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论文十篇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1

《学灯》《新青年》公共论坛《时事新报》

吴静，香港恒生管理学院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话语、权力与资本的联动与角力：五四时期上海报纸副刊场域研究”（12YJC860041）。

晚清以来，具有社会性质的民办报刊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公共论坛。在新文化运动中，传播新思想的公共论坛最早在《新青年》出现，但在1918年，其开放的编辑方式被封闭的编辑方式取代，新文化向大众传播的媒介出现空档。[1]在这一关键阶段，《时事新报》作为研究系上海机关报，运用其副刊《学灯》广泛吸纳各种新思潮和新观点，成为新文化界沟通信息、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重要公共论坛。

一、《新青年》公共论坛的兴起与衰落

《通信》《读者论坛》《讨论》等栏目是《新青年》杂志创办后与读者进行思想交流的主要平台，它也由此发起诸多重要的争议性议题。在这一阶段，杂志通过组织新文化议题的讨论掀起思想转型的潮流，继续承担近代以来作为社会公共论坛的重要角色。

但从1918年起，《新青年》开始取消“投稿”专栏，这说明它开始从新文化公众论坛转变为北京大学新文化同人的小圈子杂志，《新青年》公共性质的改变使新文化运动迫切需要新的报刊增援。学者李宪瑜提出，1918年以后的《新青年》逐渐丧失自由的讨论风气，而更像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文化社团代言人，由于改动编辑方式、加强学术性和选择综合性的主题，《新青年》从公众论坛变成自己的园地。[2]

从刊物的主题来看，《新青年》也在逐渐退出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五后，《新青年》因陈独秀等被捕而被迫暂时停刊，复刊后在陈独秀带领下迅速转为以政治批判为主题的刊物，原来的编辑部同人出现分裂，杂志也逐渐与思想文化建设的初衷相偏离。尽管国内当时“出了四百种白话报”，[3]但能接续新文化运动的仅为少数，转瞬即逝是大多数白话报的命运。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公共论坛的方式介入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当时大部分日报在1920年后才使用白话文，但《学灯》始于1918年，它不仅是“采用白话文的先驱”，[4]在五四后的几年还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之一。[5]且《学灯》通过打造新文化公共论坛聚拢了一批江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这是新文化从北京向江南发展的表现，《学灯》自身也成为接续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力量。[6]

二、新文化公共论坛定位的确立

《学灯》在创刊之初就明确了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定位，并通过实践确立了这一重要地位。

《学灯》在1918年的发刊辞就提出建立公众论坛的办刊宗旨：“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7]这说明，《学灯》在新文化运动中立志为知识青年提供言论阵地，以平等、开放的姿态广纳稿源，吸引关于新文化的各种观点。《学灯》在启事中不断深化这一办刊理念：“本栏之主张专在小言中发表，思潮一项取投稿之与本栏主张较近者发表之，其他各门纯为社会学子自由立说之地，无论正反议论，凡稍有理由者，本报不持成见一律刊载。”[8]郑振铎从1921年起担任《学灯》编辑，他继续发扬公共论坛的办刊理念，提出即便是同一份报纸也应该给不同的观点以发表的园地，因为只有通过自由讨论才能求真，而且讨论双方在交锋中也能各有得益，所以《学灯》非常欢迎各种思想讨论的文章。[9]

《学灯》对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自我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深化。其1919年曾经历一次改版，取消发表编辑部意见的“小言”栏，另开设“提倡”“评论”二栏，“发表一切评论均归入‘评论’项内，凡有一切主张均归‘提倡’一项”。[10]这正是《学灯》在自我认识上的飞跃，既改变了“小言”专栏作者来源相对封闭的情况，还表达了《学灯》对自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公共论坛的期许。

“青年俱乐部”是其中作者覆盖面最广、形式最稳定和时间最长的栏目，更是《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重要体现。1918年3月，“青年俱乐部”创立时就提出“凡有益青年身心者，内容不拘门类，文字不拘长短，均所欢迎”，[11]这使之成为《学灯》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从文章分量来看，该栏全为社外投稿，更是支撑版面的主要力量。从内容来看，“青年俱乐部”里讨论的既有个人生活问题，如青年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个人文明和卫生习惯养成等，也有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过影响的重大议题，如妇女解放、国语统一与推广等，都是《学灯》对新文化运动的准确理解和密切关注的重要表现。且编辑会在话题产生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后，再把相关评论集纳成讨论专栏以设置讨论议程，进一步增加读者对问题的关注度。

《学灯》凭借广纳言论的作风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上海报界当时就提出，《时事新报》最大的优点是肯让个人和小团体发表意见，不像其他报馆只愿意为有钱人说话，却轻视老百姓的声音。[12]

三、调动读者培育名牌栏目

在构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过程中，《学灯》十分注重调动读者的力量和利用读编互动机制来培育名牌讨论栏目。“通讯”栏作为另一个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的讨论专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1919年8月，《学灯》在版面头条以“通讯”刊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黄仲苏有关建议开设新文学专栏的来信。[13]为表示报纸能应允读者的期望，《学灯》还在同一版面刊登了主编张东荪的回信。半个月后，《学灯》果真应读者要求推出刊登新文学作品的“新诗”和“新文艺”栏。

《学灯》这种把读者言论置于版面重要位置并及时满足读者需求的做法，彰显了它重视读者的办刊理念，“通讯”作为一个品牌栏目的特殊地位也逐渐得到承认。

此后，“通讯”不断刊登读者与编辑的往来通信和编辑部各种信息，成为《学灯》的主要编辑工具和沟通读、作、编之间的重要桥梁。由于投稿众多与《学灯》的有限版面常常出现矛盾，以致很多投稿不能及时登出。为避免作者久候，《学灯》通常会在“通讯”栏告知收、发稿进度。随着业务日渐扩大，《学灯》后来已没有足够的版面和人手回复所有投稿，但编辑对那些材料翔实、观点独到的作品还是会特意在栏目用稿通知。

但“通讯”栏的功能并不仅限于此，它还为读者和作者提供一个交锋意见的园地，而众多新文化人的聚拢和鼎力支持也使其迅速成为《学灯》凝聚和生产思想精华的“意见工厂”。由于“通讯”日渐成熟，编辑部更有意识地把它经营成一个让编者和读者交流思想的品牌论坛，使之成为新文化人共同构建的公共论坛。

四、只求意见表达不求形成共识

《学灯》在运作讨论栏目时反对“一言堂”或偶像崇拜，不追求形成某种共同认识，而是更注重各方意见的自由表达。

从1919年10月起，《学灯》在“青年俱乐部”发表赵康的《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等文章并提出“废弃考试”的观点，[14]引发许多读者投稿痛陈考试制度，由此掀起一场“废弃考试”的争论。当《学灯》上的讨论火热进行之时，南京求实中学学生江期豫因为考试夹带，作弊而受罚，羞辱之下以投江结束生命，表明心迹。[15]江期豫的自杀新闻被各大报纸报道，加促了反对考试制度思想的发酵，读者讨论不再停留于考试制度，知识界开始对教育系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1919年12月，“雪梅女士”就从教育的目的、学校的宗旨等角度提出“不但学校考试应废止；学校规则，亦应废止”。[16]在这股思潮的影响下，青年学生对传统考试制度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尽管舆论压力强大，但《学灯》并未只站在废除考试的一边，“青年俱乐部”反而展现出《学灯》作为新文化公共论坛的角色，依然给考试制度的维护者提供发言机会。讨论中，王崇植先后发表4篇长篇论文提出：考试制度存在是合理的，但现实问题很多，制度需要改革。[17]同时，许应期、丁晓先等人也发表多篇文章声援王崇植，既批评传统考试的弊端，又表示“该欢迎一种正当的试验法”。[18]

