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十篇

公平正义篇1

【关键词】公平正义；邓小平理论；价值选择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097-02

邓小平理论对实践价值论的应用和创新，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有利于标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中。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内在地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一方面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实现“富民强国”正义理想，这是实现共富的前提与工具；另一方面，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以“三个有利于”为落脚点，实现社会公平，这是正义的最终目的与价值归属。实现公平正义，是邓小平理论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对现实发展的实践创新，也是我们党的执政追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必然选择，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逻辑特征。

一、邓小平关于公平正义发展理念的多维背景

1.公平正义精神实质与自古以来的人们理想追求相通。“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是谓大同（康有为）”。不论是“理想国”、乌托邦还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不论是“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还是理想的天国，其精神实质在于追求一种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在于建立一种合理和谐的社会结构。中国共产党追求的共产主义是从《共产党宣言》提出来的，最早有学者就建议这本书译为“大同书”，从历史文化与语言角度来看，“共产主义”和“大同”二者在根本上相通与叠加。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人们对专制制度的反抗与对公平公正幸福生活的渴望，其正如马克思呕心沥血论证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实质都是为了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公平与均衡，遵守一种正义与秩序。

2.公平正义精神实质与当代西方普世价值部分融通。朗咸平认为，西方各国不但在科技方面领先我们，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也是领先我们。不仅如此，西方的普世价值及其政治架构正努力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著作所论证的公平、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今天的欧洲与美国，事实上的剥削关系与剥削程度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有了很大的变化，西方各国透过民主与法制基本解决了劳资纠纷。从当前人民群众的期待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回应人民新期待并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聚焦点。今天，我们的大调解制度、社会管理创新、工资协商制度等无不与西方的法制民主手段形非而神似，根本目的在于缩小贫富差距、健全社会保障、提高生活水平，以人为本，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可以为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等提供更充分的物质保证。

3.公平正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必然选择。站在大历史视角来看，无论是建党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猫论”，都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理想的曲折探索。从学理看，公平正义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条红线。从邓小平理论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到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同志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直到十报告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始终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其中。我们常说的“一脉相承”的“脉”，这个脉动，既是革命导师所论证的共产主义思想，也是怀揣“只要主义真”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内在动力，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梦的唯一合理内核，

二、邓小平关于公平正义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

公平正义，在不同时代不同学者解释中公平，简单来说，公即为公正、合理，能获得广泛的支持；平指平等、平均，公平一般是在理想应然状态实现的，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观念萌于原始人的平等观，不同的社会或阶级的人们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他认为正义又分为“数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义，后者指分配的正义，即在不平等的个人之间根据各人的价值不等按比例分配与之相称的事物。本文的公平正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它既是“公平型正义”，即以公平为实现正义的核心手段，即通过诸如“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等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和规则公平达到正义的价值目的。邓小平本人并无什么大部头的理论专著，鲜有提及公平或者正义，但从他散见的文章、讲话、会谈纪要等中的观点却有着内在的价值联系，比较清晰地显示出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

1.邓小平理论中正义思想的体现。邓小平理论中正义思想首先集中地体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中。上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平均主义的弊端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突出了公平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中反对平均主义的正义价值选择。总体来看，邓小平从二个方面做了相关表述。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实行按劳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承认不同劳动者的差别，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认为一部分能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各种有益于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工作获得较多收入，可以率先富起来。三是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发展生产力，绝不能搞平均主义，基本要义与经济公平相互促进，政治公平贯穿于经济诉求之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意味着把符合正义的经济效率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公平放在第二位，兼顾一下。如果发展初期不强调效率，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容易回复到“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当中。

2.邓小平理论中公平思想的体现。将邓小平理论中的公平思想主要体现在“共富”理论中。从“共富”视野看邓小平公平思想，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公平的最终目标，它既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搞新的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还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1993年在与邓垦谈话时，邓小平同志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国家应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特别是在物质上给予有力的支持。”先富起来的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这后来直接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思想源头。

三、邓小平理论关于价值选择的逻辑特征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与社会实践同步发展的体系，邓小平理论有明确的价值指向，他追求共富的终极价值目标，方向指向公平。但在特定的时期，当僵硬的辞条与鲜活的现实发生矛盾时，为选择合适的手段，寻找“诚实劳动”手段，起点基于正义。由此来看，邓小平理论体系价值定位处于正义起点和公平终点这两个端点之间，一切以现实为依托，一切因实际而变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保持活力。

1.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工具性特征。只有“深入到生活的现实性那一‘度’中去，才有资格和经典文本进行真实的对话，才能发掘经典文本‘意义复合体’的多层意蕴”。今天对邓小平理论的解读，必然要贴近理论所产生时代这一背景。邓小平理论与现实高度一致，因此理论体系必然折射出时代性、工具性特征。邓小平同志强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要突出地反对平均主义，在发展初期提出著名的“猫”论，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不可能同步富裕，同时富裕。其内在逻辑便是合理的差别是调动积极性、创造财富的前提，共同富裕是以承认合理的差别为基础，甚至“制造”差别，但这仅仅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尽管社会出现适度的贫富差距，但这种差距同我们现实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同样暗含了社会主义的公正。

公平正义篇2

关键词：正义新论 形式论证 事实论证 原初状态 理性多元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主要论述的仍然是两个正义原则，可见他一生的学术思想的主线是保持不变的。然而在这本新作当中，对他之前的些许思想是有所更动的。正如他自己在序言中所说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个目标是纠正《正义论》中的许多严重缺点，还有就是将之前的理念合并成一种统一的表述。在本书中，罗尔斯为了贯彻自己的两个正义原则，采用了两种论证策略。

一、形式论证

第一种论证是形式上的论证，或者可以说是逻辑上的论证（采用演绎推理的方式）。罗尔斯从原初状态出发，按照原初状态中所给定的条件来进行推论，从而得出：原初状态中的人将会选择正义清单中的两个正义原则。在此论证中，罗尔斯排除了个人心理假设和社会条件的影响。也即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不需要以个人心理假设和社会条件为前提，只需要以原初状态为前提进行推论便能成功。如果某一种心理假设和社会条件是论证两个正义原则所必须的，那么它也已经是蕴含在原初状态中了。

而原初状态在罗尔斯看来，是将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抽象化和普遍化，他是假设的又是非历史的。那么这样一种虚无飘渺的东西，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也正是罗尔斯想着重说明的问题。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是由这些从事合作的人们所达成的协议决定的，这看起来是正确的，也是最能让人接受的。因为社会的组织形式、基本结构不能由个别人或者部分人决定的，每一个生活在社会里并受其影响的人都有合理的要求参与讨论，并对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的。社会不能由可兰经来治理，社会不能由孔孟之说来治理，同样社会也不能由马克思主义来治理，因为他们都是属于罗尔斯所谓的：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统合性学说。不能由他们治理并不是意味着他们是错误的，相反，罗尔斯认为前提就是要承认这些统合性学说能够获得众多信徒，并且永远存续。社会应该由各种统合性学说的人共同来治理，即所有社会的成员共同协商，以此达成关于治理社会的最佳约定，即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两个正义原则。一旦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达成，那么社会就具有了公平正义的背景制度。那么生活在里面的人，只要他们按照当初约定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无论结果如何，社会都会是正义的，这也就是罗尔斯所谓的：纯粹背景程序正义（pure background procedural justice）。（就如同罗尔斯在正义论里所提到关于"纯粹程序正义"的打牌例子）而这个"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在现实社会中是无法达成的，只有在"原初状态"中才能够达成。因为在原初状态中，罗尔斯设置了客观的正义环境（适度匮乏的环境）和主观的正义环境（无知之幕）。在原初状态中，社会合作是必要的，因为匮乏的环境难以保证个人独立的生存。在原初状态中，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力、信仰，每个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在原初状态中，罗尔斯认为关于两个正义原则的契约是可以达成的。

二、事实论证

第二种论证形式是事实上的论证，或实证上的论证。第一种论证是为了解决两个正义原则是否能为理性的平等和自由的人所选择的问题，而第二个论证的问题则是：一旦两个正义原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被应用于现行的基本结构制度，那么生活在制度里面的社会合作成员是否会接受它呢？是否由此而产生出对该基本结构强烈的支持呢？或者说该基本结构在现实社会中是否具有稳定性呢？罗尔斯是从理性多元的事实出发来进行论证的。而这也说明了两个正义原则不是统合性学说，而只是针对政治领域的学说。

罗尔斯认为那种将国家视为最高价值存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方面的例子比如说古希腊的城邦共和国。他们将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视为公民最高的善，是每一个公民生活的意义之所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天生是政治性的动物。即使是古代中国，也并非是这种意义上的国家，因为他们的民族大义是在儒家的"修治齐平"的价值观下促成的。距今最近的国家主义是纳粹德国，而纳粹的暴行则使得原本是中性的"国家主义"多了几分冷漠与残忍。而那种将国家当作实现自己价值的媒介在当今的时代也已经是非主流的了。此方面的例子典型的是中世纪的欧洲。在欧洲的中世纪，不论是平民还是国王，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恭敬是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古代的中国也比较具有代表性。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历代都是奉儒家为圭臬，直到清末。思想界万马齐喑，一方面是学术思维被束缚的说明，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当时主流价值观的一致性，文人墨客、达官显贵们只有一个想法，一种声音。然而在当今世界，价值已经多元化，想要用某一种统合性学说来治理国家是不现实的。这并非是统合性学说的问题，正如上面所说的，它可能很正确，但是无论让哪一方设计社会规则，另一方基于自己的价值观，从内心深入也是不会认同的。罗尔斯认为，任何一方宣讲自己的统合性学说都是很值得鼓励的，而仗着政治权力将自己的统合性学说强迫性地加给另一方，却是不为认可的。因此，罗尔斯认为统合性学说无法达成社会一致的协议，而该协议是能够被达成的，所以在管理社会的问题上不应该选择统合性学说。

