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工作总结十篇

宪法工作总结篇1

一、领导重视，促进“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全面开展

及时向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作了汇报，根据全市实际情况，主要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制定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通知。会同市委宣传部、市依法治市办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司法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开展“学习宪法尊法守法”主题活动暨自治区第十二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的通知》，昌市治办[2016]2号，并以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文件形式转发到各乡镇、街道依法治乡镇、街道领导小组办公室，各部门（单位）。二是召开协调会。由于宪法法律宣传月牵涉的部门多，活动的时间长，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司法局组织召开由市委宣传部、市政法委、市直机关工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委经济办、市民政局、市商务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市民宗局“法治七进”牵头部门、以及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市文广局、亚中集团物业的领导和同志参加的协调会。统一思想，明确分工。三是召开工作部署会。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单位）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的局面。各乡镇（街道）、依法治乡镇（街道）也能够按照全市的统一安排，抓好此项工作，及时召开会议，就活动的内容、人员、宣传方式方法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由于各项基础工作做得早、想得细，为此次自治区第十二个“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2016年4月15日在人员密集、商业网点较多的亚中商城举行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由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李俊文主任主持，副市长多力坤.艾沙同志作了市开展自治区第十二个“宪法法律宣传月”的动员讲话，宣传活动中市人大副主任黄保元、市政协副主席艾赛都拉•买买提等领导对我市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进行了巡视检查，并给予了肯定。

全市共有49个单位,130余人参加了这次法律宣传活动，通过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群众进行相关政策和法律的宣传，散发法制宣传单和宣传手册、宣传资料、出动宣传车、挂横幅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律师、公证、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法律工作者为群众现场解答法律咨询问题100余次，共发放《民族区域自治法》、《刑事诉讼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宗教事务条例》、《维吾尔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自治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等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法律法规，同时散发《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工会法》、《社会保险法》、《人民调解法》等155种内容的法律、法规宣传资料4.5万余份。利用电视台滚动播出宪法法律宣传月标语20条。

二、创新形式，宣传广泛

1、在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期间，市地税局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扩大宣传覆盖面，增强宣传效果，除了利用传统的电台、电视台、报刊作为宣传媒体外，进一步拓展宣传渠道，利用手机、网络、LED传媒等多种传播途径，进行宪法、税法宣传，起到了宣传覆盖面广，效果突出的作用。并利用市政府、东方广场、东升鸿福酒店前LED屏播放宪法、税收政策图片。在邮政、信函上印刷宣传标语或税收法规，扩大宣传力度。

2、市畜牧局宣传车沿线广播宣传，车头前挂“市畜牧兽医局动物防疫法宣传车”，深入农牧区各乡镇，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经营场所进行宣传。共出动宣传车24车次。

3、在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期间，北京南路街道结合国卫复检，邀请法律工作者对各社区党支部书记、楼栋长、居民群众、社区干部及“访汇聚”工作组成员进行《宪法》、《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残疾人保障法》及反等法律法规的讲座培训人员达1600余人。并在13个社区以道德讲堂和法治讲堂的形式，分别进行了《国旗法》、《食品安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爱国卫生知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环保法》教育培训，受教育达12000余人。共开展宣传教育35场，LED电子屏标语宣传620条，悬挂布标210条，宣传栏宣传26块，有线电视宣传8小时，发放宣传资料3200份，解答居民群众法律咨询152人次。

4、宁边路街道在宣传月期间加强了针对流动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普法教育、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依法维权，开展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安全生产、食品安全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宣传月期间，辖区发放法律法规宣传资料3200份，悬挂横幅7条、展出法制宣传版面30块。把有针对性的法治宣传与需求性的法律服务结合起来，帮助群众依法维权，解决困难，强化守法意识。

5、建国路街道各村、社区以远程教育、板报为载体，组织200多名村、居两委班子、全体党员、群众代表的法律知识培训班，法律知识结合实际案例讲解《物业管理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条例》等并由姬新会专家讲解《土地管理法》。

6、在宪法法律宣传月活动期间，延安北路街道组织宗教干事、社区全体干部、三民工作组成员在民乐社区基督教堂对1000余名教徒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

7、滨湖镇结合本地实际，举办了法律知识竞赛，各参赛代表队共计45名队员均认真准备，积极参加，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其中滨湖镇还举办了一期法律知识讲座，通过聘请“六五”普法讲师团讲师为各站所、各村委会成员及驻村工作组共计120人讲授了宪法、民法通则的案例内容，做到上一堂课，普及相应法律知识，感受法律氛围。

三、认真组织参加自治区“学习宪法尊法守法”知识竞赛活动

宪法工作总结篇2

今年四月，是自治区党委确定的新《宪法》学习宣传月，为搞好学习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全局干部职工学习宪法的认识，提高干部职工依照法律观察，认识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我局党组决定，结合宪法的学习宣传在我局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

这次的宪法宣传教育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维护宪法的尊严、忠于宪法、遵守宪法、执法必须公正、准确和依法维护公民权益为内容，以强化全局机关干部依法行政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为目的，结合我局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开展了新《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学习，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认识到作为一名公民懂法、守法的重要性，从而增强了学法，尤其是学好新宪法的自觉性。

一、领导重视，组织有序，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全面开展

为确保我局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领导到位、组织到位、措施到位，我局党组领导高质重视，及时成立了宪法学习领导小组。根据地区直属机关工委的通知精神，结合我局工作实际，认真制定了我局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和计划安排。我局党组把《宪法》学习宣传活动作为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和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认真制定了学习宣传计划，并研究确定了每个党组成员深入分管科室进行指导、检查宪法的学习宣传工作，形成了主管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科室领导配合抓的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由于我局领导重视、组织有序、保障有力、有力地促进了我局宪法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确保宪法学习宣传活动全面落实

学习宪法是当前，机关干部理论学习的重要内容，也是“四五”普法的内容之一。这次宪法学习宣传活动结合我局工作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切实加强领导，取得了实效，做到学习人员、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效果四落实。我局利用每周三、五政治学习和党团活动时间集中组织学习通读《宪法》全文，安排撰写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组织全局干部召开学习宪法的座谈、讨论会；结合土地执法工作实际，举办交流会，研讨公民的合法权益；组织全局职工进行《宪法》知识考试。做到集中组织灌输式学习与个人精读自学相结合，集体座谈讨论与个人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实际调研相结合，研究理论与解决实际工作相结合。

（一）以领导干部学习宪法为龙头，树立带头学宪法表率领导干部学习宪法是“四五”普法教育对象的重点，领导的法治意识、法制化治理水平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我局党组领导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安排意见，制定了四月份宪法学习的计划，并充分利用党组中心理论组学习时间，认真研读宪法全文，学习了宪法修正案，地区有关领导的讲话和宪法学习的有关辅导材料。我局领导以身作则，带头学习宪法，并认真指导机关干部的宪法学习。在全局的宪法学习会上，我局党组书记施恩权同志就深入学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重大意义，全面准确地领会和把握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实质，进一步增强全体机关干部的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突出重点，有针对性地抓好宪法学习推进宪法的贯彻实施等方面，结合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做了详细的阐述。在座谈讨论会上，我局领导带头谈体会，艾合买提局长在发言中说，这次宪法修正影响重大，意义深远。新《宪法》确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宪法》的与时俱进；《宪法》从根本大法的高度保障了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体现了党对宗教问题的一贯政策。艾局长表示，作为民族党员，而且身为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学习，遵守《宪法》，树立《宪法》至上观念。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贡献。结合国土资源系统执法工作的实际问题，纪检组长句顺生谈到，这次宪法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社会保障和人权保护等内容写入宪法，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是党和国家关心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强调，必须正确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他说，此次修宪最突出的问题，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民主宪政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件大事，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坚持立法为民，规范执法行为，倡导尊重人，爱护人，关心人将产生积极影响。在党组领导的带动下，全局掀起了学习贯彻实施宪法的高潮。

（二）以机关干部学习宪法为目标，提高干部职工法律素质增强全局机关干部的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历来是普法工作的重要目标。我局学习宪法领导小组针对机关干部工作忙业务多，人员流动大，学习宪法难以集中的特点，为使全体干部职工学法不留死角，我局领导采取的做法是：一是将《宪法》学习材料发到每人手中，重点辅导材料发到每个科室，使全体干部职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宪法》。二是集中灌输式组织学习和个人自学相结合，按照学习计划布置自学内容，使全体干部职工自觉补课。三是分管领导深入科室进行具体指导，督促检查宪法学习情况，并结合工作实际提高干部职工依法行政水平。四是利用座谈、讨论会和心得交流会，进行广泛交流，相互启发，共同提高。五是精心布置，认真检查。按宪法学习计划安排，根据每阶段活动内容对安排的学习材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的情况，由专人负责认真检查完成情况，并在全局进行情况通报。

通过学习和宣传宪法活动，切实加强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宪法意识，提高了法律素质。为检查宪法的学习效果，我局组织了全局干部职工的宪法知识考试，我局四名主要领导带头参加，全部得到满分，全局50名职工，因一人产假，5人出差外，其余44人参加考试，参加考试率达90%，平均为96.3分。通过对宪法知识的三种类型题目的考试，大家普遍认为，题式多样，题目细腻灵活，确实起到了检验学习效果的目的。

三、学用结合，整体推进，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宪法工作总结篇3

12月4日是宪法日，在普法期间，坚持宣传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关于宪法宣传周活动总结怎么写?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医院宪法宣传周活动总结，仅供参阅!

医院宪法宣传周活动总结

一、通过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增强了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通过学习，使我深刻地认识到，不学习法律法规有关条文，不熟悉规章制度对各环节的具体要求，就不可能做到很好地遵守规章制度，并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工。因此，掌握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学好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通过学xxx一步掌握了学习方法，并力求在理解和用运上下功夫。

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是一蹴而蹴，一时半会就可学成或学好记牢的，关键要靠长期的学习和积累，要养成长期学习的习惯，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要有不怕吃苦的毅力，只有思想上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去学习，并自觉做一名遵纪守法遵章守纪的合格人员，学习法律法规，我认为没有捷径可走，要在短期尽快熟悉浩如烟海的法规体系知识，确有难度，而且做为上班的员工，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同样对法律法规的学习也应有规律可循。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法律法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刻也不能离开，我们就要重点地去学，下功夫去理解和记忆，以便在工作能够熟练地运用。如国家法典中的《宪法》、《刑法》、《民法》、《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等这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就要重点去把握、去理解。

在学习方法上，要联系岗位重点学习，并做到学习与实践用运相结合，学法与守法相结合。能在工作中自觉做到不违章、不违纪。

医院宪法宣传周活动总结

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要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营造良好氛围。宪法法律的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把宪法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法律的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的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喜事，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我国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果。

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以来，这是第5次修改。这次修宪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对更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医院宪法宣传周活动总结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我们党首先要带头尊崇和执行宪法，把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积极稳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要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普及宪法知识，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营造良好氛围。宪法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基础。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的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宪法意识，使全体人民成为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要坚持从青少年抓起，把宪法法律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引导青少年从小掌握宪法法律知识、树立宪法法律意识、养成遵法守法习惯。要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习宪法法律的制度，推动领导干部加强宪法学习，增强宪法意识，带头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宪法工作总结篇4

革的历史推移，经历了多次修改，发展成了目前正在实施中的宪法。今天，祖国蒸蒸日上，形势一派大好。值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向高潮之际，纪念这部作为新中国制度和宪法发展基石的五四宪法的光荣诞生，将对提高全民族的宪法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五四宪法的产生经过

五四宪法的制定处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立即制定宪法。后来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大陆上的军事行动结束，和平解放，祖国大陆空前统一；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已经组织起来；抗美援朝的胜利增加了我国的独立地位；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增加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时，举行全国选举、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条件成熟了。

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成立以为主席、由、宋庆龄等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启动制宪工作。1954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由主持，在杭州西湖草拟宪法初稿，这个稿子经北京五百多名高级干部和全国八千多人讨论，易稿二十来次，于3月23日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作为起草工作的基础。经过81天的辛勤工作，开了七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形成了宪法草案，并于6月1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向全民公布。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进行了3个月，共征得意见118万条。据此，又开了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全

