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石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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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界说是在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育研究中采用一种中国文化的全貌。广义的文化包含中华民族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风俗特征、价值理念、个体信仰等几个方面;狭义的文化中包含的内容更加详细，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地理历史等。本研究认为，高等教育英语教学改革中应当遵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而努力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

二、中国文化缺失的现状与成因

当前，目的语文化接入大学英语教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英语教材中广泛呈现出英语文化信息并应用于高校的英语教学中，而英语教材中的中国文化则处于严重缺失的状态，这一情形已经引起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关注。

(一)高校英语教育中国文化缺失现象分析

据统计，中国文化在英语教材中的比例仅为3%左右，平日耳闻能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教材中找不到匹配的英文信息。“失语”本是医学名词，指受伤或疾病引起大脑损伤而导致思想表达能力、语言及书面语理解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失。本文中的“失语”主要针对英语教材忽视中国文化的一种形象表达或阐述。很多大学生熟知国外的R＆B，却不知道京剧的英文表达，正是英语教材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轻视和外国文化的重视导致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发生。我国高校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很高，还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学生的学位证关联起来，为此，学生必须学习英语以应付这些硬性的规定。此外，国家制定的一些考试政策也导致学生过于偏重英语学习，缺少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理解。

(二)高等师范教育中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缺失

目前，高等师范院校中缺乏对于英语专业学生的中国文化引导，这也是英语教学中出现中国文化缺失现象的因素之一。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围绕外国文化开展专业学习，包括欧美文学、英美文学、西方国家国情等英语专业课程。课程设置上很少涉及到中国文化课程，此类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不尽人意，无助于提高大学生运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大部分英语课程的教学目的中没有涉及到中国文化，这也是阻碍中国文化深入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高等师范教育中英语专业课程的教学目标为学生掌握英语国家的国情、文化及语言表达，很少提出母语文化的掌握要求，即使在考试中也很少提及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单词或语句。高等师范院校英语专业学生的阶段性考核和评价中忽视了中国文化的考核要求，考核内容相对倾向于英语口语、听力、词汇、翻译、阅读等方面，其中，英语口语考核方面忽视了运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听力考核中测试资料均是来自BBC等国外电台的信息，几乎没有涉及中国文化的考核内容。

(三)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保护和传承

近年来，西方文化不断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加上国民对于本国传统文化不够重视，使我国的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保护。此外，国人普遍缺乏保护和发扬本国文化的意识，这也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比如，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却被韩国注册为该国的节日，这个事例提醒我们要重视我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三、中国文化缺失的应对策略

英国著名数学家B．A．W．Russell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人类精神的指导已被全世界认同，可以为当代社会做出很多的贡献。

(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高校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我国优秀文学家钱钟书和林语堂的英语能力优于英国人，可谓学贯中西，国学造诣都非常了得。学生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文化的传播，因此，有必要在英语教育内容中注入中国文化信息。与此同时，教师和学生都要增加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学习英语和吸收外国文化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将本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各国的民众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也是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因此，我们在学习其它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同时应该对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观念树立正确的态度和认知。

(二)设置中国文化课程，完善学生考核评价机制

目前，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侧重点是西方文化课程，在英文教材中也很少涉及中国文化，因此，学生在课程教学中难以了解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首先，编者应该在英语教材中增加中国文化的分量，加入一些名人大家翻译的中国各个时期文学作品，或增加国内英文报刊中的重要文章。其次，高校英语专业教师在授课时要增加中国文化的讲解内容，必要时可以增加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内容，在增加学生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的同时，能够区分出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别。最后，高校在开展学生的阶段性评价和考核评价时要加强中国文化的考查内容，可以在完善英语专业课程学习制度的同时配备相关的中国文化知识学习制度，可以在综合英语考试中加入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引导学生通过平时积累和考前复习进一步深化中国文化知识的理解，并达到促进英语学习的目的。

(三)加强课外文化交流与实践活动

高校开设英语专业的目的是让学生和教师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也能运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因此，各高校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本校学生与留学生共同举办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些交流和实践活动中激发本国学生向留学生介绍中国文化的热情，让世界各地更多的留学生了解并认识中国传统文化。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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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特殊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反映着特定的文化内容。文化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语言、知识、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差异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理性概念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交流形式，标识语的翻译也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文化的内涵。例如公共汽车上“老弱病残孕专座”被译为“fortheold,sick,disabled,andpregnant”，表面看意思表达清晰，亦无语法错误。然而尊老敬老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人们认为年老代表着智慧和慈善，是经验和阅历的表现。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老却被认为是虚弱、无力的象征。如果单按照字面翻译成“fortheold…”，没有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可能在西方人眼中会有歧视之嫌，适得其反。我们不妨用一句简单的“courtesyseat”来表示，既能达意，又避免了可能出现的不敬之感。

2翻译对策

在翻译标识语时,应根据标识语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特点，本着准确传达标识语提示、警示、限制、强制功能的原则，充分考虑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将原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传递给目的语的接受者。

2.1程式化翻译

有些标识语可以在中英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结构，形成了程式化的翻译。此时可以套用现成的英语结构。如中文的“禁止/请勿…”结构，在英语中通常采用“No+名词或动名词”的形式。禁止吸烟=NoSmoking；请勿停车=NoParking。再如汉语中的“…专用”,英语可采用“…only”的形式。员工专用=StaffOnly；贵宾专用=VIPOnly；会员专用=MembersOnly等。

2.2确定标识语的语用功能，避免用词不当

标识语大体有提示、警示、限制、强制四项功能。在标识语的翻译中，译者必须在分析标识语字面意义的基础上，研究其语用意义，即功能意义，才能有效达成标识语的真正目的。如标识语“转弯慢行”，翻译成“TurnAhead,SlowDown”时最好前面加上一句“Caution”,以传达其警示作用，引起司机的注意。

2.3判定标识语语言风格，选择恰当词语

表示服务、指示、说明性质的标识语大量的使用名词，表示强制性、限制性的标识语大量使用动词或动名词。公众最常接触和使用的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标识语往往会使用缩略语。因此翻译标识语时，应考虑其语言风格，选用适当的词语，避免使用生僻词语、古语、俚语和术语等。如“登记处”简单译为“registration”，“小心轻放”译为“handlewithcare”。

2.4注意汉英文化差异，尊重读者的文化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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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地域性与时代性的对立统一

曾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曾说过，当今世界建筑就像一个古来的大树，其中的各种枝桠就是各种建筑流派或理论，但是其主干只有两支，一是物质技术，二是地域文化。由此可见，影响室内设计发展的因素只有物质技术与地域文化。其中物质技术并不受地域限制，只有地域文化才能使室内设计带上地域的情感与特征。若是室内设计无法体现出地域文化特征，那么设计就会出现“全球化的统一”，从而失去了地域文化多样性呈现出的精彩纷呈。

（二）坚持使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有机结合

现代室内设计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使用功能，还应该拥有精神功能，换言之，就是要坚持室内设计的一体两面。使用功能与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既要满足其实用性，又要满足形式性。具体指的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室内设计要满足功能的实用性，又要运用形式语言来表现出其情感、主题与意境。要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首先要强调室内的结构与形式的完整性，其次要追求地域文化、物质技术与室内空间表现的精确性与深度。

（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域文化在长期地发展与积累中，为人类创造着独特的价值与文明的同时也出现许多问题。故而，在室内设计中，不能将地域文化简单的当作形式符号进行利用，而是要提取出地域文化的特有的价值与文明，吸取其深层次的蕴涵。具体来说，在进行室内设计时需要引导消费者进行适度消费，要在设计中体现出自己的思想，不能盲目跟风或复制。无论是西方古典建筑或是中国传统建筑，都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室内设计时，不能笼统进行继承传统，过于片面强调地域文化，而是要秉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把握住室内设计的创意核心，创造出具有地域文化内涵的室内设计。

二、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应用中的基本方法

（一）符号法

符号是人类的特有的创造物，从人类出现至今出现了许多具有地域文化的符号。室内设计中就应当通过将复杂多变的地域文化进行归纳与分析及提炼与演变，从而使其变成一种具有代表意义或象征意义的符号元素，并将其运用到室内设计中，传达出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及信息的传达能力，充分体现出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最终，提升室内设计的文化内涵。例如在进行中式风格的室内设计时，将我国“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当作文化符号，将屋顶的吊饰做成圆形造型，与方形地面或床相互呼应，既不失简洁、大方，又不古意韵然，从而将地域文化很好地体现在室内设计中，并展出了中式设计风格的简洁凝练。

