程的优秀经验及先进的改革成果，促进两地的优势互取，从而可以为我们内地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或先进的方法。（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参考文献

[1]全日制普通高中语文教学大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中国语文课程指引（初中及高中）[S].香港：香港课程发展议会，2001.

[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C].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5]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语文（1——5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6]倪文锦.教育均衡：需从源头抓起[J]教育科学论坛.2011，（07）.

[7]倪文锦.问题与对策：语文教学有效性思考[J]中国教育学刊.2011，（09）.

[8]倪文锦.没有工具性，何来思想性或人文性[J]教育科学论坛.2011，（09）.

[9]倪文锦.基于语文新课程的两点哲学思考[J]课程教材教法，2010，（08）.

[10]付诸红.初中语文教材的“二次开发”[D].华东师范大学.2010

[11]倪文锦.新课标的公布及对语文教学的影响[J]中学语文教学，2009，（07）.

[12]何文胜.初中语文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总论[J]全球教育展望，2009，（09）.

[13]何文胜.语文教科书编选体系的构建——兼论《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编排方式的探索》一文[J]课程.教材.教法，2009，（11）.

[14]何文胜.语文出版社初中语文教科书的价值取向研究[C]第二届全国教育教材语言专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5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6

[关键词]高中；教科书；化学；栏目

[中图分类号]G63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634（2017）01010604我国的中学化学教科书自清末诞生以来，已走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1]。近年来，学术界关注近现代化学教科书的出版和教学内容变迁，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25]。但由于种种原因，对近现代化学教科书中栏目设置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教科书栏目是教科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内容呈现方式的外在表现，对教学情境创设、教学过程实施和学生能力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其设置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课程改革动态，对教科书栏目的变迁进行系统梳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本文以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时期出版的高中化学教科书①中的栏目为研究对象，对栏目内容和形式特点进行了整理分析，探讨了教科书栏目设置变迁的特点和规律，分析了影响栏目设置的因素，以期为教育史研究和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

1不同时期化学教科书的栏目设置

1.1清末时期

清末时期出版的我国最早一批化学教科书多译自日本，具有一定的博物学教科书色彩，教科书以各类物质为核心，介绍其来源、性质与用途，呈现方式单一[7]。这一时期的教科书均将化学实验置于教科书正文，作为物质性质介绍的一部分，未将其作为栏目单独列出。如《中学化学教科书》（【日】龟高德平著，上海文明书局1906年）将所有教学内容都放在正文中叙述，没有单独列出化学实验，同时也没有编入配套习题。教科书将背景知识和学习时的注意事项以小号字体单独列出，全书共23处，可以看作是后来教科书中资料、学习提示等栏目的雏形。例如，在介绍水时，指出水由于存在广泛，易于提纯，因此可被用作物理量的度量标准；讲原子量时，指出在一般的计算中可使用原子量的近似值。当时的多数教科书没有设置习题，只有少数教科书，如《最新中学教科书化学》（【美】史砥尔著，商务印书馆1903年）在每节后加入了一定数量的“习问”，即问答和计算形式的习题。

1.2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后，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教事业的发展，国人自主编写教科书渐成主流，化学教科书逐步改变了内容呈现上的单调局面。如《共和国教科书化学》（商务印书馆1916年）将化学实验统一编号，从正文中分立出来，突出其在化学学习中的重要地位。《新制化学教本》（中华书局1919年）在每章后加入“问题”（习题），将正文中的小字内容标为“备考”，明确了栏目的作用。同时还在每页上方列出主要知识点，方便师生检索与复习。《新中学教科书化学》（中华书局1925年）则设置“注意”栏目，强调实验安全。同时加入多处“附义”，作为补充性资料，如介绍乙醇时编入了“发酵作用”“醇类制法”“腐败作用”3处“附义”。30年代出版的《高级中学化学教科书》（文化学社1931年）在每章末尾的“纲要”中，以文字和列表形式对本章内容进行结，相当于现代教科书中的“本章小结”。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各出版社多在30年代教科书的基础上对内容稍作修订，编写体例和呈现方式不变，化学教科书的栏目也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抗战结束后，部分编者对化学教材的呈现进行了一些新的尝试。如《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化学》（正中书局1948年）在“编辑大意”中指出“本书小字和附注材料较多，备作教师调节时间和程度之用”，而且在每节开始处单独列出本节的教学重点，如第三章“氢、水和过氧化氢”的第一节“氢”，列出“氢的存在和制法―氢的性质和用途―还原作用―氢化作用―重氢―同位素”，方便学生预习和复习[8]。

