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范文10篇

公平竞争范文篇1

一、明确工作机制。

县政府办发文建立由县发改局（物价局）牵头的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我局为成员单位之一。

二、有序清理存量。

对2018年1月1日至9月13日的所有发文进行梳理，有关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的文件共0份。

三、定期评估完善。

我局已下发《财政局关于制定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本局内部工作程序的通知》，按照“谁起草、谁审查”的原则，要求各部室、各单位分别负责本部室、本单位拟出台政策措施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在起草过程中严格对照《意见》中的内容，就审查对象、标准和要求进行自我审查，形成书面审查结论，随相关文件材料一并上报局领导。确保我局制定的有关政策措施符合公平竞争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防止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情况。

四、加强宣传培训。

接下来，我局将切实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加强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增进全社会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工作环境。同时，我局将发挥广播电视宣传职能，做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公平竞争范文篇2

这个“出身”从表面上看，是问“家庭收入”，问经济地位，有点像以前问家庭出身是“贫农”还是“地主”。大学生刚找工作，他们自己当然是“赤贫”，但这么一问，他们是“富二代”还是“贫二代”立见分晓。那么，招聘单位是不是觉得“富二代”的素质普遍要比“贫二代”高，能力普遍要比“贫二代”强呢？显然不是。

从那面试官的第二句话来看，“家庭收入”只是虚晃一枪，“相关资源”才是“撒手锏”。原来，他们认为“社会本来就是资源重组，应聘者的家庭关系若有益于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何乐而不为”。都说国人“含蓄”，由此可见一斑呀。“金钱血统”背后原来还是“权势血统”。在招聘单位眼里，招一个人才远不如招一个“关系”。那么是哪种“关系”呢？能凭自己的金钱轻易拿下的关系估计它们还看不上，能“有益于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的关系除了“权势”还会是什么呢？它们的如意算盘原来是以“职”谋“权”，以提供的一个“职位”来换取“权势”的关照，这可真是够划算的了。

记者调查发现，“以应聘者的社会关系论英雄”的现象，在依赖社会关系的各大公司、垄断型国企和小型事业单位等广泛存在。看来，“社会关系”在毕业生就业中的作用已今非昔比了。以前是大学毕业生的父母凭自己的社会资源为子女找工作单位，现在则是招聘单位主动出击，争相招聘“关系”。就业门槛越高，这些招聘单位的“胜算”自然也就越大。

公平竞争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

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开展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定和做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二、工作目标

严格落实清理主体、范围和重点，统筹开展好清理工作。根据工作进程，结合已对2018年3月31日前出台的政策措施开展了上一轮自查清理工作，本次是在上次清理工作的基础上，重点清理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做好工作衔接，准确统计清理审查数据，并做好统计上报工作。

三、工作要求

准确把握清理要求准确掌握清理要求，对需要废止和修改的要应废尽废、应改尽改。对符合例外规定的，应明确实施期限，并在清理结果中予以说明。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规范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放管服”等改革，真正营造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生态，提升群众办事创业的便利度、满意度和获得感。

四、组织保障

公平竞争范文篇4

[论文摘要]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行政垄断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阻碍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加剧了社会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导致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

关键词：行政垄断侵害合法权益腐败危害性

行政垄断由于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具有普遍约束力力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命令、决定、决议等抽象行政行为来限制和排除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从本质上说，行政垄断是一种比较经济垄断影响更广泛、更持久，危害更严重的不法行为，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的统一、全面开发为基本前提，然而，行政垄断凭借行政强制力，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区域利益为出发点，分割市场，垄断经营，形成横向的地区经济封锁和纵向的部门垄断，直接阻碍和破坏全国性统一和开放市场的形成，造成社会各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以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二）阻碍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

