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家十篇

散文家篇1

——随笔

淡了红颜/文

最近，家里“热闹”气氛剧增，暗波涌动。家里成员集成一团。辩论声、反驳声、叫好声、哀怨声、声声入耳，字字浸心。我是喜欢安静的人，热闹场合，我只旁观而极少参与其中，这大概就是所谓，懦弱者的旁观吧？！

每每看见文友们唇枪舌剑，力竭辩驳时，我会静静地站在一边，看完所有精彩场面。篇篇书写字样的文章，我总是很敏感，因为我怕互相攻击伤害。我多希望，我预感的事情不要发生。

我密切的关注家里成员的动态，更新的有关与散文的文章我都会仔细看看作者。每篇美文后面，精典评论我都会收进眼底，粘贴心间，最后选择悄悄的离开，这些场面，让我情绪低落。( ： )

我曾经说过，应为有她，她是心灵港湾，温馨家园。在这里我快乐，因为有家里成员相伴。我们相聚在一起应该是缘，大家聚集一堂，也是让自己的心情得以释放。我们快乐交谈，诠译生活精彩。就因为散文，我们走在一起，以自己的写作笔锋，抒写生活，感悟生活。无论谁来这里欣赏旖旎美景，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唯独不同的是，大家欣赏文字体裁的眼光不一样。

世人穿衣服，有喜欢时尚潮流的款式，有偏爱朴素简单的样式。谁能把自己的喜好都强加于人呢？有句话：“青菜白菜各人所爱。”各人有自己追寻的目标去欣赏，去阅读，也未尝不可。现在，家里乱糟糟的，别吵了，好吗？我的心灵家园，这是怎么啦？

我知道，凡是进浏览的朋友，都有相同爱好。爱散文，书写散文。如今为散文纷争，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散文，这文坛净地！保护散文净地，是每位爱文之人势在必行的事。然而，怎样保护？如何爱护？又怎能不让许多欲离开散文之家的爱好者离开，大家想过没有？

面对现在的局面，不能说出谁对谁错。一个家庭，能和睦相处，就能幸福！然而散文世界，如此场面，能静吗？想写好文章的人也不能写好了，因为没灵感。瞧见的是大家相互攻击。我感觉好乱，家里气氛好紧张，让我窒息！

人才生下来不会走路，要经岁月成长，才能蹒跚学步，初始小心翼翼，而后昂首阔步，走进人生之路，不是吗？文章写得好与不好，我们都在努力学习之中。从审核中间接的学习，欣赏各位文笔。这，不对吗？参与审核，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中，用自己心，眼，去审核，去感知作者的心血，这样不好吗？

有的人审核是有一种报复心态，可是这又能怎样呢？你写的文章，是你的心血之作，是你的心情释放，他们能把你释放了的心情给塞回胸膛吗？只要爱文，还怕打击？只要敢爱，岂会被胡乱的审核吓住？我相信，只要是爱文的人，他们不会胡乱审核。他们会珍惜每位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我相信修行皆在个人！

散文家篇2

自动化学院 李傲

看过几篇回忆几十年前当知青时上山下乡的文章，其中以怀念当年的艰苦岁月为多，但由于年代距今较远，对当年的时代背景没什么了解，所以不曾有过多大的感触。直至一天偶然读到叶广苓的《离家时候》，才感到自己与那个时代的联系，由此生发出不少感慨。

一九六八年的某个早晨，二十岁的叶广苓即将离开位于北京的家只身前往大西北。二十年的人生都是在城东的古老院落里度过，如今突然要离开了，而且何时回来遥遥无期，也许真要一辈子扎根大西北了。想到这里，叶广苓越发得不舍得离去。她六岁丧父，家里还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三人都由母亲拉扯大。因为在父亲去世后家里渐渐和亲戚们断绝了联系，所以他们的处境相当困难。然而祸不单行，母亲作为家里唯一的支柱，在一九六七年患上了重病，医生无力回天。哥哥是地质队的，常年在外，家里一下子只剩下两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姑娘了。

当得知自己要去大西北知青时，哥哥破天荒的请了假回来给她打包行李并送她。这一来家里就只剩妹妹来照顾母亲了。后来妹妹也知青去了，半年后母亲去世。自一九六八年作者二十七年没回过家，也没能为母亲送终。

读完之后，我总是觉得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拆散了一个家庭，导致了一个悲剧。以为就当是来说，去边远地区支持国家建设是一件最光荣的事情，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是在正常不过的的事情。一个时代的思想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随着这群人命运的改变又生出不少悲欢离合。但后来转念一想，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差不多过着和当年知青一样的生活。虽然我们不是被国家硬生生安排的，但也总是为了某些东西离开家乡，错过了许多。自古以来莫不如此，也许这就是思乡怀远成为一个亘古不变主题的理由吧。

在这个充满可能的时代，不少人都被野心和抱负驱使着离家，因为外面有更多的机会，外面有更多的可能。我们被这股要成功的思潮所影响，牺牲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机会，想要博得世界。

当年的知青也就和你我一样大，他们也被一股思潮影响，我们以一样的心态离家，后来同样都遇到挫折。他们抒发着他们的感慨，我们也有着自己的无奈。世界就是这样，因果轮回，终于又到了我们的头上。

我无法也不想对那个时代加以褒贬，只是在读完这篇文章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们是很像的。也许几十年后，当我们回忆自己的峥嵘岁月时也会发出和现在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人一样的感受。同样，我们也会越来越与古人诗词里的感情产生共鸣。

也许成长就是这样，一件复杂的事情慢慢变得简单，一件简单的事情慢慢变得复杂。就像，我之前无法理解知青们的感慨一样，现在却能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并扩展到自古至今，一切的情感我们都是重复，只不过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不一样罢了。但就当我们越来越理解以前难以理解的诗句文章时，我们也就再也回不去之前的岁月了。因为当我们不理解时，我们正处在现在所怀念的那个状态之中。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记得高中的时候学习这曲《丑奴儿》时老师让我们描述一下辛弃疾写这首词时的心情，然后写纸上交给他。同学们都眉头紧蹙，碳素笔在指尖不停地转动，却怎么也落不到纸上。

散文家篇3

论文摘要: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

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 , 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 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着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在省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斯好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省识。“心的形式”和“荒诞系列”的作品即为她返归内心、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心理独自。其中,《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梦Ice)),《一封信,永不付邮》等都是思考着的斯好与自已灵魂的对话。由于她所感受的

现实“冷峻多于温馨,痛苦多于幸福,利_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凡,因此旱期散文巾流溢的女性的温婉细腻情怀被置换为孤寂纷乱、荒凉无助的情绪。《心的形式》一文,在追忆了荒谬时代的生活后,她这样表述自已对人生的体认和感受:

这是头一次明自人生要跋涉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可以安享可以选择的却那样稀薄有限。

也是头一次明白幸福可以不必富丽堂皇.有声有色。……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

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但我知

道它走后我出奇地冷静.出奇地坚忍不拔….