五、凝聚思想精华的交流对话

1919年11月，当时的浙江新潮社主张废除中国传统孝道，其社员施存统在《新潮》发表《非孝》一文，张东荪遂发表评论提出商榷。文章见报后，施存统立刻致信《学灯》进行申辩。尽管他的来信在言语间带有青年的意气，但《学灯》仍把来信全文登出：“先生要批评我们，我以为应当代我们设想……我们浙江新潮社里几个人，都是普通教育没有受完全的中等学生。我们所发表的言论，不可当做根本的主张，只能当做请教的性质……我们小孩子做事，一定不很精细。”[19]张东荪的回信并未以前辈身份压制年轻人，也没有辩驳，而是借此引发关于“孝的问题”的大讨论，[20]在《学灯》开辟“讨论”栏广征文稿。

其实，这种读者和编辑互动讨论，甚至争论的情况在《学灯》并不少见，之所以愿意把迥异的观点完整地呈现给读者，既是因编辑部把平等交流的原则贯注于副刊运作的全过程，也因其在文化上的雅量和自信。

《学灯》不仅是读、作、编之间的互动平台，还是生产观点意见的原料工厂。其中，以对话式的“通讯”来稿最为典型，相比“青年俱乐部”“论坛”等栏目行文更自由，个人特征更浓，意见表达也更畅达。

1919年年底，新文化运动中的康白情和魏时珍就在“通讯”栏展开有关青年道德修养问题的激烈辩论。后，这两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通过书信多次讨论青年修养问题，并把这些书信直接刊登在《学灯》“通讯”栏上，向读者公开其讨论结果。这场辩论在青年人中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以致很多人纷纷向《学灯》投稿参加讨论。虽然“对话”中各人持有不同观点，但都是以当时中国的青年状况和社会现实为基础进行思考，对读者提高道德修养大有益处。在灵活多样的“通讯”栏，既看到魏、康二人与青年读者间的平等交流，也看到各种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观念在中国青年中孕育、产生和成长的全过程。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时期，《学灯》正是坚持以平等、开放的办刊理念，通过打造名牌栏目、广纳稿源为文化界提供沟通信息和交流思想的平台，构建了一个为新文化运动持续提供思想动力的公共论坛。

参考文献：

[1] [2] 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3）：32-44.

[3] 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4] 司马长风. 中国新文学史（上卷）[M]. 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82.

[5] 三份副刊是《学灯》《觉悟》和《晨报》副刊。见胡适. 文学革命运动[M]// 阿英.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集）史料索引. 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18.

[6] 吴静.新文化运动在江南的传承：《学灯》社会关系网分析[J]. 国际新闻界，2010（9）：120-126.

[7] 学灯宣言[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3-04（03）.

[8]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09（04）.

[9] 今后的学灯[N]. 时事新报・学灯，1921-08-01（04）.

[10] 本栏启事[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5-23（03）.

[11] 本报特设学灯一栏预告[N]. 时事新报・学灯，1918-02-25（01）.

[12] 王无为. 各地文化运动的调查――批评之（一）上海报界的文化运动[J]. 新人，1920（5）：138.

[13] 黄仲苏. 改良本报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08-11（03）.

[14] 赵康.对于“教育革命”之管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0-18（03）.

[15] 南京青年会学生自杀纪闻：因私有挟带而轻生[N]. 时事新报，1919-12-22（02）.

[16] 雪梅女士. 对于“废止学校现行考试法”的意见[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2-30（02）.

[17] 王崇植. 我对于玄庐君的“考试与毕业”的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20-03-07（04）.

[18] 丁晓先.“废弃试验”问题之讨论[N]. 时事新报・学灯，1919-11-27（04）.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2

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戊戌维新时期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运动，并将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推向了高峰。

与同时代大多数忧国忧民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刚开始是倾心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但在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他接触了大量的新思潮，思想上逐渐由维新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上海。面对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世凯称帝的现实，他决定办一个 “思想革命”的刊物，在政治革命之前，首先“革中国人思想的命”。经过短时间的筹备，《青年杂志》诞生了。

二十世纪初，民主与科学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两个陌生的词。而陈独秀则在《敬告青年》和以后的一系列文章中，首先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民主主义的要求，倡导“科学与****并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提倡“民主”与 “科学”，也就是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 (科学)请到中国来，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全面“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陈独秀语)。提倡民主，就是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制和军阀独裁，反对为****独裁政治服务的封建伦理道德。陈独秀十分崇尚西方的****平等、民主自由，热切希望中国能****封建****，实行西方国家的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等。提倡科学，就是提倡看待客观事物的科学态度，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树立起积极、进取和科学的精神。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3

【关键词】篮球运动 科研 现状 分析

【中图分类号】g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2

篮球运动的蓬勃发展和篮球项目在竞技运动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篮球工作者和科研人员对篮球运动科学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国篮球运动理论的科研成果从观念的变更、新理论的形成、技战术的创新、训练手段的改进、教学方法的改革、器材的更新、选材的科学化、多学科的渗透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开拓,为我国、乃至世界篮球运动理论的发展奉献了许多经典之作。

对我国篮球运动科研论文的生产规律和分布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评估、预测篮球运动的研究水平和发展动向,确定研究重点和调控研究方向,促进我国篮球科研理论建设的全面、深入发展;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国篮球运动研究队伍的基本状况,为发现、培养和造就一批中坚研究队伍、扶植青年学者,组织和协调这支队伍进行重大课题研究等提供事实依据。

1 研究对象

1999-2008年间《

3.4.3 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定量研究及交叉学科的综合性运用增多

篮球教学研究是篮球科研工作的难点。此类研究通过教学理论在篮球教学中的作用,探索篮球教学中的特殊规律,寻找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新方法、新理论,以求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过去的十年里,篮球教学的科研文献较以往增多了定量研究与交叉学科间的渗透研究,更具说服力。其内容也涉及教学计划和制定、教材教法设计、考核方法和标准、教学设备仪器研制及学生能力培养等诸多方面。

3.4.4 职业化、市场化研究:更加注重其现实意义

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不过十余年左右,其研究领域也因为要涉足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一直以来是篮球科研领域的薄弱点,研究成果较少。1998年后伴随着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深入,广大的篮球科研人员开始紧密结合相关的国家法规政策、体育市场、社会环境,针对这一领域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所著文献也从实际出发,着力于解决篮球职业化、市场化中出现的关键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3.4.5 篮球文化研究: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篮球运动的文化属性已被学界认可。[2]从文化学的视角研究篮球运动、认识篮球运动,可以拓展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可以促进我国篮球运动的快速全面发展,这一趋势已逐步达成共识。目前,从有关篮球文化研究文章的数量来看,呈逐年递增趋势,说明当前篮球文化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其研究内容除论证篮球运动的文化性,还涉及到篮球文化的概念与篮球文化的结构等。特别是部分学者借鉴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知识,以新的思维、新的视角对篮球运动的文化内涵、结构、特征进行梳理和重构,产生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著作。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十年来我国篮球科研论文刊发量呈波浪形发展态势,存在一定的自发性和变化的无序性;篮球科研的方法有一定创新,但还是以传统方法为主。

