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论文范文10篇

科普论文范文篇1

[论文摘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对于科普工作的研究、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区以《纲要》为行动指南，针对四类重点人群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普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良好效果，重点介绍我区在开展科普工作过程中的五个具有特色的科普活动。

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第一要义是发展，也就是说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那么就应该把提高全面科学素质作为切入点。

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8年3月15日，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谈到今后的5年要使我国的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有一个更大的提高，使社会进步有一个更大的推进，使改革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不难得出，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很多国家已经或正在将经济发展向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倾斜，人民生活的提高，社会的进步代表着人民物质文化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的是全民素质的提高，而全民素质的提高，将会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可见，提高全民科学素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2002年、2006年分别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对于科普工作的研究、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纲要》明确了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的宗旨是全面推动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尽快使全面科学素质在整体上有大幅度提高，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成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长远目标。并且针对四类重点人群提出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的目标、任务和措施。

《科学素质纲要》针对四类重点人群，设计出未成年人科学素质行动、农民科学素质行动、城镇劳动人口科学素质行动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行动四个主要行动。

在科学素质建设中，未成年人正在接受基础教育而且要成为未来的公民，未成年人将会使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栋梁之材，其重点任务是发展初步的科学探究能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农民是我国数量最多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者、受教育机会最少的人群，其重点任务是面向农民宣传科学发展观，破除迷信，促进在广大农村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劳动人口是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主要劳动者，也是城市污染物的生产者，其重点任务是提高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的科学素质，提高城镇居民的节能减排、环保意识。提高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和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提高就业能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是政策方针的决策者，是公共服务部门的从业者，我国正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其重点任务是提高决策和管理能力。

按照《纲要》提出的重点针对人群的任务、目标和措施，我们可以认真开展以下具有特色的科普工作，逐步推进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一、建设社区爱心课堂

该项目主要是针对提高未成年人的科学素质设计的。在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了搞好各级各类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创新是今年必须抓好的三项工作之一。在《纲要》中提到要发挥社区教育在未成年人校外教育中的作用。我区目前已经成立了社区爱心课堂，并且已经成功举办了两期学员学习。社区爱心课堂以我区科协为依托，整合校外科学教育资源，推广素质教育。社区爱心课堂由我区科协主办，民间教育组织梁园教育承办，全面免费为社区家庭经济较困难的、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等青少年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这一点响应了《纲要》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方针。社区爱心课堂将在每年的寒暑假，周末分期吸纳报名参加并且符合条件的学生进来，由梁园教育负责爱心课堂的课程安排与授课。课程包括文化课培训、科学常识、课外实践、教育电影观看、小模型制作、英语沙龙等，此外，社区爱心课堂还将为青少年提供学习咨询和协助青少年做好学习规划。弥补了学生在学校里所不能学习到的，同时为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交流场所。社区爱心课堂充分合理的利用了社会资源开展科学素质教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未成年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了校外的一片蓝天，在爱心课堂里可以轻松的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没有过大的负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青少年的社会责任感、交流合作以及认识、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二、搞好科普宣讲团

成立一个科普宣讲团，作为科普宣传的基层志愿者队伍，进行科普专题的研究、科普宣传和推广等工作，让我区科协的科普工作更加有声有色。科普宣讲团由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我区已经在去年顺利成立了科普宣讲团，该团的成员包括党政机关的退休老干部（这些干部思想觉悟高，主要负责讲解当前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以及像农民、城镇人口宣传科学思想，破除迷信思想）、省农科院的专家（这些专家长期从事农作物、家禽的种植培育研究，具有相当的经验，主要负责向农民宣传科学养殖方法）、教育界的学者专家（主要负责素质教育的推广，学习心理的辅导等）、医学界学者和有实际临床经验的医生（主要负责讲授健康生活以及一些常见疾病的防范与治疗方法等）、心理专家和营养专家还有法律专家（主要负责宣传科学生活，科学工作，培养群众的法律意识等）。科普宣讲团的宣讲对象主要是农民、城镇劳动人口以及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科普宣讲团的职能是在我区科协的指导下，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为载体，研究科普工作如何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组织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科普工作专题研究，形成专题演讲稿等成果，面向机关、学校、街道、社区、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开展科普讲座、咨询等科普宣传活动；协助党政机关部门开展社会公益科普宣传活动。科普宣讲团的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在农村举办科普报告系列讲座，讲授科学养殖，培育农作物，破除迷信，相信科学等知识并接受咨询；在街道、社区开展科普巡回讲座，针对城镇人口宣传科学发展观，节能减排，环保意识以及自身的就业技能素质等；在企事业单位开展专题讲座，针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讲解管理学、经济学等有助于其提高管理和决策能力的知识。此外针对以上三类人群，科普宣讲团还举办了营养与健康、幸福生活、给自己减压、安全知识、法律知识等讲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编辑发放科普读物（月刊或季刊）

《纲要》明确指出了举办讲座、报告会等科普活动，编辑出版相关的科普读物的措施。现在市面上有许多杂志报刊，但科普类的读物相对较少，大部分人也不愿意花钱购买这类杂志，由科协主办免费发放科普读物将有益于大众提高科学素质。该科普公益性读物将是科协向群众宣传科学发展观、科普知识等的桥梁平台。我区科协已经成功创刊《慧源》杂志作为内部交流刊物，定期向群众免费发放，今后还将把该杂志办得更好，向更多的人发放。

四、组建科普艺术团

科普艺术团成立的背景是以科普教育为主题，以科普宣传艺术队伍为载体，突出特色，将“四进社区”的科普、文化两项内容有机结合，不断推动全区科学文化工作的健康发展。吸纳有关单位、骨干积极分子参加，建设一支具有科普特色、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科普宣传队伍，为全区居民提供全方位科普服务。努力提高全区公众的科学素质。科普艺术团的主要职能是落实市、区科普教育文件精神，开展好科普教育进万家活动；让科普教育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调动群众学习的兴趣；开展科普教育特色活动，将科普教育融入文化活动中，力求创新，寓教于乐，突显特色。科普艺术团由一批文艺骨干志愿者组成。我区已于2007年9年率先在成都市成立科普艺术团，目前已在部分社区组织开展过科普艺术活动。

五、创作或播放科普电影

面向以上四类人群，针对性的选取不同科普题材的电影进行电影巡回展播。针对青少年，可以选取《发现》、《动物世界》、《科技小发明》等自然知识的短篇或者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播放；针对农民可以选取一些反对迷信，相信科学，还有一些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题材的电影播放；针对城镇劳动人口可以播放一些反映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反映一些优秀人才奋斗史题材，反映社会和谐题材的电影播放；针对领导和公务员可以播放一些提高其决策管理能力以及一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题材的电影播放。

科普电影播放如果比较顺利效果明显，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的话，可以进一步申请一些经费，吸纳一些对拍电影感兴趣的文艺界人士加入到我们的科普志愿者队伍中，进行科普电影的原创工作。

科普电影是以一种全新的，有特色的方式向全民传播科学发展观，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科普电影的展播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科普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科普资源；科普内容；科普工作

