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理论范文10篇

公平理论范文篇1

【论文摘要】公平理论是员工的投入和他获得的报酬相比较，员工在心理上对这种比较的结果加以判断，从而在心理上产生的公平的感觉，它既包括员工与他人的比较，也包括员工现在与过去的比较，在一个公平环境下，可以激励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本文首先通过国外最著名的公平理论一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的分析，并就相关方面即公平理论的内部、外部、员工个人等三种表现形式以及员工个人在工作中的投入和工作中得到的结果进行了讨论，进而阐明公平理论构建的重要意义，提出有效的薪酬管理应当满足公平要求。

现实中，富有趣味的挑战性的工作和高收人是员工评价工作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弄清员工心目中的”高收人”的含义，并建立有效的薪酬管理机制，将有利于组织实现战略目标。

所谓的”高收人”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在每个员工心目中有不同的标准，但归根结底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令员工满意的收人”。在薪酬管理系统中，如何掌握“满意”这个度是最核心的问题。

应用斯达西·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可以说明与解决薪酬管理中的’.满意度”问题。公平理论认为，在组织中工作的员工都希望自己被公平地对待。仁月这里的’，公平”是指员工对自己在工作中的投人与从工作中得到的结果两者之间要达到平衡。员工的投人包括教育、工作经验、特点技能、努力程度和花费的时间。员工得到的结果包括薪酬、福利、成就感、认同感、工作的挑战性、工作的名声以及其他形式的报酬。一个员工通过估算自己的收益与投人比率，以及与别人的这一比率的比较，来确定自己是否被公平地对待。

在公平理论中，员工所选择的与自己进行比较的”参照对象“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可具体细分为三种参照类型，也可称为三种”公平”:一种是外部公平，指的是其他组织中与自己类同的职位或岗位的薪酬收入与自己的收人是大致相同的。第二种是内部公平，指的是在同一个组织内部相同的职位具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工资。第三种是员工个人公平，指的是同一个组织内部相同职位的员工因勤绩不同而产生的薪酬差别。

有效的薪酬体系应当满足公平要求。薪酬体系具体分析如下:

一、薪酬水平的确定及策略

外部公平要求单位内部的薪酬标准与其他单位相比具有竞争力，否则就难以吸引或留住人才。要针对竞争对手的报酬水平设定本单位的薪酬标准，即要参照同行业的相关人才市场的流行工资率。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市场薪酬调查，通常有三种途径:

媒体。近几年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深圳、广州、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或地区，开始由政府的中介机构如人才市场、劳务市场等通过媒体定期职业工资指导价，以供求职者和企事业用人单位参考。用人单位可以参考媒体公布的工资指导线决定本单位的薪酬标准，这种方法优点很明显，因为它不需要什么成本。但缺点也突出，调查获得的数据综合性比较强，数据往往比较抽象，分类过于笼统，不便于单位有针对性地制定自己的薪酬水平。

专业咨询公司。委托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调查，优点很多，如调查的分类往往更加细致，结果、数据更加准确，也更便于应用，但是这类公司的收费不低。

自己调查。由单位自己进行询价，这类调查的成本较高，难度也较大。

二、薪酬结构的确定与策略

薪酬结构指的是一个组织中各种工作之间的报酬水平的比例关系。内部公平性要求使内部员工感到自己与同事之间在付出和所得的关系上合理。一个单位的薪酬体系要实现内部公平的目标应该至少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完成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越多，得到的报酬也越多;第二，从事工作时所处的环境越不好，这种工作得到的报酬就应该越高;第三，工作对实现组织整体目标的贡献越大，这种工作得到的报酬也应该越多。

在单位实际的薪酬政策中，可以采取平等化的薪酬结构，也可以采取阶层化的薪酬结构。平等化的薪酬结构是指单位的薪酬层次比较少，最高薪酬水平与最低薪酬水平之间的差距比较小，相邻的工资档次之间的差距也很小。而阶层化的薪酬结构指的是单位的薪酬层次比较多，最高薪酬水平与最低薪酬水平之间的差距比较大，相邻的薪酬档次之间的差距也比较大。在薪酬政策平等化和阶层化的取向上，历来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支持平等化的人认为，平等化的做法可以提高对员工的公平对待程度，增强员工的满意度和工作团队的团结，促进员工的工作绩效;如果实行阶层化的薪酬政策，员工的身份感会很强，容易抹杀员工的活力和创造力。

相反，支持阶层化的人认为，实际阶层化的薪酬政策更有助于提高对员工的公平对待，因为员工所承担工作的内容不同，完成工作所需要掌握的技能不同，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不同，对组织的贡献也不同，所以薪酬水平应该有相应的差异;阶层化的薪酬政策将激励员工积极参加培训，勇于承担风险和责任;如果采用平等化的薪酬政策，不仅会使单位难以招聘到合格的员工来填充重要岗位，而且由于那些对组织贡献大的员工的成绩无法得到承认和奖励，因此，会导致这些有价值的员工离职，降低组织的整体绩效。

单位的薪酬政策采取平等化还是阶层化，应该取决于单位中工作的组织方式。如果工作的完成是以工作团队和部门为核心的，平等化的薪酬政策就可能更合适一些;而如果工作的完成是以员工个人为核心的，则更适合实行阶层化的薪酬政策。

三、薪酬等级的确定和策略

薪酬政策不仅要考虑到薪酬水平的外部竞争力和薪酬结构的内部一致性，还要研究在一个组织内部那些承担相同工作或者具有相同技能水平的员工之间的薪酬关系问题。这就涉及到工资等级的确定。员工在同一个工资级别内的工作得到相同的基本工资，在此基础上员工个人的报酬要受到员工的资历、绩效水平、任务量、出勤率等因素的影响。在确定薪酬等级过程中，还需要设计合理的薪酬级别的范围。所谓薪酬级别的范围是指在一个薪酬级别内最低报酬和最高报酬之间的差距的大小，因此需要为每一个薪酬的档次设置上限和下限，各个薪酬档次的中点水平应该以薪酬市场线为基准。一般而言，在工作评价中点数越低的工作，其薪酬级别的范围就应该越小;而在工作评价中点数越高的工作，其薪酬级别的范围就应该越大。这种做法的两个最重要的理由是:第一，价值越大的工作，任职者工作绩效的变差就越大;而价值越小的工作，任职者工作绩效的变差就越小。因此，只有报酬的变差比较大，才能够激励那些承担对单位价值比较大的工作的员工努力工作。第二，不管程度如何，单位的组织结构总是呈现某种金字塔形式，级别越高或者价值越大的工作岗位上的员工继续晋升的空间就越小，因此需要设置比较大的报酬变动空间来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每一个薪酬等级的中点所代表的薪酬水平应该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员工在其工作达到规定标准时应该得到的薪酬率，而每个薪酬等级的最低值与最高值之间的差距应该反映在正常情况下员工从没有经验到完全胜任这一工作时薪酬应该相应发生的变化。

公平理论范文篇2

【关键词】公平理论平均主义比较分析

公平与平均常常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平就是平均,或者平均就是公平呢,其实不然。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块蛋糕,你和我吃;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如果是我出的钱,应该我多吃;如果是你去买的,应该你多吃;如果你是女孩,我应该让着你,于是你多吃;如果我是男孩,本来饭量大,于是我多吃;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了,应该你多吃;如果我缺营养,应该我多吃;如果我是你哥哥,你得尊敬长者,于是我多吃;如果你是弟弟,我得爱护幼小,于是你多吃;如果今天是我生日,应该我多吃;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吃蛋糕,应该你多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所以厘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

1理论渊源不同

对公平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但组织行为学中对组织公平感的探讨始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塔西·亚当斯通过对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从认识失调论出发,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它的心理学依据就是人的知觉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关系很大。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得和所失,还关心与别人所得所失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得失比例和他人的相比大致相当,人们的心理就会平静,他会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比别人高会兴奋,会产生有效的激励,但有时过高会带来心虚和不安全感;低于别人,人就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甚至怨气,不努力工作,消极怠工。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其实际应用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1977年,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B·迈纳博士进一步研究了公平理论的“效度和实用性”。1975年,瑟堡特和沃尔克研究了法律程序中的公平问题。1980年,莱温瑟尔等人把程序公平的观点应用到组织情境中。1986年,毕斯和牟格研究分配结果反馈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对公平感的影响。

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通常认为始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论语·季氏》中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但有学者[2]认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渊源应是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老子尊道贵德,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认为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以及以等级名分为主要特征的礼制规范是有为的表现,它只会带来人心迷失吗,贫富不均与社会动乱。有为即有欲,因而必须以道制欲,拨乱返正、“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在老子看来只要返朴归真,万事万物就能自化自正。基于这种认识,在经济上老子否定社会等级占有制度与孔子及儒家的等级分配观,主张实行平均主义。老子及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平均主义主张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息,社会动荡,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状况的一种反思。

2实质不同

公平理论认为,人能否受到激励,不但由他们得到了什么而定,还要由他们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的相比是否公平而定。即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收入的绝对值(自己的实际收入),而且也关心自己收入的相对值(自己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例)。每个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他人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社会比较,也会把自己现在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过去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个人历史的比较[3]。

公平理论的方程式:

式中:Q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得报酬的感觉;

I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做投入的感觉;

QO代表这个人对某比较对象所获得报酬的感觉;

IO代表这个人对比较对象所做投入的感觉;

当等式成立时,人就会觉得公平,否则,就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左边小于右边,会产生比别人吃亏或今不如昔的情绪。如果左边大于右边,则会因为投入少、得到多而产生负疚感。

公平具有道德原则,具有相对性。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财产占有的不同,是人们不公平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等价交换,要求交易双方进行平等的交易,公平交易充斥整个社会。商品交易原则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往最公平的社会,但共产主义要推翻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公平属于历史范畴,绝对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不同是社会背景下,公平的形式是有差异的,而且受个人感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明显地体现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打着太平道的旗号,北宋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起义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号召民众,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都是把平均主义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有效手段以及改造社会的基本目标。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平均主义思想在下层人民中流传甚广,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当然,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平均主义固有的缺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能贯彻到底,最终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他们在取得一定的权力后,就逐渐把平均主义忘在脑后。平均主义只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最终目标。平均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否定与反抗,而不在于它所带来的社会实践成果。平均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更多强调的是人人均等。而往往有时打着公平旗号的平均,是最大的不公平。

3二者相辅相成

公平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则,平均分配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分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但由此也会引发贫富差距而产生社会动荡。而平均分配对于发展生产力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解决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依托公平,适当的平均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依靠公平来发展生产,依托平均来维护稳定,社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公平是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目标,人们研究公平理论、平均主义,究其根本,是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公平与平均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孙伟黄培伦,公平理论研究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4年第4期:102-104.