2)我国篮球科研工作队伍已经形成,但高产活跃作者群的相对薄弱,核心著者群仍处于形成阶段;作者以高校教师发文量居多,且以副高级、中级职称为主体。

3)现阶段,我国篮球科研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篮球技战术、训练竞赛、教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职业化、市场化、篮球文化等领域,但有关场地、器材、规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所欠缺。

4.2 建议

1) 加强篮球科研队伍的建设,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培育核心作者,增加核心作者和提高其论文平均产出率。

2) 篮球科研必须从篮球运动实践的发展需要出发,拓宽视野,端正动机,防止急功近利地拼凑和重复研究;注重运用交叉学科的基础知识,加强与篮球运动一线的运动员、教练员等的合作,使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3)各级决策部门要有目的地进行篮球科研立项,加大对篮球科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产;建立制约和激励机制,鼓励更多正高级科研人员积极投身科研,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4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 马克思主义 大众化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条件的关系。通常认为的新文化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此定义是从政治话语层面的解读，它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参与的广泛性、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基本特征。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学领域，进行传播的先决条件。可以说，五四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提供了其必备条件和良好的传播环境。

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它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传播、推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必备条件，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受众群体。新文化运动发端自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整个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思想界所呈现的特征是旧有思想体系的崩溃和瓦解，以及新思想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肇始于文学革命，最终将影响扩展至社会领域革命实践中来的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发展铺平道路。

第一，新文化运动爆发时，正好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时期。按照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理论，发展是指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物质到新物质的运动变化过程，其本质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过程。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体系，由于不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需要，其被更先进的意识形态所替代是必然的。但是，旧事物的消亡，由其自身生命力瓦解其过程势必是漫长的。这不符合社会革命实践的需要，因此，其过程势必是由一批先进的社会改革者发现其谬误，并及时对其扬弃所促成的。

而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正是这批改革者，包括鲁迅、胡适、钱玄同在内的改革者在进行文学改良及革命的同时，也是对旧有思想体系、道德体系为核心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五四先驱的如椽巨笔，加速了旧有意识形态的崩溃和瓦解，而正是五四这种反传统的精神和文化氛围，为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引入和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和生存发展空间。

第二，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使得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优越性、先进性和革命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迅速得到认可。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更是一场启蒙运动。启蒙的意义在于破除蒙昧，实现理性的回归。作为一场思想运动，最大的意义在于，其破除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桎梏，实现了人性自身的解放和回归。

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比以往所有的知识分子更注重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他们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选择和判断上，往往更具理性辨识能力。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先进的、革命的和优越的。但作为意识形态本身，其先进性无法通过其自身言说而为人接受，只有具有充分辨识能力的群体，才能识别其先进性并充分理解，形成该思想体系的信奉者和传播者。

第三，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中国思想界一大变局。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新思想如雨后春笋，思想相互碰撞，理论彼此争鸣。新文化运动，为各家思想提供了一个争鸣的平台。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期间，奉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方针，是五四精神的体现。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思想，其在中国社会群体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缺乏历史积淀。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在接受的过程中，这种外来思想并没有因为其非本土的、非本民族的而遭到非议和质疑。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端和第一次高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端和高潮是在新文化运动之中。“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起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且很快其迎来第一次大众化高潮。

第一，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译介到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并日渐形成一股思潮。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著作，其中包括：《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此后，又写了《新纪元》、《平民独裁政治》、《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等多篇论文，他开始运用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前后，相继写了《战后之世界潮流》、《战后之妇人问题》、《今》、《新的！旧的》、《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之方向》、《现在与将来》、《废娼问题》、《“五一节”May Day杂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等多篇文章，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和系统介绍，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功勋可谓是筚路蓝缕居功甚伟。此后，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将自己治学的重点自觉转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研究，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的译介，在思想领域，涌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社团和学习小组。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经历了多次选择、迷茫和彷徨之后，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看到希望。他们希望在中国可以复制苏俄革命的胜利，因而，对于布尔什维克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好感。这些组织和学习小组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时，很多人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这些研究社团和组织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很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日渐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其中包括、、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些组织的出现和壮大不但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更为系统化专业化，使得其成为一种学术氛围，更是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出现。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门，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与日俱增，而马克思主义从五四时期众多的社会思潮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潮。这主要表现在，其受众规模越来越大。在当时的思想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门哲学思潮的影响。任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开设了介绍社会主义内容的相关课程，通过演说等方式直接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民间。从1920年9月开始，首先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合作，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讲授的内容主要是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开始在北京大学的经济系、历史系、法律系和北京高等女子师范、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课程。

综上所述，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在学术上大大推动了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进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飞跃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催生了中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出现，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讲，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功绩是不可估量的。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只有使广大受众意识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先进性优越性和革命性，才能使更多大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行列中来。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得与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得以确立。

作为执政党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作为唯一的合法的意识形态，被广泛推广，在传播学上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国家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拥有更多的资源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贯穿于知识分子受教育的全部过程中，这大大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普及率和传播面，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原理被当作社会科学进行系统传授。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提高了全体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但另一面，国家机器作用下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往往却带有违背认识规律、重灌输轻理解、混淆学术与政治、使理论教条化等弱点和缺陷。国家机器的干预作用，起了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因此，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要尽量发挥其正面作用，减弱其负面效果。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来。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它的传播过程，也包含在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当中。

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政治学和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该理论基本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有时会有群起而攻之的遭遇），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往复，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视野的研究中，如何启动沉默的螺旋，使更多的人广泛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当中，让更多的参与者赞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

而在传播手段上，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随着传播媒介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也应随之变化而变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大众传媒报纸、杂志为武器，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现阶段，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包括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在内的新媒体逐渐取代纸媒而迅猛发展。如何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技术层面上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也显得尤为重要。积极搭建网络平台，借助于微信、微博、网络论坛等新媒体媒介进行传播拓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渠道，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任何理论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而不断创新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正反两方的经验和教训。他们也曾犯有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历史证明，理论一旦停滞创新，便会失去其生命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创新、深化和发展的。实践决定认识，变化了的实践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化。因此，只有在伟大实践中实现理论创新，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鲜活生命力。

理论创新，离不开对实践的认知和把握。在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现阶段表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之中。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美丽中国”概念的延伸，无不体现了高层领导人对此的把握，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保持鲜活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加强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才能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当今社会，由于思想越来越多样化，社会价值取向也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而由此引发的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也不容小觑。在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变质。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敏锐地发现，只有让青年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在当今中国，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中来，在国际政治环境下，更具积极意义。青少年正处于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不少敌对势力通过网络等向青少年灌输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试图在青少年群体中造成思想混乱，达到其“和平演变”的真实目的。为保证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必须始终不移地加强对青少年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其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通过学习坚定不移地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信仰。为保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青少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育。

第二，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的理论水平和高度直接关系其在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中的成败。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增强青少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程度，提高其理论水平，有利于其日后再社会实践中更好地奉献社会、服务社会。以“90后”为主体的青少年群体，其生长的环境和接触的文化环境，使其在文化接受上更具“个性化”的特点，在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时，必须针对其特点，进行更为个性化的教育。

结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马克思主义，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不彷徨，不迷茫；二是有利于进一步的解放生产力；三是有利于社会的团结、和谐、稳定。因此，我们应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总结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的得失，科学地运用传播学原理，运用网络为代表的传播工具，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我们又必须根据受众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上进行更具针对性个性化的传播。这是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更好投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实现两个百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5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突发性的学生街头政治运动，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实际上是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90年之后，如果要理解“五四”，就必须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

为此，本刊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贺照田先生。贺照田先生生于1960年代，求学于1980年代思想活跃的北京大学，近年来关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青年问题亦有深刻的观察。

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倒性理解

《南风窗》：新文化运动之“新”，体现在哪?