政治领域应该需要单独的政治价值，而不需要其他的统合性学说所体现的价值为基础。在当今社会中，虽然人们的价值观、信仰都是不同的，但是人们对蕴含在政治文化中的一些理念却是众所周知的，这些理念包括公平的社会合作体系、秩序良好的社会、自由和平等的人等等。而由第一个论证所选择出来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就符合了这些理念的要求。因此，在两个正义原则实现了的基本结构中，人们会愿意接受的。并且知道别人都在遵守这些规则的时候，他们也会乐意去接受这些原则。而且一旦他们确信两个正义原则是符合基本理念的要求的，他们会产生出对它的忠诚。而且，正是因为两个正义原则是独立的政治观念，人们接受它不需要其他的思想基础，人们接受它仅仅是因为它本身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罗尔斯甚至还提出，在反思的平衡过程当中，人们会修正或者完善自己的价值观，从而能适应两个正义原则。因此，在理性多元的事实下，人们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这就是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论。正当划定界限，善指向目标。虽然人们的善观念是不同的，然而关于正当的认定却需要人们共同的关注。

参考文献：

[1]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3]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4]何怀宏：《公平的正义--何怀宏解读罗尔斯》，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公平正义篇3

引 言 “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上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套所谓’现代型’体制，还在于附着于体制之中的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本世纪以来，我们在体制构建方面一直不落人后的，但是抽象的大体制禁不住与之背离的小制度的掣肘和抵消，加之一些配套概念未能确立，于是出现了种种实践上的缺陷，造成了设计者的美好构想不能兑现于制度运作的实际。久而久之，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对法律制度有效调整社会生活的可能性发生怀疑，甚至对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的信念发生动摇。”[1]

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它接连成为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的组成部分。继十五大提出公正，十六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公平和正义。至此，正义、公正和公平三个概念都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出现，正义、公正和公平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目标和原则。然而，这三个概念又是模糊的，怎样赋予它们科学合理的内涵，以指导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促进我国的社会进步，这是个艰巨紧迫而又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任务。可能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尚未见到关于这方面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希望以此文填补这种缺憾。故本文将试图在司法的视角下就正义、公正和公平进行探讨，在理清三者之间关系的同时深入地分析它们各自的内涵，研究它们作为抽象的原则如何确保“抽象的大体制”与“具体的、甚至相当细琐的小制度”之间的协调，顺带提及司法改革的重点。

第一章 什么是司法的视角

首先有必要对题目中的“司法的视角”作一下解释。

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已突破传统意义上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法院审判活动的范畴，指以法院为核心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和国家强制力为最后保证的、以解决纠纷为基本功能的一种法律活动。[2]（p26）所以从广义上讲，司法实际涵盖了司法制度、司法活动及其相关的内容。司法制度，包括国家通过立法形式所确定的带有法律效力的有关司法权、司法机关和诉讼程序的全部规范，换句话说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既定的法律规则”。司法活动则是司法机关按照国家程序法规定所进行的全部司法实践活动，主要包括法院的诉讼审判活动，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的公诉，以及法律监督的各项职能，国家各级监狱依法监管罪犯的全部行刑活动等。

狭义的司法是以审判为主要内容的法院活动及其所依赖的制度规范，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司法。

审判不是司法的全部内容，但是不论怎么讲，却都是司法的核心，“都要遵循一定的程序，以既定的法律规则为前提，运用其特有的解纷原理，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保障公民的各项权利为基本职能。”[2]（p4）而本文所谓的“司法的视角”也正是取这一种狭义的理解，始终强调一点——以审判为核心。

第二章 正义概念的发展和司法中的正义

第一节 正义的概念

在我国，正义包含着一切美好的事物和信念。

然而，正义一词最初却是由西方传来的。西方法文化的的核心问题就是法与正义（jus e justum）的关系问题，故而正义成为法学家们永久的话题。正义的理论是关于正义是什么，作为一种伦理标准如何决定它的地位，决定这种标准的要求实际上是什么的理论。自其诞生以来，无数的学者和思想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内涵。

在古希腊，正义以一种调整自然力对宇宙组成部分的作用，保证平衡与协调的先验宇宙原则第一次出现。毕达哥拉斯发展了正义是平等的思想。

柏拉图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21](p31)

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按照一般的认识，正义是某种事物的‘平等’（均等）观念”。[11](p148)

西塞罗认为正义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22]（p216）

乌尔比安说：“正义是给予每一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阿奎那认为正义是“一种习惯，依据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

总体来讲，尽管柏拉图讲到国家、亚里士多德讲到公共利益，但是正义的范围限于那个特定社会的很小一部分人，不可能遍及社会全体成员。中世纪及中世纪以前对正义的理解也多限于个人，具有很强的局限性。进入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人们对正义的关注从个人扩大到社会，正义关注的对象具有了相对的普遍性。

18世纪末，康德的观点导致了如下态度：在正义的名义下，自由应是最大限度的，而限制应是最小限度的。

20世纪初，社会法学的耶林和狄骥抛弃了正义的直觉概念，分别在对个人、社会和公共利益的安全与保证中和社会团结中发展了正义和社会功利主义的正义理论。著名的社会法学代表人物庞德说：“在伦理学上，我们可以把正义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讲的执行正义（或法律）是指在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院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把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3](p73)

博登海默认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与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4](p238)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题或对象就是社会，尤其是社会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正义即指制度的道德、制度的德性，是指称社会基本结构的属性是否道德的一个概念。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10]

大致看来， “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或者说“各得其所”的确体现了正义最为一般的规定性，它可以适用于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具有永恒性。但是正义是个抽象的概念，涉及价值判断，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学者们所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更要受到学者阶级地位的制约，所以就象“变幻无常的脸，随时可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及极不相同的面貌。” [4](p240)即使资产阶级法学家也已意识到这一点，正如凯尔森所言：实际上用来作为正义标准的规范是因人而异的并且是经常相互冲突的。某一事物是否正义只是以认为存在适当正义规范的人而定。这一规范也只是为了那些由于这一或那一理由，对该规范所定的事物抱有希望的人才存在的。[18](p49)就因为此，自然法学派的正义遭到了不少批判。许

多法理学家或学派因各种不一的原由，根本否定这种探讨的可能性、适当性或必要性。凯尔森甚至讥之为“是一个典型的幻想，是为了使主观利益加以客观化”。[18](p49)

在谈到正义时，马克思也曾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交易的法律形式--契约，其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7](p339）恩格斯在批判普鲁东时指出：“这个正义却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在其保守方面或在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 [6](p539)他们都侧重于从经济特别是阶级结构的的角度对正义进行解释，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

但是，我们肯定正义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不必然地排斥其科学性、客观性。只要这种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是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相一致，就可以认为它具有客观性，是与客观性相容的。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否定正义的独立实在性，这不表明他们否认正义在特定社会的制度构建上的积极意义。尤其在今天，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阶级社会的正义，就盲目地否定我们今天追求社会主义正义的合理性。

正义的理论内核是不变的：法与正义相同一。正义与法的这种与生俱来的紧密联系在古往今来的各种定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正因为此，几千年来西方人不断的追求正义与法的完美统一，终于在资本主义实现了法治，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这个目标，他们积累了几百年的丰富成果和经验不容我们忽视。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以正义为核心的自然法理论在20世纪的复兴。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19世纪因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自然法思想几近销声匿迹。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对人权造成的令人发指的践踏，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实证主义哲学，并激发了人们对正义理想的莫大关注和兴趣。以此为契机，自然法思想才得以复兴和蓬勃发展。再者，人们在“由法学方法论、法律诠释学的反省思索中，益加发现法官断案仍难以凭借完全免除价值判断的条文操作而便可推导出结果。况且，如果法律体系本身是邪恶不义的，则一个‘合法’、基于此法律体系内在结构本身可被称为‘正确’的判决，却不是一个‘正义’或‘道德上正确’的判决，则亦未能实现法律之终极目的。” [8]且“今日基本人权的理念在国际、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大行其道，被视为最高指导原则，以及甚至以往只在反映“‘力’的国际法之中，确立民族自决权、非战、否认征服及在威胁下定约的合法性……，则今日法律，显然并无‘不管道德了’、‘离道德越来越远’的迹象，反而更具道德的自觉。” [8]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正义在今天仍然有其生命力。

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曾经对西方精神文明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特别是常常以建设有中国特色为由不加区分地拒绝和排斥。正义，也长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的观念不被接受。然而可喜的是，正义原则作为法律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在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逐渐为我国认识到并应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实践。党的十六大报告也首次正式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正义，为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正义提供了理论支持，依法治国方略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和充实。

要适应我国的国情和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角度出发，对正义作出科学的定义。杨一平博士这样定义：“正义就是各得其所，而所得的内容是由每个人所处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文化背景决定的。” [2](p20) 这无疑揭示了正义的本质，是较为科学的定义。但是限于本文所讨论的是司法视角下的正义，正义的内涵又不仅于此，它有着更为具体的内涵，因为和下文有极其重要的关联，在此暂不作出界定。

第二节 司法视角下的正义

在对正义、公正和公平这三个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上，不论是辞典还是学者们多将公正和正义、公平等同起来，这几乎成为共识。对此，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等同并不是完完全全的等于，三者之间又有些许差别。下文就将以此为论述重点，着力凸显这种差别。