行政垄断以行政权为后盾，在现今行政权日益膨胀，其影响无孔不入的当今社会，实施行政垄断的部门，行业无疑占有了先天的优势，再通过地区性歧视待遇和部门性差别待遇等行政手段，直接阻碍企业之间，公民之间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相悖，从而在一定的商品服务等交易领域限制甚至排除竞争，对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正如学者陈志成所说：“行政垄断是一种‘圈地式’的，排他性的特殊经营，在其垄断领域实施了市场禁入，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于（含潜在对手）的进入，妨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①

（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

行政垄断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一定部门或一定地区的利益，它实施的负面影响之一便在于限制或排除竞争，扶植企业的依赖性，使企业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或服务质量以进行正当、合法的竞争，而是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费用用于游说和行贿，以一定的代价希冀得到行政主体的庇护和倾向性的政策，维护本企业在低水平下发展，这就必然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既损害了行政主体应有的权威性和廉政形象，也使社会上群起效仿，败坏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行政垄断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

行政垄断的典型表现为：凭借行政强制力，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固定相应的服务供应商，制造有利于自己“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垄断性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衍生一定的“特权阶层”。以损害“全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来维持少数人的“特利”。凭借强制性的成本转移和不公平的价格损害公众消费者利益。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知情权，选择性和平等交易权，但在行政垄断面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被限定，丧失了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个人消费自由被剥夺，人们往往迫于形势只能选择“唯一”的“选择”，这侵害了公众的人身权益。

德国学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消费者的自由……是任何人不约侵犯的基本权利”。侵犯了这种自由，“应当算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②

（五）行政垄断加剧了社会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

社会主义不是同时富裕，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收入差距允许存在，但这要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凭借个人能力、学识及作出的贡献而体现的个人价值的差距，而不是凭借行政强制力所形成的行政垄断使有关部门和个人在非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获得高收入，高利润。在2001年人代会期间，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还存在较严重的垄断问题，还形象地用“银行加‘证（券）保险’，两电（电信、电力）加烟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不少”这句顺口溜说明了我国存在的行政垄断所造成的高利润、高收入行业（部门）。③行政垄断实施的主体借助行政权力对资源进行瓜分和占有，剥夺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实现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及其成员达致利益最大化。

公平竞争范文篇5

水利水电工程招标是指招标人在工程项目发包之前公开招标或邀请投标，根据招标人的意图和要求提出投标报价，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公开开标，以便从中择优选定中标人的一种经济活动。水利水电工程投标是其招标的对称概念，指具有合法法人资格和能力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的内容，经过研究和计算后，在招标文件指定的期限内填写投标书，提出投标报价，等待开标，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招标投标活动实质上是一种市场竞争行为，招标人通过招标活动选择最佳的投标人，使其利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最优良的质量、最低的工程造价和最短的工期来完成工程项目，投标人也通过招标活动选择工程项目和招标人，以使自己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通过招标投标活动，可以使工程造价更加符合价值规律，工程造价更加合理，有利于规范水利水电工程建筑市场价格行为，有利于“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的全面贯彻执行，有利于不断地降低社会平均劳动消耗水平，减少工程交易费用，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

2水电工程招投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l)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职责不明确。这一现象的存在导致招标投标市场管理混乱，招标投标单位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乘机违规操作，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2)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干预过多。在招标投标过程中，工程建设单位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工作，受到各方行政主管部门的约束和干扰，甚至出现由行政主管部门内定中标人的工程，其他投标单位实际上只是作为陪衬，掩盖了假招标的非法性，同时人情关系工程仍然存在，滋生了腐败，使招标投标活动“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难以贯彻。

(3)行业保护、地区保护仍然存在。招标人以种种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排斥本行业、本地区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参加投标，也不在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其他媒体上招标公告，使招标投标活动缺乏公平竞争性。

(4)标底编制缺乏合理性。一些工程建设单位不顾客观事实人为压低工程造价，使标底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工程造价，有些工程即使标底价格合理地反映了工程造价也要人为地将其下调某个百分比后再作为工程承包价发包，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仅作为其是否中标的依据，不是中标承包价，中标单位利益受损害，招标投标活动有失公平和公正。

