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非遗手艺范文10篇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寻找手艺》；创作要义

近年来，《留住手艺》《手工云南》《我在故宫修文物》《薪火相传》等以非遗为题材的纪录片创作呈现井喷之势，合力记录与传播我国丰富多样且工艺独特的非遗文化，受到了观众的热爱与追捧，但却日益陷入叙事模式单一化、故事内容同质化的窠臼中。因此，本文以纪录片《寻找手艺》为对象，具体剖析其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以讲述非遗故事，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以呈现非遗魅力，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等方面的创作要义，以期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一、运用多元的叙事策略，讲述非遗故事

在纪录片的创作传统中，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推崇以旁白来统摄叙事，展露上帝视角，诗意化地关注现实问题。直接,电影主张以观察为主，保持旁观者地位，让生活自然流淌于影像的呈现中。真实,电影强调以访谈为主，融入主观色彩，在创作者与访谈者的对话过程中生发出复杂多义的诠释意涵。自我反射式的纪录片将旁白、观察与访谈等语汇手法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将创作者同时作为观察对象，以多重呈现的方式反映人物内心世界，尽力祛魅被遮蔽的真相，追求逼近人物灵魂深处的本质真实。在《寻找手艺》中，导演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拓展了纪录片的表现空间，赋予影片更为多元的文化想象和阐释意义。

（一）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

导演在《寻找手艺》的开篇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追问：“岁月不再，伴随着童年的这些手艺还在不在？如果为这些手艺做一部纪录片，这算不算梦想？”，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画外音，既言简意赅地指明了该片的创作意图，又将观众直接引入对非遗生存空间的思考和探讨中。新疆的胡大拜尔地是乐器巴拉曼的唯一传承人，终日在戈壁滩独自牧羊。当他拿起巴拉曼进行演奏时，平日略显羞涩和腼腆的他展现出悠然自得的一面。导演用镜头呈现着胡大拜尔地制作和演奏巴拉曼的全过程，用旁白感慨着戈壁滩仿佛就是老人的舞台。傣族八十多岁的坎温老人，每天窝在墙角做油纸伞，仅打孔、削竹片、搭骨架三个工序就需要耗费全天的时间。做油纸伞的整个过程中，导演始终手持摄影机如苍蝇作壁上观，不介入也不干扰，忠实地观察与记录。在西藏的德格印书院，年仅二十一岁的江庸次仁已经雕刻了整整八年的经版，他手上被刻刀划破所留下的多处疤痕被镜头精准捕捉。当导演询问他为何不加快速度以增加收入时，他一脸严肃地回答：“刻的时候要好好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很多和江庸次仁一样雕刻一辈子的经版的人，他们每天重复同样的工作，却时刻保持着细心谨慎的态度和对佛学的敬畏之心。在龙湾村拍摄羊皮筏子的制作过程时，导演将自己拍进了画面，他感叹着曾是当地人最主要的水上交通工具的羊皮筏子，现在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所替代，折射出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手工艺生存空间的挤压。小黄村里以传统方式造纸的两位老人真和养号，她们告诉导演这是最后一次造纸，年纪衰老的现实与纸张销量不好的形势，导致原生态造纸技艺面临失传的危机。四川最大的彝族漆器厂已经倒闭，吉伍有色带导演参观自己家中滞销的漆器，极具特色的民间工艺陷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可见，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充分发掘了摄影机的潜力，以旁白、观察与访谈等多样化的手段赋予了影像多元化的叙事风格，还将导演自身纳入拍摄范围来传达导演的思想观念，构成了兼顾影片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文本，使影片富有别具一格的意味。

（二）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

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人，人脉不能接连，非遗文化便会失去载体，无法代代相传。在非遗的传承过程中，大多数以口耳相传或师徒相传为主要途径，手工艺人的老龄化或相继离世、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对家庭作坊的取代、外来文化冲击对原生态文化造成的异化以及缺乏生活保障和精神关怀等一系列问题，容易导致非遗传承出现后继无人、文化断代的现象。2017年完成《寻找手艺》第一季后，导演再次带领拍摄团队回访非遗传承人，于2019年与2020年相继创作了《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在《寻找手艺》的第二季和第三季中，导演向我们展示了第一季中部分非遗传承人多年后的生活现状。枫香染艺人张蜡四与水鼓舞艺人李腊补老人年纪衰老，杆称艺人朱宣堂疾病缠身，油纸伞艺人坎温与巴拉曼艺人胡大拜尔地不幸离世，他们再也无力或无法继续传承所掌握的精湛技艺，人亡艺绝。面花艺人雷英华的馒头店生意依然兴隆，年画艺人王树花的工作室和展厅也扩大了规模，但是她们面临着手艺无人传承的困境。斗笠艺人潘存家和陶器艺人刘新文还在坚持创作，兴起的机械化生产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作品的市场滞销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经版雕刻艺人江庸次仁和铜像艺人土旦的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依然需要时刻抵挡外来文化的侵扰。在展现每一位非遗传承人的现状之前，导演都会插入其多年前拍摄的影像，这种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所构建的“今昔”时空对比，有效还原出非遗的传承困境，彰显着巨大的叙事张力和真实的情感力量。可以说，多元叙事策略的巧妙运用，既抽丝剥茧地展现了非遗传承人技艺本领的创作精髓，又生动形象地讲述了非遗传承人引人入胜的人生故事，全面呈现出非遗的内在文化基因和外在生态环境。

二、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呈现非遗魅力

“和谐价值观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与自身的主体性实践中，以‘和谐’为价值尺度、价值目标和基本价值规范而实践———精神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以构建人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特殊方式。”［1］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非遗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强大智慧和文化精髓，同时还彰显着当代中国的和谐价值观。为了拍摄《寻找手艺》，导演带领团队历时三年，跋山涉水遍访全国23个省份的199位手工艺人，用镜头探究和剖析非遗中蕴含的中华民族原生态优质文化基因，倡导和谐的价值观念，全面呈现非遗的不凡魅力，动态化地演绎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蕴、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一）天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提升人的自身道德修养，以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并保护自然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胡大拜尔地用芦苇制作出巴拉曼，吹奏的乐曲温暖了荒芜的戈壁滩。俸傣平用自家种植的竹子和养殖的蜂蜜，酿制出沁人心脾的蜂蜜竹筒茶。张蜡四染布所用的枫香油，是用天然的枫香树脂和牛油在炭火上精心熬制而成的。王树花作画所用的笔，是用柳树枝条烧成的炭笔。潘存家将桐树果子榨的油涂在斗笠上，增强其耐用性。非遗传承人尊重自然进化的规律，自觉维持自然万物的生存秩序和动态平衡，因地制宜并就地取材，创作出的作品既环保又实用。他们不仅充分认识到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能够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有序的开发，还可以不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聪明才智融入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达到改造自然与保护自然的统一。

（二）以和为贵，达成人与社会的和谐

“以和为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推崇人际伦理的和谐，倡导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各系统和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实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在新疆的一家乐器店中，老板托合塔吉·拜克儿与12岁的儿子激情合奏弹布尔。当导演提出采访时，托合塔吉·拜克儿立刻向创作团队推荐了师傅艾尔肯·吐儿尔，将出镜的机会毫不犹豫地让给在同一条街上开乐器店的师傅。这种尊师重道、忽视利益竞争的精神以及师徒间浓厚的情谊，令人感动。藏族的洛热彭措，不仅大方捐献出大量钱财建设寺庙，弘扬佛教文化，同时作为医生的他还免费给喇叭和穷人看病，医者仁心的人性之美与佛度众生的慈悲大爱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土旦是整个藏区锻铜制造佛像水平最高的大师，他能够将制作工艺复杂且仅二十厘米高的鎏金佛像底座巧妙复制到三米高，还能将整张铜板敲打成栩栩如生的玛尔巴像，技艺纯熟的他拥有众多徒弟和源源不断的订单，但他几乎没有存款，因为他总是不停捐赠佛像、金子，甚至主动向穷人免除工费，受到整个藏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无论是托合塔吉·拜克儿、洛热彭措，还是土旦，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美德。不追名逐利，以乐于奉献的精神回馈社会，致力于实现修己安人、人伦和睦的和谐社会愿景。

（三）厚德载物，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

在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上，“厚德载物”强调个体通过修身养性来抵抗外界诱惑，以自我认同的方式寻获内心平和与精神自由，进而达到于己和乐的境界。山东诸城的李加涛自学做古琴，他严格按照古书上的记载，按部就班操作每一个环节，每把琴的制作时间都要耗时两年，但他乐在其中。浙江的马青山喜欢做城市景观雕塑，仅有初中学历的他内心充满了对高质量艺术标准的追求，十多年的时间内投入上百万元给自己的手艺升级，将纯手工的环节改为机器操作，原材料也由水泥改为高分子材料，无数次的实验带来无数次的失败，但他并未妥协。广州的大四学生林国强，兴致盎然地向导演展示他的手工作品，用木板切割成螺旋圆搭成的广州塔、用废弃笔芯做成的机器人和坦克，以及用木头雕刻的玫瑰花等等，摆满了他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面对父母的不理解，他用行动证明着自己对传统手工艺的热爱。在非遗空间被挤压的当下，非遗传承人不断调适和提升自我，竭力抵制消费社会的物质诱惑，坚守内心对非遗的保护和艺术的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达到个体与自身的和谐。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民间社会具有重要代表性的活态文化，其丰富多样的资源、天然的原材料、传统的工艺制作流程，以及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审美意蕴，都赋予其独特非凡的文化价值。《寻找手艺》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呈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传递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三个层面的和谐价值观，以此全面呈现出非遗的不凡魅力，感召观众加入关注非遗、保护非遗和传承非遗的行动中。

三、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弘扬非遗精神

《寻找手艺》一经播出，便受到了社会各界观影者的热捧。在豆瓣评分上，第一季为8.7分，第二季高达9.1分，第三季则为8.4分，可谓口碑甚高。究其本质而言，该片成功热播的原因与其创作要义是密不可分的。导演建构积极的社会意义以弘扬非遗精神，致力于调动社会民众的积极参与意识，使非遗保护转变为全民族的自觉行动，探讨如何创造出一个有利于非遗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一）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存活的文化遗产，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延续下来的，具有活态性、大众性及可再生性等特点，需要不断的传承才能保持生命的蓬勃生机。在《寻找手艺》中，导演向观众呈现的非遗传承人，脱离了高高在上且不食人间烟火的出世形象，反之，他们是我们身边随处可见的普罗大众，面临着经济困窘、老无所依、无人理解等众多世俗烦恼。工匠精神属于精神范畴，往往隐性地熔铸在作品中。喀什陶器工作坊的吐尔逊江·祖农，宁愿自己少赚钱，也要多制作陶器留给世人，因为他的陶器工作坊是全喀什仅存的一间，制陶手艺面临失传。江庸次仁可以提高雕刻经版的速度来增加收入，但他没有急功近利，而是选择坚守初心认真雕刻每一块经版。胡大拜尔地一辈子在戈壁滩放羊，他不知道自己制作和演奏的乐器即将失传，自己的手艺已经走到了末端。浙江的篾匠祝金树，可以用竹条编制出各式各样的篮子、篓子和筐子，靠手艺挣出了儿子上学的全部费用。马青山不断对自己的手艺提出高要求，提升技术、改装机器的目的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打造出更具艺术美感的景观雕塑。什么是工匠精神?或许，这些非遗传承人从来没问过这个问题，也没有想过怎么回答。如导演在影片中所说：“他们或许是出于生计，或许是出于兴趣爱好，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他们都在默默无闻中承载了这个国家的温度”。可以说，他们身体力行所诠释和传承的工匠精神，正是“尚巧”的创新意识、“求实创新”的工作理念以及“道技合一”的人生理想的汇合。这种追求完美与极致的人生信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能够激励着无数人追求工作的至精和生活的至善。