体会议及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进行反复讨论修改，于9月15日向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提出。草案经会议全体代表热烈讨论，最后于9月20日用无记名方式投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五四宪法的产生过程为我国后来的修宪工作提供了经验。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同各派和党外人士的协商与合作。由全国人大发挥制宪会议的职能，也反映了中国政制的特色。当然，首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并非单纯是制宪会议。这次会议除制宪外，还完成了诸如通过预算、组织政府并进行了一般性立法等多项工作。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

关于宪法的指导原则，在1954年6月14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9月15日，他于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在宣布“制定宪法”是此次会议任务的同时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个时候，虽然在理论上还没有系统地总结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是从的上述言论来看，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即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五四宪法的四项指导原则，乃是十分明显的事情。

五四宪法的基本内容：（一）序言确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宣布：“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序言还规定实现总任务的三个条件是：统一战线、民族团结和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二）总纲规定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规定我国主要有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并规定国营经济是领导力量，保证其优先发展；规定保护公民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等。（三）第二章国家机构，分别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性质、地位、组成、职权和工作程序。（四）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自由；人身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保护；享有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等文化活动的自由，享有监督控告权；规定对于妇女、青年、儿童及国外华侨等的权利保护。还规定了公民必须履行的若干项基本义务。（五）宪法第四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首都。

五四宪法除序言外，共有106个条文，内容丰富，符合国情。它即总结了近一百多年来以及建国5年来的历史经验，又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指明了道路，规定了切实可行的重大措施，所以是一部好宪法。

五四宪法的深远影响

五四宪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过去，中华民族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广大人民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虽然曾有许多先进人物为了救中国，努力寻找真理，但他们学习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模式。例如，19世纪末康梁变法，企图在保持封建主义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又如，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虽然推倒了清王朝，但孙中山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国，其政治理想是“五权宪法”。事实证明，资产阶级民主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因此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至于北洋军阀和之流以制宪为幌子，行专制统治之实，更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掌握了政权、成为国家主人之后，才有可能制定真正的人民自己的宪法。五四宪法的诞生，正是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来的心愿。

五四宪法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和制度的先河。首先是道路问题，曾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五四宪法的道路就是我国始终坚持着的社会主义道路。

宪法工作总结篇5

关 键 词：五四宪法，本土化，国际化

引言：“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尽管她颁布于五十年前并早已失去了法律效力，但五四宪法的精神永存。五四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性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国家结构形式、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基本内容和结构基本上为以后的中国宪法所继承。可以这么说，五四宪法是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奠基石。不仅如此，从立法的角度说，五四宪法的制定体现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这一制宪模式也对我国后来的制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宪法是泊来的法律文化。自鸦片战争后，特别是甲午之战后，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救国救民的真蒂的时候，始终都把制定宪法、实施放在突出的地位。，康梁倡导 “变法维新”的“变法”首先就是“立宪法，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孙中山先生在领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之后，于1912年3月制定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性质的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希望用宪法巩固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建立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此后围绕着这部临时约法，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展开反复较量，甚至进行了“护法战争”。尽管这部约法甚至没有真正实施过一天，但它在中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使得宪法的敌人也不得不打起宪法的旗号。于是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就有各种各样的伪宪，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贿选宪法）、的《训政时期约法》和《中华民国宪法》等。刘少奇同志说，从清朝、北洋军阀一直到所制造的都是伪宪。[①]所有这些真的、假的宪法性文件从立法体例到具体内容基本上都来自西方。[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打出过宪法旗号，1934年1月中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尽管这部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是第一部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宪法文件，充分体现了人民性、革命性，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萌芽，但它只是一个大纲性的文件，且连基本用语都来自苏联，泊来的痕迹也很明显。真正从内容到立法技术都值得称道的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五四宪法，尽管它参考了苏联的1936年宪法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但充分考虑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和自己的经验，较好地体现了本土化。从某种意义来说，五四宪法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典范。

一、国际化——借鉴苏联三六宪法其它国家宪法的经验

五四宪法充分借鉴了苏联三六宪法和其它国家宪法的经验。同志说“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③]在起草五四宪法的过程中，同志于1954年1月15日给刘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写信，要求：“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一）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分注重对苏联1936年宪法的学习和研究。在笔者找到的1953年由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的《苏联宪法教程》书后所附的1936年苏联宪法（根本法）中，就明确写明“据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校译本，新华书店1949年11月版”。这表明，至迟在1949年11月，已经有经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校译的权威的1936年苏联宪法的中译本公开出版发行，供学习和参考。比较五四宪法和苏联三六宪法，我们可以发现苏联三六宪法对五四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1954年宪法的结构，就接近于苏联 1936年宪法的结构，关于总纲、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三章的某些条文，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有关规定。”[⑤]本文拟从以下方面初探苏联三六宪法对五四宪法的影响。

（一）五四宪法社会主义方向

五四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国虽未马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五四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当时处于过渡时期，过渡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1954年6月14日，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⑥]1954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对此也有清楚的表述“人民民主国家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也具有同样的特色，也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我们的宪法草案的全部内容表明，这是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宪法，是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我们的宪法草案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类型的特色，它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是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⑦]

同志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⑧]因此在五四宪法中到处都有体现社会主义方向的内容。如在五四宪法序言中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必要的条件。”[⑨]在第一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对于这一个问题，五年以来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已经作了生动的解答。五年以来的生活充分证明，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社会，即由目前的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⑩]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6月30日，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一文中就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1]他明确提出要学习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2]

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在宪法中体现这一必然并不是一回事。在当时，不仅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苏联三六宪法的相关规定也为我们制定五四宪法提供了借鉴。加列瓦在论述苏联三六宪法的特点时指出：“斯大林宪法（指苏联三六宪法——作者注）则巩固对我国国内资本主义一切支柱及原则的消灭，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秩序的胜利。”“斯大林宪法则巩固对我国国内的剥削阶级的铲除，巩固友好阶级——工人和农民的存在，并巩固工人阶级的”。[13]苏联三六宪法第一条规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五四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虽不是照抄照搬，也未明确将“社会主义”字样写入宪法，但由于同志早就明确“人民共和国”的前景只能是“社会主义”；且“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其领导阶级、联盟阶级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三六宪法表述的“工农”几乎完全一致，故借鉴成分明显。又如苏联三六宪法第五条规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有两种形式：国家所有制（全民的财产）；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各个集体农庄的和各个合作社的财产）。”第七条规定：“集体农庄与合作社的公有企业及其牲畜和工具，集体农庄与合作社所生产的产品，集体农庄与合作社的公有建筑物，都是集体农庄与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五四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第六条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七条规定：“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五四宪法的规定虽充分考虑了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但我们能清楚地看出苏联三六宪法的影响。

（二） 五四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

五四宪法在我国国家机构的设立上与《共同纲领》的规定明显不同，这既与《共同纲领》的临时性有关，也与苏联三六宪法的影响有关。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谈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时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能够成为我国适宜的政治制度，就是因为它能够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刘少奇说，之所以确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我国人民革命根据地政治建设的长期经验，并参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14]早在1940年，同志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度作过精辟的论述。同志认为：“没有合适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15]实际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权，只是由于当时革命经验的不足，才连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俄文称谓也一起照搬了过来。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新中国既是新生事物又不是新生事物。正如1954年7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一文所指出的那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陌生的，它代表着我国长久的革命传统。当革命还只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曾经依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则，建立了革命的国家机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四年多来，又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地方各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由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国人民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6]所以按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不仅天经地义，而且水到渠成。

在制定五四宪法时，苏联三六宪法有关国家制度的规定和设定这种国家制度的思想仍然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行使国家的唯一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军队和华侨选出的代表组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它中央机关、选举或决定国家其它中央机关的领导人；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检察权。这些规定，都有苏联三六宪法的影子，我们都可以从苏联三六宪法中找到相关的对应条款。如苏联三六宪法第30条规定：“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第32条规定：“苏联的立法权只能由苏联最高苏维埃行使”。第36条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每届任期四年”。第65条规定：“苏联部长会议对苏联最高苏维埃负责并报告工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闭会期间，对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负责并报告工作。”第102条规定：“苏联最高法院、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和自治省法院、州法院、依照苏联最高苏维埃决议设立的苏联专门法院、人民法院，行使苏联审判权”。第113条规定“苏联总检察长对于所有的部和这些部所属的机关以及每一个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严格遵守法律，行使最高检察权”。

斯大林及苏联法学家有关于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思想对我们制定五四宪法产生的影响，是我国五四宪法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理论因素。如前文所述，同志于1954 年1月15日给刘少奇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信中不仅要求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阅看1936年苏联宪法，还要求大家学习斯大林报告（指斯大林936年 11月25日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作者注）。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坚持维护最高苏维埃的最高权力地位。他说：“必须铲除不由某一个机关而由许多机关立法的情形了。这种情况同法律的稳定性的原则相抵触。而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法律的稳定性。立法权在苏联只应当由最高苏维埃一个机关来行使。”“在苏联不应当有和最高苏维埃同等地由全国人民选举而能同最高苏维埃对立的总统个人”。[17]加列瓦在解释苏联三六宪法的相关规定时说：“苏联最高政权机关，是国民直接选举的最高苏维埃，任期四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是整个苏联国民意志的表现者。我们国内没有那种位置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以上的国家机关或者按照职权与它平等的机关。根据苏联宪法，苏联所享有的一切职权，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或它所组成的、并且在一切活动上均向它报告的各机关来行使”。[18]就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斯大林及苏联法学家有关最高苏维埃的最高性的论述是科学的，道出了“人民”学说的真谛，是符合基本法理的；有关“立法权在苏联只应当由最高苏维埃一个机关来行使”的观点，对我国混乱的多头立法的实际来说，更有现实意义。

（三） 五四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五四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在理论和制度两方面深受苏联的影响。斯大林在论述苏联三六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时指出，苏联三六宪法不象资产阶级宪法那样，虽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但有很多的附带条件和限制，将权利实际化为乌有。“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完全没有这类附带条件和限制。它根本不分什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认为所有的公民都是积极的。它不承认男性和女性，‘定居者’和‘暂居者’、有产者和无产者、受过教育者和未受教育者有权利上的差别，认为所有的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新宪法草案的特点，就在于它不限于规定公民的形式权利，而把重点放在保障这些权利的问题上，放在实现这些权利的设施的问题上。”[19]斯大林强调要用立法手续保障权利平等、保证劳动权，保证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加列瓦认为，“所谓苏联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其内容来看，乃是这样最重要而种类繁多的权利，即这种权利整个行使时，能让公民积极参加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生活。苏维埃公民的这种权利，就是：劳动权；休息权；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的物质保证权；受教育权；不分性别、种族及民族的平等权；信仰、言论出版的自由；集会及结社、游行及示威的自由；参加各种社会团体权；身体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通信秘密。所有这一切权利，均经苏联宪法和盟员共和国及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宪法给苏联公民规定了，并由这些宪法加以全面的保证。”[20]在规定基本权利的同时规定基本义务，并从理论上要求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一致。这一理念，一直影响到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和我国法学的基本理论。加列瓦认为：“苏联公民当然不仅有权利，而且还有义务。苏联宪法就在载明公民基本权利的那一章内指明了苏维埃全体公民的基本义务。因此，也强调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的不可分关系。在苏联不可能有仅负义务而不享有权利的公民，也不可能有仅享权利而不负任何义务的公民。苏维埃全体公民都享有同等的基本权利，而对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整个社会的同等基本义务也有全体公民来负担。”[21]在制定五四宪法时我们实际上接受了苏联有关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理论。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国家，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会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任何人也不能只享受权利，不尽义务。”[22]在1954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中也表达了和斯大林及苏联法学家同样的看法。社论指出：“我国的人民真正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何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或口头控诉的权利，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等等。”“我们宪法草案所规定的公民的各种民利，都是全体人民能够享受的，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只有剥削阶级才能实际享受他们所谓的民利。这里表现出我国公民权利的真正平等性、普遍性和真实性”。[23]

