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范文10篇

先秦儒家范文篇1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让我们往上追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划分，“形而下”的是器，包括“鼎”“爵”“尊”“彝”，是用来做“礼”的器物。“礼”最初作为是一种仪式，代表的是上层贵族的特权，举行仪式和收藏礼器的行为，象征着浓厚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即是所谓“形而上”所拥有的“道”。道乃是根本的关键性存在，所谓的三代之道，具体地说来，是那一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虽然三代更替，但这个共同的道，还是大差不差的。所做的局部或微观的调整，则体现在夏、商、周“礼”的损益上面。孔子所说的合于一，这个一，就是道。就是第一性的存在，然后衍出一整套的体系。由这一套体系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

于是我们注意到，子贡成“器”——瑚琏。子贡很高兴，但在孔子那里，还是君子不器的。一方面，君子在孔子的心境中，是高度理想化的人格特征的载体，是全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石。另一面，孔子心目中的道不在此间的社会现实中，他的理想目标是恢复、找回这个“三代之道”。孔子自负承担这种责任，理想的人格的载体在于“弘道”，因而安于器的子贡的思想状况是不能让孔子十分认可的。

二、儒者的价值取向和其成人气质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这一路线。它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儒家的人格理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仁”、“道”的具体化，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它既以诚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仁道思想的阐发与衍变

笔者观点认为《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提法是有错误的，我们手头的先秦儒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道心”这一范畴。其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儒家的“道”主体化，容易陷入思维的深泥潭中。“道心”这一概念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一形而上倾向明显的提法，使得后人在阐发先秦儒者精义时，过于进入到人的精神实在中提出要求，从而陷入纯粹的建构理论的欲望中，玩起了精致的理论游戏，忽略了儒者人生实践的一面。人生实践，恰恰是儒家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差异性。也可以从这一侧面予以阐发。孟子吸收更多的是儒家的成人气质，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涵养浩然之气，使得儒家在精神上树立了道德意义和终极关怀。从此，儒家不用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困惑，因为有了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当作目标。关于此点，程颐说甚是有许多趣味：“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而荀子则接受了儒家中人的作为和人格外发的一面，大加推崇。所谓人定胜天，所表达的不光是一个单纯的命题，实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和肯定。人在荀子那里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成为第一信仰。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简直是个人本主义者。

仁的核心是爱人，这似乎成为后儒及其它学派都认可的不刊之至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有学者关注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仁后面的文字，仍然不能算做（视做）下定义，而只能当成先验事实的诠释。我们对它的解读应当是“仁者是怎样”而非“什么是仁”。倘若只是爱人，尚不足以彰显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言行准则。于是有孔子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道德评价标准。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这里牵涉到一个实行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注重言论的同时，更关注人生践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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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冯契.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先秦儒家范文篇2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主权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淫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先秦儒家范文篇3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文化;德育思想;高校德育

先秦时期被称作中华文明的头颅，这一时期社会思想高度活跃，百家争鸣，文化学术异常繁荣。其中，儒家是影响最深的一个学派。儒家德育思想以对如何使人性向善，需要采取哪些方法，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做出了系统性论述。尤其是儒家文化中蕴涵着以“仁”为核心、以“明人伦”为重点、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对当代高校德育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一、先秦儒家文化中的德育思想

先秦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重视德育，提出了系统的德育内容和不同层次的德育目标，以及为落实这些德育内容，实现其德育目标所采用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这些思想无论是在当时社会还是在今日，都有着重要意义。(一)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儒家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思想。孔子的“仁”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是“克己复礼”，这是实现“仁”最基本的要求，通过“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目的。其次，提出了以“明人伦”为重点的德育思想。孟子在“人伦”方面提出了“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为了培养出“明人伦”的君子，孟子又提出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的“四端”，并主张将“四端”由家庭扩充到社会。最后，提出了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荀子强调要以礼修身，“礼者，所以正身也”［2］。在荀子看来，人不知礼就会陷入混乱、悖谬，统治者不重视礼，就无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在荀子的思想中，礼是修身治国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的教育方法。先秦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对人性中的善充满向往，为了使人向善，提出了具体的德育目标及全面的德育内容，并从受教者和施教者的不同角度总结了提升个人道德修养的德育方法。首先，反求诸己。反求诸己追求的是遇事要反思自身原因，强调自省的重要性，重视受教育者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对德育内容的内化。其次，学思并重。如果说反求诸己侧重强调思的重要性，那么学思并重则是把学习与思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强调二者应同步进行，要防止只学不思给人带来的迷惘，同时也避免只思不学而使人变得懈怠。再次，身体力行。在德育过程中，儒家代表者大都要求受教育者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身体力行不仅是对受教育者而言的，它同样要求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用自身正确的道德行为作为示范，对受教育者起到榜样的作用。最后，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施教者根据受教者不同个体之间的个性差异，为达到最佳教育效果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以及有针对性地传授相应的教学内容。孔子是创造因材施教方法的第一人，他在教育学生和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就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孟子提出:“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者也。”［3］

二、高校德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德育工作内容在实施中缺乏创新性。当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内容是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完成对德育内容的落实，高校德育工作确实也为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对人才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而学校对德育内容并没有进行必要创新，没有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既不能继承传统，又无法与时俱进，致使原本丰富多彩的德育内容变成了学生眼中枯燥无味，仅为宣扬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空洞说教。(二)高校德育方法单一，重理论轻实践。近年来，我国虽然不断改革高校德育工作的方法，但以灌输为主、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教师依旧在课堂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将复杂的德育过程变为简单的课堂教学，而学生的主体地位却不见提升，这不仅使学生对德育内容缺乏兴趣，而且无法将学到的德育知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就连对学生道德水平的评价也是停留在理论考试上，这样必然导致学生认知与行为的脱节，其表现就是对理论知识夸夸其谈，而真正遇到具体情况时则表现得较为冷漠。(三)高校德育工作队伍素质不高。根据国家的要求，高校德育队伍肩负着培养学生成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4］的重大责任，德育工作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个队伍素质的高低。当前我国德育队伍建设从总体上看是好的，但在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教师只“教书”却不“育人”，或者对德育工作不重视的情况，产生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教师自身素质不高，缺乏对专业德育理论知识的学习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高校德育的启示

先秦儒家重视对人道德品格的培养，在德育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其德育内容与方法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借鉴意义。党的报告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5］。立德树人，德育为先，这也为高校德育增添了更重要的使命。(一)以先秦儒家理想人格为目标培养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在高校德育中，培养学生的修身之道，让学生在自我教育中成长，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应是高校德育最基本的目标。首先，要积极借鉴儒家倡导君子要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将慎独正己作为德育的基本目标。其次，培养大学生天下为公的爱国精神。儒家强调君子要自觉以天下为己任，努力建设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高校更应该培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教育他们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关系，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以主人翁的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最后，培育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着中华民族不断进取。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想不断地向前发展，都不能缺少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高校理应为学生成长负责，为国家发展负责，努力培养大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二)将先秦儒家德育内容融入高校德育。首先，要培养大学生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强调关心他人、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当今社会，高校中部分大学生缺少这种换位思考、关爱他人的仁爱之心，他们做事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情感冷漠，因此高校要在今后德育教育中将“仁者爱人”的思想融入高校德育工作。其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如何正确处理义利关系不仅是先秦时期儒家所关注的问题，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有部分高校的大学生，受不良风气的影响，盲目追求利益而忽视了道义在个人综合素质中的重要地位，出现了义利关系天平失衡的现象。面对如此形势，高校应该借鉴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将其融入大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使大学生树立以集体利益、国家利益为重，见利思义的正确价值观。最后，帮助大学生树立文明健康的道德形象。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礼”不仅仅表现为我们常说的狭义上的礼仪、礼貌，而且指在社会生活中，规范人们道德行为，调节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当今，大学生受到来自西方“自由”文明的冲击，强调个性解放。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若能将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与西方的“自由”文明结合起来，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同时，吸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真正帮助大学生树立知礼守礼、文明健康的道德形象。(三)借鉴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增强高校德育实效性。首先，培养学生自我教育意识，增强德育内化性。高校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同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我教育意识，通过学生的自我反省以及学与思的结合，增强德育的内化性。在教育的过程中，增加对学生的启发诱导，使学生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主动思考，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将道德认知转化为道德行为。其次，重视知行合一，增强德育实践性。道德教育具有“成于内而形于外”的特点，其过程首先应该是受教育者从内心对道德行为的认可，然后再将其转化为外在的道德行动，可见道德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在道德行为上，所以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也就是使受教育者在行为上符合道德的要求，能够正确地处理生活中的各种关系。高校在德育过程中要注重知与行的统一，将理论融于实践，才能将道德认知真正内化为学生的内在品质，培养出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统一的合格学生。最后，提倡因材施教，增强德育针对性。为了使学生接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教育，各高校应加强德育队伍建设，提高德育教师的综合素质，关注每名学生的发展，对其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道德问题给予及时的帮助，同时要加强与学生的情感交流，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供满足学生自身发展需要的教育，切实增强德育的针对性。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5．

［2］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125．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356．

先秦儒家范文篇4

人类漫步了如此之久，其间创造了诸多文化财富——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音乐也是涵盖于其中的一支。然而，追溯源头来看，礼与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音乐形式的多样性和内容的广泛性使音乐成为相对独立而又不统属于礼的艺术，它有着独特的功能。比如：音乐理论与历朝历代的民间音乐形式或礼仪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而且由于音乐可以满足人的声色之欲，故决定了音乐的相对独立性，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个领域。“乐”与“礼”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密切起来，只因为在“勃兴三代”特殊的文化大环境中，尤其是周代用雅颂之音乐来强化严格的等级秩序，与此同时又收集、引导民间词曲，吸取民间情歌中有利于其统治的成分，进行加工用以服务于礼，为其统治服务。

