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统文化论文十篇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1

"传统文化"是根据英文"Traditional and Folk Culture"翻译而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也就是说传统知识是历经数个世纪，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使用的"传统文化"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或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

目前国内很多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界定的观点也不统一。诸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郑成思教授主张传统知识主要包括"民间文学艺术"和"地方传统医药"两大部分。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李顺德教授则认为传统知识是一个内容非常广泛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文娱、体育等诸多方面。

由上可知：无论是组织还是学者，对传统文化都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又都肯定了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即在小区域内由集体创作、使用、保存且代代相传，属于传统或土著的文化。当然，不可否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知识所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当今还包括医疗、农业或者工业的方法等。

二、传统文化面临危机与保护之意义

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正在面临现实的流失和淡漠。在我国，尤其令人心痛的是，以非遗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产业在我国许多地方发展缓慢，尚未发挥助飞地方经济的作用，却成为流失海外的娱乐产业或产品的高附加值。再如我国的民间文学《花木兰》被拍成美国卡通影片，"变脸"绝技流传海外,《西游记》故事被拍成日本影片,端午祭、走马灯分别被韩国、柬埔寨向联合国申报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中草药方面还有日本仿我国的六神丸开发救心丸，韩国仿制我国的牛黄清心丸等等。大量的传统文化遗产海外流失，民间文学艺术被粗暴使用，传统科技被无偿使用，有甚者还申请专利、注册商标来限制我国的正当使用。由此可见，传统文化的保护刻不容缓。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传统文化的保护被纳入议题，足以见证保护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对我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的传统文化的持有者多数在少数民族手中或者地处偏远的民众手中，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护西部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人群之利益，最大化的实现社会资源与利益的均分配。第二，保护传统知识有助于增强西部本土居民的社会竞争力，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更好的适应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更有助于本土居民自己保护传统文化。第三，保护传统文化有助于保留文化多样性。像我国这样民族众多的国家，要尊重少数民族群体，允许其在本民族的管辖范围内，对自己民族的文字语言和民族文化进行自治，使之能够不断地传承、延续。第四，保护传统文化可以防止非权利人的不当使用。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文化被大量的海外滥用，通过立法或者其他途径对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其目的就是防止非权利人未经允许而加以利用，或者是在利用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恶意扭曲。

三、传统文化保护之探讨

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传统文化的维系、发展和合理利用，激励创作，保护文化多样性，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根据保护传统文化之目的，笔者将从立法保护、项目保护、传承保护、节会保护、四个方面探讨传统文化的保护措施。

（一）立法保护

立法保护是传统文化保护最主要的积极措施，从当前国内立法实践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法规方面有1997年出台的《传统工艺美术条例》《云南省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当今国内部分学者主张将传统文化的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这一观点我是不予认可的。首先，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客体都是明确的，而传统文化的主体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其次，立法的价值存在冲突。知识产权法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创新，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传统文化的保护之目的在于保护文化多样性，使特定文化所承载的精神、宗教、伦理、道德等重要价值与特定的群体或者个人之间保持联系。所以，知识产权法很难再实践中保护传统文化。再者，勉强将传统文化保护纳入知识产权法体系，无法达到法律效果，这本身也是对知识产权法的损害。与之相反，鉴于传统文化是一种适应本土文化和环境，通过口头的方式，代代相传的文化。各省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法规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予以保护更具有可行性。

（二）项目保护

项目保护重在确定传统文化遗产名录。对于那些有重大价值的项目，鼓励积极地申报世界或者部级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同时，鉴于民族文化的原生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加大对传统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比如建设文化馆、博物馆，便于对传统文化集中管理和保护。

（三）传承保护

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是为了使民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永世长存。首先，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民族文化保护氛围，掀起保护民族文化潮流。例如通过民族文化保护走进校园、课堂等形式。其次，传统民族文化保护需要保持原貌，需要在本地区开设特色民族职业教育，培养传统文化传承人才，增强年轻一代关注传统文化的意识。再次，全力挖掘尚存在的传统文化艺人并予以登记，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对传承人予以资金支持或对做出贡献的艺人提供奖励。

（四）节会保护

我国的传统节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民族节日都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像端午节、清明节等。近年来，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热衷于西方的节日，诸如情人节、圣诞节等，而对端午节、清明节趋于冷淡，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然而，通过节会上的活动可以使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得以传承和展示。渲染节日氛围，培养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结束语

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艺术，这些构成了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族的传统文化具有了解历史、教育后人、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功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当以文化复兴作为灵魂。希望在全社会形成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人人都来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贡献一份力量，尽一份责任。

参考文献：

【1】丁丽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开发传统文化产业的结合路径》，载吴汉东编《中国知识产权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年刊》（2007年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3】参见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文丛》（13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参见《浅谈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方法》，资料来源：

省略/class03_detail.asp?id=1883，2011年01月12日访问。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2

本次年会的核心议题是“传统音乐保护的理论、方法与政策研究”。这是针对近几年我国社会人文领域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热烈的话题提出来的。现以专题为分类，选取部分文章进行介绍：

1.传统音乐传承与保护的理论、方法、政策研究（以仪式音乐为例）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在《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仪式化展演过程》中谈到，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常被等同于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表演艺术”，然而难以否认的是，实际生活中的表演艺术常常同口头传说和表述、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等民俗事项彼此难分。倘若我们看到“表演过程”与“仪式过程”二者之间包含的某种共性，便可将“仪式化展演过程”作为一条纽带或环链，将表演艺术及其文化生态环境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纳入整体文化系统中进行动态的审视。

中国音乐学院杨红在《仪式音声之民族志构建──内蒙古西部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的考察与思考》中讲到，内蒙古西部既是历史上“秦直道”的北段，又是昔日“西口路”的必经地和目的地。这里蒙汉文化得到广泛的交流，多民族音乐文化遗存丰富，须深入挖掘的资源雄厚。作者企图从整合的视角，对该地区多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尤其是伴随着人们生活的仪式音声的实地考察、梳理、研究，以期达到总体的概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薛艺兵《论祭祀仪式音乐研究中的“两阈结构”模式》认为，祭祀仪式的场域结构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主体结构模式，这就是由“凡俗阈”和“超凡阈”构成的“两阈结构”模式。所谓“凡俗阈”，是指平凡俗人的人间阈境（人间世界），是仪式场合的现实空间；所谓“超凡阈”，是指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鬼阈境（神鬼世界），是祭祀者观念中（或象征性）的意象空间。文章以具体实例的分析来说明“两阈结构”中音乐作为一种包含观念、行为和声音的特殊现象，是怎样以其特殊的观念“意向”、行为“指向”和声音“效应”达到沟通、调和两阈关系的。

上海音乐学院萧梅《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以广西壮族“魔仪”音声描写为例》以作者对广西靖西壮族“魔仪”音声场域中“超验”现象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 ）作为体验的音乐民族志之例，讨论：（1）“身体感”及其带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uctivity ）或“他者间性”(interotherness）作为仪式音乐田野研究体验基础的“感性”（somatic ）能力及其合法性；（2）仪式场域的“默声”现象，作为整体“声谱”的一部分是否应该被表达，而前述基于“身体感”的体验又如何表达之？（3）体验作为田野研究的话语实践，如何能使音乐研究真正成为对音乐实践活动自身的“趋近”，其观察、自省、批判、对话的整体研究又将对音乐学产生哪些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在《重构声音》中讲到，沿袭欧洲乐器学理念的音乐学研究，通常不包括非旋律性的打击乐器。但对于中国民俗事项的阐释来讲，尤其是对发生在乡村仪式中的音乐来讲，打击乐器却占有特殊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没有打击乐器就没有乡村仪式。那些专业音乐家概念中的声音与局内人概念中的声音，常常有一定距离，甚至背道而驰。

香港城市大学罗明辉《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从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谈起》根据有关香港洪朝音乐的考察研究，结合洪朝仪式音声的特点，从研究方法的设计和实施、文本资料的建构、理论架构的依据等方面，探讨仪式音声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及意义。

香港道乐团刘红《仪式音乐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判定》围绕在田野考察中，考察者如何掌握和判别自己的身份、角色的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田野工作的概念；（2）田野考察者于本土文化中的身份定位；（3）田野考察者的自我身份如何判定；（4）田野考察的目的。

2.传统音乐研究与非物质文化保护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王耀华《关于中国民族音乐“集成后”的思考》论述了作者在编著《中国民族音乐》教材的过程中，将中国民族音乐四大集成已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卷本作了一番学习，在对“集成”的巨大贡献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同时，对“集成后”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

上海音乐学院洛秦《学科架构、规划和愿景――音乐人类学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为个案，讲述依托上音的优秀学术传统，该学科建立了现代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工作平台，与国内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该领域的著名学者联手，整合和优化有关的研究资源和人才，采用独立运营和组合的机制，强调学术的基础性、交叉性、前沿性和现实性，以领域的唯一性、优先性和学科的独特性、领先性作为建设目标的重点，推动了近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进程。