（二）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

在第一季中，导演选择了“公路片”的方式，一路寻找一路拍摄，希冀全景式呈现非遗传承人的整体生活面貌。第二季时采用“回访”的方法，追踪探寻多年后非遗传承人的生活现状，互文式的叙事策略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赋予观众开阔的思考空间。到了第三季时，导演以灵魂碰撞的方式与非遗传承人进行深入“对话”，探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宏观叙事到聚焦个体，从关注外界到转向内心，导演的创作理念越来越倾向于探析人性之美和思考生命价值。尊师重道的托合塔吉·拜克儿，追求革新的马青山，淡泊名利的土旦，谦虚谨慎的江庸次仁，乐善好施的洛热彭措，风骨峭峻的胡大拜尔地，朴实善良的张蜡四以及虚怀若谷的李加涛等等。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崇高信仰与平凡肉身的合二为一，又不能忽视他们精神丰盛和经济窘迫之间存在的巨大割裂感。在以影像记录和定格濒危的非遗、传承和延续中华传统技艺的同时，导演也在一次次的拍摄过程中被非遗传承人的人性之美所感动。退到文本之外，审视该片的创作历程。我们会发现，导演并不局限于展现和讲述非遗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生活故事，而是试图以更为宏大和高远的创作视野关照物质与精神的议题，将创作主旨升华到哲学思辨的高度，牵引观众思考生命的本真价值。无论是彰显工匠精神和人性之美的非遗传承人，还是卖掉房产筹备经费的导演以及慷慨解囊赞助导演创作的热情网友们，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他们对中国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强烈关注与参与热情。这一文本内外的联动效应，使得非遗精神能够有效延展至现实，赋予非遗更为持久和鲜活的生命力，使其薪火相传。四、结语《寻找手艺》以自我反射式的创作方法，生动呈现非遗的生存空间，还将追踪记录与回访相结合，真实还原非遗的传承困境。采用多点聚焦的方式展现非遗传承人对非遗的热爱，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诠释非遗的不凡魅力。推崇工匠精神，强化人生信念，探析人性之美，追求生命价值。这些创作方法的运用，有效强化了观众对非遗保护的认同感和参与感，亦能为当下非遗类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有益的启发。

参考文献：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恩施地区；传承人；生存状况

一、生存状况初探——两极差异化发展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恩施州”）保留了包括土家族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竞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等众多传统民族文化遗产。目前，该地区的部级、省级、州级、县级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这为传承人的生存和民间文化的传承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通过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虽同为非遗传承人，但他们的生存状况却不尽相同。在我们走访的数十位传承人和准传承人里，有自己产业的传承人通过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扬赢得了无数荣誉和商业上的成功，在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另外一些没有自己产业也没有参与任何文化团体的传承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一）歌舞类项目传承人勉强生存，后继乏人。撒叶儿嗬是土家族人过世后的一种特有的民族舞蹈和演唱形式，俗称“跳丧”，一般是一人执鼓领唱，其他人边舞边和，执鼓之人以鼓点变换曲牌。[1]黄在秀生于撒叶儿嗬的发源地巴东野三关，他先后被评为恩施州民间艺术大师、湖北省第二批非遗传承人。近些年来，他除了忙于传艺和参加各地表演活动外，便是继续挖掘和整理“撒尔嗬”的曲牌。黄在秀从业到现在带出来的徒弟累计已有几百余人，最早的18位徒弟中大部分已不再从事撒叶儿嗬相关的行业。同时，他自己的儿子也没能继承这一事业。田玉先是恩施州第五批傩戏民间艺术大师，目前会演唱41首傩戏。如今田玉先年纪渐长，希望及时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面对这一问题，他向当地乡政府反映过，表示要在当地立牌“部级傩戏传承基地”，但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回应。（二）手工技艺类传承人生存状况两极分化尤甚。目前，手工技艺类传承人在生存状况上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许多传承人自己创立了与自己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关的企业，将技艺转化成产品实物销售，并将一部分手工制作程序由机器生产替代，与市场接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也有一部分传承人始终坚守手工传承，或是仅仅将传承项目视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则大不如前者。中国土家族传统手工织锦（土家语：西兰卡普）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2006年被列于部级非遗名录。作为来凤县土家织锦优秀传承人唐洪祥，他创办了我国土家族聚居地规模最大的西兰卡普织锦基地和湖北省唯一的西兰卡普专业厂家。该厂采取企业+基地+农户的模式，现基本定型的有200多个图案。土家族的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形势看似一片大好，但传承人大量流失和偏老龄化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学历越高流失越快，同样存在人亡艺绝的危险。以上均是手工技艺传承人将自己的手艺做成产业，走上市场化道路获得成功的案例。在我们走访中，也有纯粹将自己的手艺或传承的文化作为爱好的传承人案例。2009年9月，吕啟文老人被评选为恩施州级民间艺术大师。他有一项技艺就是能用篆书的字体将书画编织在竹编作品上，这项技艺始创自他自己的潜心摸索。每完成一幅作品，都要经过排版、画走针图、编写篆书、锁边等四五道工序。在技艺的传承方面，他的女儿能基本掌握编织的技能，其余很多徒弟都只会编竹席而不会编字，当前该技艺的传承无疑已处在濒危的状态。

二、原因剖析

传承人的生存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顺利的传承。同为政府认定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们的生存状况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笔者认为原因如下：（一）受传承项目性质影响。目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共分十个大类，这些非遗传承项目的难度、文化内涵、是否属于生产性项目、是否适宜采用机械化方式等等问题都会对项目的传承以及传承人的生存状况造成影响。首先，就难度而言，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对传承人的要求非常高。他们不仅要求传承人对所传承项目发自内心的热爱，还对他们的记忆力、模仿能力、领会能力、传承中与人沟通的能力等等提出了要求。其次，就文化内涵而言，有的传统技艺类、传统音乐、舞蹈类传承人，仅仅会制作、会唱词和表演，却道不出其中内涵，说不出传承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使得传承只是流于形式而并不能触及文化根源。这些情况在县级、州级传承人和民间艺术大师中偶有存在，影响了他们知名度的扩大和自身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也会间接影响到个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提高。此外，有的非遗传承项目的文化性质决定了项目传承的局限性。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属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它的保护方式，保护方式的不同也影响着传承人的生活状况。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上存在以下三种：抢救性保护、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2]一些传统民间歌舞类或是民俗类的非遗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其产品只能供艺术观赏，这些项目只能通过民间艺人自身传递，并不适合用机器工业化生产和销售，进而也难以为传承人提供稳定而长期的经济收入。而另一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医药项目虽然在传统意义上也是民间艺人手工制作、口传心授，但在不改变原制作工艺的步骤下，将一些技术要求不太高的步骤以大机器代替则可大大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如此便可制成产品进行大规模生产。（二）受传承人受教育程度影响。教育是一种改变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途径，一种积极引导人类的思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积极有效的途径，而教育最基础的功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现代社会教育的经济功能主要包括：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潜在劳动能力；形成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为方式。在走访中我们发现，一位传承人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响他们对于自身所传承项目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他们对传承项目发展的专业眼光。（三）受传承人社会经历和社会活动能力影响。传承人的个人技能、其对传承项目的热爱程度是他们被评为传承人的最基本条件，除此之外，他们个人的传承能力、社会资源和社会活动能力都是重要参考指标。不仅仅生产性传承项目要想办成企业需要个人调研分析能力和集资能力，一些非生产性的传统歌舞类传承项目例如撒叶儿嗬、傩戏等，要完成一场完整的表演也需要传承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社会号召力。在项目传承过程中，很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会由于传承人的不作为或少作为而渐渐式微，如果不接触媒体、不接受单位或个人的私人捐献、没有政府的补助和企业赞助，仅凭个人的努力是很难获得一定社会知名度和市场价值。在这一点上，对社会关系和媒体资源利用得当的传承人显然生活状况会更好。（四）受传承人级别和所在地影响。不同级别的传承人所得到的国家政府下拨的保护经费是不同的，部级项目最高能得到一年40万元的保护经费，省级为25万元，往下则更少。落实到传承人身上，一位部级传承人每年有8000-10000元的补助，省级则是2000元，州级为1200元，县级仅为800元。对于一些业已退休、年纪渐长的传承人来说，这些补助可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提高他们对所传承文化的信心。传承人级别越高，他们所受到的社会关注度就越高，得到的政府经费也就越多。同时，传承人所在当地政府和媒体部门对他们的重视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经费投入和生活状况。

三、措施与建议

（一）非遗保护中心层面。一个地区的非遗保护中心一般由政府挂牌在当地文体局或文化馆，专门从事该地的非遗的搜集和保护等工作，他们的工作直接决定着相关传承人的生存状态和传承项目的保护传承。非遗保护中心要切实保护好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就要完善四级传承人名录，做好整体规划，做好非遗普查，实地走访民间传承人，搜集和整理第一手资料。同时，非遗保护中心要积极培养能够潜心从事非遗的走访、资料搜集、项目和传承人申报、制定相关政策和表彰活动的专门人员，这样也保证了相关部门在进行抢救性保护和培养传承人工作中始终与时俱进，不断赋予非遗保护工作新的内涵和使命。（二）政府层面。一方面，政府对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普查搜集、非遗珍贵资料与实物的征集和收购、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和资助、非遗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工作都需要提供专项基金。另一方面，政府应对生产性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加以鼓励，引导他们自办企业，为传承的文化找到物质载体，向生产性保护方式发展，例如对所办企业提供政策上的倾斜、税费上的减免和贷款上的便捷。（三）传承人个人层面。被国家和各级政府指定或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的个人或单位，担负着将自己所持有技艺、技术传承给后人、贡献给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方面，他们要具有开阔的视野，认识到自己所继承的技艺和文化不仅仅是个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改变过去那种仅仅靠家族传承的狭隘做法，而要对渴望学习的学员口传心授，努力扩大传承范围。另一方面，要加强学习，深化个人艺术造诣，提高个人专业能力，加大媒体曝光度，积累各种社会资源，对可产业化发展的项目，要加速建立企业，用机械化大生产来保证纯正手工技艺的存续，对不可机械化生产的歌舞民俗类项目，也要积极自建传承基地，带徒传艺。

四、结语

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传承人作为非遗的实体承载者，是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中决定因素。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在某种程度决定了非遗保护的可持续。各级政府和媒体部门应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重视程度，对他们及其传承项目实行全方位、多层面地针对性保护。

参考文献：

[1]谭萌.从生活仪式到舞台展演:"非遗"视野下土家族撒叶儿嗬仪式的变迁[J].贵州民族研究，2019（06）.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3

关键词：传统手工艺;盘扣;创新;文创

近年来，国家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加大了对非遗的保护力度。2017年2月23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把“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作为重要内容之一，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并且提出到2020年，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基本形成”的发展目标。国家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提到工艺美术、创意设计、数字文化等为重点领域，支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实施特色文化产业项目。“非遗”使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意资源与素材得到了丰富。早在2009年，中式服装盘扣制作技艺被上海市政府列入第二批上海市级非遗名录，曾经仅靠着以盘扣皇后的珊丽娜为代表的少数人传承着这濒临灭绝的传统盘扣技艺，现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但是“盘扣”还是很难走入人们的生活中，这是保护非遗最大的难点。而非遗的历史价值、审美价值等都具备了潜在的价值，如果将“非遗”进行创意化保护，与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让“非遗”走向大众生活，打开了通向现代世界的一扇大门。