（二）抽象法

室内设计实质上也可以将设计看作是对线条、色调、色系等要素的设计。因此可以利用抽象法将室内设计中要素看作抽象的点、线、面、体，在保证形式美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排列组合，同时加入本地地域文化的特征。例如，中式风格的设计过程中，电视柜、墙面、橱柜等整体上要以直线和平面立体为主，同时为了体现出地域文化特征。在电视柜上可以加入黑、红、白色体现浓厚的地域色彩；在墙面上点缀由窗花演变来的花纹，展现独特魅力；在橱柜上可以增加犹如古代门栓的把手。这样的室内设计，不仅富有时代现代抽象主义，又蕴含强烈的地域特色。

（三）因地制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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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话语与教育学话语，则是在教育学领域当中的话语的适用。具体来说，教育话语更倾向于实践角度的主体（是从事于和实施教育事业的任何人，也包括受益于教育活动的任何人）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针对教育活动而展开的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述。本文对话语概念的分析引进到教育学领域则主要是在理论角度上，主体对于教育以及教育学的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它更多的是教育学者或者教育研究者的学术性论文以及著作等。一方面教育学话语是主体在教育学理论的思考与反思过程中所使用的术语，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话语的结果。李锐曾指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教育学的话语即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学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3]7本文虽不同意将教育学领域中的话语直接定义为习惯性用语的范畴之内，但话语的确是教育研究者思想的体现。项贤明曾对教育学话语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教育科学其实也不过是关于教育现象或教育话语的一门解释学。纯粹客观的教育事实是无法直接把握或不可言说———一旦言说即成言语、话语或文本，我们所能把握的只是作为人们关于这种客观事实的外部表达的教育现象、教育话语或教育文本。这些关于教育的现象、话语和文本并不仅仅是客观事实的某种附属物，而是我们人所能把握和言说的教育事实的本身。但是教育科学的教育话语和文本的解释并不是主观的臆断，它仍然要回到与历史的联系当中去，要在各种教育现象，教育话语和教育文本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对其作出解释。

二、教育学话语的方式

教育学话语的方式主要是在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教育学话语的形式与内在逻辑。谭斌将教育学话语划分为教育学的话语（如元教育学的研究），也包括教育学中的话语（如普及教育、素质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各门分支学科中的研究），还包括教育实践中的话语（如对教师的课堂用语进行的研究）[5]12。本文在教育学话语的方式的分类中将教育学话语大致分为以下几种话语方式：教育学话语以话语方式的语言环境、语境以及主体为基础，主要分为西方教育学话语与东方教育学话语；基于社会学领域构建与阐释的教育学话语，心理学基础上教育心理学话语还有哲学基础上的教育哲学话语等；依据主体不同划分的官方教育学话语、民众话语以及教育理论研究者话语。首先，教育学话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产生的教育学话语方式，是依据语言种类的不同和语言语法规则的不同而产生的教育学话语。诸如，教育一词在不同国家地区名称的不同（德语Erziehung，英语education，法语éducation等），在此基础上，“教育学”从最初的“pedagogy”（意为“教仆”）亦产生了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述：德语paedogogik，英语education，法语pedagogic，意大利语pcdagogia，西班牙语pedagogia等。二十世纪末期，出现了“educology”（我国译为“教理学”以异于“教育学”）取代“pedagogy”之势。与此同时，不同语言种类的教育学话语是教育学话语的最基本的形式，也是教育学理论的最直接的体现方式。在教育学的历程中最早的教育学话语体现在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等主要哲学家的教育学话语和古希腊哲学领域中所产生的教育学话语。例如，不同国家语言体系下产生的教育学著作：《论语》，《学记》，《理想国》，《普通教育学》等等。其次，教育学话语在不同的语境中产生的教育学话语，“教育学研究者基于教育学理和逻辑规则，由高度抽象概括而获得的有关教育活动和教育学发展的基本的、一般性的教育认识、主张和思想观点”[6]33。教育学话语是对教育基本问题的“形而上”的话语，是以一种思辨的方式对教育学发展中各种问题的解答。教育学话语的方式，一方面依据不同的学科体系背景，产生了教育心理学话语、教育体育学话语、教育人类学以及教育社会学话语等等，体现着从一门学科角度的立场出发而产生的教育学与其学科之间的关系即理论的特征；另一方面是在教育学学科的总体反思基础上所产生的教育学话语。它主要是在受到哲学领域的元分析影响下所开始的对教育学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结构等领域的教育学话语。此外，还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所存在的特定的教育学话语（它为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最后，按照教育学话语的主体来分，可分为政府为主体的官方话语、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话语还有大众的民众话语。官方话语，主要是政府机关等针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所提出的话语，例如政府机构颁布的教育宗旨、教育法规以及对教师评价体系等话语。官方往往通过教育宗旨、教育法规等的制订、贯彻、实施和修订，以及对教育评价、学术评判等的规约或舆论引导，传达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控制及统一真理标准，并通过教育隐蔽地调控人的生活，引导人的发展走向，它标示着教育的社会历史使命，体现的是社会权力。[7]7-20而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话语主要是在针对教育学理论等主题的理性论述。一方面由于主体为理性的代表者，是科学地对教育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的主要工作者。此主体主要依据学术专业用语和主要概念范畴的界定基础上通过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以及教育专著等话语方式进行教育论理。他们的教育学话语一般来讲，对于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指导性与学术权威性而被官方话语和民众话语所使用。另一方面，实践是主体对教育理论问题表述和分析的源头之一。主体通过对来自于实践的表达进行理性的分析从而对教育原则、教育规律等进行了理论话语的陈述。此外，则是教育的最大受益群体以及最具有发言权利的民众话语，他们代表了教育实践领域当中的普通大众对于教育理论发展的观点。关于民众话语主要是在教育话语领域的研究范畴之内，当然也涉及一部分具有理论性质的话语可划归为教育学话语的内容之内。民众话语一方面主要受官方话语的指引，并翘首企盼教育理论研究者学术话语的指导；另一方面民众话语作为教育活动的对象和教育活动的实践者，切实关心着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

三、教育学话语的结构

教育学话语的结构主要是教育学话语在不同话语方式中所普遍存在的内在的话语结构与逻辑。从语言学的角度上讲话语主要是语用学领域内的基本概念，话语的构成单位则主要包括词、句、篇、章。福柯在话语的分析中曾指出，语言是在语言学当中由音声等诸要素组合的结果，而话语主要是由针对对象而进行的陈述（énoncé）和陈述组合而成的命题，以及在诸命题构成的场域构成。其中陈述是话语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它包含着词句和词句之间诸关系的总体，而对于话语的分析则主要是分析话语在历史进程诸多变化的形式。萨义德在分析福柯与德里达二人对于文本理解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二者对于方法论的选择，即将文本与外在联系的分析以及文本内在结构的分析。在《福柯的思想轨迹》一书中，中川久嗣认为德里达在对福柯理论批判的过程中，曾以西洋和东洋区分为例论述过“在西洋理性对于东洋理性的理解中首先要将其还原为西洋理性语言体系当中”。而在这还原的过程即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首先遵循语言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与规则，同时这个过程也成为对东洋理性的束缚，他称作这种翻译的行为即为福柯的“监禁”。教育学领域话语的结构，除了具备语言结构中最基本的词句和语言规则等还具备话语自身的内在方式即包含着主体和语境。谢登斌在《当代美国课程话语研究》中也分析了话语的结构与维度，他指出话语是具有权力与价值的对话性语言。话语，一般地来讲包括三个基本维度，一是文本，是指话语的书面表现形式，即以文字符号呈现的事件或实例，这是话语的具体性的表现；二是理解，强调对文本意义的解释过程，这是话语的对话性的表现；三是意义，是指话语反映的态度、价值取向以及建构的意义，这是话语的价值属性的表现。[8]3其中，意义主要是主体在针对研究对象等问题论述中主体价值与观念的表达，是主体主体性的体现。在此基础上，教育学话语的结构主要包括：（1）词和语句，是对研究对象的文本式表达的最基本结构；（2）术语，专属于学术领域的概念与范畴，是在教育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科学化地形成的理性概括；（3）文本，最终的话语呈现形式与存在方式，它由主体通过词句和术语的建构所组成；（4）知识，是教育学话语的语境为话语的陈述提供了一个“场”。在知识的场域，将针对对象的术语和词句的表述中所存在的和主体试图表达的观点给予一种学术意义。社会学家彼得•伯杰曾在论述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指出社会文化背景对于话语陈述中的重要意义。

