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十篇

先秦散文篇1

    关键词:先秦;诸子散文;庄子;文体

    一、《论语》

    它主要记载孔子的语录,也是一部说理散文,相传是由孔子及其弟子编纂而成。《论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记录了孔子的许多名言,它反映了孔子的仁爱思想。比如,“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是孔子对子产的评价,从这个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作为政治家的政治主张。《孟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相比于《论语》,它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文章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虽然还是以语录体为主,但是却减少使用三言两语式的独白,它从简明扼要的语录发展成了长篇大论,并且其中许多语录体散文已经具备了专题论文的性质。在先秦诸子散文文体的发展演变中,《墨子》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与《孟子》比较,它表现出由“对话”向“专论”过渡的特征。《墨子》各篇出现了简洁的标题,这些标题都是文章的中心论点。不仅如此,这些文章的谋篇布局也层次分明。当然,有些文章的语录体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但与之前的相比,它们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围绕中心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二、《庄子》

    它在我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很重要,下边重点来谈一下《庄子》。先秦诸子散文发展到《庄子》的时候,已经变化很大了。《庄子》给人的感觉人可谓是耳目一新。从文体上来说,《墨子》虽然已经表现出由“对话”为主转向“专论”,但仍有语录体的成分在内。而《庄子》已经摆脱了语录体的形式,进入了专题性论说文阶段,它用寓言的形式组成文章,与之前的《论语》《孟子》《墨子》以及后来的《荀子》《韩非子》有很大的不同。《庄子》里的寓言,达百篇之多,《内篇》有将近有神话幻想故事,也有借物寓言故事篇——寓言故事,这些寓言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往往环环相扣,组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达一个主题。如《养生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段文字表达了全文的中心,总述了养生之道,提出了“缘督以为经”的观点。但是庄子却没有用客观事实来论述,而是讲了庖丁解牛等寓言故事。表面看来,这几则寓言故事好像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都是为论点而服务,说明了养生的关键在于“依乎天理”。正因为《庄子》主要是寓言故事,这样就决定了它的论述方法不是运用逻辑推理,而是运用比喻及形象思维来论述观点,在故事情节中表达深刻的哲理。如,庄子的代表作《逍遥游》:“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没有使用抽象概念,而是展开想象,选取了一系列具体事务开始描写。其中“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等都可以看出《庄子》驰骋的想象。庄子对具体的形象进行描述,说明世间万物虽然各不相同,有大小之分,长短之别,但是它们的存在和运行都是“有所待”的。如果只看浅层的话,《庄子》里的许多文章似乎有些模糊,但如果仔细品读的话又觉得有法可循。许多学者对此都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将《庄子》的篇章之法归纳成游龙式、故事式和议论式。其中游龙式体现了《庄子》的风格,它包括《内篇》和外篇的《秋水》等。这些文章由很多寓言故事组成,用议论连缀成篇。这些议论仿佛没有联系,但是其实贯穿于一个主旨之中。从论说文的角度来说,《庄子》这种光中引线的做法虽然不太合适,但对于论说文的写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风格,在我国散文史上是辉煌的一个篇章。

    三、《荀子》和《韩非子》

先秦散文篇2

关键词:论辩　文本　直观　探究

先秦散文,可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自然当属文中的论辩说理了。无论是一言堂式的孔孟布道,浩气凛然的墨者力争,还是透着一种诡谲色彩的老庄譬喻,无不体现出思想火花的撞击。究其根本原因,则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风气使然。然而这也使教师在教学中往往产生出一种混乱:是否该从语文专业这一角度,带领学生领略诸家不同文化思想,从而辨识其论辩缘由,领略其论辩风采呢?诚然,对于历史基础较好,阅读积累丰厚的学生而言。这不失为一个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妙法。但是,对于一般文言基础较差,或在平日阅读中并不偏好历史类书籍的学生而言,却有好高骛远之嫌。所以,怎样才能使学生更为直观的领略论辩风采,从而达到了解文中蕴藏的中国哲学思想源头这一情感目标呢?通过我的教学实践,我认为从文本出发,抓住矛盾主线,通过三个明确,逐步深入显得更为有效。

一、背景具体化,明确矛盾冲突

所谓的背景具体化,就是不要和学生大肆铺陈当时整个社会、天下局势,太宏观只会把学生搞蒙,一切围绕文中人物事件来,不要太多也不能少。紧贴学生可接触到的资料,让学生更易于接受。

如《庄子与惠子游于濠上》一文的背景就较为隐晦了――庄子主张“性善论”。这在当时就是一场大讨论,想要解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结果常常就出现一种问题:老师讲了这个背景,却没有联系课文来进行解释,于是这一重要背景就游离于课文之外了。这时候就有必要向学生解释一下:所谓的“性善”,是说人的本性是好的,人只要依顺天性,就可以活得自在旷达。而庄子的这一心态投射到鱼的身上,“鲦鱼出游从容”鱼游得很自在,它们是顺着自己的天性在游动的,这自然是一种“乐”。再回到庄子自己的身上,他只是依着自己的感觉,去感受鱼之乐,这就是一种旷达,就是“性善”的体现,也就是自然发展。这里就得注意让学生将其与日常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相区分了。自然而然,与庄子针锋相对的惠子,则一直强调“安知”,靠什么知道,他注重的是外在条件的制约,因而走人了与庄子完全相反的境地。