中国音乐学院刘勇《全世界民族音乐学家，联合起来――兼论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受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奈特尔（Bruno Nettl）的启发，对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并对“民族音乐学中国学派”的形成和学术特点进行了展望和分析。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蓝雪霏《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运动与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互唤问题――兼谈“民族音乐学”教育实践的良好契机》认为，当前，由政府领导的一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既然是“文化遗产”，无论其概念定义、重要性迫切性还是行政命令、操作措施都富含独特的科学学术品质。这场行将继续向纵深拓进的与吾辈学术密切相关的大规模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二者不尽密切配合甚至脱钩现象而亟需两相呼唤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钱茸《换个思路说传统音乐的承接――从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谈起》认为，音乐圈内，甚至传统音乐圈内，疑惑的声音时有耳闻，如：有些“原生态民歌”是否还能算“原生”？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参加青歌大赛？原生态歌手是否应该进入歌舞团？中国传统声乐品种是否真正值得拯救？是否可能得到拯救？等等。本文拟换个思路，从三个角度，寻求阐释上述问题的突破口：（1）非遗项目的文明属性；（2）传统音乐的符号化存在方式；（3）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误区与潜力。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施咏《中国当代“民工歌曲”中的表现主题及其相关社会意义》通过对“民工歌曲”的研究，倡导在“民工歌曲”中的人文主义关怀，关注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权益保护。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马希刚《借鉴、融通与理性期待――基于音乐文化特征的中国传统音乐教学方法思考》对中国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文化特征的差异从哲学背景、审美追求、表现形式和音乐风格等几个方面作了比较分析，提出了以下几点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改进措施：（1）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2）对经典曲目进行解构与重建构；（3）创建历史文化情境来促进中国传统音乐的教学；（4）通过深刻理解音乐特征领悟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沈云芳《胡登跳“丝弦五重奏”的音乐创作观念及存在价值研究》对丝弦五重奏的生成脉络作了较为细致和详尽的梳理，从胡登跳先生的丝弦五重奏创作入手，对作品的音乐形态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充分提炼其创作观念和手法，并在与丝弦五重奏关系密切的演奏员和由此形成的专业民族器乐重奏课程等方面，探寻丝弦五重奏这一新的艺术品种形成以及发展的社会、文化成因，客观看待其得失利弊，以观照、审视、思考民族室内乐在当代的发展。

3.山西（及其它区域）音乐文化的地方性知识研究

云南省民族艺术研究所吴学源《葫芦丝漫谈》以简要的历史回顾形式，从民族音乐学、乐器学以及民俗学的角度，对葫芦丝的分布、名称、形制、音体系及其相关文化背景作了较客观的记述，并试图就这种乐器的产生以及产生的地域、族属等历史渊源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王亮《上党八音会调查》以《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中有关资料为参照，结合相关文献，对上党八音会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访谈、观看演出、跟踪班社活动、录音录像等方式，以“全面普查”与“个案跟踪”横、纵两条线索对该乐种的现存状况展开了田野调查。

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许璐、蔡际洲的《1980年代以来的汉族民间吹打乐研究》以1980年至2006年底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该领域的论文（合计156篇）为对象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在汉族民间吹打乐这一领域，尚存在如下一些问题：研究对象的地域分布呈“北多南少，东多西少”状；研究角度相对单一；田野工作还须加强等等。

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音乐系叶明春《云南洞经音乐审美观初探》基于音乐人类学“概念”（审美观）――“行为”（音乐行为）――“音声”（音乐作品）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从音乐作品、音乐行为，返观洞经音乐的基本概念，探索洞经音乐的审美观。

天津音乐学院李微微《山东柳子戏唱腔五大基本曲牌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柳子戏进行了界定和概述，对其兴起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柳子戏五大基本曲牌进行了音乐与历史、现状的综合分析。

沈阳音乐学院冯志莲《东北大鼓备忘录》以文献资料和考古成果为基础，以调查研究为手段，从“东北大鼓之生成探源”、“东北大鼓之兴盛考略”、“东北大鼓之衰微发幽”、“东北大鼓之保护撷要”四个方面对东北大鼓进行了论述。

上海音乐学院齐江《说唱音乐分类研究》肯定了说唱音乐两分法的重要学术意义，同时借鉴张鸿懿提出的说唱音乐两分法以及吴文科对于说唱艺术的分类方法，提议将我国的说唱音乐分为牌子曲类、鼓书类和杂曲类三种。

4.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新方法、新视角、新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张伯瑜《论中国当代民族器乐发展中传统音乐思维的丢失》中谈到，纵观今天的民族器乐，在与传统器乐相比之后，可以发现其中的三种变化：音声变化、制度变化和思维变化。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田耀农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的最后分野》中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应是两个不同的研究方向，二者的分野可从五个方面界定：历史的还是当下的、考据的还是比较的、音乐的还是文化的、国家内的还是国际的、乐事的还是乐人的。

青海音乐家协会巨奇君《土族民歌多源文化特征初探》对土族民歌的多元性文化特征进行了形态上的初步探讨，指出土族民歌中土语、汉语、藏语的三种语言形态，从歌词的语言和结构、曲调的旋法、调式结构等方面比较了土族民歌与蒙古族、汉族、藏族、回族民歌之间的关系，并从语言、宗教、文化、地理、族源、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探索形成土族民歌多元化的因素。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李玉珍、商树利《二人转音乐中的俗文化特征》以民俗文化、中国传统音乐形态学以及美学的多重视角为出发点，试图得出二人转音乐的俗文化特征审美价值所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1）二人转源流性质的解释；（2）二人转表演曲目内容的结构特点和题材分类；（3）审视二人转俗文学唱词语言的“剧诗”性特征的体现；（4）解析二人转俗乐唱腔的基本特征。

青海民族学院艺术系苏娟《青海土族婚礼曲的音乐特征》以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东沟乡大庄村的婚礼仪式和婚礼曲为切入点，通过对该地婚礼曲的音乐特征和歌词的艺术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研究，折射出青海土族婚礼音乐文化的整体面貌与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特征。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3

论文摘要：井陉拉花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外，还具有良好的健身意义和推广价值。将井陉拉花引入高校课堂并加以推广，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且能够使大学生身心得到锻炼，同时也利于打造特色鲜明的校园文化。可从题材、表现形式、动作设计风格等方面对井陉拉花进行传承与创新。

历史悠久的井陉拉花类属北方秧歌，是河北三大优秀民间舞种之一，形成并流传于河北省石家庄井陉县。井陉拉花因其独具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民族艺术精髓,2006年被国家列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使井陉拉花这一民间艺术得以保护并得到广泛的推广，继而探索一条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我们试对井陉拉花引人高校课堂进行探讨。

一、井陉拉花的艺术风格与推广价值

并陉拉花起源于民间节日、庙会、庆典、拜神时的街头广场花会，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多样的艺术形式。其舞姿柔健，屈伸大度，抑扬迅变;其韵律优美，节奏欢快;其曲调悲壮，婉转悠长，给人以空旷幽谷之感。突出的地域特征，刚柔并济的舞姿，明快活泼的生活情趣，使井陉拉花这一传统的优秀民间舞蹈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而且有着重要的体育训练价值。

井陉拉花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遵循民间舞蹈的发展规律，井陉拉花的舞蹈动作同样是从人民的生活中提炼、加工、美化而来，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和生活情趣。她以“拧肩”“翻腕” “扭臂”“吸腿”“撇脚”等动作为主要舞蹈语汇，上身动作以肩为主，肩部的顶、拧、耸、压和手臂的点、提、拉、抠、翻最能突出拉花风格;下身以膝部屈伸贯穿始终，形成刚柔相济、粗犷含蓄的艺术风格。总体上说，女性舞姿美丽大方，稳重优雅，既有身段之美，又兼气韵之妙;男性舞姿伸展大度，潇洒自如，既现阳刚之气，又透苍凉之风。

井陉拉花除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性外，还具有较高的健身价值。通过拧肩、翻腕、扭臂、吸腿、撇脚等为动作主线，不仅突显拉花的风格，而且有效地提高舞者的上肢力量和全身整体的灵活性，增强人体四肢与躯干及全身的协调能力，使参与者身体得以全方位的运动和锻炼。同时，在表演过程中，灵活多变的队形，舞者间的默契配合，可以培养出舞者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因此，井陉拉花这一传统的艺术在民间、在学校都具有良好的健身意义和推广价值。

二、井陉拉花保护与传承的新途径—将井胫拉花引入高校课堂

为了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井陉拉花这一即将失传的民间舞蹈艺术，井陉县政府通过组织各种层次的拉花歌舞表演队，举办各种形式的拉花民间艺术活动和比赛，对拉花民间艺术进行了积极抢救和整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如何更好地使井陉拉花这一民间艺术得以保护并得到持久而广泛的推广，继而探索一条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将包括井陉拉花在内的非遗项目引人高校课堂，让高校肩负起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动态传承，这一探索应是一条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途径。

高校是文化发展的中心，在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一，高校在民间文化资源的普查、挖掘、研究、整合，以及文化传承、发展、创新方面有着极其有利的条件。其二，高校拥有大量的高素质人才，可以充当“演员”与“观众”，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人才保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人校园，不仅可以使当代大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地域文化，欣赏民间艺术，发现民间文化美的真谛，看到隐藏在民间故事后面真实的民间和人生;而且有利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先进文化，扭转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

国内外许多学者通过对从事健身舞蹈的能量代谢率、能量消耗和运动心率变化等生理指标分析，认为健身舞蹈具有很高的锻炼价值。而井陉拉花属于健身舞蹈类，是一项效能很高的有氧运动。经常参加拉花表演与练习，能够迅速消除人体内的过剩脂肪，增强人体肌肉力量和关节的灵活性，代之以健壮的肌肉组织，使软化、迟钝和缺乏活力的肌肉重新变得充满活力和具有弹性。同时，对于解除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压力，缓解身心紧张和疲劳也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将井陉拉花引人高校，不仅可以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爱家乡教育的作用，而且还将对大学生增强体质、增进身心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高校保护和传承井陉拉花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最脆弱的部分，当今我国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在高校保护和传承井陉拉花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普遥的认知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存在于某一地区、某一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文化价值的人类文化实践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如:舞蹈、皮影、剪纸(技艺)、民族体育活动等。同物质文化遗产一样，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挽救，是我们对文化传统应有的尊重，同时也起着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传媒与市场化、娱乐化的冲击，民间传统的文化生态正在被破坏，趋于灭亡、失传的境地。由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不够，学生们对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常山战鼓、昌黎大秧歌、永年太极拳、井陉拉花等项目，知之甚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多是通过网络和各种媒体，因而就更谈不上对井陉拉花这一传统的舞蹈艺术的兴趣、认知及深人学习。因此，在高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形势不容乐观，前景任重而道远。

