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担保书十篇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1

一、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原因

1、心理认识误区。监禁矫正是在监狱环境中进行的矫正，它以剥夺罪犯的人身自由为前提，而社区矫正是将矫正对象放在社会上进行矫正，它是以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或剥夺政治权利为前提。两类矫正由于罪犯所置的环境不同，往往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一种固有的潜意识，就是只要不关在监狱中就不是罪犯。这种潜意识的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对象是罪犯的认同度较低，不理解、不支持社区矫正工作，对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漠然视之。20__年8月__实验区社矫办组织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问卷调查活动，结果显示：95%以上的人认为法院判决后不到监狱服刑或从监狱放出的人就不是罪犯；90%以上的人不愿意加入志愿者队伍，协助政法部门开展对矫正对象的帮教工作。另一方面，社区矫正对象本人不愿接受自己是罪犯的事实。在矫正实践中有些社区矫正对象就理直气壮地质问司法所工作人员：我不是罪犯，为什么要监管我。社区矫正对象脱管,就其本人而言由于摆脱了监管环境，从而隐匿了罪犯的身份，获取了公民同等的人身自由，这种心理上的渴望和满足是脱管现象产生的主观原因。

2、经济利益驱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员的大流动是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客观原因。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和从事粮食种植的收入相对较低等多种因素，社区矫正对象在务工潮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而无视法律规定脱离监管环境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__实验区现有在册的社区矫正对象24名，均为农村户籍，经批准的外出务工的缓刑犯已有2人，仍有7名社区矫正对象有外出务工打算，因不够条件未获批准，但日久天长难免会铤而走险。

3、法律设计缺陷。多年来,公安机关未解决的非监禁刑罪犯脱管难题，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推进又成了困扰司法行政机关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轻缓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法律对监禁刑罪犯擅自脱离监管环境设定了明确而严厉的惩罚。刑法第三百一十六条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脱逃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相对于非监禁刑的罪犯脱管的惩罚，我国法律规定的：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安机关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脱管应当是情节严重的行为)应当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安机关有关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监督管理规定而脱管的，我国刑法未设定刑罚。脱逃和脱管仅一字之差，法律却作出程度不同的惩罚规定。前者以重新犯罪论处，后者不是重新犯罪。由此可见，法律对非监禁刑罪犯脱管轻缓化惩罚规定或者说缺陷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功能，降低了刑罚的威慑力。如果这种情形再佐以不完善的监管机制，势必滋生脱管,更严重的会导致法律设计下的非监禁刑刑罚执行活动的空置。

4、矫正力量薄弱。矫正力量薄弱，是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员不足。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其工作人员是社区矫正工作者。__实验区__司法所有两名工作人员，均身兼多职，无暇顾及全镇17名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二是人员业务素质堪忧。全区三个司法所，共有6名工作人员，法律专业的仅有2人。一些司法所工作人员缺乏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必备的法律、心理等业务知识，难以胜任专业性较强的社区矫正工作。三是经费保障不力。有关上级文件规定，社区矫正经费由本级财政承担。这种给政策不给钱的财政供给体制，对于财政收入不景气的县区来说形同虚设。经费保障不力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挫伤了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二、防范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对策

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在进一步加强工作的同时，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问题，才能有效防范和减少脱管现象的发生。

1、构筑防脱管的第一道防线。做好矫正衔接工作是防范社区矫正对象脱管的第一道工序。公、检、法、司机关既要分工负责，又要互相配合、协调一致，严防因衔接环节失当出现的脱管。要做好四项工作。一是要做好法律文书的送达工作。人民法院和监所送达社区矫正对象法律文书要力求及时、完整和不遗不漏。二是要做好人员的移送工作。户籍在当地的决定移送执行的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和监所要确保将社 区矫正对象直接移交于社区矫正组织；户籍不在当地的以及宣判前未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和监所除书面责令社区矫正对象按时到户籍地的乡镇（街道）司法所报到外，事先应将有关情况书面通报户籍地的县区社区矫正组织。三是公安机关要做好衔接环节脱管的社区矫正对象的查找工作，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对下落不明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查找，必要时要动用严厉的追逃措施。四是人民检察院要切实承担起衔接环节的监督职责。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交付执行及交付执行的法律手续是否合法，移交的文书资料是否齐全等进行监督。

2、完善脱管惩罚的工作程序。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安徽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明确各自职责和任务共同做好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皖司发[20__]38号文件）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安机关有关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社区矫正对象（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除外）提出撤消缓刑、假释和收监执行书面意见；公安机关对司法行政机关提出的书面意见及时审核，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消缓刑、假释和收监执行的建议；人民法院根据公安机关的建议作出裁定；人民检察院对公、法、司惩罚全程实施法律监督。这样的规定其工作程序可以表达为：（司法行政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公安机关）审核，提出建议——（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从上面的程序可以看出有欠妥之处，一是提出书面意见和审核、提出建议是过程的重复。二是适用和交付执行等规定模糊。脱管应当是社区矫正对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安机关有关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行为之一，但脱管的社区矫正对象不在监管范围之内，人民法院可否在矫正对象下落不明的情况下适用、裁定又如何执行等方面存在着疑虑。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公、检、法、司在脱管惩罚方面的程序性规定，使完善后的工作程序为：（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建议——（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公安机关）追逃、交付监所执行——（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公、检、法、司要互相配合，发挥整体合力，避免单兵作战。要进一步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将脱管的社区矫正对象纳入对罪犯追逃范畴，把追逃作为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对下落不明的矫正对象进行查找的重要手段，并贯穿于对各类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惩罚工作程序的全过程。

3、加强防脱管的制度建设。防脱管要依法有序地进行，制度建设是突破口，要重点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一是要建立强化教育制度。在非禁监刑执行前由人民法院和羁押场所对其进行社区矫正的法律政策教育，使他们正确认识社区矫正，提高服从社区矫正组织教育监管的自觉性；二是要建立保证制度。人民法院在非监禁刑罚宣判时，责令社区矫正罪犯提供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以增加他们对脱管的风险责任认识。三是要建立身份证暂为保管制度。普通管理和严格管理等级的社区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限内其身份证由公安机关暂为保管，这样既能体现对社区矫正对象人身自由的限制功能，又能扼制社区矫正对象擅自长期外出所导致的脱管现象的发生。四是要建立异地托管制度。对经批准外出务工的社区矫正对象，委托务工地的社区矫正组织教育监管，消除社区矫正对象在务工地的教育监管真空所形成的事实上的脱管现象。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2