(5)标底保密性差，泄密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工程建设单位的主观意向或其他原因希望某个投标人能够中标时，将标底泄露出去，使招标投标活动不能在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滋生了腐败。

(6)投标报价不规范。一些投标人为了中标不顾客观事实，投标报价低于工程实际成本，以期达到低价中标、高价索赔的目的，或在工程施工中偷工减料，或转包他人，导致“豆腐渣工程”也时有发生，有的串通投标，排挤其他投标人，造成工程建设市场混乱，工程质量差、安全隐患多，使工程不能正常发挥应有的效益。

(7)缺乏科学先进、公正合理、可操作性强的评标定标标准。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一些建设单位仍单纯看重投标报价，评标过程中的自由性、随意性大，缺乏规范性，定性、定量因素不平衡，缺乏客观公正性。

(8)招标投标法规的实施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违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3加强法治，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

为规范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招标投标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经济效益、保证项目质量，应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招标投标制度，加强招标投标的法制建设，强化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机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招标投标活动的“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的水利水电工程招标投标市场。

(l)坚定不移地全面推行并进一步完善招标投标制度。

(2)建立、健全招投标的法制体系，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贯彻执行有关的法律法规、

(3)加强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强化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的作用，规范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的行为，对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给予严厉打击，严惩招标投标活动中违法乱纪行为。

(4)改进招标投标工作.使其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减少中间环节，确定科学、系统的评标定标方法，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充分发挥《(GF一2000一0208)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合同和招标文件示范文本》的作用，强化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与服务作用，使我国的招标投标活动更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工程造价更全面地反映价值规律。

公平竞争范文篇6

一、明确工作目标，推进审查制度完善

按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要求，通过健全审查规则、完善规则机制、加强组织保障，更高质量、更大力度地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各部门要基本完成全面覆盖、规则完备、权责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从源头上打破行政垄断，规范各部门行政行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营造市场化的营商环境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健全审查机制，形成审查长效机制

（一）凡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有关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均要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围。各部门要结合工作实际，从制定主体、公文种类、管理事项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纳入公平竞争审查范围的政策措施类别，形成工作机制，做到应审必审，确保审查的全面覆盖。

（二）在严格落实“谁制定、谁审查”原则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部门实行机关内部统一审查，或者由内部业务机构初审后提交特定机构复核，丰富审查工具和方法，探索建立重大政策措施会审制度，强化定量评估，提升审查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建立公平竞争审查数据库，加强对审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有效识别违反审查标准的问题，切实提高审查实效。各部门应当将公平竞争审查作为必经程序纳入公文处理系统，实现全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三）鼓励各部门引入第三方评估，即委托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咨询机构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充分评估政策措施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对于拟适用例外规定的、对社会公共利益影响重大的、部门意见存在较大分歧的，以及被多个单位或个人举报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要优先考虑引入第三方评估，保障审查质量和效果。

三、完善审查机制，提升审查工作覆盖面

（一）定期开展评估清理，各部门要按照《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做好督查抽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对2020年1月1日以后出台的政策措施要定期评估清理，或定期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一并进行清理，及时发现和纠正实际运行中产生的排除、限制竞争问题。

（二）建立政策措施抽查机制。改进督查方式，提高书面抽查文件的比例和覆盖面，适当减少实地检查。县市场监管部门每年牵头组织一次政策措施抽查工作，检查有关政策措施是否履行审查程序、审查流程是否规范、审查结论是否准确等。对市场主体反映比较强烈、问题比较集中、行政性垄断问题多发的行业，要进行重点抽查。抽查结果要及时反馈被抽查单位，并以适当方式公开。对抽查发现的排除、限制竞争问题，被抽查单位要及时认真整改。

（三）健全举报处理和回应机制。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政策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的上级机关或者本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上级机关经审核属实的，应当责令政策制定机关整改，对整改不及时或者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本级及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向政策制定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提出整改建议。整改情况要及时向有关方面反馈。对整改不及时、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加强组织保障，推动审查工作质效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部门要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高度，充分认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重大意义，作为贯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重要举措抓好落实。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结合实际进一步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分工，细化具体措施，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落实到位。