二、回合清晰化,明确论辩方法

先秦散文单元教学的知识与能力目标在于了解文言文知识及其表达的主要观点以及论证方式。这一目标必须在分析论辩的过程中实现。统观教材中所收纳的几篇文章,每场论辩都是几经周折方才论辩周备。而这些周折之中,正蕴含着作者的观点和论辩艺术。因此理清论辩回合,不失为明确人物思想观点的第一步。

在教授《公输》一课时,首先明确:墨子一共进行了三个回合论辩,第一次驳倒公输班,第二次驳倒楚王,都用了请君入瓮之法,诱使对方跳人自己的圈套;第三次彻底打败公输班,逼楚王撤销伐宋念头,靠的是墨子的技艺和宋国的战备。以实力作后盾,从而使墨子的话更有力量,更具取胜的把握。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三、语言精要化,明确人物形象

论辩的精髓在于语言,人物的思想形象也通过语言显现。所以人物语言赏析是论辩说理散文赏析的重头戏。先秦诸子散文的语言特色,往往是与他们的思想特色浑然一体的。可以说,读懂了诸子散文的语言味道,就读懂了先秦诸子思想。

以课文为例,墨子主张文以达意为主,语言要质朴,不重文采,但要结构严谨,逻辑性强,从课文中看,墨子在与公输班的论争之中,连用五个“不可谓”,重重否定,义正辞严,极有气势,使公输盘无从辩驳;在劝阻楚王时,巧用类比,对比,环环相扣,无懈可击。并且三次夸饰楚国,极言楚国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宋国之面积狭小、物产贫乏,感染力很强,在取悦对方的同时置对方于理亏的境地。而揭露公输盘的杀机并最后打消楚国的攻宋企图的这一段话,长短句交错,语气时缓时急,既从容又有威慑力,充分显示了墨子勇敢无畏、镇定自若的特点。通过语言赏析,三个人物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墨子,机智多谋,无所畏惧、镇定自若,公输盘,顽固、阴险,狡诈,楚王,虚荣。愚蠢,狡猾。

《孟子》其文一向以犀利雄辩著称。从教材选的两篇来看,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气势磅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感染力。这与孟子善用修辞不无关系,章一“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用的是双重否定,“域民不以……固国不以……威天下不以……”层递排比,更有气势。章二开首列举历史人物,自然用的是并列排比;而“人恒过……”用的则是句式排比。足见孟子善用排比,句式灵活,形式多样,给文章平添了气势。从语言逻辑来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战争角度出发。通过对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的比较阐述了人和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再加引申,推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阐明了施行仁政的重要性。短文结构形式“总起――分承――阐述――结论”,由点到面,由个别到一般,使文章极富说服力和感染力。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先列举六位历史人物再推及与此相似的“是人”,个别到一般,阐述人才是在艰苦环境中磨炼的,接下来从个人作为推论到治国,最后归结出全文论点。使作者的逻辑思路,外化为一种“层进式”结构。

再让学生比较墨子与孟子文章中的语言,就会发现,同是颇具气势,孟子的情感就显得更为激越。这时再讨论其原因,学生就不难想到儒家的积极人仕思想,以天下为己任,对执政者贪婪残暴行径的愤慨,对贯彻自己,主张的强烈愿望,以及“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救世责任感,必然使得使孟子的文章激切、刚厉、理直气壮。他又善于运用各种驱诱论敌就范的手法,加上文辞铺张扬厉,时露尖刻,喜用一大串的排偶句式,所以笔锋咄咄逼人。

总之,我认为,在初中阶段,学生的文言和历史功底尚且薄弱之时,最好还是从文本本身人手,通过对课文的分析探讨而进一步透视作者身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思想艺术。虽说是管中窥豹,但却有助于学生更好的将文本与思想相结合,稳扎稳打,也为日后的文言素养形成打下一个自发探究的基础。

先秦诸子散文是各家及其成员思想的表现,充满了卓绝的智慧,他们关注和思考现实社会与人生中的种种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认识并为解决问题开出了良方。步入中学,学生进入一个心灵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更需要多方面的精神食粮,因此,诸子散文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诸子散文展现了中华民族思想的精华。易中天教授说:“学者有传播传承文化的义务。”其中国学的复兴是关键。语文教师就应该担负起这样一个任重道远的教学工作,让学生在先秦诸子学习中感受经典魅力,陶冶性情,在精神层面履行继承传统文化的义务。

参考文献

先秦散文篇3

一、 比德

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是先秦诸子的共同特征。关于描写山水的散文往往首先从伦理原则考虑，对山水旅游即是如此，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

《论语・雍也》篇记，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前两个“乐”字，意思是喜欢。可见孔子这番话是从观赏山水出发的。

对于前两句，西汉初年的韩婴解释说：“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知者；动之而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夫山者，万民直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出云道风，从（耸）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山也。”这就是说，山水有君子之德。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老子》曾提到“上善若水”“上德若谷”。成书于战国中期的《管子・水地》篇讲到水有五德，玉有九德。同时期的《晏子春秋》曾以“行水”“渊泽”比喻国君的品德。还说，“君子若华山然，松柏多矣，望之尽日不厌。”他们虽然没有直接联系旅游观赏，但是这种以自然事物与君子比德的美学观，无疑对后世的山水美学观有一定的启发。

