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自然考察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达尔文接信后欣喜若狂，立即接受了这个难得的建议。

这位汉斯罗教授是当时著名的学识渊博的植物学家。他十分赏识达尔文，时常约达尔文到家里吃晚饭、闲谈和散步，帮助达尔文学习自然科学，以至于有人把达尔文叫做“同汉斯罗教授一起散步的人”。汉斯罗认为达尔文不应当做牧师，而应当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家，所以他就通过自己的影响和关系极力推荐他随“贝格尔号”考察。

达尔文随舰考察了整整五年时间。其间,他把自己搜集到的资料源源不断地寄给了汉斯罗。这位颇负声望的植物学家牺牲了自己的科学研究，为这位“无名小卒”细心地保管、整理化石和动植物标本；不厌其烦地把一部分科学考察报告、日记、信件送到剑桥大学的哲学学会上宣读，或者印发给知名的科学家，还把一部分化石送给了古生物学家鉴定。由于他如此无私地帮助达尔文，五年后，当达尔文从“贝格尔号”舷梯上走下来时，已不再是上船时的无名小卒了，学术界和科学界的荣誉席早已虚位以待了。

篇2

“老师，秦皇岛所辖的四个县是哪四个啊？”邻座的男生首先发问。“老师，你看，远处那个劳动的妇女，她头上为什么包块围巾啊？”。另一个男生又抛出了问题。顺着男生的手势，我也看到了妇女头上的那方围巾，那是乡下很常见的物件，那样式独属田间地头劳作的村妇，只为遮风挡尘。两个男生的提问，让我不禁陷入了思考，孩子们幼稚问题的背后隐含了多少我们对教育现状应有的诘问：我们的教育离生活有多远？

孩子们本无错，生于斯，长于斯，已经升入初中生的他们从未看过家乡的地图，从没听家长谈起过相关的话题，也从没在课堂上获取过关于家乡的地理概念，因为这不是考试必考的内容。所以，第一次走出城区的孩子才有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的城市究竟有多大？城市里的妈妈们优雅时尚，她们不会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将一方厚厚的围巾包在头上。因此，城里的孩子看到田里劳动的妇女头顶那块不美丽的头巾像是看到了“西洋景”。类似的问题绝不止上述两个，通过这一次实践活动，孩子们第一次知道了大米源自水稻，花生长在地下而不是结在树上，农民并非住茅屋也有的居住在楼房……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给学校的两个含义做注解：一是指专门的学校，二是指人民大众生活的场所。他提倡：生活即教育，把远离生活的教育形象比作“鸟笼式”的教育，并指出了：“行是知之始”。在对孩子的“六大解放”之中，他提出：要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取得丰富学问。

反思现实学校中的教育，学生大多沉浸于“书本世界”，演变成应试的“机器”。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和以考试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导致了学生同生活的分裂。学校教育只是教育这座冰山的一角，生活的教育应是冰山中最为坚实的部分。青少年学生需要在玩中学、做中学、实践中学，在活动过程中认识世界，体验求知的乐趣、成功的愉悦、挫折的磨练。了解了学生的需要，我们应从广阔的生活课堂中寻找教育的灵感和智慧，注重学生人格培养和心灵的唤醒，使学生用内心去体验和感悟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语文课恰恰是能让学生在实践中完成精神之旅的重要载体。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开设，为语文教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让学生得到最大的活动体验，在体验中感受活的语文，在探究中思考、成长，在参与和合作过程中融入社会，在认识自我和重塑自我中发展并成才。

当我们从学生的成长需要出发，将学校教育与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教育将幻化出无穷魅力和生命力。或许，下面两则案例能为我们对“教育回归生活”的思考提供些许帮助。

北京某一民办公助初中学校，每年寒暑假都要组织全校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由语文学科牵头，所有任课教师全部参与策划。比如，某年暑假，活动主题为“感受西安”。暑假前一个月的在校时间，学校各学科都围绕这次活动主题开展教学。语文课学习古今关于西安的名篇，学习西安籍作家的作品，感知西安深厚的人文内涵；地理课了解西安的地理环境、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学生自己设计行程的最佳线路；历史课知晓西安作为古都的兴衰变迁以及对今日发展之借鉴；数学课计算西安之行的所有费用支出、分组活动方式以及省钱方略；英语课模拟英语导游，成就数篇“西安游”的英文导游词，音美课欣赏一切关于西安的艺术作品……在做好充分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之后，假期伊始，全校师生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奔赴西安，一个星期吃、住、游在西安，去触摸去感受鲜活、立体而完整的西安，回校后完成数千字的考察报告，由语文学科组评改、展出。

在那次学校参观学习，每每由衷欣赏那里学生的活力和大气。抛开应试的障目之叶，大教育观指导下的教育带给学生开阔的视野和襟怀，必然会弥散“胸中有丘壑”的大气。如此一以贯之的实践活动，怎能不培养出有丰厚人文素养和实践能力的现代公民？