这里不免要借鉴他人的观点，杨一平博士在博士论文《司法正义论》中作了如下阐释：“公平可能更多地用来表述人们在法律面前或者纠纷中的诉讼两造在审判（或仲裁）过程中的地位和待遇，公正更多地强调法官的不偏不倚、公而无私的品质；在由两造当事人与居间者构成的“三边关系”中，公平观念侧重于对两造权利享有与维护的考察，公正则侧重于对居间者行为公允而无私的要求；公平强调实体正义和实质正义，公正强调程序正义和形式正义；公平的核心是平等，既包括案内平等，即两造当事人之间的地位平等、权利平等，也包括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同等对待”；公正的核心是无私、中立，它意味着居间者既要不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又要排除外界的任何压力，还要无视当事人双方的任何身份背景等。” [2](p13)

这段话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公正是对裁判者（居间者）的要求，强调形式；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强调实质。[14]由此，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在司法的视角下，正义就是公正和公平。

以下将讨论司法的“特有的解纷原理”，也就是公正和公平的较为具体的规则。它们相对于公正和公平是具体的，相对于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范却仍具有抽象性，需要从程序到体制的一系列改革和完善，而且它们也应当成为改革和完善所遵循的原则。

鉴于本文的主旨之一在于凸显公正和公平的差别，下面的论述就把二者分别开来。

第三章 司法视角下的公正

第一节 公正是对裁判者和程序的要求

“公正（impartiality）,公平的一个方面，普遍认为是法官和执法官所应有的品质。它意味着平等地对待争议的诉讼两造，不偏袒任何人，对所有的人平等和公正地适用法律。仲裁人的偏袒将构成撤销其裁判的正当理由。”[9](p498)这是通过辞典反映的人们对公正的最普遍的理解。可以看出公正和公平并不完全同义，法官和公正有着最紧密的联系，法官是公正强调的重点。

需要指出，公正司法和司法公正不是一个概念。公正司法是司法机关极其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保持公正，有较大的弹性，很容易受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主观倾向的影响；而司法公正的概念范畴则不仅包括了公正司法的内容，还指司法制度的公正，相对而言，司法公正特别是司法制度的公正带有较大的刚性。因此，笔者有必要先把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力图避免将二者混淆。

公正首次以正式党的决议文件的形式被承认是在十五大报告中，“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十五大后，我国法院系统出台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围绕司法公正展开的，即着重强调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的公正。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最高法院1999年10月20日）指出：“从1999年起至2003年，人民法院改革的基本任务和必须实现的具体目标是：以落实公开审判原则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以强化合议庭和法官职责为重点，建立符合审判工作特点和规律的审判管理机制；以加强审判工作为中心，改革法院内设机构，使审判人员和司法行政人

员的力量得到合理配备；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进一步深化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法官队伍；加强法院办公现代化建设，提高审判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健全各项监督机制，保障司法人员的公正、廉洁；对法院的组织体系、法院干部管理体制、法院经费管理体制等改革进行积极探索，为实现人民法院改革总体目标奠定基础。”最高人民法院也陆续颁布《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日期:19980826、《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日期:19980907）、《最高人民法院督导员工作条例》（日期:199809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日期:19981224）等文件。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改革的内容包括审判公开、审判制度改革、对审判的监督、审判队伍建设和司法管理几个方面，其对象直指司法人员和司法程序。

十六大报告中又提到“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表面上看，似乎只出现了公正司法的字眼，公正的范围仅限于司法活动，即提出公正司法。但是，如果结合“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理解，不难看出，“制度”就是以法律为主的各种行为规范，它仍然表达出了对司法制度的公正要求。也就是说，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不是公正司法，而是意义更广的司法公正。

第二节 裁判者的公正

司法公正要求作为居间裁判者的公正，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原则作为司法的首要原则几乎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1982年在印度举行的国际律师协会第19届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独立最低标准的规则》，它后来经过联合国经济社会会议授权，于1983年6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由26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参加的世界司法独立第一次会议上通过。根据该规则，司法独立的最低标准包括：一、法官的实质独立，即法官在执行其职权时，除受法律极其良知的拘束外，不受任何干涉（第一条第三项）；二、身份独立，指法官的职位和任期应有适当的保障，以确保法官不受行政干涉（第一条第二项）；三、整体的独立，指法官作为一个整体，应与行政机关保持集体的独立（第二条）；四、内部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职能制作司法裁判方面应独立于其同事及上级法院的法官。

司法独立实际上也是实现司法正义的前提条件，我国学者对此也给予较多的关注，积极地论述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它应该当然地成为我国司法的一项原则。[23]但是我国司法独立的限度是什么呢？是司法权或说法院系统的独立，还是法院的独立，抑或法官的独立？我们承认目前我们法官的整体素质确实不高，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司法独立不仅仅是法院的独立，而且还应体现为法官的独立，即法官行使审判权的独立。在独立行使审判权这一点上，法官都应当是平等的。[12]

司法独立不仅需要宏观上的规定，更需要微观上制度和程序的落实，特别是在具体制度设计时应当注意，不使司法独立的初衷受到干扰。我国目前司法独立就存在诸多障碍，如法院经费和人员受制于地方，人大、检察院、党务部门、上级法院和法官、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当干涉等。这些都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独立原则。今后的司法改革尤其要避免陷入如此窘境。

2、法官中立（被动）

司法裁判活动的普遍规律要求裁判者站在中立的地位。法院的天职是以符合正义的方式解决各种社会争端和纠纷，使每一个为维护个人权益而诉诸司法的人都能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要完成这一使命，法院必须在发生争端的双方之间严守中立，既不偏袒一方，也不歧视另一方，更不直接介入诉辩双方之间发生的争端，帮助一方对另一方实施攻击或者防御。法院只有保持这种中立无偏的地位，才能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外观上具有公正的形象，取得诉辩双方的共同信任，从而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社会正义。所以中立性或说被动性就成为作为法院职责的具体履行者的法官必备品质。

裁判者的中立性是一种通过排除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情况而保证程序正义目标实现的，它有三项具体内容：（1）与案件有牵连的人不得担任该案的裁判者；（2）法官不得与案件结果或者各方当事人有任何利益上或其他方面的关系；（3）裁判者不应存有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的预断或偏见。[13]前两项即为利益规避原则，第三项为防止预断原则。

用诉讼法学的专门术语来解释，法官中立就是所谓的“不告不理”。“不告不理”是裁判者的被动性在司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判范围方面的体现，实质上也是裁判者被动性的最集中的体现。[25]它要求法院的所有司法活动只能在有人提出申请以后才能进行，也包括法院的裁判范围就必须局限于起诉书所明确载明的被告人和被控告的事实，而决不能超出起诉的范围去主动审理未经指控的人或者事实，具体地说就是将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和查证、取证职权的行使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

3、法官权威

在最原始的法治的定义中，法律的“普遍服从”就已成为法治的必备要素之一。司法活动作为法律实施的途径之一，其过程和结果都必须获得普遍服从，而这又依赖于司法权威。因为是在法院而不是在立法部门，我们的公民最初接触到了冷峻的法律边缘，假如他们尊重法院的工作，他们对法律的尊重将可以克服其他政府部门的缺陷，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对法院工作的尊重，则他们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将会消失，从而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危害。

司法权威的基本要求包括法庭权威、既判力（生效判决必须执行）、一事不再理等，在在我国显得特别不足。就既判力而言，主要是执行难问题。一事不再理要求重视终审判决的稳定性、终局性，尤其是程序的及时终结性，为此必须确保法院对同一案件的审判有一个最终确定的状态，使得在此之后对同一案件的审判受到严格的限制，避免随意或无限制的启动审判程序。但无节制的再审制度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名义下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权威。

深层次地讲，司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关系着司法权威。司法应当成为社会关系有效的调节器和平衡器，应当成为一切争端的最后裁决者。与此对应的是司法管辖的范围，而我国现阶段司法管辖范围明显过于狭窄。

权威不仅靠强制力，也要靠说服。在人们眼中，法院始终是蛮横的，剥夺或限制本属当事人的权利不说，对事实的认定过程、法律适用的理由及其逻辑关系的论证等问题处处表现出强硬，不予说理。改革蛮横的法院，塑造有说服力的法院，对树立法院的权威形象也是有益的。

4、司法约束

在现代社会中，孟德斯鸠权力容易滥用的名言已成为公认的法则，同时有权力必须有约束也是不容质疑的。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也同样如此，而我国严重的司法腐败就是司法约束不力的结果。在我国，这种约束不是太少，而恰恰是太多，且欠规范、欠科学。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党的领导和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院长、庭长和审判委员会对法官的约束，甚至媒体对法院的影响，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问题。司法改革的结果就要达到司法约束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不

仅要对司法运作过程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且还不能妨害这些权力的合法有效行使。

第三节 程序的公正

司法公正要求程序的公正则体现为：

1、重视程序

谈重视程序不应也不可能回避对程序正义的讨论。

西方国家一向重视程序，特别注意以正当程序约束权力，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时甚至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西方学者对此也多有论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说“我们宁愿以公正的程序去实施一项残暴的法律，也不愿以不公正的程序去实施正义的法律。”纯粹的程序正义的特征是：不存在任何有关结果正当性的独立标准，但是存在着有关形成结果的过程或者程序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独立标准，因此只要这种正当的程序得到人们恰当的遵守和实际的执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就应被视为是正确和正当的，无论它们可能是什么样的结果。[10](p80-83)

我国有着浓厚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实践中过于强调实体，有时不惜以违反法定程序为代价。1998年全国法院系统集中教育整顿中，共查出程序有问题的案件74143件，而实体性错误的案件反有12045件，程序有问题案件占85. 86%。过于强调实体能否达到目的姑且不论，执法、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实施者公然违反法律，在一个以法治为目标的国家里，不能不说是法律的悲哀。所以，加强对程序的重视尤其显得有现实意义。

