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散文十篇

时间:2023-04-05 16:09:34

名家散文

名家散文篇1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下面是给大家推荐汪曾祺关于美食经典散文,供大家欣赏。

栗子的形状很奇怪,像一个小刺猬。栗有“斗”,斗外长了长长的硬刺,很扎手。栗子在斗里围着长了一圈,一颗一颗紧挨着,很团结。当中有一颗是扁的,叫做脐栗。脐栗的味道和其他栗子没有什么两样。坚果的外面大都有保护层,松子有鳞瓣,核桃、白果都有苦涩的外皮,这大概都是为了对付松鼠而长出来的。

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脆嫩,只是栗壳很不好剥,里面的内皮尤其不好去。

把栗子放在竹篮里,挂在通风的地方吹几天,就成了“风栗子”。风栗子肉微有皱纹,微软,吃起来更为细腻有韧性。不像吃生栗子会弄得满嘴都是碎粒,而且更甜。贾宝玉为一件事生了气,袭人给他打岔,说:“我想吃风栗子了。你给我取去。”怡红院的檐下是挂了一篮风栗子的。风栗子入《红楼梦》,身价就高起来,雅了。这栗子是什么来头,是贾蓉送来的?刘姥姥送来的?还是宝玉自己在外面买的?不知道,书中并未交待。

栗子熟食的较多。我的家乡原来没有炒栗子,只是放在火里烤。冬天,生一个铜火盆,丢几个栗子在通红的炭火里,一会儿,砰的一声,蹦出一个裂了壳的熟栗子,抓起来,在手里来回倒,连连吹气使冷,剥壳入口,香甜无比,是雪天的乐事。不过烤栗子要小心,弄不好会炸伤眼睛。烤栗子外国也有,西方有“火中取栗”的寓言,这栗子大概是烤的。

北京的糖炒栗子,过去讲究栗子是要良乡出产的。良乡栗子比较小,壳薄,炒熟后个个裂开,轻轻一捏,壳就破了,内皮一搓就掉,不“护皮”。据说良乡栗子原是进贡的,是西太后吃的(北方许多好吃的东西都说是给西太后进过贡)。

北京的糖炒栗子其实是不放糖的,昆明的糖炒栗子真的放糖。昆明栗子大,炒栗子的大锅都支在店铺门外,用大如玉米豆的粗砂炒,不时往锅里倒一碗糖水。昆明炒栗子的外壳是黏的,吃完了手上都是糖汁,必须洗手。栗肉为糖汁沁透,很甜。

炒栗子宋朝就有。笔记里提到的“栗”,我想就是炒栗子。汴京有个叫李和儿的,栗有名。南宋时有一使臣(偶忘其名姓)出使,有人遮道献栗一囊,即汴京李和儿也。一囊栗,寄托了故国之思,也很感人。

日本人爱吃栗子,但原来日本没有中国的炒栗子。有一年我在广交会的座谈会上认识一个日本商人,他是来买栗子的(每年都来买)。他在天津曾开过一家炒栗子的店,回国后还卖炒栗子,而且把他在天津开的炒栗子店铺的招牌也带到日本去,一直在东京的炒栗子店里挂着。他现在发了财,很感谢中国的炒栗子。

北京的小酒铺过去卖煮栗子。栗子用刀切破小口,加水,入花椒大料煮透,是极好的下酒物。现在不见有卖的了。

栗子可以做菜。栗子鸡是名菜,也很好做,鸡切块,栗子去皮壳,加葱、姜、酱油,加水淹没鸡块,鸡块熟后,下绵白糖,小火焖二十分钟即得。鸡须是当年小公鸡,栗须完整不碎。罗汉斋亦可加栗子。

我父亲曾用白糖煨栗子,加桂花,甚美。

北京东安市场原来有一家卖西式蛋糕、冰点心的铺子卖奶油栗子粉。栗子粉上浇稀奶油,吃起来很过瘾。当然,价钱是很贵的。这家铺子现在没有了。

名家散文篇2

初中作文网权威初三抒情哲理散文 :时光—遥远的地方_100字,更多初三抒情哲理散文 :时光—遥远的地方_100字相关信息请访问初中作文网。 当风吹过沙滩留下一道痕迹,冬季的寒冰融化成叮咚泉水,看阳光穿过树叶撒下的斑点…我们,就要分手远航…

点点滴滴的往事浮现脑海,最后留下的,竟只有悲伤。太多的话无法言语,但愿回眸时,岸边还有熟悉的身影。

初三:蔡源琦

名家散文篇3

2010年8月20日,“第二届中国西部散文节暨大生态文学研讨会”在牙克石市隆重召开,举行了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呼伦贝尔分会成立揭牌仪式、牙克石市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并颁发了首届中国西部大生态散文奖。

2011年6月16~19日,“第三届中国西部散文节”在甘肃岷县隆重举行,中国西部散文学会甘肃省分会揭牌仪式,中国西部散文学会岷州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奖金高达35万元的第二届中国西部散文奖启动仪式同时举行。

2012年8月8日,由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国西部散文学会青海分会主办,青海湖管理局、中共互助土族自治县委、西宁市文联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西部散文节在西宁开幕,来自青海省内外的30余名作家、评论家、学者聚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西部散文创作取得的成绩、经验,并就西部散文创作状态、青海散文创作在西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青海女性散文创作的现状、青海散文创作与青海民俗的关系等进行了研讨。同时举行了中国西部散文学会青海省分会揭牌仪式,在互助县土族风情园举行西部散文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西宁、互助县、青海湖景区等地进行创作采风。

2012年10月12~15日,由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委主办、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文联承办的第五届中国西部散文节・贵州省散文高端论坛在沿河隆重举行。全国40多名散文作家、理论家就西部散文创作状态、贵州散文创作在西部散文创作中的地位、贵州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现状、贵州散文创作与贵州民俗的关系等进行了研讨。

2013年3月21~25日,第六届中国西部散文节暨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云南省分会成立挂牌仪式在云南双柏举行。来自北京、内蒙古、陕西和云南等省区市的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10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还举行了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云南创作基地揭牌仪式,中国西部散文创作研讨会,作家们分别就当前散文创作的方向、流派、创作方法发言。

名家散文篇4

散打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是以对抗性比赛为主,拳打、脚踢、快摔,进攻的立体性,技击性,实用性,观赏性更强。

【关键词】

散打;运动;发展

1 散打的概念及名称由来

散打是两人按照一定的规则,运用武术中的踢、打、摔等攻防技法制胜对方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它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散打”是相对于武术套路的固定动作而言,表示将武术套路中固定的攻防招术拆散运用于攻防实践。散打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谓,古称“相搏、卞、弃、白打”等,现代也称为“散手”,另外散打比赛是在擂台上进行,也俗称为“打擂台”。

对于中国武术徒手格斗形式的名称叫“散手”还是称为“散打”,从1979年开始试点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众所周知,名称是表示某一种事物的语言文字符号,它作为一种专用的概念术语应该反映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的本质特征。一种观点认为“散手”这个名称,尊重了历史的变革,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散”字,就表示散手、散着(招)、拆手、拆招的意思,在习练传统武术套路中,经常把套路招式拆开来进行徒手对练,武术徒手格斗形式称为散手,比较符合历史。另外“唐手道”、“空手道”等徒手对抗项目在国际上有这类带“手”的名字,称为“散手”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认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散手”这个名称不准确,不好理解,称为“散手”,老百姓搞不懂。“散”与“打”字相结合,表示运用武术的散招技法进行格斗、打斗,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比较通俗易懂,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

在武术界到底用“散手”还是用“散打”争论了很久。1999年以后中国武术协会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在正式的比赛和交往中,逐渐推广使用“散打”一词,但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还是没有做到统一,比如在国内比赛称为“武术散打”,国际比赛称作“武术散手”,在向外推广传播中造成了非常尴尬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武术散打在新时期的发展与推广。因此,为了厘清这两个概念的属性,统一概念名称,2009年中国武术协会专门举行了“关于统一散打与散手名称研讨会”的专题会议。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散手”这个名称已经完成了武术对抗项目试验阶段的历史使命;武术散手是武术套路运动形式的专有名称,应该回归到武术套路形式的范畴;武术散打是武术对抗形式运动项目的专有名称,应该属于武术对抗形式的范畴。从此,武术徒手格斗类项目统称为“武术散打”,简称“散打”。

2 散打运动发展的历史回顾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原国家体委提出了“积极、稳妥”开展武术散手运动的方针,在1979年按照竞技体育的模式首先在北京体育学院、武汉体育学院和浙江省体委三个单位进行武术对抗性项目的试点。同年5月在广西南宁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上首次进行了汇报表演;9月,又调这三个单位和河北省散打队在在第四届全运会期间进行了公开表演。

1980年10月,原国家体委开始拟定《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征求意见稿)。1982年1月制定了《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初稿),并按此规则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武术散手邀请赛和全国武术对抗项目表演赛。同年12月,在全国武术工作会议上本着“积极、稳妥”的原则,规定每年都举行一次全国性的武术对抗性项目表演赛,并不断试验,逐步发展;1988年9月,在甘肃・兰州第一次采用设擂台的方式举行了散手表演赛,至此,武术散手以擂台形式进行比赛被确定下来,散手作为武术竞赛项目已基本成形。

1989年,散手被国家体委批准为正式比赛项目,在江西宜春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全国武术散手锦标赛,并设“团体锦标赛”和“个人锦标赛”赛制,这是中国武术散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90年经国家体委审定,《武术散手竞赛规则》正式出版,并实行了裁判员、运动员等级制度,并批准了首批14名散手武英级运动员和第一批部级武术散手裁判员,同时出版了第一本中国武术协会审定的武术散手教材――《中国散手》,为武术散手的教学与训练提供了教材。

1991年,国际武术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武术锦标赛,散手被列为表演项目。但在此后每两年一届的世界武术锦标赛和亚洲武术锦标赛上,散手均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标志着武术散手正式进入国际体育竞赛殿堂。

