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职称论文十篇

记者职称论文篇1

任何与“官”字组合的概念，都容易引起人们的敏感和关注。在人们的一般观念中，官就指官员，是掌握政府或公共权力资源的管理者，凭借其所掌握权力和资源，官员相对于普通民众，无疑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在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标准下，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就是官做大了，就要想着治理好国家，无职无权，也要做好自身修养。然而，现实中官员素质、品格的参差不齐，又让人对“官”这个词有了更多复杂的理解和认识。

其实在我们国家，直接以“官”来命名的职业，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和国家政权专制机构密切关联的，如法官、检察官、军官、警官等；而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官员，反而很少用“官”来称谓，更多是用“长”，如部长、省长、县长、科长等，其中缘由，可谓深远。

“官”字的含义十分丰富，考其要者，有以下几种。一指公，即与“私”相对的“公”。《字汇》：“官，公也”。奴书・盖宽饶传》：“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二指官府，政府。《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厩苑律》：“其非疾死者，以其诊书告官论之”。《水浒全传》第二回：“半月之前，已有病状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如衙门管事”。三指政府办公场所和办公机构，即官署，任所。据《礼记・玉藻》：“凡君召以三节，二节以走，一节以趋，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车”。郑玄注：“官，谓朝廷治事之处也”。宋代名相王安石《上田正言书二》中说：“安石五月还家，八月抵官”。指的还是到达办公的官署。四指官职，官位。《字汇》：“官，职也”。《论衡・命禄》：“智深虑而无财，才能高而无官”。说的都是官职、官位。五指官员，官吏。《说文》：“官，吏事君也”。《广韵・桓韵》：“官，官宦”。《易・系词下》：“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清顾炎武《日知录》：“官愈多而民愈扰”。这些说的都是指官员。六指职责，职能，职掌。《国语・鲁语上》：“冥勤其官而水死”。韦昭注：“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礼记乐记》：“欣喜欢爱，乐之官也”。郑玄注：“官，犹事也”。《韩非子・难三》“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调，弄不明，中期之任也”。陈奇猷校注：“官，职也”。七指尽职，守职分。《荀子・解蔽》：“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杨惊注：“官，谓各当其任无差错也”。《韩非子・八经》：“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赏于功”。八指职业，行业。《商君书・去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吕氏春秋・上农》：“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高诱注：“三官，农、工、贾也”。九指器官。《孟子・告子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赵岐注：“官，精神之所在也，谓人有五官六腑”。《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十指对人的尊称。明清白话小说中常见的“看官”、“客官”、“官人”之类，大家都不陌生。

记者职称论文篇2

南方日报讯 (记者/邓圣耀)昨日，记者接到报料，3月1日东莞市卫生局受省卫生厅指派，成立调查组进驻东莞市中医院，就该院超声室医生林家东申报高级职称医学论文造假一事进行调查，短时间突击约谈了数名该院医务人员。

记者来到东莞市中医院，在超声室，看见林家东的办公室大门紧闭。医院工作人员称其昨晚值过夜班，今天轮班休息。但有工作人员称下午3点左右见其来过医院一趟，不久便离开。

记者致电该院人事科，工作人员称上级部门刚介入调查，事件尚不明朗。

据一位内部人士确认，前日下午超声室医务人员确实被卫生局约谈，调查焦点在于林家东所作的两篇论文《超声造影在肝癌射频消融治疗前后的应用价值》和《超声造影在肝动脉栓塞化疗联合经皮微波凝固治疗大肝癌中的价值》。该人士称，两篇论文被认为具有作假嫌疑，可能与东莞市中医院并不具备超生造影仪器有关。

记者职称论文篇3

关键词：高职院校 党务工作者 专职化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在管党治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建设和发展经验，特别重视党务工作者队伍的建设，强调“从严治党、推进党建科学化，党务工作者是关键”。他指出，“包括党务干部在内，广大干部掌握着方方面面的权力，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干部队伍素质不高、作风不正，那党的建设是不可能搞好的。”

一、我国高职院校党务工作者队伍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思想不够稳定

伴随近几年国家政策在职称评聘晋升、绩效工资改革等利益分配方式不断向基层一线的专任教师岗位倾斜，高职院校的党务工作者与专任教师相比，在待遇方面主要存在如下一些差距。一是职称晋升困难。专任教师由于发表学术论文较多、各项科研成果容易得到认可，加之教师系列职称（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作为高职院校各类系列职称的主要系列且职称名额数较多，晋升职称时就相对容易；而党务工作者由于手头的具体事务纷繁复杂，没有时间做研究、写论文，即使写好了论文也很难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其论文档次也就较难得到认可， 最终可能会因科研成果少而差导致职称晋升困难。二是工资收入偏低。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一般都与职称（专业技术职务）或行政职务、职级相挂钩，而中层以上干部的领导职务对党务岗位而言非常有限，且江苏省高校党务工作者可以评聘的教育管理系列职称的工资系数低于同级别的教师系列职称，伴随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等现行的分配制度改革继续不断向一线教师岗位倾斜，造成这两类人群的经济收入差距逐渐增大。三是党务工作者的进修深造机会明显少于专任教师，党务干部的工作成绩大多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在整体效益中，且较少与其个人名誉相联系，而专任教师的科研成果等学术成就是与其个人名誉和利益直接挂钩的，长此以往，从事教科研工作的专任教师知名度越来越高，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务工作者却感到越来越没有出路。这些反差使得“搞党务不如搞专业，当干部不如当教师”、“抓党建是副业”等思想在党务干部群体中广泛存在，受这种思想支配，不少党务工作者总想改行调岗成为专业课教师，或是想方设法从事其他专业技术工作，愿意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的人不多，也造成部分党务干部把“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抛到脑后，甚至对本职工作抱以消极的态度，缺乏奉献精神、不安心工作、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现象较为普遍；还有一些“双肩挑”的党务干部受“教授本位”和“学术本位”的影响，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在党务工作上，生怕从事过多的党务工作会影响自己的专业发展。凡此种种，给高职院校开展党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消极阻碍，高职院校的基层党建工作任务也难以落到实处。

（二）人员配备不全

由于受到编制名额的限制，近年来许多高职院校更倾向于招聘教学科研人员， 而很少考虑引进管理人员，使得党务干部力量的配备严重不足，不但岗位人员配备少， 而且岗位职数空缺严重。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学院党委下属的各系部党总支书记均为行政领导（系主任）兼任，暂时未设专职的党总支书记，有的系因为系主任不是中共党员而由总支副书记来主持党建工作，有的干部存在“行政工作是主业、党务工作是副业”的认识，主要精力放在行政工作上，党务工作专题研究少；有的系部党总支书记和副书记长期空缺，使有些党务工作得不到有效保障；“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普遍存在；学院虽于2013年在各系党总支增设了专门负责党建的专职党总支副书记，但其分管学生和党务两方面工作，平时工作重心在学生管理，从事无法量化考核、不能马上看到效益的党务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不够强，最终导致了“专职副书记不够专职”，这与当初设立专职副书记时，考虑让其“抓在日常、严在经常”抓党建工作、解决党建问题，从而成长为党建人才专家的初衷相违背。虽然个别系党总支副书记职位因调岗等原因长期空缺的现象已在2016年省委巡视工作中进行整改，但“专职副书记不够专职”的问题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反观省内其他兄弟院校，大部分党务干部基本都是兼党务和行政两职，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只看重其行政职务，而把党内职务当成一种政治荣誉，甚至忘记自己的党内职务与职责，认为履行党建工作职责就是简单的开会讲话、发文签字和活动露脸，“一岗双责”的意识还不够强，个别党务干部甚至不知道何为“一岗双责”，还停留于一般性工作布置，层层抓落实的力度不够的现象也很普遍。

二、实现高职院校党务工作者专职化的路径分析

（一）给予高度重视，政策适当倾斜

新常态下，高职院校党建与党务工作规划、组织开展与开拓创新的成效是否显著， 与党务工作者的素质高低有直接关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在全国第十六次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 要真正重视、真情关怀、真心爱护高校基层党务工作者，完善激励机制，在业务培训、职称评定、收入待遇和评选先进等方面，充分考虑他们的具体情况和实际贡献，使他们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将其党务工作者视为专业技术人才，要关心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尤其是要在政策和待遇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一是要参照建立骨干教师队伍的办法来制定评聘党务工作者的相应办法，并给予其与骨干教师相同的待遇。同时应针对党务工作的特点，单独制定量化考核体系，在专业技术职务聘期考核中拨给一定数量的优秀指标和配套奖励。

二是要在高职院校普遍实行绩效工资的情况下进一步改革校内收入分配制度，确保党务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不低于本校具有相同级别职称、职务或职级人员的工资水平。避免出现同样具有中级或高级职称，党务工作者的工资系数却低于教师的工资系数等人为制造不平等的情况。同时，还要兼顾党务工作的特殊性，同等条件下在职称、职务与职级的晋升、住房保障、奖金福利等方面给予党务工作者适度照顾与倾斜。例如，在评聘职称时，评审专家应该对党务工作者在党建课题或党务管理等方面取得的优秀成绩与专业教师在同一等级的教科研领域取得的优秀科研成果一视同仁，不要主观意识上就先入为主地认为教科研成果的份量必然比党建课题更重。