有一种渴望老在我心底盘旋。它计我透视人类的渺小,人生的无谓。它抹掉尘世虚假的光泽,还它以本的幽暗与芜杂。它是一个警句,一条格言。是一个质疑,也是一份回答。它是唯一的水恒,唯一的真实。它使我在仄倦的同时能够观照,在沉溺的同时能够警醒。

斯好这类跨越具体事件本,直面对心灵的倾诉是最可代表其散文成就的作品。它们向灵魂深处漫游,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中探询着生命中能承受之轻。在冥想的世界里,斯好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情节链条,只尊重从心灵的呼唤,倾听心灵的回声,这使得她在表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密集的思考计斯好越发放弃了叙述优势,除了“亲子”散文外,其 他作品对世俗生活疏远的倾向令其散文越来越背离“情”、而靠近“理”,这恰恰又为其散文的局限。

张抗抗的散文以喻理见长,性别意识井不明显。她以不散的“魂”、’以固的“核”支撑自已的作品,以使自已散文中琐碎和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散文的“魂”与“核”即对人生析理的参悟。因此,在不放弃审关追求的同时,张抗抗散文还表现出审智倾向。《地下森林断想》、《下一吞泉》、《牡丹的拒绝》等即是在“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里的富于启迪性的佳。

从自然景观中理人生并行自我低砺是张抗抗散文的特色。以《下一吞泉》为例,作者叙述的是一直向下方能见到壮观的三叠泉的游历。我们不妨挑选出这样一些话:“多奇怪,竟然是一白往下走”,“我知道,退路是决没有的”,“既然已经出征,又干吗找退路呢?” 他们亦是走到走不下去,才自已辟出一条路来……”“而这种感觉,却只有走了那么险的‘下坡路’,站在峡谷底才会得到”,“如果按照原路回去,便一白是朝上走。真奇怪,回路是向上的……”从这些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三叠泉游历的目的—暗示读者换一个角度看人生。当然,具体选择什么角度,则是读者个人化的决定。在《牡丹的拒绝》中,张抗抗盛赞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开放的牡丹“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日暮自已冷落自已”,显然,她将牡丹.赋予了人格意志,作为了人格化身。《地下森林断想》、《仰不愧于天》等作品也都是借写实而写虚,因此,张抗抗笔下的自然总是人格化的自然.总是呈现出主体大于客体的人格精神,指向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张抗抗的喻理散文不同于“十七年”散文的“理”即“政论”模式,但由情至理的写作路径总难免给人以目的性过强、艺术性不足之感。

综观张洁、苏叶、唐敏、斯好、张抗抗等人由情绪感受型向理智分析型的创作转向,效果不甚理想。理性的登场并末能引领“女性散文”走向深刻,反而暴露了女性驾御此类题材时的吃力。并且,女性长于感性体验的先天资源一旦被弃置,她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女性色彩便也随之淡化,“女性散文”的特征便不再显明。

如果“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性别诉求、接受了自已的社会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的和解的话,这种趋向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确实值得肯定,因为任何极端的、激进的、无休止的对抗状态都只能说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不健全,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暗示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健康与成熟。但是,当“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了自已敏感、细腻的心理资源时,她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已的专长。因为这样一来,女性散文作家惯于摒弃理性分析、直达体验与感受的表达方式,天生的艺术领悟力,善于抓住心灵的每一丝微波细澜,及时将电光火石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转换成沉静有力的文字等优势将难于展现。在后来的发展巾,“女性散文”的声音渐渐稀薄,从情绪感受刑到理智分析刑的转向是其市要原因之一。

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使得“女性”不再具有性别意识的内涵,而仅仅成为作家性别身份的标识。此时,富含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便走向了无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虽然从文体的发展、作家的自我超越等角度来讲,这末尝不是一喜;但从转向后的“女性散文”自我表达的实效来看,却是一悲。女性作家怎样更好地利用自已先天的优势,又不仅仅倚重于性别资源提供的话题,恐怕是“女性散文”所面临的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王英琦:《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乡关何处》,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79页

②高红十《我看苏叶散文》,《人时代文学》1992年第7期。

③苏叶:《我的散文观》,《)口明日报》1993年4月24日。

散文家篇4

少数民族地区解放以后，民族地区封闭、落后的社会环境被逐渐打破，各民族以平等的身份互相进行经济往来，政治对话和文化交流。这为20世纪50年代民族新文学迅速发展和初步显示自己创作实力提供了条件和舞台。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拨乱反正以及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少数民族文学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旺的新局面。这一时期的傣族文学也渐渐开始复苏，复苏后的傣族文学，仍继续向新的题材、新的创作方向前进，这时期的许多文学作品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创作模式，开始反映动乱留下的创伤和争取实现“四化”的强烈愿望，将揭露与歌颂结合起来，在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迈出了新的步伐。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傣族青年作家，他们基本上接受过中、高等的正规文化教育，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科大学生，他们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特别是经过了系统的文学理论教育，接受过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熏陶。由于工作、学习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大都离开自己原先生活的故土，居住在现代化的城市里。他们是新型知识分子，是本民族中新知识、新观念的接收者，以起点高、变化快、观念新的特点和年轻而整齐的阵容跻身于当代少数民族文坛。如征鹏、方云琴、岩林等为代表的傣族作家，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离开故土，到城市求学、工作和生活，无论是知识层次，还是文学视野，他们与都比前一代的作家要高、要广。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了许多散文和小说，从题材上进一步拓展了第一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局限。他们开始用散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来反映本民族的生活、斗争和爱情。这是傣族文学史上的一大发展，它不但丰富了傣族文学的品种样式，而且体现出这一代新人在文学创作上的精神追求。

一、当代傣族作家文学中小说散文创作者和作品介绍

当代傣族小说和散文创作虽然还不是十分成熟的文学作品，其艺术表现水平和技巧等方面相对国内的主流文学来说还比较稚嫩。无论文学作品的题材、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创作的手法和艺术风格方面，都还有待于突破和创新。但他们的作品在某些方面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首先，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新时期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傣族社会的种种变革和矛盾冲突。作品中描绘了傣族的生活情景和旖旎风光，赞颂了傣族人民纯真的爱情、友谊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如《西双版纳情思》《瑞丽江情思》。其次，这些作品塑造了新时代的人物形象，并将每个人的思想、行为与民族的命运、社会的变动紧紧相连，使之有血有肉，成为特定时期里傣族社会生活里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民族个性的形象代表。例如，傣族女作家帕罕的小说《密蜜多萝熟了》，塑造了性格温柔，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傣族妇女依娟；岩林的《渴望幸福的人》刻画了一个热心于医务工作、为他人谋幸福的新一代年轻人。再次，这些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傣族式生活气息，作品语言带有“傣腔”式的汉语言，自然质朴。让读者融入到了傣家人的生活中，体味到了傣乡那诗情画意般的自然环境和淳朴的民族风情，从作品所描绘的自然景色和风土人情中可以窥见这些作品烙上的民族标志。如作品中经常用“挺拔茁壮的龙竹，婆娑婀娜的凤尾竹”来比喻傣族儿女的成长；用“金孔雀展翅开屏的日子”“P凰下蛋的日子”“宝石像雨般落下来的日子”喻傣族人民幸福吉祥的日子，等等。从这些句子中可以体味傣族作家的作品里那股特有的“傣味”。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傣族文学史上涌现出了自己的青年女作家，她们受过良好的中、高等教育，她们用傣族女子特有的细腻视角来观察自己的民族，写自己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感情世界，这些女作家有方云琴、帕罕（刀芝英）、召罕嫩（张海珍）、伊南等，其中方云琴还参与了傣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情天》的创作，帕罕是继方云琴后的第二位傣族女作家，她先后在《版纳》《边疆文学》《女子文学》《民族文学》等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如《蜜多萝熟了》《南卡河畔》等；伊南也先后发表了《傣寨恋曲》《傣女情》《车尔植玛》《痴犁》等小说及散文，召罕嫩发表了《金蕉雨》《逝去的脚碓声》《王子的女儿》等作品。