公平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公平理论平均主义比较分析

公平与平均常常联系在一起，是否公平就是平均，或者平均就是公平呢，其实不然。我们举一个例子：有一块蛋糕，你和我吃；应该一人一半才公平。如果是我出的钱，应该我多吃；如果是你去买的，应该你多吃；如果你是女孩，我应该让着你，于是你多吃；如果我是男孩，本来饭量大，于是我多吃；如果你一天没吃饭了，应该你多吃；如果我缺营养，应该我多吃；如果我是你哥哥，你得尊敬长者，于是我多吃；如果你是弟弟，我得爱护幼小，于是你多吃；如果今天是我生日，应该我多吃；如果今天是你第一次吃蛋糕，应该你多吃。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平均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所以厘清公平理论与平均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十分必要。

1理论渊源不同

对公平的研究，从哲学意义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苏格拉底，但组织行为学中对组织公平感的探讨始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心理学教授斯塔西·亚当斯通过对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等给职工积极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长期的调研，从认识失调论出发，于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论。公平理论是研究人的动机和知觉关系的一种激励理论，它的心理学依据就是人的知觉对于人的动机的影响关系很大。公平理论认为：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所得和所失，还关心与别人所得所失的关系。人们是以相对付出和相对报酬来全面衡量自己的得失。如果得失比例和他人的相比大致相当，人们的心理就会平静，他会认为这是公平合理的；比别人高会兴奋，会产生有效的激励，但有时过高会带来心虚和不安全感；低于别人，人就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甚至怨气，不努力工作，消极怠工。

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提出之后，在西方企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调动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该理论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其实际应用只是停留在一般的分析上。1977年，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B·迈纳博士进一步研究了公平理论的“效度和实用性”。1975年，瑟堡特和沃尔克研究了法律程序中的公平问题。1980年，莱温瑟尔等人把程序公平的观点应用到组织情境中。1986年，毕斯和牟格研究分配结果反馈执行时人际互动方式对公平感的影响。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通常认为始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论语·季氏》中有“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但有学者[2]认为中国平均主义思想渊源应是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老子尊道贵德，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也。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德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认为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以及以等级名分为主要特征的礼制规范是有为的表现，它只会带来人心迷失吗，贫富不均与社会动乱。有为即有欲，因而必须以道制欲，拨乱返正、“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在老子看来只要返朴归真，万事万物就能自化自正。基于这种认识，在经济上老子否定社会等级占有制度与孔子及儒家的等级分配观，主张实行平均主义。老子及道家的无为思想及平均主义主张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息，社会动荡，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状况的一种反思。

2实质不同

公平理论认为，人能否受到激励，不但由他们得到了什么而定，还要由他们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的相比是否公平而定。即一个人不仅关心自己收入的绝对值(自己的实际收入)，而且也关心自己收入的相对值(自己收入与他人收入的比例)。每个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他人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社会比较，也会把自己现在付出的劳动和所得报酬与过去的劳动和所得报酬进行个人历史的比较[3]。

公平理论的方程式：

式中：Q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得报酬的感觉；

I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做投入的感觉；

QO代表这个人对某比较对象所获得报酬的感觉；

IO代表这个人对比较对象所做投入的感觉；

当等式成立时，人就会觉得公平，否则，就会觉得不公平。如果左边小于右边，会产生比别人吃亏或今不如昔的情绪。如果左边大于右边，则会因为投入少、得到多而产生负疚感。

公平具有道德原则，具有相对性。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对财产占有的不同，是人们不公平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等价交换，要求交易双方进行平等的交易，公平交易充斥整个社会。商品交易原则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此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往最公平的社会，但共产主义要推翻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公平属于历史范畴，绝对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不同是社会背景下，公平的形式是有差异的，而且受个人感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想明显地体现在历代农民起义中。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打着太平道的旗号，北宋王小波起义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南宋钟相起义主张“等贵贱，均贫富”，明代李自成起义以“均田免粮”号召民众，近代太平天国起义倡导“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他们都是把平均主义作为组织和发动农民起义的有效手段以及改造社会的基本目标。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平均主义思想在下层人民中流传甚广，有着十分深厚的群众基础。当然，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平均主义固有的缺陷，在农民起义队伍中不能贯彻到底，最终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他们在取得一定的权力后，就逐渐把平均主义忘在脑后。平均主义只能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成为农民起义的最终目标。平均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对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否定与反抗，而不在于它所带来的社会实践成果。平均主义在我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它更多强调的是人人均等。而往往有时打着公平旗号的平均，是最大的不公平。

3二者相辅相成

公平分配是市场经济的主要法则，平均分配是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分配，能够促进生产力的进步，但由此也会引发贫富差距而产生社会动荡。而平均分配对于发展生产力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对于社会稳定有着一定的作用。解决现阶段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依托公平，适当的平均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依靠公平来发展生产，依托平均来维护稳定，社会才会不断向前发展。公平是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目标，人们研究公平理论、平均主义，究其根本，是实现人类的和谐发展。公平与平均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

参考文献：

[1]孙伟黄培伦，公平理论研究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4年第4期：102-104.

公平理论范文篇4

【论文摘要】民办高校教师普遍存在对薪酬不满的情况，而对薪酬不满的原因主要来源于对报酬公平度的不满，本文从公平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管理，将公平理论应用于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管理工作中，旨在提高民办高校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增强其工作的积极性，促进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1、“公平理论”的主要观点

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它是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J.S.Adams)在《工人关于工资不公平的内心冲突同其生产率的关系》(1962与罗森鲍姆合写)、《工资不公平对工作质量的影响》(1964与雅各布森合写)、((社会交换中的不公平》(1965)等著作中提出来的一种激励理论。该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及其对职工生产积极性的影响。

公平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关心他所得到的报酬的绝对值而且也关心与他人进行比较时得到的相对值.人们都倾向于将自已的报酬与投入与他人是相等则感到公平合理反之即会产生不公平感觉并且试图采取各种相应的行为来恢复公平。

2、民办高校教师薪酬管理工作现状

2.1民办高校教师薪酬来源

根据调查表明当前我国民办高校教师薪酬的主要来源是学生的学费而依靠继续教育以及科研项目取得的收入所占比重极少基本上走得是以学养学的道路。招生人数直接影响着学生学费总收入教师的薪酬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满意度从而教师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一个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而一个民办学校的教育质量也直接关系着学校的招生情况。如此形成一个结构性循环系统形成招生定全局、招生就是民办院校的生命线的局面。教师薪酬来源单一教育资源受限。

2.2民办高校教师薪酬的结构

当前我国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普遍由基础工资、岗位津贴、职务津贴、超课时课酬、奖金、其他补贴等几个部分组成。学院确定标准工作量，如确定每位教师的标准工作量为12课时/月岗位津贴包含标准工作量课酬，超过标准工作量的部分计算超课时课酬。教师单位课酬按照职称、学历等级别分为多个等级。设置正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个层级四个层级分别确定相应的课酬标准。

从当前民办高校教师的薪酬结构来看工资收入是教师所获得的大部分报酬一般按照职称等级进行评定和发放，而职称等级单一成为教师不公平感的主要成因例如:在讲师这一个层级上很多老师已经评讲师多年做了很多科研工作但是离评副教授职称还有一些距离，而其薪酬水平和一个刚刚由助教评为讲师的教师相同这样通过一个横向比较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感从而降低积极性进而通过减少备课时间、上课混时间、消极怠工、离职等方式来平衡自己的不公平感大大影响了学院的教学质量。

奖金是最为对教师超出预期绩效的奖励这一项薪酬部分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公正公平从而影响教师的满意度。但实际上，民办院校的绩效管理往往涉及许多主管上的因素而难以落实使奖金成了一种激励作用不大的做法甚至成为教师应得的薪酬。

职务津贴按照职务层级制定相应的层级标准一般有系主任、副主任、专业带头人、教研室主任、骨干教师等相应职务。相应层级的职务津贴制定的公平程度取决于每一层级教师的资历及工作成效。这也是导致教师不公平感的又一大诱因。

3、公平理论在高校教师薪酬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3.1岗位竞聘，体现公平

在竞聘岗位时要确保考核、评议及竞聘的公正性学校要成立专门的考核、评议及监督领导小组，特别是中层管理人员要不断更新观念从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

3.2设置多级岗位确定各类岗位的任职条件，体现公平

当前我国民办高职院教师校岗位层级划分主要以学历和职称为导向层级单一。容易导致不公平.降低教师的满意度。应设置多级岗位实行等级制薪酬。可将教师岗位分为多个层级例如:正教授岗位为卜3级;副教授岗位为4-6级中级职称岗位分3个等级即7-9级;初级职称岗位分3个等级即10-12级。每个层级要确定相应的任职条件.在确定任职条件时，要公平公正.考虑全面既要考虑资历也要考虑能力。

3.3建立公平公正的绩效考核制度并将制度落到实处

公平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民法伦理;民法原则;公平至上;民法典;法律继承与移植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要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公平既是一个伦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公平既是法治与道德有机结合的需要，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追求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诉求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公平的实现水平成为衡量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目前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而言，是否能够充分体现公平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该法典的优劣和成败。