1993年,散手进入第七届全运会。1998年被列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1999年,散手正式更名为“散打”,同时在比赛中除保留拳套、护齿和护档外,脱掉其他所有护具,使武术散打以一个更靓的形象出现在竞技体育大舞台上。同年又举行了三次“搏击职业试点赛”和两次“搏击水上擂台赛”。为了促进散打更好的发展,树立散打的国际形象,突出中国功夫的国际地位,1999年又同时推出了“中国功夫―美国职业拳击”争霸赛,使中国散打的知名度大幅度得到提高。这些比赛都为开拓国内外市场和满足观众需求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2000年3月,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暨首届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散打馆开战,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散打王”称号,随后又连续举办三届后因某种原因“散打王”争霸赛停办。2002年7月,经国际武联批准,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武术散打世界杯比赛,现已成功举办5届。2008年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上首次出现与奥运结缘的武术比赛,命名为北京奥运会武术比赛,其中散打比赛设置了五枚金牌,这次比赛既不是正式的奥运比赛项目,也不是表演赛,而是特设项目的比赛。2009年首次举办了中国武术散打职业联赛,简称CKA。

散打运动经过近30年的普及推广,在国内的竞赛已经初步成型,国内的常规赛事主要有全运会散打比赛,全国(男子、女子)武术散打锦标赛、全国武术馆校散打比赛、全国青少年武术散打锦标赛、全国武术散打精英赛等。另外在中国武术协会、国家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的支持与运作下,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中美、中泰、中法、中韩、中日等对抗赛,极大地提高了散打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多的人已经开始关注散打,喜爱散打。

参考文献:

[1]王培锟.对中国散打运动融入世界体坛的思考[J].体育科学研究,2010,14(1):28-31

[2]于万岭.散打发展论[J].体育文化导刊,2010,(1):102-105

名家散文篇5

专家学者在研讨会上畅所欲言,不唯上,也不唯下,各方面的意见都谈了。康戈武主任把大家的意见分成三种。一种就是明确地讲,散手和散打不是一个技术体系内的概念,散手属于武术套路的锻炼形式。练套路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学以致用,练好完整的套路后要通过拆招、喂手等等,通过练散手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散打和散手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用散打这个名称已经这么多年了,在武术界、在百姓心中已经是约定俗成了,而且国外也开始采用“散打”这个名称,特别是有散打王,有散打世界杯,对“散打”这个名称武术界也都认同了,对此没有必要再去深究第三种观点,认为散手是武术里包容量比散打还要大的一个概念,它既有套路形式的练习,也有自由格斗的练习,这个包容性比较大的概念,以后更有发展的空间。

应该说,这几种观点没有截然的冲突。讨论的目的,就是要确定在国际国内怎样去统一“散手”和“散打”的名称,用一个统一的名称以便于它的发展和推广。在听取大家的意见以后,康戈武主任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个就是要守根,要从武术发展的历史中寻求根源。一个是要立足于发展,传统要和时代统一起来。在武术发展的历史上,关于交手的格斗类的项目有些什么样的称呼?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材料来讲,“散手”一词最早出现在“相错畜,相散手”,“错畜”就是两个人抱在一起摔打,这是跟“散手”相对的一个词。交手格斗类的项目的名称,早先有“手猎”,就是要把对方擒获,有“手搏”,有“手战”,这是中国传统武术的根。散打的“打”是广义的打,是把各种打法融合起来的打,不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散打”是从“散手”发展而来的。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专家学者在讨论发言中更多地强调大众化,强调名称的上口,强调约定俗成。

康戈武主任还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在确定项目名称时要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日本的柔道在东方的格斗技术里率先走向世界,可是“柔道”这个词是后来出现的,最早它叫“柔术”。为了进入奥运会,日本人给“柔术”起了一个新名字,一个新名字使这项古老的运动轻装,使它不受以前的很多的观念的影响。柔术最早是打要害的,到了柔道就全变了,不再“锁喉”了,不再“踢裆”了,这种变化,更符合现代体育的要求。

韩国的跆拳道也是如此,也是采用了一个新的名称。原来的跆拳道叫做花郎道,“花”是年轻人,“郎”是男人,“花郎道”就是年轻的军官练习的技术。“花郎道”改叫“跆拳道”,以前的那些繁杂的东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名称、新的概念,更利于向世界推广。日本和韩国在我们前面做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尝试,用发展的眼光来为传统的运动定名称,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

名家散文篇6

由陕西乾陵管理处、咸阳文学院、《博闻》杂志编辑部共同举办的首届“武则天·乾陵杯”全国散文说大奖赛,即日起正式启动。

一、稿件要求:

①必须是与武则天、李治、乾陵相关的散文,游记散文、文化散文均可,不超过1500字。

②文章内容要新鲜、独特,文字要优美,富有诗意。每人连续投稿,不超过3篇。

③优秀稿件将在《博闻》首届“武则天·乾陵杯”全国散文大奖赛专版刊登,稿费照付。不容许抄袭、剽窃、,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 )

二、征稿时间:本启事之日起至2013年9月20日结束。以电子邮件显示的时间或当地邮戳为准。

奖项设置:大赛设一等奖一名,奖金3000元;

二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

三等奖10名,奖金各500元;

优秀奖50名,奖励门票两张。

四、评奖机制:评委由国内散文名家、评论家及相关媒体负责人组成。评选工作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所有来稿不退。2013年10月举行颁奖大会,邀请三等奖以上的人员参加。

征稿邮箱:

通联:陕西省咸阳市66号信箱大奖赛办公室,邮编:712000

名家散文篇7

访问者:马建智

韩晗:1985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2009年获得中国传媒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自2003年起至今,已在陆续出版长篇小说《寂寞城市》、随笔集《蝴蝶飞出地平线》、散文集《大国小城》与《侧影年华》等文学作品四部,并在大陆、台湾两地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文化的撒旦和上帝》、《中国当代文学史新论》与《话语的秩序》等学术专著四部。除此之外,还在《人民文学》、《山花》、《读者》、《作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民族》与《人大复印资料》等知名刊物发表各类作品四百余篇,曾获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一等奖、《上海文学》文学新人奖、首届天府文学奖等文学奖项十余次。

马建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甘肃平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现为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在《当代文坛》、《社会科学家》、《理论与改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并有专著《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出版。

马建智(以下简称马):作为一名写作者,你有着两种不同的被理解方式,在一些人眼里,“韩晗”这个名字,是一个令人惊羡、钦佩的名字,而在另一些人眼里,“韩晗”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你是去理解这两种不同的解读?

韩晗(以下简称韩):这两种不同的解读实际上隐藏了我这六年来的写作经历,从二零零四年一月至今,正好是我从文六年的纪念。有人说,作为作家,我是不成功的,因为我没有像郭敬明、安妮宝贝那样有很叫好的小说――而且我只有一本小说出版,这是有些不称职的,但是也有人说,作为作家,我是相当成功的,因为我的主要写作体裁是散文与文学评论,《人民文学》、《中华散文》、《读者》、《作品》等知名期刊都登过我许多散文作品,并且还上过中国散文学会与《散文选刊》的排行榜,但是现在的散文也被边缘化了,所以我没法与其他小说作家相提并论。

我还有一个身份,是文学评论者。这当然得益于我近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探索,但是这种研究与探索的写作仍然是小众的,主要反响在学术界,而不在民间,所以,我此刻的写作状态仍然是较为小范围的,或者说,在学术与散文之间游离,并未进入文学场的核心。

您刚才说的这两种不同的解读,是我的写作方式。一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在中国职业作家是很难生活的,我的目标是想成为一名大学教师――用时髦点的说法就是“学者型作家”,这个目标我在2004年初就想好了,记得当时我第一个告诉的人是张悦然,那时她还在新加坡,也是刚出新书。只是当时张悦然还不理解我的想法,当然,现在或许她会理解了。

马:我记得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对你曾有过这样的评价:“韩晗是80后新一代中很少见到的‘文化人’,这种文学吾家事,文字上十八般武器无所不能的文化人,‘五四’时代常见到,但此后就日渐少见,在专业分工过细的当代,几乎绝迹。”你认为赵毅衡先生的这句评价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启示?

韩:赵毅衡先生是我很敬重的前辈学者、著名作家,应该说,他是目前国内知识界真正有着“五四”精神烙印的文化人,我在他的身上,总能恍然地感觉到梁实秋、邵洵美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可以这样说,他一直是我的榜样。

至于赵老师说的这句话,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确实说到我心里去了。当然,这并非是因为我不谦虚,而是因为赵老师与我在文学创作上有着非常相近的观点。我们都很认同“五四”那一批作家的创作精神。

那一批作家,是真正地把文学当作“吾家事”的。譬如鲁迅、梁实秋、周作人、废名、老舍等等,他们既有很好的西学功底,也有很好的国学底子,他们既是一流的作家,也是一流的学者、翻译家与社会活动家。这是为什么那个时代经典迭出的原因。

我身上有很浓重的“五四”情结,我始终认为,那个年代的一批作家,他们的写作姿态很值得赞赏,写作理应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职业。艺术的职业化,只会让艺术进入到类似于工业生产的“体系”当中,这是不应该的。

就我本人来说,我一直都是在积极地寻找写作的兴趣点,譬如我现在正在着手的两个大工程,一个是“民国知识分子散文系列”,主要寻求“五四”时期那些被现代人遗忘的知识分子,并将它们散文化,一个是“民国文学刊物探索”,主要针对一些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民国文学社团、文学刊物进行研究,一方面考察其学术价值,一方面将其文学化,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文本,供更多的人了解、熟悉。

马:2009年你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已在台湾出版,并获得了洪子诚、张颐武、陈晓明、樊星与王尧等诸多知名当代文学学者的一致好评,目前大陆简体修订版即将问世,能否谈谈你为什么要将目光投射在“当代文学”,而不是你刚才所喜欢的“五四”?