一、科普与科普资源的含义

科普，简单的说就是科学技术普及，即科学知识和技术通过某种途径由客体（科普资源、场馆和基地）达到主体（社会公众）的整个过程及围绕这个过程所涉及到的所有条件和因素。科普活动的核心要素包括三个方面：科普资源、科普媒介和手段、科普对象。科普资源，通俗地讲，就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具有教育、培训、文化和休闲功能的科学知识、现象和技术本身及其经人类应用变化后的其他表现形式。

二、科普资源的类型及分布

（一）科普资源的分类

1.按科普资源所包含的科学知识和技术领域分类。包括天文知识与地理科学、地球与环境科学、航空航天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海洋科学与技术、农业科学与技术、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工程技术、军事科学与技术、计算科学及自动化、信息科学与技术、建筑科学与技术、医学等十余类。

2.按照科普资源所依托的物质载体或现象分类。包括科普宣传与教育材料（书籍、影像制品、宣传画册、多媒体、实物模型）、古代科技遗址、各种自然现象与过程、工业设备装置、工业生产工艺流程及制成品、农业生产过程、家庭与日用品、城镇建筑与景观、科研设备与装置、生物体与生命现象、医学原理与过程，等等。

3.按社会对科普资源管理的行业属性分类。包括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企业、农业、文物考古、社会公益事业、教育设施、交通运输、医疗卫生行业、旅游业，等等。

（二）典型案例——广州市地理科普资源分布

1.地球地质地貌类。如：广州市北回归线科学公园、华南师范大学天文观测站、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天河航天奇观（部级科普基地）、广州大学抗震实验室、各个青少年宫等对外进行的科普内容；广州市社区每年开展的“世界地球日”、“防震减灾”等系列活动所宣传的内容，等等。

2.气象气候类。如：广州气象卫星地面站（部级科普教育基地）、南方自然博物园、各级各类学校内建立的天文气象观测站等所开展的南方气候知识介绍；广州市民收看电视台每天播放的天气预报与气象专题节目；广州市社区每年开展的“世界气象日”系列活动所宣传的内容，等等。

3.水文、海洋类。如：广州海洋馆、广州南沙科学展览馆、各个青少年宫、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南方自然博物园等科普场馆所开展的有关水文、海洋知识宣传普及；广州市各区、市社区平时经常开展的包括“世界水环境日”在内的一系列水文、水环境和海洋知识的宣传普及活动；电视与多媒体、报刊杂志、广告等大众传媒宣传的大量关于水文和海洋知识，等等。

4.森林、植物类。如：中科院华南植物园（部级科普教育基地）、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南方自然博物园、白云山风景区、瀛洲生态公园等一大批森林公园、植物园、自然风景区对广大市民和游客进行的森林和植物知识普及；市内社区和有关组织经常开展的关于森林和植物知识讲座；各种报刊杂志及新闻媒体所宣传介绍的森林和植物知识，等等。

5.生物与环境类。如：电视、报刊杂志、新闻媒体介绍的大量的生物与环境方面的知识；青少年宫、动物园、公园、博物园（如广州动物园、番禺香江野生动物园、中山大学生物博物馆（省级科普基地）、广东树木公园、广州南沙科学展览馆（部级科普基地）、南方自然博物园及各级各类学校内设的科普园地开展的生物与环境知识科普活动；城市社区平常开展的有关“世界环境日”、“人与生物”等宣传活动，等等

6.生态与环境类。如：各级各类学校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经常开展的课外生态与环境保护教育宣传活动；社区组织平日开展的类似“世界环境日”、“爱我广州环保大行动”等宣传纪念活动的各种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知识；大众传播媒介日常介绍的大量关于环境保护与生态方面的知识；包括省、市博物馆、白云山风景区、广州绿田野生态教育中心、南方自然博物园、瀛洲生态公园等在内的一大批科普、旅游场所包含的生态与环境保护知识，等等。

7.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类。如：电视媒体与城市社区开展的关于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如宣传“世界粮食日”）；市域内各级各类农业生产基地（如广东省现代农业科普基地（部级科普基地）、广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广州立帜实业有限公司粤旺农庄、广州绿田野生态教育中心、广州水果世界、广州花卉博览园、广州市中学生劳动技术学校）开展的农业生产与农作物知识普及教育活动；市域范围内有关机构举办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讲座、专家指导，等等。

8.其他方面的地理类。如：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工业生产工艺流程与装备、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疾病分布与预防控制、城市文化与旅游开发、生产事故分布与安全管理、犯罪分布与社会治安，等等。

三、科普资源开发利用的特点

科普内容的普及性：“科学技术普及”是指用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广泛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活动。科普内容要着眼于“普”字，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和普及自然知识、社会人文知识的基本常识，宣传和普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科技知识，推广普及先进的科技成果，帮助群众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认识、改造世界。

受众对象的广泛性：科普受众对象包括社会各个年龄、职业、文化层次和各个地区的人，包括城乡居民、政府公务员、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等，可以说是面向全体国民。

科普形式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科普的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静态展示（图书、报刊、宣传画册、墙报、实物）、动态演播（广播、影视、信息网络、宣传演讲）、室内室外、家庭和科普场馆等都是开展科普的有效形式，具有覆盖面广、时效性强、信息量大、形象直观的特点；讲座、演出、讨论、竞赛、参观、考察、会议、展览、制作、旅游、夏（冬）令营等都是进行科普的灵活方式。

科普目标的适应性和实效性：科普的目标是要针对不同人群，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有所侧重，有所不同。不断增强针对性，力求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有机结合。最终目的是收到实际效果，即提高被普及对象的科学知识储备量、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培养科学理性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方法，全面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

科普工作支持系统的复杂性：科普由于其内容包罗万象，因而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行各业。没有这些部门行业的通力合作，没有庞大的社会支持系统，科普工作就难以顺利开展。科普活动对全社会的各种资源起着整合、组织、协调作用，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四、科普工作的形式

科普是一项针对全体国民的系统社会工程，实际中，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的科普形式和实施手段有较大差异。科普工作的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形式。青少年的科普应采取基地、社区、学校、野外和家庭一体化的模式，通过丰富多彩的宣传、讲座、参观、考察、制作、竞赛、阅读、讨论等形式向青少年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和创造能力，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自然观、资源观、环境观、经济观、发展观、人口观。重点应放在参观考察、阅读学习和动手制作方面，应重视科普园地（基地）的建设。

2.面向国家公职人员的科普形式。国家公职人员的科普形式以继续教育和科技讲座为主，充分发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学习、参观、考察、讲座、多媒体等方式，围绕可持续发展、工农业生产、经济布局、科技创新、城乡建设等内容开展。使各级各类公务员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原理，能运用现代科学思维和决策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

3.面向城市居民的科普形式。城市居民（指实际生活在城市中的所有居民）的科普要纳入城市社区工作的统一规划，结合城市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利用街道和社区的科技、教育、宣传、文化、旅游等资源，把科普工作广泛渗透到社区及街道的各种社会化服务网络中。

4.面向农村及农民的科普形式。农村科普必须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结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大力向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传播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农业气象与灾害防治、农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化布局、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农村环境整治与保护、村镇布局规划与管理等知识。

5.企事业单位员工的科普。企事业单位员工（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科普要与职工岗位培训、生产技术创新、产品宣传促销、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五、结语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部分领导和群众在年轻的时候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并不高。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些干部和群众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世纪，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些都包涵着深邃的科学原理和知识。在建设创新性国家的实践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根本之举，全社会一定要形成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学习技术的风气，当务之急是要用科学的观念和知识来武装人们的头脑，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科普活动。我们要把科普工作当做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来抓，使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媚.广东省科普事业发展研究[J].广东科技，2006，（3）：46-47.