三是制定评选及奖励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办法，在“七一”表彰或年终考核中评选出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应享受同一等级优秀教师或中层以上优秀干部个人所能享受的一切荣誉与奖励，使党务工作者能够安心本职工作。

（二）合理规划编制，优化用人机制

人力资源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没有党务工作者的支持，高职院校是无法开展党建工作的。而要解决高职院校党务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最终构建起高职院校党务工作者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必须首先解决高职院校的党务工作者力量配备严重不足的问题，逐步实现党务工作者队伍的专职化。

一是要在学院的编制规划中科学合理地设置专职党务工作者的职位数，避免出现“党政不分家”而由行政领导干部兼任党务干部或由行政人员兼职做党务工作的尴尬情况，并逐年在每年的进人计划中适当增加招聘引进专职党务工作者的比例，不断充实壮大党务工作者队伍的后备力量，使学院党务工作者队伍既能不断引进更新，又能保持相对稳定。

二是要结合高职院校人事制度改革，建立起“能进能出、择优上岗”的用人机制，依照“合理流动、保证稳定”的原则畅通“出口”机制，切实解决好专职党务工作者的“出路”问题。要有计划、分批次地安排在党务工作岗位上工作达一定年限的人员在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者根据其他岗位空缺数并结合党务工作者的自身意愿与特长，安排其向行政（管理）岗、专技岗、其他专技岗等岗位分流。组织要加强重点培养愿意继续留任在党务岗位上并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中青年党务干部，并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将其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

三是要注意加强各类岗位之间的沟通交流。通过党政之间的换岗、轮岗或校外挂职锻炼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强机关与一线教学单位或基层党组织之间的交流，使党务工作者能够在不同的岗位上获得各种有益的切身体验，开阔其眼界、丰富其阅历、锻炼其才干、积累其经验，最终促成其实际工作能力的切实提高。

高校党务干部是高校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力军，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贯彻者。建设一支与时俱进、开拓务实、专职化的高校党务工作干部队伍是落实国家人才培养战略、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党建工作创新的必然要求。建设高校党务工作干部队伍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人才观，“以人为本”对于党务干部的健康成长和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充分肯定党务干部个体价值的同时，还应创造一种“追求卓越”的群体文化，使党务工作干部充满对事业的使命感，让信仰的力量为他们提供追求卓越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 10- 9.

[2] 李源潮.在第十六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 ].新华社，2007- 12- 24.

记者职称论文篇4

4月18日凌晨，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方方在微博上发出长文，称收到湖北一位“T诗人”的短信恐吓，原因是在2013年10月湖北省作协的职称评定中，方方不同意其晋升正高二级。这一长篇质疑书还直指湖北省人社厅“在批复高职指标方面，粗糙而轻率，甚至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其中一些细节，直指湖北省作协副主席、2007年鲁迅文学奖得主田禾，或有贿赂行为。田禾对记者说：“她这是诽谤人、污蔑人，我从来没有给人社厅的人打过一个电话，你们可以查我的通话记录。”双方各执一词。关于事件的真相现独立第三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其中对湖北省人社厅的质疑中前几条分别是：文学专业职称升级的条件是什么人、以什么样的准则制定出台的？有关省作协（或文学类）的职称升级在出台前有没有征求过文学专业人员意见？省作协高职定额指标的决定有什么样的标准？决定权是什么人？一个鲁迅文学奖，可以反复用来评职称，这个规定是谁制定的？

由一条微博引发的讨论

此微博一出，关于作家评“职称”的话题在众多媒体间展开了讨论。

《京华时报》题为《作家要职称有用吗？》一文中借以此事称公众衡量一位作家的作品标准主要是其文风、题材，而与职称关系不大；并举出很多优秀作家是没有职称的，比如王朔、郑渊洁，这些作家当中，不乏以自由写作者身份自豪的人；职称却可以特别鲜明地区分作家在体制内地位的高低，甚至为这些离开职称以后的作家活路做出担忧。显然，此文对作家评职称是持反对态度的。

腾讯文化网的评论一开始就将作家评职称论为“酸腐之事”。语言客观犀利，抛出讽刺现状：“当你称自己是几级作家时，何曾赢得过几许尊敬？报以“呵呵”已算客气了。”称除了作品本身、读者褒贬为标准之外，其他与数量、学历、经验、时间全无关系，职称制度只会进一步衍生文坛腐败。

《人民日报》报道著名作家“铁流”（著有中国第一部反映“城中村”农民生存问题的报告文学《支书与他的村庄》）真实的职称故事：12年来天天趴在电脑前备战职称考试，却屡战屡败。计算机和英语，就像是两道高不可逾的门槛，无情地把他挡在副高职称门外，因而占据了他大把的创作时间。但是看着同辈作家大多已经跻身一级作家（正高级职称）行列时，铁流依然只是中级职称――三级作家，心中难有不平。

“同样的例子，让人想起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当年范进连续考了多次，直到54岁才考中一个秀才。但相比之下，范进是幸运的，因为铁流能否跨过计算机和英语这两道门槛，成功获得副高职称，还是个未知数。”《福建日报》对于作家职称并没有完全否定：认为亟待解决的是对职称评定系统的改革、修改和完善，让它能够在对作家起到激励作用的同时，不耽误作家文学创作，耗费过多的时间精力。那样，无疑是本末倒置，失去了职称评定的本来意义。

同样，《北京晚报》也认为关于作家职称评定关键应改变职称评定制度。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基础上再适当增加其他的考核方式，比如实践能力测试的部分，即兴创作文章等，同时也要求评审人更加的公平、公正。

综上，各家媒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作家评职称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作家职称作什么用？

全世界范围内，职称都是某一特定领域内对专业技能水平的客观认证体系。一个领域内从业人员应获得何种等级的职称，通常取决于专业技能水准，当然也会参考从业时间、经验等等从属因素。通过职称大致可以判断其业务能力，以及他可以享受何种工资福利待遇。建立职称体系的另一个目的，是让一个专业团体减少内部摩擦，实现有序合作，不一定所有行业都适合评职称。单就文艺创作而言，给作家评定职称，是表明对其文学创作的肯定，象征身份和荣誉。

但在中国的现状下，职称也代表了社会地位，同时对应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福利待遇。比如评选中青年专家和享受国务院津贴，职称必须副高以上。职称上一个台阶，工资即福利待遇也跟着提升。

综观世界文坛，似乎只有中国大陆文坛有此制度，这与我国特殊的政体、国情是分不开的。

从本质上来讲，评职称要参加行政部门组织的职称考试，是一种行政许可，是人才管理、评价行政化的表现。它直接影响劳动者的资质，没有通过职称考试，就无法获得相应的中、高级职称，由此影响聘任。

在反思中前进的“作家职称”制

古往今来，多少传世名作被我们所钟爱。有多少传世名作是依靠职称写出来的？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职称之说。但是，却没有因为一部书的作者是朝廷官员而成为名著。能够流传开来的恰恰是草根作家书籍。蒲松龄一生多次应试，可是屡屡受挫。正是因为他的草根身份，才有了《聊斋志异》。没有身份的作家，没有名头所指望，他们不能与其他人比名气、比身份，能够比的也只是手中的笔。

恰恰是没有了很多可比性，才让他们的创作少了功名利禄的骚扰，没有了功名利禄的写作，才是真性情的写作，真性情的写作也就有了群众基础。

他们虽然不能像有身份的人那样刻印更多书籍，使用更好纸张，可是他们的书籍却都成了名著。说到这里，还不得不说写出了《西游记》的吴承恩。由于一生贫寒，他的书籍多散落民间，没有一次像样的刻版印刷，却比那些刻版印刷的豪华书籍还有受众。

现代职称体系非常精细，偏偏遇上自古以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个三级作家又怎么会心服口服于跟一个二级作家存在一级差距？即使把此制度放在古代，估计也会有不少文人志士“就范”吧。何况中国人好面子，为了面子不择手段者不计其数，中国文人也不例外。现代的职称考试与岗位的实际要求以及人才的工作能力到底有没有必然关系，比如，当作家的应该由作品说话，与他能不能说英语，会不会计算机，有什么关系？一个能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因为不能通过计算机考试，就不能评高级职称？该不该加入一些文章即兴创作之类的考量？这都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整个文坛需要反思

此次事件中，方方指责T诗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评上高职二级（相当于二级教授）的职称，也不一定有说服力的。以作品本身之外的因素来评定是不靠谱的，一个人的学历水平与写作能力并不一定成正比，低学历的人写出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高学历的人写作才能很平庸，都是常事。

记者职称论文篇5

新闻出版总署课题研究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课题研究指南》，设置了新闻记者职务权利保障研究的课题。这说明国家新闻出版主管机关已经意识到科学界定记者职务权利内涵和外延的重要性。

不能以静态的视角分析记者的职务权利

当前，关于记者职务权利的表述非常混乱。有些学者将记者的职务权利称为新闻报道权；有些学者将记者的职务权利称为采访报道权；还有学者将记者的职务权利简单地称为记者权。其实，记者的职务权利是非常广泛的概念，它既包括积极的权利也包括消极的权利；既包括静态的权利也包括动态的权利；既包括主动的权利也包括被动的权利。