韩:我的第一本系统性的学术专著目光在“当代文学”,这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许多人都会认为,我选择“五四”、民国基督教或民国出版业作为我的写作对象。但是我最愿意去研究、解读的兴趣所在仍是当代,我只不过是用“五四”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参照而已。

这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也是我个人创作观的寄托。在这本书里,我批评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先承后续的两个主流阶段――以“作协专业作家”为代表的文学职业化、政治化与以“出版产业化运作”为代表的文学商业化、娱乐化,这两个阶段的产生,就直接导致了当代文学没有好作品问世。

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现在仍然沉湎于“自造偶像”的无知阶段,某作家获了什么奖,就立刻捧到天上,各种头衔纷至沓来,恨不得让他去获诺贝尔奖才甘心;某作家出了什么书,就让他担任各种繁重的行政工作,美其名曰“人才培养”,这是不利于文学的举措,也是不熟悉文学规律的随意行为。

作家创作,就是一种随意性的行为。巴尔扎克、福楼拜、海明威,包括鲁迅,谁也不是作协养着的,也不是书商炒作的,而是他们自始至终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方式。夜深人静的时候,写点东西,当作消遣,在强烈的功利性之下,创作出来的东西都不能算是好作品。鲁迅说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东西,我倒不认为他是勤奋,我认为在他看来,喝咖啡与写作都是爱好,都是生活方式。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另一位学者杨小滨先生有着共同的认识,他在美国,看问题看的或许更透彻一些,记得我曾向他提及某位大陆“知名作家”的名字,他直接告诉我,他并不认为他是大作家,这位“作家”在将仅有几部小说被搬上电视之后,从此就翻来覆去地炒剩饭,在书商的“策应”下,他频出各种文集,出席各种商业活动,在电视屏幕上与三流歌手演员们一道做秀,这种人在五四时期,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当代人对于历史的批评权力应该是很小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把目光放在当代的原因,我们不熟悉历史,根本不知道那个年代人的真实想法,就像现在有些人指责鲁迅、周作人一样,我认为这种人是可笑的,但是我们有权利批评现在,我们是当代人,我们必须要为后人留下一笔真实可信的精神录,我们欢迎后人将我们的现实与这个时代的批评一起放置到长远的历史视野去考察,而不是让后人来妄自无端地猜测我们。

马:著名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干春松教授曾在博客上称赞你为“少年天才”,的确,十八岁出版长篇小说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确不多见,纵然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微乎其微。从时间上看,你和韩寒的起步年龄一样,作为与“八零后”创作的发展同步的写作者,通过这六年的创作,你认为“八零后”与“七零后”甚至“六零后”作家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韩:干春松先生是我一直非常钦佩的哲学家,他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过,曾给过我很大的启发,而且在我的散文中也多次援引过他的观点,我非常感谢干老师一直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但说实话,我不相信也不敢相信有天才一说,而且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天才只是他获得灵感的一部分,特别对于“八零后”来说,“天才”更不意味着有所作为。

至于“几零后”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几零后”,只要他们还健在,还在创作,那么他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组成,就必须要放置到当代文学这个领域中去衡量。

“六零后”与“七零后”甚至“八零后”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说,很多文笔老练的“八零后”作者,其作品很难被当作“八零后”的文本来解读,尤其是一些散文与历史小说创作,根本没法用作家的年龄来划分。

我不赞同用年龄来划分作家的方式,年长的“七零后”未必就比“八零后”成熟、老成,但是,赢得市场的“八零后”未必就能比“七零后”更优秀。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最大的目标是把文章写好,把每篇作品写好,作为一个评论者,我一般只关注作品,而不是作家的身份。

为什么说很多严格的文学奖,都是匿名评审出来的?恐怕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很多编辑、学者一看文章作者是八零后,顿时心生反感,脑海里出现的对应词不是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就是红头绿羽、故作矫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很多“八零后”作家们在创作道路上越来越难走的原因。但是,经过这六年沉淀,很多“八零后”作家都改行了――当然,很多一部分是混入文坛,以出书作为求职发财道路的,剩下还是有很多的优秀作家,经过了市场化的磨练,他们的作品仍然非常出色。

你说我这六年的创作是与“八零后”创作发展同步,我还需要补充一点,我和很多“八零后”写作者一起,几乎还是与中国出版产业化同步的,2003年正好是中国出版产业化的第一年,有很多作家那年和我一起进入文坛,现在仍然有历经磨难挫折还在“坚持战斗”的,他们都是好样的,其中有很多作家虽然改行――但是仍然没有放弃创作,他们把文学创作当作了一种生活方式,这很好。我相信,今后他们必然会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顶梁柱。

马:能否具体谈谈你的创作体验,或者说,对于你最擅长并且取得较大成绩的散文创作,你有什么感受?

韩: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初,我应邀去某一个大学做讲座,邀请我去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学生会女干部,这个女生一开始对我显示出了很了解与较为崇拜的样子,甚至连我早些年觉得很不得体的作品她都津津乐道,我既感到自愧,亦有些感到高兴,作家从来都是不嫌读者多的。但是,当我跟着她走进会堂的时候,她说的第一句话却让我有些非常的不舒服,她说“热烈欢迎作家韩晗先生来给我们讲课,希望喜欢写小说的同学多像韩晗先生请教。”

在这里我没有任何嘲笑或是讥讽这位女生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在大多数时候,很多人会把“作家”与“小说家”等同起来,就像“医生”这个词汇直接指向“西医”一样,很多时候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东西会将一些概念的内涵或是外延进行改变,这个问题早被德里达等结构主义学家说得很透彻,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最擅长的是却是散文,却不是小说,这不错,我现在很久没有写像样的小说了,当然,有时候也会写一点,但未能体系。

我曾在去年底总结了一下,从2003年到现在我一共发表了两百四十六篇散文,其中主要集中在文学期刊上,像《青年文学》、《民族论坛》等杂志都为我开设过较长时间的散文专栏,并且现在还在为《读者》杂志撰写专栏,其他稿件也都零零散散地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民族》、《中华散文》、《散文选刊》、《海燕》、《作品》、《滇池》与《鸭绿江》等刊物上,林林总总的两百余篇,通过我的感受,我觉得这些论文似乎都在指向同一个命题――反思。

所谓反思,理由很简单,我的这些散文都是随性之作,有时是背着笔记本电脑,在丽江下面的小餐厅写的,有的是在汶川某小旅馆里写的,有的是晚上一个人在练完书法以后写的。我没想过这些散文今后能够结集出版,更没想过获得这样或是那样的文学奖。社会习惯认为,写散文的不是作家,写小说的才是作家,我当时加入中国作协时填表,“主要创作体裁”那一栏填写的却确实是散文。我认为,散文本身有比小说更强烈的反思性――尤其是对于日常生活的反思,因为散文本身比小说更接近纯文学,它抛弃了情节、结构、叙事等一系列附加元素,直接以文学的形式进入到客观存在的深处,像我这种把文学当作生活方式的人,更适合于散文创作。

马:在青年作家中,像你这种不为功利而写作的作家实在是非常少,特别是把写作当作生活方式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了。你是如何理解文学创作与生活两者之间关系的?

韩:我认为,文学是一种很虚的东西,但它一旦和生活相联系,就又变得很实在,以前我们说,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恩格斯在他的名篇《致康拉德・施米特》里也说,文学是“漂浮在上空”的意识形态,这些论断都说明,文学本身就有着虚与实的两重属性。我主张文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让文学来替代生活――文学来替代生活就是作家的职业化。就我个人的感受而言,关于文学创作与生活的关系,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是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属性,在任何时代,文学创作本身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它与“生活”是母集与子集的关系,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营养,而文学又作为生活的调剂,写作者与生活、文学的关系应该采取两两旁观的态度,既要与生活保持距离,也要与文学保持距离,这样才能以更精准的态度,以文学的态度更客观地把握生活,很多人不是专业作家,但却有着很优秀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原因。

第二,文学创作并不适合所有人。我从来不会鼓励某个中文系的学生,好了,你去当作家吧。我在很多大学都有过讲课的经历,每当讲完之后,都会有学生拿着自己的稿子找到我,韩老师,我能当作家吗?我说,你最好不要当作家,如果你非要做,你千万不要当职业作家。有时候我都会因为我说出这样的话而好笑,当然我当时的态度确实是很严肃的。写作有时候确实是苦力活,这种痛苦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承受的。如果你把文学当作职业甚至信仰,你某天灵感枯竭了怎么办?

第三,文学和生活的关系,应该是镜子和本体的关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建立在写作者本身精神状态之下的。有些外企职员写出了职场小说,有些导游写出了游记散文,我认为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一个作家,自己呆在家里闭门造车,或是到某单位挂职三两天,再写出相关题材的小说,这是不切实际的,这不是文学,这最多只是一种类似于幻象的文本。

文学文本一旦与幻象挂上这就很可怕了,当然,我在这里不是指科幻小说,有些文学本身说的就是幻象,作者可以告诉大家,这就是科幻,就是神话,大家不会把这个文本当真,那么这个文本本身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有些作家却打着写实主义的旗帜,但在文本中却拉进去太多他自己自我的、想当然的东西。比如现在有些小说是鼓吹“小三”的,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小三”都没有好的下场,但是小说里的“小三”却“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事实上他没有当过“小三”或者说他没有把“小三扶正”的经历,那么他的这个文本最多只是他意识形态的反应,而不是他生活的反应,这种文本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特别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甚至有些混乱的社会里。

我总说,文学不应该“载道”,但也不应该“叛道”,前些年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与欲望写作等若干主题风起云涌,无论男作家女作家,都蜂拥而上将自己的性事大肆宣扬,西方、日本的小说里也有这种叙事,但人家却能给美感,而我们,却只是没休止的,为什么?恐怕还是因为这些作家本身不是在用文学来叙述生活,而是用文学来,与幻象的文本相比,这种文本就更可怕了。

之所以我主张把文学作为一种生活状态,除了我本身喜欢较为单纯的散文创作之外,很大原因还是因为我的文学观。很多写作者急功近利,希望一炮而红于是便去写流行小说,如果还嫌不够快,那就去写身体写作、离奇古怪或有悖人伦的小说――确实,这是一种一夜成名的方式,我们的媒介确实还缺乏监管,大众的价值观的确仍存在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从事这样的写作会离文学更近,而是离文学更远了,或者更苛刻点说,这是“出版产业化”在不成熟阶段产下的恶果。

马:读你的评论,有时候感觉很尖锐,甚至很痛快,但读你的散文,却很温婉,很平和,作为当下一名作家,你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批评而将自己的写作姿态弄混乱了?