某校初一语文组策划了这样一节综合实践活动课，主题为：走过四季，拥抱自然。准备工作包括：收集自然四季的景物图片和人类活动的图片；用相机和摄像机记录自然四季的景物特征；在网上收集歌咏自然四季的诗词歌赋以及文人墨客借自然四季来抒情的文字，并且写读后感，观看《人与自然》《探索》《动物世界》等影像资料，并且写观后感；每个小组办一份手抄小报，将自然、四季之美用图画和文字固定在纸质材料上面，邀请生物、地理老师进行相关指导，加强对自然四季的理性认识，加强学生对环保的认识……当学生们用三周时间进行了充分准备后，在期待已久的课堂上，异彩纷呈，迭起。学生自拍、自编的影像资料展示掀起了课初始的第一个，学生们用手中的相机、摄像机拍下了现代都市和乡村的四季气氛以及校园的秋天，并配上诗句“满园春色关不住”“小荷才露尖尖角”“湖光秋月两相和”“儿童冬学闹比邻”。接下来，学生用五分钟的时间集体完成观看上述资料之后的《观后感》（小组内众人思考，一人执笔），而后小组展示，观后感质量相当不错。下一个环节是学生自主生成问题的环节，在展示了收集到的古今描写四季的诗词歌赋之后，探究两个问题：古诗中“伤春”和“悲秋”的诗歌很多，为什么诗人对“春秋”尤为敏感？现在的四季与诗词歌赋记忆中的有何不同？在学生的合作探究中，课堂达到了另一个。

我相信，这样一堂形象、生动、内容丰富的语文课一定会给学生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它从生活中来，直指人心，从而带给学生们这样的思想冲击：生活中处处有语文，语文就在我们身边。当网络、图书馆、音像资料、自身的生活记忆都成为我们能开掘的教育资源，我们便找到了一个宏大的教育世界。

篇3

为了学习国外在生态农业治理沙漠化土地的先进经验和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和加快我国有关保护性耕作的研究进程和水平。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批准，由中国作物学会负责组织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沈阳农业大学、河北省农业科学院、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和青海省农业科学院等7家单位的10名专家组成发展生态农业治理沙漠化土地技术交流访问团，于2003年8月26日至9月6日赴加拿大进行了参观考察。

在为期12天的考察中，先后考察了两所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奎尔夫大学）、两个农业科研单位（渥太华国家农业研究所和奎尔夫Turfgrass研究所）以及两个中型农场（Kingston农场和Ontario农场）。与有关单位和部门进行交流24人次，调查生产单位3个，专访相关负责人10人次。就加拿大的保护性耕作技术、农场的管理与生产、农业资源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交流。

一、农业资源管理在加拿大农业的研究中列为最主要的方向

加拿大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非常注重农业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利用与保护工作。目的是在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护并提高生态环境质量。这项任务涉及面非常广，涵盖了自然、社会及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多学科的协作攻关在加拿大的农业资源管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加拿大农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开辟了道路。

加拿大的农业资源管理措施，主要是根据加拿大整个农业系统中迫切需要解决的9大问题制定的，并且还要能对随时出现的新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这9个问题是：

1、肥料的有效管理与利用

其任务是，进一步改进方法，对园艺作物中的养分循环进行量化，确定在特定管理措施下产生的潜在经济效益；研究改良肥料配比对于改善有机肥中营养元素的平衡有何影响并制定出相应的施肥方法。

2、气候的改变——减轻与适应

加拿大的工作者积极探索，努力寻找有效的管理措施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探讨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及农业生产的可能影响，探索出趋利避害的合理应对措施。

3、水资源的威胁——数量与质量

加拿大政府投入大量资金，研制水质评价工具，提高鉴别污染源的技术，并分析改善水质的可能性；通过教育和技术改造进行水体治理；制定政策保证水分的持续利用和合理分配。

4、最佳管理措施

在农业资源和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努力探索出事半功倍的最佳管理措施。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何减轻水体和空气污染；评价新的技术措施；通过完善信息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来提高对肥料的管理；研究管理措施对土壤物理状况、养分有效性和去向的影响。

5、废物处理

废物不仅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还会造成水体和土壤污染。管理中需研究新的废物处理技术，减少农场废气的排放，并降低肥料和生物固体废弃物中潜在污染物的水平。

6、提高农业食品经济管理能力

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确定以经济管理、环境安全和食品安全为目的的农业信息系统与环境协调程度；分析各级政府出台的针对农业环境安全的立法对农业经济的影响；为农业食品贸易建立盈利性经济管理策略和模式。

7、革新农业食品市场

主要包括，如何加快农业食品部门的创新；分析和评价开发有机农业食品市场的经济利润；为私人和公共组织提高农业食品和农业生物技术创新能力制定策略和计划。

8、风险应对策略

为了避免大的风险，还必须进行安全网络计划累积效果决策；发展创新性新工具帮助农户及其顾问将传统风险应对措施与崭新的财政、经济管理策略相结合，形成有效的风险应对机制；尽快制定出食品安全标准，减少国际贸易中不必要的损失。

9、完善贸易协定

预测加拿大在贸易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评价贸易协定对加拿大国内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以及对贸易伙伴的影响

与加拿大相比，我国在农业资源管理上的有机组织，系统项目支撑以及重大问题上研究力量的协调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考察组建议有关部门加快我国农业资源管理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我国有限的土地资源正在面临着日趋减少、土地生产力逐渐下降、有些地方土地沙化、风蚀，土质变劣，已经出现了严峻的趋势。我国的农业资源管理的问题的研究比加拿大更加迫切和需要，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和认识的高度重视，可以参考加拿大的有关立题，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资源管理规划。