一、传统盘扣手工艺的设计起源

盘扣起源于盛唐时期，明、清时期逐渐普及，在民国时期到达巅峰，一直被沿用至今。盘扣最开始是从古老的“结”发展而来的，那时要使衣服即合身又能保暖，只能用绳子、带子之类的来系扣、打结。在功能性上看来，是束衣之“结”；在装饰性上看来，是美化之“结”；在寓意上看来，是吉祥之“结”。在盛唐时期，人们开始讲究其穿着打扮，有人把手工盘花当作配饰挂在身上，就这样形成了盘扣的雏形，元明以后，盘扣被用作固定衣襟，大多使用于女装常服，而盘花则是取材民族纹样和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及至清初时期，大多数的服装将以前的宽衣大袖改为了窄袖筒身，以袍、褂、衫、裤为主，而衣襟也将带子、绳子改为了用盘扣。满族是个马上民族，需要衣服紧身才有利于射猎，盘扣因此用于了大量满族服饰，成为了满族服饰代表性元素之一，盘扣也到达了发展顶峰。再到民国时期，服装以传统旗袍为主，而盘扣则成为衣襟上画龙点睛的装饰之物，富含有传统民族风韵。到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旗袍、马褂上仍保留用盘扣来固定衣襟，不仅好看而且实用。它延续了中国结的编制手工艺，运用细腻且温婉的手工扦边和盘花扣，表现出其文化艺术以及内心的夙愿，精巧的盘扣中蕴含着精致。经历了绳、结、带、多个阶段后，盘扣慢慢的形成自己独有的形式，从简单的直形扣到有着各式各样形态的梅花扣、蝴蝶扣、燕子扣等，图案的取材多选自大自然的花草植物以及动物。盘扣不仅是外表所看起来的精致美，更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一个“盘”字将这民族风韵与美好期盼深深地盘在了一起，这也足以见得古人的智慧，也使盘扣成为了中国传统服饰中标志性的元素之一。

二、传统盘扣手工艺的发展困境

工业化的到来，一方面加快了人们生活的步伐，更加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机器的高效率，小误差完全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渐渐遗忘了传统手工艺。盘扣因其手工制作且复杂度较高，也无法避免被遗忘的尴尬，想要在当下继续发展遭遇到不少困难。（一）手工盘扣制作复杂，成本高。手工盘扣有着其特殊的制作工艺，工序极其复杂，第一步是面料的处理，要经过面料挑选、糨糊的调制、面料刮浆。第二步是扣条的制作，首先要裁剪斜条，然后缝制扣条。第三步是设计制作阶段，首先需要绘制出草图，再制作扣头，然后盘出形状，最后是填芯。（如图1）盘扣制作流程在整个盘扣制作过程中，需要极其高的耐心和细心，而且还需要手工艺人对工艺的反复训练，直到技艺娴熟才能使盘扣的工艺水准和造型臻于完美。所以每一个盘扣，都包含了手工艺人们的心血和情感，而制作过程中运用细腻的手工扦边、扣结和盘花，都体现出手工艺人们对盘扣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他们的精心之作。工业化的出现是一把双刃剑，对于早已适应了工业代替手工艺的现代企业而言，盘扣的制作成本早已超越了它的价值与情感，为了高效率，工厂用机器取代了手工制作。可见，在科技发达的同时，人们也丢失了那份手艺的温度。手工盘扣制作不仅复杂，同时制作耗时久。卞秀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盘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接受采访时提到，曾经接到一个10万元，要求一年内制作50万对盘扣的业务单，却不得不拒绝。原因是依靠手工制作，她一天最多只能做60对盘扣，一年365天全年无休也只能做21900对，做完这50万对盘扣需要她一个人23年的时间完成。可见，纯手工制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依靠机器批量生产的盘扣不仅品种繁多，价格低廉，而且省时省事。“制作复杂、手工成本高”就成为盘扣手工艺的一大发展困境。（二）传承人极度缺乏。当前盘扣手工技艺传承人越来越匮乏，很少人能坚持静下心去制作手工艺，像“盘扣皇后”珊丽娜等盘扣传承人都有意通过免费招收学徒的方式传承盘扣手工艺，而结果是很多人都是一时兴起，不能长期坚持，也并不是真正想去传承盘扣这一中国传统手工艺。曾经学一门手艺可以就养家糊口，而现在，就业范围广，早就不局限于靠手工艺生存。盘扣手工艺人们一方面要维持生存，一方面有背负着传承创新的使命。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和机器生产的竞争，不仅迫使很多老的盘扣手工艺人退出此行业，也使许多新人望而却步。种种的原因，导致传承者后继无人，出类拔萃者更是凤毛麟角，于是造成了盘扣传承人极度缺乏的困境。（三）盘扣应用局限性较大。盘扣通常用于传统的服装服饰上，应用性比较单一。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审美的变化，不断推陈出新的现代服装取代了传统服饰，导致盘扣在现代服装上的应用也逐渐减少，盘扣在古代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但是在现代生活方式和居住环境中实用价值的降低，可能只有在如旗袍、中山装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服饰中或是设计师在为品牌走秀时的服装设计上才能看到盘扣的应用，再或者是在旅游景区作为纪念品售卖，设计风格相似、造型简陋，仅仅只是表面呈现了中国传统特色，却没有展现出传统手工艺的艺术内涵以及文化创意产品的再创新设计理念，更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对于其他领域的应用更趋于狭小。（四）缺乏质量监管与品牌意识。当前，盘扣产品还缺乏品牌意识，许多盘扣手工艺品不知道制作者是谁、产于哪里，也没有质量上的保护，许多都产于家庭作坊，没有财力支持，在产品创新不够，制作周期长，生产效益不高，极度缺乏品牌意识，更不会如何去保护，质量上也很难得到保障，缺乏对其质量监督与品牌的保护，所以盘扣手工业的发展还不足够成熟，没有达到市场化和产业化。

三、传统盘扣手工艺的设计创新策略

传统盘扣手工艺需要在当下得到更好的传承发展，就需要让传统文化融入新的设计创意，不断创新。不仅要从盘扣的形态、配色进行大胆改变，在功能方面也要拓展新的用途。将盘扣从传统的风格、功能和形式中抽离出来，与现代时尚元素相融合，设计创造具有现代形式美感的新盘扣。（一）基于盘扣造型的创新设计。传统的盘扣造型上多采用弧线形式，做工精巧细致，图形富含寓意，种类繁多，取材内容来源于自然，大多是具象的、形态优美、栩栩如生，最常见的有一字扣、蝴蝶扣、梅花扣、菊花扣、凤凰扣、琵琶扣等（如图2），且富含蕴意，讲究对称之美，这是一种最传统的风格形式。而我们需要将这种传统风格传承下去，但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盘扣皇后”珊丽娜除了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造型外，还想让盘扣赋予新时代气息，所以创新了它的造型，以前盘扣是由软布制成的纽扣，而现在她发现将铜丝嵌进面料里，弯折铜丝就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再在图形中填充各种颜色的布料，就可以完成形态各异的盘扣作品，例如帆船、国宝熊猫、梅兰竹菊屏风等现代风格十足的作品（如图3、4）。传统盘扣要具有生命力就必须融入新的血液，将大众所喜爱的卡通形象、充满时代气息元素的时尚造型，都可以通过盘扣这一艺术形式展现出来。可见传统需要传承，更需要创新。（二）基于盘扣功能应用的创新设计。盘扣在古代最开始被用于束衣，以最简单的一字扣为主，随着盘扣工艺的逐渐成熟，盘扣越来越多以装饰性为主出现在传统服饰上。而现代服装早已经取代了传统服饰，盘扣更难出现在人们生活中，为了改善这一局面，我们必须要拓展其功能性，让盘扣的功能不仅仅只是作为纽扣和服装的装饰，我们可以结合现代人喜欢的首饰、耳环、项链、钱包等（如图5），以它们为载体，进行创新设计，例如将盘扣作为新型吊坠，或者将普通钱包的按扣用盘扣代替，这样不仅可以把传统手工艺用到日常生活中，让人觉得新颖、眼前一亮，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也可以得到传播，不仅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功能性，也使得盘扣的实用功能在生活中得到了拓展。（三）基于盘扣传承策略的创新设计。面临着盘扣手工技艺传承人越来越少的局面，我们需要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对于手艺保护而言，人是传承的主体，当手艺人不在了，技艺自然失传了，所以政府应该对盘扣手艺人们以生活上的补贴，鼓励开展传习活动。而对于培养传承人，现在一直实行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我们可以将民艺教育纳入人文艺术教育的范围内，对于相关高等院校，积极开展传统手工艺方面的人才培养。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举办“非遗传薪”的手工艺实践课程，请来了盘扣老师高宙宙进行课程指导，将非遗——盘扣走进校园，让更多的同学和老师加入其中，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培养动手能力、感悟能力、造型能力、对材料的把握和认识能力等，同时也激发了同学们对盘扣手工艺的了解与喜爱。将盘扣以这种走进校园课程的形式，也是为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同时也是能发掘和培养出盘扣传承人。《“红黄蓝”盘扣设计》（如图6）是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同学在手工艺实践课程上为本次课题创新设计的盘扣作品，是将盘扣设计与彼得•蒙德里安的代表作《红、黄、蓝的构成》相结合。在传承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传统盘扣造型大多为曲线形式，最先想到了西方抽象艺术家彼埃.蒙德里安，无论他的艺术理念还是创作都对现代设计有着极大的影响，将中国盘扣与蒙德里安的代表作红黄蓝格子画结合，采用几何构图和三原色作为创意元素，选题确定。紧接着就进入草图阶段，然后则是盘扣制作阶段，在此之前需要对盘扣制作工艺足够了解，在制作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设计稿。（如图7）摒弃传统的曲线表现手法，大胆地采用以几何、抽象的形态进行设计。同时结合了西方现代艺术，在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采用蒙德里安的代表色，红、黄、蓝、黑、白五种色彩，创新配色，让作品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考虑盘扣的整体构思和造型效果，打破传统盘扣具象造型的约束，突破传统的曲线表现手法，以几何、抽象的形态进行设计，以点线面构成几何形状进行任意发挥，有圆形、矩形，有对称的，也有不对称的，传统中带着创新，以简练的造型突出强烈的形式感；统一中带着一丝凌乱，采用盘，缝，包，缠等多种工艺，结合创新配色，拼接等多种技巧于进行创作，于细微之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以表现盘扣设计的创新及其特有的中国味。运用拼接等多种技巧进行创作，将中式盘扣在造型创新的基础上与西方艺术相交融，这也让中国传统手工艺走向了国际化。（四）基于盘扣品牌建设的创新设计。我国在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品牌意识上极度缺乏，基本找不到与盘扣相关的品牌。品牌的建立对于盘扣手工艺进入现代市场，是一条必经之路。品牌是“物质产品”、“情感寄托”的载体，确立品牌的开发体系可以帮助不完善的经营模式明确自身品牌价值，发展方向，建立品牌忠诚度，这也是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再将品牌化和产业化相互结合，把盘扣手工艺人聚集起来形成产业园或合作社，进行产业化发展，这样可以改善由于人力和资源不足而无法按时完成大批量订单的问题，也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力。现在发展较好的一种模式是产品品牌与区域公共品牌的合作，对于农产品品牌许多都进行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发展较为成熟，而手工艺品牌还属于初级阶段。区域公共品牌是建立在将该地区有代表性、能增加其美誉度、能为经济文化发展做贡献的品牌上。如果我们将盘扣与区域结合，用区域的知名度来依托，用区域的名义来发展盘扣手工艺，这也能大大加强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记忆，加速品牌的推广，促进产品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了解，同时也能使产品独具当地风情。这些都能作为盘扣品牌建设的参考点。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4

艺术设计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这一学科特点决定了其必须面向社会、服务社会。而服务社会就必须融入社会，深入到生产、建设、服务、流通等第一线。中国社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农耕文明体。据调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约12亿人口，其中9亿是农民，占到75%。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大发展，现在近14亿人口，依然有9亿农民，占到64%而且，这些农民，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人际伦理结构，和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并无本质区别。而城市人口，绝大多数也是通过近代农民进城务工，或者考学、参军等途径来到城市。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也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烙印。这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尤其是文化思想观念的落后，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大体上来说，农民思想落后、观念陈旧、陋习严重、惰性也很大，加之文化欠缺、自身造血不足，贫困在所难免。高校艺术设计精准扶贫旨在从技术层面和文化产业层面给予农民的帮助。技术扶贫同文化产业扶贫是一种渐进式的可持续发展的扶贫路径，技术扶贫为文化产业扶贫提供条件。文化产业扶贫，从策划到品牌，从资本到产品，从商业到农业，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的协作式社会创新体系。从修复乡村风貌、开发文创产业、吸引年轻人回乡、转变他们消极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增强致富本领和文化自信始，到参与掌握其经济项目的运作能力、法律政策的理解能力和市场经济适应（生存）能力，激发农村社会的内在活力终。因此，文化产业扶贫是改造贫困文化、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提高自身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关键和根本，[2]最终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艺术设计扶贫一方面是“技术扶贫”，但更重要的是“文化产业扶贫”、“技术扶贫”，可以通过培训、帮扶、传承和挖掘非遗技能，使贫非遗技能得到传承、保护和发展（往往是独特的原生态文化得以保存），保护手艺人的生存底线，促进自身造血功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是“文化产业扶贫”通过文化资源IP的挖掘和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继而开发文创产业，这样，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更好地服务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遏制返贫现象、阻止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文旅产业以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