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法律文书送达不衔接以及者被宣告社区矫正的对象不及时到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等情况,导致见档不见人、见人不见档等社区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现象,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规范法律文书送达程序、矫正对象的报到,探索建立社区矫正对象及其档案的“双见面”制度,才能取得较好效果。

根据该制度,在社区矫正对象的衔接机制上存在两个必须的步骤,以实现社区矫正对象衔接机制上的无缝链接。首先,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应当核实其居住地,在向其宣判时或者在其离开监所之前,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果,并通知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在判决、裁定生效起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判决书、裁定书、决定书、执行通知书、假释证明书副本等法律文书,同时抄送其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收到法律文书后,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送达回执。其次,社区矫正人员应当自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之日或者离开监所之日起十日内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为其办理登记接收手续,并告知其三日内到指定的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发现社区矫正人员未按规定时间报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及时组织查找,并通报决定机关。 

该制度的实行,可以从两个方面强化衔接工作的无缝化,有效的杜绝脱漏管现象。能够保证矫正对象及时报到接受矫正,这是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维护法律严肃性必然要求。对于在社区矫正工作刚开展时期出现的一些脱管、漏管现象,如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只留下一个电话号码,甚至不知道该电话号码是否为本人,也就无从谈起进一步的监管和帮助工作,这些脱管、漏管现象严重违背了社区矫正制度的本意,从这一角度而言,探索建立“双见面”机制,实现法律文书送达与社区矫正对象报到的无缝隙对接,成效显著。

二、 异地托管机制:破解流动人员的监管难题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环境下,地区的资源配置并不平均,相对于部分发达地区而言,经济尚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较多,在市场的指引下,外出务工人口很多。随着流动人口增多,矫正对象“人户分离”的现象逐渐增多,给社区矫正监管工作造成巨大压力,导致脱管漏管现象也呈增长趋势,影响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开展,也给流动人员流入地的治安造成不小的冲击。为应对流动人员监管难题,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我们要积极探索异地托管机制,加强部门沟通协作,促进流出地与流入地的紧密对接。

首先要明确异地托管适用人员的范围,委托管理适用于因就业、就学、投(探)亲及其它原因在其他区县居住时间1个月以上的社区矫正人员。其次是规范委托管理程序,对符合委托管理条件的社区矫正人员,要求及时办理委托管理手续,由社区矫正人员和管辖地乡镇司法所分别提出委托管理申请,报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批准后,将有关材料和社区矫正人员移交给受委托地司法行政机关,由受委托地司法行政机关接收管理,管辖地司法行政机关协助管理。再者确定委托管理责任,在委托管理期间,社区矫正人员发生违法犯罪案件,由受委托地司法行政机关承担责任,发生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情况,由管辖地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查找,受委托地司法行政机关协助,如因双方推诿而导致发生违法犯罪,双方共同承担责任。

该机制既是破解流动人员监管难题的有效方法,也体现了社区矫正工作中坚持的“以人为本”思想观念。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带有罪犯的印记,但多数矫正对象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能够正常参与社会工作,承担生活责任,是实现对其改造,使其回归社会的重要手段,对于他们也主要采取“宽管”的政策,既能对该部分矫正对象实现有效监管和帮助,又能满足其异地流动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有些预防和减少犯罪。

三、管理人性化表现:农村逢场报到、宣告仪式下乡

在社区矫正管理方式上,针对农村地区的特殊情况,从管理人性化的角度出发,可以探索建立“农村逢场报到”和“宣告仪式下乡”两种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3

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启动后，迅速在我市两个试点区展开。从两个区的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到位。两城区被确定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市（区）后，区委、区政府均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两个区司法局均制订了严密的计划，确定了专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并派专人随省厅和市局同志一起到兄弟单位进行了学习考察。

（二）领导机构健全。目前，两城区的33个街办(乡镇)都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

（三）社矫工作者队伍加强。两城区各司法所多是一人所，为适应工作需要，两城区采取聘用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的办法，选聘具有法律经验、心理学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员充实到社矫办公室，确保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还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发动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有威望的同志加入到社区矫正志愿者行列，使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两城区33个街办（乡镇）司法所共有专职人员33人，社矫辅助人员39人，社矫志愿者147人。

（四）工作措施有力。两城区各司法所均能坚持对每名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详细记载了矫正方案、监护人协议书、公益劳动记录、每月小结、谈话记录、电话汇报等方面的资料，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基础性台帐。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街道（镇）、社区（村、居)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务，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发展和司法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制度上，两个区都出台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方案）》、《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矫正对象须知》等规章制度，力求工作规范。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矫正试点期间两个区共117人接受社区矫正，经过矫正工作人员扎实有效的矫正帮教，没有发生一起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现象。矫正对象能够较快地融入社会，部分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还走上了致富路。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

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

二是工作主体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两城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两城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目前多数街办的社矫对象人数已呈逐年萎缩的地步。常此以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可能将难以为继。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一一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社区矫正工作基础建设薄弱

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两城区各司法所基础建设均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街办(乡镇)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有的街道办公经费较为紧张。目前，两城区大多数司法所无车辆、无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工作装备，个别所连基本的独立办公用房也未解决。在办公经费上，我市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市两城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在全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启动会上，省、市领导强调：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按照“做表率、走前列”的要求，振奋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贵阳特色的社区矫正之路。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建议市、区两级成立党委分管领导为主任、分管副市长（副区长）为副主任、公、检、法、司、财政、人事等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局，以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规划，协调相关事宜，指导、督促、检查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各街办（乡镇）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改造以及考核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明确权责

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年度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

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其次，配齐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现在云岩区配备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做法是一个司法所招聘一至二名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经过培训后上岗，但因待遇太低（每月每人500元标准）而无法稳定队伍。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四）加大财政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从两城区试点情况来看，经费显得严重匮乏。建议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保证车辆、通讯、电脑等办公设备齐备、社矫辅助人员工资福利到位的基础上，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1000元或以上的标准由区（县）财政安排工作经费，用于培训、指导、管理、奖励等，并列入财政预算。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4

一、县法院衔接工作职责

(一)对执行地为本县的犯罪嫌疑人，判处管制、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对其进行接受社区矫正教育，责令其填写《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并告知其在判决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到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司法所办理报到登记手续。矫正对象系未成年人的，应指定其监护人陪同办理登记手续。

(二)对执行地为本县的犯罪嫌疑人，判处管制、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在判决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在原规定的基础上，将判决书、裁定书、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执行通知书、结案登记表、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等法律文书及材料抄送县社区矫正办公室（以下简称县矫正办）。

（三)收到关于矫正对象的撤销缓刑（假释、监外执行）收监执行的建议书后，及时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在作出裁(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裁（决)定书分别抄送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和县矫正办。