科普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

(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

(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

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网址：/scientific03.asp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论文范文篇4

1.1调查问卷研究中使用的《女医师参与科普工作情况调查表》，是根据社会调查问卷编制的一般原则，结合亲社会行为理论自行编制，问题的选项根据调查目的分为单选题和多选题两种类型［5］。调查问卷包括4部分:第1部分是情况介绍;第2部分是指导语;第3部分是被调查人员基本情况，共3个题目，包括年龄、职称和学历;第4部分是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共5个方面，包括:①参与行为2题(参加与否、年参与次数);②对医学科普工作的基本态度4题(必要性、了解程度、参与责任、参与意愿);③亲社会意识6题(服务社会、扩展医学服务领域、结识同仁、同伪医学斗争、体现自我价值、帮助民众);④消极因素9题(工作繁忙、占用时间、回报太低、缺少渠道、商业味道太浓、受邀医师水平低、受邀医师责任心弱、科普对象层次低、社会科普氛围差);⑤其它问题。

1.2调查流程①从女医师协会会员花名册中随机挑选400名会员作为研究对象;②于8月10日前通过邮局将调查问卷寄送给会员;③分别于9月30日和10月30日前，通过电话联系尚未寄回问卷的会员，请她们填写并寄回问卷;④对寄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1.4统计学分析研究主要采用分层逐步回归的方法，其中分别以参加科普活动与否和年参与次数为因变量，以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的相关要素为自变量。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

2.1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行为的现状通过对324名女医师调查发现，全部调查对象中有269名(83.0%)女医师参加过科普讲座、电视网络科普节目、义诊服务、科普展览或资料传单发放等多种多样的医学科普活动。在所有参与过医学科普活动的女医师中，近1年内有23名(7.1%)没有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87名(27.1%)参加过1次，39名(11.9%)参加过2次，65名(19.7%)参加过3次，32名(10.0%)参加过4次，78名(24.2%)参加过5次及以上。

2.2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行为及其相关因素的分层逐步回归结果对调查问卷结果分别以参加科普活动与否和年参与次数为因变量，以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所包含的条目为自变量，进行了分层逐步回归。统计分析后从表1可以看出，2个回归分析的F值分别等于14.02和28.84，P值均等于0.00，表明2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基本态度、亲社会意识、消极因素所包含的部分变量能解释女医师是否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具体行为方差变异的34%，能解释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女医师年参与次数方差变异的37%。在预测女医师是否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的具体行为中，3种基本态度(必要性、了解程度、参与责任)、2种亲社会意识(扩展医学服务领域、同伪医学斗争)和1种消极因素(社会科普氛围差)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对激发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活动有积极作用;3种消极因素(工作繁忙、受邀医师水平低和受邀医师责任心弱)与女医师参与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对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活动起消极作用。在预测参加过医学科普活动女医师年参与次数中，2种基本态度(了解程度、参与意愿)与之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利于提高女医师的年参与次数;2种消极因素(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和社会科普氛围差)与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不利于提高年参与次数。

3讨论

社会心理学认为，亲社会行为是指包括任何类型的帮助或想要帮助他人的行为，而不管助人者的动机是什么。在我国，医学科普一直被作为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利他性，本质上应该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调查中发现，88%的女医师都认为自己从事医学科普工作的意义在于服务社会、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医学理念、纠正错误的医学观念、扩展医学知识应用领域、同伪医学进行斗争等，这些主观意愿和主观认识，说明绝大多数女医师们将从事医学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帮助或想要帮助他人的行为，符合亲社会行为的基本定义，研究假设是成立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女医师有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经历，占调查人数的83.0%。在参与过医学科普工作的女医师中，24.2%的人甚至最近一年内参加过5次及以上。这说明，我国女医师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比例较高，参与次数较多，对于改善我国科普工作人员专业力量不足的状况，提升医学科普的工作效率和宣教质量意义重大。

态度是关于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性陈述，反映了一个对于某一对象的内心感受，人们会努力寻求态度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本研究的结果也与态度理论相一致，即女医师对参与医学科普工作的态度越积极，就越会直接参与其中，而且参与的次数也会随之增多。其中对医学科普工作必要性、了解程度、责任感的认识对诱发其参与行为有重要作用;了解程度和参与意愿能显著提高女医师年参与医学科普活动的次数。移情－利他主义假设认为，人们之所以提供帮助是因为别人需要帮助，而帮助别人会让人感觉良好。研究一方面表明，女医师的亲社会意识能有效激发女医师的参与行为，特别是当她们意识到参与医学科普工作能够扩展医学服务领域和同伪医学作斗争时更是如此，这与移情－利他主义假设基本一致;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女医师的亲社会意识的强弱对她们的参与次数没有显著影响，这又与该假设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参与过医学科普工作的女医师们的亲社会意识强弱程度比较趋近，导致了统计上的假阴性;二是对参与次数多少和参加与否而言，两者的心理行为规律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导致了影响因素上的不同。女医师对医学科普工作中消极因素的认知评价，基本上对参与行为和参与次数的影响呈现负面影响，工作繁忙、受邀医师水平低、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影响了她们的参与行为，受邀医师责任心弱影响了她们的参与次数。

科普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

(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

(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

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网址：/scientific03.asp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科学家；科普角色；职业化；评估

Abstract:Nowadayspopularizationofscience(PS)hasbeenembodyingitsownrulesandcharacteristics.ContrarytotheoldnotionthatscientistsshouldactthesubordinateroleofthePS,thispapershowsthatthediversityandspecializationtrendofsubjectsofPSisunavoidable,especiallyduetothemassmediadevelopmentinthisscientificanddemocraticsociety,andsothetraditionalroleofscientistsinthepopularizationactivityofsciencewouldalsobechangedaccordingly.Basedonthegeneralcommunicationmodelofmassmedia,thispaperfirstprovidesanewcommunicationmodelshowingthescientistrolechangesinmodernPS.Thenthepaperdividesthe“scientist”intotwokinds:scientistindividualandscientistgroup,anddiscussestheirdifferentrolesinPS.AsaresultofthedivisionthepapersuggestsapracticalwayforevaluatingthescientistroleinPStoday.