二、艺术设计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手段

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人，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存在物，人正是通过对自己生存发展方式的不断设计，社会得以进步。设计才终将成为一种文化，而文化也必然成为设计之魂。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扶贫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对推动文化扶贫，尤其是文化事业扶贫起到了促进作用。如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将文化扶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6月，文化部的《“十三五”时期文化扶贫工作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发挥文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2]文化，它包括了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艺术等；社会生活方面，如集体组织、伦理道德、制度法规、经济关系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风俗习惯等。艺术设计是文化扶贫的重要手段，当前艺术设计扶贫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文化产业扶贫。各地党政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及下拨扶持资金，譬如通过文化活动、电子商务、企业、非遗传承等和农村农民农产相结合，实施文化＋旅游开发文化产业项目，带动贫困户脱贫取得一定成绩。

三、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的现状是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还严重滞后表现在：（一）高校艺术设计学科精准扶贫体系建设滞后。高校设计艺术学科，近几年有了较大发展，逐渐建成满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用人才的学科体系，但是随着国家号召乡村振兴、精准扶贫，艺术设计学科在精准扶贫上行动缓慢甚至滞后，远远不能满足乡村振兴精准扶贫所需求的综合性设计人才培养的需要，专业教学缺乏实践性与交叉性的融合。精准扶贫要求设计学科面向社会、面向农村贫困地区解决有关文化教育、产业振兴、农民脱贫致富等问题，需要的是学科资源整合设计服务，要将单一、封闭、狭窄的设计服务，变为多维度、复合性强的服务设计，因此给艺术设计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二）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师资水平急需提高。有些高校教师人文素养不高、知识结构单一陈旧、教学观念落后，对于精准扶贫知识储备不够，对乡村振兴认识不足。其次缺乏高水平的学术带头人。虽然教育部强调“双师型”但比例严重不足。产、学、研没有落到实处。师资教学实践能力不强，很多教师没下过企业也没到过农村，只有理论知识，实践能力缺乏导致教学效果空泛，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要投身于精准扶贫，高校艺术设计师资水平急需提高。（三）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缺乏创新。当下，艺术设计教育的产出与中国产业需求错位的状况日益严重，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更是缺乏具有创意设计的人才体系。文化产业属于创意产业，艺术设计是文化产业的集大成者。然而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由于知识结构单一、项目设计的能力有限，显然缺乏核心竞争力。（四）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对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重视不够。目前，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对非遗传承保护和发展重视不够，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即使扶贫也往往流于形式，走马观花、浅尝辄止。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承载着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记忆。中国传统村落及贫困地区非遗资源非常丰富、区域分布广，其复合性、神秘性、特异性、原真性等特质明显，具有巨大的开发潜质和优势。非遗项目或产品是可以作为特色文创品开发和打造的，做的好可以“点对点”精准扶贫。从目前活态传承角度看，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一些老手艺传承乏人，逐渐形成今天“人走艺绝”、技艺失传的危机。要留住“老手艺”前提就是保护好传统工艺方法。还要保护中创新。没有创新的保护没有可持续性。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校要做非遗工艺保护和传承工作，构建“大师+工作室+项目”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并将培养传承人、培训农民纳入课程体系。要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的活态传承，协助农民主体走上产业化致富之路精准扶贫。

四、高校艺术设计学科做好精准扶贫的对策和途径

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了一系列与文化扶贫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法规，对推动文化扶贫，尤其是文化事业扶贫起到了促进作用。高校艺术设计学科是重点培养文化产业设计人才的地方，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践探索艺术设计介入精准扶贫途径。（一）在地文化资源转换成乡村旅游品牌IP。旅游品牌是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作为内容来源，从开发方式、营销手段到产业模式深度挖掘资源地的IP价值，通过艺术设计基于一定的资源体系创造符号价值赋予新的价值的生产过程，形成以独特价值为核心的经济形态，这就是品牌经济的体现。如今是跨界融合的时代，品牌价值就等于市场价值，品牌价值将帮助农民致富。目前来看，农村急需开发和挖掘在地文化价值，文化遗产的有效应用，采用策划设计方法，以创新为引擎，以市场为导向，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手段，扩品种、创品牌，与相关产业实现跨界融合。提升在地的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民产业扶贫。（二）文创产品驱动助推精准扶贫。艺术设计要研究如何激活农村手工艺活态化传承。在保护中开发文创产品，利用在的资源，重新设计改良传统工艺和新材料研发，让手工产品即有现代生活的实用性，又有大众的审美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在地的文化精神。为此，艺术院校应当尝试与当地手工艺人形成新的协作系统，在梳理保护原生文化的基础上，挖掘乡土文化价值，塑造文化认同感，通过将产品创造性转化赋予当地手工生产以活力。（产品赋能）将品牌力作为精准扶贫的发力点，重塑品牌关系将区域特色产品打造成精准扶贫的品牌亮点，带动区域脱贫。（三）设计服务驱动助推精准扶贫。艺术设计学科可以利用互联网+和ar新技术的知识，协助搭建新的生产消费系统和实现体验生活方式的乡村旅游服务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应当将综合考量政策、商业及资本问题，以在地的实际问题与国家政策对接，赋予系统驱动力，通过乡村文化遗产资源的认知，以及对文化资源IP的重塑和孵化，利用大数据在互联网+的模式下实现推广和营销，产生接地气的艺术设计营销解决方案。（四）非遗保护和开发。用技术助力非遗老手艺传承。面对新的生活方式和时代需求，要激活这些手工艺，就需要重新改良传统工艺和材料体系，让手工产品与现代生活及日常审美产生新的连接。为此，艺术设计应当尝试与当地手工艺人形成新的协作系统，在保持原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将产品创造性转化赋予当地手工生产以活力。继而帮助农民智力激活贫困人群的原生动力。吸引外出打工青年返乡一对一帮扶，设立艺术设计精准扶贫即非遗工作站，帮助农民打造“一村一品”，用艺术设计手法结合在地文化建设乡村景观节点、特色旅游线路，以及改造设计有思想、有文化、有人情味的乡居形态，确保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实效。（五）建立扶贫考核制度。将艺术设计扶贫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纳入精准扶贫体系建设中，设立艺术设计精准扶贫工作的专项考核指标体系。学校各级党委和领导要高度重视艺术设计精准扶贫工作，建立艺术设计精准扶贫的专门学术机构，注重田野调查及顶层设计，从精准扶贫工作的源头为艺术设计开辟服务空间。建立艺术设计学科有效的精准扶贫工作的考核制度，注重艺术设计学科课程设计的广泛性、长远性，让在地农民参与考核的精准扶贫体系。

扶贫是一项高度复杂且需创造性的工作，设计恰好能够起到“协调人”的作用。精准扶贫关键是文化扶贫，文化扶贫往往通过艺术设计得以实现。藉此，艺术设计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这五大乡村振兴的着力点上融汇贯通，发挥着其他扶贫工作无法取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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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5

关键词：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美育传播价值

路径明清时期，中国漆器品种众多，地域特色日益明显，其中以漆皮箱和漆皮枕著称的阳江漆器成为当时地方漆器的代表之一，“老义和”“广泰成”等漆器店铺生产的漆器畅销海内外。20世纪30年代，阳江漆艺一度萧条衰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阳江漆器厂与广东省内外的漆画名家保持高水准的交流，使阳江漆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20世纪90代末，由于生产方式的革新，在物美价廉的工业制品冲击下，阳江漆艺产品设计的创新应变能力滞后，加上阳江漆器厂转制等诸多原因，阳江漆艺再次走向衰落[1]。21世纪初，阳江漆艺在相关人士的推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情况发生了很大转变。2011年，阳江漆器髹饰技艺被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拓展名录，阳江漆艺由此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提升了行业的认知度[2]。阳江漆艺非遗传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漆艺家纷纷开设个人的漆艺工作室。2014年，阳江漆艺院建成，成为广东省漆艺创作研发基地。笔者在阳江当地走访调研时发现，普通市民对阳江漆艺知之较少，阳江漆艺传承后继乏人，漆器制品产销两滞。

一、阳江漆艺非遗文化存续的困境

1.阳江漆艺非遗文化传承后继乏人与从业者水平参差不齐

目前，阳江漆艺的构成人员总体可以分为四类：继承阳江漆艺的非遗传承人；曾在国营漆器厂从业的工人师傅；传承人、工人师傅所带的学生或学徒；高等院校或中职学校毕业的漆艺创作者。阳江漆艺仍属于小圈子范围内的活动，并不为大众所熟知。非遗传承人和曾在国营漆器厂从业的工人师傅人数不多，但不论是制作漆艺产品还是制作漆板、漆坯，他们的技术都过硬。由于他们常年在行业中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口碑，拥有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因此收入稳定。但是，他们年龄往往很大，后代大部分没有从事技艺传承。传承人、工人师傅所带的学生、学徒以及高等院校或中职学校毕业的漆艺创作者以年轻人居多。其中，有的是因为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暂时入行当学徒，短期内往往会选择另谋出路，有的急于求成，学了一些粗浅的技艺就自立门户，真正喜欢漆艺又能沉下心坚持学习的只是少数。这造成阳江漆艺在艺术审美和技术表现两方面都存在不足，产品失去了应有的竞争力，再加上产销渠道不完善，盈利微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阳江漆艺的传承[3]。

2.漆艺制品设计观念陈旧与社会审美脱节

从阳江漆艺院内阳江漆器博物馆陈列的展品及其销售的漆艺制品中可见，阳江漆艺主要分为漆画与漆器两种类型，漆器以漆盘、漆瓶为主。传统的花鸟鱼虫、阳江地区的海岸风光和渔民风情是其中主要的表现题材。除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漆艺创作者外，阳江漆艺制品的主要生产制作者是学习传统手工技艺的手艺人。其中，一些人没有经过艺术类专业院校的美术训练，缺乏现代设计理念，难以创作出具有当代审美的漆艺品。部分创作者往往模仿师傅的风格按部就班地创作，难以做到自主创新，这正是阳江漆艺产品在当前缺乏吸引力的主要原因之一。3.漆艺产品产销的产业链不完善与宣传意识落后阳江地区漆艺制品的生产制作以手艺人作坊或工作室为主，销售渠道主要为熟人介绍、微信朋友圈推广等，相关工艺品、漆器线下专营店较少，仅有零星的一两家，而线上热门的电子销售平台缺乏漆艺制品的相关销售门店，产业链处于不完整、不完善的阶段。新建成的阳江漆艺院虽然起到了推广展览和开展相关活动的功能，但地理位置偏僻，仅通过公众号、报纸、广播等推广方式进行宣传，许多年轻市民并不知悉该院的位置，这也是阳江漆艺非遗文化对于年轻市民显得陌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后继人才不足、产品设计陈旧、宣传力度不足以及产业链不完善，这些因素不仅阻碍了阳江漆艺的发展，而且不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纸胎、皮胎是阳江漆艺的特色技艺，近年来，由于工序烦琐、耗时较长、生产成本较高、缺乏客户等因素，现已较少生产制作，尽管目前还不至于失传，但仍使人忧心。数字时代，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地方非遗民间美术资源开展美育，培养大众对阳江漆艺非遗的认知，从美育传播的视角探索出阳江漆艺非遗活态传承的路径，是笔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文章论述的重点。