二、《南国情天》：当代傣族小说的代表

关于当代傣族文学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它诞生了傣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由征鹏和方云琴共同创作的长篇小说《南国情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她被学术界誉为“傣族当代文学第二次崛起的标志”。这部长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傣族文学中小说创作的水平，它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傣族作家在走出第一代先辈作家们所走的传统文学的创作道路和模式后的一次成功尝试。从作品的主题和人物思想性格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这批作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对民族历史命运和精神文化的表述及思考。《南国情天》讲述了一个中国傣族土司刀承忠与缅甸傣族混血儿丹瑞一段充满神奇、曲折和痛苦的恋爱，最后终成眷属的故事。小说时间跨越很大，上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下直到云南边疆解放和傣族地区成立自治州。故事中的历史事件背景是缅甸沦为英国殖民地，中国军阀割据和内战频繁，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一直到二战结束，中国解放战争爆发，新中国成立。作者在这些历史背景下，构思故事和刻画人物，小说反映出了这些历史事件背景下傣族的社会现实，小说刻画的人物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典型意义。

小说中主人公曲折坎坷的命运，反映出近现代史上傣族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主人公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新生，则体现出傣族人民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在小说的艺术创作上，一开始时会让读者感到其写实手法与傣族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相去甚远，无论在结构和手法上，都留下了借鉴常规小说创作模式的痕迹。但是，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小说中有明显的傣族传统文学的因子，弥漫于小说中的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情，并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傣族传统文学中屡见不鲜的主题。小说中主人公的“忍让”“宽厚”“善良”的道德观念，与傣族传统文学中的道德观念一脉相承。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即将事件叙事得有头有尾，使人物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平稳均匀的节奏特点，也与传统文学娓娓道来的讲故事方式很相似。当然，作者除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从而秉承自己的民族风格外，还采用了回忆、倒叙、穿插叙述等方法，避免了传统文学中平铺直叙的缺陷，这些可以说是有所借鉴和创新的。因此，《南国情天》虽是傣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该作品开创了傣族传统文学的新样式，但并未脱离傣族的文学传统而另起炉灶，作品是在傣族发民间叙事文学的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和发展，本民族的读者在阅读时仍能感到十分亲切。当然，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创作手法上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在人物的塑造和语言表达上显得过于生硬和格式化，其艺术表现力过多地拘泥于对政治环境的诠释，致使小说文本的艺术表现力显得肤浅和单薄，从小说人物身上对本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解读欠缺一种艺术穿透力。

三、当代傣族作家文学中的散文创作及艺术手法

傣族当代文学中的散文创作在新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它丰富了傣族文学的体裁样式，多方面反映傣族人民的生活，抒发了新时代和新事物，描写和表现了傣族人民生活的环境和感情生活，如陈建华的《夜的声音》、段林的《水，清明的水》，同时还歌颂了保卫和建设祖国边疆的英雄人物、先进人物事迹，有些作品还再现了当时的时代风尚和本民族的一些传统美德，如段林的《傣乡，门没上锁》等，这时期的散文体裁突破了民族生活地域的限制，开始有写他民族体裁的作品，如伊南的《车尔植玛》等作品。这些散文作品创作吸收了傣族传统叙事文学的表现手法，同时还吸收了中外散文的一些创作技巧，出现了抒情、议论、夸张、浪漫、虚构、讽刺、顺序、倒叙及插叙等手法的交错使用，使作品比较有活力。由于傣族当代散文创作仍处于一种模仿探索阶段，从事这方面创作的作家很少，作品不多，没有出现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较为成熟的作品，傣族新时期的散文创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散文家篇5

我曾经常听外地人来这样赞美我们兴化的好，“人到了兴化，心就花”，也许是吧！这么好的地方怎么能让你心不花呢！首先是因为我们兴化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有“三分天下，水有其一”之说。兴化水资源丰富，“鱼米之乡”是毋庸置疑的。

兴化的地理环境很优越。地处江淮之间，在江苏的中部，里下河的腹部。在泰州是最大的县级市，人口160多万。境内有35个大的乡镇，都是后来由两个乡镇以上合并的。全市的城镇也好，农村也好，可以说，陆上交通便利，公路四通八达，连接着城区和乡村。水网运输，主干河道吃水深达几百吨，水上运输有吨位大，成本低的特点，大大降低了运输行业的成本。兴化四季气候分明，雨水适宜，水资源丰富，景色优美，水上森林公园让你流连忘返，文人墨客层出不穷，古今中外享誉全球。

在山靠山，在水吃水。楚水成了兴化的代名字。犹如上海的沪，安徽的皖，山东的鲁一样。如兴化的楚水学校、楚水招商场、楚水大药房、兴化电视台的楚水剧场、楚水热线，兴化日报文学爱好者的天地楚水副刊……举不胜举。

水，养育了我们兴化160万的儿女；水，滋润着兴化肥沃的土地。兴化人杰地灵，鱼肥，蟹大，米香，人好客。吃兴化的水，长的美女漂亮又迷人，兴化的美女城市、乡村随处可见，所以，一到了兴化心就花，就是这意思。作为每一个兴化人，都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兴化的水产品在全国独占鳌头。鱼类品种繁多，数不胜数，最著名的甲鱼、鲤鱼、鲫鱼、鲢鱼，黄鳝，桂花鱼......肥大、鲜美，色泽好，营养高而著称，用文字无法表达出来的。典型的兴化淡水大青虾，堪称个体大，色质好，晶莹光亮，虾肉，嫩而鲜美，营养丰富。兴化品牌公司“红膏”、“板桥”出产的大闸蟹，让人看了就垂涎欲滴。有“壳青、肚白、金爪、黄毛”等优点。还有“膏红、肉鲜”的美称。兴化的蟹市场在全国很有名气，以占地面积大，门市多，人员广而著称。如兴化东北部的安丰镇，永丰镇，蟹市场占地面积各占几百亩的用地，一旦蟹上市，每日人流量达上万。一到了收获季节，全国各地商贩蜂拥而至，争抢优质大闸蟹，给兴化地方经济带来了新的腾飞。

不但我们兴化水产品有名，我们兴化也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优质的红皮小麦惟有兴化才出产，是全国大小型企业制作饼干、糕点、烧饼.......不可缺少的抢手货。每到了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商贩汇集兴化，以高价抢购。