当时光的指尖点至春秋时期，先秦儒家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他们主张用“礼乐”作为建立秩序、教化万民的基本途径，于此礼和乐的关系就变得亲近起来。我们后世所言的礼乐，概由此时形成，且言“礼”必及“乐”，言“乐”必及“礼”，“礼”主外，“乐”主内。《乐记》上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古文。”战国时期是一个彻底的“礼崩乐坏”的时代，自“无义战”的春秋以来，周代森严且复杂的等级秩序已走到了无法挽救的崩溃边缘，与此同时，与礼仪相关的音乐也渐渐的沉入了万丈沟壑。民间的新声在这“乱世”再次兴起，不同的音乐形式并行不悖，共同发展。音乐本身的多样化和其故有的相对独立性使其与礼的关系就此渐渐疏远开来。而在那以后，虽然历代也都重视乐的政治功用，但似乎并不如周代那样密切。笔者知识浅薄，此言恐有欠考虑，待方家指点。在此所谈的乐教思想，即乐的教化功能，仅局限于先秦时期，且就谈儒家思想中的乐与王政。

一、先秦音乐

1．音乐的概念

什么是音乐？在此所说的音乐不同于现代所说的音乐，中国传统的乐的观念，是存有特定的内涵和深刻的哲理的。《乐记》上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成于声。声成文，谓之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乐记》所载音是发自于内心而又“成文”的，乐是合于道的音，如此才可成为乐，即“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音乐是很高深的，“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也”。所以真正能懂得音乐的只是君子。

2．音乐的分类

依据现存的史料来看，先秦的音乐有三大类型：①以《诗•风》为代表的地方民间歌谣，此类音乐多反映的是民间的真性情：有反映人民劳动生产的；有反映反剥削反压迫的；有揭露讽刺统治者丑行的；有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其中以反映恋爱、婚姻、家庭生活的居多。此类音乐的总特征是乐风直率。②和王道教化关系非常密切的庙堂音乐及士大夫的家庭音乐。这是周代的正统音乐，是为雅乐（雅，正也），是儒家所推崇的。此类音乐的特点是“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③极人耳目声色之欲的所谓“新声”，关于“新声”没有过多的记载故难知。公务员之家

此时王道音乐居于统治地位，故接下来分析王道音乐的分类。依其功用可分为多种，如《周礼•大司乐》所云：“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在这其中，与宗教祭祀相关的音乐是王道音乐中最为盛大的，有祀天的、有祭地的，还有享其先祖的，即所谓荐上帝以配祖考。以祖考配上帝是周文化的特点，而且只有王，才可以己之祖考与天神相配，以行禘礼，这就是孔子所谓的知禘者可运天下于掌上。由此可知礼乐教化与王道的关系。“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在早期的公共宗教、祖先崇拜与政治活动中，音乐被充分运用到郊庙、朝廷上，发挥其恐惧修省、教化人心的作用。

3．德位皆备的制乐人

由于乐在此时地位的特殊，且乐是“德之华”，是“天地之和”的体现，所以要成为制乐人是有条件的。比如：“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制礼作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制礼作乐焉。”在此所谓的有德者是指“礼乐皆得谓之有德”。还有“王者功成作乐，制定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由此可观，治乐者必须是德位皆备之人。

乐产生于人心，却又反过来作用于人本身，将人陶冶、教化。正是由于人们对音乐与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才可能有周代周详的礼乐制度，才创制出独特的音乐理论。由于人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自春秋以后，先秦儒家充分认识到音乐教化之于人心的作用，于是继承了原始宗教中的音乐思想，并把“乐”字的主要含义由声舞之乐成功地转变为个人践行的内心的充实与快乐，进而发展出以礼为主干、以乐为辅助的一套社会组织原则。中国传统中的“乐”不是单单的言语上的“音乐”，它还是内心伦理上的一种规范，这就是礼乐结合的结果。

二、乐与王政

乐之所以能与王政有所关联，也就在于乐的特殊的教化作用。依据儒家的说法，乐与王道教化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周易》中所言：“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可以为证，这说明三代的君王确实有查民风、行乐教之事。“省方”是天子巡守，是时当“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在今本《尚书》中，所记载的唐虞时期事迹的作品，都是先秦儒家根据传说所编著的。儒人们编写此类作品的目的毋庸置疑就是为了托古改制，利用人们好古心理以寄托他们的治平思想，这其中就有乐教的思想。在《尚书•益稷》中说“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以出纳五言，汝听。”在此所言明的是“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凡音通乎政。”正是由于音乐与王政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审音可以知乐，审乐可以知政，政治的得失从音乐中就可以得知。孔子曾说过：“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广博易良，《乐》教也……《乐》之失，奢……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这几句话非常简明的道出了乐的作用是使人豁达、平易、善良而不奢侈。

不同的世态有不同的音乐可以反映出：“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通过乐可以洞悉很多东西。“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于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观也深矣。”

对于上古传说及《尚书》中所载的乐教的思想，《乐记》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故天子为之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谷时熟，然后赏之以乐。故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知其行也。”在此，我们可见的是乐作为一种奖品以赏诸侯的政绩。

此外，还有些音乐是专门服务于王道教化的。在王室专门设有音乐机构来管理音乐并推行王道教化。在《王制》中有如下的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其中的乐正是乐官，四术即为诗书礼乐。关于乐教的内容在《月令》中有较细的安排：

①仲春之月，“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仲丁，又命乐正入学习舞。”

②季春之月，“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

③仲夏之月，“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篪簧，饬钟磬篪簧。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悬，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④季秋之月，命乐正入学习吹。

⑤季冬之月，命乐师大合吹而罢。

以上五条本是些与宗教有关的礼仪，然而，却被王者取之，用以教化下民。分别取春夏秋冬四季，由天子率公卿进行习舞等相关活动，对其进行教化。由此可观，音乐的教化是不至于下民的，它是贵族的，故在《文王世子》中有如下一段话：“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乐以修内，礼所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这说明贵族们进行乐教的目的在于提高其自身的修养。然而不同的阶段又有不同的学习内容，《内则》中也载道：“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此处可见乐是先学习的，也间接的表明乐对人修养的重要性。

总结

先秦儒家范文篇5

论文摘要：孝道被先秦儒家视为“诸德之首”，是先秦儒家人文伦理的基石。本文首先阐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接着又对孝道思想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指出孝是一个优弊共存的“杂糅体”，即有其适应时展的合理性因素，又有其阻碍社会发展的局限性，最后指出弘扬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对于当今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先秦儒家开创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所构建的孝道观，则是这一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是儒家人文理论的基石。注重孝道，是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道德传统，是中国人个人道德的根源。它不但对中国古代社会和民众产生了广泛的思想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作用。

一、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在《论语·学而》中，“孝”被作为“仁”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弟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认为“孝”不仅体现在父母生前，最难的是保持到最终。“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孟子对孝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和发挥，认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懒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亦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战国后期的墨家认为：以爱亲利亲为己任，就是孝，孝不必图回报。此外，《韩非子》《吕氏春秋》都有专篇论“孝”，战国时还产生了《孝经》，这些文献表明孝道的框架在先秦已经完成。《孝经》把孝与治理国家的政治手段相结合，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孝的道德观念也就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有影响、最富特色的规范之一。

二、对先秦儒家“孝道”的辩证分析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有其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它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人民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先秦儒家孝道有其合理性因素也有其不合理性因素，对此我们应作辩证分析。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赡养父母。赡养父母的规定表明在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状况下，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这种道德义务是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也是人生自然规律发展的要求。当子女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时，父母有抚养他们的义务；而当父母年老体衰，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则应尽赡养扶助的义务。传统孝道中赡养双亲的这一规定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反映了人生从小到老的自然规律性，是积极合理的内容，应该继承弘扬。

2．爱亲、敬亲。每个人生下来都离不开父母亲人的养育，在这种养育的亲密关系中，必会自然地形成子辈对养育自己的父母亲人的爱戴尊敬之情，但这种感情害怕时间一长，由于受到多种干扰而被丢弃，因而儒家提倡孝这一文化道德规范，以维护人类的这种美好感情。父母是自己生命所由，也是一切人际关系中最自然、最亲密的人际关系。因此很难想像一个人连给予自己的生命的父母或者养育自己的人都不爱不敬，他怎么能生发对他人、社会、国家、民族的爱呢?怎么会有健全的人格结构和良好品质呢?因此，爱敬父母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永恒价值。

3．尊老敬老。儒家把孝不仅仅限于父子关系，而且要求尊重家族中的一切老者尊者。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他们由尊养家庭老者再扩大到尊养社会上所有长者和老人，要求人们不但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尊老的确是中华民族的独特传统，它已经以言语、警句的形式，积淀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潜意识之中，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孝道又有其不合理因素，先秦儒家把“孝”作为仁之本，把“孝”看成“诸德之首”，使“孝”这一伦理范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被强化，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其消极作用也十分明显。

1．“无违”之孝道。使家庭伦理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父子之间存在着权利与义务的不平等，产生了权威人格倾向传统孝道讲究“父慈子孝”，但一向讲“子孝”的场合多，讲“父慈”地方少。“子孝”要求儿子对父母尽义务，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无条件地绝对顺从父母，父亲死后还要尽三年之丧，三年之内“无改于父之道”，这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封建社会家长制的意识，父子之间人格上具有明显的隶属关系。这“无违”之孝道，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服从的基础上，这样的孝道，对维护家庭制度是有功的，却不容易培养出独立的人格。

2．“忠孝合一”的观念，使孝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道德力量。“孝亲”本是家庭中的道德规范，最初与忠君并无直接关系。到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以宗法式家庭形式组织社会，建立了以皇帝绝对权威为基础的封建家天下。在这种封建等级制社会里，父亲是一家之长，皇帝是一国之尊。对封建家长的绝对尽孝，扩大到国家就是对君主的绝对尽忠。这样，孝亲与忠君便密切联系起来。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也大力宣扬“忠孝合一，移孝忠君”的思想，还提出：孝是忠的前提忠是孝的结果。为了忠，必须讲孝，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要求人们“舍孝尽忠”。在当代民主社会，封建皇权统治已不复存在，但对孝具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特性与历史应保持清晰的理智，防止其流毒影响。还有一些观点，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这些封建性糟粕，不管当时还是其后，都应予批判与否定。

