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十篇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1

为此，我们必须首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形成基本共识，努力做到振兴国学，弘扬国魂，遵守国法，传习国艺，申明国教，乐享国俗，精操国技，并使七者相通互利，相辅相成，以文化成，强国益民。这样才能发挥好它的重要作用，大力繁荣中华文化，增强文化强国的自信自觉，恢复大汉盛唐泱泱大国吞吐自如之雄风，改良世界文化产品进出口格局中中国文化产品入大于出的不平衡状态，将中华传统文化变成人类建设和谐文明世界的共同的宝贵财富。

归根结底，“文化是实现人类理想的过程和结果”，与“人类文化金字塔”的层级结构相一致。它的塔基是人类衣食住行用的生产、生活、滋养精神的物质文化；塔身是既有物质文化因素，又有精神文化因素，以综合文化形态显现，包含社会制度、国防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卫生制度、文化制度等在内的制度文化；塔顶是包含艺术文化、学术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异彩纷呈、和光同尘的精神文化；塔尖是集合了人类美好向往的理想文化。四者构建成一个层级分明、和谐互动、传承久远的有机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正是人类文化这一基本结构模式的中国化。

一、国魂文化。或称国德文化，它居于文化金字塔的塔顶，是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最集中体现民族价值观的核心。它的道德内容，是易家易德的结晶，体现为儒家仁德、道家玄德、佛家佛德，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浩然正气、顺天行道、积德行善、大慈大悲为道德标准；以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爱国忠勇的先贤豪杰为民族脊梁和道德楷模。借用《论语・述而》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话来说，君子即国魂人物，应是具有安民强国之目标，追寻大同之道即“志于道”，而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据于德”，怀有事业之心、仁爱之心、上善之心、慈悲之心而“依于仁”的志士，此即中华文化传承体系核心层注重人格培育和道德修养的积极一面。它不仅主张对外使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相得而有德行，更强调对内使自己的行为与自性相得而有德性，从而追求一种借“游于艺”来实现的自由洒脱、道德高深的人格理想境界。

二、国法文化。以法不阿贵的理念和包拯秉公断案的演艺，口耳相传，形成了国人执法如山，大义灭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传统观念，具有极大震慑力。国法不仅得到了夏商周立国以来历代执政者的大力鼓吹，而且作为中国文明古国历史悠久的法律文化形态，积累了丰富的治国典籍、制度文化和历史经验，成为中国历代法律总称。通过先秦法家的大力倡导，法制观念和执法严谨、刚正不阿的法治文化更为普及。历史上为国执法，公而忘私乃至大义灭亲者如清官包拯、海瑞等，比比皆是，世代扬名，是中华民本法治爱国观念的反映。

三、国艺文化。作为塑造国魂、民魂与人格，传承国法理念，蕴涵于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文化形态之一，“国艺”在远古原始艺术中就已萌芽，进入文明社会后逐渐由粗变精，由野变文，浇灌世风，陶冶国魂。孔子很早就认识了国艺的这种文化传承作用，并提出过用来教授学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说。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学院派，则用“国故学”将戏剧、小说等补充到“国艺”中。可以说，国人生活中一切审美创造性活动都可归为“艺”，它不仅可以文章学、文法学、修辞学、诗学、词学、曲学、戏剧学、小说学、书画学等学问来总结，而且还形成了借助“琴棋书画”修身、培德、交友、悟道的国艺系统，琴悦耳，棋益智，书正气，画养眼，通过“游于艺”来归之心、合于道。所以国乐、国棋、国书、国画等民族艺术，不仅历来都成为圣贤和国艺家修身、养性、学道的途径，还发展起舞蹈、诗词、歌赋、戏曲、音乐、茶艺、花艺、武艺，精品纷呈，名家辈出，与少数民族艺术一起，丰富了传承久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华国艺宝库。

四、国教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教化的传承行为。与国艺的陶铸国魂、国法的强制规范不同，坚信老子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的道理，成熟的宗教历来是以标志性建筑场所、专业组织、神圣拜祭与灵性信仰，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特殊精神文化。故姑不论国学大师任继愈关于儒教应列入中华宗教的命题是否成立，中国也无可怀疑地是一个有着自己“国教”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虽然我国的道教、儒教，以及中国化的佛教不可能成为主宰世俗社会精神生活与生活方式的“国教”，但我们也不应忽略道教、儒教的国教文化，在长期给予国民以心灵抚慰、艺术灵感、向善导引、慈善救济等方面的作用及贡献。

五、国俗文化。中华国俗文化与国节传承方式具有生活化、仪式化的强大生命力与感召力，可以最强烈、最集中、最鲜活地展现出地域的、民族的、时代的节庆特色。最近，国家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其文化传承作用，法定保护和广泛举办，使全民参与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以及元宵节、重阳节和其他民族节日等，成为展示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活力的大舞台、大课堂，起到了民族认同、民族凝聚、民族团结，增强文化自信，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其中奥秘，就是全民乐此不疲的国节文化，原是中华民族根据道德规范、易学原理、自然时令与农业耕作的规律等，为祭圣怀贤、规范人伦、凝聚人心、爱国爱家、活跃祥和气氛、繁荣经济而兴办的，具有代代相传、隆重热烈、庄严和乐、潜移默化的传统仪式、节日内容和国魂精神，所以历来就是国魂弘扬、国学复读、国艺献演、国技展示、国教传播的庆典，是中华国俗文化的普及和繁荣。最近颁布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规划纲要》所明确提出的大力推广中华春节文化的要求，就是对中华国俗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视。

六、国技文化。文以技传。中华文化不仅有国教文化，有小学、经学、文学、史学、儒学、道学、佛学、易学等传统人文科学，以及经邦济世学、兵学等社会科学，天文、地理、算学、医学、农学、水利、建筑等自然科学，还有为这些学科传承、造福民生服务的各类技术手段，即属于实用技巧的专业技术文化。其技艺大师的专门技艺传承，对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意产业繁荣具有非凡意义。故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术”或“技”，属于与“艺”相联系、相近似而又有别的技艺文化、技术文化，如某些杂技、口技、演技类的专业技巧，以及造纸术、造酒术、炮制术等等。它与“国之道、国之学、国之艺、国之教”一起并列为“国之技”、“国之术”等，是中国文化传承体系中，保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爱护工艺美术大师，传播中华文化成果的重要部分。

七、国学文化。广义的国学包括国立学校与教育制度文化，狭义的“国学”则是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是其理论的系统总结与方向引导，属于塔顶部分的学术文化范畴，是世界古代文明存世至今，最为博大精深、体系完备、凝聚了中华历史记忆与创造精神的智慧精华。“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总称，内涵极其丰富，举凡易、道、儒、佛、法、墨、名、杂、文、史、兵、农、医、天文、地理、堪舆、数术、武术、建筑、养生等家学说，无不囊括在内，故其界定历来多有不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若参照“人类文化金字塔结构论”，则可将人类轴心时代诞生的儒学、道学、佛学和更早的易学，归于中华文化核心层，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中医学、养生学、科技学、武术学、天文学等独立学科，归以“文以载道”的中华学术学，将一般学科之外的“艺以弘道”、“技以传道”的大众文化研究，归于中华文化学。