KeyWords:scientists;scientistroleinthePS;professionalism;evaluation

近年来，在科普理论的研究探讨中，对于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职责和评估激励问题一直是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2006年5月第九届公众科技传播世界大会（PCST－9）在韩国首尔召开，期间专门举办了针对“如何培训科学家与公众对话”的主题研讨会［1］，并计划出版会议的讨论成果。同时，针对科普活动中科普主体的定位和分类也有一些不同的提法，如国内有学者指出，通常认为科普创作者是主要的科学普及工作者，现在看来科学传播的主体可能主要是媒体科学传播工作者，有的学者认为当前科学传播系统中有5个主体，即科学共同体、政府、媒体、公众以及非政府组织。［2］

科学家在科学普及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评估问题一直是我国科普政策上的难点，急需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阐述。本文首先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通过建立新的科学知识传播模型尝试对当代科普主体的分化和职业化问题进行探讨，继而通过分析科学家个人和团体的不同科普职责为当前科学家的科普角色评估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科学家传统科普角色：科普是份内事

长期以来，无论国内国外，对于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始终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即科学家应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在科学界，这种呼声尤其强烈而紧迫：

1985年，英国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在其著名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中直言不讳地对科学家提出忠告：“我们最直接和最紧急的呼吁是向科学家提出的：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大众进行交流，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并且确实把这视为自己的责任。”“很明显，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是每位科学家专业职责的一部分。”［3］

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1999年，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席格林伍德在美国科学年会上呼吁美国科学家“到美国各级学校兼职，直接参与加强科学教育和促进公众了解科学的工作。”［4］

2000年，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国际科普论坛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力量。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工作，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5］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曾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6］当代科普作家卞毓麟认为，位于科学传播链首端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多次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7］。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建议，要求研究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用通俗语言对行外人讲清楚自己的研究题目。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科学普及与科研探索二者的确常常是相伴相随、交相辉映的，科学家也常常责无旁贷地扮演科学普及的主体角色。正是因为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才掀起了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正是由于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宣传，达尔文进化论才得以深入人心；正是有了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理论也才可能家喻户晓。科学家的这种对真理、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使得科学的理性之光不断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人类的智慧殿堂。被誉为美国“科学先生”的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科普作品的深远意义给予过公正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

今天，在现代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过程中，公众的参与和影响力已越来越显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说，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已日益成为当代科学家开展科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大力推进科学普及和传播已然成为当代科技事业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进而对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职责提出了更高期望和要求。

当代科学家科普角色的转变：科普职业化问题

然而，当代人类科普事业的发展也正逐步显示出自身的规律和新特点。从外部环境上说，一则各国政府、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使得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全社会的共同事业，而不再是个人与团体的业余行为；二则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大众传媒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显著，这一方面体现在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最主要渠道（2003年我国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的比例为93.1%［9］），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今日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也越来越离不开大众传媒。

从科普自身发展上说，在方式方面，传统科普活动中，科学家作为科学福音的代言人其科普行为更多地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授和灌输，而当代科普在公众警惕而又怀疑的目光下，更多地是一种小心谨慎的双向沟通和协商共识，其中表达的方式、沟通的艺术以及对科学通俗化、形象化的加工过程无疑越来越需要专业化的训练和职业化的运作；在内容方面，传统科普更多地是对各领域科学知识的宣传和介绍，今天则强调促进公众对现代科技事业的全面理解，了解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作为探索活动的科学以及在社会实际运行中的科学，在涉及到科学的发展历史、科研规范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正负面效应、社会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和控制等方面，研究领域不断细化的科学家们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可见科普内容的变化同样呼唤科普专业人才的培养和职业队伍的建设。

显然，当代科学普及活动呈现出的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的趋势，对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的传统角色以及评估激励机制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众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基本的信息传播模型，包括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者四个基本要素［10］，传播者发出信息，经过传播渠道到达接受者，即：

信息传播者→信息→传播渠道→信息接受者

(模型1)

在该理论模型中暗含着一个默认的前提：信息生产者等于信息传播者，两者是合为一体的。这种情形在一般的新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如记者到事件现场进行报道采访，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而后通过媒介发表。这里记者本人既是信息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传播者。在早期的科学历程中，科学家身兼两职（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情形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如17世纪60年代先后出现的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在成立后便有了经常性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讲座活动。

但是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以来，专职科技记者以及编辑逐渐地作为一个职业诞生了。尤其在当代科学传播活动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到，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其传播者二者常常是分离的。作为科学信息传播者的科技记者面向社会公众报道科技活动，而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则常常从专业方面提供帮助，各种媒介的从业人员（如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科技记者、编辑等）越来越扮演着直接而显著的角色，而科学家却越来越多地在扮演着配角。在科学界与新闻媒体之间合作的情形和方式不断增加的同时，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显，即二者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存在着一种职能上不断分化的趋势。这是科学传播不同于一般信息传播的一个新特点（其它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知识，如经济学知识、医学知识、军事知识等的传播也有类似情况）。

鉴于此，作者认为在科学普及活动中科学知识传播的模型应当建立如下：

科学知识生产者↔信息①↔科学知识传播者↔信息②↔传播渠道↔科学知识接受者

(模型2)

在模型2中，双箭头“↔”表示不同传播环节存在着信息反馈，此外传统的科学家（科学知识生产者）与公众（科学知识接受者）之间的直接交流渠道仍然存在。在科学普及传播活动中，把模型1中的“信息传播者”分解为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科学知识传播者”两个部分应该说也是科普活动自身发展所决定的。首先由于科研本身的高度专业化，生产者（科学家）的科学知识(信息①，面向科学共同体内专家同行的、通常是科研前沿的最新科学知识)与传播者的科学知识(信息②，面向社会大众的、相对通俗的科学知识)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与科技传媒之间的语言差异，需要对信息①和信息②加以区分，相应地对信息①和信息②的制作者进行区分也顺理成章。其次在科学知识生产早已专业化、职业化后，科学知识的普及、传播以及科普创作也在不断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的专业领域分工已在所难免。近年来，国内外一些知名大学相继设立科技传播专业，甚至设立科学传播的教授席位，而对科技博物馆、展览馆等工作人员的职业培训也已提上日程。说明科学的普及传播正走上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的道路，把科普视为小儿科已成为外行人的无知之谈。

比较一下上述新的科学传播模型2与一般信息传播模型1，我们可以对当代科普活动中的主体定位和分类，以及科学家的科普角色变化进行初步分析：

（1）科学家不是当今科普工作的职业主体。从模型2可以看出，在科普主体中，“科学知识传播者”应该属于其直接的、职业化的队伍，主要应包括：科技传媒的工作人员、科普创作人员、科技展馆工作人员以及科普活动组织管理人员等更直接面向公众传播的专职人员，而科学家属于科普主体中相对间接的、非职业化的队伍。因此，今天科学普及的职业重担不应再加在早已分身乏术的科学家身上了。

（2）科普作品应建立自己的评价体系，不应作为科学界的科研成果来评价。由于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两者在语言规范、评价标准、交流对象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信息①≠信息②)，因而科学界也始终难以认同科普类作品作为传统的科研成果进入其学术殿堂。科研人员搞科普被视为不务正业、影响其提职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3）科普不应当作为科学家的硬性的职业要求。由于科学普及正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其相应的操作规范和评价标准与科学家的科研探索工作会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把科普作为科学家的职业要求，让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当代科普的主体角色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科学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两者在合作基础上的分工已成必然，不难设想，今后科学家参与科学普及活动也将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力不从心”，同样需要传媒方面的合作、帮助甚至专门的业务培训。