韩:批评也要自我批评,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是批评家,这不奇怪。除了我的杂文之外,我的学术论文还是很平和的,我尽量不去触痛一些文坛的矛盾,很多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去解决的。赵毅衡先生也说过,与很多作家、评论家相比,我是相对独立的。但是我也要注意到很多文学同行的情感,毕竟文学批评不是马路上骂街,中国的新文学才刚刚九十年,而且期间还有如此频繁的政治运动与战争,而西方的文艺复兴却有了三四百年的历史,很多问题不是靠发牢骚就能解决的。

我虽然从事文学批评,但并不欣赏很多批评家的“酷评”姿态,这个词现在还没有更精准的英文翻译,但是这确实是一种故作姿态的刁钻批评,我向来主张,“现代文学以史为主,当代文学以论为主”,并且我自己也是这么去做的。因为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史料的意义远不如批评的价值,我们无法要求古人,但可以要求今人,这是我为什么如此用心在文学批评上的原因。

一种秩序的重构,需要我们大多数人来解决,并不是一个人几个人可以去完成的。尤其是文学秩序,我承认,我需要自我批评,更需要来自于别人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要是带有目的性的重构,我们改正了某些问题,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批评、炒作或是个人恩怨而批评。

那么,对于这种批评的追求就不会让我有“弄混乱”的可能了。因为我的散文也是对于我本人文学观念――即文学作为生活方式的实施与践行,而我的批评也是一种对于文学观念的实施与践行,两者在这一点上并不矛盾,所以说,我的批评实践是不会影响到我的文学创作的。

马: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更实际一点,你最喜欢创作哪种风格的散文?或是,你最满意的散文创作是哪一种风格?

韩:我最满意的是关于历史反思的散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放弃对当代的思考,恰恰,正如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反思历史的目的正是要反观当代,当代人所存在的问题往往要从历史中去解决,这就是以史为鉴的实践。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对于历史遗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文化等问题的散文化,仍然是我目前从事散文创作最好的突破口。

从文学精神上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关于历史的。一方面,职业作家与畅销书作家为了博得眼球,戏说历史、篡改国故,在小说、电视里,皇帝大臣可以天上飞,古人竟可以唱卡拉OK,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哈哈一笑,这种情况在西方、日本甚至韩国都很少见,恐怕这是中国人在当代的专利,但是我们的后人看到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留给他们,实在是一种悲哀。

名家散文篇8

征文活动期间,文联安排专人通过电话或QQ,与60余位在册业余作者取得联系。同时,为了发现文学新人,拓宽征文渠道,还到各乡镇粘贴征文启事,争取县电视台支持,在电视频道和广场大屏幕征文启事。因为宣传到位,动员广泛,老作者新作者积极踊跃参与,至征文结束,收到133人133件征文稿件。征文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有领导,有干部、有工人,有教师,有农民,有学生。

为体现评选工作的客观公正,本次征文活动评委会邀请了楚雄作家、评论家、文化学者的加盟。评委会组成:主任饶云华,云南省作协会员,姚安县文联主席。评委林刚,云南融和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评委余继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楚雄州作协副秘书长。评委杨荣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楚雄州文艺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评委陈永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学会理事,楚雄师院中文系教授。根据来稿情况,评委会制定的评选原则是:征文内容必须富于真情实感,网络作品借鉴少或无;自创性,与众不同;紧扣“荷城与荷文化”主题要求,艺术性强。根据这个原则,评委在独立完成征文稿件阅读的情况下,除按要求筛选征文稿件外,对一、二、三等奖还写出了100字左右的获奖评语。评选结果是:在133件作品中,筛选入围67件。入围作品中,散文44件,诗歌23件。其中一、二、三等奖9件,鼓励奖20件,其余38件为入围作品。对入围作品,虽然不表彰,但给予每件作品50元的鼓励。

2013年3月19日,为丰富民间传统节日“龙华会”活动内容,营造荷城节日气氛,在融和新城“荷城印象”售楼部门前街道上,搭台举办了姚安县“荷城印象”有奖征文颁奖文艺晚会。晚会由姚安县文联主办,华程立品房地产公司“荷城印象”项目承办,昆明市杂技团、昆明艺术学院参加演出,其间还安排了3件获奖作品登台朗诵。晚会由州电视台2名节目主持人主持,州文联领导和县委、县政府以及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为获奖作者颁发了奖状和奖金,并观看了演出。整台晚会精彩纷呈,三千多观众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本次有奖征文活动,是我县文联借助企业力量助推文艺事业发展的一次盛会,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相互交流学习提高的一个平台,是发现文学新人壮大文学创作队伍的重要平台。

附:姚安县“荷城印象”有奖征文评选结果

一等奖(2篇)

《荷道》(散文)作者:周智慧

《月光下的荷城》(诗歌)作者:段海珍

二等奖(3篇)

《梦里姚州清歌荷语》(散文)作者:胡佳露

《小时候的那个荷花塘》(散文)作者:罗云进

《荷城如画》(诗歌)作者:樊 燕

三等奖(4篇)

《姚安人爱荷》(散文)作者:宣

《风雨莲花》(散文)作者:乔仁潭

《荷的联想》(散文)作者:胡美莲

《家住荷城》(诗歌)作者:董家成

鼓励奖(20篇)

《荷城的荷》(散文)作者:普正文

《荷城印象》(散文)作者:唐寿臣

《荷城畅想》(散文)作者:黄永灵

《荷城荷花香》(散文)作者:班禾芹

《荷城姻缘》(散文)作者:罗莉仙

《荷城轶闻》(散文)作者:施怡磊

《忆荷》(散文)作者:王文娟

《荷叶上那一滴泪珠》(散文)作者:刘燕婷

《荷韵荷情》(散文)作者:何中林

《心荷的召唤》(散文)作者:尚丽菊

《心仪荷城》(散文)作者:李文顺

《荷城印象》(散文)作者:唐 云

《开满莲花的荷塘》(散文)作者:孙德华

《荷女》(散文)作者:张雪妮

《荷城花开》(散文)作者:唐南奇

《姚安,我美丽的地方》(散文)作者:董建琼

《荷花盛开的地方》(诗歌)作者:戴国斌

《梦荷城》(诗歌)作者:王家俊

《春与荷城赴约》(诗歌)作者:卓跃琼

《故乡荷城》(诗歌)作者:石发香

入围作品(38篇)

《爱你“荷城”美》(散文)作者:金 勇

《等你宛在水中央》(散文)作者:周

《荷城荷香》(散文)作者:刘荣先

《荷城寻荷》(散文)作者:徐海元

《荷乡溢彩 荷韵流芳》(散文)作者:金朝荣

《荷乡韵律》(散文)作者:李珂

《荷之城》(散文)作者:周庆荣

《荷之韵》(散文)作者:李奉诚

《记忆中的荷塘》(散文)作者:林昆

《莲花处处开》(散文)作者:刘泳江

《藕之情结》(散文)作者:罗贤

《诠释荷城》(散文)作者:陈晓峰

《我爱荷城》(散文)作者:董 旺

《我愿为莲》(散文)作者:李凤莲

《仲夏荷城迷人醉》(散文)作者:季晓燕

《故乡的荷田》(散文)作者:张杰

《荷城趣闻》(散文)作者:詹劲松

《荷城随思》(散文)作者:周 斌

《荷城》(散文)作者:王娟花

《荷城我的家》(散文)作者:-周永俊

《故乡感慨》(散文)作者:曹兴瑞

《荷城荷花别样红》(散文)作者:赵章才

《长在荷城》(诗歌)作者:钟晴

《故乡的荷》(诗歌)作者:郑兵

《荷 城 印 象》(散文诗)作者:陶宏松

《荷城春韵》(诗歌)作者:-罗世永

《荷城恋曲》(诗歌)作者:关翠平

《荷城姚安》(诗歌)作者:马华礼

《荷城印象》(诗歌)作者:张娜

《荷城与荷文化》(诗歌)作者:孟东虎

《记忆荷城》(诗歌)作者:杨朝祥

《阑珊荷城》(诗歌)作者:高丽英

《梦回荷城》(诗歌)作者:李新春

《梦里天堂》(诗歌)作者:孙勇

《忆荷城》(诗歌)作者:黎正华

《咏荷》(诗歌)作者:潘建明

名家散文篇9

[关键词] 冯伟林;余秋雨;散文;文体;比较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1)06―0094―05

Abstract:FENG Weilin’s prose and YU Qiuyu’s differ markedly in such aspects as subject selection, theme expression,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language style. All these differences are attributed to that in discourse, political discourse,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writer’s identity of an official, or cultural discourse,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riter’s identity of a cultural scholar. Thus, a writer’s subjectivity forms the key element in his style.