《论语・子罕》篇记：“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据《庄子・让王》记载，孔子的这番话是厄于陈蔡对子路讲的。命意显然不止是赞赏植物的耐寒本性，而是歌颂正直之士临难不惧，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这句话形象高雅，含蕴深邃，耐人寻味。很多文章，如《荀子・大略》、《史记・伯夷列传》都曾引用并加以发挥。虽然文字简略，却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观，润泽及于中国文化史各个领域。文学中的诗、文、词、赋，艺术中的绘画、书法、雕刻、音乐，都爱以松柏及具有某种特定意义的动植物作为题材，这已经成为至今盛行的中华民族美学传统之仪，而在山水文学中更是比比可见。

先秦文学中的自然比德说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告诉人们：自然美好的实质，是自然物的属性与人的某些品德美相类似，人可以从审美客体意会到审美主体的某些品德美。因而，游山玩水的意义便着重在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从山水中体认君子之德，从而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和意志锻炼。这种美学观着眼于自然与人的关系，而不是脱离人类社会，单纯欣赏自然美。它比起古希腊毕达格拉斯派所谓的“美是和谐与比例”，以及欧洲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那里”的观点要高明得多。和俄国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谓“构成自然界的美好，是使我们想起人来的东西……”有某些相通之处。当然，比德说只是注意到自然物的象征意义，而比较容易忽视自然美本身的属性。这个问题，到魏晋以后才逐步解决，其标志便是山水诗的兴起。

二、 悟道

天人合一、师法自然是先秦时期的重要思潮。道家学派鼓吹最力，其它各家也不乏类似的看法。因而，先秦诸子在观赏自然变化之时，大都注意总结其中的运动规律，探索客观世界蕴涵的奥秘，用以指导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活动。这是古人进行山水旅游时的基本心态之一。

《庄子》中借山水而悟道的例子很多。

《秋水》篇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粱之上……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二人展开了一场关系到认识论和审美观的辩论，由此引发哲学上的甚多评论。在文学上，魏晋诗人写鸟鱼多寄玄音，寓道旨，即其余绪。

《知北游》假托仲尼之言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必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先肯定山水林泉能给人以快乐，马上又否定。因为人生哀乐无常，主观无法掌握。这种观点发展到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便演化为人生如寄，及时行乐。唐代李白的名句：天地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即是他对上面那句话的发挥。

由于各派哲学体系不同，所以他们的审美标准便各异。孟子以茂盛而有用的森林为美，“牛山之木尝美矣”，他以之比喻人必须保持仁义之心的本性。庄子则以无用之木为美来阐发无用即大用的哲学。同样是观察水，儒道着眼各不相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感慨逝水永远奔流不息，有如时光一去不复返，用意是勉励人抓紧时机，自强不息。庄子则欣赏“止水”，强调“水静犹明”，感慨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教人们“无为”“无所用心”，态度比较消极。

所以，从人生观角度而言，孔孟的积极意义更明显，对后世社会的影响也更广泛；但是从自然哲学看，老庄所揭示的哲理往往更精微，对后世理论思想的促进更加有力。而对山水文化来说，儒道两家的滋润分别有所侧重，作用都是无可估量的。

三、知政

先秦时期的山水旅游活动，首先是在天子、诸侯倡导之下开展起来的。所以出游除了赏心悦目之外，往往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如观民风，知得失，宣威德，名教化等等。

《管子・戒》篇记载，“春出”为“农事不本”，而“秋出”为“人之不足”。其中心思想是统治者旅游必须有益于民，而不应妨民害政。

针对统治者的游乐态度，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口号不仅对山水旅游，而且对后世许多活动都有影响。宋代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在描写巴陵山水的盛况之后，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豪情就是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的。《晏子春秋》多次论及山水旅游的观感。如《内篇谏上》记：“景公将观于淄上，与晏子闲立。公喟然叹曰：‘呜呼！使国可长保，而传于子孙，岂不乐哉！’晏子对曰：‘婴闻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虚至。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宜难乎？’”他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必须“任贤而赞德”，使“民乐其政而世高其德”才行。否则灾祸“恐及于身”。

又有外篇记：“景公游牛山，少乐。”三次请晏子祝愿。晏子对曰：“臣愿有君而可畏……”“臣愿有君而明”“臣愿有君而可辅”。这种方式与《管子・小称》篇鲍叔三祝相近，不过那次是联系君臣宴饮，这次是结合山水，都是借机从政治上进行规谏。

一些思想家在随同统治者游山玩水的时候，常常要联系和总结历史经验，提供以古鉴今的教训。《战国策・魏篇》中记载了魏武侯与吴起的对话。吴起以“山河之险”说起，接着列举了三苗、夏桀、殷纣，皆恃山河之险而为政不善，终于亡国。随后得出结论：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先秦兵家的山水观。

先秦散文篇4

[关键词]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功利性；审美性；文学教育

[作者简介]侯艳，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教育学硕士，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5－0174－04

先秦文学指中国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在此时期几乎都已孕育。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等历史散文；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并在政治、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教育功能。对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与分析，可为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先秦文学教育功能意识的凸现