一、对民法公平概念和公平原则的历史考察

（一）公平概念的法律含义及其伦理意义。公平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度。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萨拜因认为：“很多近代的政治观念——举例说，诸如公道、自由、立宪政体和尊重法律等——或至少是这些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希腊思想家对城邦制度的看法”。[]在各国的法律发展史上，公平在法律制定和法律实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把公平看作是法律的同义语”，法院也被称为“公平之宫”。[]但要想给公平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却是非常困难的。对于法律上所说的公平有人认为就是正义，是法律的最高价值。[]这里的公平被作为法律的理想状态。有人认为“公平的含义也就是平等”。[]有人认为公平就是分配正义。[]实际上公平本为道德规范，其判别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在我国，公平并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源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理念的主要表达方式。《管子•形势解》：“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尚书•洪范》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老子》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东汉许慎的字书《说文解字》对于“公”的解释就是“平分之，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这实际上是广义的公平的概念，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第5卷中所说用作一切美德的同义语的公平。这种意义上的公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规范，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而存在于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当中，其判别主要是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人们公认的价值观和公认的经济利益上的公正、等价、合理为标准来加以确定的。在这种意义上可以把公平理解为正义的同义语，或者说正义是公平的实现结果，对此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认为：“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者契约的结果。”[]狭义的公平又可以区分为“分配的公平”和“矫正的公平”。“前者是指利益、责任、社会地位等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主要考虑参与分配的人们功德方面的差异，强调的是与某种标准相对称的分配比例。“后者是指在社会成员之间重建原先已经建立起来、又不时遭到破坏的均势和平衡。”[]在公平和正义的关系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例如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只要其结果能给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它们就是正义的。”[]法律或法官的作用就是恢复原状，命令由于违反契约或因不当行为而获利的一方向遭受损失的一方作出数量相等的赔偿以实现这种矫正的公平。

以上这些公平概念给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启迪，但仍没有从法律上真正界定公平的本质含义。我们认为，作为民法意义上的公平主要强调的应是权利和义务、利益和负担在相互关连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合理分配或分担。这种分配或分担的结果与其付出相适应，并能够为当事人和社会所认可。进一步说，民法上所说的公平主要应包括四个层次的含义：一是当事人面临平等的社会外部条件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这种公平可称为“前提条件的公平”。二是社会对其所有成员都一视同仁，它“要求平等的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从社会那里获得同等的与其付出相对应的对待。这种公平可称为“分配的公平”。三是在交换过程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应做到基本对等和合理。这种公平可称为“交换的公平”。四是当出现权利义务关系失衡时，法律应当依据正义原则和人类理性对这种失衡结果进行矫正。这种公平可称为“矫正的公平”。与其他的几种公平不同，“矫正的公平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种算术上的比例方法，这与分配的公平中所用的几何比例法是不相同的。在矫正的公平方面，根本不应考虑双方的功德；各方都被看作是平等的。”[]公平原则既体现了民法的任务、性质和特征，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执法的准绳和行为人守法的指南，是民法的活的灵魂。不仅如此，公平原则又与一切具体的民法原则不同，它具有对一切市民社会普遍适用的效力，且贯穿于整个民法的立法、执法和守法过程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民法中所讲的公平主要强调的是前提条件的公平，即强调“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起点的公平和机会的公平。对此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讲到他所主张的经济公平观时曾精辟指出：“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妇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可以设想，在原先分配时就对自然的损害给予了补偿，并让身体虚弱的社会成员在分配上占些便宜，以取得平衡。但是，这种分配一经实施，就再也不受干预；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和一般机缘来利用其所分配到的物品。”[]而对结果公平的假定则是建基于在符合前提条件公平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结果公平出现的逻辑演绎之下的。换言之，在前提（条件）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关系上，民法虽然也追求结果的公平，但这种结果公平的追求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前提条件设定上的公平在合理有效的法律规则框架内必然会导致结果公平的出现。因此民法的诸项规定主要是对前提条件公平的客观确认，并且对民法来说，也只有前提条件的公平才具有容易把握性和客观公正性。而绝对的结果公平只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与此同时，民法公平原则的实现还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必须以不违反社会利益和不损害他人利益为条件。对此罗尔斯指出：“一个正义的社会体系确定了一个范围，个人必须在这一范围内确定他们的目标。它还提供了一个权利、机会和满足手段的结构，人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利用所提供的东西来公平地追求他们的目标，正义的优先部分地体现在这样一来一个主张中：即，那些需要违反正义才能获得的利益本身毫无价值。由于这些利益一开始就无价值，它们就不可能逾越正义的要求。”[]民法所追求的公平具有历史性和相对性，每个时代的公平概念都不过是该时代特定的道德观念的概括和抽象，因此，古代的公平和现代的公平就有质的差异。对此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曾精辟地论述到：“‘英国衡平法’是建立在道德规则上的一种制度；但是却忘记了这些规则是过去几世纪——而不是现在的——道德，忘记了这些规则已经几乎尽他们所能的受到了多方面的应用，并且忘记了他们虽然同我们今天的伦理信条当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我们今天的理论信条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不仅如此，民法在强调公平理念的同时，也在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变化不断调整公平概念的内容，从而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平保障与公平矫正机制。对此我们可以以英美合同法加以说明，在英美国家，除签字蜡封的合同外均要求合同的成立和有效必须以对价为条件，即“无对价即无合同”或“无对价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很显然这一原则的立足点在于保证合同订立时权利义务的分配具有公平性。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合同虽然没有对价，但宣布其无效却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不公平现象的出现。如在无对价的赠与合同中，接受赠与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根据赠与方的承诺进行了某些准备工作，并花费了某些费用。如果以“无对价的合同不受法律保护”为由而否认该合同的效力，则会使受赠方已支出的费用不会带来任何回报，这对受赠方来说显然有失公平。正是为了弥补无对价合同及类似情况在法律适用上可能带来的不公平，因此在衡平法中就确立了“禁反言”或称“不得出尔反尔”的原则。由此可见，英美合同法无论是其合同效力的确定，还是合同矫正制度的的出现，其目的都是在于更好地实现公平要求。不仅如此，民法既强调形式上的公平，更强调实质的公平，其主要表现是民法既强调对法律规则的严格适用，但并不仅仅拘泥于对法律条文的机械理解，更加注重立法的主旨，要求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依据立法原则探究法律条文的确切含义，又必须认真探究当事人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以实现实质的公平。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公平愈是屈从于规则的逻辑，官方法律与老百姓的正义感之间的差距也就愈大，从而，在老百姓的眼中，法律就会渐渐失去自身的可理解性和合法性。”[]

当然，和其他原则和制度一样，民法中的公平原则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存在，因此民法的公平主要强调和保护的是个体公平。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个人权利的维护法。换言之，民法公平的实现虽然会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但并不当然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会对抗社会的公共利益。如果硬要牵强附会地将民法建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去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只能是民法的异化。换言之，民法只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对主体的行为要求予以规范，在市场经济中，只要市场主体沿着民法规定的竞争规则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民法对于追求的结果予以承认并加以保护，至于由此产生的诸如社会不公等问题，民法则是无能为力的。

（二）公平原则的判断标准。与其他法律制度原则相比，公平原则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含义的不确定性。公平原则并不是一个含义非常明确的概念，他本身就具有概括性、历史性和个人感受的差异性。民法所倡导的公平、平等的价值理念仅局限于经济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它仅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平等，而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追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对于公平的判别标准，罗尔斯认为：“凡是社会制度满足这些原则的时候，那些介入其中的人们就能互相说，他们正按照这样一来的条件在合作——只要他们是自由平等的人，他们的相互联系就是公平的，他们就会同意这些条件。他们都能够认为他们的社会安排满足了他们在一种最初状态中将接受的那些规定，这种最初状态体现了在选择原则问题上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合理限制。”[]在英美法国家的衡平法中，也是把公平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既作为立法的价值追求，也作为矫正法律适用偏差的一种手段。同时公平原则还要受制于具体的判断标准和个体的主观感受。也就是说公平与否的判定受个人的知识、修养的影响。由于依据标准的不同，因而会出现不同的公平结果和不同的公平形式。如以兄弟两人分蛋糕为例，至少可以列出8种公平或公正的分配办法。这类似于海森伯所提出的著名的“测不准原理”，即观察活动本身影响到不同的观察结果。[]同时公平原则还具有一定非规范性特点，它并非具体的行为规范，而是指导具体法律规范的原则性规定。它没有明确的行为内容和确定的保证手段，也不能单纯规范民事行为，而只有和具体的民法制度结合起来才能起到对市民社会进行有效的法律调整。正是由于公平的这种含义上的模糊性和理解上的不确定性，因此在近来的有关研究中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和冷遇，甚至有被诚实信用原则取代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诚信原则的内涵和功能被无限扩大，把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也被纳入其中。[]将其上升为“帝王规则”，使诚信原则不但不是公平原则在当事人意思表示和行为遵守方面的基本要求，而是把公平原则看成诚信原则的表现形式之一。事实上公平原则内容远比诚信原则更为丰富,只有公平才是民法精神的精髓。诚如徐国栋先生所言：“公平是民法的精神，尽管民法的各种规定千头万绪，复杂万端，如果要对其作一言以蔽之的说明，必须用得着‘公平’二字。舍却公平，民法将不成其为民法。”[二、民法公平原则产生的伦理基础