(四)对本辖区内的矫正对象组织开展回访和随访，考察其刑罚执行情况，并向县矫正办提出工作建议或共同制定和落实帮教措施。

二、县检察院衔接工作职责

(—)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建立与县矫正办定期联系制度，每年至少组织两次监外执行定期检察，对交付执行、监管活动，变更执行、终止执行等工作环节和矫正各项措施落实的监督检察。

(二)发现县法院没有按照规定将法律文书送达有关机关的，或者监狱、看守所没有按规定将矫正对象和有关法律文书交付县矫正办的，或者公安局没有按照规定落实有关措施的，以及其他原因导致矫正对象的脱管、漏管、去向不明的，及时向有关机关提出书面检察建议。对于提出的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有关机关不采纳纠正的，报告上一级检察院。

(三)对矫正对象能认真改造、积极接受社区矫正、有立功表现的；或者不思悔改、抗拒改造、有严重违反管理规定的，建议矫正对象所在地的司法所和派出所按法定程序给予相应司法奖惩。

(四)认真审核矫正对象的司法奖惩建议材料，如发现建议不当或有违法情形时，依法向县公安局和县矫正办提出书面纠正意见，及时予以纠正。

(五)对执行地为本县的犯罪嫌疑人，拟判处管制、单独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或者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认为有必要的，事先以书面形式通知县矫正办对犯罪嫌疑人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开展调查评估，并在开庭审理时通知县矫正办派人参加旁听。

三、县公安局衔接工作职责

(一)派出所与司法所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联系和信息共享制度，确定一名所领导担任联系人，负责与当地司法所的联系与协调，共同做好辖区内的社区矫正相关工作。

（二）收到监狱、外地法院和看守所送达的相关法律文书后，在5日内将相关法律文书原件或复印件盖章签字后转递县矫正办。

(三)派出所在办理矫正对象相关手续时，应当询问矫正对象是否已到执行地司法所办理社区矫正登记手续；对未办理社区矫正登记手续的，应责令其及时到司法所办理登记手续，并在3日内将有关情况通报司法所。

(四)派出所要做好辖区内矫正对象的摸底核实工作，对没有办理社区矫正登记手续、脱管、漏管、去向不明的矫正对象负责进行查找。

(五)县公安局对在执行期间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矫正对象，应根据县矫正办的书面意见和相关材料，依法予以相应的治安处罚；发现矫正对象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及时调查取证，依法予以打击。

矫正对象被处治安处罚和被收监的，要及时通报县检察院和县矫正办。

(六)对符合减刑条件的矫正对象，应根据县矫正办的书面意见和相关材料，提出减刑建议，及时报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核裁定。

(七)矫正对象外出（指县外。下同）时间在4天以上的，司法所会同派出所审核后，由派出所报县公安局审批。需要延长请假时间的，须办理续假手续。

县公安局须在5日内对请假事宜作出批复。

（八）及时审批矫正期满对象解除矫正鉴定表，应在7日内提出审批意见，并将鉴定表送回县矫正办。

四、司法行政机关衔接工作职责

（一）县矫正办对县法院、县公安局和监狱、看守所送达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经核对确认无误后在规定时间内及时送交回执。对送达的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不齐备的，应及时与相关单位协调联系，补齐所缺法律文书和相关材料后及时送交回执。

(二)县矫正办在收到社区矫正对象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之日起5日内，将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送达矫正对象执行地司法所，并指导和帮助司法所制定矫正方案。

(三)司法所在矫正对象办理登记报到手续时，应指定专人指导其如实填写《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发放《社区矫正对象须知》，告知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和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

(四)司法所在矫正对象接收过程中，对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已送达，而矫正对象未在规定期限内到司法所办理报到登记手续的，应设法与其取得联系。经联系仍无法确定其下落的，应及时通报派出所。对于矫正对象已到司法所报到登记，而有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尚未送达的，司法所应先行接收及时开展矫正工作。

(五)司法所负责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等日常监管台帐的建档工作。法律文书均由司法所收集归档，每月向派出所提供社区矫正名单及报表。派出所不另行建档，如需调阅相关档案，司法所应予以配合。

(六)全面客观地考察矫正对象遵纪守法、认罪态度、学习劳动等方面的情况。矫正对象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符合减刑条件，或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应当撤销缓刑、假释的，由县矫正办按规定提出书面意见，转递相关材料。

（七）审批时间在3天(含3天)以下的假期，审批后报派出所备案。外出就学一年审批一次，督促请假人在校期间，每月书面汇报一次；放假期间，假期开始5天内，必须到司法所当面汇报，以后每半月当面汇报一次。审批因奔丧、重大疾病、意外伤害、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的请假，可在请假人填写请假表并留下联系地址、电话后批准外出，假期后督促请假人按规定程序补办审批手续。

(八)司法所在矫正对象矫正期满前30天，督促其作出书面总结，并会同有关人员进行考核评议，期满前20天将书面鉴定送辖区派出所审签，期满前15天送县司法局审查，期满前10天送县公安局审核。

(九)矫正对象矫正期满次日，司法所应当向本人宣告，并发给社区矫正期满宣告书，同时，向矫正对象所在的村(居、社区)组织、单位和志愿者通报。禁止提前宣告“解矫”，也不得随意延时“解矫”。

(十)矫正对象在矫正期间死亡的，县矫正办要及时通报县检察机关、原判法院或原关押监狱、看守所，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十一）县矫正办每月向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抄送矫正对象名册、报表及各类简报，及时通报全县社区矫正工作进程，以便互相配合，做好工作。

五、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

(一)社区矫正—般以矫正对象户籍所在地为执行地，由其户籍所在地司法所负责接收，实施矫正。矫正对象户籍所在地与常住地不一致时，以其常住地为执行地，户籍所在地司法所应当配合并协助常住地司法所开展矫正工作。

(二)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局等部门要履行职能相互配合，督促矫正对象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持相关法律文书到执行地司法所办理手续，接受社区矫正。

六、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

1、社区矫正办公室应当制作、留存签到表，由矫正对象签字；给矫正对象制发签到卡，由矫正办工作人员签字，作为矫正对象每次参加学习、汇报和公益劳动的依据。

2、社区矫正对象本人应当按照规定到司法所报到，进行口头思想汇报并递交思想汇报的书面材料。经批准外出务工、就学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用书面汇报的形式进行，但内容、次数不能减少。