(二)生存土壤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必然条件是其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而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状况。现当代社会的文化主导形态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西方现代文化的传入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冲击，这些都将导致井陉拉花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加之现实生活中，井陉拉花的传承人越来越少，保护观念存在误区，许多人只是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井陉拉花，忽视其文化价值。因此，井陉拉花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窘境。

(三)井陉拉花动作设计难度大，表演形式复杂多变，限制其进一步推广

井陉拉花虽属秧歌舞的范畴，但它又有显著的自身特点。传统的井陉拉花表演人数为六人或十二人，取“六合同春”之意。演员手执道具各有其象征:伞—风调雨顺;包袱(现不多用)—丰衣足食;太平板、霸王鞭—四季平安、文治武功;花瓶—平安美满。由于井陉拉花艺术性强，动作难度较大，大学生学习有很大的难度，使大学生的参与规模受到限制。同时，传统井陉拉花的表演，所用道具较多且相对考究，也给井陉拉花在高校的推广形成一定的财政压力，限制了井陉拉花在高校的广泛开展。

四、井陉拉花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以“原生态”价值取向“再造”民族传统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设的责任和优势，体现着高校引领文化的应有之义。顺应时展的潮流，融人更多的现代科技与人文理念，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使井陉拉花更好地融人高校，使原生态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由于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题材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井陉拉花要在题材上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突出现实特点。

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不断追求物质文化的同时，愈加重视自身的健康状况并希望拥有强健的体魄。因此，井陉拉花应在原有表演形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使其大众化、普及化，并将其楔入传统校园节日文化中，建构新的文化生态。

风格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志和符号。在突出表现井陉拉花风格的同时，可将井陉拉花的拧肩、翻腕、扭臂、吸腿、撇脚等典型动作融人校园健美操的表演之中，利用头、眼、身、手的配合，表现井陉拉花动作的力度和协调性，形成健美操的一种独特的风格。再配以井陉拉花独有的音乐旋律，使大学生在音乐的感染下增强了对动作的理解与表现，在创造美、欣赏美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而井陉拉花的艺术魅力也得以在校园文化载体上充分展现。

健美操练习形式多样，运动量可大可小，是一项适合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特点以及体质状况的健身项目，能够满足社会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推广价值。利用健美操动作丰富、编排灵活、容易掌握的特点，将井陉拉花的表演动作按不同动作类型，编排成若干小节，使学生可根据锻炼的需要随意增减。加以动感强烈的现代音乐元素，井陉拉花这项传统艺术的瑰宝一定会绽放出灿烂的青春活力。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传统节日 文化安全阀功能 符号重塑

1 引言

2012年，交通部出台了节假日高速免费政策，为人们探亲访友和出游提供了便利条件。新的休假制度和“交通惠民政策”的实行，使得传统节日在文化传承、民俗保护等方面的重要性被重新认识与发掘。

当前，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领域，国内学者做了很多研究，如周润芝阐述了传统节日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内涵[1]；张秀芬分析了传统节日的尴尬与出路，就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问题进行了研究[2]；韦顺霞论述民族传统节日的困境与出路[3]；刘魅立分析了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的关系[4]；葛新论述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价值与重建[5]；萧放论述了传统节日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功能[6]；郭讲用研究了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7]；贺严阐述了国家法定休假的四大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8]；耿波作了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状与对策的调研报告[9]；李静从文化认同的视野分析了传统节日文化建设[10]。综上，国内学者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内涵价值、符号、仪式认同和传播途径上，还仅仅停留在文化学层面，而从社会学等角度对于传统节日文化对强化文化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控制、丰富中国人的“中国梦”等方面作用的研究还非常有限。因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必须加强“文化安全阀”机制建设。

2 传统节日文化的安全阀功能

社会安全阀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最早提出的，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11]。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把社会风险和冲突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12]。

笔者根据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提出了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在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中的“节日文化安全阀”概念。按照安全阀理论，在当前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冲突中，有些问题和冲突是可以作为文化保护的安全阀被利用的。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一些问题和冲突，彻底摆脱困境，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社会发展之间的冲突，把问题和冲突对传统文化造成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

当前，我国社会安全阀机制具有明显的潜制度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官方对这些机制的界定处于提倡与禁止之间的模糊状态。当前，既有的保护传统传统文化措施中除休假制度外，都存在着“潜制度化”的特点，这种制度并没有充分起到社会成员的节日情感表达、情绪宣泄和传统文化认同的功能，同时由于“潜安全阀”的随意性和非组织性特点，使它在运行过程中无法被有效地规范与弘扬[13]。我们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和传承中过程中，不仅需要对原有的节日习俗和文化进行挖掘和规范，更重要的是需要利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中的问题和冲突，引入制度化的手段，用 “显节日文化安全阀”替代“潜节日文化安全阀”，在制度建设、符号重塑、媒介传播、文化创新、活动引导等多方面建立节日文化安全阀机制[14]。

3 传统节日文化安全阀机制建设与符号重塑

3.1加强政府和民间节日文化组织建设，建立节日文化保护安全阀机制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期，各级政府都在主抓经济，在文化事业方面在缺乏政府引导和资金支持的情况下，很难组织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当前，政府必须强化这些组织的文化保护功能，在传统节日这一中国人文化认同感最强的时刻，充分渲染我国传统节日气氛，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我国目前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方面，应该成立相关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充分研究和利用传统节日文化保护中的问题和冲突，制定详细科学的节日文化保护制度。

3.2整合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社区等各种资源，重建传统节日符号体系

传统节日文化的符号系统包括时间、空间、仪式、乐舞、造型物、语言、服饰、饮食、祭品、游乐等，相关部门应研究、重构和规范各个节日的标识、礼仪，将具有民族标志、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重新引人各类节庆活动并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政府在推行和保障新的国家法定节假日休假制度的同时，可尝试将传统节日文化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为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提供必要的经费、场所和人才保障，增加硬件设施投入的力度，为人们提供充裕的活动场所和文化空间。要注重搭建节日集体文化活动平台，引导人们从家族封闭式的过节方式中走出来，参与到行业、社区乃至地区的集体狂欢中，从而由小家庭的团聚和睦延伸到民族大家庭的凝聚与团结。同时，要关注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化语境下的呈现状态，创造出与现代生活相交融的节日文化元素，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接受水平和心理特点，促成传统节日文化的现代转型。

3.3加强媒介宣传，推动传统节日仪式与信仰重塑

调查显示，目前大多数学生及其家长对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精神内核的认识和理解都比较肤浅，年龄越小重视传统节日的意识越淡薄。现代化思潮之下，节日仪式中的“灵魂的共鸣”、“精神的体验”被表演仪式所提供的感官层面的娱乐所代替，信仰的精神深度被身体的感官享受所填平。从传统节日的意义呈现来看，我国传统节日的世俗性、娱乐性较强，而信仰特有的神圣性较淡。

参考文献：

[1]周润芝.浅谈传统节日文化与群众文化的内涵 [J].内江科技，2003，（5）：75-76.

[2]张秀芬.传统节日的尴尬与出路[J].市场论坛.2006，（3）：151-152.

[3]韦顺霞.民族传统节日的困境与出路[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41-42.

[4]刘魅立.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3）：1-18.

[5]葛新.论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价值与重建[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7，（1）：89-90.

[6]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

[7]郭讲用.传统节日仪式传播与信仰重塑[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4）：29-32.

[8]贺严.国家法定休假的四大传统节日的文化意蕴[J].山东社会科学，2012，（10）：75-78.

[9]耿波.当代中国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状与对策报告[J].艺术百家，2012，（4）：58-68.

[10]李静.文化认同视阈下的传统节日文化建设[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2）：84-88.

[11]刘少杰等译.当代社会学理论[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50-189.

[12]张敦福.现代社会学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182-213.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5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或群体都意义重大，加之我国传统文化保护的现状堪忧，特别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文化 法律 保护方面存在诸多不足，所以有必要创设新的制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即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学者们对传统文化保护制度的观点各不相同，都只关注了传统文化特征的某一个侧面，不利于将其上升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来进行一体保护。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则建立在劳动财产论、劳动价值论和文化资本论的基础之上，其具体的制度构建主要包括：主体应采用“双重主体说”，权利主体是其所在社区的群体，管理主体是国家，即由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统筹传统文化产权的运行；客体即传统文化，但应排除公有领域、宗教领域、合理使用状态下的传统文化；内容大致包括署名权、文化尊严权、文化 发展 权、使用权、获得收益权。

四百年来，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一直在演进，其中针对任何客体所设定的权利都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实践的需要而逐渐纳入到知识产权法体系中来的。与一般的财产相比，传统文化同样具有利益属性，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益属性是显而易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同样具有利益属性，应该在其上设定相应的法律权利。正如费安玲教授所言，我们在设计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时，旨在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者应当享有一定的权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益中，包含着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财产利益主要以有体物为其载体而体现，但是，近 现代 社会的法律制度设计中已经不再拒绝对尚未被物质载体固定的利益加以保护，如人们的表演、技能实践所体现的财产利益。……①传统文化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有形财产，但更主要的是无形财产，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有形财产是无形财产的物化表现形式，因而在传统文化上设定的包括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在内的民事权利，即传统文化产权完全可以成为无形财产权家族的新成员，本文就是对这一观点的理论阐述。

一、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必要性研究

（一）传统文化是发展 中国 家文化安全的中心一环

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某些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 的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发展中国家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 历史 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分歧， 自然 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文化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经济 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其文化安全的重中之重。

（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该民族的存在之本

     自从民族形成之后，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出现。一个民族使用共同的语言，恪守共同的风俗习惯，养成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就是民族文化的突出表现。因而，人类学研究者都认为，对文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人和社会本质的研究。在社会当中，人要占有一个身份，必须扮演与此相关的“角色”，角色是身份的行为期待，角色所包容的内涵就是文化。它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不应该怎样，文化其实是人类行为选择的标准体系。②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更是少数民族区别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主要标志，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主要依托于其文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没有固有、稳定的文化，该少数民族就难以形成而长期存在。因而，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没有这个民族，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其存在之本。