二、实施保护性耕作是加拿大农业生产最普及和长期坚持的主要技术

加拿大地处美洲北部，国土面积约997万平方公里，其中92％为陆地，8％为内陆河、湖，可耕地占陆地面积的12 ％，总人口约2900万，是一个典型的地广人稀的国家。

20世纪60年代以前，加拿大土地普遍采用铧式犁翻耕方式，土壤过度翻耕，地表残茬太少，不能有效抵抗风蚀和水蚀，导致严重的土壤侵蚀。加拿大的保护性耕作的前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除草剂和免耕播种机。1985～1995年，试验研究成功，除草剂价格下降、效率提高，更多保护性耕作机具可供选用，保护性耕作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1995年以后，集中在降低成本的研究。随着技术与机具的改进，保护性耕作农民的获利逐步增加。截止2000年，加拿大主要农业区保护性耕作推广面积已经占到耕地的70%。

加拿大保护性耕作主要类型：

1、条耕

播种机的每播行中配有一个或多个犁刀（有时还配有秸秆清除器），在土壤中开出一条细沟，使种子与土壤充分接触。条耕技术可适用于多种作物及多种土壤条件。

2、垄耕

利用残茬清除器、圆盘式开沟器或犁刀等复合器械在地块上形成一条表层干净的垄，而作物残茬留在垄间的耕作方式。垄耕有利于垄内土壤温度的提高，促进种子萌发、出苗；同时，垄耕技术还有助于杂草控制，减少了除草剂的应用。另外，垄耕要求轮式机械，从而降低了对土地的压实程度。垄耕在粘土上应用效果较好，尤其是在冷湿的条件下垄耕效果更显着。

3、穴播

在未耕土地上开出深度适宜的细长孔，播种后用镇压器等复合装置将孔封闭、压实。这是完全免耕的一种形式，特别适用于大豆、小麦和其他和谷类作物。但是，作物残茬多时以及潮湿的粘质土壤不宜用于这种穴播方式。

4、冬前条耕

冬前，在地块上间隔一定距离开一条细沟，有利于残茬的松动和分解、加速来春土壤干燥，以便春季早播。冬前条耕能够促进种子萌发和出苗，有利于作物轮作。虽然多了一道工序，但在一些地区，相对于产量的提高还是值得的。

保护性耕作的技术体系

在加拿大的农业生产中，保护性耕作技术飞速发展，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体系中的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需要经过综合考虑，才能确定出最佳的保护性耕作模式。

1、土壤状况分析

在实行保护性耕作之前，首先要考虑土壤的一些特征、特性，如土壤质地、土壤结构、土壤水分状况及养分状况和土壤pH值等。

2、残茬覆盖

作物残茬有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土壤水分和防止土壤侵蚀等优点，但也存在延缓地温回升、影响施肥与播种的质量、抑制出苗等一系列问题。同时，残茬的类型和数量也影响耕作方式的选择。

3、免耕播种机械

在免耕技术体系中，需要有合适的免耕机械和配套设备，使碎茬、破土、施肥、播种、覆土、镇压等操作一次性顺利完成。

4、杂草防治

杂草是实行免耕技术的最大障碍之一，了解土壤中杂草种子库、杂草谱，掌握杂草防治技术是杂草有效防治的关键。

5、病虫害防治

加拿大对病虫害的防治以预防为主，采用合理的轮作方式、合理施肥、种子处理、选用抗性作物品种等措施来预防病虫害。

6、肥料应用

较之传统耕作方式，在保护性耕作中肥料的类型以及施肥时期和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掌握肥料的成分及特性，则是免耕技术中肥料使用的第一步。

7、轮作技术

不管采用何种耕作方式，实行作物轮作都是一项最好的农业生产措施。合理轮作不仅能够破坏病虫生活史中的某一（某些）环节，起到防御病虫危害的效果，还能有效地控制杂草的滋生蔓延。

8、覆盖作物

有些生产者将覆盖作物引入保护性耕作系统中，对于土壤保护和杂草防治起到了一定效果。

9、品种选用

在保护性耕作系统中，加拿大的生产者偏重于选用抗病性强、出苗早的品种，而品种的高产性则居于次要地位。

与加拿大相比，我国在保护性耕作的推广面积和研究水平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我国近年来土地沙化，沙尘暴频繁爆发，原来优良的农田也在变劣，生产力下降，有机质得不到补充，干旱对作物生产的严重影响等一系列问题均可以通过保护性耕作得到缓解。当然，我国生态条件、生产力水平差异较大，不可能照搬加拿大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但更主要的是在参考先进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投入更大的力量研究有我国自己特色的保护性耕作技术体系，以适应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作物的保护性耕作。特别是保护性耕作的作物优质、高产、高效的生产体系是我国的重大方向。考察组建议有关部门应积极组织力量，支持保护性耕作优质、高产、高效技术研究。保护生态的大计大策要长期坚持，形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技术。

三、树立食品安全意识、发展有机农业是加拿大全民责任

随着食品安全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加拿大有机食品已成为食品工业中发展最快一个部分，以每年12%到14%的速度迅速递增。与之相适应，有机农业也正在迅猛发展。

有机农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减少了环境污染治理的成本，节省政府财政开资

加拿大的一些管理部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用于农业环境保护的投入要远比用于环境治理的投入少的多。

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加拿大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13％，其中N2O和CO2的排放量分别占N2O和CO2总排放量的61％和38％。而有机农业在增加生产者的利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同时，还大大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起到了保护环境的效果。此外，有机农业采用多种种植模式，通过绿肥、豆类等作物减轻对合成杀虫剂和化肥的依赖；减少了土壤耕作，提高了土壤有机质含量。