三、先秦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IZl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其实，家庭养老是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基本和最富有生命力的养老方式，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就是传统的孝文化。传统孝文化中养老敬老的规范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即传统伦理的“孝”成为处理亲子关系的规范和最高准则，成为支撑家庭养老功能的文化价值机制。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孝观念最初是基于对人们家庭生活的维护，以一种家庭伦常的形态而出现的。从现代家庭来看，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较之古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家庭这种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所以说孝依然具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先秦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孑L子所倡导的“孝悌”之道，“弟子，人则孝，出则悌”。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这对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oo3，(9)

[2]肖群忠．《伦理与传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先秦儒家范文篇6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从这里可以看出，仁的思想渊源，是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当时人们的关系靠血缘关系维系，在氏族内人们是相亲友爱的。所以仁是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开始，是从"亲"中来的。后来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自己也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驮！"（《学而》）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实现仁的根本。孔子的仁是否仅限于亲？不是的，孔子说的爱人适用于所有的人，但又不是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如何去为仁？孔子提出要推己及人。他说："失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自己想站得住、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能做得到这一步。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叫着"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这是一种忍让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孔子把它提到"一以贯之"的"吾道"，即贯串一切的核心观念或孔学的根本宗旨。

2、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

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的"克已复礼"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孔子时代大都是"以刑治国"的"人治"社会，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社会"，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先进》）。即用礼来治国。就是主张建立一种"礼制"，也就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在《礼记·衷公问》中还记载孔子的一一段话，他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他认为治国首要的是礼，礼是治国之本。而孔子崇尚的礼又是周礼。他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十分丰富多采，我主张周朝的。（见《八佾》）因此池立志恢复周礼。由于孔子时代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与制度"，因此，孔子主张恢复他认为的"秩序与制度社会"，即"周礼"也是很自然的。

与复礼相联系的，他还提出了"正名"。他的弟子子路问他：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准备处理的大事是什么？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简要明确，一定是"正名"。所谓正名，不是指纠正一般事物的名，而是指名分、职事、仪则这种关系到制度仪礼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大事。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和变革，把原有的制度、秩序打乱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好多事情已经名实紊乱、名实不符了。譬如大夫诸侯情用天子才可议用的礼，臣弑君、子弑父等等。"正"就是把现实已经紊乱了的、按原有的规定把它匡正过来，使之名与实相符，一切按周礼行事。这表明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主张恢复周朝的国家秩序，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孔子要复辟奴隶制。

孔子的主张是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行礼乐的。显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孔子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他的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引导）之以政（政法），齐（整齐）之以刑（刑罚），民免（免罪）而无耻（廉耻），道之以德（道德），齐之以礼（礼教），有耻且格（人心归服）。"（《为政》）很明显，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1、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庶"（人口众多）、"富"（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庶、富、教缺一不可（参见《子路》）。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他反对虐杀，在这里孔子已经把"礼治"与"刑治"区别开，也就是把"法治"与"刑治"区别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暴虐）。"（《尧日》）他认为善人治国经过百年，就"可以胜残（克服残暴）去虐（免除虐杀）杀"（《子路》），是理想的政治。他甚至否定诉讼。他说：审理诉讼，我不比别人差。"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他不胜感慨地主张一定要把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因为古代的讼总是和刑联在一起，而刑又是针对百姓的，所谓"刑不上大夫"。

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记载一件事，孔子路过泰山，看到一妇人在一座坟墓前哭得非常悲哀。他让子路去问，说听到您的哭声，肯定是有极为沉痛的忧伤之事，妇人回答说，是的，我一家三代人死于虎口，先是公公，后是丈夫，最近儿子又被虎吃掉了。孔子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答，这里政情乎和，无苛政。孔子听后对其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刻残暴的政治，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凶猛可怕！这个故事拆射出来民众对暴政的抗议，也从另一个极端反映出孔子以德治国的愿望。

在讲德治时，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要刑。郑国出现许多"盗贼"，聚集在芦苇丛中。执政者太叔发兵攻剿，把人全杀光了。对这伴事，孔子的意见：治事光靠宽大不行，只有严厉也不行。应当是么"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2、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类似的提法还有："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要统治者注意节约费用，爱惜人力，役使百姓，不违农时，他还主张"惠民，"给民以恩惠，提倡"庶"、"富"、"教"。这样就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就他个人说，也注意对人的关怀，一次他家的马棚着火，他退朝回家，便问道："伤人么？不问马，"（《乡党》）这些就是孔子的"仁"的体现，把人当作人，并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孔子还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有国"指的是诸侯，"有家"是指大夫，就是说当权者，不要着急财富不多，应当怕的是财富不均：不要着急于人民太少，应当怕的是境内不安。因此他认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假如财富均平，假无所谓贫穷：境内和谐，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

3、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君和师应当是一体。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很明确，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为治者道德水准的高低。正人需正己，表率榜样在教化中有重要作用，这是对的。然而政治和道德是两个不同范畴，国家的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所以，在政治活动中，身正，有令不行或身不正，必从其令的事例，屡见不鲜。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4、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他的弟子仲弓问他如何搞好政治，他回答的要点之一，即"举贤才"。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据于德""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游于艺"，就是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标准很高，但孔子在用人上并不责全求备。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就是某一方面的特长，君子用人册其所长分配工作，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子路》）小人用人，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孔子反对"求备于一人"。他的弟子曾子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说苑·雅言》）所以，孔子不但善于培养人才也。很会发现和使用人才。

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荀子，名况，赵（今山西南部）国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稍后于孟子，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一-前二三八年间。荀子早年和中年在齐国度过，于齐稷下学宫讲学，在这一时期曾应聘入秦，对秦国的刑治、民情等出现的新气象，备加赞扬，高度评价为"治之至也"、寄全国统一的希望于秦，但他对秦不行"王道"有所异议，建议其"力术止，义术行"，提出应当用"节威行文"的和缓办法统一全国，未见用于秦。晚年到楚国，春申君委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在楚去世。

荀子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著述活动，学生中最有名气是韩非和李斯。荀子在学术派别上属于儒家，但其思想又别与儒家，他吸收了当时的各家各派，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门户中自成一派。而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对于思、孟子学派批判十分尖锐，把儒家其它门派贬称为"贱儒"，"俗儒"，"沟犹普儒"。但实际上，荀子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孔子仁礼思想。

荀子一生留下的著作为《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本人的作品。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隆礼重刑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他的说法是："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统治天下），重法爱民而霸（称霸天下）。"（《荀子·强国》，下引只注篇名）又说："治之经（常规），礼与刑。"（《成相》可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礼法并重这里他虽继承了孔子的复礼、正名思想，但又走向重刑的思想。

荀子之所以被列入儒家学派，他崇尚礼是一个基本原因，他也是儒家学派中对礼的理论论述较为集中的人。什么是礼？荀子除了延续儒家历来的认识，认为礼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相应的礼仪规定，他关于礼的内容，有一个新的简明定义："礼者，养也。"（《礼论》）"养"，供养。具体些说，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这就偏离了儒家对"礼"的解释。

礼是怎样产生的？他认为，礼起源于人的欲望，人们的欲望无止境而财物有限，必然相互争夺。"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简言之，"礼"是同欲、物、争、乱相联系的。关于礼的作用，简要说，荀子认为在于"别"。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强调）其别。易（同何）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这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贪富，划分等级差别，因而所谓"养"，不是一视同仁，不是"吃大锅饭"，而是依据不同等级地位，各有所养，即"皆有称者也"。"养"要与其地位身分相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按其地位，求而度量有界，各得其应得之分，因而才能"欲而不争"，不争不乱。荀子把"礼"的政治含义引向专制。

因此，荀子又认为治国之道，不仅要"导之以道"，而且要"禁之以刑"。他甚至主张"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无恶不待教而诛"。即对那些不识时务、敢于反叛者，对罪大恶极的元凶，要严刑重罚，以禁暴除恶。他还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这同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和要取消讼诉的主张已经是相去甚远了。他总的态度是礼刑并用。他说"听政之大分（要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下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对善意的用礼，对恶意的用刑，行为各异，区别对待，礼刑各有用场。不过在礼法的关系上，他又回到儒家观点，认为礼较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即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或出发点，法律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劝学》篇中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已也。"《礼》是记载礼的总汇，它是制定一切法律条今的准则和总纲，显然，礼对法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

总起来看，荀子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有很大的退步。孔孟主张行德治，施仁政，主要是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荀子则主张礼刑并重，这也是荀子思想走向专制的一种体现。

2、尊君爱民

荀子的隆礼，则是从维护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对此，他直言不讳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礼有三个根本：事奉天地，尊崇祖先，隆尚君主，而三者的关系则是，尊奉天地、祖先，都是崇尚君主的条件。是达到崇尚君主目的的手段。关于尊君，他的言论很多。"天子者，势位至尊"（《正论》）。"君者，国之隆（尊）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致士》）显然，他提倡的是君主的位至尊，权最大，独一无二。他甚至说，对君主的意见，"同焉者，是也：异焉奢，非也。"（《正论》）一切以君主的是非为转移，几乎完全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论调。这同孔孟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有明显差异，却和法家的唯君是尊的主张极为相近。

荀子在提倡隆君的同时，也主张爱民，他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文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认为君主得民心，则身荣国安，失民心，则身危国削，国家的安危强弱存亡最终纟于民。他的说法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制》）因此，有国者必须"爱民"、"利民"。如何"爱民"？荀子有一套所谓"足国富民"主张或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未，加强生产。荀子认为，富国富民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发展农业。他认为粮食是社会财富的标志。因此，农民才是"生之者"，工商业者及士大夫则是"食之者"。所以，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国家要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工商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这样，才能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富国》）荀子这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未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前期法家商殃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和提倡大力发展农业，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在战国时期，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它不仅成为繁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起着极大的作用。荀子这种重本抑未的主张，显然比孟子保护工商业的见解后退了。荀子处处为"君者"想办法，但他下的药方却是一种古代重农主义的政策。