兴化绿色优质的大米，源源不断地流入全国各大农贸市场，深受顾客青睐。兴化的大米被人们公认为含丰富的氮、磷、钾等多种矿物质元素，并以纯净，无污染而受顾客喜爱。

再说兴化的副产品，很有特色，被兴化游子带到了大江南北，深受外地人的宠爱。如兴化的米酒、松花皮蛋，垛田的葱和芋头，安丰的三腊菜，临城的草莓，沙沟的大鱼圆，永丰徐扬的羊肉，陶庄的牛肉……哪一样不是我们兴化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外漂荡辛苦了一年的游子，每到年底，一回到兴化，就四处奔波，求购喜爱的年货。

在工业上，兴化有不锈钢之乡美称的——中国戴南镇。有工业发达的张郭镇，周庄镇、昭阳镇、安丰镇……有后起之秀的新垛镇，一座座厂房正在拔地而起，一座新的工业城又将在这块热土上诞生。

散文家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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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冰心.《樱花赞》（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

[2]冰心.《冰心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

[3]冰心.《冰心散文选》.人文出版社.1953年出版

[4]吴宏聪、范佰群主编.《中国现代丈学史》.武汉大学出版杜.1991年2月出版

[5]卓如.《冰心全集》（1919-―1922年）第一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

[6]汪文顶.《冰心散文的审美价值》、《文艺评论》.1997年第五期

散文家篇7

当下，文学走向商业化的倾向逐渐显现，行走散文、地理散文盛行。此类文体，作者往往采取外来者的叙述身份，走马观花似地叙写某地域的风情，界限化明显。李娟与此不同，李娟成长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新疆，她自觉地融入到异域异族文化中去，散文中的叙述视角是复杂多变的，并非单一地从他者的视角来叙写。我是在一个深处的地方，距离曾经很熟悉的那些生活那么遥远，离那些生活中的朋友们那么远，离童年那么远，离曾经很努力明白过来的那些事情那些道理，那么远……[3]辗转于四川与新疆，漂泊使她感觉自己没有归宿，永远都是一个文化边缘人，这些都影响着李娟的文化身份建构。李娟自小从外婆及老外婆那里所接受到的是汉文化的教育，远离故乡迁徙至阿勒泰这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根，远离了汉文化，她固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在这里无疑是“另类的”。对于故乡来说，李娟是一个游子。“我想到了故乡。又想起其实我没有故乡……我们这是闯入了谁的命运？陷入了谁的痛苦……”[4]对故土及往事情怀的回忆与书写，是农耕文明依恋土地所造就的乡土情怀，安土重迁意识鲜明。李娟散文中的很多篇章皆表露出浓郁的失根之痛及对故土之思。外婆在风中追逐草帽，草帽是外婆固执地排斥异域文化的一个标志，可草帽最终还是随风而去了，她们不得不融入到游牧文明中去。生活在新疆，李娟曾跟随哈萨克牧民转场，深入冬牧场，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作，对他们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有着甚为深入的了解，这就使得她既能够消融自己汉人的身份，沉入到游牧民族中去，对他们的点滴进行细致入微的叙写。她诚恳地感受游牧文明，以赞赏的眼光去看待，积极地容身于其间，既是旁观哈萨克文化的“他者”，又是融入游牧文明的“自者”。这样的双重文化身份及视角，使她既能感受到现代文明的大力进发，又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去深切感悟游牧文明。她对游牧文明怀有深厚的感情，但又不得不接受现代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李娟的文化身份与立场是复杂变化的，具有不确定性，且每种文化身份与立场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使李娟的创作呈现出复杂的文学创作状态。

二、生态意识

马克斯•韦伯曾提出“世界的祛魅”的观点：随着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于是，自然失去了它神秘的魅力。现代文明逐渐蓬勃兴起，人们愈发确信依凭自身的力量可以改造并征服自然，陷入“人定胜天”的模式。而现今所渐次凸显出的环境问题，令我们不得不去关注和改变此种不健全的自然观。当一个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讳莫如深，人不能舒展地依偎大地、放飞心灵，那一定不是一个人性正常发育的时代，也不会是一个文学可以崔巍繁荣的时代。[5]李娟的散文，书写了人与自然的复杂状态，透露出明显的生态意识。久居于深山老林，看惯了平和舒坦的周遭，当细微的改变发生之时，便能敏感地知觉。“我从小在城市长大，至今仍然依赖城市生活。大约因为经验上的反差，才会对乡村生活有特别的体会。同样，也因为从小生活动荡，才更贪恋宁静与一成不变；因为历经暴力，才更愿意描述平安与温柔；因为悲伤，才敏感于喜悦……”[6]城乡经验的反差，有利于李娟从城市文明中跳脱出来，客观公正地去看待乡村的自然环境，并意识到城市文明对乡村原生态的入侵与消解。《富蕴县的树》中，李娟细细地描绘了百年大树被砍倒的过程，绿绿的富蕴县被高楼大厦取代，现代化进程效果显著，而周遭的环境却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城市建设的进程夜以继日地进行，每进一次城，明明又修盖了许多建筑，却仍感觉又空了一片。走在宽阔空荡的大街上，浑身不自在，好像自己最隐秘的部分正在被曝光，却连个躲的地方都找不到。”

潜在的生态意识变成了现场的直接控诉，而遭到破坏的又岂止是树。一串串崭新闪光的钥匙成为无用的垃圾；山林因为人们不断地掠夺木耳、党参、虫草、石榴石等可以卖钱的东西，造成草翻泥涌、四处狼藉的景象，并引发大规模的瘟疫；夏天蝗灾来临使用药物除杀对环境造成的危害……“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向着无忧无虑与浪费一步步靠近。我们真强大，命运都能控制住了。”此种不健全的自然观继续作为我们的主导观念，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自然界的宏大程序继续有条不紊地一步步推进，无可抗拒。尽管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感觉不到，只能以本能的敏感去逼真地体验些什么。只知道，‘更多的那些’不像蝗虫那样好打发了。”[9]我们在这片美丽的沼泽上搭建起的象征着栖身之处的房子，终将不负重荷地被毁坏，生存环境将失衡，而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条件，所以即便“房子破了”，可我们仍然要生活下去，在艰难和痛苦中，因为我们还在这里。除却对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不良境况的反思，李娟还展现了现代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对游牧文明即将消失表示忧虑。李娟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反观游牧文明，被它的积极乐观所感染。“他们知道叹息无济于事，知道‘怜悯’更是可笑的事情——怜悯是居高临下的懦弱行为。他们可能还知道，对于将死的事物不能过于惋惜和悲伤，否则这片大地将无法沉静、不得安宁。”生活在深山里的牧民，“这深山里的稀薄社会的确从没有过被明确监督着的秩序，一切全靠心灵的自我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可那些人不，那些人在有钢铁秩序的社会中尚无可躲避地遭受到了伤害，更别说‘没人管的地方’了。”

勤劳努力、自我约束的牧民，本分地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而这份安宁却随着现代文明的逐渐深入而遭受干扰，长久以来的生活环境受到污染与破坏，随着科技的侵入，大量垃圾被制造，所生产及食用的物品不再那么安全可靠。人的欲望逐渐膨胀，环境逐步恶化，即便是存在已久的游牧方式，如今也岌岌可危，走向消逝。对于定居一事是否是好事，牧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毕竟“无论如何，生命需要保障，世人都需要平等地进入世界。一定要定居，羊群一定要停下来。不只是牧人，连大地也受不了了，羊多草少，超载过牧令脆弱的环境正在迅速恶化。”