3、矫正对象外出必须请假，一次请假最长为三个月。假期结束后必须到司法所销假。一般不准许被管制、暂予监外执行的矫正对象外出。

4、矫正对象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迁居，需要变更矫正执行地的：在本县范围内变更的，由原执行地派出所会同司法所签署意见，经县矫正办审核后，报县公安局批准，并抄报原判法院和原执行地检察院备案；跨县变更的，经市矫正办、市公安局审核后，迁出地派出所和司法所应在5日内将《社区矫正对象迁居审批表》副本(或复印件)、社区矫正对象监督考察档案等有关材料转递迁入地的县（市、区）公安局和矫正办。

外地矫正对象迁入我县的，县公安局和矫正办收到相关材料后．应在5天内转送相关派出所和司法所。

5、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批评教育、“严管”或依法予以治安处罚，直至原判决（裁定、决定）机关撤销缓刑、假释，予以收监：第一次未向司法所报到的，由司法所给予批评教育；连续二次未报到或年累计三次未报到的，由司法所将其列入“严管”；连续三次未报到，情节严重的，由司法所报告派出所，给予治安处罚。被判处（裁定）缓刑、假释的矫正对象，治安处罚后仍不报到的，或有其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监督管理规定的，县矫正办向县公安局通报后，由县公安局提请原判（裁）机关依法撤销缓刑、假释，予以收监。

6、社区矫正志愿者要督促矫正对象接受管理，改过自新，每季度向司法所汇报矫正对象表现及管理教育情况。

7、对暂予监外执行条件消失的矫正对象，由县矫正办告知原执行（决定）机关，按规定予以收监。

七、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

1、各司法所必须组织矫正对象进行至少每季一次的公益劳动，做好公益劳动的登记和考核。矫正对象必须参加必要的公益劳动。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5

20xx年1月28日，xx市在三个区启动了社区矫治试点的第二阶段。当社区矫治作为一个概念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还很陌生的时候，谨慎而又精明、敏感而又睿智的xx人却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把社区矫治从学者们的寂寞书斋里请到了自己的生活中。近日，记者对xx市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前就社区矫治的有关问题就教于有关专家，以期对社区矫治有最基本的认识。　让我们一起走进xx，走进社区矫治。　（一）　早春的xx。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xx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xx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1936年生人，大学毕业，xx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1995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20xx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xx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第2页

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xx市在20xx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xx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xx市是就业的“准入证”。20xx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20xx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20xx年12月16日至20xx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xx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xx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20xx年初，xx市司法局提出：20xx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20xx年8月，xx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20xx年12月，xx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xx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20xx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xx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20xx年1月29日，xx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xx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xx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xx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xx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xx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3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但正如提出“四联单”构想的中共xx市普陀区真如镇委员会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萧公茂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是地方党委政府与各有关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军人出身的xx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一再向记者强调报道要低调。“我们只是在做而已，”他说。“但历史就是做事的人写就的。”记者反驳道。　在结束此次调查的时候，记者只有这样的愿望：愿社区矫治早日从xx走向全国！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6

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启动后，迅速在我市两个试点区展开。从两个区的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思想认识到位。两城区被确定为全省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市（区）后，区委、区政府均高度重视，召开专题会进行研究。两个区司法局均制订了严密的计划，确定了专人专职负责此项工作，并派专人随省厅和市局同志一起到兄弟单位进行了学习考察。

（二）领导机构健全。目前，两城区的33个街办(乡镇)都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机构，各项工作机制建立。

（三）社矫工作者队伍加强。两城区各司法所多是一人所，为适应工作需要，两城区采取聘用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的办法，选聘具有法律经验、心理学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人员充实到社矫办公室，确保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同时，还积极挖掘社区资源，发动退休老干部、知识分子、有威望的同志加入到社区矫正志愿者行列，使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目前，两城区33个街办（乡镇）司法所共有专职人员33人，社矫辅助人员39人，社矫志愿者147人。

（四）工作措施有力。两城区各司法所均能坚持对每名矫正对象实行一人一档，详细记载了矫正方案、监护人协议书、公益劳动记录、每月小结、谈话记录、电话汇报等方面的资料，形成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基础性台帐。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街道（镇）、社区（村、居)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务，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长期发展和司法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制度上，两个区都出台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方案）》、《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工作职责》、《矫正对象须知》等规章制度，力求工作规范。

从试点的情况来看，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矫正试点期间两个区共117人接受社区矫正，经过矫正工作人员扎实有效的矫正帮教，没有发生一起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现象。矫正对象能够较快地融入社会，部分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还走上了致富路。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市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

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名义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

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

二是工作主体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两城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两城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目前多数街办的社矫对象人数已呈逐年萎缩的地步。常此以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可能将难以为继。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一一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社区矫正工作基础建设薄弱

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

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两城区各司法所基础建设均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

作的同时还兼有街办(乡镇)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有的街道办公经费较为紧张。目前，两城区大多数司法所无车辆、无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工作装备，个别所连基本的独立办公用房也未解决。在办公经费上，我市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市两城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在全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启动会上，省、市领导强调：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按照“做表率、走前列”的要求，振奋精神，扎实推进试点工作的开展，努力探索出一条具有贵阳特色的社区矫正之路。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建议市、区两级成立党委分管领导为主任、分管副市长（副区长）为副主任、公、检、法、司、财政、人事等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局，以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研究制定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规划，协调相关事宜，指导、督促、检查本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各街办（乡镇）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贯彻落实上级社区矫正的政策和工作部署，落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管理和改造以及考核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明确权责

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年度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

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其次，配齐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现在云岩区配备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做法是一个司法所招聘一至二名社区矫正辅助人员，经过培训后上岗，但因待遇太低（每月每人500元标准）而无法稳定队伍。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四）加大财政保障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从两城区试点情况来看，经费显得严重匮乏。建议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保证车辆、通讯、电脑等办公设备齐备、社矫辅助人员工资福利到位的基础上，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1000元或以上的标准由区（县）财政安排工作经费，用于培训、指导、管理、奖励等，并列入财政预算。: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7

一、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现状：

（一）构建了保障有力的社区矫正工作网络和工作机制。在全省召开试点动员会议后，为确保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迅速启动，我们积极构建“多层面、宽幅度、广覆盖”的社区矫正组织工作网络和工作机制。一是成立了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我市成立了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庆华任组长的试点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市司法局设办公室。试点单位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为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加强领导，周密部署试点工作。其一，全省召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动员会议后，200*年3月，我市迅速召开了第一次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主要成员会议。听取了市司法局关于贯彻落实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的汇报，并对全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人员、经费、启动和宣传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其二，200*年3月，我市召开了试点工作会议，传达了全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议精神，并对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二）营造了全社会善待社区矫正的工作氛围和社会环境。一方面，面向社区、面向矫正对象宣传。我市的试点单位黄石港、沈家营两个街道办事处分别采用宣传橱窗、板报、发放社区矫正宣传资料和编发《社区矫正工作报》等形式，在社区居民中宣传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知识和规定，让社会都了解社区矫正工作，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志愿者参与和支持这项工作。另一方面，借助新闻媒体，面向社会宣传。一是在全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动员会议后，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张益民就我市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黄石日报》答记者问，让广大市民了解社区矫正工作；二是在全市社区矫正对象交接仪式后分别在《黄石电视台》、《黄石人民广播电台》、《楚天都市报》、《东楚晚报》等新闻媒体宣传社区矫正的知识，让社会各界关注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过程中，分别在《*日报》、《黄石日报》、《东楚晚报》等新闻媒体宣传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让全社会支持社区矫正工作，以营造全社会善待社区矫正的工作氛围和社会环境。