先秦文人与先秦文学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孔子是先秦第一位对文学教育功能作出重要论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教育作用归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涉及文学的政治、审美、认识等方面的教育功能，奠定了儒家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基础。与儒家相对，道家对文学的功利性教育功能采取否定态度，老子认为“五色”、“五音”等声色之美对人无益。庄子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五趣”使人“失性”，“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庄子・天地》)，从而提出了“自适其适”说与“灭文章，散五采”之说，在批判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的同时，开启了后世文学审美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先河。可见，尽管儒道文人对文学教育所强调的功能价值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不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诗经》中的一些诗歌提到“为刺”、“大谏”、“以为其心”等创作动机，已包含了文学教育功能价值论的思想萌芽。《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时楚国贤大夫申叔时谈教育太子的方法和内容：“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更是将历史、礼乐、政治等教育功能与文学教育功能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二、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体现

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指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首先表现为文学担当着与史书一样的重任，要反映社会现实，要褒善贬恶，要有益于教化。《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宋・李纲《湖海集序》这样评价《诗经》：“诗以风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小弁》之怨，所以笃亲亲之思，《鸱》之贻，所以明君臣之义；《谷风》之刺，所以隆夫妇朋友之情，使遭变遇闵而泊然无心于其间，则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几乎息矣。”鲜明地概括了《诗经》批评不良时政和过失，教育感化百姓的政治教育功能。《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的思想，所以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都强调《春秋》的政治教育功能价值。《庄子》散文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在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中，在诡谲的艺术形象和瑰丽的艺术境界中，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了社会政治批判精神，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教育色彩。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品。《离骚》就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针贬时政的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其次表现为文学必须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通过文学教育进入仕途。《尚书・尧典》要求以乐(诗)“教胄子”，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以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已体现了先秦文学的这种政治教育功能。

由此可见，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治教育需求或理想。由于先秦文学本身所承载的浓厚政治教育功能，使其奠定了中国文学关心社会政治与注重政治教育功能价值的传统。

(二)道德教育功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子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里的“言”的含义包括了文学如诗歌在内。在一个人的道德功业和言辞、知识的关系上，先秦文人强调德行在先。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文学的创作，从而使先秦文学承载上厚重的道德教育功能。如《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中有不少关于“忠、信、仁、义、智、勇、孝、惠”之类较为系统的品德观念的论述，“崇德”的倾向尤其引人注目。《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散文集，其中提倡的“克已复礼”“仁者爱人”的道德修养、“杀身以成仁”的道德追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坚贞道德品质及安贫乐道的道德情怀，初步确立了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论语》之后，儒家的又一部散文集《孟子》，把孔子提倡的仁的道德追求发展为仁义，进而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其中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人格与“舍生取义”的道德操守的提倡，极大地激励了后代的志士仁人。

而屈原《离骚》中所塑造的具有忠君爱国思想、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自励、苏世独立人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人处世、终生效仿的光辉榜样。可以说，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思想，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道德精神食粮，并进而直接转化为历代志士仁人的豪迈气概，构筑起人生道德志趣品格的高尚目标。后世文人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显示出这些道德思想的巨大威力，先秦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情感教育功能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声，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它们都指出诗具有抒志的作用，并在志与情间，特别强调诗歌是抒发人的思想情感的。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流行，不仅为儒家所接受，也为道家所接受。如庄子就强调文学真情的重要性，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言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庄子・渔夫》)荀子也十分注重文学由情而发，以情感人的文学特质。他在《乐论》中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足以感人之善心”、“其感人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正名》)。先秦文学诗、乐不分，论乐的情感特质，实际即是诗歌与文学的情感特质。这一特质，使先秦文学承载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就诗歌而言，《诗经》中的作品，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如战争徭役诗，或颂记战功，叙写军威，洋溢着战胜侵略者的激越情感；或述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充满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向往以及诗人思乡自伤之情。又如情诗，《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子矜》《秦风・蒹葭》《卫风・氓》《周南・桃夭》等等，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再如农事诗，在客观反映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农奴们的愉悦、哀怨和不满。《诗经》作品由于承载有这些丰富的情感内容，使其自身具有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千百年后的读者，在读《诗经》作品时，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百姓生存与生活的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欢乐、不幸和痛苦。

就散文而言，《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作者的爱憎，开后世史传文学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彩的先河。《老子》散文在哲学表述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因而奠定了先秦说理散文注重情感的基本特征。之后《孟子》散文，在论述自我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时，总是激昂慷慨，深情无限；《庄子》散文更是多情，或苦闷，或愤怒；或孤独；或悲哀乃至悲凉，清代胡文英就说过：“庄子最是深情。”《庄子》散文因之成为先秦散文中文学性最强与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并为后世所称道。先秦散文也因其强烈的情感色彩承载上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四)审美教育功能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

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先秦散文篇5

春秋战国 时代 先后产生了《诗经》、《楚辞》两部文学名着，也产生了背景广阔、叙述生动的《左氏春秋》等讲史，产生了感情充沛、饱含哲理的 历史 散文和思想深邃、风格鲜明的诸子散文。所以说，先秦时代也是我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时期。