以上是清末民国时期栏目设置较有特点的一些化学教科书，但从整体上考察，在该时期化学教科书中能够普遍设置的只有“习题”这一种栏目。以40年代末在全国使用较广的《更新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商务印书馆1947年）和《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化学》为例[3]，共同设置的栏目只有习题，部分教科书设置了选学内容，有的仍未将化学实验单独列出。因此总体上看，清末和民国时期化学教科书的栏目设置都相对贫乏，始终未有大的改观。

1.3新中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领域全面学习苏联，化学教科书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进行编译出版，增加“学生实验”栏目，改变了民国时期教科书不设学生实验，或将其另册出版的传统，不仅方便教学，更强调学生亲自动手的重要性，突出化学实验的地位。60年代化学教科书中的演示实验正式从教材正文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栏目列出，此后教科书中的实验均分为“演示实验”与“学生实验”2大系统。“”时期，教科书的正常出版中断，各地出版《工业基础知识》作为理化教材，其内容体例不一，但都过度强调政治化和实用化，出现了一些政治宣传性的栏目。1978年开始出版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化学教科书，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在每章后都加入了“内容提要”栏目。80年代的教科书中出现了“讨论”栏目，引发学生思考，促进协作交流，体现了教材对课堂教学的引导作用。至此，我国高中化学教科书已比较完整地具备了总结练习（内容提要、本章小结、习题）、活动探究（讨论、实验）和资料选学（选学）3大类栏目。

199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化学（试验本）》在完善教材内容的同时更多考虑了教学，在呈现方式上进行了较大幅度改革。注意通过设置多种类型的栏目来体现教学过程中的师生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呈现形式上，教科书设计了栏目图标，在版面上突出显示。在栏目内容上，对已有栏目根据教学要求进一步细化，从学生实验中分化出“家庭小实验”栏目。“选学”则根据其内容性质和要求不同，分为“选学”“资料”“阅读”3个不同层次的栏目。同时新增了实践性栏目“研究性课题”，如“调查家庭所用燃料的性能、价格、蕴藏等情况，并对燃料的选择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调查本地区固体废弃物的主要品种和回收价值”，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引导其关注社会现象，提高综合素质。

在新课程标准的推动下，新世纪教育改革以来涌现的多种版本高中化学教科书，倡导生动灵活的教学方式，体现科学探究精神，栏目设置日趋多样化。如2004年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化学》设置了“观察・思考”“活动・探究”“交流・研讨”“资料在线”“身边的化学”等栏目。这一批“新课标”教科书与之前相比，兼顾知识技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高度重视科学探究，设置了多种活动类栏目，如“活动与探究”“科学探究”“交流・研讨”等。同时，各版本教科书基本都取消了原有的学生实验，有的还取消了演示实验，将相关内容并入“活动与探究”“科学探究”等栏目。资料选学类栏目则更为具体，分化出“化学前沿”“科学史话”“化学与技术”“身边的化学”等多种栏目，既注重W科的发展，又关注现实生活。教科书还根据时展，在部分栏目中引导学生熟悉使用网络资源。

2教科书栏目设置的变化特点

2.1栏目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

如表1所示，对我国不同时期高中化学教科书栏目设置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统计。可以看出，清末和民国时期教科书的栏目种类贫乏，数量有限，只出现了“演示实验”“选学”“习题”这几种具体栏目，“总结练习”“活动探究”“资料选学”这3大类栏目常有缺失，如《中学化学教科书》既无习题也无实验，仅有24处小字体内容作为资料栏目出现，教科书栏目不够完整，其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尚处于萌芽状态。新中国成立后，教科书新增了书后学生实验，并大幅增加习题的数量，3大类栏目逐渐完备，栏目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明显增加。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除80年代因减轻师生负担，削减教学内容，教科书栏目数量稍有下降外，其他时间都保持了稳步上升的态势，栏目种类由70年代末的5种增加到90年代末的12种，栏目数量则相应从600余个增加到1 000个以上，教科书栏目获得充分发展，成为保障教学的重要工具。

2.2栏目形式逐步多样化

通过对教科书内容的具体分析，可以发现，清末教科书中的总结练习类栏目一般只有针对本章基本概念的问答题，单纯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民国时期的教科书中增加了侧重知识应用的计算和实验类题目；新中国成立后的教科书还出现了复习题、总复习题等综合性较强的题目形式。活动探究类栏目从单纯的教师演示分化为演示实验、学生实验和课外实验，后来又根据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需要，发展出“科学探究”“实践活动”“思考与交流”等重视科学方法培养，学生参与和开放程度高的新栏目。资料选学类栏目在化学教科书中长期以小号字体印刷的形式出现，定位较为模糊。90年代后出版的教科书则因内容和功能的不同，将其分为“资料卡片”“科学史话”“选学”等多个栏目，方便师生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进行选择，功能定位更为明确。