正是由于理论上的接受，所以五四宪法和苏联三六宪法在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上有许多类似之处，只是五四宪法比苏联三六宪法的条文要简洁合理许多。

（四） 五四宪法的结构

正如吴家麟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苏联三六宪法在条文结构上对我国五四宪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宪法的内容相比，宪法的条文组合属宪法的结构，宪法典属宪法的形式。从哲学的角度说，内容是事物内在诸要素的总和；结构是事物系统的诸要素之间的构成关系，它具有稳定性、有序性和形式特征。尽管具有形式特征，但并不要求必须把它归于形式，因为构成事物的成分在排列次序即结构组合上有所不同，事物的性质也就会可能不一样；形式是事物存在的表现方式，形式指的就是事物存在的形状样式。它不是事物内容和表现方式，而是事物存在的表现方式，即包括内容、结构在内的事物实体的表现方式。内容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形式是事物存在的方式，结构是事物存在的中介。内容是丰富的，结构是复杂的，形式是多样的。内容决定形式，结构也决定形式，并且更为重要。我们要根据事物的内容，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结构和形式，特别是最佳结构和最佳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结构也反作用于内容，并且更为重要。我们要依据事物的形式，来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和结构，特别是最佳的内容和最佳结构。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内容决定形式，是内容通过结构来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内容是形式通过结构去反作用内容。[24]

从形式上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应采用法典的形式似乎不是问题，因为自从美国人1787年制定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之后，制定宪法的国家都采取法典化的形式。而宪法的结构则五花八门，制定五四宪法时在条文结构上也是参照苏联三六宪法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在宪法的篇章结构上，五四宪法采用苏联三六宪法的篇章结构，在章下分条，条下不分节。我国现行宪法仍采用这样的篇章结构。苏联三六宪法为13章146条，我国五四宪法为4章106条。

第二，相关内容排列次序相近。苏联三六宪法将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及相关原则列为第一章，称为“社会结构”；我国五四宪法也将相关内容放在第一章，称为“总纲”。

第三，苏联三六宪法将有关国家机构的内容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前，这既反映了某种国家主义倾向，也反映历经艰难困苦建立和巩固的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珍视自己的国家；我国的五四宪法和随后的七五、七八宪法均照此次序，1982年在制定现行宪法时才将两者颠倒。

第四，将国旗、国徽、首都写入宪法，作为最后一章。国旗、国徽、首都均属国家标志。各国宪法在国家标志的入宪问题上五花八门，有的完全不写，有的全部都写，有的只写一到两项。但象苏联宪法那样只写国徽、国旗、首都的并不多见。[25]我国五四宪法在第四章写入了完全一致的内容，只是将国旗放在国徽的前面，成为“国旗、国徽、首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2004年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国歌”写入宪法，使的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标志完整、合理。

综合以上，苏联三六宪法从内容、结构诸多方面对我国的五四宪法产生影响，但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不一样，五四宪法不是苏联三六宪法的翻版。五十年以后看五四宪法，尽管能发现不少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五四宪法是中国人制定的中国宪法。

二、本土化——中国革命和经验的历史总结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举世瞩目，新中国的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同志亲自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五四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26]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原则。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三六宪法描绘的“社会主义”。灵活性是相对于原则性而言的，这里的灵活就是考虑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际，也就是五四宪法的本土化。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的宪法草案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27]

（一）五四宪法有关国家性质的规定

五四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与苏联三六宪法表述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这反映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如加列瓦所指出的那样，1918年的苏俄宪法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对于建立新国家精诚努力的总结”；1924年的苏联宪法是建立苏联的宪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宪法”。[28]而我国社会还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五四宪法在序言中界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贯彻第四条规定的方针，五四宪法在总纲的其他一些条文中又作了许多规定。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这些规定既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总目标，也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步骤。”[29]从后来的实践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过渡时期的任务并未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1978年以后国家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仍然是在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只是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又有了全新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现代化。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总的来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五四宪法的相关规定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应充分肯定。但现在看来，过急、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为地提高了生产关系，使之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在有些方面，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是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搞封建的极端平均主义。

第二，反映两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阶级的组成情况不同。在苏联，不仅从阶级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资本家、富农等剥削阶级。在1936年宪法制定的时候，苏联社会只有工农阶级。苏联三六宪法第9条虽承认“小规模的私有经济”，但仅限于农民，而且“以自力经营不剥削他人劳动为限”。[30]这实际上就是个体农民。而我国社会在当时则明显不同于苏联社会。在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人民”的范围广泛，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劳动人民中，除工人农民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城市和乡村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他们是依靠劳动过活的，或者主要是通过劳动过活的。……团结这些劳动人民，是属于工农联盟的范畴之内的。”[31]五四宪法在序言中指出：“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这就表明，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我国在过渡时期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不但有斗争，还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联盟关系。……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32]

第一，在宪法的篇章结构上，五四宪法采用苏联三六宪法的篇章结构，在章下分条，条下不分节。我国现行宪法仍采用这样的篇章结构。苏联三六宪法为13章146条，我国五四宪法为4章106条。

第二，相关内容排列次序相近。苏联三六宪法将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及相关原则列为第一章，称为“社会结构”；我国五四宪法也将相关内容放在第一章，称为“总纲”。

第三，苏联三六宪法将有关国家机构的内容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前，这既反映了某种国家主义倾向，也反映历经艰难困苦建立和巩固的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珍视自己的国家；我国的五四宪法和随后的七五、七八宪法均照此次序，1982年在制定现行宪法时才将两者颠倒。

第四，将国旗、国徽、首都写入宪法，作为最后一章。国旗、国徽、首都均属国家标志。各国宪法在国家标志的入宪问题上五花八门，有的完全不写，有的全部都写，有的只写一到两项。但象苏联宪法那样只写国徽、国旗、首都的并不多见。[25]我国五四宪法在第四章写入了完全一致的内容，只是将国旗放在国徽的前面，成为“国旗、国徽、首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2004年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国歌”写入宪法，使的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标志完整、合理。

综合以上，苏联三六宪法从内容、结构诸多方面对我国的五四宪法产生影响，但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不一样，五四宪法不是苏联三六宪法的翻版。五十年以后看五四宪法，尽管能发现不少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五四宪法是中国人制定的中国宪法。

二、本土化——中国革命和经验的历史总结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举世瞩目，新中国的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同志亲自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五四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26]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原则。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三六宪法描绘的“社会主义”。灵活性是相对于原则性而言的，这里的灵活就是考虑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际，也就是五四宪法的本土化。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的宪法草案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27]

（一）五四宪法有关国家性质的规定

五四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与苏联三六宪法表述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这反映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如加列瓦所指出的那样，1918年的苏俄宪法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对于建立新国家精诚努力的总结”；1924年的苏联宪法是建立苏联的宪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宪法”。[28]而我国社会还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五四宪法在序言中界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贯彻第四条规定的方针，五四宪法在总纲的其他一些条文中又作了许多规定。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这些规定既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总目标，也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步骤。”[29]从后来的实践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过渡时期的任务并未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1978年以后国家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仍然是在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只是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又有了全新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现代化。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总的来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五四宪法的相关规定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应充分肯定。但现在看来，过急、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为地提高了生产关系，使之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在有些方面，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是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搞封建的极端平均主义。

第二，反映两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阶级的组成情况不同。在苏联，不仅从阶级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资本家、富农等剥削阶级。在1936年宪法制定的时候，苏联社会只有工农阶级。苏联三六宪法第9条虽承认“小规模的私有经济”，但仅限于农民，而且“以自力经营不剥削他人劳动为限”。[30]这实际上就是个体农民。而我国社会在当时则明显不同于苏联社会。在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人民”的范围广泛，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劳动人民中，除工人农民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城市和乡村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他们是依靠劳动过活的，或者主要是通过劳动过活的。……团结这些劳动人民，是属于工农联盟的范畴之内的。”[31]五四宪法在序言中指出：“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这就表明，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我国在过渡时期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不但有斗争，还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联盟关系。……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32]

五四宪法能在当时我国国家性质的规定上明确“人民民主国家”，这反映了制宪者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理论勇气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深刻把握。

（二）五四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

一般地说，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所有制形式；二是分配方式；三是经济体制。在这三方面，五四宪法都作出了与苏联三六宪法不同的规定。在所有制形式上，三六宪法规定苏联只有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形式；在分配方式上，三六宪法规定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体制上，三六宪法规定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五四宪法根据我国处于过渡时期的现实，在强调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承认我国四种所有制并存：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同时提出要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分配方式上，五四宪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肯定了四种所有制并存，实际上也就确认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在经济体制上，五四宪法提出“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五四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方向。

（三）五四宪法关于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式的规定

五四宪法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的规定与三六宪法相关规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一院制，而苏联三六宪法则在第33条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两院组成”。斯大林在论述苏联为什么要采取两院制时说：“如果苏联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式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33]我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我国为什么不实行两院制？从历史文化传统来说，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一直就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人”是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苏联的历史到1936年宪法制定时才十几年；从法理上说：“一般认为两院制是历史的产物，是两种势力集团分享立法权的表现。法国资产阶级比较彻底，1791年宪法实行一院制。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趋势是从两院制蜕变为一院制，1979年瑞典王国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即是一例。那么，这种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的根据何在呢？一些国家采两院制，除了特殊利益占优势外，从理论上说，两院制并无任何科学根据。正如斐那（benham）所说，假定两院的意见相同，那么第二院是多余的累赘；假定两院的意见不同，那么第二院是渊?。……鉴于以上种种考虑，除联邦制国家外，各国议会就有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的趋势，一些小国和新独立的国家大多采一院制。”[34]

二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称国务院，而不是苏联三六宪法所称的“部长会议”。中国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起，就将中央政府称作国务院，所以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称国务院便于老百姓接受。

在国家结构形式上，苏联三六宪法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我国五四宪法规定国家采取单一制，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我们辅之以民族区域自治。苏联三六宪法和我国五四宪法的相关规定，为两国后来的宪法所承继，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情况看，多民族国家采取联邦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选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家，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内战均说明了这一点。而我国采取的单一制辅之以民族区域自治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是成功的；单一制对巩固国家的统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的。

三、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原因[35]

五四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在充分参考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反映了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制宪经验和革命经验，实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统一。究其原因，最主要有二：

（一）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宪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将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我国，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过程。法律移植是法律文明交往与传播形式中的一种特殊情形。据说，法律移植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现象，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后一些古老的法典中就似乎存在了。法律移植的过程是主动的过程，是国家的自觉行为。无论法律移植的远古形式如何以及它后来是怎样发展演变的，这一特殊的法律文明交流与传播形式的本质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主动地、有选择地自愿采纳和接受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的过程。很显然，法律移值同主体一定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表明，一定社会的主体根据对本国或本地区社会生活条件及其需要的认识，主动自觉地选择外域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或某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移入本国相应的法律的创设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36]五四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对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学习与借鉴，就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对外国宪法的移植不是起自五四宪法。1840年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和法律。但如前文所述，旧中国在这方面是完全失败的。那么为什么五四宪法对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移植是相对成功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早在1940年，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37]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苏联著名法学家法尔别洛夫在《人民民主国国家法》一书中指出：“人民共和国是新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38]在“新的世界革命”过程中，按共同的指导思想指导革命；革命胜利后，都在建设或追求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为中国五四宪法移植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有关社会主义原则和制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法律发展国际化趋势的最深厚的价值底蕴在于：确信法律能够提供可靠的手段来保障每个公民自由合法地享用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免受任何其他人专横意志的摆布。[39]苏联人民在制定三六宪法的时候，确信社会主义是摆脱剥削和奴役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我国人民在制定五四宪法的时候仍然沉浸在三大敌人和抗美援朝胜利的喜悦中，中国人民确信，一部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宪法能够使他们永远翻身做主人。正是由于这样共同的信念，使得五四宪法较好地实现了国际化。

（二）五四宪法是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与制宪经验的总结

法律发展的共性决不是对法律发展个性的排拒，法律的国际化并不排拒它的本土化，只强调法律的国际化而排拒法律的本土化，法律就会丧失其生命力。许多东欧国家的宪法几乎照抄照搬苏联宪法，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毫无个性，结果也毫无生命力可言就是例证。法律的本土化来源于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一切法律进化与发展过程，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之特点，并且从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其底蕴。那些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式，乃是法律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结构形式，并不是法律现象所能创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本身正是法律发展的根源和基础。而不同的法律体系是以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为前提和基础的。[40]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当然概莫能外。