秉持这一“国学三合一说”，我们将可应对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冲击。在党中央提出的文化强国伟大战略指引下，增强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对民族创意资源的珍爱，无论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祖传丸散，还是如一些学者将其细分的考据学、义理学、经世学、词章学等，都可归入与西方斗争哲学不类的东方和谐哲学。这是因为，所谓“义理学”，其实是国学之“体”，属于思想理论文化。所谓“经世学”，其实是国学经邦济世之“用”，涵盖了政治文化、社会文化、经济文化、历史文化、地理文化、军事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中医文化、数学文化等领域。只不过古今称谓不同而已（如政治文化古称“纵横学”，经济文化古称“轻重学”、“平准学”、“生计学”），其他如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则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它们与记录阐释历史上伟大人物思想的经学所形成的“周易学”、“尚书学”、“三礼学”、“春秋学”，以及实际上是“文艺之学”的“词章学”，包含了文字学、目录学和考古学，蕴涵了珍贵史料，为经世学、义理学、词章学、经学服务的所谓“考据学”一起，作为中华学术文化的主流，收藏在中华典籍的经、史、子、集之中。直到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交流，佛教援易入佛，通过禅宗中国化后，才影响儒家发展出宋明理学，建构起儒释道易为核心的中华学术文化格局。

以国学为基础，以国魂为精神，以国法、国艺、国教、国俗、国技为修身、规范、教化和传播手段的中华文化传承体系，其研究和实施都应当以人为本，把确立中华人格理想作为过程与目标，突出国学经典及其着力弘扬的国德主导作用。一部《易经》，其实就是一部中华易德经典，是国人厚德载物、为人处世的教科书，运用易学线象思维方式的智慧结晶。因此，中华文化传承体系的研究，要根据这一思维方式去研究国学和中华文化，通过规范的中华学术达到“自我训练”、“人生选择”、“价值追求”和培养“学者人格”的目的。

总之，当前构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主体与环境早已发生了变化。中华传统文化也由以往被误认为维护腐朽制度的说教和“”极力扫除的精神垃圾，变成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资源，恢复了其中华民族生命之根的历史地位，显示出她以民族复兴推进世界和谐的普世价值。正如任何伟大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自己的文化之根一样，我们只有根据“繁荣国学，复兴中华，传播国粹，和谐世界”的宗旨，把国学从寻章摘句、拾人余唾的陈旧格局中解放出来，才能追随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得由人文始祖伏羲画卦开始，经数千年先贤大哲于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负阴抱阳、道法自然、参悟天机、格物致知、直达人心、融汇百科后，所形成的博大精深、和谐为魂、协和万邦、化生万物的中华易经文化系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发挥巨大深远的作用，培育出既精通中华国学精髓，又兼有琴棋书画修养、气质儒雅的国学大师，为民族振兴构建一个既有民族风采，又有时代精神、融汇中西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2

同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也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认识倾向。一些论者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关系时，搁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甚至在理论阐释中夹带文化复古主义、观点。他们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弘扬传统文化看作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题，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了，才会代之以传统文化的隆重出场，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必然会遇到马克思主义无法安放的问题；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化简单等同于儒学、儒教，认为重视传统就是“回归孔孟道统”“回到康有为”；他们将“传统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相混淆，不加甄别地宣扬传统文化中一些失去历史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具有明显消极因素的陈词滥调。凡此种种，表面上看是对传统文化的尊崇，实际上是回到了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的窠臼中去。这不但无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会使人们在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上陷入理论混乱。

党的十以来，围绕传统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原则遵循。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

谈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一个基本理论前提，是必须厘清“传统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的各自内涵。

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他还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论述中，既讲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又强调挖掘其优秀、汲取其精华。言其独特，是指中华文化自成系统，道出了其不同于异质文化的客观事实；言其优秀，则指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精华和值得肯定部分，是我们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固有根本。这些论断阐明了“传统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内涵，内蕴着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

中华文化在五千年历史的长河中不绝如缕，薪火相传，文化传统从未中断。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华文化的传统并非千年如斯，而是一直处在一个生生不息、日新不已、变易不断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年累代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物质遗存和精神遗存，诸如语言文字、风俗礼仪、思维方式、伦理宗教、审美旨趣、文学艺术、器物制度等，都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

可见，传统文化是一个极为宽泛的概念。其内容中既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既有时代性、阶级性的一面，也有超越时代的、具有文明共性的一面。我们所说的继承和弘扬，自然是传统文化中独特且优秀的部分，是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而不是丧失合理性、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糟粕。继承和弘扬的对象只能是“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这是论及对待传统文化态度问题时一个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

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和鲜明旗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中国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重大实践课题。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感到迷茫，认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标识”“固有根本”的论断，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两者地位的此消彼长。有些人在这一问题上搁置立场，专注于阐释两种文化间的相互关系，而在事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态度上闪烁其词。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必须将其放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跌宕历史中去考察。鸦片战争以后，睁开眼睛的中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西方世界，也接触到了不一样的西方文化。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的文化渐次涌入，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变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影响不断衰落。一时间，欧风美雨来袭，西学风头日劲。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论、社会有机体论等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理论时尚。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以西学为思想武器，为自强保种、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但是，民族危机并没有根本缓解，中华民族的命运并没有彻底改变。历史证明，固守“中学”无法完成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使命，照搬“西学”同样也不能担当此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最终为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所选择，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不是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独特的文化传统、特殊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华沃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基因。因此，非但不存在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恰恰相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文化之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文化土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中华文化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发展。

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

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讨论，自近代以来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与之相伴，面目各异的、文化虚无主义、文化复古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以及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儒学复兴论等观点，从来就没有销声匿迹过。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而是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关键是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有根本的关系。处理两者的关系，不能在“指导思想”和“固有根本”的概念上兜圈子、搞诠释、排位次，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抽象地等同于本末关系、体用关系，并据此来判定两者的高下优劣。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固有根本，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那种认为弘扬传统文化是复兴儒教、以中华传统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揣测，既不懂中国历史，也无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贻害匪浅。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3

“跨越性批判”是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比较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而得出的关于马克思方法论的新认识。跨越性批判在延续学界关于马克思思想的批判特质认识基础上，强调这种辩证批判的动态性和立场的传统性。从跨越性批判方法论视角来看，在党的十以来确立的以“文化自信”为根本出发点、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主要方法的传统文化观，不仅传承了“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中的辩证法精神，同时通过对批判立场的转换回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的实践困境，开创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和新进展。

［关键词］

传统文化观;马克思方法论;跨越性批判;批判继承;文化自信

当代日本学者柄谷行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批判方法的比较发现，马克思自称为辩证法的学术批判方法，其实质是在不同话语体系之间转换的动态性“跨越性批判”。从跨越性批判这一方法论视角审视传统文化观，我们可以发现的传统文化观既是对“批判继承”原则之合理性内核的理论传承;同时，又通过对“中国梦”的历史衔接和文化自信的根本地位确认，实现了批判继承的立场转换，从而回答了时代“破四旧”有批判而无继承之实践困境的学理原因，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