贺照田：新文化运动包含种种思潮，需要讲清的是这些具体的思想、观念、文学和知识运动背后共有的那些感觉与观念的形构；而了解这样一种感觉与形构为什么会以一种压倒性优势占据了中国现代化思想文化的霸权位置，则是历史性地了解新文化运动这一中国现代史进程当中占重要位置的历史现象，首先应去做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新文化运动相当奇怪，用杜威的话讲就是，所有对传统对现实有利的事实，它都视而不见，所有对它不利的事实和现象，它都会夸大。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新潮社”，从他们的《发刊旨趣书》中，你能看到目标就是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新潮，他假定世界新潮一定是对的。到1919年7月，王光祈等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在该年底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中甚至说“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

新文化运动当中，最有影响的青年学术思想团体就是新潮社，影响最大的青年团体是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年轻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接受者和结果，不仅接收了陈独秀、所陈述的逻辑，而更重要的是把陈独秀、的结论作为了出发点，这种出发点最典型的特点就是，认为从西方过来的“新”，就是真理，就是善，只有这样的新人才是人，“旧”不仅不合于时代的要求，它本身就是错误，是恶，是非人。

为什么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现象，会在中国现代史的发生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新文化运动前后颇有不同，但又有一脉核心逻辑与感觉贯穿――这就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陈独秀一开始便核心论述的，中国要突破当时的历史困境，要应对现代西方带来的真正挑战，就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新人和新文化的出现，而这一“新”必须以切断与中国过去文化、习俗、心理、伦理和人格心理上的联系为前提。

《南风窗》：对新文化运动，包括“五四”运动在内，有一些固定的看法，譬如科学与民主是核心的特征，譬如“五四”精神就是重估一切价值。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贺照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逻辑是，中国要有一个出路，就必须要有一个与过去历史完全隔断的全新的人和全新的文化的产生。

这涉及两种对于新文化运动比较流行的看法，第一种是说新文化运动的特征是科学与民主，我个人觉得不对。因为新文化运动虽然特别强调科学与民主，但晚清时关于民主、科学的提法，就已经相当程度上占据了霸权的地位。

但新文化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强调，还是有它的特色，第一就是新文化运动要求科学与民主意识有一个更普遍的普及，而且真的是在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心理和人格上扎根，在日常思考和行为方式上扎根。

新文化运动之前社会变革的重点是在制度与架构上，为了现代科学更好地发展，建立新学堂、废除科举，废除帝制，建立共和立宪议会等制度，当然这背后又是民主的意识和观念。但到了新文化运动，围绕民主和科学，呈现出一个特点。在辛亥建国以后，科学的效果看起来并不明显，而整个立宪共和架构运转得更不好'因为不好，人们就反过来强调科学和民主并没有真正扎根到运作这个制度的人格上。所以，科学和民主并非新文化运动真正的核心特征。如果一定要说它是，也只能说新文化运动是希望它们更普及于社会，扎根于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组织。

还有一种说法，新文化运动的特征就是启蒙，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其实也不足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特征，因为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谭嗣同、严复和章太炎，他们早已在重估价值。有人说晚清质疑的范围没有那么广泛和彻底，新文化运动质疑的范围更广泛、彻底，这个说法也会碰到障碍。事实上，谭嗣同和章太炎，还有一些清末民初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质疑的价值和习俗和制度，不仅极为广泛，而且就其彻底性和激烈程度来说是绝不让于新文化运动健将。

其实这个说法来源于新文化运动重要当事人胡适1919年写的《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引用了尼采“现今时代就是要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的说法。表面上新文化运动用的方法就是“重估和评判”，但通过胡适这篇文章，也能清楚地看到，“重估”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客观理性的结果，而是标准在先、答案在先的。他所谓寻出一个真意义、真价值来，不是要讲中国原本的东西为什么造成了晚清那么大一个历史结果，而它在有些时代还能使得文明达到非常高的高度，而是要讲中国原本的东西在起源上就是荒唐和迷信。

所以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特点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和启蒙，不仅本身不够准确，而且特别将影响我们对新文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偏激的、答案在先、不公正的运动却能占据中国决定性的现代思想文化霸权――这一对中国近现代史理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进行历史性的追问。

制造新人的逻辑

《南风窗》：“五四”精神的主旨也被归结为激烈的反传统，对此又该如何理解?

贺照田：科学民主和启蒙在很多文化当中都有发生，但在其它文化中，第一它往往不会这么极端。第二即使产生了_上面这样极端的论述，它也不容易在思想文化和观念的感觉上占据霸权领导位置。所以中国整个现代史最令人惊讶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中国这个非常讲传统的社会，占据了现代文化霸权位置的文化运动，恰恰是最激烈反传统的。

关于新文化运动激烈反传统的问题，林毓生先生那本名作《中国意识的危机》有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讨论。林先生认为新文化运动所以有这样一种表现。是因为中国有用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习惯。对此林先生在书中有繁复的论证。但问题是很多人把这一点直接当成了历史的具体答案。而这种理解和使用会造成连带性的后果，影响我们去更细致地进入历史的另一些层面。比如晚清，不管是变法还是立宪还是革命，它的共同特征都是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难道我们能说中国有用制度解决问题的习惯吗?

另外，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如何打造中国当时政治运作中所需要的新人的论述中，为什么重新开掘中国旧有资源的主张没有占上风?因为不管是严复

还是梁启超，他们面对当时人的问题不都主张要重新开掘、重构中国的过去吗?严复在当时是西学圣人的地位，而清末民初那么多年，梁启超可说是对言论界变化影响最大的巨人，那为什么历史不往他们说的方向走，而往陈独秀这样一个小人物的方向走呢?

陈独秀非常大的特点是，他不断地强调孔子、儒学在日常伦理方面跟国家专制封建阶段的配合性，而梁启超在讲怎么用孔子的资源重构自我时，他强调的是要跟所有这些东西脱钩，梁启超这样的思想按理说就能抵抗陈独秀的孔儒质疑。但问题是像梁启超这样对新文化运动有抵制能力的人，为什么后来没有努力去回应陈独秀必需切断和中国传统关联的新人逻辑呢?