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工业化革命的初期，记者是一群搜集信息并以此为生的人。在工业化革命的中后期，记者不仅扮演社会望者的角色，同时也是工业化社会信息流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记者不仅仅是信息的搜集整理归纳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分析评论者。人们在讨论记者的职务权利时，必须把不同时期记者的内涵和外延区分开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转，记者职务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会发生变化。

在法治社会，记者的职务权利是指记者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享有的法定权利。除了法定的基本权利之外，记者还可以通过合同或者其他的方式获得某些特权。从这个角度来说，记者的职务权利始终处于不断衍生状态，不能以静态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记者的职务权利。

记者的职务权利是一个权利束的概念

不少学者在分析记者职务权利的时候，习惯于把它看做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实际上，记者的职务权利是一个权利束的概念，其中包含大量具体的权利。这些权利中既有民事权利，也有社会权利，甚至还有政治权利。因此，在分析记者职务权利的时候，必须把不同的权利区分开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找到记者职务权利的本质。

不同的权利来源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引起记者职务权利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法律行为非常丰富。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记者职务权利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法律事实是不同的。因此分析记者职务权利时，必须严格区分不同的法律事实，仔细确定权利的法律性质。

笔者认为，记者的职务权利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选择权。它是公民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而自愿让渡或者派生出来的权利。换句话说，记者职务权利来自于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没有公民宪法权利的存在，那么，记者职务权利就不可能产生。少数学者在分析记者权利性质的时候，习惯于把记者的职务权利与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联系起来，认为记者职务的权利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逻辑判断似乎是在提高记者职务权利的法律地位，但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把记者职务权利和公民权利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典型的缘木求鱼。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授权，没有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国家权力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如此，世界绝大多数法治国家在设立或者变更国家机构的时候，都必须通过修改宪法或者制定法律的方式，从公民的手中获得授权。记者职务权利从来都不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这是新闻传播理论的基本常识。在我国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值得讨论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记者长期被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公民的权利既是记者职务权利的母体，同时也是国家权力的母体。正因如此，记者才能够监督国家权力，假如记者的职务权利属于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那么，记者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实际上就变成了国家权力的内部监督，这不仅违背了新闻的基本伦理，而且违背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所以，不要为了强调记者权利的重要性，而把记者的职务权利归于国家权力。

为什么要保障记者的职务权利

新闻记者的职务权利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根本原因就在于社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在原始的农业社会，还是在发达的工业化社会，信息不对称现象无处不在。公众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确保个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必须求助于专门的信息搜集人员，因此，最早的记者与其说是新闻记者，不如说是信息调查员，他们出现在各种聚会场所，采用各种手段搜集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出卖给那些需要的人。这种特殊社会职业群体的出现，不仅可以确保整个社会有序运转，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社会交易的成本，增加社会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知情权。

记者的职务权利最早来自于习惯，因为在记者出现的初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制定专门的法律规范记者的行为。当越来越多的记者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时候，为记者制定专门的法律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社会发展需要保护和规范记者行为的法律规范。专门调整记者职业及其行为的法律文件颁布之后，记者的职务权利就有了非常明确的含义。记者不仅可以采访、调查、报道、评论，而且可以拒绝提供消息来源，拒绝出庭作证，拒绝司法机关搜查，拒绝交出采访资料，总之，记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主体，已经与普通公民区分开来。记者不仅拥有普通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而且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还有许多普通公民所不具有的权利。

之所以把记者的权利称之为职务权利，是因为记者首先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主体。记者在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除了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外，还可以行使记者的职务权利。反过来，如果记者利用自己的职务权利获取个人利益，那么，不仅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而且在道德上是要受到谴责的。多年以前，曾有记者打着采访报道的幌子，到自己女朋友所在的单位进行所谓的采访报道，深入了解女朋友的基本情况，事情暴露之后，遭到所在单位的强烈谴责。

记者不能滥用自己的职务权利，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记者不得在履行职务之外，随意地行使记者的职务权利；第二，记者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也不得利用职务便利。学术界曾经讨论过记者职务犯罪的问题，一些学者认为记者享有特权，可以利用自己的采访报道权获得内部信息，如果记者利用特殊的渠道获得内部信息敲诈勒索，那么，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如果记者利用采访报道的便利获得特殊信息，并且利用职务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就构成职务犯罪，刑法应当为此作出专门的规定。笔者认为，拥有权利就意味着承担责任，当立法机关赋予记者特殊权利的时候，就应当充分考虑记者的法律责任问题。如果记者滥用自己的权利，给国家或者他人造成危害，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网络时代的记者职务权利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记者这一职业面临挑战。部分学者认为，既然互联网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了记者，那么，过去那种以身份为基本特征制定的法律规则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记者之所以享有特权，是因为记者属于稀缺性资源，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那么，记者的特权就不复存在了。笔者认为，并非所有信息的人都是记者，并不是所有能把自己所看到的或者自己所想到的内容在互联网上的人都能被称为合格的记者。

记者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是因为记者所享有的职务权利是一种选择权。记者的权利来自于记者的选择能力，这种选择能力造就了记者的公信力。如果记者缺乏公信力，那么，即使拥有新闻出版机关颁发的记者证，也未必是一个合格的记者。从这个角度来说，笔者主张继续保留记者的职务权利，但是，必须改变当前的管理体制，把从业资格管理，变成从业行为管理。换句话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记者，但是，任何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记者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不管他是有记者证的，还是没有记者证的，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记者的具体职务权利非常丰富。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记者具体职务权利的论述非常有限，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新闻理论研究还处于相对原始阶段，关于记者具体职务权利的表述缺乏基本的假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我国，记者的职务权利正处在剧烈变化之中，记者的许多具体职务权利尚未完全定型，如果仓促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有可能会不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但不管怎样，研究记者的基本职务权利很有必要。因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澄清错误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立法机关在仔细核定记者职务权利的基础上，制定保护记者的法律规范。

早在多年前，笔者就呼吁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和学术界尽快研究记者职务权利的基本理论。因为不明确新闻记者职务权利的内涵和外延，那么，有关保护记者权利的讨论就是纸上谈兵。记者的职务权利不是天赋的权利，也不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记者的职务权利是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公民权利在现代信息社会的自然延伸。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必须以基本法的方式，明确记者的具体职务权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记者的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少数记者打着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幌子滥用自己的职务权利。

记者职称论文篇6

一、“一把手”和“第一书记”之类称谓的由来

“一把手”，按照辞书解释即“同‘第一把手’”之义。这也可以说，“一把手”是“第一把手”省略了“第”字的简称。“（第）一把手”就是在领导班子中居于首位的负责人。

明确把党委书记称为“一把手”，究竟具体始于何时未及详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因而源远流长。比较容易使人联想到的是，它与古典小说《水浒》中水泊梁山108将排坐次有关联，或者有某种历史渊源。而在思想内容上联系比较密切的，应该说，“一把手”的提法，来源于把党委书记说成是“班长”的比喻。1949年3月13日，他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的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与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与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选集》第4卷第1440页）

从党委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职务、职位的设置来看，把党委书记称之为“（第）一把手”，是由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的职务设置和党委成员的地位排序而延续下来的。

据初步考察，“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的职务设置，源于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这是党中央采纳刘少奇向关于“从华北走向全国的思想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在华北局成立时，刘少奇向党中央力荐薄一波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参见胡长水：《薄一波与领袖、战友们》，2007年2月12日《北京日报》，第17版）此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相继成立的各中央局，也先后设置了“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以至“第三书记”的职务、职位，直至撤销中央局的建制为止。

建国以后，地方党委从省、直辖市、自治区到地、县和乡镇各级党委以至党支部，也都设置了“第一书记”（以及“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第四书记”）的职务。甚至还有“第一副书记”、“第二副书记”、“第三副书记”的职务设置。这种党内职务的设置，一直延续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才彻底予以废除。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常常用“第一书记”来指代或称谓党委书记。这里仅就、刘少奇、邓小平有关此类说法列举如下：

有关“第一书记”之类的提法。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的讲话》中在与苏联争吵时把“第一书记”看作是“大官”，他说：“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选集》第5卷第344～345页）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820页）他还说：“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的。”（同上第821页）他还说：“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同上第822页）

刘少奇有关“第一书记”之类的提法。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同志说过，……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党委会的书记、副书记，要善于处理自己与委员之间的关系，要善于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有些同志，把政治挂帅误解为第一书记决定一切，或者某一书记在某一方面决定一切，什么事情都是个人说了算，什么事情都要找他。这样，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损害，党委的集体领导受到损害，党委书记也很难办事。”（《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8页）1962年7月18日，刘少奇在对下放干部的讲话中指出：“在党委里面，要实现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个人包办，不能独断专行。……你们到那里去，不论是做一把手，还是二把手、三把手，都要在这个问题上起作用，在党委内部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党委的真正的集体领导。”（《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55页）