散文家篇8

摘 要：家族法发源于前国家时期的初民社会，在进入国家社会以后，与国家法共同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家族法在表现形式、调整方式、调整范围及社会功能等方面与国家法有所差别，体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价值：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论文关键词：家族法 国家法 社会关系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发展阶段，与人类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能力相关联，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促进了家庭结构和职能的变化。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选择规律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P.72)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本文写作的目的，不在于对传统家族法制度——特别是作为其一部分的宗法制度——的重述，而重点在于从家族法与国家法对比的角度阐述家族法更为悠远的历史痕迹，以及它如何在与国家法的相生相克中演化和生存。中国古代社会，不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这种社会阶段的划分是否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实际还有待进一步论证——都有家族法的存在，只是形式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调控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功能出现“衰落的表象”，而突出体现出对人精神世界的指引。在中国古代社会，我们可能不太注意个人的位置——这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但家族成为基本的社会单位，人生活在家族之中，家族是人进行自我完善的第一环境。即使国家产生以后家族的社会地位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但统治者家族也是国家的基本内核，国家成为家族的放大物。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将对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进行简要的勾勒；第二部分分析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的功能，特别是如何成为人们的精神规范的；第三部分叙述家族法的法律形式，特别是如何对国家法进行借鉴和补充；第四部分是结论和对现代社会的一些启示。一、家族法的起源和演变梅因认为：“在人类初生时代，不可能想象会有任何种类的立法机关，甚至一个明确的立法者。法律还没有达到习惯的程度，它只是一种惯行。”(P.5)那么，这种“惯行”在家族中是如何体现的？因为家族首先是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保持血缘关系的健康和纯洁是家族生存的根本问题，所以，婚姻禁忌应是家族惯行中的基本内容。其次，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人们需要通过祭祀来寻求精神的宽慰，祭祀的礼仪也逐步成为一种规范。再次，在不断重复的生产劳动中，人们开始总结经验：如何进行劳动分工才能提高效率、如何分配劳动果实才算公平，最初的正义观念和技术规则促进了家族的团结和繁荣。最后，当有家族成员违反了某项行为规则或触犯了禁忌习惯时，要给予处罚，以保护家族的整体利益。所以，当我们不过分保守地看待法的概念的话，家族法——至少是其萌芽状态——在人类第一个家庭出现的时候起就产生了。中国古代家族法的演变可从四方面来讲。第一、家族法的萌芽形态。在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的进步促进父系氏族公社的形成，它的基层组织就是以家长制为特征的血缘家庭。这种社会单位的维持和运转主要依靠氏族内的家族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家庭内己经包含有奴隶制的农奴制，存在着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家长权，存在着最初的社会对立。这种家族法己经和经济关系结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家父权特征是与男女在劳动生产中地位的变化相联系的。第二，周代的家族法制度，又称宗法制度，是直接从原始的父系氏族家长制发展起来的。周族实行大规模的宗法分封，形成了宝塔式的宗法等级关系，凭籍亲亲尊尊、尊祖敬宗、孝仰思想巩固其统治地位。这里有必要对血亲和宗亲进行简要说明。“血亲”指的是一切人，从血统上能追溯到一个单一的男性和女性祖先的；而在血亲的世系表上，我们每到达一个女性的名字时立即停止，把女性的卑亲属完全除外后所有遗留下来的人就都是“宗亲”。(P.85)可以看出，血亲和宗亲的区分是对家父权的进一步强化。第三，秦汉至近代的家族法制度可分为如下阶段：秦汉时期是发展的初期形态，表现为个体家长制家庭与旧的宗族的并存，在个体家庭中繁衍发展起来的新的家族势力从逐渐形成到发 展壮大；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表现为家族势力发展到能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家族的统治和组织与地方上的政治统治和组织又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但家族势力常处于和中央政权对抗割据的形势；宋以后和近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这一时期的家族法也发展到后期形态，表现为家族不再掌握有地方上政治军事权力，家族势力完全服从于皇帝的政治势力，家族法组织不构成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但家族法统治与政治统治配合得更为紧密。二、家族法的社会功能家族法的社会功能随着家族在社会关系中角色变化而不断完善或丰富起来。此处讲完善或丰富不尽准确，特别在国家产生以后，以国家意志而拟制的法律——其有的内容是从家族法转化而来，或者本身就是对家族法的限制——不断剥蚀家族法的调控领域。在汉代以后，法律的儒家化起到了对家族法的打击和拉拢的双重作用。梁启超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有人申而言之，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是家族本位的法律。这不甚全面。家族法远远早于国家法的产生，具有独立性的一面，甚至抵制国家法的侵蚀，在调控社会关系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但总的趋势是，家族法不断向国家法妥协，甚至成为国家法的附庸。这在封建社会后期尤为明显。第一，经济功能。家族共同体利用自己的群体优势，经营家族财产，并联络各自独立的家庭组织劳动生产，推广先进的生产经验。有的家族直接将涉及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写入家族法，要求族人执行。如广东五华缪氏《家训》规定：“池塘养鱼须常供粪草，旷地须当栽梨、柿、桃、李、梅、栗诸般果木及菽麦、麻豆、薯瓜、芋菜之类，培泥铲草，随时加察。”(P.962)对于农业生产中的很多细小环节，家族法都有具体的规定，其中不少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起到辅助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二，治安功能。家族组织利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家族法调整族内社会关系，维持族内社会秩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地方政府管理人数不足的缺陷，使国家统治渗透到社会底层。此外，家族法对于族人的言行举止各有限制性规定，族人若有过犯，首先必须经家族机构依家族法处理。这样，正如清朝巡抚陈宏谋所言，“立教不外乎明伦，临以祖宗、教其子孙，其势甚近，其情教切。以视法堂之威刑，官衙之劝戒，更有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实效”，(PP.184-185)一大部分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都在家族内部解决。第三，教化功能。即纯化族人家人的道德，约束族人家人的思想行为，使家族组织更为正统化、官方化。在家族内部，忠孝信义等善恶品评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规范，特别在汉代以后，家族法直接从正面倡导儒学，不仅以儒家学说为基本准则，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也以儒学理论作为唯一正确的思想意识，要求家族成员无保留地接受。清朝嘉庆年间归安《嵇氏条规》规定：“男子生而能言，便须以礼教诲，……毋得游手好闲，习学非礼。”(P.983)第四，福利功能。在家族法中规定助农工、扶老弱、恤忧患、实义仓等条文，要求族人之间在生产、生活上互相帮助。崔氏《四民月令》中劝勉宗族乡党说：“三月，是月也，冬谷或尽堪麦未熟，乃顺阳布德，赈赡贫乏，务施九族……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弱不能自存者，分厚撤重以救其寒；十月……五谷既登，家储蓄积，乃顺时令，同宗有贫寡久丧不砍葬者，则纠合族人共兴举之。”(PP.6162)另外，公用道路的修筑、水利设施的兴建、水井的穿凿以及村落围墙的修建等，需要各户共同出力完成。三、家族法的法律形式前文已经提到，在国家产生以前家族法就已经存在了。这时的家族法在形式上是十分杂乱的，主要是口述约定，代代相传。（国家法在初始阶段也是口述形式的）文字发明出来以后，古代文明出现质的飞跃，为家族法的保存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条件。尽管国家法在调控领域上不断对家族法进行挤压，但其为家族法在法律形式上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特别是国家法进入成文化以后，家族法越来越成为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制定的家族法往往由皇帝出面予以肯定，其法律效力无疑非同一般。如孔子后裔在制定家族法时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肯定，清代时又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一般家族的家法族规，为了获得官府的肯定，也往往主动送到地方官府批准后再使用。当这种家法族规制定的指导思想被御定，内容、措施被官府批准后，实际就成了封建社会的一种法律渊源。第一，罪名设置。家族法与国家法由于调整对象与适用范围 不同，在罪名的设置上各有侧重：首先，对于国家法中的罪名有取有舍。大多数家族法没有专立谋反、谋叛及六杀罪名，反而都将盗窃、、奸淫等列为专条定罪量罚。其次，单独设立罪名。比如，为维护家族秩序，家族法设立一些特别罪名，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举止，如“戒诉讼”、“禁嫖荡”、“禁凶暴”、“惩贱役”等条文。再次，在某些方面与国家法的规定相对。(PP.935-936)如大多数家族法舍弃国家法中“亲属相为容隐”的制度，明确规定亲属之间相互有举罪责任。这主要因为，如果搬用该制度，势必造成人人容隐、家家相庇的局面，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持不利。第二，处罚方法。对违反家族法行为的处罚方法比较繁多。从《孔府档案》中可以发现，孔氏家族常见的处罚方法有训斥、赔礼、记过、停胙、革胙、罚谷、笞责、罚跪守香灯、鸣官、拘押、枷号示众、处死等26种。(PP.752-755)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盗葬、奸淫等破坏族内尊卑名分、伦常礼教的行为，家族法均给以严厉处罚。由于伦理血缘关系是家族共同体的组织骨架，在家族法与国家法各自的处罚体系中，家族法对之处罚所达高度远远超出国家法之罚。其次，对于一般犯罪行为，家族法的处罚程度较国家法为轻。盗窃、等行为触犯国家法也触犯家族法，破坏家族内部社会秩序。但是，它毕竟不是对伦理血缘关系的直接侵害，所以家族法没有将其作为严厉打击的对象。此外，这些处罚方法还具有以罚祭祀为主、族内判决与鸣官治罪结合、数罚并用、类推定罪等特点。四、结论和启示正如西方法律体系中存在教会法、封建法、王室法、庄园法等一样，家族法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国家法共同构成中华法系的完整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家族法是国家法的起源，尽管国家法经常以“神授”、“天意”的名义出现，但总是对家族法的模仿，至少在初始意义上是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和君权十分强大，甚至没有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对其进行牵制——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但革命以后，又形成新的专制国家和君权。在此历史情境下，家族法越来越被遮盖在国家法的阴影中，在阶级分析者看来，它们已经实现了“融合”。我们说，家族法与国家法有一致的地方，否则的话，同存于一个法系中才真的奇怪。但是，这种一致程度不能过分估计，所谓“家族本位”的观点也要谨慎对待。中国家族有一种先天的“等级和偏见”（此处并不是贬义）特质，某个家族夺得国家政权是不愿意和其他家族分享的。正所谓君臣有别，其他家族只能以臣子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权。社会是一个复杂的资源系统，天下在政治名义上可能是某个家族的，但不同的家族，其利益是不同的，试图实现绝对的服从往往导致国家的短命（秦朝就是这样的例子）。当我们认识到中国古代社会照样存在利益的多元化时，如何实现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就十分必要了。革命是其中最极端的手段，但革命之后就需要制定规则——主要是国家法的制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政权的更迭对家族法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反映了家族法的固有的韧性和连续性；反过来，家族法则给予新的国家法以提示，并实现不同家族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甚至道德文化利益等——之间的重新分配。前面提到家族的“等级和偏见”，这主要表现为家族在社会关系中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除了防范其他家族的侵入外，也防范国家权力对家族事务的过分干预。中国古代社会的“君权独大”恐怕只是理论和政治意义的，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君权要考虑“家族权”的反应。有句俗语说：“天高皇帝远”，形象地反映了君权的触角也有不能到达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无天”，这里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控的正是家族法——表现为家族的自治。家族自治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没有完全独立的表现形式，这也是许多人忽视家族法的原因。它经常把内在精神结合到乡里制度中去，也就是说在运行层面借助国家的基层行政力量。这是对大多数普通家族而言。而对一些地方豪族来说，不必依靠乡里制度的庇佑，便能发挥自治功能，甚至牵制地方行政力量。(PP.188-196)家族自治的稳定性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家族的团结促进个人人格的完善——尽管也可能限制个性发展，人们面对的第一人际关系就是血缘亲情，而不再像远古社会那样是野兽般的竞争。现代社会强调个人的解放，个人需要成为第一需要，这是否是向远古社会的某种形式上的蜕变？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因为他学会了站立和使用劳动工具，更重要的是获得了理性，懂得了关心人。脱离了家族的背景或割断了家族的脐带，我们又会成为荒原上孤独的灵魂。 当然，同任何事物一样，家族法及其有关制度也有不好的一面，但阶级分析者们已强调得够多了，这里不再赘述。