五四宪法的本土化，主要是指五四宪法在总结中国革命与制宪经验的基础上，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从中国制宪史来说，从《钦定宪法大纲》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无一不是骗人的东西，甚至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居然是贿选的副产品，是花钱买来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只是中国资产阶级善良愿望的一种反映而已，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实施。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一些宪法性文件，这些宪法性文件一般体现着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它们是世界史上的特例，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些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获得了宝贵的制宪经验，了解了怎样使社会主义文化与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为五四宪法的本土化创造了认识基础。

制定五四宪法时与苏联制定三六宪法的条件十分的不同，如在阶级形态上，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在所有制形态上，几乎完全实现了公有；苏联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在民族关系上，苏联的民族问题比中国还要复杂。这些因素，决定了五四宪法在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阶级关系、所有制形态、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等方面作出与苏联三六宪法不同的规定。这些不同的规定，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也是五四宪法本土化的表现。

五四宪法自颁布至今已过去五十多年了。尽管这部宪法颁布后，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运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五四宪法也没能得到有效实施。但不能因此把五四宪法当成纯粹的“纸上宪法”，五四宪法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宪法所设计的国家制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得到完全的实现，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五四宪法对八二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八二宪法的蓝本；五四宪法的领导机关意见和群众意见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本国经验与外国经验相结合的制宪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制定、完善宪法和法律有着重要意义。其中“本国经验与外国经验相结合”的过程，就是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过程。我们今天研究五四宪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实现法制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注释：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②] 民国35年的蒋记《中华民国宪法》可能有一些例外：其一，它将国家权力分为“五权”；其二，蒋称“五权宪法”思想来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但孙中山先生强调的“五权宪法”是“五种治权并立”的民主“治权”体制，“五权宪法”的五权分立吸收了英美等国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的长处，发展了中国传统治国经验的选官制度——考试和御史制度——监察，目的在于避免西方宪法制度中考试和弹劾制度不独立的弱点。从而使资产阶级政制趋于完备，五权相对独立，又互相制约，保证政府效能的发挥。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则确立的是一种五院对总统负责，总统实际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独裁政体。就是这样一部宪法，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过一天实施。

[③] 《文选》，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④] 《文选》，第六卷，第320—321页。

[⑤]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⑥] 《文选》，第六卷，第329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法的基础参考资料》（第二编），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教材科1956年版，第280页。

[⑧] 《文选》，第六卷，第329—330页。

[⑨] 本文所引用我国1954宪法的条文均来自《宪法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用苏联1936宪法的条文均来自《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下引不再注明。

[⑩]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2页。

[11] 《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8页。

[12] 《选集》（第四卷），第1418页。

[13]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62页。

[14]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6页。

[15] 《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7—638页。

——同志在此处所谈的“民主集中制”即是指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民力的方式，实际上将“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划了等号。笔者认为，这是同志对“民主集中制”的最准确、最科学的解释。解放后同志将民主集中制泛化为一种工作方法，值得研究。——参见拙文《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宪法地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6.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法的基础参考资料》（第二编），第361页。

[17]《 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108页。

[18]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160—161页。

[19] 《 斯大林文选》（上），第93页。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为了不冲淡主题，在涉及到斯大林关于宪法问题的论述时，我们只引用他的言论，不研究他的行为，不对他作全面的评价。

[20]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195页。

[21]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229页。

[2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62页。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法的基础参考资料》（第二编），第743、744页。

[24] 参见 坚毅《内容、结构、形式——关于唯物辩证法立体化范畴》，《求实》，2000年第2期。

[25] 1918年苏俄宪法只写国徽、国旗，1924年苏联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只写国徽、国旗、首都。

[26] 《文选》，第六卷，第325页。

[2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33、133—134、139页。

[28]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55、59、61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9页。

[30]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76页。

[3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6页。

[32]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7—148页。

[33] 《 斯大林文选》（上），第106—107页。

[34] 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1页。

[35] 2004年10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上，有学者提出问题：为什么五四宪法以苏联三六宪法为参照，而不是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或欧美宪法？我觉得，下述两个原因就是答案。

[36] 参见 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37] 《选集》（第二卷），第629—630页。

[38] [苏联]法尔别洛夫著，党凤德、邱则午、傅昌文译《人民民主国国家法》，上海新华书店1951年版，第13页。

宪法工作总结篇6

12月4号是我们国家的宪法日即法制宣传日，在这一天很多地方为了更好的宣传宪法，会举行一些活动，小编在这里给大家带来开展法制宣传日的个人活动总结2020最新五篇，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开展法制宣传日的个人活动总结1围绕国家宪法日主题，充分利用班级板报、电子屏、学校广播站等渠道做好学习宣传活动，使师生做到知法、守法、护法，营造了宪法教育的良好氛围。并精心做好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号召各班围绕宪法学习日主题，开展一次“知法、守法、做合格学生”、“法律与我同行”主题班会活动，组织师生集体学习宪法知识。

为了更有效地培养学生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宪法日这天我们特邀请边门镇中心小学法制副校长、边门镇派出所副所长郭峰来到边门镇中心小学，为全校的师生进行法律知识讲座。通过带领学生观看视频，短剧表演，法律常识讲座等方式，对学生进行法律知识宣传教育。郭所长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结合自己办案当中遇到的真实案例，为同学们讲解法律常识，给同学们敲醒了警钟。同时围绕现在很多校园中存在的校园欺凌事件进行分析讲解，让同学们对校园欺凌有了新的认识，虽然这一现象在他们身边偶有发生，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识到它的危害性。他们通过这次讲座，知道了校园欺凌的危害性及应对办法，同学们受益匪浅。在进行互动的时候，大家踊跃参加，用惟妙惟肖的表演生动地再现了校园欺凌时的场面，同学们在观看的同时，也受到了一次教育。

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懂得了法律的重要性，有了法律，社会才会有和平和秩序，大家要知法懂法，更要遵法，还要合理的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维护自身的利益。

我校在国家宪法日学习宣传教育活动有效开展，营造了守法光荣、违法耻辱的良好风气，使学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大大增强，也使学校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水平明显提高，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的法制轨道，为学校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展法制宣传日的个人活动总结220_年12月4日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依据教育部、省、市、局下发《关于在国家宪法日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__中心小学积极组织，认真谋划“国家宪法日”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以弘扬宪法精神为宗旨，以宣讲宪法基本原则和基本知识为重点，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开展《宪法》学习教育活动。

12月4日，__中心小学举行了《宪法》晨读活动：利用晨读时间，学校选择宪法序言及正文中的个别章节、条款，打印发给各班班主任，组织学生集体朗读。

12月4日，利用课间操时间，举行特别升国旗仪式—12.4“国家宪法日”活动动员大会，由少先大队辅导员潘长虹进行动员和部署，并进行了有关宪法知识的宣讲。了解《宪法》的有关知识和《宪法》中关于国旗的规定。

12月4日上午第四节课，全校各班组织开展以“宪法在心中”为主题的法制班队课。通过活动的开展和学习，使学生懂得遵纪守法、崇尚科学，学会自立自强，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12月4日中午和下午时间，__中心小学“红领巾校园广播站”制作“宪法在心中”特别广播节目，宣传《宪法》知识，营造《宪法》教育氛围，深入开展《宪法》教育活动。

__中心小学通过举行“国家宪法日”系列教育活动，在全体师生中掀起了学习宪法基本知识的高潮，认识到《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其他法律制定要以《宪法》为基准，不能违背《宪法》规定。公民的行为要以宪法为准绳，严格遵守各项法律。通过活动，增强了师生的法制观念，培养了师生的法制意识，弘扬了宪法精神，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学习与传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法制宣传日的个人活动总结3按照区普法办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辖区实际情况，以学习宣传《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为主，制定了法制宣传日活动方案，认真开展以宣传统计法律法规为重点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现总结如下。

一、活动主题和指导思想

今年我街道“12.4”法制宣传日的活动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指导思想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十八大精神，以开展“12.4”法制宣传日活动为载体，动员辖区内广大群众集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与依法行政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与职业道德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进程，为促进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二、活动步骤和内容

弘扬法制精神、知法、守法、是每个公民的崇高义务。我街道历来重视对干部职工法制精神的培养。此次“12.4”法制宣传日活动，我街道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了相关文件精神，确定了本次活动主题和指导思想以及活动内容，明确了各部门在这次活动中的职责分工，在全系统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法律氛围，提_部职工的法律意识。具体活动内容有：

20__年12月4日，我街道责成司法所全体干警参加了由赛罕区司法局主办题为“弘扬宪法精神，服务科学发展”的大型12.4主题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在赛罕区金地广场隆重举行，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鼓乐喧天，彩旗飘扬，活动紧紧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针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大力宣传宪法，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与服务保障民生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把全区法制宣传教育推向了又一个新_。司法厅陈处长、市司法局姜局长等一行人员莅临现场进行指导，区人大彭主任、区综治办高主任、区司法局云局长陪同。活动现场悬挂普法标语10余条幅，展出普法图片展20幅，出动宣传车15台，组织法制文艺一台，共分发《青少年法律知识读本》、《青少年法律知识读书笔记》、《人民调解法》、《赛罕区全民普法实用手册》、《法进万家构建和谐20__年年历》及《赛罕区三项重点工作宣传材料》等法制宣传材料10000余份，免费发放法律宣传手提袋5000个，义务为老百姓提供了21人次法律问题的答疑服务。不少群众在向工作人员咨询法律问题后还捧着宣传资料认真阅读，不住地称赞这次活动举办得好。

三、活动意义

通过开展以宪法为核心、以“深入学习宪法，大力弘扬法制精神”为活动主题的法律法规宣传活动，不但在群众中掀起学法、守法的法制宣传热潮，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依法行政能力，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统计的进程，为构建和谐统计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开展法制宣传日的个人活动总结412月4日，是我国法制宣扬日，为自动贯彻履行“12.4”法制宣扬日活动，我公司环绕“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交通”这一活动主题，深切展开了法制宣扬活动，获得了精良的社会结果。让大家都富裕感觉到法律的紧张性，使法制的气力深切民气。现将我公司活动环境报告请教以下：

一、活动主题和教导思维

本年“12.4”法制宣扬日的活动主题是“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交通”。教导思维是周全落实科学成长观，以展开“12.4”法制宣扬日活动为载体，策动全省交通系统集结展开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标准宣扬教诲活动，进一步加强广大交通干部职工的宪法意识和法治见解，进步依法行政本领，增进依法治国、依法治交的.进程，为构建和谐社会营建精良的社会氛围。

二、营建宣扬氛围

公司带领高度珍视本次“12.4”法制宣扬日活动，12月2日主持召开辟动大会，当真进修结果关于贯彻落实省交通厅《关于展开“12.4”法制宣扬日活动的关照》的文件精神，肯定了本次活动主题和教导思维以及活动内容，明了了各本能机能部分在此次活动中的职责分工。

弘扬法制精神、知法、守法、护法是每个百姓的崇高任务。公司历来珍视对员工法制精神的培养，此次法制宣扬活动要在全公司范畴内营建更加浓厚的法律氛围，进步广员工的法律意识。详细活动内容有：

(1)吊挂横幅。为了互助本次“12.4”法制宣扬日活动的展开加强宣扬力度，在公司办公室门前吊挂“坚定法制教诲与法制实践相联合周全促成高速奇迹成长”的横幅标语，营建浓厚的法律宣扬氛围。

(2)12月4日上午，省法制宣扬办在省城西清公园进行大型法律宣扬询问活动，公司要求大家自行去省城西清公园观光和进修相干法律知识资料。同时要求大家在家观看关于“12·4”法制宣扬日的报纸和电视宣扬，使大家更深层地明白法律宣扬的紧张性。