Key words: FENG Weilin; YU Qiuyu; prose; style; comparison

冯伟林是近年来散文创作界的一匹“黑马”,他的散文创作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话语”,被评论界冠以“新儒生散文”称号,为散文又增添了一新的体式。在当代散文创作的记忆中,余秋雨散文的 “文化话语”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有趣的是,冯伟林的“政治话语”和余秋雨的“文化话语”有着相承的血脉,冯伟林就曾坦言自己的创作受到过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但这并不妨碍这两种散文话语具有各自的独特性。将这两种散文话语做一些比较,也许不无意义。

在文体批评的意义上,话语与文体庶几近之。文体是作家特定的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表现为文本就是话语形态,具体体现为作家对题材选择、主题凝聚、结构呈现、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美取向。这里,题材选择、主题凝聚等审美取向构成文体的内核,呈现为作品话语的艺术内容特征;而结构呈现、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审美取向则构成文体的外貌,呈现为作品话语的艺术形式特征。由此,笔者拟从题材、主题、结构、语体四个方面对冯、余的散文话语做一些比较,以期获得对散文创作的一些普遍认识、借鉴和启示。

一 题材的异同

整体式、全景式的完完全全以“历史文化”作为抒写对象是余秋雨与冯伟林散文在题材上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使他们的散文不同于以往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而开拓出了散文的一种新体式――历史文化散文。当然,这种开拓性属于余秋雨,冯伟林只是其追随者、效法者。

以“历史文化”作为抒写对象是余秋雨散文在题材上的总体特征。余秋雨散文的题材取向不是现实生活人事,而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等,余秋雨散文在时态上不是现在时,而是过去时,不是现实的感悟,而取回忆的态势,历史的回忆、追溯、思考构成余秋雨散文的主体内容。一本《秋雨散文》,涉及的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彩断片。纵观余秋雨散文的文题几乎是一个个历史文化的标签。因此,题材的整体创新与开拓也是余秋雨散文取得成就引起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出现并引起轰动后,自然就有了效法者,可以说,冯伟林就是其效法者之一。冯伟林的散文集《谁与历史同行》、《借问英雄何处》、《煮史论圣贤》、《书生报国》,从书名上看,就有一股历史文化气息扑面而来。

但冯伟林和余秋雨的散文在题材取向上只是大致趋同,即在大方向上都是面向历史,而在具体素材的经营上,很显然,二者具有不同的路数。艺术创作是以作家的文学愿望、个性和个人优势的充分发挥为其前提条件的,冯、余散文题材的这些不同特征与作家主体条件、精神气质和创作意识有关,也就是说,是冯伟林和余秋雨各自不同的主体精神决定着他们在题材上不同的审美取向,从而形成了他们散文题材方面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

余秋雨的第一本散文集命名为《文化苦旅》,一个“旅”字使他的散文多以游记形式出现。余秋雨散文中的历史文化总是与山水名胜古迹连在一起。这是自然的,一处山水,之所以成为名胜古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文化名人在其上留下的足迹,得力于在此处发生的历史文化事件,山水借文化成为名胜,历史文化使自然山水变成了人文山水。余秋雨散文所选择的就是这些成为名胜的人文山水。这里,山水,只是余秋雨旅行地图上的一个个现实目标,而进入作家内心视野的是山水背后的历史文化。也许,余秋雨最初旅行的目的不是历史文化,但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文化就像一个磁场始终牵引着他,想摆脱也摆脱不掉,余秋雨从使人沉重的书斋走向山水,企图释放自己的身心,而作为一个文化学者的惯性又使他在山水中看到的是沉重的历史文化,“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是文化人的宿命。而这一宿命却造就了他轰动文坛的秋雨散文。余秋雨一边在山水间行走,一边以文化人的眼光打量山水,打捞历史文化,这种创作的情势使他的散文在题材上就呈现出山水人文和人文山水互为交织的特点。又因为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伴随他的旅行而产生的,于是他的抒写对象就具有了流动性和随机性的特征。

如果说,余秋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是从使人沉重的书斋走向释放自己的山水,那么,冯伟林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则是从喧嚣繁琐的办公室走向宁静沉思的书斋。不同的出发点,相反的走向造就了各自的散文成就。

稍作对比,就可发现,冯伟林散文的题材与余秋雨散文的题材有着迥异的特征。

第一,冯伟林散文的历史材料来自作者读书的资源,来自典籍,具有“实在”的特征。相对来说,余秋雨散文的历史材料除了他的读书资源外,还来自他的学术研究和广博见闻,甚至还来自他的想象(不然他就不会招致来自史实的批评),因而多多少少具有“虚化”的色彩。我们从冯伟林散文中看到的是勤奋与“厚积薄发”,而从余秋雨散文中看到更多的是才气与充沛激情。冯伟林是厚实的,余秋雨则是广博的。

第二,冯伟林散文抒写的对象主要是历史人物,而余秋雨散文所写的大多是历史事件,或者说,冯伟林是从历史人物引出历史事件,是围绕人物来写事件,写事件是为写人物服务的。而余秋雨是从写历史事件引出历史人物,历史人物只是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可能与他们不同的写作目的有关,冯伟林的创作是为了还原英雄,从而呼唤英雄,于是他写了一系列的英雄人物,被论者们评为“英雄符簇”。余秋雨的创作目的与他的文化学者身份有关,他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事件中的文化意蕴和文化人格的重建,所以他的创作视点自然不会落到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身上,而是着眼于整个历史文化事件。

第三,冯伟林散文辐辏于湖湘文化,选材上有一个大体的既定范围,那就是与湖湘文化有关的历史英雄人物。余秋雨散文的取材则呈现散点的、流动的、随机的态势,凡属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事件和精彩瞬间都可以进入他的散文视野。

一个作者的题材选择,与他的创作理念、审美志趣有关,也与他自身的经历有关。冯伟林选择湖湘历史英雄人物为题材,是一种基于自身内在的审美需要和精神追求的自觉行为。冯伟林,一个被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孕育成长起来的读书人,一个有血性的湖南汉子,一个具有使命感的政府官员,其积极向上、沉雄刚健的主体精神自然会选择心仪已久的大智大勇的英雄群像作为审美对象。

相对于冯伟林题材选择的审美自觉,余秋雨的题材选择则处于不自觉与自觉之间。“不自觉”说的是余秋雨选择历史文化题材创作散文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机缘促成,是他对书斋生活的一种厌倦而又受到外部的诱惑从而寄情山水的机缘促成,“自觉”则指他作为一个文化学者对“人文山水”的必然向往和对山水中包含的历史文化意蕴的“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

二 主题的对比性特征

冯伟林的散文与余秋雨的散文在主题上有着相承的一脉,那就是对历史人物的人格探询和对历史事件的意义追问。所不同的是,冯伟林更多的是对英雄人格和政治意蕴的探询和追问,而余秋雨则是从更普遍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文化人格和文化意蕴的审视和思考。正是这种整体主题趋向的不同也导致了冯、余散文主题整体形态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冯伟林散文的主题具有鲜明单纯的形态特征,而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则正好相反,显得隐晦复杂。这是笔者阅读冯、余二位作家散文时在主题意蕴上的总的印象。

从整体上来说,冯伟林散文的思想情感意蕴并不复杂,显得统一而又单纯。冯伟林散文的主题概括来说就是“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就是心忧天下、报效祖国的政治情怀。冯伟林的写作,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就是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政治理念。他的散文反复吟唱的就是这一宏大主题。

余秋雨散文的主题,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倾吐一种文化感受”。“这种文化感受越来越强烈,如鬼使神差一般缠绕心头。奇怪的是,虽然强烈却无以名之”。(《文明的碎片》题叙)强烈而又无以名之的“文化感受”,作为散文主题自然隐晦而又复杂。说余秋雨散文主题“隐晦”,不是贬词,而是指阅读余秋雨散文时对其主题的把握状态,对余秋雨散文的主题,不是一个词两个词能概括的,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有时只能靠感觉,靠体会。这是由于其复杂多重造成。

如果将冯伟林和余秋雨的散文同时对比着读,就会获得如下一些相对应的感觉:

冯伟林呼唤英雄回归,散文中洋溢着对英雄的呼唤与赞美,显得刚健有余,深婉不够,缺少厚味;余秋雨倾吐文化感受,散文中充满了对古老文化的眷念与无奈,颇多唏嘘感叹,呈现出伤感阴郁的格调,温软有余而激愤不足。

如果说,阅读冯伟林的散文,一直被他直抒胸臆的政治情怀与报国激情所振奋,但释卷之后,激情之余,归于平淡;那么,阅读余秋雨散文,就会时时被文中流布的深婉曲致的文化情绪和心曲所感染,并留下久久的思索与回味,获得哲理感悟的同时还有叹惋和悲情。

冯伟林为湖湘英雄立传;余秋雨与古老文明对话。

冯伟林的主题取向外的姿态,寻找英雄和楷模;余秋雨的主题取向内的姿态,寻找自己,寻求精神的皈依。

冯伟林是从历史审视现代,而余秋雨则是从现代审视历史。

冯、余散文主题的表现有着迥异的路数,具有鲜明的对比性。总体来说,冯伟林采用的是“聚焦――放大”式,余秋雨采用的是“造像――推演”式。

冯伟林说:“我只是聚焦一部分历史人物,着眼的只是某一个侧面或某个核点,然后放大去写。仅此而已。”这个被作者“聚焦”后又“放大去写”的某一个侧面、某个核点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冯伟林散文“聚焦”的历史人物都是政治名人,都从不同方面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且都具有英雄的特质,作者将这些人物的英雄特质作为散文的核点“放大去写”,集中而又鲜明地表达了仰慕英雄,呼唤英雄的主题。

显而易见,冯伟林的创作目的和主题趋向非常鲜明,并与他的政治身份和政治理想契合统一。可以说,冯伟林的审美理想就是他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他是带着政治理想来创作散文从而形成他的审美理想的。对于这一点,作者态度鲜明,毫不矫饰。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的和谐统一,既显示了作者完美的人格,又体现了诚实的文体品格。

如果说,冯伟林笔下的人物是一群英雄,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么,余秋雨笔下的人物是一群文人,显出复杂的状态。冯伟林聚焦于人物的英雄特质,余秋雨的笔触指向历史上文人们不幸的命运。余秋雨不厌其烦地描述着一代代正直的文人不幸的命运,并由他们的命运轨迹推演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和整体“文化人格的演进”历程。余秋雨的这种主题表现模式有两个环节:一是为历史造像,即将文人命运中的一个片断描绘成一个历史镜头来凸显其文化意义。二是向文化推演,即由人们习而不察、熟视无睹的现象向着文明和文化主题推演开去,上升开来。余秋雨对进入他笔下的历史现象可以说是不依不饶、层层深入、寻根究底、辩驳诘难、追逼拷问,最后“上纲上线”。余秋雨总想也总能从历史表象、寻常事件看到其背后深刻的文化蕴涵,这是他作为文化学者的思辨与学术惯性使然。如从“笔墨丹青”看到“对人格内核的直接外化”(《青云谱随想》);从“毛笔”看到对“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笔墨祭》);在《寂寞天柱山》,写故园感、归属感,提炼出了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叩问《乡关何处》,思索故乡与漂泊的命题;从《天涯海角》探求女性文明、母性文明、家园文化、地域文化。