加速了乡村地区的复兴

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可持续发展农业能够显着促进乡村繁荣，加快乡村地区的发展与复兴。

虽然有机农业在加拿大的几个省份发展势头很猛，但它所占比例还相当小，仅占整个农业生产的2％左右。有机农业的发展与完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不仅需要联邦政府的政策倾斜，更需要接受与有机农业知识相关的训练与教育。在过去的几年间，加拿大大学中的农学院开设了有机农业课程，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产中有机农业发展的需要。为此，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自愿者学生自发组织，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农场，旨在探索环境保护的有机农业生产模式，指导具体的有机农业生产。在有机农场中种植各种有机食品和养殖畜禽，有小市场让消费者知道和了解有机食品的生产过程。时常有小学生前来参加劳动，从小接受有机食品和人身键食，资源保护和人类环境等基本教育。

篇4

一、关于乐种的命名及归类方面的问题

按照什么原则给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命名及归类，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我们看到的第一、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一些情况来看，其命名显得有点乱。全国的情况我们不完全了解，但是与河北省相关的乐种，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其中的一些问题。

如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河北省的乐种里，有“河北鼓吹乐”，还有“冀中笙管乐”，其实“冀中笙管乐”就是以鼓、钹等打击乐器与管子、笙、笛子等吹奏乐器构成的一种鼓吹乐合奏形式①。如果就其词义内涵来说，“笙管乐”应该包含在“鼓吹乐”之中，“冀中”应该包含在“河北”之中，它们二者不应该是并列的关系，但是在国家名录中却以并列的方式存在。

再说“冀中笙管乐”，这也只是部分学者对冀中地区“音乐会”的一种称呼，而不是局内人的自称。这个名称本身也值得再推敲：用参与演奏的两件乐器来命名整个乐种，有以偏概全的嫌疑，不太合适。

学者给乐种的起名常常有争议，官员给乐种起名就更添乱了。河北省易县燕下都故地燕子村的“音乐会”，在省里为这个乐社进入国家名录而向有关机构提供的申报材料中，就是按有关领导所定“燕子古乐”之名来上报的，但在公示的以及后来正式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没有这个乐社的名字。这里是否有因为官员乱起名而引起审查批准机构不解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随便乱起名字肯定是要引起混乱的。

我们认为，尊重民间音乐局内人的自称，按“约定俗成”和“名从主人”的原则称呼和命名民间乐种，应该是我们在为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乐种命名的一个基本原则。之所以这样，除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和混乱外，还因为这种局内人的自称往往包含着该乐种丰富的人文内容和特定的音乐形态特征。

不但存在乐种命名较随意的问题，在乐种的归类上现在公布的名录也有许多不妥之处，显得有些混乱。如易县东韩村的“拾幡古乐”，本是清代把南方的“十番”乐种纳入宫廷的“南府”，又从宫廷里流散到民间的“十番乐”，本应归入“十番音乐”一类里。可是在“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易县东韩村的“拾幡古乐”却非常委屈地被归入了“冀中笙管乐”一类中，这是极不合适的，它与“冀中笙管乐”（音乐会）之间完全是两码事！

二、保护工作需要“雪中送炭”的情怀

在冀中音乐会这个乐种里，今天进入国家级与省级名录的，大多是由于各种机缘闯出了名声的一些乐社――或是由于学者的长期考察，使该乐社名声在外（如高洛音乐会）；或是由于乐社自身主动寻求有关专家和研究部门的关心、重视而闯出名声的（如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雄县赵岗村音乐会、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等）。而更多的同类乐社正在迅速走向衰亡，亟待抢救和保护。

已经闯出名声的乐社，往往各级政府、有关机构的人纷纷来村里表示关心，各级各类媒体机构也一拨又一拨地有记者前来。最早出名的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省里还为他们拨款百万元建成了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上下两层的音乐堂（这种“帮助”，实际上是在改变音乐会的文化属性，非常不合适）。

而与其同类的众多乐社，却在默默无闻中面临即将灭绝的危机。如易县神石庄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一个村就有三个音乐会②，现在全都不在了；涞水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音乐会十七个③，现在能够维持活动的仅有四、五个；定兴县易上营，易县流井，涞水县北白堡，雄县十里铺，安新县赵北口等村的音乐会虽然没有了往日的盛况，但尚可正常活动，有的乐社甚至在人员实力、演奏水平上一点也不比现在已经名扬天下的屈家营、高洛音乐会差，但由于普查工作没做好，现在基本上尚未纳入各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少一些做秀，多做一些实事。要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尽力将所有的遗产一并保护。一时进不了国家“保护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要先进入省、市、县级“保护名录”，要让这些仅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政府关注的视野，给予合理的保护。冀中音乐会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内涵的乐种，需要一个保持一定量的种群环境才能正常生存，因此我们的领导者和各类媒体，不要将眼光只盯在已经名声在外的乐社。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多些“雪中送炭”的情怀，少些“锦上添花”的浮躁。

三、录音、录像方面的问题

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有“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的表述。

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部署，保定市于2008年3月份为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几个乐社进行录音录像。但办理这件事的过程，却显出了具体做这项工作的人非常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及相关的基本修养，没有把好事办好。