2.3栏目内容日趋综合化和开放化

早期教科书中的资料类栏目，其内容多为规定教学内容的进一步延伸，学科色彩较浓。而后来出现的“资料”“阅读”“科学视野”等栏目，紧密联系学生生活和社会实际，引入化学与工业生产、能源、环保、健康等方面关系的内容，将化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学科交叉和人文精神的渗透。一些资料卡片和科学史话栏目还介绍了化学史和化学家的故事，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教育，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这样的趋势在科学探究、实践活动和综合性习题等栏目的内容变化上也同样有所体现。教科书栏目不再单纯是巩固学科知识的简单附庸，从功能单一的封闭性内容，发展为拓展学生视野，促进交流合作，进行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渗透等多层次作用的综合性和开放性内容。

3影响教科书栏目变迁的因素

教科书栏目的设置首先会受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变化的影响。一方面，课程文件对教学内容的增删会使教科书知识点发生变化，从而间接影响教科书栏目的数量；另一方面，课程文件也会对教科书栏目的种类和内容产生直接影响。清末民初时期的化学课程文件对教学内容的要求不够具体，如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中学堂章程》，对中学化学的“学科程度”规定为“先讲无机化学中重要之诸元质及其化合物，再进则讲有机化学之初步，及有关实用重要之有机物”；1909年的《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折》规定的“学科程度”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实验、化学定性定量分析法、矿物化学”；1913年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对化学教学内容的规定仅限于“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大要”[9]。编者和教师在选材上具有较大的自由度，因此当时的教科书尚无必要出现选学内容；1963年的《全日制中学化学教学大纲（草案）》详细给出了各知识点对应的演示实验；1978年以后的教学大纲在各年级教学内容中具体标出了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而这些要求在同期出版的教科书中都得到了较好体现；2003年的《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的基本理念”中要求“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探究活动，使学生体验科学研究的过程”，在“教科书编写建议”中指出，“编写‘有机化学基础’时，可介绍‘新型高分子材料’‘人工合成多肽’等”，编制习题时，要注意“开发新的题型，增加思考题、讨论题、实践题和开放题的比例”，成为教科书栏目内容与设置的重要直接来源[10]。

另外，教科书栏目设置的变化实际上体现了教材呈现方式的变迁，其根本动力来源于教育改革带来的教育理念、教学理念和教科书编写理念的变化。作为类似早期化学专著的单纯化学事实的记录载体，清末时期的化学教科书以知识为中心，没有充分考虑实验的教学作用和课堂教学效果反馈，因此书内少有实验和习题等栏目；民国时期的教科书编者意识到教科书在教学中的工具性作用，促进其向“教材”转变，普遍加入面向学生的内容总结和习题；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注重“双基”，教材内编入了大量习题以及学生实验栏目，但在教育理念上仍主要以教师为中心，缺乏学生的参与和教学互动。我国化学教科书自清末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其他理科教科书一样，始终以学科知识为核心，对课堂教学和学生关注不足，对知识形成的过程和科学方法关注不足，故教科书栏目长期相对贫乏，且数量不多，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11]。

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的教育改革倡导素质教育，提倡以启发式教学为主的多样化教学，力图转变应试教育偏差，强调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对中学化学教育的课程、教材和教学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在素质教育背景下的探究教学，教材既需要提供背景材料创设情境，还要以问题、讨论、实验等活动引导学生进行交流和深入思考，最后要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相应概念，并通过练习进行巩固。这就要求化W教科书兼顾“教材”与“学材”，既是教师教学的工具，又是学生学习的工具，成为联系两者的纽带。在此背景下，教科书栏目正好为以上领域的变革创造了机遇，为贯彻新课程理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栏目内容日益丰富，形式多样化，功能不断综合完善，体现出教科书编写理念和教育观念的巨大进步。

百年来我国高中化学教科书中栏目设置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化学教育的发展历史。回顾这段过程，将有助于继承我国教科书的优良传统，合理吸收外部经验，在国情和实践的基础上编制出更切合教学需要的教科书，真正落实新课程理念。

参考文献

[1] 毕苑.中国近代教科书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2004.

[2] 汪丰云，蔡菊，杨必春，等.清末民初几本代表性化学教科书介绍[J]. 化学教育， 2012（4）：7678.