公平原则的出现并非是纯粹的理论演绎，而是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首先，公平符合法律的最高理性要求和最高价值目标，是自然法和社会法所应共同追求的终极目的。“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人们预先接受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原则，他们在接受这一原则时处在一种对他们较特殊的目标的无知状态中，因此，他们明确同意，要使他们的善的观念符合正义原则的要求，或至少不坚持那些直接违反他们的要求。”[]其次，公平原则符合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自由和人格平等的外化表现。作为自然人除要求获得公正对待和人格尊严之外，还有一种天生的对自由、平等和公平的渴求。康德认为：“人只有一种天赋的权利，即与生俱来的自由。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生俱来的权利。”[]孟德斯鸠认为：“在自由和政制的关系上，建立自由的仅仅是法律，甚至仅仅是基本的法律。但是在自由和公民的关系上，风俗、规矩和惯例，都能够产生自由，而且某些民事法规也可能有利于自由”[]。中国社会中“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就是公平观念的最直白的表现。第三，公平可以满足不同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公平可以被用来维持现状，但也只是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达到最大限度的合理状态时，才有可能。如果对现存的利益与职权的分配制度持批判态度，那么，也可以将公平当作一种改革的口号。”[]民法作为以授权性规范为主的规范体系，强调的是个人生活的自治，确认的是权利主体地位的平等、民事行为的自由和私权神圣等诸项原则。这就可以使个人潜能的发挥获得必要的法律保障，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潜能的释放。第四、公平原则具有雄厚的信仰基础。作为公平原则的基本内容是要求权利义务相一致，主要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匹配性。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是古罗马法所确立的一项最基本的民法原则。即使作为现代契约制度主要渊源之一的教会法也要求契约的订立必须符合“公平”、“合理”和“平等”等要求，就是要求双方的收益和损失要实现均衡，符合“价格正当”原则。[]最后，公平原则的出现也适应了民法对复杂社会关系的调整需要。由于民法所调整的社会生活具有高度的复杂化性，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制定出适应一切情况的“完备”民法典，因此要求民法概念必须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即使是在一个比較静态的社会中，也不可能創造出能預料到一切可能的争议并預先加以解決的永恆不变的民法规则。而公平概念的出现也可以弥补传统法律概念之不足。换言之，當人類关系每天都在改变時，也就決不可能有持久不变的法律关系，只有流动的、弹性的，或有限度确定性的法律制度，才能适应这种人类关系，否则社会就会受束缚。[]这种“流动的、弹性的、或有限确定性的法律制度”在民法中就主要表现为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

三、公平原则是民法的最高原则

（一）民法公平原则至上的意义。在我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对我国相关的法学理论和立法行为也提出新的挑战，法学家们开始考虑新形式下的法律价值取向特别是民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将效益原则或效率原则作为整个社会主义立法的基本原则，提出“在法律价值体系上要确立效益优先的价值观。”[]并进而推导出“效率居先——现代法的精神之价值指向。”[]这种把效益原则的作用和地位无限提高的做法，不但混淆了不同法律部门因其担负的作用不同因而应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把法学研究和经济科学研究相混淆，把经济活动的目的和经济立法的目的相混淆。效益、效率本身并不代表公平，而且来自于不公平。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在财产占有，接受教育机会、能力等方面机会不均等，竞争中不处于一条起跑线上。另外，市场本身也不是真正按照人们实际贡献的大小来评价和付酬的。[]很明显，在经济科学中无疑应以效益（效率）为核心，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立法也应以效益为最终目标或唯一目标。正像刑法追求的是正义、程序法追求的是公正一样，带有浓厚自然法性质的民法虽然也讲效益，但在效益和公平的关系上更加看重公平，实行的是公平至上和效益服从公平原则。恩格斯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接触到的关系很简单，那么公平的、不公平的、公平感、法权威这一类名词甚至应用于社会现象也不致引起什么大误会，可是在关于经济关系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看到的，这些名词便引起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企图保留燃素论的术语会引起的混乱一样。”“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权和什么又不算自然法权的标准，则是法权本身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即在自然法领域中，法律观念的最初抽象是公平，公平不但构成以伦理性规范为其主要内容的民法的存在依据，而且也应当成为整个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效益只不过是受经济关系的影响而对公平观念的必要补充。它既可以具体外化为平等、诚信和意思自治等较为明晰的要求，也可直接作为人们内心判断的基本依据。在各国的立法中公平原则一直是作为一个高位原则而对其他民法原则和具体法律条文起指导作用。公平原则体现在民法制度的各个方面，贯彻于民法规定的始终。无论是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人格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合同自由”，还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都体现了公平。人格平等只不过是公平要求对市场主体行为条件的要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则反映了民法对市场主体财产的公平保护和绝对保护；合同自由以尊重行为人的意思自治为前提，是公平原则实现的方式之一。（二）民法公平至上的存在依据。民法之所以以公平作为其最高价值取向，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原因和思想观念基础。具体说来这些基础和原因主要包括：

首先，公平至上存在的观念基础是民法所特有的私权神圣观念和意思自治思想。民法属于私法，私法不同于公法的最基本的一点在于私法特别注重对私人权利的保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按照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市民社会是社会的一部分，不同于国家且独立于国家。市民社会还以政治权力和民事权利的完全分离，承认民法制度属于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尊重个人的自由意志等为主要内容。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国家应严格限制自己的权力范围和权力界限，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约翰密尔认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自由感驱使人类去从事那些旨在发展其能力和促进其个人幸福的有目的的活动。[]康德认为：“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黑格尔也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因此，各国民法典中强调的个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效益公平，均是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作用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与。”[]贡斯当认为，古代人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即参与公共事务辩论与决策的权利。然而，在古代人那里，没有一个明确界定的私人领域，没有任何个人权利。而对于现代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人的专断意志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权利。”[]

其次，公平至上存在的主体依据是民法适用主体上的广泛性与主体地位的平等性。与其他法律制度相比，民法的适用主体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大众，是所有市民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法。因此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主体的最基本生存要求。而社会大众最基本的价值渴求就是平等、自由和公平。孔子认为：“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在西方，作为公平基本表现形式之一的“身份平等作为理性要求，却是自罗马到近代市民法一脉相承的理念和不灭的向往。”[]

第三，民法公平至上存在的规范依据是民法规范具有强烈的伦理性。与刑法基于罪行法定原则所要求的明确肯定的概念和不可产生歧义的法律条文不同，民法概念则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其原因在于，民法规范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规则，这些一般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一般较为稳定。而“法律规范的用語越概括，就越不明确，在法律规范的實施中，給予法官的自由也就越大。”[]民法概念的这种不确定性，決定了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必須依据各种事實关系與法律规定的內容進行对照，自己去作出价值判断。对此，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內•达维德指出：“……在很多領域，我们有恢复往日的明智，贊同‘人治’甚于法治的趋势，后者只能为我们的行为提供典范，无法在一切场合给予我们明确的解決办法，于是通过概括性词句的形式，公平再度行時，這些概括性词句告诫缔约人善意行为，告诫个人勿犯錯誤，要求政府部門不滥用权力；而法律经常授权法官对所受理的案件給予他认为最公平的处理，同样各契约缔约人授权其仲裁人公平裁决。”[]正是基于民法规范的这种高度民主概括性和极强的伦理性，决定了法律的适用必须以伦理性的公平理念为指导。对此《瑞士民法典》第l条规定：如果法官于制定法中不能发现相应的明确规定，则必須根据习惯法作出判決，而在沒有相应习惯时，“则根据如果他作为一个立法者应采取的规定”。中国台湾民法典第1条也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这里的法理主要就表现为伦理性的公平、诚信等理念，其中又以公平理念为最。（三）公平原则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与其他法律原则相比，公平原则首先具有高度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公平要借助于其他民法原则来体现，在与其他民法原则的关系上，公平原则是比其他民法基本原则更为基础、更为原则的原则。在各国的立法中公平原则始终是作为一个高位原则而对其他民法原则和具体法律条文起指导作用。同时公平原则又具有极大的模糊性，通常要借助于其他具体民法原则来体现，即公平原则可以具体外化为平等、意思自治等较为明晰的原则和要求。追溯公平原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早在亚里士多德的公平概念中就包含有平等的内容。亚里士多德认为，“平等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如果实现了公平，平等的人也就会受到相同的对待，不平等的人就会根据其具体情况得到不同的对待。个人之间的区别只能在有关的基础上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要求做到不偏不倚。”[]现代的公平概念其含义更加广泛，已经完全统摄了平等的内容。在公平与平等原则的关系上，只有以公平原则为指导，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法律上所要确认的平等只是行为条件、行为规则的平等，而不是行为结果的平等。完全的结果上的平等，只能是平均主义思想和均贫富观念在法律上的虚幻反映，它只存在于人们的良好愿望之中，而不能作为立法者进行立法的依据。

自由或意思自治是公平原则的另一主要外化要求。法律上所讲的自由是指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并可依自己的意志选择行为对象或合作伙伴。自由具有两种性质：“它是积极的，即是一种要求做某事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出于给人做某事的自由。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即是一种要做某种具有一定性质的事情的自由，就是说要做某种具有值得去做的事而不是去做任何一种事。”[]自由是公平原则赖以实现的基础，也是公平原则的基本价值要求。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固有天性，也是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保障。在某种程度上说，在自由经济时代，“契约早已不仅仅意味着交易手段，其已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主宰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其作为一种信念，一种文化传统，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实在力量。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使市场具有了一种与公权相对抗的功能。”[]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就是自由的发展史，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就意味着人类不断地走向自由。但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自由不能违反社会公平，不能有害于他人利益。就市民社会而言，自由行为同时也就意味着应当是正当的行为、合法的行为和有序的行为，并应当实现公平的结果。任何不受约束的自由行为和不正当行为实际上都是对自由的滥用，是一种有违于和有害于公平要求的极端的自由和放纵的自由。

公平原则还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禁止权利滥用，又称“正当性原则”，是指市民社会的参与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当遵循该项权利的设立宗旨，不得利用该项权利从事损害社会或他人利益的行为。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行为人出于追逐私利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会做出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从而使个人权利与社会利益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和矛盾。个体的利益和要求只有通过与其他个体的利益相结合，才能形成为国家和法律所认可的普遍的社会利益。“个人明天的自我意志是否会觉得自己受到它昨天帮助制定的那些法律的约束，这就要看在这段时期里是否出现了新的情况，个人的利益是否已经改变，以至昨天制定的法律已经不再适合这些改变的利益了。如果这些新的情况侵害了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这个阶级一定会改变法律。”[]也就是说，作为理性的人，其对利润的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平。只有实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衡平，才能真正实现民法所追求的公平。当个人权利的绝对行使会严重危及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而危及到统治秩序时，法律上必须对权利人权利的行使设定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即是禁止权利的滥用。四、公平原则的伦理意义及对制定我国民法典的影响