（三）传统文化的保护现状堪忧

在漫长的岁月里，传统文化在某一群体的习惯法的保护下，在群体内部有序流传，并以传统的方法在群体内和谐地运用和发展。然而，在商业化浪潮汹涌的今天，随着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凸显，以及科技发展带来的传统文化利用方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的利益分配与分享正处于严峻的失衡情势和混沌状态。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先进的 科学 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大肆掠夺发展中国家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在商业上大量地滥用、歪曲或者篡改，而没有给创作群体或者相关国家任何的文化或者经济回报。另一方面，一些珍贵的民间文学资源自生自灭，没有进行任何开发、利用和保护，造成珍贵遗产的流失、灭失和社会财富的浪费。这种流失不仅仅是财富的流失，也是历史的流失，传统的流失。这对于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来说几乎是失去存在的精神根源。

（四）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传统文化法律保护方面的不足

我们首先来探讨著作权法在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有特定的作者,而传统文化的创作者通常是某一群体、社团或民族，而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特定的人，或者即便是曾经由某一个人所创作，但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又加入了社区或民族中其他人的改造和创新,创作主体变得无法判断。这是传统文化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的最大区别，也正是这一区别，使得用著作权法保护传统文化制造了一个难题，简单地讲，传统文化的创作主体无法确定，或者说应视为集体创作。

第二，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是已经创作完成的作品；传统文化是由某一社区或民族的整体或部分人创作,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的创新和发展，这也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永远处于变动之中的传统文化的创作可能永远都没有创作完成，对它的保护应是没有期限的，也就是永远保护。

    第三，所有的传统文化都会反映一个群落的传统文化特征,反映其文化价值趋向,具有传统 艺术 遗产特征，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却未必如此。

在探讨了著作权制度与传统文化保护的关系之后,我们再探讨一下利用专利权制度保护传统文化存在的缺陷：

    第一，专利权制度主要是对创新的激励机制,若将传统文化纳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那么其必须满足专利权制度所要求的条件:有完成发明的日期、一个或多个发明人的身份、相关产品的限定参数及有限的保护期等。但是,传统文化是很难遵循上述原则的。

     第二，专利权要求其客体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从历史的视角看，传统文化是具有创新性的，这些创新有的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要求，有的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的要求，尤其缺少专业的技术数据，因而多数传统文化是无法适用专利权来进行保护，更何况有些传统文化是排斥刻意的创新行为的，因为其会破坏传统文化的真实性。

第三，专利权无法保护传统文化的原生环境。如果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不能保存他们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那么即使建立了保护传统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仍然不足以防止传统文化的流失甚至消灭。

著名知识产权专家唐广良教授也认为，在讨论保护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及其利益分享问题时，“正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显然已不合适；必须创建一种全新的制度，或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创建一个特殊的分支，以满足这些特殊资源保护的特别要求。③其中“正统的知识产权”是唐教授自创的一个概念，指的就是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知识产权。因而，从权利的性质上看，知识产权的核心价值在于界定人们因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保护知识产权人在确定时限内的私权。而传统文化产权的无形要素已处于“公有领域”，它的保护对象是某民族或某社区集体创作的成果。

正如郑成思教授所言：“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生物技术等高技术成果的专利、商业秘密的保护，促进了发明创造；对 计算 机软件、文学作品的版权保护，促进了 工业 与文化领域的智力创作。但它在保护各种智力创作与创造之‘流’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了对‘源’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而传统知识，尤其是民间文学的表达成果，正是这个‘源’的重要组成部分”。④郑教授所说的传统知识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我们把这些传统文化作为公共产品随便加以利用，我们忽略了其背后作为传统文化主人的当地社区或少数民族的文化利益。

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产品及相关成果的唯一工具，之所以反对利用现行的知识产权体系或者建立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传统文化,是因为西方知识产权的概念与传统社区和土著居民的实践及文化不相容,将民间社区或少数民族引入市场经济的框架最终会导致传统文化的流失。美国 网络 激进主义者约翰·佩里·巴洛在说到数字化财产所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大难题时这样说到，知识产权法不可能通过打补丁、翻新或者扩展就能包容数字化表达的这些东西……我们有必要开发出一套全新的方法，以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法律家们正在采取行动，就当作旧法律还能够继续发挥作用，无论是通过奇怪的扩张，还是借助强制力。但他们错了。⑤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历史上知识产权制度也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为保护文学财产和鼓励创新而设立的，现在的知识经济时代是否发展到需要创立一种新的制度来保护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概述

（一）学者们对传统文化产权的不同观点

     对于传统文化产权，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专业背景出发，有不同的称谓，反映了大家对传统文化产权的不同认识，主要的观点有如下几种：

     王鹤云将其称为“文化特性权”，即在特定民族或特定地区的人群中形成或流传，创作主体不明确，但有充分理由推定为该群体中的个体或群体智力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的智力成果权属于该群体所有，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国家。⑥ 

     刘江彬、陈俊铭借鉴国际文件的做法，将原住民文化权益称为“传统资源权”，简单地讲，就是对传统资源权做扩大解释，将文化资源作为一种资源也列入传统资源权的保护范围之中。⑦

     曹新明提出了无形文化标志权的设想，即由无形文化标志依法产生的一种专有权利，而且不受期限的限制。无形文化标志是指某一种无形文化样态来自于某一个特定国家、民族、群体、团体或者区域，而且与其民风习俗、文化实践、生活方式、行为惯例、仪式庆典和文化空间直接相关联，被其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⑧

张钧认为，除了自决权外,一个少数民族应当有权使用自己的文化,这不仅包括自己民族的使用,还应包括以让予使用权(借用)、许可使用等。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化权在性质上类同于所有权、著作权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⑨

     还有学者将传统文化产权作为传统资源权的一部分进行研究，认为传统资源权是一个综合的权利概念，其中的传统资源财产权体现为保有和传承主体对信息传递成果的使用和收益。前者包括保有和传承权、事先知情同意权、知识创新权、非原生境利用权；后者则来自于在知识创新中作为创新成本的投入和在非原生境利用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资本的投入。⑩

     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的观点没有在概念中体现传统文化产权的本质特征，特别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具有的不同于现代文化的“传统性”的特征，有的观点没有在概念中突出传统文化的“文化性”的特征，而只关注了传统文化的某一个侧面，不利于将其上升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来进行一体保护。

（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界定

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不仅有外在的形体，而且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另一类是人们在精神生产过程创造出来的知识产品，它没有外在的形体，但具有内在的价值与使用价值，这类产品具有非物质性。非物质性的特征表明了它与物质产品具有不同的存在、利用与处分形态：第一，不发生有形控制的占用；第二，不发生有形损耗的使用。第三，不发生消灭知识产品的事实处分与有形交付的法律处分。11按此标准将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类：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体的文化物质，文化性决定了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性，物质性则决定了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抽象的文化思维，它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且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如知识、技能、表演技艺、信仰、习俗、仪式等，所以从本质意义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上就具有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不是通过物本身而是通过人的活动来进行。

传统文化产权，通俗地讲，就是指传统社区对其传统文化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产权，这里的传统文化既包括传统社区所拥有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属于该社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以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制度至关重要,它是决定一个社会经济绩效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一项制度安排能激励人们将资源和努力更有效地配置于生产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激励人们最优地使用他们的财产。产权是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产权是个人或组织的一组受保护的权利，它们使所有者能通过收购、使用、抵押和转让资产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某些资产，并占有在这些资产的运用中所产生的效益。12目前，传统文化被认为处于“公有领域”，恰恰缺少产权制度的保护，进而造成保护与开发中的混乱状态。而对传统社区的界定，我们可以借鉴前述的菲律宾的成功经验。在菲律宾，当地文化社区是指以自我归属和归属区别于其他人的一群人民或者同质社会。这些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区持续地居住在公共的确定的领土上，并且这些人，自古老时代以来，在所有权意识下，占用、持有并利用这些领土，有共同的语言、习惯、传统和其他显著的文化特征；……对于我国来说，由于我国与他国不同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前述定义的后一种情况在我国是不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借鉴前述定义的前半段的规定，来界定我国的传统社区，这一定义的最大优点就是突破了民族的界限，也不是依托于简单的地域的界限，而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传统社区的边界，比较适合于应用在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方面，比较符合传统文化产权的实际情况。

吴汉东、胡开忠两位教授在其《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主张我国的财产权体系包括以下三个部分，即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形财产权制度，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形财产权制度，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制度。同时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无形财产权，其中包括著作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这种对我国的财产权体系的划分，笔者是非常赞同的。但同时还认为，这些财产权体系的每一个分支都应该是开放的，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随时容纳一些新的财产权类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传统文化产权与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同属无形财产权的范畴。

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洛克的劳动财产理论

传统文化产权主要是指各少数民族有权分享对其文化进行开发所获得的利益，这一权利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洛克提出的劳动财产理论。他在《政府论》下篇第五章中提出了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以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和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掺加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13这就是洛克的劳动财产论。有学者对洛克的观点进行了解读后认为，狭义的财产指的是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产；而广义的财产，包括三种含义，一是被拥有或可能被拥有的事物，如财富、财物、土地等；二是所有权的含义，唯一拥有、享用和使用某物的权利；三是归某人合法所有之物：受法律保护而私人享有的有形资产权（如土地、货物、金钱）和无形财产权（如著作权、专利权）。14传统社区在创造传统文化时同样掺加进了他们的劳动，其价值性越来越明显，因而传统文化可以成为无形财产权的内容之一。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劳动价值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分析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二因素和劳动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认为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论。15马克思还用“活劳动”指商品生产劳动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支出。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少数民族成员依靠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他们集体的创造性劳动逐渐形成的。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凝结了世代少数民族成员的“活劳动”，从而使其文化具有了价值。不言而喻，少数民族对他们的传统文化拥有“文化产权”。现实的状况是，少数民族的文化产权制度尚未确立，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的展示、传承和发展就得不到产权制度的保障，文化经营商和 旅游 公司随意利用民族文化资源而没有受到应有的制约。