（二）充分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要根据工作实际，确保联席会议高效运转，充分发挥其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作用。建立健全信息报送、情况通报、统计分析规范指导等工作机制，加强横向协、纵向联动、社会参与的审查工作格局。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每年对工作情况及时汇总，形成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总体情况，报县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联席会议办公室，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公平竞争范文篇7

【正文】

商业贿赂是寄生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毒瘤，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敌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商业贿赂肆虐全球。据世界银行抽样调查，全球商业流通领域每年的贿赂额在2万亿美元以上。近年来，德国奔驰、美国德普等一批国际知名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涉嫌商业贿赂，引起世界各国对商业贿赂的警觉。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行动，或制定法律和行业规则，规范商业交易行为，或开展专项治理，遏制商业贿赂，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强化企业及私人机构的社会责任，提高他们对商业贿赂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国际商会1999年修订的《打击国际商业交易中的勒索和贿赂的行为准则》认为，贿赂和勒索是扭曲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在世界许多地方，关于勒索和贿赂的丑闻是导致政府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允许这种情形蔓延，将损害冷战后形成的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自由贸易必须通过公平竞争来进行，缺乏自由竞争的贸易对政府和企业都不利。

国际商会认为，需要各国政府以及国内的和跨国的企业采取行动，以实现国际贸易领域更高透明度这一目标。

《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督促从事国际商业交易的公私营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和个人遵守适当的道德标准和在其境内经商的国家的法律。

《宣言》认为，反对国际商业贿赂是改善国际商业环境的基本因素，是构成所有国家促进透明、负责的施政方法，经济及社会和环境保护的一个关键部分。

制定详尽而明确的法律，具体界定商业贿赂的范围，并给予严厉的刑事处罚和经济制裁

印度《1988年防止腐败法》规定，公务员和将成为公务员的任何人，在行使与中央政府、邦政府或全国议会、邦议会、地方当局等任何公务员有关的官方职责时，以接受非法酬谢为目的，或通过履行或不履行公事，对该庇护者不予庇护，对不该庇护者予以偏袒，对有的人提供服务，对有的人不提供服务等手段，在除合法酬劳以外，为其本人或他人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企图索取任何额外报酬作为酬谢的，可以处六个月至五年有期徒刑，并可处以罚金。

新加坡《预防腐败法》规定，人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非法接受、索取或同意接受、意图索取他人作为诱金或酬金的报酬，从而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相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任何人非法给予、同意给予或提供给人报酬作为诱金或酬金，从而使之以作为或不作为的形式，实施与其委托人的事务有关的行为，或者就与其委托人有关的事务给予或不给予某人好处或不利之处，不管目的是否实现，均构成腐败性交易罪。

将商业贿赂作为一种国际犯罪追究法律责任

《联合国反对国际商业交易中的贪污贿赂行为宣言》要求各会员国采取有效的具体行动，取缔国际商业交易中一切形式的贪污、贿赂及有关违法作风。要采取切实协调一致的行动，将贿赂外国公职官员的行为治罪。

澳大利亚1999年《刑法典修正案（贿赂外国公职人员）》规定，向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的行为包括：向另外一个人提供利益，或造成利益被提供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向另外一个人提出要提供或承诺提供利益；或造成向另外一个人提出要提供或承诺要提供利益；以及该利益依法不应归于另外那个人；以及该个人此举的目的是影响外国公职人员行使其官方职责以便获取或保留业务，或获得或保留一个依法不应归于该接受者或预期接受者的商业优势。

1977年美国《海外腐败行为法》适用于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腐败行为，适用于任何公司以及为公司效力的高管人员、董事、雇员或人。该法律对美国公司遵守所在国法律，禁止贿赂外国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依照该法，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公司可以处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人处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处五年有期徒刑，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可以对被告进行民事处罚，勒令停止违法活动，还可以禁止被告入市。