首先，市文化局要求这几个乐社统一到保定市电视台的某个工作室去集中进行录音录像。这是一个违反民族音乐学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基本常识的做法――把它剥离了原生文化环境。这样的录音录像，实际上只留下了一个声音及图像的外壳，其文化内涵却全部被丢掉了。音乐会这类仪式音乐，“需按照传统规矩，在具有特定象征含义的场所和特定时间中与乡村仪式同步进行。它不能独立存在，不能按照个人意愿，随心所欲地展示于任何时间与空间，离开了它借以展演的仪式，便失去意义。”④

这样做好像是避免了在自然环境中录音产生的一些“杂音”，但“在当代音乐人类学的认识之中，这些所谓‘非音乐本体’的‘杂音’，不论是来自表演者还是来自观众和周遭的环境，只要是当场当时的实际音响和行为，都与所考察的音乐不可分割，都是这音乐活动和音乐文化的实际构成部分。……（我们）所要关注和采录的，不仅仅是狭义的‘音乐本体’，而是这种实际音响整体及相关因素、这种织入现实社会和文化的音乐。”⑤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录音录像，“主要目的不是像商业音像公司那样为音乐欣赏者提供无‘杂音’、‘纯音乐’的‘漂亮’音响，而是为……研究提供作为整体的音乐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实际记录。”⑥

再有，当民间乐师们来到指定的录音录像场地后，他们被告知，为了提高效率、节省时间，每个乐社仅限录制两个小时的乐曲（而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每个乐社的若干套曲和文坛念唱总合起来，往往在十至几十个小时之间）。还规定：为了避免混乱，一个套曲不能连续演奏，要一个只曲一个只曲地分开录，这破坏了套曲的完整性。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录音、录像要“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的要求的。

就此我们得到的教训是：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录音录像，一定要坚持“真实、系统和全面记录”的原则，一定要将其“音乐本体”与它的原生文化环境一起录下。因为这种录音录像的主要目的，不是为音乐欣赏者提供“漂亮”的音、像，而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全面的文化信息档案。

四、文字、乐谱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文字、乐谱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涉及到冀中音乐会的文字、乐谱资料出版物，除了张振涛、钟思第等中外学者的研究著作和学术文章外，近几年还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的《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张伯瑜编著）、由河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的《河北民间古乐工尺谱集成》（马维彬主编）及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的《高洛音乐会》（涞水县宣传部、文教局编）。

《河北民间古乐工尺谱集成》共收录了河北省二十个有代表性的民间乐社的700多个曲牌的工尺谱。除乐谱外，本书还收集了一些乐器照片、现场演奏照片以及各乐会的简介等。虽然有关报道宣传得很“玄乎”，但实际上仅仅把这些乐曲的工尺谱出版，什么用都没有：对于研究者，它的资料作用很有限；对于一般懂音乐的人，那是一本看不懂的“天书”；甚至就是拥有这些乐谱的乐社，他们那些“学事”的学员们仅凭这些乐谱也难以学会演奏这些乐曲。

《河北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考察》是中央音院张伯瑜教授根据对安新县圈头村音乐会的考察编著的一本书。该书既有自己的个案研究成果，又有该乐社工尺谱的影印文本和工尺谱与五线谱对照的“译谱”文本，在书的后面还附有该乐社部分曲牌的演奏录音。工尺谱影印文本能够使人们看到民间工尺谱的真实原貌（它比转换为以印刷体形式出版的工尺谱更能够保存全部原有音乐信息，因为手写工尺谱字的大小、谱字相互之间的距离等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这些细节包含的信息在转换为印刷体形式时往往会丢失），工尺谱与五线谱的对照文本能够使一般懂音乐的人知晓其所演奏旋律的细节。书后所附该乐社部分曲牌的演奏录音，能够使我们对该乐社的演奏乐曲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该书不足之处在于：1．只有部分曲牌的演奏录音，显得不完整。2．没有视频资料，使人难以对该乐会演奏时的文化环境产生直观的印象。3．缺乏对该乐社打击乐曲牌的记录和整理，留有遗憾。

“高洛音乐会”是对高洛音乐会全部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主要是涞水县的退休干部刘阜和我带领研究生尽义务做的具体工作）。该书也有民间工尺谱的影印文本及工尺谱与简谱对照的“译谱”文本；对于打击乐器演奏的状声谱，本书还创造性地以“舞谱”图示的方式将“舞钹”的动作套路进行了形象的记录；音乐会的“文坛”念唱部分，则将念唱的《后土宝卷》等文本全文刊出，并将原来甚至连工尺谱都没有，只凭口传心授的文坛曲牌一一用简谱的形式记录了下来；书中还附有许多资料图片及张振涛、薛艺兵、钟思第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及论著节选（为了方便外国学者的参阅，一些文章还附带了英文译文），使这本资料集更有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这本书也有一些不足：没有附上与这些乐曲相关的音频、视频资料，个别研究成果缺乏学术上的严谨性。

从有关冀中音乐会的文字、乐谱资料的出版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今后出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集提供了借鉴：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料整理出版，应该贯彻“真实、系统和全面”的原则，把该乐社各方面的信息尽量都包容进去。2．在民间乐谱的整理方面，一定要有该乐社全部原谱的影印件及原谱与简谱或五线谱的对照文本，并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传统乐谱进行今人能够理解的表述。不提倡将民间手抄工尺谱转换为印刷体形式，那样无法让人看到民间乐谱的原貌，还会造成音乐信息的丢失。3．要有对该乐社基本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的文字内容，从而帮助人们形成对该乐社各方面情况及其文化价值的理性认识。4．一定要附有与乐曲相关的音频、视频资料，从而使人们对该乐社的音乐及相关文化环境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并为这个乐社留下永久的音像信息。