(3)为了真正把普法活动落到实处，让职工明白更多的法律知识，利用每周五下午进修时候，构造大家进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行政允许法》和《中华人民共和邦交通法标准》等相干内容，在进修中，带领讲学法、普法、用法制办事于我们工作的紧张性和领会。经过议定进修宣扬，进一步在职工中牢靠建立依法治国，依法治交，在朝为民，依法维权的见解。

(4)为自动响应“12.4”法制宣扬日活动，坚定学与用相联合。联合公司工作实际，加强京石高速公路通信管道保护工作。在石总经理的安排下，由管道保护部牵头构造人员，将从头喷刷京石高速公路通信管道沿线的关于通信管道保护的警示牌，以加强对京石高速通信管道保护的法制宣扬。

三、活动意义

经过议定展开以宪法为核心、以“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交通”为活动主题的法律标准宣扬活动，不但在广大职工中掀起学法、守法的法制宣扬高潮，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干部职工的的法制意识和权力意识，遍及法律知识，进步依法行政本领，增进依法治国、依法治交的进程，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交通营建精良的社会氛围。

开展法制宣传日的个人活动总结5商务局根据市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关于开展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的通知》，紧紧围绕市依法治市办公室关于普法工作的部署，努力培养商务局机关干部职工法律意识，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善于依法行政、依法治企;通过一年的普法宣传学习，全局机关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明显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投资环境和发展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我市服务业各项指标的持续、快速增长，促进了我市相关经济指标名列成都市三圈城前列，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高度重视普法工作，增强商务执法意识

一是及时制定了普法规划，规划详细规定了本局机关及商务局机关重点商贸企业学法、用法、执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二是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德伟任组长，纪检组长杜卫东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下设办事机构办公室，专人负责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三是及时召开会议传达文件精神，听取汇报，总结自查阶段性工作，部署后期工作;并利用每周集中学习时间传达各级关于普法的会议精神，讲解各种法律法规，开展学习法律知识大讨论。局领导班子成员全年先后多次参加中心组学法，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德伟同志要求全局干部职工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倡导文明执法。四是充分利用网络普法平台，机关每个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网上法律、法规的学习，圆满完成各项考试任务。

二、大力开展普法学习教育，提高执法水平

一是结合政务公开，规范和完善学法执法制度。主要是公开本局行政执法、行政处罚方面的责任制、监督方式、过错追究制度，公示商超经营、生猪定点屠宰、进出口经营资格、商业网点布局及其他涉及审核报批等管理权限、运作程序，接受全社会监督。二是结合工作实际学习相关法律，如在招引600家门店的工作中，涉及到公司注册、合同签署等方面法律，我们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了相关的《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以此增强法律意识，做到知法懂法，依法办事，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政策水平，提高执法水平。

三、建立健全法制体系，深入社区重点宣传

一是制定“法治机关”规划，结合创建都江堰市精神文明单位等活动，将“法治机关”建设纳入本局年度考核重要内容，做到有目标规划、有保障措施、有检查落实、有考核兑现;二是建设本局机关的法治文化，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栏阵地和宣传平台，形成本局机关法治文化。在局机关开展宪法法律知识网络竞赛，组织员工参加全市法律知识考试，及时撰写并上传都江堰商务网站、都江堰市党政网络等各类政务信息，其中，法律法规及其解读20余篇，还通过商务工作信息、商务简报等渠道，及时总结报道落实市委、政府、依法治市办要求的各种汇报材料、总结、计划和布置的调研信息;完成执法、效能与履责工作总结，行政执法自查报告及年度自查报告;完成《行政过错追究制》、《行政执法公示制》、《行政处罚调查制》、《三重一大管理办法》等10余项制度的起草和修改完善，提供行政执法自查报告，商务执法有关生猪定点屠宰、大型商场、废旧回收市场等方面情况材料。三是根据“全市法制宣传日”活动安排，商务局深入胥家镇柏河社区开展对口帮扶，联系服务群众工作。主要是通过座谈、走访等形式开展宪法日宣传活动，让群众了解宪法法律知识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营造宪法宣传的浓厚氛围。

宪法工作总结篇7

关键词： 五四宪法；社会主义宪政；宪政制度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54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五年，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诞生了。这是一部在中国宪政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宪法。它确乎开创了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时代，创设了中国宪法文化理念和制度的一种全新的模式范型，成为中国宪法史上不可逾越的界碑，成为现行宪法的母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它又是一部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后来几乎成为一堆废纸的悲剧性的宪法。对于宪法史学家来说，它的悲剧性命运几乎使人不愿或不忍触碰这块心灵的“痛区”。这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

但是，这是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部宪法。这不仅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更是在21世纪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宪政的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认真反思和深入研究的宪法。因此，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宪法”并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不是为纪念而纪念，写几句赞美的词句，唱几句颂扬的赞歌，尽管“五四宪法”确实担当得起这些赞美和颂扬，因为毕竟她是共和国宪法史上在现行宪法之前“写得最好的一部宪法”，是“中国宪法的基石”；{1}而是要深入研究“五四宪法”内涵的现代宪法精神，揭示“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评估“五四宪法”在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中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思考“五四宪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宝贵财富，以及它对于21世纪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时代价值。{2}{3}因此，本文将理性反思的焦点对准“五四宪法”在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它的社会文化基础，它的悲剧性命运与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功能缺陷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以及“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五四宪法”的社会文化基础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政权的构造、新中国法制的初创奠定了根本法基础，拉开了中国第三次法律革命的序幕。《共同纲领》在建国之初的五年时间里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1]为实现全国解放、恢复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障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的基本权利，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根本的宪法保障，成为全国人民思想和行为的基本准则和统一基础。[2]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可以说，共同纲领自产生起到1954年宪法产生止，一直是指导我国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总的纲领性文件，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所确立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实际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尊重并加以有效运行。……共同纲领在建国初期所起到的治国安邦的基础作用，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创设了一个良好的开端。”{4}（P32—33）

但是，建国初期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在新中国的最初几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旧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已经逐步解构，而新的社会秩序的基本形态初步形成。对此，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五年来社会和国家生活所发生的五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第一，我们已经结束了在外国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第二，我国已经结束了年代久远的封建主义的统治；第三，我国已经结束了长期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国内和平，造成了我国全部大陆空前统一的局面；第四，我国已经在极广泛的范围内结束了人民无权的状况，发扬了高度的民主主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深切地体验到，人民代表大会是管理自己国家的最好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五，由于解放后的人民在劳动战线上表现出惊人的热情和创造能力，加上苏联的援助，我国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5}（P140—141）显然，《共同纲领》已经在诸多方面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要求，它与中国共产党人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深刻矛盾也已经使其在实施五年以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构成了“五四宪法”得以制定的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已经瘫痪，经济结构严重二元对立。一方面是中心城市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另一方面在广大农村自然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外国财团、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十分艰难。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市场投机行为猖獗，国力十分贫弱，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面临着三项最基本的经济任务，一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二是没收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建立强大的国营经济，将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人民手中，为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三是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推动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解放农村生产力，以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切实保障国家的、合作社的、工人和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的财产和利益，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3]为此，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建国初期国家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在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期间，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市场上的投机势力，平抑了四次物价大涨之风，保证了市场物资供应，稳定物价，打赢了经济战线的第一仗，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没收官僚资本方面，“解放前，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占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80％，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固定资产的80％。新中国成立前夕，更主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没收了以前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全部官僚资本企业，包括大银行、几乎全部铁路、绝大部分黑色冶金企业和其他重大工业部门的大部分企业，以及轻工业的某些重要企业。由于没收了官僚资本，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壮大起来。1949年国营经济在全国大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41.3％，国营经济在全国五种经济成分中居于领先地位，是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4}（P27）在土地改革方面和农村社会变革方面，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7月15日颁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7月20日颁布了《人民法庭组织通则》、8月20日颁布了《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等法律、法规，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房屋和农具等生产资料，分给贫苦农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党和政府的政策在农村中得到了大力推进和贯彻执行，增强了党和政府在农村社会的意识形态渗透能力、社会控制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1952年底，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完成。[4]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村的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新的政治结构建构的客观需要和法律条件的具备。《共同纲领》是建国的根本法，它一方面建立了我国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体系，奠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指出了新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未来方向。随着建国初期各项任务的完成，《共同纲领》初步建构的政治架构已经逐渐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发展的要求。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权的性质。《纲领》所建立的政权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的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实行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的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是要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目标和现实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二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一个由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多种政治力量进行政治协商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之前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是可以的，但它毕竟缺乏经过人民普选的广泛的民主基础和合法性基础，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权时间不能太长。斯大林在1952年10月28日对由刘少奇带队参加苏共的中共代表团指出：“你们不制定宪法，不进行选举，敌人可以用两种方式向工农群众宣传反对你们：一是说你们的政府不是人民选举的；二是说你们国家没有宪法。”[5]不管斯大林建议中国制定宪法的其他观点是否正确，但是他的关于政权合法性问题的这两点意见是有道理的；三是随着建国初期各项任务的完成，《纲领》所规定的建立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日益成熟。《纲领》第1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的方式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随着我国建国初期社会秩序的恢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的结束，实行普选、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条件基本具备，特别是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22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为实现全民普选、建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就必然需要一部新的宪法具体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和职责等。[6]

第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化。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导向社会主义。[7]建国初期，根据《共同纲领》，我们所建立的就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但随着我国建国初期各项任务的完成，很快党和国家就宣布进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化日益明显。毛泽东早在1952年下半年就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8月正式写到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中。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文中作了最后的确定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6}（P704—705）由于对过渡时期的总体界定，宪法也就成了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不过不是一部完全的社会主义宪法。[8]因此，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为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5}（P133）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意识形态变化的要求，甚至新民主主义阶段不是一个独立的历史阶段，而属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一个部分，国家正在快速迈向社会主义社会。

第四，社会结构的变化。经过建国以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所有制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国家通过对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没收，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成为国民经济的强大基础；通过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阶级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9]通过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原来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工人和农民成了社会的主人，而地主阶级、资本家成为革命和改造的对象。从而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得以彻底改变，党和国家的基层政权具有了很强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传统中国的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体系土崩瓦解，失去了其基本控制和支配社会资源的能力。[10]

三、“五四宪法”的制度创新及其缺憾

从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宋庆龄等33名委员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宪法草案，历经宪法起草小组和宪法起草委员会1年零8个多月的艰辛努力，经过历时三个月的全民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宪法，终于于1954年9月20日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通过。“五四宪法”是我国民主宪政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它第一次以正式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权体系，确立了我国国家机关运行和国家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关于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和“五四宪法”颁行的意义，公丕祥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中写道：“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局面，结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最高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最高权力的局面。在这一时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代表的一批法律的出台，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新型的宪政制度和法律架构，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治走向新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法制道路新的起点。”{7}（P125）显然，“五四宪法”的颁行标志着我国宪政制度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实现了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一次重大历史性飞跃，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二次法律革命的标志，在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于“五四宪法”的特点，毛泽东概括为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关于第一条，毛泽东指出：“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主要是总结了我国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国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关于第二条，毛泽东认为，“五四宪法”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是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6}（P707—710）而韩大元教授根据“五四宪法”文本的精神意蕴和宪法的制定及讨论过程，将它的特点概括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统一、领导智慧和群众智慧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四大特点。{4}（P66—72）而在我们看来，“五四宪法”所以是伟大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乃在于它实现了我国宪法基本理念和国家根本制度的伟大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理念和政权体系。这些宪法理念和制度在共和国50年的宪政历程中，尽管历经沧桑，但经受住了考验，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浩劫都无法撼动。这些社会主义宪法理念和制度的创新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五四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并将建成社会主义作为我国坚定不移的发展目标。宪法序言明确了我国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和社会的基本性质，指出了建成社会主义是我国发展的必然方向，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此，刘少奇在《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和说明：“大家知道，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面互不干涉地平行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要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此路不通。所以我国只有社会主义这条唯一光明的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为这是我国历史的必然规律。”{5}（P143—144）历史证明，尽管我国后来不久就受到“左倾”思潮的影响，步子走得太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和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给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损失，但是，宪法对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性质的规定、所提出的过渡时期总任务、以及当时所确定的过渡时期大概需要15年左右的基本估计是准确的，特别是宪法所确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为我国今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宪法关于我国的国家性质和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制度等规定长期为我国所坚持和发展，奠定了我国国家基本制度的基石。宪法第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序言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此外，宪法还确立了继续巩固和发展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并“根据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任何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外交原则。这些基本的制度和政策框架构成了国家制度建设的核心，成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阶级和党派之间的关系、外交关系等各个方面的根本法基础，为我国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三，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宪法第5条至第16条规定了过渡时期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和基本经济政策，主要规定了我国的所有制形式为四种所有制并存，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第6条至第10条分别规定了我国不同所有制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功能和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命运，确定了国家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总体的政策安排和导向。具体表现为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6条）；合作社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其中“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或者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国家鼓励、指导、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以发展生产合作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第7条）；国家总体上保护农村和城市个体经济，指导和帮助个体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增加生产、改善经营，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组织生产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对富农经济实行限制和逐步消灭的政策（第8、9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第10条）。从而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公开确定了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不平等性，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保证了经济基础向社会主义过渡，具有鲜明的过渡时期特点。此外，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实际上也预示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将实行计划经济。