四、教育学话语的特征

（一）教育学话语具有科学性与普适性

教育学自学科产生以来，科学性与独立性一直是其学科追寻的目标。这一历史过程中不仅有卢梭给教育学预留的科学之位，赫尔巴特给予教育学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以成其科学之名，当然也包括教育学所经历的实用教育学、精神教育学以及元教育学的过程都为教育学的科学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而对于教育学的话语陈述则是这一历程中的具体展现，它不仅在话语中陈述了主体对于教育学理论发展的省察之思，而且也呈现了教育事实与教育本真之论。海德格尔在其哲学思辨中也曾阐释过话语与理性思辨的关系，他曾指出话语、语言、理性、上帝、思想是同一回事，它们共同的本质就在于让存在显示，而“让某东西显示”正是话语（语言）的最主要功能。[9]张永祥将我国教育学话语分为常识性话语和理论话语，其中理论话语主要是由专业人员所掌握的遵循科学世界的逻辑和原则而开展的“科学话语”。虽然在主体上张永祥的教育学理论话语单纯地是指那些受到系统化和专业化训练的研究学者，但其在此基础上也阐述了教育学理论话语中的特征。他指出：教育学理论话语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就是逐渐远离日常教育生活，它要对日常教育事实和教育经验作出提炼、概括、加工和抽象，使之具有更大的解释力和一般化的特点。理论话语的教育学重视理性法则，以理性为中心，演绎构建抽象的逻辑体系。理论话语的教育学则具有逻辑上教育学话语的方式、结构与特征的内在联系性和一致性，是系统化、综合化、整体化的知识体系。理论话语的教育则遵从科学世界的逻辑和原则。理论话语形态的教育学则遵从科学理性。理论话语的教育学则是用“科学话语”来表达的。[10]129-130与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特征相应的则是教育学话语所具有的普适性———一方面是指，教育学话语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被教育主体广为使用，并可在知识体系上可被广大民众所理解的特征；另一方面是指对于教育问题的理性阐释的教育学话语，不仅在具体的教育问题当中而且在具有共性特征的一类教育问题当中具有指导作用。它不是对于具体事件的经验性解释，而是对于日常经验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的科学阐述。从历史上看，我国教育学历史上教师职业与教育活动的开展直接促进了“儒”的产生，而儒学理论中发展的最著名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封建社会人人诵读《五经》和《四书》传承着儒教理论。《四书》和《五经》无论是从政治角度上说是科举的内容之一，还是从教育的层面上谈是教育内容之一，当然现代来讲也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必读著作之一。但是，其著作当中所含有的教育原则以及教育目的等的论点也早已成为人们所熟知的话语之一。从现实社会上看，教育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新的理论观点，以及对于教育问题改进策略话语等通过期刊、杂志和专著以及网络手段的传播很快能为人们所关注和理解。一方面在于教育自古以来为人们所关注的话题之一，教育的功用与价值不仅在教育理论研究者而且在与教育息息相关的广大民众来讲都已经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例如“教育先行”，“生命教育”早以为广大民众所津津乐道。另一方面，教育实践活动是教育学话语的实际指向，其话语的科学与合理性都需要实践活动这一标准的检验。因此教育学话语必然需要在广大民众（教育学话语的倾听者）中通过传播与知识的普及以及广大民众的理性认知来实现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地体现。而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教育学话语逐渐发展着自身话语的普适性以有助于自身在实践上适用，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的进程中推动着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发展。此外，教育学话语的科学性与普适性并不冲突，实际上正是教育学话语对于教育基本理论的科学性论述，才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教育学话语普适性的可能。

（二）教育学话语具有规范性与实践性

首先，教育学话语本身所依赖的自然是不同国家地域中的语言体系与语法规范系统，而语言体系则从外在性上直接赋予了教育学话语的规范性特征。与此同时，教育学话语所根植于的社会领域也制约着教育学话语的内容手段与论述方式，它正是通过一定社会文化领域当中的知识体系来实现着话语主体的主体意志。追溯教育学的历程即可发现，教育学话语在传统教育学阶段倾向于对基本教育原则的阐释，其话语强调教师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而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则为教育学话语提供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实践性话语平台，拉伊则为教育学更多地赋予了实验心理学的话语特征等等，这些都在教育学话语的发展中赋予了那一时代的规范特征。同时，话语在人类交往的语言体系中规范着人类的知识的内容与手段，同时也以文字等形式展现着人类的文明进程。而这种话语也在人类文明开化的进程中被人们所使用，并贯穿着人类的共识与主体的意志。徐辉等人认为话语是在一定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基础上，在社会情景中的关于社会交往的言谈方式。人类的话语方式包含了其对社会环境的理解，是人类认知与传递世界认知的特殊形式的话语。它是社会生活和交往的重要决定因素，包含着那些了解世界的人的权力关系网络话语。此外，教育学话语本身对于专业概念与范畴的解析，是教育学话语规范性的另一种体现。教育学话语针对具体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专业理论阐释，赋予教育学理论独有的定义标准和原则，属于教育学整个学科立足的基础之一，支撑着整个学科理论的构建与发展。其次，话语本身来源于社会实践，是主体对于社会事实的表达。教育作为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传递人类社会文化知识经验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而教育学话语针对教育事实和教育活动的研究对象，是对教育事实的实践性陈述。话语作为主体意志的实践性表达，是对日常生活的事实与价值的解释，它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对社会结构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反思作用。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中也表明“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且其主体的意图在于将语言使用当成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但是主体的话语并不是一种个人行为或情景变量的简单折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与世界产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第二，话语和社会结构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关系。话语由社会所构成，并受到社会的规范和制约，在社会意义上它具有建构性。”[11]与此同时，教育学话语不仅植根于社会生活实践，同时教育学话语的最终指向是教育实践，它以解决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发展的问题为目标，从而促进着教育学话语的理性发展。当然，教育学话语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的理性解说，它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刘铁芳在分析教育学范式的问题及话语的变革时曾指出“既成的教育理论跟真实的教育生活相比总是僵化的，滞后的，流变的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才是教育话语活的源泉”[12]17-21。

（三）教育学话语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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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民俗文化 农村民俗文化 差异 整合

民俗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创造并享用的对象，它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具有实在的功能，满足着主体的需要。从乡村到市镇、再到都市，是人口流动、聚集和社会发展的渐进性结果，它们各自的民俗文化形态正是不同空间下主体的阶段性需要的表达。“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作为民俗空间类型中最重要的两个领域，其研究既是人的研究，也是社会的研究。

一、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异

不同的社会结构是产生不同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之所以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质的差异，即在于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结构带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城市自兴起的那个时刻起，其社会结构就与农村有着极大的不同，城市的出现被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这种文明的表现首先在于地缘关系打破和替代了农村所存在的浓厚的血缘关系，从而使社会结构的变化成为促使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出现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城市民俗文化与农村民俗文化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

所谓民俗文化背景，是指民俗民俗文化在其滋生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基础条件及文化氛围[1]。虽然农村民俗文化也受到文化环境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但是与城市民俗文化相比，能够对城市民俗文化起到影响和制约的因素，要比农村民俗文化的范围广阔的多。

1.农村与城市的经济方式不同

农村以农、林、牧、副、渔为业，其生产依赖土地等自然资源，具有自给自足的性质；而城市汇聚着工商百业，依靠资金、手艺、交换、时局而发展。乡村经济虽是旧时的经济支柱，但易受地形、气候、水源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乡村远离政治中心，因此，它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从属的地位；而城市的行业生产能超越地理因素的束缚，成为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以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需求而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领有主导的地位。