二、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美育传播的价值

非遗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独特的实践技艺和鲜明的表现形式，蕴含丰富的审美信息与审美内涵，是审美教育的重要载体[4]。非遗往往成为地方独具魅力的文化名片，可提升当地的文化软实力。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其一方面强调不变，即保留基本特征，把古老的技艺原汁原味地继承、传承下去，另一方面强调制定长效的成长机制，保护特定文化群体，即保护一种文化的生命力[5]。要想延续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的生命力，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就应该从审美和教育的角度出发。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从远古时期阿尔塔米拉洞窟的壁画，到时下美术馆中的藏品，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教育是现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自18世纪席勒提出美育概念以后，相关的话题、研究一直不断发展。21世纪，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审美需求日益提升。如此一来，在美育下谈论文化传承便能与时俱进，体现文化传承的活态性。

1.有助于增加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阳江漆艺非遗文化是优秀的地域文化资源，普及阳江漆器曾经畅销海内外的历史，能够帮助阳江市民提升对于家乡的文化自信与热爱之情。优秀传统文化相当于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同时也是一张城市名片。做好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的传承工作，让其焕发新的活力，能让更多的人通过这张文化名片记住这座城市，也能让更多的市民产生关于地域文化的自豪感，增强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2.有利于丰富旅游城市的文化内涵

阳江是一座海滨城市，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的海陵岛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每年到阳江旅游的旅客众多，但是属于阳江的记忆符号不应当只有自然资源大海和沙滩，属于阳江文化资源的漆艺非遗文化也应当变成有力的符号，让人印象深刻。人们可通过参观漆艺展品、了解阳江漆艺的背景、购买漆艺产品等与阳江漆艺互动，这一过程便是美育发生的过程。这对于丰富阳江的旅游资源、文化内涵都有着促进作用。

3.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相对于一般仅在特定场域表现或通过五感（形、声、闻、味、触）接触的非遗文化，阳江漆艺髹饰技艺是非物质的、抽象的，但是通过转化得到的是具象的、可触摸的实物。同时，阳江漆工艺品具有结实、易保存的特性，也有便携、运输方便的优点，更容易生产、传播，这对于漆艺品产业链的形成、发展而言都是有利的因素。三、美育视角下阳江漆艺非遗文化的传播路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持续的生命活力，就必须兼顾其现实性和成长性。现代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便利，借助数字影像记录不仅可以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而且可以拓展和丰富文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阳江漆艺可供漆艺教育教学的资源非常丰富，梳理这些丰富的数字资源，从中甄选出适合大众的美育内容与形式、传播条件与规律，可以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培养继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班人。

1.以数字时代影像记录助力阳江漆艺非遗文化传承教育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通过各大媒体平台汲取信息已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流方式之一。通过哔哩哔哩、小红书、抖音、微博、微信等媒体平台传承非遗文化，是当前热门且可行的方式之一。通过融合媒体传播并获取广泛关注，可以达到推广的目的，而非遗“破圈”也可让大众对其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目前，在媒体平台上，人们可以搜索到一些年轻的阳江漆艺工作者的短视频、图片等，但相关成果有时仅在小范围内引起关注。非遗融媒体要想在互联网中获取巨大的流量和关注，单靠个别的几个手艺人在媒体平台上展示分享并不够，而需要更专业的团队人员进行运行和操作，通过包装、设计、编排等多个程序的制作，才能更容易吸引大众的目光。非遗的核心是技艺、经验和精神，影像技术可以跨越时空，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提供全新的载体。建立阳江漆艺非遗数字资源库，对阳江漆艺非遗资源进行有序的影像记录保存，需要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如：对阳江漆艺非遗传承人的漆艺作品、髹饰技艺的梳理；对阳江籍优秀漆艺青年人才富有特色的现代漆艺作品、创作过程的梳理；对阳江漆艺历史发展和图形图式资源的梳理；对阳江民间工艺美术产业链、展览交流资源、行业协会资源、政府政策等的梳理[6]。经过梳理后拍摄而成的影像记录不仅能有效地促进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而且方便传承者学习与传播。

2.阳江漆艺走进中小学美育课堂，传承非遗文化的内涵和精神

基础教育作为美育实践教学的初级主体，其审美教育以培养少年儿童认识、体验、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为目标，使他们具有美的理想、情操、品格和素养。《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明确规定：“应当充分利用地方的文化资源，引导学生了解美术作品与当地地理、历史、经济、民俗的联系。”因此，阳江地区的美术教育应该让漆艺非遗文化走进校园。在中小学阶段进行美育熏陶与传播漆艺非遗文化有其便利性和必要性。中小学生精力旺盛，好奇心强，也容易对学习的知识产生深刻印象。传统手工技艺的温度和手工艺人的匠心能够给少年儿童的视觉与心灵带来震撼，不仅能够提高其审美情趣，而且能够激发其崇高的精神追求。将阳江漆艺与中小学美术课堂相融合，便于让更多的学生了解阳江漆艺，拓宽对阳江漆艺的认识渠道，在内心根植对乡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从小树立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创造者与传播者的目标。在融合方式上，教师可以在已有的阳江漆艺非遗影像资源库中选取经典的影像资料与美术课本相结合，也可以把阳江漆艺的内容融入具体的课例，重新剪辑、制作具有不同侧重点和时长的影像资料，以满足不同阶段基础教育课程的教学需要。教师可以利用第二课堂组织学生到阳江漆器博物馆、阳江漆艺院、大师工作室等进行现场观摩教学，也可以选择教材中合适的实践章节，穿插阳江漆器髹饰技法中的一两个技法让学生动手体验等。教材经历了实践的检验，体系逐步成熟、完善。对于教师而言，较为直接的融合比起重新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研发校本课程显得更有效率，也更实用。

3.拓展非遗文旅产品市场，打造具有阳江特色的漆艺文创产品

非物质文化遗产唯有与产业结合，才能真正释放其在现代的生命力，非遗文创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非遗资源的反哺性保护。依托阳江漆器博物馆与阳江漆艺院，聚集阳江优秀漆艺人才，打造集教学、创作、研发、生产、销售、展示、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可以使其成为阳江漆艺创作研发基地，创作具有阳江漆艺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如漆画、漆文化用品、漆首饰、漆灯饰等。通过具有传统工艺特性、现代流行特点和地域文化特征的产品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对于传播阳江漆艺非遗文化有着积极作用。当前，文创领域的成功案例有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其生产的文创产品和跨界联名产品在时下年轻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文创产品附带的文化属性让年轻一代把目光延伸至文创产品具体所属的文物或文化背景上。这样的案例也是美育的成功案例，不具有浓重的说教意味，而是在无形中植入了美育的有关内容。蕴含阳江漆艺文化的漆艺品具有一定的特色。阳江腰果漆物美价廉。把阳江传统纹样、具有阳江沿海特色的鱼虾蟹篓与现代美学相结合，开展纹样设计，既控制了生产成本，又兼具阳江漆艺的工艺特色和阳江地域特色。生产这样的文创产品有足够的可行性和吸引力，能够吸引年轻受众。

结语

数字化传播技术拓展和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有效利用和开发了非遗资源，体现出其文化、经济和社会价值。从美育角度出发，有效利用地方非遗民间美术资源开展美育教学，培养大众对阳江漆艺非遗的认知，无论是阳江漆艺与中小学美术课堂的结合，还是阳江漆艺的融媒体传播，抑或是漆艺文创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皆是数字时代美育视域下值得考虑和实施的非遗传承与发展路径。基金项目：该文系2022年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职业技能导向下学科教学（美术）专业方向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研究实践”（编号：2022YJSPY0201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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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景.广东省传统漆艺工作站探析[J].大众文艺，2018（10）：238-239.

[3]李维贤，邓果果.谈传统工艺的行业培育与产品定位问题——以阳江漆器为例[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4（3）：125-128，188.

[4]刘阳.数字经济时代下非遗文创在大学美育教学中的传承与创新[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2，35（14）：1-2.

[5]高小康.非遗活态传承的悖论：保存与发展[J].文化遗产，2016（5）：1-7，157.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文化载体

一、引言

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促进文化的继承和传扬，并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有效进行分类指导，统筹规划的基本方针，并建立起加强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总体目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提出了将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中华文明传承和民族复兴的高度。蔡村是广西保存较为完整的明清古村落，村内保存有丰富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以及艺术价值，对当今社会的民俗学、礼学、风水学、环境生态学等方面均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蔡氏经过500多年繁衍生息，凝聚了丰富的书香文化、民族文化、民间艺术、饮食文化、传统节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蔡村依托全域旅游发展带动作用，以村庄为载体，文化为纽带，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构建了“发展三产，促进一产，推动二产”一二三产联动发展模式，实现了乡村精准脱贫，进一步促进了乡村的振兴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遗存概况

（一）环水相依，风水灵气聚福地

蔡村环境及资源优越，是居住繁衍生息的绝佳胜地。古人选址讲究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山环水抱为佳，蔡村虽然地处平原，尚无任何山丘蔽挡，但是村庄东西南三面环水相依，具备绝佳的生态环境，充足的水源、良好的日照条件，有利于稻田耕种。从风水格局来看，村庄选址可谓风水宝地。风水上水是财富的象征，水若宽广，则表示财源来势宽广，财源滚滚，家中就会殷实富余，生活幸福美满。蔡村西面来水宽阔广大，平稳缓流，财源可观，东面去水水势平缓，家财不易消失。蔡村的选址布局符合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要求。

（二）人杰地灵，书香文韵弘扬地

蔡村风水绝佳，人杰地灵，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浓郁的岭南风俗情调。故有“五百年的村落，五百年的文化，五百年的书香”的美誉。蔡村自古人才辈出，几百年来书香气绵延不熄，涌现出蔡子、蔡天泽、蔡士瞻、蔡凌霄等众多的文人志士。时至今日，蔡村书香气息依然代代相传，尊师重教之风依然盛行。蔡氏书院、太学第、大夫第、经元门、经元第等重要历史建筑，汇聚着蔡村历史文人的生活气息，彰显着蔡村人杰地灵，书香文明的特征。

（三）源远流长，民族文化荟萃地

在几百年的发展历史中，蔡氏家族逐渐形成了独具魅力、源远流传的特色民族文化，其中民俗节庆、民间手工技艺、风俗习惯、地方戏剧等构成了蔡村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师公戏、丝弦戏等是区级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炮龙节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另外绣花布鞋、竹编、壮锦、哭嫁、婚房、坐月屋等传统手工艺及民族风俗，极具民族魅力和特色，洋溢着蔡村独特的民族特色。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缺乏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执行力度不足

由于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非物质形态存在，而现行的文化保护条例和法律法规大多强调对不可移动文物等物质形态文化的保护，对于非物质文化并没有形成较为完整及针对性的保护规范及法律，因此在执行非物质文化保护过程中缺乏针对性，导致执行力度不足。

（二）缺乏原真性，商业同质化严重

非物质文化主要通过口头传述、表演活动、手工技艺等方式进行传承，缺乏固定的物质载体，文化传播速度快。由于缺乏文化知识产权的保护，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人工化和商业化在全国各地传播发展，而且由于缺乏对文化的完整理解而片面截取，导致同质化严重，导致文化丧失了特有的原真性，导致类似文化在全国各地以旅游商品的形态泛滥开来，随着时光推移和城市发展，人们逐渐淡忘了文化的发源地甚至文化原本的样子。

（三）缺乏传承人，文化面临失传困境

蔡村文化传承面临的最为突出问题是传承人缺失。目前村内人口年龄结构以中老年为主，随着社会的进步，老一辈传统技艺传承人和年轻一辈在艺术审美、经济效率、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年轻一辈不再愿意承袭传统技艺，而是选择背井离乡去往城市工作和生活，从而导致传统手艺缺乏继承人，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另外，迫于生计，为了养家糊口，传统手艺人被迫放弃传统手艺而从事其他行业，进一步加剧了文化消失的风险。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策略

（一）加强管理，完善文化保护机制

对村庄的传统文化和传承人进行搜集和登记，并积极做好非遗的申报、档案建设工作；落实非遗在法律、规章制度、奖惩制度等保护体系建设，积极引导非遗知识产权保护和申报，提高文化保护意识；编制非遗相关专项保护规划，加强对非遗的保护和控制引导，打造“文化有法可依，文化有人管，文化有人护，文化有用处，文化可传承”的文化保护发展模式。政府扩大财政资金支持维护和管理，鼓励居民自主集资，设立专项修复、保护资金，对传承人以及文化设立专项保障资金。