不少学者为我国文学早期阶段没有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史诗作品，寻找客观原因，进行各种解释。我以为 中国 的诗歌没有走叙事的路子而走了抒情的路子，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诗宜于抒情，而散文作品宜于叙事说理。用诗来记很长的故事，可以形成《罗摩衍那》那样的长诗，但却不一定产生很强的 艺术 感染力。季羡林先生在《罗摩衍那》一书的《译后记》中说，该书大多数篇章“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由于这些毫无诗味的东西，反倒将个别很有诗意的片段淹没其中，使读者不能直截了当地读到。而中国产生的《国风》、《小雅》、《大雅》及《楚辞》中的作品，都经久流传，一般人都能随口背诵几首；《离骚》则更是世界抒情诗的杰作。中国也不是没有相当于《荷马史诗》的作品，只是用了散文的形式，这就是《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郑语》、《吴语》、《越语》。这些作品是在瞽史（讲述前代历史的盲人）长期讲述的基础上形成的，其 内容 的梗概有历史根据，但细节、语言上的生动描述则应看作是瞽史们的艺术创作。尽管其中有些段落也只存下了梗概，但从总体上它的可读性高于很多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史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司马迁）。左丘明就是中国的荷马。

先秦文学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国文学重教化、重伦理，有很强的抒情性（包括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在内），诗一直占据文学的正统地位。中国的叙事文学由讲史而来，故形成了重情节、重真实的特质。因为历史是体现在具体事件中的，而真实才有借鉴意义。唐宋传奇、《聊斋志异》中的很多故事，即使是有关鬼神怪的，也是人名、地点、时间都言之凿凿，民间故事在结尾时也要举出一点可以印证情节之“真实性”的事实来，比如望娘滩，望夫石，“农历七月七日乌鹊全不见，是到天上给牛郎织女搭桥”之类。南方一个少数民族的故事讲人是女娲用泥捏的，最后说：“你不信，在胳膊上搓一下，会搓下泥棒来呢！”可见无论汉族，少数民族，也都受到这个 影响 。中国故事、小说，在情节上不会有违背时空法则的地方。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说，老太婆先后让渔夫向金鱼要了木盆、木房子、世袭的贵妇人和女王，每次渔夫同金鱼说过之后回去，看到的现实就同向金鱼要求的一样，而且好像从来就是这样。最后的一次变化也是如此。这是将时间逆推倒转。印度的很多故事中常有百丈金身的菩萨处于毫毛之中，菩萨不小、毛也不大之类的情节，以小物而容大物，违背空间的法则。前者为俄国人之想象，后者为印度人之想象。而中国的想象，即使带有神话的性质，也总是合于事理。

《无逸》是史官所记周公向成王讲的一段话，其中叙述商代历史，已经体现了国君应以史为鉴的思想。从西周到春秋瞽史们的讲述，战国时史官、文人对这些讲史作品的整理，无不体现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因为是讲史，故求其真；因为其目的是提供借鉴，故求其善；因为必须要能吸引打动国君贵族之类的听者，故求其精彩、感人，具备艺术美。可以说，它也是真、善、美的统一。这一点也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尚书》、《逸周书》、《国语》中的《周语》、《鲁语》、《楚语》、《战国策》等等，其中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如《尚书》中的《无逸》、《秦誓》，至今读之如闻其声，使人感觉到三千多年前古人心脏的跳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书信，有的是训告，有的是讲话说辞追记稿，大多是 应用 文。诸子散文，也不是纯文学作品。但是，《庄子》想象的玮奇幻，行文的汪洋恣肆；《孟子》辩驳的意气风发、感情充沛；《荀子》的绵密富赡，博喻广证；《韩非子》的简洁峭拔和 分析 之细致，既是深刻思想的结晶，也是语言艺术的典范。《论语》的隽永含蓄给后来的《檀弓》、《世说新语》等以影响，《吕氏春秋》中饱含人生经验的寓言和历史故事给我国特有的百科性类书的编纂以影响。可以说，这些着作部分地决定了中国文学、文化的特质和走向。诸子、历史散文中，训告、书信、上书、祭文等应用文字，将文学的欣赏活动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在世界文学领域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以为这应该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美的欣赏，应该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关于文学的范畴，我们不一定完全按照西方的 理论 来界定。把庄子《逍遥游》、庄辛《谏楚襄王》、司马迁《报任安书》、柳宗元《永州八记》等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是同我国传统的文学、文章的观念不合的。我们应该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

先秦 时代 的很多优秀作品，不只 研究 文史的人应该读，干部、职工、工人、农民、青少年，都应该读一些。《无逸》中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读作“隐”，痛也）。此言：君子在位，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先了解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的位置，才能体会到老百姓的痛苦。下面还说：有的父母辛苦于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种庄稼的艰难，只知安逸享乐，时间一长，还说：“这些老年人什么也不知道”，意思是老年人不知道享乐。由此可知，青少年 教育 问题 和防止为人上者贪图安逸享乐的问题，周公已经注意到了。周朝能延续数百年，是同重视以史为鉴，重视史官瞽史的职责有关系的。