一、从破到立: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百年巨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列强的侵扰。为摆脱中国近代落后屈辱的现状，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从而使中华民族重新昂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国人遍寻救国救民之良方。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经历了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包袱到时期的“四旧”，最后回归中华民族的根与魂这一文化自信的百年嬗变。一百年前的今天，正值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阶段。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有着西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用源自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武器，拉开了旨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迅速推开，并起到摧古拉朽的思想启蒙作用，其背后既有清末后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中体西用”实践失败的现实刺激，更有经严复结合中国现实需求而转述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潮的学理支撑。在进化论的思维范式下，空间意义上并存的中西文化被解读为时间维度上的古今序列。而近代中国的没落也由此被用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过时性。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被看做是近代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沉重历史包袱，甚至是保守腐朽的历史阻挡力量。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孔孟儒学则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基于此，留日归来的吴虞一提出“打倒孔家店”，便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盛行的口号和标志。另一方面，由于儒学主张孝为仁之本、百善孝为先，新文化运动自然也将批判孝道、鼓励新青年勇敢走出“吃人”家庭作为改造旧社会、重塑国民性的重中之重。甚至为了对抗文化传承的历史惯性，胡适等人还曾提出废除汉语等全盘西化计划。实际上，为了深入批判“三纲”、旧礼教，鲁迅、吴虞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礼教吃人”说。但此说并非新文化运动首创，早在乾隆年间，早期启蒙思想家、汉学家戴震即有理学“以理杀人”之说。［1］然而，李贽、戴震等人对儒学的批判是从儒学真伪或从儒学道统与政统的区分层面来进行的内部批判。这种批判虽然不乏思想启蒙意义，但其宗旨还在于维护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道统。一旦把对儒学的批判纳入进化论框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只剩下存废与否的零和选择。现代新儒家梁漱溟正是看到这一批判的深层逻辑，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力图通过将中、西、印三种文化视作空间并存、各有优劣的文化来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承续的合理性。然而，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面前，传统文化的艰难呵护不仅显得不合时宜，甚至被看做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无谓挣扎。这大概也是梁漱溟何以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新儒家的原因吧，毕竟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在“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纠结中自沉湖底。正如严复译作《天演论》是基于爱国主义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新文化运动的诸多先锋也面临着成长于斯又激烈批判之的情感冲突与逻辑困境。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让企盼中国走向新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民族生存与文化自尊有机融合的可能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文化阶段论同时为文化革故鼎新的必然性和传统文化历史价值的实存性提供了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辩证法方法论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认肯，也为批判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精华提供了可能性。也正是由此出发，提出辩证看待、批判继承的传统文化观。然而，建国后在强调阶级斗争的特殊年代，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在实践中沦为有批判无继承的全面“破四旧”运动。文化的时代性成了直接判定文化落后程度的直观标识，甚至文化本身也成了亟需革命的对象。不难想象，孔孟儒学、乃至孔府、孔庙本身在时期会有什么命运。改革开放后，面对长达八十余年的反传统运动所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学界和社会开始重新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一时间，诠释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蔚为壮观，并与新一轮的译介西学思潮颉颃并存。然而，真正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具体提出传统文化现代化方法的还是党的十以来关于建立“文化自信”，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传统文化观。由此，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由破到立的百年巨变。

二、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困境的方法论分析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进行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2］此后，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辩证看待并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都是对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态度，并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成为指导包括当下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何以在同样坚持“批判继承”原则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会走向“厚今薄古”、“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极端境地，以至于在实践中沦为形而上学的有批判无继承、只否定不肯定。最终一场波及全国的“破四旧”运动给中国传统文化瑰宝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让在曲阜座谈会上无法忘却对传统文化的戕害。今天，我们要汲取历史教训，以便更好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中华民族根与魂的传统文化，就不能简单将“批判继承”这一理论的辩证法实质与实践的形而上学矛盾归因为当时的“左”的思潮等外在因素，而应该从方法论层面分析传统文化观困境的内在学理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为我们继续坚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并推动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具体而言，“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原因和内容:首先，从继承历史文化的必要性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需要和民族自信心的培养都需要了解和利用自身历史文化。正如恩格斯警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3］124从革命的实践中认识到，那些只知照搬马克思主义而不懂中国历史现实的教条主义者和民族虚无主义者，很容易“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4］602因此，“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4］635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上不断试错之后被选择的。因此，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宗、历史，“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只有从自身历史文化出发，使马克思主义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真正提升民族自信心。其次，从继承传统文化的原则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决定了对待传统文化既要辩证看待，又要批判继承。一方面，特定阶段的意识形态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基础相适应的。说，古代文化遗产是古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因此，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我们应该尊重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这种尊重并非颂古非今，而是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因此，需要按照“人民性”这个标准来甄别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精华并作出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按照新的时代需要进行改造以达到推陈出新，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辩证法精神。那么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本为辩证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实践中滑向形而上学式的单向批判?正如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所说，哲学不是静止的东西，而是在两个不可调和的领域之间捕捉到的，哲学通过永恒的奋力追求在张力中画出自己的人生。［5］在西方文化语境中，辩证法渊源有自。它不是从固有的立场对对象一分为二的解读，相反更像是一个“无知者”从对立双方的互相批判中获得自身的立场和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曾举例说明:1845年“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63因此，当我们从中国式“一分为二”去解读马克思的辩证法时，固然也反映了辩证法强调既否定又肯定这一特质，却忽略了西方语境中辩证法的动态立场。一旦我们以掌握了的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和批判标准，运用唯物史观中的阶级分析方法，从逻辑上自然会得出如下结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6］既然我们对规律有了正确的认知，传统文化就只剩下充当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素材佐证价值，而且往往是作为反面典型来使用的。令人唏嘘的是北京故宫和主张“抽象继承”传统文化的冯友兰就是作为反面教材才被“保护”下来的。实际上，抛开批判继承的立场固定缺陷，单从情感心理学和文化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批判地继承”将批判作为逻辑在先，也无形中使继承蒙上了心理阴影。中国传统文化“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模式之所以长盛不衰，就在于它通过“旧瓶装新酒”实现了文化的自然过渡或嫁接，不至于产生“橘生北国则为枳”的尴尬。当然，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在特殊时期的偏差并不意味着原则本身不再有效，它只是说明该原则尚存在走向流弊的学理漏洞。因此，还需要后来者进一步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解来补充完善，而这本身也正是“批判继承”的题中应有之意。

三、文化自信:传统文化观的理论传承与创新

文明的失序，总是从最细微处开始。而文明的重建又何尝不是如此?［7］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传统运动，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甚至断裂，不仅造成乡愁和精神家园无处依顿，而且使道德虚无主义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利益驱使下甚嚣尘上。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道德建设，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道德建设方案和具体规范，然而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指标进一步下降，甚至低于60分的“及格线”的调查结论却让人们不得不面对道德建设的实施力度和社会道德水平现状呈现极大反差的尴尬现实。古人云:礼失而求诸野。要重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能过分依赖理论的推演和舆论的宣传。正如恩格斯在总结西方思想启蒙进程中传统与新兴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3］118只有将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风尚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深契人心并发挥实质性的规范作用。基于此，在党的十后专程到山东曲阜参观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具有标志意义的孔府，开宗明义地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8］更在其后的论述中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坚持文化自信是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本前提，并具体指出继承传统的方法路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不仅自觉传承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同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了传统文化观的理论创新。今天，我们要自觉承担交代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任务，就必须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再认识，才能真正深入的理解传统文化观的科学内涵和时代创新，从而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长期以来，学界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以黑格尔为参照来完成的。这种以黑解马的解读模式不仅为区别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强化了经济决定论倾向，同时，将黑格尔与马克思对立，容易让人们误认为马克思是从固有的唯物史观立场对黑格尔思想进行既否定又肯定的辩证批判，却忘了马克思用以批判的立场本身也是批判的产物。沿着这一逻辑，当我们顺利到达马克思主义之岸后，过河拆桥，黑格尔思想乃至其他学理资源自然没有任何继承的必要，甚至连批判也显得浪费时间。对此，恩格斯曾专门提醒，“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3］126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历史斗争的进程中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规律则需要从批判对象或具体的实践中去寻找，“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3］122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正是基于以上考量，通过对康德和马克思学术研究方法的比较发现，类似于康德在理性主义和经验论之间不断位移中形成康德的理性批判体系，马克思的批判性思想和论述同样产生于不断移动于不同话语体系所产生的强烈的视差，柄谷行人把这种批判命名为“跨越性批判”。［9］柄谷行人对马克思方法论的跨越性批判解读，强调了马克思的思想批判既不是基于某种安定的第三种立场对其他各种思想的分别批判，也不是对对立双方观点各取所需式简单综合;而是在后思想的接受中对前思想形成批判，同时用批判过了的前思想对后接受思想进行再批判。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质就在于马克思不仅是学成的，而且是学无止境的。从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建设自然不可能是历史虚无的全新建构，也不是无批判的历史复古。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按照时代精神进行批判，这里的批判不是为了彰显新文化的先进性，而是在批判中完成新文化，也即所讲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核心则在于“没有传承就没有创新”。这种传承在先的传统文化观就从根本上承认了传统文化的不可或缺性，从学理上了新文化运动和期间之所以反传统的逻辑前提。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统。马克思也曾在比较近代中印两国面临西方殖民入侵时的不同表现和命运时感叹，印度无为顺从的民族文化注定了它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中华民族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则确保了中国人民必定会发起维护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让任何觊觎中国的列强无法像吞并印度一样把中国作为顺从的战利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曾强调传承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建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出于“革命性质决定了革命任务”这一判断，忽略了社会主义新文化赖以扎根生长的民族文化土壤。根据马克思的跨越性批判方法论，马克思如果在通过批判黑格尔确立唯物史观之后，应该会反过来从黑格尔的立场对唯物史观进行补充完善。而这一点也一直是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耿耿于怀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作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127这里所说的“历史因素”自然也包括由传统文化所构成的民族精神。基于此，特别强调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他不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的精神标识，更把文化自信作为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本前提。