3、人治与法治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言简意赅，君子是国家得治的本原，人是根本的，人存则法起作用，人去则法名存实亡。因此，他提倡君子政治，主张正人必正己。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又从人治出发，他认为国君能否尚贤使能是国家强弱兴亡的关键。是衡量国君明智或昏庸的重要标志。这样荀子所谓"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上。

荀子主张人治是与他的反人道的"性恶论"相联系的。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的也。"（《性恶》）先天自然的是性，后天人为的为的。为什么人性恶？他认为，作为自然的人性，人生下来就有对声、色、农、食的情欲和贪利、残忍的性格，如果顺着这些情欲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产生相互争夺、相互残杀和淫乱等各种恶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句话，人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至于"善"，象忠信、仁义、辞让这类道德品质，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是违反人性的。怎样由恶变善？他认为只能通过教化和人为的努力，即"生于的"。

先秦儒家范文篇7

关键词：君主论；君权合法性；君权天授；德行修养；君权制衡

先秦儒家的君主论思想深刻而广大，悠久而精微，稳健而充满张力，其理论涉及到了儒家思想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儒家方方面面的理论都为这一思想的展开作了十分周全的铺垫。儒家的君主论基本上由其合法性论证和统治方法论构成，二者彼此渗透，互为补充，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土壤以及强有力的理论导向和价值抉择的根据。唯其如此，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才具有浓厚的时代性和文化传承的背景，精华与糟粕并存，真理与谬误相因，现实与空想互为依持，对中国文化与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得失成败，回响千古，发人深思。

一君权的天命支撑

在古希腊语中，“政治”（Politics）一词的词根是“城邦”（Polis），指的是“共同体成员（即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话并达成同意的活动过程，以及实现此过程的仪式、程序和技艺”。因此，政治就是讨论，就是在差异中找到一致的意见。于是，“世俗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论证”，辩证的思考，理性的论证，现实的选择，正是政治的主体与归宿。①先秦儒家与古希腊的城邦相去千山万水，其理论的形态也显示出大相径庭的特点，但是，儒家对君权合法性的论证却深刻而富有条理，路径众多而彼此涵摄，在理论的整体性、系统性、实用性和针对性上形成了独特的有机性。

由于对人生命运具有一种极为透彻的观察和研究，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承接上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其终极理念是“天”，是“天命”。因此，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大人、圣人也罢，先祖、君师也罢，实际上都涵盖在无边无际、浩瀚博大的“天”的理念之中。这种天的理念的崇高地位来源于原始宗教的信仰，从尧时“绝地天通”的宗教斗争中可以窥见“天”以及与“天”通话在中国早期的政治生活中是何等的重要。②这种历史的传承在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系辞上》）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文章！”（《论语·泰伯》）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二十二章》）

孟子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尽了己之性、人之性、物之性而“可以与天地参”的人物，“大德者必受命”（《中庸第十七章》）。因此，“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由此可知，在儒家先哲的思想中，“天”是万物之根源，一切尊卑、贵贱都是前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因此，君主的权力（即天禄）是上天赐予的，君主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由于先秦儒家君主论的天命性依托直接上承于父系氏族社会而来的宗法制，对天帝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便最终在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合而为一。

定公问于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对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孔子家语·郊问第二十九》）

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孝经·圣治章第九》）

“本于天”与“本乎祖”是有内在联系的，君主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成了天帝的儿子，他的权力就是天赋予的，这就是“君权天授”。它既有形而上的“天”的呵护，又有形而下的“三纲五常”的支撑，这在人类社会早期是再也不会有比这更强有力的合法性论证了。

由于天命观念与宗法制在先秦时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具有极为深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基础，是历史文化千百年积淀而成的民族生存形态与思维方式的结晶，而儒家学说则脱胎于斯，依托于斯，依山点石，借海扬波，因而具有强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支撑。这正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何以在中国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君权的道德支撑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基于这种体认，孔子以为，虽然人世间一直有天命的笼罩，但是人不能不自我奋斗。在《礼记·哀公问》中，鲁哀公问孔子：“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回答道：“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孔子家语·五议解第七》载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而且，孔子用一系列历史事实论证了他的观点。孔子的意思是，作为一国之首的君主应该努力体认天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引《盘铭》），加强自我修养，开创善政。因此，郭店楚简《缁衣》的最后一章写道：“子曰：‘宋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为卜筮也。其古之遗与！龟筮犹弗知，而况于人乎？’”（第47简）君主在体认天道的时候要有恒心，去修养自己，去建设善政，去开创一个太平的盛世。这种“不已”的精神、“恒”的精神正是天无所不在的生发力量，是天道的精神。

那么，怎么去修养自己，怎么去建设善政呢？先秦儒家的理论是成龙配套的，这就是著名的修齐治平论。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

按照朱熹的说法，所谓“明德”，乃灵虚不昧、上承于天、下禀于气、具众理而应万事、始终不息之本性。先哲的逻辑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是在德性上修炼得十分高超的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天下百姓的表率，是在全国实行道德教化的标准。这样一个具有“明德”的人就是“天子”，就是上天与国家、上天与人民之间的中介。他的表现必须谨慎，道德必须完善，一举一动都关涉民生大计。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孔子家语·大昏解第四》）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

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而水方。（《荀子·君道第十二》）

在希腊，政治就是通过论证、讨论来达到正义的过程；而在儒家思想中，政治则是君主、大人以身作则、为民表率、实行教化的过程。实际上，这二者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尚书·尧典》一开头就讲君主必须修德：“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合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自我的道德修养终究会在认识论上发生飞跃，从而在自己的世界观里引起巨大的变化，养成一种圣人式的阔大胸怀和人格。由于君主的显赫地位，这种人格在教化的过程中就会对社会群体发生影响，存神过化，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片祥和。这种理路一直都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所遵奉的圭臬，荀子甚至说，君主完全不需要治国，只要修身即可，所谓：“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荀子·君道第十二》）

在儒家的君主论中，君主的道德修养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孝、仁、礼。

第一，君主首先应该是个孝子。“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教，就是对人民的教化。如果君主不能在孝行上为人民做出表率，又怎么能在人民中推行德治呢？《论语》的第一篇是《学而》，《学而》的第一章是讲教与学的态度的，第二章就是讲孝悌的，足见孝悌的重要。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在儒家的君主论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孝经·三才第七》的记载最能说明问题：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由此可见，孝悌作为一种美德，对于君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的各种品性的源头。君主以身作则倡导这种品德，其好处实在是美不胜收。

第二，由孝悌、亲亲等差之爱推及对广大人民的敬与爱。孔子说：“爱与敬，其为政之本与！”（《孔子家语·儒行解第五》）“敬事而爱人，使民以时。”“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郭店楚简《缁衣》在爱、信、礼的关系中把爱放在了第一位：“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第25、26简）只有如此，才能做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安之，君好则民裕之”（第8、9简）。要做到这种敬与爱，当然就要彻底进行仁的修养。“仁者，爱人。”仁可以培养其君主的恻隐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则天下百姓就老有所养、少有所归了，“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

第三，孔子曰：“夫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列仁义、立政教、安君臣上下也。故，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孔子家语·礼运第三十二》）“夫礼，生死存亡之体。”（《孔子家语·辨物第十六》）这种斩钉截铁的判断，不能不使任何一个中国君主为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从事于礼的修养。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礼的约束，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对每一个公民进行礼的约束是重要的，当然，对君主进行礼的约束更为重要。

三对君权的制衡措施

先秦儒家君权合法性论证最精妙的地方在于它的制衡思想。我们认识到，先秦儒家置身于人类社会的早期，面对着宗法制气氛十分浓厚的时代，能够提出这一思想，不论这种思想在具体的行政操作中是否行之有效，都是难能可贵的。事实上，虽然没有民权思想作基础，也没有现代民主精神作支撑，在现在看来，其中一些思想的路径也许已经近乎荒唐，但是，在社会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先秦儒家对君权制衡思想的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仔细鉴别这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正视它给社会各个阶层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并且对此进行同情性的理解和解剖，那么，我们的发现将具有启示性意义。

首先，先秦儒家的君权制衡思想表现在对自古以来的阴阳五行思维方式的吸收和利用上。先秦时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都非常注重用阴阳五行思想来分析、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像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国语·郑语》），晏婴的“和与同异”、可以“相济”“相成”（《左传·昭公二十年》），史墨的“物生有两”、皆有“倍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等等，都是这方面的显著例子。在先秦儒家的著作中，首先全面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的是《尚书·洪范》。它说：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根据《汲冢竹书》、《孔子家语》等要籍可以确知，《尚书》是经过孔子精心删改和修订了的。为了制造儒家道统，高扬儒家思想，推进西周礼治，孔子广招门徒，形成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庞大队伍，在教材建设上下了一番令人不可思议的巨大功夫，这是可以想见的。从上面的这段引文可以清晰地看到，孔子的哲学方法论已经透彻地吸收了五行思想。

同时，孔子又是研究《周易》的大家。《史记·孔子世家》载：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与《易》则彬彬矣。”

长沙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要篇》还记载孔子的话说：“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这些证据至少表明，《周易》思想与孔子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换句话说，《周易》中最突出的对立而又彼此吸纳、互相转化的矛盾观念对孔子的思想体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在君权的制衡思想中，孔子由此而展开的论述是非常多的，我们不妨撷取郭店楚简《缁衣》中的某些论述来作一扼要的探讨。

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类而等也，则君不疑其臣、臣不惑于君。（第3、4简）

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裕之。故，心以体废，

君以民亡。（第8、9简）

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欺心。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第23、24、25简）