“查证属实”“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们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要求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实事求是，追求实体正义，主观愿望无疑是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现完全的实体正义是不可能的。从理论上讲，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条件下，由于认识主体能力的限制、认识客体的不完全性、认识工具的局限性，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不完善的，基于此作出的判断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实体正义。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过分强调实体正义而将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但受害者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就连受诉者也因身份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而遭受不应有的拖累。这样的结果，不管当事人哪一方都是不愿意接受的。可见，对实体正义的过分强调并不能有效地保障正义的实现，绝对的实体正义是不现实的。[24]

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评价标准进行比较会发现，程序正义的相对可靠是一个长处。正义与否本身就是对司法行为的评判，而实体正义的抽象性使其评价标准异常模糊，可能因评价者利益出发点的不同而相去甚远甚至大相径庭。相对而言，程序正义客观实在得多，更容易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且直观简便，操作性较强。纯粹程序正义的巨大实践优点在于“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 [10]再者，马克思曾说：“如果审判程序只归纳为一种毫无内容的形式，那麽这种空间的形式就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了。” [5](p178)程序正义不仅是作为实体正义的外部形式，还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和意义。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对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作了非常有价值的阐述。[13]在此不再赘述。

如此强调实体并非说我们应该重程序轻实体，而是说要实体程序并重。这需要在一如既往地重视实体的同时提高对程序正义的重视程度，让二者统一起来，归一于正义，共同服务于正义这个目标。

2、司法公开

公开原则为一切机关活动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民主的表现，是群众参与和接受监督的必需。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近年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相继实行了“警务公开”、“检务公开”和“审判公开”，统称为司法公开。司法公开深化的目标是通过司法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确保公正司法。

就法院而言，公开包括法院及其内设机构职能公开、立案公开（案由公开）、收费公开、审判公开、执行公开、回避条件公开、办案纪律公开、监督举报公开、判决理由公开、适用法律公开、判决结果公开、错案追究公开、执法执纪监督员姓名和职权公开。判决理由公开似乎更为引人瞩目。裁判充分说理及理由公开阐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从社会文明角度看，不予说理是野蛮，体现典型的人治（礼治）；简单说理体现法制不健全，社会相对落后；充分说理体现法治程度较高，社会比较文明。裁判理由的公开，实质上要求充分说明裁判理由，即要说明认定事实的理由，再在事实判断基础上，依据正义、理性，得出分析结论，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对欲适用的法律做出解释说明，以达到说理清楚、裁判服人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将裁判说理作为法官的一项普遍义务写进宪法。判决理由公开最集中表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的目的不光是追求结论的完美，而是对结论中事实与法律之间具有的逻辑联系以及这种联系的论证理由和适用法律的阐述。它既是对程序过程的一种记载，也是对程序过程形成判决结论的一种推论。判决书的形成过程中，蕴涵了法官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同时也应该是法官将普遍性的法律适用于被认定事实的法律解释过程。判决书所给的判决结论，必定是认定过程和法律解释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它应该包括公开审判经过、公开诉辩意见、公开举证和质证过程、公开认证过程、增加说理部分。

公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公开而公开，而是通过公开达到预防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进而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

2、 对抗制

1975年在美国出版的《程序正义》一书的作者蒂鲍特和瓦尔克，蒂鲍特和瓦尔克联合一批科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在实验观察中,蒂鲍特和瓦尔克集中比较了抗辩制和纠问制这两种诉讼模式。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美国样式的诉讼程序在客观上（作为达到公正裁决的工具），还是主观上（程序参与者的评估）都优于纠问制诉讼程序。他们认为不同的实验都表明抗辩制诉讼程序更有利于抵制因缺乏证据而作出的错误判决，因为在抗辩制诉讼过程中，律师面对对自己人不利的证据时，会更加认真、顽强地去寻找有利证据；更有利于抵制法官的歧视性看法；能更好地防止因为证据出示的时间顺序而导致对案件事实的歪曲。

实行对抗制就需要给予诉讼各方以平等的诉讼地位，给予各方参与者以平等参与的机会，对各方的证据、主张、意见予以同等的对待，对各方的利益予以同等的尊重和关注。程序对等原则也旨在确保各方参与者受到平等的对等，进而实现程序正义。但这里的平等对待是指裁判者在审判过程中平衡控辩双方地位的综合要求，因而又可称为“动态的平等对待”。为实现程序对等，诉讼双方应在参与审判过程和影响裁判结论的制作方面拥有平等的机会、便利和手段；裁判者应对各方的证据和意见予以平等的关注，并在制作裁判时将各方提出的有效观点平等地考虑在内。同时，程序对等原则要求诉讼双方不仅拥有形式上的平等参与机会，而且还应在实质上具有平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效果。因此裁判者应确保参与能力较弱的一方拥有一些必要的“特权”，以纠正各方实际存在的不平等状况。

对抗制加重了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体现了诉讼两造司法主体化的理念，使诉讼两造成为唯一的证明主体。对抗制实际也是法官中立的必然，它将法官排除于证明主体之外，对于促进法官的中立有着积极的能动作用。

第四节 公正强调形式

公正的内容在在任何诉讼中都是一样的，不论是法官独立、法官中立、法官权威、司法约束，还是重视程序和实行对抗制。这些原则和依此设计的程序一旦

确立，裁判者、当事人及其他任何诉讼参与者都没有权力改变，实际也难以改变。可见，公正有极大的刚性，它强调形式。

在与公平的比较下，公正的形式性显得尤为突出，故在此仅做简略阐释。

第四章 司法视角下的公平

第一节 公平的对象是诉讼两造

“公平”（fairness）中有“平等”的意思，常用于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在诉讼中，公平的指向只能是诉讼两造的权利义务。

英国独特的衡平法的产生也是一个努力维持公平的结果。虽然法律规定了灵活可变的准则和赋予自由裁量权，但是法律规则也有有限性、滞后性和普遍性，在现实中仍不免产生法律对某些情况没有作出规定或虽有规定但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形。为解决这样的问题，实现最大可能的公平，英国的法官们创制和发展了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

美国司法在三大诉讼中都实行严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中，为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作到最大程度上的公平，甚至不惜对拥有强大国家公共力量的控方的权力和行为作了种种限制，如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辩方则赋予了充分的自我防护权，如沉默权，使其能够与控方平等地对抗。而且，刑事诉讼中控方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明显地高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优势证明标准。

在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和被告举证时限、调查取证限制、补充证据限制等也是通过加重行政机关责任的方式，使其和原告能维持权利义务的平衡。

公平的核心是平等，它包括案内平等和案外平等两方面。案内平等不仅包括诉讼两造之间的地位的平等，更包括深层次的权利的平等。案外平等即同等案件对待。根据相同案件的判决而预期的结果（同等对待）作为一个重要变量对判决的可接受性起着潜在的影响，也通常成为一般人衡量正义是否实现的标准。

公平是过程的公平，更是结果的公平。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诉讼两造地位和权利都是对等的，这是过程的公平。依据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按照实体法规定的标准，在私法领域，要实现当事人双方利益的平衡，在公法领域，要实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这是结果的公平。

公平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公平是一种反映人们的普遍追求和理想的价值目标，不管是立法和司法都带有理想色彩。公平是理想性的，而不公平是现实性的，正是因为公平具有理想性，它才日益成为法律改革的基础和人们追求的目标，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节 公平强调实质

严格地讲，公平的内容也是程序上的权利，却和公正的内容各有侧重，它有较大的弹性。从诉讼参与者的角度考虑，一般情况下可对这些权利进行取舍和处分；从程序上讲，程序的合理性也决定着司法效率，而权利取舍和处分及司法效率的高低相当程度上关系到诉讼两造实体权利的实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强调实质。

公平在诉讼中通常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权利享有的对等

形式上的诉讼地位平等不是真正的平等，甚至可能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不平等，它并不能切实地保证实体权利的实现，因此有必要强调权利享有的对等的重要性。诉讼两造要求权利的对等是法官中立及程序对等的必然结果。权利对等和程序对等共同构成了诉讼双方的平等。

而且，和程序对等比较起来，权利对等更具实质性，对诉讼参与者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对等与否直接关系着其实体权利的实现。为了维持这种对等，各国司法制度都很注重结合诉讼两造的具体情形作出不同程度的表面不公平而实质上较为公平的安排。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两造的权利对等自不待言，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两造在力量和地位上本来是不平等的，因为刑事诉讼的控方是国家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的被告是国家行政机关，他们都不同程度的拥有强大的公共权力，而另一方则是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为此，法律在限制国家机关公共权力和行为的同时，不仅保障相对弱势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基本权利而且还赋予他们较多的权利，让他们能够与国家机关对抗，能够和国家机关有同等的权利表达自己的主张，对法官有同等的影响力。

3、 有效参与原则

有效参与原则——指法院应当为所有诉讼参加人提供的参加诉讼的条件和机会，包括为那些有语言障碍和身体残障的人，消除不适当的困难与不便——已成为美国“五好法院”的标准。

有效参与原则又可称为“获得法庭审判机会”的原则，它表现为诉讼参加人主导和影响诉讼结局。其核心思想是，那些其权益可能会受到裁判或者审判结局直接影响的主体应有充分的机会并富有意义地参与法庭裁判的制作过程，从而对法庭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为确保诉讼两造受到公正的对待，法庭至少应保证他们在裁判制作过程中始终在场，保证他们有向法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主张并对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和意见进行质证和反驳的机会、能力和具体的程序保障，并且将其裁判结论直接建立在根据这些证据、主张、辩论等所作出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从而使各方的参与产生实际的参与效果。不仅如此，法庭还应当保证各方有充分提出本方证据、事实和主张的机会，而不对其参与进行不必要的限制；同时，诉讼两造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还应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严和自主意志得到尊重。只有这样，审判过程才能符合有效参与性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会因其权益受忽视、道德主体地位遭否定而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13]