赋予商业贿赂调查机构较大而充分的调查权力

印度《1988年防止贿赂法》规定，不管是否接到举报，如警官有理由怀疑发生了其依照该法第十七条有权调查的违法行为，而且认为，为对案件进行调查或查询，有必要检查所有的银行账目，那么尽管在某些现行法律中有某些规定，但他仍可检查与被怀疑已构成违法行为人员的账户有关的银行账目，也可检查与涉嫌替构成违法行为人员保管金钱的任何其他人员的账户有关的银行账目，并且可以从中获取有关账目的证据复印件。

防止商业贿赂，保证公共权力正确行使，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公平竞争范文篇8

企业所得税，是指对一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等收入，进行法定的生产成本、费用和损失等扣除后的余额征收的一种税。企业所得税法，就是指调整国家与企业等纳税人之间在企业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制是在1978年以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并立运行的“双轨制”所得税制。这种税制是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情况下产生的，在当时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当改革开放进行了一定时间以后，“双轨制”本身的缺陷就日渐凸现。

一、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优点

双轨制的主要优点是以优厚的条件吸引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国民福利。吸引外资的好处有三个：一是外资，尤其是生产性资本的流入可带来本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根据生产函数的定义，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二是FDI的流入有可能通过改善本国资本存量的分配结构，以及正的外部效应的发挥而提高本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理论表明，相比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可能拥有某些优势。因为在外国设立生产机构将导致一些额外成本的发生，而这些成本是国内企业无需承担的。这意味着敢于进行跨国生产和投资的公司在某些方面拥有特殊优势，这一优势可能是更低的生产成本或更高的产品质量(通过研发形成)、更好的组织管理结构、或者更有力度的市场宣传及品牌战略等。这样，FDI的流入，一方面导致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中分配结构的变化，其中跨国公司所占份额由于其具有的优势而更能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如果跨国公司的这些优势能为本国企业模仿、学习或有效捕捉到，即产生了正的外部效应，促进了本国企业管理技术水平的提高、研发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等等，则相应地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三是FDI的流入还可能通过职工工资的发放、税收收入的缴纳而带来国民福利的增加。我国实行双轨制这么多年的历史表明，双轨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我国现行税制“双轨制”的缺点

（一）有违国民待遇原则，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国民待遇原则是WTO的一项基本原则。在企业所得税制领域，国民待遇原则一方面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外商所享受的税收待遇不低于本国居民；另一方面外商也不能要求享受任何高于本国国民的税收待遇。我国已经加入WTO，就应当遵守WTO基本原则。然而，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税收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同时并存。一方面外资企业享受了许多内资企业不能享受的税收待遇，存在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没有统一，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国民待遇，适用于内资企业的某些税收优惠，如福利性、照顾性税收优惠，外资企业不能享受。

（二）有失税务公平原则。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虽然名义税率大体相当，基本适用33%的税率，但税基计算和资产处理上的差别，尤其是只适用于外资企业的诸多特殊优惠，使得外资企业税负远低于内资企业。根据有关部门测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只有11%，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则高达22%，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率为30%。这样的税负差距，不仅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而且使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内资企业的发展。税负不公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鼓励外资流入，抑制流出，人为地扩大了外汇供给而减少了外汇需求，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汇率风险，也影响了内资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性，加剧了经济的内外失衡。此外，由于内外资企业计税工资不统一，也造成了内资企业人才的流失。

（三）影响税收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税务机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尽可能节约税收征管费用，包括节约税务机关的征管费和纳税人的费用。由于实行两种所得税制，在税法上存在着许多的差异，使得征管的尺度很难掌握，增加了税务部门和企业的管理成本，影响了征收的效率。