第四，宪法要求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确立民主价值指向、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等基本价值理念和原则，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第17、18条）

第五，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第20条），从而确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宪法地位、国家性质和对内对外职能。

第六，宪法创设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关体系，分别规定了各个国家机关的组成方式、任期、职权、职责、工作的原则等。这一新的国家机关体系是在继承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机构体系，并结合我国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经验基础上的伟大创新，具有自己的特点。如与苏联1936年宪法相比，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两院组成，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一院制：“五四宪法”设专节规定了国家主席为国家元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元首制度；我国的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务院，而苏联是部长会议；我国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而苏联是加盟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和加盟共和国的部长会议；我国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而苏联没有法院报告工作的制度；我国人民检察院实行垂直领导，实行总检察长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而苏联没有建立总检察长向最高苏维埃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等。此外，关于国家机关的职权的规定，我国与苏联宪法差异也很大，特别是我国1954年宪法明显增大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体现了鲜明中国特色。[11]因此，尽管我国国家机构体系的规定在整体框架上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相似性，但我国1954年宪法确实吸收了大量的本国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12]

第七，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五四宪法”第85条至第98条规定了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第99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和平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第100条至第103条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义务。这些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一方面借鉴了前苏联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也结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发展了共同纲领的规定，使这些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更具有具体性、广泛性和现实性。其中公民有获得物质帮助权利、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居住和迁徙自由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在现在看来也是比较先进的，对我国基本人权的保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但是，毋庸讳言，1954年宪法也存在着诸多制度上的不足和缺陷，这些制度缺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宪法未能得到全面有效执行的重要制度性因素之一。

第一，在制宪权主体来看，我们将宪法看成是党和国家政策的法律化，制宪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人民，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无源之水”，混淆了作为“始原的创造性”权力的制宪权与作为派生的代议制机构的具体行使宪法制定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我们长期以来在立宪主体上模糊不清，宪法上不明确。宪法序言第三自然段明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在首都北京，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当时曾经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在全国人大的职权中专门规定“有权制定宪法”的建议。但正式颁布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规定全国人大制宪权方面的职权。对此，宪法起草委员会法律小组做了如下说明：一是本宪法的制定已在序言第三段庄严宣布；二是斯大林宪法是一个新的宪法，同时就是对1924年宪法的修改。所以，即使为了制定第二个宪法，那只是在社会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根据情况的需要来修改现行宪法，这已包括在修改宪法的职权范围内，无须另外再规定制定宪法的职权。从这个说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制宪权的理解是不够全面的，把制宪权与修宪权理解为同一个概念，没有确立制宪权本身独立的价值体系，也没有从理论上说明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和作为制宪权行使者的全国人民大表大会的关系等。从制宪权的一般逻辑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来源于宪法，而宪法是作为制宪权主体的人民制定的，全国人大只是按照人民的意志通过宪法，并享有宪法的职权。{8}（P41）

第二，从制宪目的来看，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有几段明确的论述，他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写的。”{6}（P710，P712）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正确的和高度统一的领导之下，克服各种困难，才能实现这样的任务。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更加发扬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建立高度统一的国家领导制度。为了这样的目的，我们也有完全的必要制定一个比共同纲领更为完备的像现在向各位代表提出的这样的宪法。”{5}（P144—145）关于五四宪法的制定目的，我国学者有较多的论述，有的认为，它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巩固革命成果和总结斗争经验；二是保障我国人民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9}（P90）有的认为，就制宪目的而言，当时的基本目标是以宪法的确认已经取得的经验与成果，并通过宪法的纲领性功能把人们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法定化，赋予其规范的性质。{8}（P57）而在我们看来，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论述来看，“五四宪法”的制宪目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二是建立新的国家机关体系；三是动员群众，扩大民主；四是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统一思想。这种立法目的，从本质上来说，充分体现了“五四

宪法”在立宪目的上并不是由人民来创制国家机关，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的配置，设定国家机关的权力运作范围和限度，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任性，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而是注重确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动员群众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提出的政治任务。这种立宪目的与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功能存在明显的指向偏离，也为后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主观任性、“左倾”冒进留下了根本法上的漏洞。

第三，从党与国家的关系的来看，“五四宪法”在序言中两处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规定，一是在序言第一段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时，写道：“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因而结束了长时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在第四段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但是，宪法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权力的运作范围及其限度、运作方式等进行明确规定。“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党和国家两种等级系统平行的制度，而在宪法中没有提到的党则是权力的最终所在。”而“在执行中的实际组织形式比宪法的规定更有重要意义。”{10}（P109）由于党和国家机关，特别是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关系不明，党和政府、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关系没有明确规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以后发生的许多问题也就长期难以得到解决。对此，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的分析尽管有不尽准确之处，但却颇有启迪意义：“晚近的国家宪法规定中国政府追随一个政党。”“分析中国宪政主义的一个更好的方法将是考察党的章程，而不是国家的法律。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这些党章篇幅很短，不甚具体，热情洋溢，并且经常修改。它们是货真价实的宣言，而不是最高的法律。其主要目的是描述这些章程制定时的革命火焰；但这些火焰飘忽不定。中共章程在通过之后不会生效很长时间。没有一个党代会不写出一部新章程。这种习惯作法本身就对中国现代化时期的政治过程能够轻易地实现稳定，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不信任感，而这种预期又往往变为现实。”“因此，法律在实践中常常被忽视或修改，也就不足为奇了。政府决策出现高度的个人化和随机性，中国不是这方面的第一个国家。履行法定程序的观念是微弱的。”{11}（P406—407）

第四，从宪法的技术和程序性规定来看，“五四宪法”关于高度技术性的宪法制度和程序性规定明显不足，导致宪法“宣言”色彩过浓，可实现性不强。“五四宪法”具有浓郁的“宣言”色彩。这表现在宪法的整体结构上，序言和总纲部分基本上是宣言性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定也大多是“宣言性”的，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机制。因此，尽管从宪法的价值理念和观念层面来说，“五四宪法”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制定得最好的宪法之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价值诉求，但是，由于许多先进的实体性规定缺乏制度保障和程序安排，难以实现；更由于对违反宪法的行为缺乏宪法追究和惩处机制，无法启动宪法程序恢复被违反或破坏的宪法秩序，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几乎没有宪法约束功能。宪法第二章“国家机构”是“五四宪法”中最具有宪法技术含量的部分，也是最注重法律程序规定的部分，其中有许多规定具有制度性安排和程序性配置的宪法技术性。这些制度性安排奠定了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建立、运行和发展的根本法的基础，从而也使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成为在今后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因此，尽管国家机构体系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一定的破坏，但国家机构体系的总体框架仍能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并发挥稳定社会秩序、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该章中的许多规定都存在制度和程序性缺陷，这也是一套完整的国家机构体系无力抵御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举如，宪法第3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但宪法既没有直接规定违反本条的法律后果，也没有责成法律规定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逮捕或审判全国人大代表的法律责任，此外，非经全国人大批准不受逮捕，对全国人大代表进行刑事拘留等其他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要不要经过特殊法律程序？如果全国人大代表受到了非法逮捕或者审判，如何启动救济程序？由于缺乏宪法的制度性保障，后来从国家主席到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受到政治迫害都无法启动宪法保障和救济程序。

四、“五四宪法”的悲剧性命运与法律文化功能缺陷

“五四宪法”是中国过渡时期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产物，在50年代中期的社会和法律文化的背景下发挥其特定的作用。它是建国以来我国制定得最好的宪法之一，但也是一部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从而具有浓郁悲剧色彩的宪法。从理论上说，“五四宪法”从颁行到被1975年宪法修改和代替，实施期间长达二十一年之久。在此期间，宪法只是在制定后的前两年得到了一定的实施，主要体现于：从1954年到1957年三年时间里，宪法得到了较好的实施，依据宪法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格局；以宪法为基础建立起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新的国家机构、组织体系，国家机构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能够正常运行。但是，1957年以后，随着国家政治生活逐渐脱离正常的轨道，宪法也逐渐失去了其功能，基本上成为一纸空文。1957年以后，先后发生了“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群众运动”，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重扭曲，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受到了严重削弱，党和国家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宪法秩序逐渐为各种运动和动乱所代替，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了人道主义的灾难，宪法所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被无情践踏，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机构体系遭到严重破坏。[13]

反思“五四宪法”未能得到较好实施，并最终成为一纸空文的原因，是一件颇费心力，同时又难度颇大事情。在我们看来，它是“五四宪法”本身的制度性缺陷和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文化条件和法律文化功能缺陷综合作用的产物。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党内“左倾”思潮逐渐占据主导地位。1956年，随着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时期已经来到。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新的形势，目前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对国家工作的监督。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监督，必须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必须加强各级政府机关的由上而下的监督和由下而上的监督，必须加强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中的下级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利益，必须使全国每一个人都明了并且确信，只要他没有违反法律，他的公民权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到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国家必然出来加以干涉。我们的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律，而我们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必须贯彻执行法制方面的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制度。”{5}（P249，P253）但是，党的“八大”所确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八大”以后不久，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急躁冒进等为主要标志的党内的“左倾”思想就开始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党内的民主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逐渐脱离的正常的理性轨道，进而发展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地步。麦克法夸尔在分析“文化大革命”起源时指出：“1956年发生了两个关键性事件——中国合作化的完成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它随后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最终显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12}

第二，“要人治、不要法治”的思潮开始形成和蔓延。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比较重视法制的，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法制处于正常发展之中。然而，随着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扩大化运动，法律虚无主义开始蔓延，法治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的轻视与否定，人治因素不断滋长，并逐渐占据上风，人治取代了法治。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人，实际上是1400人的大会（指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治了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是法，开会也是法……。我们的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90％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刘少奇在会上则明确提出，“到底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1958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在批判司法的右倾错误时指出，“其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对法有了迷信，甚至使法成了自己的一个紧箍咒，用法律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脚。”“要人治，不要法治”思潮的形成，不仅使法制的一些基本原则遭到了批判，并且导致了随后取消法制的一系列后果，法律虚无主义得以泛滥。

第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发展。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蔓延，并逐步发展到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实际上凌驾于党和国家的组织之上，他的个人权力不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也不受党纪和政纪的约束的地步。到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和重大决策几乎都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来做的，几乎不经过中央集体的讨论；即使在中央的最高层次会议上，也没有公开表示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甚至对毛泽东的意见有疑虑，都会被扣上“右倾”等各种政治“帽子”，受到排挤和批判。如1966年7月29日晚，刘少奇的一段话，典型体现了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央没有认真研究和讨论，对“文化大革命”到底应如何搞，除毛泽东以外，可以说其他的人都不清楚。刘少奇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清楚，不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13}（P1630）可以这么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空前政治运动，中央委员会集体、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都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在尽力猜度毛泽东的想法，以致刘少奇感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太快，难以理解，“跟不上”。而林彪、江青、康生等野心家和阴谋家正是利用了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投其所好，毛泽东愿意听什么就说什么，毛泽东愿意看什么就做什么，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捞取他们个人及其小集团的政治资本，排除和打击异己。因而从理论上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毛泽东一人以外，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怀疑和批判。