权利处分自由实为有效参与的一个内容。有充分的处分权才表明有效地参与了诉讼。权利处分原则是诉讼参加者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和巩固的结果，在本质上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处分原则——民事法律主体能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在诉讼中的延伸。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权利处分自由表现得特别突出，除了行政诉讼的被告，民事、行政诉讼双方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有完全的处分权，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法院的权威，也不侵害他人权益和公共利益。这种自由就意味着诉讼参加者对诉讼权利的取舍的行为完全出于真实自愿，不受任何干涉或强迫。

处分原则要求把诉讼参加人作为司法之主体而不是客体或手段,不能将其置于被处置、被压迫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他们应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整个程序都尊重他们的意志和尊严，保障其行为自由。[20]对于关涉其权益、地位之审判，均应受尊重为程序之主体，享有程序主体权，并应被赋予参与该审判程序为充分攻击防御、陈述事实上和法律辩论等机会，藉以影响裁判内容之形成，而避免受对造所突袭及防止发生来自法院之突袭性裁判，使不致在程序上被处分为受支配为客体。诚如所言：“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认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就会给予他们获得公正听审的机会，使他们充分有效地参与到裁判制作过程中来，成为自身实体权益乃至自身命运的决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会成员也会对这一审判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信任和尊重”（陈瑞华语）。

处分原则在诉讼中体现为诉讼参加者对起诉与否、诉讼请求范围、是否撤诉、是否反诉、举证质证范围、是否要求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是否和解、是否申请强制执行等一系列问题的充分的决定权。

我国诉讼制度是公认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司法机关可以广泛地积极行使职权，干涉甚至剥夺本该属于诉讼参加者决定的

事项的权利。要保障他们的处分权，使其有效地参与诉讼，就要改革当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就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理念，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沦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

3、效率原则

“法律中所存在的价值，并不仅限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这三种。许多法律规范首先以实用性获得最大效益为基础的。” [15](p19) “当代社会中，法律正义或公正内涵的确定，也需要借助于资源使用与配置的效益评价。某些行为的正义或公正性，甚至可以用效率作为量度。”[16](p18）可见效率是一种尺度或标准，法律效率的高低可以衡量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文明化或科学化的程度。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日期:19991020）提出人民法院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审判工作效率。为此，又把人民法院“国家‘十五’计划期间物质建设的指导思想定为：根据审判工作发展的需要，按照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全面管理，保证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为实现‘公正与效率’提供及时有效的物质保障。” （参考《国家“十五”计划期间人民法院物质建设计划》）。这暗示着一个信息，我国司法机关也开始认识到并将把效率作为司法工作的目标之一。

市场经济追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益最大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工作的一项原则。司法活动不是经济活动，不可能象经济活动那样追求经济效益，但这不表明司法工作不应该讲究效率。

从司法的功能上讲，司法不能偏离经济这个中心，司法是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正常服务的。“通过及时有效的司法活动来解决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所出现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各种各样的纠纷，这是市场经济对司法的内在需求。司法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要求，只有及时、有效、保质保量地予以满足，才能使当事人的权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才能使社会资源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司法本身强调效率。”[17](p35)

“司法虽然不是以单纯追求最大利益为目的的经营行为，但在司法过程中，司法机关和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人、财、物和时间，这就是所谓的司法成本” [17](p34)司法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无效率的司法工作实在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司法改革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就会受到质疑，无疑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障碍。

而且，效率本身也是一种公平，因为无效率对哪一方都是不公平的。诉讼的无限期拖延意味着其请求事项得不到明确的答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即使拖延地解决，原告也在马拉松式诉讼中耗费大量物力和精力，其所应有的公平未能达到，这种不及时的权利保障也会让人怀疑司法的正义性。正如英国古谚“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对被告而言，由于案件长期悬而未决，其地位和权益的长期处于不明确不稳定状态。无论被告的辩解最终会否得到法官的认可，案件拖延给被告带来的损失并非完全应该由他承受。

诉讼公正与效率实质上是一体的，两者相辅相承，在诉讼机制中的建构上同样受制于经济规律。但是，公正和效率并非总是一致的，两个价值目标间存有冲突，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原理要求我们一要正视诉讼过程中公正与效益冲突的存在，二要恰当地选择、协调诉讼价值取向，合理化解诉讼中的价值冲突。处理二者的关系必须遵循两项原则：兼顾原则，就是避免将价值目标绝对化或片面化；权衡原则，就是选准一个“度”，尽可能满足多一些利益，同时使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限度。[19]

提高司法效率主要通过合理确定审判期限、举证时限，科学设置审前程序、庭审制度、简易程序，提高执结率等制度设计和司法活动实现的。

结 语

本文中许多内容是直接建立在其他学者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已在文中以注解的形式作了部分说明。这些理论有些是成熟的，也有些学术界尚存在争论，只是为了完成笔者的理论框架而被借鉴。故文中可能有多处内容倚轻倚重，倚轻者多是已有学者较多论述且透彻的，倚重者多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再加论述或认为属于本人某些浅薄之见的。

以上所列出的所有原则都或多或少的被学者们讨论或论述过，也有不少学者将某些原则组合起来作为司法原则或司法公正的最低限度加以论述。仅此而言，本文确实没有任何独创之处，充其量是对他人观点的重复。然而本文并非仅限于这种简单的再重复，笔者将正义、公正和公平融入其中，着重从公正和公平的角度对这些原则加以归类和系统化。这些工作并非没有意义，它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正义理论体系构建的一种尝试。在笔者看来，这实际构成了本文的最大特色。

再次强调一下，以上所讨论的仅是较为抽象的原则，它们距离实践还很远，不可能直接运用于司法改革实践。司法改革的实践需要一系列具体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完善，已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需要在此原则基础上继续深入地研究和实践。但是这些原则在司法改革中作为目标和准则，将充当着尺度的角色，它们的贯彻与否和贯彻的广度与深度就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司法改革的成败。本文的实践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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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这仅代表个人观点，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如：

从价值层面上，“公平、公正、正义分别指向不同的司法价值。公平对应着程序，程序公平首义为同等对待，即为双方当事人的诉权实现提供相同的条件和保障；公正对应着实体，实体正义首义为是权利得到法定救济，也就是使司法结果与法律规定吻合同一；正义对应着制度，制度是以人类共同的理性标准对司法制度所作的整体性评价。”参见：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法学，1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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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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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司法独立方面，学者论述较多，甚至设想了种种方案，如：

李德海.论司法独立.法律科学，2000，（1）；

王晨光.论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和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的冲突及其协调机制.法学，1999，（1）

[24]许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此作过充分的论述，如：

公平正义篇4

在当代中国，能否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保障和安居乐业，关系到社会的长远发展和和谐稳定，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既是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关，又是反腐败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还肩负着依法对诉讼活动和执法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维护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的重任，因此，检察机关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对于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检察机关的根本任务，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宗旨和目标，也是检察机关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为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服务的根本要求。

法律监督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保障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职能、行政机关的管理职能、审判机关的司法职能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都是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国家职能。立法职能主要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规范、程序和制度；行政管理职能主要通过严格执行法律、公平地处理行政事务来促进和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审判职能主要通过公正司法来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法律监督职能则主要通过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和对权利的司法救济，通过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来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国家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法律监督的根本任务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在我国，检察制度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是具有司法性质的法律监督机关，因此，检察制度和法律监督职能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制统一，保障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立业之基，也是检察工作的目标和宗旨。检察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途径就是依法全面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包括公诉职能、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和诉讼监督职能等。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检察机关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1.依法履行公诉职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良好的法律秩序。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对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也是最基本的保障。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审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依法打击严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检察机关也积极参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调处，依法妥善处置，努力把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

2.依法履行对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坚持清除吏治腐败，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廉洁高效的法治环境。检察机关通过对执法活动和司法工作的监督，发挥着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确保法律的严格实施，惩治司法领域中腐败的重要作用。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和“一要坚持，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原则，通过侦查工作，把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和政治腐败揭露出来，并送上法庭使其接受审判，对于清除公职人员中的腐败分子，维护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国家工作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3.依法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当前，诉讼活动中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现象仍很严重，人民群众对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办案、超期羁押、侵犯人权、权钱交易、徇私枉法以及以钱抵刑等问题反映强烈。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的法律监督，既要防止打击不力，又要注重保障人权。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既要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深入调查司法和执法背后的腐败案件。坚决监督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普遍地树立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要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就要加大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就要坚持狠抓检察队伍建设，加强检察执法的规范化和监督制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检察队伍是检察机关发挥好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组织保障。检察执法的规范化和监督制约机制，是防止检察权的滥用，保证检察机关密切联系群众，坚持执法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是发挥好法律监督作为国家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公民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的前提和基础。加大工作力度，是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需要。检察机关只有自己模范地执行法律，做到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才能提高法律监督的公信度，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才能有效地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公平正义篇5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位置，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是重要环节。发挥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司法机关和广大司法人员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切实做到公正司法。

牢固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的理念。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的理念，就是要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的理念。在我国，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体现，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理念，与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始终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不能以权压法、以言代法、干扰执法，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忠于法律、尊重法律、敬畏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切实做到以法律为准绳，以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司法人员只有牢固树立法律极大权威的理念，才能打牢公正司法的思想基础，自觉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维护人民利益，保障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大力提升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要由人来执行的，执法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执法行为、影响着执法效果。实践证明，执行法律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操作行为，司法人员也不是被动执行法律程序的机器，在司法活动中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司法并非纯粹的客观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司法人员的主观活动。如果司法人员思想道德素质低下，就可能错误使用甚至滥用手中权力，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以公正司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大力提升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各级司法机关应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把提升司法人员的道德品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教育和引导广大司法人员牢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司法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了，“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司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就能够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