（三）文化资本理论

当代文化资本的研究基本遵循布尔迪厄对三种文化资本形式的区分，沿着文化资本与人力资本、文化产品和文化制度的关系三个方向深入进行。“……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16实际上，布尔迪厄所说的三种文化资本形态大体上可以对应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这在作为文化资本形式存在的传统文化上都有明确的体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一直与传统社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都是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形态，如傣族传统社区的傣族的泼水节；在传统文化被开发成文化产品后，它是一种以文化产品方式存在的客观 ，如各旅游景点里面举行的傣族的泼水节；在傣族泼水节在民族旅游中被制度化以后，就形成了各种关于傣族泼水节的以规范和资质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形态，如西双版纳傣族园中关于泼水的各种规范、对参与泼水的员工和游客的管理措施、对使用的水源的管理等。简言之，文化资本理论同样是传统文化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

四、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构建

（一）传统文化产权的主体

讨论传统文化产权的法律保障问题，归根结底是要明确谁对文化享有权益，享有什么权益，如何保护自己的权益。目前传统文化产权的法律保障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权利主体缺位问题。

1.传统文化产权主体的设立

对于传统文化产权制度主体这一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1）国家说。例如，“民间艺术作品作者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只能由国家当然地作为整体著作权的所有者和行使者。”17从类似的观点可以看出，之所以其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这一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重要方面的主体应是国家，有的是出于操作上的便捷性，由于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主体具有不特定性，不便于以类同于现代版权作者的身份去认定。（2）少数民族说。例如，审理

2.双重主体的运行

目前的传统文化保护方面的主体是比较混乱的，各主体之间的职责与权限是非常不清楚的。以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的天龙镇为例，推动这个地方保护工作的，至少有5个主体：平坝县政府、天龙镇政府、天龙村民委员会、已经“买断”天龙镇古老街区和天台山经营权的 旅游 公司、主导“民族村镇保护与建设”工作的省建设厅。在传统文化产权的具体行使方面，成立类似于“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民间团体，明确各政府部门与民间团体的职责，有可能会为传统文化的保护探索出一条新路。“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设置若干专职工作人员专门从事传统文化保护，并由若干专家和所有少数民族或社区的代表共同组成，其中的重大事项由“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充分听取该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的基础上投票决定。对于精神性权益的行使，一般由少数民族或传统社区自己行使，无须代行，唯一存在问题的是当该类权益受到侵害时，则须由“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向司法机关请求救济；对于 经济 性权益，则由“传统文化产权集体管理组织”这样的民间团体行使，所得收益设立专项基金，用于保护、开发、推广、发扬本区域的传统文化。

（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客体

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客体就是传统文化，但不是传统文化的全部，有些传统文化需要从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客体中排除，这些需要排除的传统文化主要包括：

1.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文化的排除规则

“公有领域”一词在此用于专指那些不能成为私人所有，而且任何公共成员都有合法授权来使用的内容。从此意义上讲，“公有领域”意味着某种不同于可“公开使用”的含义，它常常被传统社区认定是由知识产权制度创造的，并且不是遵从惯例和习惯法所要求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大众传播媒介。根据一般的法理，对进入公有领域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同财富，不再成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客体，不再受传统文化产权的保护。对于传统文化来讲，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判断一个传统文化是否真正地进入“公有领域”，还是仅仅在本民族或本社区内的特定领域的公开。如果是前者，可能真的进入了“公有领域”，比如，阿拉伯数字、珠算等，我们不再保护；如果是后者，则不是 法律 意义上公有，比如，贵州从江的瑶族药浴、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舞蹈等，仍然是少数民族或传统社区整体的私有，需要通过传统文化产权制度来进行保护。

2.宗教性传统文化的排除规则

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部分传统文化具有封闭性。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有关宇宙初创和万物起源等的故事，必须由巫师在祭祀祖宗和举行葬礼的庄严场合，才向该民族的人传诵，是不可随便演唱的。潘盛之教授认为，“显在文化”，即显露在外、与特定物质关系紧密相连、有明确物质形态与之对应、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如实物、住房、服饰、 交通 设施、生产工具、寺院、语言、文字、风俗等。而由知识、态度、价值观等构成的所谓“隐性文化”，主要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并不以特定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不容易被人们感知。23根据潘老师的观点，寺院本身作为建筑精品， 艺术 和 历史 博物馆，是“显在文化”，可以作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客体，可以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而主要作用于人们精神生活的宗教仪式与信仰则属“隐性文化”，则不能成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客体，也不应成为旅游开发的对象。

宗教性传统文化，就是指那些在传统部族和传统社区内具有宗教信仰意义的传统文化，包括象征或属于宗教信仰实践和宗教信仰习惯的传统知识以及与宗教信仰有某种关联的传统知识。24这类传统文化显然不是知识产权法等私法的调整对象，而应由公法予以规制。当然，宗教性传统文化中的可分离的纯粹“知识”或“文化”部分，当然属于私法的调整范围，可以成为传统文化产权的对象。

3.合理使用的排除规则

合理使用是对传统文化产权的限制措施之一。有学者认为，对传统文化根据不同情况，在其权利内容方面应区分不同情况，做出不同规定,主要包括：既要得到许可又要支付使用费的情况：即在传统背景和习惯范围之外，复制、发行、出租、展览、表演、摄制以有线无线或其他方式向公众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享有专有许可权和收取使用费的权利；无需取得许可但要支付使用费的情况：改编、表演、转录、以有形方式固定后的再使用；无需取得许可也无需支付使用费的情况，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合理使用方面。2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非常有道理，在进行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相关立法时可予以 参考 。

（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内容

1.署名权

署名权即表明创作群体身份、证明该群体为传统文化主体的权利，也是精神性权益的核心内容之一。此项权益对于权益主体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对创作者声誉的提高，《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中指出：一切使用者在使用有关民间文学表达形式时，必须指出它们的来源，不仅要指出作为居民团体的来源，如部落，还须指出作为地理位置的来源，如某国、某省。这项权益在 中国 的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确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乌苏里船歌》案的判决中指出，郭颂、中央电视台以任何方式再使用 音乐 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这表明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传统文化产权中的署名权的确认和保护。

2.文化尊严权

该项权能在著作权法中被称为保护作品完整权，即保护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表现场合、文化空间及本意完整、不受歪曲的权利。这种权利被有些学者称为“反丑化权”或“保真权”，它类似于普通版权人身权中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或尊重权。这意味着应该按照传统文化来源群体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并在特定文化或宗教背景中去诠释、理解和利用传统文化。26由于传统文化对外往往代表着该民族等群体，对传统文化的肆意滥用、破坏常会伤害民族自尊心，所以实有必要赋予权益主体此项权益，以保护传统文化不受歪曲。对这项权能的损害就是“文化贬低”现象的存在。这种伤害主要表现在将民间艺术品在传统置放地以外的地方展示，把民间艺术品有悖于原创目的地展示，宗教用品被当作装饰物出售，等等。

3.文化 发展 权

作为传统文化创作者的传统社区应当享有发展或授权他人发展其传统文化的权益，以利于传统文化的进步和发扬光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知情同意权，即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开发必须事先告知该少数民族并获得其同意。这种开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改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民歌，将少数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用于商业性演出，等等。传统文化产权制度可以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事先自由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原则，即对传统文化进行开发要获得传统社区的事先自由知情同意，并对开发所获得的利益与其进行分享。

4.使用权

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的使用权即传统文化主体以利用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创作、娱乐等消费文化行为的权利，具体形式可包括通过记录、录音、录像、表演、展览、网上传输等方式展示、传播传统文化，也包括利用传统文化进行创作、娱乐，还包括进行商业性演出或其他商业性使用方式。使用权的实施方式包括自己使用和授权使用。自己使用主要是本民族或本社区的成员使用，这种使用一般是非商业性的；授权使用主要是指授予本民族或本社区以外的个人或组织使用，可以是商业性使用，也可以是非商业性使用，主要是指商业性使用。因为非商业性使用是属于传统文化产权合理使用的范畴，相当于是自动授权。商业性授权使用一般是非独占性使用许可，即在授权后，本民族或本社区的民众可以继续使用该传统文化，也不能排除其他人的非商业性使用。

5.获得收益权

即传统社区以外的其他个人和组织商业性使用传统文化时，传统社区有权从中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多数国家规定，如果是为商业目的使用民间文学艺术，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如阿尔及利亚、贝宁等国），而有的国家则只是简单地规定可以收取一定的费用（如马里、卢旺达等国）。澳大利亚学者卡迈尔·普里提出的“公有领域付费制度”，指对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可以不受限制地加以使用，而只需从使用该作品或其改编所产生的收益中按某一百分比付费。27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传统社区从其传统文化中获益的权利是得到广泛认可的。

    以上仅从几个比较基本的方面来探讨了一下创设传统文化产权制度的问题，还很不成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有更多的人来关注传统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笔者认为，仅仅通过公法来进行保护是远远不够的，传统民法在这一领域将大有作为。

注释: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保护；文化传承；本体论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各个民族地区的经济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经济全球化也给我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许多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其民族文化处在濒临消失的境地当中。而当地政府或民间组织所发起的拯救民族文化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根本目的却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甚至可以说走进了一个误区。基于这一点，笔者对此展开探讨。

一、本体论概述

本体论是一个哲学的范畴，它所研究的是存在的本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世界上关于本体论的定义尚没有得到统一，并且也没有对它的应用领域加以规定。而实际上，本体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计算机语言、数据库理论等多个学科、多种领域当中，由此可见本体论的适用性极强[1]。

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研究领域，本体论同样能够得到应用。研究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就是指研究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根本目的，研究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存在的本质。当前的情形是，许多人，甚至是某些地方政府，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根本目的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要么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工作，要么认为它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很大的意义[2]。而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种观点在社会中流行，并出现在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除此之外，一些以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为由头的开发项目也兴建起来，比如“民族村”、“民俗村”等，但是却都陷入了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造成这些现象的都不是偶然的原因，因为从根本上来看，关于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没有树立起“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本身就是根本性目的”这一“本体论”观念。