当代科学家科普职责评估：个人还是团体？

显然，这并不是说当代科学家可以回避科学普及的社会责任。作为“科学知识生产者”，科学家在科学传播链中仍然扮演着“第一发球员”的角色，是人类认识理解科学的源泉所在，具有重要地位。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活动、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仍是当代社会以及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要求。科学家首先应积极适应这一时代需求。国外已有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专门开设“科学交流课程”以及“科学写作课程”［11］。通过模似记者招待会、相互采访，以及科学文化的“实战”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媒记者以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科学界应建立相应的机制积极协助职业的科学传播者共同推进当代科普事业的发展。如果说科学家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今天沟通科学和大众的一座桥梁。要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该社新闻资料部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技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此外一些培训机构还专门负责每年安排一些科学家到媒体部门工作数月，同时也安排科技记者到科学家的试验室工作数月，一起查资料、做试验、写研究报告、开评审会等，参与整个科研工作的过程。无疑，这种科学界与大众媒体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对双方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不过问题似乎仍然存在，如上所述一方面就科普而言，科学家仍有无可否认的在传播上的优势和权威，以及社会发展上的责任和义务，要求当代科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应当是大势所趋，责无旁贷；但另一方面随着科普专业化、职业化发展，俗话说“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在职业上要求科学家个人“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责任，恐怕情理上并不适宜，现实中也会勉为其难，其结果便是常常出现呼者切切，应者寥寥的尴尬局面。多年来科普活动的实际状况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似乎也难以找到一个两方面都能有所兼顾和平衡的办法。怎样才可以既适应当代科普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同时又能有效发挥和调动科学家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呢？

问题或许可以从分析“科学家”这一概念入手，如果把“科学家”作进一步的区分，如分为科学家个人和科学家团体两类，分别探讨二者的科普责任则可能有助于认清并进而缓解当前存在的尴尬局面。

所谓科学家个人即指作为个体的科研工作者，科学家团体则小到科学研究的课题组、实验室，大到科研院所、科技协会，直至整个科学共同体。

就科学家个人而言，针对每一位科学家在科普方面提出职业上的工作要求、甚至量化的考核指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种观念倡导和一份责任上的提醒，注意提高其自身的科普意识和能力则是十分必要的。

就科学家团体而言，情况有所不同。与科学家个人相比，除科研经费庞大、资源丰富、设施齐备以外，科学家团体一般都还有其复杂程度不同的人员层次结构，尤其是较大的科学家团体或组织，其成员显然不完全是由清一色的科研人员组成，往往包括相当比例的诸如学术秘书、各级科研助手、研究生、各类科研期刊编辑、网络人员、管理人员、学会组织人员等等，以及教育、人事、宣传、综合服务、工会等部门行政人员(在科学家团体中即使这后几类人员常常也具有科研或科学教育背景，甚至由一线科学家兼任)。相对而言，由于科学家团体在经费、人力、设施等方面都有较为充分的资源保障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因而其科普责任可以比较明确的进行量化规定和评估，以促使其建立良好的科普工作机制和环境氛围。例如，

经费方面，可以考虑规定科普经费占科研费用的一定比例，以保证针对相关科学研究的科普活动、宣传的顺利、经常性开展。较多、较深涉及公共领域的科研项目和研究机构，该项比例无疑可相应提高。

人员方面，可以考虑在科研机构内设置相应的专门职位，在鼓励一些在科普创作、宣传方面有专长、有兴趣的科研人员兼职科普工作（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传播科学知识，此时模型2中的科学知识生产者与传播者、以及信息①与信息②又合为一体）的同时，培养和引进科普专业人才，针对大众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建立科研发言人制度。

设施方面，保障一定比例的实验设备、设施定期(或轮流)对社会公众开放，淘汰的仪器设备鼓励设置专门的展览室，或者首先捐赠或折价卖给当地的科普博物馆等。

总之，在科普职业化趋势逐渐显现的今天，科学家的科普角色需要进行调整和适应。对科学家整体而言，更多地关注科学普及、参与科普活动作为一个倡导、一种呼吁，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但若从职业上要求每一位科学家“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科普的主体责任恐怕并不合理和现实。针对当代科学家的科普责任，既需要继续保持相对“软”的、倡导性质的宣传和呼吁，也日益需要采取相对“硬”的、可操作的评估措施和手段，而把“科学家”区分为科普责任有所不同的科学家个人和团体两种类型分别加以对待，把评估科学家科普职责的政策位点放在科学家团体上，应该说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参见PCST-9大会主题研讨会（WORKSHOP,May20-21,2006）网址：/scientific03.asp

［2］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N).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第3版；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N).科学新闻，2002，（18）：5—7.

［3］英国皇家学会.公众理解科学(R).唐英英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45页.

［4］美科协呼吁科学家深入学校(N).人民日报，1999年1月26日，第7版.

［5］周光召.中国科普事业的现状和发展方向(J).科学.2001(1),5.

［6］转引自朱光亚.弘扬光荣传统，肩负历史使命，推进科普大业(R).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第22页.

［7］卞毓麟.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J).科学.1993,(2)，4.

［8］CarlSagan.IsaacAsimov(1920-1992)(J).Nature,Vol.357,14May,1992,P.113.

［9］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课题组编.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R).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科普论文范文篇7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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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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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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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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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科普影片纪实手法表现主义

除具备传统科教片“以科学为内容，运用多样的电视传播手段，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方法以及弘扬科学精神”的特点，。科普影片不仅讲述知识，还关注科学事件的发展和人物。它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叙述故事。然而，单一遵循纪录片“客观、真实”的纪实主义风格，再加上原本就显得枯燥乏味的内容，必然出现情节牵强附会、科学知识难以普及、受众不满意等情况。因此，创作科普影片时，坚持知识的科学性以及秉承纪实主义风格的前提下，融人表现主义会使科普影片更具观赏性。

一、纪实主义风格VS表现主义的特征

科普影片作为纪录片的一种。主要运用的是纪实方法。在我国，说到纪实方法，一般指的是巴赞的理论。巴赞认为纪实主义是“存在先于含义”。纪实主义反对主题先行，导演只需“把事实交给大家”。它只是客观存在，主题就已在其中了，并非导演赋予的。纪实主义所表达的意义，则来自现实本身，它是现实说话。

巴赞的纪实理论是建立在摄影影像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他认为影像“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用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他还认为“摄影的美学特性在于揭示真实。”而主体的人，对客观世界往往有成见和偏见。只有把人排除出去，客观世界才能真实地呈现出来。在表意方面，他反对“含义先于存在”，主张“存在先于含义”，要求“仅仅通过对现实表象的展现揭示出现实的含义”。在结构方面，他反对人为地戏剧结构，要求具有“具有更多的生物学的特点”，“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具有生命般的这是与自由。”在镜头方面，他反对理性蒙太奇，倡导长镜头。