（一）公平原则对中国古代法的影响。“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法律与宗教命令、伦理规范与风俗习惯含混不分。”[]由于农业在社会中长期处于优先地位，商业处于屈从地位，宗教本身成了政府的工具，导致了“礼”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而“礼”这种特殊类型的非形式的法律的突出特点便是法律不具有独立性，法律与君主的命令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混为一体。自汉朝以来，儒家便开始以礼入法，起初是通过参与立法和注释现行法律，输入儒家礼的精神，通过春秋决狱，法无明文规定者，以礼为准绳；法与礼抵触者，依礼处断。以后礼的规范更全面向法律领域渗透，经魏、晋、北魏、北齐，在隋唐以后法律儒家化便成为中国的法律正统。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的“礼治”有不同的看法，但学者们还是在中国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方面达成了一些共识，如“人文主义”和“道德主义”。莱布尼兹、伏尔泰等人则将儒家的思想理想化，把中国描述为依靠法律、伦理、风俗和礼仪来维持文明，而不是用宗教的精神来束缚民众的理想国度。包括康德和赫尔德在内的西方思想大师都认为，“中国人从人本身、从伦理出发达到信仰与西方人靠上帝的天启而达到宗教不同，是一条‘道德’、‘伦理’、‘政治’、或曰‘理性’的思想路线”。[]由于这种“伦理法”以古代中国宗法社会为根基，相对於赖以生存的社会而言，它不但是合理的、有效的、而且是最好的。[]孟德斯鸠认为，中国的立法是“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了成功。”[]而中国的“礼”作为一种伦理判断，既规范人的行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极强的公平要求。

中国古代法律以强制手段全面确立和推行一种以公平为基本内涵的道德体系，若以现代伦理学的立场来看，其弊端是十分明显的，它的最大弊端在于阻碍了现代社会所倡导的自由、平权观念的形成。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以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提供的资本主义的“理想型”为参照系，论证了这样一个主题：“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他认为东方古老民族（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宗教精神对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而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本质却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因此提出：“自认为是一种合乎伦理道德的明确生活准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必须与之斗争的对待敌对力量，是对新环境的那种态度和反应，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但其合理与独到之处也同样显著，因为：道德规范原本有其它律性的一面，舍此便无以成就道德；以中国古代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的文化发达程度而言，强调道德之他律尤其具有充分的必要性；法律的强制推行並不必然拒斥有德之士的自律；“以法为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兼顾了自律与他律，而且为社会的道德发展开创了新途径。[]

（二）公平原则对外国民事立法的影响。伦理习惯对不同国家立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希腊古代社会中，习惯和成规代替了成文法，个人的自由和保障依靠他的社会体制下的组织。”[]作为现代民法样板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法国民法典，主要是受到的是法国习惯法和自然法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这部民法典若不是在整体上有来自于自然法而又发展了的法典编纂思想，那么它在思想史上就会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法国民法典》也是以自然法构想为基础的，即存在着独立于宗教信条的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而派生出法律规范制度，如果这些规范被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制定，那么一个伦理与理智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即由此而奠定”。[]应当说明的是，《法国民法典》受到罗马法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少，它实际上是日尔曼习惯法和罗马法的混合体。法典起草人波塔利斯在《民法典绪论》中写道：“如果允许这样表达的话，那么就是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种习惯法与成文法的之间的妥协，即不论何时，我们已经能够使二者的规定和谐一致，或者采用一者来修改另一者而又没有破坏其体系的统一，也没有违背其总的精神。”[]而在自然法和传统习惯法中，公平、正义等基本价值理念无疑会发挥重大影响。因为没有这些理念，就没有符合理性的自然法，传统习惯也不能得到有效遵守。公平原则作为一项最基本原则不但在大陆法国家的民法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即或在英美法国家中也具有非常重要和非常独特的地位。英美法国家的法律主要由普通法和衡平法组成。对普通法而言，在英国，通过亨利二世的改革，首先确立了普通法的地位。普通法的特点主要包括：(1)普通法的基本内容是传统的习惯规则，它是经过长期实践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普通法的规则为普通法院所认可，是普通法院判案的依据。(3)普通法是由普通法院通过司法逐步发展起来的，普通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淘汰、废弃、发展习惯法规则起着重要和积极的作用。(4)普通法的规则是通过判例体现出来的，法官在作判决时把习惯法规则加以整理和筛选，然后精确地表述出来。按一般的理解，“普通法不过是基于普通的事而在普通的人之间所自然形成的生活惯例或关系准则——是否需要外在的制定法加以表达那并不重要。”[]对此庞德总结到：在英国“国王的法官们的理论是他们正在实施的英格兰的普通惯例，是英国人相互关系中的一般行为模式。”[]同样，在美国，“我们绝不能忘记美国的清教徒，占人口的大多数，有自己的习俗。他们没有要与之抗争的强权政府，他们按自己的喜好建立制度。如同在柯克时代的形成一样，普通法原则在美国获得了最高、最完整的逻辑发展并不偶然。”[]就衡平法而言，而英美国家的衡平法中，公平是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评判标准。“衡平”本身就意味着“公平”和“公正”，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调和妥协，即用妥协的办法来减少适用这种或那种标准的意义之间的差异。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一书中把衡平描述成在成文法之外起作用的公平。“明智的立法者承认，法律不可能制定得完美无缺，以使它可以严格地适用到属于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一切实际情况中去。因此他们相信法官必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缓和法律规定所固有的刻板性。”[]由于法律所考虑的是典型的和一般性的案件，而对于特殊的情况无法进行说明，因此衡平法就是“当法律因其太原则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对法律进行的一种补正”。[]亨利•梅里曼指出：“‘衡平’的概括含义是指法官有权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避免因适用法律条款而使处罚过于严峻和公正地分配财产、或合理地确定当事人各自的责任。简言之，‘衡平’就是指法院在解决争讼时，有一定的根据公平正义原则进行裁决的权力。‘衡平’原则表明，当法律的一般性规定有时过严或不适当时，当某些具体问题过于复杂以致立法机关不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事实的结果作出详细规定时，法院运用公平正义原则加以处理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公平原则既是衡平法原则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衡平法矫正普通法法律适应偏差的一种主要判断依据。进一步说，在英美法国家，衡平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普通法适用中所出现的种种不公平现象，本身就是公平原则法律适用的结果。公平原则虽然不能说是仅仅适用于民法制度，但至少可以说是以民法作为其主要适用对象。可以说，公平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无论我们怎么进行评价都不会过分。

公平理论范文篇6

1.管理制度的评价机制，导致不公平感

由于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量化考核指标或虽有量化指标但不能按量化指标给予考核评价，不能正确处理好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定性评价所占的权重太大，从而使员工产生不公平感。例如，在评选先进员工时，由于员工的工作表现缺乏定量的考核，形成档案，尽管有评选标准，在评选过程不可避免的出现优秀员工的名额大多给了各岗位的班组长，出现领导与员工争优秀指标的现象，一些踏实的，负责的工作在一线的普通员工与这些名额无缘，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

2.人际关系因素导致的不公平感

员工队伍很多都是经老乡介绍进来工作的，存在地域观念，易形成小团体，这些非正式团体的存在如果不加以引导，很容易形成管理中的阻力，在管理中起消极作用，团体与团体之间的成员会感到不公平。

3.职工在认识上的错误而产生的不公平感

公平感本身就是一种自我的感受，由于主客观因素的不一致(主要包括职工的主观判断、对公平标准的认识不一致等)，有时会拿自己的长处与别人的短处比，总是看到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别人在休息，可是自己在休息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别人在工作，不能全面地去衡量工作，产生了不公平感。以上的现象原因各异，员工感受到不公平感，心里就会变得苦闷和烦躁，就会把负面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去，影响员工积极性的发挥，从而影响到工作的效率。

二、公平理论在后勤管理中的运用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斯塔希•亚当斯（JohnStaceyAdams）认为员工的激励程度来源于对自己和参照对象的报酬和投入的比例的主观比较感觉，这就是最著名的公平理论。他告诉我们公平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对公平，其实绝对的公平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公平感又是影响员工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方面之一，那我们如何更好的应用他呢？笔者认为：

第一、加强员工的政治思想工作。公平理论告诉我们，公平它与个人所持的公平标准有关。行为科学认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社会人”，被管理者既是管理的对象，又是管理的主体，以人为本是学校管理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从总体上来说，后勤员工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整体素质不高，后勤管理者应该认识这一点。公平理论认为，一方面，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的，人们的不公平感是在比较中产生的，而选择的参照物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比较的结果和心理感受。另一方面，公平并不等于平均，公平与否，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多半是人们的主观感受，而这种主观感受又受到个人的知识经验、意识倾向等因素的影响，有的人总觉得“人不如己”或者“别人挑担比较轻”，因而对一些本来已经比较公平的客观现实，主观上也有可能判断为“不公平”，把公平合理的差别看作不公平，甚至只比报酬不比贡献，因此，作为后勤管理者要加强员工的思想教育工作，重点是:首先要注意引导员工正确选择比较参照物，要考虑到参照物的可比性和客观性，要有正确的切合实际的比较方法（评价标准），减少不必要的攀比，同时要正确评价自己的投入，不能过高估价自己，要消除个人的私心；其次要引导员工换位思考。对自己、对别人要有正确的知觉和评价，要以大局为重，要提倡一定的奉献精神，以宽阔的胸怀和豁达的态度来对待有些所谓的“不公平”现象；此外，还要针对实际情况，加大宣传改革措施，加强群体间的信息沟通，使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真正深入人心，赢得广大员工的理解及支持，从而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消除员工不公平感的极其有效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第二、要建立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对于后勤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不像教师的工作比较难以量化，后勤人员所做的工作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量化起来比较容易，如送了多少桶水，对宿舍的管理时间、保安的值班时间等，我们建立一个以量化为主的评价体系，辅助以质的评价，如奉献精神、服务精神、工作的态度等，从多年的实践来看，如果量化的评价占到80%，质的评价占到20%左右效果比较好。

公平理论范文篇7

关键词：学前教育；公平；理论基础

当下学前教育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幼儿处在发展教育的关键期，心理学家维果斯基提出幼儿发展的“敏感区”等相关理论也说明了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幼儿阶段是个体发展的重要阶段，发展具有不可逆性。当前学前教育问题频繁突出，有关教育的公平性、怎样实现公平等是教育的难题。以下主要就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来进行相关论述。