2.农村与城市的人口特征不同

农村的主体是农民，他们的人口构成较为单一，大多以血缘村落相聚居，并依赖祠堂、族谱、族规、族长而凝聚成宗亲群体，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主要从事田间的体力劳动。城市的主体是市民，他们多为迁徙之徒，先后来自八方的乡野，具有多族源、多姓氏的特征，并且相互杂居于空间狭窄的街巷之中，各干其业，经长期相处、磨合，逐渐褪去原先的地方色调，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城市的居民因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广闻博见，相对农民来说，构成了文化素质稍高的人力资源，同时也因为各个地方的不同人员整合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以前生活环境中的民俗，并很快适应其中。

3.农村与城市的语言应用不同

农村的语言应用一般取方言土音，常用俚语俗称，少见新词新语，地方性特色突出，村民间的口头语言彼此雷同，反映出他们生活的群体感强，而个性化弱。城市的语言应用因市民八方汇聚而五音混杂，一般为下层多地区方言的纷呈和上层官话的并用，并逐渐混成新的城市语言。相对乡村语言，城市语言因阶层、行业、教育、交际等情况的不同而表现出个性化的特征，且语词丰富，新语迭出，包容着丰富而鲜活的社会生活信息。

三、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在心理特征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的时间原因和地理的空间原因，在中华民族的大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特有的乡土农业文化和都市工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异质并存，体制原因造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2]，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在这些文化土壤上根植出各自的社会心理特征和价值观念体系。城乡两种文化心态的总体差异，比如在政治心理方面，乡村是圣贤期待心理占优势，而在城市则是独立自主意识占优势。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心理差异，如乡村社会第一代人表现为苦难的忍耐和听天由命，而城市社会的人则表现为解放的追求和艰苦创业；如对第二代人的比较：以食为天、故土难移与忍辱负重、游离谋生；对第三代人的比较：压抑的变态欢愉与新生的困惑奋起；对第四代人的比较：不畏天命的发财意识与自觉平庸的享乐主义。

四、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的整合

农村民俗与城市民俗在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

1.城镇化的发展决定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整合的趋势

近年来，由于高速公路的连通、行政区划的调整、卫星城镇的建设、经济开发区和保税区的建立、郊外大学城的发展、一小时都市圈的规划等，加快了都市化的进程，确立了大都市作为中心城市的地位，带动了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发展[2]。

2.民族精神的一致性加速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乡民、市民同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继承着共同的民族精神。这就是：爱乡爱国、团结统一、平和勤劳、自强不息、入世乐生、包容天地。作为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属于民族的整体，它超越地域、城乡、阶层、职业的限制，促进了内部的文化认同与民俗传习。

3.“移风易俗”的倡导与推进将最终推动农村民俗文化与城市民俗文化的整合

孔子早在春秋时期就提出了“移风易俗”的概念，并把“移风易俗”看作道德建设的重要方面。司马迁则主张“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注意到时空变化对风俗的必然要求，体现出锐意进取的务实精神。“移风易俗”既有伦理道德的要求，又有时空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城镇化、市场化、知识化、现代化的驱动下，城乡的差距正在缩小。这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的层面，更反映在精神观念的层面。城乡之间确实存在着观念的互感，并从深层推动着城乡民俗的整合，随着时代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当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处于同一水平之时，城市民俗与农村民俗这两条轨迹便会融为一体，变成一条轨迹，从而构成华夏民俗板块，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历史使然，但也许会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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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教师 文化建设 制度伦理 合作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教师文化的再生是突破既有的个人主义模式，进行文化重建。教师的观念及行为的转变，是一种内生性的自愿成长的动力，是教师文化建设的基石。教师需要以共同的愿望和信仰为基础，以相互分享价值观为主，沟通和传播思想文化，这便是教师文化的再生过程――从孤立走向合作。

一、教师文化的内涵

教师是一个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承担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传播知识和经验的文化工作者。教师作为文化工作者也会形成自身的文化――教师文化，这是反映教师的价值、经验、风格、规则和习俗的统一体。教师文化是指教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即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知识技能、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总和[1]。这是从宏观角度对教师文化的理解，而笔者主要从微观角度定义教师文化，认为教师即是处在同一学校环境中的教育工作群体，教师文化便是在此条件下的教育工作者因为受一定价值观念的影响，在实际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联系方式和沟通模式。简言之，就是教育工作者之间的人际关系状况。

教师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工作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能够代表教师群体共性的价值取向和职业行为特征，并成为维系教师团体和谐相处的精神力量，它决定着师生甚至于学校的发展走向。基于此，我们必须尽快建设一种新型的、合作的、更适合时展变化的教师文化，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激发教师的活力和动力，深层挖掘教师的工作能力。

二、教师文化建设的制度伦理嵌入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A）将教师文化分为四类：个人主义文化、派别主义文化、人为合作文化、自然合作文化[2]。笔者着重解释个人主义文化，因为这是影响教师文化与时展紧密结合的主要因素。个人主义文化，即教师拥有强烈的独立成功观，很少干涉其他教师，他们不喜欢变革，也不愿与同事合作，避免与他人讨论变革。受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的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个人主义文化色彩，主要表现在：

（一）教师中心的教学观

在传统的教育过程中，教师是课堂的中心，教育活动围绕着教师进行。教师与学生是“教与被教”的关系，这种“独断专行”的文化特性导致教师对于开展教育改革活动产生不适应性甚至出现抵抗反应。

（二）教学的封闭性

因为传统教育中教师占主体地位，教师一般独立完成教学工作，教师既不参与别人的教育活动，又不欢迎他人介入自己的课堂教学，同事之间互不干涉。这种封闭性的教师文化排斥沟通和交流，潜在地排斥合作与开放，使教师的教学处于彼此孤立的状态。

（三）教学的保守性

传统的教师工作是传授已有的经验，只是照本宣科的讲授，并不存在专业智能的提升，因此教师不希望自己多年累积的知识经验受到挑战和冲击，不愿意接受相应的教育改革。

这种传统教育的专业个人主义沿传至今，虽几经改革，但是对现在的教育实践活动仍然产生着重大甚至不可磨灭的影响。这使很多教师的日常工作在孤立的环境中独自进行，缺乏与其他同事的交流，更不用说寻求他人的帮助，教师之间相互隔离且互不依赖。虽然能够在学科和班级中保护自己，使自己的教学工作免受领导、同事、外界的影响，但同时教师之间也缺乏真实的交往和沟通。这种缺乏开放、信任的心态，导致教师自己不愿意主动进取，也不愿看到同事有积极进取的表现。显然，这是封闭的教师文化，使教师处于彼此孤立的境地，教育教学改革的工作难以开展，而落后的教师文化又保护了教师的这种“封闭”，教师文化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中。

教师文化是在学校与课堂的各种人际关系联系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这个形成过程不是一个人单独就可以完成的，需要教师内化的认知过程和外显的行为过程的相互作用。而在教师文化的生成机制及其过程中嵌入制度伦理的相关内容，对建立与发展良好的教师文化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制度伦理中，制度不仅仅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理念，如何在教师群体中形成这样一种“自在的”文化，让教师与教师之间形成人与人的合作是制度伦理考虑的核心问题。制度伦理最后要体现的就是教师群体中的一种心理定势，这种教师合作的文化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最终形成制度定势。

三、教师“合作”文化建设的对策

针对“孤立”的个人主义的教师文化，在制度伦理条件下深入思考，笔者提出合作的教师文化。具体对策如下。

（一）营造适宜的学习氛围

古语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合作的教师文化必须在温暖的、可信赖的、相互支持的学校环境中建立，在适宜的教学环境里，教师才能有良好的心理状态，有积极的心态才愿意自我促进、自我发展。教师合作学习的基础是以彼此平等的心态对待他人，将每个人内心构建的不同知识结构分享给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之间互相表达自己的见地、交流不同的看法，在沟通中分享彼此的观念、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使个人得到知识和能力的升华。在这种学习氛围中，让教师感受并体会到教师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更坚定他们建设合作教师文化的决心。