在梁启超《五年来的教训》里，我们看到，从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发现现实层面确实和当时的儒学守旧派或孔学之间有关联，这种关联使得他觉得对守旧派进行更严厉的打击是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构造新人必需割断和传统的关系。可惜要畅论此问题太需篇幅，不过，我们至少要清楚，历史为什么会往陈独秀的方向走，是我们历史地把握新文化运动不可缺的重要提问角度。

怠惰的新青年

《南风窗》：既然严复，梁启超等人在新的主体建设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陈独秀呼吁的青年，又是什么?

贺照田：基本上，陈独秀所呼吁的青年就是晚清新学堂和民初新学堂的学生。

当时中国就其社会构成来说跟清末差别不大。士农工商四民，就政治性而言，士与其他阶层被区分开来，政治主要跟士及从士所出的官僚精英和科考精英有关。而晚清和民初的历史挫折让我们清楚看到，不仅直接在权力台面上的精英都在实践和道德上高度不足，而且他们在思想和论述上也缺少能力。与此对应的是，传统形态的士在应对此局面上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不足。这就给青年学生这种新形态的士，不仅在政治性问题上冒头以绝大的空间，而且给了他们在思想文化空间上快速上位、变得举足轻重以绝好的机会。

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构成状态，可以帮我们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整个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书刊，就其实际影响的人群人数来说是很小的，但正因为这样一种历史－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时代政治性和思想性特点，这很小的一个人群却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以致对这批人是否能成功地吸引和吸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兴衰。

《南风窗》：事实上，从后来的历史看，这“新”，同样存在问题。

贺照田：仔细谈这个问题起码要一本书。此处我只想谈两点。为什么从当时到今天，我们一直都会觉得鲁迅超出了中国新文化运动所具有的许多限制?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是：这是因为鲁迅很快发现启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对新文化运动的许多参与者来说，新和旧都是一次性的，但对于鲁迅而言，新和旧并不是一次性的。鲁迅接下来，在自我的身上，在“新”的身上，在所谓的“西方”“现代”里面，不断发现“旧”。正因为鲁迅的主体感不是一次性的，所以鲁迅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并不断产生反省与批判。从鲁迅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以为“新”是可以一次性或两三次获得的启蒙状态，当然容易产生怠惰而没有批判性的主体和意识状态，而这恰恰是当时大多数自命为“新”人的状态。

在政治上，包括“五四”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一个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它确实造出非常有热情、现代意识和责任心的新力量，但这个新力量也有另外一面，就是它在形成时，像杜威讲的，对“中国”和“旧”之中有利的现实他都不看，他只关注于中国不利的现实与现象，并以西方一些新潮作为自己的观念框架，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新青年相当意义上的“非中国”，而这不光影响新青年的中国责任心产生一种恰切的政治感和社会感，而且影响他有关思想文化的思考，有关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主体才能真正内涵中国问题和未来的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新文化运动提出的问题其实和两个核心问题有关，第一个就是“我”是谁，“中国”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中国”应该是什么，“我”应该是谁?但不容否认，新文化运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非常匆忙的。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是什么，中国是什么，到底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中国整个的社会组织和生活应该怎么来重构，还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6

一

如果我们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卷旋改名《新青年》)的出版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与核心展开路径一开始便相当清晰地表现于陈独秀为《青年杂志》所作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敬告青年》开始便把社会比作人身,以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认为其时的中国社会,则“陈腐朽败之分子”充斥,而青年又不能“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不能“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明辨其“不可与为邻”,以“不为其菌毒所传染”,这样下去,“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希望。面对这样一种局面,陈独秀以为若要有出路,“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

显然,这些表述包含着陈独秀对民国初年政治表现和当时居于政治舞台与社会领导地位的官僚与上层士大夫群体总的绝望,和对清末以来新式教育中所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隐隐期望。而其所设想的应对此局面的作为路径,则在感发青年志气,抉发其认为有问题之种种观念精神状态,标示这些观念精神状态与种种破坏性政治、社会、文化现象之关系,同时作为对比,提供种种有益于中国青年活力之兴发与中国在世界争存之观念与行为方式,以通过对青年志气之感发、错误观念精神状态之校正、正确观念精神状态之确立,打破当时中国让人深感绝望之局面。

从陈最初这样一种设计与目标来说,陈所致力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是非常成功的。因为,确实到了1919、192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一批陈独秀所希望的充满朝气与自信,勇于行动和论述的青年。而这批人的心理、行为方式和过去士人相当不同,且又富于政治、文化意识,政治、文化能量的青年的出现,确是以后历史区别于此前历史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表示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实际开展出来的种种结果都满意,比如,陈1920年4月发表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便对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多所批评。)

时正好在中国的杜威,当时便从一些细节敏感地看到这批青年的出现对此后中国史的重要性。比如,杜威从参加游行的青年学生有些人带了牙具以备被捕的细节,感受到学生的勇敢与牺牲精神,认定这样的民族一定会有可期待的未来。但感佩之外,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也有颇让他困扰之处。比如,杜威当时便惊讶地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特征之一便是:对传统有利的现象和事实,它都视而不见,对传统不利的现象和事实,它都会夸大。

杜威的这些观察很重要,因为结合杜威的观察与陈发动新文化运动的现实感受与目标设定、路径设计,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性,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明确基于突破中国现实困局的问题意识与责任心,但它开展出的实际样态,却包含着让受其模塑的青年认知上跟中国现实结构性隔膜的后果。而这结构性隔膜一面的形成,无疑和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在运动的实际推展中存在着――对传统有利的现象和事实,便视而不见或曲为带过,对传统不利的现象和事实,则往往夸大;而同时,其对欧美新潮有利的现象和事实则常常夸大,对欧美新潮不利的现象、事实与批评,则或一带而过或曲为回护――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根本相关。也就是,陈和新文化运动其他领导者共通的这种论述方式和论述氛围,到了相当部分青年学生那里便变成:从西方舶来的新潮,就是真理,就是善,配合此的人才算是人;相对,中国传统本身则不仅不被假设,是它现阶段的表现不能适应现时代的要求;甚至也不被假设,虽然中国传统本身现在不能适应现代,但在过去却有机、有力地适应着中国传统社会,而是直接把传统本身当成了错误,认为,是恶,是荒唐,是非人。(比如,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最大的青年活动团体少年中国学会的最核心组织者王光祈,便在他1919年底发表的《少年中国学会之精神及其进行计划》中说“现在的中国人连做‘人’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习惯都没有”。)

而这样的论述气氛、感觉状态无疑在事实上造成新文化运动自我合法化论述,与其实际存在状态间的落差。在其自我合法化论述上,陈独秀所讲的希望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以“自度度人”,以“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是非常强调价值抉择中间一定要经过一个理性思考、理性判断的程序的。确实,新文化运动就其自我意识而言,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强调运用理性重估价值。但我们若衡之以陈独秀论述实际,和其他新文化运动代表性论述存在实际,恰恰发现的是,许多自以为充分运用了理性的论述,实际却是杜威观察指出的,明显有悖其理性宣称的状态。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感觉、核心逻辑型构――中国要突破当时的历史困境,要成功应对现代的挑战,就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新人和新文化的出现,而此种朝向现代和未来的新人和新文化,必需彻底切断与中国过去文化、伦理、习俗、心理、人格上的联系――并不全然是新文化运动自我意识以为的经过必要理性程序得出的结果。