二、“本体论”观念下解决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问题的对策

在“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本身就是根本性目的”这一“本体论”观念下，我们该如何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下面，笔者以云南民族文化为例对这一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明确民族文化的特色。只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才不容易被其他民族文化所同化，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因此，要想做好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就要明确民族文化特色。归结起来，云南民族文化具有三种特色。其一，民族数量多，文化丰富多彩。云南是我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规模较大的民族数量在25个左右，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人口数量较少的民族。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使得云南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其二，云南民族文化兼容而开放。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中，云南各个民族之前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发展格局，兼容开放的特色非常鲜明，各个民族无论是从宏观族群上划分还是从语言系属上划分，都存在交集，民俗风情等都体现出相互渗透的痕迹[3]。其三，云南民族文化跨国、跨境的特色较为明显。因为云南的地理位置处在边境线旁边，云南民族与东南亚的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往来，甚至是跨境而居，所以云南民族也受到了东南亚民族的影响，民族文化中融入了异国的文化因素。

第二，找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问题。找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要想做好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首先要明确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难题。云南民族具有代表性，其所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其他民族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一，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经济方面，同时它还给我国的文化、价值观等带来极大的冲击，云南民族文化在这个背景下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比如独具特色的歌舞艺术和民俗活动逐渐消失、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服饰淡出人们的视野，仅仅在节日上出现[4]。其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受到了旅游开发项目的影响。旅游业属于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我国所积极倡导发展的经济建设项目。然而在旅游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外来文化也进入到当地的民族文化当中，同化了当地民族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第三，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政府对民族文化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并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就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表现为设立云南省民族研究院等省级民族研究机构、完成大量的民族古籍的抢救、收集、整理等工作、建立非物质文虎异常四级保护名录体系、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机遇等。政府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所做出的努力，可以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应用到我国其他民族文化当中，从而让政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结语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受各种原因的影响许多民族消失了，而随民族消失的还有民族文化，一旦民族文化也消失，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痕迹也就没有了。因此，我国要正面应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中的问题，树立正确的本体论思想，剔除其他无关因素，尽量以保护与传承文化本身作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黄震.关于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03）

[2]薛丽娥.多元推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12（07）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7

关键词：传统村落；村落资源；原真性保护；评价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识e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5-0-02

“村落”的实物与定义自古就有，按照《史记》所说：“（舜帝）一年而所居成聚”[1]，可见早在三皇五帝之时，村落即已经是百姓生活的常态，而时至今日，现代意义上所说的村落重点指自然村，它们多数都具有较悠久的历史，有些甚至还具有文化和考古学上的价值，它们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建筑风貌、地理环境等都值得人们对其进行保护式利用，以保证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延续[2]。

一、传统村落概念及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情况

（一）传统村落概念

何为传统村落，关于这个概念，在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传统村落调查通知”里面有明确的说明：传统村落指的是那些产生时间较长，拥有丰富传统资源，而且具有特定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价值，要加以保护的村落[3]。2012年时，传统村落一词正式取代古村落，表明我国对这一历史文化载体的充分重视与保护利用决心。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认识到传统村落对于我国，甚至对于世界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就必然要充分认识其外延的丰富性，可以进入到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为数虽然不少，但却不代表全部，而还有一些历史遗存较少，同时村落风貌并不是特别完整、没能进入到名录的村落，也应当在原真性保护的范围之内[4]。

（二）浙江传统村落基本情况

浙江地处江南，自古是中国的繁华富庶之地，文明开化较早，因为古村落可谓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仅在2016年11月，住房城乡建设部网站上所公布的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里面，就有225个村落被列入其中，在全国占据领先地位[5]。其中丽水81个、台州49个、金华29个……可以说是蔚为大观。而且，就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来说，浙江省的传统村落也颇具特色，像丽水的大柯村清代即已产生，上下梯田、中间黑瓦黄墙的格局极具传统韵味，而其罗氏香火堂、三板桥等也颇古朴；再比如像衢州的翁源村三面环山、林泉丰美，民居依山势而建，极尽高低错落之势，具有非常大的研究价值……总之，浙江省内的这数百个传统村落，均属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财富，是中国传统的瑰宝。

二、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价值及原则

（一）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价值

有研究者把原真性划分成由下至上三个层面，其一是物质层面，其二是知识层面，其三是精神与社会功能层面。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在物质层面，原真性属于遗产保护的基础，它可以让传统村落遗产变得更加完整而丰富，而知识层面上，原真性则表现为以多种形式对信息的如实记录，像文字、绘画、音像、仿制等等，在最后的精神与社会功能层面，原真性则升华了传统村落的存在价值，使之显示出其在重大历史事件、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宗教与思想变革、工程技术等方面的节点功能，从而构成一个历史文化符号，真正留存于人们的记忆深处[6]。

总而言之，传统村落显然具有活态遗产的特性，我们强调对其加以原真性保护，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这是因为遗产所具有的唯一性及不可复制性所决定的。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乡土建筑都使用了土木结构，再加上一些地区因为受到现实利益的驱动，两种原因结合在一起，难免使得物质层次的原真性受到损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加有必要出于长期保护的目标考虑，深入思考原真性三个层面各自的优势，并使其分别发挥最大作用，增强传统村落的抗破坏能力。

（二）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原则

在谈及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原则时，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起源于美国生物学家理查・查尔森1964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侧重于对环境危机的关注与解决，其后数十年，该理论得到了广泛发展，并与原真性保护有某些相通之处。传统村落资源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环节，如果袭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会有助于村落资源的统一管理与科学开发，其实施原则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原真性保护与发展；其二是生态原真性保护与优化；其三是社会的稳定进步；其四是经济在原真性保护基础上的进步。

三、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策略

（一）明确目标

我们要把保护划分成长期与短期的两类，从而给出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借助回顾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能够发现：保护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保护的范围、保护的价值、保护的目标均非固定不动，所有的保护均需要回应到现实上来，不存在绝对统一的普世性保护目标及理论。为此，建议将保护视为一种长期的、循环上升式的过程，使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明确长期目标的作用在于文化的传统，而短期目标的作用则在于处理各个时期出现的具体问题。只有这样既有长远目光，又不为眼前现实所迷惑，才能探索出合适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之路。

（二）内部发展

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传统村落并非简单的固态文物，它有人类聚居的特点，同时也肩负着农耕文明传承的历史使命，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人类文明载体。所以，从本质上讲，传统村落是发展的，也是流动化的，我们不能依简单的文物保护原则，使其维系在某一固定不变的历史时期，而是要关注到其发展性特点。内生型的发展理论指出：地区开发应当同时具有养成村落内部生长能力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使村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让村民从保护中受益。

（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与内部发展类似，只是更强调精神层次的作用。首先，应当要让传统村落的居民意识到传统村落资源是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这部分财富的价值现在是难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为此，有关方面可以组织专家对传统村落加以科学系统考察，对其中蕴含的文化资源加以研究，继而把传统村落所拥有的历史遗存及其它民俗文化汇集起来，且指定本村学生学习了解，让村民从小形成村落资源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传承思想，增加其文化自信力。其次，有必要让村民意识到自身利益同传统村落资源原真性保护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其投入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比如可以借助表彰突出贡献者的办法，拉近村民同资源保护工作的距离，使其作为主人翁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激发出来，真正提升参与水平。

（四）制度保障

除了国家层面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法以外，地方政府亦应建立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传统村落资源保护制度，这方面，邻近的苏州市的经验可以借鉴，该市在2013年时，即制定了全国首部以传统村落保护为目标的地方法规“苏州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提出了保护主体、保护任务、资金渠道、原住民参与等多个问题，让传统村落资源的保护有了法制化的依托。浙江省也完全可以参照这种做法，给出具体的法制规范，以保证各市县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工作受到法律的规范与制约。

（五）协调关系

做好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工作，不能忽略保护和利用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协调，只有把利益相关者的协调工作做好，才能最终达到传统村落的原真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并行不悖效果。所以，在制度层面便应先行一步，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法律制度加以完善，特别是要让管理者的工作有法可依，同时使村民参与制度得到完善，真正形成一个多种利益参与者共同协同的机制。比如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出于旅游价值挖掘的传统村落开发，便会涉及到政府、旅游企业及当地村民几方面的利益，三者的沟通平台一定要顺畅，使各方拥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纠纷处理的规则。

四、结语

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原真性保护与评价工作任重而道远，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者需要从本地村落资源实际情况出发，考虑到传统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竭尽所能促进二者的妥善结合，利用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重功能，达到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俞龙通.文化创意的魅力――传统村落创意产业的观点与策略[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4，4：22-23.

[2]洪显政.浙江省传统村落资源的现状与改善观感[J].2016，1：43-44.

[3]吴良生.客家文化产业化研究[D].赣南师范学院，2014，5.

[4]⑽呐簦张薇.文脉表征与旅游产业发展[J].经济管理，2014，3：25-26.