（二）保护——发展——保护的循环发展

非物质文化是村庄发展的灵魂，是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村庄文化发展应以保护为前提，在保护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创新、研发、生产来传承文化经典，以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村庄的发展。文化保护并非是将文化当作展览物锁进博物馆和展览馆进行展示，而是将其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乃至必需品才能得到真正传承和保护。蔡村围绕全域旅游路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文化旅游等，打造集书香文化体验、古宅游赏、民俗体验、生态农业观光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历史文化厚重的城郊型乡村旅游景区，让凝固的价值变成活的财富，给村民增加了收入，促进村民保护的热情与动力，构筑村庄保护的常态化机制。

（三）加强文化载体建设，活化利用文化

加强文化载体建设，促进文化活化利用。规划设定传统文化传承与展示专项工程，开展文化保护项目工程，系统推进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展示利用工作。第一，文化走进学堂，定期开办学堂，恢复学堂传统授课模式。利用蔡氏书院、经元第、进士第等书香文化浓厚的古宅院落开办国学讲堂、大学生户外文化培训基地等，向当地居民、学生及游客传授国学文化、儒家文化、耕读文化等，弘扬书香文化经典。第二，对空置古宅老宅进行修缮、翻新，开办农村文化体验馆、创意馆、展示馆、博物馆等；围绕富有特色文化的传统街巷，打造耕读巷、编艺巷、米酒巷、茶坊巷、客栈巷等特色传统文化长廊和文化街区，扩大文化展示和活化平台。第三，文旅结合，统筹村内及周边旅游产业分布，合理规划村庄游览线路，扩大文化体检交流平台，扩大文化传播途径。第四，鼓励传统技艺人不再兼营农业种植，开设店铺、研习班，将传统手工技艺市场化经营。第五，组建村庄歌舞表演队、文艺团体，将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四）加强村庄非物质文化品牌建设

非物质文化是村庄发展的一张名片，村庄的发展、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这张名片。扩大招商渠道，鼓励企业进驻发展文创产业，村企联营，提高文化产品附加值，共同打造村庄文化品牌；利用短视频、新闻、公众号、微博、大数据等新媒体技术及平台宣传村庄书香文化、民族文化、民间艺术、传统饮食、民族节会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文化知名度，建立属于蔡村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品牌，促进对村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名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在历史变迁的长河中决不能让其被湮灭。提高村民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自主性，将是提高文化保护的最有力保障。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村民、政府及社会每一位公民的全面支持，要建立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正确处理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加强文化载体建设，依托旅游的发展，开展文化保护工程建设，打造文化知名品牌，促进非物质文化传承与发展。蔡村历史文化名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将为全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工作起到一个科学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1]魏明璐.历史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J].长江丛刊,2018,(11):121,123.

[2]兰会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及相应措施——以河南省为例[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9(10):228-229.

[3]梁明珠,杨剑.历史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J].商业研究,2012(01):168-171.

[4]季诚迁.古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1.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7

关键词：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特殊教育；服装专业

近年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系致力于中国传统服饰技艺和非遗文化方面的研究，多次组织师生考察和调研旗袍、泥塑、年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课程教学中，已经开展了刺绣、扎染等相关非遗课程，逐步形成了“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1-2]。研究曹州堆绣项目化教学，前期已经对曹州堆绣进行了实地调研，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对师资培训、设备完善制定了初步的方案，具备了研究的基础条件。

1应用目的

研究曹州堆绣非遗项目化教学，以进一步完善非遗传承专业课程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挖掘曹州堆绣的艺术特色，将曹州堆绣技艺传承嵌入相关课程，将当地非遗技能传承和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等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体系相结合，培养兼具非遗技艺与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非遗项目化教学，要符合听障学生身心特点和就业特点，通过非遗项目化教学，培养“能工巧匠”“非遗传承人”，提高听障学生的就业能力、就业质量，扩大就业的选择面[3-4]。研究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的应用，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在非遗项目化教学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在传承非遗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教育目标进行创新，积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推动非遗成果转化，保护、传承、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当地文化旅游贡献力量。

2应用方法

应用方法包括案例研究法、行动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利用案例研究法，研究其他院校的典型案例，从中汲取经验，结合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实际情况，制定研究方案；通过行动研究法，总结实际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规律，及时采取方法解决，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研究思路；利用经验总结法，对研究过程进行复盘，发现研究过程中的问题后进行总结，为后续同类研究积累的经验。

3基本思路

3.1调研

研究非遗项目，结合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课程设置和听障学生特点，将曹州堆绣与“面料再造”“图案设计”课程等进行融合。在前期，组织教师和学生代表到曹州进行堆绣调研，了解堆绣的演变和发展历史、工艺特点以及制作方法，论证曹州堆绣在项目化教学中实施的可行性，将曹州堆绣教学纳入课程标准[5]。

3.2实施

曹州堆绣在特殊教育学校非遗项目化教学中应用的具体实施分为4个部分。3.2.1教学基础研究为保障教学的顺利实施，在这之前需要具备一定的教学基础，需要研究如何将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遗”传承人引进课堂；如何对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进行非遗培训；如何完善硬件设施配置并逐步创建非遗工作室。3.2.2教学内容研究曹州堆绣历史悠久，是刺绣技艺与唐代“堆绫”“贴绢”技艺的结合与发展，工艺精细、色彩绚丽、题材广泛，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图1）。如何将曹州堆绣技艺合理有效地“嵌入”课程教学是研究的重点。基于课程教学目标需要，学生需要掌握与课程相关的非遗传统技艺，在传承非遗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贯彻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政策，结合教学目标进行创新创作。图1曹州堆绣传人刘宪堂堆绣作品3.2.3教学成果研究利用教学中获取的知识、技能和创意手段，设计并研发符合市场需求、契合时代审美的非遗衍生产品，通过参加非遗相关大赛、参加创意市集、开发相关旅游产品等渠道，推广教学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文化旅游的发展，发挥学校服务社会的作用。3.2.4教学评价研究非遗项目化教学不同于以往的课堂教学，在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上更加侧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考核，能否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的创新和发展、是否热爱传统文化、是否具备工匠精神都应该纳入评价体系。

4应用研究实例

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在“面料再造”课程教学中，合理融入曹州堆绣内容，与企业合作开展项目化教学[3]。创新教学形式和内容，激发学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情，以企业设计项目为导向，引导学生对传统进行创新创造，设计生产出有创意并符合市场需求的文创产品（图2）。图2创意堆绣作品在教学开展之前，与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学生负责设计和样品制作，企业负责生产和推广。前期组建由“非遗”传承人、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企业导师组成的教学团队，配备教学需要的设施，为顺利开课打好基础。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讲授“面料再造”理论知识，带领学生到曹州实地考察。在实践环节，曹州堆绣“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参与教学，面对听障学生，传承人存在沟通困难的问题，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进行辅助教学，学生通过非遗传承人的教授，学会堆绣的传统技艺。企业导师根据企业需求，下达设计任务，由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教师结合市场需要和流行元素，与现代拼布艺术相结合，引导学生在传统拼布技艺的基础上，在色彩、图案等形式上进行创新，开发设计企业需要的一系列文创产品。企业在学生作品中挑选符合企业需求的文创作品进行宣传、生产和销售，既增加了企业产品的文化内涵，又宣传了非遗文化，此案例有助于学校进行非遗传承教育和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

5结语

将非遗课程体系与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专业课程设置相融合，打造“非遗＋创新”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在教学实施中，加强校企合作，以企业实际项目为导向，与市场接轨，推动学生设计产品的转化销售，培养实用型人才，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在教学中注重传统堆绣技艺的创新教学，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大胆创新，为传统技艺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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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泮涛，王秀娟，沈玉迎.特殊教育学校现代非遗手艺传承与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服装艺术系为例[J].传播力研究，2020，4（23）：146-147.

[3]徐碧珺.云锦传统技艺在职业院校的传承与发展—以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3）：39-42.

[4]张伟.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业院校非遗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科技视野，2019（30）：147-148.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8

关键词：贺兰砚；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作为一种制度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1]，是中国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得以保护的有效路径。贺兰砚作为宁夏传统工艺品，始于唐代，因取材于宁夏“五宝”之首贺兰石，故称贺兰砚。2011年，贺兰砚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第三批），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贺兰砚作为传统工艺类遗产，保护与开发既要凸显其地域性，又要在实践中得到具体保护，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有效互动。

1贺兰砚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及银川市旅游业的发展，贺兰砚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保护名录的6种名砚之一，影响并带动社会各界的投资加盟。贺兰砚手工艺雕刻制品因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涌现出了《九龙套砚》《牡丹亭》《荷塘青翠》《西夏图腾奶壶砚》《枸杞》《西夏古风》等一批佳作。目前银川市贺兰砚生产企业70余家，仅西夏区近40家，其中部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部级非遗传承人1名，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47名。贺兰砚技艺带动创业就业近千人，主要分布在西夏古城、贺兰山农牧场、军马场，贺兰砚产品总量达到4500方（包括大小印章、首饰挂件、摆件等产品），年销售总额达到5600万元左右，详见表1。

2贺兰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2.1原材料资源保护。贺兰石又称吉祥石、碧紫石，质地均匀细密，清雅莹润，呈天然深紫、浅绿，其中深紫石质大约占18%，行内成为“紫底”，浅绿色石质被称为“绿彩”或者“绿标”。两色互相掩映，对比十分强烈，还常伴有玉带、云纹、绿豆点等天然特色陪衬。经地矿部门勘察，贺兰石主要分布地域东起贺兰山韭菜沟，西至贺兰山黄旗口，北起贺兰山回回沟，南至贺兰山高沟子沟口。目前预测资源量为2450t，主要集中分布在贺兰山中段，南起椿树沟沟南，北到苏峪口沟北，延绵20多km，但现今小口子沟沟源的石质最佳，蕴量丰富。2.2政府出台政策方面的保护。为保护有限的贺兰石资源，自1991—2008年，自治区政府相继出台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石开采保护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贺兰石资源开采管理的通知》《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石开采保护方法》等规范性文件，从制度层面不断加大对贺兰石资源的保护力度。2010年按照“切实保护贺兰山生态资源平衡，坚持依法开采、保护性开采、长远规划、合理利用、服务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则和工作目标，宁夏矿业院下属的宁夏金石工艺公司获得贺兰石唯一的采矿权。2012年6月，宁夏矿业开发勘查院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成功注册了“贺兰砚”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3年8月，依法成立了“贺兰石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协会”。2014年9月，贺兰石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协会组织召开了“宁夏贺兰石文化研讨会”。2017年银川市西夏区被评为“中国贺兰砚之乡”。2.3传承人的保护。闫氏家族作为贺兰砚最具代表性的传承群体，自清朝年间至今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影响力，目前已有5代传承人。20世纪50年代初，第三代传承人闫子江、闫子洋参与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建设工作期间，用贺兰砚雕刻创作了大型浮雕诗词、清平乐六盘山、红军长征过六盘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工艺品。第四代传承人闫森林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从小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技艺，作品葫芦砚荣获2007年宁夏第一届美术大师作品优秀奖，是宁夏一级工艺美术大师。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张向东、石飚、陈梅荣，施克俭、杨武、樊庆云、闫淑英、张凤玲、马继红等治砚大师。2.4传承基地的保护。近年来，宁夏相继建立了6批67个传承基地（点），有代表性的贺兰砚制作技艺传承保护基地包括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宁夏郝氏砚阁有限公司、宁夏伟帝珍品有限责任公司、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等。2011年起，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贺兰砚工艺班。2014年，新组建的宁夏艺术职业学院也将开设专门的贺兰砚雕刻课程。2017年3月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贺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在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开班，同年6月，银川市非遗保护中心贺兰砚传习所举办贺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对贺兰砚传统技艺的普及、传承都有所助益。