在主题的表现上,冯、余二人还有一个对比性的特征:冯伟林散文的主题具有先入为主的预设性质,因而鲜明、稳定、纯粹;而余秋雨散文的主题却是苦苦思量与追索的结果,时时处于思想的明灭间,如爝火,如晨星,晦暗、飘忽、朦胧、无可名状而又意味无穷。

三 艺术结构的不同形态

文体结构是作家写作思路和表述策略的文本体现,文章结构问题就是文章构思问题,而文章构思具体来说就是如何取舍、安排、组织写作材料。就历史散文创作而言,写作材料是纷繁复杂的,它至少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客观的历史材料,一是作家主观的现实感悟,而这两方面的材料都有感性与理性的成分。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在构思上就要处理好这些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等因素的关系。作为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冯、余二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以上构思问题,他们对这个构思问题的解决策略在文本上就体现为他们的文体结构特征。

冯伟林散文的结构艺术集中体现在驾驭历史材料及处理历史材料与主体情感的关系上。对历史材料的驾驭,在文本上体现为对历史材料的叙述,而要不堆积史料,不被史料牵着走,叙述主题的选择则是关键。冯伟林散文的叙事选择,整体上有一种主题趋向,既关注历史人物生前的丰功伟绩及其影响,还用相当重要的笔墨来抒写英雄的死亡并突出其影响,由此而形成“叩问生死”的叙事主题。这实际上就是作者驾驭宏大繁复的历史题材的一种文体策略。

读冯伟林的散文,明显地感觉到有一股贯穿全篇的情感之流在激荡。这股情感之流像一条红线,像一个磁场,显然在作品中起着文体凝聚的作用。贯穿冯伟林散文中的感情有两种:一种是对历史及其人物的“温情与敬意”,另外一种是作者个人的政治抒怀。冯伟林对历史事件的叙写,遵循的是情感的逻辑,而不是时空的逻辑。对写作材料的剪裁和组织都服从情感节律起伏的需要。因而,读冯伟林的散文,开始可能觉得在叙事结构上有点散乱,但多读几遍,用心体会,就会把握其中的情感节律,看出作者以事为纬,以情为经,以论为魂的文体结撰艺术。

如果说,冯伟林散文的结构艺术集中体现在驾驭历史材料及处理历史材料与主体情感(客观和主观)的关系上,那么,余秋雨散文的结构艺术则集中体现在处理情与理的关系和情理交融意境的营造上。在余秋雨散文的思想内容要素上感性与理性、诗情与哲理、激情与冷峻一直构成一种矛盾与张力。余秋雨的抒情大都是与智性的深思沟通的,余秋雨力图把诗情和智性结合起来,从单纯的审美走向情理交融的审智。与冯伟林用情感为主线贯穿全篇做文体凝聚不同,余秋雨散文的深层结构是用他独创的“人文意象”来贯穿纷纭的信息。余秋雨散文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宏大而庞杂,而整合统一这些信息的方法就是提炼一个统一而单纯的“意象”,集中的意象把抽象的概括性化为可感性,而意象的感性与诗情蕴含着理性与哲理,于是就形成了情理交融的意境。如把满清一代的历史集中在承德山庄的意象上:“它像一张背椅,在这上面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这个意象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

四 语体风格的差异

有论者指出,冯伟林散文的语体风格为“有温度的政治话语”。这是冯伟林散文的语体风格与其他散文作家的不同之处。有温度的政治话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政治话语词汇为主;二是“有温度”的话语情态。

政治话语词汇是与政治有关的词汇,主要指涉的是“我”与国家关系的话语,谓之“大我”话语。显然,冯伟林的散文与其宏大的题材、主题相对应,其话语词汇主要是指涉“大我”的政治话语词汇。冯伟林散文的政治话语词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治观念(思想)词汇、政治名词词汇、政治行为词汇、政治价值词汇。在这四类词汇中,行为词汇和名词词汇用来叙事,而政治价值词汇和政治观念词汇用来抒情议论。冯伟林散文的这些政治话语词汇都是高频词,在词汇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般来说,政治话语都是抽象的、高调的、宏大的、冷冰冰的。而冯伟林散文中的政治话语却是冲满热情的,带着温度的。这“热情”和“温度”来自作者主体精神对文体的灌注,来自作者对笔下英雄人物的“温情和敬意”。二者的结合,使冯伟林的散文充满了抒情性的议论和议论性的抒情,并以此构成文体之魂。

冯伟林散文语体风格的总体特征为“有温度的政治话语”,这与他作为官员作家的身份相符,也与他创作目的与审美需求的自觉性有关。余秋雨是一个文化学者,是因学术研究颇感困惑、倦怠后“不自觉”地进入散文创作的。因此,他的文化智性和学术惯性自然会不自觉地带进散文创作中,影响他散文文体风格的形成。与冯伟林“有温度的政治话语”具有鲜明的对比性质的是,我们也可以毫不矫揉造作地把余秋雨散文语体风格的总体特征概括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话语”。其具体特征集中显现为以下两点:知性为其神骨,诗性为其体貌。

“学者散文”是余秋雨散文几成定论的称呼,“学者”之于“散文”的意义就在“知性”,或者说,“知性”是“学者散文”区别于其他散文的显著特征。有论者评说余秋雨:“他的散文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理”即知性是余秋雨散文的主宰,由此,知性也就成其为散文话语的内在支撑――神骨。余秋雨散文的知性既体现在话语内容上,也体现在话语形式上。

王尧指出,余秋雨散文标志着散文创作领域的“知识分子话语转换”。[1]知识分子话语在话语主体上有一个特点,就是精英意识和启蒙立场。这一特点表现于话语形式就是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如《抱愧山西》一文,分析性文字几乎达到三分之一。其中对山西商人败落原因的分析竟长达五页之多。不仅文字比重如此,就整篇的思维结构也是偏重于分析性的,而不同于以描述性为主的散文:抱愧山西!为什么抱愧?是因为误解了山西。“误解容易解除,原因却深可玩味。”于是,思路就沿着这一分析性的轨迹出发了。思辨是余秋雨擅长而又喜欢的,这是他的专业优势啊,当然要发挥了。诉诸理性时,余秋雨当然要思辨,但即使是诉诸感性的抒情时,余秋雨也不会放弃思辨。这样就形成了余秋雨情理合一的语言风格。

如果说,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是出于余秋雨学者的思维惯性使然,那么,敢于界定,就是余秋雨精英意识自信心理的表现。像下面这样使用断然语气的文字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是比较多的:“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流放者的土地》)“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情义、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这里,“我敢断言”、“必定”、“一定”都是断语。换一个作者,可能把“必定、一定”改成“也许”。在余秋雨的散文中,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三者是统一的。有分析,有思辨,就必然有界定,界定是分析和思辨的必然结果,在行文中,有时也有先界说,再分析思辨,相当于议论文中,先提出观点,然后再论证。如在《抱愧山西》中,对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就是先提出界说“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然后一一加以分析论说。

与“长于分析,乐于思辨,敢于界定”相适应,余秋雨散文话语的知性特征还表现在用词上高频地使用学术词语,诸于“耗散”、“构建”、“表征”、“情结”、“文化人格”、“通用电码”、“意味”、“消解”、“机制”、“文化信号系统”、“生命信号系统”等等这样现代甚至当代性的学术词语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不时流泄。这与冯伟林散文中大量出现的“政治词汇”又形成鲜明的对照。

有人评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联姻,便产生了学者散文,其代表作当是余秋雨散文。当余秋雨把‘思想装进了散文的美丽的容器后’,便创造了散文的新形式。”[2]学者散文,首先是散文,是艺术,它首先要受到审美规范的制约,“容器”的“美丽”是它作为文学存在让读者接受的前提。固然,“知性”(学术性)做为内在神骨,给余秋雨的散文灌注了智性气质,提升了文体的内在品质,但是,如果他的散文缺乏诗性表达的话,同样会面目可憎,令人无法接受。所幸的是,余秋雨深知这一点,他把这些散文写作确乎是当做文学创作的。对他来说,文学性或诗情的追求恐怕比知性的追求付出的心血更多,因为知性是他驾轻就熟的,而诗情则是要他“脱胎换骨”用心感受的。余秋雨散文话语的诗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把枯燥的历史材料化为生动的叙述。

余秋雨散文不仅耐读,而且好读,读起来有味,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从不掉书袋子,不堆砌史料。不仅如此,他在选择史料,运用史料,叙述史料上都很用心,有时还匠心独运。首先,他尽量选择对读者具有吸引力的史料,这个吸引力不仅仅是新奇有趣,还有重大性、典型性(代表性)、秘闻性、哀情性、名人效应等特征。新奇有趣如《酒公墓》、《信客》中的材料;重大性和代表性如《抱愧山西》中的乔家大院发迹史;而《抱愧山西》中的日升昌票号老总和副总之间的纠纷和《风雨天一阁》中的许多材料基本属于秘闻性质;《这里真安静》中有关日本的故事和《抱愧山西》中“山西远行者的心酸故事”以及《流放者的土地》中顾贞观用《金缕曲》打动纳兰容若救赎吴兆骞的情节则哀情与秘闻性兼有;至于名人效应在余秋雨散文的史料特征中最为显著,他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基本都是历史名人,如《天涯故事》中写了冼夫人、黄道婆、宋氏三姐妹都是与海南岛有关的历史女名人。其次,他运用史料不堆砌,不板滞,他手中的史料就像一条游鱼,穿插于各个主题之间,显得非常灵动。《抱愧山西》所引用的史料是非常丰富的,有形象一点的史料,如“走西口”的民歌和故事,有各种文献资料,如《山西票号史》、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各种地方志,还有宋氏三姐妹的传记,还有众所周知的大寨全国走红的材料等。各种性质不同的史料,交错运用,服从于不同的主题,读来兴趣盎然。在叙述史料上,余秋雨更是有独到之处。他叙述史料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单纯的叙述变为激情评述。二是史实的陈述转化为形象的过程展示。有论者指出的“枯骨生肉”、“戏剧化手法”指的就是这个特点。最为典型的是《道士塔》对王道士历史行为的“戏剧化”描述。