四、结语

正如所讲，“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10］无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几经变迁，每个中华儿女渴望国富民强的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深沉的核心理念。如果说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正确制定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原则，从而使传统文化能够有幸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话，新一届领导人则在坚持和发扬批判继承原则的基础上，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和根基，从而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主从关系，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

作者：刘玲玲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锡勤．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礼教的历史根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5．

［2］陈金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批判地继承［J］．思想研究，2014(7)．

［3］徐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5．

［5］［美］拉格兰，萨特海特．哲学是什么［M］．韩东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邓绍基．关于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讨论和思想认识［M］//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

［7］侯军．礼失而求诸野［N］．光明日报，2014－11－21(13)．

［8］李攻．曲阜论文化:山东考察谈孔子［N］．第一财经日报，2013－12－05．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海外华文教育；文化传承；综述

中图分类号：G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297-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海外华人族群的日益壮大，使得海外华文教育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不断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不仅教授广大华人华侨及其子孙汉语，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所在地域问题，海外华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在国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的限制，尤其是海外华文教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更是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一些国家由于担心本国文化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并不十分赞同海外华文教育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所以，海外华文教育要不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其次，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逐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海外华文教育重应该传承怎样的中华传统文化，怎样取其精华，并如何与当地本土文化更好地融合，对此，学者们也展开了相关的讨论。此外，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影响下，如何进行有效地文化传承，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华文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现如今学者们考虑的问题。笔者就以上问题，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将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汇总，以供参考。

二、关于是否需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

由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地域性特点，受当地教育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影响，海外华文学校的教学一般都经历了受排挤到相衔接的过程，考虑到与当地文化融合度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同化当地文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华文教育只需进行语言文字教学，不宜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大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薛纪达指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和海外华文教育相辅相成，通过海外华文教育传播到全世界，同时又给予华文教育支援和扶植。黄薇认为华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相比，更具有其独特的教学任务，我们不能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陈晓桦认为，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清点自己的文化，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动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使之成为新形势下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谐共处。吴端阳、吴绮云认为中华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海外华族文化包容吸收了本地文化，但与中华文化同源，中华文化还有很强的世界性，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华文学校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键。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支持海外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都认识到了作为华文教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三、关于如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

既然我们应当在海外华文教育中弘扬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有效地传播，其策略问题必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翦伯象、白少玉谈到了华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播的策略问题，他们认为可以用如下方法：1.在汉语阅读教学中传播中华文化；2.在华文写作教学中传播中华文化；3.通过与华人社团交流传播中华文化李其荣谈论了华侨华胞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又是“传播者”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华文传媒和华人社团这“三宝”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黄薇认为以下几点在华文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中要予以重视：第一、横纵结合，对比教学；第二、寓教于乐的原则；第三、温故而知新，避免“炒冷饭”现象；第四、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宣扬带有政治色彩的超文化内容。陈晓桦对海外华文教育文化传承的方式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信息时代，远程的网络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此外，在社会环境中认知、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进行文化传承的另一个有效途径。耿虎认为文化传播借助文化传播载体而展开，在众多的文化传播载体中，基于人的活动所形成的载体又至关重要。就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而言，依托不同层次的华族移民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传播载体主要有个体活动、家庭生活、华族社团、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等五个方面。

综上所述，对于如何有效地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者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总体而言都认为应该依靠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及华文传媒这三大支柱来展开文化传承。

四、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果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海外华文教育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反过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对海外华文教育、海外华人族群，甚至是本土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苏泽清认为华文教育应当确保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保证华文教育的健康发展，首先，中华文化是华文教育的深层次内容，其次，中华文化在华文教育中具有永久的魅力，再次，中华文化是华文教育培养优秀人才的基石。李其荣对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做出了如下阐述：1.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加深了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2.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有利于增强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民族伟大复兴；3.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展示了侨胞良好形象，

有利于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从而进一步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薛秀军、何青霞认为，在全球化、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共同影响下，中华文化面临着多重挑战，而借助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华文教育热潮，在重新审视华文教育的内涵、发掘华文教育现实展开的多种路径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现实生命与活力，无疑已成为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力的可供选择的最现实的路径。

综上所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海外华文教育的重心，可以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且对中外文化交流有重要作用，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做出贡献的重要表现。

五、结语

近年来，海外华文教育随着“汉语热”、“华语热”的不断升温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与传播，它为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族群中留根，增强了华人族群的民族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华文化的传承相辅相成，海外华文教育以中华文化基石，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平台，中华文化又给予海外华文教育以扶植，我们应当重视海外华文教育过程中的文化传播，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陈晓桦.试论全球化条件下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承[J].教育探索，2007（1）.

[2]翦伯象，白少玉.论海外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播[J].五邑大学学报，2010（12）.

[3]李其荣.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新探[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3（35）.

[4]黄薇.再议华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不容忽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18）.