（二）树立教师团体意识

所谓团队是指为了达成共同目标彼此分工协作相互依存的人群[3]。培养教师的团体意识，强调教学目标的团体性而不是个体性，使教师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教学团体中的一分子。确立共同的团队目标，不仅能使教师深刻地感受到在自身教学工作中与同事的互关性，实现教师之间的真诚沟通与友好交流，推动教师合作文化的构建，而且能增强教师的存在感和学校主人翁意识，在团队活动中不断地认识自我、超越自我，有利于形成教师间“自发的合作”的状态。 为了使团队目标能够顺利实现，还可以建立团队活动的监督机制，完善团队制度建设，有效地发挥团队的力量。

（三）开展合作技能培训

合作的教师文化需要必要的合作技能，而当前大多数教师缺乏这种合作技能，所以我们要通过培训提高教师在沟通交流中的合作能力：（1）开展新型的专家讲座。通过有经验的教育工作者的系统讲解，可以使教师很好地理解和把握合作的内涵，系统地领悟合作要求和努力的方向树立合作榜样并进行经验推广;（2）树立学习榜样。通过鲜活的实例让教师体会到“榜样”的力量，通过向他人学习，提高自身的合作能力。当然，合作技能的培养除了通过专家引导和榜样学习之外，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教师自身的努力，在合作过程中发挥自主能动性。不仅要充分认识到教师文化建设中合作的重要意义，还要真诚地致力于教师文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通过外在的条件和自身的努力提到所需要的合作技能，成为合作的教师文化的主动建构者[4]。

（四）落实多元合作的教学评价机制

教学评价机制是影响教师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的教学评价机制以单一的教学成绩为主，现行教学评价机制虽然对此进行了改善，但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并没有得到贯彻和落实，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和实施多元评价机制适应新课程改革的需要，为构建教师合作文化提供外部力量支撑。为了促进教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教育领导者要建立灵活的合作小组，为使合作组的合作情况的评价能够具体化和常规化，就要制定新的评价标准，使评价标准可以测量和定位，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合作小组对于促进教师合作文化的作用。而且要使多远合作的评价机制与奖惩制度相结合，这样本来是单人的个体奖励就变成小组的集体奖励，使作为组成合作组的每一个小组成员都是受奖励的对象。这样不仅增强了教师的团队意识，而且促进了教师间的积极合作，使教师间的合作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

总之，制度伦理考虑到教师文化建设要更多地体现人文关怀，在全民共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下，教师共容易接受合作的文化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教师自身的思想认识也至关重要。“非正规制度”更强调教师之间的合作与共赢，进而实现教师文化的良性取向，使学校生机勃勃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上册）[S].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2]A.Hargreaves.Culture of teaching：A focus for change[M].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2：23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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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维教授指出德育专业化的关键在于德育教师的专业化，对德育教师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并指出发展标准，她认为德育教师专业标准是综合性的和高水平的，标准中蕴含着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时还包括教师对学生的热爱，良好的人格特征等无形的方面。从专业知识来看，主要是对德育课程所涉及内容的掌握；对于专业技能，要求教师不仅仅有传授知识的技能，还要有影响学生，帮助学生建构自身道德素养的能力，知识的学习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通过关心、了解学生，用人格感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良好德性和道德信念的能力。以上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教师德育专业化内容的概括，不难发现教师德育专业化关注教师德育素养，大多涉及教师德育的理念、知识、能力、人格等方面。在此基础上，笔者把教师德育专业化内容概括为专业德育知识、专业德育能力及专业德育情感三个方面。专业德育知识是指教师在职前教育中，除学习本专业学科知识、教育学知识和关于学生的知识外，还应该学习道德哲学、品德与德育心理、德育理论与实践等课程，只有系统地接受德育相关课程，才能具备一定道德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对德育的本质和规律有具体的认识。正如赫斯特所说的，“专门从事德育工作的教师，应该对道德的本质有所研究，对道德的适当领域有必要而合理的理解，而且在道德教学上受过专门的训练”。专业德育能力既包括教师传授德育知识的能力，还包括在德育课程实施过程中的组织、交流、沟通、表达、示范等方面的能力。道德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内隐的、有生命的，因此，教师应具备赋予道德知识生命的能力，通过传授有生命力的德育文本知识，利用学生已有的道德体验、创设学生熟悉的道德情景，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体验，让学生在与德育文本的对话中聆听道德的声音，增加学生对道德的感悟与体验。教师德育专业素养不仅包括专业德育知识和专业德育能力，还应该包括专业德育情感，专业道德情感主要由德育情感意识、德育情感定势以及德育情感能力组成。德育情感意识是教师的情感意识，是指教师对情感在教育中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德育情感定势是教师对德育环境的习惯性的情感反应方式；情感德育能力是教师对自己的情感内省和调控以及对学生情感的辨别和沟通两个方面。这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的，“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出伪君子”［5］。专业德育知识、专业德育能力和专业德育情感构成了教师德育专业素养内容的框架，三者缺一不可，教师应用专业知识启发学生，用专业能力与学生沟通，用专业人格感染学生。只有具备教师德育专业素养，才能提高德育的实效性，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教师德育专业化的途径

教师德育专业化的途径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职前专门的德育师资培训、职后德育科研和自我教育。师德培训。教师是立校之本，师德是教育之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指出要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特别是要加强师德建设。师德不但是约束、鞭策和指导教师的道德手段，也是鼓励和教育学生的道德手段，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调整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教师、教师与社会之间关系规范的总和，所以国内关于教师师德的培训中应加强师范类大学教育院系培育德育师资。［6］教师师德培训对德育教师态度的改变、信念的确立、德育行为的实施有着重要影响，加强师德培训有助于教师处理好德育与一般学科教学的关系、教书与育人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道德的关系，完善教师对德育的认识。教师具有人格的感召力，教师的道德行为具有更强的表率性和典范性，学生不但听其言，更注意观其行。师德培训通过对教师德育任务的明确，促进教师对职业道德规范的遵守，实施德育，促进学生发展。同时，与师德培训相关的是教师德育专业素养中专业德育情感的养成。专业德育情感是师范生除教育学知识和教育技能之外，促进德育专业化的内在的、隐性素养。加强对教师专业德育情感的培养可以通过情感课程的学习、情感情境的模拟、情感问题的处理等方式进行。从而使教师在德育过程中，通过对学生情感的培养、道德信念的确立、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德育科研。对专门的德育教师而言，德育科研是指德育教师将德育科研重点放在对具体的德育教学活动的经验性研究上，同时要与专门的德育理论工作者交流，获得当前德育的新理念的过程，主要是针对当前学校德育出现的问题，对德育课程的设置、德育理念的倡导、德育方法的应用以及德育任务的分配，从理论到实践寻求德育工作顺利开展的过程。而对非专门的德育教师而言，通过德育科研，探索德育的基本规律，将德育渗透到学科教学过程中，并配合专门德育教师的德育工作，共同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自我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是德育科研的三个核心要素，它们构成德育科研的“三位一体”的结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单纯的自我反思如果只是拘泥于自我的反思，很难有超越性的发展，往往会因为百思不得其解而放弃对于问题的思考；不与同伴交流会很难发现问题的其他方面，往往会以偏概全，无法从整体上形成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从而无法准确地用德育的理论解决问题；而在与同伴交流反思，取得对问题多方面的理解之后，向专家学者学习以及获得帮助、引导，获得对于德育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从而结合德育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践。自我教育。除职前和职后的培训，教师德育专业化还要求教师要具有自我教育的意识、具有德育使命意识和实践反思意识。自我教育的意识是指教师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勇于自我剖析，发现不足，从而及时学习，获得发展。德育使命意识是使所有教师都要有认可德育意义的意识，实际上所有的教师都具有德育的任务，都有促进学生德育发展的责任，只有教师具有德育使命意识，才能够将育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实践反思意识主要是针对教师德育发展自身出现的问题经常反思，并提出改进策略，教师德育专业化才能够实现。教师德育专业化最关键的是要让所有的教师都承担德育的责任，而教师德育专业素养的培养不仅仅要通过职前和职后的教育，还需要教师自己树立自我教育的意识，努力提高自身的德育专业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教师，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