[3] 张健如，李文鼎.新中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史（19492000）研究丛书・化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1468.

[4] 乔国才.分子、原子概念的变迁研究[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2015（7）：4246.

[5] 郭震.近代中国化学教科书的出版与内容特点分析[J]. 课程・教材・教法， 2014（2）：99105.

[6] 张世勇，李永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中化学教科书“讨论”栏目的演变研究[J].教学与管理，2015（1）：6669.

[7]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解放前师范学校及中小学教科书全文库[EB/OL].[20160506].http：//：8080/digilib/search channelid=40816.

[8] 张江树，章涛.新中国教科书高级中学化学[M].南京：正中书局，1948：20.

[9] 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化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6.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240.

[11] 徐健.我国30年来高中生物教科书栏目设置变迁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 2012.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7

关键词：师范生；多媒体教学；生物学

中图分类号：G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3-0049-02

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迅速普及开来。同时，各种软件的开发，使得计算机已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现代教育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以此为基础的多媒体教育技术也广泛地应用到了生物学教学当中。到21世纪初，我国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多数的中等学校完成了网络建设工程，使师生能够利用互联网资源。[1]生物师范生是未来的中学生物学教师，培养其多媒体教学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生物学与多媒体教学

1. 生物学学科特点

生物学主要研究生物的结构、功能、发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等，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包括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解剖学、生理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生物学研究的内容从微观到宏观都有涉及。微观方面内容如：组成细胞的分子、细胞的基本结构、细胞的物质输入和输出、细胞的能量供应和利用，等等。宏观的内容如：种群和群落、生态系统及其稳定性、生态环境的保护，等等。[2]

2. 生物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的优势

多媒体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中通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形式直接作用于学生的感官，使教学产生良好的效果。在生物学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表述生物学现象、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培养学生的学习和思维方式。[3]

二、生物师范生多媒体教学能力培养初步探索

通过举办我院生命科学学院首届生物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培养师范生多媒体教学能力。

1. 比赛目的

有效激发生物专业师范生开展教学技能训练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技能，加强创新精神与实践应用能力，也为配合我院开展校园文化大繁荣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促进构建和谐校园文化氛围。

2. 比赛内容

包括三部分：粉笔字、普通话和多媒体教学。其中，粉笔字占总成绩的20%，普通话占20%，多媒体教学占60%。

3. 参赛学生

一年级学生（2011级生物科学，2011级生物教育）；二年级学生（2010级生物科学，2010级生物教育）；三年级学生（2009级生物科学，2011级生物科学专升本）。（说明：生物科学为本科，生物教育为专科。参赛学生中，2010级生物教育、2009级生物科学和2011级生物科学专升本3个班本学期正开设《生物学教学论》课程。）

4. 比赛时间及流程

比赛分为初赛和复赛两个部分。初赛由班级自由组织，赛后各班选出3人进入复赛，时间为2012年5月13日。复赛流程见下表。

5. 比赛奖项设置及结果

本次比赛设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其余为优秀奖。另设单项奖各1名。结果见下表。

三、总结与讨论

目前，我院生物师范生在校期间学习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素质课大多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学生已较多地接触了不同教师的多种风格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从表2中可以看出，获奖者中未开始学习《生物学教学论》课程的人数有4人（占40%），说明他们在之前的专业相关课程的学习中，已初步具备了制作多媒体课件及使用多媒体教学的能力。《生物学教学论》是一门以培养生物师范生成为合格中学生物学教学人才为目标的重要的专业课，随着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发展，培养学生的多媒体教学能力成为本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学生已具有多媒体教学的基础，在《生物学教学论》课程中，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培养其多媒体教学的能力。

第一，注重引导。多媒体教学对于学生来说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以较多零散的认识存在，教师在对其培养能力时，引导成为了关键因素。第二，注重创新。学生在接触多媒体教学初期，往往是模仿和借鉴他人的多媒体课件，随着本课程的深入学习，启发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对于他们今后形成自己风格是十分有利的。第三，注重实践。本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教学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通过准备多媒体课件，并进行实际的多媒体教学，发现其中的问题并加以改正，不断提高多媒体教学的能力。

多媒体教学已经迅速地在各学校普及开来，高校师范专业在培养人才时，应顺应时展的需要，为学生培养多媒体教学能力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刘恩山.中学生物学教学论(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8