邓小平有关“第一书记”的提法。1962年5月11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层层下放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党委时，指出：“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当‘班长’、‘副班长’。调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当第一书记，也可以当书记或委员。”（《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1页）1975年，邓小平说：“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页）“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同上第36页）1979年11月，邓小平又说：“我们要求一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党支部）的一、二、三把手。”（同上第222页）1980年，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同上第329页）

以上情况表明，“一把手”（以及“二把手”、“三把手”）无论在称谓上还是职务的设置上，都是与“班长”、“第一书记”（以及“第二书记”、“第三书记”）一脉相承的，在实质上几乎是完全相同或相似的。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1）在地方党委内设置“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职务或职位，在历届中都没有作过规定。对地方党委负责人的职务、职位，只有“书记”、“副书记”的规定，而从来没有过关于“第一书记”和“（第）一把手”的设置和规定。这也就是说，在长达40年之久，在地方党委和基层党委设置“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之类的职务，始终是于无据的，也可以说，是有违的。（2）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首次设置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的职务（第一书记为陈云，第二书记为邓颖超，第三书记为）。这也是于无据的。这是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的一项特别举措。（3）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以仅次于的“准则”形式，笼统地使用了“第一书记”的提法，并对其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规定：“在党委内部，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书记和委员不是上下级关系，书记是党的委员会平等的一员。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在分工负责中，书记或第一书记担负着组织党委的活动和处理日常工作的主要责任。不应借口集体领导而降低和抹煞书记或第一书记在党委会中的重要作用。”严格说来，在低于的党内“准则”中对“第一书记”作此规定，也是于无据的。（4）1982后9月，十二大（第六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第十三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作了这样的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第一书记”的职务设置有所规定。（5）1987年11月1日，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程部分条文修正案》，就完全删去了十二大中规定的“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这也就是说，从十三大起，中央纪委也不再设“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第三书记”，而改设书记、副书记了。从此以后，“第一书记”（以及第二、第三书记）的职务设置和提法就成为历史了。

二、当前“一把手”之说大有日益正面化和强固化之势

党的十三大以来，“第一书记”的提法不再使用了。但是，取而代之的所谓“一把手”或“党政一把手”之说，却又大行其道，日益流行开来，而且大有不断被正面化和强固化的趋势。当前，“一把手”的提法已经用得很滥很乱，使得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企事业单位以至党政企事群各种组织的内设机构、职能部门、办事机构的负责人相提并论，混为一谈，不加分析地不适当地都被称为“一把手”。现在所用的“一把手”，有时泛指各级各类组织和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有时主要指党政主要领导人，既包括党的委员会书记及各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也包括政府首长和政府各部门和办事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而使用频率最高的则是，用“党政一把手”来囊括各级党的书记（既包括党的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党委书记，也包括最基层的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与各级行政首长。对此，笔者曾在不同场合的研讨会和不少文章中都陆续提出过质疑，扼要阐明过其非科学性，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认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有关规范性条例、文件中并没有“一把手”的提法，而是用“主要领导人”或“主要负责人”，如新近颁布实施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就是如此。但是，中央正式文件这种科学的规范用语，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我们很多领导干部以至专家学者迄今仍然不厌其烦地使用“一把手”或“党政一把手”，把党委书记当成“一把手”，专门为“一把手”的提法和做法，著书立说者也大有人在。诸如：

200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专门出版了一套大型专书，书名就叫《新时期一把手工作全书》，共四卷。据介绍，本书内容权威、实用性广，编委会由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等10单位党建专家、教授组成。本书不惜工本，以此为重大而广泛的课题最终成果，向全社会各行各业传播党委书记为“一把手”的观念。2002年10月，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杨胜文主编的《怎样当好“一把手”》一书，对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各种所谓“一把手”，展开了系统的“论证”和诠释。文章说：“何谓‘一把手’？‘一把手’是通常说的班长，是班子中的‘帅’，是班子的核心。‘一把手’对领导班子各个成员负有指挥、协调的职权，在领导工作中负有主要责任。”“‘一把手’是‘帅才’”，“而其他班子成员是‘将才’。”“‘一把手’是组织的核心，是一个集体的总指挥官，是一个集体中领导的领导。”（第1页）（说到此，不由得使人想起林立果的“讲用稿”在初稿上竟然写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而“领袖是动力之动力”，其思维方式何其相似！）“副职是‘一把手’的‘助手’，是协助‘一把手’考虑全盘工作而又负责一方面或几个方面具体工作实施的领导者。”“副手是‘一把手’的左膀右臂、亲密战友。”（第72页）

2005年7月，《是与非》杂志第7期有5篇文章是专门关于“一把手”监督和监督“一把手”的。其中有两位专家的文章题目分别为《对“一把手”的监督要抓制度落实》、《强化“一把手”监督是重中之重》。

2005年10月，《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10期发表马灿云题为《对党的书记应规定明确职权》，触及到问题实质。文章指出，“书记”“名义上的‘召集人’，实际上却是‘一把手’，这种状况长期而普遍地存在”，干脆将“一把手”及其权力给予“明确规定”，使之合法化、制度化。

2005年11月8日，编辑出版的《2004年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优秀论文汇编》，其中获得特等奖的《关于对党政“一把手”监督情况的调查与对策研究》（“一把手”监督课题组），内容很好，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又有前瞻性。但由于把党与政的正职并列在一起，把书记称为“一把手”，这就使之无法监督，提法与内容相悖了。我认为，如能把题目改为《关于对党政正职（或党政主要负责人）监督情况的调查与对策研究》，并在行文中也作相应的修改，那会使该文名正言顺，严谨得多。

三、把党委书记当成“一把手”缺乏科学性、合理性

所谓“一把手”、“党政一把手”，与“班长”、“第一书记”，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它们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书记个人在党委内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甚至不受限制的特权。或许用“一把手”这个概念来概括和说明现今党委书记在实际上所扮演的角色，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或者说，这是对现实的“如实反映”。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这只能说是用一个不科学、不合理的概念来“反映”和适应、迁就一种其本身就不合理的现实，而使之“合理化”，更加强化。这种思路是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提高认识，以科学、合理的理论作指导，改变和纠正不合理的现实的改革思路背道而驰的。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大很复杂的哲学方法论问题，远远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只能存而不论。现在，归纳为几点，简要分析一下为什么把党委书记称为“一把手”、党政正职合称为“党政一把手”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第一，混淆委员制与“一长制”，使党的集体领导体制变成“一长制”

大家知道，我们党实行的是严格的委员（会）制或集体领导制、集体负责制，而不是“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在这种制度和体制下，党内的权力必须也只能由党委集体来行使，而绝不能由书记个人来行使，或者说，党的领导只能是党委有组织的集体行为，而绝不能是书记个人的行为。正如早就指出的：“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的领导。党是一个集体，是有组织的。……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他还进一步具体指出：“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书记个人领导。没有经过党委讨论的大事，书记不能随便做决定。”（《选集》下卷，第365、392页）这与“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很不相同，无论如何不应当加以混淆。因为，在“一长制”或行政首长负责制下，首长或正职完全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对重大问题拥有个人最后决定权，因而把行政首长称之为“一把手”还说得过去。把党委书记与行政首长一样视为“一把手”，这无异于使委员制、集体领导体制改变为“一长制”或首长负责制。

同样，作为“一把手”之历史渊源的“班长”之比喻，也不确切，缺乏科学性。班、排、连……作为军事编制，是典型的首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它与军队的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体制不同。在一个班里，班长与战士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并非“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但在党委内，书记与其他委员的关系却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决定重大问题实行一人一票的原则。因此，把书记比喻为“班长”，言外之意，其他委员就成了“战士”。在作这样的比喻时，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而才声明说：“书记与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与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第二，于无据，实际上违章

前面已经指出，历届，除十二大对中央纪委“第一书记”有所规定之外，从来没有关于“第一书记”之类的任何规定，更没有关于所谓“一把手”的规定。就是党的有关条例也没有关于“一把手”的规定。这也就是说，坚持“一把手”的说法和做法，不仅于无据，而且是违章的。在强调学习、落实、执行、维护的今天，无论如何不应该再把党委书记当作“一把手”来对待了。

第三，无原则地突出个人，强化个人集权体制

这样或那样地把党委书记当成“一把手”，其症结主要在于无原则地突出书记个人，使之比常委其他委员高出一头，书记左右一切，导致党内的家长制和等级制的复活，实际上也就是使书记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固化个人集权体制，使党的委员会制、集体领导体制名存实亡，党内民主制度无法建立起来。

第四，书记居高临下，不利于民主集中制的贯彻

执行

如果将党委书记视作“一把手”，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那末必然使本应作为平等成员的其他委员（包括副书记）成为“助手”或陪衬。再加上党组织长期行政化，在行政级别上书记高半格已是通行惯例。这样一来，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就不可能是平等的，作为“一把手”的书记实际上就拥有了最后决定权或主导权。这在根本上就与作为民主集中制决策原则的“一人一票”原则相违背，使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难以建立起来。

第五，使书记成为“一把手”本身必然会削弱党内监督

党内监督与任何其他监督一样，其前提是权力的合理划分。如果没有合理的分权，把权力集于一身，具体说，在党委内一切权力集中于作为书记的“一把手”，或者说，在党委会内部书记的权力高于其他委员的权力，书记拥有最后决定权，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监督。正如一些形象的说法所描述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就没有真理”，“一把手是说一不二，二把手是说二不一，三把手是说三道四，五把手、六把手是只记不说”。这些说法当然并不确切，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把手”现象、“一把手体制”的实际情况，值得反思。