三、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方法

近几年来，在教师德育专业化过程中，我国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种种“实践取向”，区别于单纯的“理论取向”的促进教师德育专业化的方法，广大一线教师也纷纷践行，已初显成效，以下几种方法的实践效果尤其突出。德育叙事。德育叙事就是教师能够将所看到的德育事实表达出来，在表达的过程中发现隐藏在德育事实背后的德育原理和德育行为的指导思想，把对德育的独到理解和德育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并且内化到自己的德育实践中，从而更好地指导德育教学。德育叙事不仅仅是针对现阶段正发生在教师自己身上的德育事实，还有周围其他教师身上的德育事实，教师在叙事的过程中记录自己素养的成长过程，使自己尽快成长为一名有德性素养的教师。德育案例研究。案例是包含问题或者疑难情境在内的真实发生的典型性事件，同时也可能包含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见案例作为教师德育专业化发展的具体方法，其典型性、实践性和联系性显得尤为突出。案例来自于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通常案例是德育教学实践中实实在在的、比较典型而大多数教师比较敏感而又把握不好的问题，把对德育教学案例的研究作为教师专业发展的方法，有利于教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反思，可以大大缩短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差距，并且在以后的德育教学实践中碰见类似的案例时做到举一反三。同时德育案例中包含高度综合性的德育原理知识，对于案例的处理，通常是德育理论与实践良好结合的。因此对于新教师以及进行德育科研的教师，案例的学习是短时间内丰富德育理论、提升德育实践水平的针对性策略。德育合作研讨。教育合作研讨是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所赖以存在的场域，即教师德育专业化发展是教师群体的发展，只有教师群体将教师职业变成专业，将教师职业理想作为自身永远的追求，并在此过程中获得自我的满足，才能形成终身信仰。教育合作探讨就是要求教师能在德育过程中，将出现的德育问题或就当前的德育热点，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激发思考，形成对德育问题的认识。教育合作研讨是在教师群体内的研讨，因此有利于在教师之间形成一种互助、合作、共同提高的学习氛围，在相互学习与提升中，丰富自己对德育的认识，提高德育实施能力，提高专业化水平。德育专题考察。专题考察是就某一个德育专题去考察，是带着问题去考察，区别于那些水过地皮湿的观察，有一定的问题意识，并且在考察过程中检验自己的解决方案。即在考察之前教师就应该对某一专题有了认识基础，并且结合德育知识，形成自己的看法，在考察过程中检验自己的认识与教师群体以及德育权威的认识是否一致，在获得别人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之后，与自己的认识做出对比，获得对这一专题更高层次的认识，从而提升自己解决德育问题的品质。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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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知识的讲解是本课程的重点和难点。一方面安全教育所涉猎的领域大而广，没有专业的基础知识和长期的工作积累，难以把相关知识组合成一门系统的课程。另一方面考虑到授课对象的学习能力，讲解内容还要使学生易于理解和接受。我们在课程中讲授的安全知识包括通识类、危险化学品、基本实验操作规范、消防知识等。通识类安全知识主要介绍实验室日常使用的水、电、煤气等的使用要求与注意事项，化学废弃物的种类和相关的处理规定，以及养成良好实验习惯的重要性。讲课中会援引一些案例，如我校某实验室冬季没有关闭窗户，致使暖气水管被冻坏，一些较贵重的设备被供暖水浸泡，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某课题组人员在进行有机合成实验时，未对冷凝水管加固处理，中午外出吃饭时未留人照看实验室，从而导致水压升高，水管连接处松动，冷凝水流入电气设备中，造成较大损失；还有如果煤气灯关闭不严，一旦发生煤气泄漏，后果会更加严重。这些看似细小的问题，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性，学生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必须引起注意。实验操作规范是一门学问，不仅体现了实验者的综合素质，同时也是实验室安全的重要保证。大学实验室中使用的仪器和药品较多，操作步骤也比较复杂，而实验指导教师常常会忽略对基本实验操作规范的要求。例如高中化学实验中会强调温度计的使用方法，不能用温度计搅拌溶液，温度计的液泡不能碰到杯底和杯壁，温度计使用完毕后应该立即放回温度计套筒中；然而到了大学阶段，有的学生使用温度计时却很不熟练，水银温度计经常会被打碎，实验室的水槽底部因此经常有水银沉积。再如在玻璃管加工实验中，经常发生学生被割伤或烫伤的意外事故。这些事故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实验人员操作不规范、仪器整理不及时导致的。介绍一些基础化学实验操作规范，目的是让学生明白使用实验仪器的基本原理与操作方法，并将学到的相关安全防护知识应用于其他复杂仪器的使用之中。危险化学品部分是我们讲解的重点，这方面的知识很系统也容易理解。学生应该知晓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和标志符号，并读懂试剂瓶上的标签来判断试剂的性质，或者使用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查询材料的危险性。高校中使用的化学药品种类多、性质各异，部分试剂具有易燃、易爆、腐蚀性强等特点。随着高校科研项目的增加，有些课题组购买大量的有机溶剂，并贮存在实验室中，这就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危险化学品的购买、存放、使用都有专门的规定，师生都必须严格遵守。学生还应该知道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征，懂得安全事故的预防方法，并采取正确的防范措施。消防知识包括“四懂”和“四会”。“四懂”即懂得火灾的危险性，懂得火灾的预防措施，懂得火灾的扑救方法，懂得火灾的逃生方法；“四会”分别是会报警，会使用灭火器材，会灭初级火，会逃生。这其中侧重于灭火器的使用。火灾是极端的危险情况。尽管这种情况极少发生，可一旦发生了就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实验室人员应当学习相应的防护知识，遇到火灾时保持镇定，根据火灾的性质，采用正确的方式进行灭火。这样不仅会减少火灾发生时的财产损失，也会降低实验室人员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如实验仪器局部着火，应该用湿布、灭火毯等材料将其盖灭，如果直接使用干粉灭火器，虽然可以迅速灭火，但也有可能使得仪器报废，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当火势较大无法自行扑救时，师生应当及时关闭电源，迅速离开并报警求助。

二、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实施效果

开设化学实验安全课程增强了本科生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学生对安全事故的防范能力。以往本科生们进入科研实验室前，所受到的安全教育仅仅是师兄师姐的口传心授，没有系统性和规范性。许多本科生来到实验室的第一项工作常常是清理玻璃仪器，这样就会接触到一些有毒的化学试剂。以前，学生对这项工作的安全性普遍不太重视，而现在则会主动地采取防护措施，戴上橡胶手套再进行相应的操作。经过安全课程的学习，本科生对实验室安全有了正确的认识，能自觉遵守实验室的安全规范，并常常指出所在实验室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提出改进方法，推动所在实验室的安全化进程，从而也提升了学院整体的安全水平。目前，我国实验室的安全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理论课的学习只是安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不能解决实验室里所有的安全问题。实验室的安全教育应该是一项常态化的工作，需要学校全程化、全方位、多层次来进行，时时刻刻提醒学生注意人身安全。所以，我们还通过开设安全教育宣传栏、建立安全教育网页、聘请专家举办安全教育讲座等形式，使学生不断地学习安全知识，增强安全意识。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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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联理论；明说；隐含；交际失误

我们知道，言语交际具有两方面的特性：一方面，它是直显性的，而另一方面，它又是推理性的。交际中语言的使用使其成为明示直显的，通过对语言的处理，听话人能够意识到说话人有以话语方式来传达其信息意图的意图。如果语言是完美的交际手段，语言交际是且仅是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即明示交际。然而说话人传达的信息多于他所表达的内容，语言交际的明示性唯有通过认知推理过程才能得以补充完整，也就是说，听话方必须从说话方所表达的内容及其他可获得的信息（语境）中推论出其意图。

一、交际中的明说和隐含

通过上面的讨论，成功的交际意味着听话方能够尽可能接近的理解说话方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与此相关的另外两个重要概念就是交际中的明说和隐含。明说指的是说话人的话语与他要示意的意图之间有系统的联系，听话人只要能理解说话人话语的命题形式就能明白的字面意义。明说意义源于逻辑形式的丰富，即话语的命题形式。一个命题式是一个完整的命题，通过解码，消除歧义和明确指称而得以丰富，这是基本的明示。说话人意图的明示部分由于高层次的明示而得以完整，借助部分语境即可完成和丰富，这包括明确话语的施为用意及其命题态度。