[5]耿虎.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体系[J].文艺报，2004（2）.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传统文化 家庭教育 影响

幼儿家庭教育的文化传承内涵集中于对孩子给予传统文化行为系统的教育。从广义上讲，幼儿家庭的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在于树立孩子正确的传统文化理念；从狭义上讲，则是家长对幼儿的教育、教导。基于社会学理论可知，幼儿家庭教育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教育是家庭功能中的关键环节。而从教育学观点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幼儿家庭教育是群体教育的基础前提，在此阶段的传统文化渗透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幼儿家庭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渗透现状

现代环境中的幼儿家庭教育的形态为日常行为教化，在我国家庭教育中的体现为“自律、责任、社交、服从”观念的传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历史是幼儿家庭教育中的丰富教育资源，其囊括民族精神、道德传统、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内涵。

（一）传统文化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特点

第一，目标集中于提升幼儿伦理道德基础认知，以此为基础对孩子的人格培育实施强化。相比于青少年时期而言，幼儿阶段的孩子在认知能力、价值取向理解等方面并未成型，这一阶段的传统文化传承教育主要以影响教育为主，借由父母及大人的言传身教在潜移默化中对幼儿的行为系统产生影响。观察周围不乏多数父母会在幼儿进入记事时期开始进行品德教育，父母会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传授“孝道”“礼让”“分享”“勤俭”“节约”等理念。而这些内容的目的都在于帮助幼儿时期的孩子在伦理道德方面打下正确、坚实基础。

第二，父母在幼儿家庭教育中更注重孩子的行为养成，表现为基于传统文化影响的礼仪规范教育。父母的教育行为重点集中于将正确意识扎根于幼儿时期孩子的思想、行为中，力求从外部施力帮助孩子形成自我约束能力，进而促成孩子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自律。《三字经》《弟子规》《治家格言》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丰富的教辅材料，成为父母常用的教育工具。

第三，以家规家训灌输、家风传承熏染、亲情敦促德化等方式作为幼儿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主要策略。鉴于对处于幼儿时期的孩子的特征及学习规律的考虑，国内多数家庭在进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行为教化时，倾向于反复强调、行为影响等方式。抓住孩子行为意识与理念意识养成的初期黄金时间，通过反复强调、灌输教授、行为指导等方式，帮助孩子确立正确的传统文化观念。从教育效果看，家长在通过亲情关系对孩子进行道德影响时的效果最好。

（二）幼儿家庭教育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

传统文化对幼儿家庭教育产生的影响具有双面性，父母长辈正确的行为指导会帮助孩子树立正确三观，而不当的行为也会被孩子吸取，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这一现象的出现需要反观幼儿家庭教育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一些弊端：

首先，与国外幼儿家庭教育环境相比，我国的传统文化幼儿家庭教育将更多的目光放置于孩子认知的养成与约束，而忽略了实践教育环节。与其余阶段的教育行为雷同，幼儿时期的教育更需要通过实践环节予以巩固，原因在于幼儿阶段孩子的天性不定，而实践行为有助于孩子记忆的形成，从而起到促进传统文化教化效果的作用。受到国内传统历史的影响，“知识优先论”在国内大部分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有的父母将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成绩指标定位于孩子获取知识的多少。而对孩子智力因素的过分看重会削弱幼儿时期孩子非智力因素的训练，“高分低能”孩子的出现边源于此。

其次，“家庭成员地位论”对幼儿家庭的传统文化教育不利。多数家庭的父母将“家长说一不二”的独尊理念作为传统文化教育中的一部分，培养孩子服从、孝忠思想，这种对传统道德礼教的过分灌输和遵守，对孩子的自由发展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约束和束缚。换言之，强制性的幼儿家庭传统文化教育方式，阻碍了孩子潜能的激发与创新能力的形成。

二、现代幼儿家庭教育在传统文化传承方面的可用途径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前国内传统文化传承背景下的幼儿家庭教育仍然存在可提升、改善空间，针对幼儿家庭在中华民族传统教育的可用改善对策，现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吸收国外家庭教育有点，融合已有幼儿家庭教育系统，促进幼儿时期孩子个性化与传统的兼容。现代社会的父母由于工作忙、应酬多等客观因素，多数将孩子的幼儿时期抚养工作托付给双方父母。造成幼儿时期传统文化教育受到历史环境影响较大。这一现象也成为幼儿家庭教育中传统文化传承教化得到实质性转型的瓶颈。作为改善策略，父母可尝试引进西方国家个性化教育观念，冲淡保守观点在传统文化教化中的影响作用，对家庭教育观予以更新，结合时代特色考虑孩子的实际发展需求。

其次，丰富幼儿家庭传统文化教育内容，扩大实践教育教化行为的比重，在重视孩子道德素质养成的同时，关注孩子动手、动脑、交际、协调、适应等实践能力的训练，以实际经历帮助孩子完善人格。通过实践能力的提升，将理论与发展能力予以有机结合，拓展幼儿家庭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做到“知行并重”。在实践过程中，父母应注意孩子创新潜能的激发与培养，通过体验过程、感悟过程、动手过程的经验积累，为提升孩子多方面素质提供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幼儿阶段的创新思维养成对孩子今后的成长与能力的发展有关键意义，基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实践能力的训练，有助于帮助处于幼儿时期的孩子深入领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

再次，巧用契机渲染幼儿家庭教育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氛围。父母在传授给孩子中国传统礼仪礼节、道德文化的基础上，要周期性地反复教化。当然，这里提到的教化绝不仅仅是单向灌输式口述，而需要父母及长辈在日常处事待人的生活中率先垂范，做到以身作则。在中国传统节日时期在家里举办庆祝活动，以借用节日氛围切实令孩子感受到传统文化内涵。另外，在家庭环境中以父母长辈成员为主，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为核心，建立正确的家庭文化模式，为幼儿成长提供一个感受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场所。比如，父母可以给孩子安排布置简单的劳作任务，培养孩子勤劳节俭的生活行为习惯，自小锻炼孩子自主独立的能力。

三、结语

基于本文内容不难看出，在传统文化教化行为系统中，幼儿家庭教育理念仍需进一步革新。出于对现代社会特征的考虑，我认为此领域的未来发展，需要将眼光集中于幼儿家庭教育形式的多样化、教育内容的丰富化、教育特点的鲜明化三方面。不仅要汲取西方国家幼儿家庭教育的鲜活资源，还应在传统理念的基础上添加时代标签。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时代特征予以恰当结合，避免单一形式的教化手段对孩子个性化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 党建工作 价值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十八人以来，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出一条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党建道路。曾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于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结合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对于党建工作而言，传统文化是根。各级党组织要积极、自觉地把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认真体会的讲话内容与会议精神，搞清“四个讲清楚”的内在本质。历史的发展是延续性的，因此要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党建工作而言，传统文化是根，需要先把根扎牢，才能保障党和国家良好的发展，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民族特色、文化传承与经济水平，这些条件决定了一个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体系的不同。想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需要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使命出发，努力寻求文化的支撑，保障共产主义事业长久发展。综观全世界，各国执政党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的选择也能证明，文化与国家治理的结合是一条可行的道路。需要注意的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时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传统文化智慧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

推动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有机结合，让实现“中国梦”的步伐更加坚定。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加强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有机结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当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仍然对我国意识形态构成一定的挑战，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涌现。加之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步淡化，使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的结合面临诸多困难。因此，需要正确引导民众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党建工作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有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人们对传统文化价值信仰的有效对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环节。因此，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提高全社会的凝聚力，并把这方面内容加入到教育以及党建工作中。传统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础，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否则，社会主义价值观就会变成一潭死水，而传统文化也就成了无根之草，没有了活力与张力，二者均难以持久发展。任何情况下，践行核心价值观都离不开实践，各级党组织要自觉行动起来，形成自觉的信念、自觉的行为，积极发挥带头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能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可，而且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同志曾说：“决不能公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我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共通之处，在某些方面可以对接、互动与共生，这更有利于提高国民的认同感，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华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有利于丰富党的执政理论

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的结合有助于扩大党建工作的布局空间，增加了党建工作的内容，开阔了党建理论的视野，为党建工作科学化打开了新人门。找出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建设更为完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传统文化的应用与融合也表明了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此外，二者的融合也有利于防止西方复古主义、唯心主义等思想对国民意识的错误引导或扭曲，防止中华传统文化的丢失与异化，实现中华传统文化更好的传承。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的共同推进彰显了我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也更揭示出党建工作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让党建工作有迹可循，扩大了研究空间，丰富了执政理论。