对于科普影片，纪实手法是其基本表现手法之一。客观跟随拍摄、长镜头记录已经是纪录片屡见不鲜l的方法。以事实为主体的科普影片虽然有众多风格、样式差异，总体属于影视纪实艺术是事实。然而摄影师要选择被拍摄对象、角度等，纪实主义“不让人介入”却是很难达到的。有相当一部分纪录片还是坚持主题先行的，然后再根据主体表达选择素材，结构情节。

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原为艺术史与批评的专用语。意指不再把自然视为艺术的首要目的。以线条、形体和色彩来表现情绪与感觉作为艺术的唯一目的。1901年法国画家朱利安·奥古斯特·埃尔韦为表明自己绘画有别于印象派而首次使用此词。1911年希勒尔在《暴风》杂志上刊登文章，首次用“表现主义”一词来称呼柏林的先锋派作家。1914年后，表现主义一词逐渐为人们所普遍承认和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和奥地利流行最广。它首先出现于美术界，后来在音乐、文学、戏剧以及电影等领域得到重大发展。

表现主义艺术观念渊源于德国文化精神。虽然它从来不是一个完全统一协调的运动，其成员的政治信仰和哲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他们大都受康德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强调反传统，不满于社会现状，要求改革，要求“革命”。

总体上来说，表现主义在各个领域中的影响是融会贯通的。表现主义者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前途有很大的关注，显现出一股干预生活的热情，但他们重视主观世界，特别是精神、情绪、思想的赤裸的强烈的呈露。创作者们不满足于对客观事物的摹写，要求进而表现事物的内在实质；要求突破对人的行为和人所处的环境的描绘而揭示人的灵魂；要求不再停留在对暂时现象和偶然现象的记叙而展示其永恒的品质。表现主义，以其极大的主观性着眼于人类精神与体验的直接表现。在抗衡着印象主义客观性的同时，追求形式上的最大自由，打破旧有的传统观念的囿限，显示其表现主义的共性特征。

二、表现主义在科普影片创作中的运用

表现主义作为科普影片除纪实主义外的创作理念，在内容确定的前提下应用于科普影片的表现手法、画面拍摄及“再现”手法、解说词的行文用词等方面。

基于表现手法的动画形式，既可准确地表达深奥难懂的科学内容，更适合给知识水平较低的受众。

科普影片《棉花工厂化育苗和机械化移栽新技术》(该作品由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制作，荣获北京高教学会电化教育研究会2009年度“金烛奖”一等奖及第十届北京科技声像作品“银河奖”三等奖)正是以一个动画短剧作为开场阐释了动画里的主人公种植棉花失败的原因。表现主义的“主题先行”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因为创作者要表现当下很多棉花种植者共同的忧虑——棉花如何成功种植、如何高产，片子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必然会引起观看此片的棉花种植者的共鸣。另外，贯穿整个作品的两个对话人物，除了真实的以记者身份出现的解说员，还有一个就是自始至终的动画虚拟人物——种植棉花的老爷爷。即该作品中出现了棉花种植者的代“言”人，借这个虚拟人物的口，代表普遍棉花种植者说出了他们遇到的问题，似乎有悖于科普影片遵循的纪实主义风格，在作品中植入了主观意识，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意念，但是这些所谓的“主观意念”正是创作者调查研究了众多棉花种植者在种植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后，将具体的问题总结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将棉花种植者这个群体化身为一个生动的虚拟人物，使内容具有科学性的同时，更具实用性、艺术性及观赏性。

在《热带人工植物群落》中有一组动画，在讲了一大堆人工森林在科学上的可行性后，以动画展现未来人工森林的宏伟壮观的创面结束全片，它是通过动画手段模拟移动镜头与推进镜头的形式进行表现。画面横移，转过一榕树，沿着一条伸向银幕纵深而永远走不到头的森林大道中前进，加上以主观镜头的方式，使观众好似乘坐未来的交通工具畅游浏览未来科学世界。从而将影片情绪推向高潮。

由于并不是所有科普影片都需要动画，在不该用动画时就不该强行植人动画，否则不仅在科学内容上造成混乱，而且对整个影片艺术效果也是极大的破坏。

在画面拍摄手法上，运用“画面再现”既可使普及的科学知识更丰富，也可使画面更具艺术观赏性。

北京科影摄制的《钙与生命》，里面拍摄的人物环境并没有以纪实手法表现，而是带有较强的表现主义风格，使人物环境处理有了人为制造的象征性，使科普影片更富想象力及内涵。在保证科学内容真实的情况下，创作者用于突破表现形式上的束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赵立魁在拍摄《第十三片绿叶》时便谈到：“我与摄影在开拍《第十三片绿叶》之前便统一思想，决定对影片的微观部分(科学内容的核心)一定要真实地‘再现’，使其可信；对于外在部分，即小麦形态和科学实验的环境背景，光线色彩等等一律进行加工‘表现’……”由于小麦的自然状态是丛生的，叶片交错拥挤在一起，实拍出来显得很杂乱。创作者将它一棵一棵分离出来，栽在土箱里，再用灯光从逆侧方向打透，于是我们可以在片中观赏到绿叶在暗背景下格外醒目，主体突出，一目了然，深色的环境基调又造成一种莫测的神秘感。在《棉花工厂化育苗和机械化移栽新技术》拍摄过程中，由于没有到播种期，创作组在当地专门开辟了一小块实验地，进行了播种演示，而每个关键步骤可重复演示，便于拍摄者运用不同景别的镜头展示播种细节。播种“画面再现”不仅弥补了因植物生长期时间限制造成的画面缺失，更呈现了较为完整的细节。

在运用“画面再现”这种表现主义手法时，需注意尊重客观事实，科普影片只有在做到内容符合客观真实，才可在这个基础上探讨“画面再现”手法的成功与否。

在解说词的行文用词上，从说明文到记叙文的转变中，“戏剧化”的语言不仅可生动表现科学内容，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加深受众的理解与记忆。

在科普影片《抢救大白鲟》的开篇是从“人”切入，而不是从“事”切入的叙事结构，改变了原本开篇解说词设计的初衷。钟倩在《用“故事”去包装科技影视作品——<抢救大白鲟>创作体会》中指出原本关于白鲟的知识介绍是：白鲟是什么科、什么属、为什么这么珍贵、濒危到什么程度，然后再是发现到抢救。而改变后的叙事结构是：先讲危教授这个人物辛苦寻找白鲟多年，再引出白鲟这种生物，于是全片很自然地就从“介绍白鲟”的说明文变成了以“向往白鲟”开头的记叙文。

富有表现主义的“戏剧化”手段也被运用在了科普影片《棉花工厂化育苗和机械化移栽新技术》中，在作品开篇，虚拟人物——种植棉花的老公公与记者的对话，即是一段解说词的“戏剧化”变身。将原本要说明的内容以生动的对话形式展开，引出了棉花种植者的疑惑，求知欲。

当然，解说词的行文用词不仅在作品中体现为具体文字、语言，也可抽象为画面，用画面中自带的文字来表现。例如在科普影片《珍惜土地》。中，有一组镜头。采用人、土地、指示灯示意动作与电子跳字的方式表现我国土地、人口粮食三十年的变化。数字跳动很快，令人眼花缭乱。而具体数字却无法让人看清。这些快速运动的数字变化，正是创作者用“戏剧化”的表现手段，给观众造成一种速度惊人，问题严重，刻不容缓，不能等闲视之的紧迫心理。于是在视觉上形成撞击，敲响警钟。在受众思想上造成一种紧迫感，从而激发受众的情绪，与影片产生共鸣，加深受众的记忆!