近代以前，《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的研究一直是在经学的范畴中进行的。对其他一些作品的研究，也难免受此 影响 。实际上先秦文学的研究至今未能完全摆脱这个影响。《诗经》中作品时间跨度在500年以上，《尚书》的时间跨度在1500年以上。除极个别之外，一般文学史着作都只是将它们作为一部书来研究，而不是将其中作品按照时代之先后等，有所 分析 地进行研究。所以，人们对先秦文学 发展 的认识，一直是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从夏禹继位（前2070年）到秦王政称帝（前221年），计1750年，大体相当于从秦始皇称帝到元文宗至须年。秦代以后的文学要划若干个阶段来分析、比较、讨论，而先秦文学却是一种囫囵研究法”，只是按书或按“ 历史 散文”、“诸子散文”分章论述，这种 方法 显然需要改进。

先秦散文篇6

一、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

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本文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做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做了概括。又如作者所谓“攻守之势异”，指的是秦要统一全国，自然要对山东（崤山以东）诸侯采取攻势，逐步消灭它们；而在统一全国之后要防止人民颠覆它的政权，这就转入守势了。处于攻势“尚诈力”，处于守势“贵顺权”。“顺权”，就是施行仁义以收拢民心。山东诸侯曾多次合纵抗秦，皆被张仪等人的连衡术所破，韩、魏、楚三国多次献地于秦，秦土日广，这是秦的“诈力”策略的胜利，作者把所有这些史实都集中到九国之师攻秦失败一事上加以表现。说到秦统一全国后，则着重揭露秦始皇压迫人民的政策――这其实是“诈力”策略的继续。这个事实充分说明：秦在转入守势之后，“其道不易，其政不改”（《过秦论》中篇语），它的覆灭是不可避免的，秦灭六国后依旧残酷地压迫人民，不施仁义，故而迅速灭亡，这是贾谊的基本观点。要讲清这一点，就必须以史实为据，说明秦的兴亡过程，政论叙史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求细节的准确。

二、对比论证方法，通篇极化对比

本文通篇采用对比论证手法，极化的对比论证。为了使文章主旨鲜明显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无论是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将对比双方推向极致，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使矛盾更为突出，观点更鲜明，从而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在文中最突出就是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这四个方面的对比运用交织在一起，结构宏伟，气势磅礴，论说有力。

（一）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的崛起始于秦孝公，文章先写地理优势，次写政治雄心，一个“席卷……”排偶句尽现秦虎视眈眈的情态、咄咄逼人的气势。“固守”二字暗示出秦孝公的上下一心、恪尽职守。秦“拱手而取西河之外”，是“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具与连横”的直接结果。惠文、武、昭襄、孝文、庄襄五位国君均“蒙故业，因遗策”，继续执行孝公攻夺天下的既定国策。文章略写后两位“享国之日浅”的史实，详写前三位。从四个方位写秦攻城夺地之锐不可当，以诸侯约从之时人之众、将之广、心之齐、谋之深、志之坚写秦遭受严峻的挑战。秦最终无费一矢一镞而致“诸侯已困”。秦由攻势转入守势，始于“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及至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乃对外“执敲扑而鞭笞”，对内则废道焚言、“隳”“杀”“收”“销”、筑城掘池、良将精兵守要害。此时暴虐无道的愚民、弱民、防民之策完全背离仁义，有失民心。至此，写秦的败亡，更是比中有比。这种“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结局说明此时的秦已变得外强中干，秦亡原因已暗含其中。

（二）六国与秦的对比。文章在叙述惠文、武、昭襄的业绩时，以诸侯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土地之广等做比较，并列举国名、人名。与秦抗衡的六国，地广、人多、俊才云集，且“合纵缔交，相与为一”，似乎万众一心。结果却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从散约败”，“强国请服，强国入朝”，这样夸张的对比，足以衬托出秦国实力之强。这第一层对比是极强者与较强者的对比，形成反差。

（三）陈涉与秦王朝的对比。文章叙述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与陈涉以一介戍卒率众起义的情景，确是又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始皇既没”，但陈涉面对的仍是“余威震于殊俗”的强大秦王朝。而作者极写陈涉穷困平庸，出身卑贱，才能平平，无钱无势，士卒少而疲弊，更无装备可言。但他一旦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影响所及，“山东豪俊遂并起”，以致显赫一时的强秦亡于一朝。这第二层对比是极强者与极弱者的对比，形成的反差较前更强烈。

（四）陈涉与六国的对比。文章在末尾议论中，将陈涉的起义与诸侯国合纵抗秦做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一比地位。“i棘矜，非于钩戟长铩”，二比武器。“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三比士卒。“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土也”，四比人才。陈涉与诸侯不论在哪个方面比较都要差很多，可正是他率领戍卒，打败了强大的秦朝。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秦朝灭亡，问题不在对手，而在于本身。

纵观全文，四组对比，贯穿全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一气呵成。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s，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像“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

先秦散文篇7

关键词：秦牧；散文；立意深刻

秦牧是一位博学多识且才思敏捷的散文家，他的少年时代酷爱文学，而且对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他一生创作的散文作品很多，其中亦有脍炙人口的佳作，他认为：“文学创作离不开思想、生活知识和表现手段这三要素。一个作者，这几方面的造诣如何，是不是达到水融的境界，决定了这个作者的创作水平。”秦牧用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的方式，把道德教育、认识生活和美的享受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散文寓共产主义思想于闲谈趣闻之中，其中《土地》《社稷坛抒情》《花城》《古战场春晓》等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美感。其散文的具体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格调高昂，言近旨远