[5]李书文，尹作升.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J].社会科学研究，2014，3：28-30.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学科建设；理论指导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33-0248-02

一、成书背景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并着重强调了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公约发表至今已整整十个年头，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指导下，我国政府积极开展相关保护和传承工作，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现状和潜在问题，国内学者纷纷投身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和保护实践之中，逐渐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保护理论和学科体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与北京联合大学顾军教授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在国内较早地提出了创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学术主张，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构建和“活态”保护工作等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合作出版了《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非物质文化遗产教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等多部学术专著，推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并不断完善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在科研活动中，他们立足田野、观照古今，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并举的原则，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和田野调查提供了经典的范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时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发表十周年之际，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依托丰厚的田野调查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总结、归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规律和保护经验，编著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并于今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发行。

二、文本结构

全书共分为“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八部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全书内容则以问答的形式展开，结合具体案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总结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常见问题和认识误区。写作风格生动、洗练，问题设定具体、明晰，学理严谨、考据详实。有别于以往针对院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材版”书籍或面向普通大众的“普及版”读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将受众群定位为“工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上的工作人员”，读者指向性更为明确，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作为实用性的工作指导手册，该著作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机构的实际工作将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在自序中，作者谈到：“十年努力，不但唤醒了国人的文化自觉，同时，还是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摸清了自己的家底，并使大批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起死回生且欣欣然发展起来”。的确，随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通过开展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设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创立“文化遗产日”、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相关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已取得了显著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应认识到当下的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和误区。对此，作者在该著作中鞭辟入里的指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保护理念的错位”。为解决这一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概念篇”、“价值篇”、“理念篇”、“传承篇”中，作者分别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厘清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分类方法等基本概念，回答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定标准、传承人评选标准等常见问题，并特别指出“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事项都可以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是以活态的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该著作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标准和判断方法，将对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民间文化普查、挖掘当地文化遗产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并对申报和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体工作具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观点聚焦

针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原则中存在的缺陷，该著作提出了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所应满足的五点需求，即包容、对等、唯一、均衡、统一。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分布规律，首创性的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七分法”，将其细分为：民间文学类遗产、表演艺术类遗产、传统工艺美术类遗产、传统生产知识类遗产、传统生活知识类遗产、传统仪式类遗产、传统节日类遗产，并对以上分类方法进行阐释，结合具体例证说明每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应具备的特征。此外，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沿袭并深入解释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即保护工作必须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传承规律，以“活态性”、“整体性”、“原真性”原则为重要依托，从规律出发实施保护。同时，明确回答了政府的工作重心问题，针对“重申报”、“轻保护”等现状和误区，强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部门也应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在做好监管工作的同时，切实做好对传承人的服务工作”。面对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问题，作者呼吁政府作为保护主体不可以替代传承主体的主体地位，且应切实履行其“组织、监管、协调、服务”的职能。

作为指导保护实践的“工作手册”，该著作着眼于培养和提升保护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在“普查篇”、“申报篇”、“管理篇”、“经营篇”中，结合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问题，为开展和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书中指出：深入调查、摸清家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本目标与诉求，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过程本身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再认识、再筛选、再评估的过程，同时在申报过程中民间认同应起到更为重要的决定作用，在传承问题上应遵循“民间事民间办”的基本原则，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的决定权在于其传承规律和历史经验。针对是否应该“打包申报”、能否进行普及化教育、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和产业化开发、怎样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等热议问题，作者结合多年的田野实践和工作经验分别作出了理性判断和科学回答。

值得一提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独创性地提出了建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干预的“可行性报告制度”、“零冲击报告制度”、针对濒危遗产的“临时性制定制度”、针对保护工作者的“行业准入制度”。此外，作者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传统表演艺术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手工技艺类遗产调查指南”、“传统节日仪式类遗产调查指南”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系统树”，分别从调查准备、注意事项、调查成果调查大纲写作等具体环节入手，为各级地方政府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提供了逻辑指导和文本范式。这种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将有助于拓展保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提高工作效率，为行之有效的开展普查工作提供了重要参照。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既展示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保留了民族文化的珍贵记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重大文化工程。苑利研究员与顾军教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干部必读》一书中建立并完善了具有方法、预案、规范、条例作用的工作指南，展示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其“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学人的重托，为达此目标，我们愿吃尽天下所苦，且虽百死无憾！”的学者风范和文化使命感令人钦佩。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年来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要总结，该著作的问世必将为保护工作者正确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重要的学术指导和理论支撑。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9

一、相关国际法文献中的“社区”

如果重温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文献，我们不难发现，“社区”一直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这意味着“社区保护”、“社区参与”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国际法体系的一个基本理念。

早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于1989年通过了一个《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该《建议案》对“民间创作”(folklore)的定义，曾对后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cible cultural heritage)所下的定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该建议案的定义是：

民间创作(或口头与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传承。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上述定义，实际上认定并强调了所谓“民间创作”是以“文化社区”为基础的；而“民间创作”即便只是由社区里的“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来表达的，它也应该是符合“社区期望”，适宜用来表现该社区的文化或社会特性；进而，不言而喻地，“民间创作”通过多种形式表达的准则和价值，也主要是在社区内部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第155次会议，于1998年11月通过了《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其“宗旨”或目的开宗明义，就是要“鼓励各国政府、各非政府组织和各地方社区开展鉴别、保护和利用其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活动”。《条例》援引了此前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的表述，对“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定义基本上是继承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解释，其中“来自某一文化社区”和“符合社区期待”等关键性表述得到复述，唯在有关的表现形式种类中增加了“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此外，在列举了上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多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同时，还提出了“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所谓“文化空间”，是指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也包括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季节等)为节律而举行特定文化活动的时间，显然，此种文化空间的存在取决于以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而所有这些文化活动也一样是以社区的存在为背景、为依托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还进一步规定，“希望被宣布为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候选材料应经有关社区同意”，然后才可以由各会员国和准会员政府或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提交申请”；而在教科文组织确定的《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指南》评审“标准”里，“是否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史”、“是否能起到证明有关民族和文化群体的特性的作用，是否具有灵感和文化间交流之源泉以及密切不同民族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及目前对有关社区是否有文化和社会影响””等，均把“社区”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在提交申报候选材料时，《条例》还要求附上“关于为使有关社区参与保护和利用自己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而应采取之措施的说明”，以及“有关社区和(或)政府中负责保证使提交的候选材料中描述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状况今后不会改变的机构的名单”。《条例》还特别要求评审委员会在确定代表作的名录时，要充分考虑“为使有关社区的所有个人成员了解有关遗产的价值和对其进行保护的重要性而采取的措施”，以及“该计划赋予有关社区的作用和该社区从中得到的好处”。显而易见，“为保护和利用有关遗产而在地方社区内采取的措施”，也就成了评审委员会判断其是否具有代表作资格的最为重要的标准之一。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在履行其定期向会员国或事涉的任何一方寄发已经宣布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清单(名录)的义务时，还必须“标明其来自哪些社区”。

与此同时，人们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也开始注重“民间文学艺术”的区域性保护。如1999年非洲知识产权保护组织(oapi)一改其1977年通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的广义界定，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定义为：

由社区或满足社区愿望的个人创造或传承，体现传统艺术遗产特色要素的产品，包括民间传说、民间诗词、民歌和器乐、民间舞蹈、宗教仪式中具有艺术表达性质的庆典活动以及民间艺术产品。

上述界定突出了民间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由于保护层次以及保护手段的差异，有关“民间文学艺术”的“社区参与”保护理念，对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私权进行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相关法律文件等并无太大影响。

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在土耳其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公报》(istanbul declaration)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为“文化多样性”的镜子，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的历史和自然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种表现形式，它“从主要方面体现了各民族和社会的文化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生动活泼以及实践、知识和表现可以不断再创造的整体，它可以使社会各层次的个人和社区都能够通过各种系统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来表现自己的世界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在社会中产生归属感和连续性”。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32届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这份已于2006年生效的国际公约，是迄今为止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际法文件。《公约》的第一章“总则”所规定的“宗旨”之一，便是“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该《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出的明确定义为：

转贴于中国

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空间。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上述定义虽然将群体、个人和“各社区”相提并论，但依然是将“各社区”放在首要的位置。以此定义为基础，这份国际法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上区分为五大类：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中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第三章，题为“在国家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明确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应该有“各社区、群体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参与”。特别是“第十五条”，更是以“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为题，规定缔约国“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区保护”无疑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相关国际法文件所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重视社区保护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体系得以形成，其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国际学术界的积极参与。正如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申报、登录和保护等工作，始终分别有“国际文化纪念物与历史场所委员会”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各国专家所提供的专业支持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保护，也始终得到了各国主要是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专家们所提供的学术支持。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起草的相关国际法文件，曾组织各国专家反复进行了研讨论证，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里所反映的有关“社区保护”的理念，其实是与国际民俗学界和文化人类学界对于“文化”的专业认知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重视“社区保护”乃是国内外有关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生效以来，由缔约国选举产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与会的各国专家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的精神，深入讨论了社区参与的有关问题，反复强调了“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7年5月，该委员会在中国成都举行的第一届特别会议，通过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标准”，其中第四项就涉及了“社区、团体或有关个人的参与和同意”。委员会一致认为，有关社区、团体或个人的参与对于编写提名文件、制订和执行保护措施至关重要。这次特别会议重申了社区或其代表、执行人员、专家、专门知识中心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2007年9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第二届常会，大力呼吁各缔约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应高度重视“社区参与”。2008年2月，政府间委员会第二次特别会议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召开，进一步就社区代表及专家和有关研究机构参与实施《公约》的指南等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特别会议突出强调了社区、群体、个人和研究机构参与《公约》实施的重要性，认为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发挥核心作用；会议还指出，缔约国有责任采取各种措施，促使社区充分参与各自国内的各项保护工作。

综上所述，在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工作的各种专家们看来，虽然社区和社区保护是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立场，但仍需要向各国重申、强调和呼吁对“社区参与”的重视。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青岛泰之博士在2003年12月为“中国少数民族艺术遗产保护及当代艺术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发表的《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2001年通过的《全球文化多样性宣言》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实施的项目，鼓励了中国地方社区，利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契机，担负起遗产保护的责任。……表现形式和知识的传播对文化社区至关重要，社区的保护和推动将促进我们的未来发展，并促进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政府的积极性、学者的研究和社区的努力，有助于受威胁的传统及生活方式积极地去顺应变化，或稳定自身以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我国学术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社区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应该说也是有较为明确的认识的。曾经参加和见证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国际立法进程及中国国内的批准程序，并多次出席政府间专家会议的法学家梁治平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属于特定的社区和群体甚至个人的，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除了国际层面、国家层面外，还应该特别重视社区或者社群、个人的参与。民俗学家周星主张，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基层社区”，因为基层社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存续的“传承母体”。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由生活在各种社区里的人们创造、享有并传承着的，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因此，如何维系社区及其文化传承的机制，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各项保护工作的关键。另一位民俗学家贺学君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除了处于决策、组织和统筹之地位的政府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社区民众。社区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享有者”，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最终能否成功的关键力量，同时也是利害相关、诉求最多的一方。此外，刘魁立先生主张的“整体性保护”和黄涛先生主张的“情景保护”，其实也都内含着社区保护的学术思想。