不断完善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坚持公正司法，既要靠教育，更要靠制度。从理论上讲，只要司法人员具备了职业素质和优秀品德，公正司法就有了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事实上，不是每一个司法人员都能做到品德高尚、公正无私，现实生活中难免会有人企图、徇私枉法。这就需要通过完善司法制度来防止权力被滥用、法律被亵渎、公正被践踏。只有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使法律所蕴含的利益与正义、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等基本价值追求充分体现在司法制度之中，才能最大程度地使司法人员在执法之时不枉不纵、不偏不私。为此，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司法鉴定、公开审判等制度，使司法人员严格依据法定原则、权限和程序进行执法活动。对于那些徇私枉法、失职渎职的司法人员，必须严格追究其法律责任。

公平正义篇6

[关键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7―0093-04

[作者简介]曾丽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当代江西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当代史及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问题。

(江西南昌330077)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向全党全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这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党中央在实施这一战略任务的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转变，并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出的历史背景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两大价值，他们的关系结构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性，不同的关系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同。如何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成为更能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优化结构，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需要不断解决的重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设计和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是公平。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不要效率，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强调，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关心，表明也关注效率。但他对于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结构关系缺乏合理的选择。因此，为了维持低质量的公平而过多地牺牲了效率，实践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带来了中国的普遍贫穷。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普遍贫穷的状况，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追求效率为出发点。鼓励部分先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实际上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为基础的。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在继续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的分配政策，便是这一原则的最初表达。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包含着以效率促公平，用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辩证法。

效率优先带来了中国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建立起了强大的国民经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改革的动力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源泉来自于国民经济的增量，对这种增量的分配即是以激励效率为优先的。

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通过竞争来推动对效率的追求功能之外，也改变了分配的规则，即参与分配的不仅有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实际上还有身份、权力等。同时，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国有资产重组中出现大批下岗工人，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这造成国民经济增量的分配严重不公，使得改革发展中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却受损。效率优先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与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差距拉大相伴随的。据统计，按国际公认的分配公平指标，2002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6，超过国际警戒线；超过资本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基尼系数0.3－0.4)和资本福利国家，如挪威、瑞士(基尼系数0.2－0.3)。中国收入分配差距不仅远大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中国历史上贫富差距空前大的时期。不公平的现象同样也发生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过程中。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不公平因素的积累，必然会转化为大大小小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初时曾预见这个问题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然性。他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他还说，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邓小平也认识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指出“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

二、向“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现实依据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从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社会公平问题提到了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现了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的转变。

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时，便为关注社会公平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随后，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同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一个新亮点，便是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实际上，在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中，已经不再出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了。

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

我们必须注意的两点是：其一，党中央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并不是要再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而是要改善国民经济增量的分配严重不公的状况，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逐步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其二，不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并不是不要效率，而是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在毫不放松效率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更加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正如所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讲求效率才能增添活力，注重公平才能促进和谐，坚持效率和公平有机结合，才能更好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实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由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之所以把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基于几个原因：

1　中国目前的发展，经济总量所达到的程度(至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6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计算为1.65万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270美元)，已进入了由支持少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当然，这个阶段并不意味着要消灭差距，但它要求把收入差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幅度内，如果收入差距拉得太大，就势必会挫伤或损害一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2　中国现代化发展需要一个公平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还会降低全社会的消费水平，从而严重削弱现代化发展的动力。

3　从公平理论的基本原理来看，所谓合理的、有效的发展，一个基本的界限就是最大的经济效益必须同时和最大的社会收益相一致，而这种社会收益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

4　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从利益关系上来讲，就是把关注的重点转向大多数人，特别是在以往的发展中，利益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实现的那些困难群体、弱势群体。因此，把发展的主体、社会进步的主体，定位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众，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部署和努力

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提出来的同时，在如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上，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不同的层面作了周密的战略部署和大量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

1　在宏观发展战略的布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造实现社会公平的大前提

这表现为将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尽快富裕起来、发展起来的问题着重加以解决。如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支持、保护农业发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出统筹区域发展，要求大力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努力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快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包括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社会事业的发展是最宏大的公共事业的发展，其必将福泽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2　注重以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为此，党中央在制度层面作出了部署和要求：一是完善民利保障制度，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利；二是完善法律制度，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三是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四是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党中央力求通过制度建设“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使全体社会成员“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3　注重强化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机制

党中央不仅强调了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而且着重强化这一基本原则的实现机制。主要为：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着力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二是提高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改善和缩小社会差别的有效手段。党中央把促进教育公平摆在突出位置，着力坚持教育公益性质，使教育真正成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为之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三是调整分配政策。在收入分配政策上的重要调整为：采取了通过再分配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的政策，并着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要求做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四是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着力推进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作为重点，要求各级政府在继续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上。党中央力求通过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

4　在公平正义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

改革开放前一个时期的民生问题根源在于发展不足，现阶段的民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未能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合理分享国家发展成果有关。近年来，党和国家在坚持公平、正义、共享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民生和持续不断地改善民生。如2006年国家对惠农政策及对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最低工资标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大幅度提升、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进展、公务员工资的规范与离退休人员待遇的提高、义务教育的免费，以及对农民的减负与补贴等，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与大多数城市居民及农民工受益。2007年国家在民生方面进一步突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取向，表现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增加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合理调整和严格执行最

低工资制度、关心和帮助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在全国农村全部实行免收学杂费的义务教育、大幅增加高中等教育的奖学金与助学金拨款、增加对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投入、全面推进农村医疗卫生、启动城镇居民医疗保障试点、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等。2008年国家继续高度重视改善民生的重点工作，中央财政对民生方面的支出大幅增长，其中教育支出增长45.1％，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5.2％，社会保障支出增长24.2％，廉租住房建设的支出增长33.3％。促进教育公平取得新进展，全面实行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对所有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国家助学制度进一步完善。医药卫生改革稳步推进，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达8.14亿，参合率达91.5％，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增至1.17亿。这些举措使民生问题的改善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值得提出的是，党中央在塑造社会公平正义的施政方针中，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是其一大特点。在整个社会弱势群体中，又以关注农民问题最为突出，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如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的环境，增加外出务工的收入，着力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等等。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关心和支持。对于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弱势群体，党中央不仅从经济上制定政策措施予以扶持，而且注重其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到2006年，全国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劳动保障部门在100个城市进行了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取消了对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在2008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首次出现了3位农民工代表。2008年11月，首次召开全国优秀农民工表彰大会，700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农民工受到奖励。这彰显了党中央旨在增强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及农民组织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也使公平、正义、共享的原则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我们还必须看到：公平正义是一个相对的范畴，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完善的程度。它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大历史任务。

几年前，美国作家库恩在为作传时，曾对有过一个评价。他写道：“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这个评价，对于，对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所显露出的特点，应该说是较为中肯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A]，本书编写组，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12―19

[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A]，本书编写组，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公平正义篇7

困惑关键词：奋斗 资源 不公

提问者：杨波

厦门大学

吴法天老师您好！

我叫杨波。通过努力，我考上了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但学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因此大一时没日没夜地苦读，就为了转系成功。可大二的时候我却发现几个平日里痴迷电脑游戏的同学，一样也出现在转系名单上。后来我了解到，即便决定转专业成功与否的关键还是成绩，但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如关系、人情、送礼等不少猫腻。有的同学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只需要依靠生来就有的资源，比如地缘优势，比如父辈的资本积累就能轻而易举地完成像我这样的学生无论如何努力也完成不了的事情，这让我觉得自己所做的努力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我知道不该做这样无谓的抱怨。我能够容忍起点不同，但却不能容忍无论我多么努力和上进，却始终处在这种不平等之中。我已经算是幸运的一个，我出生在浙江一个相对不错的家庭中，虽然不算富裕，但至少衣食无忧。可每次我看到社会上不少人从来没有为社会造福，却可以得到我们得不到的各种机会时，我深深感到不公平！我想读法律就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去追寻这个社会中公平与正义的存在，但很怕有一天我会发现，有人一样可以无视法律的存在，无视社会正义的存在，为所欲为，而我无力改变。

作为法律领域的前辈，相信这样的的事情您也一样遇到过。很想知道，您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的，我还需要转专业吗？

杨波你好！

来信收悉。我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也能体会你现在的困惑，因为我也曾经跟你一样。所以，我愿把时光推回到十几年前，我的大学时代，与你一起来解开这些心结。

我也出生在浙江一个普通家庭，我们算是老乡。或许，我的家庭境遇还不如你，因为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也曾为大学生活费发过愁，也曾勤工俭学过。逆境中的成长，教会我独立而坚毅的品格，从中学时代起，我就记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话：“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我们没法改变出身，没法改变身高，没法改变相貌，但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一些我们能够改变的，比如，人生之路。

必须认识到，人会生而不平等，但同时又被平等地赐予很多东西。比如高考，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相当平等的机会，考上好学校好专业的衡量标准主要还是分数。你说你考上了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但学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这很正常。但，这不是定局。我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讲座中说过：大学其实不是结束，而只是开始。那是一块敲门砖，以后的路怎么走，才是关键。而怨天尤人，只会给自己前行的路增加更多的包袱。

我也承认你所说的社会不公平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们发现无力改变时，就做好自己。我当年所在的学校，也有个别不好好学习而痴迷电脑游戏的同学，就算“拼爹”能帮他一关，但帮不了一路。如果你确实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想换专业，那么你需要比别人多一点努力，现在转不了系，还有考研，机会多的是。请相信，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只要你坚持做到最优秀最出色，成功就挡不住。我没有富有的家境，也没有显赫的后台，我只是依靠比别人多一点的努力，考上了公费研究生，公费博士，直至在北大做完博士后，去全国重点大学任教。而这些，在像你这个年龄的当时，我是不敢想象的。所谓的“富二代”、“官二代”能阻挡你的努力么？不能。