散文家篇9

论文摘 要：本文试图由“学者散文”的两个要素，以及当今笼罩“学者散文”的特殊文化背景，来谈谈“学者散文”所面临的矛盾和危机。并基于当下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现状，做出一点不成熟的想象。

散文作为文学品类之一种，文学性是它最根本的特性，学者散文也不例外。然而，学者散文特别的创作主体与散文自身的文学性要求之间，存在着难解的矛盾。此外，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的转型，文学日益边缘化、市场化的态势愈发显著，学者散文也同样处在这一时代环境的笼罩之下，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考验。本文试着对学者散文自身存在的矛盾，以及面临的危机，以粗略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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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者与散文之间的天然矛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学者散文”的崛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学者散文”的关注和研究，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也成为评论界的热点之一。众多学者对“学者散文”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最早的是台湾散文家余光中，他从创作主体以及其文化素养、文体类型、读者反映对“学者散文”进行了描述。后来有香港散文家梁锡华，大陆的学者钟友循，范培松，袁良骏，吴俊，喻大翔，洪子诚，韩国学者金惠俊，他们或关注创作主体，或关注散文文本，或是兼而有之，分别对“学者散文”做了描述，其中较突出的是喻大翔教授。喻教授认为：“所谓学者散文，主要指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创作的，具有现在思维特征、价值取向、理性精神、知识理想、心理内容等质素的，各种类型与问题风格的散文作品。”，这一概括从创作主体、文本、成就三个角度对学者散文进行了准确厘定，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论高度和深度。