在秦牧的散文中，始终贯穿着赞颂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新生活这一红线，鞭挞丑类为社会主义的成长擂鼓呐喊，清扫旧社会留下的污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是他作品中的核心内容。他的作品格调高昂，立意深刻，闪耀着灿烂的思想火花，而且表现这一艺术特征是在闲谈趣闻当中，给读者指明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撞击读者的心灵，给人以美的感受。

秦牧的散文表现了热情歌颂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伟大业绩。在《花城》一文中，作者将我们带进广州的年宵花市之中，使读者领略到了南国花城那“花光十里”的盛况。最后，作者从水仙和牡丹的培植，归纳出“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的真理，颂扬了“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秦牧还创作了许多给人以启迪、知识及美感的作品。他的作品强调宣传真善美，反对假恶丑，他的很多篇章都闪耀着哲理的火花，阐述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不是搬弄枯燥的道理，而是用闲谈趣闻给人以知识，来达到教育目的。

二、题材广泛，知、趣十足

秦牧的闲谈趣闻，就是谈天说地，讲古论今，纵横驰骋，跨越时空，题材广泛，知识性和趣味性十足。联想是秦牧常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奇妙的联想，使他的作品熔现实与历史于一炉。如《社稷坛抒情》，这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在写作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充分依靠丰富的联想作为运思行文的推动力。首先，从那些色彩斑驳的土壤上，作者想到了大自然生成、发展的漫长历程以及人类祖先开辟鸿蒙的艰辛道路。接着，又从“五色”及其方位对应关系联想到五行观念，认为它们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古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作者就是这样飞快地鼓动着思想和感情的双翼，引导读者跟着他上溯历史河流、极目穹苍，稽考兴亡，然后再穿过时光的隧洞，回到阳光灿烂的现实，从而在那貌似陈旧的题材中开掘出了富有时代生活气息的思想主题。

三、精雕细琢，常中见异

由于秦牧具有曲折丰富的生活经历，对自然万物、人类历史有着浓厚兴趣，再加上他那敏锐的目光和独特的审美意识，所以，他不但善于广泛地选择材料，而且能够精心地运用材料，精雕细琢，广取细选，使材料在平常中见奇异，或于奇异中见平常。如《狼孩》，则是奇异中见平常地使用素材的一个很好的事例，作者从20世纪50年代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世界奇闻――印度“狼孩”故事中，阐述了一条朴素而凝练的思想，民族没有天性的优劣，人没有天性的才能，在什么教养环境的熏陶下就长什么样子。这些表现了他运用材料的独到手法。作者说过：“有了思想的线，还必须有生活的珍珠，才能串成美丽的项链，占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的材料，对于一名散文作者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对于一个道理，发挥起来，才能用丰富的材料加以体现。”

四、潇洒自然，清新流畅

秦牧散文的语言大多是以平易流畅的口语为基础，有时也采纳古典著作和外国文学中富有生命力的语言，然后提炼成生活中简洁明快朗朗上口的文学语言，同时，一些妙语、警句以及精彩的比喻巧妙运用，就像云母在石头里闪闪发光一样，时时在他那自然、流畅的抒写中，焕发出动人的光彩。秦牧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极强的。他掌握了一套栩栩传神的笔墨，而且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而定，既能传达豪迈气概，又有闲庭信步之致。他喜欢“采取的是像和老朋友们在林中散步，或者灯下谈心那样的方式，在文章中，从来不回避流露自己的个性，总是酣畅淋漓地保持自己在生活中形成的语言习惯”。如在《土地》一文中：描写贵族：“用搜集的眼光找食吃。”这“搜集”一词用得多好，既表现了贵族们的饥馋的狼狈相，也表现了贵族们贪婪凶残的本性；描写几千年来披枷带锁的土地一旦回到人民手里的变化：“沙漠开始出现了绿洲，不毛之地长出了庄稼，濯濯童山披上了锦裳，水库和运河像闪亮的镜子和一条条衣带一样缀满山谷和原野。”精确而巧妙地选用了几个不同词汇，把土地的变化情景描绘得异常传神；描写大伙在田里插秧：“黑油油的泥土吱吱冒出脚缝。”这一句形象、真实，充满了生活气息。

总之，秦牧的散文可谓独树一帜，艺术特征鲜明，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中国当代文学[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张暹明.当代文学新编[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3]王光祖,杨荫浒.写作(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M].上

先秦散文篇8

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固是副词，解释为牢固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该句出自《过秦论》，译为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借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即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中篇剖析秦统一天下后没有正确的政策。下篇写秦在危迫的情况下，秦王子婴没有救亡扶倾的才力，主要指责秦王子婴的过失。

（来源：文章屋网 ）

先秦散文篇9

首先，文章对阿房宫的铺陈描写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绵邈，充分显示出作者立足之高、胸襟之广。开首第一句“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用韵急峻，先声夺人，突兀有力，让人有“泰山压顶之感”，不仅简捷地交代了阿房宫的背景，并把全文置于一个国家兴亡、朝代更替的视角与高度。接着，作者采用了现今所谓的“摄像”技术，多角度地带动读者的视觉去感受阿房宫建构的宏大与精致之美。“覆压”“骊山”两句高空俯瞰，极绘阿房宫占地之广，规模之大；“廊腰”一句属仰观，重楼叠阁，长廊高檐，气势非凡；“盘盘焉”一句把镜头拉长、拉阔，以宏观的角度去远看一组组的亭台楼阁；“长桥”“复道”两句则让读者的视野随镜头而推转，把读者直接带入缤纷画图之中。这里，作者先总后细，由远及近，虚实结合，逐一展示了阿房宫的宏伟豪华，内外奇观与丰姿盛态。