比如,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反孔教运动投入极多,撰有多篇文章论辩孔学、孔教在根本上与现代相悖,因此必须打倒或抛弃之。但不光先前陈曾对儒学资源对培养现代国民的作用有相当正面之讨论(如1904年陈著《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等),就是在陈氏集中攻击孔教、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行文中,陈氏亦暴露出其所以对孔学、孔教痛加攻击,并不仅仅因对其本身不满,而是因为在现实中,孔学、孔教为袁世凯等恶势力拥护与利用。陈氏曾坦承此其“所以痛心疾首于孔教而必欲破坏之也”(《答常乃(孔教)》);而针对有些人辩说:“孔子生于二千年前君主之世,所言治术,自本于君政立言,恶得以其不合于后世共和政制而短之耶?”陈也坦承:“是诚然也;愚之非难孔子之动机,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适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强欲以不适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会国家,将为文明进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复辟与尊孔》)可见,陈之喋喋攻孔,就其实际动力言,非源以平心衡孔之分析,而是因为现实中以孔学、孔教为口实的力量与现实的败坏难解难分也。

于此,不能否认的是,此种实际焦点不在学理而在时势中的现实,且又未曾对此现实所以演变至此进行详细历史解析之文化思想论,一旦过快把思想文化当成对现实所以如此的对应解释,实际上不利于新文化运动达致它所希望的结果。如前所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诸领袖们,关注的焦点,本在唤醒青年奋起,以有效改变让新文化运动诸领导者所痛心疾首的中国现实。而要以不在社会、制度领导位置之青年,来承担此一许多先前在位置者亦无以有效措手足之艰困现实,无疑需要报此志向之青年,对此现实有深刻之认识,这样,才最可能导引社会各种现存之力量,焕发社会各种现存之潜能,同时,尽可能减少不必要之阻力,往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行进。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政治意图,本要求被启蒙新青年,对中国现实有居于改造立场之全面深刻认识。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中所造成的新青年跟中国现实的结构性隔膜感,恰恰妨碍新青年对其欲改造的中国中含蕴的,有助于中国往自己所希望的变革方向发展的那部分现实产生恰切的认知,而这当然会大大减弱这些对中国抱高度责任感的新青年的现实介入能力、政治改造能力。

二

从此一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一时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便很清楚,此论若要更具历史透视力、解析力,就必须看到,新文化运动开展出的启蒙所以在救亡任务面前容易被吸收、转化,既因为救亡是中国现代无法回避的根本任务,新文化运动在起源上便包含救亡的根本目标等,还因为中国的启蒙所从出的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结构性弱点所导致的,中国启蒙在内含中国现实问题能力上的认知欠缺,和与此认知欠缺相伴的政治现实感的不足、政治介入能力的不足。因此,当救亡实践以中国和时势为理由时,秉承新文化运动所形成的启蒙观的现实介入者,便很难给出更兼顾启蒙同时有很强现实说服力的可竞争行动方案。

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缺少从中国启蒙内在不足,审视此启蒙所以在中国现代史遭际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种历史命运的分析视角。而缺少从启蒙内部去看此启蒙现代史遭际的分析视角,我们会过快把现代中国启蒙遭际救亡压倒、吸收、转化这一历史大问题过分归为外缘影响的结果。

事实上,中国现代史基本的历史―社会―政治构造,有利于被此启蒙模塑出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现代中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中国社会就其基本社会构成来说,跟清末差别不大,主要还是士农工商四民结构。这一基本构成未变,意味着在政治层面,士仍然是整个社会最积极、最可能跳脱自身利益的政治参与来源。在清末,皇权外,政治主要跟士及从士所出的官僚精英和科考精英有关。而民初的历史挫折让人们清楚看到,当时不仅直接在权力和社会台面上的精英就其实践和精神表现,不足以面对当时的时代困局,而且他们在思想和论述上也缺少足够的敏觉与活力。台面上的精英如此,非台面上的传统形态的士在如何应对当时困局上,也缺少必要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而这都给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这从传统士阶级蜕变出的新形态的士,不仅在政治性问题上冒头以绝大的空间,而且也给他们在思想文化空间上快速上位,并给人举足轻重之感以绝好的机会。

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社会―政治构成样态,才产生如下历史事实:整个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书刊,其实际影响的人数不多,却对历史面貌乃至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明了这一历史事实得以存在的原因,便涉及我上面讨论的中国现代政治性的社会构成问题。因为虽然中国现代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思潮直接扫到的人群不大,确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政治构成中对社会的政治氛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一群,因此,这实际阅读人数有限的新文学、新思想、新观念的变化、取向,便以令人吃惊的作用力影响着历史的走向。

既然历史―社会―政治结构有利于秉承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发挥政治影响,那为什么现实中此启蒙的秉承者并未如此结构所预定的,直接而非间接地发挥出巨大的政治作用呢?这就涉及前面讨论的,此启蒙内在结构性欠缺所导致的启蒙模塑出的群体现实政治能力不足的问题。正是启蒙的此一结构性不足,使得居于中国现代史与政治性相关的社会有利位置的被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未能发展出和他们重要论述位置相配合的重要且独立的政治位置,反在政治性和组织性上落于被其他更具中国现实感的政治力量吸收和转化的位置。不过,虽然有上述不足,但因为此一群体事实上是中国现代历史―社会―政治构成中,唯一现成的有很强的政治冲动,又具高度现代意识、民族责任感与向上朝气的群体,因此,对其他政治力量来说,能不能把此群体成功吸收转化为自己的力量,也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能否在现代中国史上胜出的关键。

是以,李泽厚影响很大的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论,谈启蒙在中国的历史命运,却不正视此启蒙结构性欠缺,所造成的此启蒙在中国认知能力与现实行动能力方面的不足,和这些不足与此启蒙所以有现代史我们所见遭际的深刻内在关系,便直接把中国大陆后来问题归为此启蒙的被压倒、被中断,当然使得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不可能成为在历史地检讨中国启蒙的基础上继承此启蒙的思潮,从而获致一种更复杂有力的思潮状态,反让它很大程度误以为重复当年的启蒙便很好地面对了80年代中国自身的课题。而这,当然也使得自认为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新启蒙思潮,不可能真的具备很强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含纳能力。评・新书长廊・回望宗族的背影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7

一、新文化运动的百年反思及其时代追问

在五四运动前后，实用主义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人们需要变革当前社会急需一种取代中国宗法社会的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就迫切需求新的理论成果出现。在这个过程中，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在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也凸显了国家民族本位取代了个体意识。而且，新文化运动及其所昭示的历史意蕴已内在地指明了当前文化建设的基本趋势和历史向度，这是时代机遇和现实需求之间不断强化的出场性结果，所以逐渐铸就了由理性与价值的内在整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可持续道路。当然，是在尊重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是“承先”与“继往”的需要，更是在今后如何坚持这一历史经验，如何更好地“启后”与“开来”的需要。