五、不正常的“崇古”心态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还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为了强调某个乐种的历史价值，常常不适当地、夸张地强调它的历史悠久程度。

涞水县高洛音乐会本来是冀中音乐会众多乐社中的一个，但是为了显示它的古老，就有人根据过去高洛音乐会每逢农历三月十五都要到易县后山庙（有人根据传说，认为这个后山庙曾是黄帝祭天、后人祭祀黄帝的地方）上香朝拜的事情，把它说成是“黄帝祭天、后人祭祀黄帝的音乐的留存”、“始于殷人祭祀始祖契”⑦，把这个音乐会神化，好像它是天下最古老的音乐了。这种说法把神话与史实混为一谈，本不值得一驳，却在河北省很有市场。

易县燕子村的音乐会，也有人根据其村落附近即为古燕下都遗址的地缘特点，一度把它附会为“燕国宫廷音乐的遗存”、“古燕乐”。

我们认为，对于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应该追溯，但是这种追溯要以严谨的科学考证方式来进行，而不能只凭想象和妄猜，这样做是非常不严肃、不合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也绝非简单到仅仅像出土文物那样越古越好，大可不必为了证明它的价值而去杜撰它的历史。

六、重申报、轻保护的问题

各级领导部门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时，往往表现得很积极。在年终季末总结工作时，也常常将其作为一项工作政绩、一种荣誉提及。可在一些地方，一旦某个项目申报成功后，除了向上伸手要钱之外，却见不到申报材料中所允诺后续保护措施的具体实施和落实，而一些热心人自发做的许多与保护工作有关的事情，却又被领导者拿来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炫耀。

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很高，这自然是可喜的。但是，一个项目的申报成功，实际上意味着要承担起一种曾经向国家、向全民族允诺过的责任――要努力、踏实地落实各项保护措施，为保护好我们民族的这个“DNA”而尽好当地政府的一份职责。只将其看作一项工作政绩、一种荣誉，是非常错误的认识，显示出了某些地方领导者浮躁的工作心态。

建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阶段，要将保护措施制定得是否完善、合理作为是否批准该项目立项的关键内容之一，重点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相关申报单位进一步修改完善；在项目被批准后，应该定期地、不走过场地检查相关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相关部门将写在纸上的保护措施落到实处。对于保护措施落实不力、造成不可挽回后果的部门领导，应该实行问责制，追究其领导责任。

七、动员各方面的积极力量来参与保护工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强调要“广泛吸纳有关学术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牵扯到方方面面，只靠一个机构或几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做好这项工作。

在社会各界，都有许多热爱传统文化、愿意为此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社会力量对冀中音乐会保护工作的参与，往往是自发的，缺乏有关部门的积极协调和组织。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主动地利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的作用，一定更有利于做好这项工作。在这方面，一些地方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如北京市和浙江省等地采取招募热爱传统文化的志愿者来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相关信息的收集、保护政策的宣传、相关资料的整理和记录、申遗材料的编写等工作，这是一种少花钱多办事的好办法。

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建立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也是做好保护工作所必需的。如果在非遗项目的认定、申遗材料的编写、保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护工作的监督等方面多请教有关专家，请内行人来把关，本文前面提及的冀中音乐会保护工作中的许多失误就都可以避免。

以上我们谈了冀中音乐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大概不仅仅是冀中音乐会所遇到的，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刚刚开始，在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并提出各种应对措施去解决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愿我们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①“鼓吹乐：以打击乐器、吹奏乐器等合奏形式为主的音乐，……”。见《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第234页。当然，有人对这个定义也持有异议。

②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75页。

③刘阜《涞水县民间音乐考察报告》，油印本，写于1983年7月“中国民间器乐集成”普查阶段。

④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第428页。

⑤⑥杨沐：《从花儿研究现状思考中国民歌研究中的问题》，载《音乐研究》2004年第4期。

⑦见涞水县宣传部、文体局编《高洛音乐会》，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836－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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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开发 特色 文化旅游 产品 发展 福建

一、福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

近年来，文化旅游产业已经成为福建持续成长最快的产业之一，旅游经济成为全省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一五”时期福建旅游产业将进入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把海峡两岸旅游区列为全国十二个重点旅游区之首，凸显了在未来全国旅游发展格局中以福建为主的海峡西岸地区的重要作用。福建省积极推进文化与旅游结合，作为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福建省文化旅游业2010～2012年发展规划》提出，要“积极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结合，以项目带动产业发展，推进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着力打造特色鲜明的文化旅游产品，加快推进旅游产品转型升级和文化旅游业又好又快发展，为把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提供支撑。”