中华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有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如果对于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的认同不一致，必将导致许多问题的产生。我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党内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时刻警惕思想意识的流变和外来文化的破坏，始终致力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用来武装全党思想。加强中华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要增强党员干部的自觉性，正确地使用传统文化资源，逐渐加深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此外，在党建工作中，要从更高的角度、更深的层次去挖掘传统文化的内涵，将其贯穿于党建工作的具体实践中，最终创造出具有现代气息、能够为我党所用的先进文化，@不仅是党建工作的现实需要，更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真实需求。

中华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相结合有利于夯实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的结合是共产党必然要走的、可行的一条道路，但是在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无法避免地会遇到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部分。列宁曾说：“旧社会死亡后的尸体不能被埋进坟墓，因为它会腐烂、发臭并毒害我们。”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加以甄别，分清优劣、好坏，对社会的发展有利还是有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许多文化中的“糟柏”还在影响当今社会。例如官场中的“m本位”思想、走后门、拉关系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文化中腐朽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所以，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的关系时，要从实际出发，结合党建工作的发展需要，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及时发现并严加惩处违纪国法的行为，增强全体党员的文化自觉，使党建工作引领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推进党建工作，为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而不断奋斗。

传统文化是党建工作的基础，是保持中国文化先进性的源头，要顺应时代要求，把握执政规律，有选择地继承传统文化。共产党要结合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快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助推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单位：集宁师范学院）

[注：本文系让晒抛灾吻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关于推进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进’工作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NJZC28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邢福生：《多元文化格局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人民论坛》，2016年第30期。

②李佑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管窥》，《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 大学文化传承 内容 途径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8-0008-03

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这就要求大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承担起其文化责任，切实传承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肩负起高等教育新的历史使命。

一、大学文化传承的内容

（一）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民族不仅远在炎黄时期即已奠定了大公无私、仁爱、智慧、勤劳、顺应自然发展生产、爱民利民等特征和务实际、尚协和、重道德、主心性、亲家族、宽宗教等人文主义特点，还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不仅是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更是大学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

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中华传统文化已渗入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体现在民风民俗、饮食建筑、生产生活等方面，还包含于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中，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长远利益为重，维护国家统一的价值取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生准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信条等，无不体现了以“易”为世界观，以“和”为价值观，以“中庸”为方法论，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观的中华文化核心观念。深入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塑造理想人格、培养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建设祖国的热情，更有助于推动大学文化的传承。

（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其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涵盖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包含了党在精神和价值方面的探索成果。当时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中国正在快速崛起，只有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增强当然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发展出能为全民所认同和接受的价值体系，来凝聚民心、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党的十报告则首次概括了这一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12个词，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把其丰富内涵进行细化，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重要论述是我们党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践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最新认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点睛之笔。

1. 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价值观是人们心中的深层信念系统，核心价值观能否与时俱进，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对“富强”的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既有当代的价值，更有传统的价值。“民主”、“文明”，同样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目标。“和谐”则综合了传统文化中“和”的因素，又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这些特点在其他两组词汇中也有所体现，显示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 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从提出到完善，成为“五位一体”格局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社会转型期的各类矛盾与问题也纷至沓来。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来自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平等、公正是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普遍自由的一种维护；法治是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障。这四者有机结合，密不可分，对当前我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交织，矛盾问题突出，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不断加大的社会现状更有其指导意义。

3. 公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的主体，既包括政党和国家，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但最主要的主体应是个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社会的日益进步，而同时也出现了某些人信仰迷失，理想信念动摇，价值取向扭曲，道德失范，诚信缺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生活在这个转型期社会的人们，难免会迷失方向，然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8个字如同明灯般照亮每个人，这是社会主义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是一个公民立行于世的基本素质。

（三）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是以大学为载体，通过历届师生的传承和创造，为大学所积累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是一所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大学文化是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崇尚学术自由与创新、大度包容并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文化，它是大学核心价值观的体现。大学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氛围滋润着大学生的心灵，对启迪心智、陶冶情操、塑造人格、价值观的正确形成发挥重要作用。

大学文化在长期发展中已积淀形成带有自己烙印和时代特色的大学精神，这在校训中最能得以体现。如清华大学百年来秉持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形成了“行胜于言”的校风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是清华大学领中国高校之的秘籍，更是激励清华人为使学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精神动力源泉。又如武汉大学的校训为“自强”“弘毅”“求是”“拓新”，这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高度结合，体现了武大人将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以坚毅刚强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实现国家繁荣昌盛的伟大目标而奋斗。

良好的大学文化不仅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其蕴含的丰富文化底蕴与文化精华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引导与推动作用。大学应在发展中注重大学文化的积淀，并将这一优良文化传统传承下去，成为其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二、推进大学文化传承的途径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

大学作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者的主阵地，应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方向，并始终站在社会发展与历史前进的思想制高点上，结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教育全过程，以确立大学文化传承的价值走向，优化大学文化传承机制，并以之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其追求真、善、美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方面，大学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相关理论编写成教材，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等，并将社会先进文化的教育纳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计划中，以夯实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了解的理论基础，从而深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育与传承。

另一方面，大学应通过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或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在实践中加深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理解，并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方向，从而推进大学文化传承。如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举办的红歌合唱大赛、建国九十周年演讲比赛等，组织的麻城“红色寻访”之旅、参观中共五大会址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对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与实践能力，进一步推进文化传承起到了良好效果。

（二）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大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更应全面认识传统文化，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它新的活力，从而实现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和谐对接，为文化传承提供可行的途径。

大学应努力探讨新的学习体系与教学方案，可通过设立如《中国文化》《中国陶瓷艺术》《唐诗宋词鉴赏》《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等通识选修对大学生进行文化教育，也可通过开展学术文化节、读书文化节、戏曲文化节等文化活动，让大学生在多姿多彩的活动中熏陶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清华大学通过构建由课程、讲座和课外实践活动等组成的文化素质教育体系，开设8个课组数百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聘请国内外名家每周举办“新人文系列讲座”等措施推进文化传承的进程，进而推动学生提高文化品位、促进文化养成。又如武汉大学设立的国学班，开设的《中国昆曲经典赏析》《少林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乡土建筑赏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等选修课，举办的金秋文化艺术节等，都是推进文化传承的有益尝试，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有喜闻乐见的传播活动，从而让文化传承不再是纸上谈兵。

（三）加快发展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智慧结晶，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优秀的大学文化能为师生提供一种宽松自由活跃的学术氛围，激励师生通过学术研究不断地去探索和引领文化传承，并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再契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又进一步拓展了大学文化的内涵。

发展大学文化不仅能提升大学文化品位和提高自身文化创造力，还与文化传承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学校应高度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可通过加强学风建设、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等，促进大学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如北京大学坚持“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特征和彰显北大精神的蓬勃多元的大学文化，从开办被誉为浓缩精华的“知识快餐”的讲座到举办异彩纷呈的各种文体活动，不仅营造了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校园氛围，更积淀为深厚的人文底蕴。又如武汉大学举办的社团文化节、临床技能大赛、樱花诗赛等，这些颇具武大文化特色的活动不仅形成了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进一步活跃了校园文化，并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推动了文化的传承。

（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文化的国家属性和民族属性日益模糊、淡化，如何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加自己的话语权已成为大学文化传承的重要挑战之一。因此，大学应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刻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主动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以增进对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了解，充分吸收借鉴，同时展示并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亲和力，增强国际话语权。

大学可通过扩大文化交流范围、丰富文化交流形式、拓展文化交流内容、构建文化交流机制等促进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推动文化传承的进程。武汉大学举办的学生社团国际交流营，通过学生社团国际邀请赛、中国传统文化研习营、国际大学生社团发展论坛和中国传统文化与自然风光实地考察、在德国举行海外学术周等活动，为参加的各国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现风采、相互交流、加强合作的平台和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机会，这也为大学文化传承提供了新的有效途径。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越来越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学应与时俱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发展大学文化，加强对外交流，切实推进文化传承的进程，以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完成时代赋予大学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4-24（1）.