“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西方文化的主流地位逐渐显现，不对等的文化碰撞以致裂变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本位发生错位和重置。而胡适则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转化的态度，以外来的文化形态替换当前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形态。这就为倡导以“换血”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替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积极改造的文化契机。“同样，五四运动之所以产生激烈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也不是由于少数知识分子思想过于偏激，而是面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崩溃与民族的全面危机，知识阶层对全面解决和‘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方案有强烈的需求与偏好。由于内外危机不是愈来愈减弱，而是愈来愈加深，因此对理论与手段的选择也愈来愈激进。这样，内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的升级也导致革命化的升级。”[2]加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局限，中国国内的文化斗士们缺少了反思批判和良性改造的辩证维度，这也是应对挑战做出的必然回应。这种出场性的时代际遇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以致于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了更加边缘化的窘境，逐渐在半行半推之间淡化甚至丢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气神。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这二者之间肯定有融合和相通的部分，这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机理和逻辑起点。但在整个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国内的贯通性和穿透力，并日益凸显其传入到中国国内所散发的穿透时空的解释力和巨大的思想张力，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寻觅合法性依据。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深究和不断研讨的时代课题之一，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任务和时代担当。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走向。新文化运动后所造成的巨大的“文化空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关键因素之一。当然，这也是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共同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新文化运动不但有利于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也印证了不破旧不足以立新的现实逻辑，其不仅是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语言革命的转型，而且也是“民主和科学”革命的现代化转型。从本质上讲，“民主，并不专指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人生态度和人与人的关系；科学，并不是指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思想方法……它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彻底的思想改造，要求人们把封建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就是所谓‘攻心’与‘革心’的真实意义。”[3]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所造成的“文化空场”，致使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观念中国大地上有了广阔的“需求市场”。内生不成，便转向了对外引进。

二、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与立

在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以及古今更替的时代背景之下，由文化危机逐渐过渡到了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危机，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并持续推进，引起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并发挥了重大的文化启蒙作用。?@场新文化运动中爆发的中西文化论战规模广、历时长、影响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震古烁今的文化启蒙运动，其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标志性运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向度。“五四”新文化运动蕴含着“中西古今”文化之争，依然有着不断加以反思和追问的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西文化之争以整体性的视角进行全新的解读和诠释，由事实判断置换成价值判断进行反思和追问，惟其如此，方能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避免重蹈“五四”启蒙运动中盲目否定全部文化传统的覆辙。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在遭受西方文明侵略的历史背景下被迫催生的，其本质是东西文化在比较失衡的状态中受西方军事文明、经济侵略、政治压迫的一种投射和反弹。虽在后期历经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迭变，但从发展向度上来看，是由外而内所进行的救亡任务。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出“破”与“立”的双向变动。“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而且，新文化运动的“破”，其根本性宗旨是探求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文化在中国本土实现耦合，并在融通互动的双向融合中真正体现出文化现代化的些许体征。

工业革命之后的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明显已经不能为传统的儒释道价值观念培育丰厚的文化土壤了，也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文化支撑和价值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与稀释，益发渐变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与绊脚石。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之后的西方文明在器物、制度和文化层面都显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在西方文明传播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造成冲击和荡涤，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守卫者和传播主体在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由于期望值与现实实际发生了偏差，这种巨大的落差感使他们感觉到了空前的危机，他们经过苦闷异常地思想斗争和矛盾冲突，终于启用和引进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先进文化形态改造中国落后的农耕文化，以期实现中国人民所向往已久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共同夙愿。

近代中国在多灾多难、多重危机的爆发下对文化重构和文化运动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越发强烈。这是有外力强行进入所引发的必然回应及其寻求现实困境的解决之道的外在表征。而重构后新文化的特质必须要以解决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为根本宗旨。因为这样的价值诉求正好切合了当时国内最为迫切的现实需要，这也就决定了先进的西方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带有浓厚的工具理性的色彩。但是，这种新文化在兼容并包的基?A上必须要秉承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惟其如此，方能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样态。

三、新文化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进路

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和有志之士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滋润下成长的，其文化血脉中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这种先天带有的文化基因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汲取西学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要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从这个前提出发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和解读：第一是中国早期的知识精英和有志之士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把西学定位为考量、审视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尺；第二是他们又以传统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为思想资源和分析范式去解读他们所能接触的西学。这种从源头上就带有瑕疵的指导理论导致了方法论上的错误和偏差，因而势必会触及到中学和西学之间的关系。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交互关系的产物，其不仅打破了传统儒学经典的绝对权威，而且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和合法性依据。但是，这种内外结合的交互关系的产物，其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之上以引进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的先进文化为工具所进行的全方位改造的必然产物。这种结构性矛盾，造就的只能是其内部的自我冲突、裂变、塌陷和衰败。有此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了。这就极为深刻地暴露了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彻底性和不完整性。

新文化运动破坏了一个有着完整机体的文化形态，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但是没有通过系统的理论阐释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存在的缺陷和不足，这就决定了其缺乏坚实的文化土壤来重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加之，“仅注重从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中筛选新价值观，而忽视了从鸦片战争前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中吸取新价值观的思想资源”[4]。致使其整个过程由于被动地嵌入现代化的某些特征，使得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显得被动仓促，而其局限性异常明显。这就决定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重构的历程中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的视角，这也是“外在冲击”致使“内在转化”的必然结果。而在理论上指导实践的偏差，必然导致了社会实际行动中的不呼应、不合拍，同时也就注定了这种实践结果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但是，这种失败的结局却昭示着中国革命在现实中急需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所具备的建设性作用。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入，正应此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是融合和契合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传入到国内并产生实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为二者在某些思想层面上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共振效果。

四、新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绝不会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全盘破坏和整体颠覆，而是吸收西方文明来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期在中国引发一场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价值从心理层面的彻底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进行理性思考。与此同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高知分子所吸收和利用，在“立”的选择上，中国人又多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不破不立，不破旧不足以立新。这个动态的变通过程致使其逐渐形成了又“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点冲击的“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终使建立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成为了可能。所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融合的文化进路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绘就了吸收和融合中、西、马三种思想文化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业已铸就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标识。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备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样态和文化传播范式。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8

关键词：吴宓，中西文化观，学衡派

1 吴宓中西文化观形成的背景

吴宓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泾阳。吴家祖辈为官宦之家，家境殷实，其父与叔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吴宓从小一直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很好的熏陶，尤其受关学的影响。关学是儒学重要学派，因其实际创始人张载先生是关中人，故称“关学”。吴宓幼年因父母亡故过嗣给叔父吴建常，吴建常早年受业于关中大儒刘古愚，刘古愚虽然秉承了关学的传统，但是却不顽固保守，而是力图经世维新。吴建常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给吴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早早的便受到博大精深的关中文化的熏陶。吴宓文化保守主义的道路与他早年在本土、家世的受教育经历密不可分。

1917年赴美留学，认识了梅光迪，师从美国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碧德，开始研习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和哲学。白碧德的“人文主义”对吴宓在学术思想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思考中国文化道路这一问题上，吴宓感叹中国国粹日益沦亡，立志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改变当前的激进主义思想。在美国的学习使他对中西方的文化有了更加缜密理性的认识。