3贺兰砚生产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3.1重生产轻保护。贺兰砚运用商业经营的方式获得发展是可行的，但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加上贺兰石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使得贺兰砚生产于保护之上。非法及不合理的采石极大浪费了原材料。由于资源的减少，导致贺兰砚原材料开采成本由过去每吨几千元上涨到几万元不等。同时，过度开发导致贺兰砚工艺简化、机械化。很多作品简单、粗糙、缺乏创意，仿制品多，旅游纪念品多，精品少。3.2手艺人参差不齐，佳作匮乏。目前，从事贺兰砚制作技艺人员中，除部级、自治区级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外，大部分从事制作、雕刻的人员都来自民间，文化水平和度，可以“走出去”，到制砚名省去交流、学习，拓宽视野，提升技能；也可以“引进来”，邀请其他名砚传承人或团队，将先进的理念和手法运用到贺兰砚的制作过程中。

4贺兰砚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对策

4.1以需求促发展塞西尔.杜维勒在中国成都第三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的开幕词讲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大众的日常需求是该生产性保护的基础。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须不断被相关机构、群体及个人进行创造、延续、再创造并保存保护，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源于过去，但应在当下和未来继续传承。作为“活”遗产，贺兰砚的生产活动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社会需求决定了它的发展[3]。因此贺兰砚的生产不是简单追逐经济效益盲目的生产，它应在顺应时代变迁和民众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当今，面对国内对砚品较为火热的收藏需求，贺兰砚应当像端砚、歙砚那样声名远播。4.2提升贺兰砚设计、制作水准。贺兰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需求决定了贺兰砚的生产和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贺兰砚的设计和制作水准也在发生着变化。墨守成规、创新力不强，会让贺兰砚的发展之路被时代所淘汰。因此要加大对贺兰砚制作技艺人才的培养力。4.3政府政策应有保障。我国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形式关系是以“行政为主，民事为辅”。通过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政策等方面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的发展。以此为基石，提高贺兰砚技艺人才待遇，鼓励贺兰砚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适用性和质量稳定性。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大力扶持特色微小型企业。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不仅要对贺兰砚传统技艺作宣传，更要宣传弘扬大师和工匠精神。鼓励和支持贺兰砚行业协会规范行业秩序，提高为政府和企业服务的能力。4.4充分利用数字化媒介。2013年，中国开始进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工作，开始采用数字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濒危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抢救性拍摄，系统完整地记录口述史、技艺流程等信息[4]。虽然贺兰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是该制作技艺也可以通过采用数字媒体的技术手段进行采集、储存、处理、展示、传播等，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和解读，从而满足新的需求。贺兰砚制作技艺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经过不断实践[5]、不断完善才得到不断发展的。生产性保护作为保护方式之一，其目的是为了让贺兰砚凸显自身魅力，得到传承和发展，但需要明确的是：无论采取何种保护方式，贺兰砚技艺都不能丢掉自己的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艺术素养较低。一些手艺人的作品只是简单的沿袭多年前的雕刻方法，大都处于简单的复制阶段，作品的设计理念和水平较低。同时，贺兰砚技艺很难在短时期内掌握、前期收入不高，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愿学此手艺，使得该技艺的传承面临失传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与经验[J].民间文化论坛,2017(4):17-24.

[2]徐艺乙.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中的作用[J].贵州社会科学,2012(12):5-8.

[3]陈勤建.定位分层、核心传承、创意重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若干思考[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1(6):1-8.

[4]罗猷敏.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报告2015[M].北京:传统技艺分题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9

关键词新城区学校、乡土文化、场馆建设、本土知识、资源利用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化发展，原城市周边地区的自然地貌逐渐消失，随之变化的是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各种生产生活用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再有，来自各地的新迁入群体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但其文化意识却呈趋同发展，大部分儿童都住着同样的高楼，玩着相似的游戏。

一、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

基于以上现实，笔者以杭州市西湖区三墩北地区为例，对乡土文化及其资源的传承意义与价值开展了以下调查与分析。1.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要求“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学术界一般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生产生活、家风家训、传统技艺等都涵盖在乡土文化中[1]。从学校角度看，其中有教育价值的可视为乡土文化资源。笔者在调查实践中着重选择了与原水乡农耕相关联的生产生活旧物，主要因为生产生活旧物能呈现当地原自然地貌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传承已久的“脚踏实地、安民富民、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与传统美德。2.本土知识传递的需要传统生产生活旧物属于乡土文化物质形态，蕴含的还有思想知识结构上的“本土知识”，即石中英教授所提出的，“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2]。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和城市化推进中，外部物质环境的变迁也使本土知识的传递产生了断层。面对“本土知识”的流失，一直有一种“保护和拯救本土文化”的强烈呼声[3]。而学校作为传承创新文化的场所，理应在保存、传承乡土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3.新建学校建设的需要城市化地区的新建学校多数由新教师，以及新居民子女与原住民子女构成的学生群体组成。面对乡土文化的消逝，学校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人文底蕴、健康生活、责任担当等基本内涵出发，培养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理解本土社会、传递乡土意识。新城区学校可收集本地区原自然地貌图像和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的各种物件，通过展品再现曾经的劳动生活场景，以及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见证时代变革下的变迁。在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充分挖掘场馆设施及展品教育价值，整合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给学生搭建拓展实践、发展素养的平台，促使儿童从乡土文化的传承走向本土知识的传递。

二、场馆建设要关注生产生活旧物的收集拾理

鉴于生产生活旧物的乡土文化物态属性和传统文化内涵属性，筹建学校乡土文化陈列馆要从生产生活旧物的收集拾理开始。1.旧物拾理泛起乡土记忆学校建设应为儿童成长服务，应以儿童生活为起点。信息时代中，本土知识传递断层已成现实，儿童对于生产生活旧物有陌生感。笔者调查中发现，陌生感与乡土情结的惋惜、儿童天性的好奇是并存的。多数即将拆迁家庭对生产、生活旧物有特殊感情，但都苦于搬迁后无处存放。基于以上调查反馈，学校与社区联合拟定《关于“拾理生活旧物，保存家乡文化”倡议书》，发放到即将搬迁的村民中，接受村民来校捐赠，还通过倡议书回执信息上门取物件，同时颁发“收藏证书”，激励更多村民参与活动。承载乡土文化的生活、生产旧物要成为学生的学习活动资源，就要有从陌生到熟知的过程。在捐赠人群中，学生家庭是主体。于是，各班开展了“晒旧物、说故事”活动，班中展示捐赠物，捐赠者自己介绍名称、用途和蕴含的家庭故事。学校的阶段性展示活动还邀请媒体，让乡土记忆从家庭、学校扩大到社会。然后再归类整理各种生产、生活旧物，让搬迁中的舍弃物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资源，同时提前完成对场馆建设的规划。2.展品陈列探寻生活变迁建设乡土文化陈列馆不仅是为了增加学校特色亮点，以供来宾参观，更要面向学生，为学生发展与学习服务。场馆的主体是旧物陈列区，其既为保存展示生活旧物，也为了让儿童通过参与和学习，激发传承乡土文化的热情。其中几个区域主要有以下特点。生活用品区遵循“情境再现、信息提示、主动探索”的原则，分类陈列过去的厨房、卧室、餐厅等场合的用品，加以贴近儿童认知的信息提示。让儿童通过旧物了解当年生活情景，感受家乡发展变迁，主动探寻每件展品的使用原理与功能，探索其承载的价值与意义。生产用品区的农具、渔船具、轻纺具和农副产品存储加工用具，配以当年使用中的照片，能让学生知晓其用途，并了解劳动的艰辛。部分还能使用的用具，可让学生参与实践体验。精品展示区则选取了有一定收藏价值或者时代纪念意义的展品，并定期更换。3.教学区域拓展互动空间陈列馆不仅展示旧物，还要拉近学生与旧物的距离，让展品和学生交流。在布局陈列馆时，将部分空间留作教学互动之用，保证陈列馆作为课程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制定场馆开放制度，确保学生与展品定期互动的机会。互动空间不局限于场馆内，还积极拓展到校园其他空间或学生家庭中。例如学校每个月都会在“读诗亭”推荐不同的诗文，根据《渔歌子》《乡村四月》《四时田园杂兴》等诗文内容在亭中布置相关农具、渔具，以烘托诗境，让旧物承载的文化融入学生的认知中。家庭是“本土知识”传递的最大空间。部分家庭中保存着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旧物，借此开展“亲子共研家藏旧物活动”，将家庭中物与人的对话交流作为有效的互动空间补充。4.文化布局营造乡土氛围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儿童发展为中心，让校园文化发挥其文化浸染与塑造作用，最终让儿童在校园乡土文化氛围中形成一种文化传承自觉。在乡土文化陈列馆开辟百米记忆长廊，通过古籍中旧地图和拆迁前的村落分布图、建设规划图，展示家乡的历史沿革；通过曾经的古桥、河道、农田、池塘、节庆习俗和儿童活动的照片，再现家乡的生活场景；把部分陈列馆藏品拍成精美图片，配上文字，完成对旧物更加细致的介绍。部分生活旧物也是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校园中还有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域。对于难以在陈列馆展示的大型陶器、石材等，则作为校园各角落的文化布置材料。

三、利用乡土文化场馆资源进行课程开发

在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乡土文化陈列馆作为教育资源，不仅应在各门基础性课程中加以利用，还要把握当前课改方向，深入开发拓展性课程。1.基于美德价值融入德育课程活动生产生活旧物与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很多物件蕴含着传统美德，可以利用其内涵价值有效地与国家德育课程及学校德育活动形成互补[4]。例如，在教学《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下册“我们当地的风俗”时，学生介绍了长命锁、五帝钱、桃印、发簪等旧物件背后的习俗，这样他们既认识了生活旧物，也感受到长辈的生活经历和优秀美德，加深了他们的情感体验。陈列馆的生活旧物还被使用在学校四乐节日课程、年级组“综合实践+”主题活动中。如在乐学节之学农活动中，各班轮流使用传统农具参与生产劳动，感受祖辈的吃苦耐劳；在“感恩大自然恩赐”主题活动中，学生用老茶壶、茶盏冲泡传统烘豆茶，体验劳动之余的农闲快乐；每年学校乐创节上，高年级学生会用方言说旧物讲故事、展示手绘旧明信片等。2.基于传统元素促进基础课程教学场馆资源的利用还包括挖掘生活旧物中的传统元素和科学原理，以教具形式巧妙地融入到其他基础性课程中，促进课程教学开展，在教学中传承乡土文化、传递本土知识。语文是人文性课程，教师将旧物资源利用到语文小综合实践、写作中，并开展了“我识生活旧物”“家中生活旧物的故事”等征文活动。数学老师在教学二年级下册“认识算盘”这课时，借助馆藏老算盘实物，在培养学生数感的同时，让学生深刻感受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科学老师在执教六年级下册“杠杆”一课时，就以老式杆秤为教具讲解科学原理。学校乡土文化陈列馆中有不少受赠的旧玩具，体育老师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在体育课、课间活动、童玩节上开展“旧玩具，老游戏”活动。美术教师则将旧物运用到绘画、美术鉴赏、剪纸、泥塑等教学中。馆中收藏的道教乐器也成了音乐课上认识民乐的教具。3.基于旧物拾理开发一纵课程主线以乡土文化陈列馆为核心的拓展性课程呈“一纵多线”布局：“旧物拾理”拓展性课程为一纵主线；以相关生活旧物开发的多门课程为多线课程群落。旧物拾理的课程目标设置必须面向儿童发展，传承家乡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生活旧物承载的乡土文化，逐步建构适宜儿童的“本土知识”，培养乡土情感、审美能力和情趣，以及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课程内容以实践活动为主，知识拓展占比很小，并兼顾新迁入学生群体。全校层面的学生，每学期凭“乡源卡”参观陈列馆两次即完成课程学习。每周定期根据主题安排学习内容，主要采用课堂交流、课外调查、校外考察、实践活动等形式实施课程。本课程评价纳入到学校慧学堂课程评价体系中，评价对象分为全校学生和课程学员，依据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分为“乡识章”“乡乐章”“乡情章”三个等级。4.基于分支拓展开发多线课程群落多线课程群落是利用陈列馆旧物资源的体艺特长拓展性课程，由本校教师或外聘传承人、村民授课，分为留存民间手艺、弥补生活缺失、传承非遗项目三个类别。留存民间手艺类都是制作传统生活用具的民间手艺。如手编草鞋课程，学生能在其中体会到当年生活的艰辛，也能感受动手制作的乐趣，一件件工艺品还能装扮校园和家庭。弥补生活缺失类是针对一些本土知识的缺失所做的弥补，如现在青年群体多不会敲喜庆锣鼓和竞舟锣鼓，于是就请老村民用馆藏旧锣鼓给高年级男生传授。传承非遗项目类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要求，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来校授课。