[2] 何涛.大学的重要使命：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文化[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7）.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传统文化；大学教育；传承

大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最高层次，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承担着特殊的使命。在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民族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大学生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客观要求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大学生既要掌握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又要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更要具备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文化修养，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素养。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传统文化的教育被忽视和弱化的倾向依然。那么，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切实融入大学教育实践之中，以优秀的文化精神濡染和塑造青年学子的心灵与人格，则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一）高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必然性

1.现实的缺憾，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高等学校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方面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传统文化在大学生中的遗失和传统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缺失。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被边缘化。高校功利主义教育培养模式致使大学生漠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高校自身对传统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还较为模糊，缺乏对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整合，缺乏系统化、制度化的教育机制。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教育附属化。从“文化素质教育”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专业课程之下，正在沦落成学生获得学分的工具；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视角审视，传统文化教育附属于政治理论课教育之中，成为纯粹服务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资源。放眼世界，越是发达的国家，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越是重视。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鲜明，是大学重要的文化资源。作为文化大国，具有丰厚的文化蕴藏，其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值得在大学教育中加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先秦典籍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唐诗宋词流动着民族语言的优美韵律，《易经》体现出我们祖先的崇高智慧，《增广贤文》凝聚着传统社会的人生体验……精深的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的学术源泉，丰富多彩的历史蕴藏是用之不竭的学术宝藏。当然，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它既有一些精彩的要素和闪光的方面，又有不少落后成分和消极因素。我们在大学教育中，对传统文化需要扬弃，弘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何提升高等院校学生的传统文化素质，形成“文化自觉”是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就现状而言，当前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基本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存在偏差，大学生的传统美德观念淡薄。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弱化和缺失，才使大学生容易接受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腐朽思想，对大学生人格的形成起到了负面影响，部分大学生功利思想严重，缺乏积极、健康的生活目标。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鉴于目前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现状，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之中，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积极主动地将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的知识框架、价值体系和道德信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意义。2.时代呼唤，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对国民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党的十七大更是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提出“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的任务。以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系统地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认为，只有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很好地认识和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和道路自信。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他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就提出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凝聚和打造强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们进行道德教育的“好教材”，人们通过学习把握“中华传统美德”，有助于“正确处理义与利、己与他、权与民、物质享受与精神享受等重要关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意在于继承和保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于将传统文化放在当今时展的大背景中进行重新的整合与优化，培养大学生的文化更新和创造能力，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因此，传承创新文化是社会赋予大学的光荣使命，更是当代大学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过程中，大学应发挥积极作用。在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流程中，大学阶段至关重要。中小学阶段主要侧重于经典诵读和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体验。大学阶段是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学习阶段，侧重于对经典的解读、研读。一个人的大学阶段是其人生观、价值观理性化探索的重要时期，这时如果没有对经、史、子、集的深度阅读，缺乏与古圣先贤的深层对话，就很难培养起坚定、深厚的传统文化信仰，很难形成自觉的做人价值观。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知识分子队伍的主体、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当前社会上绝大多数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经典要义还相当陌生的情况下，高校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显得刻不容缓。3.历史渊源，现代大学教育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文化传承是大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大学应有义不容辞、任重道远的责任意识。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大学教育的关系，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教育模式的选择。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必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教育要对传统文化有所继承，有所延续，有所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是德性文化，以和为贵为传统，和谐是中国古代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修身精神、和谐精神、刚健有为精神、人格道德精神等等，都是我们需要重点抓好的教育。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既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道德教育和全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应当贯穿于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和品格塑造的始终，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培养爱国主义情怀，提高文化素质和人文素质。

（二）传统文化与大学教育的内涵

1.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传统是一种力量，其通过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是文化、思想等的继承性、延续性的表现。文化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概念，在此所指的仅仅属于精神领域方面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传承的，是依托于历史，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集中体现。广义上的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传统文化，专指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指的是具有稳定的价值追求、精神状态、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的精神成果的总和。优秀的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家园，包含着许多人类文明的生存智慧，是历久弥新的一种精神财富。其基本精神包括：“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礼治精神以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孝亲敬长、厚德载物的精神等等。明确提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质，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高度肯定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指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中国诸子百家学说至今仍然具有世界性的文化意义。”强调老子、孔子等人的思想包含着许多正确反映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生存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2.大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大学职能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意义上的大学职能包括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文化传承职能逐步显现。大学需要文化的融合，需要新文化的冲击。随着社会发展对大学提出新的要求，文化传承已成为当代大学发展的自觉选择。传承创新文化、推动文化交流既是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对大学职能的新要求，又是对大学职能认识的拓展。同时，大学文化传承职能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一脉相承。大学不仅用先进的文化培养各种优秀人才，而且在此过程中将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底蕴、人文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源源不断地传递到社会，对社会文化起着积极的导向和辐射作用。“创新文化，引领未来”作为大学的新职能，有久远的传统根源，它既是许多教育家和大学改革者执着追求的大学理想，也是大学应对社会竞争、满足社会创新之需的现实选择，是大学传统的当代化、中国化。现代大学要重视自身的文化引领和文化创新功能，通过对多元文化理性梳理、批判与融合，确立新时代文化精神的主要内涵，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大学教育包括专业基础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两大部分，专业基础教育重在培养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人文素质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责任意识、创新精神，从而实现塑造完善人格的目的。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智慧，其核心内涵是对于人的塑造、伦理道德的强调以及社会的维系，特别是对于文化传承的主体———人的教化、规范成为其本质要求之一。从这点来看，大学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内容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教化所追求的目标是相互统一的，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互融性。

二、高等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将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

高校各级领导，特别是教学主管领导，应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教学计划，重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和机制建设，充分发挥学校的师资资源，开设涉及古代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宗教、道德、教育等领域的选修课程，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求。传统文化课的课程体系和讲授方式也需要进一步的规范。现在传统文化课几乎都是“因人授课”，老师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哪方面懂得多就多讲一些，不懂的就少讲甚至不讲。如何把传统文化课与现实的需要密切联系起来，提升学生的眼界，丰富他们的思维方式，让学生有收益，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除了文、史、哲等相关专业之外，整体的传统文化教育现状，可以说是很不乐观，理工科高校的传统文化缺失现象更为严重。部分高校虽然也在探索实施通识教育，在课程内容方面，相继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讲授中华经典，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但是，相当部分高校存在着缺少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缺乏有关部门的有力推动和指导，缺乏从事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图书资料也不能适应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等困扰问题。

（二）大力发扬课程教学的显性教育功能

显性教育是指通过课程设置有针对性、时效性地学习接触传统文化的教育，这是传统文化教育的主战场。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进而在业余时间有选择地阅读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文史哲典籍，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坚持把对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同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真正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内化为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基本价值理念。本着“育人为先，德育为本”的精神，自觉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拓展新形势下学生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两课”教学中要尽可能融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调整公共基础课程设置，在公共基础课程体系中增加优秀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并作为必修的通识课程，使传统文化传承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传统文化倡导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忧国忧民的优患意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中人道主义和民本思想传统都可以渗透到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之中，增强高校政治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