可见，在表现主义应用于科普影片创作过程中，既要考虑一个科目内容讲清楚适当的空间，又要考虑语言环境遣词用句本身对表达科学内容的衰减作用，只有把握到位这两个方面，才可在行文用词上做到炉火纯青，恰到火候!

三、表现主义在科普影片创作中的发展趋势

科普影片作为纪录片的具体类型，纪实手法是其基本表现手法之一。客观跟随拍摄、长镜头记录已经是纪录片屡见不鲜的方法，以事实为主体的纪录片虽然有众多风格、样式差异，总体属于影视纪实艺术是事实。然而摄影师要选择被拍摄对象、角度等，纪实主义“不让人介入”却是很难达到的。有相当一部分纪录片还是坚持主题先行的，然后再根据主体表达选择素材，结构情节。公务员之家

纪录片不允许虚构，但需要想象。伊文思曾经说过：“有人认为纪录片不是艺术，因为它没有想象，这个看法不对，从拍摄之前到最后的剪辑完成，自始至终不能脱离想象”。

表现主义的多种手法与纪录片的纪实风格在很多科普影片得到了完美结合。

例如《帝企鹅日记》、《迁徙的鸟》它表现的奇特景象往往是建立在影片的事实基础上的，如利用俯拍、仰拍等奇特角度拍摄的令人惊叹的画面效果，用高科技程控技术操纵的变速摄影拍摄的超低速和超高速画面，将现实情景抽离出来，达到其本质的特征，影片的纪实风格与表现主义有机统一，互相渲染，相得益彰。

科普论文范文篇9

1.我国社区科普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

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文化教育是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的，此后，社区文化教育的内涵被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现代国际教育的一种发展趋势和潮流。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对青少年的关注普遍增强。世界各国也都日益重视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我国现代意义的社区文化教育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6年，上海市闸北区社区文化教育委员会率先成立，使社区文化教育模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和发展。2002年，辽宁省沈阳市首创“社区科普大学”。十多年来，沈阳社区科普大学不断发展壮大，迄今为止已创办分校275所，市级重点分校总数已逾百所，在校学员1.3万人，讲师团教师1200名，组织课堂教学8.9万课时，培训学员222.6万人次，开展第二课堂科普活动3000余次，参加科普活动人数达60万人次。志愿者教师队伍也越来越壮大，社区科普大学已经成为全市学习型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2011年6月1日，“沈阳社区大讲堂———百万市民数字化在线学习惠民教育工程”启动。此次活动着力打造十个部级学习型社区示范点，建设百个网站，实现了同时视频学习1000人，在线学习10000人的工作目标，每年社区教育覆盖百万人次。通过社区大讲堂，沈阳将构建全市社区教育体系，推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城市建设，巩固沈阳文明城市和生态城市建设成果，提升市民素质和城市素质。

2.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的主体：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

在我国推进科普文化教育的进程中，青少年的科普文化教育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学校教育范围内的课堂教学为主的科普文化教育；二是以校外教育为主的各级各类科普文化教育活动。其具体内容是通过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大赛、课外学习计划、非正规教育项目、科技馆活动、科学调查体验、科普教育基地、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等形式开展科普文化教育活动。而全国各级各类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作为主体承担了关于青少年的各种科技创新和科普教育任务。（1）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科普活动中心）是中国科协所属社会公益性机构，从事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传播科学，开展示范性、导向性科学普及活动，组织青少年科技竞赛的工作，是中国科协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向公众进行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力量。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青少年中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科技教育活动，这些活动旨在培养年轻一代对科学的热爱，使他们树立科学的思想和精神，提高未来社会公民的科学素质。（2）辽宁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是辽宁省科协所属的社会公益性机构。该中心担负组织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的科学普及活动的任务，在青少年中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科技教育活动，是辽宁省开展青少年科技教育、向青少年进行科学技术传播的重要力量。中心设置专门机构，常年组织“大手拉小手”、百名专家进社区、科普大篷车巡展，举办“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航模比赛等活动，为学生提供相关的科普知识内容。

二、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

科普教育的发展存在三个阶段：公众接受科学阶段；公众理解科学阶段；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我国目前尚处于“公众接受科学”阶段。我国的社区科普文化教育基本处于专家对公众的科学知识传播普及，公众被动接受的阶段。而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更是存在着种种不足。

1.青少年科技竞赛类活动多，科技活动缺乏创新形式

从目前来看，我国对于青少年的科普活动除了学校课堂教学设置的科技课程之外，青少年科普文化教育的最主要形式就是青少年科技类竞赛。国际国内的科技创新大赛、夏令营、冬令营、青少年高校科学营等活动形成了一些效果显著的品牌活动，但科技竞赛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科技竞赛活动以国家科技部门主导、各地科技部门承办实施的形式在激励青少年科学探索、提高青少年科技能力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效果，是我国青少年科普文化教育传播的成功方式。但存在的比较显著的问题是：一是太过于依赖这种形式，难以与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多种科普形式有效衔接、形成系统；二是缺乏创新形式，青少年科技活动数量多，但多数活动方式雷同，形式陈旧，大多是学科竞赛、科普展览、科普讲座等形式；三是功利性比较强，学校和学生参加竞赛往往带有功利性目的，科普文化教育的主体地位反倒没有突出。

2.社区科普文化教育对象倾向于中老年人群体

我国的社区科普文化教育活动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如沈阳市首创的科普大学10年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0年沈阳市科协与沈阳市科技局对市民科学素养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沈阳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5.8%，比沈阳2001年的2.4%增长了3.4个百分点，比2004年增长了1.93个百分点，呈快速增长态势。开展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的科普实践参与活动，如在“节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中，沈阳市有150个活动小组，5万多名青少年在中国科协网上申报体验数据，申报数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但通过刘娇在2009年针对沈阳市大东区黎明社区等两个街道五个社区的一项社区科普调查数据来看，在207名调查对象中，41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人数占91%，25岁以下的占2.9%，说明社区科普大学的对象主要是中老年群体，青少年群体基本被忽略。这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如何把社区科普大学的教育资源利用到青少年群体，是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3.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形式上缺乏有效衔接机制