（三）探索了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一是夯实基础，摸清底数。在摸底排查时就对社区矫正对象要求做到“四清楚”（即：社区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清楚、基本情况清楚、改造情况清楚和思想情况清楚）、“四见面”（即：司法所干警与社区矫正对象见面、社区主任与社区矫正对象见面、社区志愿者与社区矫正对象见面、社区矫正组织与社区矫正对象的亲属见面），为制定矫正个案奠定了基础。二是依法、规范运作。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必须坚持“依法规范、积极稳妥”的基本方针和工作思路，并将它贯穿我们工作的始终。一方面，我们组织学习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有关文件规定，并组织了有关人员进行了培训，让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学习并掌握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我们制定了《黄石市二五年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程安排》，把社区矫正试点的各个阶段做什么工作、什么时间完成、责任人是谁，由谁督办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各试点单位还制作了统一标牌、制度、工作流程等并统一上墙。三是组建了专兼结合的矫正工作队伍。我们正式启动了首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志愿者，聘任了唐天胜等22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志愿者。市矫正办从市劳教所抽调一名劳教警察专门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各试点街道司法所确定了专人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初步组建了符合黄石矫正试点工作实际的专兼职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这些做法和措施确保了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健康顺利、有条不紊地进行。四是启动了交接机制。200*年*月，我市在全省率先启动了社区矫正对象交接工作。黄石港区公安分局与黄石港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办理了8名矫正对象移交手续；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分别签订了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社区矫正宣告书和社区矫正帮教协议书。这次社区矫正对象交接，是将矫正对象纳入社区矫正组织进行管理和教育矫正的起始，标志着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五是启动了矫正工作。我市严格按照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积极开展好试点的各项工作，如在社区矫正工作模式上，率先启动志愿者队伍、率先举行矫正对象交接、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对矫正对象实行分阶段教育和分类管理等，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同时，制定《关于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对象思想动态分析工作的通知》和《社区矫正对象月测评表》等来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目前，我市试点单位共有社区矫正对象17名，其中，假释2名，缓刑1*名，没有脱管和漏管现象，重新犯罪率为零。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我市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进展态势良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社区矫正试点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一）基层司法所职能较多和工作人员偏少的矛盾，形成了与工作发展不适应的现状。一是基层司法所承担司法行政、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指导基层法律服务所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和社区矫正等多项职能。特别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后，司法所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以上，司法所人员力量不足将不利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推进和规范运行。二是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工作业务普遍比较陌生。由于社区矫正工作是一个全新的工作，目前，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既没有从事过刑罚执行工作，也没有从事过监管、教育工作，素质普遍不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需要。

（二）各成员单位履行职责的考核机制不健全，造成了由司法行政工作“唱独角戏”的窘境。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国家司法、刑罚执行、治安管理、社区管理、群众工作等诸多层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现行法律框架内，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不可能独立完成。在社区矫正工作开始阶段，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配合不到位或者配合比较勉强的现实。在对矫正对象实施矫正过程中，不时存在着社区矫正的各项工作全部由司法行政一家来承担，由司法行政机关一家唱独角戏的窘境。

（三）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不充足，制约了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展开。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应该有必要的工作经费来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在试点过程中，除启动阶段，市、区两级财政下拨了相应的启动经费外，对开展试点工作的经费，没有像武汉市那样，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列入同级的财政预算。特别是对聘用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志愿者的报酬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全靠志愿者对这项工作比较热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来支撑。如果长期停滞在这种状况，选聘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将成为棘手的问题。经费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影响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的“瓶颈”。

（四）基层司法所的发展不平衡，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进度。为了确保我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成功，我们选择在黄石港区黄石港、沈家营这两个街道办事处作为试点单位，主要是因为黄石港区的党政领导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和支持、区司法局的积极性比较高、规范化司法所建设力度比较大、社区工作基础也比较好等多方面因素。但由于基层司法所的发展不平衡，有的乡镇（街道）相对基础薄弱，人员不整齐等客观因素，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和执法主体分离，增加了协调工作的难度。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但是，目前的法律法规分散、操作性不强，造成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分离，增加了社区矫正机关协调工作的难度；同时，基层司法所在履行职责时，由于身份不明，缺乏强制性措施，削弱了刑罚执行的严肃性。

三、对策及措施：

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新时期党和国家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的一项重任，也是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重要机遇。因此，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重要性，全面贯彻落实两院两部的《通知》及省有关精神，克服畏难情绪，坚定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信心和决心，认真履行好自身的职责，扎扎实实地把试点工作开展起来，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一）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支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开展。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需要全社会的多方协作、共同参与，这是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进行的关键：一方面，需要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试点单位要积极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汇报，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请求他们帮助解决在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需要综治、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民政、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监狱等多个部门的密切配合与协作，司法行政部门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牵头组织部门，一定要从大局出发，增强责任意识，要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搞好协调配合，尤其在具体的工作环节中上要加强沟通、衔接，最大限度地形成合力，不能孤军奋战，更不能包揽、代替；同时，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的作用，让他们了解、理解、支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以保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开展。

（二）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的立法进程，为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工作，不能超越和违背现行法律，这是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前提。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涉及社区矫正的有关条款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没有明确的社区矫正的具体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如前面提到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和执法主体分离等问题，增加了协调工作的难度。如人员、经费、编制等问题没有法律保障，社区矫正就不可能长期坚持，社区矫正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建议上级部门在试点的基础上，加大调研力度，加快立法进程，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条款,制定一部完备的《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三）坚持“矫正为本”的原则，整体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发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关键在“矫正”，核心是提高矫正质量，这是检验社区矫正工作的首要标准，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因此，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开展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一是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建设。要建立一支适应社区矫正工作需要的社会志愿者队伍，并切实管理好这支队伍；同时，还要采取得力措施对社区矫正工作专业队伍进行社区矫正专业知识的培训，使他们了解并掌握社区矫正的专业知识。二是必须坚持“矫正为本”的原则。要严格按照上级的文件要求，把监督管理、教育改造、帮助服务等融为一体，采取多种措施，切实以提高矫正质量为工作重心，不断推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向纵深发展。