关键词： 大学英语预科教材 回顾 展望

一、大学英语教材的历史回顾

大学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在发展的初期没有自己的统编教材，使用的是大学英语教材的预备级，所以谈到大学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材，首先应回顾大学英语教材的历史。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大学英语教学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期间，大英教材随着历史的发展，受到各种语言理论的影响，先后出现了课文语法型、结构型、综合型、立体型和内容型等多种教材。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结束，我国大英教学几乎陷于停滞阶段，仅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有了一些短暂的发展。当时大学英语教材的基本模式为：以课文为中心，以语法为纲，每个单元由课文、语法和练习组成。这类教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教材借鉴了当时苏联全国流行的自觉对比外语教学法，体现了我国英文教学重视课文阅读的传统。在这里，“对比”是指以翻译为手段，学习以语法为核心的语言知识。“自觉”，就是要对母语和英语进行“自觉”对比，以克服母语的负迁移，从而为“不自觉”使用英语打下基础。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有陈琳编写的《大英课本》和凌渭民编写的《英语》，本文称此类教材为课文语法型。

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行为心理学。行为心理学是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的一个心理学流派，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华生和斯金纳。行为主义观点认为，心理学不应该只研究意识，也应该研究行为。

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被经常用来分析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方法之一。大家通常会将索绪尔的作品当做结构主义的一个起点，但结构主义发展与影响是很复杂的。概括起来，结构主义试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被称为结构）被表达出来。依据据结构主义理论，一个具体的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

20世纪50年代中期，受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的影响，以及对语言口头交际的实用需求，在美国出现了听说教学法（the Audiolingual Method）。这种语言教学法以语言口语能力作为外语教学的基本目标，主张按照听、说、读、写的次序学习外语。

受到美国听说教学法的影响，“”结束至80年代初的大英教材中吸收了结构主义的成分，在课文语法型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听、说内容，注重句型训练。由于这类教材体现了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有国内学者称为结构型大学英语教材，其代表是吴银庚编写的《英语》。

70年代，根据语言学家海姆斯（Hymes）和韩礼德（Halliday）的理论形成了交际教学法。交际教学法重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主张采用真实、地道的语言材料，在具体情景中学习语言，语言教学的内容不仅包括语言结构，还包括表达各种意念和功能的常用语句。

听说教学法和交际教学法对我国的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85-1986年颁布的理工科、文理科通用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中，便提出了“重视培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的原则。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在编写思想和内容设计上都进行大胆创新的一系列教材。这些教材开始注重交际能力的培养，从单一注重语法、词句层次的训练转向语篇层次的培养，注重语言技能听说读写的综合训练，在编写理念上体现了语法翻译、听说法、交际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因而这一时期的教材被国内有些学者统称为综合型大学英语教材。这一时期的教材主要包括《大学英语》、《现代英语》、《新英语教程》、《大学核心英语》等。

陈坚林认为将立体式教材定义为“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理论和信息技术实践的新型、动态的教材系统，也是一种体现教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新型教材”。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有《新视野大学英语》、《全新版大学英语》、《大学体验英语》、《新时代交互英语》及各自配套的教学系统。这些教材具有“立体化”的特点：普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除纸质课本外，还配套多媒体学习光盘、电子教案及网络教学系统等，并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融入建构主义、自主学习等新的教学理念。

内容型大英教材是指在继承传统教材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内容依托式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CBI）理念而编写的大英教材，认为学生应通过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学科内容来学习英语，所以课本较多选取了科普和学术类文章。这一时期的代表教材是蔡基刚教授领衔编写的《新核心大学英语》系列教材。这套教材包含读写、泛读、听说三种教程和词汇手册，每一单元围绕统一的单元话题展开。这套教材除纸质课本外，还配有教师用书、电子教案、学习光盘及网络教学平台。与传统教材针对课文、语法设置练习的做法不同，此套教材以任务型（task-based）教学理念为指导思想，借鉴Willis的A Frame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作为教材的课后任务设置框架，主张在做中学（learning in doing），因而任务活动本身也是教材的核心内容之一。

二、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的历史

从1980年国家在非民族院校首批批准五所院校举办的民族预科班至今，少数民族预科教学在全国高校的民族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民族预科英语的教材使用方面，有些高校选用大学本科英语教材的预备级。例如，由翟象俊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大学英语（修订本）：精读》第一、二册。由郑树棠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预备2级等。

另外，有些高校还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编了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材，例如，由落义美主编，于1996年出版的大学预科教材《英语》，主要在当时四川省的高校预科使用。鉴于预科学生英语基础知识较为薄弱的现状，在1998年，又出版了此套教材的补充教材，总结了相关语法知识并配有相应练习。