《缁衣》全篇充满了这种辩证思维的论述，可见，君与臣、君与民的关系是互动的，是彼此牵制、彼此制约的。亦即：君必须以民为“体”，民才能够以君为“心”；君主对人民有慈爱之心，人民对君主才会有亲和之意；君主对人民讲信用、与人民交朋友，人民才不会背叛君主；君主对人民待之以礼、恭敬有加，人民也才会有谦逊之心。在关系的运动中来展示制衡君权的思想，其理论的现实作用之大，我们不难想象。

其次，先秦儒家制衡君主的思想也体现在上天对君权的制约上。先哲的逻辑是，既然君主的崇高地位是上天赐予的，君主是天子，那么，对天就应该绝对孝顺。孔子的“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与此同时，作为天子之父的上天就具有了监督君主所作所为的无边法力。如果君主“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荀子·天论》），体认天道，加强自我修养，开创善政，就会风调雨顺，山川和谐，鸟兽翔集，五谷丰登，人民安居乐业，万物欣欣向荣；如果君主耽于酒色，醉生梦死，草菅人命，为非作歹，使民不聊生，就会妖孽丛生，乱象迭出，要么赤地千里，要么洪水滔天，要么彗星、地震、瘟疫、蝗虫等天灾人祸不断，引起巨大恐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头上三尺有神灵，丝毫不爽。在人类社会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没有达到有效解释大自然的各种现象的时代，一般来说，如果不是极端的十恶不赦的恶棍，君主都顶不住来自“上天”的“惩戒”和由此而煽起的社会舆论，所以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恪尽职守。

第三，先秦儒家极力弘扬儒家道统，把仁、义、礼、智、信构成的儒家道统视为高于君权的真理，以此制衡君权。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以此为依托，他提倡“诤谏”的制衡方式。孔子说：“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士而无教友则失听。御狂马不释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绳则正，人受谏则圣。”（《孔子家语·子路初见第十九》）因此，荀子曰：“诤谏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荀子·臣道》）由此可见，诤谏之臣在儒家君权制衡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诤谏”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是思孟学派的子思子与孟子。子思子说：“恒称其君之恶者为忠臣。”（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至孟子，他甚至要对“四境之内不治”的君主采取“易位”的手段，罢免他的君权。对桀、纣这样的民贼，孟子主张“诛”之，从而把先秦儒家制衡君权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孟子的论述在思想上有闪光之处，但是在实际操作上落不到实处，没有具体为限制君权的法律条款，更没有设计出完备的制度作为限制君权的保障，这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的问题。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有关君权合法性的思想，先秦儒家的先哲是从多个角度进行阐述的。上天的笼罩，自身的修养以及大臣的谏诤，似乎从各个方面保证了君权的合法性。这种理路在当时基本上是有效的，并且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较为积极的作用。在中国文化进行现代转型的今天，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其经验，推陈出新，为构建合理、有效的中国现代政治体制摄取充分的养分。

注释：

先秦儒家范文篇8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以后，"儒"又成了以孔子学说为宗旨而形成的学派时称谓。"儒者"即专指孔子及其门弟子。"儒学"即专指孔子思想及其门弟子发展的学说。孔于是中国政治思想史最伟大的人物，从孔子开始，中国政治思想进入了体系完备的时代。孔子对于中国政治思想贡献在于，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五五二年，卒于前四七九年。其先人为宋人，后来避难于鲁。其父叔梁纪曾做过鲁国陬邑大夫。在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家世中落，家境贫闲。大约二十岁左右，做过"委吏"是管理仓库的小吏，和"乘田"，职务是管理牛羊，还做过"儒"、即富贵人家有婚丧等事，为人赞礼，司仪。可能从"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五十岁以后作了官，是鲁国的中都宰，后为小司空（工程建筑）和司寇（司法行政）。孔子后来曾率弟子周游列国，向各国统治者游说，试图在政治上谋求发展，施展自己韵政治抱负。但是，始终未能如愿。

孔子一生主要从事教书活动，先后有四十余年，培养了众多的贤能弟子，孔子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开创了私人办学之风。他广收门徒，据说他有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所谓贤者，即深浮孔学，在事业上或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从而，培养了人才，组成了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术群体。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与弟子的言论集《论语》一书中，另外、孔子编定的"六经"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政治思想。孔子建立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教育、经济、历史、文学、美学等多方面的内容。他是通过"述"与"作"两方面的工作形成的，"述"是他把周以前的古籍文献作了系统的整理，编写删定出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是孔子自己的著述，主要是《论语》。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们由于思想上的分歧，或对孔子学说理解的各异，出现了各立门户的情况，孔门分化了。分化的情况，韩非在《显学》中说："儒分为八"，即分为八个派别。八个学派的具体内容，多数没流传下来，其中思孟学派和荀子一派却大显于后世。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孔子以后，儒学成为显学，战国时期许多学者出自孔门，如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等人。两汉以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政治观点的主干。因而，对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主要特点表现为：

1、重视传统，注重继承。儒家一贯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欣赏古昔，效法先王。孔子就说他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甚至认为自己长时间梦不见周公，是一种衰老的表现，真的达到了梦寐以求的程度，他整理"六经"，也是提倡古道，不过不是"不作"，而是古题有新解，按照他的认识赋于新意，是述而有作，不是泥古不化。后来，孟子则提倡"法先王"少"言必称尧舜"。荀子主张"法后玉"，不过荀子的后王指的也是文武周公，与孟子的先王是一致的。后儒也都继续和发扬了这一传统。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从这里可以看出，仁的思想渊源，是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当时人们的关系靠血缘关系维系，在氏族内人们是相亲友爱的。所以仁是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开始，是从"亲"中来的。后来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自己也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驮！"（《学而》）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实现仁的根本。孔子的仁是否仅限于亲？不是的，孔子说的爱人适用于所有的人，但又不是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先爱自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如何去为仁？孔子提出要推己及人。他说："失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自己想站得住、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能做得到这一步。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叫着"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这是一种忍让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孔子把它提到"一以贯之"的"吾道"，即贯串一切的核心观念或孔学的根本宗旨。

2、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

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的"克已复礼"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孔子时代大都是"以刑治国"的"人治"社会，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社会"，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先进》）。即用礼来治国。就是主张建立一种"礼制"，也就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在《礼记·衷公问》中还记载孔子的一一段话，他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他认为治国首要的是礼，礼是治国之本。而孔子崇尚的礼又是周礼。他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十分丰富多采，我主张周朝的。（见《八佾》）因此池立志恢复周礼。由于孔子时代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与制度"，因此，孔子主张恢复他认为的"秩序与制度社会"，即"周礼"也是很自然的。

与复礼相联系的，他还提出了"正名"。他的弟子子路问他：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准备处理的大事是什么？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简要明确，一定是"正名"。所谓正名，不是指纠正一般事物的名，而是指名分、职事、仪则这种关系到制度仪礼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大事。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和变革，把原有的制度、秩序打乱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好多事情已经名实紊乱、名实不符了。譬如大夫诸侯情用天子才可议用的礼，臣弑君、子弑父等等。"正"就是把现实已经紊乱了的、按原有的规定把它匡正过来，使之名与实相符，一切按周礼行事。这表明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主张恢复周朝的国家秩序，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孔子要复辟奴隶制。

孔子的主张是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行礼乐的。显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孔子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他的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引导）之以政（政法），齐（整齐）之以刑（刑罚），民免（免罪）而无耻（廉耻），道之以德（道德），齐之以礼（礼教），有耻且格（人心归服）。"（《为政》）很明显，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1、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庶"（人口众多）、"富"（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庶、富、教缺一不可（参见《子路》）。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他反对虐杀，在这里孔子已经把"礼治"与"刑治"区别开，也就是把"法治"与"刑治"区别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暴虐）。"（《尧日》）他认为善人治国经过百年，就"可以胜残（克服残暴）去虐（免除虐杀）杀"（《子路》），是理想的政治。他甚至否定诉讼。他说：审理诉讼，我不比别人差。"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他不胜感慨地主张一定要把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因为古代的讼总是和刑联在一起，而刑又是针对百姓的，所谓"刑不上大夫"。

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记载一件事，孔子路过泰山，看到一妇人在一座坟墓前哭得非常悲哀。他让子路去问，说听到您的哭声，肯定是有极为沉痛的忧伤之事，妇人回答说，是的，我一家三代人死于虎口，先是公公，后是丈夫，最近儿子又被虎吃掉了。孔子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答，这里政情乎和，无苛政。孔子听后对其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刻残暴的政治，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凶猛可怕！这个故事拆射出来民众对暴政的抗议，也从另一个极端反映出孔子以德治国的愿望。

在讲德治时，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要刑。郑国出现许多"盗贼"，聚集在芦苇丛中。执政者太叔发兵攻剿，把人全杀光了。对这伴事，孔子的意见：治事光靠宽大不行，只有严厉也不行。应当是么"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2、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类似的提法还有："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要统治者注意节约费用，爱惜人力，役使百姓，不违农时，他还主张"惠民，"给民以恩惠，提倡"庶"、"富"、"教"。这样就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就他个人说，也注意对人的关怀，一次他家的马棚着火，他退朝回家，便问道："伤人么？不问马，"（《乡党》）这些就是孔子的"仁"的体现，把人当作人，并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孔子还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有国"指的是诸侯，"有家"是指大夫，就是说当权者，不要着急财富不多，应当怕的是财富不均：不要着急于人民太少，应当怕的是境内不安。因此他认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假如财富均平，假无所谓贫穷：境内和谐，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