（三）充分发挥校园文化建设的隐形教育作用

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创造一种感染、陶冶学生的文化氛围。要将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学生生活的每一个场景、每一细节，让学生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举办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题的专题报告会、系列讲座、研讨会等，通过征文、演讲、辩论赛、知识竞赛等形式，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活动，强化传统文化教育的环境氛围，扩大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要充分利用报栏、学报、校报、社团刊物、校园广播站等多种媒体形式，扩大传统文化教育的受众面，使教育形式更加生动、内容更加新颖。

（四）着力打造一批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高校要把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需要有一大批既有很高的专业造诣，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优秀教师队伍。这样一支教师队伍，他们能够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能够以崇敬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能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判断和分析，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及其缺陷所在，用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思想推进学科的研究，达到对大学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叉渗透。据悉，在教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一次对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材和课程情况的调查中发现，高校传统文化课程普遍存在着教学问题，在部分高校甚至出现了常识性的错误。师资问题是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教传统文化公共课的老师大都是中青年教师，其中很多还是刚刚毕业，“很多都没有原原本本读过十三经，也很少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能把先秦诸子的书读完的人也少见，自己都半懂不懂，怎么教学生？”对此短板，除了培训之外，用制度来保证传统文化的教师队伍的稳定性也不失为应对策略。

（五）搭建优秀文化的传播平台

高校要充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与传播，如举办“国学大讲堂”，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与师生交流，广泛开展吟诵古典诗词、学习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传习传统技艺等活动，增强师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悟。此外，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传统文化的渗透，组织学生对文物古迹、风俗习惯、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调查采访，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自觉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另外，要给大学生提供读经的机会和场合，使读经成为各大专院校的必修课，至少要成为师范院学生的必修课，尤其是师范院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论文篇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以及海外华人族群的日益壮大，使得海外华文教育日益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不断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不仅教授广大华人华侨及其子孙汉语，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所在地域问题，海外华文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在国教育政策、法律法规的限制，尤其是海外华文教育中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更是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一些国家由于担心本国文化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并不十分赞同海外华文教育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播，所以，海外华文教育要不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其次，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逐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海外华文教育重应该传承怎样的中华传统文化，怎样取其精华，并如何与当地本土文化更好地融合，对此，学者们也展开了相关的讨论。此外，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影响下，如何进行有效地文化传承，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华文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是现如今学者们考虑的问题。笔者就以上问题，翻阅大量文献资料，将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汇总，以供参考。

二、关于是否需要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

由于海外华文教育的地域性特点，受当地教育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影响，海外华文学校的教学一般都经历了受排挤到相衔接的过程，考虑到与当地文化融合度的问题，以及是否会同化当地文化，有部分学者认为华文教育只需进行语言文字教学，不宜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播。大部分学者对此提出了反驳意见，薛纪达指出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必须和海外华文教育相辅相成，通过海外华文教育传播到全世界，同时又给予华文教育支援和扶植。黄薇认为华文教育中的文化教学与对外汉语中的文化教学相比，更具有其独特的教学任务，我们不能忽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作用。陈晓桦认为，在目前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世界里，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清点自己的文化，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主动将优秀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传承下去，使之成为新形势下世界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谐共处。吴端阳、吴绮云认为中华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包容性，海外华族文化包容吸收了本地文化，但与中华文化同源，中华文化还有很强的世界性，为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华文学校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键。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支持海外华文教育中的文化传承，都认识到了作为华文教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三、关于如何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

既然我们应当在海外华文教育中弘扬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有效地传播，其策略问题必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翦伯象、白少玉谈到了华文教学中的文化传播的策略问题，他们认为可以用如下方法：1.在汉语阅读教学中传播中华文化；2.在华文写作教学中传播中华文化；3.通过与华人社团交流传播中华文化李其荣谈论了华侨华胞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华侨华人既是中华文化的“守望者”，又是“传播者”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华文传媒和华人社团这“三宝”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黄薇认为以下几点在华文教学中的文化教学中要予以重视：第一、横纵结合，对比教学；第二、寓教于乐的原则；第三、温故而知新，避免“炒冷饭”现象；第四、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不宣扬带有政治色彩的超文化内容。陈晓桦对海外华文教育文化传承的方式也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信息时代，远程的网络教学为学习者提供了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此外，在社会环境中认知、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进行文化传承的另一个有效途径。耿虎认为文化传播借助文化传播载体而展开，在众多的文化传播载体中，基于人的活动所形成的载体又至关重要。就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而言，依托不同层次的华族移民活动所形成的文化传播载体主要有个体活动、家庭生活、华族社团、华文传媒和华文教育等五个方面。

综上所述，对于如何有效地传播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学者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总体而言都认为应该依靠华文教育、华人社团及华文传媒这三大支柱来展开文化传承。

四、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研究成果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海外华文教育为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反过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对海外华文教育、海外华人族群，甚至是本土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学者们对此也进行了相关的探讨。苏泽清认为华文教育应当确保中华文化的主导地位，以保证华文教育的健康发展，首先，中华文化是华文教育的深层次内容，其次，中华文化在华文教育中具有永久的魅力，再次，中华文化是华文教育培养优秀人才的基石。李其荣对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功能做出了如下阐述：1.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增强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理解，加深了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2.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有利于增强海外侨胞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民族伟大复兴；3.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展示了侨胞良好形象，

有利于华侨华人更好地融入住在国主流社会，从而进一步展示当代中国新形象。薛秀军、何青霞认为，在全球化、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的共同影响下，中华文化面临着多重挑战，而借助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华文教育热潮，在重新审视华文教育的内涵、发掘华文教育现实展开的多种路径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现实生命与活力，无疑已成为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力的可供选择的最现实的路径。

综上所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海外华文教育的重心，可以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而且对中外文化交流有重要作用，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做出贡献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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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与支撑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与血脉，包括中华民族的最根本内容，而且代表着民族的精神共识，滋养着中华民族，正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根”与“魂”。儒家思想的“仁”推广到政治领域，实质就是“仁政”，即统治者要亲民爱民，以民为本。正如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二，优秀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道义支撑和价值指向。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途径百年沧桑所积累下的精华，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承担着高尚的道德传统与伟大的民族精神。它在长期的历史和文化进化发展中铸就为一种“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1]的中华传统美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并不排斥对其他文化优秀成果的吸收。在高速发展的今天，多元化、全球化趋势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对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要求我们从中华文化的根处找出国民都能认同并且能够引起共鸣的价值理念，最终指引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时重视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化，加以借鉴。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抑或是个人的价值理念，都在一定意义上凸显着中国元素和中国特色的内涵所在。

正如儒家代表人物大都从民为邦本出发分析问题，强调保民富民，坚持在富民的基础上教育人民，从而达到仁政礼治。

中国自古以来以礼仪之邦著称，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无论对文明的追求程度上抑或是对文明成果的保护和捍卫上，都足以让后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断继承和弘扬着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庸》中提到中华文明有礼仪三百，以尽吉、凶、军、宾、嘉之制，有威仪三千，以悉乎登降、进反、酬酢之文，故“洋洋乎流动而不滞，充满而不穷，极于至大而无外矣”[2]。构建社会主义文明国家，应该努力发掘中华古代的优秀资源，并加以创造性转变，使之凸显民族魅力和精神价值。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彰显着“和”的价值取向，体现着中华优秀的和谐文化所在，也铸就了和平文化的优秀品质。

社会公共层面，中华文化也有着对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独特的价值追求。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3]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逍遥游思想也正是对其充分表达。

三、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传承，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不仅需要弘扬传统文化，而且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发展实现本身的民族化与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