1学前教育公平的法学基础

1．1法学基础：教育就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传授知识和技术规范等的社会活动。教育的根本价值，就是给国家提供具有崇高信仰、道德高尚、诚实守法、技艺精湛、博学多才、多专多能的人才。要实现教育公平尤其是学前教育公平，首先是要立法，实现法律公平。我国宪法和相关教育法规定，公民在权利和义务上享有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都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所有公民都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关教育法明确提出公民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学前教育应该是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实现教育的公平。如上公开课或者展示课不让学习差的学生参加，即使是学习差的学生也有权参与基本的教学活动，使得学生失去了体验公开课与教育的机会，教师的这种做法则是违背教师基本的育人原则，同时教师这种做法侵犯了学生的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

1．2公平看待“现实差异”：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的悬殊，使得教育出现了“不公平”、“落差大”等一些现象。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下，人们实现了金钱、自由等公平追求，然而也伴随着一系列的问题出现，尤其是在教育上，家长普遍重视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尤其是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但是随着家庭观念、贫困差距等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教育普遍没有实现“公平”。而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正确看待，作为个体，每个人接受教育的环境、获取知识的能力、机会等都不同，不公平现象是普遍存在的，需要客观对待“现实差异”。比如有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接受良好的教育，德智体美各项全能，在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而有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则可能没有接受较全面的教育，知识面较窄，相比之下能力较弱。这种情况需要教师客观正确的对待，不能因为学生自身的差异，而“不公平”对待学生，教师应该一视同仁。

2学前教育公平的伦理学基础

2．1实现人权平等：公平是人们追求的伦理标准和理想价值观念，需要建立在道德体制下、人权公平的基础上。应当以平等之心来对待他人，无关个人的金钱财富、地位、能力等，需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尊重每一个人，尊重每个人作为个体的生存权利、自由发展权利、人格平等权利等，实现人人平等、人权平等。幼儿作为一个个体，应该充分尊重其“差异性”，因而在学前教育中“个体独立”也应该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尊重每一个幼儿的差异性，让其在人权平等、人格平等的环境下发展。例如，学前教育中教师以幼儿的发展，如智力高低、语言能力等来作为评判标准，进而对于那些聪明的孩子高度重视，而对于那些相对能力低下的孩子则不关心，甚至“歧视”，教师的这种做法则违背了教师应有的师德，对于孩子没有“人权平等”的教育。

2．2关爱弱势群体：人作为个体有个体差异性，教育应当尽可能地帮助弱势群体，如智力发育不良、先天性疾病、其他缺陷等群体，作为人都应该享有人权平等，尤其是在学前教育中，对于弱势群体，教育应该多于关注与关爱，尊重其人格、受教育的权利。对于不同环境下生长的幼儿都应该一视同仁，不能有人格的歧视，实现伦理上的公平。如有些孩子天生智力低下，语言迟钝，教师应该多于关心和引导。

3学前教育公平的经济学基础

3．1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和机会公平：经济公平即是要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市场交换，受教育者应该实现“起跑线”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公平，使用公共资源的机会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贫富差距悬殊，教育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而政府应该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尽量减小这种差异性。学前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包括教育资源的差异性，以及教育资源的分配、享用等。由于学校地域的限制、学校分布、地区贫富差距等使得教育资源难以实现公平、平等享有。如学生在参与一些竞赛的时候，每个孩子应该有“均等”的机会，同时对于学校教育资源应该享有同等的机会，教师不应该剥夺每个孩子参与的权利与机会。

3．2“权力”与“金钱”为标准的差异：随着人们对教育的普遍重视，学前教育中出现以“权力”、“金钱”为标准的教育规则，如部分地区的幼儿教育机构以家长的“社会权利”、“金钱财富”、“社会地位”等为标准来选择接受教育的学生，幼儿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敏感期”，这种“权力”与“金钱”为准则的教育浪潮冲击下，使得幼儿从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在幼儿的心中潜伏着“不公平”现象，使得其身心发展“扭曲”。教育公平是人的发展的起点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只有实现了教育公平、才会有社会公平的存在，教育应该实现地域地区、城乡间利益公平。因此学前教育应该建立在人权平等、经济公平的基础之上。结束语：本文通过对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的论述，来说明学前教育的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等理论基础的实质，阐述了学前教育中受教育公平的权利、竞赛、机会平等权利、有限教育资源的共享权利等，通过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和现象进行了论述。学前教育应当最大化的实现人权平等、人格独立等，有限教育资源应该实现共享，教育应当最大化的消除一切不平等，实现真正意义的平等。

作者:修欢 单位: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示范幼儿园

参考文献:

［1］姚伟，邢春娥．学前教育公平的理论基础［J］．学前教育研究，2008（1）．

公平理论范文篇8

摘要：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既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收入分配领域，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始终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最近，党中央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强调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出“调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改革目标。根据税收公平理论，深入剖析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税负公平缺失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公平缺失问题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于1980年9月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其初衷除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外，还在于调节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变化，个人所得税制在其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未曾预见到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削弱了税种设置的效率，甚至违背了该税种最初设计的本意，未能体现出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收入水平的有效调节。2005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了工薪阶层的纳税负担，一定程度缓解了社会贫富的差距。但是由于此次改革只是“微调”，没有对税制模式、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依然存在公平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横向不公平和纵向不公平两大方面。

（一）横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有多个收入来源和收入来源较单一的两个纳税人，收入相同缴纳不同的税收。所得来源多的人分别按不同税目多次扣除免征额，可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涉及税目单一的人却因扣除金额少要多纳税。如一人工资2．600元每月，另一人则每月有1．600元工资再加1000元的劳务报酬，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迫使纳税人将收入化整为零，或偷税漏税以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第二，因来源不同导致同一性质不同收入项目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乙两人，甲每月获得工资薪金所得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1．600）x15%-125=535元，乙该月获得劳务报酬所得也是6．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6．000x（1-20%）x20%=960元。可见，甲乙两人取得数量相同的劳动性质所得，但由于适用税率不同，导致两者的应纳税额也不同。

第三，收入相同的纳税人因所得性质不同缴纳不同的税收。例如，甲月工资收入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1．600）x30%-3，375=11．145元，乙中奖50．000元，应缴纳个人所得税50．000x20%=10．000元。甲的工资所得与乙的中奖所得数额相同，因分别适用9级累进税率和20%的比例税率而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第四，同为利息所得，对存款利息、股票分红、企业债券利息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而对财政部门发行的债券和国务院批准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这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做法。

第五，同为中国的纳税人，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因适用的费用扣除额不同（本国居民扣除额为1．600元，外国居民扣除额为4．000元），缴纳不同的个人所得税。

(二)纵向不公平的具体表现

第一，收入来源少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高收入者却缴纳较少的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专家们的跟踪调查报告显示：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与此相应的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在高收入人群的比重却相对降低。2001年中国7万亿元的存款总量中，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比例，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不及总量的10%。［1］根据广东省地税局公布的消息，2004年广东省共征收个人所得税239.6亿元，其中约70%即168亿元来自工薪阶层。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薪阶层。如今，这一情况并未得到改变。

第二，隐形收入和附加福利多的人往往少纳税，偷逃税现象严重，造成社会的不公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保守估计，全国职工工资以外的收入大约相当于工资总额的15％左右，这还不包括职工个人没有拿到手里却获益匪浅的那部分“暗补”，如住房补贴、公费医疗、儿童入托、免费或优惠就餐、住房装修等等。这些“暗补”、收入少纳税或不纳税，说明现行税制仍然存在许多漏洞，没有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的原则。

第三，对工薪按月计征，对劳务报酬等一些所得采取按次计征产生的纵向不公平。例如，一个月工资为1．500元，年收入为18．000元的工薪阶层，和一个假期打工一个月挣得2．000元的学生相比，前者不缴一分钱的税，而后者却要缴80元的税。

第四，工薪所得的费用扣除搞“一刀切”，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及家庭成员是否失业等情况均未考虑在内，在新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了税收负担不公的现象。个人收入同样是3，000元，两个人都就业的两人家庭和两个人就业的五人家庭，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导致事实上的纵向不公平。

第五，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征管不严也导致税收负担不公平。表现在：首先，个人所得税实行以源泉代扣代缴为主、个人自行申报纳税为辅的征管方式导致税负不公。工薪收入相对于其他税目而言，较为规范透明，实行源泉代扣代缴，税收征收成本较低而且征收效率高，工薪阶层偷逃税现象就少；相比之下，高收入者由于收入来源形式多，加上大量现金交易的存在，使得税务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有力的监控和稽查，税收征管成本高且效率低下，导致高收入者偷税、逃税、避税现象严重。虽然近年来税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偷逃税和欠税问题依然严重，执行中的外来人为干扰及某些税务干部执法不严等更使个人所得税的偷逃现象愈加严重。其次，一些基层税务部门执法行为不规范，包括税收征管中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税法规定依法征税，存在多征税、少征税和虚征税的问题，也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再次，我国幅员辽阔且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纳税条件不一样，容易导致税收征管发达的地区多征，落后地区不征或少征，不能真实体现税收的纵向公平。

二、现行个人所得税公平缺失的原因剖析

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未能较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在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因为现行个人所得税在税制模式的选择、税制设计、税收征管、税收征收环境等方面存在偏差造成的。

（一）税制模式选择偏差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税制模式选择上我国实行分类所得税课征模式。这种税制模式存在许多缺陷：

第一，采用分项计征，易使纳税人通过划分不同收入项目和收入多次发放而使所得收入低于起征点，达到偷逃税、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

第二，未能对纳税人的应税收入综合计算，无法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负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费用扣除一刀切，不考虑纳税人家庭人口、支出结构因素以及实际负担水平，难以体现“多得多征、少得少征”的量能负担原则，难以实现税收负担公平，有悖于个人所得税的调节目标。