3、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君和师应当是一体。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很明确，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为治者道德水准的高低。正人需正己，表率榜样在教化中有重要作用，这是对的。然而政治和道德是两个不同范畴，国家的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所以，在政治活动中，身正，有令不行或身不正，必从其令的事例，屡见不鲜。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4、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他的弟子仲弓问他如何搞好政治，他回答的要点之一，即"举贤才"。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据于德""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游于艺"，就是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标准很高，但孔子在用人上并不责全求备。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就是某一方面的特长，君子用人册其所长分配工作，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子路》）小人用人，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孔子反对"求备于一人"。他的弟子曾子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说苑·雅言》）所以，孔子不但善于培养人才也。很会发现和使用人才。

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尽量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专制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专制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荀子，名况，赵（今山西南部）国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稍后于孟子，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一-前二三八年间。荀子早年和中年在齐国度过，于齐稷下学宫讲学，在这一时期曾应聘入秦，对秦国的刑治、民情等出现的新气象，备加赞扬，高度评价为"治之至也"、寄全国统一的希望于秦，但他对秦不行"王道"有所异议，建议其"力术止，义术行"，提出应当用"节威行文"的和缓办法统一全国，未见用于秦。晚年到楚国，春申君委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在楚去世。

荀子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著述活动，学生中最有名气是韩非和李斯。荀子在学术派别上属于儒家，但其思想又别与儒家，他吸收了当时的各家各派，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门户中自成一派。而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对于思、孟子学派批判十分尖锐，把儒家其它门派贬称为"贱儒"，"俗儒"，"沟犹普儒"。但实际上，荀子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孔子仁礼思想。

荀子一生留下的著作为《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本人的作品。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隆礼重刑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他的说法是："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统治天下），重法爱民而霸（称霸天下）。"（《荀子·强国》，下引只注篇名）又说："治之经（常规），礼与刑。"（《成相》可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礼法并重这里他虽继承了孔子的复礼、正名思想，但又走向重刑的思想。

荀子之所以被列入儒家学派，他崇尚礼是一个基本原因，他也是儒家学派中对礼的理论论述较为集中的人。什么是礼？荀子除了延续儒家历来的认识，认为礼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相应的礼仪规定，他关于礼的内容，有一个新的简明定义："礼者，养也。"（《礼论》）"养"，供养。具体些说，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这就偏离了儒家对"礼"的解释。

礼是怎样产生的？他认为，礼起源于人的欲望，人们的欲望无止境而财物有限，必然相互争夺。"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简言之，"礼"是同欲、物、争、乱相联系的。关于礼的作用，简要说，荀子认为在于"别"。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强调）其别。易（同何）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这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贪富，划分等级差别，因而所谓"养"，不是一视同仁，不是"吃大锅饭"，而是依据不同等级地位，各有所养，即"皆有称者也"。"养"要与其地位身分相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按其地位，求而度量有界，各得其应得之分，因而才能"欲而不争"，不争不乱。荀子把"礼"的政治含义引向专制。

因此，荀子又认为治国之道，不仅要"导之以道"，而且要"禁之以刑"。他甚至主张"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无恶不待教而诛"。即对那些不识时务、敢于反叛者，对罪大恶极的元凶，要严刑重罚，以禁暴除恶。他还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这同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和要取消讼诉的主张已经是相去甚远了。他总的态度是礼刑并用。他说"听政之大分（要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下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对善意的用礼，对恶意的用刑，行为各异，区别对待，礼刑各有用场。不过在礼法的关系上，他又回到儒家观点，认为礼较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即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或出发点，法律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劝学》篇中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已也。"《礼》是记载礼的总汇，它是制定一切法律条今的准则和总纲，显然，礼对法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

总起来看，荀子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有很大的退步。孔孟主张行德治，施仁政，主要是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荀子则主张礼刑并重，这也是荀子思想走向专制的一种体现。

2、尊君爱民

荀子的隆礼，则是从维护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对此，他直言不讳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礼有三个根本：事奉天地，尊崇祖先，隆尚君主，而三者的关系则是，尊奉天地、祖先，都是崇尚君主的条件。是达到崇尚君主目的的手段。关于尊君，他的言论很多。"天子者，势位至尊"（《正论》）。"君者，国之隆（尊）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致士》）显然，他提倡的是君主的位至尊，权最大，独一无二。他甚至说，对君主的意见，"同焉者，是也：异焉奢，非也。"（《正论》）一切以君主的是非为转移，几乎完全成了君主专制主义的论调。这同孔孟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有明显差异，却和法家的唯君是尊的主张极为相近。

荀子在提倡隆君的同时，也主张爱民，他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文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认为君主得民心，则身荣国安，失民心，则身危国削，国家的安危强弱存亡最终纟于民。他的说法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制》）因此，有国者必须"爱民"、"利民"。如何"爱民"？荀子有一套所谓"足国富民"主张或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未，加强生产。荀子认为，富国富民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发展农业。他认为粮食是社会财富的标志。因此，农民才是"生之者"，工商业者及士大夫则是"食之者"。所以，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国家要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工商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这样，才能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富国》）荀子这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未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前期法家商殃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和提倡大力发展农业，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在战国时期，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它不仅成为繁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起着极大的作用。荀子这种重本抑未的主张，显然比孟子保护工商业的见解后退了。荀子处处为"君者"想办法，但他下的药方却是一种古代重农主义的政策。

3、人治与法治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言简意赅，君子是国家得治的本原，人是根本的，人存则法起作用，人去则法名存实亡。因此，他提倡君子政治，主张正人必正己。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又从人治出发，他认为国君能否尚贤使能是国家强弱兴亡的关键。是衡量国君明智或昏庸的重要标志。这样荀子所谓"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上。

荀子主张人治是与他的反人道的"性恶论"相联系的。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的也。"（《性恶》）先天自然的是性，后天人为的为的。为什么人性恶？他认为，作为自然的人性，人生下来就有对声、色、农、食的情欲和贪利、残忍的性格，如果顺着这些情欲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产生相互争夺、相互残杀和淫乱等各种恶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句话，人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至于"善"，象忠信、仁义、辞让这类道德品质，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是违反人性的。怎样由恶变善？他认为只能通过教化和人为的努力，即"生于的"。

先秦儒家范文篇9

2、儒家的基本范畴是礼与仁。孔子对礼与仁作了系统的阐述：并构成了孔学的理论基石。后学孟子系统发挥了其仁说，荀子则全面展开了其礼论。孟荀各自对仁与礼的学说作了阶段性的发展、以后的儒家门徒都继续在这两个范畴上大作文章，在形式上随时代的变异可能有所不同，宋儒就把礼发展成为"理"。

3、政治和伦理结合。对儒家说来，政治是伦理的扩大，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梯，犯上作乱者鲜矣。"（《论语，学而》）忠是孝的扩大。他们认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理想的君和"圣"是一致的，政和"正"是相联的，儒家所提倡的"礼"，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从董仲舒起把礼具体为"三纲五常"，支配了整个封建社会，违反了它，就既是道德问题又是政治问题，。

4、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以德为主、德刑相辅。如何治民，统治阶级历来有德与刑两手，即镇压与教化并用。孔子主张对民要"道（引导）之以德，齐（整齐）之以礼。"（《为政》）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管理民众，民众不但有廉耻而且民心归服，是最高尚的政治。他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和去掉残暴、免除虐杀。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其倾向是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继续了这个传统，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他的"重法"是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刑看作是惩戒未来、减少犯罪、进行教他的一种手段。他说："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荀子的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扰。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洽民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5、在天与人的关系上，重于人事，虚于天命。从孔子起就不大探究"无"或自然的奥秘，《论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他的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可见孔于是很少讲关于夭命鬼神一类的问题。孟子讲天就比孔子多了，讲天人合一，但他是把天合于人，合于人性，合于人心，把天道德化了。最终归于地上的人间伦理，而不是化于神秘莫卜的天。荀子则明确提出天人相分，要制天命而用之。

二、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主体是仁礼学说、仁与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

1、关于仁

仁的概念，孔子以前就有，春秋前期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忠于君主和仪文美德都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有二：一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从这里可以看出，仁的思想渊源，是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当时人们的关系靠血缘关系维系，在氏族内人们是相亲友爱的。所以仁是从父子兄弟的关系开始，是从"亲"中来的。后来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自己也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驮！"（《学而》）认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实现仁的根本。孔子的仁是否仅限于亲？不是的，孔子说的爱人适用于所有的人，但又不是对一切人一视同仁。爱有差等。按孟子的说法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己的亲，然后普及到民，再推广到物；是先已后人，先内后外，既有次第又有厚薄。这是一种从人"自然本性"出发的"仁爱差别"。

如何去为仁？孔子提出要推己及人。他说："失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自己想站得住、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能做得到这一步。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把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叫着"忠恕"之道，也就是"仁道"。这是一种忍让和与人为善的精神。孔子把它提到"一以贯之"的"吾道"，即贯串一切的核心观念或孔学的根本宗旨。

2、关于礼

仁的第二个涵义是克己复礼。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克己"是自觉地约束自己。"复礼"是一切言行要纳于礼。这里强调的是人的道德自觉，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自觉守礼的境界，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礼"也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周公就制定周礼。不过，孔子则是从多方面进行论述的第一人。

什么是礼？礼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于根本政治制度方面的规定。《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二是礼仪上的规定，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侍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分，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这叫"仪"。这里的"仪"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

孔子认为：礼和仪又是统一的，礼是根本的，仪是从属的，仪是礼的"节文"或形式，或者说仪是用行动规范和礼节的形式来巩固和体现社会的秩序和制度。因此，礼的实现既靠强制的力量，又靠习俗力量，是内外结合，所以礼又和乐相连。孔子，"克已复礼"实际上是主张建立如周朝一样的"礼仪社会"，即"秩序和制度社会"。

孔子的"克已复礼"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在孔子时代大都是"以刑治国"的"人治"社会，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社会"，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先进》）。即用礼来治国。就是主张建立一种"礼制"，也就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的社会。在《礼记·衷公问》中还记载孔子的一一段话，他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他认为治国首要的是礼，礼是治国之本。而孔子崇尚的礼又是周礼。他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以夏、商两代为根据制定的，十分丰富多采，我主张周朝的。（见《八佾》）因此池立志恢复周礼。由于孔子时代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秩序与制度"，因此，孔子主张恢复他认为的"秩序与制度社会"，即"周礼"也是很自然的。