第二,语言的诗性质地。

读余秋雨的散文,会时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诗意美,这种诗意美来源于散文语言的诗性质地,诗性的话语构成了余秋雨散文语言的主体。余秋雨散文话语的内在特质是知性的,而表达这种知性的外在体貌却是诗性的,这种诗性的外在体貌首先表现为意象化的形式。由此,余秋雨散文语言的诗性特点之一就是用意象化的形式去表现哲理化的内容。这与上文谈到的“运用意象贯穿信息”的深层结构是相适应的。

文化意象一直贯穿于余秋雨散文的始终,从有关历史文化的传说到文化人格的建构,文化意象始终是余秋雨话语表述的中心。它具体的表现形式是以文化意象为核心来组织他的话语结构。又因为“文化意象”中的“意”是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和真知灼见(而不是单纯的情感),所以,在余秋雨的散文世界中,我们时时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感受到诗情与理性的完美融合。

余秋雨散文语言的诗性质地更具体地表现为语言本身的形式美,关于这一点,已有许多论者论及,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五 比较的启示

通过冯、余散文文体的比较研究,我们获得的最大启示就是:一个作家文体风格的形成与他的主体精神密切相关。文体是作家特定的艺术把握生活的方式,一种文体的成熟与风格的实现,必然是作家主体精神与客观生活化合的结晶。冯、余散文在题材选择、主题表现、艺术构思以及语体风格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在这个差异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都与作家的主体条件(身份)、主体意识、主体精神密切相关,可以说,都是作家的主体差异性造成的。散文是“文学的测谎器”,[3]散文创作与作家的主体精神关系更为密切,散文创作更要服膺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精神需求,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余秋雨和冯伟林作为“业余作家”之所以取得成功,这与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主体精神的自然流露,很少有“作”文的成分有关。或者说,正因为“业余”,就更为本色,更能与主体精神自然契合。这一点对于专业作家也是可以照鉴和思索的。

[参 考 文 献]

[1] 王尧.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J].当代作家评论,2000,(1):35-38.

[2] 邵云霞.余秋雨散文的魅力[J]. 写作,1996,(5):9-10.

[3] 余光中.余光中散文•自序[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名家散文篇10

如按上述品牌自传播的定义概念,到目前为止这种纯粹的品牌自传播的形式还很难实现,还只是业界的愿望。但一个有价值的品牌又确实具有一定的耗散即自传播能力,只是这种具有自传播能力的品牌必须是在一定条件下和达到某一阶段时才能产生与形成品牌的耗散——品牌自传播。

品牌耗散主要需培育好两个基点及由此派生的若干个耗散点,这两个基点一是品牌产品信息势能基点;二是品牌内涵信息势能基点。这是一个全面、系统的从产品、产品名称直至产品面市等各个环节兼顾的品牌建设与塑造工程,而非部分传统式完全靠广告开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式,拔苗助长式,这种近似于靠钱图痛快的方式是建不成有效品牌的,只能起到一阵风似地营销效果。

品牌耗散所要达到的阶段本文将其称其之为——氛围耗散。氛围耗散目前来看应是品牌真正产生耗散作用和耗散功效的唯一的或必不可少的基础。

只有当一个品牌为自身营造出了一定的氛围,耗散就会自然产生,而且品牌自身所营造的氛围越大越浓,品牌耗散的水平和程度就会越大越深。即品牌耗散的程度与品牌营造的氛围成正比。但要切记的是,要想达到氛围耗散就必须满足上面提到的品牌耗散的两个基点。

我们知道刺激产生反应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如果说品牌耗散产生于氛围,那么,氛围则来源于刺激。因此说,刺激是培育和产生品牌产品势能和品牌内涵信息势能所比需的条件与基础。

一,品牌产品信息势能耗散

品牌产品信息势能是品牌耗散的第一基点,它主要由以下成分构成:

1, 产品功能,2,产品价格、3,产品风格及产品形象或称产品款式。

一个产品的功能和价格对一个市场所具有的影响自不必说,想必大家都

清楚,这里主要谈一下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对于品牌的耗散作用。

在一个市场高度竞争,产品高度同质化,新产品和新技术不能得以及时开发,企业倍感市场压力的市场环境下,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的差异化就可以创造和产生一定的品牌产品信息势能,就可以开创一片市场的蓝海。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的塑造虽不一定要开创出一个新品类,但它可能形成市场区隔,也可能引领市场潮流。此类案例中最典型的当属耐克。

耐克品牌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其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的耗散能力,我们知道一双耐克鞋所散发的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与一双我们传统的黄胶鞋及我们常接触的其它鞋类给人的感触,即其品牌耗散和自传播能力是大不一样的。

就耐克产品本身而言,从它诞生之日起即使它的品牌营销与品牌塑造有不当之处,但耐克单凭借它的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所造就的产品力及其鞋类本身的高暴露度,它也会成为一个令人侧目以待的品牌。从耐克登路我国以来它很少像我国其它鞋类企业大量的做广告但它仍大获成功。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个产品的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所具备的品牌耗散势能对于品牌建设的重要意义。

耐克的产品信息势能是以其时尚、张扬、另类和新、奇、特的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来对品牌加以耗散的。耐克产品一上市就注定其开创和引领了鞋服市场的新潮,耐克的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为其成就一个伟大的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鞋服类企业的产品有着天然的耗散基础,因为鞋服类产品具有高暴露度,当然要想充分利用这个高暴露的天然耗散基础,使其转化为切实的品牌耗散能力,就要像耐克那样培育出强势的品牌产品信息势能。

汽车同样是一个具有着天然的高暴露度的品类,因此,汽车也具有天然的耗散基础。在同样档次、同样配置、同样价格的条件下,汽车的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对于其品牌耗散起着关键的作用。

独具特色的奥迪是通过集圆润、亲和、厚重的产品信息势能,即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来进行耗散的。

品牌产品信息势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品设计师的创意与灵感。大众公司的奥迪是其设计师在加勒比岛国古巴度假旅游时,受古巴女人臀部的启发后进行设计开发的;甲壳虫则直接照搬了自然界的昆虫——甲壳虫。

无论任何产品大到房屋家具,小到家电摆设以及日用杂品都可以到大自然和人类的文明遗产中淘得经典的启发。用官话讲只是需要我们开动脑筋下足功夫大胆实践。这虽说是句官话,但在经营中这句官话却是实话,这句官话蕴含着成功的深厚道理。

二, 品牌信息内涵势能耗散

这里首先需明确的一点是品牌信息内涵耗散的基础是文化和心理因素,即品

牌信息内涵的耗散是借助文化和心理因素促成的。也就是说人的品牌意识空间对品牌产生的感应和耗散是以其文化和心理为基础的。,

品牌信息内涵势能主要由以下内容构成1,品牌名称势能耗散、2,品牌核心价值、品牌定位、品牌文化、品牌个性等品牌信息势能耗散、3,品牌表现势能耗散、4,品牌辅助势能耗散。

关于品牌核心价值、品牌定位、品牌文化、品牌个性这些方面的内容已有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做个讲解,因此本文不加赘述。本文只把品牌名称、品牌表现、品牌辅助等耗散作为重点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1, 品牌名称耗散

人对品牌有不同的需要,但人对品牌的需要主要不外乎以下需要,即到品牌中来寻找意义、寻找价值、寻找信誉、寻找自信、寻找默契、寻找安慰、寻找心理补偿等等,或者说人到品牌中来寻找上述感觉。而能赋予一个品牌以上述意义的首先是品牌名称,因为多数情况下人们接触品牌时首当其冲的就是品牌名称。如果我们赋予一个品牌名称以某种代表性,人们就容易在这个品牌中找到或感觉并体验到他要寻找的东西。这样的品牌名称就能为品牌的耗散产生和发挥较大的功力。

一个有意义有助于品牌耗散的品牌名称的基础一是文化观念;二是品牌名称能与品类或产品属性紧密相联结,以使品牌能在该品类中具有代表性;三是具有比较久远的企业历史或新创的产品品类。

以文化和传统观念为基础成功命名品牌并产生一定品牌影响的代表品牌是蒙牛、康师傅、金利来等。这些品牌所具有的文化和观念特征分别具有广为人知和被人广为接受的地域文化特征、传统观念特征、以及传统习俗文化特征等,上述有关品牌笔者在自己有关品牌观点的其它文章中有过阐述这里不做重复。

关于品牌名称与产品品类和产品属性紧密联结并代表品类及其属性取得成功的代表品牌有宝洁、奔驰、宝马等。

宝洁产品系列的成功,尤其“宝洁”二字作为日化品类和所具有的清洁属性在启动人的心智上具有潜移默化和获取受众心理上高度认同的作用。宝洁的子品牌系列飘柔、潘婷、海飞丝、汰渍等其实也都是大大受益于母品牌“宝洁”二字。如果说作为母品牌的宝洁是太阳,宝洁的子品牌就是月亮,因此说飘柔、潘婷、海飞丝、汰渍等只是反射了太阳的光。

在中华的传统文化中,作为座驾谁还能想到或超越比“奔驰”和“宝马”两个词更有力,更让人心悦诚服,更能深入人心智的乘用车的词汇吗。当然不能说再也有了,但着实难以寻找与挖掘。在我们自主品牌的汽车中奇瑞的品牌名称的耗散能力就很强,但奇瑞的产品信息势能,即产品风格和产品形象还远远不能与其品牌名称相匹配。较为保守的长城汽车终于姗姗来迟的生产轿车了,长城的形象广告突出的是中国志、中国力、中国质,这些也没什么不好,但应知道“长城”二字的耗散能力丝毫也不亚于中国一词。尤其在老外的意识空间里“长城”二字的耗散力要优于中国二字,相对于中国一词长城品牌名称的耗散优势在于它更具体、更形象、文化内涵更深远,更何况长城本身就是其品牌名称。