随着预科教育的发展，根据国家教委和国家民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大纲》，由孔庆炎、王汉明主编，“国家教委高等学校预科教材编写组”编写的大学预科《英语》教材，1993年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教材包括《英语》上、下册和《听力训练》一册，这套教材随后被多所高校校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如难度偏低、内容滞后等。因此，1996年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经过编写组修订的第2版。

2006年，为适应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少数民族本科预科教学的发展，在国家教育部民族教育司的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编写委员会，重新编写了系列的预科教材。该套教材由王笑施为主编，刘爱军任副主编，于2006年出版。除了有《英语》上下册以外，还编写了相应的《英语同步阅读》和《英语同步练习》。为了适应预科教育的发展，在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写，由王笑施为主编，刘爱军、宋为副主编的此套教材的修订版。

为了进一步适应预科教育的发展，201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编写委员会编写，由托娅为主编的英语预科两年制教材的修订版。此套教材针主要对两年制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由《英语精读》《英语泛读》《同步测试》三套书构成，每套有四册。

三、少数民族预科教材的展望

2016年2月，为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培养的需要，国家特制定《普通高等学校少数民族本科预科英语教学大纲》。大纲将少数民族预科教学分为一年制和两年制。一年制少数民族预科生为民考汉学生，他们在小学或中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高考时参加了英语科目的考试；两年制少数民族预科生为民考民学生，高考时未参加英语科目的考试，他们上预科时英语水平几乎是零起点。同时，大纲指出：“鉴于民族预科培养学校的教学资源、学生入学水平以及所面临的社会需求等不尽相同，各培养院校应参照教学大纲，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订科学、系统、个性化的民族预科英语教学计划……”“按照‘分级教学目标’设计出符合本校实际和学生需求的民族预科英语课程体系，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

由此可见，大纲对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鉴于目前的实际情况，预科英语教材还需继续改进。预科英语教材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材分为一年制和两年制。但在一年制的学生中，还有一部分学生在中学接受双语教学，即教师用汉语和本民族语言同时进行教学。这些学生高考时参加了英语科目的考试，但英语只作为参考，不计入总分。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很多学生接近零起点，有些略有一些基础。预科一年制英语教材对于他们来讲整体偏难，这便为预科英语教学“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带来了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其次，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受到近代教学理论的引导，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开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从纸质教材向以多媒体网络为依托的立体式教材方向发展，但目前的统编预科英语教材，还停留在传统纸质教材的层面，没有课文朗读的音频材料，没有配套的学习光盘、网络教学平台、教师用书及电子教案等，并且，没有使学生实现自主化学习，这都是未来统编预科英语教材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英语教学理念和社会的发展，当今大学英语预科教材应借鉴建构主义、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理论，吸收国内外优秀高校的成功经验，通过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不断调查和分析预科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逐渐形成一套适应二十一世纪多媒体教学环境下大学预科英语的发展趋势，融纸质课文、多媒体光盘和计算机网络学习平台于一体的，并能使预科生适应自主化、个性化、情景化和协作化学习，并最终可使学生实现可持续全面发展理念的大学英语预科教材。

参考文献：

[1]Harmer，J.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M].London：Longman，1983.

[2]蔡基刚.大学英语教学：回顾、反思和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9

关键词：近代法国；初等教育；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国民教育就是“在国家权力机构的统一管理下，通过普及教育的形式，实现民众教育”。而民众教育“起源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它主要是通过母语教学为民众提供初等教育，目的是为了提高公众的社会福利，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大众教育”。从这可以看出在近代，初等教育可以被称为“国民教育”，所以近代法国的初等教育即法国当时的国民教育。笔者选择近代法国初等教育作为思考的对象，是因为法国的初等教育建立的过程是特立独行的，而且近代中国国民教育的建立与之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对近代法国初等教育的分析

这一时期每个阶段的国家政府，均颁布了多个国民教育政策，对初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与改革，每一个改革方案也是不尽相同。笔者通过对钟文芳的《西方近代初等教育史》和其他书籍、文献中涉及的近代法国初等教育改革方案的梳理与比较，可以总结出以下几部分：

1.法国重视教育，各执政党在频繁的政权变更中亦不忘对教育进行改革。在他们提出建立国民教育体系时，绝大部分都会重视初等教育，重视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控制权。

2.法国有重视教育立法的传统。从1791年―1881年，共有11个著名的法案提出，其他的数不胜数。初等教育的改革主要就体现在这些法令的条文中。即使许多法令并没有实施，但是这仍然无妨于他们制定法令的热情。

3.法国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呈现反复性这样曲折前行的特点，这是新势力与旧势力不断角逐的过程。