（二）税制设计不合理

第一，税率方面。一是工资薪金的税率级距设置不合理。低税率的级距小，这使得本不是个人所得税要调控对象的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反而成为了征税主体。据国家税务总局2003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显示: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收入的46.4%，无形中是对勤劳所得的税收惩罚。二是税率档次过多、税率偏高。累进的甚至累进程度很高的名义税率不仅不能解决公平问题却有可能导致纵向不公平问题。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54，500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4元，月收入为896元左右。其纳税所得额绝大部分在第一和第二级，对月工资在10万元以上的相当少，最后两极税率很少使用。三是非劳动所得轻征税、劳动和经营所得重征税。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对工资、薪金所得按5%～45%的9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劳务报酬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一次收入畸高的可以实行加成征收；对经营所得(生产、经营所得和承包、承租经营所得)按5%～35%的5级超额累进税率征税；对资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股息、利息、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按20%的比例税率征税；而偶然所得，如中奖，只征收20%的比例税率。这形成对劳动所得征税高，非劳动所得征税低的现象。四是同一性质不同项目的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造成税负不一致，导致税负不公。工资薪金、劳务报酬和个体工商户的收入同为勤劳所得，由于税法规定适用不同的税率和不同的计征方法，既容易使人产生税负不公平的感觉，也不利于鼓励勤劳所得。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工薪所得按月计征，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纳税年度计征，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这样，在一般个人的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与个体工商户的年收入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全年应纳税额远高于个人工资薪金的全年应纳税额。

第二，税基方面。据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税收总收入的5.38%，而同年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45.6%。原因之一是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过窄，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还不够宽,个人证券交易所得、股票转让所得、外汇交易所得等项目尚未征税，特别是对投资的资本利得没有征税；附加福利仍无法计价并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专营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高收入者并未从法律上征收个人所得税。税基的涵盖面过小，无法真正实现税收负担公平。

第三，税收优惠方面。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包含了11项免税、3项减征、10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其中有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收入面前人人平等，实现普遍、平等纳税。

（三）税收征管效率偏低

第一，税收征管法律不健全。我国税收征管中出现税收征管不严、执法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税收征管中的法律约束力差，对税收执法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首先，税收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无法可依。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对税收活动共性的问题进行规范的税收基本法，现行的单行税法法律效率弱，在多数情况下缺乏应有的约束力，执行难度大，使得税收征管中许多征管措施无法可依。其次，税法的法律约束力差，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一是税收法律只约束纳税人行为，对征税人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二是税收执法缺乏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使得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也使涉税案件的查处缺乏应有的力度、效果。再次，缺乏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存在违法不究的现象。一方面，税务机关内部对税收执法的监督检查既没有建立起科学的监督、纠错目标，也没有形成科学的监督考核指标体系，而且由于税收任务因素，也不利于从税务机关内部实施有效的税收执法监督。另一方面，我国对税收执法的外部监督，尚没有形成有较强针对性的职能部门监督和具有普遍性的纳税人监督机制，对税务机关或税务人员税收执法行为的规范性、税款入库的数量和质量都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

第二，税收征管能力较弱。目前制约我国个人所得税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主要是人和物两类因素。

从人的因素分析，目前税务干部的整体素质状况还不能适应进一步开放发展的需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思想素质不够过硬。二是整体业务素质比较低，尤其是专业知识不精通。三是税收执法的随意性大。表现为依法治税的观念树立得不够牢固，没有为查处的违规、违法渎职案件所警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见利忘义的行为仍存在；面对繁杂、多变的税收法规，有的无法真正领会税法的立法意图，不能正确领会和处理好税收执法和服务经济的关系，增加了税法实施的难度。

从物的因素分析，征管方式仍不能超越个人主动申报和扣缴义务人代扣缴的局限。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收入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及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加上我国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在一些部门仍存在大量非货币化的“隐性”福利，如免费或低价获得住宅及其他各种实物补贴，致使税务部门无法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状况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资料。同时，国税、地税没有联网，信息化按部门分别执行，在实际征管中不仅不能实现跨征管区域征税，甚至同一级税务部门内部征管与征管之间、征管与稽查之间、征管与税政之间的信息传递也会受阻。同一纳税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取得的各项收入，税务部门根本无法统计汇总，让其纳税，出现了失控的状态，导致税负不公。

（四）税收征收环境欠佳

第一，依法纳税意识薄弱。受历史习惯、道德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人根本没有纳税的意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价值取向被一些负面伦理道德因素所误导，社会上一部分人把能偷逃税视作一种“能力”的体现。由于个人所得税属直接税，税负不能转嫁，纳税人纳税后必然导致其收入的直接减少，而纳税人偷逃税被发现后对其处罚的力度却很轻，于是，在目前各种征管措施不到位、风险成本较低、社会评价体系缺失的前提下，人们受经济利益驱动，强化了为维护自身私利而偷逃税的动机和行为，客观上加大了税收征管与自觉纳税之间的距离。据税务部门的一份资料报告，在北京市常住的外国人中，主动申报纳税的占80％，而应征个人所得税的中国公民，主动申报纳税的仅为10％。此外，现阶段纳税人缴纳个税没有完税证明，纳税多少与纳税人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失业、赡养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没有联系，这也是公民主动纳税意识不强、纳税积极性不高、偷逃税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第二，社会评价体系存在偏差。个人所得税偷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评价体系有问题。国外税务部门建立有一套完整的纳税人诚信评价制度和诚信纳税制度，只要你有偷逃税行为，就在电脑里纪录在案，不但你在经营上会因此受阻，而且你的行为会受到公众的鄙视，个人信用受到极大的质疑。而目前我国缺乏一套纳税人诚信评价制度和诚信纳税制度。社会和个人不觉得偷税可耻，别人也并不因此视你的诚信记录不好，而不与你交往或交易。评价体系存在严重的偏差导致纳税人偷逃税款严重，加剧税负不公，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其在收入分配领域，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职能对调节社会收入差距至关重要，因此保证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公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针对目前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公平缺失的弊端，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已势在必行。西方发达国家在此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结合自己的国情，深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以缓解收入差距扩大，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参考文献：

［1］贺海涛.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公平理论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公平性；必要性

我国竞技体育经过十几年的职业化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国内外体育界的一致好评，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与完善，制约竞技体育职业化进程的各类因素也逐渐凸显出来。而竞技体育职业化是以职业运动员的出现为标志的，而职业运动员就是指以从事竞技体育作为主要工作的运动员。目前，全世界开展职业体育的国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也已走了十多年的历史。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职业化、商业化，我国体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变化，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事业到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但我们在享受这份欣喜的同时，也要直面职业化、商业化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就有职业运动员的薪酬管理。当前我国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由于缺乏科学的薪酬制订依据，再加上体育竞赛市场的开发程度的不同，使得薪酬分配失衡，项目间的差距过大。有些项目尤其是男子项目如足球、篮球，市场培育和开发比较成熟，群众关注度较高，又鉴于人力资源的缺乏，运动员的薪酬偏高，其主管部门提出限薪政策。有些项目则恰恰相反，职业运动员薪酬偏低，尤其是一些女子项目，甚至连基本的工资都难以保障。另外，同一项目、同一俱乐部内部不同的运动员，也存在薪酬分配差距过大的现象。这就使得职业运动员在对待薪酬分配问题时缺乏公平感，因而削弱甚至丧失了薪酬固有的激励特性，严重影响了职业运动员训练比赛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造成上述问题的因素很多，但薪酬制度中公平性的缺失，薪酬管理中不注意公平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是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目前我国对公平理论的研究很多，但如何阐释体育领域中的公平理论及其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则比较欠缺。对职业运动员的薪酬管理的研究，也仅限于对运动员高薪问题的研究，对如何在薪酬管理中体现出公平性的研究比较少见。本文侧重于将公平理论和职业运动员的薪酬管理相结合，就如何在薪酬管理中体现出公平性展开讨论，以期为提高薪酬管理中运动员的公平感，强化薪酬制度的激励作用提供理论依据。

1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的公平理论

1.1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EquityTheory)是由美国学者史坦斯·亚当斯(Adams·J·S)于1956年提出来的，又称社会比较理论。其基本理论是指当一个人做出了贡献并取得报酬后，他不但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绝对量，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因此，他要进行种种比较来确定自己所得报酬是否合理，比较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其今后工作的积极性。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1.1公平是激励的动力

公平理论认为，人能否受到激励不但由他们得到了什么而定，还要由他们所得的与别人所得的相比是否公平而定。

1.1.2公平理论模式

公平理论模式为:QP/IP=QO/IO，在方程式中，Q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得的报酬的感觉，IP代表一个人对他所做的投入的感觉，QO代表这个人对某比较对象所获得的报酬的感觉，IO代表这个人对比较对象所做的投人的感觉。

1.1.3公平理论的含义

公平理论认为，当等式成立时，人便觉得公平;否则就会心理失衡，产生不公平感。当左端小于右端，则会产生比别人吃亏或今不如昔的感觉;当左端大于右端，则会因投人少而获得多，产生负疚感。

1.2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的公平类型

所谓职业运动员的薪酬管理是指职业俱乐部对本俱乐部的运动员报酬的支付水准、发放水平、要素结构进行确立、分配和调整的过程。依据公平理论的观点，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的公平类型有三种，即内部公平、外部公平和运动员自身的公平。

1.2.1内部公平

所谓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的内部公平是指职业俱乐部内部薪酬政策的一致性。其依据是根据职业运动员对实现俱乐部整体目标的相对贡献来支付薪酬。一般来讲，职业运动员对实现俱乐部总体目标贡献大，训练刻苦、技战术水平高，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反之，报酬就低，以体现薪酬管理的内部公平性。

1.2.2外部公平

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的外部公平是指本俱乐部的薪酬水平和其他职业俱乐部的薪酬水平相比较时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关注的是不同职业俱乐部之间薪酬水平的相对高低。在人才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如不能吸纳优秀的、高水平的竞技人才，职业俱乐部就会失去竞争力，其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要做到这一点，本俱乐部职业运动员的薪酬水平就要相对高于其他职业俱乐部，以增强职业运动员的对外公平感。

1.2.3职业运动员自身公平

职业运动员的自身公平是指俱乐部中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中付出同样的努力和劳动要得到相同的报酬，同时兼顾运动员技战术能力及其对实现俱乐部目标的影响力的变化。职业运动员自身公平并不意味着俱乐部内部的薪酬分配实行完全的按劳分配，因为职业运动员自身的素质和技、战术水平的差异，既使付出的努力和劳动相同，也会导致对俱乐部做出的贡献有所差别。如果仅实行按劳分配，则对俱乐部贡献和目标影响力大的运动员就会感到不公平，所以职业运动员的薪酬分配要同时兼顾努力和劳动的付出、运动员技战术能力及其对实现俱乐部目标的影响力的变化，使俱乐部中不同层次的运动员都会感到公平。