还有一种可产生品牌耗散作用的品牌名称便是由企业历史形成的。如,福特、丰田、麦当劳、沃尔玛等开创品类先河的特大型企业

虽说福特、丰田、麦当劳、沃尔玛品牌都是以人名命名的,但由于它们的企业和品牌历史的久远性和其企业规模产生的广泛的影响力,使其本身就塑造一种行业文化。如,福特塑造了汽车文化,麦当劳塑造了西方饮食文化,沃尔玛塑造了大众消费文化。

像上述靠企业历史形成品牌耗散的,到目前为止我国这样的企业一家也不存在。因为我们真正可称之为企业的历史,严格的说是从实行市场经济后,即,一个企业要从真正进入市场经济自主经营的环境后才可称之为企业。如此算来我国真正意义的企业历史还不足二十年。由于我们的企业还缺少市场和历史的洗礼,因此,我们的企业在产品品牌信息势能和品牌信息内涵势能两方面的耗散上还有相当的路要走,还都要下足功夫。

上述品牌名称所以能起到品牌耗散的功力,就是由于这些品牌名称的内涵作为一种文化观念早已深入和培育了本民族多少代的心智,塑造和影响了多少代人的心灵。因此类似上述的品牌名称就很容易去让人们的意识空间产生思维的发散、延伸、释义、联结和遐想。

2, 品牌表现耗散

品牌表现耗散主要以广告、公共关系、事件营销等内容为主。本文只对品牌广告表现耗散陈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因为广告的功能和作用主要在于它的告知性、说服性和诱导性。告知性是一个比较简单环节,但告知远远不是目的,目前的受众已被告知得应接不暇眼花缭乱且几近头昏脑胀心烦意乱。因而广告说服性和诱导性对于品牌才是一件功夫活,对品牌的耗散才更显重要。

在一个充斥的广告社会里,在广告表现上那些令人不知所云的,脱离实际的,不能与人们持有和建构的心智、文化、人格、期望产生对接的告知与劝说对于品牌而言并不具有说服性和诱导性,因而也无法实现品牌耗散。因为品牌耗散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是能量的交换,即品牌信息势能与人的心理能量的交换。所以,品牌表现的耗散要以形成人心理能量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相对接,否则品牌耗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皮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为除了人所持有和建构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能构成人的品牌心理能量外,其它东西对品牌是难以起不到这些作用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本人主张心智、文化、人格、期望是构成人们品牌的心理能量而非动机和态度。因为动机是根植于需要和目标的,所以,在一个品牌没有出现或产生前人们对品牌就谈不上目标和需要;而人对品牌的态度是在人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基础上习得并形成的,如果人们不借助自己持有和建构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人们对品牌的态度就是模糊的。如果人们对一个品牌的态度是模糊的,人们也不可能对这个品牌产生任何的目标与需要。

因此,笔者在其它有关品牌文章中称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是组成人的品牌价值知觉和品牌价值识别系统及价值识别器;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是人们对品牌形成心理能量的内核。因此说品牌表现耗散的核心不应脱离而是紧紧围绕人们持有和建构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否则就像前面所说的品牌耗散则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皮之毛了。

因此说,品牌耗散必须需调动人心理能量的参与及配合,而形成人们心理能量的内核及基础是人们持有和建构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

劲酒的品牌理念所蕴涵的品牌信息势能就很容易与人们持有和建构的心智、文化、人格和期望相融合。其广告词: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呀!虽聊聊数字,但其丰富厚重的品牌内涵却紧紧与人们的传统饮酒观念相联系、相融合、相匹配。当然通过品牌信息内涵和品牌理念来实现品牌耗散其效果往往延后产生,但此类品牌耗散效果一但产生,其成效仍然是可观的。

品牌信息内涵一定要努力做到有根有据,而不是建立在臆想和臆造似,令人匪夷所思的强行的拼凑或嫁接。强行的拼凑和嫁接不是艺术构思,而是由创意的误导所致。

如,一个品牌的品牌内涵价值主张是激情、朝气,而广告却呈下例表达和传播方式:一个男士笑嘻嘻跳着历来都是由女人为主导的天鹅舞,而配乐却类似西班牙斗牛士的音乐曲子,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强加的嫁接,强加的融合,臆想臆造的品牌表现方式所产生的品牌信息,传播起来肯定是不利于品牌耗散的。这种品牌的表达和传播有如一名体态丰胰的女人剪了一个男士的短发,或一名高大威猛的男士留了一头女人的长发。想一下吧,当你面对上述女人和男人时,你会产生什么感受。

上面这个比喻和描述可不是笔者随意凭空想象与杜撰出来的,市场上真的存在一个用此男士不适应女人看不惯的方式来塑造品牌的。大家去品一下那个做服装连锁的什么之家就会对此有所体味。

3, 品牌辅助信息势能耗散

品牌辅助势能主要包括色彩、美学、音乐以及现代数码合成技术和声、光、电等。品牌辅助信息势能是以借助艺术性和感染性来帮助品牌烘托、渲染和营造氛围的。因此品牌辅助的耗散作用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人是需要美,需要色彩的,所以我们就要赋予品牌以美和色彩,色彩对于品牌的主要作用是对品牌能起到氛围的烘托和渲染等辅助作用。

色彩是有民族性的,所以品牌色彩要适合民族的色彩偏好,要与民族主色调相协调,而不是脱离民族传统色彩。若品牌色彩的使用和描述脱离了民族色彩的主调就等于脱离了美,就会造成人们的心理和文化的不适。

中华民族所偏好的主色调红、黄、绿,玫瑰粉等热烈、温和、协调、有生气等色调,这些色调比较容易使品牌产生耗散作用或收到耗散效果。反之,如若赋予品牌以蓝、灰、黑等清冷、阴深、古板等有碍于美感的色调就会阻碍品牌的耗散。

比如,保健品品牌的塑造本应以欢快、柔和、阳光、朝气等黄和绿为主色调,反之,若把保健品与蓝、灰、黑绑到一起来推广是不会收到品牌耗散效果的。

例如,有一个保健品以蓝色基调在市场上大打了十多年的广告,十多年来钱花了多少自不必说,十多年来这个广告至今仍一以贯之且乐此不疲打着,试问各位:大家从“蓝瓶的”中可曾体会或体验到什么了吗?你的意识空间对“蓝瓶的”是否有所发散、延伸、释义或连接呢?如你有此感受就等于这个品牌对你产生了耗散作用,如没有上述感受这个所谓的品牌所花的钱就等于只是在做广告,而非在做品牌。然而,十多年的资金和精力的付出换来的只是一个广告,代价着实有些昂贵了。

4,品牌包装耗散

产品包装也应以适合与遵循民族的主色调为原则,尤其在食品中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违背了此原则那么人的心智和观念则难以接受。

有一句关于包装的名言说:包装是默默的推销员。在食品包装上最不可取的包装颜色的主色调依次是黑色、灰色、蓝色,只要在食品包装上以这三种颜色为主色调,均会使人的胃口顿失,无论你有多么充分的理由都会造成人心理上的不适应,都会使你的品牌黯然失色,使你的品牌大打折卡。

5,品牌音乐耗散

音乐对于品牌而言,音乐和色彩一样都是为品牌来烘托和渲染氛围的。

目前来看音乐对于品牌的作用不是很明显,有的情况下音乐对品牌耗散是可有可无的;有的情况下音乐有碍于品牌耗散;有的情况下音乐对品牌耗散是必要的。音乐对品牌可有可无时,笔者认为还是不采用音乐为好。如有必要采用音乐来烘托和渲染氛围,原则是要根据品牌内涵所主导价值观念来处理和协调好主与次、对象与背景、花与叶的关系。

就像前面所举的天鹅舞配以类似西班牙斗牛士曲调的例子。这种典型的由创意误导产生的案例,不但对品牌资产的增值和品牌耗散毫无助益,而且此种品牌表达方式即使演不砸,它也只能仅仅在品牌的门槛之外蹒删与爬行。

品牌氛围耗散

氛围为何物?或者说是氛围塑造了文化,或者说是文化营造了氛围。氛围产生了人们就会自动加入进去,他不加入进去他心里不舒服。就像前些日子那件荒唐的亿万人抢盐的事件,这就是心理学所讲的典型的从众效应。总之,一件事物只有形成了氛围或文化,这件事物就具有自发性的耗散功能。

市场上人们从来都是趋强避弱,从来就不同情弱者。那里人多那里热闹人们就往哪里扎堆,那里就出现市场马太效应。因此说氛围决定了品牌耗散及其耗散的程度,所以,若想实现品牌耗散,品牌氛围这一关是必需的、必求的、必过的。而品牌氛围耗散实现的基础就是以上品牌产品信息势能和品牌内涵信息势能两大基点的培育与营造。努力培育和营造好以上诸项品牌势能的目的就是为了营造品牌耗散氛围这个目标,使品牌逐渐进入真正的耗散阶段——品牌自传播阶段。

要想实现品牌的耗散与自传播,以上诸小项均要兼顾到,因为以上诸小项是塑造两大基点的基础。做好了诸小项品牌氛围就会在广告的助推下逐渐的得以实现。

因此说品牌氛围耗散是局部决定整体,局部的每一项做到位了就会应验那句老话:功到自然成。所以追求品牌耗散和品牌自传播,不可有半点马虎、半点掉以轻心、或半点应付了事的心态,更不可凭想当然、拉郎配、自以为是、自鸣得意,采用臆想臆造的嫁接方式。当你面对那种凭想当然、拉郎配、臆想臆造的广告时,想一想你的感受会怎样;当你亲自参与运作了一个想当然、拉郎配、臆想臆造这样的广告和品牌,当事后冷静下来再回过头看看,你对你所参与运作的此类广告和品牌有所体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