2 吴宓中西文化观的内容

吴宓立志弘扬、维护传统儒学文化。吴遂认为自两千多年前孔子降生“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尊若神明，自天子以至庶人，立言行事，悉以遵依孔子，模仿孔子为职志。又藉隆盛之礼节，以著其敬仰之诚心。庙宇遍于全国，祭祀绵及百代，加赠封号，比于王者；入塾跪拜，与祖同尊。“ [1]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给其带来了破坏。之后他写《新文化运动之反应》、《论事之标准》等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以表达他对儒学的深刻理解。吴宓认为“今日之要务，厥在认识孔子之价值，发明孔教之义理。使知孔子之为人，如何而当尊；其教人之学说，如何而可信。”[2]吴宓主张要尊孔，他认为真正的尊孔要注重两点，一点是理论，另一点是实践。吴宓提出孔子的价值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孔子本身，孔子是中国文化之中心，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二是“孔子者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3]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吴宓给予以非常高之评价。

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对五四“新”文化的定义持否定态度，他赞同文化改革，但文化本身并没有“新”与“旧”之分，并分析说：“则其所谓新者，何足重哉！而况又未必新耶？语云：‘城中有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当群俗喜新之时，虽非新者，亦趋时阿好，以‘新’弦人而求售。故‘新亦有真伪之辨焉。’” [4]他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新”与“旧”之说，他认为“新”的并非是没有缺失的、完美的。相反“旧”的也不全是没有价值的。吴宓认为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新与旧都具有其时代价值，新在旧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才会有所提高。吴宓说“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 [5]。他认为文字是民族资源，是传统文化留给国人宝贵的遗产，不能破坏、抛弃，这一点，是与新文化派的分歧。

关于是否引进西方文化这一问题，吴态与新文化派并无异议。吴态留学哈佛，学习西方古典文学，师从白璧德，他对西洋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说“西洋真正之文化与吾国之国粹，实多互相发明，互相裨益之处，甚可兼蓄并收，相得益彰。”[6]他认为西方的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相互借鉴、学习、融合以达到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贯通的效果。吴宓首先是反对“全盘西化”这一口号的，同时也反对顽固守旧传统文化，强调应该有选择性的学习西方文化。他指出，在重视“西洋文化之全体”的同时，应选取具有永久价值的精华予以吸纳，这才是对待西方文化的正确之路。

在选择标准上，吴宓说“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以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偿流饭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7]精华文化的选择标准不能众人的喜好而定，应以博学高者而定。正如梅光迪所言“适用云者，或以其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弛，取之足收培养扩大之功，如雨露肥料之植物然，或以其为吾国向所缺乏，可截长以补短也。或以其能救吾国之弊，而为革新改进之助也”。[8]要了解西方真正之文化，选择其有价值的、适用于我国的，汲取中西方文化之精髓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

3 吴宓中西文化观的实践

《学衡》是1922年由梅光迪发起、吴宓、胡先X、刘伯明等参与的表达其思想态度的学术杂志。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成为抗衡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的文化阵地。《学衡》的核心人物吴宓借此表达了他的中西文化观。吴宓在校期间就时刻关注着中国当时的变化，再加上受其师白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吴宓对东南大学及《学衡》充满了期待，他因此放弃了在美国继续深造和去北京任教的机会，与友人一起，在教书传道的同时与胡适为首的新文化派展开论战，坚守传统文化精神。1922年至1924年是《学衡》发展的兴盛阶段，也是学衡派发起对新文化派激烈抨击之时。创办《学衡》是他一直的梦想，为此也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和心血。

吴宓的一生中中，最值得书写也最让人感恩的，除了《学衡》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教育观。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时清华大学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创举，短暂的历史时间里，在学术领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从吴宓一生的言论及行为都可以看出，无论对传统文化传播的贡献，对《学衡》杂志持久地付出还是对教育的大力支持，他都以自我力量进行了文化担当。

参考文献

[1]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2]吴宓.《吴宓日记》十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3]吴宓.《吴宓日记续编》三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4]吴宓.《文学与人生》[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1922年第4期

[6]蒋书丽.论吴宓中西融合文化理想与实践，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7]赵静.胡适与吴宓的中西文化观比较[D].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8]李晶.吴宓的文化观与创办《学衡》杂志[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9

湖北历来有南船北马、九省通衢之美誉，在我国承东启西、连接南北，有着重要的战略位置。《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出台，给湖北水运发展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机遇。近期制定的《湖北省内河航运发展“十二五”规划》，无论是从水运规模、运行机制、服务保障功能和社会经济效益，都将实现跨越式发展。伴随着湖北水运振兴崛起，水运快速发展，湖北水运文化、港航海事精神将赋予新的内涵和特征，水运文化是水运持续发展的驱动力，也是水运发展的核心和灵魂，我们要认真思考并加以探讨。

以振兴湖北水运为契机，构建湖北水运文化发展战略

振兴湖北水运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建设的意见》的宏伟工程。按照振兴湖北水运工程的目标，建设武汉、宜昌、荆州、襄阳、黄石等五大港口枢纽，构成以高等级航道为主的航道网，开发以大吨位为主的结构合理1000万吨船舶运力水路运输系统，实现水运跨越式发展。以此为基础，要相应制定构建现代港口文化、安全畅通航道文化、节能环保船舶文化发展战略。

以文明创建为载体，创造良好的水运文化建设环境

文明创建活动是营造良好水运文化的有效载体，应该充分利用这一载体，营造良好的水运文化建设的环境和氛围。水运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水运发展，重在建设，贵在实践，要通过省市县三级单位文明达标，湖北省文明港口、文明示范窗口、青年文明号（手）、先进班组和创先争优活动，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水运文化建设是发展的灵魂，形成以发展论英雄，以贡献论地位，以奉献论精神，以文化论和谐的浓厚氛围。一是在振兴湖北水运，加快内河航运建设，实现水运跨越式发展的新形势下，认真围绕宏伟目标，在文明创建这一水运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上创新。毋庸质疑，现行业（单位）文明创建已经从单一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而文化建设贯穿其中，以水运文化为主线，对文明创建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思路，围绕文明创建这一载体的创建内容、运行方式、检查机制等进行研究、充实和完善，通过创建活动把水运文化建设推向新的发展。二是创建思路要在新形势下有所拓展，在水运物质文明创建上要变单一的建管模式为政府引导行业规划、政策扶持、市场运作，企业投资与社会融资相结合；在水运精神文明创建上，要树立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培养一批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职工队伍；在水运制度文化建设上，要改变过去一些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机制，选择有利于水运发展的创建载体开展创建活动。如创建“六型”文明示范窗口、打造星级服务中心、建立流域性与行政辖区相结合的基层运转机构等。

把水运文化建设列入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以政治教育为主，采取上课、学习、灌输、说教等方式的教育过多，而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必须把文化建设列入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的理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激励人为核心，通过建立各种文化阵地，举办各种文体活动，不断提高干部职工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满足干部职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尊重干部职工合理的个性要求，创造宽松和谐的人际环境，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使思想政治工作寓教于乐，寓教于文化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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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中，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新文化运动论文篇10

摘要：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创新与发展。但是与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对比，不难看出，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化创新极为必要。本文拟从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入手，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融入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从而探究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三、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四、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五、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1]胡雪梅.基于学术交流理论的体育科技社团历史演变及当代趋势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3(4):151-153.

[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