转贴于中国

三、我国有关社区保护的实践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都非常关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酝酿、起草、反复讨论及最后通过的全部立法过程；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第十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该《公约》，使中国成为第一批缔约国，同时也是世界上迅速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公约批准书的国家(第6位)之一。为了履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所必须履行的义务，中国政府也进一步加速推动国内的相关立法进程。继1997年国务院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后，2003年11月便初步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的草案拟定工作；为了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的表述与精神相接轨，该法律草案于2004年8月被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目前，它正在接受广泛的咨询、听证，处于不断完善修改的过程中。中国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具有行政法规属性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也表现出对于社区保护理念的重视：

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

在作为上述《意见》之“附件”公布的《部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虽然没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和范畴中提及“社区”，但“第四条”指出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之一，就是“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展示中国人文传统的丰富性”。而且，在“第六条”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设定的评审标准中，第二款即为“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此外，在“第七条”中也指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措施”之一即为“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第十一条”还进一步为“传承于不同地区并为不同社区、群体所共享的同类项目”开辟了“联合申报”的路径。

国务院于2005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并在“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部分，增加了通过建立“文化生态区”实施保护的内容，指出“对文化遗产丰富且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的区域，要有计划地进行动态的整体性保护”。应该说，这些要求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在社区或在基层地域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基本思路。

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全社会的积极推动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包括全国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认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登录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设立“文化遗产日”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并实践着以社区为背景、为基础的各种保护性的活动。与此同时，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在基层社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经验，例如，贵州省的西江干户苗寨，其重视当地村民的“主体地位”、致力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以及兼顾保护传统和市场发展的经验，就非常值得重视。

2003年10月，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了《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选办法》，并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共认定了44个历史文化名镇和36个历史文化名村。虽然历史文化名镇(村)的保护工作，主要是针对建筑物等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的，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也涵盖在内，而且也都是要求在村镇这些基层社区进行全面或整体性的保护。正如青岛泰之博士在其另一段“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物质形态和保护其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当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论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还应该提到文化部于2008年11月3日的《关于命名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决定》，同时公布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名单”。此次对963个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风格和乡土艺术特征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认定，可以说既是对以往基层文化艺术工作的总结，同时又为进一步在基层社区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够将它和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认定、管理、保护举措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资助、奖励机制等相互结合起来，那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将切实地在基层社区得到很好的落实。

但毋庸讳言，由于此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具有自上而下展开社会动员的特点，而且，也由于必须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建立起部级、省级和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于是，由文化行政强力主导的宣传、动员和申报工作紧锣密鼓，却也多少产生了某种只热衷于“申报”而忽视切实保护的倾向；此外，在某种程度上，还出现了脱离基层社区，产生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享有者等“当事人不在场”等主体性缺失方面的问题。

笔者在本文中重温相关国际法文件里的“社区参与”原则，回顾国内法规的相关规定，总结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中重视基层社区的经验，都是为了突出地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所属的社区以及广大基层民众和公民个人的积极参与，才是今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终成功的关键。

转贴于中国

中国　注释：

①该《建议案》本可直译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由 于其中的folklore也被翻译为“民间创作”、“民间文学艺 术”等，且现已在中文文献中被广泛采用，故本文在涉及 《建议案》时使用“民间创作”、在涉及知识产权问题时则使 用“民间文学艺术”，以表示同一个问题在公法(国际条约) 与私法(知识产权法)两个层面的保护。

②文化空间，又被译为“文化场所”，它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 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及其《申请指南》中多与“文化表达 形式”(forms 0f cultural expression)并列出现。参考文献：[1]unesco，第二十五届大会记录[eb／ouhttp：／／portal，unesco，org，2010-09-25，[2]unesco，proclamation 0／ masterpieces 0／ the oraland intangible heritage q／ human讧7：guide 扣rthe presentation 0／ candidature files[eb／ou，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46|124628eo，pdf，2010-09-25。[3]oapi。agreement revving the bangui agreement[eb／ou。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2923 1p653_29778，2010-09-25。pl)unesco，third round table 0／ ministers 0／ culture-intangible

cuhural

保护传统文化论文篇10

上半年来，我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我镇中心工作任务，找准立足点，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切实有效的抓好了全镇宣传工作，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文明创建工作

为扎实推进“双城同创”，我镇积极行动，全面贯彻文件精神，采取理论中心组学习、班子会传达学习等多种形式，认真组织学习，深入领会精神实质，逐条把握具体要求，使全镇机关工作人员充分认识到：创建部级卫生镇不仅有利于提升我镇综合卫生水平，更是我镇作为XX市南大门的窗口展现。我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认真抓好组织实施的各项工作。一是成立机构，成立由镇党委书记、镇长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宣传委员任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事机构，负责创建管理事务工作。二是细化措施，在深入学习宣传《国家卫生乡镇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就我镇实际情况形成工作措施，根据具体文件要求，认真研究和组织实施创建工作，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按照每条细则，分工到具体的分管责任领导和责任单位，确保各项工作持续有效开展。三是即知即改。在具体工作中，认真组织自查自纠，及时总结工作，对已有问题和新的问题进行及时处理。

二、意识形态工作

（一）及时进行传达，全面安排部署。

及时召开党委会和全镇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区意识形态工作相关文件、会议和讲话精神，部署研究相关工作，党委书记带头把好舆论导向、研究重大问题、安排重点工作。专门规定村（居）党组织承担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广泛开展理论学习活动，把学习宣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强化执纪问责。全面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在党建工作中突出强调思想建党，不断增强责任意识。

（二）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主体责任。

成立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在工作中，认真履行班子集体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坚持一把手带头，班子成员各负其责，定期召开会议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辨析思想文化领域突出问题，分清主流支流，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苗头倾向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的重要内容，纳入领导班子成员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重要内容，确保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的落实。

（三）加强理论学习，提升思想认识。

以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平台，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内容，切实抓好干部职工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工作。制定了镇党委中心组和机关理论学习制度，做到理论学习有制度、有计划、有主题、有记录，上半年集中学习6次，同时，丰富干部职工政治理论学习丰富，先后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性党风党纪的教育培训3次。建立了干部职工个人学习档案，将干部职工的学习笔记、心得体会等集中收入整理，记录干部学习成长历程。

（四）注重舆论引导，把握舆论方向。

及时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做到主要负责人亲自抓意识形态，确保正向发展。建立健全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讨论网络热点和舆论方向，及时做好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的舆论监管。平时注重掌握了解各级新闻媒体的舆情动态，健全重大决策及项目的舆情风险评估制度、政务舆情回应制度、澄清虚假或不完整信息制度等工作机制，及时搜集、研判、处置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动荡的言论，为舆论引导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三、思想文化工作

一是持续挖掘民俗文化。

我镇民俗文化基础良好，“XX”和“XXX”已分别获评了省市非遗项目，还有XX、XX、XX、XX等XX多项手工技艺。借此契机，继续挖掘更多的民俗才艺、民间才艺、传统技艺，包装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大湖物色的传统民俗文化项目。

二是继续打造文化展览馆。

通过搜集民间文化作品活动，进村入户发现民俗文化，将搜集上来的民间艺术，进行整理、编册，在镇成人学校打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和优秀民俗文化展示厅，方便群众参观、传承，更好地宣传和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定期组织干部群众观摩学习，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提升集镇品位，营造良好文化氛围。

三是加强传统民俗保护传承。

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每年划拨文化经费用于民间艺术队伍的组建，服装及乐器的购置；同时开办民间艺人培训班，通过现有民间艺人自发组织，增加民间艺人数量，提升表演能力，增强文化引领性、惠民性、竞争力，提升民间艺人的整体水平，确保民间文化有人参与、有人继承，积极协调民间艺术队伍，定期对花船、莲湘舞等组织排练，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并通过赶集、走访、制作宣传牌等方式宣传民俗文化，有效地挖掘保护传统民俗文化，传承展示特色民间文艺。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

我镇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新形势下提高引导舆论的本领需要进一步增强，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工作有待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也还需进一步加强；二是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专业人才队伍，没有相对系统的文化产业规划；三是对文化产业培育发展的资金投入不足，文化产业市场活力不明显，经营性文化产业空白。针对这些问题，建议如下：

（一）抓协调，形成意识形态工作整合力。

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政治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在党委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参与，调动党委和企业、村（居）、学校，以及镇各行政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

（二）抓阵地，扩大意识形态工作影响力。

进一步抓好已有的文化站、图书室等文化阵地，抓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健康娱乐健身阵地等建设和管理。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大村级民间文艺团队的培植力度，抓好农村图书室建设，进一步加快对互联网、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的管理和运用，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影响力。

（三）抓学习，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力。

以镇党委中心组学习为重点，以重要讲话精神为主要内容，创新理论学习方式，丰富理论学习内容，不断完善落实好理论学习活动。同时，通过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开展有针对性的讨论，探索我镇经济社会发展新途径。

（四）抓宣传，强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意识。

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方面加大宣传力度。采取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的模式，制作一些关于我镇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电视宣传片、文字介绍、摄影照片、微电影以及小动漫，通过电视、互联网、微博、微信、短信等形式进行推广宣传；在村一级组织开展优秀传统文化的征集与交流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做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五）抓组织，健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机构。

一是要加强机构与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能力。进一步加强对我镇历史文化名胜的保护和开发，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关系。二是要统筹协调，形成合力。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小组，及时研究解决保护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着眼长远，夯实传承力量。短期内应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增强保护传承工作的技术力量；加大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力度，避免出现“人走艺绝”的现象。

（六）抓品牌，拓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