根据《福建年鉴2009年版》统计，2008年全省接待游客8855.38万人次，比上年增长6.4％，其中接待入境旅游者293.19万人次，增长9.1％，外汇收入约23.93亿美元，增长10.3％；旅游总收入约1014.55亿元，增长1.1％。全省现有655家旅行社，其中，国际社60家，进入全国百强的5家；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由2006年排名28位跃居至第20位。全省现有星级饭店433家，其中五星级14家，四星级76家。截至年底，全省共评定绿色旅游饭店58家，其中，获金叶级绿色旅游饭店的26家，获银叶级绿色旅游饭店32家。2009年全省共接待台湾同胞98.47万人次，增长22.9％；旅游外汇收入23.93亿美元，增长10.3％。2010年7月15日福建省旅游局公布全省旅游上半年经济分析数据，1至6月，全省累计接待旅游者5348.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602.94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4.6%和16.5%。借助动车、世博的“双轮驱动”，赴台游、乡村游、自驾游全面发力，海峡旅游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据悉，上半年，全省景区接待国内游客5195.5万人次，同比增长14.8%；接待入境旅游者153.3万人次，同比增长10.7%，其中接待台湾同胞49.28万人次，同比增长20.1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07.42亿元，同比增长16.4%，外汇收入13.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8%。

从2005年开始，福建省每年举办一届海峡旅游博览会，至2010年，共举办了六届海峡旅游博览会。海峡旅游博览会是两岸四地旅游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已成为对台政策先行先试的重要载体，秉承海峡旅游合作共赢的主题，推动旅游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以此来造福于两岸的民众。

二、福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福建省从战略层面上对旅游资源的文化特性进行挖掘，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进行设计，近年来才刚刚开始。我省文化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在旅游项目建设中，对产品的独特性、文化性、主题性、原生性等有利于提升产品品位的因素考虑不足，造成旅游文化精品和高端产品不多，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我省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抽样调查显示，最吸引游客的仍是山水风光，文化旅游产品欠缺。

1、文化旅游产业初具规模，但总体实力不强。总体上看，我省旅游业的区域竞争力不强，发展后劲不足。如果用一个产业的综合指标来衡量，我省旅游业的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和产业竞争力与一些旅游业发达省份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

2、产业发展的均衡性及区域旅游的协调发展问题。旅游产品开发水平低，类型单一，缺乏规模效应。产业发展区域不平衡，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呈现地区分布不平衡的状态。旅游开发水平低，缺乏大手笔项目和特色鲜明的旅游精品；旅游产品类型单一，满足不了现代游客的多种需求。旅游企业结构不合理，小、散、弱、差的现象突出。各地文化旅游产业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不适应市场需求,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3、市场化程度低，经营管理能力差。旅游宣传促销的力度不够，市场知名度不高；资金投入不足、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从业人员素质偏低。文化管理体制跟不上时代的要求。福建省仍处在文化体制的改革阶段，原来的体制中所采用的行政管理方式，政出多门，分工不明确，文化管理缺乏活力与生命力；在建立新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意识较为薄弱，缺乏自我创新、自我生存能力。文化产业人才奇缺。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目前，福建文化系统和社会上的文化经营人才极度缺乏，文化生产者的水平也普遍不高，文化专业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福建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

4、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足。由于人类的无知，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化资源、文化宝藏呈现于人们面前时，却无人知晓，尚未意识到其中的稀缺性与珍贵性，被人们无情地践踏，造成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而对于一些民间文化、传统工艺等，却缺乏人才培养和教育的投入上的重视，导致了这些文化在传承上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极大的遗憾。福州民间的一些竹编手工艺，如竹编摇篮、藤椅、竹躺椅这些工艺品已经成为时下年轻人儿时的回忆，远不如现代家居的产品时髦、美观，自然鲜有人问津。竹编店在店租高涨的时代，在闹市里渐渐隐去。由于赚不到钱难以维持，年轻人不喜欢学传的竹编手艺，久而久之面临失传。

5、涉台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足。涉台文化遗产是台胞寻根谒祖、朝圣观光和吊唁先人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海峡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开展涉台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交流，深入发掘、展示和宣传涉台文物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增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手段，也是抢救保护相关文化遗产，推进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级、省级文物得到了妥善的保护，但是更多的涉台文化遗产零散地分布在福建省各地。目前涉台文化遗产保护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而市县级级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靠地方财政投入，管理人员、经费不足，导致有些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够。二是基层文物由于是依靠民间集资抢救、维修，没有足够资金请专业古建筑维修人员，没能有效地还原历史风貌，有些文物的保护维修甚至是破坏性的，降低了文物的价值。三是一些涉台文化遗产由于历史原因，被分配给单位或个人用于办公或居住，按照生活办公需要进行随意装修，而没有按照文物的要求进行保养维修，建筑破坏严重，没有政府出面很难让这些单位或个人搬迁以保护文物建筑的完整性。

6、政府引导力度仍然不够。政府要着重对文化旅游行业进行有效的市场监管，建立行业的诚信。同时要注重文化旅游产业的品牌树立和宣传，提升产品的文化内涵。

三、如何开发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发展福建文化旅游产业

（一）加快制定闽台文化旅游合作先行先试的开放政策

闽台文化旅游产业合作先行先试首先重在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先试是福建海峡西岸经济区不同于大陆其他地区对台合作的主要特色，未来闽台文化旅游产业的合作方式，除了发挥海西区与台湾各自比较优势，加强一般性的交流与合作外，重在政策、机制、体制上的创新与探索。国务院支持海西的意见中提出“支持开拓对台旅游市场，适时扩大大陆居民从福建口岸赴台湾旅游。支持福建试行便利两岸人员往来的管理方法，包括为台湾本岛居民办理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证件等”。福建应积极争取中央支持尽早落实，未吃对台文化旅游合作的领先地位。