记者职称论文篇7

铁道部运输局又一次被查出官员腐败案件。继原局长光、原副局长苏顺虎因腐败被调查之后，今年7月中旬，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其妻子、铁道部文联副秘书长陈宜涵也在同一天被带走。报道称，调查部门在刘瑞扬住处搜出现金千万和至少9件北京市房产证。

该事件导火索是相关部门调查之前铁道部天价宣传片事件时，发现陈宜涵涉嫌不明款项数额巨大，不符合其所处职位，遂将目标转移到其夫刘瑞扬身上。熟悉刘瑞扬的人士进一步向记者透露，刘瑞扬之前所任职务均为“肥差”，关于其腐败的传言内部早已有之。2008年，曾有人匿名向中纪委检举其在担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利用手中权力在北京动车段工程运营设备的采购中牟取私利。该人士还称刘瑞扬平时胆大，得罪了不少人。对于刘瑞扬夫妇同日“案发”，一位接近铁道部高层的人士对记者称铁道部多年来姻亲和近亲关系相当严重，对夫妻二人共同涉案并不意外。

腐败早有传闻

对于目前从刘瑞扬家中和办公室搜出的这些财物，熟悉市场的人士对记者分析，按市场价折算，累计至少接近5000万。上述熟悉刘瑞扬人士称，刘瑞扬历任职务均实权在握，如此庞大的涉嫌金额不可能是一天两天的累积，对于其腐败，其实内部早有传闻。

刘瑞扬1984年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现大连交通大学)车辆系，历任铁道部运输局装备部货车处副处长、装备部验收处处长、北京铁路局副局长等职，今年4月上调回铁道部，任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对于上述人士所言，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在刘瑞扬曾任职的部门，确有关于他违规操作或腐败的传闻。

湖北省一位投资人士向记者透露，刘瑞扬在2004-2007年任运输局装备部货车处副处长、装备部验收处处长期间，曾与湖北一家涉及铁路自动化业务的公司的高层私交甚好，二人当时被同行称为“铁哥们”。在刘瑞扬的帮助下，该公司顺利拿到铁道部许多项目。

在担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期间，刘瑞扬的“名声”似乎也不太好。据媒体报道，刘瑞扬在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期间主要负责北京动车段建设。熟悉当时情况的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北京动车段在整个规划中地位重要，采购量很大，而刘瑞扬正好手握采购实权。

在光和苏顺虎之后，刘瑞扬已是铁道部运输局落马的第三名官员。据记者了解，铁道部运输局是铁道部的下属司局之一。2000年，铁道部将原来的车辆局、电务局、工务局、机务局和运输局五个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统称运输局。合并后的运输局由装备部、基础部、客运专线技术部、土地管理部组成。其中装备部负责和铁路设备有关的绝大部分业务。“7·23”事故后，铁道部运输局进行拆分，新设立的机务部、车辆部、供电部实际由原运输局的“装备部”拆分而来。

一名曾在运输局任职的知情人士对记者称，运输局实权在握，整个铁道部大半核心权利都集中在运输局，因而容易滋生腐败。“压项目，把项目给自己的外包公司，再吃回扣。基本上运输局腐败官员都是这样一个套路。利益巨大又权力集中，所以不但容易出贪官，一出还都是巨贪。”知情人士称。

人事“近亲繁殖”增加反腐难度

“夫妇同日双双被带走，这实在让人意外。但对于常年‘近亲繁殖’的铁道部来说这又不意外。”上述接近铁道部高层人士如此评论刘瑞扬夫妇事件。由于铁路系统的封闭性，常年来，“任人唯亲”这一弊端饱受诟病。业内人士称，在铁路系统，若某个“家族”有一人身居要职，则“全家”皆受益。

最先落马的原铁道部长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任职期间，大量提拔亲戚任职铁路系统。其弟刘志祥数年内从一个普通的铁道工人做到了火车司机、人事干部、纪委书记、副站长，直至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汉口火车站站长。

“7·23”动车事故后，网友在网络上晒出了铁路系统部分要职人员“家谱”，直指铁道部内部裙带关系严重。“不仅是亲戚，往往官员间还存在五花八门的裙带关系。这些都让整个人事系统存在着盘根错节、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上述接近铁道部人士称。

新部长盛光祖上任后，为努力改善铁道部公共形象，无论是在管理还是改革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努力。在去年底的电视电话会议上，他强调要推进政企分开，加大反腐力度。铁道部的反腐再一次被摆在显要位置。

记者职称论文篇8

关键词：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现状剖析，改进策略，成人学习

 

近年来，随着对外交流程度的不断加深，作为国际的交际手段的英语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科技论文，成人学习。为此，我国各企事业单位都强调了外语的重要性。在我国，除了全国人事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职称考试外，还有各行各业的职称外语考试。中石油职称英语是中石油系统内部组织的一种职称英语考试。本文将从培训现状和改进策略两个方面来对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进行阐述。

一、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现状剖析

（一）成人学员学习职称英语存在的问题

1．学员个体的差异造成英语学习基础的薄弱

首先是年龄结构分布的差异。石油职称培训对年龄没有作严格的限制，因此学员的年龄分布就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根据我们在2009年对56名学员的问卷调查， 30岁以下的有10人，占总人数的约18%；31—40岁的有32人，占57%；41—50岁的有11人，约占20%；50岁以上的有3人，占5%。可以说31—40岁的这部分人是培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学历结构分布的差异。从调查的结果（按第一学历）来看：具有中专学历的占9%，具有大专的占36%，具有本科的占55%。这就反映出他们受教育程度的悬殊性和英语基础的参差不齐。特别注意的是绝大部分学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很小或者甚至没有使用到英语，原有的英语基础因毕业工作多年而淡忘了。最后是职称构成分布的差异。参加职称培训的学员中，已获得初级而报考中级的有25人；已获得中级，想晋升高级的有31人。由此看来，学员个体的差异造就了他们的英语学习起点的不同。

2．成人学习英语的不利因素

第一，单纯的机械性记忆差。科技论文，成人学习。成人学习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中石油职称考试中心

所指定教材上的词汇和其他知识点，很难记住，出现了机械性的记忆减退。第二，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的固定性。成人随着工作和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学习习惯都已成定型了。科技论文，成人学习。在这个时期（平常很少使用英语，而现在要报考职称考试），自然而然地受到汉语的思维方式去学习。第三，学习压力大，畏难情绪严重。成人学员由于成家立业，既有工作又有家庭，扮演了很多不同的社会角色，尤其是业余上课，没有充足的时间用来学习，感觉压力大。与此同时，毕业多年，对英语的生疏，面对学习方面的问题，出现了严重的畏难情绪。

(二）培训教师的教学现状存在的问题

1．培训学员的教学形式分散、时间周期短

职称培训实行学员“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为原则的办学形式，考虑到学员的实际情况，教学形式采取的是业余时间的教学。以我校为例，我们安排每周一、三、五晚和周六全天。这样的安排既要考虑学员的工作时间，又要考虑绝大多数学员的培训时间,但还是不能保证每个学员都能来上课，因为有的要上夜班和周末班。学员如遇到缺课，就很难理解文章。

2．培训教学方法、手段单一

目前职称英语培训采取的是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在课堂上，老师一句一句地指出每篇课文中的疑难单词和短语，并解释出它们的意思，如遇到学员难懂的语法现象，详细地讲解，并举出例子，阐明其用法，分析文中的句子结构，然后把整句翻译出来，学员被动地接受译文。这样做，虽迎合了学员的要求，但缺乏语篇分析，加之，缺乏对阅读方法的指导，不利于对文章的整体理解。课堂教学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学员与老师之间缺乏足够的互动，学员处于被动地位。在教学手段上，课堂上仍然使用的是粉笔、教科书、备课本和黑板，多媒体教学手段还未普及推广使用。课后，学员只靠教科书、笔记和字典，学习方法也单一。而且，各油田职称教学单位独自为阵，缺乏相互沟通和联系。这些都不利于极大地提高学员的学习质量和效率。

3．培训教师的教学压力大

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成人学员个体的差异性，导致了英语知识的参差不齐，语言能力和掌握程度不均衡，对培训教学的讲解和进度要求不同。这些学员被安排在同班上课，培训老师难以考虑到每个学员的个体差异和实际需求，只能采取折衷的方法。其次，摘要求老师划重点和押题。科技论文，成人学习。所有这一切无形之中都给培训老师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二、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改进的几点策略

（一）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提高学员学习英语的兴趣

积极地利用现代的教育技术手段，更新传统的教学手段，使用多媒体和网络来进行教学，如幻灯，PowerPoint，CAT教学软件，建立网上学习讨论区，如BBS，把课文讲解制作成多媒体教学课件，并配有文字、声音、图片、动漫。允许学员下载课件，有助于解决缺课学员的学习。多媒体教学可使单调的传统教学变得生动活泼有趣，增强学员的记忆力。网络教学可解决部分学员工作繁忙与学习、培训之间的矛盾，使得学员的学习时间更加具有灵活性，满足不同背景的学员的学习需求，调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大大地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二) 加强语篇分析，提高对文章的理解