公平正义篇8

公平正义是社会中的重要部分，是不同社会，不同时代各个阶层的社会意识，它充满着阶级性和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在汲取了前人优秀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实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审核了自己对于公平正义的理解和论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他们的思考是建立在一种个人利益和一个集团阶级的利益上的，相对较小的道德利益范畴，进而把公平和正义等同于诚实、勤恳、忠义、守信等个人道德标准。随着古希腊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人们才真正的去思考出离自己或是个人之外的公平正义的标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我们当前的公平正义创建了相应的基础，也具有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在柏拉图的公平观里，主要有两个内容和方向，一是国家的正义，二是个人的正义，这两方面都构成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也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夯实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做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也在穷其一生地追求着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尽管他们没有对公平正义做出过相对系统和全面的阐述，但是他们在研究人类社会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环境里，在对唯物观点总结和辨析的同时，也囊括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思想，也在间接地探寻和追索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观。

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点和起源就在于社会关系。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取决于所在的社会性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以及生产关系的阶段。阶级社会势必要发展到社会的不公平和不正义。

其次，公平正义根源在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也就是劳动的实践程度和发展状况，而这些又植根于社会的法权观念和道德思想。做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平正义观，是经济关系最为直接的反映，是一种更为抽象的表现，它是评价主体对于现实分配中所做出的选择和道德评价。

再者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认为自由和平等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具体的，不是恒久存在的，当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人们将不再高呼起要求公平和正义的口号，公正、平等是社会关系发展最终的一种状态。

第四，人们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观念的理解是有阶级性和集团性的。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是永恒的真理。”。

最后，公平正义观是对于当下社会分配关系的神圣化希望。它的想法对于现实的经济关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一定程度的破坏也是一种维护的权力，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适应的时候，那么还阐述这个时代是公平就是一种保守的神圣化，而当两相适合的时候，就是革命性的神圣化。

三、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主要特点

在批判地继承历史公平正义的论述之上，马克思形成了自身关于社会公平正义观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它不仅是对前人公平正义观的补充，也是对于未来社会的一种期待，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不仅有社会性，也是个体性的一种展现。在这种正义观中，马克思强调在社会中人是与社会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相互依赖，相互生存，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中的人，两者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人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的前进，这里所强调的公平正义观与自由主义的正义观是有所区别的，与社群主义的正义观也是不相同的，它主张社会与个人间的依存关系，马克思的观点正是以个人为出必发点，以整体社会为落脚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隶属于正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基础，它不仅表现为制度和法律的正义性，也表达出政治，社会，经济的正义性。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是密不可分的，相辅相成的。

再者，公平正义的永恒性是历史性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认为对于真正的公平正义的追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要求。虽然是永恒不变的追求，但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发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人们也一定不会把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要求，列入到意识和上层的建筑领域之中。由于受经济的影响和制度的制约，人们当下才会渴求社会公平，人间正义。这永恒性是相对的，历史的，是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消逝的。

最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理想指引着公平正义的现实。马克思指出，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一种理想，是一种可以实现的，变成现实的美好愿望。马恩强调过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时代才会真正的到来和实现。理想要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手段去不断地探索和发现，不断地用理想指引着实践，提升实践的价值和意义 ，才会在未来的某段时间里让梦想成真。

四、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当代价值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社会中也指导着我们不断地前进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在当代也有着非常实际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首先，平衡张力。马克思主义在指导着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也是一步步地才把公平正义提上日程。它认为以劳动的标尺分配才是平等，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许多的局限，但马克思主义相信，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发展到其高级阶段的时候，人们眼中的公平正义也会改变其原有的实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化解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给人们更强大的指导思想和实践意义。

公平正义篇9

关键词:公平正义;意义;措施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0)008(C)-0086-01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在2010年春天,温总理那句朴实而感人的话,“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顷刻间响彻大江南北,让无数中华儿女为之热血沸腾。

一、公平正义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含义

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公平正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出发来研究社会公正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公正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而生产关系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只有“有计划的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的、愈益丰富的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①按照马恩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极大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在那时,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追求的彻底公平。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上升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全人类解放的高度,为人类追求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指社会不同利益主体遵照一定规则行动,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是囊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二、公平正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公平正义是我们党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社会公正观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内外形势,在具体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总结出的。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继承,又是对其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对我们当前的理论学习和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现实意义

首先,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体现。

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能创造源源不断的物质财富,而物质财富积累越丰富就越能满足更多人们的需求,公平正义就越容易在经济层面上得到实现。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为公平正义的实现营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阶级差别的消灭不仅为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桎梏,而且使社会成员在社会地位上实现了平等,这是公平正义在政治层面上的实现。其“共同富裕”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是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只有全体人民都富裕了,才有可能消灭各种差别,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可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

其次,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任何社会的健康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参与,而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直接影响这个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那么如何有效的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更好地投身和谐社会的建设呢?“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人们的心情才能舒畅,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③如此,抓住公平正义也就抓住了和谐社会建设的动力源泉。同时,公平正义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得以缓和,社会矛盾也就得以化解,从而使人民群众的意志统一起来,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再次,公平正义是改善民生的目标所在。

民生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十六大以来,我们出台的各项政策无不围绕此展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无不从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目的出发。而改善民生的归宿就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着眼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努力的方向和着力点,要实现社会公平就必须着力规范收入分配制度,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努力推进教育公平、全方位多渠道扩大就业,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医药卫生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明确了这些任务和目标,我们的工作就做到了有的放矢,同时也就能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而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三、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稳定。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社会公正的实现,是从经济上实现公平开始的。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要发展,首先,要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创造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了,才越能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如此,社会公平在经济上的实现就有了保障。其次,党和政府要下大力进行改革,消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群众更多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在人们面前树立起自己的权威,这便有利于制定和实施促进公平正义的政策和措施,从而确保公平正义在社会其他方面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充分调动各种社会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加强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明确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制度具有强制性、导向性,社会生活是通过它来安排实现的,没有制度的约束和规范,社会生活就难以正常进行。因此,必须把制度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社会生活的秩序问题,所以,要建立一系列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制度。当前,应着力加强和完善民利保障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制机制、公正财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这六方面的制度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制度正义,消除制度障碍,弘扬制度创新,并努力推进、实施这些制度,力求达到预期目标,合理调整社会结构,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公正。

(三)建设服务型政府,引导群众公平参与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客观需要。这是因为实现社会公平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涉及政治性的问题,而政治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政府机构的介入,所以政府必须大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使社会利益关系得到合理调节,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有效维护;要着眼于改善民生,加大公共设施和服务的投入力度,加强社会管理;要引导群众积极参与,通过扩大参与,明确了群众的主体地位,增进他们与政府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拉近距离,从而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要遵循公开、公平的原则,加强群众对决策的监督和反馈,切实做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一届负责任的政府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总而言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学习和践行公平正义是不可或缺的。我们要把公平正义的光辉洒遍每一个角落,使人民更加平等幸福,使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作者简介:葛丽华,女,汉族,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0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30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2]《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

公平正义篇10

一、工作开展情况

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机关，是人民群众感受公平正义的重要窗口，必须用实际行动捍卫这条生命线，切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进。

为此，2018年下半年以来，公安局咬定“市县考核双先进、改革创新有影响、执法工作创品牌、警民关系更和谐”四大目标，让广大民警将公平正义作为日常工作的价值追求，奋力谱写新时代盱眙公安工作新篇章。

（一）强化以打开路，擦亮公平正义之剑。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重拳猛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一是强化大案攻坚。2018年，我们48小时速破“2.18”杀人焚尸案，3小时速破“3.13”故意杀人案。前几天，我们将2008年杀害2人的命案逃犯周永森抓获归案，实现二十年命案全破。因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近三年来，全县八类案件发案数年均压降在30起左右的较低水平，破案率均在90%以上，全市靠前，用高效破案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二是强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县公安机关对照中央确定的打击重点，高悬利剑、猛药治疴，在全市打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枪”，张玉保等7名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2018年7月，在全市率先摧毁一黑社会犯罪组织，抓获长期盘踞在淮河盱眙流域的张开船等涉黑犯罪嫌疑人23名，破获敲诈勒索、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聚众斗殴等暴力案件25起。与此同时，姜小兵等人涉恶犯罪集团，李智化等人组织卖淫、朱中平等人聚众斗殴、季希等人非法采矿等数个涉恶犯罪团伙均被我局及时铲除。开局之年，斗争整体工作绩效全市第一，县公安局被表彰为全省扫黑除恶工作先进集体，刑警大队荣立集体三等功，受到县四套班子及上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批示肯定，让这场代表公平正义的人民战争深入民心。三是强化治乱强基。2018年以来，我们向“盗抢骗”等侵财类以及“黄赌毒”违法犯罪发起强劲攻势，侵财案件破案率始终全市最高，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秦发胜等4个流窜犯罪作案团伙在盱眙被抓获，叶有付、张国银等12名惯犯嫌疑人在盱眙被攻克。先后组织开展治安清查行动25次，破获“黄赌毒”刑事案件56起，107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800余人被行政处罚，捣毁窝点160余个，关停各类违规经营场所107家。同时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行政拘留11名通过网络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人。侵财公诉、网络贩枪、打击流窜犯罪等12项硬性打处指标全市第一。刑事案件发案数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目前与体量较小的洪泽区、金湖县持平，年均破案率高出全市8.9个百分点。各类治安指数持续向好，公平正义的氛围愈发浓厚。