（四）为外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空间，容易扭曲企业行为，滋生偷、逃税款等不法行为，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因为外资企业可以享受到内资企业所不能享受的优惠政策，所以有些外资企业便千方百计地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身份”骗取国家减免税收的优惠待遇，转移利润，偷逃税款；也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生产产品后返销国外，及“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进行内部非法交易，转移利润，以所谓合法的方式避税；还有些外资企业利用我国的外汇差价，虚拟企业节存外汇，人为地调节盈亏，逃避纳税，非法获利。这些违法行为不仅造成国家潜在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也破坏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的运作，影响了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

（五）削弱内企竞争力，危及内企生存。正如上面提到：内资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相差太悬殊，内资几乎是外资的两倍。在加入WTO前，我国的外资企业在享受税收、自由进出口权等诸多超国民待遇的同时，受到我国相关法律对其在原料进口、外汇平衡、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较多限制，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但加入世贸组织后，特别是现在我国加入WTO已经5年，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外资进入的地域限制、股权份额限制、市场准入限制等逐步取消，内资企业将真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在管理经验、技术、人才等方面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的内企，再背着比外企重得多的税负，根本无法与外企竞争。从这一角度看，尽快实施企业所得税并轨改革，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已拖延不得。

（六）税收优惠过于侧重地域性，加剧了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为地域性的优惠政策，按“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地一般地区”从低往高设计梯级税率(分别为15%、24%、30%)，经济特区中最低为10%，而且特别优惠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经济的发展原本就存在很大的东西差距。现在由于这种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实施，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享受较多的税收优惠，进一步拉大了沿海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公平竞争，使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均衡。

（七）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现行涉外税收规定的“两免三减”政策，更多体现的是规模刺激，而缺乏结构引导力，致使引进的外资呈现“四多四少”现象：中小型企业多，国际大公司、大集团少；小项目多，大体量项目少；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少、劳动密集型项目多，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多、资本、技术密集型项目少；投资一般加工工业的多，投资基础产业、农业、交通业的少。一些外国公司甚至把污染重、能耗高的产业转移到我国，其结果不但消耗了我国有限的资源，而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均衡发展。

公平竞争范文篇9

一、指导思想

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是党的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举措，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在要求。

二、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

县市监局根据甘市监函23号文件精神，制定了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主要职责和工作规则，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对现行政策措施组织清理，确保清理工作取得实效。

三、清理范围和重点

此次清理范围主要从我县2019年12月31日前制定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尤其是要清理直接影响各类企业复工复产的相关政策措施。其中，其他政策措施包括不属于规章、规范性文件，但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其他政策性文件，以及“一事一议”形式的具体政策措施。

公平竞争范文篇10

内容提要: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公平包括竞争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起点的公平又包括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我国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应当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矫正内在的竞争起点的非合理差异，并且规制竞争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是关键，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是核心。

竞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个体或组织体）之间发生的对于同一客体或相关客体的现实争夺或潜在争夺的活动。[1]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是指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基于法律赋予的地位和限定的手段，运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争夺交易机会，追求利润的活动。[2]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的，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经济资源才能合理配置，社会经济也才能够高效发展。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公平包括竞争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平。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够自发地实现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的公平，二者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当前正进行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也正在构建之中。本文拟从保障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公平的实现之角度，对我国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的构建问题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

要实现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公平，首先应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一般来说，市场竞争中竞争的起点包括外在的竞争起点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前者主要是指竞争主体的法定权利或资格，后者则主要是指竞争主体的初始状况。只有实现了二者的公平才能够实现市场竞争中竞争起点的公平。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不仅要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而且也应当具有矫正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非合理差异的功能。

使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达到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基本要求。市场中所有的竞争主体无论其属于何种类型，法律地位应当一律平等。市场不承认任何超经济的特权竞争主体的存在，所有的竞争主体均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反之，如果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那么它们就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目的是实现市场竞争中经济机会的公平——使市场对所有竞争主体开放，没有非正常的力量限制某类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类竞争主体实行特别的“优惠”或“歧视”，所有的竞争主体都有权使用属于自己的资源，充分和自由地参与竞争。