有的学者散文家注重智慧、思想的输出或者启蒙、批判立场的表达，这样往往冲淡艺术审美的经营而使其散文成为知识的堆积或一味的说教。比如，余秋雨的一些散文（如《西湖梦》等），充满历史资料、考证证据、说理议论，从而带来其散文强烈的理性色彩。当然，这对表现作家文化选择的自觉是有意义的，但是却造成作品的过于沉重、呆板，缺乏作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的生动和柔软性，也会给读者一种好为人师的感觉。再比如余光中，他虽曾指出学者散文“当然也要经营知性与感性，更常出入于情理之间。……而是要捕捉情、理之间洋溢的那一份情趣或理趣。”，但他的所谓的知性散文《书斋书灾》、《鸦片战争和疝气》、《梵高的向日葵》等中，丝毫也见不到精致的结构，生动的意象与和谐的韵律；从散文作为文学之一种的本质要求出发，很难肯定它们是美好的作品。还有研究者认为，“周涛散文有理性过强，思想太密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泛，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这一说法也是相当中肯的。这种矛盾在现代学者散文家那里也是存在的，只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总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给予合适的消解。比如鲁迅散文中赤诚的精神，林语堂散文中洋溢着的幽默，梁实秋散文优雅下面蕴藏的淡淡的苦味。近年有些学者散文家则追求散文的个性化、生命化、清淡化，这又导致散文缺乏思想和精神的底蕴。当然，这种结果可能是对于前一种情况的纠偏所导致的，却不如人意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著名散文家柯灵这样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可见在散文家那里，好的散文也应该是融合了感性与知性的典范。然而，认识上的清醒和自觉与创作实践仍有距离，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践中去，以实现学者散文文本的某种完满，是当今学者散文家和学者散文研究者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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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众化、商业化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大众文化和商业主义席卷而来。从而使文化、文学以及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在严峻的形式下，长期回避的利益问题以及相关的价值取舍，导致学者、知识分子的分化。有的学者、知识分子选择“下海”，有的选择趋时的亚文学写作，比如，广告文学，电影剧本，通俗小说等。有的人则表现出面对时代变迁的冷静和自觉，表示坚守知识分子的理想阵地，他们面对压力作出了相对的应对。“没有英雄、缺乏戏剧性、操正步、常规建设，这无疑都是散文时代的标志。在此背景下，学者散文当然地成为了九十年代散文的主流。戏剧理论家余秋雨的散文是学者散文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1992年）、《山居笔记》（1998年）、《霜冷长河》（1999年）等一批散文集，本本畅销海内外。著名的学者季羡林，他的《虎年抒怀》、《清塘荷韵》、《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1999年又创作了《站在胡适之墓前》。与季老相似的年长的学者散文家还有张中行、汪曾琪、董桥，画家吴冠中、黄永玉、韩美林等等，都在散文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学者散文成就了客观的成绩，却也面临着种种问题甚至危机。散文评论家韩小蕙曾撰文惊呼：“散文变成了什么？”，“散文怎么离文学越来越远”，并指出当时散文存在的种种弊处：把散文写成论说文；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大文化散文变成了百宝箱；更有一类以功利为目的的散文等等。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雷达也这样说：“散文过多地承载文化，压制了文学的灵性，使散文特性正在丧失，严格上说，有些学者散文不是散文。”这一后果不能说和学者本身无关，更不能说和整个时代环境无关，它恰恰说明了学者在时代环境下的选择以及坚持（操守）。

然而总有人面对文学、学术的商业化表示俨然新潮的肯定，他们认为学者以及学者散文无论如何都是新的文化消费中的因素，这好像是给学者和学者散文定命。岂不视这如今文化的严峻形式，以及这背景下面一切的遭遇：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消费性是指向利润和官能享受的，学者散文必将在他们面前丧失掉最后一点可能。学者散文的读者渐渐窄化，学者的审美能力渐渐退化，学者散文家渐渐分化，大部分人将举着文化的大旗，做起商人的经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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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相信不管是学者与散文的天然矛盾，还是当代文化背景下学者散文的危机性遭遇，学者散文的过去是辉煌的，未来是向前进的。我们关于学者散文的研究和建设存在着无限的空间，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末尾有人这样讲：“难道我们不该把学者散文当作一个独立的散文品种来研究？难道我们不该有一部学者散文史？不该有一部或几部学者散文选集？”，这个想像似的无疑而问，在今天得到了回应，学者散文的研究上已经有不少可观的成果。然而，散文领域的研究——也许是因为其体裁的特别——向来不是那么热闹，因此其建设的步伐依旧蹒跚。

当然学者散文的研究，不仅仅止于关于它的概念的厘定，文本的解读，生命的关照，更应该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建设。从古到今，从大陆到港、澳、台，从华文世界到整个地球，学者散文有它自己的历史和国度，在巨大的时空下恢复它零碎而又模糊的面影，需要更多智慧而且执着的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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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董正宇：《也说“学者散文”》，《理论与创作》2003，1。

② 喻大翔：《现代中文散文十五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3。

③ 余树森，陈旭光：《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④ 陈建晖：《论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现象》，《文艺评论》1985年第2期。

散文家篇10

关键词：季羡林 散文 研究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印度语言学家，又是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即使是把散文作为学术之余的副产品，季羡林笔下的几百篇散文足以支撑起使其成为一个散文家的地位。作为学者散文的代表性作家，季羡林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散文创作思想，独特的散文审美追求，他的散文有着鲜明的审美特征，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笔者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当前季羡林散文研究综述如下。

一.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

由于季羡林在长期的散文写作中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散文创作思想，这些思想对中国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与散文创作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很少，只有一些散论，如曾敏之的《季羡林老的散文观》谈到“真情”，曾敏之说：“我发现，季老写散文有一严格的原则，就是不能伪饰感情，必须以真情见于笔端，构成散文的内容与形式具有美感的因素。”[1]曾敏之在文章里谈到季羡林散文写作的“真情”思想，但对季羡林的散文思想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乐黛云在《真情 真思 真美》说季羡林的散文是“真情、真思、真美”[2]论及他的散文的“真情”思想，但重点讨论的还是季羡林的散文艺术特色。

二.对季羡林散文创作的流变研究

评论者大多认同对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分为三个时期：解放前、建国初期、新时期。如：周景雷、王景科、牟洪建都在论文中谈及，王景科、牟洪建认为“季羡林前期散文，文辞显耀，绚丽多彩”，“后期语言质朴亲切，平淡如水，不避俚俗，情郁于中，有一种真实自然的素朴美。”[3]但他们都没有深入系统的论述。其实，由于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时间较长，受时代环境、生活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而从他的散文创作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在文体上、语言上、感情风格上的变化。

我国三十年代散文受英国小品散文和随笔散文的影响，开始比较注重现代散文文体的建构。建国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大一统的集体主义思维方式影响散文的走向，散文在“形散神不散”的桎梏中舞蹈，逐渐形成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诗化”模式。70至80年代中期在散文领域形成了一种极为普泛的“老年散文”，“忆旧怀人”使散文陷于一味回忆和怀旧的模式之中。80年代后期的散文文体，突破了五、六十年代诗体散文文体的正中地位，恢复了散文文体随意、自由的特点。这些散文文体的时代变迁在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中都留下了印迹。