（1）在拿破仑建立第一帝国之前，初等教育政策具有激进性。法国在大革命后就明确提出废除宗教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国家抓住教育的领导权。但是，却矫枉过正，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到最后，这些法令只能是一纸空文。

（2）在拿破仑时期，初等教育更多地显示出怀柔甚至倒退。虽然，国家与教会为争夺教育管理权而展开长期争斗，但焦点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实际上初等教育还更多地从属于教会。

（3）第一帝国之后的时期，初等教育显得更为动荡反复，光看社会形态就足以表明多样性。这一时期的初等教育也是处于“倒退―前进―倒退―再前进”的循环中。

4.直至《费里法案》，初等教育的内容与课程设置才发生巨大变化。在大革命后，初等教育的教育内容仍以读写算为主，只是加入了道德与公民教育，取代宗教教育在国家初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5.尽管反复，初等教育世俗化却也是在前进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学校由国家管理、为国家育人，教育与宗教分离，这是不断前进的发展，逐渐在进入较高水平的现代化，而且这样的进程要比英美快得多。这一时期，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与教育是分不开的。

6.逐渐重视教师的问题。在此期间，法国不断探索师范教育，制定教师标准，选拔教师，不断保障教师的地位与生活，将教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更好地促进了初等教育的发展。

三、对中国初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纵观近代法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初等教育的发展有诸多启示：

1.建立与完善初等教育的法律法规，重点在逐步落实

法国的每次教育改革基本上都是通过教育法案的形式作为先导，总结已有教育发展，为未来教育的发展指明方向。法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落实非常重要。在相应的立法出台之前，必须要严格印证可行性，以免出现过于激进，导致成为一纸空文。

2.提高师范教育质量，重视教师的选拔与评定

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家虽然在不断地重视教师教育的质量，但是在师范生的选拔、教师资格证的颁发上仍然不够严格，大众对于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看法也未达到预期的高度。如何才能选拔出优秀的教师苗子，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难题之一。

3.迸发思想的火花，用教育思想指导实际行动

法国的启蒙运动，诞生了多位思想家，他们的国民教育思想指导了法国乃至全欧洲的国民教育进程。这也是为什么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即使在曲折复杂中，也没有太偏离大方向的原因。就我国而言，我国缺少这种思想的碰撞。

4.顺应经济发展，寻找自己的路

法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发展史就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简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初等教育与国外肯定有不同之处。但也只有在经济稳定、国家财政可以担负初等教育发展的时候，初等教育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

5.机遇始于困境，发展赖于稳定

有压迫就有反抗，转机往往就藏于危难之中。我国近代初等教育制度也是发端于危难战乱之中。但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教育是无法稳定发展的。为了初等教育的发展，应对现在的困境，我们必须要保证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克服畏难情绪，积极转变改革，寻求突破。

6.提高教师的地位与待遇，保障生活水平

我国初等教育教师的工资普遍偏低，教师幸福感也很低，很多老师不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法国在近代初等教育发展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教师相应的问题，可谓是与发展同步的，我国对教师的关注则是落后很多。所以，为了保证初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要关注教师本身的地位与生存问题。

7.注意培养国家公民，发展公民教育

法国是公民教育起步最早的国家，是现代公民教育的首创国。其公民教育不可避免地在其悠久的传统政治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虽然我国也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公民教育实践仍然很缺乏，公民意识仍然很淡薄。我国在发展公民教育的过程中，就要去其糟粕，取其精髓，结合我国实际国情，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的公民教育。

参考文献：

[1]钟文芳.西方近代初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6.

[2]刘大明.“民族再生”的期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教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腾大春.外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

[4]刘新科.国外教育发展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朱旭东.欧美国民教育理论探源：国民意识形态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6]张越.传统政治文化影响下的法国公民教育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

[7]周怡.法国公民教育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8.

[8]朱东旭.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期欧美国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历史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95.

[9]刘钦腾.启蒙理性抑或民族主义：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起源探寻[J].集美大学学报，2009，10（2）：38.