1．课文教学与背景知识相结合

我们知道背景知识的了解程度会直接影响到阅读的效率，可以说背景知识和语言知识在理解文章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介绍背景知识除了有助于加深对文章的正确理解外，还有助于学员开阔视野，扩大对国外文化的了解，丰富他们已有的知识。背景知识的介绍，有助于语篇分析教学。在课文教学前，培训教师要了解与教材的文章有关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知识。在作课文的讲解前，给学员提问，或使用与课文有关的文字，图片，录音，网络等来介绍背景知识，渐渐地过渡到正式的课文教学。比如，2007年版的中石油职称英语《通用英语选读》第一课，文章关于的是胡主席在俄罗斯的彼得格勒的讲话，标题是： President Hu Urges Efforts to EnsureGlobal Energy Security.（胡锦涛主席敦促国际社会协同努力保障全球能源安全）。讲这一课时，先向学员提问：(1). 圣彼得堡在世界的具体位置在哪里？(2).文中提到的G8是指的哪些国家？(3).全球能源指哪些？随后，可请学员来作答，然后，教师用多媒体展示出来。科技论文，成人学习。

2．加强语篇分析，提高学员的阅读理解能力

加强语篇分析，就是要以语篇为起点来进行分析。根据系统功能语法，结合职称英语的课文，我们按照语篇—-段落—-词语的模式来进行语篇分析。首先，在学员读完文章的标题后，让他们预测出语篇的主要讲什么内容（即文章的大意）和文体特点，是记叙、议论、说明、还是新闻、或评论。然后让学员通读全文，发现文章的语篇布局的结构框架，文章的主位---述位组织发展的形式。紧接着老师分析段落之间、句子之间的衔接手段，如照应、省略、连接、替代等。最后，通过语篇语景，分析重点词、难词和短语的语义，感情色彩，句子中是否有语法隐喻等。语篇分析是按照语义从上到下，由宏观结构分析到微观结构分析，有助于学员把握整篇文章的理解能力。

3．指导并讲解一些实用的阅读方法

在职称英语的培训过程中，给学员讲解一些阅读方法，是非常有助于他们正确地阅读和理解文章的语篇含义、要点，写作者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可从三方面来进行指导：（1）运用速读，寻找出文章的中心大意，了解文章关键词，及一个意群，这非常有助于提高阅读速度和理解。如：/The book stolen yesterday /was given back to thestudent, Wei Fang, /by the teacher, Miss Wang.

（三）强化学员的翻译能力方面的培训

中石油职称英语与全国人事部的职称英语相比，在试题中多了一道翻译题，占全卷的20%。这20分，能反映出学员的英语基础和翻译能力，也就决定了得分的高低。为此，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培训。我们可以按照翻译的三步曲来进行：首先是理解，理解是基础，是正确翻译表达的前提。科技论文，成人学习。培训学员根据语境和上下文，正确理解词义、句子和篇章。其次是表达，要注意正确地选择汉语的词汇、感情色彩、所指含义等，根据原文（英语）的内容，特点，忠实地再现出来。比如：Many people think he is one of the most ambitiouspoliticians of our times.(很多人认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野心的政治家之一。)在此，ambitious翻译成“有野心的”,能符合原文所表达的褒贬色彩。最后是校核，看译文是否恰当地反映出原文的意思，作者的立场等。如有错误，应当改正。需要说明的是中石油职称英语试卷中的翻译部分来源于所指定的教材，但试卷上的英文，有几处改动，更要注意理解和翻译。

(四)提倡分类编班培训教学

几十名学员在同一班上课，培训教师很难把握住每个学员的需求。要满足每个人的学习要求，就需要根据学员的英语基础，进度快慢要求，来对他们进行适当的分类编班，对其进行更有针对性地培训，满足他们个体的学习需求，有助于减轻培训教师教学的心理压力。

（五）加强各大油田教学单位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

各大油田的职称英语培训，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当然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更应加强各大油田教学单位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互联网，把培训课老师组织起来，共同编写讲稿，制作精品的教学课件，扩大教学手段，实行资源共享，相互给跨油田的学员进行辅导和答疑，也允许学员之间进行互相沟通与交流。实行跨油田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教师之间取长补短，教师与学员之间的互动，学员之间的感情共鸣，有助于减少培训教师和学员的心里压力，大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三、结束语

总之，从职称英语培训教学现状方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中石油职称英语培训教学中所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面对问题，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思考并探讨出一些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改进策略，建立起一套更适合于成人石油职称英语教学体系，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既能让学员在英语学习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又能在职称考试中取得理想的成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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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考试中心组编.通用英语选读【M】.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9.

记者职称论文篇9

行外对记者职业的羡慕、向往及其原因

职业光环：“无冕之王”，工作时间自由、社会地位高。作为“守望者”的新闻记者，在西方社会里享有“无冕之王”的美誉。而智联招聘调查结果也显示：职场人士看重记者职业的两大优点为“见识世界的机会多”和“富有挑战性”。很多职场人同意记者是“无冕之王”的说法。面对“如果重选事业，是否会选择做记者”这样的问题，超过七成的职场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原因是记者这个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世界，很有挑战性。由此可见，工作时间自由、社会地位高成为记者这一职业最耀眼的光环。

职业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个职业吸引着很多人，因为它有其他职业没有的特殊性。《时代》周刊驻华记者汉娜・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美国，职业记者常常比较理想主义。他们的目标就是寻求真相。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可以为穷苦人说话。”的确，做记者可以生活在浪尖上，可以成为历史见证人，还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个职业可以充分实现人生价值。而这些特质也同样吸引着国内的记者，中国媒体界的活跃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怀有新闻热情的人在推动。

行内对记者职业的困惑、怀疑及其原因

职业状态：“新闻民工”、弱势群体。1.新闻民工：压力大、薪酬低、社会地位低。调查显示：15%的记者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88%的记者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绝大多数记者都觉得“压力大”。相当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在发稿量、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连环考核中沦为“弱者”，甚至是抑郁症患者。如此繁忙、压力大且不规律的职业却并未给记者带来可观的薪酬。总体而言，国内媒体从业人员的待遇一般。调查显示，北京主流媒体记者、编辑的月收入在3000～5000元之间，普通媒体的记者、编辑的月收入通常在2000～3000元。因此很多记者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怀疑，薪酬以及社会地位的偏低甚至使很多记者戏称自己为“新闻民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展江在《把知识产权还给“亚民工”研究生》一文中曾说，“新闻民工”是指一些被聘用的记者，按稿计酬而不能享有编制内同仁的福利。展江教授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我认为“新闻民工”还是新闻传媒业内自认为处于弱势的从业者的自称。的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闻记者自身也属于弱势群体。2.弱势群体：职业危险系数高、职业保障不健全。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讲，仍然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天职时刻提醒他们站到弱势一边去谨慎地注视权力世界，而当他们真正发出质疑的吼声时，却可能被失控的权力之手捏住喉咙。在危险职业排行榜中，记者成为仅次于警察和矿工的第三大危险职业。这种现实让每一个从业者深深地忧虑。和“高危”职业不相称的是，有24%的记者称自己几乎没有任何职业保障。有的记者称自己所供职的单位与自己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少记者称自己所供职的单位没有为自己上“三险”，许多记者认为最需要获得的是社会的支持和法律的支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严肃地指出：“在一个饥肠辘辘的中国商业化媒体环境里，中国的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为生活奔波劳碌的人”、“中国的下一代新闻记者正在变成新闻民工，连一些基本的权利都缺乏”。①新闻工作人员体制外化逐渐成为发展趋势。赵世龙在《调查中国――新闻背后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述：“体制外新出现的我们被命名为‘流浪记者’，在流浪中寻觅着理想。比起在编者，我们难以获得公平的用人、提升机会，每一步的前进都要付出比体制内的同行多很多的代价。我们过着没有户口、没有工作档案、没有固定住所的‘三无记者’生活。”

职业困惑：理想和现实矛盾中的摇摆。2003年，翟明磊等《南方周末》的同仁集体辞职，“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的宣言充满了“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他们坚称自己是一群理想主义者，新闻是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动摇的。2005年夏天，许知远及部分“比较谈得来”的同事因为感到所处的环境从“一个理想国蜕变成了一个中国式的宫廷”，从《经济观察报》辞职，再次引起了新闻界的震动。

新闻是一个需要激情、热情和理想的工作，但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有距离的。新闻怪杰迈克・华莱士曾经说过：“什么叫新闻?政治上的婆婆妈妈和家庭中的吵架拌嘴叫新闻吗?我们的社会有这么多问题摆在前面，但我们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只把双眼盯在白宫的胸脯和好莱坞的屁股上，这不仅是渎职，而且是可耻的逃避行为!”这段话形象地概括出社会现实与新闻理想的冲突。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记者都有崇高的新闻理想，但至少作为一个合格的记者，他应该有职业精神，即认真、有正义感以及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但是，现实却是这个行业颇为浮躁，门槛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闻从业人员整体职业素质不高。再加上新闻体制的不完善，新闻理想在现实面前退到了次要位置。这种理想和现实矛盾中的摇摆也构成了记者们最重要的职业困惑。