（四）建立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府工作目标考核。一是按照《*省社区矫正工作考核办法》，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严格的考核，以促进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规范健康地向纵深推进。二是建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考核评价机制，以促进包括司法行政系统在内的各成员单位认真履行职责，加强协调、沟通和配合，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做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三是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政府工作目标考核的内容。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8

一、完善的理论价值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者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是指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中，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过程（交付矫正、矫正过程、变更与终止矫正）中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教育矫正、监督管理、帮困扶助）的执法、司法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以保证社区矫正的依法公正实施的活动。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发现和纠正社区矫正中存在的违法问题，从而促进社区矫正活动的依法、规范、有效进行，保障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为：

（一）拓展法律监督的原有范畴

在我国，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定的刑罚执行方式，决定了其执行主体必然是国家公权力机关，即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等。而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这决定了其必须将新出现的执法、司法情形纳入到法律监督的视野中来，因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权实质上是法律监督权一种新的权能形式，丰富了法律监督的实质内容，延伸了法律监督的社会触角，拓展了法律监督的原有范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二）丰富人权保障的现实途径

检察机关通过对社区矫正的执法、司法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一方面，可以通过及时有效地发现和纠正国家公职人员侵犯社区矫正人员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来促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开展和维护社区矫正人员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可以及时有效地发现和纠正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脱管”、“漏管”等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社区矫正人员在社区矫正期间实施的“二次犯罪”，从而有助于保障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是今后检察机关丰富司法领域人权保障的一种现实途径选择。

（三）开展廉政教育的有效平台

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依法充分保障国家公权力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始终沿着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运行，而其实监督的本身就蕴含着有关职务犯罪预防和教育这一价值功能。检察机关通过依法行使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权，就会向公民个人、社团组织，尤其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传递什么是合法信息，什么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信息，从而起到廉政教育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效，成为新时期新条件下检察机关开展廉政教育的又一有效新平台。

（四）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

社区矫正工作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必须了解基层，走进基层，深入基层，实现检力下沉，以一种“监督者”、“参与者”、“服务者”和“促进者”的身份，寓监督于管理，寓监督于服务，寓监督于促进，全力支持和保障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基层执法、司法主体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把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看作一种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进一步化解社会矛盾、理顺社会关系、疏导社会情绪、保障社会稳定。

二、面临的主要困境

（一）监督的法律依据不充分，以“柔性监督”为主

目前，关于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第265条原则性地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予以纠正；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同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2条和第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依法实行监督，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法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义、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最后，最新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59条规定，针对在社区矫正执法活动中出现的九条违法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社区矫正机构提出纠正意见。上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社区矫正的各个执法环节依法予以监督；但是对于监督的对象、监督的程序、监督的方式、监督的效力、监督的期限等均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履行相关监督职责缺乏充足有力的法律依据，这将在根本上影响和制约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效果，甚至使得法律监督将会“流于形式”。

（二）监督的组织机构不健全，以“书面监督”为主

虽然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在监所检察厅内设置监外执行检察处来具体负责有关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工作，但是在调研中发现一些省一级或者地市级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并没有设置与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监督组织机构；此外，一些基层检察机关也没有专门的检察人员来负责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而是由“驻所检察室”来兼职负责，或者由监所部门的内勤人员代为负责，甚至有些基层检察机关由于受人员编制、财政经费等问题的困扰，仍然没有设置监所检察部门。此外，有些地方虽然设置了基层检察室以期来探索和实现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重心下移，但是在人员的配置、场地的选择、工作的流程仍然很不规范。因此，监督的组织机构不健全将直接制约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正常开展，现在很多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主要是依靠“书面审查”的方式被动地去发现社区矫正执法、司法活动中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来履行关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责，这样导致缺乏比较客观、深入、有效、主动的“实地监督”。

（三）监督的手段方式较落后，以“静态监督”为主

目前，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手段方式比较缺乏，而且比较落后，主要表现为依然是简单而粗放的“人力型”监督，不仅大大增加了检察人员的工作负担，导致原本就紧张的检察资源更加捉襟见肘，而且容易导致监督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增加，最终影响法律监督的效果。此外，虽然《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明确要求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以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但是，由于受思想观念、科技投入等问题的困扰，检察机关有关“监所检察信息化”建设仍然比较滞后，检察人员目前无法利用“信息化”建设所提供的有关社区矫正的动态数据和信息，来对社区矫正的实施情况进行及时了解和掌握，从而导致缺乏有效的“动态监督”。

（四）监督的工作机制待完善，以“单一监督”为主

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需要多个执法部门的共同配合和合作，往往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广、范围大，其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对内而言，检察机关监所部门如何与公诉部门、反贪部门、反渎部门、未成年人犯罪检察部门（以下简称“未检部门”）、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等部门形成关于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合力，依然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有关内部资源优化整合的一道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对外而言，检察机关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等单位的协调和沟通，依然需要继续积极探索和完善。就目前而言，专门关于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工作机制建设依然比较薄弱甚至几乎空白，即使一些地方检察机关积极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一些工作机制，但是缺乏规范性、系统性和长效性。监督工作机制的缺乏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带来很大的实际操作难题，并且使得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候显得力量单薄、力不从心、效果欠佳。

三、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加强立法建设，变“柔性监督”为“刚性监督”

加强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立法建设是解决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监督困境的根本出路。从我国目前现实的司法环境出发，笔者认为，可以分三个主要步骤来逐步实现：第一，建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尽快加强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专项研究，尽早出台全国性的统一的专门的有关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工作规则和流程，以指导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依规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第二，建议在积累一定的监督经验基础上，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方式，专门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予以系统地阐释和说明，从而初步奠定相关法律依据；第三，建议在条件成熟后，尤其是关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司法解释比较完善的时候，适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立法建议，以法律的形式将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制度固定下来，尤其是要解决“纠正违法意见”和“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从根本上促使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具有法律强制力、约束力和执行力，真正使其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刚性监督”。

（二）健全组织机构，变“书面监督”为“实地监督”