在当前我国的科普文化教育过程中，一方面是社区科普文化教育轰轰烈烈，而青少年社区科普教育难以融入；另一方面是青少年科技竞赛如火如荼，却是在政府部门主导下的学校与校外相关机构的活动。两者难以形成有效的衔接，没有形成整体科普教育系统，导致社区科普教育的资源青少年群体无法更好的利用。即使有针对青少年的社区科普教育活动，也随意性较强，缺乏长效机制。虽然在有些地区出现了由学校牵头组建的社区文化教育委员会，参与学校课外科普活动的协调与管理，形成了学校主导、社会参与的社区科普文化教育模式。但是，学校在调动社区资源方面存在组织层面的不便，难以调动社区各方面资源的积极性，究竟以学校为主体还是社区教育为主体，需要有关部门予以协调和平衡。

4.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内容上缺乏针对性与目标性

青少年科普文化教育，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的教育过程，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传播，更利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形成。在社区科普文化教育的内容方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内容上缺乏针对性。社区科普文化教育的内容大多数都集中在医疗、饮食、公德以及休闲娱乐等方面，围绕青少年的身心发展阶段特征的比较少。二是内容上缺乏目标性。由于对象的不同以及对象接受科学技术普及的途径和方式的差异，在科普文化教育的目标上，有不同的倾向。

三、青少年科普文化教育发展模式的创新

从青少年科普文化教育的问题分析中可以看出，打造一个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青少年科普文化教育模式已刻不容缓。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建立国家科技部门为主导的统一科普文化教育体系

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对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同时成为中国科协科普活动中心，担负组织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的科学普及活动的任务，进一步扩大了活动的领域。这些活动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家层面来看，现在已经把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的活动领域扩大到所有社会公众，而不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群体。因此，应该建立起一个统筹协调的全民科普文化教育体系。

2.完善社区科普大学教育模式

从2002年开始，社区科普大学作为开展十多年的科普工程，不仅在沈阳市区内得到迅猛发展，还开辟了沈北新区等分校，在铁岭等地也相继成立了社区科普大学，甚至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但目前社区科普大学的对象性太强，难以兼顾其他群体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因此，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教育若想得到深化与发展就必须完善已有的社区科普大学模式。比如社区科普大学的活动对象、活动内容、活动群体应有意识地兼顾整个群体，而不是只注重中老年群体。社区科普大学也应该是分类、分阶段的教育体系，可以扩展成为社区科普学校，分为青少年部、中年部、老年部等，使得各部之间资源共享、活动与课程有针对性，做到协调统一、相互提高、共同发展。

3.针对青少年群体建立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位一体的有效衔接机制

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处在学校教育的发展阶段，使得青少年有了更多的渠道获取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精神，用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因此，首先要抓好学校科普教育，利用学校的师资、课堂、各种实验设备和一切可以利用的学校资源，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达到对科学思想、方法、精神和知识的训练；其次，要完善家庭教育，加强对家庭文化生活的引导，建立现代文明家庭概念；再次，要充分利用社区文化教育系统，把社区科普文化教育资源整合起来，大力深入开展青少年社区科普文化活动，利用青少年旺盛的求知欲带动其他群体，共同促进社区科普文化教育；最后，要有系统性思维，将家庭、学校和社区整合起来，如青少年群体要利用社区科普大学的资源，老年人群体要利用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社区内的所有科普场馆要共同利用等。总之，要各有侧重，各有特点，既不重复，又突出特色，形成完整的有机的教育体系，完善“校外教育与社区生活正在走向终身教育要求的一体化，即校外教育社区化，社区生活教育化”的终身教育机制。

4.在科普内容上分类，做到针对性和目标性相统一

科普内容由于对象群体的不用，其目标自然不相统一，事实上在当前的科普文化教育过程中，老年人群体虽然与青少年群体有所不同，但仅仅是从受众的接受内容上的不同，而不是建立在科普文化教育的对象特征不同的基础上。比如在青少年群体中科学知识的普及固然重要，但与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相比，科学知识反倒不是那么紧迫。一般而言，青少年群体掌握的科学知识量往往比老年人要多。因此，在老年人群体中，应着重对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弘扬，然后才是科学方法的运用；在青少年群体中，由于其正在接受学校教育，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会比老年人接受更多的科学知识，青少年社区科普教育应着重对其进行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普及，使其形成良好的科学思维判断。这样才能与学校科普教育做到有效的衔接，相得益彰，共同促进青少年科学素养的提高。

5.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展青少年网络科普教育

科普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关于；科普宣传；思考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以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全民终身科学教育。它主要功能是通过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具有运用科学态度、科学方法达到判断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和求真务实的科学世界观。这项工作，在我们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项工作，也在与时俱进，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论坛、博客、聊天室、移动通讯等新的方式对信息进行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宣传模式，新技术新信息传播由一对多变成多对多。面对这些变化，作为科普宣传员不能视而不见，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先进技术，从新定位自己的工作方式，不断地总结提高，并对宣传模式的诸多方面进行再思考。

一、传统的科普宣伟员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的信息渠道，做好出色的宣传工作

网络科普，是网络技术传播飞速发展的产物，是当今时代多元化的宣传理念。传统的科普活动，如现代科学、健身讲座、家居绿化、书画活动、再就业培训，后来又有了科普周、科普之夏、科普之冬、科普大篷车、科普伴你行、科普进社区等等，科普宣传员首当其冲、义不容辞地工作在第一线。但在当前，这种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已经不是各个宣传员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都借助现代网络及数码技术主动加入到科普宣传工作中，主动参与，主动宣传，体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作为科普宣传专职工作者，更应该借助互联网这股东风，借助网络信息的即时性、海量性、互助性及方便性，筛选有使用价值的科普资料，增加信息渠道和信息量，以便把宣传工作做的更新鲜、更厚实、更有深度。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老科协中，有311个地市、503个县、1198个乡镇建立了老科协组织，社区老科协发展到家772个，各分会直属团体增加到250多个，个人会员现在增加到60万人。勿庸置疑，网络科普的发展，对传统模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为传统科普宣传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互动性也为宣传者提供了方便的工作方法。由平时单方面策划宣传变成与更多的互动对象平等交流，可以使宣传工作更真实、更鲜活、更有说服力。

二、传统的科普宣辟员要善于甄别网上信息，把握好宣传导向

丰富多彩的多媒体信息，容易让宣传工作者眼花缭乱，网络信息有它不规范、不严肃、多、杂的虚拟特点，是一个自由空间，任何人多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地信息，很明显缺乏科学依据，有不可靠性、不真实性。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我们时常关注是好的，作为主流宣传，就是在科学真实的基础上体现高新技术的主题，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作为宣传工作者。在利用网络信息时要睁大眼睛，辨别信息的有用性和可用性，不能随手拿来就做宣传讲解，要牢记自己的职责，要有一种使命感，要服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要从大局出发，做到“守土有责”，不能“网云亦云”。要时刻保持警惕性，对待各种新鲜技术、新信息，不能马上当作宣传作品，而要当成素材看待，经过严格核实后，真伪自见分晓，这样既能保证传统宣传模式的真实性，又能维护现代宣传模式的时效性，所以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智慧。科普宣传内容要把科技体现和人文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既要精确表达，又要引人入胜，宣传员要注意培养这种能力，增强深入浅出的表达能力以及拟写标题方面画龙点睛能力，撰写出让公众能看懂的科普文章，体现高科技宣传模式的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