相对于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而言，如何确保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市场竞争中影响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因素，主要是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而在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所决定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导致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性原因。所谓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的“资源占有量”，一般来说是不同竞争主体在竞争前活动的一种结果，它是指竞争主体在竞争起点上所占有的与竞争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质资源[3]和非物质资源[4].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竞争起点上，如果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是由于某种合理性的因素[5]所造成的，那么其就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其所造成的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差异，也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差异，对于这一合理性的差异应当予以认可。但是，在竞争起点上，如果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是由于某种非合理性的因素[6]所造成的，那么这种差异就应该属于一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其所造成的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差异，也应该属于一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对于这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矫正。

我国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法律制度现今仍带有较深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前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重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首先，宪法中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长期以来一直被解读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竞争主体具有高于其它所有制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致使不同所有制经济并不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民商法也对不同类型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乃至于经济活动方式、财产责任形式等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例如，我国现今仍保留着依据所有制性质进行构造的企业法律体系——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乡村集体所有制、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各有一套立法。近年来，公司法虽然几经修改，在维护不同所有制公司法律地位的平等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于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规定仍未达到完全一致。由于现行法律制度不能够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的公平，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经济机会的公平。时下市场中存在的各类竞争主体不能机会均等地进入市场，按照市场价格机会均等地取得生产资料，以及按照市场状况自主地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等各种现象，都是经济机会欠公平的表现。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要重构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法律制度，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必须结合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重新审视宪法中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7]第二，有必要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宪法，并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立法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以使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8]第三，应当尽快建立保障各类资本流动重组、交叉持股的法律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把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真正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之中。第四，应该着力解决好“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的问题，废止依据所有制性质进行构造的企业法律制度体系，重构我国的民商法律制度，使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的产权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9]

如前所述，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导致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性原因。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尤其是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较为明显的。当然，除此之外，城乡之间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例如，由于我国曾经实行“城市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政策，因此我国现今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城乡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资源占有量”存在着较大的“城乡性差异”；而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又曾对东部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所偏好”，所以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处于不同经济区域的竞争主体之间的“资源占有量”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地域性差异”，等等。当然，如何矫正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一个从权力经济向竞争经济转变的过程，所以应当把“将非合理的权力因素逐步排斥于市场活动之外”，作为建立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要明确地将矫正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作为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应当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从而指引有关的公平竞争的具体法律规则的设计。第三，要完善计划法、产业政策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有关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制度，使之充分发挥矫正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各种“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的作用。

二

实现市场中竞争的公平，不仅要实现竞争起点的公平，还要实现竞争过程的公平。要通过规定竞争的方法框架，为市场中竞争的各方都提供胜出的可能性，使竞争行为摆脱无序状态，成为可预期、可信任、有理性的行为。[10]通过法律制度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导致市场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当等情形产生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是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必然要求。

垄断是作为竞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又是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是自由竞争的一种结果。要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反对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或其利益代表主体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11]垄断行为不仅包括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的行为，也包括代表竞争主体利益的其它主体的行为。例如，市场中各类行业协会，乃至特定情形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垄断行为有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两种形式。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身。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法律制度应该能够有效地抑制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垄断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竞争行为的一种异化。它是指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实施的有悖于商业道德并且违法的市场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直接侵害其它竞争主体（竞争对手）的正当权利，而且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的商业伦理。因此，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法律制度还应当同时具有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功能。

我国刚刚颁布的反垄断法，[12]在我国构建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该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其执行将会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应进一步予以完善，有必要将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设计为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权力机关授权的专门机关”，以从根本上保证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且解决“反垄断机构不能判断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等问题。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经济体制转轨之初，现已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修改。该法的修改应当与反垄断法的完善同步进行，以相互衔接共同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该法的修改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有必要将“鼓励竞争主体通过正当竞争行为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作为这一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其次，应当规定一个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以使市场竞争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规制。第三，有必要作出将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关归并于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规定，由反垄断执法机关统一行使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职能，以解决难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以及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13]