与复礼相联系的，他还提出了"正名"。他的弟子子路问他：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首先准备处理的大事是什么？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简要明确，一定是"正名"。所谓正名，不是指纠正一般事物的名，而是指名分、职事、仪则这种关系到制度仪礼等具有政治内容的大事。当时由于社会动荡和变革，把原有的制度、秩序打乱了，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好多事情已经名实紊乱、名实不符了。譬如大夫诸侯情用天子才可议用的礼，臣弑君、子弑父等等。"正"就是把现实已经紊乱了的、按原有的规定把它匡正过来，使之名与实相符，一切按周礼行事。这表明了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主张恢复周朝的国家秩序，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孔子要复辟奴隶制。

孔子的主张是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这是孔子的创新。"关于礼仁关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句话的本意是，礼乐只能由仁人来实行，不仁的人是无法行礼乐的。显然，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就仁和礼的本质来说，仁，归根到底，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是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注重仁和礼的结合，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改。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孔子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他的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他说："道（引导）之以政（政法），齐（整齐）之以刑（刑罚），民免（免罪）而无耻（廉耻），道之以德（道德），齐之以礼（礼教），有耻且格（人心归服）。"（《为政》）很明显，他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

1、重教化，轻刑罚。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在"庶"（人口众多）、"富"（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庶、富、教缺一不可（参见《子路》）。在礼刑问题上，孔子主张礼教是根本的，不得已而用刑，必须慎用。他反对虐杀，在这里孔子已经把"礼治"与"刑治"区别开，也就是把"法治"与"刑治"区别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暴虐）。"（《尧日》）他认为善人治国经过百年，就"可以胜残（克服残暴）去虐（免除虐杀）杀"（《子路》），是理想的政治。他甚至否定诉讼。他说：审理诉讼，我不比别人差。"必也使无讼乎！"（《颜渊》）他不胜感慨地主张一定要把诉讼的事件完全消灭才好。因为古代的讼总是和刑联在一起，而刑又是针对百姓的，所谓"刑不上大夫"。

孔子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记载一件事，孔子路过泰山，看到一妇人在一座坟墓前哭得非常悲哀。他让子路去问，说听到您的哭声，肯定是有极为沉痛的忧伤之事，妇人回答说，是的，我一家三代人死于虎口，先是公公，后是丈夫，最近儿子又被虎吃掉了。孔子问道，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答，这里政情乎和，无苛政。孔子听后对其弟子说，你们要记住，苛刻残暴的政治，比吃人的老虎还要凶猛可怕！这个故事拆射出来民众对暴政的抗议，也从另一个极端反映出孔子以德治国的愿望。

在讲德治时，孔子也不是完全不要刑。郑国出现许多"盗贼"，聚集在芦苇丛中。执政者太叔发兵攻剿，把人全杀光了。对这伴事，孔子的意见：治事光靠宽大不行，只有严厉也不行。应当是么"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认为宽猛相济，政事才会谐和。宽猛结

合，就是文武两手并用，德治与刑治都要。

2、反对过度榨取，主张"使民也义"。"使民也义"。义者，宜也，就是役使老百姓不要过分，要适宜。类似的提法还有："节用以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就是要统治者注意节约费用，爱惜人力，役使百姓，不违农时，他还主张"惠民，"给民以恩惠，提倡"庶"、"富"、"教"。这样就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既来之，则安之"（《季氏》），就他个人说，也注意对人的关怀，一次他家的马棚着火，他退朝回家，便问道："伤人么？不问马，"（《乡党》）这些就是孔子的"仁"的体现，把人当作人，并给以起码的生活条件。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众的愿望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孔子还看到了当时两极分化、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认为这是造成社会不安、国家颠覆的基本因素，因而提出来平均主义的经济主张。他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季氏》）"有国"指的是诸侯，"有家"是指大夫，就是说当权者，不要着急财富不多，应当怕的是财富不均：不要着急于人民太少，应当怕的是境内不安。因此他认为："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同上）假如财富均平，假无所谓贫穷：境内和谐，便不会觉得人少：境内平安，便不会倾危。

3、为政需正己。孔子认为要治国正人，必先正已，正己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所以孔子主张统治者一定要是德高望重、身体力行的"君子"，君和师应当是一体。这样，为政者起表率作用，就会上行下效，自然就会政通民和国家得治。他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礼记·中庸》）很明确，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是否有德者在位，决定于为治者道德水准的高低。正人需正己，表率榜样在教化中有重要作用，这是对的。然而政治和道德是两个不同范畴，国家的治理首先是权力，法令是靠具有强制力的权力推行的。所以，在政治活动中，身正，有令不行或身不正，必从其令的事例，屡见不鲜。孔子对为政者提出一定的道德水平要求。

4、举贤才。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国事。他的弟子仲弓问他如何搞好政治，他回答的要点之一，即"举贤才"。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志于道），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据于德""依于仁"，就是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游于艺"，就是能善于悯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这是一个德才兼备标准。

标准很高，但孔子在用人上并不责全求备。他说：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就是某一方面的特长，君子用人册其所长分配工作，而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也。"（《子路》）小人用人，则百般挑剔，求全责备。孔子反对"求备于一人"。他的弟子曾子说："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易事也。"（《说苑·雅言》）所以，孔子不但善于培养人才也。很会发现和使用人才。三、孟子的政治思想

孟子，名柯，邹（今山东邹县）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子公元前三七一至前二八九年。相传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受业于子思的弟子。孟子一生名气很大。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游说诸侯，先后到过齐、宋、膝、鲁、梁：（魏）等国。在齐国、鲁国曾被聘为卿，但属于议而不作的虚位，为时很短。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变革大为得势，思想阵地极为活跃。当时，"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法家、兵家、纵横家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也十分活跃。百家争鸣方兴朱艾。以捍卫孔学的孟子，慷慨激昂地用孔子学说来"正人心，息邪说，距（反对）波（不正）行，放（驳斥）谣（荒唐）辞。"（《滕文公下》）批判各家，发扬孔学，参与争鸣，使儒家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孟子一生官运不佳，但学术上大有成就。"退而与其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荀列传》）他对孔子的学说作了系统的发挥，特别是继承了孔子的仁说和德治理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说和贵民论。孟子的学说，对后世影响极大，被人们尊为"亚圣"，拥有仅次于孔子的显荣。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和其弟子共述的《孟子》一书中，此外；《中庸》一书发挥了孔孟学派的观点。

（一）行仁政

孟子的政治学说，核心就是"行仁政"。他说、"孔子日：\''''道仁，仁与不仁而已矣。\''''"（《离娄上》）"仁与不仁"，用政治术语表述即为"王道"与"霸道"，治国之术仅此两种，任人选择。孟子认为"霸道"是"以力服人"。虽然可能成为大国，但任凭暴力就会"失道寡助"，众叛亲离，天下不顺，导致身危国削，亡国无日。"王道"是"以德服人"，人们心悦诚服，众望所归，对内就会国泰民安，政平人和；对外就能"得道多助"，天下无敌，自然就会统一天下。孟子的这种主张，对于靠强力立国、凭暴力兼并天下的战国时期有一定教育意义。

孟子行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是"制民之产"，使民有"恒产"，就是要订立制度，使民众有固定财产。他认为民众有"恒产"，才能有"恒心"，才会安居乐业，有礼义。对于"恒产"的要求，他认为起码应当使耕民可以养活父母妻子，丰收年成全家能温饱，灾祸年岁免于家破人亡。进一步他提出较高的设想，具体是要使各家有"五亩之宅"，"百亩之日"，要"勿夺农时"，树桑耕田，饲养畜禽，保证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参见《梁惠玉上》）应当说这些要求都是农民的愿望，为使这一设想得以实现，孟子提出要恢复井田制。井田相传是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显然，孟子再提出这已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了的东西，当然是行不通的，这也属于"守旧术"的范围。

二是均平赋税，减轻民众的负担。战国时期，各国间战争频繁，各种赋税名目繁多，群众负担极重。他反对这种诛求无厌、竭泽而渔的榨取办法，提出要"取于民有制"，即榨取要有个限制度。关于如何实现均平赋税，孟子的主张大体是以恢复周代的国野制度为前提，"国"即指当时居于统治者城区内的平民，称"国人"；"野"即指居于城郊以外的农奴，称"野人"。据称当时的税赋，国人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地租：野人向国家提供九分之一的力役。所以，孟子提出，"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膝文公上》）的主张。不过他并未考虑时过境迁，经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国野制度在战国时期早已荡然无存了，孟子试图通过恢复国野制度均乎赋税，实践上是不可能的：不过，当时，他主张建立固定税法，呼吁统治者取民有制，

减轻民众的负担，有利于劳动者，曲折地反映了百姓的呼声。

三是保护工商业。自古以来，工商业一直为****国家所把持，是为"工商食官"。春秋以后，官办工商的格局开始打破，战国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诸国分割，关卡林立，关市之征繁重，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孟子反对这种各自为政、雁过拔毛的关税制度，主张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小农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当政者的经济政策一般倾向于重农抑商，孟子这种支持工商业发展的主张，是很富有远见的。

除了这些经济主张之外，孟子的仁政思想还包括加强教化和省刑罚的内容。关于教化，他认为民众仅有衣食足还不够，还必须明礼义。他提出在使民众有"恒产"的基础上，要注重教化，使之有"恒心"。为此要办好各类学校，目的是要人们"人伦明于上，小民亲子下"（《滕文公上》）。即上层了解人际间应有的准则，老百姓相互间亲密团结，也就是要人们按礼义行事，相互友善和谐。与此相联系，他主张：省刑罚"。他说："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尽心上》）"畏之"就是孔子说的"齐之以刑"之政；"爱之"即孔子提倡的"齐之以礼"的礼洽，很明显，孟子提倡的还是孔子的以礼为上、以刑为下的政治路线。