第四，用“群众运动”的政治运动方式领导国家的经济建设。“群众运动”是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斗争方式。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开展人民战争和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是行之有效的，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曾经发生过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新的政权逐步稳固以后，在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转向经济建设时期，这种阶级斗争的方式已经不适应社会主义长期和平建设的要求。但是，“五四宪法”颁行以后，由于党和国家未能及时实现党的工作中心的根本性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和治国方式也未能及时实现从运用以“群众运动”为主激发人民群众的工作热情、动员群众的方式向确立新的法律秩序、依法执政和法治理方式的转变。相反，频繁发动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不是依靠宪法和法律来领导全国的经济建设，甚至将经济建设、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对立起来。这充分暴露了党和国家在理解民主和法治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等方面的偏颇，暴露了党和国家在经济建设上的急功近利、浮躁盲动和简单化。结果是，从根本上损害了社会主义新的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尊严，破坏了业已建立的新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和宪政秩序，给经济建设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五、“五四宪法”对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时代价值

如前所述，“五四宪法”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正式宪法，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在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时代，创造了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历史不可逾越的历史界碑。但是，如何科学评估和理性把握“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时代价值？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宪政国家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我们看来，“五四宪法”开创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运动的新的模式，确立了新中国政权的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性质，明确了党和国家执掌和运作国家政权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基本价值取向；创立了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确证了现代公民的主体性地位；奠定了当代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权体系的根本法制度框架，创造了我国国家机关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许多具体制度体现了人类宪政文明的先进理念和共同规律，实现了我国宪政运动现代化的质的飞跃，其中诸多的原创性成果的核心部分是当代中国宪政运动过程中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中国的宪政制度现代化应当以“五四宪法”作为出发点和历史基地，我国现行宪法的基本框架、核心理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许多具体制度都是由“五四宪法”奠定的。这些成果是“五四宪法”对我国宪政制度乃至人类当代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重大贡献，界定了我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发展的基本方向，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完善。

如前所述，“五四宪法”尽管创造了许多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的制度，开创了我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一个新的时代，但作为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五四宪法”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原因之一，在于这部宪法也存在一些重要制度性缺憾。这给我们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有重要历史启迪和借鉴意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首先，在我们看来，宪法作为国民全体意志的直接体现，作为主权者的国民全体创造国家、构造国家机构体系、界定国家与公民之关系、配置国家权力、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机制的根本法，乃是一种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安排权力结构和建构权力制约体系的法律技术构造，具有高度的政治技术和法律技术含量。一部好的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普遍有效实施的宪法必须要建构起较为完备的国家权力制衡机制、公民权利宪法保障和规制机制，而这需要通过宪法程序和宪法技术的精巧设计方能达致。加强宪法程序制度和宪法技术研究，进一步完善我国宪法程序制度，提高我国宪法的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这是我国未来宪政制度现代化必须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其次，宪法的制度设计应当体现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制衡的内在规律，明确每一个机关的职责和职权，而力戒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因人设岗”、职责和职权不对应等“人为因素”对制度安排和权力配置的干扰，对此，“五四宪法”中的一些制度安排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

再次，宪法是高度抽象的根本法，具有久远而普遍的最高权威。宪法规范应当具有高度抽象性、内涵的丰富性和能容纳长期社会变迁的高度弹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宪法的稳定和历久弥新。只有为宪法的实施过程留下较为宽广的解释的空间，宪法才能经得起历史变迁的考验，具有长久不变的权威。而“五四宪法”用大量的篇幅规定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甚至政策，已经内在地决定了其不可能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实践证明，“五四宪法”得以长期保留、继承和不断完善的内容恰恰是那些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体制、基本社会结构安排和国家基本国策的方面，那些规定特定时期具体经济制度、政治体制和文化制度的内容则历经多次变迁和修改。

最后，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但是宪法的神圣权威不是自发实现的，更不是上天赐予的，它需要全国人民的内心遵从和自觉维护，需要国家机关，特别是最高领导者的自觉服从，更需要一个坚强有力、富有权威的宪法保障机关的坚决斗争和悉心保护。一个没有强有力的宪法审查和保障机关的宪法，没有完备的宪法权威的维护机制的宪法不可能是富有权威的宪法。长期以来，我国宪法之所以没有获得最高的法律权威，没有完全获得应有的最高法律效力，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的尊敬和服从，重要的制度性原因之一乃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公正高效、富有权威、具有神圣性和不可挑战性的宪法保卫机构。

“五四宪法”诞生于公元1954年，作为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历史上的一块丰碑，它傲立于中国当代宪法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五十四个年头。它在沉默，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民族的财富，就铭记着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在走向宪政之路上的智慧与情感、成功与缺憾。它指明了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的方向，也告诉我们走向宪政的道路是如此的曲直和坎坷。它给我们无限的忧思和遐想。（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共同纲领》“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6月15日。

[2]1952年6月，刘少奇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明确指出，《共同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全部实现自己的最低纲领”。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页。毛泽东更为明确地指出了《共同纲领》是当时党和国家政策的基础，是教育改造资本家的思想基础。1952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黄炎培《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时，特地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资本家”，并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写道：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41—443页。

[3]《共同纲领》第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缔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4]对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这样评价的：“在1950年6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以指导这项工作。新的法律和刘少奇就这个法律作的报告，反映了毛泽东关于当前情况不同于北方战争时期的土改和维持‘富农经济’政策的观点，它们为这个规划明确地提出了合理的经济内容。这样，土地改革的主要作用是济贫的观点被否定，而‘解放农村生产力’和‘为工业化铺平道路’的观点受到重视。此外，土地法对这一点充满信心，即可以用来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能够不费力地战胜地主的反抗，并且坚持政治秩序是贯彻此法的先决条件。”参见（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6—87页。

[5]关于斯大林建议中国制定宪法的情况，请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转引自俞荣根：《艰难的开拓——毛泽东的法思想与法实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6]周恩来在1953年1月指出：“既然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共同纲领就不能再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律了。当初共同纲领之所以成为临时宪法是因为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参见《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文献选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7]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新的社会，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

[8]“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9]关于土地改革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影响，《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了这样的评析：“当新政策越来越明显地把负担从穷人转到富人身上时，就产生了对新秩序的支持。”“作为一项经济改革方案，土地改革成功地把43％的中国耕地重新分配给约60％的村人口。贫农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财产，但是实际上中农获益最大，因为他们最初具有更有力的地位。土地改革对总的农业生产力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仍可以争论。总之，这个运动的主要成就是政治上的。旧的社会精英被剥夺了经济财产，其中有的人被杀，作为一个阶级，他们已经受到羞辱。决定性的事实是，旧秩序已经证明毫无力量，农民现存可以满怀信心地支持新制度。氏族、宗庙和秘密会社等旧的村组织已被新的组织代替，承担了它们的教育、调解和阶级职能。从贫农和中农队伍中产生了新的村干部精英，这些贫农和中农的眼界已被中共的有阶级的观点扩展了。”参见（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8—89页。

[10]“这三个运动的总的结果是使这些成分就范。这表现在几个方面；对情节最严重的人的直接惩罚，在加上施加的强大心理压力，破坏了有关集团的自信心。此外，这些压力摧毁了现存的社会关系格局；关系——即基于家族、同窗和同事纽带的个人关系——再也不能保证提反对国家要求的保护了。与此有关的是，党成功地在其他人的眼里贬低了这些集团，这些人历来对它们唯命是从。这样，以前接受其雇主的家长作风的小企业工人，这时开始采取官方的阶级斗争态度了。”参见（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11]我国“54宪法”与苏联1936年宪法对照表，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6—736页。

[12]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对“五四宪法”做了这样的评价：1954年宪法“代替了1949年所做的临时安排。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永久性的宪法；它的目的是满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需要。但由于这个时期的长期性，人们预料它会延续很多年。宪法明确地维护与过去的延续性：”这个宪法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除了共同纲领中的统一战线立场外，宪法与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的机构安排在结构上有某些相似点。但那些安排相对地说是不够的，所以宪法制定了远为明确的国家结构。这些重大变化反映了1949年大局未定的形势和进行计划发展的新时期之问的差别。1949年许诺的，理论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时正式建立了。“”具有更大政治意义的是，在最初几年出现的从军事统治向文官统治的转变正规化了。例如，根据组织法，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形式的军界原来与政务院平级，直接归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领导。但这时，国防部成立，置于新的内阁国务院之下，与其他34个部和委员会平级。“参见（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13]韩太元教授将“五四宪法”的实施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1954—1956年），宪法实施主要表现为：以宪法为基础建立国家政权体系，以宪法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法律体系，宪法实施推动了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发展，宪法在社会生活中基本得到尊重，在宪法实施过程中，经济发展较快；第二阶段（1957—1965年），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连续开展了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急于求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宪法地位和作用也迅速减弱乃至仅存一纸具文。”主要表现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遭到严重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运行脱离宪法程序，国家重大决策缺乏合宪性基础，司法的宪法原则开始遭到破坏；第三阶段（1966—1975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停止活动，宪法实际上被抛弃，宪法秩序为所谓的“革命秩序”所取代，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经过几年‘无法无天’的‘群众革命’以后，宪法的各项原则被破坏殆尽，宪法完全成为一纸空文。主要表现为：公民基本权利失去宪法保障，国家机构体系遭到彻底破坏。参见韩大元编著：《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5—498页。

参考文献：

{1}肖蔚云。五四宪法是中国宪法的基石。

{2}张宇飞。五四宪法贡献了什么。

{3}王贵松。五四宪法史为我们贡献了什么。

{4}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发展史（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5}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公丕祥。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8}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9}吴家麟。宪法基本知识讲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

{10}（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M）。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1}（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

宪法工作总结篇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了。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也是我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伟大创举。中国人民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和人民的民利，百年来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开辟了走向独立富强自由幸福的新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改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它总结了中国人民为反动统治而斗争所获得的胜利，并成为动员和组织中国人民为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而继续进行英勇斗争的指针。“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将近五年间，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了全国大陆，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三反五反、恢复国民经济等项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为建设我国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巨的斗争。在这些胜利的基础上，公布了宪法草案，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的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即将成为我国的第一个宪法。宪法将在全国人民实现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斗争中，起落巨大作用。

宪法草案上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的国体——人民民主，政体——民主集中制，将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下来。宪法草案还明确规定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国家将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过渡时期我国将优先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为了胜利地完成我国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宪法草案指出，必须继续发挥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统一战践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必须继续不断地发展和巩固我国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并加强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的团结。宪法草案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还规定了国家逐步创造物质条件以保证逐步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总之，我国即将制定的宪法，将巩固我国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并反映着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对于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它将使我国进一步民主化，并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所有这一切，都将使我国人民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热爱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热爱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和；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国光辉灿烂的前景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幸福生活，因而更加积极地参加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挥劳动创造的热情，信心百倍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而英勇斗争。

即将制定的宪法，将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对全国青年来说，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凡是宪法草案中所巩固的人民革命的成果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上经济上的新胜利，都将为青年增加幸福，并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而宪法草案中所反映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则特别有待于青年一代去积极实现。宪法草案里规定国家特别关怀青年的体力与智力的发展，更加显示了国家对青年的深切关怀。全国青年都应该为生在新中国而感到幸福，都应该为国家即将有了一部光辉灿烂的宪法而感到骄傲。

青年同志们，宪法草案已经公布了。再过一些时候，我国就有了一部反映我国过渡时期政治、经济的特点和全国人民共同愿望的人民宪法了。这是百年来成千成万革命先烈流血奋斗的伟大结晶，这是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鲜明旗帜。我们青年应该十分重视这个宪法草案。各级团的组织应根据团中央关于动员国内外青年积极参加讨论宪法草案的通知，组织团内外青年认真地学习，深切地领会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及其伟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结合我们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结合群众切身体验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并和他们一起参加即将展开的对宪法草案的全国性的讨论；并要发扬民主、听取青年和群众的意见，向当地宪法草案讨论委员会反映。全国青年应通过对宪法草案的学习和讨论，发扬国家主人翁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和劳动，以实际行动来迎接中国人民第一部宪法的诞生。