三

从公平价值观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形式公平观向实质公平观的演变。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通常是指：市场中所有竞争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社会资源平等地向所有竞争主体开放，所有竞争主体平等地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这一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观虽然易于判断且注重效率，但是却忽略了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有可能存在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市场竞争如果仅仅注重形式公平，还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并且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一般来说，在承认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的前提下，所追求的市场竞争的公平是一种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这种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观直面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的现实的非合理差异，相对于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观而言，是一种“更加接近于正义的公平观”。而要达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从公平的竞争起点出发，经过公平的竞争过程，以最终形成公平的竞争结果”是唯一的途径。因此，要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必须既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又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前者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关键，后者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核心。

市场竞争是通过公平而客观的“市场规则”进行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基于公平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并且排除竞争过程中不公平竞争的行为，才能达到一种实质公平的竞争结果。反之，如果仅仅只是外在的竞争起点达到公平，而内在的竞争起点欠公平，或者未经过公平的竞争过程，那么所形成的竞争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公平而非实质公平的结果。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结果的公平”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中“结果的平均”。“结果的平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范围内是公平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结果的公平”就是“结果的平均”。那种将二者等同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观点，与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相背离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那些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因为“正如过度的自由有损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秩序一样，过度的平等同样也会损伤社会秩序，并会削弱社会活力，降低社会的效率。”[14]一般来说，市场竞争中，如果竞争起点不公平，随之所产生的“不公平效应”将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放大，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而这一“不公平的结果”进而又会在新的一轮竞争中成为新的“不公平的竞争起点”，所以在新一轮的竞争过程之后，还会形成“更加不公平的结果”。诚然，市场中竞争主体在竞争起点上“初始条件的差异”有可能在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主体自身的努力而有所缩小，但是，在竞争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竞争主体（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竞争过程的规则”[15]，从而在竞争过程中也将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因此这种形态的市场竞争“看似公平，实质上却不公平”，不可能达到实质公平的竞争结果。总之，从根本上来说，维护市场竞争中竞争起点的公平，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关键。

要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与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过程是最生动和最复杂的环节，绝大多数与竞争相关的因素都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并且最直接地影响着竞争结果的形成。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会使其为了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而采取各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不仅会使市场处于竞争不足和竞争不当的状态，还会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甚至会从根本上摧毁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因此，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核心。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引入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成就的取得就是因为引入了竞争机制、扩大了竞争的范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改革的重心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立法重点在于制定民商法，侧重于保障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传统民商法以个体为本位，贯彻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原则，承认个体公平、机会均等和自由竞争，但无法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不能保证市场竞争结果的公平，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16]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贯彻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原则，在原有民商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源和权利进行再调整和再分配，具有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功能。[17]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必须在继续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完善经济法，构建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维护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必要从仅注重民商法的制定，向民商法的制定与经济法的制定并重转变；并且，在市场经济立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两种法律制度功能的互补与衔接，以使二者能够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实现。

[1]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这里所说的竞争的主体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营利性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营利性的非法人组织包括营利性的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3]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4]非物质资源主要是指竞争主体所拥有的对国家机关权力行使行为的各种“影响力”。

[5]如自然条件的因素、规模性的因素，等等。

[6]如城乡性的因素、区域性的因素，等等。

[7]从宪法解释的层面上来说，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中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又应当是平等的，那么宪法的这一表述就只能解释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不应得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它所有制竞争主体”的结论。

[8]《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9]现阶段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重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防止市场中产生“权力”和“资本”隐蔽结合的“特殊竞争主体（集团）”。

[10]徐梦秋：《公平竞争的要件与形式》，《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

[11]一般来说，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是指违法的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3]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而产品质量法、价格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又规定，各有关行政机关在其主管的领域或行业内，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14]吴忠民：《公正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5]这种“竞争过程的规则”也不可能完全由超越各竞争主体（利益集团）的第三方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