1、率先开放福建居民赴台旅游“自由行”

目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是以旅行团的形式进行，仍有各种限制。随着两岸直航，交通便利大大改善，“自由行”的条件逐渐成熟。特别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及核泄漏事故发生后，对台湾文化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台湾急需扩大旅游客源，因此台湾当局也在考虑进一步开放大陆游客“自由行”的相关政策。福建应主动与台湾当局协商，积极争取中央比照大陆居民赴香港自由行时广东省先行先试的做法，尽早开放福建居民赴台旅游“自由行”。

2、进一步放宽福建与“金马澎”的旅游政策

争取扩大福建的旅行团组团去金马澎的权限，除了福建居民，还可以组织异地旅游团的外省市居民赴金马澎旅游。特别是针对参加在福建举办的全国性会议或展览的外省市代表，允许其在福建办理相关证件和手续赴金马澎旅游。

3、放宽旅游投资限制

率先允许台商在福建投资旅行社，经营中国内地居民出国旅游业务以及赴港澳台地区的旅游业务。允许台商在闽投资旅游项目，闽台合作提升旅游项目科技含量和服务品质。

（二）注重闽台旅游资源整体规划，打造“海峡文化旅游”品牌

闽台应组织编写闽台旅游合作区规划，可以邀请内地和台港澳的旅游规划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制。闽台两地要立足资源优势，整体规划，突出区域特色，以市场和竞争为导向，整体旅游规划要闽台“一盘棋”，两岸各市、县（区）以及重点区域的旅游发展规划要与闽台文化旅游对接总体规划相衔接，避免各唱各的调，形成协调、完整的旅游规划体系。按照《海峡旅游区域协作备忘录》，充分发挥“闽台港澳”的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共同协商、设计、编排连接四地的适合旅游者需求的旅游线路。推动闽台旅游文化的整合与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

闽台应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尽快与国际接轨，拓展闽台文化旅游业务，鼓励台商在闽旅游投资，协作开发个性化旅游产品。要重视旅游的深度开发，突出文化和生态主题，多开发观赏性、娱乐性、参与性兼备的旅游项目，开发适销对路的新型旅游产品，优化闽台文化旅游产品结构。高标准规划和开发旅游产品，共同提升两岸文化旅游产品包装、行业经营品质和服务水准，提高旅游经济的综合效益。加强景点景区、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之间的协作，做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还要借助旅游业与其它行业的相互合作、渗透，延长产业链，使各种资源产生叠加效应。比如：

1、发挥闽台文化同质性强的优势，以文化传承为方向，加快闽台之间寻根谒祖、宗教朝圣、风俗民情等人文旅游项目建设

（1）向台湾推广“闽南文化寻根游”。比如办好中国闽南文化节、闽南文化论坛、客家文化论坛、海峡两岸歌仔戏艺术节等。闽剧、梨园戏、提线木偶、布袋戏、歌仔戏、芗剧等地方剧中轮番在闽台两岸进行交流展演，促进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与台湾关系密切的旅游节、恳亲会等，加强姓氏宗亲社团的联络，通过开展族谱溯源旅游，吸引台湾民众到祖籍地旅游。

（2）组织宗教和民间信仰社团“朝圣游”。闽台宗教和民间信仰一脉相承，尤其是台湾的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主要是大陆先民从家乡分灵过去、设堂供奉的。开展宗教、民间信仰“朝圣游”，如妈祖朝圣、保生大帝朝圣、南普陀朝圣，吸引台湾游客到福建祖庙旅游。

2、推动闽台个性化深度旅游

两岸互设旅游办事处后，要加强旅游市场研究，倡导、推动闽台深度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旅游市场向广度、深度发展。培育度假旅游、体验式旅游和各类主题旅游活动项目，增加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吸引力。开发多元化的特色、专项文化旅游项目，如生态、文化、商务、会展旅游产品和主题公园（乐园），美食、保健、修学、节庆、民间艺术、民俗风情等专题旅游，以适应出游能力强的新一代旅游者的需求。

（1）将台胞农业科技创业园区与文化旅游开发结合，推出“科技农家乐”。如结合地方土特产、工艺品、美食小吃、休闲购物等，开展专项营销，吸引更多游客参与体验。

（2）整合闽台茶文化资源，推出“闽台茶香游”。中华茶文化历史悠久，台湾的茶文化主要由福建传入。台湾的茶文化已经逐步产业化，科技水平已经相当高。闽台应联手将茶文化与文化旅游结合，推出“铁观音茶文化游”、“武夷山岩茶――阿里山高山茶文化游”等特色项目。

（3）借鉴台湾经验，发展现代温泉休闲游。闽台的温泉资源都十分丰富，福建应向台湾学习，把温泉国际卫生标准和先进管理开发经验引进大陆，并把福州作为示范点，推动福建温泉旅游与国际温泉旅游的接轨。

3、增设直航航线，发展海峡邮轮旅游业

利用闽台一水之隔的优势，要大力培育、发展邮轮旅游业，闽台合作组建海峡邮轮旅游公司，开设专门航线，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开辟新的闽台文化旅游线路，提供多元化的旅游服务。

参考文献：

（1）福建省人民政府网，fujian.省略；

（2）《文化与旅游结合 福建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福建日报》2010-9-14；

（3）《台湾旅游业考察报告》，第一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