在关联理论中，隐含指的是语境隐含，指说话人的话语和意图之间没有系统的联系，也就是说，隐含是对说话人意义的间接表达，是说话人示意的话语加上语境知识的基础上推理而得出的。关联是指导听话人明确隐含的唯一准则。因为隐含是说话人说出明显关联的话语时明确希望听话人能够理解的语境假设及含义。隐含分为隐含前提和隐含结论两种。隐含前提是听话人从记忆中提取或通过发展其记忆中的假设图式而来，隐含结论则是从话语的明示含义及语境的相互作用中演绎而来。涉及到隐含，有一个隐含力度的概念值得注意。从某假设出发可推导出众多力度强弱不同的隐含，其中完全确定无疑的前提和结论的力度最强，说话人对此复完全责任，而听话人必须找到该含义才能使其理解符合关联原则。弱隐含指的是它有助于理解，但并非是必要的，因为说话人暗示了其可能有一系列相似的弱隐含，听话人对此负责。

二、话语理解的认知过程

综上所述，可以说我们的话语理解是从作为语码的句子意义开始的，这种句子的意义在和语境的作用中以各种方式得以充实和完整，只有这样，听话人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义。听话人首先是理解作为语码的句子意义，然后以最少的努力在明说的层面上对这个句子意义加以充实，在隐含的层面上对它加以补充，最后使得理解符合自己所期待的关联为止。因此，为了获得说话人的意图，听话人必须经历几个阶段，包括确定明说（基本明说和高级明说）、调用隐含前提和处理隐含（得出强/弱隐含结论）。

我们用下面的这个例子来说明Peter是如何理解Mary的回答的。

Peter:DidJohnpaybackthemoneyheowedyou?

Mary:No.Heforgottogotothebank.

一是Peter进行话语的解码，同时明确he的指代对象，消除bank可能具有的歧义，由于这是Mary针对Peter之前的提问做出的回答，Peter有理由认为这一回答是具有明示直显性和关联性的，可以明确he指代的就是John,bank的一个歧义RiverBankRestaurant(餐厅)也可以排除掉，而是指银行。这样以来，话语的基本命题形式得以确立，明白了句子的字面意义，句子的明说含义得以理解，即，John忘了去银行。二是根据个人的百科知识调用相关的隐含前提，Peter理解到没去银行意味着无钱还款，这个隐含的前提和明说含义相结合，Peter就可以推论出John忘了去银行，所以无法还钱的强隐含含义。三是结合个人的背景知识，Peter还有可能推论出John下次去银行时就会还钱的弱隐含结论。

对话语理解过程的了解，对进一步理解分析认知层面上的交际失误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它指出了交际失败可出现于明说含义的理解、隐含前提的调用以及隐含含义的推论的任何一个阶段，另一方面也确定了交际成功的最低条件。可以这样说，明说含义的确定是复原说话人信息意图的最低条件，是理解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基本前提，是交际成功的基础，而根据话语的相关明示性，听话方调整认知语境，调用恰当的隐含前提，对话语进行推理，是理解说话人交际意图的关键所在，一旦隐含前提有所偏差，交际失误将在所难免。

三、关联理论对交际的启示

通过上文对认知角度下的交际实质的讨论，我们了解到交际实质上是一种“明示－推理行为”，明示行为的承担者是说话方，他需要通过说话或其他的任何非言语手段引起听话方的注意，传递他的信息意图，同时他还通过这句话向对方表达更深层次的目的，或者说他的交际意图，这是体现在说话方的示意行为。而听话方的任务是调用结合相关的认知语境，对说话方的话语做出尽可能符合对方意图的推理。话语的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包括话语明说含义的确立，隐含前提的调用，以及隐含结论的推导，在此过程中的任一阶段的误差都将导致交际失误的产生，而整个过程都离不开交际双方共同的协作努力。下面，我们将从交际主体为出发点，谈一谈避免交际失误的可能性。

第一，从说话者角度看避免交际失误的可能性。作为说话者，应尽可能地以足够相关明示的行为传递他的意图。在交际的实际活动中，说话方需要考虑到交际对象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文化背景以及诸如性格特征等这些社会个人因素，主动调整言语行为，确保话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能以足够相关明示的方式传递给对方。这一点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在语言方面，说话方应尽可能地使用与对方的能力和背景相符的语言，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听话方在获取明说含义的解码、确定指称和消除歧义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为听话方的进一步的信息加工、提取说话方的交际意图提供基本的保障。如果说话方能够注意到自己在交际中语言运用的模糊性，避免使用不确定的语言，那么也就可以避免交际失误的产生。另外，在语言运用方面，说话方也不能忽略对方的认知能力、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应最大可能地使自己话语的隐含前提与对方调用的隐含前提相一致。也就是说，尽管双方在认识语境上的不同是必然的，说话方应该尽可能地建构处于同一情景中的交际双方的认知环境的重叠部分，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听话方在推理过程中调用错误的隐含前提而导致的话语隐含意义和交际意图的错误理解。

第二，从听话者角度看避免交际失误的可能性。听话方，是交际行为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对于说话方来说，重点关注的是“明示性”问题，那么，“推理”就是听话方的任务所在了。由于具体演演算过程中的法则是演绎法，从一前提到相对应的结论，不与逻辑向背，因此推理过程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推理话语意图的前提存在着差异，同一话语未必能推理出同一结论，这就是交际失误出现的根本所在。推理的正确与否，取决与听者能否准确的获取对方话语的基本明说含义，在此基础上，从认知语境中调用合适的隐含前提加以推理，得出话语的隐含含义而得以了解对方的交际意图。因此，作为听话方，为了能够尽可能的避免理解失误，在语言方面，必须具备足够准确丰富的语言知识，以避免在理解话语明说含义的解码阶段可能出现的障碍，为话语的进一步推理理解提供基本的保障。这一点在跨文化交流中尤为重要。交际失误的原因就在于语言知识的欠缺。在语言运用方面，在交际活动中，听话方应加强自己的语用敏感性，充分调动主观能动因素积极的去识别与对方话语可能相关的一切信息，这包括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认知结构能力、甚至年龄性格特征等，调整自己的认知语境以扩大与对方认知语境的交叉之处，调用正确的隐含前提推理出与对方话语尽可能相符的隐含含义，了解对方话语的交际意图。

总之，交际活动中的话语理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正确对待由于话语理解误差而导致的交际失误，同时有助于帮助我们尽可能避免交际中失误的产生。作为语言的使用者，我们应该尽可能丰富自己的语言知识，提高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这一点在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中尤为重要；其次，我们应该以各种渠道充实个人的社会百科知识，扩大个人的语境储备，丰富个人的认知环境；另外，作为交际者，我们应该注意提高个人的语用敏感性，充分接触、了解并熟悉使用中的语言的特殊的动态的特性，为我们进行有效的言语交际活动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Blackmore,D.LinguisticFormandPragmaticInterpretation:theExplicitandtheImplicit［A］.InLeoHickey(ed.)ThePragmaticsofStyle［C］.NY:Routledge,1989.

［2］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Oxford:BasilBlackwell,1stedition,1986.

［3］Sperber,D.&D.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M］.Oxford:BasilBlackwell,2ndedition,1995.

［4］Thomas,J..MeaninginInteraction:AnIntroductiontoPragmatics［M］.Longman,London,1995.

［5］Wilson,D.&D.Sperber.RelevanceTheory［A］.InLaurenceR.H.&G.Ward(eds.),HandbookofPragmatics［C］.Oxford:Blackwell,2003.

［6］黄清贵.话语误解与关联理论－交际中“话语误解”现象的实例分析及其现实意义［J］

福建外语，2001，(02)

［7］曲卫国.也评“关联理论”［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02).