健全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组织机构是解决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监督困境的重要保障。第一，应建立健全“以省级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为核心、以地市级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为主导、以基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为重点”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组织机构建设体系，尤其是对于有条件的地方检察机关，可以考虑单独设置专门的组织机构开展关于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试验和探索，逐步实现监督的组织机构朝着“专门化、专一化、专业化”方向发展；第二，应继续积极探索和充分发挥基层检察室在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中的功能和作用，因为只有真正实现检力下沉，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才能第一时间了解和收集到关于社区矫正执法、司法活动的真实情况和信息，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民检察院为例，基层检察室替代了原社区矫正检察科的工作负担，并使得社区矫正科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全县范围内的工作调整和检察创新；第三，对于暂时没有设置基层检察室的地方检察机关，可以考虑依托司法所或者派出所，设置流动的“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开展巡回监督检察工作，以加强基层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组织机构建设。总之，通过组织机构的健全，充实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实体力量，逐步变过去的被动的“书面监督”为今后的主动的“实地监督”。

（三）改进手段方式，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

改进对我国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手段方式是解决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监督困境的关键所在。检察机关应以“科技强检”和“检察信息化”建设为契机，积极向科技要检力，注意充分利用“检察信息化”建设提供的资金、技术、人力等优势资源和条件，首先在纵向层面，搭建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到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有关社区矫正信息资源的统一平台，逐步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信息资源共享；其次在横向层面，检察机关应努力争取当地党委的支持，积极协商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等单位，共同搭建共享的社区矫正执法信息平台，从而实现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执法、司法信息的全方位、立体化、动态化的掌握和管理。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9

(一)社区矫正知识知晓度不高

基层领导干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和重视不足。社区矫正是需要执法机关，服刑人员和社会群体的三方配合，由国家机关借助社会综合资源的帮助而对服刑人员进行的开放式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如果得不到基层政府领导的重视，工作就很难开展，但现在的状况是基层领导干部更换频繁，部分领导干部不了解社区矫正究竟为何物，更不用说很好的指导社区矫正工作。

村(居)群众对社区矫正知识的了解不够、认同度不高。由于社区矫正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农村群众普遍认为要控制和打击罪犯，监禁刑是最好的选择。大多数农村老百姓认为一个人犯了罪不用“坐牢”，接受其应得的惩罚，却仍然可以在其生活的社区中服刑，是公众所不能接受的事实，认为这难以体现社会公平。并且群众担心实行了开放式的社区矫正，一旦对社区服刑人员管理过松或者矫正不得当，则会让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所以，在社区矫正的实施过程中，一些农村群众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不理解，尽量避免与服刑人员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存在重帮教轻管理的思想。在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司法行政部门是工作主体但无执行权，而公安派出所又无暇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这样就导致了对社区服刑人员重帮教、轻矫治的现象出现，以至于使个别地方的社区矫正工作形同于安置帮教。

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的思想认识存在偏差，认为法院宣判了，监狱释放了，就没事了，什么社区矫正，国家也没有法律规定，我不参加公益劳动、思想教育也无所谓。

(二)社区矫正队伍力量薄弱

当前我国的社区矫正队伍主要由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社区矫正志愿者两部分组成。

社区矫正专业队伍主要包括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会工作者。司法所工作人员是具体承担矫正工作的主要力量，但目前大部分镇街一般只有1-2名司法所工作人员，他们承担着辖区社区矫正、安置帮教、普法宣传、人民调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九项工作职能，工作强度大，使得他们真正用于社区矫正的精力和时间较少。另外司法所工作人员学科背景单一，离社区矫正工作需具备的法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全方位的人才需要还相差甚远。社会工作者是由乡镇(街道)财政出钱聘请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由于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政府财力有限，所以很少有乡镇(街道)聘请社会工作者从事社区矫正。

矫正志愿者是社区矫正工作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为帮助社区服刑人员重返社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群众参与志愿者活动的意识还较为淡薄，自愿来做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人数很少。在实际工作中，司法所工作人员每接收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往往只能发展各村(居)的两委工作人员担任矫正志愿者，不可避免地造成有些志愿者的参与并不是完全出于其本人意愿，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也只是马虎了事，起不到日常监督管理作用。

(三)社区服刑人员管理困难

首先，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数量大。八卦洲街道目前幅员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加之社区服刑人员居住集中、司法所工作人员少，这些都给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工作带来了困难。

其次，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与城市有较大区别。在城市社区服刑人员中，职务和未成年人犯罪较多

；而在农村社区服刑人员中，侵财型犯罪和伤害类犯罪较多。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易重新犯罪的可能性较大。再次，农村地区社区服刑人员流动性较大。八卦洲有部分是外地人口，对这部分迫于生活需要打工的社区服刑人员如何实施矫正，在实践中，司法所多是采取委托管理和要求社区服刑人员采用定期通电话的方式掌握一下信息，然而目前委托管理并没有实现全国覆盖，加之这部分人流动性较强，场所不固定，有的过一段时间就没了音信，而另一部分人即使保证定期都能够电话联系，但也都是全凭社区服刑人员自己说了算，是真是假，难以考证，实际上等于是让这部分人处于放任脱管的状态。

最后，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社区矫正方式存在一定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不愿意回到社区执行刑罚，不愿意让亲戚朋友知道自己犯事。对于集中的学习和义务劳动感到耻辱。同时希望司法机关不要做定期的家访，以免打扰自己正常的工作和家庭生活。

(四)社区矫正经费保障不足，农村基层社区建设步伐迟缓

社区矫正涉及多方面的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予以保障，两高两部的通知中对此没有规定。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

(一)加大社区矫正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社区矫正氛围。

首先要扩大社会影响面，增强社会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结合“六五”普法开局契机，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介的作用，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全面宣传什么是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性质和内容、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等内容，从而让全社会都知晓和关注社区矫正。

其次要强调社区矫正的管理矫正功能。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要清楚地认识到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惩罚性、管束性和监督性。社区矫正是在矫正社区服刑人员不良心理和行为的前提下帮助解决其在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矫治是根本，帮助是保障，而不是一味地重帮教而轻矫治，同时对于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必须按规定要求其每月到指定的地点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以体现对其的监管和矫治。也就是说，司法所在从事日常矫治工作中要突出硬的一面,不能老当老好人,更不能把社区矫正做成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的根本目的是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非监禁刑罪犯的监督管理和教育矫正力度，提高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要提高矫正质量，必须使社区服刑人员能够从内心深处接受各类教育，感化其罪恶的心灵。

(二)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提升社区矫正队伍素质

首先，要不断充实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一要招录一批政治素质好，接受过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的专业人才充实到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中去。，今年又针对现有司法助理员普遍只具有单一法学背景的情况，一方面派人参加心理咨询学习，另一方面专门招录一批心理学等其他专业的司法助理员充实到社区矫正队伍中去，以弥补当前社区矫正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的局面。第二，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聘请社会工作者，以不断充实和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力量。第三，要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广泛吸收志愿者加入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引入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将大学生村官参与社区矫正与其年终岗位责任制挂钩，增强其工作责任心。