（二）强化公开透明，畅通公平正义之路。公开接受监督是促进公平正义的“一剂良方”，为最大限度做好公开，保证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县公安局始终把公开透明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一是抓好对外宣传，让公平正义有窗口。在盱眙日报、县电视台《山城警方》栏目,以及公安机关门户网站，开设“我为公平正义作贡献”专题，及时报道活动动态，并在新华网、江苏法制报、淮安日报等省市级媒体刊发各类稿件30余篇，制作电视新闻12条。及时开展“扫黑除恶”“防范通讯诈骗”等宣教活动助推公平正义走进百姓视野，增强群众公平正义的获得感。二是主动接受监督，让公平正义有载体。借助网络、媒体直播公开执法、执勤过程，全面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改进工作中缺点不足、取得群众理解支持，让依法执法更加公平透明。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到警营监督公安机关日常执法，多方位、大尺寸让执法在阳光下运行，让广大群众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正义。三是及时开展评议，让公平正义有生机。县公安局依托省厅警务公示平台，将警情、案件、人员、财物各阶段所处的状态进程，通过手机短信推送报警人，让其知悉案件侦办进度，主动接受报警人和案件当事人的实时全程监督评议。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广大办案民警的公平正义理念，确保入心入脑。

（三）强化创新驱动，全力锻造公平正义之师。坚持从队伍管理入手，创新开展“三单三分”队伍管理模式，用内部管理的公平正义助推公安工作提质增效。一是建立“清单+积分”管理模式。长期以来，公安机关民警个体的综合评判缺乏统一、动态、直观、量化的考核，民警争先意识、队伍团队意识得不到最大程度的激发。为此县公安局党委认真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创立“三单三分”管理模式和应用平台。三单”即：职责清单、流程清单和责任清单；“三分”即：正面加分、负面扣分和绩效得分。实现民警一个平台比拼，实绩一个平台晾晒，排名一个平台公布，让表现优秀的民警脱颖而出，暂时靠后的民警压力倍增，见贤思齐、的局面成为主流。二是完善“共性+个性”考评规则。科学设置项目和分值是考评公正的基础。在清单的制定中，县局结合岗位实际，确定共性职责清单52条，个性职责清单256条，设定12个加分项、19个扣分项，实行累计积分、动态排名、全局公示，确保考评过程透明、结果公正、民警信服。三是兑现“个体+集体”奖惩措施。为了充分体现导向作用，县局将积分排名与评先评优、提拔重用、追责惩戒紧密挂钩。民警个人综合积分列全局前10名的，优先上报综合记功嘉奖，人均积分排名前列的单位负责人相应奖励；积分累计负分且排后10名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单位人均居后5名的，不得申报集体综合奖。民警积负分且达设定分值的，平台自动提示，给予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取消评先和提拔重用资格等措施。“三单三分”管理模式的推行，破解了队伍管理“一碗水难端平”的局面，让公安机关由内而外焕发出更加公平正义的光芒。

（四）强化机制倒逼，织密公平正义之网。执法公正就是最大的公平正义，县公安局始终把执法规范化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确保每一起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一是提升民警捍卫公平正义本领。我们开展了常见案件交流暨办案能手评选活动，以“盗窃、、吸毒、阻碍执行职务”等17个常见的刑事、行政案件为课题，从办案程序，取证要点，易出瑕疵等方面进行学习和研究。把案件交流和评选活动及办理行政、刑事案件注意事项编辑成册，供各单位学习借鉴，同时分片召开了执法能力提升培训会，有力促进一线办案民警执法技能明显提升。同时开展示范引领工程，设立新城派出所、马坝派出所、国贸警务工作站、车管所4个公平正义实践站和20个示范岗，推动队伍不断向上。二是敦促民警守牢公平正义防线。为全局执法办案民警发放执法镜面手册，记录自己执法办案工作中存在的瑕疵，用这本执法“错题集”，敦促广大民警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执法习惯，永不止步的学习精神，不断助力全局执法规范化水平再上新台阶，在潜移默化中让民警守住执法规范化建设底线，和公平正义防线。二是倒逼民警养成公平正义习惯。每月评比执法先进单位和执法标兵，并开展执法优秀卷宗展评，通过专题培训、实战模拟、比武竞赛等方式，有效激发民警的“比学赶超”热情。为进一步增强队伍的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夯实为公平正义作贡献的纪律保障，深入开展 “五查五比”专项活动，让执法规范成为常态、公平正义成为习惯。

（五）强化改革引领，深化公平正义之源。“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确保公平正义更加全面深入，县公安局坚持共建、共享、共治原则，不断拓宽公平正义源头。一是探索“四中心”整合。今年1月份，县公安局提请县委县政府将县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涉稳联动指挥中心、12345政府热线服务中心、110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进行实体化整合，建成省内首家既管治安又管治理的县级网格化社会治理指挥中心，立足一张网格管治理、一个号码管服务、一个机制管联动、一个平台管指挥、一个体系管评价，实现“机构合并、职能一体、资源共享、服务高效”的目标，实现网格化社会治理水平明显提升、群众诉求解决满意度明显提升、不稳定事件处置能力明显提升、非警务警情化解成效明显提升的预期目标。今年6月初，全市政法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会在我局召开，此项改革做法受到市委政法委和其他县区的一致肯定，认为是源头做好公平正义工作的亮点举措。二是推进“数据赋能”工程。加快推进人脸识别系统建设，通过人脸自动比对和数据赋能提升关联查缉工作效能，并以此将县公安局大数据指挥服务中心建设成为信息整合“聚集池”、数据应用“大超市”，积极改革勤务运行模式，全面实行视频监控、情报研判与联网报警、接警指挥、路面巡防“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不断提高打击违法犯罪工作的智能化水平，让少发案甚至不发案成为可能，用实实在在的平安成果去拱卫公平正义。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树立“挖井不忘吃水人”工作理念，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中持续发力，不断细化举措、延伸触角、做优机制、提升质量，全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高标准建成全省一流的车管服务中心，全新打造省级模范出入境服务窗口和信访接待室。同时始终坚持走好群众路线，以百姓的满意为工作追求的目标，对各窗口服务项目进行逐一回访，收集群众意见建议，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高效整改，倒逼各窗口单位常态做好服务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全县公安机关窗口单位收到群众锦旗表扬信20余面（封），群众满意度始终在99%以上，真正实现了把公平正义的服务送到百姓的心坎上。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县委县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县人大及各位领导和社会各界、广大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在此我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二、存在的不足

在汇报成绩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仍有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日常执法仍有瑕疵。目前我局万人警力数远低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队伍平均年龄接近50岁，由于常年超负荷工作，民警正常休息都得不到保证，普遍感到心理压力大，多数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不少民警积劳成疾。因为人少事多，我局民警平均执法量位居全市前列，导致忙中出错，出现执法问题，甚至引发投诉。

（二）队伍管理仍有盲区。我们队伍中极个别民警和警辅人员做事不讲规矩，对从严治党治警的形势认识不清，对上级部署置若罔闻，对工作指令阳奉阴违，甚至执法犯法，利欲熏心，一步步滑入直至走向违法犯罪泥潭，最终不能自拔。

三、下阶段工作重点

（一）坚持打击与防范并举，让公平正义更有品质。我县刑事案件连续3年降幅超过10%，由最高峰每年超4000起降至去年2640起，防范工作功不可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坚持做强打击犯罪这一主业，激发了打硬仗的斗志，提升了打胜仗的能力，也从源头摧毁了影响治安稳定的祸患，让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力度，围绕宣传更有力、发动更深入、排查更细致、打击更精准的要求，对黑恶势力“保护伞”必须一查到底，巩固扫黑除恶成果；时刻紧盯“黄赌毒” “盗抢骗”“食药环”、涉枪涉爆、通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更加注重追赃挽损；在防范层面，要开展专业化、规范化、常态化大巡防工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提升见警率、盘查率、抓获率，降低发案率；同时以国贸警务工作站为依托，提升突发事件“135”快速处置能力。让公平正义有分量、有力量。

（二）坚持传承与发展并举，让公平正义更有智慧。当前，因为我县警力严重不足，民警工作压力与日俱增，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更好地为公平正义主题活动作贡献，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实战引领、科技支撑，进一步加强科技信息化手段运用，努力实现警务工作由传统向智能转变。今后，我们一方面扎实推进数据赋能攻坚行动和移动警务建设，通过建立“信息采集一网通”系统，在全省率先打通“一标多实”系统和居住证、场所行业之间的信息壁垒。另一方面按照“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的建设目标，对全县视频监控进一步补盲升级，加强人脸识别、动态人像卡口、高点鹰眼系统应用，扎实推进“雪亮工程”和“智慧技防”，深入挖掘“盱眙警务协作区”“两提两知”品牌新内涵，把“四中心合一”这个改革项目做实做强做亮，最大程度分流非警务警情，服务社会治理和警务实战，提升群众满意度，通过智慧元素让群众更便捷地获得公平正义。

（三）坚持提质和增效并举，让公平公正更有内涵。执法规范化建设是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我们将进一步狠抓执法源头监管，强化执法全履盖、全流程、信息化监督，加强执法制度执行和执法过错追究，持续通过执法镜面手册、公平正义法制讲坛和竞赛、专题汇报会等载体提升执法工作质量，将执法规范化建设打造成公平正义的主阵地。从今年6月份开始，在全局范围内举行“我为公平正义作贡献模范所队及示范岗”评比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支撑，进一步提升全局各单位和全体民警在主题活动中的担当意识和奉献精神。同时将更加注重从群众信访事项中发现执法不公等问题，严查各类失察失责情况，为全局公平正义主题活动提供强大纪律保证。持续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提高行政审批 “最多跑一次”和“不见面”项目占比，大力推行“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在审批服务、网上服务、窗口服务上做文章、求实效。持续推进公安“微警务”平台建设，拓展服务项目，优化服务体验，不断提升“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水平。同时，县公安局敞开大门抓整改，着力解决群众关注度高、反向强烈的问题，大力整治行车难、停车难问题，全力维护生态环境、群众饮食和用药安全，让公平正义与群众生活紧密相连。