科普版初中化学总结篇10

关键词： 语料库 小说《大卫·科波菲尔》 五部译本 语言特色

一、引言

《大卫·科波菲尔》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中国百余年间的出版译作林林总总，颇具影响。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该小说已有20部全译本出版。其中最早译入中国的，是林纾、魏易在1908年合译文白夹杂译本——《块肉余生述》。20世纪80年代，中外交流日益密切，掀起了外国文学作品重译的高潮，海峡两岸皆出现了多部《大卫·科波菲尔》的译作。依据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的时期划分，挑取其中五部译本——晚清至民国初期一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部、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末两部、21世纪初至今一部，分别从历时的角度，对海峡两岸译本进行分析研究。

语料库语言学是一门结合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新学科。进入20世纪90年代，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手段与翻译研究相结合，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比较，使得在更大范围内基于文本语料分析对译者风格的研究成为可能，它以翔实的语言数据为研究对象，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相关知识，从宏观的角度对大数量的语言事实进行描写，从中寻找语言的多样化趋势。Mona Baker是将语料库语言学应用于翻译过程描述研究的创始人。Baker（1996）指出可以用于翻译研究的语料库主要有两种：平行语料库和可比语料库。可比语料库是将一种语言的原创文本与该语言的译自各种其他语言的翻译文本加以比较，使得研究者能够“识别翻译文本所特有的模式”，进而对比分析翻译文本。

二、译本的语言特色

（一）词语的变化性

1.类符形符

“词语的变化性是指相同长度的语料中不同词语的数量可通过语料库的类符形符比(TTR)来衡量”。(胡显耀，2007)类符形符比是指特定语料中类符(type)与形符(token)的比率。类符是语料库中不同的词语；形符是所有的词形，二者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料的用词变化性。TTR值越大说明该文本使用的不同词汇量越大，反之则不同词汇越少。因为TTR值受语料库容量大小的影响，所以语料库语言学家提出用标准类符形符比来衡量语料库词汇的变化，即每一千个形符计算一次文本的TTR，再求平均值，即标准类符形符比(Std.TTR)。Std.TTR用来衡量语料库的词汇变化，Std.TTR的值越大，说明文本的词汇变化性越大。

由此表可以看出，林纾的译本Std.TTR数值最大，这也就说明了林纾译本中的词汇变化相对较大。林纾生活在清末民初正式小说的蜕变时代，从语言到文体新旧杂陈。他的译本不是真正的古文，其中有不少的俗语、口语甚至外来语。而1982年台湾地区译者思果的译本Std.TTR明显高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董秋斯，改革开放初期张谷若，以及21世纪初期庄绎传的译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思果的译本与其他三本白话文译本相比，词汇相对丰富。

2.高频词

通过软件WordSmith提取词频表，呈现出所有类符的频数和在总词频数中所占的百分比。翻译文本的高频词表反映了作者用词的频数和频率。

表2显示，林纾的译本虽不是传统的古文，但是常用词还是遵循了古文的语言特点，如“之、余、曰、吾”等；而其他四个译本由于都是用白话文译成，故高频词语使用非常相似。不难发现，在汉语译本中，不论是古文译语还是白话译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代词和虚词，这种使用现象符合汉语表达的普遍现象。

（二）词语的特色性

1.词语的方言特色

《晏子春秋》里有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是由于土壤、气候、环境的改变，橘子从淮南移栽到淮北，便产生了变化。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翻译中历经时空的变迁而产生的译作。

“儿化”是音变现象之一，是现代汉语中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儿化词的规范也是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研究发现，除林纾的文言文译本未使用“儿化”外，其他译本均有使用。其中，张谷若和庄绎传的儿化音使用数量尤其多。“儿化是现代北京语音系统中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也是广大北方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语音现象之一”。(李立成，1994)张谷若出生于山东烟台芝累岛，他的翻译中受到了地域言语和文化的影响。庄绎传是山东济南人，同样也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

另一个方言特色是译本中夹杂的专有方言词。以“俺”这个北方方言为例，张谷若使用了37处，庄绎传使用了5处，而其余译者均未使用。除此之外，像“死劲、褂子、乖乖、聒醒”等北方方言特色也是频频出现在两位的译本中。这种地域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域的译本带有地方方言特色。

三、结语

《大卫·科波菲尔》各译本的字数都在60万左右。通过语料库的建立和相关检索软件的检索，可以精确地对其进行定量分析，再进一步定性研究。总之，语料库研究手段在微观上分析研究译本特别是多译本有着独到的优势，摆脱了传统的翻译对比批评等研究方法的不确切性，为译本比较分析研究提供了科学数据，有助于翻译研究的科学性发展。

参考文献：

［1］Baker，M.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The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A］.Somers，H.Terminology，LSP and translation［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6：176-186.

［2］董秋斯.大卫·科波菲尔［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3］胡显耀.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翻译小说词语特征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3）：214-220.

［4］林纾，魏易.块肉余生述［M］.北京：商务印书社，1981.

［5］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157.

［6］李立成.“儿化”性质新探［J］.杭州大学学报，1994，（9）：108-114.

［7］思果.大卫·考勃菲尔［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