2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公平感缺失的原因探析

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公平感缺失现象客观存在，种类不一，但都会对俱乐部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分析公平感缺失的原因，对实现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的公平性有所裨益。

2.1职业俱乐部薪酬分配中平均主义思想作祟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思想在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仍然占有一席之地。运动员的薪金收人并没有完全拉开差距。薪金分配还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运动员的薪金收入还没有完全和其在训练比赛中付出的努力和劳动以及其技战术能力挂钩，运动员薪酬分配的表面公平掩盖了事实上的分配不公，导致运动员薪酬管理中公平感的缺失。

2.2职业运动员自身需求的过度膨胀

近年来，职业运动员的薪酬增长速度惊人，一方面是由于职业化和商业化带来的积极效应，大大提高了运动员的薪金水平;另一方面运动员受拜金主义的影响，对薪金需求过度膨胀。一且运动员自身需求过度膨胀，必然会在俱乐部内部甚至不同俱乐部之间产生攀比心理。而这种需求的过度膨胀，会使运动员认为自己的薪金水平过低，远远达不到自己期望的薪金水平，从而造成薪酬管理中公平感的缺失。

2.3职业俱乐部体育资源的稀缺性

2.3.1用于薪酬管理的经费资源不足

运动员的自身需求得不到满足，很难使其对薪酬管理产生公平感。职业运动员薪酬高已成为事实，对于职业俱乐部来讲，薪酬管理中的经费是否能够满足职业运动员自身的需求成为各个俱乐部正常运转的前提川。目前，由于职业运动员高薪问题较为普遍，使职业俱乐部疲于应付薪金开支，经费紧张成为各俱乐部共同存在的问题，导致俱乐部的薪金分配无法满足运动员自身需求，外部公平、内部公平和自身公平都无法实现，公平感也将不复存在。

2.3.2职业俱乐部运动员人力资源缺乏

由于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商业化起步较晚，职业俱乐部的运作还不够成熟，尤其是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尚不够完善。虽然我国竞技体育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但就某些项目而言，高水平的运动员人数较少。物以稀为贵，这使得俱乐部不得不靠增加薪酬来留住高水平的职业运动员。而一些运动员也会趁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导致职业俱乐部的薪酬分配差距拉大，部分运动员的公平感降低。

2.4职业俱乐部薪酬管理透明度不高

为了避免运动员之间因为过度攀比产生的不公平感，职业俱乐部往往实行秘密薪酬制度。即俱乐部的薪酬分配不透明，运动员的薪金收人彼此不公开。殊不知这样做会造成运动员之间的互相猜疑，而这种猜疑往往是高估他人的薪酬而低估自己的薪酬图。这种薪酬管理形式不但起不到增加公平性的作用，反而会使运动员的思想中薪酬的差距远远大于事实上的薪酬分配差距，不公平感将会更强。

3提高薪酬管理中运动员公平感的对策

3.1克服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

冲破计划经济下平均主义的思想束缚，根据运动员付出的劳动和对俱乐部目标的实现所作出的贡献，适当拉开薪酬分配的差距。这种差距真正出自于运动员付出的劳动和对俱乐部乃至整个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的差距，使运动员清楚过去的大锅饭现象将一去不复返，自己的所得是与自己的付出和贡献相匹配的，任何人不可能不劳而获，也不可能只索取而不奉献。这样运动员对薪酬分配的合理性就会有更深人的认识，在薪酬管理中的公平感就强了。

3.2实行薪酬分配的标准化和里化管理

将运动员的薪酬进行标准化和量化管理，是增强职业运动员薪酬管理中公平感的有效途径。所谓标准化和量化管理是指制定科学的运动员薪酬管理标准，并将该标准分成若干相互独立的指标，如考勤指标、业绩指标、职业道德、纪律指标等，规定各个指标的测试办法以及汇总法则，对公平理论的报酬尤其是投人量做出客观判断。另外公平并不等于均等，薪酬分配要体现出一定的倾斜原则，即向高(技战术水平高)、大(对实现俱乐部目标作用大)、强(作战能力强)倾斜，采取各种奖励办法，以激发这些运动员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其他运动员树立的奋斗和学习目标，强化了俱乐部运作的组织动力。

3.3加强俱乐部与职业运动员之间的沟通

沟通是避免俱乐部与职业运动员之间矛盾激化的有效途径。通过沟通使双方信息交流通畅，彼此增进了解和感情。俱乐部可以在沟通中获悉职业运动员的各层次的需求以及对俱乐部的期望，当然也包括了解职业运动员在薪金方面的需求。而职业运动员也可以在沟通中得知俱乐部对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在俱乐部中的地位和贡献，可以横向和纵向地比较一下自己获得的薪酬是否和自己的贡献、俱乐部对自己的期望以及自己在俱乐部中的地位相符。只有双方对上述各方面的信息了解全面，彼此都想着对方期望的目标努力，运动员才会对自己获得的薪酬感到满意，公平感才会强烈。为了加强俱乐部与运动员之间的沟通，运动员工会组织应该起到相应的桥梁作用。

3.4营造公平的俱乐部文化

俱乐部文化是指俱乐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为俱乐部的成员特别是职业运动员所共有的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模式，它强调职业俱乐部应坚持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它通过职业俱乐部精神和价值观的灌输从而使俱乐部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俱乐部成员特别是职业运动员与俱乐部同呼吸共命运。如果职业运动员缺少奉献精神，没把自身目标同俱乐部目标结合起来，而是片面强调个人报酬、个人收益最大化，这种盲目的攀比心理和不切实际的需求，也就背离了服务社会、服务观众、服务俱乐部这个根本。良好的俱乐部文化可以对公平的薪酬管理起到激励和推动作用，而公平的薪酬管理反过来又可以提升职业俱乐部的文化内涵。它能让俱乐部成员尤其是职业运动员意识到个人收益是建立在俱乐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的，大家共同努力把俱乐部市场这块蛋糕做大，个人期望才能真正实现。在这种俱乐部文化熏陶下，职业运动员可以将个人目标和俱乐部目标紧密结合，不再片面追求个人收益和个人报酬，急俱乐部所急，应俱乐部所需，共同实现俱乐部发展目标，从而提高自己的薪金水平，增强对薪酬管理的公平感。

公平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平理论和谐企业文化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国人民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企业作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之一，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论述了“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亚当斯公平理论的价值蕴涵，使之成为构建和谐企业文化进程中应然的价值参考，从而实现了公平理论与和谐企业文化的历史耦合，进一步促进了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亚当斯公平理论的内涵

“公平理论公平理论又称社会比较理论,它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Adams)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激励理论,侧重于研究工资报酬分配的合理性、公平性,公平导致员工对薪酬的满意,从而影响着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公平理论反映了“每一个人都应公平地得到报酬”这个古老原则。

亚当斯认为,当一个人察觉到他投入(PutInto)于工作的努力对由于工作所得到的结果(Result)的比与其他人的投入对结果的比相比较后若得出的结果不同,这个人的感觉就不同。这里所提到的比较是：他要将自己获得的报偿（金钱、工作安排以及获得的赏识等）与自己的投入（教育程度、所作努力、用于工作的时间、精力和其它无形损耗等）的比值，与组织内其他人作社会比较，只有相等时他才认为公平。

员工产生不公平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企业在客观上确实存在不合理分配的现象。第二，不同员工在投入和所得上存在不可比性，人总是过多地估计自己的投入和别人的所得。第三，不同员工对投入和产出的认知不同，他们总是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与人进行比较。第四，组织中的一些绩效考评和奖励制度不透明，增大了员工的猜测和不公平感。

员工在企业工作中的这种不公平是创建和谐企业文化的消极因素，严重损害了员工的情绪，企业文化的构建，科技的创新，最终也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和谐企业文化的创建

所谓和谐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文化在“自为”和“差异”的条件下,根据环境和活动能力特征进行自主协调,达成的一种合理、有序的状态和氛围。适度的“冲突是和谐企业文化里的应有涵义即“和而不同”，恰当“激励”。和谐的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能形成奋发进取的催化剂，而且能够塑造和谐企业，最终达到精神变物质，促进企业生产力的目的。

构建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和谐企业文化，把企业建设成为和谐企业，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营造和谐的企业文化氛围，培养员工的共同价值观念、思想信念和群体意识，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正像劳伦斯.米勒所说“了解企业是在为崇高的目标努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化解企业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建立和谐员工关系、劳资关系、干群关系,p以及员工与企业协调发展的关系，使企业在和谐的环境中获得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构建和谐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企业文化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对外是企业的一面旗帜，对内是一种向心力。三、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对我国构建和谐企业文化的现实意义

公平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相互间的社会比较和历史比较。因此,必然会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公平还是不公平的问题,公平感对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1)组织公平感的形成是管理者追求的目标,对员工之间良好的关系的建立、组织的发展有重要意义；(2)公平感是一种主观感受,是每一个人价值计算标准下的一个主观结果,要想保证组织公平感的形成,就要在组织内部倡导公平、公开、公正的管理氛围；(3)在信息不对称、公平计算因子等变量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企业需要借规章制度的力量，尽量实现过程公平,同时加强同员工的沟通,减少不公平感的产生；(4)公平感的改善,将最终取决于个人价值的优化。“职工既是和谐企业文化的主体，又是和谐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只有创造一种企业与职工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才能有效降低员工的压力，消除当前企业与员工的对立情绪。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企业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强化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促使员工自觉地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中来”，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企业文化建设永无止境，构建和谐发展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是没有终点。只要坚持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来指导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利益矛盾，必将会实现企业系统中各部分和要素的和谐发展，实现企业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R].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

[2]S.P.Robbins,MaryCoulter.管理学:第七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63,484

[3](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社,1995.10

[4](美)劳伦斯.米勒:美国企业精神[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5

[5]金锡万吴连生:略论现代激励理论的发展和创新[J].冶金经济与管理，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