宪法工作总结篇9

关键词：近代宪法；临时约法；工具性；宪政

一、工具性宪法的近代历史状况

    所谓宪法的工具性，是把宪法仅仅当做统治的工具，极具功利性。法律工具主义在立法上的突出特征是强调法律的合用性,重视其“治之柄”、“治之具”的手段性,忽视法律内在的公平、正义属性。

清末预备立宪基于皇权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的考虑，在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中明确宣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故有学者认为：“保持和加强以慈禧为头子的专制统治，是清朝政府准备实行立宪政策的基点”。在清末预备立宪中，先后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重大信条十九条》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作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中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开端。《钦定宪法大纲》可谓近代中国工具性宪法之“始作俑者”。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的政体由总统制向内阁制转变，政体改制的唯一原因，就是权力斗争，利用宪法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可谓因人设法，法随时变。这种因人设法的做法，在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上又创制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到后来，北洋军阀修宪争权，宪法竟成了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粉饰与装潢。孙中山在总结这段教训时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试观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之势力不惟不因以消灭，反得凭借这以肆其恶，终且取临时约法而毁之。”

二、近代工具性宪法的形成原因

（一）视法律为统治工具的传统

    法律工具论的突出特征，就是强调法律的合用性，重视法律为“治之柄”、“治之具”的属性，注重法律“言出法随”等与权威的联系。这种传统致使一部法律颁布之后，如果实施中发生阻碍，或立法者因为皇位继承等出现更替，就往往会出现该部法律沦为置律的现象。这种情况又特别多见于国家大典的制颁与实施之中。如《临时约法》的制定者没有考虑在中国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它所面临的命运，而对《临时约法》的工具主义的利用，最终使其成为反革命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宪政史上的一大悲剧。

    根据蔡枢衡先生考证：法字的古代含义一方面是禁止；另一方面是命令。因此法自古着重于其功能的实现。这一特征成为中国“法”观念的开端。中国古代法观念在传统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把其工具性运用的堪称“淋漓尽致”。

在如《临时约法》在政府体制上，则采取了内阁制。这种制度上基本精神的改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当时政府一般人醉心于英法与日本式的那种制度，更重要的是希望以这种制度，使袁世凯有位无权，以抑制其破坏民国的野心。这种“对人立宪”是典型的利用宪法的工具性的例子，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被该宪法约束的袁世凯根本不可能遵守之，只会想方设法的去破坏它，以制定更方便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新“宪法”。

（二）宪政环境不同于西方

宪政在西方的产生是西方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自然结果,它是西方民族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在政治层面的折射。它所依赖的是一个民族对法治的信仰和崇拜以及对权利的警惕和防范。西方的宪政有它特定的语境和历史场景。在西方，宪法重点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这里并不是说近代的中国没有宪政环境，而是说中国没有适合西方宪法的宪政环境，譬如，中国是以国家主权、民族利益为第一位的，在很多方面是不同于西方的。对于缺少接纳西方宪政基本条件的近代中国，宪政语境的转换带来的是将宪政自身价值转换成工具性价值的结果。一味的为了某些权力者的政治需求而“抄袭”西方宪法的做法只能导致宪法的“早产”，因为中国的环境于西方的宪政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再者，没有做到宪法的社会化，失去了社会化，宪法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的命运。宪法不是约束某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只有社会对其普遍遵从和尊敬，宪法才有生存的余地。这是由法的本质决定的。

（三）特有的“实用主义”文化基础

儒家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是将宪政工具化的思想根源。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在深层次上对西方文化是排斥的，但是中国近代所遇到的问题又不是传统文化所能解决的，所以不得不学“西用”以解决“中体”的问题。站在国家立场，以不牺牲自己文化传统为前提，向西方寻求摆脱国家困境的方法和途径，正是得之于经世致用传统的支持。从民族心理来看,面对既是“师”又是“夷”的西方国家及其强大的宪政文化，国人的民族屈辱感和救国的焦急心理使他们没有时间冷静评估对方与自己，而采用实用主义态度，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宪政的“本土化”。而这种引入，无疑在传统儒学上开了一个口子，使得以后中国的宪政主义者们，都通过这个口子，顺着他们开辟的折中主义的自强方略的基本范式来“引进”西方的宪政思想。

三、宪法的工具性与宪法的稳定性及其权威性

（一） 宪法的稳定性及其权威性

    科学地对宪法稳定性进行解读，首先要确定一个衡量宪法稳定性的标准。判断宪法稳定与否的关键在于看宪法的本质是否变化，宪法的指导思 想是否根本变化，宪政的精神是否变化；而非根据形式或文本的变化来进行判断。权威性即是宪法得到普遍人的尊敬和遵从。

    宪法和其他法律不同，宪法乃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有意识的组织政治共同体的规则，以及由该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强调其稳定性和权威性是必要的。且宪法的稳定性是保障其权威性的重要条件。试想随着统治者的变更或统治者想法的改变而变化的宪法有什么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宪法不可能被人敬仰、信服，换句话说，朝令夕改的宪法没有权威性可言。

（二）宪法的工具性极易影响它的稳定性及权威性

    宪法的制订总是在一定的立宪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宪法的工具性体现了制宪者的一种立宪观念。从实质上讲，宪法是否科学合理，取决于立宪观念是否正确。其中就要求正确的看待宪法的价值，批判纯粹的宪法工具主义。宪法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宪法观念，才能科学合理地确立宪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从而最终制定出一个科学的宪法。而只有具备了科学性的宪法，才可能成为稳定的宪法，也才使宪法拥有其应有的权威性。《临时约法》中强化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等等状况，充分说明了，在过强的宪法功利主义观念的支配下，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被彻底的遗忘。试想宪法的内容和宪法是否能得到尊重和遵从，完全要根据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而定，这样的宪法还谈什么稳定和权威呢？

四、走出宪法工具论的误区

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法价值观把法律当成工具并没有错，问题是它把法律仅仅当作是工具，并且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工具价值，正因为如此，它从不把法律当作最高权威予以尊重，法律被尊重的程度完全取决于法律对统治者的现实目的实现有无帮助。这样一来，统治者是否运用和尊重法律，完全要根据具体情况和统治者个人的好恶而定。因此，这种工具论法价值观与人治主义传统是互为表里的，如果说实行人治的中国传统社会奉行法律工具论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在现代中国开始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就必须承认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有其超越工具性的内在特质，我们应该同等认真对待宪法的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

宪法的目的价值是法治所要达到的最高层次上的非具体的终极理想状态，表现为法治化的社会状态或根本价值目标，它是衡量是否真正进化到法治社会的总体评价。宪法的工具性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不能因为忌讳形式主义的价值论而否定工具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宪法绝对不应仅仅局限于被当作治国手段而受到尊重，更应当被作为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而受到尊重和绝对信仰。

    在现代中国开始走向法制社会的今天，必须看到法律工具价值外的内在目的性价值，这一点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尤为重要。在宪政建设的过程中不应赋予它太多的功利性意义，应该给予中国社会足够的建设优良宪政所需要的经济、思想、文化基础的时间，自然地形成一种符合中国国情、适合中国需要的宪政体制。对国外宪政的借鉴只能在不与我国宪政核心精神冲突的前提下，选择性地吸收。

参考文献:

[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3页；

[2]张晋藩、曾宪义：《中国宪法史略》，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53页；

[3]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86页；

[4]《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山丛书、太平洋书店1979年版，第21页；

[5]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6]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年227页；

[7]罗旋：《富强为体,宪政为用”——中国近代宪政建设的历程及其失败原因》，载《湖湘论坛》2005年第5期；

宪法工作总结篇10

（三）观念上的偏差。理性的宪法观念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宪政制度的普适性前提和基础。作为现代宪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的司法化也必须依赖于宪法适用者及广大民众宪法观念的理性化。依笔者看，妨碍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观念主要体现在：第一，宪法工具观的盛行。宪法被政策化使用，是宪法工具观的一种具体表现。毛泽东曾把宪法作为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政策和纲领，该宪法被他运用为在中国推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政策的工具。“法律条文政策化、原则化使法律很难操作实施，停留在书面上。”将宪法看作“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宪法工具观的表现，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宪法本身作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通过法院来实施的性质。”(28页)第二，过分强调宪法的政治性，宪法是法律的观念未获普遍认同。由于宪法长期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人们逐渐形成宪法不是法，宪法没有法律效力的观念，认为违反民法刑法是违法犯罪，而违反宪法则无所谓。第三，宪法规范的严格规则主义观念的影响。严格规则主义本是一种力图在司法活动中排除自由裁量的观念。依此观念，严格依宪法规范制定的法律法规在司法领域的严格遵循，也就是宪法的实施。法律法规是宪法的“细则化”和具体化，既然法律法规的实施即是宪法的实施，自然无须所谓的宪法司法化。③肆 宪法司法化之建言笔者认为，要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为法院所尊重和适用：首先，要确立宪法司法化总体思路，即建立以人权保障为主导价值的宪法审判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宪法案件的提出、审理、裁决均围绕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展开。宪法案件提起的主体只能是认为其宪法权利被侵害的公民，提起的法定理由应当是宪法权利被侵害，包括法律、法规因违宪对当事人宪法权利的侵害和国家机关的违宪行为对当事人宪法权利造成的侵害。第二，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承担涉及人权保障宪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并在各高级人民法院设宪法审判庭，作为宪法法院的下一级审判机构，受理一审宪法案件，宪法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与人权保障不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机关行为违宪审查可由特定国家机关、政党及社会团体等提出申请，而不由公民个人提出，但公民个人有向这些机构提出建议的权利。这类违宪案件的审查由全国人大设立的专门委员会或宪法委员会进行而不须提交法院。为此，笔者建议，制定《基本权利保障法》或《宪法诉讼法》或《违宪审查法》对以上内容及具体程序予以明确规定。其次，关于宪法司法化的启动问题，可考虑在宪法、法院组织法中明确规定由法院适用宪法，并由最高人民法院修改或废止关于不适用宪法的两个司法解释。以确立宪法、法律依据作为宪法司法化之第一步骤，符合我国重大政治活动、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均预先确立法律依据的惯例。再次，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一般而言，宪法解释是指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依照一定的程序对宪法的涵义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本文所指宪法解释是指法院在适用宪法时所作的解释。宪法解释对于宪法司法化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享有宪法解释权是法院适用宪法的前提。“宪法解释是宪法司法化的标志”，任何法律只要实施，就需要进行解释。(152页)“宪法审判更伟大的任务是‘解释’（CONSTRUCTION）基本法”，“‘解释’的首要任务除确定制宪者赋予文字的含义外，更大且重要的是确定基本法条款和文字恰当的法律意义。”[12](导言)第二，宪法解释是宪法规范适用于具体争议案件的中介，宪法适用者一方面通过对具体争议案件进行筛选鉴别以确定宪法适用的事件，另一方面通过对宪法条文的阐释以查明适用于这一争议案件的具体的宪法规范，而且，对具体争议案件的筛选、鉴别也建立在对宪法的阐释基础之上。第三，宪法解释是关于宪法的司法决定的核心内容。司法决定的结论无疑是重要的，而论证这一结论的过程更是关键。司法决定的论证过程实质就是解释宪法条文的法律意义以适用于具体争议案件的过程，对宪法条文的解释是司法决定中论证的实质内容。正是如此，宪法判例才成为一些现代法治国家宪法发展的重要途径，有的国家宪法判例本身也成为宪法的渊源。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是宪法的组成部分。然而，这种解释由于是法院在处理具体争议案件时由具体承办法官作出的，缺乏民主基础，因此，在对宪法进行解释时需要对法院进行理性限制和规范：一是可以考虑凡涉及对宪法条文解释的案件由级别较高的法院进行处理；二是考虑凡是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这样可以使即使级别不高的法院处理的宪法案件得到较高级别法院的监督；三是针对我国实际，可考虑 在最高法院内部在解释宪法分歧较大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四是考虑制定《宪法解释法》，把宪法解释权明确授予法院，并对法院解释宪法的权限、程序等作出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