（二）民为贵

与其仁政思想一贯的，孟子又提出了民贵说。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用之象征国家政权。孟子说法的排列是：民众一社稷--君主。民贵君轻体现了国家可变、君主可换、而民众不可易的思想，这是时代的卓见，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远古的"民为邦本"思想。

民为贵，首先要摆正君民关系。他提出统治者必须考虑民之"好恶，民之"所欲与之，所恶勿施"，进而要与民同乐，与民同状，"乐以天下，优以夭下。"（《梁惠王下》）他认为君所以能治民，在于君自身正，正己而后正人。他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国家安定的前提是君正。相反地，君如果不正，失职残民，民则可去可杀之。在论及商汤放逐夏桀王、周武玉讨伐殷纣王时，他说："贼（伤害）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凶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事情虽然是下反上，然而杀的却是残害民众的独夫民贼，他们自身已经否定了自己的国君身分，所以不是"弑君"。与此相应地还有个君臣关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君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这种相互关系以彼此是否互相尊重为转移，地位有上下，但人格是平等的。这在七国争雄、兵火交加、交相争霸的时代，君权日益膨胀，出现这种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对后世封建君主****条件下，出现某些敢于抗横某些暴君独失的诤臣志士起了有益的影响。孟子这些思想是有一定民主意义。

（三）性善论与法先王

这是孟子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说来自性善论。仁政是以人性善为根据的。"仁政"来自"仁心，。按他的说法是，人生而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四心"也称之为"四端"，是天赋的。仁心"或"善端"。把"善端"充起来，表现于外则为"四德"：仁、义、礼、智。"四德"施之于人、见于行为，叫着"推恩"，即由近及远把恩惠推广开来，表现为"老（尊敬）吾老（长辈），以及人之老；幼（爱护）吾幼（儿女），以及人之幼。（《膝文公上》）把这个原则引入政事，就叫着"仁政"。简要些说，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不忍"即怜恤友善。因此，"仁政"是由人性所规定的。

仁政除有人性的根据，还有历史的根据，这就是孟子的"言必称尧舜"。孟子宣称，他行仁政这一套，从井田、恒产到举办各类学校，强化教育，都是古已有之，从尧舜时代传下来的"先王之道"。古代由于实行这种"王道"，天下大治。今天的天下大乱，正是违背了先王之道。因此，要由乱到治，就要"法先王"，或称"法尧舜"。

不仅如此，孟子还提出一种历史观，即历史发展循环论，社会是从治到乱，从乱到治，一治一乱，循环往复。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同上）。历史发展五百年有一个大循环。他认为到自己的活动时期，又是一个"王者兴"的时代。

这样，孟子就从人性上、历史上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上，为其政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的政治学说。

四、荀子的政治思想

荀子，名况，赵（今山西南部）国人。其生卒年已不可详考，稍后于孟子，大约在公元前二九八一-前二三八年间。荀子早年和中年在齐国度过，于齐稷下学宫讲学，在这一时期曾应聘入秦，对秦国的刑治、民情等出现的新气象，备加赞扬，高度评价为"治之至也"、寄全国统一的希望于秦，但他对秦不行"王道"有所异议，建议其"力术止，义术行"，提出应当用"节威行文"的和缓办法统一全国，未见用于秦。晚年到楚国，春申君委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春申君死，废居兰陵，在楚去世。

荀子一生主要从事于讲学和著述活动，学生中最有名气是韩非和李斯。荀子在学术派别上属于儒家，但其思想又别与儒家，他吸收了当时的各家各派，特别是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儒家门户中自成一派。而且自认为只有他这一派才是儒家的正统。因此，对于思、孟子学派批判十分尖锐，把儒家其它门派贬称为"贱儒"，"俗儒"，"沟犹普儒"。但实际上，荀子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孔子仁礼思想。

荀子一生留下的著作为《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其中大部分为荀子本人的作品。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1、隆礼重刑

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他的说法是："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统治天下），重法爱民而霸（称霸天下）。"（《荀子·强国》，下引只注篇名）又说："治之经（常规），礼与刑。"（《成相》可见在治国的方略上，荀子是礼法并重这里他虽继承了孔子的复礼、正名思想，但又走向重刑的思想。

荀子之所以被列入儒家学派，他崇尚礼是一个基本原因，他也是儒家学派中对礼的理论论述较为集中的人。什么是礼？荀子除了延续儒家历来的认识，认为礼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相应的礼仪规定，他关于礼的内容，有一个新的简明定义："礼者，养也。"（《礼论》）"养"，供养。具体些说，礼，就是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需要，也包括音乐文采等精神需要。礼，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和需要而规定的制度和规范。这就偏离了

儒家对"礼"的解释。

礼是怎样产生的？他认为，礼起源于人的欲望，人们的欲望无止境而财物有限，必然相互争夺。"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是礼之所起也。"（《礼论》）简言之，"礼"是同欲、物、争、乱相联系的。关于礼的作用，简要说，荀子认为在于"别"。他说："君子既得其养，又好（强调）其别。易（同何）谓别？日：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礼论》）这就是说，礼的作用在于区别贵贱贪富，划分等级差别，因而所谓"养"，不是一视同仁，不是"吃大锅饭"，而是依据不同等级地位，各有所养，即"皆有称者也"。"养"要与其地位身分相称，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按其地位，求而度量有界，各得其应得之分，因而才能"欲而不争"，不争不乱。荀子把"礼"的政治含义引向****。

因此，荀子又认为治国之道，不仅要"导之以道"，而且要"禁之以刑"。他甚至主张"才行反时者死无赦"，"无恶不待教而诛"。即对那些不识时务、敢于反叛者，对罪大恶极的元凶，要严刑重罚，以禁暴除恶。他还认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正论》）这同孔子"不教而诛谓之虐"和要取消讼诉的主张已经是相去甚远了。他总的态度是礼刑并用。他说"听政之大分（要领），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下善至者，待之以刑。"（《王制》）对善意的用礼，对恶意的用刑，行为各异，区别对待，礼刑各有用场。不过在礼法的关系上，他又回到儒家观点，认为礼较之法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他说："礼义者，治之始也。（《王制》）又说："法者，治之端也。"即认为，礼义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或出发点，法律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在《劝学》篇中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已也。"《礼》是记载礼的总汇，它是制定一切法律条今的准则和总纲，显然，礼对法是起指导作用的一般原则。

总起来看，荀子对于礼法关系的认识，较之孔孟有很大的退步。孔孟主张行德治，施仁政，主要是着眼道德教化的作用，而荀子则主张礼刑并重，这也是荀子思想走向****的一种体现。

2、尊君爱民

荀子的隆礼，则是从维护等级贵贱，维护封建等级制出发，等级制的最高点，就是国君，因而荀子的隆礼最终目的又是为了尊君。对此，他直言不讳他说："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论》）礼有三个根本：事奉天地，尊崇祖先，隆尚君主，而三者的关系则是，尊奉天地、祖先，都是崇尚君主的条件。是达到崇尚君主目的的手段。关于尊君，他的言论很多。"天子者，势位至尊"（《正论》）。"君者，国之隆（尊）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致士》）显然，他提倡的是君主的位至尊，权最大，独一无二。他甚至说，对君主的意见，"同焉者，是也：异焉奢，非也。"（《正论》）一切以君主的是非为转移，几乎完全成了君主****主义的论调。这同孔孟对君臣关系的看法有明显差异，却和法家的唯君是尊的主张极为相近。

荀子在提倡隆君的同时，也主张爱民，他认为民为邦本，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文说："传日：\''''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认为君主得民心，则身荣国安，失民心，则身危国削，国家的安危强弱存亡最终纟于民。他的说法是："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王制》）因此，有国者必须"爱民"、"利民"。如何"爱民"？荀子有一套所谓"足国富民"主张或政策。主要是：重本抑未，加强生产。荀子认为，富国富民的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关键又在于发展农业。他认为粮食是社会财富的标志。因此，农民才是"生之者"，工商业者及士大夫则是"食之者"。所以，荀子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君道》）。国家要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工商者和士大夫的人数。这样，才能做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财恒足。"《《富国》）荀子这种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未的思想，显然是受到了前期法家商殃的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和提倡大力发展农业，自然无可非议，然而，在战国时期，工商业已有了相当发展，它不仅成为繁荣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促进全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起着极大的作用。荀子这种重本抑未的主张，显然比孟子保护工商业的见解后退了。荀子处处为"君者"想办法，但他下的药方却是一种古代重农主义的政策。

3、人治与法治

荀子认为治理国家，既要有法，又要靠人，二者都重要，但比较起来，人则是第一位的。他说："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言简意赅，君子是国家得治的本原，人是根本的，人存则法起作用，人去则法名存实亡。因此，他提倡君子政治，主张正人必正己。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影）也，仪正而景正。"（《君道》）他把君和师融为一体，把政和德结合起来，这是儒家治国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他又从人治出发，他认为国君能否尚贤使能是国家强弱兴亡的关键。是衡量国君明智或昏庸的重要标志。这样荀子所谓"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上。

荀子主张人治是与他的反人道的"性恶论"相联系的。在人性问题上，荀子反对孟子，主张人性恶。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的也。"（《性恶》）先天自然的是性，后天人为的为的。为什么人性恶？他认为，作为自然的人性，人生下来就有对声、色、农、食的情欲和贪利、残忍的性格，如果顺着这些情欲发展下去，就必然要产生相互争夺、相互残杀和淫乱等各种恶行，就会破坏社会的秩序。一句话，人的自然本性天生是恶的。至于"善"，象忠信、仁义、辞让这类道德品质，是"反于性而悖于情"的，是违反人性的。怎样由恶变善？他认为只能通过教化和人为的努力，即"生于的"。

先秦儒家范文篇10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

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

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

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

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

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

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主权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淫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

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

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