其次，要提升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业务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工作质量。第一，要加大培训力度，建立各类培训载体，科学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社区矫正专业队伍和志愿者参加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和职业素养。第二，要充分发挥高等院校、资深专家资源优势，通过“请进来”的方式让专家、教授讲解社区矫正理论知识和国内、国际社区矫正的先进经验。第三，要积极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前往兄弟单位调研取经，引入兄弟单位的成功做法，吸取先进的工作方法，提高整体矫正工作水平。第四，要定期召开工作例会，通过例会交流，剖析典型案例，使全体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素质不断提升，不断掌握社区矫正的新手段、新方法。

再次，要依靠基层，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村(居)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充分调动村(居)委会、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社区矫正的必然要求。我县在以往村(居)“四职干部”的基础上特别增设1名村(居)综治专干，专门负责辖区内社区矫正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一步加强了村(居)自治组织的力量，充分发挥了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的整合功能，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探索社区矫正管理方法，创新社区矫正管理模式

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服刑人员外出请假委托管理平台，确保外出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措施有效落实。当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有效管理，：一是严格把握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条件。入矫未满3个月的社区服刑人员、严重暴力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确定为严管的社区服刑人员禁止外出。二是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委托管理。经批准请假外出的社区服刑人员，委托地社区矫正组织应将委托管理书及相关法律文书传至接收地社区矫正组织。接收地社区矫正组织应在收到材料后，将委托管理书回执及时传至委托地社区矫正组织。三是对个别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实地回访制度。矫正工作人员在适当的时候对外出请假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加强对这部分社区服刑人员的针对性管理。四是对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实行监控管理。要求外出请假社区服刑人员必须全部纳入移动监控平台管理，每天24小时开机，便于矫正工作人员随时掌握社区服刑人员行踪。

建立社区矫正保证金制度，要求社区矫正组织在接收社区服刑人员时要求其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如果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或不按规定接受矫正教育，保证金给予没收，上缴国库，如

果社区服刑人员对社区矫正机构的要求均能遵守则于期满时退还保证金。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制度，临时救助金主要由政府财政拔款、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款组成。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的救助对象为生活困难且不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通过社区服刑人员生活困难临时救助金的实施，保障贫困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有效预防其因生存问题而重新违法犯罪。

(四)加大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完善社区矫正保障机制

建议国家财政部门制定《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确定社区矫正经费款项，规范社区矫正经费的使用程序。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各地社区矫正所需费用标准，再由地方财政列入当年的政府财政预算，由市、区(县)级司法局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拨付给基层司法所。完善审计检查制度，确保专款专用，解决司法所因经费紧张而无法全面开展工作的难题。

(五)加快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奠定社区矫正坚实基础。

农村社区建设步伐已成为制约农村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要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使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

(六)建立部门间联动机制，实现社区矫正无缝对接

社区矫正担保书篇10

一、目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1.法律规定滞后，检察监督缺乏法律保障

自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虽然明确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法律监督，但具体检察机关依据什么进行监督，如何进行监督，却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尚没有出台一部统率和调整社区矫正活动乃至整个刑罚执行的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相互协调配套和衔接的有关社区矫正的法律法规，检察监督缺乏法律保障。

2.监督保障不足，影响监督质量

目前，承担社区矫正监督工作职责的部门是监所检察部门，而监所检察部门作为专门的监禁刑检察监督机构，工作重心是看守所和监狱。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时间来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很难保证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质量。此外，社区矫正的对象分布在广大社区和农村，人员的严重不足，增加了监督工作的难度。

3.监督缺乏约束力和强制性，影响检察监督效果

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社区矫正中发现的问题一般采取提出检察建议或发违法通知书的办法来纠正，而无其他有效措施。检察手段非强制性和介入机制缺乏，导致了监督手段和效力的弱化，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法律效果。

4.检察监督运行机制不健全，措施后续不力

检察机关目前在交付执行检察、监管活动、变更执行等工作中，检察手段无非是书面检查、实地考察、与有关人员或组织谈话，对于交付执行的有关法律文书的传递，主要靠法院寄判决书、外地监所科寄材料等方式，这种监督模式制约检察机关及时、全面掌握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同时，检察机关无法介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申报和审批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的实质审查。这种事后监督模式导致监督手段和效力的弱化。

5.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增加，影响监督力度

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外罪犯的监管仍由公安机关来执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却是由矫正组织执行。那么，在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中，检察机关不仅要监督社区矫正组织的执行行为，还应当监督公安机关的执行情况，这种监督对象的双重性不仅增加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而且检察机关苦于无任何法律依据可适用，从而直接影响监督力度和效果。

6.对社区矫正人员合法权益的救济渠道和程序不完善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罪犯的合法权利很容易为执行机关所忽视，有时甚至对这些合法权利不依法定程序而予以侵犯或剥夺，严重损害了罪犯的权益。但由于罪犯合法权益救济程序缺失或管道不畅，往往得不到及时合理的救济。而检察院对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执行机关和其他机关对罪犯合法权利的侵犯或者剥夺的情况，由于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经验不足，无法及时提出纠正意见，而成为监督工作的缺憾。

二、完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夯实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检察机关要结合已有的相关法律、规定来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促进立法完善。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的内容、矫正的程序、各部门的权力与义务等作出明确而详细的规定，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制定与《社区矫正法》相配套的人民检察院社区矫正实施细则，将检察监督的各项内容详细规定在其中，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力。

2.完善监督的保障制度，合理配置检察资源

检察机关应立足实际，调整对监所检察部门人员、装备的配置，充实业务骨干，改善年龄结构，强化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正常开展的机制保障。加强对基层监所检察人员的培训力度，充实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的相关知识，培养一支有一定监督意识和监督能力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队伍，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条件成熟时，将监所检察机构升级为刑事执行法律监督机构，切实增强监督实效。

3.强化监督方式，发挥法律监督权能

在社区矫正监督工作中，检察机关可区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监督措施：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直接查办案件，加强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对发现矫正对象脱管、漏管等情况，检察机关有权提出顺延执行期限的建议，督促相关部门依法予以落实。对于矫正对象实行的司法奖惩有错误或与事实不符的，有提出撤销奖惩的建议权。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法律监督的行为， 规定相应的责任追究程序。

4.健全运行机制，提高监督效果

检察机关应在交付执行环节、执行变更环节和执行终止环节建立同步监督机制，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将事后监督变为同步监督；注重协调、解决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问题，与相关部门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不断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基层院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的指导和支持，针对发现的问题和好的经验做法，通过研究提炼，形成指导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