篇10

关键词　韩国影视；儒家文化；文化心理

一、韩国当代影视的发展与流行

韩剧从20世纪80年代舶来中国，从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家庭伦理剧《爱情是什么》到本世纪初的《大长今》，随着中国电视受众群体的增多而迅速在国内流行。

韩剧对于中国的观众可谓深入人心。大街小巷从音像店到商铺和手机铃声到处响起的《大长今》的主题歌，随处可见的某方便面的韩女广告、某矿泉水的韩星广告，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韩国影视剧给国人的生活也带来了变化，如韩式餐饮生意兴隆，韩服婚纱摄影成为很多年轻人结婚相册中的一部分等等。韩剧不仅丰富了国人的业余生活，而且影响甚至左右了很多青年尤其青年女性对爱情婚姻的价值判断。

韩剧在国内的流行主要由于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曾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在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的转型期国人的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但都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人们。从韩国的影视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很久以来被忽视的纯净和温暖。而且儒家思想在现在的韩国依然保存得很好，这些都会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二、韩国影视的民族文化心理与儒家文化

1、积极进取、达己达人的人格精神

韩国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著名的粟谷先生即李琪把儒家的“仁义”“忠信孝悌”规范进行系统化，上升为为人处世之道上之君子人格，从伦理层面升华扩展到宇宙人我，即所谓“民族志向”。民本、为民思想，才能产生好效果。他主张利与义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道德的进步密切相关，即使在儒家经典里也毫不回避这些：“徒以利害为急，而不顾是非之所在，则乖制事之义；徒以是非为急，而不究利害之所在，则乖以应变之权权无定规，得中为贵；义无常制合宜为贵得中而合宜则义与利在其中矣”这种文化内涵在韩剧中就表现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内化举手投足的细节在韩影视剧作中随处可见。在《大长今》中，徐长今从宫女到医女，从母亲被迫害致死到师傅郑尚宫被迫害致死，剧作者刻画长今的悲痛不是怨天尤人，不仅没有自暴自弃，没有以其治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反而在放逐中找到了方向，潜心向学，用不可替代的精湛医术战胜了小人之困扰，从而获得精神的力量。《大长今》最后以长今为一高危产妇剖腹手术成功，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医学理论结局，让观众始终沉浸在她的欢乐之中，让我们久久停留在她执著奋进、积极进取的精神之中而深受鼓舞和感染。

在历史励志剧和青春励志剧中，我们最容易被震撼的就是主人公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苦干、不畏艰辛、勇于克服小人设置的种种陷阱和障碍而最终取得成功的泣血奋斗史。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很少人生来就在富宦之家，所以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发展，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得靠个人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目标。在这个奋斗过程中，默默承受来自权势斗争和阴谋陷害等带来的压力，常常把一颗充满愤怒的心调节到平常心的状态极为难得和重要。同时还要宽恕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小人，用包容的心去感化邪恶的心，用正直的信念去影响卑鄙低俗的权欲，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和性命去成全坏人的欲望以达到劝诫惩恶的境界。这种人格的高尚和人性的升华是韩剧中所崇尚的人格精神和完美人格。

这种人格精神在韩剧创作者们所表现的韩国历史中，通常是政治文化的核心人物，换言之，也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灵魂人物，在某种程度上改写历史或者引发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的人物。比如《大长今》中的医女长今引发的男尊女卑传统之变、《商道》中的19世纪初朝鲜巨商林尚沃的“商而优则宦”，都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与革新。《商道》描写19世纪的韩国商人林尚沃的奋斗历程，作为一个商人，林尚沃是成功的。他是一个以“赚取人心比赚取金钱更重要”为宗旨的商人。林尚沃从小就有个要当“译官”的心愿，但眼看考取功名无望。他只好和父亲一起弃文从商。面对商场上的钩心斗角。他始终如一地以“经商就是做人”的观点，跨越国界，历尽艰险，艰苦创业，最后成为商界奇才。这种人格的修炼与升华带着儒家思想特有的烙印，激励着困境中的青年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富贵不，在困境的磨砺中保持正直上进的品质，在面对明枪暗箭和委屈甚至精神的欺凌折磨中涅更生，从而感天泣地，止于至善。同时在韩剧中令人回味的是那些曾经超出伦理道德底线的人，曾经陷害别人、背叛朋友、爱情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因果相报的临终救赎，因对别人的罪恶感和被以德报怨的感召，这种救赎宣扬了邪不压正的人间天道。

2、长幼有序、谦卑、礼让的人伦观念

在韩剧中，亲情比如手足之情、舐犊之情、反哺之情都描摹得浓郁深厚。在《大长今》中，长今之母病逝山坳，小长今采来野果喂到奄奄一息的母亲嘴里并反复的忏悔请求母亲对自己贪玩任性的原谅；《黄手帕》中尹紫英对年少失怙的弟妹无私的照顾、对年迈外婆的赡养；还有《小妇人》中母亲为了惠得、未得等四姐妹的成长忍辱负重、忍受丈夫的打骂、外遇和抚育四个女儿的劳累。这一幕幕，都反映和折射出东方伦理的礼、孝之义，无不感人至深，令人扼腕。

令人难忘的还有一些作为小人物出现的老人家，嘴里老是骂骂咧咧，骂儿女、骂老伴、骂街边不守礼仪的小青年，看来熟悉又亲切有趣，一如我们身边的有着大男子主义的父辈们。大多数韩剧并不展示历史风云的波澜壮阔和社会进程的纵横捭阖，而是倾力于对纷繁陆离的现实生活进行工笔素描和对平凡人物进行特写放大。生活的酸甜苦辣和人物的悲喜交加都会在电视剧里得到淋漓尽致的细微表现。大到财产婚姻的争论，小到锅碗瓢勺的碰撞，家长里短与儿女情长在平淡烦琐的纵横交织中尽显人生的无际无涯、不可捉摸。平实而又复杂的人生在电视剧中得到了全景化、立体化、人性化的展示。同时，韩剧通过这些小角色的言行把普通人、平凡人的真实、琐碎的生活细节展现给我们，不仅使剧作具有很强的民族特色，而且还以大众化的审美趣味赢得了观众。

齐家是儒家思想的美好愿景。家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是一国之基。所以，家庭被置于首要地位，家庭中的伦理秩序被一再强化。在韩剧中，作品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不仅仅是家庭成员的关系与亲情，对家庭秩序的关注也是其特点。所以，关注家庭、家族，将表现家庭成员的情感世 界作为电视剧表现的中心，是韩剧的一大特色，也是吸引众多青年、中年甚至老年观众的看点。“孝是韩国人最重视的道德品行之一。孝是尊重父母与祖先。心存爱与尊重，对父母、对祖先尽最大情义的一种习惯或行为举止。”“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孝悌作为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发扬光大了。不仅在中国，在韩国“孝悌”的思想也被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是小到维护家庭大到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基石。洪日植说：“孝作为韩国人的观念文化，几乎是我们的信仰。”不论是“孝”是“悌”，在每一部韩剧中都有表现。如电视剧中晚辈对长辈的尊敬，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对上级的毕恭毕敬都体现了韩剧对“孝”的提倡。至于“悌”，我们可以看到韩剧中，弟弟、妹妹必须对哥哥、姐姐用敬语，夫妻之间在公开场合也使用敬语，男女之间使用敬语称呼对方为“小姐”或“先生”，即使在学校、工作单位，也要对比自己早入学、早进单位的人用敬语称呼“学长”或“前辈”。

总之，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仁”――儒家思想的核心。它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而构成这个思维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四大要素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强调血缘纽带是“仁”的基础含义。孔子把“孝”“悌”作为“仁”的基础，把“亲亲尊尊”作为“仁”的标准，维护氏族家长传统的等级制度。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又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这一模式日益渗透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关系、习惯、风俗、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它终于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构成了一种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

三、当代韩国影视与当代中国影视

对当代韩国影视的激烈抨击时有耳闻，而这些否定性评价也并非中肯，韩国影视剧在中国的流行并非毫无理由。这种文化冲击，说是乘虚而入并非无稽之谈。反观当下中国，在当代的中国传媒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转型期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中电影电视人表现出不尽如人意的信仰和价值的迷茫与失落，文化和道德价值的混乱，对利益的偏重而本末倒置表现出华丽的形式与内容的空洞苍白的不足。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没有自己的“根”，不能把握历史的主流从而引导现实主流文化，不能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当今社会，从而弱化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之责，让人深思。

当代中国影视不乏优秀作品：《三峡好人》《疯狂的石头》，但极度奢华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所表现的空洞浮华却也尽显文化的虚无和严重的形式化。结构的失衡导致了文化市场上的良莠并存、参差不齐，最终形成核心传统文化的普遍缺失。这种缺失还有文化政策和利益的原因。

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和它们的影视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