当代记者职业状况改善的办法

综上所述，记者的职业状况的确不容乐观。应该怎样改善记者的职业状况呢?笔者认为，也应该从行外和行内两方面着手。从行外而言，应该降低记者职业的危险系数，为记者营造一个更好的体制和工作环境；从行内而言，记者应该正确看待新闻理想，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人生价值和职业使命。

保护记者――以行政和法律手段降低记者的职业危险系数。毫无疑问，保障记者的舆论监督权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通过法律手段、相关法规对记者的正当权益加以保护是当务之急。尽管目前全国还没有一部这样统一的法律，但是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和提出内部工作要求等方式，加大了对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自由报道权利保护的力度。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新疆伊宁市也了《关于不得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对新闻采访实行首问负责制，面对记者不得“无可奉告”，“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配合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新闻采访，更不得出现辱骂、推搡记者及没收、损坏采访器材等不文明的过激行为”。

这些要求、规定、条例对新闻采访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保护措施仅仅是地方的或行业的。因此，解决对新闻采访权保护的根本问题还在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使记者的新闻采访权真正有法可依。

让理想照进现实――正确看待新闻理想，摆正从业心态。1934年，成舍我创办的报纸对南京当局的丑闻时时曝光，惹恼了主政的，他派人找到成舍我，威胁道：“一个新闻记者，要和一个行政院长碰，结果无疑是头破血流。”成舍我不为所惧，回敬道：“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②成舍我的铮铮之词，饱含了新闻记者的自豪感，也彰显了他伟大的新闻理想。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作为美国新式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普利策坚持报纸的社会责任理念并力图把新闻业引向专业化道路，但是正像美国学者不莱耶和莫特所描述的那样――“半边脸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半边脸是肌肉抽搐的魔鬼”――普利策的新闻理想与实践充满了矛盾。最集中和最尖锐地体现在他的理想价值与现实利益的冲突上――为获取利润，大量刊登人情味新闻和煽情新闻乃至黄色新闻以吸引读者，他甚至因此被贬低者称为“黄色新闻之父”。普利策在新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取舍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

抱着过度精英和过度庸俗的心态看待记者这个职业都是不现实的，完全没有新闻理想和非要把理想与现实等同的态度对我们新闻业的整体发展都是不利的。其实在泛政治泛商业的时代，有些事实并非不能去报道，而在于你报道的方式和角度；一些东西也并非了然无趣，而在于你的叙事方式。新闻理想就是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去追求第一时间报道事实，去追求报道事实的权利，通过这种追求来逐渐影响我们所能影响到的人或事，乃至社会环境。正确看待新闻理想，正视我们的社会现实和人性弱点，摆正从业心态，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新闻记者的人生价值和职业使命。

通过详细分析记者职业的“围城”现象，我们对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了解：当前的制度和法律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规定并不完善，媒体发展的成熟程度也处于初级阶段，导致记者这个职业的不成熟。只有健全的法律手段与良好的从业心态，才能改善当代记者的职业状况。

注 释：

①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②杨芳：《成舍我：我要说话》，《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30日。

记者职称论文篇10

新闻界使用职业化概念,一般会包括几个层面的意义:一是指某些人在社会中专门从事新闻报道活动,并以此作为主要生活来源,这与教师以教授学生为职业并以此谋生、医生治病救人并以此谋生相似。二是指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员,具有专业的新闻知识与技能,并通过这些专业素质得以成为其他人群不可替代者。三是职业化的新闻人,应该具有新闻职业所必须具有的意识、习惯、文化、道德、操守等等符合社会对于这个特定职业要求的特性。例如恪守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原则、不以报道谋私、新闻报道的传播质量要达到受众所期待的标准――例如时效性、信息量、媒介工具使用、传播效果等等。

新闻人职业化的形成,是伴随着新闻事业和新闻媒介技术的进步而形成的,也是社会对新闻职业活动提出的新要求所致,是新闻职业群体不断适应社会要求的过程。

【喉舌】喉舌,在生理学上的原意,不用多解释,在社会语义的层面上,约定俗成的意思是说话和表达。喉舌在新闻领域的运用,普遍理解为代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者集团通过新闻媒体及媒体人员信息和表达看法,并且力求让这些信息和看法成为受众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力求贯彻到他们的价值选择行动当中去。在传统的无产阶级理论中关于“宣传鼓动”的概念使用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喉舌就是“宣传鼓动”的通俗形象的表达。

喉舌的概念,虽然通常是指新闻媒体的性质和传播的方式,但在一定的语境之下,也可以专指媒体人员的性质和传播的方式。例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新闻媒体是”。“党报记者是”。当然,也有媒体是群众的喉舌百姓的喉舌的说法。但在新闻界,喉舌似乎更多的是指体现新闻媒体的所有者的意见和倾向,也就是体现话语权的执行者的角色,而并非原创者的角色。

朱基1998年给中央电视台的题词是:“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如果从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的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来看,把“喉舌”和群众结合起来,把新闻媒体定位于“群众喉舌”,也是恰如其分的。

【无冕之王】无冕之王和喉舌一样,同属于比喻。比喻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和记忆,但是其内涵和外延往往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无冕之王现在成为新闻记者的专有代称名词了。

为什么全世界都公认为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和记者的职业性质有密切的关系。按照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新闻记者是一种社会权利的体现者,这种权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语权”,不是絮絮的私语,而是代表公众的表达。记者有传递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极大权利,而又没有行政官职意义上的名分和权力,因此就被视为无冕之王。

在有的情况下,无冕之王甚至可以决定有冕之王的命运。例如美国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引发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在中国,对于记者是无冕之王一直是有明显体现的,特别表现在权威媒体记者的典型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两个方面。由于批评报道的威慑作用,社会上还流传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这也是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民间描述。

【社区记者】社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名词,原意是指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的社会区域。目前媒体使用的社区概念和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不尽相同。媒体使用的社区概念,一般是指城市里的某些大型住宅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里的大型住宅社区逐渐增加,社区的人口集中、设施齐全,根据不同的居民成分,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构成一个小型的社会。既然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当然会受到媒体的关注,社区居民也有自己相应的信息消费的需求,例如喜欢看什么电视频道、喜欢订阅什么报纸等等。针对社区的文化和新闻信息需要,许多媒体开辟了社区专版、频道等等,特别是面向市场的报纸和都市频道,更是依托于社区提供服务,推销自己的新闻产品。在这种背景之下,专门针对社区从事采访报道的记者也就应运而生。

社区记者基本属于社会生活类记者,贴近和反映社区居民的生活,但社区记者并不仅仅为某社区服务,也同时向社区之外的受众传递城市社区的各种信息,例如治安信息、就业信息、消费信息、房产信息等等。社区记者一般出现在较大的城市和较大的媒体。

【战地记者】战地记者,顾名思义就是在战争地带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名词。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战地记者,例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在古巴、印度等担任战地记者,采写了大量战争报道。著名作家海明威,也曾是战地记者,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

战地记者与普通记者在职业上具有共同性,就是采访报道新闻,但也有鲜明的特点。战地记者是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采访报道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工作环境艰苦、危险、困难和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对于记者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常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专业素质,例如责任感、新闻敏感、采访技巧、写作方法、行动和通讯能力等等。二是战场所需要的军事化的素质,例如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对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透彻理解和把握。

战地记者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的,无论擅长从事什么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旦进入战争的实地报道领域,就自然成为战地记者。根据目前的情况变化,大的世界性战争并未发生,但局部战争、冲突、骚乱时有出现,新闻记者经常会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也具有与战地记者相仿的工作性质和职业要求。

【职业记者】职业记者是以新闻采访报道为职业的新闻记者,相对于业余采访新闻报道的人而言。职业记者有很悠久的历史,是为了适应早期报纸出版的正规化、定期化的要求而产生的。报纸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相关工作的人员,以及由这些专门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

职业记者所需的新闻工作素质和技术,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后来由于新闻媒体的增加,记者队伍的扩大,又产生了专门的大学新闻专业教育,培养职业记者。但是,由于新闻报道对于社会阅历和实践的特殊要求,媒体仍然是培养记者的主要阵地。

在发展中,职业记者也由开始的综合记者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出现了专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等各个专业方向的记者。在不同传播介质的媒体,还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电视媒体的摄像、主持、播音等等。

【通讯员】通讯员一般是指新闻媒体专门组织起来的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和报道的人士。通讯员根据媒体的性质分布在一定的领域,例如《健康报》的通讯员主要分布在医疗系统。通讯员的称谓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媒体,会有所变化。例如,都市类报纸和频道一般将提供信息的人称为“报料人”或者“新闻线人”。而机关报性质的媒体,则一直沿用通讯员的称谓。

市场类媒体的报料人和机关报通讯员的来源,也有所不同,市场类媒体的报料人一般分散在社会读者当中,而机关报的通讯员则主要分布在各地的宣传机关和媒体。市场类媒体一般根据报料人提供的信息的新闻价值给予经济报酬,而机关报性质的媒体一般不采用有偿服务方式,而是作为各级宣传机关的一项日常工作。