季羡林早期的散文有欧化的语言特征，句子较长，注重自我感觉、印象、情绪的表达，欧化痕迹较明显。这时的散文大都醉心于表现内心苦闷忧郁，并致力于对散文艺术美的追求。建国初期，季羡林的散文则表现出语言质朴平易之态，抒情偏于直白，文彩稍嫌平淡，虽在一些叙写国际交流见闻的散文中不乏欣悦自豪之情。新时期季羡林的散文语言在优美质朴中还显示出诙谐幽默反讽之味。

由于“解放前看不到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也看不到个人的前途，写东西调子低沉，情绪幽凄。解放后则逐渐充满了乐观精神，写东西调子比较响”，所以解放前的散文，感情变化曲折绵远，细腻婉转，缠绵流畅，情韵深长，显示出一种幽婉的风格。解放后季羡林的散文有了极大的变化，散文充满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感情格调明朗而强烈。经过十年浩劫，新时期以来季老的散文既有打倒“”后进入新时代的喜悦以及对的反思，也有对失去亲友的痛苦及对生命人生的深层的思索与感悟，感情趋于深沉，往往把热烈的感情蕴藏在深刻的哲理思索之中。

三.对季羡林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研究

周景雷认为季羡林的散文主题主要有三：一.河东河西。二.纵浪大化。三.贾桂思想。[4]

孟昭毅认为季羡林的散文中有含蓄深邃的哲理思辨、无穷的韵味。他说：“这些散文思想厚重而文字轻灵；集史、识、才、情于一体，堪称‘老生派。’[5]韦器闳则说季羡林质朴单纯的个性造就其素朴的散文风格；其作品借助朴实而生动的语言和独特传奇的内容吸引读者，以真挚的情感表达感染读者；其文中丰厚的学养显示其学者散文特色。

王景科、牟洪建认为季羡林散文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回环往复的节奏，丰富而奇特的想象，于琐事中见真情，绚烂而复归平淡的语言。

这些评论者的评论涉及季羡林散文的主题、哲思、语言、情感等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多。但研究者大部分是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论述季羡林散文的特色，很少从整体和系统出发研究其散文独特的审美特征，并很少提及季羡林散文的审美价值。

通过梳理当前评论家们对季羡林的散文的评论以及对季羡林的散文研究，可以发现，其实季羡林的散文在不同的创作时段表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季羡林早期在解放前在北京读书至留学德国期间写作的散文大多采用欧化语言，散文情感忧郁，调子低沉，显示出幽婉的风格。而在解放后建国初期十七年间写作的散文则语言质朴平易，抒情偏于直白，文彩稍嫌平淡。打倒“”后的新时期创作的散文取材多为身边琐事，感情趋于深沉，且具有哲理性。

通过对季羡林散文的审美追求、审美特征、审美价值的探析，可发掘出季羡林散文的“平淡之美”。在诗文鉴赏方面，平淡是一种审美范畴，其特征包括平易、亲切，不雕琢，不张扬。就为人的方面说，“平淡”是一种胸怀、一种情操，表现为和气谦让、淡泊名利，明达事理而顺其自然。它是一种为人的低调、欣喜的状态，也是一种弃绝扰攘、心气平和的价值追求。季羡林的散文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淡”美思想的影响，又由于为人的质朴，使他为人与为文都倾向于“淡”，并且在长期的创作中坚持“淳朴恬澹，本色天然”的创作理念，使他的散文显示出平易、亲切、自然、本色纯真的“平淡”美的审美特质。其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淡”而“实”的哲思，二是“淡”而“美”的品格，三是“淡”而“雅”的意境。他的散文的这种“平淡美”的特征与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朴素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存在着潜隐的精神契合，同时也符合当代文学理论家对“平淡”之美所作的内涵解释，但是又独具特色。他的散文真实地揭示了历史与自我生命的真实，其散文的平淡美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淡”美思想的继承，引发我们对“淡”美的思考。季羡林用朴实的文字叙写真实历史，表达自我的生命及人格的神韵，潜移默化读者的心灵，陶冶人们的性灵人格，他的散文是达到了宗白华所说的“真善美”价值的统一。

季羡林是当代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因此对季羡林散文的深入研究将是中国当代散文研究者绕不开的一项工作。对季羡林散文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对季羡林散文思想的研究以及探讨其散文艺术的独特性，对中国当代散文的理论建设与散文创作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文学作品凝聚着创作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是探索心灵奥秘，追寻人生意义的体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来表现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文学表达着对人生、对生命的独到理解和独特情感，同时也是人的一种自我观照，它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并对人的命运和灵魂进行深切关注，这从根本上影响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主旨、审美等方方面面。所以，研究季羡林的散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对于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季羡林在散文中所显示的个人人生踪迹，通过春秋笔法将自己的判断播扬给他人，调动起广泛的社会记忆。其生命意识由于杂揉了民族的基因而表现出强烈的韧性，其思维方式也因为融入了智慧而形成一种对生命追求的执著，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心灵的一面镜子。对其散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第四，季羡林散文中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知识领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大度包容的道德修养等，都堪称是对当前社会人心浮躁、道德流失、行为失范等现象的一种反拨，也是对现在有些年轻人恶劣低俗的生活情趣、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等的一种鞭笞和挞伐。对其散文的研究，无疑对当代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艺术的本质，宗白华在《艺术学（讲演）》中写道：“艺术为生命的表现，艺术家用以表现其生命，而给予欣赏家以生命的印象。”[5]宗白华所说的生命内容包括遗传的禀赋、过去的经历、当前的经历三种。他解释说面对同一境地，由于各艺术家的生命内容的不同，艺术家的表现也就不同。他认为艺术美有“景”“情”“形”三层结构，艺术美是景美、情美、形式美三者的统一[6]。与这三层结构相对应的，艺术至少有三种主要价值：一、形式的价值，即美的价值。二、描象的价值，即“真的价值”。三、启示价值，即“善的价值”。[7]宗白华这些美学思想正是引导我们研究季羡林散文的最初原因，因为我们可在季羡林的创作中找到他与宗白华关于艺术本质阐释的契合，而不同的是，一个用哲人的智慧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另一个则用学者文人的细腻将他对艺术本质的体悟倾注在自己的散文创作中。我们可尝试从艺术本质的角度来对季羡林散文创作的审美追求、审美特征及其散文创作的审美价值进行研究，以探讨季羡林散文独具魅力，被散文界看作是学者散文的代表性作家的内在原因。因此，我将期待有更多关于季羡林散文创作的研究成果面世。

注释：

[1]曾敏之：《季羡林老的散文观》，《作品》，2008年12月。

[2]乐黛云：《真情 真思 真美》，《中国文化研究》，2011秋之卷（总第33期）。

[3]王景科、牟洪建：《一代鸿儒多磨难，十分本真见精神》，《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6月。

[4]周景雷：《季羡林散文的三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5]宗白华：《艺术学（讲演）》，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45页。

[6]宗白华：《艺术学（讲演）》，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45页。

[7]宗白华：《略谈艺术的“价值结构”》（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