四、新建学校的特色品牌与规划发展

作为一所新城区学校，以乡土文化陈列馆建设为切口，营造水乡农耕特色的校园文化，并充分利用场馆资源，融入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可以为学校特色品牌建设提供平台。学生在文化浸润与课程学习中继承了家乡文化遗产，有了文化保护意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积极主动地弘扬家乡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设计和场馆后期建设中可以注入时代元素，整合多元功能，以新游戏、新活动、新技术为支撑，让乡土文化更具吸引力。同时，激发儿童乃至社会各界对乡土文化的热情，通过学校、社区、家庭、公益组织和政府部门，共同推进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夏志芳．地域文化·课程开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6-72．

[2]石中英．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2001（08）：13-18．

[3]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358-363．

传承非遗手艺范文篇10

关键词：新城区学校;乡土文化;场馆建设;本土知识;资源利用

近年来，随着各地城市化发展，原城市周边地区的自然地貌逐渐消失，随之变化的是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各种生产生活用具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再有，来自各地的新迁入群体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但其文化意识却呈趋同发展，大部分儿童都住着同样的高楼，玩着相似的游戏。

一、乡土文化的时代价值

基于以上现实，笔者以杭州市西湖区三墩北地区为例，对乡土文化及其资源的传承意义与价值开展了以下调查与分析。1.传统文化传承的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要求“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提升乡土文化内涵”“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学术界一般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生产生活、家风家训、传统技艺等都涵盖在乡土文化中[1]。从学校角度看，其中有教育价值的可视为乡土文化资源。笔者在调查实践中着重选择了与原水乡农耕相关联的生产生活旧物，主要因为生产生活旧物能呈现当地原自然地貌上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传承已久的“脚踏实地、安民富民、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思想理念与传统美德。2.本土知识传递的需要传统生产生活旧物属于乡土文化物质形态，蕴含的还有思想知识结构上的“本土知识”，即石中英教授所提出的，“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2]。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和城市化推进中，外部物质环境的变迁也使本土知识的传递产生了断层。面对“本土知识”的流失，一直有一种“保护和拯救本土文化”的强烈呼声[3]。而学校作为传承创新文化的场所，理应在保存、传承乡土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3.新建学校建设的需要城市化地区的新建学校多数由新教师，以及新居民子女与原住民子女构成的学生群体组成。面对乡土文化的消逝，学校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人文底蕴、健康生活、责任担当等基本内涵出发，培养学生弘扬传统文化、理解本土社会、传递乡土意识。新城区学校可收集本地区原自然地貌图像和劳动人民生活生产中的各种物件，通过展品再现曾经的劳动生活场景，以及城市新区的发展历程，见证时代变革下的变迁。在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充分挖掘场馆设施及展品教育价值，整合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给学生搭建拓展实践、发展素养的平台，促使儿童从乡土文化的传承走向本土知识的传递。

二、场馆建设要关注生产生活旧物的收集拾理

鉴于生产生活旧物的乡土文化物态属性和传统文化内涵属性，筹建学校乡土文化陈列馆要从生产生活旧物的收集拾理开始。1.旧物拾理泛起乡土记忆学校建设应为儿童成长服务，应以儿童生活为起点。信息时代中，本土知识传递断层已成现实，儿童对于生产生活旧物有陌生感。笔者调查中发现，陌生感与乡土情结的惋惜、儿童天性的好奇是并存的。多数即将拆迁家庭对生产、生活旧物有特殊感情，但都苦于搬迁后无处存放。基于以上调查反馈，学校与社区联合拟定《关于“拾理生活旧物，保存家乡文化”倡议书》，发放到即将搬迁的村民中，接受村民来校捐赠，还通过倡议书回执信息上门取物件，同时颁发“收藏证书”，激励更多村民参与活动。承载乡土文化的生活、生产旧物要成为学生的学习活动资源，就要有从陌生到熟知的过程。在捐赠人群中，学生家庭是主体。于是，各班开展了“晒旧物、说故事”活动，班中展示捐赠物，捐赠者自己介绍名称、用途和蕴含的家庭故事。学校的阶段性展示活动还邀请媒体，让乡土记忆从家庭、学校扩大到社会。然后再归类整理各种生产、生活旧物，让搬迁中的舍弃物成为学校教育教学的资源，同时提前完成对场馆建设的规划。2.展品陈列探寻生活变迁建设乡土文化陈列馆不仅是为了增加学校特色亮点，以供来宾参观，更要面向学生，为学生发展与学习服务。场馆的主体是旧物陈列区，其既为保存展示生活旧物，也为了让儿童通过参与和学习，激发传承乡土文化的热情。其中几个区域主要有以下特点。生活用品区遵循“情境再现、信息提示、主动探索”的原则，分类陈列过去的厨房、卧室、餐厅等场合的用品，加以贴近儿童认知的信息提示。让儿童通过旧物了解当年生活情景，感受家乡发展变迁，主动探寻每件展品的使用原理与功能，探索其承载的价值与意义。生产用品区的农具、渔船具、轻纺具和农副产品存储加工用具，配以当年使用中的照片，能让学生知晓其用途，并了解劳动的艰辛。部分还能使用的用具，可让学生参与实践体验。精品展示区则选取了有一定收藏价值或者时代纪念意义的展品，并定期更换。3.教学区域拓展互动空间陈列馆不仅展示旧物，还要拉近学生与旧物的距离，让展品和学生交流。在布局陈列馆时，将部分空间留作教学互动之用，保证陈列馆作为课程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同时制定场馆开放制度，确保学生与展品定期互动的机会。互动空间不局限于场馆内，还积极拓展到校园其他空间或学生家庭中。例如学校每个月都会在“读诗亭”推荐不同的诗文，根据《渔歌子》《乡村四月》《四时田园杂兴》等诗文内容在亭中布置相关农具、渔具，以烘托诗境，让旧物承载的文化融入学生的认知中。家庭是“本土知识”传递的最大空间。部分家庭中保存着一些有纪念意义的旧物，借此开展“亲子共研家藏旧物活动”，将家庭中物与人的对话交流作为有效的互动空间补充。4.文化布局营造乡土氛围校园文化建设要以儿童发展为中心，让校园文化发挥其文化浸染与塑造作用，最终让儿童在校园乡土文化氛围中形成一种文化传承自觉。在乡土文化陈列馆开辟百米记忆长廊，通过古籍中旧地图和拆迁前的村落分布图、建设规划图，展示家乡的历史沿革；通过曾经的古桥、河道、农田、池塘、节庆习俗和儿童活动的照片，再现家乡的生活场景；把部分陈列馆藏品拍成精美图片，配上文字，完成对旧物更加细致的介绍。部分生活旧物也是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校园中还有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域。对于难以在陈列馆展示的大型陶器、石材等，则作为校园各角落的文化布置材料。

三、利用乡土文化场馆资源进行课程开发

在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乡土文化陈列馆作为教育资源，不仅应在各门基础性课程中加以利用，还要把握当前课改方向，深入开发拓展性课程。1.基于美德价值融入德育课程活动生产生活旧物与当地优秀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很多物件蕴含着传统美德，可以利用其内涵价值有效地与国家德育课程及学校德育活动形成互补[4]。例如，在教学《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下册“我们当地的风俗”时，学生介绍了长命锁、五帝钱、桃印、发簪等旧物件背后的习俗，这样他们既认识了生活旧物，也感受到长辈的生活经历和优秀美德，加深了他们的情感体验。陈列馆的生活旧物还被使用在学校四乐节日课程、年级组“综合实践+”主题活动中。如在乐学节之学农活动中，各班轮流使用传统农具参与生产劳动，感受祖辈的吃苦耐劳；在“感恩大自然恩赐”主题活动中，学生用老茶壶、茶盏冲泡传统烘豆茶，体验劳动之余的农闲快乐；每年学校乐创节上，高年级学生会用方言说旧物讲故事、展示手绘旧明信片等。2.基于传统元素促进基础课程教学场馆资源的利用还包括挖掘生活旧物中的传统元素和科学原理，以教具形式巧妙地融入到其他基础性课程中，促进课程教学开展，在教学中传承乡土文化、传递本土知识。语文是人文性课程，教师将旧物资源利用到语文小综合实践、写作中，并开展了“我识生活旧物”“家中生活旧物的故事”等征文活动。数学老师在教学二年级下册“认识算盘”这课时，借助馆藏老算盘实物，在培养学生数感的同时，让学生深刻感受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劳动人民的智慧。科学老师在执教六年级下册“杠杆”一课时，就以老式杆秤为教具讲解科学原理。学校乡土文化陈列馆中有不少受赠的旧玩具，体育老师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在体育课、课间活动、童玩节上开展“旧玩具，老游戏”活动。美术教师则将旧物运用到绘画、美术鉴赏、剪纸、泥塑等教学中。馆中收藏的道教乐器也成了音乐课上认识民乐的教具。3.基于旧物拾理开发一纵课程主线以乡土文化陈列馆为核心的拓展性课程呈“一纵多线”布局：“旧物拾理”拓展性课程为一纵主线；以相关生活旧物开发的多门课程为多线课程群落。旧物拾理的课程目标设置必须面向儿童发展，传承家乡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生活旧物承载的乡土文化，逐步建构适宜儿童的“本土知识”，培养乡土情感、审美能力和情趣，以及一定的动手实践能力。课程内容以实践活动为主，知识拓展占比很小，并兼顾新迁入学生群体。全校层面的学生，每学期凭“乡源卡”参观陈列馆两次即完成课程学习。每周定期根据主题安排学习内容，主要采用课堂交流、课外调查、校外考察、实践活动等形式实施课程。本课程评价纳入到学校慧学堂课程评价体系中，评价对象分为全校学生和课程学员，依据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分为“乡识章”“乡乐章”“乡情章”三个等级。4.基于分支拓展开发多线课程群落多线课程群落是利用陈列馆旧物资源的体艺特长拓展性课程，由本校教师或外聘传承人、村民授课，分为留存民间手艺、弥补生活缺失、传承非遗项目三个类别。留存民间手艺类都是制作传统生活用具的民间手艺。如手编草鞋课程，学生能在其中体会到当年生活的艰辛，也能感受动手制作的乐趣，一件件工艺品还能装扮校园和家庭。弥补生活缺失类是针对一些本土知识的缺失所做的弥补，如现在青年群体多不会敲喜庆锣鼓和竞舟锣鼓，于是就请老村民用馆藏旧锣鼓给高年级男生传授。传承非遗项目类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要求，邀请非遗项目传承人来校授课。

四、新建学校的特色品牌与规划发展

作为一所新城区学校，以乡土文化陈列馆建设为切口，营造水乡农耕特色的校园文化，并充分利用场馆资源，融入基础性课程，开发拓展性课程，可以为学校特色品牌建设提供平台。学生在文化浸润与课程学习中继承了家乡文化遗产，有了文化保护意识和文化鉴赏能力，积极主动地弘扬家乡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文化设计和场馆后期建设中可以注入时代元素，整合多元功能，以新游戏、新活动、新技术为支撑，让乡土文化更具吸引力。同时，激发儿童乃至社会各界对乡土文化的热情，通过学校、社区、家庭、公益组织和政府部门，共同推进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1]夏志芳．地域文化·课程开发[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66-72．

[2]石中英．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J]．教育研究，2001（08）：13-18．

[3]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358-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