通讯员一般会更多地参与到新闻的采访写作过程,而报料人一般不会参与采访写作过程。在提供的信息类型方面,报料人和通讯员也有很大的不同,报料人一般是根据市场类媒体的要求,提供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具有可读性和为大众关注的信息。而机关报的通讯员则根据媒体的要求,提供反映当地党政机关中心工作及典型经验和人物事件的信息。

【卧底记者】卧底本来是一个罪案侦查中的术语。记者卧底采访是指为了某种特定的采访任务,记者参与到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活动中去,暗中搜集新闻素材用于公开报道的一种新闻采访工作状态。

在新闻媒体,并没有固定的卧底记者职位,一般被视为一种采访状态和方式。卧底记者出现的原因在于,在某些敏感新闻当中,如果记者以公开身份进行采访,会受到当事人的拒绝,甚至会发生危险。为了获取某些关键证据,记者就采用改变身份的方式进行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

目前,卧底采访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常用的办法,央视《经济半小时》曾经报道过记者卧底配合公安部门侦破重大“花边假币”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卧底揭露南宁传销内幕、亲历千人聚餐壮观场面等等。

【新闻民工】新闻民工是借用民工一词,形容某些记者的生存和工作状态的调侃性用语。随着近年来媒体的发展,对于新闻工作者的需求急剧增加,加之媒体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一般都采用全员聘用制的方式招聘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有别于传统体制的“铁饭碗”、“终身制”,以增强活力。但是,由于有些媒体用人制度不完善,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劳动保障做得不够好,使得一部分新闻工作者感到缺乏有力的保障和安全感,就借用早已存在的民工一词,冠以新闻二字,组合成新闻民工一词,在网上和私下表达某种忧虑。

【新闻线人】新闻线人,又称眼线,最早是都市类报纸借鉴罪案侦探线人而对以隐蔽形式提供新闻线索的人士的称谓。其基本职能与通讯员有共同之处,主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承担与媒体的信息沟通作用,但是更强调隐蔽性。

目前,一般市场类媒体愿意在一些新闻高发领域和机构里设置新闻线人,以及时获取新闻线索。新闻线人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提供新闻线索,这是与通讯员的不同之处。有的媒体将新闻线人称之为“信息员”、“情报员”等等,其实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其实质:公开还是隐蔽、提供信息的出发点、获取报酬渠道。目前,已经出现新闻线人职业化的趋势。

【职业报料者】报料是一个娱乐新闻常用的名词。通常是指有人将名人的行踪和奇闻异事等等披露出来,进行炒作,引起轰动效应。职业报料者,也是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有专门的人士来提供新闻线索,并以此为职业,从媒体获取报酬。职业报料者的活动往往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可能有一个组织在搜集一定范围的新闻线索,以弥补新闻媒体新闻触角的狭隘。因为新闻线索大量地存在于民间,只要有人有意识地打听和搜集,即使不是职业新闻记者,也有可能获取到有价值的线索或者信息。

现在,很多媒体都开通了“热线电话”等等信息平台,而且依托这类信息平台以及私人关系逐步形成了一个报料者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也逐渐熟悉了相关媒体的新闻信息需求,加之可以从媒体获取报酬,这种在媒体市场化背景之下双方的利益需要,就有力地助推了职业报料者的产生。一些职业报料者往往周旋于不同的媒体之间,持所谓的“猛料”待价而沽。

【讲故事】讲故事,一般是指增强新闻报道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也就是在新闻事实当中尽量发掘其故事性因素,以此吸引受众。讲故事也叫故事化,最早是市场类报纸为了提升媒体的可读性和市场效应而创的,后来逐步被新闻界所接受。大学新闻教育在坚持比较严肃的新闻采写传统的同时,也对讲故事一类比较生动形象的新闻表现方式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讲故事的新闻,比较多地体现在社会新闻当中,由于社会新闻本身所具有的情节离奇、易传易记、生动形象等等因素,使得社会新闻天然就具有故事性。这种故事性新闻,被早期的都市报发现,并大力突出,采用新闻追踪等等接近章回小说的形式,使得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为增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毋庸讳言,新闻报道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有走偏方向的趋势,一些媒体和记者,为了突出故事性,任意扭曲新闻事实的真相,有的更是直接制造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假新闻。例如子虚乌有的某某明星结婚、巨蟒吞噬士兵等等。这些杜撰的消息,故事性一般都比较强,但是新闻的真实性完全丧失了。

【新闻敏感】新闻敏感一般是指对于新闻事实的感知度和敏感性。由于新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必须经过人的意识的感知和判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材料,从人的心理规律来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后天的教育和习惯,包括专业素养。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新闻敏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敏感,就像医生对于疾病的敏感、警察对于犯罪的敏感、厨师对于口味的敏感一样。新闻敏感对于不同的媒体记者和不同国家的媒体记者又是存在差异的。例如青年报和老年报、机关报和市场报的记者的新闻敏感、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有所不同的。

新闻敏感除了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基本认知本能之外,主要来源于学习和实践。接受新闻专业知识的教育,在新闻媒体从事新闻实践,是增强新闻敏感的主要途径。近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闻实践的重要性,倾向于认为新闻敏感,更多地是从新闻实践当中得来,而不是从书本和黑板上得来。

【细节】细节一般是指事物貌似琐细而事关重大、虽非恢弘显著却形象生动,一旦描摹表现出来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部分。在文学创作中,细节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在新闻报道当中,由于新闻的基本表述特点是简洁明了,细节的地位似乎就不如在文学中高。不过,除了简单的依靠概述即可表达清楚的消息体裁之外,细节对于新闻叙事的可读性、形象性、生动性等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各国新闻界,在报道较为细致或者复杂的新闻之时,普遍会将新闻事实的细节充分地展现出来,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就要求在新闻的形象和现场等方面,画龙点睛地表现其细节。例如,报道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恐怕没有比利用飞机撞毁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一瞬间腾起火光的现场细节更具有表现力的了,有的媒体在电视和文字报道中,突出了当时在现场的民众惊恐的眼神和夺路狂奔的现场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新闻细节,9・11事件的报道肯定会减弱效果。

【职业责任】职业责任一般是指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士,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就是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比如教师要承担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业责任,医生要承担救死扶伤的职业责任,警察要承担执行法律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管理者――官员,国家还专门制定了“问责制”,即追究失职的责任人。

职业责任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来说,具有行业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对其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和表达的观点负有相应的责任。业界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有一些明确要求,例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实行舆论监督,报道新闻和发表言论要对国家和公众负责,及时传递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信息,反馈公众对于法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其中包括违反新闻纪律和新闻基本原则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

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做出规定,今后凡是报道假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媒体,总编辑要向公众做检讨。新闻媒体人员的职业责任,和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吻合的,只不过更强调个人的自律和道德因素。

【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一般指从业人员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包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以及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职业道德通常表现为观念、习惯、信念等自律或者软性制约,而非强制性规范。由于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就产生了不同的职业规范和要求,例如教师不能误人子弟、医生不能见死不救、警察不能徇私枉法等等。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将制约规范的重点放在:必须忠实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能出于各种目的杜撰假新闻。不能利用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新闻信息的便利条件谋取私利,例如山西矿难死人事件中,有记者领“封口费”,“有偿不闻”,受到公众和社会的严厉批评。在当前社会风气受到钱权交易侵蚀的背景之下,在新闻活动中坚持高尚的职业道德就显得更加必要。

【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应该是表达某种状态和情景下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人文”的概念一般认为来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由于翻译的关系,“人文”的定义具有一定的漂移性,它与“人道”、“人文主义”、“人文思想”有近似的意思。基本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民本”思想相当。特别是在新闻界,一般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理解,如果用中国风格的语言来表述,可以理解为 “以人为本”。

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职业行为的思想指南。一方面,这是由于当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也由于新闻传播的宗旨和终极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关心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最新的生存变化,提供最新的事实和环境变动的信息,并以此改善人的处境和命运。所以,人文关怀正在成为新闻界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虽然其表述方式和较早的提法“为人民服务”等等有所不同,具有某种时尚性,但其中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红包】送红包本来是中国民间馈赠的一种,一般出现在婚丧嫁娶等礼节活动,后来又为商界所用,作为物质待遇和报酬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当今新闻人眼中,红包的概念,传递的意义与以上有所不同,主要是指的当事人或者当事组织机构为了宣传报道自己,为自己评功摆好,或者避免宣传报道自己,为自己隐瞒缺陷,而赠送给新闻媒体相关人员的财物。红包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是一种腐蚀剂,它扭曲了新闻的本来面貌,败坏了记者队伍的风气,值得新闻界警惕。

【封口费】封口费即被新闻媒体批评揭露的当事人,在一定阶段,比如事先、事中、事后给报道者提供的堵塞负面报道的红包或各种利益输送。封口费的确存在于现今的新闻报道活动当中。

对于封口费的认定,在法律上和道德上还存在一些模糊地带,例如有些当事人或者企业机构,并非直接给予红包,而是变相地采取提供广告或者其他物品和服务等方式,比较隐蔽,但其中的动机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了让记者“有偿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