其次，本文观照现实，立意高远，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清醒的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代，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怀抱着中兴唐王朝的理想。《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可见本文是借古讽今，以秦警唐，提醒唐王朝统治者应充分认识到荒淫无度必然导致民怨沸腾，国亡族灭的道理，表现出了一个正直文人忧国忧民、旷世济俗的情怀。本文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着重描写与铺陈，分别从宫室建筑、宫中美女和宫中珍宝三个方面详细叙写了秦朝统治者奢靡荒淫的生活。后一部分着重说理与议论，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更是犹如巨钹洪钟，永远响彻在历史的天空，回荡在人们的耳际，警醒着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

第三，多种修辞手法的纵横交错运用，更是本文的突出特点。作为“散赋”的开山之作，本文突破了骈文的四言句式，全文句式长短不一，骈散结合，句与句之间有相当的跳跃性，具有散文的意脉，有时又参用纯散文句式，使文章带上了散文、散文诗灵动多变的特点。特别是在修辞上，本文综合运用了排比、夸张、对偶、比喻、比较等多种手法，而且常常是把几种修辞纵横交错糅合在一起，从而使文章语言显得凝练简洁，新颖奇特，给人以强烈的美感。“长桥”“复道”两句整体上看用了对偶，单句看又用了比喻中的“诘喻”，对偶使前后句子整齐划一，诘喻则婉曲而形象地描绘出了桥梁与复道的奇丽壮观。“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六句整体上看用了排比，单句看用了比喻中的“强喻”，强喻中又暗含比较、夸张修辞；这一段正是因为把排比、比喻、比较、夸张等几种手法综合起来交错运用，才有力地突出了阿房宫内供统治者享用的各种物品之多，从而说明了秦统治者的生活是极其奢靡的，封建帝王的奢侈享乐是建筑在人民痛苦的生活之上的。“明星荧荧，开妆镜也……”五句，也是兼用了排比、比喻（暗喻）、夸张等多种修辞，特别是使用暗喻手法，把喻体放在本体前边，突出喻体，先给人鲜明、生动的画面，然后出现本体，唤起读者的丰富想像，加深了读者的印象，渲染了阿房宫美女之多，间接地揭露了秦统治者的荒淫无道。

先秦散文篇10

关键词：宋人 先秦寓言 愚笨主角

中国古代的寓言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已具雏形。这一时期的寓言是伴随着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的高度发展而孕育成熟起来的，可以说，“先秦寓言的发生发展，是和先秦学术与文化的昌盛紧密结合着的”。在阅读先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寓言故事作为论据广泛存在于这些典籍之中。这些寓言大多是用假想的故事或通过把自然界的事物拟人化来说明作者所想表达的某种道理，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意味，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其成功的运用大大加强了诸子散文的说服力，增强了可信度。

先秦寓言故事中主角们的生活形态千姿百态、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主流命运或者说是史料价值几乎是相同的――好一点的是成为后世读者处理问题时的前车之鉴，可以供人吸取经验教训之用;差一点的则是沦为后世看客茶余饭后的笑料之谈罢了，仅仅只是用以供人娱乐消遣，看过之后不留一丝痕迹。然而，如果你足够细心的话，会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愚笨主角们的“国籍”大都是宋、郑、齐、鲁、楚、卫等六国，而其中尤以宋人出现的频率为最高，究其原因与宋国在各诸侯国中的政治地位和所处地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

宋人的愚笨形象在《列子》、《孟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等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今传《列子》书八篇（《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和《说符》）中，涉及宋人愚笨形象的寓言故事在《天瑞》、《黄帝》、《杨朱》、《说符》等四篇中均有提到。

在周代列国中，宋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封国，它有着独特的社会历史渊源和文化传承，宋人成为当时愚人形象的最典型代表有一定的必然性。

首先，宋国是春秋时代的古国，它的开国君主微子启是商纣王同父异母的哥哥，很显然，它是被了的殷商王朝的后裔之国。在文化方面，周代商之后，作为亡国者，宋人的“遗民”意识是非常强烈的，宋人仍自称为商。宋人的这种“遗民”意识蔓延到文化上，表现为宋国的文化渊源世代嫡传，不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姬周文化，而是已被否定了的殷商文化。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在客观上助长了外人对宋国人的偏见和侮蔑。这是造成宋人多被讽刺的另一重要原因。

其次，宋国封爵为“公”，在周初是最高的，与之比肩的只有周公的封国鲁国，甚至连姜尚的封国齐国都只是“侯”。但在当时，宋国的封爵虽然很好，其国势却不强。宋国的这种弱国形象明显与其封爵等级不符，于是宋国上至国君、下到百姓，都成为他国嘲笑、讽刺和挖苦的对象。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种嘲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他国统治者和人民因嫉妒而产生的痛苦和强烈的不平衡之感，使他们寻求到某种心理安慰，有一种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